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辜鸿铭曾对近邻和好友凌福彭（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父亲）说：他想刻一枚图章，同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1891年，俄罗斯皇储携内戚希腊世子来中国游玩，依照条约规定的特权舰船耀武扬威地停泊在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尽地主之谊，前往舰上拜谒俄罗斯皇储，身为幕僚的辜鸿铭随同前往充当翻译。期间，留着长辫的辜鸿铭流畅的法语令皇储非常惊讶。数日后，张之洞设宴款待俄罗斯皇储一行。席间皇储为避中国人，用俄语和希腊世子交流，说晚上另有约会，应节制食量。
辜鸿铭暗笑，用俄语对皇储说：“此餐非常卫生，请您尽兴品尝，也请转告世子多吃一点。”皇储越发惊讶，眉宇间的傲气顿时消失。张之洞饭后有吸鼻烟的习惯，未见过鼻烟的世子用希腊语问皇储：“总督鼻吸何物？”辜鸿铭听后便和张之洞耳语一番，接过张之洞的鼻烟递给希腊世子，皇储和世子都大惊失色。俄罗斯皇储到达上海时逢人便说：“汉口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日期：2009-04-1521:28:36
趣闻（二）
1913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便锁定辜鸿铭为最佳人选。辜鸿铭自恃身价，开口就要六千银元的月薪。银行团只得答应。辜鸿铭聘期一到，就立即走人。
“辫帅”张勋复辟时，辜鸿铭在外交方面尽了绵薄之力，梁敦彦荐他做外务部侍郎，据说张勋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辜鸿铭太新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谈。
胡适《记辜鸿铭》记载，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徐墀、胡适。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Hsü”和“CrazyKu”这两个绰号。
1919年8月间，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登出一篇随感录，批评辜鸿铭由于“立异以为高”的潜在心理作祟，别人留辫子他偏要剪辫子，别人剪辫子他偏要留辫子，完全是玩世不恭，为了出风头，引人注目。文章刊出后，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辜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
辜鸿铭曾三次投书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大肆鼓吹纳妾。弄得美国主编十分尴尬，劝他别再写了。他还大骂“美国男人不敢娶小老婆，没出息”。同时大骂洋人表面装正经，一夫一妻，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处寻欢，找情妇，逛妓院，到头来还唱一夫一妻的高调。
日期：2009-04-1521:29:33
趣闻（三）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筹建枪炮厂(后汉阳兵工厂)，想把它建成德国的克虏伯。不惜代价，聘英国兵工专家伍尔兹为顾问。辜鸿铭负责接洽，他与伍尔兹一番对话后，毅然将伍尔兹辞了，张之洞大怒。辜鸿铭说那人是骗子，想发横财来的。辜说伍尔兹是爱丁堡大学商业专科毕业，根本不会造枪炮。接着他向张之洞推荐自己留德的同学、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威廉-福克斯。说要请就请真正的专家。
第218节
福克斯到任，在宴会上酒喝多了，不经意中泄露了德国克虏伯的秘密。不久，竟被英国《泰晤士报》登了出来。当福克斯告诉辜鸿铭他担心家属的安全时，辜鸿铭叫他宽心，说他见到报纸后，禀报了张之洞，已叫人为其家属办理来华手续，并已备好别墅供他们全家使用。福克斯深感其情，悉心工作。
1885年，辜鸿铭在张之洞门下做洋文案，一天，张之洞做寿，大宴宾客，许多著名的文人墨客都应邀参加，当时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沈曾植也在其中，张之洞向辜鸿铭介绍道：“沈公是当代泰山、名儒，他的聪明学力，当今无人能及。”年轻气盛的辜鸿铭表面施礼问候，内心却暗暗不服。席间，他故意大谈西学，而沈曾植却一言不发。直至实在按捺不住，辜鸿铭问道：“沈公为何不答一言？”沈曾植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需读二十年中国书。”
辜鸿铭十分羞愧，然而，后来他却暗下苦功，二十年之后，又逢张之洞寿辰，沈曾植也依然受邀到场，听说沈曾植来了，辜鸿铭令人把张之洞的藏书全部搬到前厅，沈曾植十分疑惑，问为何搬书。辜鸿铭拱手道：“请教沈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辜鸿铭在家中十分惧内，他说：“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
辜鸿铭长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
罗家伦说：“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
辜鸿铭虽然学贯中西，但字丑的要命。陈昌华先生《我知道的辜鸿铭先生》中说：“我曾亲眼看见他写的‘求己’二字，初看时，我不相信是他写的，他自己署名那个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离约摸有二三分阔，谁相信这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先生写的呢？”
张中行《负暄续话》中也谈到辜氏的字，说：“我前面提到的《春秋大义》，扉页的题字正可以作证，十几个汉字，古怪丑陋且不说，笔画不对的竟多达五个。”看来辜氏的字丑，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我想，”张先生又说，“这出于辜氏就再合适不过，因为，如果竟是赵董或阁馆，那就不是辜鸿铭了。”
日期：2009-04-1608:33:47
癖怪
辜鸿铭雅好小脚，他有一套奇谈怪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他认为，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他还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他还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辜鸿铭喜爱三寸金莲。在北大执教时，他去一位学生家看藏书，见到开门丫头的小脚，顿生兴趣。本来他是来看学生所藏宋版书的，此时心意全乱，匆匆浏览。这位学生悟出先生是想得到这个丫头，自然投其所好送之。那丫头行前把小脚洗了又洗。到了辜府，辜鸿铭捉起丫头的小脚，嗅不到一丝肉香(臭味)，趣味索然，差人把丫头送了回去，并附一信，只书四字“完璧归赵”。
辜鸿铭喜妇人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写道：“先生在湖北时，寓所在大朝街……正夫人系中国产，为其续娶，貌仅中姿，而其裙下双钧，尖如玉笋，绰约婀娜，莲步珊珊，先生最宠爱之，二夫人日本籍……相传辜氏有嗜臭奇癖，每夜就寝时，照例必捧其夫人双翘大嗅一阵，方始就寝，否则不能安眠。……先生且喜嫖，每夕必御女，女非小脚不乐，谓缠足妇人，为中国女性特有之美，又谓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巴黎香水，其味尤醇，且谈时眉宇间含有莫大愉快之色。”
辜鸿铭喜欢狎妓。民国以后，辜鸿铭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一天，开完会后，他收到三百块大洋的“出席费”。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收买人心，立即拿了这笔钱去逛妓院。他把北京八大胡同每个妓院遛了一遍，让妓女们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大洋散光，他才扬长而去。他同情妓女，认为她们卖淫是卖穷。
辜鸿铭在京城吃花酒，逛妓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却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件文人雅事。“辜先生有时亦逛八大胡同。认识一妓，名纫香者，貌不美而有风致，酒量极好。予在大森里识一吴人名小凤第者，每吃花酒，必请辜先生。先生常以小辫与群妓嬉戏，有时打茶围。至天亮始各归寓。”
辜氏不仅喜欢嫖，还喜欢赌，嗜好麻将。有次与人“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赢，最后因少了一张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挂在辜鸿铭的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辜鸿铭虽然喜欢打麻将，但牌技很差，基本上输多赢少。一旦有点儿收入，他就聚众打麻将。等口袋里的钱输得差不多了，他才忍痛起身，恋恋不舍地离去。
第219节
日期：2009-04-1611:37:18
妻妾
辜鸿铭的元配夫人叫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与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他就把她的小脚视为珍宝。每当无聊时，辜就让他脱掉鞋子，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解开，低下头，贴近鼻子，如闻花香，感到无限舒坦。作文时总把淑姑唤到身边，让她把瘦如羊蹄的小脚放到他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他右手执笔，左手抚弄妻子的脚丫子，时捏时掐，像玩佛手一样，自得其乐。据说此时，他顿觉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的妾吉田贞子是日本鹿儿岛的士族，贞子后只身一人来中国寻找自己父母，在汉口没有寻到双亲的她被拐卖到一家青楼暂做了端茶的侍女。因她坚持不做妓女，因而经常遭到鸨母的打骂，日子非常艰辛。辜鸿铭觉得她十分可怜，就让她到自己家中暂时住下。和贞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淑姑觉得她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对自己也颇为尊敬，在淑姑的一手撮合下，辜鸿铭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贞子在辜鸿铭的帮助下找到了父母。她经过一段时间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留在中国陪辜鸿铭。辜鸿铭发现和贞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地幸福，他几乎夜夜要求贞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在兴奋剂和安眠药的照顾下，辜鸿铭觉得非常地开心，有时兴致所致，也会丢下家中的两位宝贝，留踪于青楼妓院，不管外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风流倜傥”，“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佗。”
吉田贞子在陪伴了辜鸿铭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给辜鸿铭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失去了“安眠药”的辜鸿铭哀伤不已，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思念之中。他特地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为她选了一块墓地并亲手立碑纪念，上书五个大字：日本之孝女，把这五个字作为他给这位爱妾一生的评价，并为贞子深情地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这首悼亡诗这样写道：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两年后，辜鸿铭均在出版的英文书籍的扉页动情地写道“特以此书献给亡妻吉田贞子。”贞子死后，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由贞子做伴的辜鸿铭自然忍受不了突然失去贞子后孤枕的夜晚，每晚必然把那缕头发置于枕下。在辜鸿铭的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并在日本引起了轰动。辜鸿铭到了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也就是吉田贞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1928年3月，辜鸿铭突然发高烧，各种治疗均告无效，身体日渐衰微，4月30日病逝于北京家中，终年72岁。儿女将生前一直相伴着他的那缕吉田贞子的头发与他一起下葬。
日期：2009-04-1620:05:20
评誉
震瀛在《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中说：“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
《清史稿》中《辜鸿铭传》亦说他：“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
李大钊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时人这样评价辜鸿铭：“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
张中行先生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温源宁在《一个有思想的俗人》中说：“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与众不同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我敢断定辜一定是第一个剪去。”
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执辈谈起辜鸿铭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一代文豪、翻译大家兼幽默大师林语堂对辜鸿铭推崇备至，尝言：“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林语堂说辜鸿铭：“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林语堂不止一次说辜鸿铭是怪杰：“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著名翻译家、文学家、革命志士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就说：“他是热情的爱国者，曾首先高呼‘中国人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欧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样`。”
曾作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在国外他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刊有辜鸿铭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
散文兼翻译大家梁实秋说：“先生（辜鸿铭）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
辜鸿铭会说一口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英文，孙中山先生曾说：“我国懂英文的，只有三个半，其一是辜鸿铭。”
一位叫尤光先的中国学者甚至说：“他在留学时代，用英文所写的零篇碎简，都博得欧陆人士的好评。”
第220节
曾任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许世英亦说：“鸿铭先生，名德硕彦，久为世重。”
陈彰在《一代奇才辜鸿铭》中说：“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
温源宁评价辜鸿铭：“一个背叛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者，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的君主，却以佩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
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如是评论传主：“其为人极刚愎，天生叛徒，一生专度与人对抗之生活，众所是则非之，众所喜则恶之，众所崇信则藐视之，众所反对则拥护之。只得到与人不同之处，便足快乐与骄傲矣。林语堂谓：‘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还有部分人看到了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的悲剧色彩,其时,一个巨大而破烂的时代在他身后无可挽留的坠落，而眼前，是狂飙突进的新时代。辜鸿铭矫枉过正地为旧传统辩护，其实也是为自己栖息的时代辩护。
日期：2009-04-1621:00:43
声望
辜鸿铭在中国的声望，远不如在西方来得隆重。辜鸿铭在欧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赞誉和评价，远远高于国内。
北京有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他对大翻译家林语堂的英文非常看不上，却拜服在辜鸿铭面前，他说，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任何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
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
丹麦文学与社会评论家勃兰兑斯在长篇评论中对辜鸿铭批判欧洲文化的观点表示激赏，他称辜鸿铭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
马伯援有段回忆：在美国时，他曾到图书馆去看辜鸿铭的著作，颇惊其多。图书馆的小姐说，“辜先生的书籍，在英美图书馆里，不仅是多，而且宝贵”。
1920年沈来秋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劳动群众，“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另一位留学生嗣銮也说起留德六七年刺激最深的两件事：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鸿铭极为佩服，当得知辜鸿铭生活困难时，竟还为他筹款；有一位教授郑重其事地宣布，学生中若不懂辜鸿铭，则不准参加有关讨论。
奈尔逊教授就曾著文说：“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并世同辈中，吾所佩服者当以辜鸿铭为第一。”
英国有名的学者鄂方智主教，认为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扬子江流域》一书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对辜鸿铭的英文诗大加赞赏，在辜鸿铭去世后，她叹息道：“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因为推崇辜鸿铭，欧美国家的报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鸿铭的文章，尽管它们不少是讽刺詈骂这些列强国家的。如说英格兰人傲慢，苏格兰、德国人自私，美国人粗俗，俄国人残暴，辜鸿铭一张利嘴，几乎骂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杂志，刊有辜鸿铭的论文《TheUncivilizationUnitedStates》（《没有文化的美国》），中间插入辜鸿铭身着前清顶戴、朝服后拖一根大辫子的漫画像。辜鸿铭在批评美国文学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除了爱伦-坡的诗外，没有一首好诗。生平痛骂西人而反以此见重于西人，辜鸿铭算是一个独特的样板。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说：“在旧中国，哪儿有人可与辜鸿铭先生相提并论？他是惟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我承认我欣赏他，我承认我爱他。”
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也有言：“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说：“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一九二四年十月，辜氏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萨摩雄次邀请到日本讲学。萨摩雄次说：“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写信向辜鸿铭请教，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
英国文豪毛姆认为辜鸿铭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
日期：2009-04-1621:49:39
附：
辜鸿铭临死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两个未出阁的女儿：珍东和娜娃。
辜珍东是淑姑所出，辜娜娃为吉田贞子所出，她们不仅聪颖明慧，而且继承了乃父骄傲、清高的性格。她们在北平那条紫藤花盛开、椿树迎风摇曳的著名的老胡同——东椿树胡同十八号小独院里长大，自小听着荀慧生、尚小云优美、高亢、婉转的唱腔成长，听着余叔岩夜班三更吊嗓子。这两个骄傲清高的女子曾对提亲的人說：“只要你用中、英、法、德、意、日六种文字各写一封求爱信，什麼都依你。”一句话吓退了求爱者。辜鸿铭去世后，这两个他放心不下的女儿在苏州削发为尼。
第221节
日期：2009-04-1709:34:06
二十七、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所长。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关键词：
五四、霸气、敦厚、率真、介直、治学、教育、铁腕、革新、爱国、壮怀、
情谊、恩怨、大炮、逸事、留洋、去留、孝道、家庭、谶语、归去、评说
日期：2009-04-1709:35:34
五四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他曾自豪地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说：“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傅斯年在一篇咏耶稣的诗《前倨后恭》中写道：“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这正是傅斯年处世的态度和一生为之拼搏奋进的写照。
傅斯年因为走路被旁边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愤恨道：“坐汽车的就该枪毙！”傅斯年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于是，他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到“五四”运动时，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摁了一声喇叭。大家想起傅斯年的这句话来了，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
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这个人就是梁实秋。
1919年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该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规定。
下午，各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学生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西门口美国使馆门前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痛打呆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派兵赶赴现场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2人。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当天晚上他回校时对同学姚从吾说：“这回北大损失太大了，同学被捕去好多。”
5月5日，傅斯年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给他的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清华学校任职的袁同礼写一封信。这时，傅斯年已确定以山东公费的名额去欧洲留学。傅斯年在信中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
同年10月，傅斯年在《新潮》2卷1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也谈到了五四运动所发生的影响。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但他同时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的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傅斯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写的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里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
傅斯年说：“我觉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众运动，而不知道有个人运动，必有好几种毛病。(一)(群众运动)一时未尝不可收‘疾风摧劲草’的效力。但久了，便多因分子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持。(二)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始。若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之后也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三）群众运动太普遍了，怠情的人——自然占太多数——安于‘滥竽’之列。”
日期：2009-04-1715:21:45
霸气（一）
民国史上有几位著名的被称为大炮的暴脾气人物，最著名的，一是孙大炮（孙中山），一是傅大炮（傅大炮）。
傅斯年在学生时期，一直是学生领袖，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据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
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有一天，与傅斯年不和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
傅斯年的霸气性格，使他树敌颇多，故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总要给新进史语所的工作的人“来一个下马威”，如不得乱写文章，强迫他们校书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李敖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他哥哥的同学梁思成，已经闻名海内外的大建筑学家梁思成带他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见面后，傅斯年问清王的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说了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这样将王世襄轰了出来。灰头土脸的王只好跟着梁思成到南溪县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暂住。
第222节
日期：2009-04-1721:01:33
霸气（二）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理研究员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
史语所的弟子门生对傅斯年，又敬又怕。马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所长傅斯年先生为人正派，令人敬重。初入所时，闻傅先生性情急躁，大家都生敬畏之心。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今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
板栗坳牌坊头是史语所同人茶余饭后聊天下棋的地方，当青年们来到此处时，总是有说有笑狂放自在。住在桂花坳的傅斯年吃罢饭，有时也从家中过来凑个热闹。但青年们见了，如同老鼠见猫一样，“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又溜一个，过不多长时间就全部溜得无踪无影了”。来不及溜的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下棋，傅斯年先是蹲在一边观阵，攻卒跑马地大喊大叫，兴致上来，便挽起袖子亲自上阵厮杀。这个时候有谁和他对弈就算倒了大霉，因为傅斯年经常下着下着竟思考起其他问题，一枚棋子停在半空再也不肯放下。对方只好强忍着性子，等呀等，许多之后，见仍无动静，才敢大着胆子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这时傅斯年才如梦初醒，嘴里不住地“噢、噢”叫着，开始走车飞象地大杀大砍起来。可惜好景不长，没几个回合，又按兵不动了，此举如同钝刀架在脖子上不断地搓动又总不见血，令对方难受至极。有了这样的教训，后来的日子，不管是闲聊者还是下棋者，只要看到傅斯年出了家门向牌坊头走来，皆以最快的速度溜之也。面对这种反常的举动，傅斯年感到大不对劲，便带着不解向董作宾讨教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听罢，哈哈一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斯年听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道：“糟糕，我这么不受欢迎，看来得向你学习呀！”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台大发生学潮时，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攻击傅斯年。傅斯年虽不支持台大师生的行为，但他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共产党分子，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他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愤然声明道：“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日期：2009-04-1807:38:52
敦厚(一）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史语所所长，李方桂说：“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闻听此言，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他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有人说傅斯年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据说，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刚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
傅斯年一直知恩图报。傅斯年出国留学时差一点被人挤掉名额，陈雪南关键时候伸出援手，傅得以出国留学。此后，傅斯年一直与陈保持相当良好关系。1948年，傅斯年在美国，被选为立法委员，他坚辞不就，后经陈雪南劝说才接受。
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傅斯年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逆流而上，上三楼把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躲进防空洞。
四川李庄永胜村农民张汉青的父亲张海洲当年给傅斯年抬过滑竿，他听父亲说过往事：“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在买书上。在李庄时，他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日期：2009-04-1807:39:48
敦厚（二）
一位当时台大的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回忆道：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一下飞机，见到关麟征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后两年间，因学力、教学水平低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多达七十余人。但出身贫寒的他始终对下属有颗仁慈而悲悯的心，他明白一些大学教授被解雇后可去之处甚少，其中被他解聘的几位教师生活特别穷困，他又充满人情味地动用多方关系，把他们安置到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
在台湾大学时，作为一校之长，傅斯年的原则是答复政府公文可以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他都是亲自动笔回复，以示对学生的尊重。
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綵回忆说：傅先生在台大，“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傅先生每次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
1950年，傅斯年去世后不久，卫生署一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告诉俞大綵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这名学生拿到眼镜后，含泪长跪在傅斯年墓前。
第223节
日期：2009-04-1910:58:24
率真（一）
傅斯年的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来又痛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就问他：“当时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怎么不说他是妖阿？”傅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1920年，《新潮》曾发表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的是留学欧洲途经上海的观感。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斯年丑化了上海人。傅斯年这样写道：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北伐胜利之后，傅斯年等几人在在蔡元培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傅斯年便肆意乱说了。他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
1927年，时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是系主任，又是院长。一天他和别人吵架，吵完后找到他的朋友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
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日期：2009-04-1910:59:28
率真（二）
朱家骅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为宴请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和傅斯年，特地安排了一桌最好最贵的酒席。赵元任夫妇吃完先走，杨步伟在路边看见一个北京炸酱面摊，要了一碗，正待品尝，傅斯年和朱家骅从后面赶来。朱觉得没让客人吃饱，过意不去；傅抱怨杨在大街上吃，不成样子。杨说：“什么不成样子，难道在街上就不能吃东西吗？”
傅斯年一贯反对提倡中医。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因为中医问题，他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但又不甘败下风，便当众辱骂了傅斯年，气得傅斯年也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身体那么瘦弱时，立马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何兹全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一天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好碰到傅斯年从段锡朋屋里出来，帽子歪着，满头大汗。傅斯年笑着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神情很是得意。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以为孔祥熙说情。当傅斯年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当即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抗战胜利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席间，傅斯年追忆史语所历次搬迁的，在讲到抗战岁月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地说着：“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第224节
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谈起与老师傅斯年的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
胡适在写给傅斯年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日期：2009-04-1920:45:37
介直
留学时，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与一位中国在欧洲的女人牵扯不清，据说在陪其看戏时，曾“看得她头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两座尚可听得。”傅斯年对此极看不惯，他写信给罗嘲讽地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说：“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聊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
在用人上，傅斯年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傅斯年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之。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他曾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蒋介石）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将伪北大的人全部开除。有人前来说情的人，傅斯年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一句话把说情的人的嘴封得死死的。周作人也是这时候被傅斯年开除的。
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
傅斯年为人胸襟坦荡，做事光明磊落，上行下效共同治理招生考试的舞弊行为。当时台大职工最怕“入围”出试题、印试卷。时正值流火的盛夏，在学校图书馆门窗被封闭的一角，门外密布着岗哨，当时又没有空调设备可以消暑，人进入像坐牢似的一关几天，有位老教授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在台湾大学任校长时，为力刹新生录取的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所以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他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日期：2009-04-2007:32:42
治学
傅斯年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兰克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罗家伦认为傅斯年赴德国留学：“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罗家伦回忆留学时的傅斯年：“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
傅斯年留学时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依旧买书，他在给罗家伦信中写道：现在“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言学，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描述过傅斯年在柏林的日子。杨步伟说，她与赵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也是现在很多的名人在内，我们多数是闻名没有见过面的，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
傅斯年最终转向研究实证主义史学，并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俞大维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
第225节
日期：2009-04-2017:40:33
治学（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最终决定南迁，随同搬迁的还有傅斯年视为珍宝的21万册藏书。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护送。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辛亥革命后，这批档案被日本的一家公司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在陈寅恪和胡适的建议下，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买下这批档案，最终让这批珍贵的内阁档案免遭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傅斯年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傅斯年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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