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中俄边境被称为高纬度地区的一个叫陶里根的小城市。劳爷（劳东林）是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他是一级警督，出了名的刑侦专家，但他却出人意料地脱下警服，辞职去了陶里根盛唐公司任职，这让很多人不解，也让某些人惊慌——因为他实际上是去“秘密调查”曾在陶里根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现任代省长的顾立源。省公安厅刑事侦查队支队长邵长水“秘密受命”去陶里根劝说劳爷重新归队。但当邵长水接近劳爷时，劳爷却意外地“被车撞死”了，临死前，他在邵长水的手掌心里写下了“阴谋”二字。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围绕刑侦总队侦破劳爷是意外“被车撞死”还是“谋杀”而一一展开。
高纬度战栗
目录
一 黑咖啡
二 高纬度
三 瞒天过海
四 一场春雨，是绵绵细雨
五 再一次惊愕似乎就不是来自意外了
六 江边三号码头
七 木刻楞屋子里的灯光
八 又一次失算
九 这世界到底是谁的？
十 卡拉OK包房里的启示
十一 领事馆路西口九号院
十二 共和国骄子
十三 精神幻觉
十四 和顺面馆
十五 曹月芳的第一次讲述
十六 曹月芳的第二次讲述（第七颗子弹没出膛）
十七 一分寂静，半生喧嚣
十八 曹楠的第一次讲述
十九 曹楠的第二次讲述（他使所有的人都产生了这样一种疑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二十 看守所里的秘密
二十一 曹楠的第三次讲述
二十二 仙客来
二十三 劳爷的第一次讲述（也是他最后一次讲述）
二十四 回顾
二十五 一连串问题奔涌般地聚集到心头
二十六 站在灵魂的入口和出口
二十七 雪花非花？（也许，我们可以就此结束这场高纬度上的叙事了？）
一 黑咖啡
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他终于快步走了进来，疲惫，甚至还显得有一点点迟钝，眼圈分明虚肿着，同时隐隐透露出一些黑气。邵长水赶紧上前挪开小藤圆桌前的那把高背靠椅，恭请他入座，并招呼服务生赶紧上咖啡——动身上这儿来以前，邵长水着实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得知这位“劳爷”近些年颇“沾染”了一些“洋习惯”，比如说，有事没事，总喜欢喝点儿高档咖啡；酒桌上，也会时不时地点一两瓶白兰地、伏特加或毛姆、香槟之类的外国酒。劳爷在小圆桌前站定后，慢慢摘下那副柔软的黑色羔羊皮手套，然后，把几根苍白瘦长的手
指轻轻搭在桌边上，像个重症哮喘病人似的，吃力地鼓起胸膛，深深地喘吸了两口，再用那含义总是比较隐晦的目光迅速瞥视了一下周边的人与物，这才回过头来，盯住邵长水，嘶哑地，低沉地，同时又慢条斯理地问道：“你，就是那个邵长水？找我，啥事？”
邵长水是昨天下午才接到任务，让他上这儿来约见这位劳爷，给邵长水布置这任务的是他们省公安厅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李前主任因病离职在家休养都快一年多了，邵长水又是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的人，要派他外差，走组织程序，按说得由总队的领导来布置，即便因为情况特殊，必须由办公室的领导来谈，也应该由在位的领导来谈，怎么也轮不上这样一位已然不管事的“前主任”啊——况且谈的又是那么重要的一档子事，所以，那天当李敏分突然把邵长水找到自己家里布置这任务时，邵长水的确感到非常意外，同时也觉得这事儿办得多少有些“出格”，有些“诡异”，因而也有些“神秘”。但碍于自己刚调到省厅，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处境微妙，当下里他就没表示任何异议。再说，在调来公安厅以前，他多少也听说了这位李前主任的一点情况。李前主任年龄虽然不算大，四十刚出一点头吧，但警龄不短，二十来年了；父亲也是个老公安，是省厅早期的一位老厅长。此人活动能量相当大，会办事，在本省公安系统内外颇有那么一点影响力。邵长水同时也想到，李前主任此举，肯定不会是“个人行为”。至于这样一个办事本该十分规范的高级政法机关，居然不规范了，这里一定有某种原因，一定牵扯了一些不得不顾及的利害关系。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导致了这种不规范，就不是他这么个“新人”该过问的了，恐怕也不是他一时半会儿能整明白的。邵长水从警也快二十年了，也曾当过一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他当然懂得，此时此刻，对于他，惟一能做的，也是他惟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认真地听，坚决地执行。
李敏分当时对他说，你去陶里根找一位叫“劳爷”的老公安。“陶里根”就是眼下他来到的这个边境小城，离省城约七百来公里。这小城原先只是个县城，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历来盛产蓝天白云和狂风暴雪。这些年由于边贸大增，小城发展剧快，前些年升格为地级市，下辖三县两市，不仅从规模上比过去扩大了两三倍，从面貌上来看，也几乎等于全部重新翻造过了似的。
“听说过劳爷吗？”李敏分当时还特地追问了这么一句。
“大概知道一点吧。”邵长水点点头，谦和地答道。
其实李敏分这一问，完全多余。因为，但凡在省公安系统干过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个“劳爷”的。劳爷，学名劳东林，堂堂一级警督，曾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是省里出了名的刑侦专家，曾当选省十大神探，荣获过公安部颁发的二级英模称号，还曾被公安部刑侦局特聘为刑侦顾问，参与过许多震动全国的特大案件的侦破工作。就这么一个让圈里圈外无数人敬仰的“老公安”和“刑侦专家”，几个月前，突然不听所有人劝告，坚决要求脱去警服，辞职下海，抛家别妻，只身来到这个无比遥远的边境小城，在一家民企里当了一个不甚起眼的保卫部经理。
他图啥？
图钱？
不管熟悉不熟悉他的人，但凡听说此事，都会在心里打上这样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也会纷纷地为之惋惜不已。也有人冷笑，说这是他“本性的再一次大暴露”——很多年前，这位曾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的劳爷，曾因“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放松自我思想改造”、“贪图生活享受”，在生活作风问题上犯过一次大“错误”，被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有人则“深刻”地分析道，他这是被当前那种“一切向钱看”和“追求自我释放”的社会潮流搅的，临老了，还想学那些“弄潮儿”时新一把，拿自己的一生“赌”一回。没得“青春”可赌了，就赌一回“老年”吧。
等等等等，说啥的都有。不一而足。
当然，也有人不信这些“胡说八道”，比如，省厅和刑侦总队的几位主要领导就不信。他们太了解自己这个老战友、老部下了。说劳东林一生爱赶个时髦，生活上喜欢图个“优越”和“舒适”，说他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所有这一切，都不假。比如这老小子确实结过四次婚，又离过三次。但因此你就断定，他就是为了几张钞票才脱警服辞职下海的，他们不信。打死他们也不信。什么叫血染的深情和信念？每一位老警察都能用自己的一生来做这个命题的最真切的佐证。劳东林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总队长和几个副厅长轮番地找他谈，劝他慎重考虑，但都谈不下来。最后无奈，厅长亲自出马。半夜。关上门。厅长对他说，今天我不跟你扯别的。你一定得给我说出个道道来，哪怕有一条能说服我，我一准让你走。但你要说不出个一二三四五、子丑寅卯午，那，这档子事，我跟你没完！我不会让你好受。你小子都快熬到退休年龄了，还跟我折腾个啥嘛？啊？劳东林当时涨红了脸，嗑嗑巴巴半天也说不上来个啥，满眼含着泪水，翻来覆去就说这么一句话：“这么着吧，你把我双开了。求你成全我这一回。”啥叫“双开”？“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就是把辛苦一生得到的最基本的东西全扔了；即便这样，也要“辞职下海”！他这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他当然没疯。
“跟我说实话，又跟哪一个女孩缠乎上了？”厅长问。厅长跟劳爷是省公安系统最早一批干警培训班、号称“黄埔一期”的学员。当年在培训班上，活泼外向的劳爷是班委委员，而内向敦厚的厅长还只是个普通学员。后来人家进步快，当了厅长，但两人的关系向来非同一般，说话也就直截了当得多。
“你要还这么看我……这么着吧，你把我打死在这儿得了。”说着，劳爷摘下腰间的手枪，往桌上一扔，脸色顿时青白了。
“我想你也不至于那么没出息。”厅长瞟了瞟那支在劳爷腰间已经摩擦得不见蓝光的六四式手枪，轻轻叹道。
“相信我。让我走。你们多少年也没真正信任过我。这一回能信任我一回吗？相信我这个劳东林，绝对不会给你们抹黑丢脸……”
“哎哎哎，你这个劳东林，咋说话的呢？不信任你，还让你全权负责大要案支队的工作？全省评十大神探，是谁往上报了你的典型材料？啊！厅里要信不过你，那会儿部里聘你当顾问，我们随便拦那么一下，这大顾问你当得上吗？啊！我们为你做的这一切，在你眼里都不算数？你这人一辈子咋老这么偏激，爱走极端？临退休了，还不改改？咋整的嘛？啊！”厅长较起真儿来了。他知道劳东林这话是有所指的。劳东林对厅里多年来一直不给他把这个“副”支队长扶正了，耿耿于怀。对此，他们双方都有说头。从厅领导这一方来说，他们觉得，我们虽然没把你扶正，但也没再给大要案支队任命个支队长，你这个“支队副”在那儿实际上是在掌管着全盘。世人皆知，刑侦总队是省公安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而这个大要案支队又是刑侦总队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把一个重中之重的部门都交给你了，这不是“信任”又是什么？但在劳东林头脑里，事情当然就简化成这么一个公式：信任我，就把我扶正；不扶正，就说明你不信任我。而厅里至今没给他扶正，并不是厅里现任的这几位领导不愿意给他扶正，这里头牵扯众多一时掰扯不清的旧账儿、烂账儿，真没法说得清楚。
“不说了……不说了……”劳东林当时摇着头苦笑了笑道，“我这回请辞，跟这些以前的事没有任何关系。请相信我……”
“东林……”
“我用我三十五年党龄和四十年警龄向你保证。”
“你就不能跟我露个底儿？到底是咋回子事嘛，让你非得走这个绝门儿？”
“别逼我了。我真不能细说。再逼，你干脆掏枪打死我算了。”
“有那么严重？啊！”
“……”这该死的劳东林，喘喘地直盯着厅长，居然就不再吱声了。
一 黑咖啡（2）
后来，厅长在党组会上还是替劳爷说了话：“让他走吧。老同志了，唉……这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咋办？让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吧。”厅长定了调，党组其他成员也就默许了。虽然是让他走了，虽然也说了“让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之类的话，但厅领导并没有就此撒手不管。依他们多年来对劳东林的了解，他们直觉到这件事里一定有名堂，而且还可能是个大名堂。这“名堂”如果仅仅跟他个人有关，倒也罢了，怕就怕名堂之大还不仅牵涉他个人。作为多年来负责全省大要案侦破工作的人，劳东林手里掌握着一批相当重
要的机密情况。有些情况不仅涉及党政军某些要害部门，还涉及个中的某些要员。多年来，公安厅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失密违纪事件。但这一回劳爷的态度和做派，却让领导们不得不产生了一点忧虑和警觉。于是，他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稍稍”地注意了一下劳爷的“日常起居”。可以想见，一旦公安厅要关注起某个人的“日常起居”，肯定能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摸个“门儿清”。但你还别这么说，大水要去搅和龙王庙，本来就不是常人能想到的那么轻松和容易。再说，劳爷在反侦查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厅里一直“关注”了好几个月，居然从中没能发现什么“名堂”。一直到最近，事情才有了一点突破性的进展。
这个突破性的进展是，据说——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是“据说”，因为还没有拿到什么过硬的证据来证实这个“说法”——据说，劳爷当初之所以不顾一切跑到陶里根去，是为了“秘密调查”省委省政府一位现任主要领导的问题。这位省领导曾经在陶里根担任过市委书记兼市长。他的一些问题“据说”也是任职陶里根期间“犯”下的。而这些个所谓的“重大问题”，“据说”还和两年前发生的一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有密切关联。（这位副市长姓祝，名磊，省城的原副市长，当年也在陶里根市工作过。）而这位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就是最近刚被任命为代省长的省委副书记顾立源。
这怎么得了？！！
这怎么可以？！！
不管劳东林现在是否还穿着警服，他毕竟曾是个“老公安”，而且，多年来又一直在本系统内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担任中层领导工作，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这样一个同志，未经任何组织授意、批准，针对现任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搞这种“秘密调查”，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如果让省委省政府知道了，作为本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们是绝对没法交代的。更让人震惊的是，“据说”这个劳东林凭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多年来在司法界建立起来的老关系，还“煽动”和“纠集”了好些个老公安、老司法，协助配合他，一起来搞这个“秘密调查”。据说，这些个老公安、老司法，多数还都是在编的现职人员，都还穿着警服和制服!
这就更严重了。而且不是一般的严重。应该说是“特别严重”。闹不好，还可能会整出什么“政治事件”，就更难以收场。所以，必须立即加以制止。
为此，省厅的领导非常着急，非常恼火，也非常为难。
他们为难的是，自己还不能公开以组织的名义出面去阻止。因为：一，不管怎样，劳东林本人毕竟已经脱了警服，离开了公安队伍。说得不好听，他现在已经是个“普通公民”了，他和你的关系，已然是“警民关系”了。只要他不触犯法条，就不在你管辖范围内。你公安部门要横加干涉人家的正常行动，人家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倒过来告你侵权、违宪的。事情一旦闹大，惹得那些媒体追踪炒作，最后被动的和丢面子的可能还是你公安厅。这结局当然是省厅领导绝对不希望看到的。二，省厅虽然得到“密报”，知道有几个在职的公安司法人员掺和了这个“秘密调查”，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搞清这几个人到底是谁。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省厅的领导觉得，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他们一定还要防止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省公安厅作为一级组织，在蓄意地压制下边的人“反腐败”，在蓄意庇护省上“有问题”的领导。社会上对那位顾代省长确有种种传闻，说什么的都有。作为省里厅局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他们甚至从内部还听说，中纪委接到过来自下边的“揭发信”和“告状信”，曾派人“秘密”地来省上对这位代省长做过一番“暗查（？）”……“传言”由来已久，似真似假，真真假假。但不管它出自内部，还是外部，传言总归是传言，在上边对相关问题做出正式表态之前，他们作为掌管一个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当然要以大局为重，以稳定为重，以组织原则为重，尽力地维护省上这个班子的领导权威。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谨慎地做好两手准备。俗话说，既要防一万，也要防万一。也就是说，万一今后传言成真，那位代省长真有些什么事，被查处了，他们也不至于陷入被动才行。要知道，他们毕竟都是一些历练弥久，且又富有经验的从政者。而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中，这种谨慎的“两手准备”历来都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劝阻劳东林这样的老同志在外“私自调查”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问题，同时又不给人造成是以“公安厅”组织的名义出面在“干预”和“劝阻”。
经过反反复复地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派刚调到省厅来工作，但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为人又比较憨厚、机敏和勤谨的邵长水去做劳爷的工作，同时又决定让离职病休，但在群众中仍有相当威望的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出面去找邵长水布置这个任务。他们甚至特别关照李敏分，布置任务时，不要把邵长水找到省公安厅大院的办公区来谈，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尽量地抹去“组织出面”的色彩。
最后，李敏分是把邵长水找到他自己家里去谈这档子事的。
家，从政治色彩上来说，应该是最中性、最恬和的了。
……
……
一 黑咖啡（3）
李敏分家在省城著名的大列巴巷中。那里曾经是一片高地。高地上曾经筑有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铁路两旁生长着一片茂密的白杨林。铁路早拆除了，迁移了，白杨林却依然还生长着。后起的巷子看起来却和白杨林同样古老。因此，很难说得清是巷子建在白杨深处，还是白杨长在巷子深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现在走遍整个省城，已经很难再找得到长得如此高大粗壮茂密的白杨林了，也很难再找得到特点如此鲜明纯正的俄罗斯“木刻楞”小木屋了。这样一种小木屋，你在中国整个高纬度地带，比如说，即便上哈尔滨，也不多见了。而李敏分住的就是这样一幢小木屋，外带一个不算小的“小院儿”。
那天谈完话出来，已经过了吃晚饭时间。天色擦黑。初春潮湿的林下风再度变得阴冷生硬。但邵长水却浑身燥热，像一个高烧中的病人似的，止不住地战栗着，甚至战栗到上下牙齿都在捉对嗑击。他只能紧紧地抱住自己，一边往外走，一边不断地回顾那耸起在栅栏和杂草丛中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的砖砌烟囱，不断地回顾李敏分家那幽暗宽大的雕花木窗户，整个人都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昂奋和茫然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昂奋什么，更说不清那种莫名其妙的茫然感又从何而来。但当时他就是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也不能从茫然中清醒过来。已然三张开外、好歹也当了一二十年刑警的他，真还没这么“昂奋”和“茫然”过。走出不多远，他便在无比寂静的白杨林中呆立了下来。呆立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慢慢明白过来，这种昂奋和茫然居然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对抗”。在潜意识中，他没法让自己真正相信刚才李前主任跟他讲的那一切都是真实的，是已经发生的。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它们是“真实”的。但他又必须承认它们是真实的，必须承认这一切不仅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进行之中。正是这种突然发生在内心深处的“自我对抗”，骤然间把他推到了一个风光无比美好，但确实又面临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上，让他一时间陷入了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兴奋和恐惧的心理漩涡中。
邵长水是伐木工的后代，父母和弟妹至今还在林区安着家。前边说过，他为人憨厚，勤谨，听话，本分，但又非常肯干，非常聪明，还愿意学习。这些特点决定了他前半生的人生之路走得相当的顺畅。高中毕业，成绩极其优异的他本来满可以去考全国重点大学，但出于家境和生活压力，也出于一种本能和直觉的选择，他考了省警校。很重要的原因，省警校不仅免去一切学杂费用，每月还有相当数量的津贴发放。除此以外，小小年纪的他，当时直觉到，像他这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只有当警察，今后才能不受欺负，也才会有一点可能去为别人办一点自己想办的事。（他的确是一个很愿意为人办事的人。）警校毕业，他被分回到偏僻的林区公安分局，当了一名刑警，而且就在这偏僻的经常会发生一些恶性大案的深山老林里，接连侦破了几起全省挂号的命案，很快引起了上头的注意，被提起来当了刑侦中队的中队副。那年他还不满二十二岁。后来就一直很顺，基本上两年一个台阶，一路往上走，一直到县局副局长任上，又赶上个好时机，被荐送到公安大学深造，去年调回省警校，搞了一段时间的刑事侦查教学和理论研究。前不久又接到调令，让他到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报到，内定了要他担任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一职。人说，当警察的时间长了，老在管别人，老在跟坏人打交道，老在接触社会阴暗面，一般都会发生两种变化：一种，因此看透社会，看穿人生，人就会变油，内心会变得阴暗沉重简单粗暴；另一种，即便不变油，也会变得机械单一，脑子里除了种种法规条文框框，就是上级领导的种种指令和要求。在他们眼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管教的和管治的。有人说笑话，说警察谈恋爱，跟女方头一回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一定会是：“请出示你的身份证。”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都说得有些片面。说这种话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警察。多数的警察，心灵都处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之中。他们既要对抗在执法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社会黑暗（阴暗）面和权利交易的侵蚀和漫洇，又要对抗自己内心由此可能发生的种种畸变。对抗的结果，最终将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警察。可以说，一切都在过程之中。而邵长水却属于这样一种人，置“对抗”和“过程”于不顾，把“结果”看得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他在过程的“对抗”中，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得失，由它去俯仰跌宕闪失，而他只想维护一个结果：让自己做一个称职的好警察。这种质朴和单一，不能说跟他从小在林区长大没有必然的关联。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理解这种关联了：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只要一看到巍峨大山，连绵丛林，他内心都会禁不住地打战，都会立即收敛起天性中本有的那一点点张扬，不自觉地变得沉默和固执起来。他潜意识地确信，人一生中有些事的结局跟亿万年都绝不动摇一点的大山一样，是不可变更的。而对于他邵长水来说，结局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做一个好警察。他不想东张西望，也绝不旁骛另就。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他这个人了。三十多岁的他，按时下流行的算法，绝对还应该算是个“年轻人”和“年轻干部”吧。年轻人是易变的。他也曾在县公安局很风光地当过领导，在省警校当过让许多人赞羡的刑事侦查教研室主任，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大小场面大小事情也都经历过不少，按说你不应该再在他身上找到原有的“土腥味儿”和“大碴子味儿”。不。直到现在，清早起来，他最想喝的还是掺和了小豆煮的苞米碴子粥，是焦黄喷香的贴饼子，假如能再有一碟小咸鱼和半碗加了许多蒜和辣椒腌制出来的酸白菜，他就觉得比去东京参加国际刑警年会，住在五星级的涩谷大饭店里吃的那几顿银光闪烁、发散着牛油或大酱汤气味的“乱七八糟”的早餐，要酣畅淋漓舒服熨帖许多。在当县公安局领导那两年里，别人给他送啥礼，他都让秘书给退了。但他会亲自打电话给县里专门出产黑小豆的六五六农场场长，让他们往他家给送那一煮就面，一面就粘，一粘就既养胃又补气的黑小豆来。当然，他之所以敢这么“直接打电话去要东西”，还有这样一层关系衬着，那位六五六农场的场长是他当年上小学时的同班同学。
也许同样是因为了这种“质朴”和“单一”，在某些人眼里，他稍稍显得有点“木”，有点“一根筋儿”，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表露的其实是一种标准的“中国式农民”的狡黠，像是在“装傻”。不管说他是“一根筋儿”，还是说他在“装傻”，这些人指的都是他这么一个特点：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他只关心在这一阶段里，该他关心、允许他关心的那些人和事。所以，他在当警员的时候，绝对不去掺和中队长们如何“勾心斗角”。他在当中队长的时候，谁上他跟前来说大队长和局长们的坏话，他都不听，还会特别认真地劝你不要到处去乱说。等他当了局长，上省厅来参加省公安工作会议，多数局长在会余时间，都会安排一系列的交际和应酬活动，为自己，也为本单位下一步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方便条件，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他却很少这么干，甚至可以说，基本不会去这么干。最多也就是提溜几瓶用当地一种野果子酿制的特产酒（有时也会带几根直接从山里药农手中收购来的野山参），上厅长和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家去看望一下，当然更不会想到要掏钱请财政局和政法委的什么人去某个洗浴休闲中心，去摁一下或搓一下。调到省警校当刑侦教研室主任，就一心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带领一帮学员，把教研室积攒了多年、一直没决心去整理的几百起大案要案的原始资料复印件，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而对近在咫尺的省厅和省委省政府大院里发生的种种人事升迁变换的事，却不甚了了……正因为如此，当李敏分跟他谈到“劳爷”，谈到那个“顾代省长”，谈到人们怀疑这位代省长跟两年前那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有牵连，谈到“劳爷”和那些本系统的老同志背着组织在搞秘密调查活动……他越来越紧张，他的血一阵阵往上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一直挺直了上身，一动不动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脸色苍白、脸颊瘦削的李敏分。最后他只问了两个问题。一，您今天找我谈话，代表谁？这一点他必须闹明白。稀里糊涂的事情，邵长水是不干的。李敏分狡猾地回答道，这个问题你怎么想都行，就是别认为我今天是只代表我个人来找你的。我李敏分既没那个胆儿，也没那闲工夫。听李敏分这么回答，他打量了一下他，觉得他说得还算诚恳。看来李敏分有他的“难言之隐”，他就没再追问下去。接着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厅机关里有那么多能力高强的老同志，为什么一定要派我这么个“新手”去完成这任务？李敏分先是笑了笑道，怎么，你不想接这活儿？他很严肃地答道，这跟我想不想干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李敏分这才认真起来，回答道，派你去，是因为劳爷非常赏识你。你说的话，他可能会比较爱听。“扯淡嘛!”他立即反驳道，“除了在侦查员培训班上听他讲过课，我俩就没直接打过啥交道。怎么可能谈得上什么赏识不赏识？”“好吧，跟你透露一点内部机密，这也是有关领导透露给我的。你这次调省厅来，可能会接任总队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一职。这你大概已经有所闻了。你知道是谁力荐你来担任这个职务的？劳爷。劳爷这一生很少推荐人。他眼里也很少能瞧得上谁。多年前推荐过他的一个助手，现在已经当上了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再一个就是你喽。哥儿们，你不容易啊，能让劳爷瞧得上，前途无量啊。”这个李敏分，说着说着，又忍不住调侃开了。
谈话结束时，李敏分交给他一把车钥匙，告诉他，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辆俗称“巡洋舰”的丰田越野。为了不招人耳目，这辆车挂的是民用车牌。同样为了保证任务的机密性，不再另派司机同行。“你单人单车执行这趟任务。你们刑侦总队那边，已经有人去打过招呼。所以，你不用再去请假。回来以后，也不用去跟他们销假。整个这次行动，你只需跟我保持单线联系就行了。最后也只向我汇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说到这里，一直显得不怎么死板和正经的李敏分突然板正起来，沉吟了一下，特地放慢了语速，加重了语气，几乎一字一顿地强调道，“还有一点，你千万要记住，此去，你可能会从劳爷那儿听说一些情况，尤其是关于那位顾领导和那个开枪杀人的祝副市长的什么情况。不管是什么情况，只要跟他二人有关的，你都不能跟任何人去说。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任何人’，包括我，包括你们总队的领导，也包括更高层的领导，你都不要说。你只汇报劳爷对这件事的态度。别的，你什么都不要说。这件事，闹不好，就关系到……关系到……”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考虑要不要跟邵长水把话完全说透彻了。说透了，会不会把他吓住？犹豫的结果，他还是把最重要的一句话说了出来。他觉得还是应该相信这个邵长水，把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告诉他，否则对他就显得有些不公平。他说：“闹不好，可能会涉及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当时邵长水听了，心里还真重重地格登了一下，禁不住悄悄倒吸了口凉气。
怎么还会涉及我的“人身安全”问题呢？这又从何说起呢？!邵长水一边思忖着，一边忙去打量自己面前的这位李前主任。看来这位李前主任绝对不是在“故弄玄虚”。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时，两人都沉默了一下。邵长水也没紧着往下追问。经验告诉他，政治性如此之强，且又敏感、复杂、微妙、多变的事情，对方如果觉得可以把更多的情况告诉你，他会主动说的。如果他不说，那就表示，他不能说。那你就不该追问。或者表示，他目前也还说不出更多的情况。那样，你就更不必去追问了，因为追问了，也没用。所以，还是别问。不问也罢。但他不信，共产党的天下，还能有人把一个堂堂的人民警察怎么的了？！况且又是他这样一个警察。表面看来谦和的邵长水，内心里还是挺相信自己的能力的。又稍稍地坐了一会儿，他拿起车钥匙就要告辞。这时，电话铃响了。为了不耽误李敏分接电话，邵长水加快了向外走去的步伐。但没等他走到房门口，却被李敏分叫住了。只见李敏分一边接着电话，一边着急地向邵长水做着手势，让他别急着走。几分钟后，邵长水见他脸色略有些变异，神情也略显得有一点慌张，放下电话对邵长水说：“你必须赶紧出发，尽快找到那位劳爷，搞清情况。”邵长水一愣，就这接一个电话的工夫，发生什么事了，居然让这位老兄的态度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情况的确有变。李敏分告诉邵长水，半个小时前，省厅领导从内部得到消息，说省有关方面已经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要暂缓执行“11．12大案”的死刑判决。所谓的“11．12大案”，就是那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
“对祝磊暂缓执行死刑判决？为什么？”邵长水一震，忙问。
李敏分摇摇头：“详情还不清楚。但消息是确切的。只是还没正式对外宣布。情况暂时由内部掌握。”
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新动态很可能说明，最高方面也已经觉察到，“祝磊开枪杀人案”的背后的确还藏有一个必须进一步搞清楚的“大谜团”。为此，必须留下“祝磊”这个“活口”，等查清所有这些“谜团”后，再来执行这个死刑判决……
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证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的那种说法并非妄言：祝磊在案发前的确受到了来自更高方面的某个领导干部的陷害。他开枪杀人确实是“迫于无奈”。
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进一步证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的另一个说法也并非虚妄：陷害那个副市长的人就是那位“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顾代省长”？
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证明，劳爷“纠集”部分老公安干警，“擅自”秘密调查这位主要领导的问题，虽然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但确也“事出有因”？
即便是这样，这位李前主任紧张什么、又忐忑什么？
上层机关的事情，真是复杂微妙……
李敏分在电话机跟前呆立了一会儿，然后目光炯炯地走到邵长水面前，再三叮嘱他，此行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发时间、行车路线、逗留地点等，都要注意保密。在陶里根活动期间，更不能大意，“最好让劳爷替你安排食宿。谨慎出入公共场所。”另外，“身边稍稍多带点现金。劳爷这家伙在生活上原先就比较讲究，出手比较阔绰。这一年多在‘海里’扑腾，常跟一些款爷打交道，生活上更讲究，出手也更阔绰。跟他接触，千万别显得太寒酸，别让他觉得你是个挺没劲的‘土人’。费用嘛，回来实报实销。但千万别傻乎乎地拿着发票直接找财务上去报。财务上，这些费用报不了。还是得找我。我想办法走别的账给你报了。”等等等等，跟个婆婆嘴似的，不厌其烦地叨叨了一大堆。这也是在办公室主任这位置上“熏”出来的“毛病”。
又不是解放前搞地下斗争，也不是出国去搞特情，这么一档子事能有多“危险”？年轻的邵长水心里对李前主任的这许多叮嘱，虽然多少有一点不太认同，但在行动上还是认真执行了。那天，他就没回家，只是给在警校后勤上工作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今晚要加班，回不了家了，嘱咐她明天早晨别忘了给感冒了的小儿子按时喂药，便带上自己的那张“银联卡”，取了车，加满油，连夜往陶里根赶去。
二 高纬度
昨晚邵长水整走了一夜，凌晨时分赶到了这个边境小城，却一直挨到这会儿——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才见到这位劳爷。
邵长水到达后，按李敏分的指示，没惊动任何人，甚至都没按通常情况下必定会做的那样，先去跟市局的同志通气，自己掏身份证，径直在市公安局附近，找了个干净的小宾馆住下；略施洗漱，去宾馆周边找了个小摊儿，随便吃了点早点，回房间拉上窗帘闷头睡了会儿；到上午九点多钟，估计劳爷也该上班了，才拨通这老家伙的手机。原以为，老人家既然曾“热荐”过自己，一定还记得自己。却不料，报上姓名后，老人家只是不冷不热地“嗯”了一声，然后却问了这么一句话：“邵长水？哪个邵长水？”真可以说是劈头盖脸一盆冷水，差一点没把邵长水噎晕了过去。他忙定定神，详细说明自己到底是“哪一个”邵长水。老家伙听了，也只是哼哼，应了声：“有事吗？”在邵长水提出“见面谈一谈”的请求后，他倒是稍加沉吟就答应了。耳机里当即传来几下翻动纸片的声音，可能是在翻查当天的日程安排吧，然后就“初步定中午十一点半见”，还说好“一起吃顿饭”，地点定在市劳动局办的“大方酒店”。邵长水当时还松下一大口气，庆幸此行开局不错。却没料想，只过了一个多小时，老家伙打来电话，说中午可能不行了。什么时候能见，得过一会儿才能定。又过了四十多分钟，他又打了个电话过来，肯定地说，中午见不成面了。邵长水马上提议，那就一起吃晚饭。他说，晚上的事现在还定不了。啥时间能定了，我再电话通知你。你先去办别的事吧。邵长水忙接口说，我这回来，就是专程来看您的，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事。您只管忙您的，我就在宾馆房间里等您的电话。您啥时候有时间了，招呼一声，我马上去看您。随叫随到。老人家迟疑了一下，应了声，那好吧，等我电话。随即把电话挂了。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而且语调急切，似乎发生了什么很让他意外的大事。这样，十一点……十二点……下午两点……三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钟，都没来电话，邵长水真有点沉不住气了。一直等到晚饭前，终于来电话说，一起吃晚饭不行了。到这会儿，邵长水还忍着，忙说，那就晚饭后找个时间。他说，晚饭后也不行。这一下，邵长水可真熬不住了，一改和顺的口气说道，劳支队长，不能这样吧？您是我老师，老前辈。咱们虽然没怎么共过事，您现在又脱了警服，但再怎么说，咱们也是头顶同一个国徽，在同一条战线、同一条战壕里战斗过的生死战友……我已经跟您亮明了，我不是为个人的私事来走您这个后门的……我要跟您说的，不仅跟我个人没一点关系，而且还真不能在电话里跟您絮叨，必须当着面才能说，否则就……邵长水如此这般地理论了一番，老人这才口软了，在犹豫了一下之后，应道，这样吧，晚饭前，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给你一个小时。行了吧？
我操，谁欠谁呢？“给你一个小时”？!
但，你还能把他怎么样了？谁让他是“劳爷”呢！邵长水忍了忍。就这样吧。
就这样，他还迟到了。劳爷推开这个咖啡吧玻璃门的时候，邵长水看了一下手表，准确时间是五点四十二分。整整迟到了十二分钟。十二分钟呐。假如拖延这十二分钟的不是这老家伙，而是邵长水过去手下刑侦大队里的某位侦查员，他一准能把这小子的皮扒掉三层!十二分钟？怎么能允许一个侦查员在行动中延误十二分钟？别说是十二分钟，有时候延误几分钟、几秒钟，都可能造成嫌犯的脱逃，重要证据和痕迹的失落，造成百姓或兄弟们不必要的伤亡，给整个破案工作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但眼前迟到的是这位“劳爷”。你说我能把他咋样？
“对不起，让你等了一整天。”
老人总算表示了一下歉意，然后坐下，端起咖啡杯，小小地抿了一口。他身材不高，或者说准确一点，有点矮小。宽脑门，尖下巴，厚嘴唇。眼神闪烁不定。好像很紧张地忙碌了一整天，直到此刻依然“惊魂未定”。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那双保养得比较细致平放在小藤桌面上的双手，不由自主地在那儿轻微地战栗着。
离给定的一小时时间，只剩四十八分钟了。怎么谈？邵长水默默地打量了老人一眼，心里暗自盘算着：此时此刻，自己既不能显露出焦躁，但又不能不着急。抓不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到明天，老家伙还能给我时间吗？这时，老人匆匆又喝了一口那黑咖啡，便放下杯子，站了起来，对邵长水说：“走。跟我走。”邵长水一愣。走？上哪儿去啊!还没正式开谈哩，就走？!邵长水不明白老家伙又在跟他玩啥花招。再说，这两杯价值近两百元的咖啡还没怎么“消费”哩，就白白放弃了？邵长水正迟疑着，那边老家伙却已经扔出两张百元大票，让服务生结账，一边揣起落座后就摆放在小藤桌子上的高档手机、高级烟盒和名牌打火机，向邵长水示意了一下，便照直向门外走去了。
邵长水犹豫了几秒钟才跟了过去。等他走到门外，老人已经上了他自己开来的一辆轿车。那是一辆崭新的奥迪A6。油光锃亮的黑色外壳儿，像非洲猎人的皮肤和时常茹毛饮血的矛尖一样，在丛林的暮色中，配合主人洁白的牙齿一起暗自闪烁。邵长水忙启动自己那辆差不多也有七八成新的“牛头巡洋舰”，紧随其后，默默驶出了城圈。先是往东，后来又往北，再穿过一大片白桦林，驶进一个新开发的别墅区。
前边说过，陶里根这边境小城，这些年靠发展边贸剧富起来，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有实力或没什么实力的投资商和投机商。城区骤然扩大好几倍。整个城政建设完全脱胎换骨，旧貌变新颜。过去只有县政府门前那条“大街”上有几家勉强能称得上“商店”的门市部。现在一二十条大小十字街，纵横交错，商家比肩而立，霓虹灯交相辉映。休闲中心洗浴房洗头房洗脚房练歌房等，则在表面的沉静中，争夺着另一种“辉煌”。郊外（所谓“郊外”，离市中心也不过二三千米），则建起不少商品房住宅区。而最“经典”的作品，便是邵长水此刻驶入的这个“别墅区”。这里大多是独幢别墅，每家可免费享有三百平米私家花园。也有一些联排的，则在第三层上带一个棕红色阁楼尖顶。那是模仿英国古典乡村别墅风格。大片带坡度有起有伏的草地和大棵凌空而起的热带棕榈树，则完全由人工铺排栽培而成。在每个关键的分岔道口，都立有木制的箭头式路牌，分别指向不同的分区。但从小区内的人气来看，可以判断出，开发商当初对这个边境小城的发展前景估计得未免有些过于乐观了一些，别墅的售出和入住率都不算高。车越是往里走，黑灯瞎火的窗洞门洞便越多。由于久远没能销售出去而空置的小楼，墙皮剥落、小园荒芜的场景接踵而至。出了别墅区后门，是一片非人工的柞树林。这时暮色已然深降，两辆车沿着柞树林里的小道稍稍往深处再走了一小会儿，便隐隐可以分辨出暗处有一道红砖砌的高头围墙突现在林中小道的左前方。等车子开到这道高头围墙跟前，再逼近了一看，邵长水才发现围墙中间还镶嵌着一扇巨大的黑铁门。早有两个头戴猩红色贝雷帽、身穿标准保安制服的小伙子上前迎接。“A6”闪了闪大灯，便顺顺当当地通过了。邵长水随即也闪了闪大灯，却被拦下了。小伙子索要特别通行牌照，却被在前边不远处停下的劳爷一声喝住。小伙子们忙乖乖地退到黑暗里。大铁门在两辆车进入后，随即又悄没声息地关上。偌大个院子中间耸立着一幢高大平正，带坡形屋顶的三层楼楼房。邵长水跟着劳爷刚走进这大院时，还以为这儿是小区的“会所”，也就是通常给业主们提供娱乐健身餐饮的休闲场所。但稍稍再往里走了几步，感觉又变了。他认定这是那种民营大企业家们所建的那种“精英会所”，或者说“私人会所”也可。也就是这些亿万或千万富翁们为建立、发展、巩固各种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建来专门用作接待或招待各方内部贵客宾朋的场所。说白了，就是请他们来吃喝玩乐消遣。这种特殊场所，往往桑拿保龄卡拉OK舞厅电子游艺，包括餐饮住宿，一应俱全。还包括轮盘赌老虎机和麻将牌桌等等。举办活动时，还一定会从外头请一些“高价”女孩来陪伴，或许还能请来些在校的女大学生、知名度或大或小的女演员女歌星，这就看老板方方面面的实力和手段如何，看他出手是否大方，大方到何种程度了。但看来这儿好像近一段时间以来都没举办什么活动似的，高大的枝形吊灯和宽大的台球桌、加长三角钢琴和半圆形的吧台，都或围上了，或盖上了防尘土的白布。四壁的大小窗户也全都紧闭着，一切笼罩在一片幽闭和沉寂的气氛中。楼里没有别人，只有三两个不算年轻的女服务员留守在几个关键岗位上。那神情好像在等候什么，又好像百无聊赖地没在等候什么。
……但突然地就不知怎么出现了一位同样算不上年轻，却长得非常端正饱满的女领班做引领，带着他们徐徐上楼，一路在前边默默地开灯开门，最后把他俩领进一个音乐茶座似的小厅里，沏上茶，调整好背景音乐的强度，便弯下腰，悄悄附在劳爷耳旁，用极低的声音问了句什么，一边还拿眼角的余光，迅速地向邵长水这边扫视了一下。邵长水马上脸热心跳起来。他猜到，这个女领班在按通常惯例，向劳爷请示，您带来的这位客人，一会儿还需要什么别的“服务”不。所谓的“别的服务”，就是指要不要找些女孩来做陪。劳爷立即摇了摇头，并用力挥了挥手把她打发了。后来邵长水才知道，这个“精英会所”，正是劳爷就职的那家公司老板，也就是这片别墅区的开发商，赫赫有名的盛唐集团公司老总饶上都，出巨资开设的。按饶总的规定，所有这些非对外营业的部门和人员都归公司保卫部经理管辖。所以，劳爷也可以说是这个“会所”和这些男女服务员们的总头头。那女领班很乖巧地离开时，又按惯例，把刚才一路开启的那些壁灯，一一关掉，把通过的每一个门洞逐一关上，在自己身后只留下主客们所需要的那种幽暗和宁静。就像以往那样，这些光临此地的贵宾将在这异样的幽暗和宁静中，尽情地享受某种免费向他们提供的喧嚣和放松。她当然不会知道，今天这两位却完全不一样，他们除了这幽暗和宁静以外，所需要的就仍然只有这幽暗和宁静了。
……
二 高纬度（2）
劳爷落座后，张开嘴狠狠地倒吸了一大口气——他的确患有轻度的肺气肿，然后再次习惯性地掏出他那些小零碎，手机烟盒打火机什么的，一一陈放在面前的玻璃茶几上。邵长水注意到，他吸的烟是软盒中华。（这一点倒没什么特别稀罕的。因为他调到省厅后，发现省厅处以上干部平时吸的都是软盒中华。有一部分吸“三五”。要是单纯论工资收入，省厅的这些中层干部平日里应该是吸不起“中华”和“三五”烟的。）打火机是美国大众化的名牌“ZIPPO”。据说越战时，美国大兵就是用这种打火机去点燃浇在越南平民身上的汽油的。这是众人皆知的“轶事”。这些年，它流传到中国，以它的皮实耐用和特殊的历史经历，成为部分人喜好的收藏品。邵长水还是在破获一起金融诈骗大案时，在主犯手里第一次见到过它；后来又多次在一些年轻的老烟民手里见过它；再往后，就不再觉得它有多么稀罕了。倒是后来劳爷又掏出一根烟嘴，让邵长水觉得很有点不一般。那是一支用黑色水晶特制的玩意儿。短短的，亮亮的。一头箍着镀金的嘴口，做得十分精致，又很简约流畅。盛放在一个同样精妙的特制麂皮小口袋里。小口袋上用金线绣着个英文大写字母“L”。显然是别人专门定制来送给劳爷的礼物。再仔细看他那身着装，黑棕色磨砂皮敞袖口夹克，里头穿的是驼色的鸡心领牦牛绒衫和小蓝白格的全棉衬衣。下身穿一条深藏青直筒纯毛哔叽裤，样式稍嫌老式了一点，但再往下看，他那双皮鞋却又绝对地“新潮”：钝圆的大笨头，加上厚厚的生胶底，裸露在鞋帮和鞋底交界处那一道道粗犷的线脚，让人怀疑它的主人今天出门仓促，慌忙中穿错了儿子的鞋了。而且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儿子的鞋。从李敏分嘴里，邵长水已经得知，老家伙向来活得精细和讲究，辞职下海后，手头较为宽裕，就更讲究，更精细了。但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竟然能穿得这么时尚。劳爷会生活，业余时间好玩，打猎滑雪溜冰台球麻将扑克保龄，修理钟表家用电器，相面测字打卦看手相，无一不精通，还以此闻名圈里圈外。这样的人，在普遍以生活粗放，秉性粗犷，但又外粗内细，外冷内热，表面木讷内心躁动而著称的刑警队伍中，着实罕见。前边我们说过，他结过四次婚。这在刑警队伍中也实属稀有。你看他都不留在刑警队伍中特别流行的那种小平头，而是那种书生气较重的分头。头发稍显花白，但依然浓密。他身上惟一让人觉得有一点错位，跟周身的扮饰不太协调的东西，是他戴着的那块手表。居然还是一块老式的天津产的机械手表。表把和表壳上的镀铬层都已脱落得斑斑驳驳的了，表面的衬底也已经发黄，表带显然早已不是原配的。无论它是多么的过时和老旧，这么些年来，同事们和战友们中间，却从来不会有人嘲笑这块表的“露怯”和“寒碜”。因为大伙都知道这块表是他那位结发妻子当年留给他的定情物，也是他认定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少数几样身外之物中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他那位结发妻子也是一位警察。妻子的父亲也是一位警察，而且是他俩在省公安干警培训班（省警校的前身）学习时的“教官”。妻子后来调到省安全厅工作，那年被派到国外执行任务，在一次莫名其妙的严重“车祸”中牺牲了。“车祸”严重到那种程度，连个全尸都没找见。只象征性地领回来一点不知真假的骨灰和出差时带去的衣物。后来他不敢再找女警察。妻子去世的头几年里，他只要一走近穿警服的女子，总能在恍惚中好像又听到妻子的脚步声和咳喘声。后来的两任妻子都不是当警察的，他又总和她们合不来。勉强一起生活个一两年两三年，到头来，总还是免不了要分手。造成分手的导火线总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不愿再和她们生孩子。（不是不跟她们过夫妻生活，而是千方百计地不让她们、或不许她们再怀上他的孩子。这让她们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轻蔑和侮辱。）第四任妻子比他小整整十岁，是个中学老师，能干，爽朗，大大咧咧，又非常会体贴人。这些方面都挺像他那位结发妻子。当然最让劳爷松心的是，她从来不跟他提“怀孕”、“生孩子”的事，好像她自个儿就挺不想要孩子似的。她天天在学校里给孩子们讲“男女平等”“男生要懂得尊重和爱护女生”，在自己家里，却天天“甘心情愿”地忍受着这位劳警官极端的“大男子主义”和极典型的“大丈夫主义”。一直到她三十七岁那年，发生了这么一回事。平日，肯定都是她先到家。那天，劳爷都回家很长时间了，她才姗姗蹭进家门。劳爷挺不高兴，倒不是说一定得她先回来伺候晚饭什么的。你可以晚回来，学校里也总会有些意外的事要处理，但你打个电话通报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不吭不哈，晚回来好几个小时。劳爷打电话到学校去找人，校方说她下午三点多钟就请假走了。去哪儿，不知道。你干嘛呢？下午三点多钟，到这会儿都快九点了，六个小时，你干嘛了？……劳爷憋了一肚子火，通通通通，像发射连珠炮似的，一通宣泄。对方也不吱声，脸色苍白地坐在门口那个小凳上，换了鞋，等劳爷把第一通火发完，勉力站起，歉然地笑笑说，我这就做饭去。但摇摇晃晃走到厨房门口，腿一软，却扑通一下，跪倒在厨房的水泥地上。劳爷忙上前去扶，这才发现，她双手冰凉，额角布满细碎的汗珠，身上发散着一股医院里特有的那种消毒水的气味儿，浑身上下抖个不停。他忙把她抱上床，紧着追问，出什么事了。她只是不说。他返回外屋，去翻她的手包，从那一摞医院出具的账单和化验、手术单据上，他才得知她是去做引产手术了。这之前，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而像她这样的“高龄孕妇”，怀孕五个月，再去引产，本身风险就大。况且又没有丈夫陪同，术后又自己一人挣扎着回家，看样子，是想“瞒天过海”，明天还要去上班，简直是在玩命。劳爷记得几个月前，有一回过夫妻生活时，他有点性急，就没采取措施，事后，他挺担心，老问，怎么样，没事吧？她总蔫蔫地说，谁知道呢，等等看吧。当月，还来了例假。他松一大口气。后来，他又稀里马哈地凑合过两回，以为也不会有事，却偏偏种上了。得知自己怀上后，她激动万分，但也一直在暗自忐忑。她知道自己应该把怀上孩子的消息告诉他。但她又不敢。她知道，他一旦得知，一定会让自己打胎。她不愿意打掉这个胎儿。她希望留下自己的血脉。她想做一回“母亲”。她渴望有人叫她一声“妈妈”。她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她甚至想过，哪怕日后劳爷知道了要跟她离婚，她也要留下这孩子。时间流逝，胎儿在她腹中一天天长大，她的决心却一天天减弱。权衡来权衡去，她还是没法拿“离婚”做代价来为自己争取一个做“母亲”的权利。是的，这个世界上，男人千千万，但像劳爷那样，虽然有时候对人挺有点“蛮不讲理”的，但在他身上毕竟始终保持着一种生活的朝气和对事业的追求精神。这样的男人，说实话，也并不好找。结婚这么些年，劳爷很少跟她谈自己的工作。只要一有案子，人就往往没个人样了，经常几十天不回家，即便回来，也是倒头就睡，一睁眼就吃，然后换换衣服，又赶紧走人。案子要上了线索，还好说一些，就怕上不来线索，整个人更像是走了魂儿似的，即便呆在家里，也是傻不愣愣地呆着，看谁谁不顺眼，说啥啥来气儿。现在从上到下都提倡“经济效益”、“物质利益”，但这些刑警，一年破一个案，跟破一百个案，在个人“经济效益”、“物质利益”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这两年开始发一点破案奖，但总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傻哥儿们干吗还要非死磕着去破那些案呢？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她知道这就是“灵魂”在起作用，这就是“精神”在起作用。她看重这些还能让“灵魂”和“精神”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的男人。看他破不了案时的悲苦和死也不甘心的模样，她真心疼，真感动，真发奋。她向学校大门走去，站在几十个纯洁的孩子们面前时，她真感到自豪。她愿意伺候这样的男人。你说，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屋顶下过一辈子，图啥？图啥到最后都会发腻。只有图那点心疼，那点感动，那点自豪和那点能让自己不断跟着一起发奋的东西，才会永远勃发新鲜。这道理许多人都不懂。但她却坚持着。一直到昨天，胎儿已经有五个月大了。她知道再不去引产，就晚了，必须下决心了，或者拼一个离婚，保住胎儿，或者就……她最后下了决心，决心独自一人向医院走去……
她一边平静地流着泪，一边苦笑着向劳爷讲述了这一切。劳爷被深深打动了，被深深震撼了。在这样的女人面前，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自私”和“偏执”。等她说完，他没吱声，继续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上街去买了一只乌鸡，两斤红枣，三斤桂圆，四个猪蹄，五瓶蜂皇浆，六盒黑芝麻糊，等等等等……每回端着炖好的鸡汤送到床前时，妻子总是慌不迭地折起身，要说一声：“谢谢。”听到她一次又一次由衷地“感谢”，他感到心酸。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酸。睡到半夜，他总是听到她在偷偷地抽泣。他知道她依然还在为自己“早逝”的孩子伤心。可是每当他伸手过去，安抚她搂过她时，她会立即止住了那抽泣，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他在家里待了三天。第三天晚上，他对她说，明天我得去支队看看了。她忙说，没事的，你早就该正常上班了。他说，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她挺紧张地抬起头打量他，迟疑地问，啥事么，整得那么严重？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好补养身子，等你把身子补得差不多了，咱们就把那件事办了。妻子心里一怔，格愣地问，办……办啥事？他说，咱们要个孩子吧。猛然间，妻子没听明白，又问，要……要啥孩子？他说，要个咱俩的孩子。妻子像是被什么巨物击中了似的，瞪大了眼问，咱……咱俩的？咱俩的孩子？他的脸微微一红，低声答道，是啊。你不是挺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吗？咱俩就要一个吧。你还不到四十，还能赶一趟末班车。妻子一听，完全愣住了，脸色先是大红，而后青白，泪水一下泉涌般滚出眼眶，咬紧牙关，止不住地战栗和抽泣起来。先是小声抽泣，不一会儿便倒在床上，绝望般地大声号啕起来。妻子最后告诉他，没指望了，这次做引产手术时，为了一了百了，为了今后永远不再给他添烦恼，她已经让大夫把她两侧的输卵管全结扎起来，彻底地绝育了。
三 瞒天过海
不知是因为劳爷这家伙特别爱好喝黑咖啡，还是这个“精英会所”原先就有这么一个待客项目，他俩在二楼幽暗的茶座式小厅里坐了没多大一会儿，那位女领班又给他俩每人送了一杯黑咖啡过来。黑咖啡喝着虽苦，但闻着，的的确确挺香。而莫名出处的背景音乐在深棕色的方木柱和大棵的桶栽凤尾竹之间悉心游巡。其间不时出现的钢琴独奏段落，让人跳出这幢空空荡荡，略嫌清寂的会所大屋，去体会一种清新和悠远，仿佛那半亩阴暗的山涧池塘中忽然游出两三尾金色的鲤鱼，又忽然间飘洒过一阵青豆般的雨点。
落座后，劳爷好长一段时间都低垂着脑袋，不开口。其实，昨天下午，或更早一点的时间，内部有人已经从省城打电话来告诉他，省厅这一两天里可能会派一个叫邵长水的人来找他“说事儿”。应该说，他对邵长水的到来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也应该说，接到邵长水到达后打给他的第一个电话时，他所做的那种显得过于生分的反应，其实是一种故意的做作。他觉得对待“说客”，不管他是谁，一般情况下，一开始都不能表现得过于热情。而今天临近中午时分，也是这个“内线”又打电话来告诉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暂缓对祝磊执行死刑判决。正是这个电话，使他改变了中午原定和邵长水“共进午餐”的约定。这个消息当然会给劳爷相当的震撼。也让他感到高兴，感到宽慰。首先，这说明相当高的一级组织已经意识到祝磊这案子并非是孤立的命案。暂时不处决这个开枪杀人的副市长，绝对有助于进一步搞清案子背后的谜团。而这个决定，同样也有助于劳爷完成自己的那个“使命”。当初他的确从某人那里领受了这样一个“任务”，要查一查代省长顾立源在陶里根任职期间的问题，查一查祝磊的犯案跟这位顾代省长到底有何种关系。即便不可能“彻底查清”，也要查出个基本情况来，给人以这样一个回话：顾在陶里根任职期间到底有没有问题。顾和祝磊的出事到底有没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是有助于他完成任务的。他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和宽慰。但这时他却高兴不起来。在陶里根的这数月，他内心发生了一种让他自己也感到“可怕”的变化。他说不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变化。惟一清楚的是，自己在变。惟一清楚的是，一直以来以为这一把年纪和阅历的自己，不会再改变什么了，但事实上，却还在变，而且还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现在，“老辣”而“狡黠”的他，从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中，品味出的反倒是一股“火药”气息。也就是说，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有可能使他，也有可能使那个“副市长”祝磊面临一个更加危险复杂的局势。他知道有人希望尽快处决这个祝磊。这样就可以一笔抹去许多尚未得到揭露的内幕。
拿到死刑判决后，祝磊一直声称绝不上诉，诚心诚意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从此以后便再不开口说话，一直沉默了六天，一直盘腿坐在市局看守所的死刑犯囚室里，一动不动。几天时间，头发便全花白了。到第七天，他开始躁动，打颤，开始坐不住了。他常常仰头呆望囚室上方那个小小的铁窗。他会突然回过头来征询般看着那几个被派来监督守候他的“难友”。（犯罪分子被判死刑后，看守所方面都会派一些表现较好的轻刑犯进驻同一监室，去执行“监护”任务。除了监督，从思想上帮着做些疏导工作外，也确有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在生活上给予恰当的帮助的意思。因为被判死刑后，一直到被执行前为止，人犯都得戴着手铐和脚镣，生活上确会感到有所不便。）深夜他会突然大汗淋漓地惊起，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在念叨些什么。他急剧地消瘦，不肯吃东西。有一天，他躺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不动。一直闭着眼睛，流着虚汗，喘着粗气。把那几个监护他的“难友”吓得够呛，也担心得够呛。一直到傍晚时分，仍不见有啥缓转，他们不得不向管教报告。当管教带着狱医和两名“队长”赶来时，他却已经坐了起来，突然间变得无比地镇静和平和。头脑也变得很清醒。他说，第一，他决定要上诉了。第二，他需要一些纸和笔，要写一份重要的材料。材料写得很长，也写得很快，显然是早就“烂熟于胸”。写完后，密封好了，他说他一定要亲自当面交给省委书记本人。看守所方面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副市长”了。你现在要严格遵守监规。你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交代、揭发材料。但任何材料必须经看守所方面转交。“如果谁想见谁就见谁，这还叫看守所吗？这点道理，还用我多说？这一段时间以来，你对我们的工作，一直都配合得挺好的，表现得挺有风度，挺有水准。这一回，咋的了？”“我知道我现在是死刑犯，不能提这样的要求……”“那不就得了？把材料给我们。你还信不过我们？”“我这材料里涉及党内重大机密。”“你不是已经密封了吗？”“对不起。我必须当面交给省委书记本人。”“我说你这人啊，你不想想，你当副市长那会儿，一张嘴就能见到省委书记本人吗？不能吧？那时候都不能，这会儿怎么就能了呢？摔了这么大个跟头，怎么还没明白点事理儿？得了得了，快把材料交出来吧。别添乱了。”但不管看守所领导怎么劝说，这位前“副市长”都不肯把材料让他们转交。看守所的人其实也没太把这档子事当一回事。有的领导还认为：“嗨，啥材料，啥重大机密嘛。还不是为了多活几天，编出来的借口呗。这手法，小儿科，早先好些个死刑犯都跟我们耍过!”更多的人则是嘲笑这位“副市长”死到临头还“书生气”十足，“他想见省委书记？真是做梦娶媳妇，尽在想好事。我还想见总书记哩。见得着吗？嗤!”事情暂时就这么搁下了。但这件事不知怎么搞的，明里暗里地给透出去了。几天后，两个中年男人，带着省政府办公厅的介绍信，由检察院的一个同志陪同，到看守所里来提审这个“副市长”，让他交出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副市长”那天却一改往常的态度，矢口否认写过这样的材料。这两个中年男人带人上监室搜了个底儿朝天，也一无所获，甚至还把“副市长”带到一个空屋子里，悄悄地对他动用了一点刑讯手段，想逼迫他说出材料所在，结果仍一无所获。
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就这样突然地失踪了，在众多看守人员和监护人员的眼皮底下，失踪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去哪了？有人甚至怀疑他到底写过这样一份材料没有……
但根据同监室那几个“轻刑犯”的“揭发”，他的确写过一份很长很长的材料。负责这几个监号的管教也亲眼见到过那个装着这材料的厚厚的牛皮纸信袋。那，这材料哪去了？“
死刑犯”在最后被执行前，或被改判前，是不可能见到任何外人的。他的活动天地也就在监室这小小十几平米的方寸之内。况且二十四小时都有人跟他生活在一起。即便这些监候者有打盹疏忽的时候，监室内还安得有监视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是众目睽睽。众目睽睽之下，这材料怎么可能就此不见了？即便烟消云散，那也总得留下一点烟迹和云踪啊。但是，偏偏踪迹全无，完全彻底地蒸发了。这也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一天多后，同室的轻刑犯在帮“副市长”擦澡时，发现他两臂内侧临近腋窝处，出现两个乌黑的淤血块，好像是有人用金属般坚硬的东西，在此处用力夹击过。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小孩，此处的肌肤最娇嫩，神经元也比较集中。他们悄悄地惊问他，这是谁整的，下手这么狠？！他却只是笑笑，摇摇头说，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一不留神磕的。
如果材料不见了，人再被处决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天下因此也就“太平”了。现在人将被推迟处决，一切遗留问题都将重新摆到相关人士面前。命运之火将重新煎熬某些人。为了保存自己，他们绝不会放过一切在这关键时刻蓄意要跟他们作对的人的。其中当然也会包括他，劳东林。
他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来在陶里根所干的一切，最终是瞒不过这些人的。他们最终是要跟他“摊牌算账”的。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跟他摊牌、采取什么方式摊牌，他现在当然还不清楚。但是，最高院方面的最新决定必将促使这人加快跟他摊牌的步伐。这一点，他是充分估计到了的。
怎么办？
这时刻，他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下来考虑一下。
一定要冷静。千万要冷静。
三 瞒天过海（2）
……风轻轻掠过会所后头那片柞树林，这使得傍晚时分的这座精英会所显得越发的寂静。邵长水面前的这杯黑咖啡只象征性地喝了一两口，而劳爷跟前的那一杯，却已经续过两回了。续过两回，他俩还一句话都没说哩。邵长水没开口，是自从进了这大屋子以后，他立刻觉出劳爷除了疲惫，还显得有些神不守舍，有些心烦意乱。在没有搞清劳爷如此烦躁的原因前，他不想贸然开口，怕按错了哪个“按钮”，一下惹爆了这个颇有些个性的老家伙，反而把事搞砸了。前不久，曾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当时省厅办公室的新任主任，带手下两个工作人员，也上陶里根来找过劳爷。当时，那位主任是奉命来向劳爷索要一批文字资料的。“老家伙”干几十年刑警，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天天记日记。记“破案日记”。坚持二十多年，这些文字的价值就不得了了!无论从它的文献价值，还是对当前刑侦工作的实际指导意义上来看，都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无法替代的。正因为如此，省公安厅和省刑侦总队的领导一直在动员说服“老人家”能把这些“日记”交出来。他们也一再向“老人家”保证，日记里但凡涉及他个人生活隐私的，组织上一定加以妥善处理，或删，或改，怎么删，怎么改，都由他自己决定；甚至还答应付给他一笔相应的“资料费”或“教材费”做补偿。需要的话，还可以从政治部宣传处调一名“笔杆子”来帮他做文字方面的整理工作，等时机成熟，再由组织出面，上外头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帮他正式出版这本“日记”。（当然不以日记的形式和名义出。至于到底以什么名义和形式出版，到那时候再说。）按说，这么做，于公于私，都是件双赢的好事。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件事情上，“老家伙”却一直跟领导虚与委蛇地对付着，周旋着，既不说自己真有这么个“日记”，也不说没有；既不说把它提供出来，也不说不提供。那天，那位办公室主任等一行三人，长途驱车数百公里，从省里赶到陶里根，把老人约到江边一家高档饭店的高档包间里，冷拼热炒，划拉了一大桌；临了，又专门上了一道“鲍鱼拌饭”。点这道名菜时，主任真犹豫过。最好的鲍鱼拌饭，一例就得五百多。一般的也得三百多，当然也有一百多的。由于这一回是厅领导亲自交办的差使，别说点一例鲍鱼拌饭，就是点个三例五例，回去肯定也都能报了。总的原则是不能怠慢了这“老家伙”，得把“日记”搞到手。这一点，这位新近提起来的办公室主任，虽然年轻，但还是明白的。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厅里的办公经费和办案经费相当紧。同志们外出办案，都得自己掏腰包先行垫付差旅费。医药费也只给报一部分。这些窘况，作为办公室主任的他，自然是清楚的；想到这里，他一咬牙，给“老人”点了一例五百多的，给自己和两位随行人员各只要了一碗价值十五六元的乌鱼蛋酸辣汤。没曾想，这一下可把老人惹翻了。他心想：朋友之间吃饭，就图个顺气合意痛快。你这是在干啥呢？!手头紧，咱们都喝酸辣汤也没啥。多年来，跟弟兄们一块儿破案追逃，蹲坑守候，一个发面饼一壶凉白开一坨干嚼面，嘎吱嘎吱，咕嘟咕嘟，夏天经受着比桑拿房还蒸人的闷热，再合着那一窝窝比大拇指盖儿小不了多些的蚊子，冬天经受着比刀子还锋利的西北风的“凌迟”……啥样的罪没一起受过？不都生扛过来了!今天你让我瞧着你们稀里哗啦喝那啥也不是的酸辣汤，我要咽得下这名贵的鲍鱼拌饭，我劳某人不成了啥了？!!你这不是明摆着在埋汰人，不想让我好好吃这顿饭嘛!“埋单!”老人马上板起脸，推开刚端上来的那例用两根鲜亮翠绿的油麦菜围衬着的“鲍鱼拌饭”，收拾起撂在桌面上的高档手机和名牌烟盒打火机，一甩手，居然就起身照直往外走了。走过账台跟前，“啪”地拍出一张银行卡，还把这顿饭的账给结了，真是一点面子也没给那位年轻的办公室主任留，整得他相当难堪，相当憋气，回去还没法跟领导交代。邵长水今天当然再不能这么干了。但不开口又怎么能摸清他这颗“炮弹”里的“装药情况”呢？真叫人左右为难。其实，劳爷心烦意乱是因为他正焦急地等着几个“朋友”的回话。刚才得知最高院方面的那个决定后，他觉得这时最重要的是得保证祝磊的人身安全。有人既然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监所去搜抄那份材料，当然也有可能派人去加害他。所以，放下电话后，劳爷立即又打了一圈电话，去探问情况。比如，有关方面对祝磊已经采取了什么保全措施、还应该采取哪些更保全的措施。更重要的是，怎么把他的一些设想传递给有权采取这些措施的那些“朋友”和“战友”那儿去。这种“传递”，还得做得比较巧妙，不能伤了这些“朋友”和“战友”的“自尊”，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太为难了。
再说，他也完全明白邵长水这时想跟他说些什么。他这时根本没那个可能跟邵长水去讨论什么“公安纪律”问题。他已经为了回避这个重大的纪律问题，脱去了他不想脱的警服，离开了这个从心底里来说完全不愿意离开的队伍。他已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现在，还要扯啥扯呢？这难道不也是“生不留青史名，死不溅千古血，生死两由之，天地自苍茫”么？！
不一会儿，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便激烈地震颤起来。劳爷赶紧抓起它，匆匆对邵长水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到一旁去接电话了。两分钟后，他回到座位上，对邵长水说了句：“今天谈不成了。咱俩改天再找个时间聊吧。”一边收拾他那漂亮的烟嘴打火机和烟盒，一边就要走人。
“劳支队长，能容我说一句话吗？”邵长水站着没动。他觉得，如果今天果真连一句话都没说上，就让他这么走了，不仅显得自己太窝囊，也显得太不公平。
劳爷拿着那些零碎玩意儿，稍稍滞顿了一下，匆忙应道：“说，你说。”
“我绝对没那个意思要来干涉您的行动。您是老前辈，一生坎坷，功勋卓著……”邵长水恳切地说道。
“嗨，别扯淡。到底要跟我说啥？”劳爷很干脆地打断了邵长水的话头，催促道。
“有您那样的经历，又有您这样的智慧，我当然相信，您干啥事，都有一定的道理……”
“……”劳爷眯起眼，定定地看着邵长水，等待他往下说。显然，邵长水的从容，也让他从一时间的躁急之中平复了下来。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是，也请恕我直言，我只想请您考虑一个问题，您把那么些还没脱制服的老同志都拽进这档子事情里。您，为他们考虑了退路问题吗？也替咱厅里几位领导考虑了影响问题吗？”
“谁拽谁哦，小伙子……”劳爷那尖细的眉梢敏感地耸动起来，嘴边很快地掠过一绺自嘲般的苦笑，然后很快看了下手表说道，“没时间跟你扯这个了。但我想，咱俩一定得好好谈一次。小伙子，看来，你不仅不了解情况，而且还有许多糊涂观念要澄清。你这么看问题，是不行的。多少年来，我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地走过来的。不少人还这么糊涂着哩。可总还以为自己活得特聪明，挺自在哩。这样吧，你把手机开着，等我来约你。我们一定得好好谈一次。无论如何也得谈一次。”临走前，他又交代那位女领班，为邵长水准备一顿精致的晚餐。屏风后头一张紫酱红色的硬木八仙桌，由一盏落地的宫灯幽幽地照亮着。不多会儿，菜肴都盛在一套五寸青花缠枝献寿餐具里，由那位女领班亲自送来。全都是很清淡爽口那一类的，比如百合西芹、芙蓉鱼片、清炖粟子乳鸽等等，就他自己一人在灯下寂寂地享用。给他的感觉，仿佛不是他在那儿吃东西，而是这一整幢完全蔫不出声的大屋子，在默默地细细地嚼着他。吃罢晚饭，女领班在递上热毛巾把的同时，还随意地问了一声，要不要给他开个房间休息一下。她此问，肯定没别的含意，但邵长水却慌忙地谢绝了。他谢绝，除了“防患于未然”，这一刻也确实觉得自己不仅不需要什么休息，反倒想四处去走一走。几分钟后，他便沿着来时的那条路，把车慢慢开出了这个近似无人居住的别墅区。
三 瞒天过海（3）
出了别墅区，再回过头来鉴识方位，就能很清楚地感觉出，这座“精英会所”（或称之为“私人会所”也可）跟那个咖啡吧一样，都坐落在那条著名的滨江大道上。不过，一个在大道的西头，一个在大道的东头而已。而那个咖啡吧离那条被当作国境线使用的大蒙江，直线距离只有百十来米。它身后还长着几十棵几十米高、水桶般粗的加拿大黑叶杨，层层簇拥在一起，颇为壮观。大蒙江宽阔，绵长。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它，这时正嘎嘎巴巴地开着江。对岸就是异国那广袤而神奇的土地。（据说有史可证，对岸沿江那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曾是
我们的国土，一百多年前才被强力割据过去。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前，这条宽阔的“界河”大蒙江，原只是咱中国的一条“内陆河”。）一漫坡倾斜的河滩地里正弥漫着初春的泥泞，空气中流淌着一股挡不住的清新。耸立在江边码头上那些棕黑色的仓库已经非常陈旧了。偶尔驰过的老式公交车，孤单地行走在新添置的异形路灯和霓虹广告下，使这儿的寂静和空旷加进了一种深邃和寒冷……前边已经说过，陶里根这边境小城，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几乎是每天每周每月都在发生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滨江大道，街心花园，四星级的国际友谊饭店，边贸一条街，各式各样的交易中心，旅行社，洗浴中心洗头房洗脚房练歌房餐厅宾馆……几十年前的旧街道，一条也找不到了。甚至连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一间都找不见了。只在土地规划局对马路保留了一幢老楼。楼不高，两层而已，铸花的铁栅栏和黑漆的大铁门，土洋结合，中俄风格皆备，据说是这小城历史上惟一一个老字号酒厂老板留下的私产。据说当年这家酒厂酿制的高度烈性酒，曾受到界河对岸那些男人们的特别青睐。界河对岸那个城市，二十年来市容可说是基本没什么变化。新盖一个歌剧院，五年了，灰秃秃的水泥墙还被脚手架包围着哩，跟一条被馋猫舐过的死鱼似的，只剩个骨架，嶙嶙峋峋地耸立在寒风里。相比之下，陶里根真可谓是“突飞猛进”了。而这一切变化都是那位代省长顾立源在这儿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时发生的。那个阶段，他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雷厉风行，排除一切阻力，用了一切手段，撤换了几十个不听话，或工作不得力的下属，留下了一摊儿的确不容任何人忽视的“业绩”。他就是土生土长在这条界河边的。这儿的人，秋冬季节，习惯把外衣披在肩上。他也喜欢披着外衣。他个儿高，嗓门又大，人们常见他披一件黑呢大衣，拧着眉头，随便往那儿一站，特有一种气势，不出声也自生三分威。他在陶里根那会儿，上下都不称他“市长”和“书记”，只称他“老板”。而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助手，当面直呼他“老大”，背后也只加个姓，称“顾老大”，或者称“咱老大”。他上哪去，都是一辆英国的陆虎越野，后面再跟一二辆黑壳大奥迪。坐车，他习惯坐副驾驶座，即便坐奥迪，也喜欢坐在前边。别人告诉他，副驾驶座坐不得，一是危险：但凡出车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坐在这位置上的人。再者，这是秘书警卫的座位，跟您首长的身份不相称。他拧起眉头，挥挥手说，啥秘书不秘书的？你瞧不起秘书？我跟你这么说吧，乡长，说穿了就是区长的秘书。区长，就是县长的秘书。县长，就是行署专员的秘书。将来有一天，我万一要能上省里干个啥，你们别以为就有多么了不得，那也是在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当跑腿的，你以为咱们是啥呢？！传说中，他是一个特别会办事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热心替人办事的人。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事实上确也如此。所以，在他身上居然能发生这样的“怪事”：他当区长时，一些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或一些委办局的主要头头会倒过来“求”他为他们到县长县委书记跟前去说合某些大事。而他当县长的时候，地委和行署的一些领导经常派他去省里为地区跑一些项目，跑一些额度外的资金。因为他跟一些省领导的关系的确比他们还要近。他这人还有一点好，不仅为领导办事热心，手下的人求他办事，他也一样热心。他还特别器重那种有能力会干事的人。当然也得有个前提，那就是你得能为他所用。当年，那位祝副市长研究生毕业，为照顾家庭困难，无奈回到陶里根来当了个中学教员。那时候，陶里根还只是个县级市。那年月，别说研究生，就是大学本科生、专科生，只要能去了中等以上的城市上学，绝少还愿意回县里来谋生的。听说有这么一个研究生回来了，他第二天就去看望了他。要知道他当时的身份无非也就是个机关小办事员，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他还是尽自己所能，为祝磊解决这困难那问题的。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他被提起来当了县领导，迅速把祝磊提起来，坐到了学校副校长、校长的领导岗位上；后来，也是通过他的举荐，祝磊才得以到省财经学院工作，重返省会城市这个人生大舞台，才一步步走上了省会城市市政府领导这么个重要岗位。
这样的两个人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矛盾？以这位代省长的脾气个性和阅历，怎么会去“陷害”一个一直被自己器重、亲手提拔起来，而且无论从行政级别还是行政职务上说，一直比自己都要低许多的人？
邵长水真是想不明白。
邵长水把车停在离咖啡吧不远的界河边上，打量着这小城的夜景，看着在黝黑的江面上来回穿梭的气垫船上发出的灯光，听着从咖啡吧里传来的低微的美国乡村音乐，一边等着劳爷的来电，一边在心里这么翻腾着。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手机突然响了。邵长水赶紧拿起来接听，是劳爷打来的。好像是出了什么事。只听得劳爷从牙缝里嘶嘶地出气，短促而低粗地呻吟着，让他马上去见他。邵长水忙问，怎么了，您在哪儿呢？劳爷说，你上医院来吧。赶紧。邵长水忙问，干吗去医院？您怎么了？劳爷不耐烦地打断他的问话说道，你就赶紧吧。我出车祸了。我在地区人民医院急诊室哩。邵长水忙问，没什么要紧的吧？我这就去。劳爷哼哼了两下说道，暂时还没死哩。以后，就难说了。你快来吧……
邵长水忙赶到急诊室，眼前的景况居然比他能想象到的要严重得多。出现在他眼前的劳爷，整个儿跟一个血人儿似的，已经打上吊针，输上氧气了。脸色青白得厉害。一条左腿肯定是撞断了，好像在离开车祸现场时，就被去抢救的医护人员用夹板绷带固定住了。那洁白的绷带也早已让渗漏出来的鲜血染透。但，主要的伤恐怕还不在那条腿上，而是在额头和胸部。由于胸腔内部什么地方已然破裂，这时，劳爷每一口急促的喘息，都会从他嘴角处迸出一丝丝带血的泡沫。即便在这时刻，他的一只手还紧捂着他那个黑色的真皮小手包，好像怕谁夺走它似的。让邵长水吃惊的是，到了这一刻，生性固执和要强的他还在跟那个主治大夫较着劲。主治大夫要立即把他送到手术室去做急救手术。他却固执地、十分吃力地反复说着：“……转院……你给我转院……我不在你这儿动手术……”主治大夫好像跟劳爷挺熟。（边境小城就那么点儿大，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很容易熟识起来。）他很严正地告诉劳爷：“劳经理，情况很危险。时间也有限……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我就不能为你保证什么了。”但劳爷还是坚持要转院，看到邵长水走进急诊室，他立即示意主治大夫，他要跟邵长水单独说一会儿话。
“劳经理，您真的是不想要命了？”主治大夫说罢，额头上渗出些冷汗珠子，但仍然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
这时，劳爷已虚弱到极点。（邵长水完全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前，还是那么自信强硬的一条汉子，仅仅间隔了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已经连话都快说不动了。）等急诊室的门在那位主治大夫身后关上以后，他闭上眼，让自己稍稍喘息了一下，才吃力地抬起一只手，示意邵长水挨近一些，听他说话。等邵长水弯下腰，贴近了他的时候，他说出的一句话，着实让邵长水吃了一大惊。他说：“救……救救我……救救我……”
邵长水一愣。不听大夫的处置，却要他来救他。什么意思？“还是听大夫的话，赶紧去做手术吧。”他着急地劝道。
“不能在这儿做手术……明……明白吗？不……不能……”他想用力抓住邵长水的手，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医院和这几位大夫的“背景情况”，但这时他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力气了。但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这个恳求是那么的急切，无奈。这一瞬间，他眼眶里甚至迸出了泪水。很绝望，很焦虑的一种泪水，而后用力抓过邵长水的手，抓起那根带血的绷带，在邵长水的手心里，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血字，“谋杀”。
“是……是……是谋杀……谋杀，不……不是正……正常的车祸……明……明白吗？”他低声地喘息道。他含着眼泪，试图向邵长水说明真相，但已经没有力气再往下说了，只能又干干地咂咂嘴唇，再一次喘息着合上了眼睛。本想休息一会儿，攒点力气，再跟邵长水做一点什么交代的，这时听到诊室门外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透过门扇上那两块窄长的磨砂玻璃，可以隐隐绰绰地看到，又来了好几个人，聚集在急诊室的门外，好像马上就要闯进来似的。
劳爷感觉到了外头的这个阵势，浑身止不住地战栗起来，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再度示意邵长水靠近他，用罕见的毅力，从自己那个手包里掏出两样东西，塞进邵长水随身带着的那个手包，并示意邵长水赶快把手包的拉链拉起来。这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再做任何动作了。那个带血的手包，也“啪嗒”一声，从他指缝间滑落了下来。邵长水刚要弯腰去捡，诊室的门被推开了。大夫、院长和闻讯赶来的盛唐集团公司老总饶上都、市交通管理局事故处理科的几位同志……一大群人一起涌了进来。邵长水潜意识地警觉到，自己这时不能去碰劳爷的这个手包，不能在劳爷的手包上留下一点自己的指纹。为什么自己不能碰这个手包，为什么不能在它上面留下自己的指纹。碰了它，留了指纹，又会怎么样……所有这些问题，这时他还都说不清。只是多年的刑警生活和刑侦经验“融合”“转化”成本能里的某种东西，在提醒他，警告他：“别碰它，别在它身上留下你的任何痕迹。”他服从了这种发自本能的警告，一个激灵，一哆嗦，立即缩回了已经快要触碰到那手包的手，直起腰，向闯进门来的那一帮子人转过了身去。
已经毫无自主力的劳爷很快被推进了手术室。那个带血的手包也被那一帮人中的一位捡拾起来，带走了。劳爷被推离这个诊室时，脸色灰白，神情却显得非常平静，似乎像是昏迷过去了，眼睛再也没睁开过。但邵长水却感觉到，劳爷此刻是清醒着的。他的眼皮在轻微地战栗，他左手的两个手指也在不住地抖动着。可以看得出，他是想努力睁开眼，张开嘴，想最后再跟邵长水说一点什么的。只是，他没有力气再睁开眼了，没有力气再说任何话了。
一个多小时后，已经摘去手术手套和口罩的主刀大夫，很平静地走出手术室，对等候在门外的那些人说，很抱歉，因为伤势太重，送来得又太晚，劳经理没能抢救过来。“真没想到，他的生命力和生存欲望还那么强，血压、心跳和脑电波完全消失后，他的呼吸还一直坚持了好几分钟。真是奇迹，完全是个奇迹。”
四 一场春雨，是绵绵细雨
离开医院后，邵长水马上回到那个小宾馆，匆匆办了退房手续，本想马上离开这个边境小城，当晚就赶回省城去。但是，车出了城，飞一般地跑了十来公里，却怎么也没法再往前走了。他浑身胀热，呼吸短促，手脚酸软，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看不清路况，也注意不到那些呼啸而过的大货车的状况。在通过一段破碎的路面时，他几乎没加任何处理，整个车被一个大坑颠飞了起来，脑袋猛地撞到车顶上，胸部也被方向盘重重地那么磕挤了一下。眼看失控后的车子斜刺着直向路边的水泥护栏冲去，他这时突然清醒过来，惊慌中，本能地去点
了两脚刹车，又往回打了半把方向。车几乎擦着那水泥护栏，又往前滑行了那么几十米，才慢慢停住了。
脑袋嗡嗡地胀疼，胸口也隐隐闷疼。不知何时，车外淅淅沥沥下开了小雨。听着小雨均匀地打在挡风玻璃和车顶上的窸窣声，过了好大一会儿，浑身一直紧绷着的他，才慢慢有所松弛下来。借着大灯的强光，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前后左右的情况。发现路的左前方不远处有个出口，出口外连着一条并不太宽的砂石路。黑暗中看不清这条砂石路到底通向何处，但砂石路两旁各栽种着一排高大的杨树，在黑夜里，这些拥有粗大树身和巨大树冠的老树，把这条路掩蔽得很严密。他这时正需要一个比较清静而又确保自己不受干扰的地方，停了车，让自己认认真真地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好好评估一下。于是松了手刹，挂上一档，慢慢把车踅进那砂石路口，又往里走了二三十米，这才完全停了车，灭了灯，熄了火，松开安全带扣，长吐出一口气，往座椅上一靠，忍着头部的胀疼，对自己面临的局势，细细检点起来。
首先他确定，自己在事发后，立即慌急慌忙地离开这小城，是非常不明智的。假如，劳爷确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被“谋杀”的，那么“凶手”一定早就盯上了劳爷，因此一定也掌握了他邵长水的动态。甚至还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凶手”决定今天对劳爷下手，很可能跟他俩今天的这个见面不无关系。（跟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个最新决定也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凶手”，或“凶手”背后的人，不希望劳爷把他近几个月来调查了解所得，交到邵长水手里，所以抢在他俩细谈前，下此“毒手”“灭口”。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事发后不久，他突然“失踪”，离开了这个小城，只能被这帮人认为，他已经从劳爷嘴里得到了什么情况，他们就会或明或暗地追踪过来，要纠缠他，控制他，甚至在必要时，也未尝不会对他下什么“毒手”，以图“灭口”。为此，现在他必须以一个平常人的平常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以便能让他们错以为，他从劳爷那儿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假如不是谋杀呢？那自己更没必要这样“匆匆逃离”此地了。他更有那样的义务，留下来帮着把劳爷的后事料理好。
总之，不管是谋杀，还是不是谋杀，保持平静，暂时留下，是惟一恰当的做法。留下，看一看，也许还能看出一些名堂来呢？
慌个啥嘛！
想到这里，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稳住自己的情绪，掏出手机，给小宾馆前台打了个电话，说明自己就是刚才退房的客人，并亮明了自己省公安厅刑警的身份，是来此地办案的；并问，在我退房这段时间里，有人来打听过我吗？听到前台服务员回答说没有，他稍稍松了口气，立即又关照道，因为工作需要，他得马上回来，还要住原来的那个房间，并请他们在电脑里删去刚才退房的记录。
赶回那个小宾馆，他怕已经有人在监视这地方了，便没像先前似的，大大方方地从正前方进入小宾馆大门口的停车位，而是绕到后门，把车停到后院一个背静的角落里。他也没直接到前台去取房门钥匙，也没坐电梯上楼，而是走安全通道，爬楼上了自己住的那一层；到房间门口，才打电话让前台服务员把房门钥匙送到他手上。接过钥匙前，他掏出带有金属警徽牌牌儿的刑警证，让那个前台服务员看过，然后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里，告诉他，不管有谁来打听，都不能跟他们说，他刚才退过房。“这是破案的需要。千万别跟我二五眼了。啊？”他再次强调了一遍。那服务员忙点点头，问：“假如有人来找你，让见不让见？”他说：“除了别透露我退过房，别的，该干吗还干吗。真有人来找我，你们得问明白来人的姓名和单位，先往我房间里打个电话通报一下。”
送走服务员，他锁上房门，拉上窗帘，关掉大灯，只开一盏台灯，戴上手套，既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地从手包里掏出劳爷塞进去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一个袖珍的小记事本儿，另一件是一把形状颇有点怪异的钥匙。这两件东西上，现在都沾着劳爷的血。袖珍的小记事本做得十分精致，仿羊皮的封面上，烙着凹凸不平的几个俄文字母“HEPKA”，页边都镀着金粉。扉页上还印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后来邵长水打听到，这种鱼是出产于俄国中部著名的勒拿河里的红鳟鱼，而“HEPKA”这几个字在俄文里，也就是“红鳟鱼”的意思。）打开记事本，大部分的页面都是空白的。只有一头一尾，各有几页是写了字的。头上的几页，写的全是英文字母。邵长水懂一点英语，根据他掌握的那一点英语单词和英语拼写知识，他断定，这些英文字母完全是无序罗列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是借用英文字母，劳爷自创设计的一种“密码语言”（？）。记事本的最后几页上，倒是让人看得挺明白，那里抄写了一份五笔字型的字根表。看来，下海后，劳爷为了让自己适应新岗位的需要，学习在电脑上使用五笔输入法进行文字录入。五笔输入法，有它的优点，但它的难度恰恰就在初学时，必须熟记大量的字根符号。许多年轻人都怕学这“五笔”。相对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就更不是件简单的事了。看来，他学得也不轻松，把这些字根认真抄在记事本上，随身带着，以备随时查用，方便记忆。“唉，这个赶时髦的老头……”邵长水轻轻地感叹道。而那把钥匙，方头，扁平，窄长，缺口部分全是一些大小不等的正方形。它指定不是常见的老式门上那种撞锁的钥匙，也不会是时兴的防盗门上的那种多棱形的钥匙。它会不会是劳爷自己在这小城里居住的那个单元房的门钥匙呢？他是个敏感多疑，而戒备心又挺重的人，他有可能把自己房门上的锁换成某种新式的锁。但邵长水又想，假如是他房门上的钥匙，那应该是一把经常使用的钥匙，按常规，它应该和别的那些经常使用的钥匙串在一起，应该是一大串。“车祸”是突发的。他不可能事先就想好了要出事，事先就把这把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准备着交给邵长水。当时劳爷从手包里取出这把钥匙时，既没有那个可能，也确实不是从钥匙串上取下它的。这一点邵长水记得非常清楚，劳爷是一下就掏出它来的。也就是说，它在劳爷的手包里，一直是单独存放着的。或者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在车祸之前，劳爷就把它单独取下来，放在手包里了。那么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它有可能是一把开启什么锁的钥匙呢？劳爷在预感自己生命之源将不续时，居然把它和那几页“乱七八糟”的英文字母一起，当作“十万火急”、“万分重要”的东西，留给那时那刻他认为惟一值得信赖的邵长水。他想干什么？他想告诉他什么？他想让他去找什么？保存什么？躲开什么？……
这一连串的谜底究竟是什么？
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的死是“谋杀”？
邵长水仔细端详着那把钥匙。钥匙尾部的方孔上系着一块真皮做的钥匙坠。这是块椭圆形的皮子。皮子的边缘整齐地轧出一圈锯齿形的花纹。整块皮子跟一只压扁了的鸡蛋差不多
大小。皮子的糙面上隐约可见用圆珠笔写着几个英文字母：“GWTYOAG”。同样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字母组合。邵长水努力把它们分拆开来解释。假如只是“ＧＷ”，那是制导武器“Ｇuided Weapon”的缩写。后头的“ＴＹ”则是英语中“总产量”（Total Yield）的缩写。如果再加上后面的几个字母，又没意义了。难道说，这把钥匙能开启某种制导武器的总产量的秘密？这种解释不仅牵强附会，而且有点荒诞不稽。再分拆开来看，前头三个大写字母“Ｇ、Ｗ、T”再加一个字母“W”，则是那本著名的通俗小说《飘》或《乱世佳人》的原著名《随风飘去》（《Ｇone With the Wind》）的英文缩写。但这里在“G、W、T”之后，并没有什么“W”，再加上后头的那五个“Ｔ、Ｙ、Ｏ、Ａ、Ｇ”字母，却同样读不出任何意义来。
那么这七个字母排列在一起，到底说明什么？
解释这七个字母都这么费劲，那好几页的无序英文字母组合就更不知怎么去破解了。
这老小子在跟人玩啥呢？
正在踌躇为难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边境小城夜雨的寂静中，那老式拨号电话机的铃声听起来特别惊心动魄，头皮都会为之一乍一麻。邵长水本能地跳起，忙拿手包把桌上那两件东西遮盖起来，这才折身去接电话。电话是前台服务员打来的。他告诉他，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一个叫邵长水的旅客，是否退房走了？
“你怎么跟他说的？”邵长水忙问。
“就按您吩咐的说的。我说，我帮你上电脑里查一下。然后，故意耽搁了一小会儿，再回他话，说您没退房。我没说错吧？”
“你没问打电话的这人，他是谁？”
“问了……”
“他怎么回答的？”
“那家伙贼凶，恶狠狠地拽了我一句说，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啥？说完，啪的一下，就把电话撂了。”
“哦……谢谢你了……”
放下电话，邵长水倒有些紧张起来。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不能那么太有把握地肯定，那场导致劳爷死亡的车祸，就是“谋杀”，那么，现在他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定，这是一场谋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