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2-1511:28:22
治学
在日本时，郭沫若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转行研究甲骨文，那时，罗振玉、王国维已经是这方面的名家，但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出来后，震惊了许多人，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郭沫若翻开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前编》，面对一页又一页甲骨文拓片，看到的除了可以断定是文字的白色线纹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靠着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观堂集林》等书的指导，郭沫若终于破门而入，只花了一两天工夫，就完全排除了文字障碍。
郭沫若细细揣摩着一个又一个甲骨象形文字，深深沉浸在探索的亢奋之中，随着门扉一扇扇打开，他惊喜地发现在古老深奥的历史庙宇殿堂中，珍藏着多少璀灿的瑰宝。每当他经过琢磨，从并不清晰的线纹中辨识出那古奥的文字，他的欢悦不亚于经过与海浪长时间搏斗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的欣慰也不亚于经十月怀胎的辛苦而终于抱着了大胖儿子的母亲。
郭沫若搜集和辨认甲骨文字，也给家庭增添了乐趣。有一段时期，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郭沫若总喜欢把骨片一块一块地摆在食案上，让全家人一起来辨认，说：“来，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字？”次子博往往猜中的最多，郭沫若常常竖起大拇指夸奖他。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爷儿俩还是一对暗中的酒友呢。
温相的文章写道：有一年，国家文物局的一位老同学说起郭沫若，他说北京近郊原来在五十年代初，曾经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亭子，去的人很多，看到也不觉得什么特殊，亭子里面立有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几乎无人留意，即使留意，也不知所云。有一年的秋天，一位老人去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他写了一个东西给文物局，在后来，从亭子的周围开启了很多关于金刚经一类罕见的佛教密宗典藏的书籍。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郭沫若事后拒绝了领取应有的奖金。
郭沫若利用出土文物为佐证，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辩难，是方法上的进步，至今仍没有充足的证据完全驳倒。
五十年代，毛泽东从别人手里得到了一件古玩，这件古玩不少方家都论证说完全是真的，毛当然相信了。后来毛趁着高兴的时候拿给郭沫若看，别看郭在政治上、思想上跟毛亦步亦趋，可看到古玩的时候，郭的“倔劲”上来了，郭说这东西是假的，而且是大约什么时间造出来的，用什么样的手法造出来的。毛还有些不信，到了七十年代，这桩公案了结了，郭当年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日期：2009-02-1513:39:54
风雅
陈铭枢，字真如，是当时著名佛学家桂百炼先生的弟子，对佛学颇有研究。1938年，他和李济深、黄琪翔、余心清一齐造访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与正在磨墨写字的郭沫若谈笑。陈铭枢说：“听说沫若兄善对嵌字联，今天要劳驾你了，有人用梵文两句将我的字‘真如’嵌了含真字的上联，尚无下联，请你也用梵文对如字的下联吧。”郭沫若笑着说：“你是故意来找麻烦的，梵文我已多年未涉猎，手边又无书可参考，怎么对呢？”
李、黄、余见有此雅事，就叫陈赶快把上联念出来，都说沫若兄一定能对好。陈于是念出上联“真有人古，谁为真宰”，嵌了两个真字。郭沫若偏着头想了一会儿，对曰：“如是我佛，此即如来”，也嵌了两个如字，自然浑成，珠联璧合。大家一齐鼓掌叫好。陈又要求写成条幅，郭亦不推辞，一挥而就。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郭沫若曾生过一场病。陈铭枢来看望他，跟郭沫若谈论起桂百炼充满佛教哲理的辞世诗，趁机又要求郭将他的字再嵌一联。郭沫若思索片刻，挥笔写下了“真理唯马克思主义，如来是桂百炼先生”。顶格嵌了真如二字，上联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坚定信仰，下联以哀悼桂百炼先生，虽然明白如话，却是工整贴切。
1941年3月，郭沫若与田汉相约，过江骑马登南山，春游3日。春游结束，田汉乘舟东下桂林，郭沫若题一首七绝送别，中有“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华骝”句，以此共勉。
1945年1月的某一天，郭沫若和柳亚子在重庆一同经过一家豪华酒楼，柳亚子见不少国民党权贵成群结队来酒楼摆阔，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十分气愤，说：“这些吸血鬼刮尽民脂民膏，只知花天酒地，祸国殃民，我要革他们的命。”骂罢又吟了一句：“才子居然能革命。”郭沫若一听，觉得这是一句现成的好上联，于是马上对出下联：“诗人毕竟是英雄。”柳亚子十分佩服郭沫若的才思，立即请金石名家曹立庵把这两句联语刻成一枚印章，以资纪念。
1948年，史学家侯外庐在沈阳一家古玩店购得一枚印章，上面镌有“公生明，偏生暗”六字，觉得意蕴很深，便拿去与郭沫若共赏。郭沫若一见便爱不释手，连声叫好。侯外庐便把此章送给郭沫若。郭沫若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表示要送点什么作为回报。侯外庐便请郭沫若题赠一副对联。郭沫若略加思索，便以印章上的六字作上联，另集６字配上：公生明，偏生暗；智乐水，仁乐山。原来，印章上的“公生明，偏生暗”乃《荀子-不苟》中句。郭沫若用《论语-雍也》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略加不伤其意的简化相对，竟成了一副意蕴比原句更为隽永的集字联。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有几位日本学者来中国登泰山，沿途的风景令他们流连忘返，赞叹不已。穿红门，过万仙楼，北行一段，自然风光绝佳，盘路西侧的石壁上镌刻有“メ二”两字，引起日本学者的很大兴趣，他们向陪同的中国学者询问，这两个古怪的字意思是什么？还真把在场的人都难住了。游山归来，日本学者仍追问“メ二”的读法和意思。于是，我国学者们便翻书查卷，多方请教专家教授，可就是得不到满意结果。后有人带着临写的这两个字找到中国科学院，请教郭沫若。郭看了这两个字，沉思片刻，提笔在“メ二”两个字外边各加两笔，“メ二”变成了“风月”。郭沫若笑道：“这两个字应读作‘风月无边’，不过是古代名士的文字游戏罢了。”
1961年3月，诗人萧三到海南岛儋县参观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当时这两个单位正值初创时期，条件很差。师生们一面开荒建房，一面上课学习。萧三为师生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提笔撰一句云：生产产诗歌，诗歌歌生产，热带作物区里作诗，诗情最热；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萧三将下联空着，并题附言：“希望有后来高明者对下联。”事有凑巧，时隔三天，郭沫若也来这里参观，看了上联，便信手为之续出下联：劳动动教研，教研研劳动，红旗照耀光中施教，教益通红。
1962年秋天，郭沫若到南海普陀山游览。在梵音洞他拾得一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联：“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难寻处处寻”；横批是“春在哪里”。再翻一页，竟是一首绝命诗，且署着当天的日子。郭老看了后很着急，马上叫人寻找失主。失主终于找到了，是一位面色忧郁的姑娘。她叫李真真，因三次考大学落榜，加上恋爱受挫，于是决心“魂归普陀”了。郭老耐心开导她，对她说：“这副对联表明你有一定文化水平，不过下联和横批太消沉了，这不好，我替你改一改，你看如何？”姑娘点头，郭改道：“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难成事事成”；横批：“春在心中”。姑娘听了感佩不已。心想眼前这位长者一定是位有学问的首长，于是把自己的心事都倾吐出来。郭老听了，挥笔写一联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下署“蒲松龄落第自勉联”。李真真请郭老为这副对联签上名。待郭老写上“郭沫若，六二年秋”几个字后，姑娘才惊喜地知道眼前这位首长就是郭沫若！她激动地表示要永记教诲，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进，李真真还大着胆子写了一首诗作谢郭老云：梵音洞前几彷徨，此身已欲付汪洋，妙笔竟藏回春力，感谢恩师救迷航。
郭沫若给许多名胜撰写过对联，十分贴切，高度概括。郭沫拖题武侯祠：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题聊斋：画人画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题杜甫草堂：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题司马迁祠：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郭沫若的书法汪洋洒脱，雄浑豪迈，个性张扬，“中国银行”、“黄帝陵”等均为他所题写。
第108节
日期：2009-02-1520:35:36
逸事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国民党时期，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史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郭沫若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胡萍等人为郭沫若洗尘。之后，郭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和田汉等人通信中说：“花呀！爱呀！宇宙底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汉五十大寿，郭沫若往贺。贺辞曰：“寿昌，我亲爱的老弟，你今年五十岁了，公然未死！”
郭沫若的屈原在国泰剧场上演时，他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郭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
1945年，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当时在渝的许多文化名人都应邀前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自称为兄?”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在大陆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宗白华对郭沫若有知遇、提携之恩，郭与田汉接识也通过宗白华。世人皆以为三人为知己。50年代初，舒芜到北京来，在什刹海玩时，遇见无所事事的宗白华，很激动地跟表兄聊天。中间问表兄：“最近见到郭老没有？”宗白华长叹一声：“唉，我这样的闲人，哪能去打扰人家‘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呢？！”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1962年除夕，严寄洲和一些朋友去郭沫若家拜年，告辞时，严寄洲讷讷的说“郭老，请您有空的时候给我写几个字作记念”郭老慨然应允道：“我立即给您写。”并说：“再过一小时，就是新的一年了，即答应给您写几个字，哪能拖一年呢，我可没那么大的架子。”
日期：2009-02-1611:02:02
革命
二十年代，郭沫若一直站在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列，直接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1925年诗人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创作了剧本《聂莹》，以此表示自己对于这一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对于帝国主义暴行的抗议。
1926年3月，郭沫若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任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1926年7月，他参加北阀军，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直至代理主任等职务。随军由广州到武汉，由武汉到南昌。1927年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又转道汕头，香港，最后到上海。1928年2月，被迫再次东渡日本。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郭沫若也是当天上午推选出的二十五人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而此刻，郭沫若还在九江张发奎部队里。起义的消息传来，大家反应不一，郭沫若想说服张发奎一起去南昌，张发奎却想让郭沫若同他一起远走日本。结果二人分道扬镳，张发奎没有阻拦郭沫若，反而劝他趁今晚口令还没有改变赶快走。
郭沫若1930年在日本家中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郭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郭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1937年5月下旬，郭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的来信。郁达夫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郭沫若于是立即回国。
郭沫若后来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日本报纸报导后，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1934年上海《社会新闻》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时至1937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第109节
1944年，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重庆进步的文化界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举得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兼新闻处长费正清等襄助。开会这天，听众和观众非常拥挤，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轮到郭沫若演讲，他从法国作家讲起，讲到中国国内，又讲到震动全国的汀桂大撤退。他严厉申斥一个人，此人掌管中国的海陆空军；他生动描绘中国军队如何狼狈撤退、溃不成军等等，他说这都应该由此人负全责。这时，每当他说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到了高潮处，他简直揪心捶胸、沥血嘶声，大声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挂了一身军功勋章的何应钦。
听众观众很快就发现郭沫若的就是他。群众的掌声如潮水涌起。何应钦当然也知道骂的是他，但他居然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骂完为止。当年与会的老作家徐迟说：“这次演讲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再没有比这更精彩、更锋利的演讲了。恐怕郭沫若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讲了。”
一天，郭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郭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郭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于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郭沫若的世界观转变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文艺思想变化：早期提倡主题“天才、灵感、神会”到强调文学为第四阶级工农大众服务。
日期：2009-02-1611:22:49
变异
1927年,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化名高浩然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诬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了；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向蒋委员长忏悔了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
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他们办《文学旬刊》。当时郭沫若许诺“尽力帮忙”。
然而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几天后，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1928年1月，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郭沫若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后来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
鲁迅去世后，郭沫若的挽联写道：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921年8月9日，郭沫若与胡适在上海初次会面，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交集。当时郭沫若的第一本个人创作集《女神》在几天前刚刚出版。据胡适日记记载，当日是商务印书馆的周颂九、郑心南邀请他们一起吃饭。
但郭沫若后来用嘲讽的口吻把这次会见称为“光荣”的“同席”。根据他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却记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而且事前郑重地下了请帖。郭沫若记述：高梦旦向胡适介绍“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胡适“殷勤地”与郭握手，并且说：“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
郭沫若十多年后记叙这次会见时几乎句句含有嘲讽，而胡适当时记在日记里的印象就已经颇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据胡适日记记载，就在那“光荣”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与朋友到商务编辑所拜访胡适，而郭沫若始终未曾提起过拜访胡适的这件事。
第110节
创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达夫等摆出了向“垄断文坛”者(郁达夫语)、“树大招风”者(沈雁冰语)勇猛出击的挑战姿态。他们也没有放过胡适。在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由郁达夫出马，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此文理所当然地招来了胡适题为《骂人》的回骂。
郭沫若当时发表了为郁达夫助战的文章《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他积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终于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而胡适1923年五月再次来到上海时，致信郭沫若、郁达夫，表现出颇为诚恳的态度：“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沫若即复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于因此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胡适收到复信后，还到泰东看望了郭沫若、郁达夫，郭、郁也曾去回访。胡适的来信与来访被郭沫若视为“一种求和的态度”。
1923年10月11日，胡适再访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单单可闻，大约即其日妇。”从郭沫若家出来，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而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唏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骂人”。
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趁着喝得半醉，胡适又说了一些“诚恳话”，而郭沫若则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了胡适。据在场的徐志摩记述，这次聚会是以“飞拳投詈而散”。而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他们之间则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对立。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看到江青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写了一阕《水调歌头-四海遍》：“四海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邓小平重新上台后，郭沫若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日期：2009-02-1614:59:31
治学篇补遗：
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著名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就是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唐晓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他们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以前甲骨学研究的成绩，四人的学术贡献相差无几。
民国史学研究有所谓“信古”、“疑古”、“释古”三派，而“释古”的流行，与唯物史观的兴起关系密切。在这方面，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影响甚大。周予同认为：“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是郭沫若。”
齐思和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方面称赞郭为当代大文学家，想象力之富与著述之勤，均极可佩，其研究范围之广博，尤足惊异，另一方面则批评“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如此书置自我批判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也”。
郭在翻译方面成就显著，他翻译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雪莱诗选》、河上肇原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当时颇有影响。
在翻译外国优秀文化作品同时，郭沫若还将“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当作自己翻译的另一个方向。他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念念不忘让古代文献通过自己的手再现风采。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
第111节
日期：2009-02-1707:19:50
阿附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结识是在风云际会的1926年仲春时节的广州。郭沫若在七月从军北伐前的几个月里，与毛有过几次交往，主要是毛泽东请郭沫若去由他主持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有趣的是，在郭沫若的眼中，“农民运动大王”的毛泽东居然是“如妇人好女”般的“文士”。郭沫若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亡日本时所撰写的自传《创造十年续篇》中，有形象的绘状，字里行间，对毛泽东的沉稳、谦挹颇怀好感。因为是以平视的心态写来，颇为真切。这样的文字，在后来满怀崇拜之情的驱使下，就不再有了。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四天。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热情赞扬。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手书后，大喜过望。只是，对于毛泽东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他又把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共产党的态度融在了一起。
1945年重庆谈判后，在重庆乃至全国围绕着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以《沁园春》的词牌为唱和形式展开的这一场斗争，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国民党控制的报刊连续发表了所谓“和词”近30首，文章10余篇，大肆“围剿”毛泽东的咏雪词。郭沫若首先在12月11日《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首和词。在郭沫若的带动下，许多人士也奋起反击，在重庆一时出现了一场以《沁园春》唱和词的形式展开论战的激烈斗争。
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国庆观礼的梁漱溟，目睹郭沫若率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赠送锦旗，上书“我们永远跟您走”，内心极为感慨。
郭沫若在丽江黑龙潭的得月楼上题写了一幅对联，全为集毛主席诗词而成，文曰：“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文中且照顾到了附近的玉龙雪山，可说十分精巧。
1960年，巫山十二峰之一的文峰之巅，如削绝壁上出现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每个字长宽约33米，占幅1000平方米，整幅标语相当于15个篮球场的大小。这五个字，是巫山县委为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以“摘帽”为精神鼓励，驱使本县100多名右派分子在峭壁上硬生生挖出来的。工事进行中，有五名右派分子因饥饿或被殴打而死。次年，郭沫若船过巫峡，看到这绝壁鬼斧，心情激荡之下赋诗云：“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可是，来年春草重生，百卉竞发，这个人间奇迹就这样被湮没了。
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毛泽东的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他）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
文革开始后，章士钊的家被抄，章找到毛泽东，毛泽东让周恩来将被抄的东西发还赵士钊。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郭沫若被列为第二位。完整名单如下：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李白与杜甫》里对李白杜甫有悖常理的任情褒贬，被普遍视为一本附和之作，令人不齿。但也有学者有不同观点，李力研认为里面有曲折反抗意。
毛泽东作七律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历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和诗也是一首七律：春雷动地布胎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超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借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第112节
日期：2009-02-1712:31:46
言说
郭沫若说：“我又是一个冲动型的人，……我便做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
郭沫若说：“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
郭沫若说：一万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
郭沫若自省：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晚年，郭沫若说：“我……自惭形秽，但心中总是憧憬着那诗的真善美的境界。我有时很不服老，但现在只得承认，我老了，恐怕再也写不好诗了。”
日期：2009-02-1716:52:37
欲情
郭沫若早熟，七岁就喜欢他嫂子（《叶罗提之墓》），造成他女性崇拜意识，后来诗集《女神》、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虚构人物，婵娟）、《蔡文姬》等剧作中都得到表现。
据《沫若自传》记载，真正唤醒郭沫若的“性的觉醒”的是他的三嫂。在郭沫若的眼里，他的三嫂是姑嫂中是最美丽、最优雅、最贤淑的一位。那是在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耐不住家塾里苦读的煎熬，郭沫若借口小解向先生告假走了出来，当他来到花园门口，却意外的看见三嫂正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的下面，郭沫若轻轻地停住脚步，从后面端详着三嫂的背影。他看到今天三嫂穿着一件葱白竹布衫，两手的颜色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色的顶针。三嫂大约是感觉到春闺的寂寞，显得有些慵倦而有所期待的样子。……郭沫若本打算走开，可是他的一双眼睛却被三嫂那粉红柔嫩的手紧紧的吸引住了，他竟痴痴地望着，无暇顾及其他了……这一段经历，在少年郭沫若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在他的脑海里，三嫂成为第一等的美人，成为他心中所向往的未来恋人的模特。
郭沫若儿时有女性特质，在《我的童年》里，郭沫若讲述了一位姓章的不良分子在自己被斥退的时候和自己“渐渐接近起来了”。事情逐渐发展下去，终于有一天姓章的不良分子表现出了他的爱慕。“他尽劝我喝酒，我喝吐了。我决意要回学校去，他劝我休息一下，引我到一间房里面，大约就是他的寝室。他劝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门闩了，走到我床边来，出乎意料地便把我抱着，要和我亲吻。我用力地给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来了，我愤愤地起来抽开房门走了。”
郭沫若有同性恋倾向和经历。郭沫若少年时代，对同学吴尚之产生过暧昧的情感。在《我的童年》中，郭沫若首次承认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是在与姓汪的少年的交往中，他是这样说：“我在这儿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同时，《我的童年》还描写了他和几位男性同学的交往。
宗白华也谈到郭沫若的同性恋问题，他曾说过：“五四运动前夕，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我们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里面，曾琦（慕韩）、王光祈（润屿）、魏时珍、周太玄等，都是四川人，曾在成都高等中学堂与郭沫若（开贞）同学。所以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我也有所耳闻。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是许多会员表示，‘吾会中会员，入会时取格极严……况士人无行，自古已多，今世学者尤多反复无常之小人。故吾会友介绍新会员，当慎之又慎，审之又审……’。郭沫若终竟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
第113节
日期：2009-02-1811:20:50
接欲情
郭沫若在一生中有多位情人，包括安琳(彭漪兰)、于立忱（于立群的胞姊）、黄定慧（黄慕兰）等。
郭沫若当时有一个情人，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同船到香港，稍后一起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楼上，安琳和郭沫若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经历郭沫若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总的主题是革命与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郭沫若的日本妻子）饯行。安琳也去了，席间显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虽有情愫但郭沫若却不能专爱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边。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样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安娜非常平静地向郭问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认爱安琳。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们说，是我阻挡了你们的结婚，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
另据朱其华在1927年底回忆时，谈到了郭沫若与安琳的关系，他甚至说郭沫若和安琳是色情狂，当众性交。有人认为，朱其华所写全不足信。
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嫖娼，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郭沫若在日本与于立忱有一段情。于立忱出身于名门，是民国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也是郭沫若后来的妻子于立群的亲姐姐。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于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闰秀。作为《大公报》记者，大约在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在东京的日子里，郭、于两人过从甚密，据说于立忱后来参加东京的示威游行，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
据谢冰莹的回忆，于立忱曾经为郭沫若而堕胎，郭沫若拚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声声称与安娜没有感情，决心要摆脱安娜，但于立忱怀孕后，郭态度突然改变，吞吞吐吐敷衍。于立忱由此大彻大悟，明白郭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扫地的人物。谢冰莹的回忆是一家孤证，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继续考证。但于立忱的自杀，是郭沫若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郭回国第四天，就前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很快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起初郭对《大公报》欣赏有加，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郭非常感冒，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一语双关，搞得郭沫若“满脸通红”，从此留下对王的愤恨之心。
关于郭沫若未和于立忱结合的原因，有人认为是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他不抛弃安娜和孩子。也有人认为，他是利用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郭的通辑令仍然有效，失去安娜，可能失去日本的保护。所以，当他回国后，安娜失去价值了，他立即和于立群同居了。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有人认为，他写此文的重点不在于纪念于立忱，而是暗示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然后以此推托自己是于立忱肚子里孩子父亲的责任。
第114节
日期：2009-02-1818:57:52
婚姻
1912年，20岁的郭沫若与比他大两岁的张琼华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不甚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五天后，郭沫若离开了家。郭沫若与张琼华并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
郭沫若遵循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在失去“童贞”之后却又选择了反叛。后来，郭沫若在《黑猫》中一边把张琼华戏谑为“黑猫”，他说：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一边又自我反省道：“我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
1923年，在日本的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1939年，离开故乡26年的郭沫若带着新婚妻子于立群衣锦还乡时，他的另一位妻子张琼华已经人老色衰，长年的苦守使张琼华满头乌发变成了白发。其实就在她和郭沫若结婚那天起，她就永远告别了青春。家乡人围着郭沫若，热情交谈、握手。唯独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视着，而郭沫若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
当时，郭沫若的老父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地向郭沫若诉说着多年来张琼华对郭家的贡献，却没有半句怨言。郭沫若顿时对张琼华肃然起敬，于是当着众人的面鞠躬致谢，骇得张琼华不知如何是好，多年来压在心头的苦闷与辛酸一扫而光，她满足了。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几天，张琼华还把自己的卧室，亦即当年自己与郭沫若的洞房让给郭沫若和于立群，并买鸡买鱼尽心相待。郭沫若看到自己的一帧相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他看到当年同张琼华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他看到过去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以及陆续寄回来的家信……总之，凡是他的东西，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并逗趣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啊呀呀，”张琼华惊愕了。“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郭沫若的任何一样东西，对她来说仍视为圣物。因为这是“夫君”的东西。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张琼华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
郭父丧事办完，郭沫若与于立群从大佛坝乘飞机返回重庆，张琼华与家人一起去送行。知道丈夫已不属于自己，张琼华的心情可想而知。郭沫若在其父死后写了一篇长达七八千字的《家祭文》，张琼华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还常常泪水盈眶。
1963年，张琼华去西安看望自己的姨侄女，在别人的鼓动下去了一趟北京。据说，她与郭沫若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就回去了。临走时郭沫若送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身体好一点就到街上走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越来越老，不能上街转了，就坐在竹椅上静静地望着街上。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出泪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的乐山，她依然是农妇的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
日期：2009-02-1822:40:13
续婚姻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佐藤是日本贵族的后裔，郭沫若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他肃然起敬，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郭沫若如实地讲述了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痛苦，佐藤富子回信说希望郭沫若把苦恼都忘去，他们共同分担苦和乐，郭沫若为佐藤富子又起了个名字叫“安娜”。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从此，佐藤富子的婚缘便笼罩在不幸的悲哀之中……
佐藤富子与郭沫若同居，为此她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因为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的。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她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当时郭沫若还是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瑀，四儿志鸿。
安娜和郭沫若生活了21年，不仅要忍受清贫，还要接受他和不同女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包括于立忱、安琳等。也包括他传染给她的性病，悲夫。
第115节
1927年12月8日的晚上，当时正在上海的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高烧达40℃。因为他正在受着通辑，只好偷偷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爱来照料着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地赶到医院里来。早上来伺侯郭沫若到中午，午后来又要伺侯到晚上，而每次来都带鲜花和果品。
郭沫若的病情却在日益恶化。有时，他大声叫骂安娜，给她加上无数污秽的罪名，有时又要自杀。石井勇医师无可奈何地让安娜准备后事。安娜苦苦地哀求他一定要治好丈夫的病，不料两天之后奇迹出现了，郭沫若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两个星期后便出院了。郭沫若带着虚弱的身子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温暖的、永远整洁的家。安娜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郭沫若非常感动。他久久的注视着安娜那慈祥而安静的脸，又看到那圣洁的光辉，如他当年所看到的一样——圣母玛利亚。郭沫若感激道：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怀着对安娜的感激和挚爱，他在两天的时间里一连写了《恢复》、《归来》、《得了安息》这些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的诗。
从1916年到1937年，安娜与郭沫若共同生活了21年，1923年曾随郭沫若和三个孩子回过中国。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于是，郭沫若不辞而别，从此，他们中断了一切联系。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当局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安娜先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定地熬了过来。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安娜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着孩子。
郭沫若回到中国后，与于立群结好，在漫长岁月中，他未给安娜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蒋介石……”
但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纠葛》写道，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郭沫若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青木和夫向安娜详细介绍了郭沐若的情况，包括他已组织了新的家庭并已有了四个孩子的事。
抗战胜利后，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从1947年3月起，安娜失去了日本国籍，成了一名中国人。
安娜知道郭已另有家庭，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通过多次交涉，她选择了与郭沫若解除夫妻关系，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1、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2、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避而不见，让跟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
后来，安娜等人来到北平，这时，安娜觉得她和郭沫若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要当面谈个清楚，同时提出要见周恩来。这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她。
1975年夏天，安娜由郭淑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当时郭沫若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到京第二天就提出要到医院看望郭老。郭老同意了。当安娜和淑走进病房时，坐在沙发中的郭沫若吃力地要站起来迎接她们。安娜快步向前将郭扶回沙发，幽默地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
郭沫若晚年多次谈到安娜，说她十分能干，善于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别强，看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的。
安娜解放后由政府安置，享受副部长级待遇。1983年曾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荣获第一届亚非和平奖。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
安娜与于立群的儿女之间不相往来。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安娜在谈论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据说郭沫若临去世前，见到安娜最后一面时,留下的一句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郭沫若的第三人妻子是于立群，她是郭沫若早期恋人于立忱（于立忱后来自杀）的胞妹。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于立群是一个女演员，但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郭沫若说：“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1939年的春末夏初，郭沫若和于立群正式举行了结婚仪式，时年郭沫若47岁，于立群23岁。当时以郭沫若的身份和威望，婚礼自然是隆重而热烈的，当时的来宾有80多人，大多是郭沫若三厅的同事和熟人，双方的亲戚也参加了婚礼，周恩来是婚礼主持人，阳翰笙的夫人是介绍人。据说周恩来祝酒前对郭沫若说：“希望这是我参加的你的最后一次婚礼。”郭沫若听了，老脸一红，连说：“那是那是。”
这次婚礼，使于立群成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抚育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建英，女儿庶英、平英。1967年，郭民英自杀。1968年，郭世英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
于立群是伴随着郭沫若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1978年6月，郭沫若病逝，次年2月，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
第116节
日期：2009-02-1911:50:46
忏悔
根据《三叶集》的记载，郭沫若到28岁时，对于自己过去生活中的颓废、堕落，表示悔悟、深恶痛绝、翻然自新。
《三叶集》载，1920年初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中写道：“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一个个如明星在天。我独陷没在这stryx的阿米巴，只有些无意识的蠕动。咳！我禁不住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慕韩、润屿、时珍、太玄，都是我从前的同学。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我是连阿米巴也不如了！”
二十八岁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岁的宗白华、田汉表示忏悔。他信中说：“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惟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至友之厚爱。……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宗白华说：“郭沫若《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般下加木)》，直接产生于这种忏悔的心态之下。”郭沫若在1920年1月18日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
同一年2月9日，田汉看到了《时事新报-学灯》上刊载的郭沫若长诗《凤凰涅(般下加木)》以后，立即给郭写信道：“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啊！”
这种忏悔情结，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构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汉所创导的“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1922年还在清华学校读书的闻一多，曾经在一封通信中这样赞扬：“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汉）缔交底一段佳话吗？我平生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所考见的，还是同田君缔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们的朋友（梁）实秋谈及此二君之公开的热诚，辄感叹不已。”郭田缔交，首先以真诚忏悔为前提。于是感人至深。《三叶集》和《女神》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引起当时新进的热血青年们的强烈共鸣。
1933年11月，郭沫若在通信中谴责自己生活不检点而“万分惭愧和悔恨、自作自受”；直到四十年代，郭沫若的忏悔情结，一再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
日期：2009-02-1913:16:50
神伤
在上海时，一日，郭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郁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郭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郁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同班同学周国平评价为“最具人性魅力”的青年。郭世英从小极为聪明，很小就能背一整本《古文观止》，他只要默默地读上几遍，就能将全书的古文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当年年，郭沫若正应国家青年艺术剧院之约赶写剧本《郑成功》，这时郭世英在一旁翻阅父亲所用书籍和有关资料，就自己动手也写一本《郑成功》的剧本，并且在父亲之前脱稿。当青年艺术剧院派人来郭家催稿时，郭沫若还未完稿，于是郭沫若就对来人说：“我的剧本还未脱稿，那么你们就先把我儿子世英写的《郑成功》的剧本拿去看看。”
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期间，郭世英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黑格尔的经典著作通读了一遍，然后，告诉他的同伴们说，我已研究了三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
郭世英是一个独立思考者，曾经说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
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他还很先锋地试验着用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写作。他妈妈于立群认为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他不能心安理得的享受高干子女应当享有的生活，反而对父亲和他身边的人享受特权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进而加以否定，与父亲和家人的关系非常之紧张。
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北京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郭民英，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凶信很快传到了家中，当晚，郭沫若要出席一个有周恩来参加的宴会，于立群一再恳求丈夫，转告周恩来，请他救救儿子。但这一晚，郭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却没有向周恩来开口。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郭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3小时前，郭世英从关押他的三楼（一说是四楼）房间里破窗而出，他死时，年仅26岁，落地时，他的双手被仍被反捆。郭世英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不得而知。
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后，郭沫若无奈地说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周恩来曾说过：郭世英实属为我而死。其真相如同孙维世之死颇具吊诡。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郭民英于1967年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他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弃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郭沫若把自己关在书房中，以泪研墨，一笔一划地抄录两个儿子遗下的日记，以此寄托自己对孩子们的思念之情。那一册册被点点泪水洇染墨迹的“手抄本”，整齐地置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是世英与民英中学时的一幅合影，兄弟俩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灿烂笑容在寂寞寒夜中陪伴着他。
第117节
日期：2009-02-2009:49:06
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