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节
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陈寅恪初到清华，他的大侄子陈封怀（衡恪之子）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陈寅恪礼遇有加，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吴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爱国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曾送面粉给陈寅恪夫妇。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
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新中国的发展强大，陈寅恪也为之欢欣鼓舞。当原子弹试验成功时，他激动地说：“我国有了足够的自卫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赖他人的保护伞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寅恪冒险从香港回大陆，在海上吟有“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
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受傅斯年之托，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杭立武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当时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不肯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文革”期间陈寅恪在第七次交代稿中道：“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僻冷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陈寅恪初到清华，他的大侄子陈封怀（衡恪之子）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陈寅恪礼遇有加，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吴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逸事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家中办了一所学堂，除教授四书五经，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陈寅恪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也为以后出国留学作了准备。
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女儿陈小从忆六叔陈寅恪：“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国学大师柳诒徵）、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
第99节
陈寅恪的“恪”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从青年到老年，从没有将“恪”写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无入声，古入声koh在当年的北平官话中已转化为kè，陈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è音。
根据陈寅恪生平经历，应该是从清华园开始被人叫成陈寅què的，至西南联大、成都燕大时期，已约定俗成。但陈寅恪本人并不认可，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陈寅恪师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陈宝箴会客，陈寅恪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寅恪照述无遗。他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
说一则陈寅恪父亲的趣事。陈三立（陈寅恪父）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当时在外的留学生离婚盛行，有些留学生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对于这些事情，傅斯年、陈寅恪是不掺和的。当时留德同学中的玩笑话，用来说傅、陈二人，说这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当时史语所的研究员们大都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兼课，以贴补家用，有“大炮”之称的所长傅斯年怕耽误研究工作，故规定凡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不得在外面兼课。陈寅恪当时仍住在清华园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对傅斯年的这条规定，陈寅恪表示拥护但不服从，赵元任也对傅斯年对其不予理睬。傅斯年甚是头疼却又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妥协。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回忆说：“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为了顾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况，他也只好不坚持他的原则了。”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陈寅恪精于治学，却不善理财，主要收入大多用来买书购药，所以一直十分拮据。他女儿陈美延回忆说，在柏林求学期间，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食”。
当时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说：“既非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却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梁启超所言或有自谦成分，但他接着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和赞誉，曹校长听了，二话没说，发出了聘书。蓝文征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
陈寅恪对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得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金岳霖曾回忆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小说，称得上是张恨水小说迷。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联语
陈寅恪挽王国维的一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垒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宇，谬承遗命倍伤神。（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入北平之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他是忠于清室的，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当此事变，义无再辱。”清祚告终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距离王国维之死为十七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指此。“契文奇字”指王国维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
陈寅恪以学问渊博著名，为人却是很风趣的。他做大学问之余，也喜欢做对联。一九二六年，他做清华国学研究所导师，当时，他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陈寅恪对学生说：“我有一联，赠给你们。”联云：“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研究所导师之一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另一导师王国维则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他说他的学生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是大清皇帝的同学。）
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便时常要“跑警报”（躲避日机空袭），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躲避。陈寅恪因而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入土”者，躲入防空洞也。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都是普通成语，但其运用之妙，却令人叹服。）。
陈寅恪不但曾用对联来“幽”学生的“默”，且曾用过对联来“幽”大学校长的“默”。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
第100节
日期：2009-02-1011:09:00
伉俪
陈寅恪、唐筼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夫妻。他们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人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吗，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筼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而坚拒不去台湾。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筼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和清洁工的许诺全部被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最后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并干杂活，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已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读“xī”，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日期：2009-02-1016:05:32
多舛
“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85岁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有人言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悲愤道：“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遂于9月离世。面对此国家危亡，加上老父离世的悲痛，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寅恪当时正打算离京南下，故犹豫不决。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陈寅恪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治疗眼疾，离开北平。然而，殊不知却因此延误治疗，导致最后目盲。
1937年11月，陈寅恪一家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旅。当时日本人在各处设立关卡，排查极其严格。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就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相加，然后用绳子拴住手脚倒吊着扣押起来。陈寅恪假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防走失。火车站人特别多，车门被堵的水泄不通，陈寅恪一家只能被人从从窗口拽进车厢。从北平到长沙，5000余里，陈寅恪一家走了18天。
第101节
陈寅恪一家初到香港，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儿美延又患上百日咳，高烧发热，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滞留香港，他们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据流求回忆，那年的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陈家的保姆）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女儿们尽量让王妈妈多吃一些。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陈寅恪在去西南联大之前，把一些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一只皮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等货物托运到蒙自，皮箱内只有砖头。面对此景，陈寅恪昏厥过去。后据同事分析，在托运途中，箱内之物早被人盗走，然后另易装入转投充数。经过半年的颠沛流离，面对此打击，陈寅恪一病不起。然而祸不单行，此前由北平邮寄的书籍在陈寅恪一家走后陆续到达长沙并由一位亲戚暂时收藏。1938年11月，国军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放火烧城，陈寅恪的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烬。
初到联大，陈寅恪写信给劳幹、陈述二人，信中说道：“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许多年后，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录此信时，曾注：由此“借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感愤之深欤？”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陈寅恪曾两度辞谢，但考虑到到英国可治疗眼疾，遂答应下来。当时陈寅恪到香港准备去英国，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奥格司佛城，等待陈寅恪。陈衡哲得此消息后说道：“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然而，陈寅恪抵港未久，二战的战火烧到欧洲，地中海不能通航。陈寅恪无奈中只能准备返回昆明，这一次，陈寅恪再一次耽误了治疗眼疾，最终导致双目失明。当时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无奈地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但陈寅恪没有想到的事，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他被困香港，差一点客死异乡。
陈寅恪身体一直不好，他在1942年8月3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终于得赴英就医，但两次手术均无明显效果。当时陈寅恪还抱着最后一线奢望，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只好托人带了一千美金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1957年反右开始，陈寅恪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1963年春天，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到广州出差，顺便赴中大校园探望陈寅恪。面对故人来访，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当日赋诗云：“云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几日后，又有“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等句，预见了自己行将就木，不久于人世，同时道出了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
完成《柳如是别传》后，陈寅恪用尽残力，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记叙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愿竟成一曲魂断残梦的绝响。
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陈寅恪去世后，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只有在海外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
第102节
日期：2009-02-1110:03:42
困囿
珍珠港战争爆发后，陈寅恪一家被困香港。病中的傅斯年百般设法营救。由于港岛被围困，重庆国民政府只能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抢运”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时，英港督杨慕琦已向日本投降，香港已经沦陷。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陈寅恪也在“抢运”之列。当陈寅恪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女儿、随从和眷养的一大批保镖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的还有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蔡元培的夫人等。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已抢先一步登上飞机。然而，孔家的二小姐孔令俊，竟把自己的一条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以阻止陈济棠入座。陈济棠怒不可遏，当场痛斥孔二小姐。然而孔令俊仗着人多势众，从腰间嗖地拔出精制的左轮手枪，敲点着陈济棠的额头，喝令陈立即滚下机舱，否则就地枪决。陈济棠身边的几个卫兵一看，立即掏枪护卫。由于陈济棠的人马太少，在这场对决中，陈济棠明显处于下风。陈夫人怕丈夫遭到不测，流着眼泪示意保镖服软认输。最后陈的卫兵全被孔二小姐下令强行缴械，连同陈济棠与夫人一起被轰下了飞机。
而这位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18条黑贝，甚至自用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然后命令飞机起飞。两个小时后，日军便进驻了这座机场。
而在重庆，国民党的党国要员纷纷赶往机场迎接。看见走下飞机的孔祥熙家人及他们携带的仆佣、洋狗、马桶和香料床板，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之后，重庆《大公报》不指名地揭露了孔祥熙一家霸占飞机的恶行。12月24日，昆明的《朝报》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消息见报后，联大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已经在战乱中去世，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文中以悲怆的语气说道：“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西南联大的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力主师生起来反抗。于是，联大学生联名起草“讨孔宣言”，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开始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游行沿途陆续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学院、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一直反对学生运动的蒋梦麟此次默许行动，他与梅贻琦乘车尾随游行队伍，对师生加以保护。之后，联大举行了悼念活动。
傅斯年听到陈寅恪“去世”的消息，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于是，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此时，香港与内地所有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孤城。陈寅恪一家困境重重，钱粮已断绝，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也觉得味美无穷。一日，日军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然而此时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全楼住户根本无处可去。陈寅恪长女流求回忆到：“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毅然下楼与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
当时日军在香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陈寅恪家旁边一家的五个女孩全部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陈寅恪的长女流求已上初中，唐筼听罢，立即拿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让她女扮男装，以防不测。此刻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
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氏慨叹：“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日期：2009-02-1115:25:48
命运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说：“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这个记录，与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与学生石泉所谈极其相似，此一思想观念伴随了陈氏一生。
1948年12月，当北平解放战争打响的时候，陈雪屏等人的“抢救学人”计划也开始了，当浦江清告诉陈寅恪此事时，陈仅表示已知此事。随后胡适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找到陈，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948年12月15日清晨，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下午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作义的坐驾，顺利穿过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终生留在了岭南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第103节
日期：2009-02-1118:40:50
晚景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1961年陈寅恪与郭沫若见面。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寅恪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自己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概允并践诺。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1966年7月，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陶铸被打倒，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此后，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干脆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日期：2009-02-1210:13:08
归去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日期：2009-02-1214:27:57
评誉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梁启超），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也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
傅斯年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后来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说：他的著作“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胡适说：“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第104节
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季羡林说：“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劳幹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
日期：2009-02-1216:06:33
海水君请看，谈你的文章“我的哲学史观－－－－－－世界是必然的”：
昨天就看了一遍，但当时匆忙，今天又看了一遍。我六岁前就常想这些哲学问题的，呵呵，这个不是夸张（当然，水平肯定是小儿科）。
那时我常被关在家里一整天（没人看，怕出事），无所事事，所以会想一些古怪的问题，比如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我吃下的苹果它是否真实存在过，到底有没有鬼，清醒和梦幻哪个更真实，是否有个人人象我们看蚂蚁一样他在看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意念是否可以影响物体运动，纸牌里是否有某种蹊跷，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被某种庞大的力量事先设计安排好了，等等，因为脑子里老装着这些古怪的想法，我小时侯会被家里人认为有些呆，家里人让我把碗送到厨房而我把他们送到了卫生间，而吃饭的时候想问题走神老把碗摔在了地上，呵呵，不过到初中以后变的世俗，我不是很想这些问题了。难得海水兄又钩起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辩。
我觉得谈论这些问题。一个自然科学背景出身的人谈的会更好些，比如形胜兄和东方兄他们，因为他们对宇宙万物思考和了解的会多些，但既然君让我谈我就胡扯几句吧。我知道量子力学说人与人的相遇都是偶然到几近到不可能的，但你的分析却又是世界是绝对必然的，我想也许这两种理论都是完全有解释力的，他们看似矛盾，却可以完美结合在一起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多面性。
我看了本书叫上帝的残屑，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玩的观点，这个观点我很喜欢。他觉得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上帝对自身感到很矛盾了，他要作个实验来解决于是把自己爆炸成了残屑，万事万物都是他的残屑，他要保证世界最终汇集还原他自己，所以他通过控制几率（引力就是一种对几率的控制）来保证自己的还原。人类在漫漫实践中感觉到了规律和必然性都是上帝对几率控制的意志表现。他也和你一样，认为世界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必然的。
那么量子力学所说的不对吗，我想也不是，它着重揭示了世界的另一面，即世界的偶然性。上帝控制的是几率，上帝能保证人类跳不出地球，孙悟空翻不出如来的手掌心，银币朝上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但他不控制每一次人类跳的具体高度，孙行者筋斗翻的多少以及银币每次是否朝上，他是不管的。所以这时候偶然性就鲜活的起作用了。当然你会说，其实每次银币投掷朝上还是也是朝下也是必然的，用一台超级计算机通过测算力度、角度、方向、及地面的情况、空气的影响等就可以测算出来，OK，你说的完全正确，但又不正确，因为这时候必然性的决定者已经不再是上帝，而是我们的手了，必然性的主体已经发生变化了。当主体出生变化时，我们就得重新探讨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了，对不对？扔出银币这一刹那，对上帝来说结果是偶然的，对我们的手来说反而是必然的。其他事情也一样，对不同的主体，既可能是必然的，也可能是偶然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呱呱哭啼，生活了几十年，对这个世界爱过，恨过，宽容过，执拗过，理想过，失落过，经历了一种完整的思想和感情链条后，我们大抵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充满必然性，但同时又充满了偶然性，这两种人生体验都是我们对世界真实性的主观反映。这其实并不矛盾，不需要一种认识消灭一种认识，一种客观消灭另一种客观，必然性中必然有偶然性，偶然性中也必然有必然性，在不同的主体，偶然性和必然性会相互转变，一个事情的发生也会同时呈现必然性和偶然性。
静下来想想，这个世界如果丧失了必然性或者没有了偶然性，那么这个世界是多么不美好。丧失了必然性，人类就丧失了任何预期，沦入完全的茫然无措，最终虚空；而没有了偶然性，人类就没有了任何追求，险入十足的单调乏味，最终虚无。
所以我觉得，无论从科学分析，从意义探索，从美学出发，人类生活都充满并且应该充满必然性和偶然性。用东方君的话做结尾：我们作为个人，应该摆脱貌似必然的宿命，去追求本质自由的圆满。
第105节
日期：2009-02-1310:28:04
十七、郭沫若
简介：略
关键词：
出身早慧叛逆病疾才情治学风雅逸兴革命变异
阿附言论多欲婚姻忏悔神伤辞世激赏责砭人格
日期：2009-02-1310:29:14
出身
郭沫若为客家人。父亲郭朝沛经营商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根据乐山《郭氏家谱》所载，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先祖郭福安为郭子仪之后裔。郭沫若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郭沫若的乳名叫文豹。我国的许多帝王出生时有异象，文人也不例外，例如金岳霖的父亲、罗隆基的母亲在他们出生之前都看见了蛇，于是金岳霖字龙荪，罗隆基的小名是龙仔。这次，郭沫若的母亲在受胎时曾梦见过一只小豹子咬她左手的虎口，于是，郭沫若便取名文豹。
由于在郭沫若之前已经有了两兄两姐，而且还有一兄两姐夭折了，因此母亲又叫他“八儿”。郭沫若学名开贞，“开”是排行，“贞”是本名，号尚武。
郭沫若一生使用过的名、号、别名与笔名多达五十余个。用的最多的笔名是郭沫若。1919年，他首次发表新诗时，自署笔名“沫若”，并以此为号。“沫若”是由其“故乡的两条河，沫水与若水合拢来的”，“沫水”即大渡河，“若水”即青衣江，名号意在不忘故土。
日期：2009-02-1312:30:58
早慧
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杜邀贞的父亲杜琢璋是清末的二甲进士，他任贵州黄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黄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杜邀贞自幼父母双亡，虽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天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但能识文断字，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愿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郭沫若4、5岁时每天必读《四书》、《五经》，他的启蒙老师是沈焕章先生。有一年岁末，沙湾人正在准备除旧迎新。按照当地的风俗，新春佳节很讲究猜灯谜。各家各户门前挂满各式各样的灯，灯上写满谜语。让观灯的人来猜。沈老师在放假回家过年时对学生们说：“我出几个灯谜让你们猜猜，过年好上街破灯谜。”沈先生出了好多条灯谜，都先后被大家猜中。
最后只剩下一条：“浑身都是疳疮子”。要求破《四书》中的一句。虽然当时的私塾里，学生成天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但一时却谁也找不出是指的哪一句。大家只好面面相觑，沉默无语。沈先生心中有数，看了看座位上的郭沫若，正埋头在书桌的抽屉里翻着什么，毫不在意。老师点名问他，他随口就说了出来：“是《孟子》》中的‘无尺寸之肤不养(痒)焉’。”沈先生一听满意地笑了。
还有一次，沈先生又出了一条谜语让大家猜：“普救寺，草离离，空花园，或借居，夫人头闷难抬起，一炷香，卜告神祗。天将暮，日西沉，虽含恨佳人张生长分别，好一个白马将军把眼迷。”仍然要求用《四书》一句破谜。又把大家难住了。郭沫若把谜语中的典故一个个地加以推敲，再一想他看川戏《西厢记》的情境，突然间豁然开朗，便一下子猜中，谜底是“晋国天下莫强焉。”沈焕章点头含笑。
幼时，郭沫若很是调皮。沈焕章先生知道，郭沫若虽然十分顽皮，若调教得好，可成大器；如任其自然，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沈先生经常对他加以启发点拨，望他长大成才。有一次沈先生给郭沫若单独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做《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也》。他在审题时，一看就知道它出自《孟子》，但令他不解的是，沈先生出这个题仅仅是泛论治国之道呢?还是别有深意?面对这个太大的题目，他觉得一时难以下手。
放学以后，他又回去请教父亲和叔辈们，经他们一指点，才猛然醒悟了。原来郭开贞的大哥郭开文，五载寒窗，考上秀才；二哥郭开俊，七年苦读，中了举人。四川话“郭”与“国”同音，“大国”即指“大郭”开文。“小国”即指“小郭”开俊，原来沈先生是以此启发开贞，要他也学两位兄长发愤攻读，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建树于国家的人。老师的一番苦心，深深打动了年幼的郭沫若的心，从此他读书非常用功。
又有一次，沈焕章以三国历史故事“邓艾偷渡阴平”为题作论，他想启发郭沫若对历史事件的独立思考能力。结果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在文章中写道：“设当日君主刘禅遵孔明之制，严阴平之守，则邓艾裹毡之兵下一而杀一，下十而杀十，而百而千而万。魏兵虽多，足几杀耶?”沈先生批阅到此处，密加圈点，赞口不绝。
郭沫若十三岁时便不满足于过去家塾读的几本书了，他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就偷偷跑到大哥的书箱里翻《西厢记》、《花月痕》和《西湖佳话》一类的书来读。这些书使他茅塞顿开，简直入了迷，因此常常借口头痛，独自把自己关在寝室里没日没夜的读。
郭沫若沉迷于风月小说的秘密被家人发现后，母亲怕他把心看花了，与家人商量，决定将他送到太平寺郭沫若表兄汤光先的私塾去读书。这私塾与太平寺大庙的后园，只一墙之隔。正逢初夏，几株桃树结满红红的蜜桃。郭沫若向来调皮，在他的带动下，孩子们纷纷从墙脚的一个洞钻了过去，偷摘了一些桃子来吃。这事被庙里的和尚发现，就向汤先生告了状。
汤先生听了一点没有动声色，他来到教室里，出了个上联，让每个学生立即对出下联来。上联一出，学生们都低下了头，谁也不敢吭声，原来汤先生出的是：“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在难堪的沉默中，郭沫若勇敢地站了起来说：“我来对，‘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胸怀大志，出语不凡。汤先生知道这位表弟日后必成大器，对于孩子的淘气，就没有再加深究了。
14岁,郭沫若到乐山城里读书。一次，农民挑大粪出城时，守城门的役吏却以维护卫生为名，硬要农民每人交两块钱的“卫生税”。郭沫若听了很气愤，当即写出一联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围观的行人读了，拍手叫好。役吏听了，自知理屈，灰溜溜地走开了。
郭沫若十三岁以后，考取了嘉定县高等小学，就离开沙湾到嘉定县城读书。有一年，他回家过年，在凉厅里摆上纸笔，铺开大红纸，给家里写春联。左邻右舍的街坊，知道他的毛笔字写得好，都围上来看热闹，并请他帮忙写春联。他满口答应，包编包写，有求必应。
沙湾有个叫赵明德的，此人久跑江湖，贪玩好赌，是个有名的浪子。他也赶来凑热闹，说：“八老师，请你也给我写一副吧。”郭开贞看了看他，举笔一想，很快为他写出一副春联来：上联是“大丈夫四海为家，三江五湖，趁此新春踏遍”，下联为“好男儿万方寻乐，青龙白虎，要它红口开来”。诙谐幽默，明褒暗贬，把一个赵明德的为人处世，描绘得活灵活现。对联一贴出，都说把赵明德写绝了。
郭沫若在乐山读书，星期天和几位同学一起去斑竹湾游玩。这儿有一座古庙，香火还算旺盛，大家就进去看热闹。游遍了整座庙宇，看遍了每座菩萨，他们发现，其余的菩萨都有对联，唯独送子娘娘跟前缺少一副。于是大家就开玩笑，怂恿文思敏捷的郭沫若给编上一副。有一位同学还摸出一支粉笔给他，只见他接过粉笔略为一想，就为送子娘娘编好一副对联，用粉笔写在神龛两旁：“雨润莲蓬，房房生子；风吹竹叶，个个添丁。”
在回校的路上，他们又看见路边一块“泰山石”，约三四尺高，顶上是个口衔宝剑、面目狰狞的魑魅，碑身刻有“泰山石敢当”。同学们对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戏弄了一番，郭开贞将手中剩下的半截粉笔，又在这石碑上写了一副对联：只要有脸见人，何须现身说法。
日期：2009-02-1313:33:28
叛逆
1892年农历9月27日，郭沫若以脚先下地的方式降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
郭沫若的故乡在大渡河西南岸的沙湾镇，大渡河沿岸的土匪头领大都出生于此。“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盗也有盗”，为这个土匪头领们的故土家园提供了颇为难得的安全保障，同时也为郭沫若的成名作之一的《匪徒颂》，酿造了一种最为本真的原始情绪。
据郭沫若的第一位红颜知己、几乎要成为他的妻子却偏偏阴差阳错地成为他的五嫂的王姓姑娘回忆，在她家的一张小学堂毕业生的相片中，最令她动心倾情的就是郭沫若：他人又小，要去站在最高的一层……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身子……那正是他好胜心的表现。他凡事都想出人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
郭沫若内心苦闷，曾一度自暴自弃，放浪形骸，这加剧了他对社会和学校的叛逆心理，促使他向着闹事方面发展。在小学，他煽动学生罢课，要求星期六放假半天，被学校开除。在中学，他为同学与营防兵打架抱不平，又一次煽动罢课，结果被中学“斥退”。郭沫若后来也说：在学堂，“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的，我已经把那种无嫌猜的儿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学堂里的新旧先生我们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反对过的。”(《我的童年》)
第106节
日期：2009-02-1410:27:36
病疾
1908年，郭沫若在乐山读书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了他，肠伤寒让他持续高烧达一个月，损坏了他的听神经，造成双耳重听。双耳的残疾也直接导致他在日本中止学医，他甚至想自杀。后来郭沫若之所以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耳朵残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发“超验”的想像力类似的例子
郭沫若在日本学医时，耳聋严重影响了他的听课和临床实习，急得他无法忍耐，一连三个月没下楼。可是，耳聋却促使他大长学问。因为失聪，他就努力发挥视力和思考力的作用，潜心钻研文学和史学，使得他在这两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对此，他深有体会地说：“我得出一条经验，就是生理有缺陷照样可以取得成就。只要自己不灰心，努力学习，尽量用一切方法补救自己的缺陷。”
1946年，在重庆社会大学开学典礼上，他风趣地对有残疾的学员们讲道：“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缺陷而悲观。请看，你们的聋子大哥在这里！”
郭沫若喜用静坐养生。1914年6月，他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由于用脑过度，经常神经衰弱和健忘，心中十分苦恼。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王阳明文集》，发现有“坐忘之说”，他想到静坐可能对调节神经有帮助，于是又买了本《冈式静坐法》，开始练习静坐。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的睡眠时间延长了，噩梦减少了，而记忆力大大增强了。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说：“我的精神在贫困中也还静定，这和我练静坐有一定关系。”
日期：2009-02-1411:08:46
才情
郭沫若自幼聪颖好学，从童年起便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培养了他对诗歌的兴趣。中学时代，除更广泛地涉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外，他还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受古典文学熏陶又受新学的影响，初步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影响。
1913年末，郭沫若至朝鲜，次年正月到达日本东京，勤奋学习日语和补习自然科学课业。1914年6月，郭沫若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张资平同学)。1915年秋，他升入福岗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在日期间，郭沫若在文学上受泰戈尔（印度）、惠特曼（美国）的影响，同时受到泛神论的影响。
1921年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浪漫主义团体。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歌集，也是中国新诗发韧时期最重要的一部诗集。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说：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也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至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1941年11月，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重庆、延安、桂林、香港、星岛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在桂林，新中国剧社演出了由杜宜根据郭沫若事迹编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演出开始时的大合唱。即为田汉作词的《南国之什》。在纪念会上，田汉满怀深情地朗诵出自肺腑的心声：“没有你，锦江会失去她的旖旎，没有你，历史宝库会不能及时而开，没有你，诗歌之国将成为大戈壁！没有你，中国与平等待我的国家将失去紧密联系。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中国有着你，这该是多么当然的事啊，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1941年至1943年间，郭沫若文思如涌泉，创作了6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这批风格独具的历史剧作的出现，标志着郭沫若继“五四”《女神》以来，创作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当《屈原》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桂林，田汉欣喜若狂，作《欣闻〈屈原〉演出成功》以示祝贺。他赞美郭沫若的才情：“江人麦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
1941年，郭沫若的话剧作品《棠棣之花》在重庆上演，主要演员包括江村、舒绣文、张瑞芳等明星。根据剧情，第五幕需要一位演员扮演死尸躺在舞台上。为了正式演出时能在舞台上亲自观察演出效果，郭沫若自告奋勇出演这一角色。演出中，整整半个多小时，他神情庄重，态度严肃，直挺挺地躺在台上一动也不动。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观众阵阵掌声。郭沫若对艺术一丝不苟的态度赢得了演职人员的敬佩。
郭沫若在1942年的1月2日至11日，仅用10天时间，创作了气魄宏伟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剧本完稿后，在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上连载发表。金山、白杨、张瑞芳等艺人日夜排练。4月2日，《新华日报》头版刊出别具一格的“空前”广告：“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4月3日，重庆的“国泰”大戏院如临暴风骤雨，台上台下热血沸腾。连续公映了17天，产生了少有的轰动效应。演出期间，场场爆满，观众如潮水般涌入剧院，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局面。重庆各新闻媒体称“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
郭沫若的《屈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
第1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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