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高真来到北平，她对丈夫的照顾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他们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惠羽)。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第73节
卢沟桥事变时，高真回乡探亲，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真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足见他对妻子的深情。
后来，高真带着孩子随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一家从武汉到昆明，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高真跟随闻一多历经苦难。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真，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真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真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真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真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此，妻子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真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真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很多学生都住进闻家。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闻一多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真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李公朴被暗杀后，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真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真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真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真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真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1948年3月，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斗胆的再发表一些想法,鲁迅的阿Q和狂人日记都算不上很出色,它们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更多的是承担文化革命的社会功能,以文学为武器,在纯文学和艺术性上都不算很好,倒是一些短篇我很喜欢,比如在酒楼上,还有他的一些追忆散文我也喜欢,如社戏之类,里面有鲁迅非战斗的温柔人性的另一面
有人曾说闻一多喜欢过方令孺。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到青岛后不久，就把妻小送回老家，一人独居，这一点连好友梁实秋也不理解，不过梁好吃，夫人厨艺绝佳，当然舍不得老婆走。
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引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第74节
《奇迹》一诗，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因而诗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是真理还是理想?是美还是爱?曾引起过种种的揣测和联想。这是一首有48行的长诗。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终于，“奇迹”出现了!“我听见阊阉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甩衣裙的绊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闻一多婚后曾经爱上过一个女子。相当多的研究者包括闻一多后人都认为闻一多喜欢女诗人方令孺，并且进行了诸般牵强的考证，但实际上闻诗人根本不可能爱上方诗人。他写给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此地有个方令孺，是方玮德的姑姑，能写诗，手段虽嫌粗糙，但颇可调教，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世界上哪有用这种语气谈自己暗恋的美女的？何况《奇迹》裏面的那个她，用一句唐传奇常用的话说：惊为天人。杨校长等在顺兴楼搞PARTY，八缺一，闻院长主动推荐方令孺，遂号酒中八仙，彼此相处，形同哥们，哪里又会是恋人的举动。
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认为闻一多爱上的是教务长赵太侔的夫人俞珊。俞珊早年就加入南国剧社，演戏是一流，是青大校花。沈从文作小说《八骏图》，其中那个穿黄裙子的女子，很有可能就是影射俞珊，而教授庚则可能暗指赵太侔。至於主角达士身上就有闻一多的影子，被黄衣女子的风情打动，向自己的未婚妻撒谎迟归。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多次提到俞珊，据说，在闻诗人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时，徐诗人曾亲自来青岛警告过俞珊，请她约束自己。
评说
毛泽东、朱德同志对李公朴、闻一多的称赞：“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闻一多一直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梁实秋曾称赞闻一多是“清华现在惟一的诗人”，说他“满脑子都是诗”。
闻一多学生李晓评价老师：他有句名言，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最能反映他思想感情的一句话，也是他终身实际上做的这句话。
原《民主周刊》主编唐登岷：“闻一多先生明知李公朴遇害后，他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下一个对象，依旧临危不惧且迎着敌人直冲向前，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体现了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无限的爱，对人民的敌人有着强烈的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
在蒲薛凤眼中：“闻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民主自由，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臧克家在《闻一多精神》、《追念一多先生》等文中对研究、探讨闻一多学术论著不多感到遗憾，说：“闻先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而受到冷漠，我很不平！……我认为，现在应该在学术界、在文坛上，以各种方法宣传、发扬他的业绩，他的卓越成就，他的高尚品德，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认识他，因而受到教育。”他说：“闻先生人虽不在我眼前，却永远，永远在我心上！”
十四、梁实秋
有一次大家为梁实秋的生日摆“寿宴”，宴後他兴致不减，一定要冰心在他的一本簿册上题字，冰心那天喝了一点酒，略一思索便挥笔而成，她写道：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这时，围在书桌旁边的其他男士们大为不满，都叫著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於是冰心说：“少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接著笔锋急转，继续写道：
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庚辰腊八书於雅舍为实秋寿冰心
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对梁实秋先生的最有名的评价，却也是最贴切的评价。梁实秋先生的的确确就是一朵花。
性情
梁实秋在清华上学时，因自小家庭规范极严，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坚持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
在清华时，梁实秋被同学认为“不太问时事”，但他对清华对中文的轻视极为不满。清华当时上午上用英文讲授的课，下午上用中文讲授的课，极不重视中文课，不尊重中文教师，“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外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的反应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
梁实秋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和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梁实秋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梁实秋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梁实秋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4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
1927年，梁实秋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看到一家小报逐日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对外地人极尽挖苦，梁便化名写了《上海人到纽约》，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连载，直至《乡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为止。
抗战胜利后，梁实秋、李长之同在北师大执教，同住一院。一日，李妻买菜归来，把菜筐往桌上一抛，买来的菜正抛在李的稿纸上，弄湿了稿纸。伏案为文的李大怒，遂起争端。梁闻声赶来对李说：“太太冒暑热买菜是辛苦事，你若陪她上菜市，回来一同洗弄菜蔬，便是人生难得的快乐事。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夫妻间也需一分体贴。”李默然良久，以后就很少对太太发脾气了。
鲁迅和梁实秋曾有过论战。1941年11月，鲁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庆《中央周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是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1964年，他写了《关于鲁迅》一文，行文宽和，对鲁迅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并且在文中公开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禁鲁迅作品。
梁实秋曾经在一所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列。”梁、鲁对骂多年，梁更被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但雅量若此。
政治
第75节
1919年5月19日北京学生开始街头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大队进城了。在前门外珠市口，梁实秋所在的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开始讲演。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的儿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
梁实秋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
“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总的评价是：“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对闹风潮的反感自不必说，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求知的狂热”，梁实秋在日后回忆起时也不无微辞：“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梁实秋的口气，倒好像他只是五四运动的一个观众，而并非身处其中的热血青年。
梁实秋并非不谈政治。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梁实秋亦不赞成共产党，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
文学
在清华上学时，梁实秋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梁实秋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实秋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抗战时，梁实秋得知一位杨太太做的排骨萝卜汤才是一绝，于是上门拜访，一尝果然如此。席中宾客们一致要求主人要公开烹制秘奥，杨太太很谦虚：“没什么，没什么，这其实上不和是台面的，不成敬意。”这时一位客人开了腔：“我来宣布这个秘密吧，一句话：多放排骨，少加萝卜、少加水。”梁实秋回去后朋友探讨刚才公开的“秘密”究竟是笑谈抑或是真有其事，决定一试究竟，结果，大获成功。梁先生顿悟：文字掷地作金石声并非易事，但要做到言中有物却不难，关键在少说废话———“这和汤里少加萝卜和加水是一个道理。”
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时，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程季淑装订。程季淑用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
有人从小就用梁实秋编的英文辞典，一次问他，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梁回答：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
梁实秋：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得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
梁实秋问：文学是由阶级性的吗？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晚年梁实秋谈起他和鲁迅的论战，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母爱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
梁实秋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贬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梁实秋说：“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梁实秋曾说：“有一些事，有能力的人不肯做，无能力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他一生编了20余本字典。
爱国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当天，梁实秋对他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
晚年梁实秋和妻女在美国生活，他始终对去国远游一事耿耿于怀，不但抱怨当地“乏言可陈”、让他只能“静待晚年”，并且只申请了长期居留证，却不愿加入美国籍。梁实秋说，入籍必需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女儿梁文蔷也只能刻了一方“四海为家”的印章送给父亲。
晚年，梁实秋再次写到他曾任教的青岛：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不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被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他的大女儿曾专门将青岛海滩的一把细沙装入瓶中寄给父亲，梁实秋将它供在案头，看得老泪纵横。
情谊
冰心与梁实秋是一生知己。1923年，冰心与梁实秋等一班清华留学生同船前往美国。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在海上办了一份名为《海啸》的文艺刊物，约冰心和许地山等写稿。一次编辑会后，梁实秋忽然对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他后来的夫人程季淑女士。闻此语，冰心大为诧异。
在哈佛时，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梁实秋译成英文。冰心演丞相之女，她的同学谢文秋扮演女主角赵五娘。大家都争着饰演男主角蔡中郎，以便一亲芳泽，最终，在顾一樵的力推下，由梁实秋出演戏中男主角。上演前，他们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梁实秋扮演的蔡伯喈和谢文秋扮演的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但梁实秋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后来，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订婚。冰心对梁实秋开玩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从此，梁实秋写文章就以“秋郎”署名，到了老年他又堂而皇之地自命为“秋翁”。
1931年11月下旬，也就是徐志摩遇难没有几天，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把徐志摩贬低了一通之后，接下来说，“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
梁实秋和冰心在平日的交往中喜欢谐谑打趣。1949年之前，两人常有书信字画往来，有一次梁实秋给冰心画了一幅梅花，冰心回信说：“画梅花有什么了不起，狗也会画。”
“文革”初期，梁实秋听说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悲痛之余写了《忆冰心》一文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发表，文末附录了一束冰心历年给他的信。后来这篇文章辗转到了冰心手里，她看了后自然十分感动，立刻写了一封信，托人从美国转给梁实秋。过了两年，知道是误传，梁又在《传记文学》上著文更正。一面欣喜冰心夫妇仍活着，一面又不能不感伤夫妇俩在“文革”中受的磨难。
第76节
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初，海峡两岸的坚冰打破了，可以相互往来了，梁实秋二女儿文蔷回北京探亲，替父亲去看望冰心。据说梁先生带给冰心的口信是：“我没有变。”而冰心托梁文蔷带回来的话则是：“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
梁实秋去世后，冰心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由于失去老朋友，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字。一篇是《悼念梁实秋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篇是《忆实秋》，刊登在上海《文汇报》。她说：“实秋是我一生知己，一生知己哪！”
梁实秋一生中还有一位好友，就是他的同窗闻一多。
闻一多是1912年进入清华园的，而梁实秋于1915年方考入清华学校，足足晚了三年。但闻一多在一年级时因为英语课不及格留级一年，后参加学潮又被留一年，所以实际上同梁实秋只差了一个年级。1920年，酷爱文学的梁实秋与同班学友一起，发起组织了一个“小说研究社”。翌年，改名为清华文学社，闻一多等多人加入，由闻一多任书记，梁实秋任干事。从此，梁实秋与闻一多即结为超乎寻常的亲密朋友。
对于新诗，梁实秋与闻一多有相同的立场和观点。他们认为，既然是诗，就得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在诗歌王国中，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提倡什么“平民风格”。他们欣赏、推崇的是郭沫若的《女神》，对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表示批判。此后，二人在梁实秋的父亲梁咸支助下合力出版了《冬夜草儿评论》
闻一多曾说：“实秋啊！我的惟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并把梁实秋比之为中国的李商隐与英国的济慈。
梁实秋比闻一多晚一年来到美国留学。刚到科罗拉多泉大学，梁实秋就给在芝加哥大学的闻一多发去一封信，里面装着12张科罗拉多当地的自然风光画片，他只在其中一张的背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他的本意只是借此报告好友自己已到了此地，“并且用这里的风景片挠他一下”。万万没有料到，不到一个星期，闻一多竟提着一只大皮箱出现在他面前：他已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科泉大学。于是两个人又开始了更加亲密的同窗生涯。他们在当地一个报馆排字工人家各租了一间房，朝夕相伴，共同钻研艺文，真正实现了当年闻一多“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夙愿。
梁实秋和闻一多先后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又在上海的新月社重聚。1930年夏，二人又同时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先生的邀请，一起到青岛大学任教。当时，梁实秋住在鱼山路，闻一多最初住在大学路，后又迁居汇泉，青岛山路多，他们两人都选购了一根精致的手杖。每天闻一多去学校上班，路过梁实秋家门口，轻轻招呼一声，梁实秋应声而出。两个诗人各策一杖，踽踽行走于崎岖小路，风神潇洒，旁若无人，构成一幅饶富诗意的生动图画。
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是山东人，性格豪爽，平易近人。他好饮，于是在校中纠合了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方令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七个酒徒加一个女史，戏称为“酒中八仙”。他们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30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他们豪迈地宣称：“酒压胶济一带，拳（指划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见到这班人豁拳豪饮的样子，吓得立刻把他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青岛大学的学生和北方绝大多数高校学生一样，纷纷结队南下，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出兵抗日。在校务会议上，闻一多慷慨陈词，建议“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闻一多遇害后，梁实秋四处奔波寻找真凶。而且一直把闻一多给他的书信带在身边，即使后来到了台湾也精心收藏着。
笔战
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梁实秋约稿，他就把以前发表过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拿出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这是，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鲁迅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鲁迅的言语尖刻而犀利，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
梁实秋开始还击，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鲁迅亦不是省油的灯，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1929年秋，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鲁迅编译的《文艺批评》一书后，梁实秋很快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批评鲁迅的翻译文风。尔后，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进行反批评。两篇文章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双方交锋的关键词就是“硬译”。
此时，鲁迅的拥趸开始跳出来帮忙，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一文。文中写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是这样写的：“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对此，梁实秋说：“鲁迅曾幻想到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以为那是雅事。其实天下雅事尽多，惟有生病不能算雅。没有福分扶丫鬟看秋海棠的人，当然觉得那是可羡的，但是加上‘吐半口血’这样一个条件，那可羡的情形也就不怎样可羡，似乎还不如独自一个硬硬朗朗到菜圃看一畦萝卜白菜。”
第77节
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最后他写道：“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呵呵，敲字累，引用一段给仁兄看，事实基本如此
鲁迅是蔡元培的人马，所以因为蔡元培的缘故，他对章士钊很藐视，也因此对章士钊的打手杨荫榆就更加看不惯，以致于推崇许广平、刘和珍反对杨。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杨荫榆的好友李四光看到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的文章，他本来是搞地质的，偏偏这回管起闲事来，他就以旁观者的身份写了一篇他眼中的杨荫榆女士的文章登载在朋友徐志摩的刊物上。这下引来鲁迅的大骂，一般人是不大敢和鲁迅对骂的，因为一是时间不足，再者也骂不过鲁迅，岂料李四光此次是钻了牛角尖，于是又回复，鲁迅的斗志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而徐志摩作为半个主人，实在是想让双方冷静一下，就写了和事老的文章《请让我们带住》来解劝双方，哪知道鲁迅以为徐志摩是帮狗吃屎，立刻回击，写了《我们现在还不能带住》一文，顺带着把鸳鸯蝴蝶派也给骂了。这回轮到李四光傻眼了，因为他知道了鲁迅真是不好惹的，这样他便不吭声了。鲁迅一见对手服软，也就此罢手了。
公案
与鲁迅的笔战还引发了抗战后的一段公案。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席话引起了轩然大波。重庆《新蜀报》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口气发了九篇文章。不过反应最快的是罗荪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与抗战无关”》一文。罗荪在文章中表示：“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此外，罗文还就一些往年陈事嘲弄了梁实秋一番：“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
次日，梁实秋便在《中央日报-平明》上也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重申他的“最为欢迎”和“也是好的”两个表态，并强调“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在答辩中，梁实秋还对罗文中提及的“住房”问题专门作了说明，言语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个自命为左翼作家的说梁实秋到学校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此后，任凭左派文人如何批判，梁实秋不再发言。
梁文发表之后，左派文人纷纷撰文发起对梁实秋的批判，而且已经失去了最初理论上争论的意义，完全演化成对梁实秋严厉的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参与对梁实秋批判的，除了《新蜀报》副刊有关作者和罗荪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宋之的、张天翼、巴人等。尤其是巴人的批判文章，火药味极浓：“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
1986年10月13日，积极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在《文汇报》上为我们解开了这其中的疑团：“这一席话（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
1939年4月1日，在接编《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副刊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逸事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对梁实秋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梁实秋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他当然不及格，一个月后需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
有一次，梁实秋想倾阮囊之所有在饮茶上豪华一下，便走进一家茶店，索买上好龙井。店主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取出八元一斤的龙井茶。梁实秋表示不满。店主便取出十二元的龙井。梁实秋仍然不满。这时店主勃然色变，厉声说：“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梁实秋如遭棒喝。
结婚后，梁实秋和程季淑在上海生活了3年，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罗隆基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梁实秋家诉苦，每次都是程季淑将她劝回去。
1930年夏，梁实秋生活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徐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没头没脑地在电话里大声说道：“你干得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一听之下，梁实秋顿时大吃一惊。立即反问徐志摩是什么事。徐志摩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受其友人某君委托，替其妹做媒，对象是梁实秋，请问他梁实秋意下如何。梁实秋听了徐志摩所说的，莫名其妙。他说：“你在做白日梦，你胡扯些什么？徐志摩说：“我且问你，你有没有一个女学生叫×××？”梁实秋说：“有。”徐志摩说：“那就对了。现在黄警顽先生来信要给你做媒。并且要我先探听你的口气。”梁实秋告诉徐志摩：“这简直是胡闹。这个学生在我班上是不错的，我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身材面貌我也记得，只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和任何男女生谈话。”徐志摩在电话中最后说：“好啦，我把黄警顽先生的信送给你看，不是我造谣。你现在告诉我，要我怎样回复黄先生？”梁实秋不假思索地对徐志摩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说完，便放下了话筒。
从美国回来的梁实秋上课时，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梁实秋上课，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教授继续再讲，女生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课后回家，梁实秋向家人提起此事，梁的儿子问他：“您是否觉得抱歉？”梁回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
第78节
梁实秋对麻将是喜视之而不喜玩。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映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而以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底细？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结果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所以干脆只看的好。”
1949年以后，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神经质。梁实秋译的古罗马《沉思录》，作者是玛克斯-奥瑞利阿斯，因为译音与马克思相同，而马克思在台湾是犯忌的，故而引起不小轰动。
1968年，台湾文化学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可是警备司令部却挑剔说，剧中有兵变的描写，上演恐怕影响军心。不得已几经交涉，修改剧本，把奥赛罗改为文职，不称将军称大人，副官不称副官称秘书，才算勉强通过。梁实秋得知此事说：“莎氏有知，怕要气炸了肺！”
梁实秋对火腿品质要求甚高，可是一般台湾熏制之火腿，常被贬为“有死尸味”，视为下品。逢年过节，有人送礼，常有火腿一包，但是打开一看，或有蛆虫蠕动，或有恶臭扑鼻，无法消受，弃之又觉不忍。梁实秋突生妙计，将之原封不动挂于墙外电线杆上，谓之“挂高杆”。片刻工夫，即被人取去。如是者数次。梁夫人非常反对，梁实秋则认为愿者上钩，不伤阴功。
梁实秋晚年，不吸烟，只喝啤酒，喝茶极淡。唯患糠尿病后，不能食甜，难奈，常私下偷吃。一次和刘墉同桌吃饭，冷盘端上来，梁实秋说他有糖尿病，不能吃带甜味的熏鱼；“冰糖肘子”端上来，他又说不能碰，因为里面加了冰糖；“什锦炒饭”端上来，他还是说不能吃，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最后，端上“八宝饭”，刘墉猜他一定不会碰了，没想到梁实秋居然大笑道：“这个我要。”朋友提醒他“里面既有糖又有饭”。梁实秋则笑说他早知道，就因为早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八宝饭”，所以前面特别节制。“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必须计划着，把那‘配额’留给最爱。
风趣
梁实秋擅长讲演，独具风格。他在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讲演。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真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梁实秋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话不寻常，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王敬义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对此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梁实秋论女人：“假如女人所有杜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那很容易致富。”
有一次，北碚各机关团体发起募款劳军晚会，老舍和梁实秋搭档说相声。相声里面的粗俗玩笑老舍坚持不能删掉。相声里有一段老舍用折扇打梁实秋头的动作，梁坚决要求，老舍才同意在用折扇敲打他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一下而无须真打。到了上演的那一天，他们走上台，泥雕木塑一般绷著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声一片。所以二人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的向梁实秋打来，梁实秋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他的眼镜。梁实秋迅速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然后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喝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梁实秋与韩菁清新婚之夜，新房设在韩菁清家。梁实秋高度近视，又不熟悉环境，没留心撞到了墙上。新娘子立即上前将新郎抱起。梁实秋笑道：“这下你成‘举人’了。”新娘也风趣地回答说：“你比我强，既是‘进士’（谐音近视），又是‘状元’（谐音撞垣）。”两人相视大笑。
情爱
梁实秋与程季淑是包办婚姻。1921年秋的一个周末，正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回到家中，在父亲书房桌上发现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17日寅时生”，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父母为自己选的未婚妻。
当时的新潮青年是闻“包办”色变，但梁实秋对此却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他去问大姐，大姐告诉他已陪母亲过去看过程小姐。“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好一头乌发”，大姐还告诉他，程季淑的头发覆盖着前额，她怕下面遮掩着疤痕什么的，就假装夸奖“你的头发梳得真好”，一面掀起头发偷看。梁实秋赶紧问：“有什么没有？”大姐答：“什么也没有。”
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梁实秋直接打电话找程季淑，要求见面。程季淑声音柔和清脆，一下子就震住了他。
程季淑出身名门，但遭际坎坷。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
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是朴素的学生样子，互相都很满意。于是开始了定期约会，中央公园、太庙、北海、电影院。当时青年男女自由交往还未成风气，在公园里人们大都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不三不四吹口哨的也大有人在。第二年程季淑换到一所小学工作，梁实秋常去等她，女学生们就聚集在会客室窗外窥视。后来抗战时期梁实秋到天津，住在同学罗隆基及其妻王右家家里。王右家以美貌著称，一聊才知道，程季淑当年是王右家的老师，这群偷看的学生里就有王右家。1923年梁实秋清华毕业，要到美国留学，而这时由于两人经常约会，程季淑所在学校有人看不顺眼，结果害她丢了这份工作。
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这一去对两人将意味着几年的离别。程季淑是一个温柔、贤惠、识大体的女性，在他们一生相守的每一道坎上，她总能理智地掂出轻重缓急，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梁实秋做出正确的选择。她的这种美好品质，使梁实秋终生受益，也是他始终对她敬爱有加的重要原因。当时她与梁实秋立下了三年后结婚的誓言。清华的官费留学期限是五年，但满三年也可回国。在美国留学时，梁实秋对好友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程季淑。
梁实秋留学期间，北京这边还发生了一点儿风波，程季淑的叔父们向她的寡母下通牒，要把她嫁给某部一个科员，梁实秋赶紧让父母央人出面正式提亲，这样两人的事情才算公开。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婚后十几天，两人仓促赴南京。等他们再到南京，时局已很乱，只好抛掉煞费苦心经营的新居，跑到上海。在上海梁实秋编《青光》副刊，每晚发稿后匆匆登楼，恨不得一步跨回家。程季淑问他：“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听着你“咚咚”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技术逮捕相符。”
程季淑这时已怀孕，梁实秋便不让她出去工作。从此，程季淑从一个新式的职业女性退回家庭，开始了一生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他们的小家庭模式，是过去的才子佳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丈夫在外谋生养家，妻子在家掌管家事，夜晚在灯影里，或红袖添香夜读书，或互相依偎喁喁细谈，共同分享各自的乐趣与苦恼。
在青岛大学待了四年之后，梁实秋应胡适之请，于1934年回到北平，任北大外文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这时一家三代大小十几口住在一起，男女佣工就有六七个，程季淑成了全职的“管家婆”，而梁实秋则安心做他的工作和翻译。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一别竟长达六年。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着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两人均泪流不止。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实秋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忱为国事奔走，又不忘著译耕耘，眉宇间也露沧桑。正因为这一次的分别，自那以后的三十余年，无论天涯海角，两人始终相偕相行。1949年到台湾，程季淑一直默默地跟随丈夫，支持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与梁实秋同甘共苦。
第79节
1973年，梁实秋与程季淑卖掉台湾的房子，迁居美国西雅图，与女儿梁文蔷一起生活，准备幸福地安度晚年。他们私下里商量再过两年多50周年金婚庆祝的计划，然而1974年4月30日，程季淑不幸突然去世，上午10时多两人手拉手到附近市场去买一些午餐的食品，市场门前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程季淑，送医院急救，手术后未能醒来。在进入手术室前，她对梁实秋反复说：“华，你不要着急！华，你不要着急！”
妻子去世后，梁实秋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
《槐园梦忆》最后写的那首诗这样写道：“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梁实秋曾经有过一位红颜知己龚业雅，她是梁实秋三妹梁亚紫在北京女师大的同学，湖南人。梁实秋认识龚业雅是在妻子程季淑之前，根据梁实秋的说法，龚业雅在北平念书时曾和三妹到梁家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他还形容“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
重庆大轰炸后，梁实秋与龚业雅一家合资买了间平房，因为没有门牌，朋友不好找，邮差也不方便，就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用的是龚业雅的名字。因此先有“雅舍”，才有后来的《雅舍小品》。抗战后，梁实秋与龚业雅先后回北平。
梁实秋只身赴重庆，妻儿一别六年余，他曾经有过一个“四川女朋友”。梁实秋生前曾证实“四川的女朋友确是业雅”，“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因国共内战，梁实秋未及道别而匆匆离开北京，到了广东才写信给龚业雅，龚业雅则回信埋怨他不该离开。梁实秋初抵台湾后，两人仍鱼雁往返，直到两岸断绝邮电才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后，梁实秋托在美友人打听，得到的却是龚业雅的死讯，过世时六十九岁。梁实秋曾说，“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据梁在晚年对这些情史时的解释是，程季淑不仅原谅他与龚业雅的事，在美国发生意外去世前，程即常常因为高血压突然晕倒，某天，她对梁实秋说，“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死后你要马上结婚，这么多年，最懂你的就是我。”
但是，另据记载，梁实秋曾想和老婆离婚，另娶龚业雅，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夫人程季淑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里传闻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此后，梁、龚才分手了。
因为《槐园梦忆》这本书，梁实秋遇到了他的第二位妻子，韩菁清。
梁实秋将《槐园梦忆》一书交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该公司邀梁实秋到台湾小住。可能连梁实秋自己也不曾想到，这次的台湾之行，竟让他在71岁时再次萌动爱火。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道：老年人谈恋爱，就像老房子着了火，没得救。梁实秋先生就是如此。
韩菁清比梁实秋小28岁，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进入演艺圈。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30岁退出影坛。
1974年11月27日，韩菁清和义父谢仁钊到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老板当即奉送一本崭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并带着二人见到了该辞典的主编梁实秋，二人互生爱慕。但是，二人的差距太大，韩菁清犹豫了。
与她相比，梁实秋却丝毫没有退缩。自相识的第六天开始，像做功课一样，梁实秋每天一封信。他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著跳下去。”梁实秋炽热的爱情火焰，终让韩菁清接受了他。
1975年1月7日，梁实秋飞回美国时他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韩菁清则写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
但是，梁韩之恋却引起了巨大的风波。报纸首先发难，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多数文章都认为让韩菁清这样一个演艺圈中的人嫁给一个“国宝级”大师，是对梁实秋的亵渎。有人认为她和那些专门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并等不长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的人是一样的。这种污辱几乎让她崩溃。
与此同时，梁实秋的阻力也相当大。一些朋友开始为他撮合婚事，代他物色了老伴。而他的一大批已经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竟然打著“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
但是，这些却使两人更加亲爱。韩菁清叫他“我最最宝贝的小秋秋”，并告诉他：亲人，我不需要什麼，我只要你在我的爱情中愉快而满足地生存许多许多年，我要你亲眼看到我的脸上慢慢地添了一条条的皱纹，我的牙一颗颗地慢慢地在摇，你仍然如初见我时一样用好奇的目光虎视眈眈。那才是爱的真谛，对麼？
梁实秋则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麼？你知道麼？……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
梁实秋甚至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为他的小娃一人阅览消遣。
1975年，梁韩之恋修成正果。婚礼那天，梁实秋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後又自读结婚证书，随後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这天晚上，两个人先是大笑大闹，後来却在床上相拥而泣。
与韩菁清的结合，反而让梁实秋找回远离的青春：恋爱时，两人一块儿吃宵夜，梁实秋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在外面吃清粥；婚后，七十四岁的他开始学跳舞，在家里的饭厅翩翩起舞；尽管饮食习惯不同，但因韩菁清烧了一手好菜，梁实秋婚后心宽体胖，八个月体重上升五公斤；外界也注意到，原本搁笔已久的梁实秋又开始了创作。他重新投入搁置好一阵子的另一项巨大工程─撰写《英国文学史》，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个五千字。1979年6月梁实秋写完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历时七年，虽然写作完成当年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就决定购买二稿，但校稿耗费好一段时间，两本书出版则在六年后，期间获得"国家文艺贡献奖"肯定。
梁实秋和韩菁清携手走过12年，直至梁实秋辞世。面对死亡，梁实秋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说：“我只是一个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无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圣贤！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相爱。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
归去
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中心医院。遵照他的遗嘱：“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墓地很高旷，举目四顾，莽野苍苍。在解释梁实秋之所以愿意在高处筑墓的原因时，梁夫人韩菁清曾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
记忆
方令孺这样写梁实秋：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余光中在怀念自已恩师梁实秋时候，这样讲道梁实秋：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梁实秋的文章与他的前额并高。
梁文蔷在想念自已父亲梁实秋时候，这样记忆爸爸：他喜欢大海，看老虎，看樱花，吃棉花糖。太阳西下了，我们孩子们还玩不够，爸爸便一个一个追我们……
冰心在追忆老友梁实秋的时候，尤为深情款款：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么？冰心讲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八十七岁了。
评说
梁实秋门下三大弟子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第80节
余光中并在《梁翁传莎翁》文中指出：“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梁实秋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
余光中对梁实秋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面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瑕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馀，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十五、吴宓
吴宓是钱钟书的老师，据说钱钟书曾骂他笨，他一笑了之；他一生苦恋毛彦文，不惜与发妻仳离，却最终孤苦一人；他自号怡红公子，认为一牛肉馆名起名“潇湘馆”亵渎林妹妹，而前去砸馆；他认为愧对朋友吴吉芳，在吴去世后，他照顾朋友遗属，几十年如一日；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被人评价为“博、雅、惠、通”；他与陈寅恪的一世情谊为世人所称颂；他晚景凄凉，躺在床上喊：“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
风采
温源宁这样描写老师吴宓：“吴先生的面孔堪称得天独厚：奇绝得有如一幅漫画。他的脑袋形似一枚炸弹，且使人觉得行将爆发一般。瘦削的面庞，有些苍白、憔悴；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剃得干干净净。粗犷的面部，颧骨高耸，两颊深陷，一双眼睛好似烧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这一切又都安放在一个加倍地过长的脖颈上。他的身躯干瘦，像根钢条那样健壮，坚硬得难以伸缩。”
课堂上的吴宓教授，常穿一袭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拄手杖，戴一顶土棉纱睡帽就走上讲台。打扮虽然古板，讲的却是纯英文诗歌。而且开讲时，笔记或纸片看都不看一眼，所有内容均脱口而出，讲到得意时，还要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
吴宓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他的学生回忆：“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
在西南联大时，虽然生活贫困，但吴宓却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衣着，一个是对女士的态度。当时朱自清身着云南当地赶马人穿的毡披风，可吴宓始终西装革履，很注意仪表。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写道：“记得在西南联大，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
传道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同年二月，吴宓被聘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当时住在清华工字厅的“藤影荷声之馆”。曹云祥校长请吴负责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筹备工作，按照哈佛模式制订学生培养计划。吴宓在清华期间被后人称道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替清华国学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个国内一流的学者，也就是世人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
吴宓是一位热心的老师，对学生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他在联大开设的“欧洲文学史”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他还教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课。
吴宓生活上风流韵事频出，学术上严谨，授课一丝不苟。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合并，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钱穆记录了吴宓的认真：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讲课的工夫来自备课的工夫。其实，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备课认真就很有名。去清华之前，吴宓教授曾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誉鹊起。
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
据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能全部背诵下来，反映出其学术根底深厚和学习上的刻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