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二）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学潮，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给陈立夫的抗辩书就是冯友兰所写。
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冯友兰拒绝搭机南下去台湾，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竭诚迎来了共产党。
解放前夕，冯友兰有其他两个选择，一个是去美国或留在美国，一个是去台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飞机来北京，愿意走的人，可以上飞机。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又紧张起来，于是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很快，这两篇文章都在《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把冯友弄糊涂了，直到1974年1月他才听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
第327节
日期：2009-07-1009:28:05
自省
冯友兰晚年写的自传《三松堂自序》，对自己一生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做了反省。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缺乏更深揭露，但是同时肯定他的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冯友兰这样总结自己的后半生：在“解放以后”，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首先是对自己在四十年代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
冯友兰谈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认为自己的书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象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只是稍带而过。”
1973年，“文革”中的批林运动转向批孔。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不久《光明日报》转载。这两篇文章，也是由谢静宜转给毛泽东。他晚年反思这一行为，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写道：
“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日期：2009-07-1009:29:02
逸事（一）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冯友兰在昆明时，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期间，冯友兰在店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12瓶黄酒，大醉。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日期：2009-07-1015:26:09
逸事（二）
闻一多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生活清苦。有次菜太咸，冯说，菜咸有好处，可以使人不致多吃。但闻却用注释家口气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后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此话用在冯友兰身上真是不假，而且站在他身后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三个女人。冯老曾经题诗赞美在他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冯友兰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精英，弟弟冯景兰先生是我国早年有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女士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有名的“唐河三冯”。这都有赖于冯友兰母亲吴老夫人的培养和教育。
吴老夫人不但积极培养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冯友兰先生要带着新媳妇任载坤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冯老说我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
冯友兰的母亲吴老夫人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友兰事事不愿麻烦别人这和冯母如出一辙。所以冯友兰说她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而且冯母的良好品性对他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老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对待生死很看得开，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这种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
冯母逝世时享年83岁，冯友兰几经转折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他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陨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结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愉悦，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
冯友兰对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就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冯先生也只看各人兴趣。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冯先生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虽然冯先生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但他们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一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先生的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也都是某个领域极为优秀的专家。
第328节
日期：2009-07-1112:23:58
逸事（三）
冯友兰常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有人问他，家中怎么没有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1957年4月11日，冯友兰夫人任载坤的二姐任锐去世周年。这天上午11点多，冯友兰偕夫人扫墓回到家，就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今天请客吃饭，请他马上去。冯友兰又惊又喜，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金岳霖、郑昕、贺麟诸先生已经先到了。这颐年堂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正在西头那间谈话。他见冯友兰来了，便问：“方才找你不着，是在上课吧？”冯友兰说：“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又问：“任锐同志是孙维世（周恩来的干女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解放前林彪曾狂热追求过她被拒，“文革”中被江青集团迫害致死）的妈妈？”“是的。”这时胡绳也到了，于是毛泽东带大家到屋子东头那间吃饭。当饭菜端上来时，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数月后，冯友兰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得到邀请，去参加了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冯友兰正好与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住所开。令冯友兰没想到的是，当他刚跨进毛泽东的家门时，毛泽东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原来毛泽东已经看过他写的文章。小组会上，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到会委员合影留念。拍照时冯友兰正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他，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说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忙说：“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68年秋，他才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了呢？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他和翦伯赞时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冯友兰先生通晓今古，涉猎广泛，对文史哲诸方面都很有见地。晚年，他与女儿宗璞在在餐桌旁相对而坐，话题是中国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冯先生看着面前以文学为业的女儿，像面对一个朋友，谈自己对《儿女英雄传》的看法：“你看，在中国小说中，《儿女英雄传》的技巧是很新奇的。就说主人公十三妹的出场，这部小说并不像其他作品先开宗明义讲出主人公姓甚名谁，从哪里来。这部小说先让一个无名无姓的神秘女子登场，这就有一种神秘气氛。等到她的活动引出了邓九公，小说就又放下她重新从邓九公开头叙述……”
日期：2009-07-1112:26:47
嗜好
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共有六百一十九件。
冯友兰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街上有个摆旧货地摊的夜市。冯友兰经常去那里逛，有时买旧兵器。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第329节
日期：2009-07-1212:50:28
偕老
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友兰一岁。1915年她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即转入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同年任女士与冯友兰先生订婚，1918年俩人在开封结为秦晋之好。自此任夫人一直陪在冯友兰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而且任夫人为了冯友兰的学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因为有夫人的悉心照顾，冯友兰先生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冯友兰先生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冯先生的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作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糊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由于战争缘故许多教授的家眷都还没到云南蒙自，贤惠的任夫人便在星期六轮流请老师们到家里吃饭。一般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朱自清先生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非常好吃。内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任夫人丝毫不计较教授夫人的面子，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
“文化大革命”时任夫人承受着多重压力。首先是经济上的，1966年7月，十来个红卫兵来冯老住处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扣发工资，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把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了，又封锁住房，规定冯老夫妇只能住一间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论寒暑，任夫人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其次是生活上的压力，包括劳动方面。因为燕南园居委会规定，任夫人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任夫人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而且她身体不好。此时她既要自己完成劳动改造，还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冯友兰对此特别歉意。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除了这些，任夫人还得承受政治压力。北京大学无论开什么样的批斗会，不管和哲学系是否相关，任夫人必须陪着冯友兰去接受教育，一般要开到深夜。在批判过程中，任夫人总是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和蔼地问别人：“你们批完了吗？”使得批判的那些人气势也不好嚣张起来。任夫人最担心的就是怕冯友兰发生什么意外。当时冯友兰和其他“牛鬼蛇神”们必须接受隔离审查，打扫卫生，学马列背毛主席语录，或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吃饭也必须排队。据冯友兰回忆：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任夫人细心和全心的照顾，还有思想上的默默支持，给了冯友兰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顺利度过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和操劳过度的任夫人因病逝世，冯友兰忍痛作挽联：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的安葬仪式上发表讲话，赞扬了冯老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到了要向冯老的妻子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没有任夫人几十年独自担当井臼之劳，不论什么情况下一如既往地支持冯老做学术工作，冯老要专心做学问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长期接受批斗的恶劣环境中，没有任夫人的支持和照料冯老不一定能支撑下去。
日期：2009-07-1212:52:59
坎坷（一）
从苏联回国后，冯友兰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
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冯友兰先生的天地境界何其难，比之好友金岳霖的不问世事，他的经历要艰辛坎坷许多。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冯友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接触，是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1949年以后冯友兰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此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达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会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先生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日期：2009-07-1214:03:06
坎坷（二）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71岁高龄的冯友兰，仍天天有人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他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冯友兰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
冯友兰幼子冯钟越先生是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有名的飞机强度专家，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赍志以终时才51岁。他长年工作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按照冯友兰的声望和冯钟越的才学，如果活动活动，调回北京应该是能做到的。但在人们眼中有点傻气的冯老却没有这么做。对于幼子的逝世，冯老也只能是含泪题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
冯友兰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住院的频率更为频繁，几乎都是女儿女士陪着他在各个医院打游击战。他的旧病丹毒这时复发得很频繁也很厉害。丹毒是皮肤及其网状淋巴管的急性炎症，其好发部位一般是下肢和面部，冯老的丹毒主要在下肢。除了丹毒外，1983年发现冯友兰患有浆细胞骨髓瘤，并且是恶性，所以他的健康状况使宗璞夫妇非常担心，而且人老了，身体容易犯毛病，宗璞女士一般会定期陪冯老做检查。而冯老却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150万字的著述，除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外，这与宗璞夫妇对冯老的悉心照顾和关心也是分不开的。
第330节
日期：2009-07-1310:05:24
瑕疵
据《儒林随笔》记载，某教授原来在西南联大、清华时与冯友兰交谊不错，可是到了国外有几次学术会议场合，冯友兰见了他居然装作不认识。
1971年，冯友兰摇笔写诗，托四人帮的爪牙谢静宜转达毛泽东：“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后冯友兰又写《咏史》诗。一九七六年大地震后，江青来看他，他又借机写诗，颂扬毛泽东和四人帮：“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为人所诟病。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竟发表文章批孔。
梁漱溟回忆说：“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冯友兰被拉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其妻埋怨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冯友兰90年诞，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名人参加，也请了梁漱溟。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耻与为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1987年6月23日，一代儒宗梁漱溟仙逝，冯友兰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王友琴女士在《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写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冯友兰女儿宗璞与钱钟书夫人杨绛还因为章廷谦文革之事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
日期：2009-07-1320:09:06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华诞。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会议就定在12月4日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1990年3月冯友兰就为自己预拟了95岁寿联：“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所谓“六书”，指的是冯友兰从早期研究哲学史转向哲学创作的六部代表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此六书写于抗战时期冯友兰颠沛流离的１０年。这六部书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谓的“二史”，指的是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解放后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那几年，冯友兰成了医院的常客。毕竟是90多岁的人，经常住院，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园家中，在助手帮助下，继续他《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冯友兰决心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已经85岁了，计划中的全书有7册之多。好心的人们害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友兰坚持重新开始。10年以来，冯友兰虽多次住院，但写作不辍，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仍在助手的帮助下，由他口述，坚强地继续写作。这已成为冯友兰晚年生命的支点。终于，在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写完了第七册。7月16日，他将最后的稿件交给了人民出版社。
冯友兰完成这本书后，宗璞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老人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钱穆的去世。月底，因呼吸道感染，冯友兰住进友谊医院。整个10月，冯友兰都在医院度过。到11月1日，病房里还没送暖气（北京是11月15日正式供暖），冯友兰抵抗不住寒气，患上肺炎。到18日，冯友兰已经不能张嘴吃饭。24日，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能吃东西了。三天之后病情又加剧了，开始吸氧。11月26日，病危。晚上8时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前来探视。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准备好的寿筵，这就变成了葬礼。
日期：2009-07-1320:10:12
评说
北大哲学系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刘文典为人狂狷，惟独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在西南联大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胡适曾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字号）右者”。
何兆武谈冯友兰: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的作者说：“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冯友兰已经融入中国哲学史中。”
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幅对联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第331节
日期：2009-07-1409:46:32
三十五、刘文典（修改稿）
刘文典（1889年－1958年），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善治庄子；教育家，曾担任安徽大学校长。
关键词：
犯颜、傲睨、气节、奇貌、教学、治学、妙论、
逸事、知遇、坚守、微瑕、真诚、归去、评价
日期：2009-07-1409:47:25
犯颜
蒋介石上台后不久，到安徽巡视。在到安庆之前，他已经去了合肥、贵池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蒋到安庆前，曾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发表演讲，但被校长刘文典断然拒绝，并称：“大学不是衙门！”。但蒋介石还是按计划到安大视察，可当他进入校园后，到处冷冷清清，没有预料中的“欢迎如仪”的隆重场面，甚至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刘文典更是连面都不露，只是派了几个人来接待。蒋介石心中极为不快，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强撑着视察完安大。
据说，蒋介石到安大视察前，省政府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刘文典当时正在打麻将，看完通知后直接扔进痰盂里，继续他的牌局，并说：“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问话。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非常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的学生。刘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着，二人火气都上来了，相互拍桌大骂，蒋骂刘“你是学阀”，刘则骂蒋“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也有说法称，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不甘示弱，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扬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
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里记载：刘文典“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1928年12月3日，《申报》登载《蒋主席严斥安大生捣乱女中》一文，文中这样描述刘、蒋冲突：
等大家都坐定后，蒋介石先问程勉：“女中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
蒋介石转而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发怒：“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来，与之直面相对，语调依然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记录：
蒋介石盛怒之下，大骂安大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女师校长程勉，是安徽教育界老辈程筱苏的儿子，他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叔雅大加责难，说他对学生管教无方。叔雅和蒋对话间发生冲突，在座的都为之色变。蒋指着刘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
还有一种版本来自于高伯雨的《刘文典与蒋介石》：“刘先生入室，不脱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主席行礼致敬。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又是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无礼，刘先生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
蒋介石大怒，立即下令扣留查办，消息传出后，教育界哗然。”
但是，根据刘文典本人的叙述，蒋介石并没有动手打他，他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
刘文典被羁押后，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保障人权”，要求释放刘文典。听说刘文典被蒋关押后，刘夫人张秋华赶到安庆，痛斥政府昏聩：“叔雅要到安徽来，我反对，不要他来。安徽的教育不是学者办的，是政客办的，所以现在吃亏了。”一个月后，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多方营救下，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释放了刘文典，但要求他“即日离皖”。
1928年12月5日，刘文典被释放。据说，当来人打开关押刘文典的后乐轩的楼门，恳请刘文典下楼时，刘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罢休。
第332节
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特于病中作联相赠，将刘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称赞弟子的气节，联云：“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弥正平。”
刘文典后来告诉冯友兰，当被蒋介石囚禁时，他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我若为祢正平，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康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
1931年12月11日，鲁迅以佩韦为笔名，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发表《知难行难》一文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文中还不忘讽刺胡适：“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在营救好友刘文典时不遗余力，事后亦撰文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说：“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获释后，因蒋命其“即日离皖”，他智能安徽大学。刘文典当初接受安徽省政府的邀请回来办学，原本一心想重振安徽教育，为此，他内心极为沉痛：“这次回来，在祖父坟上掘了一个大坑，来害自家的子弟，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误尽了。”离开安大时，他特意留函劝诫全校师生，“安心向学，努力教务”。
日期：2009-07-1415:27:32
傲睨(一）
刘文典初到北大时，曾遭辜鸿铭嘲弄。此后几年，他在北大一直过的不甚愉快。1921年，他写信给胡适诉苦道：“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刘文典曾师从刘师培，但他对刘颇有微词，认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郭鑫铨在《初识刘文典先生》中记载，刘文典曾说：“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
刘文典曾任报社编辑，他曾谈对编辑的想法：“这层典很有点抱负，现在的报纸没有半家编得合法子，典要编起来，完全要改成西洋报纸的样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报一样，暇时要做一篇长文章，把全国的报纸都大骂一顿哩”。
当安徽省政府邀请刘文典回乡办学时，刘文典对安徽的官员们并不信任，他说：“安徽的那些东西不能共事，所谓大学也不过是那么一句话而已”。但后来他却来到安徽大学，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他说明了到安大的理由：“弟所以跑在安庆那样秽浊的地方讨生活，一来是因为安庆有个中学（全省仅剩这一个硕果），小儿可以读书；二来是受生活的压迫，所以才忍耻含垢在那里鬼混，过的生活真苦极了。终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们周旋，简直是娼妓一般。”
30年代，刘文典在北大开设“校勘学”课程，由于选课的学生少，学校便让他在教员休息室上课。第一次上课，中文系没有为他做好课前准备工作，他见状，大发脾气道：“这个课我教不了！我没法教！”学生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教员休息室的工友送上热茶说：“那哪儿成！像您这样有学问的先生，北京大学有几位？您不叫，谁教啊！”刘文典这才消了气，转怒为喜，接着讲课。
刘文典潜心研究庄子多年，1939年，他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此书由陈寅恪为之作序，陈在序中毫不吝啬赞美之辞。此书一出，刘文典便有了“庄子专家”的美誉，刘自己亦当仁不让。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足见其自负。
有人问刘文典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时，刘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另外半个”一直说法各异，有人说刘说的是某位日本学者，也有人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二人均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
王彦铭在《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中记载道，刘文典一次上课曾讲元好问、吴梅村的诗，讲完后道：“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上课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时讲的头头是道，但到生活中，他却忘了课堂上讲的理论了。他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当他获悉西南联大准备将沈从文提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当西南联大开会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时，众人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异议，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一次跑警报时，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从他身边跑过，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跑的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也记载过此事：“……有一跑警报，一位新文学作家，早已很有名，也在联大任教，急着向某个方向走，他（刘文典）看见，正颜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写道：“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和新文学创作家……他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又开始讲笑话：‘警报一来，一定要跑。我虽很穷，亦必借钱坐车逃出城外。你们要知道，我还没有尽传所学给你们。如果我被炸死，中国文化就被炸去一大半去了。没有中国文化，日寇就会更猖狂了，所以一定要跑警报。’有一次，他老人家气喘吁吁地跑到城外防空壕中，恰逢新文学健将沈从文。刘就大声问沈：‘你何必躲警报？’……”
第333节
日期：2009-07-1509:46:32
傲睨（二）
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是刘文典的学生，她也确认过刘文典藐视沈从文之事，但她说，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连胡适在内。她认为刘虽然对沈有偏见，却并无恶意。她说，刘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经八百地看他？
刘文典嘲笑茅盾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那个“盾”字通古汉字里的“楯”字，应该读“shǔn”。
一日，刘文典与人闲谈，当有人问及刘巴金及他的作品《激流三部曲》时，刘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刘文典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偶然向学生提及在日本跟随老师章太炎学《说文》一事，当时刘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伸出小拇指。50年代时，有人揭发他侮辱鲁迅，刘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近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周作人回忆同门刘文典说：“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日：‘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张中行也说刘文典每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
有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有一年，刘文典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间歇时，刘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着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走远了。
云南大学学生李必雨回忆：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
日期：2009-07-1509:47:41
气节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在于佑任、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被查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无大碍。他逃到日本，并于1914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袁世凯去世后，刘文典回国，他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国力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刘文典很是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定专心致力于学问研究。于是，他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刘文典十分钦佩老师的学问。刘师培后来背叛革命投靠清廷，后又拥护袁世凯称帝，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刘。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学界不分派别，积极营救，联名上书要求释放陈独秀。刘文典积极响应，并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罗章龙在《红楼感旧录》中记载：“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时，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安大预科学生王某是共产党员，要刘文典对其严加监视。因“证据确凿”，刘文典遂令校警搜查了王的宿舍，果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立即让安大传达室的王裕祥送王某离开学校。这天夜里，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前来搜捕王某，扑了个空，质问学校，刘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先生回忆说，安徽大学“学潮”事件发生后，刘文典因与蒋介石产生激烈的冲突，险些丧命。后经蔡元培、胡适等人过多方奔走解救，他被释放，但不得不离开了安徽大学。当时陈立夫和蔡元培上书蒋介石力荐赋闲的刘文典担任教育部部长，但刘文典断然回绝了两人的好意。在后来给刘平章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告诉儿子拒绝的理由：“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活动。刘成章因体质羸弱，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不幸患病亡故。
刘成章去世后，刘文典十分悲痛，更增加了他对日本人的痛恨。每次上课，刘都要先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教授印象记》中记载：“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伸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
1931年，刘文典大骂蒋介石后，一向发对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济棠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谋大业，并汇来重金相请。刘婉言拒绝，将巨款退回，叹道：“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多次利诱，劝他继续到北大任教。日本人还请了刘的好友知交来当说客，其中就有周作人。但刘文典说“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认定“气节不可污”，坚辞不就。
见劝说无效，日本人便采取强硬手段，两次派宪兵抄了刘文典的家，将于右任、胡适、陈独秀、邵力子等人写给刘的信函都抄走了。刘与夫人张秋华安坐在椅子上，“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以示抗议”。日本人问他话，刘文典不置一词，翻译官责问他为什么对太君的问话一言不答，他怒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北平沦陷后，刘管廷下水，到冀东某日伪政府当差。刘文典得知后极为愤怒，以生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拒绝与其同住，逐其迁居。
1937年底，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千里，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历时几个月来到西南联大。一路上，他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他抵达云南蒙自与西南联大会和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对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后来，他在给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1938年5月22日，当梅贻琦看到满面尘灰的刘文典出现在他面前时，泪水差点夺眶而出。当时的刘文典，头发已有点花白，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上沾满了油渍，黑得发亮。肩上挎着的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
据吴晓玲回忆，他比刘文典晚到昆明，刘见到他便打听周作人消息。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刘文典到联大后，给夫人张秋华写信道：“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几个月后，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着刘文典的四大箱珍贵书籍、资料，经香港辗转到云南。到香港后，但因书籍资料实在无法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后不幸被日本人掠走。刘文典在课堂上沉痛地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多次露天演讲“国势的阽危”，讲日寇“险恶的用心”，讲中国文化的重要，他还要求学生们潜心研究日本，多了解日本这个民族。
抗战期间，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氏的《告日本国民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常常翻译到深夜。据一位学生回忆：“刘先生那时正着手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茺木贞夫氏的《告全日本国民书》。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文典坚持知己知彼的道理，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1942年，他作《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第334节
日期：2009-07-1608:50:24
奇貌
学生曾描述在清华任教时的刘文典说：“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傅来苏回忆老师刘文典：“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入冬天寒，先生衣着亦无大变化，只是在长布衫下增加一件棉袍或皮袍，从未见过华丽大衣之类的装束。外出或应酬时，服饰亦然，但举手投足中，一派中国儒学传统大师神采。……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老师刘文典道：“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
刘文典上课，讲曹丕的《典论??论文》时，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在西南联大讲《文选》时，刘文典每次上课前，让校役提一壶茶，带上一根两尺多长的竹制的旱烟袋。每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了也不理会。有时候下午上课，他一口气讲到5点多。学生说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人考证刘文典吸烟的习惯。认为他的学生回忆他边吸旱烟边讲课的细节有误，刘文典抽的应是烟卷，不是烟袋，也不是烟斗。刘文典的照片拍的就是其手夹香烟的样子，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也说刘文典有吸纸烟的习惯：“（刘叔雅）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在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课堂）以前始弃之。”
刘文典上课旁征博引，故有时一堂课只能讲一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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