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突破口在哪里?”赵五六追问道。
“在目前看守这么严密的情况下，没有幕后指使和幕前同案，这二位是绝对串不了供的。因此．他们一串供，就把这幕后指使和幕前同案暴露了出来。好啊．那就将计就计，顺藤摸瓜呗。先捣黄龙府，再杀他一个回马枪……”邵长水娓娓道来。
“咋个捣黄龙府．又咋个杀回马枪．说点实际的。”赵五六又一次呵斥道，但语气中显然已带上的许多赞许的成分。他这人就是这样，只要你把活儿干得漂亮．他就会不加掩饰地表示他对你的赞赏．就会重用你．宽容你。这也是不少同志挺愿意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能让我先接触一下那个家伙．再来说别的吗?”邵长水笑道。
“钱拿得不多．名堂还不少呐!”赵五六一边也笑道，一边却已经站了起来，向外走去了。表示他赞成邵长水的提议和请求，先去接触一下那个家伙。
凌晨三点来钟，他们结束了在东坝河的这次案情汇总和分析会，几位领导就开着车，去和顺面馆吃夜宵。刚在后院的包间里坐定，赵五六的手机响了。是总队值班员打来的，说是圣西堂的神父齐德培报告，曹楠有可能要自杀。
“曹楠那丫头她又玩啥呢?”赵五六立即拨通了齐德培的电话，问。
齐神父说，曹楠刚给他打了个电话，情绪非常低落，说了许多感伤的话，话里还带着诀别的意思，好像有那么一点想自杀的意思。
“你是神父，好好开导开导她……”赵五六说道。他还是有点不相信，曹楠竟然会自杀。
“她让我转告你们，她绝对没有动过祝磊的材料。她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但是她肯定没有动过这材料。她可以用死来证明这一点……”齐神父说道。
“她知道我们又找你谈过话了?”赵五六问。
“从您那儿回来后，我就打电话给她了……”齐神父答道。
“我不是告诉你，暂时别对任何人说，我们又找你谈过话了?”赵五六有点急了。
“是啊，我原来也不想给她打电话的……可是……可是……我想知道到底是谁在那几天里动了那份材料……因为我确实没动……”齐神父吞吞吐吐地说道。
“行了!”赵五六立即打断齐神父的话，问，“曹楠这会儿在哪呢?”
“可能……可能……她已经从你们那个龙湾路八十八号回到她自己那个屋子里去了吧……”
“我不是已经安排好了，让她在八十八号院里住下，怎么又让她回码头街了呢?”邵长水疑惑道。
不一会儿，赵五六带着邵长水就赶到了码头街。齐德培已先他们一步赶到，正在急促地敲着曹楠房间的门。
“她肯定在屋里?”赵五六问。
“在……刚才我还跟她通了话。让她别干傻事。我告诉她，上帝创造的生命不只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没权随便处置它……”
“得得得!”赵五六喝断了神父的。说教”，上前敲了两下门，叫道，“曹楠，我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赵总队长。你开门。听见没有?我再说一遍，请你开门。”
门里头没半点反应。
这时，有邻居被吵醒．不时从他们家的窗户里探出头来窥视，见一帮人在曹楠房门前“凶神恶煞”似的叫门，好像在玩命讨债，便都不敢声张，有的索性赶紧把窗户关了．缩回黑暗里去了。赵五六又叫了一回门，见里头还是没回应．便示意了邵长水一下。邵长水抬起右腿，一脚踹去，那老旧的门板便应声倒塌。几个人忙冲进屋去，摸着灯绳，拉亮灯；只见曹楠头冲外，斜躺在床上，左手软沓沓地垂落在床沿外。从左手腕上滴下的血已然在床前的地板上流成了一大片。
“快给武警总队医院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赵五六一边吩咐邵长水，一边上前一把抱起曹楠就向楼下跑去。省厅没有自己的医院，遇到这一类情况．他们总是把当事人送生武警总队医院，特殊“看护”起来。
总队的大夫说．如果再晚送去一二十分钟，这丫头就“真没救了”。
曹楠慢慢苏醒过来后，第一句话问的是，她是不是已经“被捕”了?如果已经被捕了，她有话要说。
赵五六说，如果只有“正式被捕”．你才肯说实话的话，那我现在就去办理正式逮捕你的手续。
曹楠惊喜道，那……那我现在还没被捕?
赵五六说．如果你老不跟我们说实话，老干这种没名堂的事，那可就难说了。
曹楠又抽噎地说道，你们为……为……为什么要救我呢?
赵五六直直有点酸疼的腰说道，为什么?理由太多了。最起码的一条是，你还没跟我们说实话哩。
曹楠闭上了眼，默默地背过身去，流起眼泪来；而且越哭越伤心，不一会儿，整个人都抽搐起来，差一点又休克过去。经大夫抢救，又给了点镇静药，到天亮时分，她沉沉睡去。邵长水从龙湾路八十八号叫来一位女工作人员守候她，再三关照，要寸步不离；而后他自己和赵总队便回总队部歇着去了。大约到上午十点半光景，那位女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曹楠醒了，坚持要见总队的领导，“有话要说”。这时，赵五六也已经起来了，洗了把脸，正要召集全总队科、队一级领导，听取面上的工作汇报，就让邵长水去医院跟曹楠谈。到中午时分，邵长水打回电话，说已经谈完了。
赵五六忙问，小丫头的伤口咋样?
邵长水答道，还行吧。
赵五六又问，谈出点情况来了没有?
邵长水稍稍静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道，谈出点情况来了。
赵五六又问，谈出点情况来了，你叹啥气呢?
邵长水说，她交代，伪造和改写材料的人，是劳爷。
赵五六一震。劳爷?怎么会是劳爷呢?!他老人家干吗要伪造和改写祝磊的材料?
　
二十二 仙客来（4）
曹楠说，材料从看守所转移出来后，她在第一时间里，就把东西交给了劳爷。这件事，实际上一直是劳爷在帮着策划和安排的。得到律师从看守所带出来的口讯，说祝磊要她设法帮着把材料从看守所转移出去，她掂掂分量，知道自己干不了这样的事，就赶紧去找了劳爷。劳爷知道她跟祝磊等人有来往。祝磊出事的那会儿，劳爷还警告过她。他告诉曹楠，这件事的内幕一定非常复杂，否则，像祝磊那样的人绝对不会“开枪杀人”。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也闹不清楚。他让她立马中断和祝磊圈子里所有人的来往，“就像从不回头的风一样，赶紧悄悄地从那林子里消失。”劳爷说话，有时还挺带一点诗意。他要求她．不仅要撤出那个圈子，而且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都不要再提及自己过去跟祝磊的那点关系。正因为劳爷过去说过这样的话．那天她还挺担心，劳爷会不会来插手这档子事。但那天挺出乎他意外的是，劳爷听完了她的请求，居然啥话也没说，只是怔怔地看着她，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家伙真鬼。他那么多老关系都不找，偏找你。可他这一招真是个高招．他知道你目标小．谁都不会防你。也知道你鬼机灵，人缘又好，一定会替他技人来办这事。”当时曹楠还忐忑地说道：“您要觉得我不该办这事，我就去跟传话的律师说……”“别别别……先别去回绝。先别回绝……”劳爷赶紧劝阻，同时，眼睛中却闪烁出一段时间以来很少再出现过的那种狡黠和兴奋，好像突然打了一剂强心针似的。
没人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突然兴奋起来。
是因为，祝磊的这份材料使他有可能把被迫中断了的秘密调查又继续下去，因而又燃起了一种强烈的生命诉求和事业冲动?
不知道。
是因为，他终于又逮到一个绝好的机会去“报复”和“回击”那些始终不明白他、不希望他、也一直在竭力阻挠他去做一些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的人?
不知道。
还是因为觉得整个事情终于按照自己原先设想的步骤在一步步实现了?
可能吧……但也没法确定……
反正接下来的事情都是他安排的。曹楠只是“遵照执行”而已。当然，“条件”是，一，不要对任何人说随参与了这件事；二，转移出来的材料，要先交给他看一看，
曹楠答应了，也“遵照执行”了。原件交给劳爷两天后，劳爷还来的是一份复印件。他说．原件已经存到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复印了一份．交她保管。她当时心里稍有一点别扭。但觉得，原件由劳爷保管．这互该是最保险的，就没想得更多。她为了“万无一失”，又把那份“复印”件复印了一份，让齐德培也代为保存一份。一开始，她原以为，劳爷会尽快设法把祝磊的这材料交到有关部门去，让它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但过了一些日子，却见劳爷并没动静。又过了些日子，还不见有动静。她有些忍不住了，悄悄地打了个电话去问劳爷，到底准备拿这材料做啥打算?却不料劳爷还挺有些不耐烦地“呲”了她一句，说：“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劳爷对她从来都没这么不耐烦过。这让她特别难过，也有点伤心，同时她也着急。她当然也知道，秘密地从看守所“犯人”手里往外转移东西，是一种违犯法行为。况且这“犯人”还是个死刑犯。事情败露，当事人绝对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如果及时把转移出来的东西上交给有关部门，也许能使他们这种“违法行为”多多少少取得一些合法性，减轻一点“罪责”。再说，祝副市长之所以要把它转移出来，一定有他重要的意图。千辛万苦地转移出来，结果又压在了我们手中，不能实现祝副市长的意图。这不是“事与愿违”，“暴殄天物”了吗?
而交出去，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为什么劳爷拖着不办呢?
难道是材料的内容过于敏感、重大，使得他不敢往外交了?
　
二十二 仙客来（5）
于是，她取出密藏着的那份材料，认真地读了一下。她还一直没认真读过它。只是那天齐神父从看守所回来，将它交给她时，曾粗略地翻看了一下。但这回细读，却让她大吃一惊，因为这一回细读的，和那一回粗略地翻看的，完全不一样，大相径庭。上一回虽然只是粗略地翻了那么一翻，并没有读完，读的时候心情又过于紧张，就没记住多少事实和情节，但对祝磊行文中不由自主地流露的那种哀之切、痛之深，欲罢不能、要说又止的委婉凄切和遣词造句的清丽精到，以及偶发议论时观点的准确和简明……都给她留下极深刻印象。再看这复印件，只是笔迹有些像，而文字、文风和文气上，完全丢失了原有的那些特点。就好像有一比，同样一扇屏
风，一个出自宫廷御匠之手，一个完全是草野粗民之作。当时她还怕是自己记忆出了问题，便命令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回忆。越回忆，越觉得复印件有问题，这才肯定下来，它是个“伪作”。为什么要伪造祝磊的材料?怎么可以伪造这样的东西?她觉得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必须的“理由”，都不应该伪造这份材料。它毕竟是一个人生命最后的表述，也是他对这世界最后的陈述。是对，还是错，是好，是坏，都应该让他(它)保持原样，直接面对历史和人世。劳爷应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他既然做了，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么，他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她马上向图书馆领导请了假，晚上，带着那份复印件，坐上“夕发朝至”列车，直奔陶里根而去。她不是去听劳爷的解释的。她不想听任何解释。她只要求劳爷做一件事：把“原件”拿出来对照一下，并希望他尽快把原件交出去。那天，劳爷穿着笔挺的派立斯西服，在那座会所里忙着为饶上都接待来自八方的贵客。中午，他委托他保卫部的一位公关小姐陪她去江边的一家水上餐厅吃全鱼餐。下午，还是由这位小姐陪她去市内著名的“俄罗斯一条街”购物。五点钟光景，他开着他那辆崭新的大奥迪到她住的宾馆来，给她送来一张当晚回省城的火车票，还说了三点意见：“一，你带着这样的材料到处乱走，是非常危险的：二，陶里根绝对隔墙有耳。在这里谈这事，就更加危险：一两天之内他要回省城办事。到那时候，他再约她见面谈=三，原件他存放在省城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了。你要‘对照’．也只能回省城去才能办到。”
他说的是”一两天之岳”。但两天后，他没回省城；又等了两天，只等来他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这一段日子，公司这边进了些新人，老板委托他对他们进行“上岗前的职业道德培训”，所以近来特别忙，脱不开身：原先回省城办事的那个计划也不得不顺延了。但他一定会回去向她澄清这件事的．只是请她稍稍再等两
天。又过了几天，一个中午，她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说已经到省城了。当天晚上．他把曹楠接到和顺面馆．还是在后院要了个包间，而且是靠西边的那个。那个包问于扰更少。包间的后身紧邻着一道三米高的砖墙：包间门前栽着一片高大稠密的竹林。而这个包间跟另外那两个包间之间还隔着一个不小的椭圆形金鱼池和几方瘦漏奇透的假太湖石，独占着一片小天地。只待坐定，点完菜，上完茶，劳爷就主动说道：“是的，你没看错，交给你的复印件，都是经我改写过的。”
“为什么?”曹楠放下茶杯，直冲冲地追问。
“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祝副市长和他的家人……”劳爷答道。
“原件现在在哪里?”曹楠再问。
“我不能告诉你。”劳爷平静地答道。
“你不是说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吗?”
“你别追问。”
“连我也不能告诉?”曹楠有一点点急了。
“不能。”劳爷依然是那么平静。决然。
“原因。我想知道原因。这件事，我是要对祝副市长负责的。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么信任我。我又那么信任您。我们总不能拿一份压根儿就跟祝副市长没啥关系的假材料去蒙骗人、蒙骗这世界吧?”
“……”劳爷不作声了。
“如果您是因为担心将来要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承担法律责任才这么做的话，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把责任推给任何人。只要你把原件原封不动地还给我就行了。”曹楠“大义凛然’’地说道。
“你要再说这种伤人的话，我今天就不跟你谈了。从今往后再也不跟你谈了。”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的劳爷突然这么说道。很气愤。很坚决。曹楠知道他说到是能做到的。他娶过四个老婆，生过一个女儿。他知道怎么对付女人和女孩。
“……”曹楠心里格登了一下后，知趣地不作声了。
由于激忿，劳爷那双白净的手整个儿都在微微战栗，并且下意识地在拨弄着他左手无名指上那颗巨大的金溜子。一会儿把它褪下，一会儿又把它戴上。最后把它收进随身带着的一个深棕色鹿皮小口袋里，那小口袋里还装着他常用的那支烟嘴。短小，精致，光洁。他吸烟，但又不想让自己的手指被熏黄。在没有时兴过滤嘴的那个年代里，他就开始用烟嘴。所以熟人们常说，他有一副近似外科大夫钢琴家的手=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他手巧，能干，另一方面也是说他在手的“维护”、“爱护”方面，可以和那些外科大夫和钢琴家媲美。至于那个金溜子，作为一个老警察，他自然是没戴这个玩意儿的习惯。从来也不戴．也不爱戴．打心底里就反感这种
黄灿灿的饰物。他觉得它们俗、怯：尤其是那一号暴发户，弄一块黄铜疙瘩似的大号金溜子箍在粗大的手指头上，真是不堪人目。但到陶里根后，饶上都劝他几回：跟某些生意人打交道，你还非得有这一些“俗、怯、油”的套路，否则他们不认你，从感情上也不接受你，甚至还会“瞧不起你”。他们就好这一口。所以，该跟他们装孙子时，你就得装孙子；该跟他们装大爷时．就得装大爷。逼着他去弄了这么个玩意儿戴上。但只要不是在跟那样的生意人打交道，他就会赶紧地摘下它，特别是在跟过去的老熟人，或“自己人”在一起时，他是一定会摘下它的.这样，既不让朋友们“倒了牙根儿”，也让自己的心情得以踏实松快一会儿.所以，你也可以从他在你面前摘不摘这颗金溜子上看出．他心目里是不是把你当作“老朋友”或“自己人”，又是怎么在评价和定位你的?要说劳爷这人，其实在他家的客厅里，常年地供养着一种叫“仙客来”的花。这是一种特别普通。但又挺有特点的草本花。一般都是种植在小盆里。虽然是小盆，但顶不住他养得多：请您设想一下，一个客厅里摆放着二三十盆这样的仙客来，绿的青翠．粉的娇滴，云霓般错落铺陈，那会是一副什么阵势和架子?
　
二十三 劳爷的第一次讲述
(也是他最后一次讲述)
那天闷坐了一刻，劳爷还是对曹楠讲述了他为什么要“改写”祝磊这份材料的原由。他说，拿到材料后，他迫不及待，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它的。那一瞬间由于过分的期待和焦急，在他打开这份材料的外包装时，两只手一直是抖着的，心也都快要跳出喉管了。
这一切逼得他都完全喘不上气儿来。
祝磊这份材料的标题是《我所知道的顾代省长和饶大老板》。它着重讲了祝磊自己和顾立源之间，从相识相知到龃龉对立，关系发展的一个全过程，也重点讲述了这位顾代省长和那位声名显赫的饶大老板之间关系的发展史；还着重分析了这两个大人物之所以能在陶里根这块土地上产生和壮大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地缘的因素”，也描述了这二人性格变异发展的历史。由于祝磊认识他俩时，他们仨都还是个“白丁”，可以说他们是捆绑在一起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分析不仅中肯而到位，同时也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比如，他讲到，当年上头真的把开放边贸权的试点放在陶里根以后，当时县委领导心里是完全没有底儿的，立马把顾立源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把事情全推给他去应对，除了给五千元启动资金，连个单独的办公室都不给，电话都是跟别的办公室合用的。那天晚上，顾立源上祝磊宿舍里叹苦经，叹着叹着还呜呜地哭了一鼻子。谁能想象后来一个电话就能让银行贷出五六个亿，一张白条就能给投资商批出几百上千亩地的顾立源，当年为了那点委屈还在祝磊面前哭过鼻子．并真该地请求过祝磊给他帮助……祝磊讲了顾饶二人的“功绩”．也客观地陈述了他俩“免不了”给陶里根带来的损失和造成的弊病。实事求是谈了他和顾之间的矛盾，他自己的不足……虽然不能把这份东西简简单单地当一份“检举揭发材料”来看——祝磊写这份材料时．也许他的心并不在“检举揭发”上，而只是在做诀别人世前的“总结和回顾”，但是从中确确实实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可以进一步开掘的问题线索，比如，材料里讲到了顾立源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给国有商业银行领导打电话、写白条，为一些老板做担缲鍪贷款．再比如饶上都为顾立源购买那两幢小别墅的问题……等等．都为进一步查证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佐证。
但那天，据劳爷自己讲，他热血沸腾地读完以后，很奇怪，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说不上自己心里涌集的是一骰啥滋味，是像中药店柜台上的那块擦桌布，苦涩辛辣咸．五味杂陈?还是像在夜半观渔火，默坐许久，而茫茫然惘惘然?不知身将何去何从……
居然说不清。
奇怪。
“……你知道，那一段时问，我一直处于我人生的最低谷中，即便在当初被取消二级英模称号，被开除党籍的时候，我都没这么无所适从过。余达成、寿泰求和你父亲的突然变卦，给我的打击，在精神上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不像在年轻那时候。虽然被取消二级英模称号，让我一下从声名鹊起的云端堕入万夫所指的深渊，那日
子从表面上看，似乎更难过，其实不然。那时，我毕竟年轻，我也承认自己不成熟。因为年轻，来日方长。我觉得自己付得起这个代价。况且对自己犯的那个错误．我还有我自己的看法。是的，我一度确实是太骄傲了，是有些目中无人。我得罪了不少不能得罪的领导，在某些纪律和生活细节方面．我也确实是不够注意，交朋友太宽泛，太无节制。当时我的名声太响．三教九流，男男女女们一齐涌了过来。我确实有些晕头转向。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在大问题上我没有出格。尤其是我没给工怍莆来重大危害和损失。我的错误尚属于可以处分也可以不处分、或不必处分得那么严重的两可之间。但直接领导我的那一些同志，决定给我处分，并给了最重
的处分，我知道这和我跟他们个人之问的恩怨有关，跟我自己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有关。个人恩怨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可以改变和消退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可以学得善于起来。我年轻。我有的是时间。我有能力，我还能做出新的工作成绩来证明我的一切。况且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包括许多领导，都是同情我的，他们在暗
中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即便是那几位下决心要狠狠教训我一下的领导，也没有采取彻底抛弃我的态度。最起码还给我工作的机会，用他们的话说‘将功补过’，‘在哪儿跌倒，还在哪儿爬起来’。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让我干活儿，我就有未来’。但这一回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从表面上，事情好像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我的生活一切照常。但我人生的心理防线却彻底垮塌了。这一回到陶里根去，我觉得自己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缜密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方方面面的安排部署都是经过再三考虑，也可以说做到了滴水不漏。我完全有把握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破一个不是随便哪一个刑
侦高手都能破得了的大案，在自己的一生中写下最经典最精彩的一笔。然后，带着满身的伤疤．‘光荣谢幕’。这里所讲的‘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还不单单指要去破一个从来也没破过的大案。不是的。更主要的是要补足我一生的一个遗憾。我回顾我这一生，做的事情不能说少了，但是，这些事
几乎都是在瞧着别人的脸色的情况下做的。当然，回过头去说，人类处于当下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姓资的，还是姓社的，都免不了，有人活着主要是在摆脸色给别人瞧，而有的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只能瞧着琢磨着别人的脸色在活着。这跟当官不当官有权没权当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现如今情况还不尽然是这样。一个看自行车的或社区保安，按说是绝对的下层小人物了吧，但他同样拿着看自行车和守护社区这点‘权’对人吆五喝六。记者大夫教员评论家按说也不是官吧，但你跟他们中的某一部分人打交道，不给额外的好处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活这一辈子．你得处处低头才行?这让人太难受了。我一直想干一档子这样的事：它能让我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干。我原以为，去陶里根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以为在那儿不可能再出现任筒的意外来打破我这个设想。但是我错了。最后证明，活了将近六十年．我还是不成熟，非常不成熟。所有那些我应该想到的变异，应该防备的事情，我仍然没有想到，没有防备。我被最值得信任的人抛弃了。最可怕的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第一，我的年龄摆在这儿，第二，为了到陶里根来干这件事，我选择了退休，我脱掉了本不该脱的警服。第三，最可怕的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警惕我。出了这事以后，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周围的各色人等，都知道我到陶里根是来‘秘密查问题’的，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就像是打量一头受了伤、但又在街上蹈达的狮子。他们只知道狮子是要吃人的，而他们偏偏又都是‘人’，以为我会‘吃’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一头‘狮子’只吃坏人，而且还必须是法律认定的‘坏人’。饶上都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不公开跟我对抗．他依然趁用我．甚至继续给我优渥的待遇。但让我在人群中孤立。没有人们的接近和支持，我将一事无成——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留在离里根，除了做他挣钱的工具外，我将一事无成。这家伙特别明白。现在已经不像十多年前了，你不能再指望人们听说你在反腐败就一拥而上，高呼万岁。绝对没这样的事了。反腐败战略推行了十多年．决心不能说不大，战果也不能说不‘辉煌’，上自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科长主任、村长乡长．每年少说也要抓个几千几万。但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了，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向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大夫、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一个一个，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反不掉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吞一点’。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地捞，我们没那么大能耐，也没那么大的可能，捞个几百几千地贴补贴补家用，总比全掉进他们嘴里要来得划算吧?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的‘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反感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的人。这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好几位省内著名的反腐败英雄。他们都是省纪委系统公开表彰的模范人物。但是接触下来，这些人在本单位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好日子过的。不是‘晚景凄凉’，就是眼下特别‘孤立’。
　
二十三 劳爷的第一次讲述（2）
“而再看看那些已然被关被杀的‘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狂妄，也没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们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
弃了(仿佛是自动丢弃似的)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几乎所有人在他们面前都变得只会说‘对对对’，‘是是是’。有许多案例证明，某些贪官挪用占有公款几百万几千万，在过程中只要有一个会计、出纳、财务科长或副科长，或其他某一个当事人，在其中一个环节上说一声不字，这几百几千万就不会‘流失’。但无一例外地，是几乎没有一个下属在他们应该说不字时，说出规章制度赋予他们可以说的这个‘不’字。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都点头哈腰事权贵，都不敢来说一个应该说的‘不’字?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怎么才能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敢在当官的面前说‘不’字?这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不能不追究的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所有的人都不说‘不’字，于是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分子。这个‘不’字光靠纪检委系统的人说，是不行的，是不够的。
“我没系统地学过历史。只是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涉猎过一些相关资料。几千年来，我们都说封建社会腐败。其实你翻开史料好好捉摸一下，那些被我们用‘专制独裁和腐败’一言以蔽之的历朝历代，都曾下过很大的力气推行反腐败工作。决心之大，刑罚之重，手段之狠毒，都不是我们这些当代人所能想象，甚至是能接受
的。比如，谁要贪赃枉法，不仅要杀你个人的头，还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那真是要杀一个断子绝孙。天昏地暗鬼哭狼嚎啊。杀你本人的时候，也不是一刀就解决问题．得从大腿内侧开始下刀，一点一点地‘剐’，一块一块地‘割’，不剐满三千刀，就让你死了，刽子手还得负‘刑事责任’。药料下得如此之猛．他们制住腐败了吗?没有。为什么?在陶里根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有时真让我想得头疼。恶心。
“我们都‘向往’腐败。我们都‘羡慕’腐败。我们屈服在腐败分子的淫威跟前。腐败在我们的怂恿下．退让下，滋养供奉下产生和成长。实际上是我们在‘制造’着腐败。
“……我们下很大的力气在抓有问题的’顾立源’和‘饶上都’，但你怎么扛得住人们在不断地制造。一批批地制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制造。而且是不动声色地、有意无意地、如水银泻地、春风催生野草般地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制造着=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怎么对付那些有问题的‘顾立源’、‘饶上都’。那好办。抓。十个八个、一千一万地抓，有多少抓多少：就像我们说惯了的那样，‘涉及谁就坚决查处谁’：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付那数也数不清的‘制造者’或怂恿者、保护者……你有办法吗?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一介布衣，平头百姓。
“也许我们还做了些事情。但是，有用吗?
“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些有用吗？”
说到这儿，劳爷脸上出现了一种特别古怪的神情，这神情常常出现在那种特别固执，甚至固执到偏执的人的脸上。他们的目光呆滞，但又极其坚定热烈。曹楠说，那一刻．妲恍惚觉得都有一点不认识眼前这个劳叔了，心里陡然地有些害怕起来。
这时，邵长水问道，你说这么多，还是没说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对祝磊的材料进行作假和伪造啊?
曹楠说，当时我也没怎么整明白。后来才明白，他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无效劳动。既然是无效劳动，那就不必要这么较真了。不必为此去付出巨大的、以至拿自己的一生做代价来付出。他觉得，如果原封不动地把祝副市长写的这材料交出去，很可能对祝副市长自己、对我都会产生极坏的副作用，就要让我们
拿出自己的一生来作为代价……
邵长水问，有那么严重吗?再说，祝磊已经判了死刑了。他还什么一生不一生的?
曹楠说，他觉得，凭他的经验，祝副市长的问题，会有一个反复。不会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把他给毙了。也就是说，他还有改判的可能。只要争取到死缓，他不仅能保住性命，而且今后还有走出监狱，重回社会生活的希望。但要是原封不动地把他的这份材料交上去，这种可能和这种希望很可能会破灭。
邵长水问，为什么?
曹楠说，劳叔觉得，祝副市长的这份材料从大面上说，是在“回顾和总结”，算不上是一份“检举揭发”材料。但是，他的原材料中还是提供了不少的线索，可以让人们据此进一步去发掘和查实顾代省长和饶上都的问题。如果问题仅限于顾和饶，那可能还好办一些。实际上很可能会延伸到其他一些人身上。这个“其他一些
人”，就很不好说了。如果他们知道，祝磊正在把更多的人牵扯进这个案子，你想他们会坐以待毙吗?这样，祝磊就死定了。而像我这样，被动地卷进了这档子事情来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了一些情况的人，他们恐怕也不会放过。
邵长水说，劳爷这样判断形势，是不是也实在有点过于悲观了。我们这个社会毕竟还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
曹楠说，他从来也不否认你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从总的方面来说，的确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但是在某一个角落里，某一个局部中，阳光全都照到了吗?您看，他自己后来不就是被谋害了吗?他出事的那一刻，阳光呢?好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邵长水说，所以他想修改祝磊的那份材料?
曹楠说，是的。他觉得让祝磊在材料里做些批评和自我批评，发一些人人皆知而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感慨，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已经对任何人都不会再构成威胁了．也不想再“威胁”什么人了，这样，也许他还真能再活一回。
邵长水问曹楠，你觉得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曹楠说，在跟我接触的这么些年中．他这人有一点特别让人放心，就是实诚。心里有什么，他嘴上就说什么。所以，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这就是劳爷的真实想法，如果说．那个阶段，他从精神上确实已经“认输”了，不想再继续自己从前的努力．真的已经“沉湎”在“吃喝玩乐”之中，已经死心塌地地“投靠”了饶老板，压根儿就无心于什么“秘密调查”，而且整个人都变碍有一点儿神经质，应该说对任何人都已经构不成威胁了．那么．“谋害”一说，又从何而来?他已经无“害”于人，人又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难道置他于死地的，真的只是一场无任何加害意图的交通事故而已?
邵长水拿这些疑问去请教赵总队：赵五六却没咋声。过了一会儿，只是说，你跟曹楠的谈话．有录音吗?邵长水说，有。赵五六说，把录音留下，我想仔细听听。
那天晚上，曹楠也没回码头街的住所。出于安全考虑，并征得大夫同意，邵长水把她接到龙湾路八十八号。离开医院时，还配足了必要的消炎、止血、止痛、镇静药和相应的药棉、绷带；在空空荡荡的五号楼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单间。这么做．也希望她有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静下心来再仔细地想一想．看看还能提供什么情况不。安排好这一切后，他就回二号楼自己的宿舍里去了。他心里略有些不安：赵总队要再听听谈话录音，难道他从刚才的汇报里感觉出什么他邵长水没感觉出的蛛丝马迹了?
　
二十四 回顾
回到宿舍，略事洗漱，邵长水便和衣把自己放倒在了床上，合上眼，稍稍镇静一下自己，让呼吸匀和下来，然后又坐起，重新翻开记事本，把跟曹楠的谈话内容，逐一回忆了一遍。他忽然想起，跟她谈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问一下，祝磊那份材料的原件到底哪去了?还没整明白在保险柜里被炸掉的那份，究竟是不是那原件。
他赶紧打通五号楼的电话，告诉曹楠先别忙着休息，他还有个挺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来补充问一下；说罢，匆匆往五号楼赶去。
曹楠当然不会马上休息。经过这样一番谈话，就是木头人，一时半会儿也无法平静。况且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手腕上的伤口比在医院“抢救”时那会儿，一胀一胀地跳疼得更加厉害了。也许那会儿只想着死，疼就完全被忽略了。也许大夫当时用了麻药或止痛的药，而几个小时过后，这些作用于神经的玩意儿，逐一在失效。
也许八十八号这儿的环境，那死一般的寂静，能使最麻木的人也可以充分感觉到自己身体上每一点最微弱的疼痛……她低声呻吟了几下，辗转换个睡姿，还是忍受不住，便开开灯，查看了一下伤口处的包扎。刚想探过右手，去拿水和止痛片，门外就有人进来了。她以为是邵长水，便索性披上衣服坐起。但进来的是复核组的一位
女工作人员。她被安排在隔壁房间休息，目的还是为了照顾和看护曹楠。
“疼吗?”那女工作人员递过药片和水，轻声地问道。
“真对不起，闹得你们都没法好好休息。”曹楠诚恳地说道。
“年纪轻轻的，干啥不行．非得走那绝路”女工作人员跟大姐或大嫂似的，温存地啐嗔道。
“……”曹楠红红眼圈，低下头去。
“快把药吃了。躺下吧。”女工作人员说着，就要替曹楠把披在肩膀头上的衣服给去了。
“一会儿邵助理还要来说事哩。”曹楠忙解释道。不知道为什么，她总习惯称邵长水为“邵助理”。也许看他的年龄和气质，应该是担当“助理”那个角色?
“没事。他来归他来，你就躺着。出那么多血，不好好歇着，怎么行?吃一堑长一智啊。流点血，长点记性。你不想想，你要真出事了，最受不了的是谁?还不是你爹妈?!”女工作人员提到“爹妈”，眼睛略略湿润起来。
“……”曹楠再次低下头去。
“躺下吧。快躺下吧。有啥事。叫我。啊?自己别瞎动。”女工作人员替曹楠掖好被角，拧弱了有调节光线强弱功能的台灯，便径直回她自己的房间去了。她也想到，一会儿邵组长还要来，留一点灯光，比较适宜。
没等脚步声完全从房门口远去。曹蒲便又慢慢睁开了眼睛。疼痛，加上稍微的头晕，口干舌燥，使她觉得还是稍稍坐起来一点为好，同时又喝了口水，润润又有点苦涩的喉咙，挣扎着把外衣穿好，并设法把伤了的左手垫得高一些——这也是刚才那位“大嫂”教她的，抬高受伤部位，免得血往那儿淤积!能暂时减轻伤处胀疼。
不知是此方法的功效，还是刚吃下的那两片止痛药的作用，或者还是因为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暗示作用，伤处果然不像刚才那样火辣辣地疼了。执疼到不太疼，这种感觉真好。但这一刻的恍惚间，她再次感觉到冰凉的刀口切割到手腕上的那一阵麻酥酥的痉挛，再次看到自己在拿起刀片前，在屋子里不知所措地近似疯狂的张望．那种绝望和恐惧，多义的绝望和恐惧，非常混乱的恐惧和绝望……
事情当然还是由齐神父的那个电话引起的。齐神父并不知道“改写”和“伪造”的事，但她是知道的。那天，劳叔跟她谈完后，她心情非常古怪，说沉重，不太够；说压抑，也不太全面；说害怕，似乎仍嫌单一了些……她不愿意相信劳叔因为对他自己和周围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了，才要向这世界说“假话”的，而且还要“强使”即将被处决的祝副市长在临死前也“奉献”出一份“假话”。
难道人只能这样活?他们的今天，就是她的未来? 、
接受委托，把一个人，一个曾被自己“无比”钦羡和敬仰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话，从“死的牢笼”带往“鲜活的人间”——这使命让她惶惑，却也让她激动万分。替一个活在最艰难之中的人做一件他最想做的事，而且又充满着风险——二十岁刚出头的她为此而激动、战栗。她一直为自己能跟这些富有阅历，并且充满生命活力的长者交往而感到荣幸。(有没有虚荣的成分?也许吧。)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历史的地方，哪怕是最新出版的书，它本身和它的讲述，都是属于过去时的。即便它讲述的是对未来和未知的预测和猜想，当这些预测和猜想形成文字和书籍，被送进图书馆来以后，它一定也就成为了“以往”和“已知”。更新的预测和猜想，对更广漠的未知的探索，一定已经或正在萌发和产生了。站在图书室的柜台里，注视着柜台外来借书还书的人，她知道自己其实是站在历史和现实、已知和未知的交界线上。她把历史递给现实，她让现实倾听历史。但她知道，自己却是浅薄的、苍白的、柔弱的，甚至在许多时候还是茫然的。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她有
足够的理由让自己感到“茫然”。她寻找成熟、成就，寻找力量……为此，她结识了李敏分、劳东林，结识了祝磊，以至顾立源……书，是他们之间的媒介。他们从她这儿找到了书。她要在他们这些拥有现实的长者身上去寻找对她来说依然还是比较遥远的“现实”。他们都对她很好——虽然各有各的好法，但有幸的是他们都不曾妄图“伤害”她。(是来不及，还是不敢，还是压根儿就不愿意伤害她?她没细想过。)跟他们交往，总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紧张、兴奋和忐忑，同时也存在着一种隔阂和拘谨。其实她并不想完全破除这种“隔阂和拘谨”。反倒是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她时时感觉到有那种破除这“隔阂和拘谨”的冲动。
　
二十四 回顾（2）
第一次见顾立源，就让她感到特别不习惯。是祝磊带她去见顾立源的。那会儿，他还没调省里来。也就是后来所有人都说他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个时候——还在陶里根当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时候。“这就是你说的那‘闺女’?那，是不是该叫我大伯?”他嚷嚷着，用力地握着她的小手。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吐字十分清晰的男中音嗓门，狡黠而活跃的目光．宽阔的前额和稍嫌稀少的头发．肩头披着那件“著名”的黑大衣，不时地习惯性地耸耸头，以使大衣不会从肩头上掉落下去。不管上哪儿身后也总是跟着一个或两个秘书、随从之类的人。一转身，一投足，他那双永远擦得明光锃亮的扁头皮鞋总在闪烁着经典的光彩……所有这一切都使年轻的曹楠产生了特殊的困惑，他怎么不像平时在报纸和电视里常常看到的那市委书记和市长啊?他怎么更像印象中的老板、经理?而让她更为“出奇”的是顾立源接下来说的那句话：“我是不是得给一点见面礼啊。”他大声笑道。这句话刚说完，他那位秘书立即从随身带着的黑皮包里数出一千元现金递给曹楠。当时给曹楠的感觉，自己就像是个上这屋里来搞直销的女孩，众目睽睽之下，可怜兮兮地正等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多少?”对钱的多少似乎有非常准确的敏感度的顾立源，在瞟了一眼那些票子后，立刻很不高兴地瞪了秘书一眼，训斥道，“你在打发谁呢?”秘书苍白起脸，忙又数出一千元。顾立源更不高兴了．大声呵斥：“你抠抠索索地在丢谁脸呢?花你钱了?快掏!”秘书吓得赶紧再去黑包皮里掏钱。但在包里摸索了一下后，那只手好像是粘在了包里似的．迟迟也拔不出来了。在场的人，包括顾立源自己都明白，包里肯定没现金了。秘书又不敢明明白白说出这个可能会让顾立源更加恼火的情况。顾立源一时间也有点尴尬：这时．聪明的祝磊出来救场了。他微笑着走过来，从那两摞现金里馒条斯理地抽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到曹楠手上，说道：“颐伯伯的心意你明白了就行了。他是想给得越多越好。但多到什么份儿上才是个头呢?多就是少，少也就是多。惟少才能多，惟多才知少=没有少，也就不会去多。没有多，也就不会去少。少者，多所倚。多者，少所趋。好了好了。多多又少少，少少又多多。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这‘多’和‘少’，就是这个世界所有人为之苦恼的向往的矛盾的挣扎的根本。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上来吧。回到这最少、也是最伟大的起点上。拿着吧，闺女，顾伯伯希望你能在这‘一’的基础上，演绎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未来的百、千、万来。”随后他把其余的一千九百元又放回到那个黑皮包里了。事后，曹楠困惑地问李敏分：“您不是一直特别推崇陶里根的这位顾书记的吗?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就是一个俗人。对不起，我甚至都觉得他有一点‘恶俗’。你瞧他那霸道劲儿，加上那件在肩膀头上晃唧晃唧的黑大衣，那两个一时也不离身的跟屁虫，还有让他那些跟屁虫替他往外掏钱时那股老子天下第一的蛮气，啥市委书记么，整个儿一个黑老大嘛。”李敏分笑道：“没错，在陶里根市委市政府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叫他‘老大’。”曹楠皱起眉头问：“这样好吗?”李敏分笑道：“这有什么嘛。‘老大’这个称呼本身并不具备什么褒贬性。渔民把渔船上掌舵的人称作为‘船老大’，是褒耶，贬耶?我们汉族人把家中长子也称作‘老大’，是褒耶，贬耶……”曹楠特别忌讳别人不把她当“汉人”，于是立即抢过话头说：“你们汉族人?别跟我说这个!”李敏分忙挥挥手笑道：“咱们汉人。咱们汉人。对不?”然后他又解释道：“顾立源从本质上看就是一条咱们北方的豪爽汉子，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一个特别耍得开，又特别收得拢的人。你现在看到的，无非只
是他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一些很浅层次的东西。”“他深层次还能有啥?我真的很怀疑……”曹楠皱起她那好看的小尖鼻子，哼哼道。“那你可大错特错了。”难得激动的李敏分这时却激动了，立刻站起来大声叫道，“这是一个深浅难以捉摸、前程也让人无法估量的人。难以捉摸，无法估量。难以捉摸，无法估量啊。”他毫不吝啬地倾情重复了两遍。
后来，曹楠在不断接触顾立源的过程中，才真正体会到了李敏分当初所说的这“难以捉摸”和“无法估量”八个字的含义。这里有令她“生厌”的东西，也确有让她“难以捉摸，无法估量”的东西。那一回见面后不久，颐立源到省城来参加省委扩大会。前边说过，按这两年的惯例，只要顾立源一到省城．那些先行调到省城来工作的陶里根籍干部都会找个好地方，“聚一聚”，让他“高兴高兴”，“放松放松”，同时也让他们自己“高兴高兴”，“放松放松”。自从祝磊调任省财经学院副院长后，这样的聚会一般都由他牵头组织。参加聚会的常常还会有在省城做生意的一些陶里根籍的老板。当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聚会，一定是有相当实力的大老板。一来，这些陶里根籍的老板平时和这些陶里根籍的领导干部们的确也是处得相当不错的朋友、哥儿们；再者．有这些老板参加，聚会无论花销多大，也就有人埋单了。所以．潜意识中，大家也愿意有这样的老板参加。这些老板当然根本不在乎这一点花销．都争着埋单，争着做东。
那回曹楠也参加了：是祝磊把她带去的。这是曹楠第二次见顾立源。顾立源还是那样的咋咋呼呼。但可以看得出，他见到曹楠，非常高兴，主动过来拉曹楠的手．亲自安排她坐在他身旁的贵客位置上。说话的时候还老拉着她的手不放。有时干脆搂着她的肩，把脑袋贴过来．几乎要挨着她的脸颉了，仔细倾听她的低声细语。(曹楠是心慌，不自在，才不敢大声说话的。但这样一来，却闹得她越发心慌，越发的不自在．还有一点反感。)但很快，她得以稍稍地安心了：原因是。她发现，昕有在场的人都没把这当一回什么事。没人用异样的眼光去看着他俩。难道他们都认为这么接触是很正常的?可再问一问，这么接触．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这一群人，年龄大约都在四十至五十之间．均为阅尽当下人世沧桑的中年男子，还有什么场面是他们“读”不懂、或“读”不了的?他们都是顾一手提拔和扶携的，顾把他们视为心腹。他们视顾为知己。况且，曹楠后来发现，顾书记注视她的眼神里有一种让她非常意外、甚至让她多少还有一点感动的东西．那是一种很直率的探询，很平等的交流，他把那一帮人完全撇在了一旁．只是在低声地跟她探讨一个“心理学”问题：“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正常能力的发挥?“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会不会产生“心理问题”?为什么长久以来，心理问题在我们这儿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这种超稳定结构的社会体制，对人的心理病态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呢，还是相反，仅仅是在起着掩饰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等等等等。开始，她还能回答一二，到后来，完全听他一个人在那儿絮絮地论述了。她也回答不上来了，他也不容她插嘴了。听得出来，他对这个问题，是读了一点书的，也做了些思考的，但也仅此而已……
在他跟她谈论“心理学”问题的时候，别人也在三三两两地谈论着他们各自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平时也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像今天似的，凑到一块儿来的。一旦凑到一块儿了，总是会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的信息要交换，有很多的事情要相互“拜托”，也有某些以往的误会要澄清，甚至有一些“秘密协议”得赶在这样的机会里赶紧在口头上“草签”了。这时候，顾书记往往会突然停下跟曹楠之间的激情论述，突然插到其他人的谈论中去，针对他们正争得不可开交的某一件事，或狠狠地把其中的某一位批评一通，或为他们做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或发出一些严厉的警告，然后又回过头来接着和曹楠论述他的“心理学问题”。这的确让曹楠非常吃惊和佩服。他那么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始终在掌控着局面，即便在这么一个很具体的微观场面中，他也绝不“放之任之”。是责任感所使?还是精力特别旺盛所使?还是权力欲过于强烈所使?还是他太把这些同志当自己人了，所以他们的一切，他都想干预，都想帮助，都想指点，才做得如此无所顾忌?
　
二十四 回顾（3）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任何场合下都这么无所顾忌的。这顿饭吃到一半时，又来了两位陶里根籍的女老板，是姐妹俩?还是妯娌俩?还是俩老同学?这就说她们不清了。反正她俩一来就嚷嚷，今天这顿饭，由她们埋单，然后请各位上春光剧场看二人转。位子都订好了，是三十元一位的贵宾席。据说在剧场里演出的是铁岭赵本山那圪瘩最好的二人转剧团。然后就闹着非要跟顾书记敬酒。“能喝一斤的喝八两，这样的干部欠培养。能喝八两的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高兴。”“你喝仨，我喝仨，咱俩花好月圆一窝发。”“一窝发、一窝发……”其中一位女老板一边接茬往下说笑着，一边一歪身就要往颐立源褪上坐去。顾立源却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一侧身，躲过了那“一歪”．并用手扶了那位年轻的女老板一把，笑着连声说道：“喝多了，你喝多了。”那位女老板把眼一瞪，“哗”地往自己手上那个玻璃杯里倒了大半杯五粮液，足有三两多吧，一口就干掉了，然后小牙一咬．小眼一瞪，发着狠劲儿说道，“今儿个在顾书记跟前，谁……谁……谁也不许……不……不许说自己喝多了。谁说自己喝多了，就罚一瓶吹。”所谓的“一瓶吹”，就是一手拿着一瓶白酒，一手叉着腰，嘴对着瓶口，一仰头一气喝完一整瓶。那形状酷似“吹号”，所以“美”其名目“一瓶吹”。“好。喝酒就得这么干脆。”顾立源赞许道．让一直伺候在一旁的服务生给自己的玻璃杯里也倒了有大半杯的五粮液，并一口干了。还倒扣过杯子，向在场的各位亮了亮杯底．赢得一片掌声。但后来曹楠发现，不管这两位女老板如何地来跟顾“套近乎”，顾总是不温不火地跟她们保持着三分距离，总是习惯性地把手都背到自己的身后，后来其中的一位实在疯闹得太不像话了，两位男老板不得不把她架了出去。其中一位是介绍她俩来的．事后挺不好意思地向顾道歉。顾却十分宽容地挥挥手．什么批评的话都没说，还简单地问了问她俩企业的情况，知道她俩还在艰难起步之中，便请那位男老板转告她俩，有啥困难，可给他秘书打电话：还说，这两人将来一定能办成一点儿事，就是路子有点野．得攒着点劲儿、留点后路才行。
后来，曹楠跟祝磊也谈过自己对顾立源的印象。祝磊让她别在背后瞎议论领导，同时也说了一些李敏分说过的话，比如：你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不可以只凭这些很浅层次的东西去判定一个人，更不可以据此去判别一位领导同志。人是一种很复杂的生命现象，非此即彼不对，非黑即白也不对。当领导的也一样。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最大的难处是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自己。他们得遵从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断改变+不断重新塑造他(她)自己。能够不断改变自己、不断重新塑造自己的，就是成功者。反之，就很难说了。所以，你们在场面上看到的，常常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而他们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时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也常常被许多人忽略，有时甚至被他们自己所忽略、遗忘，甚至“丢弃”。“您也是这样?”曹楠好奇地问道。“你说呢?”祝磊不置可否地反问道。“您也是当官的，而且官也不小。但我觉得您在人前人后，变化不大嘛。”曹楠想了想，说道。“是吗?”祝磊仍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漫不经心地反问道。后来，相识得更熟了，她才从祝磊和李敏分那儿得知，顾立源这些年的确有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后的两三年里，变化最大。他原先为人也豪爽，办事说话也干脆利落，脾气也有点急，而且聪明，点子多。人说他“眼睛一眨一个点子，一转身一个点子，一个坏笑一个点子”。但，很明显的区别是，那会儿极少看到他在公众场合发脾气。基本上不会逮谁训(骂)谁。而现在，这几乎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这里当然也得说一说顾立源和祝磊的区别。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来，曹楠所关注的一件大事。祝磊每过上一段时间，总会打个电话把曹楠叫到家里，或别的什么聚会场所去，“聊上一聊”，问问工作、生活情况。顾立源却很少这么做。在这方面，顾要显得谨慎得多。在曹楠的记忆里，好像顾书记从来也没有单单为了要
见她而主动打电话来叫她的。顾在陶里根任职时，曹楠还能见他多些——因为有那样的聚会。自从曹楠认识了顾以后，每一回这样的聚会，祝磊总会叫上曹楠。一见曹楠，顾总会显得特别高兴，拉着手，搂着肩膀，低声说上一些玄而又玄的话题。他喜欢称呼她“我们的小朋友”、“早熟的小朋友”、“眼睛会说话的小朋友”、“脸色苍白的小朋友”，有时还会称她“阴沉的小朋友”。但也就仅此而已。从来没有发生过为了要见曹楠而特地由他自己出面来约她的事情。但看得出，他是愿意见到她的。这一点，任何一个女孩，即便秉性不是那么灵捷敏感，第六感不是那么发达，也是能清楚地判读出来的。有一回聚会结束前，祝磊先走了。那回．李敏分又没去。(李敏分不是陶里根籍人氏。但他喜欢帮着张罗这一类的事。他跟祝磊关系特别好。所以，这样的聚会也常常能有他的身影在场。)以往聚会结束，不是由李敏分开车送曹楠回家，就是由祝磊的车送。那天顾立源说，我送。其他人就不作声了。上车时，顾立源让曹楠到后边来坐在他身旁：曹楠犹豫了一下说道，我还是坐前
边吧，可以给司机师傅指个路。“坐这边来。要你指啥路嘛?你说个路名就行了。保证错不了。坐过来坐过来。”他招招手，强求道。事实证明，顾立源的司机对省城大街小巷的熟悉绝对不亚于省委大院里的任何一个司机师傅。他的司机对省城的熟悉，不仅仅是因为要经常送他到省里来开会办事。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关系特殊事情需要特办的时候，不宜或不必由他本人出面时，也是由他的秘书坐着他的车，有时干脆就由司机师傅一人带着要送的礼物东西和材料，独自前往省城把事办了。这样的事，在过年过节的前夕，特别多。那时候，顾立源手里还掌握着一份省委省政府机关部门处以上干部和中央各大媒体驻省记者站记者的生日日期明细表。每逢如此“佳日”，他都会委托司机，代表“陶里根人民和党政机关的同志们”，带去一片真诚的祝福和“微薄”的一点心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司机甚至比省委大院小车队的师傅还要熟悉这个城市。因为，那些师傅真还不一定知道省委省政府大楼上每一个处级干部和每一位中央驻省记者的家门是朝什么方向开的。
说实话，那天曹楠坐进暗暗的车后座．坐到顾立源的身旁，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忐忑的：这位在众人面前都毫无顾忌地喜欢拉着她的手说话的顾书记．在这个窄小私密、又完全由他掌控的空间里，进一步会做出什么“夸张”的举动．真的很难预测。曹楠有过类似被男同事和男领导的某种“夸张举动”骚扰的遭遇。他们在跟你说事时，装作漫不经心、特别随和的样子，说着笑着，那只“咸猪爪”就会伸到你腿上按两下，抓一把．或拍拍你的脑袋，有的甚至还会摸摸你的脸颊，捏捏你的鼻子：对于某些人，她会毫不留情地拨开他们那只“咸猪爪”；对于另一些人，她不会去“拨”，但会躲一下；有的，则会狠狠地瞪他们一眼；对个别“老油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不知道尊重别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的家伙，在他凑过来又摸又拍时，她既不躲，也不拨，她会用她穿着硬底中跟皮鞋的脚突然朝对方的脚面上狠狠地跺上一脚。等对方疼得既不敢哇哇乱叫，又不得不哎哟哟直吸冷气时，她会不动声色地问：“还有啥要说的?我听着哩。”……但是对待这位顾书记，她的心情却挺有点复杂。他身上的确有让她感到“讨厌”的一面，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她知道他在陶里根也确实受到不少人的“敬重”和“崇拜”。三五年内，他的确让陶里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知道自己是在很真实地接触一
个在真真正正“创造着一个地区开拓史”和“改变着某个地区历史走向”的人。也就是说，最起码，今后人们在书写《陶里根当代史》的时候，只要抱着秉笔直书的态度，是不能回避这个人的。否则，这部《陶里根当代史》就会出现几页或十几页的空白。随着了解的深入，她也渐渐地感觉到了，这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很“俗气”、很“浅薄”、很“外露”、让她很不喜欢的东西，有一些确系他天性中原有的，但多数是在后来一点点的变异膨胀中，不知不觉地吸附到(依附到?)他身上去的。就像一艘万吨巨轮长途跋涉后，原先光滑的船身和船底，总是会沾满坚硬而庞杂的贝壳类吸附生物。它们把你当成了自己繁殖和繁荣的最佳平台，全然不管你原定的航程有多么遥远和艰难曲折。再加上你又缺乏自卫的心理准备和自洁的外部机制，那么这艘航船越走越沉重、越走越吃力是肯定的了，有朝一日终将搁浅或倾覆，也是指日可待的……
　
二十四 回顾（4）
在此同时，曹楠从这位顾立源身上还感受到了一种在别人身上少见的执著和顽强。你可以说他主观，武断。但他所说的所做的却总有几处是你所想不到的，或者是想到了又不敢付诸行动的，或者是付诸行动后又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的，或者坚持到成功后又无心去积小功为大功的……比起他周边的人，他总是显得那么的生动。咄咄逼人。似乎不可一世。却又处处脚踏实地。他在陶里根能拍着桌子骂哑了所有的市委常委，独自强行拍板决定一项数亿元的投资项目。事后证明，他那一回的“强横决定”是“英明正确”的；他又能亲自跑到老城区的后横街去，亲自摇着三角小红旗，吹着哨子，指挥两台功率强大的推土机把几个钉子户推平了。这就是顾立源。
他身上确有某种东西深深打动着曹楠。这“东西”，到底是个啥?很长时间，曹楠自己也说不清。但它肯定不是职位和级别那一类的玩意儿。在比较了祝磊的幽雅从容．李敏分的机智热情，以及其他各种曾让她注目过的那些大男人后．她确实感觉到，在这位顾立源先生身上，有一种为他们所都不具备、或不太具备的东西，一种她心目中的优秀男人应该必备，但相当多的优秀男人偏偏都没备，或备了又并不充分的东西=它是什么?应该是属于生命力那一类范畴里的东西=再具体的．她就说不清楚了。她只能感觉到它，就像一架正在浓雾中强行起飞的大力神运输机一样，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它的移动．而这种存在和移动的模糊感偏偏又是突破性的，偏偏是那么的强烈，无法抗拒……
所以，那天她第一次搭乘“顾书记”的专车回家，又得单独和“顾书记”同在后排就座，她是忐忑的．不安的。她怕真会闹出啥特别的不愉快来，那一向以来就让她感到错综复杂难以把握的“高大形象”崩溃于一旦，是她万万不愿它发生的事。但又不愿在这短暂的时刻中，啥事也不发生=如果这个“刨造过一个地区的开拓史”和“改变过某个地区历史走向”的人．一路上只是稀松平常地跟自己打几声哈哈，而后就无事人一样，把自己当一件东西那样送到家门口，应付差事似的敲敲车窗玻璃告个别．那也是自己万万不愿它发生的事。
那么，你究竟愿意他怎么对待你?
不知道。
上车的时候，她的确有点心慌：
今儿个慌啥呢?
车刚启动的那一阵子，这位年轻的书记大人似乎没去在意自己身旁还坐着一位客人，而且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客人。他完全放松下自己，脸上也卸去了刚才在众人面前必须要有的微笑，显得略有些疲乏，半闭着眼．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车里当然不会开灯。两人就这么在黑暗中默默地坐着。那一对刻，曹楠还真有些尴尬和不快。后来，突然听到书记大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能不能把你的手包放到座位上?人也放松一点。这里没人要抢你的这个包。”慌慌的一瞥之间，她看到，他说这话时，眼睛仍半闭着，人仍仰靠在柔软的车座靠背上，甚至连头都没有向她这边转过来一点。
经他这么一说，她才发觉，自己上车后．一直非常紧张地靠车门那边坐着，而且一直把小皮包紧紧地搂抱在怀里。她脸一红，赶紧把包“扔”下。这一“扔”，不料用力过大，包滚到了地上，滚到了顾书记的脚下。因为它紧挨着顾书记的脚，让她觉得不便立马弯腰去捡，正在无比尴尬和再三迟疑之际，顾书记却已经把包给她捡了起来，同时也没忽略了帮着抹去包上那点根本也不存在的灰尘。
“谢谢……”接过包时，她再一次涨红了脸。书记而后就询问了些有关她家常生活的问题，比如，“你住在那儿多久了?…‘那是谁的房子?”“那儿每月租金多少?”“有没有拆迁的可能?…‘你家里有下岗的吗?”“每月除了那点死工资外，省文化系统还能给你们一点额外的补贴吗?”听曹楠回答这些问题时，眼睛虽然不再是半闭着的了，但还是不看着曹楠，只是偶尔地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打量一下曹楠；只是在问到“最近社会上流传些啥新的顺口溜和政治笑话”时，他完全把身子转了过来，不仅聚精会神，而且饶有兴味地看着曹楠，等着她回答。谈下来，曹楠发现，她知道的顺口溜和政治笑话，远不如他多。而且他能用地道的东北、河南和四川“龟儿子”方言，抑扬顿挫地念那些顺口溜和讲述那些政治笑话，产生奇佳的现场效果，让她不仅笑出了眼泪，还笑疼了肚子，笑得直喘不上气。但他不笑，只是很平静很温和地说着，就像在说春风春雨日落日出一样。车快到码头街了，他不说话了，而且突然问了一句：“你有啥事要我办的吗?”或者说是习惯性地随口问了这么一句。他这么问，真的可以说是“习惯性”的。这些年，无数人找他，接近他，绕来绕去，说天道地，到最后无非就是“求”他办事。所以，他习惯了，只要来人，简单寒暄后，不等对方开口，就先主动问这么一句：“你有什么事要我办吗?”如果没有，再谈别的事。如果有，就赶紧谈“要办的事”。这样省去许多宝贵的时间。这对于他来说，已经像一般人见面问“吃了吗”一样，常规化了套路化了，并没有半点见外和居高临下的含意。但这句话在曹楠听来，却挺不舒服的。她觉得，对方把她放在了社会上那些女孩的位置上．好像她们来接近领导，都是“有求”于他。在这一瞬间，她觉得有一点别扭，甚至隐隐地觉得受到了某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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