马一浮设书院的想法，早在1912年与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促膝谈心中就提出来了。马一浮对蔡元培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然而，马一浮的这个建议，蔡元培又以时间尚早而搁置。
马一浮辞谢回杭后，仍向往和追求儒学书院式的教育，并于同年自费考察了南洋群岛（今之新加坡）。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以兴儒为宗旨，倍加赞赏。回国后，由于当时国内绌儒的氛围和学校废止经科，便一概谢绝来聘。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讯中，流露了愿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的书院讲学的想法。这个愿望由其弟子辗转传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得到了认可。在成立书院董事会后，书院董事会于1939年３月间正式聘请马一浮为复性书院主讲，总持讲学事宜，实现了马一浮长期追求的愿望。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要求，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在与政府的接谈之际，马一浮提出三项先决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一一赞同。蒋介石、陈立夫明确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并拨开办费3万元，月给经费3千元。1939年1月底，马一浮总算接受条件赴川应聘。
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古称嘉定）乌尤山的乌尤寺，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的江中心，风景绝佳。山上除乌尤寺外，尚有“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并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而学生，则规定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书院很讲究礼仪，马一浮认为，讲学是一件大事，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故不敢不敬。书院在正式讲学前，举行了隆重的开讲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并将尔雅台前的旷怡亭扫除清洁，再将鲜花一束置瓶内虔诚肃穆地放置讲桌上，待讲时既到，学人齐集，然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复兴书院从1939年9月15日开始讲学，到1941年5月25日停止讲学时止，前后共一年另八个月。之后，书院就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马一浮对书院的建立，是满意的，并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对书院的成就，亦是满心喜欢的。他曾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拉图学园，只成就一个亚里士多德，亦足以继往开来，为西方哲学宗师。”
1946年5月，马一浮回到杭州，暂时借西湖葛音山庄为临时书院院舍，继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卖字刻书，以维持书院继续支撑下去。虽然生活非常拮据，马一浮却仍然不想结束书院，中止刻书。直到有一天，因政府的币制改革失败，导致金圆券大跌，马一浮才彻底放弃了维持书院的生活。为“存先民之矩镬，贻后学之津梁”，马一浮将书院改作智林图书馆，负责保管流通，纂辑丛书。
第399节
日期：2009-10-0112:37:49
浮生
马一浮原名福田，此后他历次更名为马忧生、马耕余，到后来用马一浮或马一佛，其心境之悲凉可见一斑。
1893年，马一浮的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一日，为考马一浮学业，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诗，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他母亲听后高兴地说：“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没想到的是，这首诗竟成了马一浮一生坎坷的先兆。
马一浮曾经历过从三姐、母亲、二姐、父亲、妻子接二连三地死去的惨痛，大姐出嫁后，他们一家七口（还有一个终身未嫁的姑姑）仅几年内、转瞬间就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了！
亲人们接二连三离他而去，马一浮的身影越来越孤独。他曾说，“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
抗战期间，丰子恺向马一浮感慨，自己此生命运无常，又遇战乱，马一浮讲了一句：无常即有常。出门以后，丰子恺越想越塌实，好象能坦然面对苦难的人生了。
1944年，马一浮作了两首诗送给丰子恺：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清河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日期：2009-10-0220:03:38
伤恋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绍兴县试中马一浮以名列榜首的成绩名声大噪，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榜。少年英才，自然为众人瞩目。浙江名士汤寿潜，民国时期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读过马一浮的文章后，大为赞赏之下，便把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给他。
这时，马一浮的父亲正患病卧床，需要冲喜，经双方家长同意，就提前办了喜事。于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16岁的马一浮娶汤孝愍为妻，开始度过他生命中明朗却短暂的美好时光。
婚后，夫妻感情甚笃。这位汤小姐，比马一浮大—岁，虽不识字，但深懂闺训，她服侍有病的公公至孝，对丈夫体贴入微。但素有爱国抱负的青年马一浮，在当时“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渴望追求新知。他他耐心教妻子识字读诗，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
不久，马一浮就辞别瘫痪在床的老父和新婚燕尔的妻子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直到1900年底，因父病日益沉重，才匆匆回家探望。翌年三月，老父与世长辞。
1901年11月，料理完后事，马一浮再次告别妻子，到上海游学。在此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广西的马君武，也结识了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如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洪允祥、林同庄等人，尤其和外语基础特别好的马君武、谢无量志同道合，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社，译介了斯宾塞等西方名人名著，内容涵盖文学、哲学、政治、社会学、教育史等等，试图借西学新知，唤起民众。
就在此时，马一浮突然接到家乡电报，得悉妻子病危，于是夤夜动身赶回家乡。由于交通不便，经过两天两夜才回到家乡长塘。谁知幽明永隔，亡妻已经停棺在堂。
马一浮的当时肝肠俱碎，他真的不敢相信妻子就这样飘然的离诀了人间。他在妻子灵柩合棺前的整整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不吃也不喝，不哭也不闹。他只是轻轻握住了妻子的手。家人都恐怕马一浮是因为悲愤过度而变得痴呆了。后来，在妻子下葬入土的数日之后，马一浮坐在自己物是人非的清冷的屋子里，方灵魂回窍般地嚎啕大哭起来。
妻子汤氏的病逝，马一浮哀痛之余，还有更多愧疚。他曾作《哀亡妻汤孝愍辞》来寄托自己的深切哀思：“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此后数十年，马一浮一直未娶，孑然一身地漂泊在乱世之中。对于这一点，马一浮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岳父汤蛰先先生逝世之后，妻子的哥哥汤孝佶先生诚恳地向马一浮先生表示了父亲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的苦待自己了。
当时，一些世伐大户人家的女子，对于声名如日中天的马一浮存了一份幽微的爱慕之情，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给马一浮。可是，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一封信。云：“浮德非虞鳏，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马先生此信一经刊登，喧嚣而上的议论立即就雨晏风清了。
日期：2009-10-0314:48:23
佛缘
马一浮曾改名“一佛”，努力读三藏十二部经典，杭州的“文渊阁”就在西湖边，那里珍藏《四库全书》，马一浮也经常到那里去阅读，被人称为“无书不读”的人。他以儒家的“理事双融”与佛家华严宗的“四法界”相融合，提出“儒佛互摄”说，认为“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议异应，声句殊施”，“故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列二”。
马一浮发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学会”，广交高僧大德，相互切磋佛理，杭州各大丛林的方丈都成了他的座上客。
马一浮德高望重，许多佛教人士都有请他写传记、塔铭，如《虎跑寺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楞严正脉科会序》、《唐高僧鉴真法师赞》、《重刻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序》等。他的佛学专著《法数钩玄》，内容丰富，阐释精当，影响深远。
20世纪之初，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与在上海游学的马—浮相识。10余年后，李叔同来到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由于两人都是书法名家，又喜好中西音乐的原因，李叔同常去杭州城内的延定巷，向正在那里住着的远谢时缘专研佛学的马—浮请教。李叔同从马一浮那里请了不少经书回来阅读，后来又发心开始素食，在住房里供起佛像，屋内终日青烟袅袅。李叔同跑到虎跑寺山里断食，回来后更加深研佛法，仍然跟马—浮谈佛论道。
第400节
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曾写过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往：“我的艺术科教师李先生，似乎嫌艺术的道力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区去断了17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天，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马先生。我跟着李先生走进这陋巷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应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他们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的话，只是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
马一浮得知李叔同将在七月落发后，准备九月受比丘戒的消息时，马一浮亲自介绍并陪送弘一到灵隐寺去受戒，并向弘一赠送明代藕益大师《灵峰毗尼事义集要》、清代见月律师《宝华传戒正范》两本书。弘一后来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序中说：“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华传戒正范》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可见马一浮对后来深研戒律的弘一法师的深刻影响。
1928年，弘一将撰写的《五戒相经笺要》30部寄给马一浮。马一浮以为“垂诱之切，敬谢无量，曩时奉对”。弘一曾向马一浮表示，希望得到一部《清凉疏钞》，马一浮多方打听，寻求后，立即予以奉赠。他在通信中常有“俗中忧忧不可言，伏维道体安隐，少病少恼”之语，相互间的关切心神交会。
1930年夏，弘一法师自感“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以为“皆老之相”，决定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但他仍不忘马一浮，托夏丏尊转交石图章一包，“向马一浮致诀别之意，说今后不再通信及晤面矣。”马一浮理解弘一法师专心念佛，愿早生西方心情，连称难得。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逃难途中，忽接弘一法师来信，知道弘一殉教的意志，感慨万千。他将来信抄示友人，称赞“此老为法忘身，真有古德风范，不愧为吾老友!”值弘一法师六十初度时，马一浮写诗致贺：世寿迅如朝霞，腊高不涉春秋。宝掌千年犹驻，赵州百岁能留。遍界何曾相隔，时寒珍重调柔。深入慈心三昧，红莲化尽戈矛。
李叔同与丰子恺师徒曾做《护生画集》，出版时，师徒二人都想到请马一浮写序言，马一浮在序言中提出“护生即护心”的观点。1938年2月，丰子十岂作护生画二二集时，马一浮指点说：“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在中国文化界弓起极大震动，马一浮挽诗：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祗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1954年1月10日，弘一法师舍利塔在虎跑寺落成，马一浮为塔身题写了“弘一大师之塔”六个篆字。并作《虎跑礼塔诗》曰：“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日期：2009-10-0412:07:27
性情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邀请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学长，被马一浮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而婉言谢辞。
军阀孙传芳在自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时，曾慕名去拜访马一浮，马拒绝接见。家人惧怕孙传芳的权势，对他说：“可不可以告诉孙传芳你外出了？”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下不了台。
新加坡广洽法师对马一浮极为敬仰，见马一浮自奉甚俭，每次回国时总想送点钱财以补其不足，但马一浮却笑着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
搞战期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住了6年，办书院，收弟子，著书立说。国民党权贵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排声豪华，孔祥熙派人找马一浮替他母亲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转地拒绝了。孔祥熙不死心，再派人央马一浮写墓志铭，并许以黄金若千两为酬劳。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马一浮入川办书院，到重庆后，受到了官方的隆重接待。蒋介石亲自宴请，宴会结束后，还特意把马一浮拉到一边，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蒋介石不禁愕然。马一浮终不愿为“帝王师”，卷入政治漩涡中，所以很快又将话题转到书院事务上，蒋介石当即允诺，拨款三万元作为建院基金。
王伯尹是书院的高材生，人很聪颖，懂诗道，向马一浮请益达十载。而马一浮则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他改诗，直至该生病重前的最后一首《秋阴》。王伯尹去世后，马一浮很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一首以志怀念。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
马一浮写字卖字有很多规矩。给人写字，不喜欢加题上款，如必需上款，则润资加倍。他卖字，有5个“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征启，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此外，无介绍不书，立索不书，书画碑帖的题跋不书。别人作了诗请他书写，皆以一首为限。
1953年9月，政协全国会议上，梁漱溟因与毛泽东见解不同而发生“廷争免折”，而梁在会上顶撞毛主席后，坚持己见，毫不认输。一连三天，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周恩来见事急迫，即致电上海找沈尹默先生，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婉劝梁先生检讨，以保护梁先生过关。但马一浮先生却断然拒绝，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1958年，马一浮曾经为自己写下一篇《自题墓辞》：“孰宴息此山陬兮?谓其人曰马浮。老而安其茕独兮，将无欲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谓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从吾好而远俗兮，思穷玄以极幽。虽笃志而寡闻兮，固没赤而怨尤。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1963年，马一浮将自己历年所作书法精品357件（册）献给国家；转年，他又将自藏的惟一一张宋画献给国家。
马一浮曾对家人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马一浮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第401节
日期：2009-10-0515:25:27
仙风
钱穆说马一浮：“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
马一浮是西泠印社成员，自用印近百方都是亲手所治，典雅静穆，颇得汉人心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弟子姜心白的帮助下，马一浮携万卷藏书离开杭州，避兵桐庐。丰子恺也率领全家，径直投奔桐庐马一浮。不久，两家人就在相距不过一里地的地方各自安家。出于对马一浮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拜，丰子恺几乎每隔一天就去拜访一次。虽然正值隆冬时节，太阳却是暖融融的，风也并不寒冷。丰子恺一般是上午到马一浮家拜访。每到这时，如果天气晴好，马一浮就会拉他同门人王星闲到竹林边晒太阳。“童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沙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马一浮也放下水烟筒，拿起一支香烟来抽，他那“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很多年之后，丰子恺都念念不忘当初那么诗情画意的“桐庐负暄”。
丰子恺曾说，马一浮先生是“中国书法界之泰斗。”马一浮的书法诸体均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行草得益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高古清雅，瘦硬遒劲，富有书卷气和山林气。
日期：2009-10-0611:09:16
逸事
马一浮人比较矮，但脑袋特别大。他平时不戴帽子，有一年初冬要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为了保暖，家人想给他买顶帽子，可跑遍杭州竟找不到他戴得下的大号帽子。
1903年，马一浮遭遇失怙丧妻之双痛，远游国外，先是美国，后是欧洲。早在出国前，他就听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而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带病到“约翰书店”涉猎书刊，竟被他买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本英译本马克思《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
回国时，马一浮又买了一本德文版，结果英文的那本送给了好友谢无量先生，德文的送给了上海“国学扶轮社”收藏，他还建议将之翻译出版，所以有人说他是把原版《资本论》传入国内的“第一人”。
上海“国学扶轮社”解体，人去书散，马一浮赠送的那本《资本论》流落上海书肆不被人识，恰好也是马一浮先生的好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人物马君武先生在书摊发现了这本奇书，并且发现了马一浮读该书后的题跋，于是赎回转赠于马一浮先生，物归原主，适得其宜。再后来，抗战中马一浮先生往浙江大学执教，遂将此书赠与图书馆；解放后院校调整，浙大分家，文科书籍大多归杭州大学收藏，马先生所赠之《资本论》也就成了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压库之宝了。
《竺可桢日记》1950年7月有段记载，竺先生从中科院历史所的向达先生处获悉，马一浮先生不独阅读过《资本论》，且有阅读笔记，有一册《读马克思资本论》他也在解放后赠给了浙江大学图书馆。
1905年，汤寿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在旅沪浙江同乡会（此会是清末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基础）支持下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由于当时杭州拱辰桥是日本租界，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因此汤寿潜最初把沪杭铁路终点站定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拱辰桥。一天，马一浮到岳父家作客，汤寿潜见爱婿从欧美游学归来，道德文章颇有建树，名气很大，便把铁路图纸交给他请他参议。谁知马一浮看后却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这是为啥？”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便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不但不以马一浮撕图纸为无礼，还按他的方案把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在羊市街北端城内即今天的杭州城站建了一个终点站。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大学讲学。他的课程时间也十分特别，不按常规分星期，而是固定在每月的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风雨无阻。因为“五”是《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数，马一浮以为能够体现儒家的中庸之义。一个学期后，战火波及赣北，浙大又迁往广西宜山，马一浮在宜山继续了一个学期的讲学。后来这两个学期的讲稿遂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出版，影响了几代学人。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楼达人与马一浮结识多年。有次问他：您是佛学家，又点化李叔同出了家，可您自己又为何留居尘世？他哈哈大笑说：这是因为我六根未尽。
熊十力到杭州疗养。他听说马一浮游学美、英、德、日诸国研究西方哲学回来将治学重点转向祖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也即六艺，曾借住广化寺青灯黄卷三年之内足不出户尽读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卷时，便很想见见马一浮。他回忆二人结识的过程：“马一浮清末就很有名气。我既然在杭州，就很想见他。但是找这个人介绍不肯，找那个人介绍拒绝。这些人的意思是说，马一浮谁也不见，他还见你！不得已，我自己写了一封信并附著作，直接找马一浮。很久得不到消息，我就很气。……终于有一天，马一浮来了。我就说，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说：‘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从此，熊十力就把马一浮视为知己。
马一浮、马寅初、马夷初（叙伦），人称“浙江三马”。马一浮讲宋明理学，兼通佛理，在西湖筑居；马寅初为经济学名家，当年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宋以谢国人”，被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同异之地，囚此一马，也算佳话；马夷初讲老庄，据说当年在北大讲中国哲学，以庄子《天下篇》为教材，一一加以笺注，引申发挥，一年之中，只讲此一篇，遂有“马天下”之称。
第402节
日期：2009-10-0713:47:16
颖悟
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书香门第，幼年时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过目成诵，在当地有神童之称。他8岁初学作诗，9岁就能读《文选》、《楚辞》。
九岁时，父亲为马一浮聘请了当时颇有声望的举人郑墨田来家里教他读书。可是没过多久，郑先生就坚决请辞。父亲以为儿子少年玩劣，不听教诲，惹老师生气。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学生天赋异禀，才智过人，老师自愧无法胜任，不想耽误学生前程，才自动辞教。
老师走后，父亲偶尔亲自教导马一浮读书。但更多的时间是马一浮自学。从此，马一浮夜以继日，广阅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基。
1898年，15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时称会稽）县试时，名列榜首，远在同考的周树人、周作人昆仲之上（周作人34名，周树人37名）。考试题目是要大家摘取古文语句，拼凑成文，要求文章写得自然流畅，宛如笔者自撰，没有依傍痕迹。这种集句成文，古文根底不厚者很难做到，故可见马一浮古文功底之深厚。
在后来一次出国考试中，马一浮又一次和周树人同进考场，马一浮依然名列第一。
日期：2009-10-0713:53:02
茶趣
作家何满子先生曾作如此评价：近人品茶鉴赏最精的，唯马一浮先生。
马一浮久居杭州，晚年定居花港观鱼蒋庄，附近就是驰名中外的龙井茶叶产地。他喜欢龙井茶，每当新茶上市，友人常送些请他品尝。但他最爱喝的却是远在数千里之遥的云南沱茶。
一次，友人从云南带来沱茶，介绍说：沱茶为普洱茶之一种，色褐微红，光泽洁润，味香而醇，饮之具有一种深沉隽永的韵味。马一浮试之，果如所说，经过几次品尝，便对沱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相比之下，龙井茶太谈了。云南沱茶杭州无供应，购买便成了难题。开始时，由友人从云南带来，数量虽不多，但胜似雪中送炭；后又托人买一些。但天天喝茶，托人在云南购买，实在是“远茶难解近渴”。马老的亲属汤彦森先生，十分着急，到处打听，终于发现在上海一家特产商店有售。有了茶，选用茶具就成了大事。
古人很注重烹茶工具、炊具，且对于茶具制作，已有巧夺天工的工艺水平。于是马一浮模仿古人，或自制，或选购，操持了一套很有艺术价值的茶具。譬如茶炉，他选用上等铜材，聘请能工巧匠，打造了一只体积小，形体园，比排球略大些的小茶炉。还有炖壶，用粗砂烧制，烹茶味纯，绝没有铁锈味道。但最讲究的茶具，当推泡茶用的紫砂壶了，由马老亲自订做，宜兴名家选用标准紫砂泥，按照传统工艺，精心烧制而成。这把紫砂壶，形状古朴，质地细腻，盖如南瓜蒂，上刻一联云：汤嫩水清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长。马一浮的整套茶具，小巧玲拢，富有艺术性。比如拔弄炭火的小火钳，铜做的，只有常用火钳的一半大小；他用的小茶杯形同玩具，只比北方酒盅稍大些，也很具观赏性。这套茶具，马一浮用了几十年，十分珍贵。可惜十年浩劫中已经不知去向，实在遗憾。
煮水的火也有讲究。起初，马一浮用木柴烧茶，烟熏火燎，污染水质；后来改用煤球，仍有黑烟乱窜，水味不纯。一段时间之后，马一浮研制成了一种优质小炭饼，做法是：挑选上等木炭，捣碎加水拌匀；再用木板做成许多小木模（月饼大小），把木炭泥装入其中，待干燥后取出即成。这种“小炭饼”无烟无臭，火缓而稳，既不影响水质，也不污染空气，烹茶最为适用。
马一浮把烹好的茶沏好之后，常常是自斟自饮，闭目养神。他品茶时，往往把诗与禅联在一起。例如，他读卢仝“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句，要说声：“这是道家境界！”他读范仲淹的：“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时，也会说声：“一派仙气”。读到金田和尚的诗句：“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便认为：“这和尚正探求佛理。”但又评说：“若就诗的意境而言，金田和尚比卢、范二位差之远矣。”
马一浮饮茶，有的习惯，令人发笑，例如紫砂壶中的“茶锈”（实是“茶垢”）他美其名曰“茶山”，虽然已经发黑，甚至很脏了，却从不洗涤，仅每天早上用清水冲一下算数。有人问过此事，他说，有了茶山，水更清，味更纯，如此而已。
日期：2009-10-0812:34:59
仰止
马一浮和李叔同相交数十年，他们除了谈佛论道，在书法、琴艺方面也多有来往，但两人谈论最多的还是佛学。在这方面，李叔同虽然年长一些，却一直视马一浮为老师。马一浮受杭州海潮寺之托，邀弘一主持“佛七”，弘一法师应招前往，当马一浮主讲《起信论》时，弘一法师仍然像学生一样侍立末席，专心听讲，从不缺席。
从竺可桢日记中看，为了礼聘马一浮前来讲学，竺可桢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仅多次登门造访并托人劝驾，请他前来讲学，还准备在校外选择地点，让学生到其寓所去听课，以满足他提出的“登门请业”之要求。遗憾的是，由于马一浮始终不能通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对此，竺可桢自认为“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与此同时，马一浮也给他留下了“学问固优，世故欠通”的印象。
马一浮想在风景优美的桃源胜地办一个书院。对马一浮仰慕已久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想法后，大为支持，很快就以行政院的名义向马一浮提出了办学邀请，并划拨了一笔办学基金。马一浮提出了一份《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力图主持一个完全由他个人意愿设置的纯学术的书院。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在重庆亲自接见并设宴款待了马一浮。
马一浮等人办复兴书院，从重庆到乐山颇为风光，当局特意安排大汽车迎送，当地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解放初期，陈毅到杭州拜访马一浮，当时马一浮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毅怕打扰马一浮休息，便站到屋檐下伫候。过一会儿下起了细雨，待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陈毅的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马一浮为陈毅的言行所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一起到西湖花港蒋庄专门拜访了马一浮。
1958年，全国大办工业时，浙江办起了杭州钢铁厂。这个厂建在半山区的马铃山附近，当时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造钢铁厂附属炼焦厂，这就得把安葬在那里的马家坟墓动迁。马一浮得知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周恩来总理从浙江汇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指示：“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这个指示从省政协传到杭州钢铁厂党委，于是修改了原先砍平山头的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感动，非常感谢周总理。
1962年马一浮八十寿诞，周恩来总理为了表彰这位保存与发扬国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在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批拨一万元专款作为马先生刻书的基金并以此祝寿。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马一浮，马坐主宾位置，毛泽东、周恩来分坐两旁。
晚年，梁漱溟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到杭州拜望马一浮的情景。梁漱溟尊重马一浮，“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梁漱溟与马一浮谈学时，自称后学。襟怀坦白的马一浮指出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的情景，使梁漱溟久久不能忘怀。临行，马一浮送梁漱溟两本木刻古籍：《先圣大训》、《旰坛直诠》。梁漱溟视为珍宝，一直藏在身边。
第403节
日期：2009-10-0911:15:54
长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时，马一浮也难逃厄运。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马一浮毕生收藏的古书名画被投进熊熊烈火，化成灰烬，他真是悲痛欲绝。幸亏当时负责花港保卫工作的同志及时报告省府领导，才省图书馆、博物馆人员赶到现场，从劫火中抢救出了一部分珍贵的藏书、文物、字画和手稿，得以妥善保存。
84岁高龄的马一浮被限期搬出蒋庄。那天晚上，他身穿单衣，久久地独自临湖而立，时而仰观星座，对天长叹，时而凝视湖面，低头沉思。当晚，他离开蒋庄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但还关心着屋外形势。
面对文革浩劫，马一浮写下：“语小焉能破，诗穷或易工。百年驹过隙，万事水东流。尚缓须臾死，因观毕竟空。栋桡方欲折，谁与问鸿蒙。”
当有人告诉马一浮，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在美院遭受非人待遇时，他连叹“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再不开口。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胃病加剧，马一浮抑郁成疾，一病不起。
1967年，马一浮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及至6月2日，胃病加剧，出血不止，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去世前，马一浮在枕边写下最后一首诗《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日期：2009-10-1012:54:03
评说
周恩来总理称马一浮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丰子恺评马一浮：“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印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弘一法师对丰子恺说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朱维铮认为，“马一浮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他主持复性书院，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连贺昌群辞去浙大教授，千里迢迢跑到乐山，助他实现办学理想，却以家臣待之，一言不合就挥斥而去，岂是‘有所不为’？由熊十力与他‘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更可看出此公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
日期：2009-10-1513:00:40
四十、叶公超（草稿）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诗人、学者，曾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
关键词：
性情、包容、傲物、名士、逸事、婚姻、情谊、知己、才情、教学
治学、立场、从政、罢黜、缘由、困境、晚景、顿悟、离世、评说
日期：2009-10-1513:02:58
性情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冯友兰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回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句话到了西南联大时依然在流传，但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
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中记录过叶公超的“懒”：“我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钱锺书传稿》中也说：“叶公超太懒”，作为学者，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柳无忌回忆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
叶公超曾师从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Frost)，但他从不炫耀。一次常风在叶公超家中发现了弗洛斯特的两本诗集，扉页上有弗氏为叶公超所书题赠。常风好奇地问叶公超，但叶只说当年在爱默斯大学上学时，弗氏也在该校任教，所以认识了。
据卞之琳说，叶公超离开暨南大学是因为他与校长郑洪年一言不合，就拍桌子辞职。
叶公超看人论物，不以圈子为重，能够超越党派之争，持公正之论。徐志摩是圈内的自己人，鲁迅是新月的仇敌，但叶公超偏偏认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
叶公超名士风范，他做所谓“外交部长”时，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
叶公超平生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记日记了。他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弥留之际，曾对身边的人说起：“我也不留照片，照片一到我手上，我就撕掉。”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叶公超的工作方法有时别人不理解。外交官考试，他是典试委员，复审时不看考卷，只给及格者都加一分，不及格者减一分。他的逻辑是这样干脆，拉大距离，便于取舍。
叶公超很守时。1950年进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担任速记的涂翔宇记得，每次院会，叶公超总是第一个到，喜欢在记录席上小坐吸烟，和议事人员聊天，谈笑风生，有时会大谈莎士比亚。
叶公超有时也很认真，一丝不苟，一次应一个文化机构邀请作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演讲，整整忙碌了两个星期。等到演讲时，预定的两小时将到，他兴致正高，人们以为一定完不了，没想到一到时间，他即戛然而止。他手持资料卡说：“我今天所讲的，还不及我准备的四分之一。”场中掌声雷动。
叶公超说：“我在外交部当过九年部长，从未下条子用过一个私人，一个亲戚，这是我平生因为快慰的事。”
晚年，叶公超经常参加各种文化、学术活动。1980年8月，“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在台举行，他已77岁高龄，还担任了文学组主席团的主席之一。1976年12月，他应邀担任张静二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口试主席。指导教授之一张捷按习惯提前一小时出门，到了会场，发现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叶公超早到了，原来他怕天母路远，上班时间车辆太多，总是让司机早早出门。张捷感慨：“叶先生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人物，守时一定也必是他的人生常则之一。”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级电召返台湾，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
有人问叶公超：“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1961年，叶公超被蒋介石软禁在台湾，只好以书法绘画消遣度日。叶公超称自己“喜画兰，怒画竹”，但他晚年画竹多于画兰。
1962年秋天，叶公超游野柳归途，想起十年前签订《对日和约》时，同事郭则生曾步当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诗原韵，寄诗一首给他。前尘如梦，往事如烟，他感慨万千，即以原韵写下了诗曰：“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归林倦鸟知安稳，照眼斜阳未觉残。欲借丹霞弥往辙，不因险乱心坛。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日本人想以高价买一幅他手书的这首诗真迹，他坚决拒绝了。
1969年7月21日，人类登月成功，举世欢庆，叶公超却认为科学破坏了“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情，作七绝一首表示异议：“登月人归佳话多，何曾月里见嫦娥。举头望月明如旧，对月无言且放歌。”
叶公超70岁生日时，媒体报道他的生日，他有几分不悦：“我这回生日，过得太招摇了。各报都登了一大篇，这样不好，人家会觉得肉麻。”
《叶公超传》的作者符兆祥说：“叶公超为人爽直，又是为了某些问题，常常当面给人难看，过了不久，又会说那人的好话，足见他脾气虽然暴躁，心地十分善良。”
第404节
日期：2009-10-1612:43:18
包容
王之珍回忆说，学生都以和叶公超聊天为荣，“叶先生新婚燕尔，家住清华北院，窗明几净，花木扶疏。师生品茗谈天，不拘形迹，师生界限也就无形消失了。”
叶公超脾气很大，经常骂人，但是偶尔却也耐心极佳。1932年，叶公超让学生常风给《新月》投稿，常风告诉叶公超他不敢写。叶公超就带着利威斯的《新诗新评衡》和两本小册子找到常风，鼓励常风写书评。常风在叶公超的鼓励下，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请叶指导。叶公超很有耐心地为他修改，许多年后，常风依旧记得老师在“竹影婆娑室”为他修改文章、进行讲解的情形。
叶公超的学生梁遇春去世后，叶公超接连在《新月》上发表梁的遗作，并接连为梁的作品作序、写跋。
叶公超在课堂上脾气暴躁，但课下却没什么架子，经常主动与学生打招呼。刘重德就觉得叶公超“为人随和，没有架子”。而卞之琳也回忆，他和叶公超熟了之后就经常去清华北院叶公超的住处拜访，叶公超总是热情接待，卞感觉他就像“完全卸掉了无形的脸上粉墨、身上戏装、口里台百”。
在南岳临大时，一次，赵瑞蕻和穆旦开诗歌讨论会，请叶公超参加。叶公超讲了诗与时代的意义，主张写新诗，还掏出“哈德门”烟来请会吸烟的同学吸。
叶公超经常往返于南岳和长沙之间，常从长沙带回与时局有关的消息，顺便帮同事办些事情，比如他经常帮闻一多带领工资，并将工资寄给闻一多的夫人。闻一多为方便，将自己的名章也交给他。他还给柳无忌带过衣物、书稿。
叶公超在香港时，学生李赋宁因为父亲李仪祉（著名水利专家）过世，从广州西安，路过香港，便去拜见叶公超。叶公超很慈祥地安慰他，并告诉他自己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悼念李仪祉的文章。李赋宁才得知那篇文章是叶公超所写，身为感动。
有人说叶公超“面冷心热”。有一位下属在一次社交酒会上喝多了，跟叶公超干杯时，出于善意劝他不要“恃才傲物”。此话一出，四座皆惊。叶公超马上对下属的夫人说：“××喝多了，等主客走后，你好好招呼他回去休息。”张群知道此事后，批评此人说：“你的话太重了，人家受不了的。”这位下属也觉得当时实在唐突，便找个机会向叶道歉。叶说：“我早就忘记了。”后来叶还委其以重任。叶死后，此公撰文大赞叶公超“一骨子豪迈坦荡，能容人”。
叶公超尊重下属，向别人介绍时又幽默：“×公是我的秘书，安排见客的秘书，也是我的上司，我的拐杖。”
在“外交部长”任上时，叶公超最反对人事活动中的不正之风，“八行书”(介绍信)飞来飞去；但他却为“使馆”内一位侍从多年的主厨认认真真写过一封推荐信。
蒋廷黻下飞机时，叶公超曾为他拎包；顾维钧下飞机时，叶公超曾为他接大衣。
1974年6月23日，“诗人节”前夕，“第一届中国现代诗奖”举行颁奖典礼，主持人余光中请叶公超为颁奖人。多年以后，当时去接他的青年诗人洛夫还记得，那一天细雨霏霏，通往天母的途中一片泥泞，山回路转，山腰上，一片青翠之中，“龙山拓园”在望。叶公超出来开铁栅门时，身后跟着两条如狼似虎的大丹狗，他的住处院子很大，花木茂盛，却疏于整理，阶前落叶遍地，有些荒凉意味。洛夫送他回家的路上，他问起诗坛现状、喜不喜欢徐志摩，读些什么书、有没有出版诗集等。
第二天，洛夫寄了一本诗集、一本评论集给他。半个月后他回信：
“洛夫吾兄：
天母邮递较慢，你的诗集《无岸之河》和评论集《诗人之镜》昨天才收到，多谢你。《创世纪》还未到。
前几天你雨中陪我回家，又告诉了我许多关于新诗的近况，都是我不知道的，好像上了一课，更多谢你。
祝你好
弟叶公超7月9日”
青年作家阮文达在《春秋杂志》写“阮氏春秋”，他很喜欢，主动送作者一幅字、一幅画。几年后，阮的《随缘随笔》出版，寄赠他一册，他马上回了信。可是他晚年记忆力大减，过了七八个月，他以为还没有复信，所以又写了一封信：
文达先生：你去年五月送我的《随缘随笔》，我于收到后，因一时忙于搬家，最近又在枕边发现，才想起还没有多谢你，盼你原谅。你也许不知道，我也是经常以你的专栏为调剂生活的读者之一，而感觉愉快者。多谢你的书，以后还希望不会忘记再送给我。
第405节
日期：2009-10-1714:51:27
傲物
叶公超自称做人的座右铭是：见大人则藐之。
抗日期间，叶公超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在伦敦发表了《西藏事件宣言》。《宣言》发表以后，宣传部电令停止发表，叶公超复电：“业已发表。”宣传部再电：“应予更正。”叶公超再复电：“不能更正。”不久，叶公超奉命返国。陈布雷特地到机场接他，并悄悄告之，蒋介石很生气，见面要小心应付。
这是叶公超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沉着脸问：“叫你更正，为何不更正？”叶的回答很干脆：“此事关系国家威信，是绝对不能更正的。”叶公超的直言让蒋深感惊讶。随后，蒋不再追问宣言的事，转而问起叶公超的工作情况。
叶公超到台湾后，担任外交总长，他最烦蒋介石的文山会海，尤反感开会查岗（签到）。一次在听蒋介石报告时，他愤愤地对同事说：“嗦嗦，又浪费我半天时间，”接着还用英语补了一句，“他敢拿枪枪毙我？！”
据说，叶公超遇到开会经常让别人去顶替。一次，在听蒋介石的报告时，叶公超无所顾忌他在下面跟同事发牢骚：“两个小时可以办许多事情，却一定要让我来浪费。”
陈诚是叶公超的顶头上司，两人互有芥蒂，叶公超对他多有不屑。1950年，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之后，拟建“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任主任。对于这个研究院，叶公超颇有微词。一次在饭桌上，叶公超当着陈诚的面直言：“研究院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了一件护身符外，看不出什么效果。”一句话把陈诚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好打哈哈。
陈诚说话喜欢引经据典。1961年，时任“副总统”的陈诚“访美”，与肯尼迪总统会谈，叶公超临时充当翻译。在会谈中，陈诚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话，让肯尼迪听得一头雾水，会谈气氛十分尴尬。后来，叶公超索性不拘泥于陈诚的原话，只根据其要点进行翻译，才扭转了会谈的气氛。会后，叶公超把自己不按句翻译的事告诉了部下。
在讨论外蒙加入联合国问题时，叶公超与蒋介石发生争执，叶公然骂蒋介石道：“他懂什么外交，连问题都搞不清楚！”
1955年，记者乐恕人采访叶公超时，叶公超说：“我是做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不是做的哪一个人的外交部长。我执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运用和决断上，我有我的自由，某某也干涉不了我。”“某某”指的是蒋介石。后来，乐恕人问他这句话可否引用时，叶公超无所谓地回答：“你引用好了，我不在乎。”
某“立委”在质询会上指责叶公超用人不当，质问叶：“什么样的人才能当外交官?”叶公超平时很烦此人，知道他有羊癫疯，回答说：“只要大学毕业，五官端正，不患羊癫疯的都可以当。”说完还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在外交部工作的人，都知道只要叶公超被蒋介石训斥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斥司长。与叶共事的政务次长胡庆育回忆叶公超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上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
叶公超说：“我一辈子脾气大。”。很多人都说叶公超：“他一辈子吃亏就吃在脾气上。”
叶公超很烦记者，一次，他对盯梢的记者下逐客令说：“叶某人也做过报纸编辑，做过夜猫子，且从不把‘高官大吏’看在眼里，也不做洋人的‘买办’，但我也看不起像蚊子似的紧追不舍的新闻记者，你就是那个蚊子!”一次，被熟悉的朋友“叮”得无法，就说：“我说，我说，只要你不写，我什么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