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之路 作者：王志浩
书籍简介：中国就像一面多棱镜。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是五千年文明积淀和荣辱史造就的数不尽的符号，它们鲜活、灿烂，却充满迷思；在中国人眼中，伟大祖国在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成为东方巨龙再次腾飞的标志。然而，新中国60年风雨兼程、30年改革奇迹的宏伟篇章，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如管中窥豹，又如身在庐山，只见一斑而难获全貌。
本书借助全世界名家关于中国最有深度的研究，结合作者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实地走访和切身感受，探讨中国经济当前或未来几年最紧迫的问题。书中既有对上启两宋、中承明清、下迄当代的中国经济史的开阔叙述，又有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可靠性、中国乡村贫困...
章节介绍：凭什么要买这个只在中国待了六年，说中文还得使劲拐着舌头，给如今名声不咋地的外资银行干活的老外写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对于中国经济他能知道多少？这种家伙我们见得多了！或许当你拿起此书随意翻阅的时候，脑中会闪过这些问号——在这篇序言中，我希望我能够让你相信，这
作为一名中国经济的研究者，我经常满世界飞来飞去见基金经理和企业人士。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史蒂芬，你报告里那么多中国经济数据你信多少？”有时候，还是同样的问题，但提得更尖锐直接。我在中国有时也听到人们质疑官方数据似乎与实际有些出入。
在很多人眼里经济学家真是一群怪人。过去几年来，这群人喋喋不休，要中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支出。实在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减少储蓄？疯了吧？人们会想，你们这些人倒是不用为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给儿子买房这类很花钱的事儿操心。实际上，辛辛苦苦挣钱，尽可能多存点
当你听到一些美国官员指责中国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部分责任的言论时，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在寻找替罪羊——而中国通常是他们的目标。从某些方面来看，你的想法没有错，中国经常为本不相干的事情无端遭受指责。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所有重要经济体
2009年4月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上，中国提出若干新设想，规划全球金融体制改革并促进形成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合作。中国展现出不同于人们以往印象的崭新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有自己的主张，并且明确地表达出来。
作者简介：
自序（1）凭什么要买这个只在中国待了六年，说中文还得使劲拐着舌头，给如今名声不咋地的外资银行干活的老外写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对于中国经济他能知道多少？这种家伙我们见得多了！或许当你拿起此书随意翻阅的时候，脑中会闪过这些问号——在这篇序言中，我希望我能够让你相信，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中国经济的成就为世人瞩目，而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却有着令人吃惊的坏名声。我们中的很多人没有预测到2008年美国会发生金融危机，并会波及中国，也没有预测到中国经济能于2009年迅速反弹。应该担心的时候我们太乐观——应该信任北京有能力重启引擎的的时候我们又太悲观。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因大肆鼓吹1990年代的国企私有化而猛遭板砖，很多情况下被斥为不过为大面积失业和管理层窃取国有资产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堂而已。经济学家经常被质疑沽名钓誉，不顾百姓死活，我们中还有一部分更被认为是商业、是付给我们薪水的企业的代言人。
或许你认为最无一用是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的外国经济学家就更没用啦。一个外国人，怎能真正懂得如此宏大繁复如中国的经济体，这里的语言话里弦外总是那么高深难懂，市场经济混杂着文化和政治的味道，那么特别，那么“中国”。如果这些经济学家的时间都是在高级写字楼和华丽的酒店度过，他怎么能够了解蒸笼般的车间，市井路旁，乡野村陌正在发生什么？门儿都没有。所以，真的不需要再来一个洋经济学家指手画脚，告诉我们人民币如何如何，该向外国开放市场啦，本周中国经济云里雾里啦云云。这种经济学家多如牛毛，你会说，特别是外国经济学家，有点泛滥！
如果这正是你此刻的想法，我希望你能继续阅读后面的内容。我希望能够使你相信，经济学，以及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值得看第二眼；我希望能向你表明，有很多经济学家，真心实意想帮助别人。真正的经济学旨在增加每个人的财富，反对腐败，呼吁法治，关心所有这些与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无权无势的群体息息相关的事情。经济学不应该为权势者和富人摇旗呐喊锦上添花，它应该力求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福利，尤其是穷人的。或许你认为，这些事是一个银行经济学家最没有可能关心的。那么，希望你能给我机会，我将向你表明，这样的事正在发生。而且，我还希望能让你了解，有许多外国经济学家，他们中有的中文流利得我永远赶不上，倾其毕生之力研究中国经济。他们的见解，值得倾听。我希望你会诧异于他们眼中的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多么复杂奇妙的世界。中国是独特的，但她不见得非得神秘，即便是对我们大鼻子。www.readist.cn读家TXT书籍下载
自序（2）简单地说，我希望在本书中，借助世界范围顶尖的最新研究，结合我所观察到的实际情景，来探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之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书中探讨的问题都是关于普通人的——关切孩子教育的母亲，急于保住饭碗养家糊口的男人，一心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经理，心忧百姓疾苦的清明官员。过去的五年半我生活在上海，我供职的机构渣打银行给予我很多很好的机会深入各地调研。由此，我见到了新疆的棉农，重庆的汽车制造商，沈阳的钢铁工人，宁夏的医保工作者，深圳的药企，大连的统计工作者，宁波的空调制造企业，温州的地下钱庄老板，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官员。本书是我所读到的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与我在中国的行走中看到听到的鲜活事实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我在这里。倍感荣幸。
我用英文写作了这本书，恐怕我的中文只够马马虎虎地说说（你所看到的流畅的中文是我们的译者的出色工作）。但我在写作的时候，心中只有一个中国读者。本书也不会出英文版。我写作的目的很简单，我想我处于一个很好的角度，能够将全世界关于中国经济的最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和我在中国看到的实际结合在一起呈现给读者。不妨可将此书视为对当今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的观点的介绍，其中的国际经验带来的启示或许可以为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些最大挑战寻找出路，同时我也会对这些建议的适用性加以现实的验证。
书的每一章谈论一个重要问题，大部分章节会介绍一到两位经济学家对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或相关研究。部分章节谈到了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吸收到怎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如何将这些经验运用于中国实践。另一些章节则着眼于经济学家对中国某些领域本身所作的细致研究，以及他们的发现对下一步政策走向的意义。还有个别章节则探讨当前的重大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化和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将涉及到我们这些银行经济学家的想法。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尽管同时我们也看到19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但总的来说，80、90年代需要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开放市场，扩大贸易和投资，鼓励私营企业和创新，建设法律体系。大的方向——市场经济——已然确立。
与过去相比，未来二十年中国需要对希望发展怎样的市场经济做出更多更艰难的选择。我们希望私人部门在制造业以外的经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该如何提供一个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我们该怎样面对贸易争端，如果对方国家对企业的扶持力度比中国小得多？在一党执政的语境下我们该如何完成以法治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建设？所有这些问题涉及的经济学并不简单，而是十分复杂。细节存在于魔鬼中，而且具体的操作方式总会伴随着不同的声音。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找出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以不含偏见的、根植于实际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答案。www.readist.cn读家TXT书籍下载
自序（3）我希望此书能够涵盖今天和未来几年中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中的一部分。比如今天中国的增长速度有多快，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能有多快？过去十年农村人口生活水平获得了多大改善，下一步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如何改进投入资金的效率？未来十年何种全球化对中国而言是最好的？真正好的制度如何实现？有朝一日人民币能够与美元一道，甚至取代美元担当全球储备货币吗——如果这是一个长远目标，那短期内我们需要做什么？振兴刚刚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全球经济衰退冲击的经济的最佳策略是什么？中国老百姓真的拥有高额储蓄吗——释放消费的关键在哪里？
书中谈及的学者中有的已获诺贝尔奖，有的有望在未来摘下这一桂冠。不过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十分专注于中国的某些领域，因此你可能并不熟悉他们的名字。不必担心——这样更好。这其中的问题在于，当今真正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大都远离聚光灯，悉心做学问。你脱口即出的名字——或经常在电视报纸上出现的家伙（比如我）——通常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家。我们这些银行经济学家做的研究工作十分简单。不妨将我们当作小学老师，而那些真正好的经济学家好似大学教授。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因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尊敬。稍后我们将探讨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也有中国人的杰作。
至于行文风格，我有两个目标。第一，我希望能以一种清楚的方式写作，让不懂经济的人也能看懂。当今很多经济学文章非常学术，非常专业，没有经济学背景的人很难理解文章内容（我也经常很迷惑）。这本身不算什么问题。你不能指望一本讲火箭科技的书以艺术作品的口吻写就。有时候经济学就应该是高深复杂的。但在本书中，我使用的语言通俗易懂。
但另一方面，在当今的中国我发现很多个人的观点化妆成了经济学论述，这些作者并未真正对现代经济学理论有过深入研究，没有图表，甚至经常没有一个数字。观点貌似强硬，但缺乏有力的证据。有时候猛一看夺人眼球，但观点背后似乎没有足够的实际分析作支撑。这为什么成了问题呢，因为科学首先建立在对证据的认真观察研究之上，然后才能形成某种假说，继而是对假说的验证。人人都能有的观点是廉价的。一流的经济学家总是努力做更有价值的是事情——他们提出了经得起考验的假说。这些观点难以被忽视或否认。因此，书中我将列出大量证据来支持我的论点。这些证据往往是以图表的形势存在。希望你不介意——但说实话，我觉得图表非常有用，有极强的说服力，不过编辑之前建议我要少用图表。在我的世界里，一张图表的价值抵得上千言。每一张图都能告诉你十分有说服力的故事，表达出某种“观点”。经济学不仅是分享有趣的观点——而是要验证假设，证明某些分析是错的，某些是对的，某些则难以验证。
确保我们在数据和其他证据的基础上作经济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另一个问题：政治化。我想在某些领域这一点不可避免——人民币问题显然是其中之一——本来很好的经济学蒙上了政治阴影，有时候是贫富之间的政治，有时候是国际政治。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相信政策选择是糟糕的，我就愿意提出批评，不管是针对美国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如果我认为某项政策对弱势群体不公平，我也会大声说出来。我相信，这是经济学家好坏的试金石。无论何地，无论是谁制定政策，经济学家的工作不应该是为坏的政策欢呼造势。因此，当我对政府的某项政策提出质疑，请记住，我所批评的是某一政策，而不是“中国”。也请不要假定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外国人的经常性习惯。而且，我请求你，请不要只是出于“外国人不可能懂得中国”，或者“他给外资银行干活才这么说“这样的印象，就飞快地否定我的观点。这不是科学。不妨想想那些论据，琢摩琢摩那些观点，看看究竟哪儿出错了。
自序（4）顺便介绍一下，鄙人于1972年生于伦敦郊区并在那儿长大。大学期间在英国剑桥大学度过，读的是英国文学（你看，成为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要经过多么高深的训练）。大学毕业后，我曾有两年在非洲做志愿者，具体工作在乡村做发展援助，还曾当了孩子王。尽管我十分享受体验那里的语言和文化，但继续待下去却也过于危险（那里尽是大砍刀和地雷），于是我回到伦敦，继续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过去十一年来，我学习中文，在复旦等处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经济，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角角落落，亲眼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经济增长数据存在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经济的研究者，我经常满世界飞来飞去见基金经理和企业人士。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史蒂芬，你报告里那么多中国经济数据你信多少？”有时候，还是同样的问题，但提得更尖锐直接。我在中国有时也听到人们质疑官方数据似乎与实际有些出入。中国人管这叫数据“有水分”，就是里面掺了水的意思。比如说，2008年以前的通胀率真有那么低？怎么城里人觉得生活成本嗖嗖地涨？2007/2008年房价涨幅果真只有官方数据揭示得那么少？很多人的体会要深刻得多。最近五年城镇失业率果真不足5%？全球经济陷入几十年不遇的严重衰退，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十分疑惑在这种环境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怎么还能保持6%以上的同比增长率。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年初，我还经常被追问“中国经济真的在增长吗——还是已陷入衰退？” 一些批评者对经济数据的质量提出过激的批评。但是也有一些严肃的学者，他们通过严谨的分析，对一些数据的真伪提出了有依据的深刻思考。
因此，本章中我们将谈论统计数据——希望我能够站在一个公正无倚的立场。本章的第一部分将分析最重要的经济数据GDP。简单地说，GDP是某一经济体在一定期间内，通常为一年，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总值。面对中国GDP数据的质量，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多快？部分学者认为某些时候的GDP数据是“有水分”的， 尤其是经济增长缓慢的时候，比如现在。持此观点者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另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是香港科技大学的穆嘉（Carsten Holz），他对中国经济数据研究投入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超出你的想象。
当经济学家怀疑官方数据可能含有“水分”时，他们的通常做法是找出尽可能多的经济增长率的“代理”指标。包括国内货运量，用电量，这些指标能够代表整体经济活动状况。但是，正如我曾解释过的，由于这些指标自身往往存在问题或倾向性，对待这些指标也要十分谨慎。但我仍然认为，有理由相信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不会超过6%。
经济增长数据存在的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显著意义，很多人迫切想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认为数据统计有误，或者更糟，是人造的，那就会有问题。不但中国的形象可能受损，也会干扰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层需要作出为经济降温还是加油的重要决策，他们需要得到正确的数字，否则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麻烦。
一个人人知晓的事实是，地方政府层面有时出于某些动机和考虑，可能高报或低报数据。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往往看他们吸引了多少投资（尤其是外资），实现了多少税收，最重要的是看上报了怎样的经济增长数据。因此不难理解，在这些激励因素的驱动之下，地方官员一般会上报好看一点的数据。但这还不是数据出现问题的唯一原因，还有其他一些普遍存在的客观原因，需要得到足够的认识：
1.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伴随这一事实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仍然缺乏发达国家通常具备的成熟的数据报告体系。事实上，中国在拓宽数据涵盖范围方面远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还不能做到及时核算GDP。比如说，我在中东的同事几年来一直在没有官方通胀数据的情况下做研究，他往往要等到一年过去了大半年之后，才能看到上一年的GDP，更有甚者，两个政府部门发布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年度GDP，他简直要晕菜！
2.同时，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飞速变化的经济体。昨天向你提供数据的企业今天可能就消失了。昨天接受你调研的农民工，明天可能不知又去哪了。发布数据的部门不断改进统计方式——当然这是好事，你可以得到更好的数据；同时也有不好的方面，因为你没法拿新数据与旧数据比较，也就得不出一个清晰的趋势。在一个经济增长稳定、没有处于结构性变化中的成熟经济体做数据统计相对简单，在类似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做统计可不容易。
3.中国的统计体系还不得不面对其他的历史遗留问题。事实上，1968~1972 年间，政府统计部门被关闭，特别遗憾的是这期间数据收集也中断了。更可惜的是，大量统计人才连同他们的统计知识一起被扫地出门。当统计机关重新恢复的时候，很难找到合格的统计专业人才。重新培养统计经验和统计人才花费了很长时间。
4.另一个问题也与历史遗留因素有关——当前的统计体系在掌握企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生产数据方面非常有优势，但在服务业统计方面较差。服务业是以小规模的私人企业为主构成的，比如餐饮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服务业统计薄弱的原因是，在毛泽东时代，工业生产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服务业则无足轻重。统计的基本核算原则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aterial Product System，MPS），从未真正进行服务业核算。20世纪80年代，核算原则转为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这一原则对服务业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是，历史遗留问题仍以多种方式存在。例如，仍然没有对服务业活动的每月估算数据，零售额数据仅体现部分消费者的行为——其中包含大量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公款购买因而不能称其为可信赖的私人消费指标。
5.而且，中国地域辽阔，因而也非常多元，这种多元化的简单平均（很多官方数据通常是这样处理的）往往会掩盖掉很多内容。生活在上海或北京的高楼大厦意味着你所面对的经济环境与四川乡下或东北的哈尔滨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就意味着某些时候统计数据对你来说意义不大，似乎并不符合你的实际体验。这也许是数据出了问题，也许说明你所在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这一点在2009年体现得尤为明显，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明显感到阵阵凉意，而天津却贴出了令人大为惊异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
所有这些问题也为全国上下统计部门人士所充分了解，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进统计工作，这是很积极可喜的一面。例如，他们通过亲自进行大量调研，以验证各地上报数据的精确与否。下面我们会一一提到统计部门在改进数据统计方面取得的进展。
但是首先，我们来重温几年前那场国际上关于上一次中国经济放缓时经济数据真实性的大辩论。
1998/1999年GDP数据争议
十余年之前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国内因素的猛烈冲击之下，香港、泰国、韩国和印尼经济剧烈收缩。这场危机的震中在亚洲，并波及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也对发达国家造成影响。中国的出口市场，包括美国和欧洲，均出现了经济减速，外国投资流入也减慢了速度。对中国而言尤其要紧的是，国内经济尚处于1994年为经济过热降温的宏观调控影响之中，面临着很大挑战。与此同时，国企改革留下的摊子需要花大力气收拾。90年代中后期，数百万人因国企改革而失业，私人部门只能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内外因素夹击之下，1998和1999年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到1999~2000年左右，世界贸易回暖，国企改革高潮已过，民营企业受到更多政策扶持。住房制度自1998年起发生重大改革，取消福利分配住房制度，商品房市场逐步建立起来，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受到巨大提振，也为未来几十年消费加快增长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经济学家眼中，1998年显得非常神秘。从官方数据看，1998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7.8%。在部分学者眼中，与当时人们实际感受到的痛苦相比，这一数字显得出奇地高。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认为，1998/1999 年的中国官方公布的GDP 数据“完全与现实背离”。据他估算，这两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多只有2%，1998~2001 年间的累计经济增长在0.4%~11.4%的区间，而官方数据（2004 年经济普查修正前数据）为34.5%。为证明其观点，罗斯基列举了农村收入停滞、失业工人骤增、存货积压、钢铁生产下滑等报道，指出家庭支出增速远远低于官方零售额增速，进而提出地方政府在追赶中央增长目标（8%）的压力之下上报了高出实际的经济数据。罗斯基的所有上述观点均为公开发表，并提交中国国家统计局。
为佐证其观点，罗斯基还比较了其他一些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我们将称其为“增长代理指标”。具体说来有：
罗斯基首先分析了能源产量。图2.1显示，1998年发电量平均增速从上一年的4.5%降至仅增长2.5%（但1999年下半年又有所反弹，使1999年全年发电量平均增长达到6.8%）。罗斯基还考察了航空旅客数量，1998年航空旅客数量仅增长3.4%；而据他估算，如果当年实际经济增长真正接近8%的话，航空旅客增速应接近19%。罗斯基使用的另一个指标是进口。如果一国进口需求较大，该国货币币值稳定（当时人民币稳定），进口贸易壁垒没有发生改变（当时中国进口关税壁垒没有变化），则进口应该是体现国内需求增长的一个好的指标。我们在图2.2中绘出了近年来中国的进口变化率。我们可将进口分为加工贸易进口（用于组装后再出口的零部件进口）和一般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能够更好地追踪和体现国内经济活动状况。1997 年一般贸易进口同比下降5%，1998 年的增长率几乎为零，1999年又快速回升至 31%。同样，进口指标也表明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不佳。
2004年经济普查调整后，争辩升温不久前，香港理工大学的伍晓鹰（Harry Wu）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提出了新的疑问。 他潜心研究了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通过这次大规模普查，验证统计样本和使用数据的准确性。此次经济普查的一大发现是，服务业的规模远大于预想。并且，普查似乎还发现以前的数据明显忽视了价格上涨的幅度。因此，国家统计局以平均每年0.5个百分点的幅度上调了1994~2004年间的实际GDP。此10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具有很大的影响，意味着统计部门必须将2004年经济总量提高约17%，从13.7万亿元调高到16.1万亿元。这就好比发现印度尼西亚藏在新疆戈壁滩的沙漠里。
伍晓鹰对这一修正发出疑问。国家统计局在1994~2004年间并未作价格统计。但修正实际GDP的方法应该是建立在具备新的、准确的价格数据的基础之上。伍晓鹰因而推断，国家统计局勾勒出一个自认为合理的GDP增长趋势，然后相应调整了物价平减指数（即每年价格的整体变化）。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对这10年的价格变化出作某种假设。当然，统计部门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得出大致价格走势，但他们具体如何得出平减指数并不为外界所知。
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如上文所及，国家统计局上调了1994~2004年间历年的GDP数据，除1998年GDP增长率仍为7.8%未变。与罗斯基一样，伍晓鹰也认为，这一显示经济微弱放缓的数据与当时中国经济中实际发生的其他情况相比显得有些蹊跷，因此，他自建了一套工业增长数据系统，采用发达经济体常用但不同于国家统计局的方法。主要方式是计算制造业的产出和销售额。他的数量数据来源广泛，包括来自各个行业的行业数据。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式依赖企业自行上报的产出价值数据。因此，伍晓鹰的数据关心的是产出的数量，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式关注于产出的价值。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关注数量可以避免每年价格变动（价格趋势很难掌握）造成的影响，也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夸大产出价值。由于检验产出的数量比价值要容易一些，伍晓鹰的方法有其重要意义。但是，这种方式的弱点在于，他不得不对价格作出估计。这是很困难的。我在图2.3中列出了伍晓鹰估算的工业产出，并将其与官方数据进行对比。经伍晓鹰估算，1978~2002年工业产出的平均同比增长率为16.2%，低于官方的20.4%。他认为，1998年中国工业收缩近7%，在此前的1996/1997年，基本没有增长。换而言之，伍的数据支持了罗斯基的观点，即1998/199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大大低于官方数据所揭示的增长率。
伍晓鹰还与麦迪逊（Angus Maddison，我们已在第一章见过他）一道，重现了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GDP增长率。他们使用伍晓鹰测算的工业产出数据，以及来自其他渠道的农业和服务业数据。经他们估算，1978~2003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9%，较9.6%的官方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前）为低。他们二人对1998年经济增长的观点是，当年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并不大，但如图2.5所示（1980~2006年间），中国经济走出了一个漂亮的V字型反弹。
官方数据的支持者大多数有争议的问题总会至少形成两派观点。罗斯基和伍晓鹰的观点自然也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驳。一些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认为，1998年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不像罗斯基等人所宣称的那么剧烈。
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观察了多种经济增长指标。拉迪首先考分析了税收增长情况（如图2.4所示），1997~1999年间政府税收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2.5%、10.7%和19.4%。由于税收主要由工业增值活动贡献，GDP也是一个增值概念，税收数据能够成为体现经济增长的良好指标。税收数据显示，自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走出一个V字型的快速恢复态势。这说明1998年的情况不像罗斯基说得那么悲观。拉迪还研究了进口数据，进口自1999年开始回升，拉迪据此驳斥了罗斯基所称的中国经济在整个1998~2001年间持续低迷的观点，他认为1998年的实际增长速度与官方数据相比存在一定距离，但绝没有罗斯基说得那么大。
罗斯基不愧为一名真正的学者，他对批评的声音予以严肃的回应：官方税收数据或许不是一个可靠的体现增值活动的指标，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是因为创收能力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地方每年需要完成一定的税收指标。我们知道过去（有人猜测甚至包括现在），地方政府在预算之外保留着一部分收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部分收入被称为“预算外”收入。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国家预算制度进行了系列改革，以规范地方收支核算。而1998/1999年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地方通过将预算外收入转入预算内，提高税收收入以完成年度指标。将预算外收入转移至预算内是虚增财政收入、平滑财政收入波动的巧妙手法。罗斯基断言，1998/1999年，这种做法可能加快频率。
至于进口数据，罗斯基认为，在90年代末的缉私措施打击下，通过官方口岸进来的进口增多，这意味着进口数据也不是经济增长状况的可靠指标。
此外，发电量数据的统计方面可能存在着问题，当时很多独立的发电企业并未涵盖在官方样本中，同时很多企业自行发电以弥补电网供电的不足。因此，发电量和电力消费数据失去了衡量整体经济走势的能力。
总之，罗斯基坚持己见，拉迪疑虑未消。
经济指标的局限性香港科技大学的穆嘉也加入这场大辩论中来。 他投入大量精力研究了中国统计体系，并写下很多令人惊异的发现。他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为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进行辩护。
他指出，国家统计局已采取让大型企业直接上网填报数据来改进数据收集。另外，通过城调队和农调队对城乡家庭收支进行调查，并进行工业调查。这两种方式可以有效避免上报体系造成的地方政府虚报动机问题（地方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其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大队实行垂直管理，人员工资晋升不受官方政府管辖。 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近年来全国官方GDP显著低于各省上报的数据。原因就在于除地方上报数据之外，国家统计局还用自身调研数据验证实际情况。这在若干年前还是不太可能的。
上述一番话之后，穆嘉接着表达了他的忧虑。他研究了2004年经济普查后对历年经济增长数据的修正，并尝试以国家统计据采用的运算方式重新计算这些年的GDP数据，结果发现了几点矛盾之处。他认为这是由数据修正引起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当经济增长放慢时，官方GDP数据有包含“水分”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与罗斯基类似，穆嘉同样指出了一些经济增长指标存在的问题。这一教训需要铭记。2008年底，一些分析家质疑第四季度6.8%的GDP增速，原因是该季度发电量降至零增长。他们认为，从发电量看，中国经济已陷入停滞。但是实际上，近年来的发电量数据也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倾向问题。钢铁、铜和铝生产企业是用电大户，如果这些行业生产停顿，发电量数据将迅速随之剧烈下跌。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中国经济也陷入了停顿。
还有其他一些指标能够较好地反应经济运行状况，货运量是其中之一。交通部和国家统计局直接向铁路，港口和大型运输公司收集数据，同时自己也进行一些调研。一个明显的积极意义是，很多私营企业的货物运输应该也被纳入货运统计中。尚显不足的方面是，与铁路运输相比，由于河运和公路运输的经营者多为私人，未被纳入官方统计中，很可能存在低报。
他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很多经济指标本身。拿能源消耗量来说，穆嘉认为其调查覆盖范围极窄，因此不能成为一个可靠的经济增长指标。其他研究也指出，小煤矿的关闭、小型发电厂的扩张以及工厂企业自身用电量的增加，都没有进入统计体系，都对数据产生着影响。某公路运输公司所作的关于汽油消费的独立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汽油消费量的增长比官方货运数据揭示的快得多，意味着后者低于实际。穆嘉经过仔细比较数据还发现，90年代货运数据的变动与工业产出之间的确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80年代没有）。
图2.6中显示了我们创建的渣打中国货运指数。包括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数据。在我们看来，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工业活动态势。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数据最早自1999年开始，没有之前的历史数据。从货运指数可明显看出，2001年中国经济放缓，之后开始了新一轮增长周期。2003年初SARS疫情爆发使得这一轮增长受到短暂的干扰，货运量大约在一个季度内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收缩。但在2004年又表现出非常有力的反弹。出于对经济过热的担忧，中央开始实施宏观调控措施为经济降温。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货运经济增长既快又稳。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工业经济的黄金岁月。但到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2008年底货运量增速再度跌入负增长区间。2009年春节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显现温和的复苏迹象。
先回到对反映经济增长的一些指标的话题上来，需要明确，这些指标只能告诉我们一部分故事。这些指标大多反映工业经济——目前还未发现能够很好地跟踪服务业状况的指标。而且，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发现，服务业的发展十分迅猛，大量服务业活动未被纳入官方统计体系。服务业成为非正规经济（不纳税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将各经济指标运用于整体经济时需要十分谨慎。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1998年GDP数据引发的学界争议？以下是我的几点总结：
1.争论的焦点是1998年的官方GDP。无论各种经济指标分别存在怎样的问题和局限性，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所有这些经济指标都表明，当时经济放缓的程度要比官方数据显示的严重。
2.财政收入和进口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经济并未停止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率为4%~5%显得更加合理。
3.从大多数经济指标的反弹看，1999~2001年的官方GDP数据是比较健康和符合实际的。罗斯基认为的经济持续疲软证据不足。
4.统计部门在样本搜集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仍需对一些数据保持谨慎，尤其是GDP等宏观整体数据。
5.反映经济态势的经济指标是有用的，但需要仔细运用，多项指标综合比较、互相印证好于单独运用。www.readist.cn读家TXT书籍下载
当前经济实际状况过去几个月，中国经济增长步伐已从始于2002年的黄金岁月减慢下来，现在又恢复了增长势头。我将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官方同比GDP绘制在图2.7中 ，右轴为季环比GDP。同比与环比数据在衡量经济增长状况时有所差别，有必要分清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同比数据告诉我们的是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多少。同比方式可以消除季节性影响。很多国家在一年之中存在着经济活动的规律性变化。中国是在春节前后或年末会计年度结束时，表现出较大的季节性效应。银行一般愿意在年初几个月放贷，政府好像喜欢年底突击花钱。但如果我们一直将某一期间的数据与历史同期相比，则不必担心这些因素造成的干扰。通常我们将1月和2月的数据放在一起平均以剔除春节因素的影响。
但是，同比数据不能过多地告诉我们短期内经济增长情况和动能。所以，我们还需看季环比GDP，如果要想得到更新的信息，还可以看月环比数据。但环比数据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季节效应。季节性因素，尤其是春节，会给数据带来很大的干扰，导致失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研究长期的季节性影响，并据此对数据进行调整，即进行季节性调整。这种处理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季节性效应非常大，因而进行调整时产生的误差幅度也很大。GDP数据就是这样——潜在误差很大。因此，季环比GDP数据，例如对于2009年第一季度季环比GDP增长1.3%这一数据，一定要谨慎对待。
中央政府明确将“保八”作为200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或许也是2010年的目标。现在看来，2009年的增长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只是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统计上的8%，更重要的是看到实实在在的增长和就业。弄清实际经济状况非常重要。
谨慎看待各类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为了验证整体经济增长数据是否准确，我们还需将各类经济指标加以比较印证。在比较的过程中需要十分细心。不能看到发电量持续下滑就据此断定中国经济陷入了衰退，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本节的下半部分，我们分别观察各类可用的经济指标，一一分析这些指标反映宏观经济态势的局限性。但在开始之前，先作以下三点说明：
首先，这里讨论的各类经济指标都是同步指标，它们有望告诉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而不会预言明天将发生什么。事实上，我们希望找到若干可靠的经济领先指标，能够告诉我们明天将要发生什么。新增银行信贷是最佳备选之一，但并不总靠得住。
其次，这一点上面也提到过。这类指标大多告诉我们工业活动如何如何，而很少涉及消费和服务业。因此忽略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中国经济。
第三，这些指标大多描述工业活动，而不是增值数据。而GDP是一个增值概念。一般情况下，应该也没什么关系，但意识到这一点是有必要的。企业或许总是一派繁忙景象，但不见得一定在创造新的价值，因而实际创造的GDP增长率是有限的。
市场较为重视的指标是采购经理指数（PMI），这一指标由对企业采购经理就企业订单、投资计划、用工计划、库存等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生成。指标位于50以上表明大多数企业经理报告本月情况好于上月，位于50以下表明形势恶化。官方制造业PMI从2008年7月开始降至50以下，之后持续恶化，到2009年二三月份又重新回到50以上（如图2.8）。非制造业PMI指数2008年的下滑幅度要弱一些，在2009年春节后也出现了改善迹象。可以看出，市场对PMI数据好转反应非常强烈，相信这预示着V型反弹。市场一般认为PMI数据不存在人为因素。唯一的问题是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据的比重过大，不知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私人部门的活动状况。国有行业当然是经济刺激方案的极大受益者。另一个非官方的PMI（里昂证券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私营部门制造业活动也在恢复之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财政收入数据。我们知道，税收建立在增加价值的活动基础之上，因此税收应该是一个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状况的指标。图2.10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全国税收增长率降为零，2009年第一季度再次下滑，同比下降8%，第二季度同比增长3%。2009年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大降27%，第二季度企业税收继续下滑。个人所得税第一季度增幅平缓，第二季度略有上升。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停止了增长？当然经济明显放缓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仍需对收入数据保持谨慎，这是因为：
1.政府收入来源发生改变。2007年一直到2008年初，红火的房地产和股市交易创造了大量的相关税收收入。这些收入应该体现在官方财政收入数据中，并驱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一些地方的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仍未进入财政收入数据，而仍进入“预算外收入”，但规模很难断定）。随着房地产市场成交量急剧萎缩，相关财政收入拖累整体财政收入滑坡。而且，2008年企业利润发生巨大变化，亏损企业对整体企业利润增速产生了较大冲击。
2.部分财政收入可能被列入预算外账户。地方在完成了全年财政收入任务之后，希望将超额完成的收入尽可能多地悄悄留在地方，放在预算外账户内。当2009年“雨天”真正来临的时候，为刺激本地经济留下余地。
3.由于现金流原因，企业缴纳所得税的时间可能推迟——税务机关2008 年度的征税指标已于9月完成，因此年末对企业会宽松一些。税务机关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实现2009年的征税任务，人人都知道2009年是非常难熬的一年。
4.税率发生变化。2008年1月，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自33%降至25%（外商投资企业在五年过渡期执行25%的税率）。税率降低导致2008年全年财政收入降低，而不仅仅是第四季度。2009年1月1日起在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企业购进喜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由此导致的增值税降低可能影响到2009年税收增长趋势。由于增值税在政府各类税收在所占比重较大，所以2009年1月以后在观察税收数据时考虑到这一因素。
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税收增速的降低可能夸大了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经济放缓的程度。与其类似，当2009年经济复苏时，税收数据也是滞后的。同时，我们在看待整体财政收入数据时也要特别小心，因为其中包含了非税收入。2009年6月，整体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0%，反弹势头十分令人惊讶，但同期税收增长只有12%，一方面可能是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的结果；另外一部分收入来自“非税收入”，可能是2007~2008年间地方政府获得的卖地收入，2009年交给中央，以满足财政收入增长目标。
下面来看发电量数据（如图2.11所示）。在多年保持高于10%的增长率之后，发电量自2008年夏天以来陡然跌落。这是否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滑坡？匆忙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我们需要谨慎。前面提到，工业用电占用电总量的三分之二，因此发电量数据只向我们展示了整体经济的一部分。而在各工业部门中，重工业又是用电大户，绝大部分用电量集中于铝、钢铁、铜等生产企业。这些行业受建筑原料需求大幅下降和2008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突然调整的冲击，存货大量积压，很多企业不得不减产或停产。因此，发电量大幅下降。但同时如果看非能源密集型工业，我们会发现2008年第四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它们的产量出现剧烈下滑。换而言之，整个工业部门的增长大范围放缓。同期农业和服务业没有受到冲击。这些数据暗示2008年第四季度工业部门进入负增长，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出现微弱的恢复。2009年6月，发电量开始上升，同比增长5.5%，表明工业和轻工业都开始恢复。
货运量的变化可以是体现工业增长的良好指标。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第一季度，水路运输出现明显回落。水路运输具有成本低、安全性高等优势，非常适合煤炭、钢材等货物的运输。由于全球危机以来，需求受到巨大影响，煤炭和铁矿石库存居高，这两个行业下滑幅度尤甚于其他行业。
铁路运输方面，2008年第四季度也出现下滑。铁路运输数据可能是质量最有保证的货运指标（铁路全部为公有，数据集中上报），但铁路运力不足却影响着数据质量。以2004年上半年为例，当时经济活动十分活跃，水路、铁路运能利用率急剧扩张，但铁路运输没有扩张。原因是运力不足——车厢和铁轨不够用，到现在也一样不够用。2008年初我在新疆调研时发现，令很多企业头痛的是找不到车皮从外地运回化肥和饲料。一位挺有能耐的老总以不无得意又疲惫不堪的口吻说，他一路拜佛拜到地方最高党政领导那里，才求来几节车皮把生产的棉花运出去。这意味着铁路货运增速从来赶不上公路和水路货运增速，但在2008年11月，铁路增速也陷入负增长，一直到2009年3月末，也未恢复到增长状态。
公路运输数据保持强劲，但这一指标存在的问题是，可能没有反映只拥有一两台车的“作坊式”私人运输，以及制造企业自行组织货物运输的情况（数据样本中只包含特定的运输企业）。全球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以来，小运输企业的经营受到很大影响。公路运输数据表现出的弹性值得关注。
2008年第四季度，航空客运业进入寒冬，航空旅客周转量出现负增长，如图2.12所示。随着各航线票价全面降低，每客位收入直线下降。航空业首当其冲受到企业、政府削减开支的冲击，因而对于经济放缓十分敏感。铁路仍是最为大众化的出行方式，每年春节前后，铁路客运都要表现出极大的波动性。
接下来看进口数据。这里需要将两类进口加以区分。2008年第四季度加工贸易进口名义增长已接近于零，这一类进口主要反映了全球经济活动状况，而不是中国国内经济活动状况。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仍处于收缩之中，因此加工贸易进口也会继续受到影响。而同期一般贸易进口并未再现1998年的急剧下挫（图2.2），但一般贸易进口在2008年第四季度也出现了负增长。这是否暗示工业经济走入衰退？
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是名义进口增长率。2008年下半年大宗商品价格平均从高点跌落40%~50%。因此，即便进口数量未变，进口金额也会减少。我们没有好的办法得出一般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但可以看到进口，包括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口的实际增长率。我将结果显示在图2.14中，同样可以看出2008年第四季度进口明显收缩，其原因不仅仅是加工贸易滑坡，也是因为第四季度工业经济遭遇严重收缩。我们也可以从主要进口商品的数量来观察，2008年第四季度进口量增长急剧放缓，到2009年第一季度，随着钢铁生产企业抓住原材料价格低廉的时机，并在经济刺激方案将大力提振钢材需求的预期之下大量补进原材料，铁矿石进口大幅增加。2008年第四季度，随着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原油进口同比增长也成为负增长，2009年第一季度恢复了一些，第二季度大幅增加。再次体现了工业部门以放缓的状态进入2009年，然后开始较为强劲的反弹。
如上所述，这些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服务业和私人消费的情况，因此也就漏掉了农业和服务业（整体经济活动中它们占55%）。那么，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消费发生了什么？这里也有点让人困惑。这一期间零售额保持旺盛态势，尤其是进行物价调整之后（物价自2008年开始回落），似乎中国消费者并未受到乱成一团的全球经济的影响。消费者信心数据却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似乎很多中国家庭的信心被发生的事实所撼动，直到2009年2月仍未恢复。从快餐业到服装业到移动通讯行业，很多企业客户在2008年第三季度左右就感觉到生意难做了。而销售额数据未能体现出家庭支出的放缓，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零售额数据中包含了政府和企业的团体采购，而且也未捕捉到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很多消费行为。
其他数据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消费受到冲击。商品房交易量和汽车销量下降。快餐批发零售等消费行?也出现了生意转淡的情形。换而言之，2008年第四季度不仅工业部门出现剧烈收缩（出口跌落是部分原因），而且整体消费也趋缓。
2009年第一季度，消费者似乎恢复了活力。春节过后房地产市场开始回暖，3月商品房成交额重回增长状态（同比增长15%）。第二季度已售房屋面积大幅飙升。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是很多原因促成的，包括税收优惠、按揭利率降低以及房价走低。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振兴房地产市场的因素，但人们对于刺激措施作出的反应释放出令人深思的信息。2009年第一季度汽车销售额继一段时期的低迷之后出现反弹。购置汽车属于大额消费，因此汽车市场回升是积极的迹象。或许有观点将汽车销售回升视为车辆购置税下调的刺激作用。自2009年1月20日起至当年底，1.6升排量以下车辆购置税由10%降至5%。到现在，税收优惠的效应应该已经消失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减税是刺激消费的有效办法。消费者的反应说明，只要激励措施得当，消费者手中的钱是可以拿出来消费的。零售额持续走强显示，背后起作用的不仅是减税。
2009年年初，当美欧的消费者为行将不保或已经失去的饭碗、所剩无几的存款上街游行时，中国的消费者似乎还在为有工作而庆幸（尽管这一年加薪无望，甚至荷包还会缩水），为无债压身而备感轻松。并且，他们似乎还愿意花掉一部分储蓄，尽管不如美国人那么富裕，还不能在规模上取而代之，但对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仍不失为重要的积极因素。www.readist.cn读家TXT书籍下载
渣打中国工业活动指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类指标绘出了一幅喜忧掺杂的晦涩图景，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为将多种经济指标放在一张图中加以综合比较，我和同事李炜尝试将多项指标糅合成中国工业活动指数（China Industrial Activity Index，CIAI）。我们认为，这一指标是衡量工业活动的良好指标（但还没有发现衡量消费者活动的理想指标）。中国工业活动指数是由以下四项指标构成的：
1.工业品产出。该指标追踪矿业、制造业以及公用事业（电力、水、燃气）等行业的工业产品生产总量。覆盖产品范围广泛，从原油加工品、电力产品，到盐、服装等。工业产出以实际数量单位来衡量。2007年工业部门对GDP 的贡献率高达43%，因此工业产出是体现整体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
2.渣打中国货运指数。我们的这一指标包括铁路、航空、公路和水路货运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这一指标的走势与整体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很强。
3.银行信贷增速。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信贷扩张，经济反弹的任何迹象极有可能从这一指标中显现出来。但只有银行信贷的实际购买力才具有价值，因此我们以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作为通胀指标对银行贷款的名义增长率进行了调整。2009上半年银行信贷的迅猛增长显然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刺激。从图2.18和2.19可看出，这一时期中国货币供应增速在全世界最为可观。
4.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该指标衡量中国对主要大宗商品的进口数量，我们视其为体现整体国内需求增长的良好指标。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购买力相对稳定，并且关税壁垒未发生变化，该国进口增多则表明国内需求增加。但该指标会受到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影响。
图2.20为3个月移动平均基础上的同比中国工业活动指数。它的波动性大于GDP数据。近些年工业活动指数表现出的特点包括：
1.1997年下半年，工业活动指数急剧下滑，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亚洲经济减速，1998年指数反弹，表明1998年并非近乎零增长。
2.2000~2001年，工业活动指数增长缓慢，之后在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前出现反弹。
3.SARS疫情过后，2003年下半年开始，工业活动指数显著加速。2004年上半年开始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突然走低。
4.2005~2006年，中国经济开始重拾升势，到2007年增长加速。到2008年经济活动减速，原因主要是信贷控制和美国经济危机造成的出口滑坡。
5.2008年最末两个月，工业活动指数进一步恶化，降至负增长，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低工业增速。
6.2009年前两个月，工业活动指数开始回升，银行信贷迅猛增长可能是原因之一。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从各种指标和迹象看，我很难相信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能达到6.8%，2009年第一季度能达6.1%。我猜想实际的数字要低很多，因为此次经济放缓的程度超过了1998年。估计GDP同比增幅在0~3%以内。但从2009年3月开始，工业部门开始稳固，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活动似乎也恢复了元气。PMI、货运量、发电量和其他经济指标都显示出，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非常强劲，继上季度之后出现V字型反弹。无疑，年初以来银行信贷爆炸式增长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信贷增长，图2.19按贷款期限列示新增信贷。2009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信贷超过7万亿元，规模之大实属非常。新增信贷是2009年经济复苏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与信贷井喷相关的两个问题当然是，第一，信贷流向了哪里？用于生产，还是流进股市和存款户头？诚实的答案是无从知晓——货币周转过于容易，一旦资金离开了客户的账户，我们这些银行宏观分析师很难有更多的渠道去跟踪资金去向。或许你听说过一些猜测，例如新增信贷的30%进入了房市和股市。中长期贷款中相当一部分应进入基建项目（或至少被分配进基建项目），其中大多数项目应有益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然而，部分短期贷款可能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或只是作为存款仍然存放在银行体系。这种状况自然非常不健康，并且令人担心正在形成资产泡沫。还有部分资金可能在经济强劲反弹的预期之下，用于增加原材料库存。这对于未来经济增长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但是当然，企业也可能判断失误。
关于信贷猛增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多少贷款被浪费掉了？一些信贷资金伴随着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进入一些基建项目。一些项目的背后，影绰着地方政府的身影。未来几年它们将背负巨大的税收压力。信贷扩张过快可能导致不良贷款增多。但更重要的是，这暗示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改革出现倒退。这不是商业化的放贷，而是政策性放贷。尽管好处显而易见——可以非常快地刺激经济复苏。但是?从长期看存在着消极的后果，这一问题在本书的第九章我们将深入探讨。几年以后，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又会跑来困扰我们，我们也不得不再次回到GDP增长率的问题上来。
对储蓄的理解在很多人眼里经济学家真是一群怪人。过去几年来，这群人喋喋不休，要中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支出。实在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减少储蓄？疯了吧？人们会想，你们这些人倒是不用为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给儿子买房这类很花钱的事儿操心。实际上，辛辛苦苦挣钱，尽可能多存点钱是当今许多中国人的主要生存策略。
我很理解并同意人们的这种想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就像下面我将谈到的，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亚洲处于非常正常的水平。中国人并没有比他们的邻居印尼人，或者巴西人、俄罗斯人储蓄得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低于印度家庭。因此，政策关注点不应落在鼓励家庭支出、降低家庭储蓄率上。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目前中国家庭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已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否则，过去五年来的官方消费数据年增长率也不会达到8%~10%，甚至在2008年达到12%。因此，问题不在这里。我们真正需要努力去做的是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如果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社保体系得以完善，人们自然将增加支出。因此，提高收入应成为政策关注点。
另外还需要看到，中国整体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家庭储蓄高，而是因为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设法减少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也将有助于降低整体储蓄率。但这需要跳出固有的政策思维模式，包括建立一个债券市场，以及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能够支付红利。如果措施得当，我们会发现，家庭也将受益于这类政策调整。
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的高储蓄率在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本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如何才能在不损害中国家庭利益的同时降低中国的储蓄率。这里，我们将借鉴中美两国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家庭的收入应该得到提高。
对储蓄的理解
图7.1展示了中国的储蓄和投资总额。近年来，二者均快速增长，但总储蓄增速更快。储蓄占GDP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末下降之后，从2000年的37.7%跃升至2004年的45.7%。但需要注意的是，储蓄总额的数据并不仅是家庭储蓄，还包括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从根本上说，储蓄就是收入中没有被消费掉的部分。这些钱被存入银行，即成为储蓄。但你也可能选择将这些钱投资购置机器设备或厂房。投资来源于储蓄。当你完成了消费和投资后，可能还余下一些储蓄。我们称之为“过剩”储蓄，因为它们没有被用掉，或至少没有在中国国内用掉。如我们在第十二章将看到的，部分剩余储蓄可能将不得不被输出中国，投资于国外市场。
因此，在过去10年间，中国的整体储蓄水平（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在上升。同时，投资规模一直稳定在GDP的40%左右。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增长停滞，而是投资增速与整体经济增速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中国的“过剩”储蓄也有所增长。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对中国有着积极的意义。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中国不用从外国借钱来满足投资需求。实际上，中国根本不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资金——中国国内的储蓄已足够支持所有投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外部市场和管理等“软”件。今后，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生产力的提升，而不是靠大量累积资本投入大型基建项目来拉动，因此中国将更迫切的需要这些“软”件，这样，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它带来的所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对于中国将更加重要。
但“过剩”储蓄（储蓄与投资之差）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过剩”储蓄的出现显示出中国企业和家庭的产出超过其消费和投资，部分地体现为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那么，“过剩”储蓄怎么会带来贸易顺差呢？
一国的储蓄和投资模式会反映在其对外贸易账户中。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国内经济失衡，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也是失衡的。例如，如果一国表现为大额贸易逆差（如美国），那么它消费和投资多，储蓄少。而如果一国出口超过进口（如中国），则情况正好相反：该国的家庭和企业拥有大量储蓄，储蓄增速超过投资增速。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反映出储蓄过剩且投资占支配地位，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反映出美国缺少储蓄。 经济学中的变量总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互关联。
图7.2中显示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在2007年达到顶峰，占同期GDP的11.3%，2008年降至GDP的9.5%。从下面两幅图中可看出，从2005年开始，贸易顺差和“过剩”储蓄同时快速增长。
谁在储蓄?当我们谈到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时，通常会联想到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也是不容忽视的。企业和政府都有大量收入，并可决定将收入用于支出（消费）或储蓄。
如图7.3所示，2008 年储蓄总额约相当于GDP 的50%。储蓄由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构成。近年来，企业储蓄增幅最大。2005 年家庭储蓄约占GDP的21.2%，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GDP占比分别为6.3%和20%（2005 年数据是迄今最近的公开数据）。
同时，三个储蓄主体都会将至少部分储蓄用于投资，而“过剩”的储蓄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其与贸易顺差相当）。图10.4中我们展示了各储蓄主体的“过剩”储蓄及“过剩”储蓄总额（公开数据截至2005年）。家庭“过剩”储蓄约占GDP的11.7%；政府“过剩”储蓄仅为GDP 的1.1%；而企业储蓄呈现“赤字”（即企业的投资超过储蓄），规模达GDP的8.7%。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的高额“过剩”储蓄主要由大规模的家庭“过剩”储蓄所致。不过，虽然家庭“过剩”储蓄规模较大，但近年来未见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出些变化的话，就是家庭“过剩”储蓄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所下滑。政府“过剩”储蓄在2004~2005年降至仅为GDP 的1.1%。企业储蓄“赤字”（即企业的投资超过储蓄，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借款，主要是向家庭借款来为投资活动筹资）在2004~2005年显著缩减。这显然是近年来整体“过剩”储蓄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企业储蓄“赤字”的缩减可能是由于企业储蓄水平猛增，我们猜测，导致企业储蓄猛增的原因可能是企业收入迅速增长以及企业红利分配制度的缺失（国有企业留存利润，不分配红利）。这显然是推高2004~2005年整体“过剩”储蓄水平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应将这种新的经济失衡归咎于家庭。
为何储蓄？（1）为何储蓄？
这里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按经济学原理，中国的富裕程度越高，消费将越多，储蓄水平则降低。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应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应逐步减少。但为什么中国的“过剩”储蓄反而有所增加？
为了找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分别来分析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他们更倾向于消费还是储蓄？其行为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家庭
随着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人们自然将减少储蓄么？如今，各地消费增长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城市的人们买车买房，信用卡（在年轻人中代表负储蓄率的标志）使用量激增，即使在农村地区，手机、电视等商品也极为普及。那么，为什么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仍维持高位，并存在大量“过剩”储蓄呢？
有人试图以儒家文化鼓励储蓄来解释这种现象。可以理解，文化因素确实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已越来越向美国人靠拢，传统文化正在发生改变。此外，文化因素是常年存在的，但要解释近五年来中国储蓄显著增长的原因，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们需要换个思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尔默（Calla Wiemer）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威尔默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了中国的储蓄数据，她认为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中国经济自2002年以来高速增长。根据威尔默的模型，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上升0.45个百分点。这是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增长越快，家庭收入就越多。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加上儒家思想的些许影响，大量额外收入被储蓄而没有支出。这在中国农村地区更为明显，那里的社会保障体系较城市更欠完善。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特别是资产所有者，不论这种资产是商业、房地产还是股票），并没有提高各层次群体的平均收入。这些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将额外收入储蓄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四套房子、两辆汽车，不会再热衷于多购买几瓶昂贵的洋酒。
其二，威尔默认为，“赡养比率”降低也是拉升储蓄的一个原因。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相较劳动力数量有所下降。经济学家将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比称为“赡养比率”，因为儿童和老年人需要靠劳动力人口的收入来供养。老年人赡养比率等于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之比。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规观点是，劳动力人口的储蓄一般来说比非劳动力人口的储蓄多。在我们的一生中，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主要在消费，成年后随着收入增长储蓄增加，当我们退休后，将用掉一辈子的储蓄。这种个人的生命周期意味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会使储蓄率水平随之改变。例如，一个社会中退休人口越来越多将使整体储蓄率降低，而如果进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越来越多，储蓄率将上升（赡养比率下降）。未来数年内，中国将明显步入老龄化社会，则赡养比率将上升（如图7.5所示，意味着劳动力人口将需要供养更多非劳动力人口），而储蓄率将降低。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考虑到中国经济增将持续快速增长，预计赡养比率在2015年左右开始上升，威尔默预计，2020年以前，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将不会低于GDP的40%。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科斯·查门(Marcos Chamon)和艾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家庭储蓄行为。 他们发现，1995~2005年间，家庭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7%上升到25%（见图7.6）。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表明，不仅家庭储蓄的绝对额有所增加（由于家庭收入增加所致），家庭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也比10年前提高。也就是说，家庭储蓄行为改变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文曾提到，目前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并无多大差别。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占收入的30%，家庭储蓄率并不算高（但整体储蓄率达到GDP的50%则是世界最高纪录）。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台湾家庭的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约为25%。在同样缺乏完善的社保体系的印度，家庭储蓄率更高，约占收入的30%~35%。
查门和普拉萨德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各年龄段人群的储蓄率均有提高。按照经济学家的通常假设和威尔默的模型，一般来说老年人储蓄不多，他们会将工作时积攒的储蓄逐渐用于年老时的消费支出。但查门和普拉萨德发现，中国的老年人更愿意储蓄。他们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医疗问题。许多读者可能都会认同这一点。过去10年，随着政府投入减少，居民的医疗开支不断增加，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仍存在很大漏洞，还需较长时间?善医保体系，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消费，减少储蓄。在所有调查中，医疗都位列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之一。
查门和普拉萨德认为，购房需求也是刺激储蓄增长的一个原因。他们发现，1995年，只有17%的城镇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86%。20世纪90年代末，公有住房以很低的价格被私有化，房屋出售价格仅约为市场价的20%，其中包含了公共财富向私人部门的潜在转移。而现在，年轻人需要按市场价购买私有住房，许多人还希望换置更大的房子。经济学家将其看作刺激储蓄的一大原因。简言之，查门和普拉萨德认为，过去10年家庭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关键性变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在起作用。
到这里，我们已经得到一些对高储蓄率的合理解释，包括经济增长、为医疗和住房存款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收入。收入是否也是导致储蓄率升高的原因之一？是的，理由是中国家庭增加储蓄是由于他们得到的收入较总收入水平减少了。也就是说，家庭储蓄率提高是因为家庭总收入较整体经济规模有所减少。
让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在发达经济体，年收入中劳动力收入所占比重较稳定（约为总收入的56%），不过近期美国劳动力收入水平受到一定冲击（见第十一章）。劳动力收入包括每个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农民耕作获得的收入。与此相比，如图7.7所示，中国经济中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明显出现大幅下滑。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996年的69%降至2004年的58%，2005年略有回升。也就是说，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家庭收入越来越少。一些经济学家从2005年后的其他数据中还发现这一趋势似乎愈演愈烈。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则家庭储蓄率无疑会有所增加。
但这种说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数据的片面性。因此，我认为图7.7可能夸大了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下滑程度。这里，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是统计范畴界定的问题。对家庭收入的界定曾发生很大改变，影响了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将单个法人所有的小型企业收入界定为个人收入。2004年开始，将这类收入重新界定为企业收入。这一变化使得过去几年来家庭收入占比有所下滑。
第二个问题是，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巨大转变。总体来说，这导致家庭收入上升，因为人们在农业以外的产业通常生产力更高。不过，虽然人们到工厂之后收入得到提高，但工业活动产生的新收入中劳动力收入的占比却比农业生产中要低。细想一下就能明白。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机械化程度仍不高，主要靠劳动力耕作。这意味着，劳动力应得到大部分收入。而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购置设备和经营场所等，也就是说，企业的总投入中劳动力投入占比减少，因此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降低。因此，在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大部分新增收入将流向资本家。这是众多经济体在早期发展阶段经历的自然现象。
第三，统计数据可能没有体现出私营部门劳动力的大规模增长，以及自2003年以来私营部门劳动力实际工资的提高。这是由于官方劳动力收入调查仅包含政府和国有企业员工，忽略了过去10年来受雇于私营制造业的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因此调查中没有体现出2004~2008年间这部分劳动者实际工资的提高。这使得统计数据出现偏差，拉低了家庭收入，推高了家庭储蓄率（因为家庭在银行的存款金额很容易衡量），也导致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被严重低估，家庭收入的占比下滑。
那么，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可能有所下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自然结果（加之对劳动力数据的一些统计问题）。阻止这一趋势的最好方法是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力在服务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将资源从政府转移到家庭来提高家庭收入）并向私人投资开放服务业。减少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政策鼓励也会起到一定作用。这些都将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结果可能使家庭收入中更大一部分用于消费，减少储蓄。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还将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企业
中国的高储蓄率不仅由家庭储蓄拉动，企业和政府储蓄也起到很大作用。具体这个作用有多大？图7.8中显示，近年来企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利润一般体现出上升趋势，其增速可能超过工资增速。面对强劲的经济增长，企业与家庭一样，选择增加储蓄。
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仍很难通过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因此需要借助自身的储蓄用于投资。同时，过去几年来，人人都在追求高增长模式，因此企业也有储蓄、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此外，与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同，国有企业几乎很少向其所有者——国家支付红利（下文将详述）。如果国有企业支付红利，这些资金可以用于再分配至需要资金的家庭。但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通常为垄断利润）留存为自有储蓄。
2005年，企业储蓄约占GDP的20%。但其投资更多（见图7.8）。企业的投资?怎么能够大于其储蓄呢？这是因为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借入家庭存入银行的储蓄。另外，企业还可以吸收股权投资（有时还吸收国外储蓄），一些幸运的大型国企还能从中央财政获得转移资金（政府自有储蓄外的资金，下文将详述）。
世界银行驻中国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对中国的高储蓄之谜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减少企业储蓄的好办法。 高路易认为，由于缺乏红利分配制度且股权集中度较高，集中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得以留存很大一部分利润。2007年，中国政府针对大型国企试行了新的国企分红制度，规定国有企业按其税后收入的10%~15%向财政部上缴企业红利，财政部再将这些资金用于社会服务支出。
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变化，否则，国有企业会用这些资金继续投资，其中一些投资项目可能会白白浪费资金，而社会公众作为资金的最终拥有者（至少从理论上说）却得不到任何益处。将更多利润从企业的掌控中抽走，将对企业产生更多约束。 但目前新的国企分红计划试行范围还很小，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我的一位朋友还提出一个好建议——可对分红比例最高的国有企业给予奖励，以鼓励国有企业的分红行为。鉴于每年的企业利润有波动性，可建立一个企业红利分配基金来熨平这种波动性。该基金可用高利润年份的收入抵补低利润年份的支出。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要保证这些资金不再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建项目已经够多了。这些资金可直接投入医疗（增大对医保体系的投入，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教育（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确保教师收入水平）以及低收入群体扶助计划（提高农民的基本失业补助）。当前，中央财政面临财政预算压力——2009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因此在增加公共支出方面十分谨慎。找到一个大规模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并将收入用于公共服务，将对经济产生显著的刺激效应。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国企抽取更多收入转移给家庭。这才是真正关注于普通家庭的政策措施。
为何储蓄？（2）政府
政府也在储蓄，但储蓄规模较家庭和企业要小得多。如图7.9所示，政府“过剩”储蓄很少。也就是说，政府基本达到收支平衡，储蓄全部用于投资。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自2000年政府获得的可支配收入约占GDP的20%，其中包括家庭和企业上交政府部门的税收。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统计数据存在低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和殷剑峰认为，自2001 年以来，政府收入数据存在低估，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没有上报其全部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金收入。自2004 年以来，中国各地的土地销售收入一路飙升，但数据并不透明，当地政府并不将此纳入预算，因此也不受地方人大的监督。这些资金被放置在预算外账户中。地方政府通常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保存其表外收入。我们估计这类银行账户在官方统计中均被归类为企业存款。这些资金如何处理也是个谜——看似大部分资金被注入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2008 年，土地收入已被建议列入地方预算中，但这方面进展似乎并不大。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进行估算。
这还不是唯一需要担心的资产负债表外收入。铁道部和建设部等部门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账户（专项资金账户），这些账户是非公开的。地方政府销售汽车牌照的收入也趋向于进入预算外账户。尽管近年来各项费用已有所减少，但可能仍存在其他收入渠道。由于我们无法一一估算，这里仅将土地收入分列出来。
政府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支付工资、购买商品，剩下的部分被储蓄起来。政府可通过两种方式“投资”其储蓄。首先是资本转移，主要方式为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但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的国家支持逐渐消除，这类投资有所减少。其次是政府投资，该部分投资一直平稳增长，2005 年达到9 500 亿元，占GDP 的5%（不包括土地销售）。政府投资（至少是体现在财政预算中的投资额）占2005 年投资总额的13%，加上补贴（我们猜测这部分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投资）所占的3%，总计占比为16%（如图7.7所示）。
在大多数年份，政府的消费、投资和补贴支出超过其收入，因此中央财政需要借入更多资金维持赤字运行。其筹资方式即发行国债。商业银行代表其储户（家庭和企业），成为国债的大买家，我们估计，政府筹得资金被放置在财政部在人民银行的账户中。中央财政每年的债券发行规模一般都超过其预算赤字。例如从2000 年到2008 年，官方预算赤字累计达1.6 万亿元，而同期政府通过净债券发行增加借款3.5 万亿元。也就是说，政府在大量囤积家庭储蓄，并将其存入财政部在央行的国库账户中。每年前11个月，资金都会持续流入账户，而12 月份，该账户中的部分资金会转移至地方政府，因此最好选取每年11 月的统计金额进行比较。2005 年11 月，财政存款余额为1.1万亿元，占GDP 的5.9%；2007 年11 月增至2.3 万亿元， GDP 占比为9.2%；2008 年11月为2.7万亿元，GDP 占比略降至8.8%。从表面上看，财政存款规模十分可观。
如果说财政部一直在为未来的困难时期储备资金，那么现在看来，非常困难的时期已经到来。2009年初，我们预计全年的赤字规模将达9 600亿元，占GDP的2.7%。为了筹资财政赤字所需资金，中央财政需要大幅扩张债券发行计划并（或者）降低财政部储蓄规模。至少根据我们的测算，理论上说，财政部将能够从财政存款账户中筹集2009年全年预算赤字所需资金。不过我们猜测，财政部将倾向于发行新债来维持其现金借款池，以便为经济形势可能更加紧张的2010年留出空间。不论运用哪种筹资方法，都将降低（借来的）政府储蓄，并带动整体 “过剩”储蓄水平下降。
这引发出本章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如何降低储蓄率？应该降低储蓄率吗？降低中国整体储蓄率的方法很多，其中一些是有益的，另一些则存在弊端，并将对家庭和企业产生影响。
例如，经济增长放缓有助于减少储蓄。因为收入增长放缓意味着政府、家庭和企业可能将动用储蓄来维持当前支出水平。但这对于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同时，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投资将放缓，因此 “过剩”储蓄如何变动并不确定。2009年第一季度贸易盈余的扩大显示，随着经济陷入衰退，投资降幅超过储蓄降幅，使得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失衡变得更严重。预计这一趋势将在2009年大部分时间内持续。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赡养率将从2015年开始上升）也会拖慢中国储蓄率的增速。储蓄率偏低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更多老年人也决定将储蓄更多用于消费。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根本上说，如果家庭收入得不到提高，医保和养老金体系没有完善，鼓励家庭消费就无从谈起。因此， 与降低家庭储蓄率或刺激投资相比，我们更应关注如何提高家庭收入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段历史。在1998~1999年间，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改变了家庭消费的游戏规则。当时取消了城镇福利分房，原来分配的住房以低廉的价格向租房人出售。有人估算，当时家庭购买房屋的价格约为市场价的20%左右。通过此举，众多租房户取得了房屋产权成为房主，提升了家庭收入（他们不再需要支付房租），削减家庭储蓄的一大原因。事实证明，这一政策在此后的10年间对私人消费提供了重大支撑。
10年之后的今天，消费者或许需要从另一次游戏规则的改变中获益。目前旨在刺激农村消费的家电下乡规模仍然有限。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可选方案，但每一样实施起来都有一定困难，具体包括：
1. 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 当然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目前医保投入已较过去增加很多，但仍然不够。新医改方案确定了一些框架原则，但技术细节和筹资方案仍未敲定。医保体系改革中仍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控制医疗机构成本以及药品合理定价等。
2. 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当前许多学者呼吁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将不仅仅惠及高收入人群。目前，许多家庭需缴纳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应考虑降低个税税率。此外，需要改善税收体系，保证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在这方面，中国已取得一定进展。改进税收体系包括开征物业税以及股票市场印花税等措施，在欧洲已十分普遍，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3. 另一个选择是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费额，由国家承担更多社保费用。目前，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支付的社保缴费相当于工资成本的42%，实属负担过重。这种过重的负担使许多企业和员工开始设法逃避缴费。降低社保缴费，或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可以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进而增强人们的信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家庭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4. 改革利率机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家庭储蓄得到的利息很低，而银行高息向企业放贷以赚取利润。如果存贷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二者将更加接近。这对银行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利差缩小将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对家庭和企业来说则是一个好消息。由于储蓄倾向较强，存款利率提高将显著提升家庭收入。
鉴于企业的储蓄水平也很高，还需要采取一些有助于降低企业储蓄水平的政策。
1.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将大部分国企红利转移至公共支出领域。上文曾提到，我们认为，仅在小规模内试行的国企分红制度改革应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如果我们能推进该计划，引入奖励机制，并确保企业利润直接进入财政部管理的公共资金中，将迅速对家庭消费产生巨大刺激作用，并可抑制部分企业出现的过度投资的冲动。
2.健全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也可拉低储蓄率。如果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能从资本市场得到融资，他们将更乐于将收入用于消费，待需要资金时再从市场上筹资。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还将吸引家庭将存款从银行系统搬出，进而提高家庭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并使家庭收入增加。
当然，这些政策措施都需假以时日才能见效。在此期间，中国的储蓄率看起来仍将维持高位。假定投资水平不超过储蓄水平，则中国的“过剩”储蓄水平仍较高。这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消费增速仍较慢；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意味着中国还将继续“出口”其“过剩”储蓄。
一些人士认为，正是中国的储蓄问题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在第十二章中，我将深入探讨这一重要问题。全球经济放缓和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是中国的错吗？
财政状况是否健康？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可真有意思。全球经济刚刚经受了记忆中最为猛烈的一次冲击。2008年下半年，G3经济体工业活动的下滑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更为急剧。全球股市暴跌，截至2009年6月本书写作时，全球很多股市仍在下跌，危机是否行将结束仍未可知。尽管市场情绪开始转好，金融市场承受的重压（和市场恐慌）也有所缓解，但仍有许多问题令人担心。美国的银行体系仍面临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巨额信用卡债务的风险。面对东欧和部分西欧经济体遭受的猛烈冲击，欧洲银行业非常脆弱，但与美国银行业不同，不必一定确认坏账或注入资本金。在亚洲，部分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担心，即便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2010年能否看到G3经济体消费显著回暖。我也有几分怀疑。如果看不到G3经济体的好转迹象，数以万计的亚洲出口企业无疑将处境艰难。就算企业可以苦撑数月没有订单的日子，但半年之后呢？恐怕有难以为继之虞。
面对海外需求史无前例的暴跌，2008年10月北京决定启动一项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本章中，我将谈谈与此次财政刺激计划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现预算赤字的情况下，我们想知道中国的财政状况是否健康。数据表明，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尚属不错，不过仍存在较大规模的非正式债务。
·中国财政刺激政策的基本构成。经济刺激几乎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对已有项目追加投资的计划可以迅速展开，2009年下半年新开工项目启动。不过，由于许多项目由地方政府负责实施，因此很难准确把握财政刺激方案的规模和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地方政府如何为刺激方案筹资。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财政刺激方案由国有基建公司使用土地和银行贷款融资运作。只有少部分资金（约20%）来自财政预算。我在下文中也提到地方政府如何为手中所有的投资项目筹集资金。
·最后我们来分析经济刺激计划在中期内可能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些是积极的，包括更加完善的铁路系统、城市地铁系统以及其他有助于未来经济发展的公共项目。但没有免费的午餐，财政刺激计划也是有代价的。由于融资压力大都落在银行而不是财政身上，所以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面临恶化风险，银行不良贷款可能出现新一轮高潮，同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会扩大。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都表明，债务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再与其他问题搅活在一起，将对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中国的债务问题或许尚在可控范围内，当然我希望如此，但目前扩大的债务多为隐性债务，这一点不容乐观。
本章不太涉及国际上经济学家的研究，着重探讨中国的财政刺激方案的具体操作，尤其是融资方式，其中也提及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财政状况是否健康？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中国的财政状况看起来十分健康。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增长、税收征管方式改进，以及20世纪90年代税收制度改革的积极作用。2003年至2008年中，中央财政收入强劲增长。2008年，财政预算收入总额达5.9万亿元，约占同期GDP的19%。加上社保收入，财政总收入占到GDP的24%，已接近发达国家税收水平。OECD经济体平均税收收入约占GDP的36%，美国约为27%。从图9.1中可看出，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税基相对较大。而图9.2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2008~2009年之前，财政支出也保持强劲增长，但其增速一直低于财政收入（见图9.3）。在这种情况下，多年的财政赤字局面被打破，2007年中央财政首现盈余，占GDP的0.7%。不过我估算，2007年的实际财政盈余接近GDP的1.5%， 其中包括社保账户的收支余额。按照国际惯例，计算财政收支时应包含社保账户的收支情况，我们称之为中国的预算收支数据，区别于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从近年的数据可见，非官方的预算收支数据要显著高于官方的财政收支数据。
2008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开始下滑，财政支出仍保持高位，导致出现财政赤字。如图9.4所示，2008年官方财政赤字占GDP的0.4%，但我认为如果加上社保账户的收入，应为小幅盈余，约占GDP的0.2%。
2009年财政收入大幅滑坡。前5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7%。截至2009年5月，税收收入鲜见改善迹象——4~5月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17%，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4%。相反，公共支出仍快速攀升。前5个月与前一年同期相比提高28%。当然，这是很好的逆周期操作——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应增加支出以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并提振需求。2009年前5个月，社保支出同比增长32%，医疗和教育支出分别增长40%、16%，而基建项目相关支出涨幅更大，交通建设类支出增加80%，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支出增加94%。1~5月的公共投资支出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25%。
财政部将今年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定为8%。因此，中国的财政赤字可能大于原先预想。2009年财政部安排预算赤字9 500亿元，占同期GDP的2.5%。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 5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2 000亿元。
这一赤字目标将会执行得如何呢？表9.1中列示了三种可能的情况（此表绘于2009年6月）。假定财政支出为7.8万亿元，略高于预算支出7.623万亿元。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财政收入增速比2008年下降3%，最乐观的一种情况是，财政收入增长达到8%的目标，我们采用介于二者之间的估算值，预计2009年财政赤字达到GDP的4.4%（1.5万亿元）。图9.4中我们展示了各年度财政赤字的GDP占比，其中调整了对2010年财政赤字的预期。预计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15%，财政支出增长20%，因而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为5.5%，相当于2.2 万亿元。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财政赤字的GDP占比控制在3%之内为安全水平。不过，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只要有恰当的财政收支计划（以及经济繁荣期积累的财政盈余），可适当放宽。但近几个月来，这些安全警戒线已被许多国家抛诸脑后。如美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可能将达GDP的12%，大大超过安全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的赤字规模要小得多。因此，我们不应过分苛求，财政赤字是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而中国的一个优势在于经济增长仍很强劲——一旦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带来大量财政收入在未来几年内弥补赤字缺口。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政府的债务状况。乍一看似乎很健康，但如果深入分析，则会发现很多问题。
政府债务规模不大，但隐性债务规模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