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这就像审讯了？你见过真正的审讯吗？”
“……”曹楠低下头去，又不作声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邵长水再一次催促道。
“……劳叔没跟您说过什么吗？”过了一回，曹楠这么回答道，提到“劳叔”，她的眼眶立刻湿润了，语调也马上沉降下来，甚至不由自主地哽咽了一下。
“……他应该跟我说些啥？”邵长水追问道，口气渐趋严厉。
“……他没跟您谈过李主任，也没谈过别的什么吗？”曹楠脸颊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惶惶地反问道。
“他应该告诉我一些什么？他又跟你说了些什么？”邵长水逼问。
“那天，他告诉我……他出事了……”
“他出事后还给你打过电话？”邵长水一惊。
“是的……”曹楠说着，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他咋说？”
“他说他出事了。可能不行了……他说李主任这人看问题比较片面，让我今后在跟他的接触中一定要多加留意。”
“是谁告诉你，我今天一早会去找李主任汇报的？”
“……”曹楠又不作声了。显然这个问题可能点到了某个要害上。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说道，“……是李主任自己告诉我的。”
“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事？”
“因为……因为……”
“因为个啥？”
“因为本来约好今天早上我要去他那儿看他的。他说，让我改期，因为您要去，还有赵总队长和其他一些领导都要去他那儿听汇报……”
“劳爷为什么让你对李主任要多加留意？”
“当时在电话里他没细说。当时那个情况，他也不可能细说。”
“那他也没让你来劝阻我啊。”
“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他真不行了，今后有什么事，尽可以跟您多交流。他说您是个好同志。当时他已经说得非常吃力了，然后又说了一句。他说，小楠，看样子，我是真的不行了……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到这里，曹楠忍不住大声呜咽起来。
“关于李主任，在此之前，他还跟你说过些什么？”
“……”她抬起头怔怔地想了想，刚要回答，外头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显然是曹楠熟悉的。听到脚步声一下下逼近，她脸色立即变得惊慌起来。
“是李……李主任……李敏分……”她呆愣住了，忙转过头去告诉邵长水。
“他怎么来了？你也约了他？”邵长水也愣怔了一下，问道。
“没……没有……”曹楠慌慌地答道。
“那他怎么来了？”邵长水问。
“最好别让他瞧见你来我这儿了……”曹楠慌忙擦去脸上的泪痕，又从床头的一个粉盒里取出一个粉扑，轻淡地补了补妆，拿起那个白色的小皮包，一边向门外走，一边吩咐邵长水道，“一会儿，等我把他引开后，您再走。”又急急地问，“您的车没停在院门口吧？”听到邵长水回答她：“车停在马路对面那个洗浴中心门前了。”忙说：“那好。那好。”这时李敏分差不多已经快走到三楼的楼梯口了。只听到她匆匆迎住李敏分，并在楼梯口跟他说了几句什么，便引着他往楼下去了。
邵长水回到省厅，又在办公室待了一会儿，再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妻子和孩子都睡下了。在过厅里稍歇了会儿，等妻子那边再度发出间歇性的低微鼾声，便悄悄从壁柜自己专用的那个抽屉里取出劳爷的那两件东西。
回来后，他还一直没捞到工夫仔细琢磨过这两个“宝”。他把它们存放在一个香樟木雕的小首饰匣里。这雕花木匣还有一点小小的来历。它是省警校附近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个女学生送的。去年，警校和这个艺专搞“军民共建”，邵长水被派去为艺专高年级的学生讲司法常识课。邵长水是个“侦破能手”，但口才并不好，攒了一肚子的侦破故事，总也讲不生动。但不管他怎么讲，总有那么一个女生，老是听得那么专注，课前课后还老主动地帮着擦黑板、灌暖瓶……十节司法常识课讲完后，他的“共建”任务就算告一段落。回警校后的某一天，传达室忽然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人给邵教官送来一小包东西。邵长水问，是谁送的。传达室的教工说那人放下东西就走了，没留任何话，也没留姓名，看模样是个女学生，但肯定不是咱警校的学员。邵长水打开那小包看，里边包着的就是这个雕花小木匣。匣子里也没任何留言之类的东西。但直觉告诉他，它肯定是那个“特别专注”的女孩送的。为什么一定是她，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当然不会以此为借口再去找那个女孩。但他却出于一种异样的情感，一直挺珍视这件小东西，后来就把它收藏了起来。
小木匣上的浮雕其实并不精致。特别精致的东西会特别昂贵。那样的东西估计她也送不起。打开匣盖前，他习惯性地戴了副侦查员勘查现场时常用的手套，并且调整了室内的灯光，拿出自己那部心爱的佳能相机，准备把这两件东西都拍了，留个底。他想到，自己还是得尽快地把这两件东西交给组织上。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久地把它们扣留在自己手中。做好这一切准备后，他轻轻地掀开匣盖，一桩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木匣子里竟然空无一物。那两件东西全不见了。霎时间，他的脑袋嗡地一下炸响起来，后脊梁上立刻渗出一片冷
汗。这怎么可能呢？东西是他亲手放进去的。家里的人，无论是妻子，还是孩子，从来也不会动他的东西。这是多年来立下的规矩，养成的习惯。它们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他呆站了一会儿，惊醒过来，忙不迭地去抽屉里翻找，甚至盲目地在整个壁柜里翻找。都找不见。再一次呆住。再去叫醒妻子，为了不至于吓住她，尽量和缓了口气，问她动过他抽屉里的东西没有？
她问，啥东西？
他说，放在一个小木匣里的东西。
她问，是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子里的东西？
他脸微微一红，说，啥女式不女式的，我抽屉里就那么一个小木匣。
她说，如果你说的就是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东西，那的确是有人拿走了。
他立即站起，急问，有人？谁？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随随便便让人拿走我东西？
她说，你领导来拿，我能不给？再说，当时怎么找你都找不见。打你手机，你又把手机关了。我怎么跟你说啊？
他不想跟她再胡扯八扯的了，忙问，领导来拿的？哪位领导？
她说，还能有哪位领导？要是别的领导，我也不会给啊。可你们刑侦总队的赵总队长和你们厅办公室原先的那个李主任，他们两个，我能不给？
他一愣，是他俩？
今天下午，总队长和李敏分突然上家来找邵长水。很着急的样子。说是有两件很关键的东西，要立刻从邵长水这儿取走；并且还说，要取的这两件东西跟某一起大案有关。既然跟案子有关，那就更耽误不起。妻子跟邵长水生活了这么些年，耳濡目染，也知道，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跟破案有关，它们对于这些刑警来说，肯定就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于是在问清了是两件“小东西”以后，慧芬（邵长水的妻子姓孟，名慧芬）立马想到了那个小木匣。她早就从长水的抽屉里注意到了那个“女式”的“首饰匣”；只是出于高度的信任和必要的尊重，没开口追问它的来历罢了。后来也果然从木匣里找到了那两件东西。
他们怎么知道他手里还有这两件东西？而且还知道得那么具体：是两件“小东西”？完全不可思议嘛。事发现场只有他和劳爷两人。天知地知，他知我知。如果不是劳爷的“鬼魂”去告发，赵总队和李敏分怎么会知道他手里还留着劳爷的这两件“小东西”？
真出“鬼”了？
不可能嘛。
现在，领导们会怎么看待他的这种“欺瞒行为”？
在公安队伍中，下级对上级有意隐瞒重大案件的关键情节或证物，这就不仅仅是个“过错”问题，情节和后果严重者，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越想越胆颤儿。一时间，邵长水脑子里跟开了锅的稠粥似的，烫烫地，灼灼地，一片空白，一片昏暗，又一片粘稠，一片翻腾……
正在这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李敏分打来的。李敏分让他立马到他家里去一趟。
“立马？”邵长水忐忑地问道，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向依然漆黑一片的窗外瞟了一眼。
“立马。就这会儿。”李敏分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六 江边三号码头（3）
不出所料，在李敏分家等候着他的，还有赵总队。同样不出所料，讯问是严厉的。由于深夜还没休息，身体原本就不好的李敏分，脸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的苍白。而黑脸膛的赵总队则神情森然肃穆。劳爷的那两件东西就在台灯旁放着。
“咋回子事？”赵总队问。
“没咋回子事。”邵长水答道。
“没咋回子事，你为什么不把它们立即交出来？！”赵总队又问。
“你们要相信我，就听我解释。要不信，我就啥也不说了，你们直接给处分就行了。东西我的确没在第一时间里交给领导。但绝不是故意的。确实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你早上不交，还可能是疏忽，或大意。可下午呢？晚上呢？这会儿都几点了？下午你还外出了一趟。这你怎么解释？！”李敏分反驳道。
“邵长水，据我们了解，你过去不是那种藏奸耍滑的人嘛。”赵总队说道。
“我现在也不是。”
“哈哈，你瞧他把自己说得。”
“这档子事，我的确做错了。但我确实不是故意在跟你们藏奸耍滑。”
“说实话吧。”
“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刚才我说了，你们要相信我，就听我解释。要不，就直接给处分得了。”
“嗨，还挺横!处分？你以为你能逃过处分？你以为你解释清楚了，就能不处分你？告诉你，话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处分都是要给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如果发现你还在耍什么小动作的话，处分？那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处分的问题喽。”李敏分的一番话，顿时把现场气氛整得非常紧张。他这是在拿搞“对敌专案”的劲头，在跟邵长水谈话。
邵长水低下了头去，不再作声。一路上他已经想好了。这事要放在平时，肯定不至于这么严重。但偏偏牵涉到一个“代省长问题”，又发生了劳爷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这一关可能就会不怎么好过了。真是一不留神撞到枪口上了，也是倒霉蛋催的，让自己赶上了这一茬。但不管咋的，都必须过。最终哪怕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也得付。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新取得领导的信任。有信任才会有谅解。有谅解，才会有“特殊政策”。要取得这种重新信任，惟一的办法就是“真诚”。彻底向领导敞开心扉，亮出“底牌”。反正已经这样了，爱咋
咋的。不管怎么样，自己的确没有要跟领导唱对台戏的想法。于是他把自己从到陶里根前后，一直到今天为止的内心感受和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思想波澜，实实在在地说了一遍。
真是人说的：大机关没小事，半点儿都疏忽不得啊。
“这么说来，你是对我们这些人有怀疑，才不舍得交出这两件东西的？”听完了邵长水的陈述，赵总队哑然一笑道。
“我怀疑谁，也不能怀疑您……”邵长水的脸微微一红，赶紧解释。
“言下之意，就可以怀疑我了？”李敏分冷冷一笑道。
“李主任，您这么跟我咬文嚼字，我就没活的了。”
“你留这两件东西到底想整个啥？”李敏分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哪想要整个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它们给疏忽了……”邵长水赶紧撇清。
“稀里糊涂？你是稀里糊涂的人吗？你不想整个啥，干吗要私自‘秘’下这两件东西？”李敏分死咬住不放，青白起脸一个劲儿地追问。
“如果李主任一定要这么认为，那我也就没得可说的了。反正是我错了，你们瞧着办吧。”说完，邵长水低下头去再不作声了。他觉得该说明的已经说明了，自己就不能再跟领导“顶牛”了。
“要不是我们亲自去陶里根走了那么一回，还真不知道有这两件玩意儿落到你手里了。”赵总队叹着气慢慢地说道。原来，事发后，赵总队等人随省厅主管刑侦的焦副厅长一起到陶里根去处理劳东林的后事，同时又大概齐地把事情发生过程了解了一下。陶里根人民医院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反映，事发当时，她从门外路过，无意中从虚开着的门缝中看到，浑身是血的劳爷挣扎着从一个黑色的手包里掏出一点什么东西给了一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
“这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你说是谁？”赵总队问道。
“是我……”邵长水歉疚地点了点头说道，然后小心翼翼地问，“焦副厅长亲自查下来，得出什么结论了吗？是谋杀？还是个纯粹的交通事故？”
“结论？哪那么容易……”赵总队答道。看得出，他有些闪烁其词，不想正面回答邵长水的问题。邵长水也很知趣，就没再追问下去，默默地又等待了一会儿，见两位领导也保持着沉默，好像不是要继续再在这件事上追究和批评他了，便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我回去好好写个检查。看……还要不要在刑侦总队的全总队大会上做一次公开检讨……”
“这个，你等通知吧。”李敏分说道，“这件事我们还得向厅领导汇报哩。眼看就要开两会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会议），厅领导就怕出这样那样的事，一再关照大伙，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重大问题上千万别出什么纰漏。你也是个老公安了，应该懂得这些。”李敏分得理不饶人地叨叨着。
“那，下一步……我……”
“你先别考虑你自己的工作问题。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下一步的事，你等通知。”赵总队很干脆地说道。
邵长水的心整个儿地一凉。一震。事情怎么一下就闹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连工作都不给安排了？不至于呀。他怔怔地看了看眼前这两位领导，似乎要从他们的神情中探查出一些如此严厉的真正原因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一两分钟，李敏分又问了句：“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他怔怔地答道：“没了……”李敏分又追了句：“真没了？”他仍怔怔地答了句：“没了……”他俩就让他回去了。
回到家，慧芬居然还没睡，还在大房间里不安地等着他。
“没事吧？”她忐忑地问道，一边赶紧给他拿来拖鞋。换了鞋，他一声不吭地往床上一倒。慧芬便在床沿边上呆呆地坐下，既不敢探问领导把他叫去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也不便随意说些软话来安慰，只得忧心忡忡地看着两眼发直、一个劲儿地只知呆望天花板的他。
“你睡吧。明天上班还要起早。”过了一会儿，邵长水说了这么句话。
“那……你也睡吧……把外衣脱了……”慧芬赶紧起身，想为邵长水打开被子。但邵长水却没动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坐起，直奔壁柜而去。不知他要在壁柜里搜寻什么，总之，上下左右所有犄角旮旯里全搜索了一个遍，好像还是没找到，便转过身来，瞪大了眼睛，急急地问慧芬：“你到底让赵总队和李主任从家里拿走了几件东西？”
“两……两件……”慧芬结巴地答道。
“到底拿走了几件？”他提高了声音再问。
“两件。就是你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那两件东西。”慧芬答道。
“那，我夹在这个小镜框后头的那件东西呢？”他举起一个小镜框，大声问道。小镜框里存放的是他们家一对宝贝儿女的照片。当时女儿十一岁，儿子一岁。他还给照片题了个名，就叫“十一和一”。这是长水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慧芬不说话了。
“你把我夹在这镜框背后的那片东西，也交给那两位领导了？”邵长水真有点急了。
“没有……”慧芬艰难地答道。
“没有？那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东西……”
“东西你给我放哪儿了？”
“东西我烧了。”
“烧了？天呐。你烧了？你！”邵长水一下冲过来，好像要一把揪住慧芬的头发，痛揍她一顿似的。但冲到慧芬跟前，他却绝望地站住了，悲怆地看着惊惶失措的妻子，极度无奈地摇着头，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嘴里却只是喃喃地数落着：“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干吗不跟我商量一下？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什么吗？”
那天，在陶里根，带着劳爷写下的那两个血字回到宾馆房间，邵长水愣愣地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他完全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完全想不到事情整个儿地会有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变局。一个“奉命”秘密地来调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问题的老公安突然死了，他说自己是被谋杀的。从小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和“花篮里花儿香”长大的他，心灵受到的震撼可以说无法形容。同时，内心也一直在翻腾，考虑回省城后，怎么向组织汇报，要不要如实报告劳爷本人对这起事件性质的判断。从良心上、从职业道德和规范上来说，他应该如实汇报，也必须如实汇报；从感情上，从职业本能和直觉上，他确信劳爷不会在临死前还“做秀”、“造假”。也许有人会做秀造假，但劳爷不会。是的，现在谁也说不清劳爷这个血淋淋的判断背后到底还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更说不清他老人家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又何在。但有一点是应该能肯定的：他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这两个字，一定包含着他这几个月来秘密调查所得的全部认知和切身体验。这两个血字也可以说是一个老刑警用他一生的良知和生命勇气写成的，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虽然说得简单而残酷，但其内涵，和半个多世纪前牺牲在法西斯绞刑架上的那个捷克民族英雄优利乌斯·伏契克最后喊出的那一声：“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是同样的深长和沉重。邵长水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如实汇报就完全愧对这位老前辈和自己头顶着的那颗国徽。但经验告诉他，如实汇报，一定会引起各方面的震动。就像祝磊是不是自杀的一样，劳爷是不是被谋杀的，必将引发极大的争议。引发这些分歧和争论的原因，有技术层面上的，但更多、更重要的恐怕还会是政治上的。如果将来案子能查清确是谋杀，那啥事都没了，万一查不清呢（这是很可能的事。要知道，迄今为止，命案的破案率在有些省，只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那肯定会惹下大麻烦。有人就会对当初主张这事是谋杀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而最早明确说出劳爷是死于谋杀的人，就是他邵长水。
他倒不怕凶手和隐藏在这些凶手背后的策划者和指使者们恨他。警察不让这些混蛋们恨，还能叫警察？他只是担心由此会失去领导和组织的信任。作为一个老公安干警，他深知，一旦失去组织和领导的信任，那就等于政治上“毁灭”。因此，到时候，他必须拿得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这“谋杀”一说，不是他邵长水“居心叵测”和“哗众取宠”的发明，确系出自劳爷自己的判断。应该说，这一点，连劳爷都考虑到了，否则他不会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也要在他的手掌心上留下这样两个血字。留这两个血字，就是为了让邵长水拿去作证的。回
到宾馆，邵长水对着这两个字，琢磨了好一阵子，因为血字在手掌心上无论如何也是持久不了的。怎么才能把这两个字留存下来呢？照相？录像？倒是可以留下这字迹的影像，但都不足以证明这两个字确确实实是老爷子自己写的，没法证明这两个字确实是劳爷用自己的血写成的。琢磨到最后，邵长水才想到用一种透明胶片把这两个字从自己的手上“粘拓”下来。这样，不仅留下了字迹，还留下了包含着劳爷DNA成分的血痕，同时也留下了他自己掌心的掌纹……这样，在需要它发挥作用的时候，这张透明胶纸就能起到它应该能起到的那种关键作用……
但是，慧芬却不问青红皂白，把它烧掉了……
慧芬啊慧芬，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
“你……你啥时间烧掉的？”
“……”
“你张嘴啊！”
“赵总队和李主任上我们家来把那两件东西取走后……”
“他们来取他们的东西，你干吗要烧我这个东西？”
“长水……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日子，外头关于劳爷的死，议论特别多，谁都明白这案子不是一般的复杂，牵扯到上层许多关系，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刑事案。咱们苦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从深山沟里调进省城，好不容易让咱两个孩子也有了个省城户口。你就是不为别的着想，只为咱这两个孩子今后的前途着想，也不能在这案子里陷得太深了……”
“我愿意往里陷吗？啊？你跟我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明白，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是由不得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情已经落到你头上了……”
“落到头上了，你可以别管那么多嘛。你非要较那个死劲儿，把所有的事都整得那么明白？在省城办案，跟过去在小县城办案不一样。在小县城，我们对付的，纯粹是一帮子地痞流氓恶棍。在省会这样的大城市里，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就可能搭上许多特别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关系也红也黑，红里带黑，黑里又可能带一点红。在这圪瘩，你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非得把所有的事都整明白，就可能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没有一点关系，你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还能在省城这么个大地方待得下去吗？”
“你觉得我邵长水是全凭关系上来的？”
“我没这么说。”
“你没这么说！说你糊涂，说你啥也不懂，你还不服气！你知道这张透明胶片为什么不能烧吗？你知道这张透明胶片上留下的痕迹对我、对我们这个家、对你口口声声要保护的这
两个孩子有多么重要吗？可你把它烧掉了！也不问问我就把它烧掉了。你想一想，你有多浑啊！”
随后，邵长水把这张透明胶片在今后证明自己的“清白”方面的重要性，细细分析给慧芬听了。慧芬终于不再“强词夺理”了。她开始害怕起来。她惶惶，不知所以。完全说不出任何话来了。但“沉默”毕竟不能弥补她已然造成的这个过错。邵长水一时间真不知道该怎么狠狠地“训斥”她，“数落”她，才能解了自己的心头之气。
但，训斥也罢，数落也罢，解气也罢，不解气也罢，同样都不能再使那份已经被烧掉的“证据”重新复原了。
此刻的邵长水，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你……”他咬着牙，狠狠地瞪了慧芬一眼，转身向门外走去。他不想再看到她了——起码在今天晚上，在自己心头的怒火还没有平息之前，他要一个人找个地方好好待一会儿。却没料，刚走了两步，就听到身后响起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慧芬一声战栗的叫喊：“你别那么性急嘛……”再回过头来看，只见慧芬手里捧着一个双耳釉下彩寿星献桃罐，脸带愧色，喘喘地看着他。
“啥意思呢？”他愣愣地问。那罐子是他们家平日存放零碎杂物的。还是结婚那会儿，她从她们家抱过来的。
慧芬见长水站住了，便慌慌地抱起罐子，向桌面上倒去。稀里哗啦，从这个大肚子的老式仿古罐子里倒出一堆东西。然后又“啪”地一声，掉出一本旧版本的“刑事侦查学”教材。一见这本“刑事侦查学”教材，邵长水心里格登了一下。因为从陶里根回来后，他就是把那张透明胶片夹在这样一本教材里的，然后才又转移到那个小镜框后头去的。不等他发问，慧芬哆嗦着双手，已经把教材翻了开来。邵长水看到，那片拓有“谋杀”两个血字的透明胶片，安然无恙地躺在那略略有一点发黄了的书页中间。他心里一激动，冲过去，一把把慧芬抱住，紧紧地搂进怀里，好大一会儿，什么也说不上来，只是不住地念叨着：“你啊你，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没烧啊？那你跟我演的哪出戏呢？”
慧芬却只是不作声，好半天也没能止住身上那阵战栗，然后便伏在长水怀里，心酸地低声哭泣起来。
七 木刻楞屋子里的灯光
交了检讨，领导再没找邵长水的麻烦，也再没让他插手劳爷的案子。祝磊“自杀”的事情，似乎也没下文了。邵长水当然也不会主动地去过问。公安干警跟军队一样，即便周围早已枪林弹雨，但没有命令，你仍然不能瞎往上冲。于是，对于邵长水来说，这事儿好像是就这么过去了。紧接着，公安部向全国各厅局下达了“命案必破”令，集中力量侦破多年来没能破得了的一批“命案”。厅党组立即响应，部署执行。经省委省政法委批准，省厅随即成立“命案必破指挥部”，由主管刑侦工作的焦副厅长亲自挂帅，调集全省刑侦队伍的精兵强
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刑侦总队毫无疑问地作为这一会战的基干力量，被推上了第一线。邵长水也临时被抽调到指挥部，作为焦副厅长和赵总队的主要助手，忙碌在破案前线。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可以说是忙晕了，经常要同时奔波在几个大案之间，参与研究、确定侦破方向，部署侦破力量，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分析总结最新规律，拟定供领导选择的下一阶段工作最佳方案等等等等，忙到了根本就分不清什么叫“忙”和“闲”的程度。“陶里根之行”在他心里留下的那点撞击和创痛因此也渐渐得以平复。只有一件事，他依然耿耿于怀，那就是领导上一直没给他定岗定职。他不知道个中原因究竟何在？是因为自己最后阶段犯的那个“错误”，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没法去估摸，也不敢去探问。但要说领导不信任自己，不重视自己，怎么又会把自己放在眼前这场大会战的指挥部里，当主要助手在用着呢？想到这儿，他又稍稍地安心了。但每每地只要一想到定岗定职的事，他又难免会心烦意乱起来。就这样，一会儿安心，一会儿又不安心，一会儿平静，一会儿又不平静，在这交替嬗变的折磨中，终于过去了十来天。“劳爷”的死最后被定性为车祸致死，只是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因酒后驾驶，致人死亡而逃逸，已被正式逮捕。但跟“谋杀”无关。劳爷的遗体随即也被火化。焦副厅长和赵总队长代表厅党组和总队全体同志去看望了劳爷的家属。劳爷最后供职的那个盛唐公司给家属发放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抚恤金”，并且出资在省城著名的福德园公墓里为劳爷购买了一块墓地。骨灰安葬的那天，原计划只是由盛唐公司和刑侦总队去几个领导和员工、干警代表，协同家属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安葬仪式。却不料，呼呼啦啦地一下到了五六百人。仅自发来跟劳爷告别的干警就有二三百人，他们一律穿着深灰色的警服。仪式进行过程中，又一直播放着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搞得现场气氛相当的凝重。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现场几乎没有人哭，却充满着一股难以化解的疑虑和悲愤情绪，像层层浓重的乌云锁住了大雪覆盖的群山。人们默默地拥抱劳爷的妻子和他那惟一的女儿，用力地却又无奈地握着她们的手。既然事故的性质已经定了，人们当然无话可说。但谁能相信，劳爷之死真的是由这个浑蛋司机酒后驾驶无意间造成的呢？在邵长水走上前向劳爷的墓鞠躬致意时，在场所有的那些干警几乎都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他。他们都知道，他是惟一亲历了劳爷出事全过程的人，而且，劳爷还是“死在他怀里的”。他们还听说了，他在汇报中曾向领导“反复强调”过，劳爷是被“谋杀”的。此时，他们把目光都投向他，心情是复杂的，但共通的一点，似乎是都想从他此刻的神情中，能看出一点他对这个事故结论的态度，以印证他们自己心中的那点怀疑。但他们失望了。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邵长水，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神情是悲哀的，但也是木然的。他默默地鞠躬，默默地注视着那墓碑，再默默地合着那昂扬悲壮的曲调，又慢慢回到那深灰色的队伍中……
安葬仪式结束的当晚，回到家，邵长水没有吃晚饭。准确点说，是端上了饭碗，却怎么也吃不下去。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曲调一直在他脑海里回响。眼前也老是晃动着劳爷妻子那张悲苦乏力而又苍白无助的面容。他们为什么如此不重视劳爷自己对事件的感觉和判断？我们当然不能以他本人的感觉为事件定性的惟一依据，但也必须慎重地对待才对。他是什么人？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刑警，深入陶里根达数月之久，已经“深深地陷入其漩涡之中”，对那里的许多事和人有了极难得的切身感受和认识。他由此而产生的某种预感和判断
当然是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的。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地就加以排除和否定，又仓促地去做出另一种结论？肇事司机当然不会轻易交待幕后的真相。他不交待不承认就完事了？多少疑难大案都是从当事人的“不承认”、“不交待”中拨开云雾重见天日的嘛。为什么轮到这档子事了，就如此轻易地“顺水推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呢？！！说到底，怎么能让一个干了一辈子刑事侦查的老警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呢？匪夷所思。完全匪夷所思啊……他多次想拿着那片血字“拓片”去找总队和省厅领导，但每次都自己把自己给劝阻了。“你管那么多干吗？”“你管得了那么些吗？”“大机关跟自己过去待过的基层不一样。这里，大部门套着小部门，大长官连着小长官。人人都管着一摊儿事，门儿门儿都关系着一摊儿利。自己初来乍到，又不摸深浅。你知道自己哪一脚踩下去，会踩住谁的鸡眼儿，犯了哪条禁忌，触动了谁怀里揣着的那点权利？谨慎啊，千万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要夹着尾巴做人，邵长水，别以为你曾经当过几天县局的副局长，还在省警校当过几天教研室主任。像县局副局长那样芝麻绿豆大的官，在省级机关里一抓一大把，算个鸟？！况且你正等着定岗定职哩。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干啥就干啥，让你干啥就一定干好啥。除此以外的任何事，对于你都是多余的，甭想，也甭管，不能想，也不能去管……千万别忘了你给自己定下的那两条原则……”每回他这么自己跟自己较完劲儿，回过头再去看慧芬的时候，总能看到她也像是死过一回似的，脸色慢慢地由青白转回红白来。只要看到长水坐在那儿一发呆，她就知道他又在跟自己较劲儿了。她知道，他心里一直没撂下劳爷那档子事。她特别清楚，他从小就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为了他这个死性子，这些年，她没为他少操心，也没跟他少置气！这两年，长水他离开了基层第一线，在大小机关里磨炼了磨炼，情况确有所“好转”。但她还是害怕他，怕他不知轻重、不论场合地再跟人计较是非黑白，会使她这一家人失去已然得到的这一切。慧芬觉得，像她跟长水这样的人，能够“混”到省级机关来做事，能给两个孩子落上省城户口，还能在省城“混”上一套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现代化的公寓式住宅，走在省城的大街上，不用再担心当晚旅馆招待所那昂贵的食宿费和为购买返程火车票必须付出的那点焦虑和劳累，能让自己的“子孙万代”从今往后永远不再在城里的孩子们面前感到低人一等，她真的心满意足了。她常常会突然地对邵长水冒出一句：“真的太不容易了……你觉得呢？我真的没想到我们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要谢谢你，为豆豆和蛋蛋也要谢谢你……”说这句话时，她显得那么的真诚，那么的感慨，那么的动情，又是那么的……那么的后怕……
“瞧你说的啥话嘛。好像豆豆、蛋蛋是你带过来的拖油瓶似的。”邵长水微笑着抢白道。
“当然不是拖油瓶……怎么会是拖油瓶呢……别胡说八说……”慧芬眼眶湿润地搂住长水，喃喃道。
这时，邵长水也会十分感动地搂住慧芬，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略显得有一点干黄的头发，一边闭上眼，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深深地被慧芬如此看重和珍惜这个家的情感所打动。是的，眼前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一点上，他和慧芬有同样的感觉。他同样看重和珍惜眼前这一切，甚至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看重，也非常非常的珍惜……
后来当机关里有人在背后议论劳爷这档子事的时候，他便会故意躲着，既不去参与，也不去旁听。又过了些日子，以至在机关里也没什么人议论了。劳爷这档子事似乎就这样离他、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他也确确实实地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在偶尔一个阴雨天的下午，呆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窗户前，心里仍然会隐隐约约地产生出一些躁动，会再一次看到那双手，那双无比灵巧和苍白的手，搁在那个藤条编制的小圆桌边上，微微地战栗着；也会再一次听到急诊室那喘息中一下下带血的气泡的嘶嘶声；手上也会再一次感受到劳爷在一笔一画地写那“谋杀”二字时的劲道……心里也仍然会突然地涌出一股莫名的愧疚（？）和遗憾（？），大脑的空白，无法面对“陶里根”这三个字的冲击……（是的，从那以后，凡是看到报纸上登载有关陶里根的消息，他都会立刻去抓过来阅读。有一段时间，他又特别不能看到“陶里根”这三个字，只要眼前一出现这三个字，他就会烦躁不已，好像有人跟他故意过不去，要揭他的伤疤似的。）
一直到那一天——那是他从陶里根返回省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也许是星期六。但应该是星期五，因为邵长水记得那天并非是个公休日。总而言之，他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个周末），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非常意外，又非常重要的电话。那时，“命案必破”大会战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头一天，焦副厅长奉命带人去哈尔滨参加公安部召开的“命案必破”阶段性现场经验介绍会。总队的几位主要领导也跟着去了哈尔滨。头头们上外省去了，指挥部的工作免不了会稍稍松快一些。那天看巧又赶上周末，慧芬和两个孩子都在家。（这里对邵长水和慧芬居然生了两个孩子要做些必要的解释。按规定，他也只能生一个孩子。但头胎生了个闺女。家里的老人却一定要慧芬为邵家生一个男性接班人。邵长水自己当然也想要一个儿子。他就让慧芬一直在林场场部当她的会计，好些年都没把她调到县城。不是邵长水没那个能耐把妻子调到自己身边，而是故意不调。假如不在林场，她指定不能生第二胎。从中央制订的政策来说，即便在林场，她也不能生第二胎。但山沟沟里的事情毕竟要好办得多。走走路子，还是可以搞到第二胎指标的。当时咬着牙不把慧芬往县城调动，就是为了实现家里老人们这样一个宿愿。第二胎果不其然生了个带把儿的。当然也罚了些钱。交了罚款后，邵家还是高高兴兴地为这第四代“男性接班人”的降临，办了十来桌酒，“放肆”地庆祝了一番。）那天，邵长水给自己也放了一回“假”，回家去瞧了瞧。有十来天没回过家了吧？总得洗个澡，换换内衣什么的。还去理了个发。午饭时，美美地喝了二两小酒，啃了一大盘慧芬特地给炖的手扒羊肉，原本打算再睡它一下午，足足地补它一觉，等晚饭后再回指挥部也不迟。没料想只睡到三点十分左右，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就又蹦又跳地叫唤起来。
电话是赵总队打来的，让他火速赶到李敏分家去见他。
赵总队不是跟焦副厅长去了哈尔滨吗？再说，有工作要谈，为什么不去总队办公室，干吗又把人支到那个李敏分家？“又是那档子事？”他浑身一激灵，头皮立刻就有一点麻酥酥起来，即刻间他直觉到，指不定又扯上那档跟“劳爷”有关的事了。这段时间以来，他虽然没再正经过问过这档子事，但隐隐约约还是听说了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并没有放弃这个案子，而且一直在努力查着这件事。他甚至还听说中纪委都派了暗访组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中纪委这个暗访组当然不是专为“劳爷”而来的，但据说他们也调阅过跟“劳爷之死”相关的一些案卷……
这是自己第几次走进这大列巴巷，来到这位李前主任的家了？第二次？第三次？一个三十六七的人，怎么就这么不记事了呢？邵长水最近常常感到自己的精力大不如从前了。有一回跟着赵总队出现场，坐在丰田越野的后座上，没颠出多远，全车的人都精气神十足地在议论案子的时候，自己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实在是丢人现眼。这在从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县局当副局长那会儿，即便全车的人都颠迷糊了，他都不会有半点睡意。下车进山，他撒开脚丫子，一气再走几十里山路，也是常事。现在还走得了吗？真得存疑了。
七 木刻楞屋子里的灯光（2）
……坐落在白杨深处的这个院子，因青砖砌的甬道破损而显得凹凸不平，因管理粗疏而显得格外陈旧，又因为大树的多层遮蔽而显得格外幽暗和潮湿。栽种在甬道两旁的葱兰和金针花，远没到开花时节，否则，它们是会替这个院子略添几许亮色的。那幢带前后护廊的俄式“木刻楞”房子就坐落在院子的纵深处。几十年前，城里还保存有不少这样的木头房子，它们是这个边疆大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是一道为中国其他省会城市（除了哈尔滨）所不可能具备的“特色菜”。它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据说最早的一批木头房子是十九世纪末，由几位来中国淘金的俄国富商和筑路工程师掏钱建的。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受“十月革命”冲击逃亡来的“沙俄贵族”及其后裔涌到这儿聚居，又建了一批这样的院子和房子。那是它的鼎盛期。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这一带已经不尽然是俄侨居住的地方了，成了这座城市一个非常奇特、又让人非常头疼的“区域”。你要学钢琴，学美声发音法，请上这儿来；要学油画、芭蕾，也请上这儿来。但如果你想赌钱嫖妓呢？也请上这儿来。如果你豁出命，想找条“捷径”上境外搜购枪支毒品，或者想跟哪圪瘩山窝窝里的土匪头子拉点儿关系，办点儿非办不可的“私事儿”、“黑事儿”，道上的人也都会把你往这圪瘩引。这儿解放早，一九四七年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就成立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据说，曾在这一带，蔫不唧地做了小半年的秘密侦查工作，等把证据都收集齐了，然后突然调集全市公安干警，还动用两个连的正规军，把守住所有出入道口，用现如今的公安术语叫“关门落锁”，一晚上突袭，从这儿逮走了三卡车“黑帮头头”……
后来的岁月，这儿陆陆续续住进一些省市机关的部门领导。他们当然也是看上了这一大片的白杨林和那些别有韵致的“木刻楞房子”。但却不知，这些木头房子真住起来，并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当然是跟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些设备齐全、装修讲究的现代化的大套公寓房和小别墅相比而言的。它毕竟要泛潮，要长白蚁，会养蟑螂，翘裂的地板也一定会嘎吱嘎吱乱响。电线已然老旧，经常短路，总在毁坏电器。屋里又缺少比较先进的卫浴设备，仅有的那种老式桑拿房，洗浴时还得用桦树枝条使劲地拍打赤裸的身体，这些都让从老区
来的老同志很不适应。后来，他们便陆陆续续从这儿搬走了，木头房子也陆陆续续地拆掉了，改建成砖混结构或钢筋水泥的小楼。只是当年一位老省长下过这样一道命令，你们怎么拆怎么改我都没意见，就是这些白杨树，一棵也不准给我动了。正由于这道当初看似不起眼的命令，才让大列巴巷保住了这一片冲天而起、蔚然成阴的白杨林……
李敏分家住的这幢木头房子，是仅存的两三幢木头房子中的一幢。当年他父亲还只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小股长，按说是没有资格跟那些部长和厅长们一起来住这些独门独院的俄式木头房子的。这事，又多亏了那位老省长。老省长生怕当时进驻这条巷子的官员们，仗着自己有那么点“背景”和“权力”，一不留神，硬是把这些白杨树砍了，就明令市公安局派人进驻此地“护林”，并点着名地要让李敏分的父亲来干这档子事。李敏分的父亲早年在老省长当“首长”的那个部队里当过保卫干事。这一“护”，就是几十年，直至当上省公安厅厅长。李敏分的父亲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分管哪个口子的工作，在反对砍树这一点上，态度总是非常坚决，旗帜也非常鲜明。父亲临终时，告诉李敏分，你跟你的母亲和弟妹们，现在可以撤离这巷子了。现在国家颁布了森林法，大树老树也都被列入市府省府保护人居环境的“爱民措施”中了。再说，这些树最老的也有七八十年历史了，也到了该间伐更新的时候了，用不着我们再这么为它们操心了，也该让你母亲去享受享受现代化的住宅生活了。办完父亲丧事，李敏分就让母亲和弟妹迁往省里早就分给他们家的那套七室三厅、外加三个大阳台的单元房。但他和他妻子却没走，留在了这“木刻楞”房子里。花了相当一笔钱，在他那位同样精明能干的妻子的亲自主持下，把“木刻楞”彻底改装了一下。虽然从外观上说，忠实地保持了原貌，但内部可说是整个地都大换血了。撤去所有朽烂了的木料，加固了所有的梁柱檀条，装上了所有该装的铝合金门窗和美国汤豪斯中央空调，在所有室内地面上铺上了德国原装进口的实木地板，等等等等。至于添置最现代化的卫浴设施和最时尚的灯具，最精巧的五金器具，那更无须赘言。院子里那些葱兰和金针花就是那会儿种上的。当时还移栽了两棵碗口粗的日本樱花，一棵稍细一点的百年紫藤。但不知为什么，这两年也不见它们开花了。
现在来看，院子的确显得有些“陈旧”了,甚至还有一点“败落”感。还不到十年工夫，怎么会这样？有人给李敏分算了一卦，说他李敏分二十六岁担任厅办公室主任一职。（当时，在全省公安系统，乃至全省各行业统算起来，都要算是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但从父亲死后第三年，他开始走“背”字，一直没再得到提拔。再后来，他身体突然垮了下来，总是莫名其妙地生些莫名其妙的病。（有的人甚至还在传，说他得过一阵子忧郁症，至今还在靠吃药维持着。）在此期间，妻子停薪留职下海搞公司去了，挣了不少的钱，但忙得四脚朝天
，也不常回这院子里来。然后他就宣告“病休”，经常只有他自己一人很寂寞地待在这院子里，陪伴这木头房子，孤独地在白杨树下踯躅……算卦人说，这院落这些年来的变化和目前的状态，跟他整个人的命运走向和精神状态是“相映相衬”、“相辅相成”的，真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天人合一。院子的“败象”，印证着命运对他的背弃。李敏分说，你有办法替我破灾免祸吗？算卦人说当然有啊，就看你心诚不诚了。李敏分说，怎么才能表示我心诚？算卦人说，你是当过办公室主任的人，就拿一万块钱吧，我准保替你禳灾。李敏分一听就笑了，说道，去你妈的，老天爷也爱财呢？其实，真正了解李敏分情况的人对这些说法也都嗤之以鼻。是的，这些年，敏分的状况不是太好，他父亲留下的这幢木头房子和这个院子显见得有些陈旧和“败落”，这都是事实。但那些人并不知道，这跟他政治上走“背”字儿压根就挨不上边儿。因为真正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他在政治上压根就没走过啥“背”字儿。当时省厅领导经过考察，研究确定，并报请省委组织部批准，要把他从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进一步提起来使用——好像是要调到厅政治部去当副主任。但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他病了。莫名其妙地病了。很不争气地病了。甚至可以说，让人很扫兴地病了。但确确实实是“病”了。事情就这么寸，他的升迁在节骨眼儿上就这样被搁置下了。从省厅和省委领导的角度来说，完全没有因为“老厅长”走了，要冷落他儿子的意思。至于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那就更扯淡了。朋友们一致认为，敏分这些年活得渐趋成熟，超脱。他跟许多同龄人不一样，已不那么看重那些身外之物和身外之事，比如，职称啊警衔啊，名车啊豪宅啊，或者再走走门子，争取一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头衔，再不济也搞个青联委员当当啊……等等等等。他觉得，这些都很无趣。对于一个老厅长的儿子，二十多岁时就主管过省公安厅办公室的人，也可谓“曾经沧海”。有人虽然“曾经沧海”，现如今却依然当空舞长袖。有人却是“沧海月明珠有泪”，“心轻万事如鸿毛”。李敏分的超脱到底属于哪一种超脱，是前者，还是后者？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是超凡脱俗式的超脱，还是舍小取大式的超脱？朋友们说不清。他们说，我们要说得清，那我们不也成了“李敏分”了？你以为谁都能成为“李敏分”的？嗤!（你瞧他们多“崇拜”他。）但有一件事朋友们是说得清的，眼下的李敏分，活得绝不孤独，绝不寂寞。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只说明他的为人做事有了另一种追求而已。
而已而已。
难道真是这样？让我们“且看下回分解”。
……屋子里有些幽暗，书籍杂物也堆放得到处都是，但倒也并不显得特别零乱。那个一向以来被当作客厅使用的大房间里，安装有一个俄式圆筒状铸铁大壁炉，还有几个高大的实木书柜。柜子里和柜子顶上，以至柜子面前的那片地板上，全陈放着当年他玩剩的那些古瓷器、古玉器和古佛像，还有一些出自老坑的名贵青田石，呵气便凝珠的古砚和成残断状的硅木化石。这些玩物他撂下已有些年头了。现在他钟意的角落在靠南边的那个窗户底下。那里安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一个所有线条都成弧形的小沙发，一个非常柔软结实的小沙发，一个用黑褐色磨砂牛皮做成的小沙发。一盏造型非常现代、线条非常简洁明快的黑杆儿落地灯。一个宽平低矮厚重的脚凳。沙发周边立着几个高低不一的硬实木雕花书箱，最高的那个也超不过一身高。这是他读书的地方。也是这两年像曹楠那样的小丫头上这儿来看望“李主任”，听他“谈古论今”的地方。每一回这样的小丫头来，他都会在这小沙发跟前，替她们单放一把小藤椅。在那样一把小藤椅里，她们陪他度过许多有雨和没雨的傍晚。他给她们讲过许多她们听得懂和听不太懂的话。而她们往往看重的反倒是那许多听不太懂的话。这些个二十二三岁、二十五六岁的漂亮女孩觉得，现如今，只要她们愿意，什么东西都能“获取”得到，就是不太容易找见这种既“听不太懂”，但又能让自己隐隐为之激动的东西。这也是她们经常愿意上这儿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况且他还有这么一个“公安厅老厅长的儿子”和“厅办公室前主任”的头衔哩。有了这样一个头衔，他是能为她们办不少事情的。
事后邵长水才得知，实际上赵总队这一回压根儿就没去哈尔滨开会。他这个“命案必破”大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除了担负指挥部平时让人看得到的那许多日常工作以外，还干着一件为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另一档子事：悄悄地指挥和领导着另一帮人在侦破“劳爷”的非正常死亡案和重新认定祝磊的死亡性质——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赵五六跟邵长水一样，从感情和直觉上都不相信，劳爷的死是由那位司机在酗酒后，“无意间”造成的。也不信祝磊会死于“自杀”。经验和直觉都在告诉他，因为有人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才出现了这样的定性和结论。至于到底是谁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他不清楚。也许过上一段时间，才能闹个明白，但也可能就“永远”也闹不明白了。这样的事情，他一生遭遇过不止一回。这在他们内部有个说法，叫公安工作（刑事侦查）也得服从政治大局。哪些案子要快破，哪些案子要暂时按兵不动，哪些案子查到一定程度就不要（不能）再往下追查了，哪些案子则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鱼死网破，哪些案子破了后绝对不能声张，哪些案子破了后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力争做到家喻户晓……都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和政治需要，做不同的处理。但以假充真、移花接木、故意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的事，他只是听说过，真还没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过。劳爷这案子发生后，上边一开始没让他们刑侦总队插手。他也没去争。劳爷原先就是他们刑侦总队的人，根据避嫌的原则，刑侦总队不去插手这个案子，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案子定性了。他去找厅领导谈过自己的看法，那也只不过是“谈谈看法”而已，他仍然没向领导请求，让他们刑侦总队来接管、复核此案。他仍然觉得，该不该让他们刑侦总队来复核这个案子，是领导考虑的事，自己不能去争。后来，对这个案子的定性，不仅在公安厅内部反应越来越大，社会上对此也传说纷纭，甚至有省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专就此事来质询省公安厅。厅党组认真研究了一下，才决定交刑侦总队“复查此案”。“复查过程中，我得注意哪些问题，掌握好哪些大原则？”接受任务时，赵五六曾向厅党组领导请示了这么个问题。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惯例。经办某些大要案时，都得这么请示一下，也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大要案在政治上有什么“忌讳”和必须“防范”和“防患”之处。换一句话说，也是让厅里在这方面给个“底线”，以免自己在办案过程中踩了什么雷区，触犯了哪条“黄线”。一般情况下，厅领导都会把他们掌握的那些“底线情况”很具体地交代给他们这些具体办案的人。但那天厅领导的答复却出乎意料地“原则”，尽拿些“社论语言”来搪塞他。厅长答道：“啥大原则？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狠狠打击一切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你还要啥原则？多问的！”整得赵五六无话可说。散了会，赵五六心里总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捉摸半天，又硬着头皮，单独去找厅长请示了一回。厅长指着他的鼻子笑道：“我知道你小子会再找上门来的。我就等着你哩。”赵五六应道：“那你干吗不在会上把该说的话一起都说了，非得要这么再折腾我一回？”其实赵五六心里也特明白，有些办事的“底线”是可以在会上当众说的，而有些“底线”却只能私下里单独交代。厅长沉吟了一会儿，说道：“这档子事关系重大。我早就想让你们刑侦总队来接管这案子，但总有些不方便的地方。现在省人大干预了，总算可以把案子接过来了。你们就开始查吧。但要悄悄地查。在整个儿的侦查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不管查到什么，先都不要声张。更不能在社会上扩散。这要作为一条铁的纪律向参与办这案子的全体同志宣布。参与办这案子的同志，原则上要少而精。在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这一点，你要严格把关。一方面，我们要力争通过我们的工作还原事件的真相，揪出真凶；另一方面，也许还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千万别在政治上给我捅娄子。这个案子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还有它的重大性，不用我细说，你也应该明白。办这案子的真正难度也就在这儿……”随即，他们又确定，把这案子交给邵长水去办。这也是从政治可靠，业务精良，性格沉稳，再加上一条别人都不具备的长处考虑的：这家伙刚调到省厅，目前还没定岗定职，在省城和整个儿的上层都没有那么些复杂的社会关系，自身比较“干净”，目标较小，容易贯彻“悄悄地把这案办了”的基本方针……
“有啥困难？”赵五六在说明了全部情况后，问邵长水。
“困难当然会是大大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在根本不知道今后会遇到些什么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在整个儿两眼一抹黑。”
“那当然喽。要是现在眼前一派光明，啥情况都整得特别清楚明白了，还要你来干啥？
”李敏分淡淡一笑道。
“除了我，还有谁办这个案？”邵长水小心翼翼地问道。
“还有我……”赵五六笑道。
“还有谁？”
“我和你。你和我。”赵五六不动声色地笑道。
“我能不能也算一个？”李敏分也笑道。
“你？编外吧。干活可以，没有岗位津贴，也不发夜班补助。”赵五六逗笑道。
“那我不是亏大了？”李敏分也跟着逗乐。
“还想问啥？”赵五六回过头来笑着问邵长水。
“……”邵长水稍稍地愣了一下。他心想，都啥时候了，这两位领导还有心在这儿跟人逗乐打趣？！随后，赵总队告诉他，以后还会调派一些同志来的。但不管调谁来，“这案子都以你为主去办。将来调给你使的人，也只能是一些年轻的新手……”
“为什么？总队里有那么些老同志……他们都特有经验……”
“厅里有指示，为了保证这案子办得公正和客观，要尽量调用那些跟劳爷没有工作往来关系和私交感情的同志来干这档子事。”总队长说道。
“别以为自己初来乍到就不能办这么起大案。你要看清楚了，现在组织上用的就是你这个‘初来乍到’。你不是‘初来乍到’，这回还不一定用你哩。所以，你就别再犹豫和推托了。有总队长在背后给你撑着哩，怕啥？”李敏分又插嘴道。他总是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和“尖刻”。不知道为什么，邵长水总有点不喜欢这个人。
“对。我们要的就是你这个‘初来乍到’。”赵总队随即附和道，“我们当然也不是随便抓一个‘初来乍到’，就以他为主来干这个活儿的。这一点，我想不用我细说，你也会明白。”说到这里，一直在总队长脸上挂着的那种似有若无的微笑，顿时消失殆尽。他显得异常严肃起来。这个身材不高，脸膛黝黑，没当过一天兵、却浑身洋溢着一股子军人气质的老刑警，露出了他“本来面目”——在重大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绝对严厉、绝对严谨和绝不轻言退却。“这个活儿应该说是百年不遇的，是那种一个刑警干一辈子都不一定能遇上一回的大活儿。你心里得非常清楚，它绝对不只是在为我们一个战友、一个同行澄清他的死因而已。绝对不是这么一档子简简单单的事。绝对不是。”他补充道，强调道，“这里还牵涉到……牵涉到……牵涉到……”他连着说了三个“牵涉到”，最后也没说出它到底将牵涉一个什么重大问题。他一边念叨着这三个字，一边圆睁开了并不大的眼眶，直视着邵长水，两只眼睛在那儿瞠瞠地发着光；而双手则紧握拳头，平放在玻璃茶几上，把整个儿的上身都挺得笔直。这三个字，一遍比一遍说得慢，一遍比一遍说得重，似乎只是想通过慢慢地重重地推出这三个字，表明这个案子里潜伏着一个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公开的重大秘密——有关一位现任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问题。在迟疑了一会儿后，他还是这样说出了很难说完整的下半句话：“它牵涉到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搞清楚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省委很重视，可以这么跟你说，中央也非常重视。”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了。现场谁也不出声。只听得到三个人在粗重地喘息着。
七 木刻楞屋子里的灯光（3）
邵长水早就听说，接受赵总队布置任务，是一种享受，也是一次重大考验。它往往让你胆战心惊，无法推托，但同时也让你心神向往，热血沸腾，以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今天切身地大概齐地领略到一二了。
邵长水没再说什么了。他还能说什么？还有啥可说的？！！
随后，他们又初步研究了一下案情。
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劳爷留下的那个“谜”，也就是他留在那个“红鳟鱼”小记事本和那块椭圆形真皮钥匙链上的那些“英文字母”。拿到这两件东西后，赵总队就着手破译。但是用了多种破译方法，也请省安全厅的密码专家，拿到电脑上，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密码破译软件，也没能破解出这里头的秘密。
“你琢磨过这档子事吗？”赵总队问。
“你们没让我过问的事情，我怎么会去瞎琢磨呢？”邵长水忙谨慎地答道。
“真没琢磨过？”赵五六支棱起眼追问道。
“我……”邵长水打格愣了。
“长水，咱们以后要经常打交道。所以，有句丑话我要跟你说明白了。做事为人固然要讲分寸，但你不能老这么跟防贼似的，对谁都防一手，这就让人没法消受了。”赵五六有点不高兴地“训斥”道。
“我没那意思……”邵长水忙红起脸解释。
“听我把话说完。”赵五六立即打断他的话，“你我都是干具体活儿的人。干活儿就得讲个实在。在咱们公安系统，说话做事当然得讲究内外有别。但我们都是内部同志，对自己同志千万别绕弯子，使小心眼儿。我身边不留这一号人。明白吗？”
“是……”邵长水忙答道。
“你怎么考虑这些英文字母的？”赵五六又问道。
“我是这么考虑的……”虽然劈头盖脸挨了一通“粗暴”的训斥，但邵长水心里突然间泛起一种说不出的痛快，让他觉得这个“黑脸总队长”无比的可亲可近，“首先，我觉得应该肯定，劳爷绝不是在故弄玄虚，不是在借此做秀。一个老刑警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绝对不会拿案子来做秀，更不可能在一起命案上胡来。他留下的这两件东西里一定正经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重大的秘密。它一定跟劳爷数月来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否则，他不会在临死前，拼着命也要把它递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