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严于律己，南京夏天燠热，他人胖，烟瘾又大，在阅读北宋刊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精心保护。
傅斯年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傅斯年留学之初学习心理学。1940年初，傅斯年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此文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国之路。傅斯年先用汪精卫的出身和成长坏境分析汪精卫性格的形成，而后又说陈璧君的刚戾凶妄也是助因。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在傅斯年看来，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傅斯年文中最后结论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
傅斯年主持史语所时，曾去北大教课，他附带的任务就是选拔尖子，充实史语所研究队伍，时在北大读书的邓广铭先生回忆：“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学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
日期：2009-04-2109:56:37
教育
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正就读于伦敦大学的傅斯年作了一次深谈。二人分别不久，蒋梦麟在德国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阅毕，不仅惊叹傅氏在学业上的精湛造诣，同时还发现他有极强的视事与处事能力。
据蒋梦麟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蒋还称赞傅为人处事的两大特征：“办事十分细心”和“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果断精神。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建议来源于傅斯年。1936年春，史语所南迁，傅斯年辞去北大兼职，随所南下。不久，日寇大举进攻华北。为了保护文教设施，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的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后迁至昆明组建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教师们对听课不会见怪的，可是傅斯年听完课之后有的人就没了工作。当时台湾工作机会极少，失去教职就得饿肚子。傅斯年仅用此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
傅斯年在台大任校长两年间，因学术水准低或教学业务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很多。他对一般任课教师的选聘也持严肃认真态度，有次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选聘条件的问题，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开了四次会，经过几度激烈的辩论，最后投票表决才决定下来。
傅斯年当台大校长后，对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几个月时间，傅斯年就解聘了70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
日期：2009-04-2115:31:02
教育（二）
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6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
在台大时，傅斯年曾破格聘用殷海光。当时殷海光在《中央日报》被排挤，他直接找傅斯年表示想入台大。傅斯年考虑他是逻辑学泰斗金岳霖的得意弟子，台大又正好缺逻辑教师，所以接受殷海光来台大教书，但特别说明按规定只能从讲师做起，并要求殷以后不许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殷海光立即答应。此后在台大的殷海光虽论政却不参政，积极宣扬五四的传统，使得台大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
台大讲师殷海光上课因为评分标准严格，期末大批学生逻辑课程不及格，家长跑到傅斯年这告状，傅斯年高声重复了殷海光的理由：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准！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在精神层面上的殷切寄望。
1950年1月，台大“校外校内传言斯年将去国，将辞职”。面对传言，傅斯年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义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第226节
日期：2009-04-2117:29:19
教育（三）
傅斯年为了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
自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来，无论是炎炎酷暑还是刺骨寒冬，台大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楼道锁门的大爷在每次不耐烦中逐渐习惯了校长的“生物钟”，而傅斯年的司机自从跟了他后，晚餐都包在福利社了，因为总是饿着肚皮等还不如吃点快餐。这样的日子自傅斯年任校长来已持续了一年多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熬到12点才能休息。金耀回忆道：“每次跑到傅先生家里，老是看到他孜孜不倦在定稿、看书，不是处理学校内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学问，傅先生所写的文章以及答复各方面的询问，都是他亲自动笔。”自来台湾，傅斯年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校务上，唯一一次陪夫人娱乐就是一起看了场哈孟特电影，以后逢人谈到娱乐就说这部电影。他给李书华的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读书写作都受到很大限制，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在读书写字已非常吃力之下，他不得不与秘书那廉君合作。由他来口述成句，那廉君记下话语大意。傅斯年有时为了加强语势，手就拿着烟斗作指挥，而那廉君则埋头伏案挥笔不停地记录。一个出口成章地滔滔不绝，一个不断地奋笔疾书，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傅斯年干脆让那廉君搬到自己家里客房住下。那廉君时常半夜被傅斯年叫来写东西，因为一旦有创作欲望，傅斯年就坐卧不安。他们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序，这篇文章很特别，全是用菜肴作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好多让人垂涎的美味都写在文章里，乍一看犹如一个花样翻新的菜单。
傅斯年在台大时，罗家伦经常去看他，每次看老朋友都是一身疲惫地忙着干不完的活，就劝老朋友不要那么卖命。罗家伦反对他的坏脾气，便用傅斯年自己过去的话讽刺刺激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遭人反攻。”
早在主持北大工作期间，傅斯年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种种流弊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产生了改革教育体制的一些想法，离开北大前他发表了一篇《漫谈办学》。后来他去台湾担任台大校长，又提笔写了《几个教育的理想》、《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等文，将自己在办教育中所经受的苦痛和盘托出，特别提到“改革教育制度，不可不有新风气，若风气不改?一切事无从改，不止教育而已。”
日期：2009-04-2211:20:57
铁腕
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对他的聊城先祖傅以渐当年不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反而参加清朝入关后首次乡试，直到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一直耿耿于怀。300年后的今日，他对不顾气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人驱使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当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曾于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945年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当场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
北平的伪教员们一看傅斯年的姿态，既惊又怕又怒，他们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征调”，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为此，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以示抗议和辩护。对此，傅斯年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对纠缠与诡辩者予以坚决的回击。
傅斯年对伪北大的教员极为愤怒，但对青年学生甚是宽容。在答记者问时，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傅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并要“想习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就在傅斯年的声明于1945年12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写了一篇《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结尾的日期处写道：（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周作人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与周作人的嘲讽与谩骂大不同的是，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斯年从北平重庆继续纠缠。当容庚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指着容的鼻子大骂曰：“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曰《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再度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强作了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任教，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第227节
日期：2009-04-2220:10:43
爱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一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的论文，为满洲国提供依据。傅斯年马上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专门驳斥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该书第一卷于1932年10月在北平出版。陈槃曾评论此书：“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来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此书曾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李顿调查团，后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表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显然接受了该书的观点。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发现简牍1万余枚，即是“居延汉简”，次年运抵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由马衡等人整理释读。为了妥善保存这批历史文物，1933年经过胡适与傅斯年的协调，移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加速整理。北平沦陷后，傅斯年又将这批材料运往美国妥为保管，使之免于沦落日伪之手。
1932年，傅斯年与胡适、丁文江等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在该刊他发表《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事变一年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等多篇时评，揭露日寇侵华野心，警醒国人不忘国耻。
1935年，傅斯年与俞大綵的爱子出生，当时日本侵略正在不断加深，傅斯年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傅仁轨”。傅解释，本应按“乐”字排行，之所以破例命名，是为纪念唐代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大将刘仁轨。
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地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为故乡爱国民主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殉国而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评论时局性的论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南迁，决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起程。同时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悲壮诗句，以此鞭策自己，激励同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再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估计战争走势。他认定日本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中国感觉调动困难。傅斯年认为，日本人的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最终失败。“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斯年出任参政员时，积极阐述抗日救国的政见，还提笔为文，被称作有军事知识的文人。他在栗峰山庄的农舍里写成的《地利与胜利》《抗战两年之回顾》等篇文章，就颇具政治军事分析的深度与前瞻性。有人说傅斯年“对政治的兴趣，偏重于内政方面，尤其在澄清内政的空气”。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时，傅斯年在重庆。他写信给妻子俞大綵说：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回到寓所，帽子没有了，鞋也丢掉一双。
1945年秋天，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带着儿子傅仁轨离开李庄去重庆。那时，傅仁轨刚满10岁，傅斯年为儿子书写赞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及几首爱国诗篇，写跋嘱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告以“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乎禽兽者几希矣。”
平津沦陷时期，敌伪在北京大学旧址继续办学，国人以“伪北大”视之。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留有数千名师生无从处置。傅斯年认为文入尤其是教师，为人师表，更应保持个人名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其应做表率。因此，他于10月和12月两次在重庆声明，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亏，故不拟继续录用。北平报纸评论说他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忿怒”。伪教职人员组织团体，四处游说、请愿，要求北大继续留用，不少政府官员和朋友也出面讲情，傅斯年顶住各方面压力，坚决辞退了这批伪教职人员。不独如此，他坚决主张严惩汉奸。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河北高等法院宣判他无罪，傅先生搜集鲍4项罪状，向有关机关继续抗告，表明了他对伪职人员的严正态度。
第228节
日期：2009-04-2308:43:24
壮怀
傅斯年得知自己获得官费留学的名额时，在给好友的信众写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
一同赴英的俞平伯回国后，傅斯年下决心好好学习，他致力于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不求速效，急名利。但傅斯年心中仍有忧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1928年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报告史语所业已筹备时所说，为了“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以赴之”
傅斯年办史语所奉行“找新才”的原则，舍弃“浮华得名之士”。他坚信，天下之大，总会有读书种子，即使是战乱时期。许多青年学子就冲着傅斯年的激赏，跟着他流落荒野，在所不辞。江津学生王利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恰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傅斯年。傅斯年对他进行了单独考试。当时敌机经常轰炸重庆，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敌机轰炸七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旱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教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王利器选择去李庄，成了傅斯年的研究生。
日期：2009-04-2308:45:09
革新
胡适到北大后，傅斯年日渐敬服胡适，经常去听他的课，甚至邀集一些同学去胡适家中“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在胡适的影响下，傅斯年对西方著作的阅读兴趣也益发浓厚。“当时在北京大学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傅斯年住在校内西斋四号，同室者有精心钻研哲学和古史的顾颉刚，有专心研究词章的狄君武，有迷恋佛经的周烈亚，而傅斯年则“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傅斯年给校长的投书——《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文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科学，“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主张哲学应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对这位高才生寄予厚望，题词赠曰：“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1918年，傅斯年与毛子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20人成立了北大学生中第一个倾向于新文化的团体——新潮社，并开始筹办《新潮》杂志。蔡元培、陈独秀从北大每年4万元的经费中拨款给傅斯年办(新潮)，胡适则担任他们的学术顾问。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问世。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强调该刊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傅斯年还豪迈地宣告：“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日期：2009-04-2319:19:13
情谊
胡适是傅斯年的老师，但二人却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胡适推崇并敬佩自己的这位学生，在评价傅斯年时，胡适在短短200多字的评论中用了14个最，可见对这位学生的爱护和肯定。
1917年，胡适受蔡元培先生邀请到北大任教，在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担任此课的是陈汉章老先生，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径直从周宣王讲起，这种处理中国哲学史的做法，颇使学生们震动，“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一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堂讲授。傅斯年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曾率学生将一不学无术的教师赶下讲台。此次同学们又请他来听课，听了几次课以后，他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样才平息了一场风波。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文章中写道：“(当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是北大教授黄侃的得意门生。其时，黄侃等几位国学大师都赏识傅斯年，想让他继承衣钵。可是傅斯年自从结识胡适后，被“新文化阵营”吸引，不时趋访胡适。心直口快的陈独秀表示怀疑，在《新青年》编辑部对胡适和其他同仁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么?我们不能接纳他，不能理他！”胡适反对：“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五四”以后，不怀好意的人在社会上散布“‘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还说每月领取多少薪金。这“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派别集团。谣言传出后，对傅斯年十分不利，傅斯年、罗家伦也因此沮丧。胡适见此，写了《他也配》的文章发表。他用一生中罕见的语言辟谣：“‘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胡适还撰文提高傅斯年在知识界的影响，说“他（傅斯年）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
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关系密切，同为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在北大时，曾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打比方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
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这样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胡适面临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犹豫不决，傅斯年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于是胡适打定主意，拒官不做。
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斯年作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作一段代理校长。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颇有些人加入了日军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1947年1月7日傅斯年致夫人俞大綵信中云：“北京大学可以说两头着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联大脱离，大费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第229节
日期：2009-04-2418:42:58
大炮（一）
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一生直言不讳，炮轰要人。
傅斯年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作义愤状：“他凭哪一点？”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因为总失业的缘故，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傅斯年得知后极为震怒，高呼“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张、杨，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等言辞激烈的檄文予以声讨。傅斯年言称张学良的老子就是胡子出身，“张贼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再次疾呼尽速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张贼学良”除投奔共产党，将是死路一条。针对有人认为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坚称愈是大军压境，张学良愈不敢加害蒋，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而张投降后，“只有蒋能救他一条性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而滞留香港。当时皆以为陈寅恪已离开人世，傅斯年因此高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日期：2009-04-2509:34:07
大炮（二）
傅斯年一直对孔祥熙深恶痛绝。1938年，傅斯年就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的才能、用人，揭露他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的恶行。蒋介石却不予理睬。从此之后，傅斯年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弹劾孔祥熙。当时胡适在美国，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劝傅不要贸然行事，免得惹火烧身。但傅斯年并不理会，他开始着手调查孔的美金公债一案。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列举了自己倒孔的六条理由，谓孔氏“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因而，为“爱昔介公，不容不反对他”。并进一步表示“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倒孔）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触物耳”。
当时中央银行国库局正直人士或与孔祥熙有隙者，趁机将掌握的内部重量级材料提供给傅斯年。傅斯年迅速拟成提案，交大会秘书处宣读。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王世杰见后大骇，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王世杰语），力劝傅斯年歇手闭嘴，否则后果无法预料。傅仍坚持己见，并要上诉法院，与孔祥熙对簿公堂，如果揭发罪状失实，甘愿反坐。
据一位知情者说，为搞垮孔祥熙，傅斯年暗中收集了许多孔氏集团私吞美金公债的证据，以备上法庭之用。当时曾任南京《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曾说：“在重庆时，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罗家伦也回忆：“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作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大炮者之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第230节
面对傅斯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执著，陈布雷向蒋介石进言，让蒋暗地里处理掉孔祥熙，省得事情闹大，并建议蒋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等说辞，请傅斯年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蒋依计而行，果然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便答应退让，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众，蒋表示同意。尽管如此，傅的“炮轰”仍使朝野大哗。不久，蒋介石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调查孔祥熙财源的来路问题。此时，众人纷纷借着傅斯年的“炮轰”，纷纷棒打落水狗。傅斯年一炮轰走了孔祥熙，从此“傅大炮”名动天下。
日期：2009-04-2509:35:27
大炮（三）
继孔祥熙之后，傅斯年的炮口又对准了行政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与宋子文二人关系还算友善，傅原本对宋寄予希望，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宋和孔祥熙大不同。
然而，宋子文的表现并不如傅斯年希望的那样，于是傅斯年从教育状况糟糕、政府只卖文化膏药等方面，提醒宋子文，希望宋氏能醒悟。傅在《大公报》撰文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
但宋子文并不理会。傅斯年大怒，遂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五个方面，对宋子文进行猛攻。傅斯年在半个月内连续刊发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文章。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关于傅斯年首次公开炮轰宋子文事，据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这篇文章便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当时总编辑张纯明一字不改地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世纪评论》第一卷七期刊发出来，“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刊发后，震惊朝野。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曾记载说，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的耸人标题加以渲染。
傅斯年的文章发表后，国民政府监察院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傅斯年再次在《观察》杂志中发表了《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文中更加详尽确实地历数了孔、宋的恶行与各自作恶的不同，并谓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是对头。傅斯年说宋子文，“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斯年还说，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在《观察》发表傅斯年文章的当天，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提出辞职，至此，孔祥熙、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因傅斯年炮轰而倒台。有人在报刊撰文称赞傅斯年：“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和再生！”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蒋梦麟在美国考察教育。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想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动下，欣然同意，但没有辞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一职。在重庆的傅斯年对蒋梦麟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劝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
7月8日，蒋梦麟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蒋、傅二人友好如初。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
1948年，国民党越来越腐败，傅斯年在公开场合竟大骂国民党政府已是大粪。
第231节
日期：2009-04-2408:51:44
恩怨
傅斯年在北大办《新潮》时，曾得到过鲁迅的支持，并有过书信往来。当时傅以北大学生兼《新潮》主编的身份写信于鲁，征求意见并请其指教。后来，傅斯年与鲁迅同在中山大学任教，二人相处甚好。但日后因顾颉刚，二人闹翻。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想聘请好友顾颉刚来中山大学任教。鲁迅一听傅让顾颉刚来中大，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道：“鼻（顾颉刚）来，我就走！”傅斯年脾气也上来了，索性不再理会鲁迅，将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鲁迅顿觉失了面子，于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辞职，并移居白云楼以示要挟。傅斯年也当场向朱家骅提出辞职，顾颉刚也宣布辞职走人。这令校方左右为难，于是决定让学生自行选择。想不到学生们开会后认为三人一个都不能少。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出面调停并表示“挽留”，同时想出调和的办法，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声言鲁、顾决不两立，无半点调和的余地。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愤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最后，鲁迅辞职离校，回到上海。
傅斯年后来也与好友顾颉刚反目，筹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二人各执己见。据顾颉刚女儿顾潮说：“傅斯年与父亲两人各有一番设想：傅氏在欧洲7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父亲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两人意见不同，而傅氏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父亲亦生性倔犟，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两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振声等人劝解而止”。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胡适曾为二人调停，但未奏效。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树的敌人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妒忌我，一种是想征服我，这两种都是没法避免的。我不能求悦人而自暴自弃，迁就了别人的标准。我自己不愿压迫人家，也不愿人家来压迫我。如有人想要压迫我，当然反抗。……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
此后，二人开骂，甚至发展到几欲肉搏。最后顾颉刚决定退出史语所。中研院史语所的成立大会上，顾颉刚没有出席。这次事件，宣告了傅、顾之间同窗之谊与十几年密友关系的破裂。
后来，傅斯年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聘顾颉刚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顾拒绝。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找别人捎话转告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听后则反唇相讥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10月，陶孟和带领他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也向李庄搬迁时，陶不得不向他学生辈的傅斯年乞求：“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斯年根本不为所动，听任陶孟和跟李庄的士绅协商，化整为零为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脚点。
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等人抗战时期流寓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这不仅是另立山头，而且违背了傅斯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傅斯年不仅写文章批驳，更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等人写信说：“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在这种情况下，吴文藻、费孝通只好关门大吉。
日期：2009-04-2607:03:16
逸事(一）
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
傅斯年到天津府立一中读书，刚入校时因为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回忆傅斯年时曾经写道：“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傅斯年的毕业考试成绩录于此：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9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字学85分、伦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旷课扣分减3分，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实得94.6分。
傅斯年进入北大文科就读是受当时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影响，而当时北大文科多为章太炎的门生弟子所把持。傅斯年在同学中出类拔萃，颇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的器重和栽培，他们期望这位学生日后继承章氏学派的衣钵。周围的同学对付斯年亦刮目相看，畏而远之，有的同学竟称他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据毛子水回忆：“在我看起来，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黄门弟子被人称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中的健将之一。
在与胡适交往之前，傅斯年是个守旧的人，当时在北大，他穿着大袍褂，拿着大葵扇，一副旧派文人的样子。
日期：2009-04-2607:06:05
逸事（二）
1919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但为了让自己的亲信能出国留学，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的科长，力排众议、挺身而出为傅斯年争取名额，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此后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借机出面为傅斯年出头。最终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氏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娘！”差点昏厥过去。
1924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认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发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虽来自全国各地，但差不多都说国音的阴、阳、上、去四声，只有傅斯年仍然是“闪董料秤”（山东聊城）口音。赵元任和他聊天，才知道他并不是不会说北京话，而是不屑说。原来，傅斯年到北京读大学，全家都搬到北京去居住。当时他们雇的佣人都是北京当地人。傅斯年入学不久就学了一口北京话，家里人听他改的满口京腔，就嘲笑他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他们的一笑把傅斯年的北京话笑回去了，把他的“闪董料秤”话又笑回来了。
傅斯年曾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讲述136张麻将牌中蕴涵的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倘若奖券能够中了头彩，那末不但名流闻人，可以唾手而得，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也大是易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又云：“这有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执着，无论如何非到绝望，不愿放弃生活的意志而自杀”。
傅斯年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傅斯年幼年清苦，故他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闲谈中，学生何兹全曾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情世故。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张政烺教授曾告诉何兹全，抗战时期，他陪同傅斯年入川，在宜昌等候换船。他打扫卫生，在傅枕头底下发现一本书，竟是《资本论》！
1939年，金克木去昆明拜访傅斯年。二人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见面，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小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金克木回忆说，“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没说几句，傅斯年说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的话，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金克木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傅斯年鼓励金克木学习希腊文，并送给金克木一本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
第232节
日期：2009-04-2711:45:39
逸事(三)
董作宾曾调侃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朱家骅先生是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长，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三代以下的人民呵！”
那廉君的回忆文章，提到傅斯年在昆明生活的场景：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和长沙人力车夫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近逼死坡（就在翠湖边，是南明时代遗迹，今仍有“永历帝殉难”碑记），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傅斯年对自己的胖的辩词，更是精辟。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傅斯年胖，故也有胖人常有的毛病，就是打鼾。一次他与李济从宜宾到重庆，乘船，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打鼾太响。后来，同住的船员告诉他们：二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害得我们一夜都没睡好。
傅斯年不讲究衣着，不积蓄家产，他的爱好，读书治事之外，就是吃。但因为胖，他又不能随意吃。俞大綵夫人回忆说：“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
日期：2009-04-2713:24:04
逸事（四）
毛泽东对傅斯年也很欣赏，1945年7月傅等文化界参政员到延安考察，在宴会上，毛泽东风趣地对傅斯年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傅斯年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此后，毛泽东和傅整整畅谈一个晚上。临别毛应傅之所请写一条幅相赠，附书：“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涉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条幅写的是杜牧的一首咏史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两人谈话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说我们不过是陈涉、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刘、项显指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所书诗句“古典”、“今典”均极对景，回答了傅的谦逊，也称赞了傅的以学问自立。
1945年11月，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沁园春-雪》。过了一个星期，王芸生给傅斯年写信，把毛的这首词抄给他，让他看看“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1947年，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治疗。俞大綵回忆：“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那天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在台大当校长），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在台大当校长，傅斯年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的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傅斯年好吃，经常忍不住背着夫人开荤，有时在上班路上，他到路边小吃摊上，买个肉饼或猪蹄香喷喷地啃起来，或者在返家途中偶尔进小食店吃最爱吃的北方面食，并嘱咐同行的那廉君秘书：“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
第233节
日期：2009-04-2720:59:35
逸事（五）
傅斯年因血压高，每天只能吃青菜及不加盐、油的简单食物，妻子怕他嘴馋外出大吃，只给些小钱，才够买几颗糖几片面包。所以他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学生发现他有时饭后也会再进餐厅，上福利社买面包，边走边吃。
有次下班秘书那廉君正在秘书室吃饭，傅斯年正好来找他，看到那廉君饭盒里还放着油晃晃的卤肉和黄焦焦的面包，三月不知肉滋味的他估计是馋坏了，一手拿起来塞到嘴里，边吃边颇为满足地乐道：“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秘书被他那样滑稽的满手油腻的馋相逗乐了，但大笑后却觉得几分辛酸。那廉君感叹道：“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傅斯年去世前夕，曾发表一个趣谈，他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在场的蒋梦麟补充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的学生何兹全，携妻子赴台湾大学访问，与陪同者一起拜谒傅斯年墓。几人漫步在傅园中，忽然不见了何先生的踪影。大家四处寻找才发现，他正泪流满面地跪在孟真先生墓前。何兹全先生在自传中写到：“我们去参拜傅先生墓。先在墓前行三鞠躬礼，然后绕至墓旁，我跪下默哀，……想起傅先生生前对我的爱护，我哭了。这时正下着大雨，风雨凄凄。”
日期：2009-04-2808:57:45
留洋
确定赴欧留学后，傅斯年在给好友袁同礼的信中说：“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
傅斯年和同窗俞平伯一起赴英国留学，然而，刚入学两个星期，俞平伯便不辞而别。听说俞平伯已赶往法国要乘船回国，傅斯年急忙追至马赛阻拦，果然在一艘轮船上找到了俞。一问才知，俞是因为想家，所以要回国。傅斯年闻听，强压怒气苦苦劝说，无奈俞平伯去意已决，傅斯年只好作罢。后来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
傅斯年留学时对各种书籍也广泛涉猎。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一起吃饭，傅斯年来时，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不知其为何物，待翻出来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册的地质学方面的书。向来不善言辞，更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
赵元任夫妇到德国时，留学德国的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等人想请他们吃茶点，虽定的是下午三点，但他们吃完午饭就去了。赵氏夫妇满以为到傅斯年租住的房子照例有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一大些东西，赵氏夫妇虽喜欢，没有能多吃，而请客的人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杨步伟当时就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连三明治都很少的。傅斯年气愤地回杨：“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地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经此一说，杨步伟觉得颇不好意思。又听傅斯年说，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俞大维夜里才起来读书学习，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杨步伟感动地差点流下泪来。
日期：2009-04-2808:58:57
留洋（二）
1923年冬天，罗家伦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要“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刚到德国半年多的傅斯年闻讯，以“山外魔生”为名写信给罗，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又说：“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填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诉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罗真人法览！”后来傅斯年又以DamnedLibraryman（受诅咒的书蠹）为笔名，致信罗家伦，描述自己穷困潦倒的境地：“星期一我在林中，未曾睡着，但失迎总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费在即，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
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尔泰，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无愁宫，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叫回。罗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李义山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由于国内军阀混战不息，留学生的官费也断了。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窘迫。一次罗家伦通过蔡元培介绍，向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借得国币1500元。傅斯年得知后，立即向罗借款。后来，罗家伦因紧张致快信向傅“讨债”。已是穷困潦倒的傅斯年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的艰难处境。
第234节
其中一段这么写道：“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从吾（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中国驻英公室朱兆莘）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继也。”
又说：“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镑，大约此星期可寄来。但此是老陈的了，有约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国，故更无从通融起。那么怎么办呢？上星期一向朱写信时，说有二十方可过年节，当时尚未计算得清楚，信发觉‘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始意觉得这月总可勉强到底，但陈走甚急，姚钱不来。前昨两日，整日思法子。昨天开了一个书单子，择其或有人要者于HirschwaId，未知下文如何？此时满想向朱再要，但如何措辞，且甚无效耳……要是老陈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钱为郭才子陈津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着急无对。此时柏林的环境中，比先更窄，故通融之国，更穷。几乎等于不能借分文之局面。这两月，子水、从吾、大维都是赖老陈维持。老陈大苦，老陈走后，更不了矣。”
傅斯年从《德国汇报》闻知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将要去职的消息，大惊，急忙写信致英使馆向朱催要学费。朱将这个棘手的皮球踢给了继任者。而继任者根本不把傅斯年等留学生放在眼里，对傅斯年的连连上书催款视而不见，迟迟不作答复。傅斯年大怒，立即表示“老傅穷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气”。
日期：2009-04-2815:42:34
去留
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离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
傅斯年曾在“去留之间两徘徊”。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槃回忆：自三十八年冬（实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1949年元旦之夜，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度岁末。是夜，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两位书生不禁潸然泪下。午夜的钟声响过，二人打起精神，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待把此诗吟过数遍，二人酒劲上来，倒在桌旁昏睡过去。
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傅斯年也产生了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又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
陈槃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当时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正准备陪母亲去广州、香港就医，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孟博）暗中劝俞不要离开。俞大綵说：“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幸得夫人看护，傅斯年未自杀赴死。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催促其迅速到台大上任。陈诚也致电傅斯年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接到电报后，傅斯年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飞赴台湾。这天晚上，在惨淡的星光照耀下，傅斯年携夫人走出了史语所大院中的家门，胡适与傅氏夫妇在前，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沉沉的夜幕中，看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热泪夺眶而出：“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
第235节
日期：2009-04-2911:37:46
孝道
傅斯年事母至孝。他早年丧父，是母亲和祖父将他抚养长大。号称“大炮”的傅斯年平日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每当母亲发脾气，他就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母亲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
因傅斯年的母亲患高血压病，忌吃猪肉，俞大綵为婆母健康，不敢给她食肉。但傅母却偏极爱吃肥肉，于是矛盾不可避免。俞大綵曾回忆说：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傅斯年的母亲后跟随儿子在南京居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斯年由于领导中央研究院各所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后，傅斯年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又各自踹了两脚。随后，他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当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余岁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傅母体胖，加之年事已高，为躲避战火舟车劳顿，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时好时重，最后在医院病逝。据一直在病房服侍的朱仲辉说，傅家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
傅母去世时，傅斯年还在病中，只能由妻子俞大綵出面请其兄、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应用于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但是，傅斯年万万没有想到得是，在他去世后的1966年，他母亲的坟墓作为“地主妖婆”和“蒋帮特务的后台老板”之窝点，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用炸药炸开，抛骨扬尸。据说傅母的人头骨被一革命小将拿去作为辉煌战果公开展览后，倒上洋油，挂于一棵大树之上点了天灯。
日期：2009-04-2913:26:47
家庭（一）
傅斯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傅斯年父亲早逝，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与山东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成亲。
丁蘸萃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随着年龄增长和西学的影响，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不满意。
傅斯年与丁蘸萃长期分居，没有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傅斯年苦恼之极，愤然道：“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不可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
傅斯年留学欧洲归来后，下定决心要与丁蘸萃离婚。1934年，傅斯年终于与丁蘸萃在济南协议离婚。
同年8月5日，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傅斯年与俞大维最小的妹妹、陈寅恪的表妹、比自己年轻10岁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俞大綵出身名门，幼年即受新式教育，后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
日期：2009-04-2916:20:38
家庭（二）
俞大綵这样说自己的婚姻：“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傅斯年）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傅斯年爱吃肉包子，他的夫人俞大綵女士出身名门，又是南方人，对他这种习惯印象极深。傅先生讨厌狗，恰有朋友送给他儿子仁轨一条狗，一天午睡时，那狗舐他的手，醒而怒打，狗逃掉了，却打碎了自己的眼镜。夫人与之辩，三天不与交一言。然而三天之后，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对夫人说：“我无条件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吧，闷煞我也。”夫人取笑说：“用配眼镜片的钱，买几个肉包子吃，岂不更好？”
俞大綵一生追随傅斯年。在李庄时，由于没有小学，俞大綵就在家中教导傅仁轨和李方桂的女儿。
1947年，傅斯年赴美国治病，后傅斯年夫妇回国，把13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付友人和门生照顾。岱峻曾向人打听傅斯年先生的这一血脉的下落。知情者说，傅仁轨在美国再也没有回来过。与台湾和大陆都没有任何联系。他在美国缺少教管，书也没好好念，学嬉皮士，穷愁潦倒，荒芜一生。他的母亲台湾大学教员俞大綵为此终生后悔。
后来傅仁轨先生读了岱峻的《发现李庄》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不足百字：“尊敬的岱峻先生：我幸运地读到了《发现李庄》，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它仿佛把我带回了过去的时光。愿好运赐给你。”信是英语写的，只有签名是用的中文。“傅仁轨”3个大字，歪歪扭扭，实在不敢恭维。岱峻始信了人们的传言，傅斯年先生之子已不会使用中文。
第2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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