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陕西同乡、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每天早上七点半，《欧洲文学史》教授吴宓准时来到教室，开始在黑板上书写。很快，讲义抄了满满一黑板，详细写着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学生上前偷看，发现他所写的，竟全凭记忆。吴宓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后来大名鼎鼎：钱钟书、曹禺、吕叔湘、李赋宁……
学生茅于美回忆老师吴宓：“……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九二三年，《清华周刊》有文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大发感慨曰：“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课能够做到“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可以想见其备课时曾经下过多少工夫。
吴宓被形容为“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写下的外文字母及数字，笔画粗细，好像印刷的一样整齐。一次，有个青年教师不小心把上课用的教科书丢了，吴宓要求他上课前必须找到。当晚，宿舍熄灯睡觉，吴先生前来敲门，高声问：“教科书找到没有？”这名不耐烦的教师只好骗他：“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这才过关。
第81节
温源宁《吴宓先生》则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在1943年的日记中，吴宓曾痛批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不务正业”，服役于各种社会机关，“惟多得金钱之为务”，讲课却潦草敷衍，不接见学生，不审阅作业，甚至连评阅新生考卷都不到场。而极讲究“师道自尊”的吴宓本人，就连学生考试的时候，也要亲自陪在一旁，亲手准备糕点、茶水送给学生。
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发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吴宓精通多种外国语，学贯中西，又没有一般教授的学究味，所以在西南联大时很受学生欢迎。一时兴起，他还会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课堂气氛是相当活泼轻松的。他的上课风格也很特别，很有些欧美之风，“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
1977年，因饱受折磨而身体虚弱的吴宓回到陕西老家，听说一些中学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而不开英语课，便急切地问：“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还可以讲课。”
1956年，吴宓将多年珍藏的1000余册西文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早已绝版的珍本）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真诚
吴宓教授在清华讲《中西诗比较》，写过一个教学说明：“本学程选取中西文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功夫，区区一得，亦愿述说，共资讨论，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及精美之赏鉴，而解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题。本学程不究诗学历史，不事文学考据，惟望每一学生皆好读诗，又喜作诗，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在武汉大学，吴宓担任为外文系系主任之职，吴宓为系里工作付出了太多心血：他给学生设计比较完备的课程，聘请和介绍许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来系任教和讲课，并且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许多外国文学书籍建立起外文系图书馆。但当时学生们大都参加到“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去，无心于学业。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吴宓写了一则日记：“下午二─四时，外文系图书馆开馆，宓往指导。乃学生来者只二三人，殊乃懊丧。使宓痛感今日学生不好学，与宓之每事徒自热心，空费精力也。”
吴宓曾在文学院布告栏里贴过一个纸条，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道：“今日宓来授课，教室内空无一人。珞珈山风景优美，正是诸君大好求知时期，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为憾……”。这里，吴宓对学生不好学痛心之极。
吴宓的日记也记载了学生不愿意上他的课的原因：“晨八─九点上《文学批评》课。徐本炫、刘万寅二生来见，嫌宓所讲太浅近，又嫌宓不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宓滋不怿。盖宓在武大？觉未能尽我之所长，发挥正常作育英才。而诸生懒惰不好读书，愚暗凡庸，反讥宓为不合时宜，益令宓无所恋於武大矣。”
励志
1914年4月6日春，在清华水木间，学子吴宓和汤用彤在这个春夜，讨论着国亡时自己的选择这样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话题。“国亡时，我辈将如何？”汤用彤发问。吴宓回答：“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而死。下则削发为僧，遁于空门或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一生。”汤用彤则表示，国亡之后，作为学人不必一死了却，因为有两件事可以作为选择。从小处说，是效匹夫之勇，以武力反抗，以图恢复。从大处讲，发挥学人的内在精神力量，潜心于学问，并以绝大的魄力，用我国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创造出一种极有势力的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在形式上虽亡，而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灵魂不灭，且长存于宇宙。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幸后的大幸。这番话使吴宓感到自己的修养还不够，因为作为学人，浩然之勇气不是一日可养成的，更不是临危一死可以表达的。
21岁的吴宓感到忽忽年华，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学问与德行尚无所成，因此他更觉义务与责任心的重要，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面对大的社会心理和重私忘公、轻视道义观念，他在读了《佛说无量寿经》后，表示自己“诚能牺牲一己，以利群众，则恝然直前，无复顾虑”。他甚至认为自己在佛经中找到了“以养成深厚高远之人格”的道理。
吴宓的英文教师告诉吴宓：“没有什么像犹豫如此有力地摧毁人的道德力量。”这使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人生道德、名誉、志业的败坏，不是毁于一时，而是坏于逐渐消磨，弃德而不修，舍道而不行，萎靡从俗，久则无以自拔。因此，吴宓更加勤勉，在读书时注意内省，尤其注重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信念的确立和完善。此后，自勉、自励、内省、反思，使得他一生都不脱日记这诉说和发泄对象相伴。
治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是白壁德（Irving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坚定拥护者。1922年，作为《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他用文言文写作，批判白话文。
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1922年《学衡》创刊，吴宓任总编辑。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8年改为双月刊，到1933年停刊，共出七十九期。虽是同人发起的刊物，但后来却基本上成了吴宓一个人的事，所以吴宓自称：“谓‘《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者，亦非诬也。”《学衡》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吴宓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
吴宓到东南大学后，任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他也是第一个把“比较文学”概念介绍到国内的人，首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因此吴宓被视为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刘文典上课，吴宓坐在后排听，讲到得意处便问吴：“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恭敬起立而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
1936年外语系纪云秀的毕业论文为外国小说《痴情的爱》的译文，吴先生的批语如下：“此剧中Christine以一贫女而恋爱一登徒子，自无幸果。剧中主角Christine痴于情，Mizi富虚荣心，Theodore与Fritz虽同为纨绔子弟，但Theodore较Fritz富于理智，态度冷静。此剧场面紧张，趣味生动。译笔甚能表达剧中之情态，对话流利。”批语用毛笔小楷书写，隽秀工整，钤有朱文“吴宓”方印。同年同系石淑宜的论文，同样是外国小说《但尼斯哈加蒂之妻》的译文，吴宓用朱笔批阅，有眉批，也有夹批，字迹细密清秀，多就所感而批，完全从性情中来，倒是与陈寅恪的引经据典大相径庭。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吴宓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吴宓同时还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课程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
名字
第82节
他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决定为孙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于是，请玉衡的姑丈，诗人陈伯澜另取新名。这是吴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节日之中，醉眼蒙眬的姑丈在一张破纸片上写出“陀曼”二字，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
吴宓之名是吴宓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北方“乡下人”吴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学所讥笑，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便在黑板上写下颇具讽刺意味的“糊涂men”。待吴陀曼进门，教室里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方发现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是把“吴陀曼”与黑板上“糊涂men”连在一起。于是，他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
在遭到同学们的嘲弄之后，４月１５日下午的国文考试课上，教员庞先生忽然要为“吴陀曼”改名。庞先生问，“陀曼”二字是否出自“曼陀罗”？他回答，是。庞先生说“曼陀罗”语出佛典，是名词译音，指的是“红莲花”。“曼陀”二字万不可前后倒置。说罢，庞先生在试卷上把“吴陀曼”改成了“吴曼陀”。课堂上，吴陀曼点头称是。但他心里嘀咕，这是祖母之命，姑丈所言，且得到全家人的同意，弟妹都以“曼”字排行，自己怎敢轻易改动？所以，那个名为“吴宓”的诗人、教授，在以后的岁月里，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对人说起，他原名“吴陀曼”。
到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吴宓结识了陈寅恪，陈研习梵文，当面向吴宓指出，“曼陀罗华”（Ｍａｎｄａｒａ）本是梵文名词译音，“曼陀”二字正如“威廉”、“亨利”，决不可颠倒为“廉威”、“利亨”。所以“陀曼”一名实在不通。
吴宓的字“雨僧”多认为出自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性情
冯友兰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吴宓字雨僧，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前途辉煌；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
组建清华国学院时，吴宓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的讲演。令他万没想到的是，演讲完毕，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有一次，吴宓在一家旅馆约见毛彦文，两人谈得投机，不觉窗外暴雨大作，天至深夜，外面交通工具已断，吴宓便提议毛彦文上床休息。吴先生对毛彦文说：“我反对《西厢记》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宓与毛彦文果然同睡在一张床上。吴宓以“非礼勿动”的君子风度，把毛彦文照料得体贴入微，并把这件事郑重地写入“吴宓日记”。
吴宓是一位颇有儒家风范的学者，尽管他有一颗为情所困的内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不允许他在三点整之前敲门。
七七事变后，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七七事变再次诱发了他久违了的“杀身情结”——战争破坏，玉石俱焚……但有自杀，别无他途。吴宓和陈寅恪探讨局势，写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奈余何?”
1944年，吴宓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子，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沈有鼎看到他们勤奋用功，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听此言，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吴宓日记中有几处记录，看得出，吴宓不喜欢沈有鼎，有时反感，因其不讲卫生，且自私）。吴宓又规定宿舍作息纪律，限十时息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钱穆和吴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为人之后，慨叹：“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吴宓多情，处处对女士设身处地着想，照顾非常细致。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让女士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
吴宓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
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感情危机出现后，很快招致周围朋友的反对。陈寅恪认为吴宓因坠入与毛彦文的情网之中，盲目而无理性，应当严持道德，悬崖勒马。汤用彤也劝吴宓三思而后行。周光午认为如果吴宓离婚另娶，“将为新女性派人所尽情讥侮；知友如汤、柳、吕、吴诸公皆将失望而绝交”。诸师友皆从维护传统道德的角度去规劝吴宓，浦江清见吴宓倍受情感的折磨，甚至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吴宓与毛彦文先后赴美，在美为友或同居均可，每月寄生活费给陈心一，久居美国不归。吴宓对这一建议断然否定，认为：“宓之事业及志愿，如以恋爱而牺牲，则此爱将无价值，宓在中国，有其职志，未可擅离，以此与离婚较，则离婚所损为较小矣。”吴宓所说的“事业”包括《学衡》，自然也包括《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是想爱情与事业二者兼得的。权衡再三，吴宓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声明》登在了《大公报》和《新闻报》上。
第83节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劳改队”劳动中，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书物，74岁的吴宓“不胜伤心愤恨”，决定冒险“偷书”。1967年6月，西师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重新统治了学校的春雷造反兵团无暇再紧盯着吴宓这类“牛鬼蛇神”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9月27日，机会来了。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察视，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初次得手，显然增强了吴宓的勇气。10月7日，他再次“偷书”：“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吴宓一发而不可收。两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书”，没想到，这次却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无人注意。”此后的11月2日，12月7日、25日、27日，吴宓又“偷”了一些书回来。从吴宓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吴宓不但冒险“偷”书，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予”或托人“带交”尚在“劳改队”中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反抗。
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吴宓坚决捍卫孔子的历史地位。他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六一”惨案发生后，从来不过问政治的吴宓，此时也按捺不住了。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严词谴责国民党对学生的暴行；当听到被抓的师生中有外文系的教授和学生时，更有着切肤之痛；便毫不犹豫、自告奋勇地去找他的陕西同乡、武汉行辕负责人孙蔚如等人说理，要求无条件地释放被捕师生。由於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也由於吴宓等人的努力，武汉当局终於释放了所有的被捕师生。外文系教授缪朗山被捕出狱后决定去香港，吴宓帮他买好机票，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亲自送他去机场，并在机场等候，直到知道缪氏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后，才返回珞珈山。
吴宓1967年12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件事情：“由系办公室收到驺挂号寄来书一包，层层封固，贺君代宓用刀（甚费力）开启之。包内并非《语录》英译本而是北京精印之塑料薄膜烫金字红封面《毛泽东选集》一部，四册（小本，横排）——宓本不需此而擅代订购；幸刘又辛君愿购去，即付宓书价二元，清。书内附驺与宏勋十二月三日禀，又附其"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一枚，供宓佩带者——宓向不佩带，留存印章盒中。”“回舍后，宓以驺夫妇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所以求媚悦宓之办法，徒增宓之怫郁，于是甚怒……”“驺”即吴宓老友、已故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女吴汉驺，“宏勋”即其夫杨宏勋。吴宓托他们买英译本《毛主席语录》，只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局里继续研读英文用，而他们“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却“擅代订购”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袖珍合订本，还给他寄来“宓向不佩带”的“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其日记行文优美，议论独到，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在学术界备受推崇。吴宓在日记中极为坦诚，从不隐瞒自己所做所想。
癖怪
有人爱马，有人爱狗，有人爱猫，吴宓独爱骡。
1942年夏，吴宓开始为骡作诗。1950年1月至2月中旬，他作《悯骡诗》，称之为《骡史》，其中四首，是专为他所爱的骡而作，名为《某骡（黑而牝，最美）之自传》。
1899年6岁时已经开始。这一年，他感到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奇特的习惯和癖性：喜欢他家的骡子。他家养有两匹驾车、拉碾磨的骡子，一牝一牡。红色的骡小姐，性情温顺，青栗色的骡小伙儿，性情刚劲。同时还有一匹供乘骑的马。这时，吴宓开始与家中的骡马戏狎，注意其性动作。他幼年时的男女性知识，多得之于骡马。这时，他曾忽发奇想，欲变身为骡。他和家中的仆童到碾磨房中，扮作骡子。他俯伏在地，让仆童拿来骡子驾车时用的鞍勒羁衔，给他披挂在身。当骡项圈（夹脖子）挂到肩上时，太大的项圈，可使他全身从中通过。
190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吴宓乘姨母家纯黑色骡小姐驾的车赴西安，中途停歇一夜。这次西安之行，黑色的骡小姐给吴宓留下了难忘的思念和怜悯。他说：“此骡亦美女子身，今日为载送我来此，行如是之速，路如是之远，乃不赏其功劳，不速给饮食、休息，而痛施鞭打，骡诚冤且苦矣！我未能救护、抚慰，对骡实惭感交并。我中夜醒，不知骡在彼店亦能安息否？不受一群客骡之欺凌、亵扰否？……过后，宓恒念及此骡。直到１９５０年阳历二月初，始为此骡赋成一律，如下：‘冬昼已完百里程，河坡上下更牵擎。街衢历历行无尽，灯火家家痛此生。行缓立遭鞭背急，身疲未觉压肩轻。娇娥强忍千行泪，旅店中宵自洒倾。’”
骡一般不能生殖。1908年的某一天，已经懂事的吴宓问仲旗公：“骡何以不能传种？”回答：“因生殖器不完全。”多年以后，吴宓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了另一种解说：由于牡骡的精液过冷。
吴宓从此对骡小姐的生活关怀备至，观察入微。他每次出行时驾车的骡小姐的颜色和性情，到晚年他都能记起，途中骡小姐的遭遇，他更是记忆犹新。连骡小姐遗尿的姿势、角度、时间、频数（冬夏之别）、地点，以及身在闹市、稠人之中，畏人窥看的含羞程度，吴宓都观察得十分清楚，并用文字记录下来。
吴宓在文中记录了他是如何“抚摩骡之臀股，心殊爱之”，以及左手擎起骡小姐的尾巴，详细窥看其阴部的情节。同时，在吴宓的记忆中，他对家乡的骡小姐的赞词是“美”、“甚美”、“极美”。以至他到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还感到北京驾车的骡子，皆身行丑怪，尾骨不耸，臀部肌肉不丰满，毛色不美，远不及他家乡的骡小姐可爱。
1950年2月吴宓为自己17岁（1910年初）那年相遇的黑色骡小姐写的“美骡传记”。他对这位“美骡之动作及情态”印象很深，感觉“甚美”。他的五首七律的其中两首，内容分别是写这位正值妙龄的骡小姐的大小便。只是他把这原本脏丑的动作和粪便，诗化为自然的篇章：“已过长衢土辙安，汗流身热胃肠干。渐抟玉液成浓块，更炼金丹作巨丸。节节竹环蛇出洞，高高金座珠堆盘。频看尾举连排泄，妙龄食量可惊叹。出城骈列暂盘桓，肃立风从尿始湍。蹲股不胜羞欲掩，开关乍见射成澜。微闻芗泽无声响，累皱红巾畏客看。躯体松舒诸事办，长途奋进敢辞殚。”
师生
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还亲自辅导他外语。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拒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也有说这段话是在西南联大时所说，但据钱钟书夫人杨绛说，钱钟书不曾说过此话，吴宓日记中亦无记载，成为文坛一疑案。）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温源宁写过一篇《吴宓先生：一个学者、君子》的文章，林语堂将此文译成中文，刊在他主办的杂志《人间世》半月刊上。随后，温源宁将此文收入他的《不够知己》一书。林语堂、温源宁先后约请钱钟书为此书写作中文、英文书评。
1937年，当时留学欧洲的钱钟书为温源宁写了一篇《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书评中刻薄地调侃恩师和毛彦文，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成为一时笑柄。
钱钟书还将这篇书评寄给吴宓，并附了封信。信中说寄上书评，以免老师责怒。吴宓看了书评后大为恼火，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更让吴宓怒不可遏的是书评中还“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annuatedCoquette”(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子)。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被这样形容，真让吴宓伤心到了极点。他感叹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吴宓在日记中径直写道：“钱钟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实使宓尤深痛愤。”明确表示这个得意门生伤透了他的心。
第84节
其实，钱钟书写的这篇书评内容远不止吴宓日记中所引的这些内容，他这样描述老师：“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文章继续写道: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两颗心灵，尽管一位正常人也会出于实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会有冲突。他的心灵似乎处在原始浑沌的状态，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异——又湿又粘的泥饼是不会被缺乏智慧的灯火烤干的，与其说他的心灵没有开化，倒不如说没有个性。但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乱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
此事引起了吴宓心中的嫉恨。这事的反响到了清华欲请钱钟书回校任教时，试图大度包容徒儿的吴宓一时没想开，才出了一口闷气——投了反对票。在1937年６月下旬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变动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于６月28日以“将来聘钱钟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一事征询吴宓的意见，吴宓立即避而不谈。但他在日记中却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宓窃思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事后，吴宓发现自己在此事中的作法不妥，于是又想方设法试图挽回，让联大聘钱钟书，但为时已晚。
但吴宓最终他还是宽宥了学生的冒犯。据杨绛说，1938年钱钟书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钟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先生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但钱钟书此后依然拿老师的事情作为谈资。《吴宓日记》1939年7月2日，吴宓曾向钱钟书述及自己同前妻陈心一的“冤苦”关系，“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钟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
从吴宓日记来看，吴宓后来宽宥了自己的学生，依旧将钱钟书看作自己的得意门生，与钱钟书一起散步，访友，宴会。在钱钟书到西南联大任教一事中，吴宓起了极大的作用。
1940年春，钱钟书学成回国，清华大学想聘请他，却遭到时任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叶公超的竭力反对。吴宓知道此事后愤愤不平，斥之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
后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钟书，为清华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经过几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两年后，钱钟书和诸公不睦，辞职他就。吴宓又是极力挽留，但钱钟书去意坚决。
原因大概是钱钟书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他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钟书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围城》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其实吴宓对钱钟书很是赏识。他和冯友兰将钱请到联大。到联大后，钱钟书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作为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一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钱钟书离去后，吴宓借学生李赋宁的笔记来读。这是钱钟书讲课的笔记。内容有两门课：一是《当代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吴宓在《吴宓日记》里写道：“9月28日读了一天，29日又读一午。先完《当代小说》，甚佩！9月30日读另一种，亦佳！10月14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钟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激恋
对于吴宓，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从吴宓的日记看，自他早年开始，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评头品足。他表示过爱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学的华侨女学生陈仰贤，有欧阳采薇，黎宪初，张敬（张清常之姐，名清徽），在法国遇到的美国女学生H，代号为K的清华女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毛彦文。他曾经幻想在他不离婚情况之下仿效大舜的娥皇女英以及安公子的何玉凤和张金凤的故事，当时就被陈寅恪先生一口否决。
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频频出现在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频频电话传情达意，其亲密程度和情谊远远超出师生的范围，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恒喜艳装，着红衣，遂自字曰绛珠。1935年秋，绛珠从吴宓授课。抗战爆发之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
然而，影响吴宓一生至深的女子，却是毛彦文，这要先从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婚姻说起。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赶回了国内。
1921年8月，吴宓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此时，影响吴宓一生的女子——毛彦文翩然出场。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她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闺中密友告别，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二人私订终身。毛彦文9岁时，其父将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方家退婚后，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当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便暗生情愫，碍于同学之谊，只能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收到陈烈勋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考察后回信道：“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此次不期而遇，毛彦文的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让本就对与毛彦文怀有好感的吴宓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懊恼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第85节
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不久，朱君毅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苦等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极力说和无济于事，朱、毛终致解除婚约。
然而吴宓却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吴宓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在经历了离婚与不离婚的挣扎和徘徊之后，最终，与结婚7年，并育有三个女儿的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吴宓此举遭到“学衡派”同仁一致谴责，吴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1929年，为了筹集一笔可观的离婚费用，吴宓八方求援，还向好友、白屋诗人吴芳吉索债。吴芳吉认为吴宓以追求真爱为由，冷酷无情地遗弃陈心一和三个年幼的女儿，纯属不负责任的胡来，他劝解无效，便故意拖欠债款不还，就为这件事，一向重友谊如泰山的吴宓竟差点与吴芳吉翻脸绝交。其后，吴宓作出振振有词的表白：“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在当时痛诋余离婚（使余极端痛苦，几于殒身）及事后屡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余尝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余力主真诚，极恶虚伪，自能负责，不恤人言。……”
吴宓自己对这段失败的婚姻曾这样总结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故妻陈心一，忠厚诚朴，人所共誉，然宓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当时诋余离婚，及事后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对于吴宓的离婚，毛彦文说：“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
离婚后，吴宓并未真正与夫人分离，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内，每月领到薪水后，亲自回家把生活费交与夫人，然后立即回校。姚文青中《挚友吴宓先生轶事》写道：“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彦文也有类似的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但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二人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拍电报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等说，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她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吴宓又是两头落空，此时的毛彦文觉得他太花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33岁的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66岁的熊希龄。毛与熊结婚时曾邀请吴宓参加婚礼，吴宓以编诗话为由谢绝了，赋诗道：“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自己心爱的人另嫁对吴宓是个沉重打击，但有“情痴诗僧”之称的吴宓却把浓烈的情感化为诗篇，大写《忏情诗》，一连写了38首。这些忏情诗发表后，有人嘲笑他是自作自受，更让人议论的是他还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讲给学生听，成为学生的笑料。钱钟书在写给吴学昭的信中也提到此事：“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但作为老师得意弟子，钱钟书也写了首诗送给失恋的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情酸泪倩谁偿。”
熊希龄病逝后，吴宓在震惊之余为自己深爱的毛彦文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吴宓点小灯，写下这首诗，然后再寝。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吴宓又开始追求毛彦文，毛彦文面对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磐石。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痴情，热烈，执著，绵长，痛苦而绝望，好比宗教般的情感，持续了一生。吴与毛彦文的恋情，他从不回避，甚至在课堂上与学生公开谈论，并写进自己的诗中。吴宓的《诗集》中题下不少未注姓名的情诗，都是为毛彦文而写的。吴宓曾在诗中写道：“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毛彦文是吴宓心中永远的永久的痛，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是一种柏拉图的爱情。《吴宓日记》1936年8月1日中，吴宓对自己地爱情进行了反省，他说：“盖中国一般人，其视爱皆为肉体之满足及争夺之技术，不知宓则以宗教之情感而言爱。……真正之爱者，皆情智超卓，道行高尚，上帝之宠儿，而人类之俊杰也。爱乃极纯洁、仁厚、明智、真诚之行事，故宓不但爱彦（指毛彦文）牺牲一切，终身不能摆脱，且视此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奋斗最力、兴趣最浓之表现。他人视为可耻可笑之错误行为，我则自视为可歌可泣之光荣历史，回思恒有余味，而诗文之出产亦丰。我生若无此一段，则我生更平淡，而更郁郁愁烦，早丧其生矣。今年老情衰，并此而不能再，故益不胜其系恋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
然而，六十年代末，毛彦文遵从胡适先生的劝导，曾撰成《往事》一书，在这本自传体回忆录中，她给吴宓露脸出镜的机会很有限，就连那件大事——1931年她与吴宓一道从欧洲回国——也只字未提。看来，她不仅不爱吴宓教授，而且还有些反感他。
第86节
毛彦文在《往事》一书中仅用千余字的篇幅回忆了吴宓与陈心一由合而离的经过，也谈到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吴宓求婚的因由：“自海伦（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据去过台湾而且有幸拜访了毛彦文女士的沈卫威先生撰文介绍，当他重提当年吴宓对她的深情厚爱时，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女士语气平淡地表示：“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再问下去，她便连说“无聊，无聊”。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解放后，已近暮年的吴宓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邹兰芳出生于地主家庭，她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但由于她出身不好，而且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这可能也是邹兰芳嫁她的原因。
谈到这次婚姻，吴宓曾对好友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他曾发誓：为爱毛彦文，终身不复娶），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不过如此。”
婚后，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还是很伤心的，饭桌上必多摆一副碗筷，不让亡妻邹兰芳在冥界当馁鬼，他饭前必做默祷。更奇的是，吴宓看电影，也必买两张票，空出身边的座位，意中犹有亡妻相伴。
但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邹兰芳其中的一个侄儿，在她去世后，长期以照料吴宓为由，和吴宓住在一起。每天游手好闲，好吃好喝，并没有给吴宓以实际生活上的照顾，惹得一位正直的教授实在看不惯了，冒着有得罪吴宓的可能，劝他辞掉这个食客。“文革”开始后，这个“食客”才自己走掉。
所以，才有当时西南师院的一个青年教师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的说法：这十几年，一个不干正事的二级教授的工资大都让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和几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龟儿子花了。
毛彦文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江勇振所说：“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少年
吴宓幼年丧母，故由其祖母做主，将3岁的吴宓出为其叔父吴建常（称仲旗公）的继嗣。1987年，仲旗公在陕西乡试中被录为副贡生。少年得志，弯弓骑射，西出阳关，千里走单，欲在边塞建功立业。辛亥前后，仲旗公曾官至陕甘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仲旗公的学问、修养、道德、行谊为吴宓所敬佩。其无时、无地不在野花烂漫处受女人的爱戴，连壮年在沪涉足花柳场中，名妓争相求宠、致情的风流行为，也为吴宓所称道。吴宓惟独对他没有“早以女子之心理及恋爱之技术”传授给自己，致使自己在情场追逐中多年失误，一错再错而抱怨。
仲旗公远在西北边关求功名，吴宓的实际生活还是由父亲芷敬公及续弦雷孺人照料。祖母怕吴宓受后母虐待，便将小吴宓至于特殊保护之中。1905年冬，吴宓被送往三原县北城，师从泾阳王麟编读书。祖母杨太淑人不待见吴宓的继母，以婆媳矛盾和伴孙儿读书为由，于1906年初移住三原，直到第二年６月病逝。
祖母12年的照料、保护，12年的溺爱，使原本失去母爱的吴宓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天地，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份有益的赐予，直到晚年他在自编年谱中追忆童年的这段往事，就祖母对自己的影响，仍有以下反刍：“（1）溺爱，纵容过甚。不但使全家人皆不服，且养成了宓之许多不良的性行、习惯。（2）宓一生感情，冲动甚强。往往以一时之感情所激，固执私见，孤行己意，不辨是非，不计利害（后乃悔悟）。又自己勤奋劳苦，而不知如何寻欢求乐，无逸豫之情，少怡悦之意。即是：能工作，不能休息。能紧张，不能纵逸。对人，则太多计较与责难——以上皆类似（杨太淑人）之个性，由不自觉（无意）的摹仿而来者。”
逸事
吴宓在国外时，因受陈寅恪影响，好购书。据说当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时官费生每月100美金），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买回去，拂去上面的尘埃，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放于床头当做镇室之宝。吴宓归国之时，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未用。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宓搬迁数次，为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的重负，忍痛甩卖，售与清华1925级毕业生孙大雨，才去了一个累赘和一桩心事。
吴宓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钱钟书在评论其师吴宓的诗集时，一语道破：吴诗中“太多自己”，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
1937年7月7日，吴宓日记中记载，是日为香山慈幼园的第三次回家节，熊希龄、毛彦文夫妇留在青岛未返回北平，吴宓看到报纸上的新闻，熊希龄在青岛患病不能回平参加回家节，而吴宓不认为熊希龄患病是真，武断地认为熊希龄“安居逸乐，惮于跋涉，懒于应酬”，以生病为托词，并认定熊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听从毛彦文的主张。
1937年11月10日，吴宓坐船去青岛，船上人非常拥挤，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船舱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幸好有床位。满目都是拥挤的人群和杂乱的行李，有一个广东的商人携带生螃蟹一篓，不知什么原因，螃蟹从篓子中爬了出来，有一只爬到吴宓的床上，吴宓大吃一惊，忙起身抓螃蟹，经过一通折腾，他终夜无眠。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还作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该诗是嘲笑哲学系的教授们。因为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着一副眼罩。郑昕喜欢喝酒。第二句是指他两人说的。诗中第三句是指冯友兰，马二代指其姓。当时，吴宓南行时有一首诗，其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不很得体，第三句就此而言。第四句指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代替蓍草。
冯友兰认为吴宓的“相携红袖非春意”（“相携红袖非春意”句，吴宓自注曰：“至于弭出京（北平）南下，赴津，与（绛珠）相约乃同火车系用作‘掩护’。”）之句不得体。当时冯友兰和闻一多所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腊梅，腊梅正开，站在楼上的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相齐。有一天，闻一多又与冯友兰说起吴宓的那句“红袖”诗，闻一多随口说出一句诗：每饭不忘“红袖”句，冯友兰灵机一动，随口接了一句：凭栏惟见腊梅花。
吴宓终其一生反对白话。有意味的是1928年他南行访问毛彦文时，却应毛彦文之请为她主编的《每周妇女》撰写过白话论文一篇，题目为《文学与女性》，署名王志雄。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并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第87节
1938年初，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等地，此处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吴宓在蒙自，同南岳临大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有课时，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之所。“红楼”是吴宓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诸位先生租赁的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吴宓在联大时，交游广泛。军人有关麟征、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张耀明等，还有云南财政金融首脑缪云台，“装饰摩登而别致”的著名女士司高玉柱，等等，吴宓与他们也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吴宓在昆明时期交往的上层军政人员，关麟征是主要的一个。当时关麟征是抗日将领，和吴宓都是陕西人，有乡谊，交往自然多一点。两人交往多是闲谈，但有时也有求办的事，诸如请关介绍搭乘军车或托运衣物，办通行证，诸如此类的事情。吴宓离开昆明赴成都前，关先后两次赠金共两万元，“宓略辞而后受之”（1944年9月1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吴当然也不是白拿。半年前，吴当了一次枪手，“代关将军作贺中央宪兵十三团龙团长夫人三十寿诗云：‘妙誉英才伉俪坚，天真挥洒对婵娟。箫新剑气冲牛斗，三十功名奏捷先。’”随后，吴又代第九集团军兵站分监葛某“撰关麟征将军太翁寿诗云：‘一乡钦德望，廿载侍戎机。教子成名将，摧胡屡合围。天应赐寿考，人共说神威。忠孝心如镜，终难万古霏。’”事实上，吴宓对关麟征在骨子里是瞧不起的，且对他腹诽。他在日记中写道：“关将军纠合昆明画家，强其作画140幅，以遍赠在文山训练中国军官之美国军官140人。且各另画一幅，以赠关将军。（当场发纸）噫嘻，职之不修，军不能战，见讥于美人，而徒以私情交欢。且慷他人之慨，勒命画家献纳，未免贪且暴。将军过矣！”
吴宓为了生活中的小事烦恼，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却忘了还。《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
1949年以后，吴宓在西南师院任教，是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在校内可谓“高薪阶层”。又一位女教师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送给吴宓，吴给了那位女教师100元。有人对吴宓说：“一双袜子值多少钱？你给的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又一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向吴宓借了五元钱，说明一周归还。一周过去了，却没有来还。吴宓找上门去，向他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不高兴，逢人就说：“吴宓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讨。”吴宓向人解释：“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他提高道德修养。”
在西南联大时，因为日机经常空袭，给联大师生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不少麻烦，给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F.T.（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红楼
吴宓推动了西南联大的《红楼梦》热。据余斌考证，1940年至1942年间，联大出现了一次《红楼梦》热，这股热潮大概由陈铨的一次演讲引起的，吴宓和刘文典推波助澜，使之升级。
1940年4月11日晚，陈铨大西门内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热烈。这次演讲吴宓帮助张罗，他在日记中记下讲演之盛况：“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一个月后，“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成立，核心人物黄维等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吴宓应邀参加。吴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员。这个社团夜间在南食堂举办的活动生气勃勃，异趣横生，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
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先生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骑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吴宓有曲折的恋爱情史，他经常把自己比作《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顾毓琇有“千古多情吴雨僧”句，吴宓字雨僧，让人想起蒋捷的《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事实上，吴宓一生的苦恋和痴情，也的确如这半阕词所写，“悲欢离合总无情”。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吴宓并不因此恼怒。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并勒令其改名。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吴宓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吴宓曾在《武汉日报》发表过《论紫鹃》一文，对紫鹃忠诚、善良、执着的品格褒扬备至。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在吴宓看来，林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像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和维护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
这个故事的另一种版本是这样：有一天，吴宓发现有个饭馆，上面写“潇湘馆”，他一进去，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林妹妹会难受的”，吴宓回答。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是有幽幽篁竹，适宜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
1942年，刘文典在联大讲《红楼梦》两次，吴宓都去捧场。一次，“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另一次：“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琼是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有一段时间她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关系时冷时热，若即若离。雪梅即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吴宓陪她听刘文典讲演《红楼梦》，却心猿意马，张望人群中的张小姐。
吴宓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红楼梦评赞》，有一部分将太虚幻境与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和天国相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解脱。他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好几个世纪，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本科学生惊叹不已。那天晚上，“听者填塞室内外”，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因畅述一己之感慨，及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
又有一次吴宓上《文学与人生》课，不知不觉讲到《红楼梦》，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细思量，觉得对学生叙生平，不妥当，很后悔。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来听讲。在此期间，吴宓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并获得不菲报酬。可以想见，吴宓讲演《红楼梦》，成为联大和昆明的公众人物，这情形，大概和如今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的刘心武类似。
第88节
吴宓研究《红楼梦》，既不同於索隐派，也不同於考据派，而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红楼梦》，更着重於对人物的剖析。吴宓写过很多文章，对贾宝玉、林黛玉、紫鹃、王熙凤等人物进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把卢梭的所谓“二我”之说，也即心理学上所谓“双重人格”应用在贾宝玉身上，认为甄、贾二位“宝玉”都有着曹雪芹的影子。这样的解释在今天当然已经不再新鲜，但在当时还是“独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的。
素友
关于吴宓、陈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实在是中国学界的一段佳话。
吴宓和陈寅恪相识于美国，吴宓留学美国时，和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中国学生会之请，作《红楼梦新谈》演讲，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的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转承起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便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一首相赠，诗曰：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自注：虞初号黄车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文，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的飘零岁月，不仅得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在与陈寅恪的交往中，吴宓为陈的博学所折服。吴宓发现文学、历史、政治无所不知，甚至连巴黎妓女如何卖淫都知道，十分佩服，对陈的国学功底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在其《空轩诗话》中这样写道：“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从各种资料看，吴宓当是第一个向国人大力推介陈寅恪的人，他甚至还将陈寅恪闲谈的内容和一些日记散页寄回国内供人欣赏，由于这些渊源，后来两人维持了终生的友谊。
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陈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受其影响，吴宓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英国剑桥出版的《剑桥近世史》十余巨册，后又续购《剑桥中古史》约十巨册，使成完璧。
1944年吴宓先生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昆明，经过贵阳来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会见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桢、梅光迪。10月13日，吴宓先生从遵义出发去重庆，和茅以升、潘伯鹰会面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去见他亦师亦友、寤寐思之的陈寅恪，为了能够和陈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大学任教。
吴宓离开昆明，梅贻琦曾设宴为他和同样要离开西南联大的陈梦家夫妇饯行。这晚出席的还有莫泮芹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闻一多、吴宓、吴晗。陈梦家和赵萝蕤要去美国留学。吴宓休年假，要赴四川成都，因为好友陈寅恪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学，吴宓去成都度年假，是想和陈寅恪朝夕相处。这天晚上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客人散去时，梅贻琦庆幸没有落雨，不然，他心有不安。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到了山穷水尽的1971年，被摔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先生冒着重大的政治压力，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沉入大海，让吴宓先生枉耗牵挂。吴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夫妇早在两年前悲愤去世。
抉择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逼武汉三镇。远在广州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长之位邀吴宓到任，并告知他的好友陈寅恪已应聘到校，他没有应允。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出面动员吴宓这位部聘教授到台湾大学，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与台大校长傅斯年这位新潮文人、学者，素来观念不同，且讨厌这位胡适学生的党派成见太深。女儿们以亲情呼唤他回清华去，他也拒绝了。最后他谢绝友人要他去美国、香港和台湾讲学的劝告，决定留在大陆。他说：“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
在不愿回清华也不愿到广州或台北的同时，重庆相辉学院院长许逢熙来函，请吴宓到那里任教。面对剪不断、理更乱的头绪，吴宓已有了出家为僧的念头。同时，他也想到在成都主持东方文教学院的《学衡》杂志作者、在南京时的好友王恩洋，想到那里研修佛教，然后慢慢地出家为僧。于是，吴宓在1949年4月底，溯水而行，乘飞机到了重庆，任相辉学院外语教授，同时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
1950年４月，私立的相辉学院、勉仁学院在被相继撤消、合并之后，吴宓被调到在重庆磁器口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９月，该学院又并入在北碚新建的西南师范学院。吴宓成了历史系教授，随后调整到中文系。
晚景
吴宓原以为去四川“作剑南人”可以安度“余生”。事实上，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二十八年，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酷惨烈：他多次挨批受整，两次被剥夺授课的权利；在“文革”中更是受尽百般凌辱和摧残。
1968年6中旬，西师两派武斗再起，本已回校的八三一人员又再次撤离。6月18日下午，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为表现自己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召开批斗“走资派”、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大会，吴宓日记记载：包括他在内的“各类有罪之教职员（皆曾为张永青所尊礼、宠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两侧，陪斗（同受斗争）。”在大会上，吴宓不断挨打，学生们用竹条、树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进会场时，“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此时最痛）”，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大会批判发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批斗会结束后，吴宓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中，“以所历简告唐昌敏。视表，正夕5时。所历共只3—5两小时，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吴宓身边没有亲人，他的痛苦，他的怨愤，都只能向家务女工唐昌敏倾诉。次日：“唐昌敏以药敷宓伤处（左肩胛骨之下尖，肤色红肿，未破）。”
6月21日，吴宓再次在批斗会上被打伤。当天大雨，学生还将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夺走扔掉。回家后，吴宓将情况告诉了唐昌敏：“唐昌敏导某邻童入大礼堂，寻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买白酒三两（二角四分）来，以酒浸药（药名红油克膏，治跌打损伤），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伤处。”
1969年3月6日，吴宓与其他“牛鬼蛇神”教师一起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令集中到西师李园，过“集体管制生活”，强迫进行“罪行交待”和揭发批判（其间，唐昌敏仍经常来为吴宓取送换洗衣服，送煮好的鸡蛋和代他领取的粮票之类）。至4月24日，吴宓等人又被强行迁往梁平（西师分校）集中进行所谓“斗批改”。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两个将吴宓“揪”着押进会场的学生恶意将他推倒，致使他腿骨跌断，在极为痛苦的情况下仍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此后，吴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在如此状况下，他仍被强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直到6月21日，吴宓才随全体人员回到北碚，乘卡车（坐行李包上）于清晨7时出发，晚8时抵达西师校内，“得人扶掖，且背负至家”。
第89节
吴宓1969年11月30日所写《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写道：“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11月28日，西师中文系师生又召开了批判斗争吴宓大会。此后吴宓又被多次抄家。“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两次抓宓到网球场和大操场，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两次均给宓（因伤腿）以极大之肉体痛苦。”
吴宓回校后这段时间的日记被工宣队、专政队抄走后“丢失”。好在有这些交待材料和报告，总算还保存下来一点对当时情况的记载，使我们得以看到吴宓“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和唐昌敏是在何种情况下进行服侍的可贵记录。
1970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委会的主持下，西南师范学院两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大会斗争“反共老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所谓“现行反革命”，是指吴宓在日记中记载的一些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的言论。这些日记都已被抄走作为“罪证”。两次大会都由“革命群众”提出要求将吴宓送交公安局“依法惩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