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嗜吸鸦片，上课时烟瘾上来便狂吸香烟解烟瘾，由于他边吸边讲，所以发音有时含混不清，上“《文选》选读”课时，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回忆说，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总是一身长衫。除了在早年的一张照片中身着西服外，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也从未改换衣装。刘文典的头发很多，有一次剪短了以后，他就随便“抹一抹”，从此也不再费心梳理，所以他留下来的尤其是晚年时期的照片中头发都是凌乱不堪、微微上指的样子。
日期：2009-07-1608:52:38
教学
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后，一心想聘请刘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几经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任北大教授，两全其美。由此可见刘文典当年炙手可热的程度。
当年考入清华的学生，“大一国文不选杨遇夫先生，不选俞平伯先生，也不选朱自清先生，而单选这位善解文字给人种种不同印象的刘叔雅先生。”
一次，刘文典上课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说：“先生能不能再大声点，后面的听不见！”刘问：“今天到了多少人？”答曰：“30多人。”刘说：“我上课，教室里从来不许超过30人！今天不讲了。”说完拔腿起身，拂袖而去。
刘文典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一次，他刚上了半小时便讲完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接下来要讲新课，谁知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正史月圆之夜，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到这日，皓月当空，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许多年后，宋廷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
第335节
刘文典对《红楼梦》颇有研究，经常被邀请作《红楼梦》的演讲。张世英曾谈到一个刘文典讲演的趣闻：“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红楼梦》，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刘文典曾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让考生对对子，并出上联“孙行者”，刘不以为意，照做，结果考糊了很多学生，一时议论纷纷，沸沸扬扬。
刘文典博闻强记，他上课时讲《圆圆曲》、《万古愁》两篇文章时，把明未清初的事迹如数家珍般的一一说给学生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许多典故。让学生“十二分”佩服。
一次，助教在一位学生的课卷上无中生有地添上了一个错字，当时这位学生深感不平，马上去找刘文典。刘看后气得摇头咂咀，回去与助教大闹一场。从此，这位学生所有的课卷都由刘亲手批改了。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对昆明进行空袭，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一向狂放不羁，上起课来也如是，一堂课他顶多讲三十多分钟与课程有关的内容，余下的时间就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无所不谈，臧否人物占其大半。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曾回忆刘文典上课时的情形：“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回忆刘文典讲《海赋》时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傅来苏在《是真名士自风流》一文中记载：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傅来苏回忆刘文典讲课：“开宗明义，讲清课题后，即不再翻阅书本，也没有讲稿或教案之类，即兴抒发，或作文字的训诂，或作意境的描绘。有时作哲理上的探讨，有时作情感上的抒发，引经据典，汪洋恣肆，忽如大江之决堤，忽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口渴了，端起小茶壶呷上两口，润润嗓子，讲累了，点燃一支烟，猛吸几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兴浓时，会击节而歌，无所顾忌。兴之所至，说文论诗，出口成章，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又是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次，刘文典讲李商隐的《锦瑟》，对于“锦瑟”是乐器还是“小妾”进行了一番考证。他认为“锦瑟”不可能是令狐楚（或其子）的“小妾”，因为李商隐不可能不顾及师生情谊或师兄弟的情谊。后他又说诗的“先”韵是“沉重的长叹而非意切的嚎啕”，一时来了兴致，边吟边感慨，下课铃响了，亦沉醉其中。而讲下节课的教授早在教室门外等候了。大概过了20分钟，刘文典的感情才平息下来，掏出怀表一看，“哦、哦”了两声，收拾书本，慢慢走出教室。
傅来苏等学生想弥补听课的不足，便大着胆子向刘提出，想看看他的教案。刘文典闻言，笑着说：“教案在脑中。”
刘文典开课“《文选》选读”课程，一年只能讲《文选》中的两三篇文章，每年开课又必讲《文赋》。这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说：“《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曾开设“《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庭筠、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课程。
吴晓玲在《忆刘叔雅先生数事》中回忆，一次，刘文典在基督教文林堂演讲，他解释《庄子》第二十七篇《寓言》中“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论，是诏‘天均’”的“天均”为“naturebalance”，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学生王彦铭回忆刘文典上“吴梅村研究”课时，到课的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但刘文典毫不在意，在教室桌旁的一把“火腿椅”（木椅，右侧有状若整只火腿的扶手，供笔记书写之用）上坐下来，照例先是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吸上一口，操着安徽腔：“今天我们只讲梅诗中的两句：‘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王彦铭说：“刘先生娓娓而谈，香烟袅袅，把我们引进诗情画意中去了。”
下课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王彦铭等同学将老师送回住处，刘很是感动，吟诵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王彦铭清晰地记得，“他那安徽腔普通话，微微摇曳，有时还带点颤音”。
第336节
日期：2009-07-1709:45:05
治学
1917年，刘文典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教授“古典文学”、“《文选》”“古籍校勘学”等课程。当时，刘文典革命的余热尚存，在“五四”运动中，他为学生充当“守夜犬”，并积极参与驱逐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运动，但随后而来的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和章士钊的下台，却让刘文典感到疲惫和失望。从此刘文典“告别革命”，开始沉入校勘古籍，潜心治学。
刘文典平生一直致力于古籍的校勘，他在在课堂上常对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共二十一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应刘文典之请，破例用文言文为其作序，在序中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此后，胡适又在自己的著作《中国思想史长编》中给予此书高度评价：“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此书出版后，刘文典一时在学术界声名大噪。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当时，胡适和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请，给青年人开过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的在书目中自然推荐了好友刘文典的这本《淮南鸿烈集解》。而当时对胡适所开书目嗤之以鼻的梁启超，在自己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也推荐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梁说：“《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同门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一书正式出版后，特意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并将此事写入日记。
刘文典点校《淮南子》时，曾致信胡适道：“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该书在学界引起轰动，十年间曾重印三次。二十五年后，刘文典重新点校的《淮南鸿烈集解》刊行，此书在原书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二十多年读书、教学中遇到的新材料、新思考。
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需要查阅《道藏》典籍。刘文典闻说北京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道藏》一部，于是，他请朋友帮忙，始住进白云观，得以翻看此典。他在白云观潜心翻检《道藏》，平日足不出户，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患上极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养息调理了半年方才渐渐好转。
刘文典常通宵达旦地看书，常常鸡鸣时上床，到第二天下午一两点钟吃早饭，其著作多在夜间完成。夜间读书时，常茶、烟相伴。他的著作有一部分被老鼠啃坏，成为其终生憾事。
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回忆也曾回忆他夜间写作的习惯。他为了能静心研究学问，总是在夜里九、十点钟才开始看书写作，一直读到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从来不吃早点。到了中午，饭做好后，夫人张秋华负责叫他起床，并把他“领”出房间。刘平章说：“有时他还朦朦胧胧的，我母亲给他夹菜，他看也不看也就吃下去了，他不是那么重视外表饮食这些学问以外的事情。”
据刘平章介绍，除了在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上富有建树外，刘文典还精通英语、日语、德语，平时博览外文书籍，因此对国际情况形势也十分熟悉。他曾写过多篇文章，分析当时的环境形势，从今天看来都具有极高的政治远见。刘文典还对医学颇有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新思想。
傅来苏一次为刘文典收拾书本时，无意中看过的刘所读的自己著的一本《庄子补正》，他在书页的空白处用蝇头小字密密工整地作了许多眉批注释，其中还有外文。傅来苏与同学都为刘的治学严谨赞叹不已，看来老师确实做到了他所说的“一字异同，必求碻（同‘确’）诂”。
刘文典收藏有许多古籍，其中不乏孤本、善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独自南下，他写信给夫人张秋华，让她到云南与自己会合，并嘱咐张一定要将自己的藏书带来。张秋华带着孩子和四大箱书，一路颠簸，最后由于书籍实在不便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刘的学生处。日军占领香港后，这批书被掠。抗战结束后，他得知日本将归还掠夺的中国书籍时，异常高兴，但结果却让他失望。直到去世，他依旧在找自己的藏书。
刘文典去世后的1961年，刘平章曾向周恩来反映此事，但总理办公室答复称：“鉴于中日关系尚未恢复，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半个世纪后，刘氏后人终于得知，刘文典的藏书日本早已归还，但是，当时正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藏书到底现在在何处，却始终不得而知。
于丹的《〈庄子〉心得》参考文献中，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位列第二，而位列第一则是《庄子》。
日期：2009-07-1709:46:11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语不择言”。他曾自称“狸豆鸟”，因“狸”、“刘”二字古读音相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所以“刘叔雅”便是“狸豆鸟”。因刘喜自谑，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说了五个字：“观世音菩萨”，学生不解其意，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马逢华曾回忆刘文典演讲《红楼梦》的情形，有一次，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演讲，演讲地点原定在西南联大的一间小教室中，后因前来的听众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到教室前的广场上去演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而另一位学生则记下了刘文典对此四字的解释：“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发现学生用参考书后，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日期：2009-07-1810:01:09
逸事（一）
刘文典在白云观潜心研究《道藏》典籍期间，因日子实在太清苦，便忍不住趁着道士们不注意时，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道士们当场“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刘文典在白云观居住时，观里来了个人，拿着旧报纸包的诗集，闯进房内说：“我的才太高了，所以很苦的。这是我的诗集，诗好得很……你细细读罢。”刘文典颇觉好笑，于是低头假装看诗，来人继续发表高论：“我最好哲学，现在研究佛学和写字。我是以哲学为方法，政治活动为目的，政治也是我的唯理哲学的一层。”来人兜了半天圈子才切入正题，说想讨一笔旅费回乡，铜子票和铜子都不嫌弃，并说：“我是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我的才学所以能如此的成就，也就是这个道理。”刘文典强忍住笑，将自己的零钱全部给了他。他点完钱，坚持要把诗集留给刘，供他晨昏拜读。刘文典再三辞谢，他方肯收回。临别时，此人一再说，其实你应该好好读读我的诗，不可专做那校书的枯燥活计。走到门口时，他忽然想起还没拜会观里的道长，说：“宗教哲学家不可不见见宗教家。”刘文典赶紧拦住他，说老道们什么也不懂，当不起您这样大学者的拜候，才把他打发走。
1918年，陈独秀曾作《有鬼论质疑》一文，有个叫易乙玄的马上写了一篇诘难陈独秀的文字《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刘文典看到易的文章后，对陈施以援手，作《难易乙玄君》进行反诘。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刘文典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香山某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借阅。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认识，特准他借阅，并向他说明借阅的规则，刘当即允诺。
第337节
老和尚离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不一会儿，刘觉得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书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书掉在地上，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便打。刘文典一面道歉，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
刘后来回忆此事说：“他是用扫帚苗子打的，若倒过来用扫帚疙瘩（把子）打，我可惨了。和尚见我甘心承受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曾在清华设素斋招待。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被称为“卯字号”。巧的是，这里还真有过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被称为“老兔子”；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都为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则是“小兔子”。
周作人回忆：刘文典最不喜中医，尝极论之，备极诙谐溪刻之能事，其词云：“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般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文典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是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之间去卖身去罢了。”
张中行回忆，一次上课，不知说起什么，刘文典忽然慷慨激昂，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比如说有人坐车，有人拉车。学生们都奇怪地说，刘教授怎么从“出世”忽而转为“入世”了。下课以后，有些学生看见他走出校门，上了一辆人力车，他坐上去后，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正是那“坐车”的人。
日期：2009-07-1810:02:27
逸事（二）
刘文典长子病逝后，对幼子极为钟爱，上课时便把他带到教室，讲课时，孩子就坐在他身边，但因孩子小，总是吵闹，此时，学生们便凑钱给他买糖吃。一次，孩子坐不住，到教室外面抓蝴蝶，刘文典见了，忙叫“快回来”，当时学生们正听的入神，刘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突然穿插这三个字，实在无法理解，因为出现的太突兀了。
刘文典生活上素来糊涂，他独自到蒙自后，请了一位男佣照料自己的生活。一年后，夫人张秋华带着儿子来到云南。一天，张秋华去市集随意买了点云南的蔬菜，回来烧了几个小菜。刘文典尝过后，惊讶地问：“这菜是哪里搞来的？”张回答说：“就是集市上买来的当地蔬菜。”刘文典听罢感慨道：“没想到云南竟有这么好吃的菜！”原来，男佣为了图方便，只给他做煮咸鸭蛋、蒸鸡蛋，他吃了一年多，竟不知云南有新鲜的蔬菜。
在昆明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教授们都过的非常艰苦，刘文典亦如此。当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也在昆明，他和刘文典既是同乡，又是远亲，二人性情也相投，所以市场接济刘。刘文典“难以为炊”时，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给李。李便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
解放初期，李广平被逮捕。后虽经排查排除怀疑，但要求有人担保才能释放。刘文典知道后，借了云大校长的小汽车去监狱接李，他对监狱的负责人说，李广平是我看着长大的，无任何问题，若保释后出任何问题由我负责。办完手续后，他将李接到云大。
到蒙自没多久，一天傍晚，刘文典沿着蒙自的南湖湖堤散步，走到来到一个村庄时，正巧碰见一个农夫打老婆，妇人除了号啕大哭之外，并不还手。刘文典实在看不过去了，便上去劝阻，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理会他：“我打我婆娘，与你何干！”刘极为恼火，抬手给了农夫一记耳光。男子猛遭“突袭”，愣了一下神，看了看刘，以为刘颇有来头，越想越怕，拔腿就跑。谁知，先前被打的妇人却不依不饶，冲过来一把揪住刘的衣领，拉着刘质问为什么要打他男人，并恶语相向。弄得刘很是尴尬，幸亏村里一些明理的人迅疾走过来，上前解了围。刘文典想起这些往事时还忍俊不禁地说：“没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日机空袭，刘文典常常要跑“警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所堪告慰于老友者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
刘平章回忆，他们住在昆明龙翔街七十二楼新宅的时候，有一次昆明突然防空警报大作，一家人赶紧跑出屋外，不一会儿寓所就遭遇敌机轰炸，屋顶被炸了大窟窿，家里的衣物、书籍、手稿被炸得到处乱飞。夫人张秋华看了，心疼得眼泪直掉。
炸弹不长眼，所以跑警报是日常的功课。吴宓于194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晨，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陈寅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小虹山）后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宓方入寐，恪坐宓旁。是日读《维摩诘经》，完……2：00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遇缘（明日，又遇于此）。继3—4（时）在第一山（白泥山）前土洞中，与刘文典夫妇谈。请典改润宓作寿遐诗。”
刘文典称自己“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警报响起，刘文典赶紧四下躲避，跑到半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目力不佳，赶紧带着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路上，学生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日期：2009-07-1810:09:01
逸事（三）
刘文典极为崇拜陈寅恪，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时，刘文典一定要维护陈先生，破口大骂道：“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备课久未去看望老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刘一见陶，就大骂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回忆说：“我想他是鸦片没吃足，发神经病，我一向尊重老师，但学生也不是奴隶，随便辱骂，我已忍无可忍，要以暴易暴，当我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先生用力一拍桌子，声音更大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愤怒的脸忽然变成可怜的脸。”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转怒为笑，扶老师坐下，并向刘说明原因，倒茶赔罪。刘亦转怒为喜，留陶一起吃晚饭。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曾向刘借过一本《唐三藏法师传》。当李翻开这本书时，发现空白处全是刘文典用多种语言写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入神时，发现书中有一张刘文典用毛笔画的老鼠。李很是疑惑，便去请教刘。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他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一样，就不必相残了，当时便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于是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讲课时，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刘文典总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吴宓对刘文典的学问十分佩服，他常去听刘文典讲课、演讲。他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
一次，刘文典与学生谈到《红楼梦》中妙玉论饮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刘文典调侃说：“吾辈饮茶，解渴的蠢物耳。”
王彦铭上学时，同学中流传着种种关于教授刘文典的奇闻逸事：……说他批阅学生试卷极马虎，全凭印象打分；说他博闻强记，忆《富兰克林组自传》不用查字典……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第338节
日期：2009-07-1821:49:14
逸事（四）
刘文典烟瘾极大。一天上课时，刘文典的烟抽完了，就问前排的男学生示意要烟抽，学生们怕烟太差，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刘一再示意，一位姓张的学生便要掏出烟来，这时正好教室门开了，家人给刘送烟来了。
刘文典与著名白族诗人马曜曾在云南大学共事，二人都好烟，常一起品烟。后马离开云大后，刘每觅得好烟，便邀马一起品尝。而马亦投桃报李，1951年，程砚秋到昆明演出，一票难求。马知刘为戏迷，便想办法弄到票，亲自送到刘家。
刘文典喜鸦片。钱穆说刘文典留教云南大学后，“日夕卧烟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据说解放后，在云南，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两个人抽“云土”，一个是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另一个就是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
在云南时，刘文典迷上了滇戏。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刘文典的学生陶光看上了一位才貌双全的滇戏女艺人，想请刘文典为之做媒，便常拉着刘去看滇戏。陶光已人到中年，刘自然乐意成人之美。结果，刘从此对滇戏着了迷，而陶也抱得美人归。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刘认为真正能保持中国之正统者，惟有滇戏。四十年代，他几乎天天去看滇戏，“光华剧场的头排两个座位被他常年包下，届时风雨无阻，偕夫人每晚必到。尤对著名老生栗成之的演唱艺术极为倾倒，曾誉为‘云南叫天’，并赠以诗‘檀板讴歌意蓄然，伊凉难唱艳阳天。飘零白发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龟年。’”
解放后，刘文典常晚饭后漫步去茶馆听滇戏。一天傍晚，刘携夫人沿翠湖漫步去听戏，忽然有辆小吉普车在他旁边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位省级干部，问刘先生要到何处，可以用车送。刘却婉言谢绝曰：“安步当车。”说完与夫人信步离去。
刘平章回忆，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会期间，在一家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漫画，画着一个满脸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的寒风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当时正在成都读书的刘平章给父亲写信“讨要”生活费，刘文典恰好读到“擦皮鞋者”漫画，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于是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称呼儿子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这封信如今被收藏在刘文典纪念馆中。
刘文典对故乡有几位浓厚的感情，他是合肥人，在他的旧版著作上都会署名“合肥刘文典”的字样。1949年，他为自己印制了名片上面只有“刘文典，安徽合肥”几个字。抗战胜利后，曾有人建议刘文典回家乡执教，刘文典很是欣喜。但由于时局动荡，他的心愿没能达成，这也成为他终身的憾事。
李毕雨进入云南大学后，高年级的学生写了“尗疋”两个字让他读，他张口结舌。此时高年级的同学告诉他，他刚进校时，上届同学也曾写这两个让他认，他错读成“卡疋”，倒没有人笑话，因为谁都读不出来。这位同学又告诉李，这两个字是刘文典先生的字，读作“叔雅”，而同学们背地里也叫刘先生“卡疋”（音kate）先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昵称。
日期：2009-07-1907:46:39
知遇
胡适和刘文典同岁，他是刘文典的同乡、同僚，亦是刘文典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在刘文典登上学术高峰的路途中，必然少不了胡适的一臂之力。
刘文典曾撰写一篇名为《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胡适为“我的朋友胡适之”，并称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胡适自然是最早的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记载：“刘叔雅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胡适还写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适努力的结果，胡将文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帮助他与商务印书馆交涉。刘对好友也极为信任，写信给胡适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对于刘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写给胡的信，大都是让胡为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在信中，刘不是让胡适替他找工作，就是为他的书稿和商务印书馆交涉，或者是找胡适借钱、提供其他帮助等等。
刘文典因校勘《淮南子》曾向北大借款六百元钱，到期却无力还债。因当时他的书还没有出版，他便给胡适写信诉苦，让胡帮他向张元济预支稿费，他在信中说：“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元济)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几日后，刘文典再次写信催促胡适：“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在胡适的帮助下，不多日，刘文典便领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
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不肯支付剩余的五十元稿费，而北大因经费紧张不能按时发薪，山穷水尽的刘文典只好再次求助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际，刘文典请胡适为该书作序，并提出序要用文言文写：“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第339节
胡适几乎对刘文典有求必应，用文言文作序言一篇，将无数溢美之词送给了刘文典：“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
由于刘文典在北大一直不被重视，刘文典子在校勘《淮南子》时，特地请胡适将他已经校勘好的部分篇章，送给校长蔡元培审阅。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尚未付梓，胡适在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便隆重推荐了这本还没有出版的书，为刘文典造势。
刘文典对胡适对他的帮助也感激涕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里记载，刘文典曾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这种说法是他从前辈乡人那里听说来的。章玉政先生从目前可以查询的材料分析，认为这完全是唐的一种道听途说，他认为刘文典是从灵魂深处“敬爱”胡适的。
刘文典校完《淮南子》后，便开始校勘《论衡》。刘文典对于校勘《论衡》并无太多信心，他便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对刘文典的决定表示支持后，刘文典便坚持不懈，将《论衡》校勘完毕。
刘文典校勘的《论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书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却迟迟没有动作。刘文典信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请胡适出面与商务印书馆交涉。不久，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就写信告诉刘，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商务印书馆出版刘文典《论衡》一书，支付给刘的稿费较低。事后，刘颇觉后悔，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不厂（北大教授单不厂）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信寄出后，刘许久未收到胡的复信，他心中很是担忧，生怕胡责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许久之后，他终于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之事，接着，胡适说：“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胡适的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刘文典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就写信告诉胡适，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
刘文典的学术研究几乎都与胡适的支持与否有关，他校勘《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古籍时，都事先征求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便潜心研究，努力校勘；胡适反对的，他便放弃。胡适对刘文典坚持校勘古籍也极为支持，他曾寻得一本《文选笺证》珍本，送给刘文典。
1930年，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患病，高烧不退，情况甚是危机。这次又是胡适为刘文典排忧解难，为刘文典介绍首善医院的院长方石珊。经过医院的细心诊治，张秋华转危为安，不久便痊愈。事后，刘文典写信给胡适，在信中刘感激涕零：“中国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类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荐医生，如梦麟先生要打中医救活蔡先生与吾兄之推荐方石珊救活内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无既，此样菩萨心肠、英雄肝胆，真堪风世也。”
胡适不仅为刘文典解决困难，连刘的学生、朋友的事情也要接管。刘文典的学生李秉中著《边雪鸿泥记》一书，无法出版，刘便请胡推荐给商务印书馆。
刘文典回到安庆筹备安徽大学时，安大筹备委员会准备派遣教员廖景初到京、沪、浙等地的大学考察。为了让廖顺利完成考察，刘文典便写信给胡适，请胡“多多援助，予以参观的便利”。
40年代初，刘文典的学生陈福康准备到美国留学，但留学费用不够。刘文典听说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后，便写信给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请他为陈解决问题。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胡适在考虑自己去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好友刘文典，他准备安排刘文典一家去美国。他为刘文典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适的邀请，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接到胡适的通知后，刘文典颇为踌躇，犹豫再三后，他将此事告诉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熊当时正在外地开会，得知此事后，让人转告刘：“暂时别动，等我回来再做决定。”从此，刘文典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朋友胡适之。
解放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除了偶尔向学生提及他“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过胡适。50年代，批胡运动如火如荼，刘文典没有任何口头、书面形式的对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
五十年代，因批判俞平伯时，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点名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所以，胡适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云大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会议上，刘文典不能再保持沉默。轮到他发言时，他神色如常，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但讲话中却始终没有提到“胡适”这个名字。
据刘文典的一位同事回忆，在“批判胡适”的浪潮中，刘文典始终保持沉默，不忍对胡适下手。系里组织的批判学习大会，他都参加，但是很少发言。别人讲话时，他要么装着记录，要么闭眼休息。1957年，刘文典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亦遭到批判，当时有人对他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系里组织开批判会，他竟然“靠在沙发上睡大觉”。
日期：2009-07-1907:48:54
坚守
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好友胡适邀请刘文典去美国，刘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建国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时李广田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对刘极为恭敬，口口声声称刘为“老师”、“刘老”，每次开会必请刘老坐在前排，开座谈会必先请刘老发言。他被云南大学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自己也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好吸鸦片，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因他喜云南火腿，故博得了“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解放后，刘文典竟彻底戒掉鸦片，逢人便说：“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第340节
日期：2009-07-2009:01:23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一直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且行文从不标点，许多人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连好友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有人劝刘，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究其原因，大概是效法陈寅恪。因陈写文章，只用古文，且从不标点。
刘文典好吸鸦片，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而刘文典又吸食鸦片，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便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这位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派人用滑竿将刘接到磨黑，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专人保护。到磨黑后，刘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便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四个月后，刘文典回到昆明。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诟病。而且刘文典的私自离校，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被困香港，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课程压力极大，所以便对刘极为恼怒。刘文典回到昆明后，第二年续聘，闻一多坚持不给刘发聘书，刘被解聘。刘文典知道自己被解聘的事后，非常生气，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的学生王力当时亦在中文系任教，当时极力为刘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文典）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离开清华后，到云南大学任教。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极为不满。吴宓在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是说：“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刘文典染上鸦片，据说是因长子刘成章的死。他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便开始吸食大烟。云南盛产云土，刘到昆明后便如鱼得水，越发不可自拔钱穆回忆说：“（刘文典）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
抗战胜利后，刘文典为人捉刀，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过贺表。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秘书朱丽东通过李广平找到刘，他没有拒绝。
日期：2009-07-2009:02:29
真诚
刘文典知道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写信给胡适的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虽然自己吸鸦片，但他却知道吸鸦片的危害，因此，上课时他常告诫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他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
解放后，刘文典年事已高，云南大学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便不为他安排课程，好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但他坚持要讲课，他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有两位，一位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一位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胡适。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说：“这是刘某人！”他说：“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1941年，陈寅恪被困香港。其时，许多人以为陈寅恪已故去，刘文典得知消息后极为悲痛，多次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刘文典没有架子，平易近人。鲲西在《清华园感旧录》中回忆刘文典：“我们进屋后，刘先生正在卧榻吸烟，刘夫人也在榻的另一边。一间极小的房子，我们侧坐榻旁，这正是极不寻常的情景，以见刘先生对学生怎样不拘礼节。”
黄清在《联大生活散记》里写道：“我所见过而且谈过话的许多教授，包括刘文典先生在内，似乎都是平易近人，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刘先生因为和我叔父朱问东同是烟客，因而两人常在一起吸食，吸罢就聊天，我也参加聊，觉得他的确渊博而无自满的表现。”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以惊人的毅力戒掉鸦片，改抽大重九。他抽烟甚多，有时一天两包。当时大重九旧币三千元一包，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并不多，学生抽的都是一千五百元一包的大公烟。刘平易近人，所以学生常到他烟盒里摸一支烟，刘丝毫不以为意，因此深受学生爱戴。解放前后，刘文典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兴奋地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我‘再生了’!”
傅来苏和范克庄毕业时，去向刘文典辞行，刘十分高兴，以清茶、香烟招待，并鼓励他们以后仍要认真学习，勤奋上进。临别之际，傅等提出请刘题字相赠，刘文典欣然同意，各赠七律一首。傅、范二人看到刘在提款中称二人为“XXX贤友两赠”，很是惶恐，刘却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二人极为感动。
第341节
日期：2009-07-2020:35:19
归去
1958年，刘文典在昆明逝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安徽博物馆。
按照夫人张秋华的意愿，刘文典逝世后没有立即火化，而是用棺木土葬在了云南大学后面的圆通山上。一年后，由儿子刘平章取出骸骨，火化后送回祖籍安庆安葬，开始简葬于古月庵，后来正式安葬在怀宁县总铺高家山（今属安庆市）。
评价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他在序中手：“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胡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时，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高伯雨评价刘文典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傅来苏在《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中称赞刘文典说：“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刘文典的学生评价老师：“说到刘先生的学问的渊博精深，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
晚年，周作人回忆刘文典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钱理群评价刘文典：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儿子刘平章谈及父亲刘文典：“与狂相比，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傲的，相比之下，傲字更准确一点。”“他的傲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所谓的狂就是因为傲，而傲又是因为他有本事”。
有人评价刘文典说：是真名士自狂狷。
日期：2009-07-2110:39:45
三十六、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关键词：
启蒙、椽笔、忧国、求索、荣归、共和、周游、立场、言论、
学术、教学、师徒、诤友、激赏、质疑、流质、性情、温情、淋漓、
自负、内省、早秀、逸事、婚恋、风雅、嗜好、陨落、追怀、纷纭
日期：2009-07-2110:43:34
启蒙（一）
时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良、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它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梁启超在该校担任总教习期间，培养了蔡锷、秦力山等一批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变法的失败，让梁一直不停反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902年，虚岁满三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更替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
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变革的成功，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即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一文。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总结中国国民的落后性为：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爱国心薄弱、作旁观者等，他提出了两种造就新民的方法，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国民要具备有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力、尚武精神、合群思想、义务思想、良好的私德等现代精神，方可成为中国新民。
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鉴于此，梁启超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坚定的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阅读西方历史，读到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尔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他认识到“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着重阐述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他激烈批判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梁启超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日期：2009-07-2115:57:26
启蒙（二）
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针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的现状，梁启超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此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在著文时，有意采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他的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生动、活泼、新鲜，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感情充溢，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新文体的流行，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大局面。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他不仅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
1899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他提出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梁启超曾提出了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第342节
日期：2009-07-2210:1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