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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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４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竹林名士”也就是通称“竹林七贤”。他们的思想以《庄子》为主，并由思辩落实于生活上。这也可以说是性情的玄学，与思辩的玄学不同。他们各自性情十分自挚，严酷的现实压抑着他们，希望在精神领域中流露自我；对人生、对时代的感受十分痛切。阮籍“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他一面“不与世事，逐酣饮为常”
；“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另一面又在登广武观楚汉战争处时，发出感慨：“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他这种郁勃难平难言之志，发为奇诡特异的八十多首《詠怀诗》。他在“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的情景下，要求“我腾而上将何怀”。
“腾而上”
，即对世俗的超越，他怎样“腾而上”呢？庄子本人是靠虚静工夫，而阮籍则是模仿庄子。庄子的精神本来就具有艺术的精神。所以竹林名士，实以开魏晋时代的艺术自觉的关键人物，表现在刘师培所揭示的“文章壮丽，揌采骋辞”
的风格，是十分自然的流露。
无论是“正始名士”
，还是“竹林名士”在“阐发道家之绪”
，也即魏晋玄学上是一致的。刘师培在此基础下，又找出“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区别，认为前者“与名、法家言为近者”
，后者“与纵横家言为近者”。实际上前者注重思辩，后者注重文辞，分析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至于他又把“正始名士”
“竹林名士”
与建安七子中的个别作家相联系，作为远源，就显得不够周到了。因为连鲁迅都承认建安七子的“文章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在很难判断”
①，不能只凭辑录前人
①《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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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０４
的材料。
在论及宋、齐、梁、陈的文学时，刘师培认为，该时期文学之盛，除承前代的遗绪外，还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而重视文学和文士。当时的一些帝、王、侯多有文彩，喜爱文学，招纳文士，以收名誉。一些文士，大抵出于世族之家。“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
①他归纳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有四个特点：（一）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也。即文章以用事为贵。
（二）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即文章多用艳丽、浮靡之词。
（三）文士崇讲论，并语悉成章也。当时文士沿习晋人尚清言之风，以才辩辞义相高；后崇讲学，学士多以辩论儒玄为务。文章受此风影响。
（四）谐隐之文，斯时益甚也。当时作者益为轻薄，多讥刺、嘲讽，文体因之亦愈卑矣、。
从以上四个特点，可以看出宋、齐、梁、陈这一时期文学的概貌和变迁。
最后，他又进行了概括，与魏晋“清峻、通侻、骋词、华靡”的文学风格相比，成了另一番景象：
要而论之，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
①《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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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４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①。
历史自有公断。随时间流逝而消失者，毫不足惜。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所作大量的辑录、评论工作，足以为后世的研究者引证和参考。
此书直到刘师培死后的八年，即１９２８年，鲁迅还把它与其他中国文学史相比，认为确实是一本较好的断代文学史②；又在前一年（１９２７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也曾推荐了这本断代文学史，并吸收了这本文学史中的观点。这本断代文学史，在刘师培美学思想中，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文学风格论的阐述和研究上。但是，对于中古时期的文学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经历和著作的关系，研究得不够充分，影响作为历史著作的才、识、学的充分发挥。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刘师培《中国中古学史》关系，不只是详细互明而已，而是恰恰在救偏补弊上，鲁迅超过了刘师培，显示出博大精深，极富战斗性。
①《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９２页。
②《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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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０４
第十四章 林 纾
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年）
，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举人，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曾依靠他人口述，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１７０余种，其中不少是外国名作，译笔也很流畅，统称为“林译小说”
，对当时颇有影响。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甚力，是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能诗画，撰有《畏庐文集》、《春觉斋论画》、《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笔记等多种著述。
第一节《林译小说》序跋中的中西文学比较
在晚清文坛上，对中外小说的评价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以侠人为代表。认为“吾国小说的价值真过西洋万万也”。
在这些人看来。西洋只有先进的理化之学，坚舰利炮，决无如中国的辉煌文学。另一种以新知主人为代表，认为“中国小说不如外国”
，“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入目前；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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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４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境，不能领略其中况味也。“
①林纾则是在比较中国古典小说的基础上，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了较为实事求是的分析，既避免了盲目称大、一味排外，又克服了对外国文学顶礼膜拜、俯首称臣的自卑感。林纾在《林译小说》的序、跋中，对中西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题材方面。
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中，赞扬狄更斯“从未有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栏之观鱼鳖虾蟹焉。……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正矣”。然而“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这里，林纾认为，《孝女耐儿传》和《红楼梦》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美学风貌，其原因在于彼此选取的题材不同。
狄更斯善于“刻划市井龌龊卑污之事”
，在《孝女耐儿传》中，“不写耐儿，专写耐儿之大父凄恋耐儿之状，疑睡疑死，由昏愦中露出至情”。这是因为“写耐儿，则嫌近于高雅；惟写其大父一穷促无聊之愚叟，始不背其专意下等社会之宗旨”。
《红楼梦》就不一样。虽然“其间点染以清客，闲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但是在整部小说中不占主导方面，而处在点染、陪衬的位置上，所以说
①转引侗生：《小说丛说》，《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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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０４
《红楼梦》“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
①。
文学作品题材的选择，原是关系到作者的生活经验、决定于作者思想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刻划市井卑污龌龊”的长篇小说是《金瓶梅》。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史上从英雄传奇到描绘世俗生活的人情小说的重大转变，反映为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美学风貌的特点，在于小说中真实地描写了日常生活的“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
并指出：《金瓶梅》是“一篇市井的文学”
，而《西厢记》是一篇“花娇月媚”的文字②。
《红楼梦》在扬弃《金瓶梅》自然主义描写的前提下，继承了《金瓶梅》对家庭生活细节的具体描绘，改变了所谓“落难公子遇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公子中状元完婚”的“才子佳人”那一套，有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和现实意义。但毕竟不是直接、正面对于“市井卑污龌龊之事”的描绘，形成了“雅多俗寡”的格局。林纾这个批评，粗看起来，似乎他不太懂得作家有选择题材的自由，但从他的本意来看，强调选择题材、反映时代风貌的重要性。
恩格斯曾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借用德国的《泰晤士报》——《总汇报》所说的话，“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
①《孝女耐儿传。序》。
②张竹坡评注：《金瓶梅》万历本第三卷，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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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
①他指出狄更斯也属于这一派。这是因为狄更斯作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在作品中直接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以讽刺、幽默和感伤的笔调给人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正如林纾所指出的，把“英伦半开化时期的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
其作品还通过对小人物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工人的生活和斗争，“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
②由此可见，林纾赞扬狄更斯的题材选择，联系着主题的揭示，为揭发弊俗、启示人心、改良社会服务的。
林纾在《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中认为：《孽海花》、《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这些谴责小说在审美趣味和艺术技巧方面，远不如《红楼梦》高雅和细腻。但作为在“秦台之镜”
，在对于弊俗的揭示更为毕露，对于社会改良更为直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纾进行中西文学作品题材的比较研究，主张“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
，批评“雅多俗寡”
，反映时代的风貌。
（二）结构方面。
林纾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可以算是从史传发展而来的。他经常用《史记》与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曾经这样说道：
司马迁之文，在鸿篇巨制中，往往潜用抽换埋伏之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第５９４页。
②《块肉余生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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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１４
法而人不觉，迭更斯亦然。
虽细碎芜蔓，若不可收拾，忽而井井胪列，将文章作一大收束，醒人眼目①。
狄更斯小说在结构上，使用了类似《史记》抽换埋伏的手法；哈葛德小说《斐州烟水愁城录》在结构上，也使用了类似《史记》联络法。这说明中西文学家的思维方式有相通之处：
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史迁传大宛，苟得一贯串精意，既无虑委散。
《大宛传》固极绵褫，然前半用博望侯为之引线，随外均着一张骞，……哈氏此书……
观其前眼，必描写洛巴革为全篇枢纽，此即史迁联络法也②。
这段话的意思是，写作长篇巨制，要涉及更广阔的生活题材，更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就需要一个贯串始终的“精意”
，即有一个中心主题，然后把众多的事件和人物“联络起来。象”穿针引线“样。因此，作者必须要统摄全局和精密的布局，层层入扣，运用各种文学手法，表现一个基本的主题思想。
只有全局全胸，挥笔自如，才能做到“文心萧闲，不至张皇失措”
③。这是中外大手笔的一条共同经验。
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记》一书，同他的其他作品不大一样。这本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
①《冰雪因缘。序》。
②《斐州烟水愁城录。序》。
③《曹操集。步出夏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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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着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行踪，得是事之来源“。这种文章结构法，用中国古代的术语来说，就叫做”锁骨观音“
，也就是“以骨节构联，皮肤腐化后，揭而举之，则全身锵然，无一屑落者”
①。
但并非一律如此，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统构就不一样，“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群之貉，不复分梳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徧之故”。
②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中国古典文章开阖，“全讲骨力气势”。小说家构思章回，笼盖全篇，“纵笔至于灏瀚，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为能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
③。
这段话说明，长篇小说是根据不同内容，作者下笔构思就差异，在表现手法上也就不完全相同，甚而有很大差别。
象《水浒传》这样的洋洋巨篇，作者“纵笔灏瀚”
，情节纷呈，到后半部就显得较杂乱松散，这既有作者的“意索才尽”之短，也有长篇巨著因场面之大，人物之多，头绪之繁而造成“遗落其细事”。这也不足为怪的。但是，这里揭示了中外长篇小说在结构上的差异，无疑是正确的。中国长篇小说有自身的特殊社会环境和形成过程，它讲究有头有尾，故事情节的完
①《块肉余生记。序》。
②《块肉余生记。序》。
③《曹操集。步出夏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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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１４
整性，不大注意细节的描写和结构的严谨。因为它最初不是写在纸上供人阅读的，而是由说话人讲给别人听的。但不等于说中国长篇小说不讲结构安排，而只是说它具有说讲文学的特点，有自己特殊的审美价值。从这个基本情况出发，林纾得出结论说：
中西文字不同，而文学不能不讲结构一也①。
与小说结构有关的，还有时空问题。林纾认为，在同一时空内，外国小说比中国古典小说包涵着更大的容量。他说：
古人为书，能积至十二万言之多，则日月必绵久，事实必繁移，人物必层出。乃此篇（指《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引者注）为人不过十五，为日同之，而变幻离合，令读者若历十余年之久②。
在作者生活的时代，欧洲小说大多是写人生的某个片断，时间一般不超过二十年；而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大多总是写到三代，有时写五代同堂，历史小说更是如此。正如《红楼梦》重点只写十九年，但必须交待上下几代、上百年的事情。
外国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那种描写个人一生的江河小说。
（三）手法方面。
林纾认为，在创作手法上，中西作品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不同。中西文学作品在叙述家常和日常琐事时，多采用
①《块肉余生记。序》。
②《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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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化腐为奇，撮散作整”的手法，改变了“恹恹生人睡魔”的艺术效果。他指出：
若是书，特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之事迹，自不善操笔者为之，且恹恹生人睡魔。
而迭更司乃能化腐为奇，撮散作整，收五虫万怪，融汇之以精神，真特笔也。
史、班叙妇人琐事，已绵细可味矣，顾无长篇可以寻绎。其长篇可以寻绎者，唯一《石头记》；然炫语富贵，叙述故常，纬以之以男女之艳情，而易动目①。
说明在同一描写对象上，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记》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所用的艺术手法也是相同的。这是一。另一方面，由于中西社会风俗和民族心理的不同，欧洲小说重视对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的描写，中国古典小说则着重情景描写，表现的手法是不同的。林纾认为：
大抵西人小说，多半叙其风俗，后杂入以实事。风俗不同者也，因其不同，而加以点染之方，出以运动之法，等一事也；赫然观听异矣②。
欧洲小说常用很大的笔墨有意识地描写地方色彩，景物风貌，他们细致的观察、敏锐的感受，富有艺术的感染描写，使小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丰富了知识的感受，启发了读者的想象。而中国小说因其风俗和民族心理的不同，更擅长于情景描写。情景描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有成就的艺术手段，无
①《块肉余生记。序》。
②《洪罕女郎传。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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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１４
论是中国古典诗词，还是中国古典小说，都创造了一种经过感情过滤的富有诗意的环境。尤其情景描写中白描手法的应用，如林冲夜奔梁山的雪景、黛玉听曲的春景，都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极粹之美。
钱钟书在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时，指出：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比较。……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唯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①。
这是关于比较文学的内容、目的和方法的精辟论断。拿这个观点来检验，《林译小说》序跋中对中西文学的比较所表述的见解，可以说接近于“跨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
，而且是属于“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的研究”的。我们找不到《史记。大宛传》和《斐洲烟水愁城录》、《红楼梦》、《孝女耐儿传》、《水浒传》及《块肉余生记》这些中外名著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林纾是把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背景而体裁相同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不只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民族文学的世界历史地位也看到了不同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①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
》，《读书》１９８１年第１０期，第１３２—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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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当然，《林译小说》序跋中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比较研究，有很大的距离。
林纾一不通西文，没有条件掌握第一手资料，序跋中的见解多为即兴式：二是依据“义法”之论，往往在评论作品叙事是否周到得体，语言是否雅洁上着眼，讲究结构、手法。然而，王国维比较文学研究，既通晓外文，又不因守旧论，眼界宽广，立论深切：因其《红楼梦评论》，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位从事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
①
尽管如此，《林译小说》序跋中的中西文学比较仍有实际意义和历史价值。因为知识界的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还以为中国的不及人处，不过是腐败的政治组织而已，至于中国人的文学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丽的”
，“到了林先生介绍了不少的西洋文学作品以来，且以为史各德的文字不下于太史公，于是大家才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亦有所谓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
②林纾大量译介西洋小说而又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其中不可能没有借鉴创作经验的意思。
他四十岁以前，“凡唐宋小说家，无所不搜括。非病沿习，即近荒渺，遂置勿阅。”
③从事译介工作后，感到不少西洋小说很新鲜，作法奇妙，慨叹“此中西文异，虽欲私淑，亦莫得所以”
④。
①扬枚：《文学知识》，台湾洪范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６２页。
②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第１５卷第１１号。
③《斐州烟水愁城录。序》。
④《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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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１４
后来林纾又说要采用“西人哈葛德”
和“迭更斯先生”
的笔法写小说。他的作品，因偏喜“以国事为经而以爱情为纬”
，硬安上英雄配美人的情节，其艺术成就虽根本无法同他翻译名著相比，但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正如郑振铎所指出的“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体裁，实从他而始打破”
①。
这种形式上的突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还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节 小说本性的“真”
“善”
“美”
虽然林纾不懂得外文，翻译外国小说是借助于别人的口头转译，由他笔录加工的。但是，由于他对中国古典小说及其理论的修养和根抵，又通过笔录加工外国小说，具有丰富的感受和敏锐的判断，表现在他的美学思想上，不仅对中西文学（小说）异同作了比较研究，而且也涉及到小说本性的“真”
、“善”
、“美”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与梁启超、黄摩西、金松岑、徐念慈等人美学思想相比，没有那么直接、明显。而只是就“真”与虚构、“善”与功用、“美”与移情这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讨论。
首先，“真”与虚构的关系。
文学艺术运用了一定的质料或媒介，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塑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感染人，教育人。
因而，它不能不借助于艺术的虚构和想象。
明代无礙居士认为，小说的价值，不在于其人其事的真假，而
①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第１５卷第１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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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在写得合情合理。他说：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可以辅金匮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①。
清代袁于令也说：
文不幻不变，幻不极不变。是知天下极幻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②。
在无礙居士和袁于令看来，虚构是更高程度的真实，没有虚构便没有文学林纾发展了他们的观点，明确提出“虚构”的概念，而且克服了那种认为虚构与虚写的片面性。
他指出：古文“凭空虚构而成象”
，不同于造型艺术③。
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见，乘虚逐微，无所不可④。
就是说，作家可以借助于想象，在这个最自由最广阔的天地里驰骋。在林纾看来艺术创作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机械地照搬照抄。
艺术虚构，可以产生出现实生活没有亲自经历过的、只是耳闻的事：
小说所虚构，皆耳闻也。必执小说所言，律以身接之事，曾无一事与小说相符。
书中李刚社夫阳春之言，皆造言，犹小说之言也⑤。
①无礙居士：《警世通言序》。
②袁于令：《西游记。题记》。
③《春觉斋论画》。
④《鲁浜逊漂流记。序》。
⑤《膜外风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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