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不过他在司马迁的笔下可没有什么好名声。其外貌据《史记》上说是鼻如黄蜂，眼睛细长，胸如鸷鸟，声如豺狼，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大暴君，这个就不用细说了。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历史学家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千古一帝，盛赞他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功绩。在纷乱不一的战国，他能够统一天下，除了先王积累的实力以外，秦始皇自己重视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章炳麟对秦始皇的用人给了很高的评价。他曾经说过: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与孝武（汉武帝），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孝文（汉文帝），秦皇犹贤也。
皇帝的出尔反尔
嬴政幼时曾经随父亲在赵国充当人质，受了不少白眼，所以估计他对六国之人没有什么好感。罢免吕不韦以后，嬴政真正掌握了秦国的大权，于是下达了著名的逐客令，限所有秦国境内的客卿三日之内离开，否则严惩不贷。后来的丞相李斯也是被驱逐的客卿之一。临走的那天晚上，李斯越想越郁闷，觉得就这么离开实在不甘心，便给秦王上书要求收回逐客令。李斯上书的主要内容是说：秦国的先王曾经广求贤士。比如秦穆公求士，从四面八方收罗人才，得到了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人的扶持，结果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使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得以国家富强，百姓乐逸，扩展土地千里，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秦惠王用张仪之计，破坏了六国的合纵策略，使诸侯四面事秦。秦昭王得范雎，成就了秦国帝业。由此观之，客卿是秦国强大起来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他们，秦国是不会强大起来的。然后，他拿秦王喜欢的珠玉锦绣、奢华宝物作比喻，指出这些东西都不出自秦国，但是秦王还是乐于使用。而用人却不这样了，不问人是否有才，不论曲直，不是秦人的一律逐出，这绝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接着，李斯指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所以他说：“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他认为,把人才推到别的国家去就是帮助别人、削弱自己的做法。信送出去之后，李斯知道秦王的厉害，又感到害怕，于是便开溜了。秦王见到上书之后，恍然大悟，痛骂自己鼠目寸光，愚不可及，赶快派人请回李斯，并四处传令，挽留各方人才，共商统一大计。到此，可以说秦国完成了灭掉六国的最后一步准备，这是完全专业化的人才策略，为秦国聚集了最好的人力资源。驱逐人才确实是很愚蠢的做法，幸亏嬴政能及时改正错误，否则统一天下将是很难的了。
重用“术业有专攻”的人
始皇之量很了得
秦王嬴政非常重视人才，他彻底贯彻了法家任人惟贤的治国方略，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重用文法吏，彻底荡清了贵族势力。虽然对他的为人历来评价刻薄，但实际上在使用人才方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嬴政高度重视人才，不管是谁，只要有才能，能够为秦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他都加以任用，使他们为自己卖命。大梁人尉缭曾经给嬴政提了一个好的建议，让嬴政出巨资贿赂六国的大臣，从内部瓦解敌人，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花费巨大，但却能够获得很大的实际利益。嬴政立即实施了这一建议，并且对尉缭礼遇有加，赏赐尉缭使用的东西常常和自己使用的一样，但是尉缭反而要走。他觉得秦王虽然现在对人才礼遇有加，甚至愿意让出自己使用的好东西给他们，这正表现了嬴政的虎狼之心，等他统一天下之后，则天下人都会成为他的奴隶。因此，尉缭不愿意和嬴政长久交往，便暗地里议论了嬴政一番之后，拔脚开溜，却不幸被嬴政发觉，被逮了回来。不过，嬴政并没有大发雷霆，将他投入监狱，而是执意挽留，任命他为秦国太尉，始终听从他的建议，从而作出了很多正确决策。
嬴政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对武将的重视，在他手下可谓是名将辈出，很多大将战功卓著，这与秦王能够给他们创造打胜仗的条件是分不开的。秦国对兵马控制得很严格，建立了完善的调兵制度，但大将出兵，动辄几十万，一些重大战役关系秦国存亡，而秦王对大将们似乎都很放心，没有出现过对战争指挥随便指手画脚的情况。只有王翦灭楚国之前，向嬴政索要房屋地产以表示自己没有什么野心，以此来换取嬴政的宽心。但我们要看到，这也只是王翦自己单方面的表示，也没说秦王一定对他不信任，倒是六国国君常出现越俎代庖的现象，连名将李牧最后都被逼自杀。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秦将大都能随机应变，灵活指挥，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终帮助嬴政统一天下。
重用“术业有专攻”的人
除了对武将重视之外，嬴政还高度重视专业化人才。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修建者李冰其实就是嬴政任命的太守。可以说没有嬴政对专业化人才的重视和对李冰的支持，都江堰是不可能建成的。我们今天看这个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似乎也应该记起伟大的嬴政。还有一个水利人才我们也都很熟悉，那就是郑国。郑国刚到秦国的时候，就是一个间谍，他的目的在于修建一个可以水淹秦国的工程。嬴政刚开始并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后来发现郑国的真实目的之后，也没有将郑国处死，而是让他继续修建，以便利于关中农田的灌溉，发挥了郑国的专业技术，使得秦国经济实力大增，反而获益匪浅。
其实最能表现嬴政求贤若渴的还是他试图收用高渐离的故事。他不是不知道高渐离是荆轲的知己好友，但是高渐离的音乐才华实在太让他倾倒了。对于这样的人才，无疑每个帝国都是急需的，因此，他将高渐离收容到了身边，并且一再容忍了他的刺杀，直到实在无法挽回为止。嬴政始终无法理解高渐离的执著。其实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高官厚禄、恩威并重也许能够将人才留在身边，却不是根本的方法。高渐离对燕国、对荆轲怀着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无法剥夺的。今日所谓人性化管理，其实从根本上讲也就是培养感情，以情动人，其效用之大也许超乎你的想像。
今天，一提起嬴政，一个暴君的形象立即浮现在你的眼前。其实和后来那些荒淫无道的皇帝相比，嬴政的问题算不上太严重，而在用人方面，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严格按照法家思想行事，任用贤能，赏罚分明，所以终于取得了一统天下的业绩。也许是他太过于相信法家思想了，也许是被一统天下的业绩冲昏了头脑，所以他一心想把帝国的事业稳固下来，让他的大秦江山真的能够传至千代万代，所以他巩固帝国的措施急急忙忙地实行着。他发兵三十万北击胡人；迁移人口充实边疆；派蒙恬修筑长城；开直道，修阿房；一再巡游天下，安抚四方；为了钳制思想，他又焚书坑儒……结果欲速则不达，大秦帝国二世而亡。摧毁他苦心经营的帝国的是叫刘邦和项羽的两个人。
秦二世胡亥
秦二世胡亥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其实也未必如此。秦始皇是很善于用人的，继承皇位的秦二世在用人方面却犯下了很大的失误，加快了秦国灭亡的步伐。秦二世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好名声，不过他一开始即位的时候还是能够听取大臣的建议的。他曾经召集大臣商议秦始皇的庙号，以后还听取了大臣李斯、冯去疾等人的一些建议，有过试图有所作为的举动。现代有的学者已经证明，秦二世受过比较好的法家教育，对于权力制衡是很有一套的。但后来他受了赵高的蒙骗，终于身死国灭，为后人耻笑。
“糟糕”的建议
秦二世的皇位来得不怎么正当，所以他老是担心能不能让大臣服气，害怕其他公子过来争权。他便问赵高该怎么办，赵高就趁这个机会跟二世说：那帮大臣们的势力盘根错节，威望很大，陛下应趁巡视的机会，清除他们的势力，起用新人。这个主意非常毒辣。赵高其实是想铲除阻碍自己前进的绊脚石，哪里是在为二世出谋划策。但是秦二世就怕别人抢了他的位子，结果也不斟酌一下，就开始动手，接二连三地诛杀大臣和皇子，秦朝的统治基础大为削弱。而大臣的劝谏被认为是诽谤，大臣们为了保持禄位，只能诚惶诚恐，谄媚奉承，秦二世也听不到什么真言了。
之后，赵高又开始游说二世，说陛下现在太年轻，又刚当皇帝，怎么能和大臣商量、决定大事呢？万一办错了，则损害自己的威严。天子称朕的原因就是表示不应该听别人声音，而要乾纲独断。赵高还引用典故，这段话说得似乎是有理有据，并且符合法家的统治理论，好像是一心为二世考虑，其实是为了能够让皇帝只听他一个人的。那二世竟也相信了，从此常居于深宫，与赵高商量各种大事，大臣们很少能够朝见他了，朝政日益混乱。
李斯曾是“翘翘板”的一端
不过，这个时候的秦二世还是能够控制赵高的。秦二世是一个暴君，但用人也有自己的特点，他同时重用赵高、李斯二人，使此二人相争，而自己处于平衡斗争的地位。这是后世帝王控制大臣时广泛使用的方法，秦二世也许具有开创之功呢。秦二世始终想使二人的势力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不肯轻易地打破。因此当二人互相攻击对方谋反或者不忠的时候，秦二世往往不置可否。李斯的存在，显然危害了赵高的利益。因此，赵高又利用了二世怕别人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心理，设计陷害李斯，将李斯投入了监狱，并严刑拷打，使得李斯屈打成招，自承谋反。秦二世信以为真，斩了李斯一门，自己破坏了这种平衡，使得权力集中于赵高手中。
除掉李斯之后，赵高又陆续把秦二世身边的忠臣挨个收拾，看看条件成熟了，就想作乱，可是怕大臣不听使唤，竟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历史活剧。那天他拉了一匹鹿上朝，对皇帝说，我献给您一匹马。那二世智力还是正常的，便说，丞相，这不是匹鹿吗？大臣们有的附和着说是马，有的不敢说话，还有一些有良心的大臣说，这是匹鹿。于是赵高暗中把那些说是鹿的大臣除掉了，之后不久他便发动宫变，处死了二世。二世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大臣处死的皇帝。
盘点秦二世
做领导的一定要注意听取下属的意见，但也不能不加鉴别地一律采用，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力。那些要蒙骗你的下属，总是打着为你好的幌子进行的。赵高就似乎是一心为了二世的利益，说出来的话似乎都是有理有据的，但其实稍微一想，就会发觉他的险恶用心。但二世为什么还是上当了呢？原因有二：一是赵高投其所好，抓住了二世急于巩固自己统治的心理，打着巩固二世统治的名义，谋求自己的私利；二是秦二世自己判断失误。他认为赵高是个太监，没有子孙继承利益，所以应该没有私心，能死心踏地为自己效力（这似乎也是后世皇帝宠信太监的原因所在）。法家的统治理论里面讲究不要显露帝王的真实心态，以免被人利用蒙骗。秦二世虽然受过较好的法家教育，但显然还是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
贾谊在《过秦论》中曾经深刻地揭示了秦二世用人的过失。他说，秦二世继位的时候，天下苦病已久，渴望得到治理。即使二世是庸主，只要他能任用忠贤，臣主一心，励精图治，天下也可以得治。二世不行此术，还是和他父亲一样无道，结果陈涉在大泽乡起义，天下响应，秦朝灭亡。这是二世的过错。
鸿门宴上的各色人等
秦灭之后不久的某一天，刘邦和项羽在鸿门那个地方喝了一次酒，很多年以后，人们把这次聚会叫做鸿门宴。
那天一大早，刘邦就来到了鸿门参见项羽。虽然他带了一百多号人，但心里仍然忐忑不安，因为他听说，项羽要对他下手了。所以他一见项羽，就喊道：“大王，我们两个兄弟当年约定合力攻秦，我真没想到自己能先入关破秦，能在这里和大王相见，真是想煞兄弟了。听说有个奸人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你可得相信我！”这番表白，又套了近乎，又说明了立场，确实有水平。于是那项羽真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忍不住说：“都是你手下的那个曹无伤说你的，要不然我哪会怀疑你啊。”这话笨得可以，人家还没问呢，他项羽就把自己的内线交待出来了。于是两个人开始喝酒，刘邦谦卑得很，捡了一个下手坐下。喝了几杯之后，项羽手下的智囊范增似乎觉得他的玉佩很漂亮，一次又一次地举起来，还用眼睛盯着项羽看。原来他是想趁此机会，让项羽除掉刘邦。哪知道项羽视而不见。这是项羽在鸿门宴上的第二个失误，有好的建议而不采纳。结果，范增一看这招不灵，便溜了出去找到项庄，要他进去敬酒，并舞上一段剑，然后趁机刺杀刘邦。那项庄也不含糊，进去就开始舞剑，哪知道项羽他叔叔项伯早就被刘邦收买了，还结成了亲家。他也拔剑起舞，挡在刘邦面前，项庄自然刺杀不了刘邦。刘邦的智囊张良一看情况不对，马上也溜了出去，找到了刘邦的小舅子樊哙。樊哙是屠户出身，勇猛过人，冲进大帐后表演了一段吃生猪腿，喝大杯酒的生猛戏，然后对项羽喊道：“大王，我姐夫可真是冤枉啊，他辛辛苦苦打下咸阳，什么东西都没动，就盼着大王来主持大局，您怎么能听小人的谗言，一来就要拿我们开刀呢？”刘邦也挤出几滴眼泪配合了一下，弄得项羽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刘邦借口如厕溜了出来，在樊哙的劝说下，由几名勇士护送着，撒丫子从小路开溜了，只留下张良带着几件玉器辞谢项羽。那项羽不知道怎么想的，什么也没说，收下了玉器。范增大怒，拔剑击碎玉器，叹息道：“竖子不足与谋！”
在鸿门宴的过程中，项羽和刘邦用人水平的高下昭然若揭。首先，刘邦善于团结人，连项伯都被他争取过去，他的手下也都围绕自己共度难关。比如张良审时度势，出谋划策，樊哙勇敢向前，唱起黑脸的角色，其他人也都服从调配，共同应付项羽，保护刘邦的安全；而项羽手下，很明显不那么团结，范增想让项庄舞剑刺杀刘邦，结果被自己人项伯破坏了。其次，刘邦还很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连樊哙的正确意见都注意听取；而项羽就差远了，对于范增的建议不理不睬，错失良机。最后，在利用对方人员方面，项羽也单纯得很，两句话就把自己的内线给暴露了；而刘邦则很好地利用了项伯这个内线，脱离了危险，开始与项羽争霸天下。
刘邦“善将将”
楚汉相争的初期，刘邦和项羽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刘邦之所以能打败项羽而得天下，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刘邦曾经置酒雒阳南宫，与群臣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刘邦问：“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段话也就是说，刘邦认为自己并没有多么超人的能力。要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说到安邦定国，抚慰百姓，供应物资，保证粮饷，他不如萧何；而统帅大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刘邦能很好地使用他们，所以能够取得天下。但是项羽，他有一个范增却不能重用，所以就失去天下了。
刘邦虽然出身卑微，没有什么文化，但确实很懂得用人。当初，骊食其来投奔他，《史记》上有段精彩记叙说，刘邦当时忙着洗脚，不愿意搭理他。骊食其很生气，就说，若大王想取得天下，就这样对待长者吗？刘邦立马醒悟，正襟危坐，起来礼待骊食其。结果骊食其看他还是可以辅佐的，于是为他出谋划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用韩信上，他用人的艺术更加完美了。当初韩信从项羽那里投奔过来之后，并没有受到重用，韩信失望而去，被萧何追回，然后劝说刘邦重用他。刘邦听从了建议，直接就拜韩信为大将，让他统兵打仗。到楚汉相争处于关键阶段时，韩信派人来请封齐王，刘邦认为这是要挟，刚想破口大骂，但一想当时的形势，立马改口，正式封韩信为齐王，争取了韩信的支持，让他为自己取得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汉高祖驭人有术
张良、萧何、韩信都是人中豪杰，不善于统驭他们，必然会互不服气，甚至相互排挤压制，造成内讧。所以刘邦就根据他们的个性进行管理，使他们协调一致，各尽所能，为他的事业贡献力量。张良善于出谋划策，所以刘邦就把他留在身边，充当高级参谋，随时献计献策，咨询顾问。萧何行政经验丰富，为人沉稳，有长者风范，所以就让他驻扎后方，抚慰百姓，随时供应粮草物资，支持前线的战争。而韩信善于统兵打仗，就让他征战沙场，这样就使他们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特长。同时，这种分工也使他们相互牵制，不会威胁到刘邦的领导地位。张良虽然谋略出众，但是没有军队，也没有粮食物资；萧何虽然坐镇后方，但是没有军队，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还有韩信虽然有大将之才，身边也有一些谋士，可是少了粮食物资的支持，几十万军队照样玩不转。所以，虽然汉初三杰都有独当一面的大才，甚至萧何与韩信都有自立的机会，但是他们在刘邦这种权力制衡的设计下，只有老老实实地为刘邦卖命了。
刘邦统驭人才的另外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论功行赏，使得手下的众多人才，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有序地展开竞争。下属的官位升迁赏赐有了根据，就能使他们按照规则，充分发挥才能，获得封赏，而不是把才能用在内耗上。刘邦初定天下以后，准备评功封侯，结果群臣争功，谁也不服谁的气，一年多还没有评定下来，弄得人心惶惶。史称：“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上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齿，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罢酒，群臣皆喜，曰：‘雍齿且侯，吾属亡患矣！’”这样，在张良的提醒下，刘邦先封了一个自己讨厌的人，让大臣们稳定了情绪。最后确定封位的时候，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赏赐也最多。结果大臣不服气，尤其是那些出生入死的武将们，不明白自己血洒沙场，用生命换来的功劳，竟然比不上萧何在后方动嘴皮子的功劳大。那刘邦说服众将的比喻，也着实有趣，他把众将比做打猎的猎狗，而萧何则是指挥猎狗的猎人，当然是猎人功劳大了。说得众将哑口无言，最终顺利封赏完毕，刘邦也稳定了江山。
关于刘邦的用人，韩信曾经与刘邦有一段精彩的对白。刘邦问韩信：“如我能将几何？”韩信答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曰：“于君何如？”答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韩信此言可谓不虚。成就事业者不但要重视人才，更要善于统驭人才，从而使他们有机组合，提高他们的凝聚力，增强自己的实力，成就功业。
汉文帝刘恒
嘴巴甜，靠边站
汉文帝是一代明君，西汉“文景之治”就是从他开始的。他也是一个善于用人的皇帝，但是有一次他没有使用一个看来很有才能的人，有点奇怪吧？
话说汉文帝平时比较喜欢打猎，有一次他带着大小随从到皇家园林上林苑打猎游玩，只见奇珍异兽，应有尽有，心里非常高兴。来到老虎园的时候，上林苑的主管官员前来拜见，文帝就向他询问上林苑的面积以及动物种类。没想到这随口一问，那主管官员竟然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文帝很生气。旁边的一个老虎管理人员对各种禽兽的情况非常熟悉，自告奋勇地跑了出来，回答了文帝的问题，并且口齿伶俐，夸夸而谈。文帝听了非常高兴，就打算撤掉原先的那个主管官员，改用这个老虎管理人员。他刚想下令，却被大臣张释之拦住了。张迂回地问道，陛下觉得绛侯周勃这个人怎么样啊？文帝说，那还用问，堪称长者。张释之又问，那东阳侯张相如呢？文帝说，也是长者。此二人都是汉初重臣，但是都有些木讷，不怎么会说话。所以张释之说道，既然如此，那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都曾经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哪里像这个管理人员这么伶牙俐齿啊！接着，他阐述了自己的主要顾虑。他说，秦朝的时候，就是注重耍嘴皮子的功夫，结果朝廷官员以耍嘴皮子为能事，文过饰非，导致亡国。今天的这件事陛下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文帝一代明君，一下子就明白了张释之的话，提拔了这个老虎管理人员，确实有可能获得一个好的上林苑主管官员，但其他大臣会认为这是耍嘴皮子的结果，若闻风而动，人人以耍嘴皮子为能事，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权衡了利弊之后，文帝决定不提拔那位老虎管理人员，只是撤了那个主管官员，因为玩忽职守是必须受到惩罚的。通过这件事，文帝手下的官员们吸取了教训，踏踏实实地工作，净化了官场风气。
纳谏旧事
纳谏旧事
从汉文帝打猎发生的这一个故事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出汉文帝善于纳谏之外，也可以看出汉文帝还是蛮贪玩的，喜欢和大臣一起游猎。结果又有一个叫贾山的大臣对汉文帝表示了不满，上书劝谏。他说，现在陛下命令天下推荐人才，天下人当然都很高兴，努力地完善自己以求被陛下启用。陛下也倒是真的启用他们了，给他们高官厚禄。但是陛下让他们干的事情却是陪自己打猎，甚至有时候一天去三趟。现在是征召人才的关键时候，陛下天天和大臣游猎，只会危害国家大业，断绝天下人的期望，绝不可取。汉文帝听罢，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听从了建议，从此严格约束自己，励精图治。
此后，汉文帝确实不怎么游猎了，可有一次他从霸陵下山的时候，看着下山的路，好动的他又来了兴致，心想来个纵马狂奔肯定很刺激，于是便纵马向前，想飞驰而下。中郎将袁盎一看，赶紧骑马上前，拉住了汉文帝的缰绳。汉文帝不大高兴了，说道，将军胆怯了吗？袁盎劝谏说，圣明的君主不求冒险，不求侥幸。现在陛下纵马奔下这陡峭的山坡，追求一时的刺激，万一马匹受惊，车辆被毁，陛下即使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又怎么对得起高祖和太后呢？汉文帝马上认识到了错误，放弃了自己的这种想法。
还有，贾谊深受汉文帝的赏识，不过后世诗人曾经嘲讽汉文帝，说他和贾谊面谈的时候“不问苍生问鬼神”。实际上这种批评是不客观的，贾谊曾经上书汉文帝，陈述了重视农业的重要性，认为汉朝政府国库的粮食积累非常有限，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此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引导老百姓务农，从而使百姓富足，天下安定。汉文帝是个实干家，一听有道理，就接受了贾谊的建议，在每年正月十五日，举行藉田，汉文帝亲自耕种，以作为重农的榜样。
敢说话的袁盎
敢说话的袁盎
汉文帝不但善于纳谏，还主动为大臣敢于说话创造条件。当时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使得大臣不敢畅所欲言地评议朝政，于是汉文帝就废除了这些罪名，解除了大臣上书言事的顾虑。并且他每次上朝，郎官和从官进呈奏书，他都是停下车来接受，不能采用的就放到一边，能够采用的，就对上书的人大加赞扬，结果大臣们都愿意进谏。汉文帝纳谏态度诚恳，所以大臣也敢于劝谏，有时候甚至涉及他的私人生活。汉文帝非常宠幸慎夫人，她在宫中常常和窦皇后同席而坐。有一天，文帝和慎夫人到郎官的官署来，还是前文提到的拉住汉文帝缰绳的那个袁盎把慎夫人的座位排到了后面。慎夫人当然不高兴，不肯就坐。汉文帝也很生气，站起来要走。袁盎规劝道，尊卑有序，方能上下和睦，慎夫人只是一个妃妾，怎么能和皇后同坐呢，你要是真的宠幸她，对她好就行了。陛下现在这种做法其实是害她，难道忘了当年的“人彘”了吗？文帝听了，脸都白了，他马上想起了吕后出于嫉妒把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弄得像猪一样的惨剧。于是汉文帝把袁盎的话告诉了慎夫人，慎夫人听了也后怕得很，当然不生气了，还赏赐了袁盎五十金。
汉文帝善于纳谏，从而使大臣敢于指出文帝的过失，使汉朝实力在文帝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后来的大汉盛世打下了基础。
汉景帝刘启
说完汉文帝之后，就要提到汉景帝。这两人开创的大汉帝国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盛世之一。对于汉景帝，历来评价很高，只是在他晚年逼死周亚夫一事上，学者多有微辞。我们想从用人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宋神宗赵顼
起用王安石
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到宋仁宗的时候已经很明显了，他虽然试图做过改革，但是终归失败。即位的宋英宗也提出过要“去冗官之患”，并对官员考绩升迁官资的制度做了一些改革。但是，宋英宗英年早逝，改革的重任交给了即位的宋神宗。宋神宗即位后，他开始锐意改革，那时他２０岁，力图有所作为。当时他的大臣大都是仁宗旧臣，即使改革派的富弼等人也暮气沉沉，无意进取。宋神宗的改革必须使用新人，他发现了王安石，王安石也是确有大才之人，但是君臣的改革还是失败了，其原因的确是十分复杂，我们仅从宋神宗的用人角度谈一点看法。
王安石是北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年轻的时候就文才出众，得到文学家欧阳修的赞赏。宋神宗２０岁做了皇帝，王安石２０岁中进士，君臣倒是有些相似之处。王安石起初在地方任职，曾在鄞县做过县官，其时正逢那个地方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困难。王安石有实干精神，他主持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摆脱了困难。每逢青黄不接的的时候，王安石就开仓借粮给农民，等到农民收获后，按照官定的利息予以偿还，很好地接济了百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地主豪强对他们的盘剥，得到百姓的称誉。
王安石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年官，名声卓越，后来被宋仁宗调到中央，他一到京城，就上了一份万言书，主张改革财政。当时，宋仁宗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因此没有接受，后来王安石的母亲去世，王安石回家守丁忧。宋神宗即位的时候，王安石已独负天下盛名多年，他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说天下士人都认为只要王安石当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宋神宗当太子的时候，就知道王安石，当时他手下有个官员经常向他提及王安石，因此印象深刻，在他即位不久后，即召王安石赴京。但当时文官政治已经成熟起来，照例王安石要推辞一番，果然他引病不赴。宋神宗也明白意思，于是令王安石就地担任江宁知府，不久，就召他再次入京。王安石一到京城，就被宋神宗单独召见。宋神宗向他询问治国大计，王安石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答道：“改革旧制，推行新法。”然后向宋神宗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宋神宗觉得很适合自己的想法，于是让他回去拿出一个详细的改革条陈。王安石等这个机会都几十年了，于是回去后当晚拟就了条陈，第二天呈宋神宗。宋神宗阅后大喜，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正式改革。他首先创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具体负责变法事宜，由自己和枢密副使韩绛兼领，并启用了一批新人，任命吕惠卿任“检详文字”，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放手进行改革。
不久，王安石相继提出了变法的主要内容：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他在鄞县试用的那个接济百姓的办法，推广到全国实行。
二、农田水利法。由政府出面，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促进农业发展，从产出上解决粮食问题。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可以不再自己服役，改为交纳免役钱代替，以前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纳。然后由官府雇人服役。从而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
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然后按土地的多少以及肥瘠征税。力图抑制土地兼并，增加政府收入。
五、保甲法。政府把百姓按住户重新组织，每十家为一保，每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有两个男丁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随军队作战。
从上面的内容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有助于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政府收入，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了许多朝臣的反对。面对这些压力，宋神宗有些动摇，就询问王安石：“现在人们到处议论变法，批评变法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预料到变法的这些阻力了，于是坦然答道：“陛下认真处理政事，怎会天变？陛下经常征询意见，怎么能说没有照顾舆论呢？至于祖宗规矩，本来就是应当顺应新情况加以改变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暂时安定下来。
神宗用人会摇摆
不巧，公元１０７４年，河北大旱，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粮，四处逃荒。按说这只是自然灾害，却被变法反对派利用，有官员趁机献给宋神宗一幅《流民图》，硬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把王安石撤职。宋神宗也是忧民之君，看了《流民图》，很是难过，长吁短叹，夜不能寝。反对派大臣还鼓动了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在他面前进言，哭诉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迫宋神宗停止新法。王安石迫于形势，上书辞职。
在这个微妙时刻，宋神宗如何用人就成为变法成功与否的关键了，如果顺从了大臣的意见，罢免了王安石，则变法就功亏一篑了，若是坚持下来，则可能会向顺利的方向发展。结果，宋神宗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领导者，他批准了王安石的辞呈，让他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休养，新法受到了挫败。
第二年，宋神宗还是想继续变法，把王安石再次召回出相。然而，事有凑巧，刚过几个月，天空出现了彗星。这正常的自然现象在当时是不吉之兆，反对派大臣自然不会放过，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虽然竭力为新法辩护，劝说宋神宗不要迷信，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无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此时，王安石祸不单行，这一年，他的爱子王病死，王安石老年丧子，精神受到重大打击，遂力请辞相。同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任江宁判府，次年六月又辞官闲居江宁，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四月，他听说司马光等人把新法完全废除后，在忧愤中去世。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北宋政府摆脱积贫积弱局面的一次良好机会，但是宋神宗用人立场不坚定，太容易动摇，最终无法让王安石发挥自己的才能，变法失败。历来史家对王安石的用人多有批评，其实宋神宗用人的问题似乎更关键，值得探讨。但是《宋史》中却不这么看，反而认为是王安石误导了宋神宗，书中说道：（宋神宗）即位，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
神宗美志不遂
不过，宋神宗确实有志于求治，但是一生政事多不成功，这似乎与北宋政权积累已久的弊端有关。宋神宗名赵顼，为英宗长子，先后封为淮阳王、颖王，英宗病危时被立为太子，英宗病死后继位。宋神宗即位前喜读《韩非子》一书，曾说：“天下弊事很多，不能不改革。”英宗于治平四年（１０６７年）正月丁巳日病死，他于同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宋神宗即位后，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严重局面，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挽救北宋危机，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新法推行了十几年，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但是，新法触动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官员的强烈反对，加上他自己意志不坚定，新法最终失败。
他多次发动对西夏战争，他前期任用王韶，获得了熙河战役的胜利，收复了两千里故汉地；同时用章惇开拓梅山地区，史称梅山之役；后屈从辽的要求，重划河东边界，弃地数百里。元丰三年至五年，他进行宫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他多次遣将进攻西夏，灵州之战、永乐城之战，皆大败。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神宗还凭借几年来积蓄的军事力量，对西夏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宋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据有了兰州，切断西夏同河西走廊的联系，为环攻西夏造成有利态势。为保持这一战果，神宗于元丰五年八月下令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主持永乐城修筑和防御任务的是志大才疏不懂军事的徐禧，遂陷于西夏军重重包围之中。城陷，徐禧、李舜举和李稷以下数万宋军民全部死难。神宗半夜得到消息，起床踱步，达旦未眠，因此得病。自此，神宗郁闷于怀，元丰八年春病死，在位十八年，死后庙号为神宗，葬于永裕陵。
宋钦宗赵桓
当宋钦宗和他父亲宋徽宗在北国坐井观天的时候，肯定会后悔自己当年为什么不重用贤宰相李纲，若是任用当时的忠臣良将，又怎会有靖康耻呢？宋钦宗实际在位仅一年多，却走马灯似地拜罢了二十六名宰执大臣，其用人的教训值得我们今人汲取。
李纲临危受命
宣和七年冬，金兵大举南侵。宋徽宗胆怯无主，时任太常少卿的李纲“刺臂血上书”，请宋徽宗赵佶禅让帝位，使太子赵桓能以皇帝名义号令军队，宋徽宗害怕战争，同意之后自己跑到江南避难。宋钦宗赵桓即位后，朝野一片混乱，对金兵南下束手无策。李纲主动请缨，临危受命，担当起了重任，他在《靖康传信录》中有过一段回忆是这样的：
上顾宰执曰：“策将安出？”宰执皆默然，余进曰：“今日之计，莫若整肃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曰：“谁可将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蓄养大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号，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怒甚，厉声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否〕？”余曰：“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效。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上顾宰执曰：“执政有何缺？”赵野对曰：“尚书右丞缺。时宇文粹中随道君东幸故也。”上曰：“李纲除尚书右丞。”面赐袍带并笏，余致谢，且叙所以时方艰难，不敢辞之意。
朱熹对此给了李纲很高的评价，他说：“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宋钦宗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后，又让他兼亲征行营使，委以防卫东京的重任。李纲上任后立即发动军民严密布防，并下令主张弃城逃跑者一律处死，稳定了军心。然后他厉兵秣马，调配军队，修整军械，四处征兵勤王，加强了东京的防守。在李纲的严密防守之下，宋军屡次击退了敌人，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而金兵退走后，宋钦宗和一批大臣以为天下太平了，于是把宋徽宗接了回来，并遣回了勤王军队。对李纲一再提醒的军备建设置之不理，宋钦宗也开始嫌李纲嗦。
君疑臣
当时有将领姚平仲急于邀功，发兵进攻金兵，结果损失了一些军队后，无功而返，宰相李邦彦与众执政乘机夸张事态，中伤李纲。宋钦宗下令罢免李纲和统率陕西援兵的老将、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消息传开后，京城军民爆发了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运动，当时的太学生沈长卿后来回忆道：
臣闻二月初五日，陛下罢李纲右丞，太学生陈东等率士数百，伏阙上上书，极言李纲忠义，李邦彦奸恶，冀陛下聪明睿断，罢邦彦而相李纲，以厌天下之论也。于时京城百姓群聚阙廷，不约而来者几数万人，仰天椎心，祈哀请命，莫不欲李纲之相，邦彦之罢也。迫陛下遣使宣谕，复纲旧职，众志遂定。其后乘时恃众，殴击内侍，盖缘平居细民受虐之深，积怨之久，〔以至于是〕。今日戎虏拥兵困辱中国，夺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间，发其痛以至于极，非士人所教而为之也。夫举数万之众，不烦召而群聚帝阍，若出一家，曾无异意者，岂陈东一布衣寒士所能驱率哉？
确实，几万无组织的群众云集宣德门下，说明了当时人们认定救国非李纲莫属。宋钦宗虽然被迫复用李纲，封其为开国伯，赐无锡惠山寺作为他奉祀父母的功德院，但是却对李纲心生怀疑，“自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
金兵当时两路攻宋，东路的完颜宗望退兵后，西路的完颜宗翰却不肯罢休，加紧攻打太原。宋钦宗派去救援的大将种师中半路上被金兵包围，兵败牺牲。于是投降派大臣耿南仲乘机进言：“欲援太原，非纲不可。”劝说宋钦宗把李纲派到河北去指挥战争，宋钦宗也正好想找个理由赶走李纲，便立即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当时的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劝说宋钦宗不要派出李纲，因为他“不知军旅，将兵必败”。李纲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再拜力辞”，恐怕自己“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宋钦宗大怒，认为这是李纲的托词，硬要把他调走。在宋钦宗的一再催促下，李纲匆匆分三路进兵，企图援救太原，但是，各路将领直接受朝廷指挥，根本不听李纲调遣。三路人马缺乏统一指挥，结果自然大败而回。这下可给了宋钦宗口实，于是把李纲撤了职，贬谪到南方去了。北宋两次救援太原失败后，太原城失落成为了必然。在被围八个月后，太原兵尽粮绝，守将王禀带着饥饿的兵士跟金兵巷战之后，跳水自杀，太原失守。
若用贤宰相，岂有靖康耻
太原失守之后，金兵得以长驱南下，各路宋军将领听到东京吃紧，主动带兵勤王，但是宋钦宗和投降派大臣一味割地求和，竟命令各路援军退回原地。不久完颜宗翰的西路金军顺利渡过黄河，完颜宗望率领的东路，也攻下北京大名，渡河南下。两路金兵会师后，直逼东京城下，猛烈攻城，城里的三万禁卫军逃散，各路勤王将领鞭长莫及。这时候，宋钦宗想召回李纲，已经来不及了。公元１１２７年４月，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俘虏了徽宗、钦宗两个皇帝和宗室大臣二千多人，满载着搜刮去的财物，回师北归，史称“靖康之变”。赵匡胤开创的北宋王朝统治了一百六十七年后，宣告灭亡。
北宋亡后，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另建朝廷。李纲赶到南京，为高宗筹划重整朝纲。南宋高宗赵构任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封开国侯，后又进封开国公。这时，李纲总结靖康间政治腐败、军事失利的教训，提出强兵御侮、发动民众等抗金建国十大主张。可是，李纲主张坚决抗金及反对投降活动，为投降派所不容，遭到了投降派的攻击，张浚伪造了李纲十大罪状。高宗更以李纲“狂诞刚愎，计谋无效”之罪，罢了李纲的相职。李纲仅做了七十天的宰相，就被驱逐出朝，流放到海南岛的万安军。建炎三年底，李纲获得自由，他虽然被排斥在朝廷外，但一直关心国事，一再上疏陈述政见，继续反对屈辱投降，支持岳飞抗金斗争。李纲一生著述甚多，其遗文由其诸子编成《梁溪全集》一百八十卷，刊行于世。
李纲南渡之后，在与宋高宗谈论宋钦宗的时候曾经对宋钦宗做过点评，针砭切中要害，发人深省。宋高宗问道：“渊圣（即钦宗）的时候，勤于政事，观看奏章，有时候终夜不寝，但是最终还是惨遭大祸，这是怎么回事呢？”李纲回答说：“渊圣在东宫十余年，令德闻于天下。及即大位，忧勤恭俭，就算是古代的贤主，也不过如此了。恰逢当时国步艰难，他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别忠邪，群言纷至，为小人所惑，最终误了大事。人主之职，主要在于知人而任，近君子而远小人，就算是不亲细故，也大功可成。不然的话，就是衡古程书，卫士传餐，也没有什么用处。”
宋高宗赵构
宋朝皇帝很少杀大臣，但是宋高宗杀了岳飞，引起了人们的千古非议。对于岳飞之死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我们在这里并不想提出新的见解，只是想就人们已有的意见，从用人的角度加以述评，得到一些用人方面的教训。
岳飞可不可以不死？
岳飞之死的第一种说法是岳飞要迎二圣回朝，他曾经在《五岳祠盟题记》中写道：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奋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励士卒，攻期再战，北俞沙漠，喋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河朔岳飞题。
据说这犯了宋高宗的忌讳。明人江南才子文征明就有《满江红》词：“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指出了宋高宗的忌讳，南怀瑾也持有这种观点，这也是最通常的说法。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高宗怕迎回二帝自己当不成皇帝的说法，纯属主观臆想，因为赵构在即位昭书上说：“同奚两宫之复。”可见赵构在即位之初就定下以迎回二帝为奋斗目标，迎二帝事实上是赵构首先提出来的。“二帝”也根本就不想再当什么皇帝了。徽宗４２岁就传位给钦宗，钦宗在金国也托人捎信给赵构，告诉他只要把他们迎回来，他做平民都是高兴的。一个亡国之君哪还有脸面再做皇帝？说高宗因怕迎回二帝而主张和谈根本就不成立。这种反对意见有它的道理，但是还是显得有些浅薄。我们似乎更应该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宋高宗是否相信岳飞有收复中原，直捣黄龙的能力呢？其实他应该知道，宋朝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否则他又何必一听金兵南来就准备逃跑呢？当然，如果他真的因为这个原因杀了岳飞，在用人方面就太失败了。当时正是用人之际，因为一个还看不见的威胁，而去掉自己的保障，不可不说失败。
第二种说法是赵构、秦桧极力与金和谈，完颜宗弼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杀岳飞。岳飞是反对投降，主张抗金收复失地的实力人物。绍兴九年（１１３９年）正月，宋金达成和议的时候，岳飞非常不满，多次上表要求辞去加封给自己的官职，并表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勿宜论功行赏，取笑敌人。”他和宋高宗的矛盾表现突出。后金朝内部发生政变，完颜兀术掌握了军政大权，反对把陕西、河南等地交还南宋，撕毁了和约。到公元１１４１年，宋金再次议和，据说兀术提出了杀岳飞的条件。岳珂编的《鄂工行实编年》中，记有这样一件事，“查龠曾谓人曰……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所谓“金人谓桧”，就是“兀术遗桧书”。据说宋高宗急于向兀术表示信用，求和投降，所以迎合了兀术的要求。这条记载别无旁证，因而引起后世争议。清人赵翼认为，所谓“兀术遗桧书”，是岳珂的附会之词，后代学者也认为所谓“兀术遗桧书”是条孤证，不可信。当然，我们如果单从用人角度讲，宋高宗若因此杀了岳飞，就有点自毁长城的味道了。宋高宗何尝不知道金人不一定守信用，他也怕和谈条约出问题，所以也在和谈时要求武将做好战备工作。如果完颜宗弼真把杀岳飞作为和谈条件，那和谈诚意有多大呢，宋高宗应该警惕起来，绝对不该杀了大将。
第三种最有力的说法是岳飞功高见忌，结果不得不死。宋朝官家一向对武将疑忌和防范，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南渡之初，宋高宗和岳飞的关系是融洽的。那时宋高宗迫于当时形势，不得不支持抗金，岳飞战功显赫，成为宋高宗最器重的将领。他３２岁就升任清远军节度使，封武昌开国侯。但随后和议既成，岳飞的很多做法就受到猜疑了。首先岳飞得民心，他治军严谨，军中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的口号，秋毫无犯。他不扰民，自然就能得民心。武将得民心，这是皇帝的大忌。并且岳飞军纪严明，但他爱兵如子，常亲自为患病的兵士调药，注意抚育手下战死者的遗孤，每逢颁给赏犒，他总是分配给他的部下，丝毫不以为私有。所以他的军队作战万众一心，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连金兵都感慨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能让宋高宗容忍的，他多次要求扩军，并曾撂挑子上庐山，皇帝多次命令他下山救淮西，均被他拒绝。尤其是岳飞建议高宗立储，引起了宋高宗的很大不满，高宗立即驳回：“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这类事体并不是你所应当参预的。”张戒在《默说》中说，岳飞身为大将，“而越职及此，取死宜哉”。上述事件无疑使得宋高宗以为岳飞居功自傲，不受控制，所以动了杀机。从用人角度看，手下能力太强，又有着强烈的个性，总会引起用人者的疑忌，对他们应该如何处置，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个好的帝王，应该善于观察手下，看他是真的有野心，还是只是有一些个人色彩，然后在选择不同的对策。回到岳飞身上，我们觉得宋高宗的做法显然有问题。岳飞只是爱国心切，所以才表现出上述做法，建议立储也是为了皇朝的安稳，应该没有私心，就算是他有野心，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收拢的民心、军心，也都是在他恢复中原的前提下得到的，若是真有什么异动，只会弄个众叛亲离了，何况当时岳飞的军队也不是惟一的，宋高宗还是能够控制的。
岳飞的生前身后
最后，单从用人角度讲，宋高宗杀岳飞前后的一些用人手腕，还是值得看看的。显然，宋高宗杀岳飞，并不是贸然出手的，他培养了新的将领来对付金兵，可以顶替岳飞的位置，杨存中和刘就是他精心挑选的人才。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二月，“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使杨存中、宣抚判官刘，大败乌珠（宗弼）十万众于柘皋”，刘和杨存中联手击败金兵，高宗自是喜不自胜，觉得他们已经可以替代岳飞、韩世忠了，于是决心夺兵权。岳飞被罢免之后，杨存中就完全掌握了他的军队。刘也是实力人物，帮宋高宗组建了禁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由于后来刘积极支持岳飞抗战，也一度被高宗罢去兵权，只是担任了闲职，然而，正如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岳飞被罢兵权之后，刘“知荆南府，罢其兵”，而荆南就在鄂州附近，实际上他可能负责监视岳飞去后的鄂州大军。因为按照宋朝的规定，“或遇缓急，旁郡之兵许之调发”，宋高宗显然考虑到了刘能在紧急时刻，镇压和调遣鄂州军队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讲，宋高宗用人倒是并非完全昏庸，至少他懂得安排后续人才，能够在重要手下被废除之后，有人顶上来，不至于陷入瘫痪。不管怎么说，宋高宗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一致批评，特别是到了元明时期，岳飞的故事越来越被神化，宋高宗也就越来越受到批评。在《宋史》中，对他杀岳飞的事情就给予了指责，是为：（宋高宗）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宋孝宗赵昚
孝宗简介
宋孝宗，本名赵昚，字元永。宋高宗在扬州逃跑时因受到惊吓，而失去了生育能力，惟一的独子又在苗刘之变后死去。而宋英宗系的后人，在靖康之变后基本被金一网打尽，全被押往北方，所以宋高宗只好选择了七世孙，寿王赵德芳的后裔赵昚，将他收为养子，后高宗禅让帝位给他。宋孝宗在位二十七年，病死，年６８岁，葬于永阜陵。宋孝宗当太子的时候就积极主战，曾上书高宗反对与金国议和。孝宗继位后，决心改变高宗屈辱求和的国策，挽回宋廷的颜面，试图出兵恢复中原，光复河山。他为了获得民心，鼓舞士气，首先为岳飞平反，追封岳飞为鄂国公，谥号“武穆”，并削去秦桧官号。随后他起用抗战派将领张俊，发动抗金战争，但出兵不久，由于张俊志大才疏，宋军在符离集被金军击败。隆兴元年（１１６３年）金兵趁机大举南下，宋军损失惨重。宋孝宗北伐的决心动摇，罢免了张俊，重新起用了秦桧余党汤思退等人，并以割地纳贡，自称侄皇帝为条件，同金国签订了“隆兴和议”。以后，宋金处于休战状态，他又任用虞允文备战，结果虞允文的去世打消了他的雄心。
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年）十月高宗病死，孝宗服丧，任太子赵惇参预政事。两年后他禅位于太子，自称太上皇，闲居重华宫，继续为高宗服丧。赵惇与孝宗不和，长期不去探望孝宗。绍熙五年（１１９４年）六月，宋孝宗病死于临安宫中的重华殿。宋孝宗也算是个颇有作为之人，有志恢复，可惜此时的南宋已经今非昔比。经过高宗、秦桧二十多年来对抗金势力的折腾摧残，抗金名将和主战派大臣杀的杀、罢的罢、老的老、亡的亡，军心民气早已衰竭，剩下的不过张俊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可堪用的不过李显忠、邹宏渊，还有一个虞允文，然而还是天不假年。并且宋孝宗当了二十七年皇帝，前二十五年高宗一直健康地活着，影响着他的决策。宋高宗坚决反对主战，甚至曾经对孝宗说，等我百年之后，你再为之。这对孝顺的宋孝宗是有很大影响的。孝宗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只是当时的金朝国力正盛，金国虽然对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内乱。宋和金此时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因此他的抗金抱负一直没有实现。
《宋史·孝宗本纪》中对此也非常感叹，说道，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寝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将有为也。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
恢复之臣———虞允文
有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却不完全。上文提到的虞允文就完全算得上宋孝宗的恢复之臣，他是在采石之战后声名鹊起的。
虞允文是进士出身，他在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年）十月，完颜亮渡淮南犯的时候，在采石一战成名。当时，南宋朝廷一片慌乱，淮西主帅王权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虞允文临危受命，担任参谋军事，临江督战。虞允文被派往采石犒师，当他到达采石的时候，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士气十分低落，而长江北岸，金营遍野，气势鼎盛，眼看局势不可挽回。虞允文在此情况下，没有带头逃跑，而是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激励他们奋勇作战，以死求生。他开始着手整顿队伍，布置水军，并命令当地民兵登船作战。之后，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结果南宋军民齐心协力，奋不顾身，大败完颜亮。第二天，虞允文又乘胜派水军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大败金朝水军，并烧毁了大量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无奈，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结果，手下士兵哗变，杀了完颜亮后还军北上，归附了新即位的金世宗。金世宗雄才大略，我们后面有专文论述，也就是在他治理下，金朝国力鼎盛。宋孝宗的北伐一再失败，“采石之战”是南宋惟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虞允文也一战成名，成为了宋朝政府主要依靠人物之一。
周亚夫之功
周亚夫之功
汉景帝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莫过于平定七国之乱，基本解决了汉初的诸侯割据问题。但七国刚开始造反的时候，汉景帝身边无大将，也没有好的对策，否则他也不会杀了跟他多年的晁错，迎合造反的吴王刘濞的无理要求。不过从这件事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汉景帝为了江山，不珍惜大臣性命的端倪来了。后来他想起了汉文帝临死的时候向他说到的周亚夫。当年，周亚夫驻兵细柳营，汉文帝前来巡视，周亚夫治军严谨，差点让汉文帝进不了军营，并且表现得不卑不亢，给汉文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汉文帝临终的时候特别嘱咐汉景帝，让他遇到军事危机的时候，使用周亚夫。于是，汉景帝这时候赶快任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乱。周亚夫也果然不负所托，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立下了赫赫战功。汉景帝自然高兴，升周亚夫为丞相。周亚夫竭力为汉景帝献言献策，治理国家，也算是忠心耿耿了。可是汉景帝在选择辅佐少主的辅政大臣时，还是把他抛弃，甚至逼死了他。原因何在呢？
倚重不彻底，坐失好时机
采石之战后，虞允文升任兵部尚书、川陕宣抚使，在上任的路上，他和地方主要将领会商攻金战略，提出了“以大军出关辅，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则兵力全而饷道省，至如两河，可传檄而定”的战略，并上奏宋高宗，又申报当时当太子的宋孝宗。吴于是出兵陕西，收复西北三路的十六州大片地区。六月，孝宗即位，参知政事史浩主张退守四川，虞允文前后上疏十五次，力争不可弃陕西新复失地，但没有被采纳。等到四月宋孝宗起兵北伐时，东线虽取得胜利，但川陕一带有利的态势已经失去，不但没有能配合北伐，甚至失去了在西线的牵制作用。虞允文随后朝见宋孝宗，再次力陈放弃西北三路十六州地区的利害关系，宋孝宗恍然大悟，将史浩罢相出降地方。乾道元年，左相陈康伯罢相之后，宰相位置出现空缺，参知政事钱端礼一个人主政。同年三月，虞允文又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钱端礼一心想升宰相，陷害虞允文，于是虞允文被罢官而授宫观，回四川家乡闲居。
宋孝宗并没有忘记他，几年之后，虞允文被重新启用，再次知枢密院。是年五月，大将吴死，虞允文任知枢密院事兼四川宣抚使，接替吴镇守西疆，这是宋孝宗对虞允文的极大信任，因为四川局势直接关系到南宋政府的存亡，虞允文也不负所望，在他的带领下四川军政面目一新。
孔明故事又重演 出师未捷身先死
两年后，虞允文被召回，升任枢密使，后虞允文进为首任左丞相，仍兼任枢密使。宋孝宗在抗金问题上，是非常依靠虞允文的，曾对他说：“丙午（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这年九月，虞允文再次罢相，以少保、武安军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封为雍国公。宋孝宗这样安排是希望虞允文率一军从川陕主攻，自己亲领一军在淮南出师，兵分两路伐金。虞允文则吸收当年被迫从已攻占的西北三路十四州退兵的教训，提出“异时戒内外不相应”。宋孝宗回答得很干脆：“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于是，虞允文离开京城的那一天，宋孝宗亲自在皇宫正殿赐酒赋诗送行，并特赐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虞允文这时已经年过花甲，但雄心不减，于乾道九年初抵达四川，整顿军马，积极备战。宋孝宗的心情更是急不可待，期望早日发动对金战争，一雪前耻，并密诏催促虞允文发兵。虞允文毕竟征战多年，知道军需未备，不好轻易动手，他提出：“机不可为，但令机至勿失耳。植根本，国富强，待时而动可也，安敢去师期为乱阶乎。”宋孝宗有些不满，虞允文也了解宋孝宗的心情，更加日夜奔忙，常常“戴星乘马，冰满鬓髯”，最终积劳成疾，竟然病死，享年６５岁，宋孝宗的计划也成为了泡影。
虞允文的死，对孝宗打击很大。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北伐了，为政求稳，渐趋于保守，将全部精力转移到内政建设上。不久，太上皇宋高宗病死，孝宗也倦政了，两年后传位光宗。在当了五年太上皇之后，孝宗病死。
金世宗完颜雍
金世宗是金中期的著名皇帝，他是趁着海陵王完颜亮南征兵败的机会，起兵当的皇帝。海陵王给他留下的是“赋役繁兴，盗贼满野”的烂摊子，但是他励精图治，使得被海陵王挥霍削弱的国力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在他统治的时期，出现了金朝的太平盛世，史称“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他取得这些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重用人才。
重用海陵王旧臣
金世宗即位之后，一反前代皇帝金熙宗和海陵王滥杀宗室贵族、反对派的做法，他维护宗室贵族，对海陵王手下的高官采取了宽容大度的政策。他为了收拢人才，多次下诏表示不记旧怨，招降海陵王的手下。都统白敬彦、副都统纥石烈志宁是当时的名将，但是曾经攻击过金世宗。金世宗很够意思，派出了九个使者前去招降他们，但是他们拒不投降，将这九个使者全都杀了。后来，金世宗派大军压境，他们的手下四散，二人无奈，只好投降。于是金世宗对他们说：完颜亮残暴无道，我以太祖孙子的身份取代他，可谓名正言顺，你们竟然连杀我九个使者，现在杀了你们两个，没什么好说的吧？纥石烈志宁答道：完颜亮虽然无道，但是待我们不薄，怎能投降，要杀就杀吧。金世宗本来就想招降二人，所以不仅没有杀他们，还委以重任，两个人也不是真想死，就归顺了金世宗，只是可惜了那九个使者，白白送了性命。二人以后为金世宗东征西讨，立下了赫赫战功，尤其是纥石烈志宁更是声名显赫，成为一代名将，封王拜相，深受金世宗的宠遇。张玄素也是海陵王的大臣，很有才能，但是他曾在海陵王面前告过金世宗的状，金世宗即位后，张玄素前去见他，金世宗好像忘了旧事一样，什么都没说，升任他为户部尚书，予以重用。对于那些海陵王时期就位高权重，深受宠信的大臣，他也能够使用。海陵王时期就曾任宰相和南京留守的张浩，金世宗当了皇帝之后，不久就拜他为太师、尚书令，封南阳郡王，并且允许他入朝不拜，还给他在大殿的东边专门设了座位，对他十分尊敬。但是针对他在海陵王时做的一些错事，金世宗也提醒他说：海陵王的时候你就是群臣之首，但是不能劝谏海陵王为善，虽说不完全是你的错，但也有责任吧？希望你现在能勤勉工作，别再犯那样的错误了。张浩对金世宗非常感激，在金世宗一朝又当了十几年丞相，颇有功绩，为世宗推荐了大批人才，为金世宗时期的繁荣作出了贡献。金世宗不计前怨的任人政策，使得女真贵族和海陵王手下的官员，纷纷前来投奔，很快稳定了最高统治集团。
用人有准则
金世宗一生，致力于人才的收罗，他曾经忧心忡忡地对大臣们说：“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谏，必俟全才而后举，盖亦难矣……朕与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岂得无人，荐举人才，当今急务也。”为了更好地使用人才，金世宗推行了吏治改革，任人惟贤惟才，不重资历，一改金朝自太宗以后选官以资历为标准的弊政。金世宗用人经常破格使用，不为品级限制。他曾经对大臣说：“卿等在省未尝荐士，止限资级，安能得人？古有布衣人相者，闻宋亦多用山东、河南流域疏远之人，皆不拘于贵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岂无其人，朕难遍知，卿又不举。自古岂有终身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无故得进耳。”他认为那样只会使得人才老了才能位居高位，已经不堪重用。金世宗统治期间，大胆启用了一些出身低微的小吏，如移剌道只是一个都督府长史，按照他的资历最高只能成为一个翰林直学士，但是金世宗予以重用以尽其才，派他担任了中都路的转运使，后又升其任宰相。选官不重资历，这就把一批有才干，年富力强的人选到了领导集团中来。尽管金世宗热切地渴慕人才，也能大胆地启用人才，但他的用人是有准则可循的。
首先，他注意官吏的年轻化，保持政府的活力。金世宗认为人到晚年，虽然阅历丰富，思虑深远，但体力和精力毕竟有限，因此他规定朝中大臣“许六十致仕”，也就是允许大臣６０岁辞职休息。并且在金世宗大定十五年，他还特别下诏规定年老之人不可出任县令，已经担任的，要选拔青壮年官吏辅佐。
其次，金世宗看重的是官吏的真才实学。对于贤才，不管是有政声者，还是有贤名者，他都不轻信，而是慎重考察，确保其言行一致，德才兼备，他才加以重用。金世宗曾经对大臣说：“卿等必知人才优劣，举实才用之。”这种不务虚名，量才而用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最后，金世宗渴慕人才，对人宽厚，但是惩贪治赃，决不手软。他一再强调各级官员要清正廉明，尤其是宗室子弟与高级官员，更要严格自律。金世宗曾经表示，对于女真人他一向注意优恤，但是要是涉及赃罪，就算是皇亲国戚也决不姑息。他惩办了一大批贪赃枉法者，以儆效尤，整顿了吏治。
金世宗收录了大量人才之后，非常注意让他们发挥作用。他深知自己的智慧很有限度，所以迫切希望大臣上书言事，史称他“举贤之急，求言之切，不绝于训辞”。《金史》中记载的金世宗要求大臣进谏的地方有二十多处。他经常斥责不进谏的大臣，而褒赏善谏的大臣。每有正确的建议，他都能欣然接受，予以实施。为了让大臣敢于说话，金世宗打破了“金口玉牙”的戒律，甚至连圣旨都可以进行批评改正。在金世宗的鼓励之下，大臣进谏的很多，帮他改正了很多错误，比如大定二十六年，大夫黄久约认为兵部从遥远的南方给皇宫专送荔枝一事，浪费人力物力，应当废止，金世宗立即采纳，下令停止并批评了兵部的这一做法。
《金史》高度评价了世宗，说道：当此（世宗）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确实，在金世宗的努力之下，金朝开始了五十余年的盛世，而他自己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善于用人纳谏的皇帝之一。《金史》上给予他“小尧舜”这一极高的评价，可谓当之无愧。
元太祖成吉思汗
电视剧《成吉思汗》的播出，曾引起了人们对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兴趣。史称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而他的非常善于用人，值得我们关注。
成吉思汗与仇人
大臣耶律楚材曾经对成吉思汗说过这样的话，“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成吉思汗的脑子当中，因此他特别爱惜人才。他曾经告诫自己的诸弟、诸子说：“你们要多为国家着想，重用重奖有才干的人物，这是非常有好处的。”成吉思汗思贤若渴，敢于用人的人才政策使他获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战绩。
成吉思汗用人不计个人恩怨，大将哲别曾是他的敌人蒙古泰亦兀赤部的将领，以骁勇善射著称，在战场上射伤过他的脖子，他照样重用。哲别归顺成吉思汗之后，成为了他最重要的大将之一，公元１２１１年成吉思汗攻打金朝的时候，他担任了先锋，攻破居庸关，进入河北；公元１２１９年，他跟从成吉思汗西征，第二年与速不台穷追花剌子模国王；后来又和速不台率军翻越太和岭（今高加索山），进攻钦察、斡罗思诸部，是征战俄罗斯的主要将领，后在回师时病死。他一生战功赫赫，堪称成吉思汗最得力的大臣，若当年成吉思汗为了报一箭之仇，杀了哲别，也就无从谈起那些彪炳史册的战功了。
丘处机“西游记”
成吉思汗晚年还非常羡慕汉族文化，他曾经慕名邀请了丘处机真人西游，留下了千古佳话。公元１２１９年５月，成吉思汗以急切、谦虚而又恳切的措辞写就了诏书，特派专使到山东请丘处机西去。在此之前，金与南宋曾几次遣使敦请，丘处机都拒不应诏。此时丘处机清楚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很有可能一统天下，成为名垂千古的霸主，经过再三权衡，他应召万里西行，为民请命。公元１２２０年正月，丘处机带弟子从山东掖县启程，历经千辛万苦后，在公元１２２２年４月到达塔里寒，觐见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本来的目的是要向丘处机询问长生之术，丘处机倒也直接，告诉他世间并无长生不老之药。成吉思汗也没有生气，对他的坦率赞赏有加，传令在宫帐东侧设二帐，特供他们师徒居住，并让手下尊称丘处机为“神仙”。此后，丘处机多次随大汗宫帐辗转迁徙，不断设坛讲道。他劝导成吉思汗长生之道在于“外修阴德”、“内固精神”，劝导大汗应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成吉思汗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命令近臣耶律楚才将丘处机所说整理成书，以便自己随时参阅，是为《玄庆风会录》。
成吉思汗不仅重视勇将名士，还非常重视军事科技人才。他在南征北伐时，搜罗了一大批军事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特长，为自己服务。在他的军事匠人中，木海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曾经向太祖进言，攻城略地要以宠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投石机）为先，成吉思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他为宠手，并选拔了五百多人给他，让他传授技术，后来攻占诸国，宠石发挥了很大的功用。成吉思汗征伐花刺子模时还使用了喷射石油的器械，焚烧街区，具有很大的威力，这也是他重视科技人才的结果。
铁木真用人的特点
第一，成吉思汗不但渴求人才，并且善于考察人才。有一次，他行赏群臣时故意没有赏赐大臣博尔术，事后成吉思汗派人到博尔术家附近探听消息，听到博尔术的妻子说了很多不满的话，而博尔术却宽宏大度，严厉批评了妻子的说法，表明为了帝国大业，何必计较个人的这些小得失。成吉思汗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就更信任重用博尔术了。
第二，成吉思汗十分重视法制，颁布了的大札撒，用人赏罚严明。公元１２０２年秋，成吉思汗在答阑捏木儿格思与察安塔塔儿人对阵交战的时候，阿勒坛等人触犯了军令，他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们严厉的处罚。但仅有惩罚是不够的，在应当奖赏的时候，成吉思汗也毫不吝啬，在他的政治军事实践中，通过奖赏为人们树立了许许多多的榜样。蒙古人有掠夺的习惯，但是攻占金朝国都之后，失吉忽秃忽下令军士不得擅取金朝府库珍贵物品，做了保护，成吉思汗很是高兴，给予他很多的赏赐。
第三，成吉思汗认为君礼臣忠是天经地义的，特别强调手下对他的忠诚。他曾经旗帜鲜明地奖赏了那些始终与主子同患难、共命运的忠义之士，给手下树立榜样；严厉惩罚那些背叛主子、出卖灵魂的不义之人，对于那些状告主子的奴隶，他残酷地将他们全部处死，他认为“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他要求人们像狗一样永远忠于主人，任何时候都不能遗弃背叛主人。为此，蒙古攻占乃蛮国后，乃蛮大臣塔塔统阿忠于职守，一直试图把玉玺归还故主，对这种做法，成吉思汗非常赞同，称其为“忠孝之人”。当畏答儿的兄长畏翼离开成吉思汗时，畏答儿无以自明，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终事主者，有如此矢。”成吉思汗看到这种表示之后，非常高兴，给他更名为薛禅，约期放行。
第四，成吉思汗用人能够量才使用。成吉思汗根据人的天赋差异，曾经把人分为三类：一种是智勇兼备者，一种是活泼矫健者，还有一种愚钝之人。他认为，在用人的时候，就要根据所用之人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做到量才录用。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矫健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
最后，成吉思汗还非常善于纳谏。他多次提到人们要听从贤者的教诲，他非常乐于纳谏，绝不自以为是。不管什么人，只要言之有理，提出好的建议，成吉思汗都会采纳，并且迅速落实到行动上。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与他善于倾听别人的批评意见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孔子曾经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这句名言在成吉思汗的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
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生平
元世祖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第四子，自蒙古帝国时期就屡立战功，他算得上是一代名君，奠定了元朝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基业。忽必烈为藩王时，就开始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公元１２５１年，长兄蒙哥即大汗位之后，忽必烈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并且在汴梁设立了经略司，整顿河南军政，屯田唐州、邓州，政绩显著。公元１２５３年，蒙哥将京兆地封给他，忽必烈在此任用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一年，忽必烈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灭大理国，完成了对南宋的大包围战略。公元１２５８年蒙哥兴师伐宋，忽必烈代为统领东路军。公元１２５９年９月，忽必烈率师抵淮河，正巧蒙哥在合州前线病逝，忽必烈仍然挥军渡长江，围困鄂州，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这时他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擅自图谋汗位，忽必烈采纳汉人郝经的献计，与宋约和后，轻骑北返燕京，争夺汗位。
公元１２６０年３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推戴下，在开平继承汗位。然后他在中央设了中书省，任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分设十路宣抚司，起用汉人儒士充任。同年５月，阿里不哥在部分漠北诸王的拥戴下，在和林自称可汗。忽必烈利用中原丰富的人力、物力，出兵击败了阿里不哥。在与阿里不哥鏖战时，益都行省发生了汉人的叛乱，忽必烈迅速予以镇压。这次叛乱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汉人诸侯的世袭制度，削弱汉人家族的军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等等，加强了中央集权，严密了对汉人的防范。此外，他又在各级政权中任用色目人分掌事权，使他们与汉人官僚相互牵制。中统五年八月，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到至元初年，新王朝的各种制度大体确立下来。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大元。第二年，定都大都。元朝统治稳固之后，忽必烈积极治疗战乱留下的创伤，对人民的赋役剥削有所减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如设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同时，忽必烈积极着手发动消灭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十三年，攻克临安，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全国统一。全国统一后，忽必烈接连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等地，都遭到失败。但抵制海都、笃哇等西北诸王的侵扰和平服东北诸王乃颜叛乱，都取得了胜利，对稳定统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病逝。
重资招人才
忽必烈广范搜罗人才，汉族、蒙古、契丹、维吾尔等各族人才都能为他所用。他建国后，把宋金两国的状元都搜罗到了自己手下。在古代社会，状元可以说得上文人的最高荣誉了，能把两国状元收拢到自己手下，其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于是天下文人纷纷前来为他效力，他就设立了翰林学士院、集贤馆安置这些人才。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集贤院将来京士人的吃穿住行照顾得非常周到，对此，士人很是满意，前来投靠的人也就多了起来。甚至一些没有才能的人，也来充数，忽必烈也很大方，虽然不录用这些没有才能的人，但是照样赏赐他们东西后，再打发回家。这些花费非常巨大，有个主管官员很是心疼，就想劝谏忽必烈减少用度支出，他故意将集贤院准备给士人的吃穿住行物品堆积到宫门前。忽必烈看到这些堆积如山的物品之后，很自然地就问是怎么回事，那个官员抓住机会对忽必烈说，这是集贤院的用品，并且仅是士人们一天的用品，言下之意就是太浪费了。忽必烈明白了他的意思，就对他说，你真是小家子气，你这样做是想让我减少给士人的用度吧，可是我还觉得这些东西还太少呢，就算是用十倍于此的东西招贤纳士，我都怕他们不愿意来呢。于是继续保持良好的待遇，吸引天下的英才。元朝初期，社会刚刚经历了长时间的动荡，很多有才能的人穷困潦倒，他们很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忽必烈很懂得士人的这种需求，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从而招徕了很多人才为自己所用。
重用刘秉忠
忽必烈很注意启用汉族的高级人才，刘秉忠就是最为著名的一个。刘秉忠最初只是一个刀笔吏，但是他不满于现状，认为“大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于是弃官入道，后又弃道从佛，遁入空门。在这期间，他博览群书，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才能。公元１２４２年，时为蒙古亲王的忽必烈慕名在和林召见了刘秉忠，刘秉忠应答如流，指点天下，深得忽必烈欣赏，立即被留在了王府，宠信无比，成为了忽必烈幕府中的重要谋臣，他也尽其所能辅佐忽必烈成就帝业。公元１２５０年夏，针对当时因争夺王位而酝酿的激烈派系斗争，刘秉忠向忽必烈上了万言书，提出让忽必烈注重选贤任能、安民固本、设学养士、修史定历，建议他抓住有利时机，转化统治方式，以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执政，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巩固提高自己在蒙古诸王中的地位。忽必烈得到了这份完整的发展方略之后，立即采纳，积极予以实施。
忽必烈建国的时候，刘秉忠用《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奏请国号为“大元”，忽必烈觉得很不错，予以接受，并采纳他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正式建都。刘秉忠还在忽必烈的授意之下，修建大都，今日北京城就是在那个时候初具规模的。刘秉忠还注意为忽必烈培养人才、选用人才，郭守敬、王恂、张文谦、张易这些元初大臣都曾是他的学生，得到过他的举荐。刘秉忠曾经上书忽必烈指出，“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忽必烈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在选人、用人方面不拘一格，同时还延揽和重用了如窦默、许衡、王文统、张文谦等一大批人才，使元朝初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景帝试亚夫
景帝试亚夫
在封建王朝的宫廷政事中，每个皇帝年老之后，皇位的继承问题就会空前复杂起来，当事的皇帝都会颇费一番心思，汉景帝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太子才刚刚成年，需要辅政大臣的辅佐，汉景帝为此试探了一次周亚夫。
一天，汉景帝宴请周亚夫，给他准备了一大块肉，但是没有切开，也没给他准备筷子。周亚夫看了，很不高兴，就回头向主管宴席的官员要筷子。汉景帝笑着说，丞相，我给你这么大一块肉你还不满足吗？还要筷子，真是讲究啊。周亚夫一听，立即听出了皇上的弦外之音，赶紧摘下帽子，向皇帝跪下谢罪。汉景帝说，起来吧，既然丞相不习惯这样吃，那就算了，今天的宴席就到此为止了。周亚夫听了，就向皇帝告退，快步出了宫门，他哪知道这是皇帝对他的又一次考验。汉景帝目送他离开之后，说道，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实在不是辅佐少主的大臣啊。
所谓见微知著，汉景帝试探周亚夫的方法可以说是很巧妙的。辅佐少主的大臣，一定要稳重平和，任劳任怨，不能有什么骄气，因为少主年轻气盛，万一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地方，只有具有长者风范的人，才能包容这些过失，一心一意地忠贞尽责。从周亚夫的表现来看，连老皇帝对他不礼貌的举动，他都不能忍受，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以后又怎么能包容少主的过失呢？赏赐他的肉，虽然不方便食用，但在汉景帝看来，他也应该二话不说，把它吃下去，这表现了一个臣子安守本分的品德。他要筷子的举动，在汉景帝看来就是非分的做法，到辅佐少主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非分的要求呢，这是汉景帝不能不防的。并且汉景帝结束宴席之后，周亚夫快步而出的举动显然有失恭敬，表现出了周亚夫心中的怒气。如果换成少主之后，周亚夫肯定还要受到一些类似的委屈，在汉景帝面前周亚夫尚且如此，到那时候又会怎样呢，这是汉景帝不能不顾忌的，所以汉景帝果断地放弃了周亚夫。
用人无国界
忽必烈不但重用汉族人才，对于少数民族的人才，甚至是外国人，他都加以使用。据说意大利中世纪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得到忽必烈信任而出使各地，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根据马可·波罗的自述，他曾受元朝皇帝委任，治理扬州达三年之久。虽然史家对于这件事的真伪很有争议，但是至少反映了忽必烈用人的广泛性。在忽必烈的宫廷中登记了很多外国人，比如波斯人、突厥人、印度人，他们有武器制造者、医生、建筑师，也有艺术家。
元朝建立后，帝国规模空前，统辖的民族也非常之多，忽必烈注意扩大自己的视野，对于人才，不管他来自何方，来自哪个民族，只要有助于自己的统治，都能不拘一格地为他所用，从而结束了中国长达三百多年之久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统一，这是忽必烈辉煌的历史功绩。他重用各方面人才的做法，不但有利于更好地根据各民族自己的情况，进行更好的管理，并且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曾经做过和尚，他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发家，经过十五年的战争，建立了明朝，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出身卑微的开国皇帝。他执政期间政绩显赫，奠定了明朝几百年的基业，其成功经验，还是在于用人。
文武搭配的班底
朱元璋用人注意组织结构建设，他组织人才班底时，注意文武搭配。他曾经说过，打天下好比是盖房子，砍伐搭建、购置材料，需要武将，而装修粉饰需要文臣，如果只有文臣而没有武将，就好像房子没有盖成，就想着粉刷一样；而反过来只有武将而没有文臣，就好像有了房子，但是没有装修，还是不能住人。所以治理天下用人要注意文武兼备，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朱元璋取天下的时候，武有能征惯战的徐达、常遇春、汤和等人为他冲锋陷阵；文有刘伯温、朱升、李善长等人为他出谋划策。徐达是朱元璋最重要的将领，他早年就跟随朱元璋强渡长江，攻下南京，辅助朱元璋立稳了脚跟。后在鄱阳湖之战中，徐达击败朱元璋的主要对头陈友谅，升为左相国。不久，朱元璋拜其为大将军，率师出征淮东浙西等地，连战皆捷。三年后，徐达攻克苏州，俘获朱元璋的另一个主要对手张士诚。同年十月，徐达拜为征虏大将军，率师二十五万北伐，挥军攻克大都，灭了元朝。他是朱元璋最重要的将领，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在文臣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刘基，也就是刘伯温，《明史》称其“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他起初是元朝的官员，后来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充任谋臣，加以重用。刘伯温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了时务十八策，谋划了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暂时与张士诚、方国珍妥协，避免两线作战，然后各个击破的策略，朱元璋一一采纳。朱元璋之后派徐达执行的作战方案，就是刘基的计策。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后，刘基担任了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为朱元璋谋划制定了北伐灭元的方略。他虽然不懂具体怎样指挥作战，但是他参与军机，筹划全局，有定策之功，是朱元璋能够取得天下的主要助手。
老少参用的团队
朱元璋用人还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注意老少参用，注意选拔年轻的官吏。他认为，官吏过了５０岁之后，虽然政务精通，业务熟练，但是精力却跟不上了，所以他注意在民间挖掘年富力强、才学兼备的后起之秀，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个部门中去，但他并不是抛弃老年官吏，而是让他们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这样既可以发挥年轻人精力旺盛，富有活力的特点，又可以发挥老年官吏的长处。等到那些老年官吏到６０岁退休的时候，年轻的官吏业务也锻炼出来了，不用担心出现人才断层的现象，从而保证人才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服务，如此一来，明朝的天下也可长治久安。后来，朱元璋觉得老年人的政治智慧发掘利用得还不够好，于是他又想出了新的花样，把退休后的老臣大部分安排到了翰林院，这既是对这些老臣的一种礼遇，也可以让他们充当顾问，继续发挥余热，真可以说是人尽其用。
和尚出身，罗刹行径
朱元璋本来是和尚出身，应该说多少也浸淫过佛门的慈悲，却不想晚年沦为罗刹模样的刽子手，几乎将身边的功臣赶尽杀绝，这也是他一生最受诟病的地方。
朱元璋晚年疑心太重，继承人又以仁慈闻名，这让他天天担心大臣会夺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著名的胡惟庸案给了朱元璋一个机会，他趁机大肆屠杀功臣。当时，丞相胡惟庸涉嫌谋反，结果株连达三万多人，包括文臣之首李善长也死于这个案子。经过这一次屠杀，功臣去掉大半；十二年后，又发生了蓝党之狱的惨案，起因是功臣蓝玉对朱元璋的猜疑不满，出言不逊，结果又给朱元璋一个机会，凡是与蓝玉有关联的大臣，一律被拿下，多方株连，到最后共一万八千多人被杀掉，开国功臣几乎一扫而空；之后，大将傅友德为了保命，援引赵匡胤劝说大将买地养老旧事，企图就此退隐，哪知道朱元璋借题发挥，说他不为国出力，于是被诛杀；另一个功臣冯胜看引退不行，就想学习刘备种菜养花的经验，在家打谷子，结果还是被告以私藏兵器，被朱元璋叫去喝酒，回家后就毒发身亡。退隐不行，韬光养晦也不行，朱元璋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赶尽杀绝。功臣王弼看出了这一点，慨叹自己恐怕很难活下去了，结果被特务告发，立即被赐死。最后，在开国功臣中，没有被杀的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但是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四人早在朱元璋大开杀戒以前就死了，而汤和是和朱元璋一起长大的兄弟，早就退隐了，得以保住性命。只有沐英镇守云南，地方偏远，又不易更换，与朱元璋又渊源甚深，所以才得以身免。可以这么说，朱元璋把能杀的全部杀了，说他赶尽杀绝并不过分。
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原因何在？清代史学家赵翼说道：“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这种说法未免牵强，有一个故事倒是有些道理，说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曾经劝他不要滥杀无辜，朱元璋就扔了一根长满刺的荆棘，让朱标捡起来，朱标面露难色。朱元璋就说，就知道你捡不起来，所以才给你把刺削掉。朱标早逝之后，皇太孙更是年幼，朱元璋更是要赶尽杀绝了。但开国元勋也不是没有问题，他们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是不争的事实。
有些开国元勋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严重影响了国家治理。一向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自然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因此痛下杀手。他的这些考虑，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并不是所有的功臣都有罪，都该杀。他没有想到，刺削掉后，建文帝确实容易拿了，但别人也容易拿了。等燕王朱棣起兵的时候，建文帝缺少了这些“刺”，很快就失掉了皇位。幸亏朱棣是自家人，否则大明的江山归谁就难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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