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位改朝后，开始雄心勃勃的复古大改革，他想象中的儒家天堂似乎触手可及了。
他开始改革官名，一大串的古代官名，把人看得眼花瞭乱。王莽对这些古代的官名似乎情有独衷，或许名称背后是他向往的古代盛世，于是乎什么“左辅”、“右拂”、“少阿”、“羲和”、“太阿”、“后承”等一大堆古代官职都冒出来，看得所有人是一愣一愣的。
王莽意犹未足，又把许多正在使用的官职改为古奥的名称，“大司农”改为“纳言”，“大理”改为“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等等一大堆。所有的人都倍感苛烦，惟独王莽乐在其中。
熟悉儒学典籍的王莽又发现，帝国中有不少封国，封国国君称为“王”这是不合古制的，《春秋》不是彰显大一统的真义吗，“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这些王号必须全部撤除，还是沿用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改朝换代了，所以必须要收回前汉授予各封国、藩国的印绶，改用新朝的印绶，而且地方官职很多也换了新的名称，要更换新的大印。
王莽派王奇等十二人，挂了“五威将”的头衔，作了一番巡回展览，展览品是四十二件神秘的文件，包括前面提到的“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等，向封国、郡县以及外夷解释说明新莽政权取代刘汉政权，是天意所授，是合法的。
这些五威将们的另一个目的，便是要收回以前汉朝政府发给的印绶，更改为新朝的印绶。王莽又在文字上大做文章，因为“王”的称号被取消了，一概改称为“侯”，所以印章的字也有差异，王的印章称为“玺”，而侯的印章则称为“章”。
国内的封国慑于王莽的淫威，不敢不从，更换印章这事进行很顺利，东北的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等小国也不敢对抗中国。
但是五威将到匈奴时，却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陈汤远征后，至王莽篡权这段时间匈奴的状况。
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单于覆灭了，最兴奋的人莫过于呼韩邪单于了。此时的他，才是真正的匈奴单于，他的心情很复杂，既喜且惧。喜的是他的对手、凶悍勇猛的郅支单于居然被陈汤所诛，惧的是强大的汉帝国更不能得罪了。
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皇帝，并且重提中断许久的汉匈和亲。元帝答应呼韩邪单于的和亲请求。一位美丽的女人从此进入了历史的前台，她，就是芳名流传千古的王昭君。
王昭君字嫱，在几年年，以良家子的身份入选掖庭，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要脱颖而出不仅要美丽，也需要机遇，但王昭君没有机会，一连几年，她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过。后宫就象枷锁一样，王昭君的青春就在无聊中消磨，她对未来几乎是绝望了，看不到脚下的路会延伸向何方，她看着年老的宫女在寂寞中死去，她心中一阵迷惘：这也将是我的命运么？
正好呼韩邪单于来朝，汉元帝慷慨地送他五名宫女。此时王昭君央求掖庭令，准备她嫁到匈奴去。匈奴一片荒寒，其他宫女躲避都来不及。但王昭君心里很明白，皇宫虽然极尽奢侈豪华，但却充满刀光血影，作为一名宫女，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长于斯，最终也归于斯，就象年长的宫女们一样，终生只是皇宫内的囚徒。与其如此，不如与命运赌上一局！王昭君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到了呼韩邪单于要归国前夕，元帝让人将五位宫女请出来。
当王昭君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时，所有的人都震惊了，这个超凡脱俗的女子，在宫内默默多年之后，突然她的美貌惊现在皇帝面前。史书中有十六个字描述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
元帝不禁“啊”了一声：宫中居然有这等绝色女子！元帝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以让王昭君走！此等秀色，只有我皇帝可餐！但元帝吐到嗓门眼的话又强咽下去，自己堂堂一个皇帝，岂可因为一个女子失信于邻国！这个面子还是要的。
呼韩邪单于真是意外的惊喜，没想到大汉皇帝慷慨地把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送给自己，他感激泣零，表示愿意为大汉帝国守卫北部边疆。
王昭君以自己的勇气改变了命运。半年后，汉元帝死了，如果她仍然深处皇宫之中，高墙深院将永远埋没她的天生丽质，还要面对下一任皇帝所宠爱而又残忍的皇后赵飞燕，命运可想而知。
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后，封号为“宁胡阏氏”，“宁胡”二字，表明她的到来使胡人可以永远得到安宁。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生有一子，名为智牙师，封为右日逐王。
两年后（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他的儿子雕陶继单于位，称复株累单于，根据匈奴的习俗，王昭君嫁给新的单于，后生育有两个女儿。
对于王昭君在匈奴的生活纪录，很遗憾，没有留下什么史料。因为没有史料，所以引发了后世文人丰富的想象力，留下了大量与王昭君有关的诗词文章。其中以杜工部的《咏怀古迹》与王安石的《明妃曲》最为有名。
杜甫把王昭君出塞想象得很凄婉悲凉，他在诗中写道：“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白居易也写了一首《王昭君》：“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也把王昭君写得可怜兮兮的，还一付对汉元帝一往情深的样子，好象皇帝就是一个完美的情人似的。
但是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见识不同一般，眼界自然较杜甫、白居易这些文人高出一筹，《明妃曲》有两首，第二首：“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这首诗把王昭君写得洒脱、有主见、有追求，这可能更加贴近历史中的王昭君。
昭君出塞，对王昭君绝对是个正确的选择，使她逃离了皇宫监狱般的生活，并且使她成为千年流传的神话，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题材。
汉匈两国真正进入蜜月期，一直到汉帝国被王莽所篡权。
呼韩邪单于之后，后继的复株累单于、搜谐单于、车牙单于、乌珠留单于等，基本上都遵从呼韩邪单于的遗训，与中国保留友好的关系。中国的北方边境获得数十年的和平，这使得元帝之后，虽然国力衰退，但由于外患不多，整个国家仍然相对稳定，史书对这段时间汉匈和平局面有如下记载：“是时边城晏闭，牛羊布野，三世无犬吠之声，黎庶亡干戈之役。”
这既有汉强匈衰的因素，也有王昭君的一份功劳。
王莽始建国二年（10年），五威将王骏等人抵达匈奴，向乌珠留单于要回原先汉朝所赐的印绶，更换为王莽新朝的新印。
匈奴单于没有疑心，以旧印换回新印。没想到王莽居然在印文上耍起文字游戏。
匈奴单于的旧印上，刻的文字是是“匈奴单于玺”；而王莽新制的这个单于大印，上面刻的是“新匈奴单于章”。
“玺”是王的大印，而“章”是侯的大印；新印上还增加一个“新”字，这无疑表明匈奴不过是新朝一个封国，而且匈奴单于被从“王”的级别降格为“侯”。
乌珠留单于上书王莽，请求更换大印，但遭到王莽的一口回绝。
对于匈奴汗国，对于乌珠留单于，这真是奇耻大辱。
此时西域的局势也开始变得微妙。
这一年，西域车师后国的国王须置离，因企图逃跑到匈奴，被西域都护但钦诛杀，车师后国辅国侯狐兰支率二千名王兵逃到匈奴。
紧接着，中国驻西域屯垦部队发生事变，屯垦兵团的军官陈良、终带、韩玄、任商等人击杀正在养病中的戊己校尉刁护，然后陈良、终带以“废汉大将军”的名号，胁迫屯垦部队及其实眷二千余人，集体向匈奴投降。匈奴单于大喜，封陈良、终带为乌贲都尉。
这两起逃亡匈奴的事件，拉开了匈奴与中国重新对峙的序幕。
根据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与匈奴达成的协议内容规定，凡是以下四种情况之一：中国逃到匈奴、乌孙人逃到匈奴、乌桓人逃到匈奴、西域诸国有佩中国所授印绶者逃到匈奴，匈奴一方不得接受。
现在匈奴公然接受西域与中国的逃亡人员，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与匈奴友好睦邻关系不复存在了。
匈奴人撕毁协议，王莽大怒，他立即展示了他最拿手的文字功夫，把“匈奴单于”改称为“降奴服于”，改名有什么用呢？当然没什么用，只是王莽喜欢这样卖弄“微言大义”。
王莽设想了一个庞大的分裂支解匈奴的计划：北征匈奴，然后将匈奴划分为十五个单于国，由呼韩邪单于的十五个子孙分别担任单于。他下诏组建十二个兵团，征兵三十万，为了这次庞大的军事行动，作战所需的军服、兵器、粮食等，源源不断地从江淮北地运输到北方的边境。所征用的士卒民夫，凡有违抗者，一律以军法处置。
战争的机器开动了。
一边征兵，王莽一边使用诈骗手段，将呼韩邪单于的儿子栾提咸、孙子栾提登、栾提助三个诱骗到云中郡，然后软禁起来，根据支解匈奴为十五个单于国的计划，硬将单于的帽子加到三人头上。
消息传到匈奴后，乌珠留单于大怒，骂道：“先王呼韩邪单于深受汉宣帝之恩，所以我们不能背叛汉室，现在王莽根本就不是宣帝的子孙，凭什么当上天子，我们也不欠他什么。”于是率军南下，洗劫云中郡，屠杀百姓，北方边境转眼间战火又起，生灵荼炭。
王莽北征的计划，到了始建国三年（11年），一年过去了，仍然无法完成作战准备。原因是王莽执政的几年里，并没有国强民富，反而年年饥馑，特别是西北边境地区，王莽这个人对军事实在是外行，他要求军队要准备三百日的口粮，这是一个完全空想、不切实际的命令。
将军严尤是王莽时代头脑还算清醒的将领之一，他上书王莽，直言这个作战计划的不切实际：第一，作战部队已集结在边塞一年，大军长期宿营野外，生活艰辛，还没开战，士气已低落不堪；第二，边境地区的粮食必须由内地远程输送，而各地又多粮食欠收，连年饥馑；第三，一个士兵三百日的口粮，一头牛还无法负担其重，况且还要准备牛的饲料，以这种强度运输，不出三个月，牛就会活活累死，到时剩余的粮食就无法运输；第四，因为准备要长期作战，就必须要面对匈奴秋冬严寒的气候，所以还必须准备木柴、炭，以及必需的锅碗，还要准备水袋，这些物品运输量极大；第五，由于运输量太大，会影响大军的行军速度，行军到险要地带时，辎重有被截断的可能。
严尤最后得出结论：耗费民力过大，却很难有大的战果，这是极可忧虑之事。
王莽看了严尤的上书后很不高兴：天下哪有比我聪明的人啊，真是自以为是的家伙！不听，依旧我行我素。
最苦的还是百姓，自王莽兴师动众后，天下骚动，史书载：“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王莽就这样折腾了好几年，最后北征匈奴不了了之，因为耗尽国力民力之后，仍然无法凑足王莽指定的三十万大军三百日的粮食。只遗下运输途中倒毙的累累尸骨，倒毙在王莽构建的儒家天堂中。
北伐匈奴计划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无果而终。而匈奴军队频频南下，入侵人数在数百人到万余人不等，杀死雁门太守、朔方太守以及边境都尉数人，掠杀的百姓、抢走的牲畜无数。
到了始建国五年（13年），匈奴乌珠留单于去世。此时匈奴虽然与中国重新开战，然而数十年的和平与和亲，使匈奴国内亲中国的势力仍然颇强。其中亲中国派的代表人物，便有着一半汉人血统的王昭君的女儿伊墨居次云，以及她的丈夫、匈奴实权人物骨都侯须卜当。
在王昭君女儿与女婿的努力下，曾经被王莽诱骗到中国，强行封给“孝单于”名号的栾提咸，被扶上匈奴单于的宝座，史称乌累单于。
尽管王昭君的女儿伊墨居次云为中、匈两国的和平作出很大努力，然而有一件事她却未曾料及。
王莽在三年前，为了把匈奴支解为十五个小国，诱骗栾提咸以及其儿子栾提登、栾提助进中国，然后软禁，封他们三人单于名号。栾提咸称为“孝单于”，栾提助为“顺单于”，后栾提助病死，又封栾提登为“顺单于”。
栾提咸后来逃跑回匈奴，此时匈奴正大肆南下侵犯中国，中国前线指挥官向王莽报告：匈奴南侵的主谋是栾提咸的另一个儿子栾提角。王莽大怒，下令将仍然被扣押在中国的栾提咸的儿子栾提登处死。
现在栾提咸坐上单于宝座，即乌累单于，他还不知道儿子已经被王莽处死，所以接受了伊墨居次云与须卜当的建议，准备与中国继续和亲政策。
王莽的北伐匈奴计划受挫，三十万大军在北部边境呆了好些年，久暴于野，日子非常艰难。校尉韩威实在受不了，他向王莽进言：“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这又是中国男儿的豪迈之言，也是后来《满江红》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典故出处。
不过王莽这人不太豪杰，只喜欢摆摆样子做做秀，满足一下虚荣心。恰好此时，匈奴找上门来和亲，王莽也乐得顺水推舟。
中国派出的和亲使臣，是王昭君长兄之子，王歙与王飒，也是伊墨居次云的表兄弟。当乌累单于问及儿子栾提登的生死下落时，王歙与王飒信誓旦旦地说，他的儿子活得好好的。然后中国使节提出要将西域屯垦兵团的反叛将领陈良、终带等二十七人引渡回国。
乌累单于急于要交换回自己的儿子，哪里管这些中国降将的生死，将陈良、终带等二十七全部逮捕，引渡回中国。王莽发明了一种酷刑：焚如之刑，估计是一种以文火慢烧让罪犯受尽苦楚，将陈良等二十七人全部处死。
匈奴使者从中国返回国内，向乌累单于报告，他的儿子栾提登已经被新朝政府下令处死了。乌累单于听到儿子惨遭杀害，气得直发抖，一腔怒火，对中国东部边境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以作为报复。
然而乌累单于毕竟是因为亲中国派的伊墨居次云与须卜当的支持才上台的，羽翼未丰，也不敢断然与中国断绝关系。王莽为了平息乌累单于的怒火，一方面送给单于大量的金银财宝，另一方面将提议杀死栾提登的将领陈钦处死，把栾提登的尸骨隆重送回匈奴。看来此时的王莽已经丧失对匈奴必胜的信心了，不过他还是有自己的“精神胜利法”，又祭出他最得意的文字上的本领，把“匈奴”改名为“恭奴”，从字面上看，匈奴成了一个毕恭毕敬的奴仆。
王莽不用刀枪剑戟，他用文字轻松战胜对手——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中、匈两国在貌似和解中相对平静了几年。
元凤五年（18年），乌累单于去世，接任者是呼都而尸道皋单于（名称太长，简称为呼都单于）。呼都单于派须卜当夫妇两人（王昭君女儿女婿）到中国，朝见王莽。
此时王莽的新政权已经危机四伏，四境皆叛，国内爆发大规模的起义。须卜当夫妇前来朝见，原本是一次改善与匈奴关系的良机，须卜当夫妇在匈奴国内力主与中国和亲，保持两国的和平，但是王莽却又突发奇想了。
王莽将须卜当夫妇扣押下来，硬塞给须卜当一个“须卜单于”的称号。王莽的如意算盘是，既然须卜当是王昭君的女婿，由他来担任匈奴单于，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这个算盘打得不错，可惜王莽这个人，可能是他的名字注定了他行事的鲁“莽”，匈奴在呼韩邪单于当政后数十年，已经渐渐恢复了元气，并非仅靠王莽的奇思异想就可以改变匈奴的内政。
此时王莽新朝最有才华的将领严尤已经被提拔为大司马。严尤得知王莽扣押须卜当夫妇时，大吃一惊，急忙向王莽进谏说：“须卜当掌握匈奴右部的兵力，他的军队从来没有侵犯过中国，而且匈奴政坛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向中国政府汇报，对中国帮助极大。现在给他封了一个空头衔，住在中国首都，无兵无权，还不如把他送回匈奴，这样对中国才有益。”
刚愎自用的王莽哪里听得进去？扣押了须卜当之后，准备派将领严尤与廉丹统率大军，出征匈奴，击杀呼都单于，迎立须卜当。
王莽又祭出他的文字法宝，把严尤和廉丹二位将军统统改了姓，改为姓“征”，大约觉得这个字对出征有利。
此时内乱纷纷，瓜田仪起义于会稽；吕母起义于琅邪；声势浩大的绿林军起义很快达数万之众；樊崇起义于莒县，转战青、徐；东海刁子都起义，转战徐、兖。面对如此乱局，严尤苦谏王莽，当今之急，在内忧而不在外患。
王莽怒气冲冲，把严尤撤职。北征匈奴一事，又不了了之。
严尤是对的。王莽扣押须卜当夫妇，其后果是使匈奴国内亲中国派的势力遭到重创，武力对抗中国的势力重新抬头。
呼都单于对王莽政权的狡诈卑劣怒不可遏，对中国北方边境频频发动攻势，使得北部边境再次惨遭荼炭，百姓流离失所，尸骨盈道。一度恢复的中、匈关系再度恶化。
又过了几年，到了地皇二年（21年），须卜当在中国病逝，王莽把女儿嫁给须卜当的儿子须卜奢。此时的王莽政权已经是四面楚歌，但是深信天命的王莽似乎把这种危局当作是上天对他能导才能的考验，是给他建立千秋不朽功业的机会，所以他又雄心勃勃地构想北征匈奴的计划。
王莽下令征集国内的粮食布匹，输往北方的西河、五原、朔方、渔阳等郡，准备武力护送须卜奢回匈奴，夺取单于的宝座。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再次深受其苦，在国乱一日甚过一日的时侯，王莽的空想注定仍然以失败告终。
国内局势的极剧恶化，使北征匈奴无限时地搁置了。
两年后，即地皇四年，新朝军队在内战中连遭惨败，在昆阳之战后三个月，王莽的天命被划上一个句号，义军攻破长安，王莽死得很难看，脑袋被割下来，尸体被脔割，最后他的舌头也被割下来，再也说不出那些古怪的文字游戏了。
【三、失控的边疆】
在中、匈交恶的同时，新朝帝国的北方动荡不安，西域及东北叛乱频繁。
西域一直是汉帝国英雄辈出之地，从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到前61年成立西域都护府，汉帝国完成了对西域的经略，此后六十年内，西域基本上处于汉帝国的控制之下。到了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西域五十个国家全部臣服汉帝国，汉帝国授予西域各国王、侯、将、相以及译长（翻译）印绶者，共计三百七十六人。
但是西域的平静，很快就被王莽的上台所打破。
公元1年（平帝元始元年），王莽被封为“安汉公”，开始大权独揽，但钦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巨变来临的前夜，总是显得风平浪静。
第二年（公元2年），西域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发生在车师后国，车师国在汉与西域交通线的咽喉位置，在前文中已经反复提及。汉军西域兵团指挥官、戊己校尉徐普意外发现，车师后国有一条通往帝国边关玉门关的捷径，比原先的道路要缩短许多里程，所以想要开拓这条新道。
然而车师后国国王姑句拒绝合作。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有汉使出使西域，经过车师时，车师国必须要为人数庞大的汉使团提供食宿，车师国不胜其苦，如果开通更为便捷的交通线，那么以后汉使的往来岂不是更为频繁，所以国王拒绝合作。
戊己校尉徐普大怒，将国王姑句逮捕。王后派人解救国王后，逃亡到匈奴。
第二件事，是西域东南部的婼羌与相邻的赤水羌爆发战争，婼羌吃了败战，抵挡不住赤水羌的进攻，便紧急向西域都护但钦求援。按理说，婼羌属于西域都护的管辖，但钦理应发兵援助，然而但钦却没有这样做，坐视蛮族之间的战争。
婼羌国王唐兜对但钦坐视不理、袖手旁观感到很气愤，他率领残兵败将退到了汉帝国边境的玉门关，但玉门关的守将不肯接纳婼羌的败兵。唐兜一气之下，率一千多人，逃亡到匈奴去了。
匈奴接连收容了车师后国王姑句与婼羌国王唐兜，这引起王莽的震怒。王莽派出使者抵达匈奴，严责匈奴单于，并要求引渡擅自叛逃的姑句、唐兜二人。
此时的匈奴还没有与中国反目成仇，所以乌珠留单于惶恐万分，亲自向汉帝国的使节叩头谢罪，并下令立即逮捕姑句、唐兜，交付到中国一方。
王莽决心要杀鸡骇猴，他下令召集西域诸国的国王，然后在诸位国王面前，刀斧手押出车师后国王姑句、婼羌国王唐兜，大刀“嚓嚓”两下，两首级与身体分离，被刀斧手持在手中，所有的国王吓得面如纸色，两股战战。
国王的宝座，坐起来不全是舒服的，尤其是车师国的王椅。
车师后国的国王姑句被王莽诛杀之后，须置离被推上王椅，看着前任国王的下场，须置离能不失魂落魄吗？就这样梦游般的当了八年国王之后，王莽已经从“安汉公”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新朝的开国皇帝了。
西域诸国都遭遇到与匈奴单于同样的命运，新朝所发的印绶，一律将国王贬为“侯”，车师后国也不例外。此时，王莽派出心腹重臣甄丰出使西域，这个人是王莽篡位的大功臣，地位非同一般，甄丰出使西域威风凛凛，使团庞大，首站便是车师后国。车师后王须置离胆战心惊，深恐款待不周，一个不小心，便脑袋落地。
须置离提心吊担的，思前想后，最后一拍桌子：“老子这个国王也不当了，逃了算了。”可是能逃到哪呢？当然只有匈奴，此时匈奴因为印绶问题，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地恶化，行，就逃到匈奴去。
通向匈奴之路，也是通向死亡之途。
须置离叛逃匈奴的计划泄露，西域都护但钦立即逮捕须置离，就地诛杀（10年）。
车师后国的国王频频被诛杀，新朝在西域的高压政策引起强烈的反弹。须置离的哥哥、车师后国的辅国侯狐兰支率领一支两千人的车师军队，逃往匈奴。
匈奴乌珠留单于也正因为“印绶事件”对新朝心怀怨恨，正好狐兰支率军来降，心中大喜，当即派遣一支军队，协同狐兰支两千人的降军，杀回车师后国，猛攻都城，杀死守城的指挥官，并击伤了中国驻车师后国的都护司马。
此时西域的中国屯垦军队内部关系也十分复杂。由于王莽篡汉，一部分屯垦将领效忠于前汉政权，而新莽政权的种种高压措施，如降西域诸国王为侯，频频无理诛杀西域国家的国王，使得西域诸国人心惶惶，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新旧政权交接的矛盾终于爆发，屯驻在车师的戊己兵团爆发兵变，戊己兵团的将领陈良、终带等人，以拥护前汉政权为由，自称“废汉大将军”，协同戊己兵团的司马丞韩玄、右曲侯任商等，发动兵事，杀死戊己校尉刁护。然后胁迫兵团官员士兵二千余人，逃入匈奴。
这个叛逃事件，不仅使中国在西域的力量遭到重创，而且也刺激西域各国纷纷反叛新莽政权的统治。
车师后国的辅国侯狐兰支的反叛与中国驻西域戊己兵团的兵变，使得西域都护府的声誉一落千丈，西域各国虽然表面上仍然屈服于新莽政权的高压统治，然而反叛的暗潮涌动，只等成熟的时机。
三年后（13年），靠近西域都护府的焉耆国率先发动叛变，焉耆军队发动叛变，闪电般地奇袭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但钦根本没有想到反叛来得如此之快，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成为焉耆士兵的刀之下鬼。
从郑吉担任第一任西域总督以来，已经成立七十四年的西域都护府竟然如此轻松就被颠覆了。得到时甚为艰难，失去时甚为容易。
西域都护府的覆灭，标志着新莽政权丧失了对西域的统治力，一时间，西域诸国纷起脱离与新莽政权的关系。
但是，心比天高的王莽岂可甘心这种结局？勃然大怒的他，一定要严惩西域的反叛者，要把这些反叛者的脑袋，挂一长串在长安城的蒿街。
天凤三年（16年），王莽任命李崇为新的西域都护，郭钦为戊己校尉，连同五威将王骏，率领一支兵团，重新进入西域，主要目标是讨伐焉耆国。
西域诸国基本上都是国小民寡，一见新莽政府出动大军，纷纷又倒向新朝。莎车国与龟兹国由于历史原因，与中国仍然保持相当好的关系，莎车国自从冯奉世平定叛变后，成为中国在西域的一个重要据点，而龟兹国自有一半汉人血统的弟史（解忧公主的女儿）嫁给国王绛宾后，也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关系。
新任西域都护李崇从莎车国、龟兹国调发七千名士兵，由五威将王骏指挥，作为前锋部队，直奔焉耆，校尉郭钦则率戊己兵团紧进。
焉耆国紧急制订了防御战略，首先诈称投降，将精锐部队埋伏起来，以逸待劳，准备截杀远征军；其次，实行外交攻略，秘密联系姑墨、封犁、危须等国，达成共同抗击新莽远征军的协定。
五威将王骏率莎车、龟兹军队七千人率先抵达焉耆境内，假装投降的焉耆军队在王骏进入到伏击圈之后，埋伏已久的精锐部队突然杀出，王骏被杀得措手不及，正当此时，焉耆的盟友姑墨、封犁、危须等国的军队也联合向王骏的军队发起猛攻，王骏的七千人马陷入重围之内，经过一阵厮杀后，王骏战死，七千人全军覆没！
戊己校尉郭钦的兵团姗姗来迟。当郭钦兵团进入焉耆国境时，很奇怪地发现只看到老弱妇女，壮年男子都不见了，正在疑惑之中时，侦察兵踉踉跄跄地跑进来禀报，王骏所率的先锋部队已经中了焉耆的埋伏，无人生还。
郭钦大吃一惊，心知无法继续推进了，而且要在焉耆军队反扑之前逃离，否则难保重蹈王骏的下场。逃跑之前，郭钦下令屠杀焉耆国的老弱之辈，拿着这些毫无战斗力的百姓的人头，向好大喜功的王莽领赏去了。
西域都护李崇几乎成为一个光杆司令，好不容易收集了几个落伍者与残兵伤将，灰溜溜地逃到了龟兹国中。从郑吉以来的历任西域都护，就数李崇最窝囊了，不仅没能号令西域诸国，反倒寄人篱下。
李崇左顾右盼，望穿秋水，等侯王莽派遣新的一支远征军，但是这个梦想再也无法实现了。新朝政权对西域已经是无暇西顾，国内反对王莽的起义一浪高过一浪，并最终将王莽吞没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而李崇所在的西域如同一块孤岛，终于在王莽政权瓦解后，与中国隔绝了联系。
【四、西南夷的反叛】
自从武帝挥鞭，征服南越、西南夷以来，帝国新的疆域并不平静，之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南方与西南的反叛此起彼伏，成为大汉帝国的一大隐患，并最终在王莽时代汇聚成一股洪流，成为致使王莽政权垮台的诸多力量中的一支。
首先回顾一下后武帝时代南方与西南历次大规模的暴动。
武帝去世后一年，前86年（昭帝始元元年），益州郡所属二十四邑的西南夷共计三万多人，同时叛变，可见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起事。大将军霍光派遣水衡都尉吕破胡，招募勇士，同时征发犍为郡、蜀郡的军队，镇压这次反叛。
三年后（前83年），西南夷中的姑缯、叶榆两个部落再度反叛。
水衡都尉吕破胡再次出师镇压，但遭到惨败，官兵被杀死四千多人，西南夷攻破益州郡，杀死益州太守。帝国政府罢免吕破胡，任用田广明出征。
次年（前82年），田广明大获全胜，西南夷被杀与俘虏的人数超过三万人。并不是所有的西南夷都反对汉政府，西南夷中的句町部落坚定站在汉帝国政府一边，战后句町侯因为平叛有功，被封为“句町王”。
西南夷部落经过这两次惨重打击之后，元气大伤，西南暂告平静。
南方的珠崖郡（海南岛）的形势却不断地恶化。
前111年，武帝平南越，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二郡。因为山高皇帝远，在海南岛上的汉帝国官吏时常无法无天，欺压当地蛮夷百姓，可是岛上的这些蛮夷也不是等闲之辈，好勇斗狠，所以官兵与蛮夷之间势同水火。仅在武帝一朝，岛上的蛮夷便发生六次大规模的暴动，杀死政府官吏，致使帝国政府不得不劳师动众，跨海远征，将暴动镇压下去。
汉昭帝时，为了缓和岛上居民与官吏的冲突，昭帝于始元五年（前82年）裁撤了儋耳郡，只留下珠崖郡。然而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岛内长期以来官府与居民对峙的局面，宣帝时代，珠崖郡的蛮族又发生两次暴动。
到了元帝上台后第二年（前48年），珠崖蛮族再次爆发叛乱，这次叛乱持续的时间达两年，汉帝国政府连续增兵镇压，先后派遣十一名护军校尉、校尉、军丞，其中战死的竟然有九人，士兵以及粮草运输队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军费高达三亿钱，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后，仍然无法扑灭珠崖的反叛。
此时汉帝国关东地区出现严重的大饥荒，贾谊的曾孙贾捐之建议汉元帝放弃海南岛。已露疲态的帝国连一个小小的珠崖郡的反叛也无能为力了，无可奈何的元帝于初元三年（前46年）下令罢珠崖郡，这是自武帝开疆拓土以来，帝国第一次失去的土地。
中央政府虽然在西南设立诸郡，但对西南夷的管理仍然十分困难，西南夷人的地盘仍旧是各自为政的局面。到了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西南夷的三个部落发生混战，这三个部落是：夜郎、句町、漏卧，相互间打得不开交。此三处均隶属牂柯郡，牂柯太守无法控制局面，便向中央政府求援，请求发兵讨伐。
大将军王凤推荐智勇双全的陈立担任牂柯太守。陈立到任之后，立即给夜郎王下达命令，要求夜郎王停止攻击，但是高傲的夜郎王并不把陈立的命令当一回事，理都懒得理。
陈立上书皇帝，请求授予他捕杀夜郎王的权力。奏章发出后，陈立没有等皇帝的诏书下达，立即展开行动，他带了几十个官兵，以巡视各县为名，抵达夜郎王所在的且同亭，召见夜郎王。夜郎王见新任太守只带了数十官兵，并不把陈立放在眼中，他动师动众，领着几千人马前去会见陈立。
夜郎王与数十位邑长入见陈立，陈立突然把脸一沉，喝道：“大胆夜郎王，竟然无视朝廷政令，擅自兴师动武，扰动一方，该当何罪，给我拿下。”说时迟那时快，两边的士兵操起家伙，三两下制服夜郎王，只把数十名邑长看得目瞪口呆，还来不及说话，陈立又高声说：“皇帝已经下诏诛杀首恶夜郎王，其余一概免罪，有轻举妄动者，杀无赦！”说罢两眼一扫，目露凶光。
只听得“咔嚓”一声，夜郎王人首分离。邑长们两股战战，说道：“将军诛杀罪逆，为民除害，我等情愿为将军晓喻部下放下武器。”他们持着夜郎王的人头，走出帐外，帐外数千战士见首脑被杀，吓得魂飞魄散，脸色苍白，纷纷缴械投降。
夜郎王被诛的消息一传出，一向不将朝廷命令放在眼里的句町王与漏卧侯，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宣布中止混战，服从新任太守陈立的命令。
但是叛乱还未结束。
夜郎王的岳父翁指、儿子邪务纠集夜郎的残余部队，迫胁周边二十二个邑同时反叛，据险而守，对抗陈立的政府军，一时间反叛的声势浩大。
陈立一方面动用政府军镇压，一方面征招西南夷各部落的军队，向叛军发动进攻。陈立判断夜郎叛军无法长久支撑下去，便采取围困战术，派奇兵切断夜郎军队的粮食补给线，同时使用反间计，离间、诱降夜郎官兵。进入冬季，正是干旱的季节，陈立的围困战术使得夜郎叛军陷入绝境中，随着陈立大军切断水源后，叛军再也无法抵抗了，内部爆发内讧，结果翁指被杀，他的人头被送往陈立大营，其余叛军全部投降，至此，夜郎的叛乱全部平定。
王莽上台后（9年），派出五威将到各国，取消国王的称号，改称为“侯”，西南夷中的“句町王”也被改为“句町侯”，句町王大怒，积极与西南夷诸部落取得联系，密谋反对新政权。王莽新政权上台伊始，便四处树敌，西南夷一些不满新政权的部落纷起反叛。
到了天凤元年（14年），零星的反叛终于汇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各夷族部落联合起来，进攻益州郡，益州大尹程降兵败被杀。这次西南的叛乱范围之广，要远远超过以往的诸次。
但是在王莽眼中，西南夷只是一只容易捏死的蚂蚁罢了，他并没有惊慌失措，深信这次叛乱将很快被镇压下去。将军冯茂被王莽授予“平蛮将军”的头衔，统率巴郡、蜀郡、犍为郡三地的军队，准备扫荡西南夷的反叛力量。
然而西南夷抵抗力量之强，远远超出王莽的预料。
平蛮将军冯茂并没有完成“平蛮”的任务，经过两年的清剿，根本没法消灭反叛的核心力量：句町部落。
西南复杂的地形拯救了句町部落，冯茂的军队遭遇到一场大瘟疫，传染病迅速蔓延，疾病成为冯茂军队的头号死敌，瘟疫过后，冯茂军队非战斗死亡高达百分六十以上。军队遭受重创，而后方百姓更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巴郡、蜀郡、犍为郡、益州郡等地，由于战争持续两年之久，所有战争开支均由这几个郡政府承担，百姓所承担的赋税高达惊人的百分之五十。无论是前方的军队，还是后方的百姓，都无法承受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然而，战争远未结束。
气急败坏的王莽将“平蛮将军”冯茂召回京城，判处死刑。改用廉丹为“宁始将军”，为了一鼓作气攻克句町部落等西南夷，王莽动员了二十万人，其中作战部队十万人，为了增强这支进攻部队的战斗力，王莽还把战斗力极强的天水、陇西的骑兵并入廉丹的西南兵团。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还动用了十万人作为运输队伍。
廉丹西南兵团的战斗力很快就体现出来了。
兵团深入夷境，西南夷诸部落联合抵抗，经过一番血战之后，西南夷在战场上遗下数千具尸体，被迫后撤。
正当廉丹兵团形势一片大好时，后方的经济终于崩溃了。已经被盘剥得一无所有的西南诸郡，再也无法提供十万大军的粮草。时值冬季，缺少粮食衣物的十万大军顿时陷入困境之中，而此时，可怕的瘟疫再度死灰复燃，大批的战士丧生。
兵团无法继续深入作战了。王莽召回廉丹，向廉丹询问战事进展不顺利的原因。廉丹向王莽要求增加粮食的供应，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有足够的粮草供应，必定可以消灭句町的反叛力量。
王莽好大喜功，根本不考虑西南诸郡经济已经崩溃、百姓陷于水深火热的事实，反倒严令西南诸郡的长官，必须要动员所有力量，抽取更高的赋税，保证前方军队的粮食、衣物的供应。对于西南诸郡，这道诏令，无异于雪上加霜。
连有良知的西南地方大员都起而反对王莽这项诏令。就都大尹冯英上书王莽，强烈批评这个决策，认为西南夷反叛以来，军费开支已数以亿计，西南地区财政为之一空，再对百姓课以重税，益州重地，将为之破敝。冯英请求政府罢兵屯田，采用悬赏的手段，刺杀反叛的夷族首领。
但冯英的上书不仅未能说服王莽，反而令王莽大为震怒，将冯英革职。
其他的官员虽然没有冯英的勇气，然而西南恶化的经济，注定王莽的诏令只是一纸空文，前方的十万大军始终无法凑足粮食与衣物，以对西南夷发动致命的打击。
与此同时，西南夷叛乱的范围还在扩大。越巂郡的蛮夷部落首领任贵也起兵造反，向政府军发动袭击，杀死越巂太守，并且自立为王，称为“邛谷王”。
廉丹的十万大军在西南围剿三年，仍然不能靖乱。到了天凤六年（19年），廉丹再次发动对句町部落的进攻，然而进攻再次受挫。而此时，王莽政权面临着国内绿林军起义，北面与匈奴对峙，西北地区的西域地区已经丧失，可以说是四面楚歌。除了王莽之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帝国危机重重，险象环生，但王莽坚信天命所属，上天必定会保佑他势如破竹地击败所有反叛的敌人。
西南夷中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部落，也开始加入反叛的洪流之中。
益州夷栋蚕部落、若豆部落突然起兵反叛，杀死益州郡守，使得廉丹的围剿大军更加陷入困境之中，益州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
廉丹出征三年，劳师无功，王莽一气之下，把廉丹召回，改由大司马护军郭兴，益州牧李晔接替廉丹，对新反叛的若豆部落发动强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越巂郡治下的夷族首领大牟也率领他的手下起兵叛乱，击杀当地的官吏。至此，面对叛乱不断的西南地区，王莽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了。
此后，由于国内起义的烽火熊熊燃烧，西南地区从一个主战场降格为次战场。地皇四年（23年）七月，新莽帝国西南实权人物公孙述起兵，自任“辅汉将军”，兼益州牧，西南地区脱离王莽政权，同年九月，王莽败亡，新莽政权结束，英雄纷起，逐鹿中原。
十三年后（36年，光武建武十二年），光武帝刘秀的军队击破公孙述，再度统一西南地区。
第九章 秩序的恢复
【一、秩序的恢复】
王莽力图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儒家天堂，但事与愿违，反而陷国家于无穷的黑暗之中，其根源在于王莽不切实际的复古改革，越改越乱，终于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天凤四年（17年），爆发绿林军起义，次年（18年），樊崇起义，这便是后来著名的“赤眉军”，起义的烽火熊熊燃烧，地皇三年（22年），汉宗室刘縯、刘秀兄弟起兵。天下思汉，给刘氏宗族重新崛起奠立基础。
地皇四年（23年），刘氏宗室刘玄被推为皇帝，称为“更始皇帝”，重新树立起汉家旗帜，同年六月，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创造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军事神话，一举重创王莽数十万大军，成为王莽政权覆灭的关键一战。
然而刘縯、刘秀兄弟功高震主，平庸的更始帝刘玄痛下杀手，处死刘縯，刘秀处境岌岌可危，然而刘秀十分明智地躲过这次灾难，一是凭借他昆阳之战的奇勋，更重要是刘秀夹起尾巴做人，亲自向更始帝谢罪，只字不提昆阳之功，不敢为兄长服丧，刘秀的小心谨慎使他侥幸逃过一劫。
此时王莽政权四面楚歌，七月，隗嚣起兵，攻破陇西、武郡、金城以及河西四郡，独霸西部；公孙述起兵成都，割据西南。九月，汉军攻破长安，王莽败亡。此后进入一个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时代。
公元25年，刘秀称帝，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光武帝”，定都洛阳，东汉时代开始。
光武帝刘秀是汉帝国又一位伟大的人物，从他登上帝位到最终击破公孙述，恢复汉疆，共历时十二年，这其中发生了数不清大大小小的战役，在涌现了一批时代英雄的背后，对社会民生的破坏程度也极其惊人。刘秀一统中国的战争，非本文叙述重点，只得蜻蜓点水，一带而过。
刘秀在帝位共三十三年，他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君王之一，他身兼汉文帝的仁与汉武帝的武，无论在武功与文治方面，都表现出杰出的才华，举中国历代帝王，似乎只有唐太宗李世民能与之相比。在光武帝的努力下，汉室得以中兴，伟大的汉帝国在一度中断后，又开始延续其辉煌的传奇。
以下略述光武时代，汉帝国边境四夷之略况。
先来看看西南夷反叛的余波。
光武帝平定中国，光复汉室后，西南夷大多重新归附朝廷，但仍有一些部落负隅顽抗。建武十九年（43年），曾经反叛王莽政权的益州夷栋蚕部落，对益州郡发动进攻，杀长吏。益州告急，光武帝刘秀急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率领大军前往讨伐。刘尚的军队准备穿过越巂郡，此时越巂郡的夷人首领邛谷王任贵，却暗揣着一个大大的阴谋。
任贵也是曾起兵反叛王莽的统治，自立为“邛谷王”，光武中兴后，又归附汉室，在建武十四年时（38年），刘秀授予任贵越巂郡太守之职。所以越巂郡基本上是任贵的天下，他在这里有两重身份：一是东汉政府的地方大员，一是西南独立王国的首领“邛谷王”。
刘尚统领大军路经越巂郡，准备进入益州郡平定栋蚕部落的叛乱，此时任贵心里没底了。他暗暗想，汉政府会不会顺手牵羊将他的老巢也一并拔去呢？现在天下初定，他的西南独立小王国势必早晚要被拔除，不如趁着栋蚕部落反叛这个良机，将刘尚的军队一网打尽。
“邛谷王”任贵设下一条毒计：他先把手下的精兵强将埋伏起来，然后准备了大量的美酒，事先在酒中下毒，准备犒劳刘尚的大军，只要汉军士兵喝完酒毒性发作时，便出动伏军将汉军一网打尽。
任贵的这条毒计，固然计划得十分周全，但是汉军对这个西南王也确实不放心。
武威将军刘尚事先已经派出间谍潜入越巂郡，在开进越巂郡之前，刘尚已得到密报：任贵准备造反！
刘尚将计就计，表面上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主力大军仍然按原订计划开进，暗地里却派遣一支奇兵，奇袭任贵的老巢邛都。
任贵还自以为计划周密，正扛着一大缸一大缸的毒酒前往犒军的途中，不想后院起火，老巢被汉军端掉了，惊谔得说不出话，心知计划失败了，赶忙回师增援邛都。
已经攻取邛都的汉军特遣队与刘尚大军两路夹击，任贵军大败，汉军俘虏任贵，就地诛杀。
任贵西南独立王国的黄粱美梦，如一缕轻烟飘散了。
解决了任贵的叛乱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刘尚大军进入益州郡与栋蚕部落开战。
经过十数年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后，汉军乃是百战雄狮，栋蚕部落不仅在人数上不占优势，在作战装备上更居劣势，惟一可凭借的就是西南复杂的地形与艰难的交通阻击汉军。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到了建武二十一年（45年）正月，汉军攻克了栋蚕部落最后的据点：不韦（云南保山北五十里）。栋蚕部落的酋长兵败被杀，西南夷的叛乱全部平定，从王莽时代西南夷起事以来，历三十余年，汉政府又牢牢地控制了西南地区。
再来看看北方劲敌匈奴的情况。
王莽败亡后，各路英雄豪杰纷纷自命为皇帝，继刘玄称帝后，王郎、公孙述、刘秀、刘盆子等人先后称帝，一时间国家四分五裂。
匈奴人也想混水摸鱼，捞取资本，于是立了一个中国皇帝，此人姓卢名芳。
这个卢芳有什么本事呢？原来卢芳原是安定三水（现甘肃固原北）人，身世神秘，他自称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本名刘文伯，但谁也搞不清他真实的身份。新莽后期，天下大乱，卢芳的家乡三水，是一个羌人、匈奴人的安置区（属国），这些外来移民对王莽政权十分痛恨，也对卢芳汉室宗族的身份毫不怀疑，由是卢芳伙同属国的羌人、匈奴人起兵反抗王莽。
更始皇帝刘玄重建汉政府后，委派卢芳为骑都尉，镇抚安定以西的地区。公元25年九月，更始政权在赤眉军的打击下瓦解，卢芳便自立为上将军、西平王。然而在群雄并立的乱世，卢芳只是一个小势力罢了，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他积极谋求羌人与匈奴人的支持。
匈奴呼都单于就是看中卢芳的皇室身份，当然他不想也没有必要去甄别这个身份的真假，呼都单于说：“以前我们匈奴尊事汉室，现在应该是汉室尊事匈奴的时候了。”于是率数千名骑兵，迎卢芳到匈奴，宣布卢芳为汉朝皇帝。
正当中原陷入大战时，北方边郡军阀割据。李兴在五原、田飒在朔方、石鲔在代郡都自称将军，独霸一方。公元29年（光武建武五年），呼都单于派出使节抵达北方诸郡，李兴等人同意迎回卢芳，同年十二月，傀儡皇帝卢芳在匈奴人的支持下，返回中国，控制北方五郡（定襄、朔方、五原、云中、雁门），这些原本抵抗匈奴人入侵的北方重镇，反倒成为匈奴人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匈奴骑兵不断向周边的中国领土发动侵略。
光武帝刘秀针对匈奴人嚣张的气焰，派出使节抵达匈奴，会晤呼都单于，要求匈奴骑兵撤出中国，恢复汉匈两国的外交。但呼都单于有卢芳伪政权这张王牌在手，根本对刘秀的要求不加理睬，依然频频南侵。
但是到了公元31年，卢芳的伪政权爆发内讧。起因是伪汉皇帝卢芳与五原军阀李兴因为权力之争产生矛盾，卢芳仗着有匈奴人在背后撑腰，诛杀了李兴。这事引起了北方诸郡军阀们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众叛亲离，朔方军阀田飒、云中军阀乔扈一怒之下，向东汉刘秀政府投降，宣布朔方郡与云中郡并入东汉政权，这使卢芳的势力范围从原先的五个郡锐减为三个郡，实力大打折扣。
随着东汉军队在全国战场的节节胜利，刘秀开始将目光对准了匈奴人及卢芳伪政权。建武九年（33年），光武帝手下悍将、大司马吴汉率四位将军，共计五万人的大军，开始对卢芳伪政权发起强大的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