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史》 019/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人民出版社）
本卷提要
《中国春秋战国文学史》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为基础，以文学自身的特征与发展为线索，分别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 年-公元前221 年）文学发展的状貌、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其中包括《诗经》、《楚辞》、历史散文、哲理散文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春秋战国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诗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开创了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楚辞》创建了以古代南方民歌为基础而形成的新诗体，以这种诗体写出伟大诗篇《离骚》的屈原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风与人格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著作开创了我国古代直书无隐的优良史学传统；在百家争鸣基础上形成的诸子著作，不仅闪烁着璀璨的思想光辉，而且表现出不同的文学风格，影响到后世思想与文学的发展。
一、春秋战国文学概述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定要与其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才可看得清楚。法国文学史家朗宋在《论文学史的方法》一文中说："一个民族的文学，便是那个民族生活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民族久长富裕的发展中，他的文学便是叙述记载种种在政治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之中，所延长所寄托的情感与思想的活动，尤其以未曾实现于行动的想望或痛苦的内心生活为最多。"①这就是说，人类的文学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在人们精神领域的一种形象的、情绪的、理想的反映。因此，研究文学的性质、状貌及其对人生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也应该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某种文学形式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一） 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过渡的社会剧变时期。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姬宜臼迫于内忧外患，从镐京迁都洛邑，从此，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这对周王朝来说，自然有些悲哀；但对中国社会来讲，却是一种进步。从此，封建势力应运而生，诸侯之间霸主兴起。开阡陌，兴私田，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挟天子以令诸侯"增添了他们的政治荣耀。春秋中叶，鲁国实行"初税亩"，标志着封建土地制度的诞生。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奴隶的逐渐解放，作为诸侯家产的私田逐渐超过周天子赏赐的公田。终于由以国家土地公有制的奴隶社会转化为以领主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之际，韩、赵、魏三家分晋，中国社会又进一步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称霸时期发展到周天子失去"共主"地位的战国争雄时期。一时，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争雄，驰骋于历史舞台。西汉政治家贾谊在《过秦论》中以秦国兴亡为线索，生动地概括了战国时期各国激烈争斗的历史状貌：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奉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册，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纵缔交，相与为一。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纵离横，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曾经这样热情地赞扬："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
① 转引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原序》，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批有理想、有才华的人，顺应历史潮流，风起云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样，在资产阶级兴起的千年之前，当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当时，西方的希腊文明与东方的先秦文明相辉映，构成了人类智慧史上的第一次大高潮。正如史仲文、胡晓林先生所说：雅典娜自海上来，向着欧罗巴微笑；太阳从东方升起，发出和熙自然之光①。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相对应的，有中国的孔丘、老聃、墨翟、孟轲、庄周、荀卿、韩非等哲学代表人物。他们如灿烂的群星照耀在古代西方和东方的天宇。历史不仅造就了时代的哲人，而且造就了一代文化，造就了从某一角度反映时代与文化风貌的各种文学作品。总之，正是这种伟大的历史变革，成为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 文化风貌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和，是文学生长发育的土壤。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教育的解放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正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有利条件。
西周以前的统治思想是神权至上的观念。人们认为天或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而王则是天或上帝的代表。奴隶社会的崩溃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士阶层的"百家争鸣"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老子讲天即"自然"；孔子讲"爱人"，讲"泛爱众"；稍后，子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战国时，墨子讲"兼爱"；许行讲"并耕"；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直到荀子，讲"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提出"治乱非天"、"人定胜天"的命题，为法家奠定了"以法制国"的理论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正是这种思想变化在人事上和理论上的反映。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春秋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文化教育相对来说得到普及，从而为造就人才创造了条件。孔子"有教无类"，相传"弟子三千"，其中有子贡那样的富商，也有像颜渊、原宪、子路等家境贫寒的人。战国时代，各国王侯纷纷罗致人才，"尊贤礼士"，让他们为自己出力，这就是所谓的"养士"。在这社会巨变的历史之中，各国诸侯卿相争相"养士"，特别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几位贵族公子，门下食客多至二、三千人，甚至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且讲究信义，莫不以礼相待。这些士子，为主人献计献策，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尽现才华，演出一幕幕生动的历史话剧。这些话剧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中都有生动的反映。文化教育的相对普及和"士"阶层的兴起，又促进了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
从汲县古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逸周书》等史书来看，有学者推测，当时已有了土生土长的讲唱文学①。《战国策》对当时齐
① 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世界思想家文库》，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 年版，《人类智慧上的三次大高潮》（代序）。
① 参见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 年版，第103 页。
国都城临淄的描写也可以作这一推断的旁证：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臃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战国策·齐策》从前的城市，不过是奴隶主的防御堡垒和贵族们的生活场所；这时的城市，则发展为全社会的政治、文化、交通、工贸、娱乐中心。像临淄这样的繁华都市，还有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等各国之都。这种百业汇集的城市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社会物质条件。
（三） 文学概况春秋战国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诗经》、《楚辞》、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无不成为后世文学的鼻祖与楷模，对后世文学乃至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虽然作为现代文学的概念--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当时尚未齐备；但其中的两种形式：诗歌与散文已取得伟大的成就，另外两种形式：小说与戏剧已经开始萌芽。
《诗》或《诗三百》--后世尊称的《诗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公元前6 世纪）大约500 年间的305 篇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生动而形象地看到当时社会的历史生活状貌，特别是当时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尤其是丰富多采的爱情生活。这部以四言为基本形式的诗歌总集，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楚辞》是中国古代的另一部诗歌总集。它的特点是长于铺陈抒情，富于浪漫想象，诗句中多以"兮"字舒缓语气。楚国诗人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离骚》是楚辞的名篇。《九歌》是经屈原加工整理过的一组祭神歌曲，从闻一多的研究成果看，它又可看作是一部神人相恋的歌舞组剧；因此，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古代歌舞戏剧的雏型。从诗体形式看，《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建立了一种长于抒情与铺陈的诗歌新体裁，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形式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哲理散文，从实质上讲均属于学术著作的范畴。但同时也可以看成文学作品，其中的有些作品如《庄子》、《战国策》等书，文学形象更为突出、生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有《左传》、《国语》、《国策》。《左传》以《春秋》为纲记叙历史，是一部以纪年为线索的历史、文学巨著，在叙事和描写战争方面最为突出。《国语》是春秋时代的国别史，多为质朴的语言。《国策》又名《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策士言论，多有生动文章。另有《晏子春秋》，虽成书较晚，但内容则为春秋时代齐国政治家晏婴从政的故事，类似后世小说。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已从远古三代时期古奥棘涩、佶屈聱牙的《尚书》"诰"、"命"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长于叙事和略有人物描写的散文风格，成为后世史学与文学的滥觞。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主要有儒家的《论语》、《孟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属于儒家的《荀子》以及法家的《韩非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从文学角度看，《论语》雍容和顺，迂徐含蓄；《孟子》灵活善譬，气势充沛；《庄子》想象丰富，奇气袭人；《荀子》层次清晰，论断缜密；《韩非子》锋利峭刻，说理透辟。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哲理散文，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乃至诗歌、辞赋、小说、戏剧的取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 《诗经》（上）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形成于周代社会的春秋时期。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山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典籍。对后世诗文创作乃至文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诗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一） 产生《诗经》的社会基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以及《周书》内的《金滕》、《梓材》、《康诰》、《洛诰》、《无逸》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二） 《诗经》的思想内容《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的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算在内），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为民间歌谣，其内容多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记事抒情之作。古人说"秦风"、"魏风"、"郑风"正如我们今天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一个意思，都是些具有地方色彩的民间小曲。"雅"为正乐，用于朝廷贵族的宴飨场所，多为贵族所作。"颂"是宗庙祭祀时用于娱乐神祇和祖先的舞曲。通观其全部歌词内容，则可以生动地看出周代社会的生活画面及其历史进程。其内容有：1。周部族的史诗《诗经》中有五篇周部族的史诗。
《生民》是一篇描写周族始祖后稷从天而降的具有神话色彩的诗篇：后稷的母亲叫姜嫄，她因为没有儿子而祈求上帝，结果踏着了上帝的脚拇指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后稷出生时非常奇怪，母亲生产顺利，母体不破不裂，于是姜嫄发生了怀疑和恐惧，把他扔了，结果发生了惊人的奇迹：诞寘之隘巷， 把他扔在胡同里，牛羊腓字之。 牛羊一起来喂乳。
诞寘之平林， 把他扔在树林中，会伐平林。 恰巧有人来砍树。
诞寘之寒冰， 把他扔在寒冰上，鸟覆翼之。 鸟儿展翅将他护。
鸟乃去矣， 鸟儿飞去了，后稷呱矣。 后稷哇哇哭。
实覃实讦， 哭声又长又洪亮，厥声载路。 大路上听得满清楚。
后稷长大后懂得除草、下种，不断增加农作物的品种，并且能划分田亩计算，他的农艺非常出众：■之荏菽， 他去种大豆，荏菽旆旆。 大豆颗颗肥。
禾役穟穟。 满田谷穗个个美。
麻麦幪幪。 麻和麦子盖田野。
瓜瓞唪唪。 大瓜小瓜长成堆。
由此可见，《生民》反映的正是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氏族时代的影子。关于种植庄稼的描写，显然是补充了后代农业生产经验写成的。但从总体上看，则是反映了古代人民征服自然的意志，反映了古代人对劳动生产的敬爱。
《公刘》是歌颂周族远祖的诗篇。据《史记·周本纪》说，公刘是后稷的曾孙，未必可靠，但是周族的一位领袖无疑。诗中写出周族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族在有邰这个地方生存困难了，于是公刘就率领部族浩浩荡荡向豳这个地方进发。诗中写公刘到豳后察看地形的风度是：陟则在■， 他登上山冈，复降在原。 他又下平川。
何以舟之？ 他身上有什么佩件？
维玉及瑶， 有那玉石和琼瑶，鞞琫容刀。 装璜着他腰间的大刀。
诗中写公刘率领部族开荒：既景乃冈， 观测日影上山冈，相其阴阳， 看哪处背阴哪向阳，观其流泉。 看山泉流到哪地方。
然后是群众开荒的场面：其军三单， 三军人马轮班忙，度其隰原， 测好低洼大草地，彻田为粮。 开成田亩种食粮。
度其夕阳， 开完东田测西坡，豳居充荒。 豳人真是田地广！
诗中写随公刘迁豳的人团结奋斗、安居乐业："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而公刘也自然成为受部族爱戴的领袖。
《緜》是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至岐山之下，开荒聚众、建立国家的诗篇。据孟子说，古公亶父是因受狄人侵扰、威胁，才南迁岐山之下的。诗篇写古公亶父在豳的漆水旁时，住的是土洞土窑，没有房屋，后来他来到岐山之下视察地形，发现："周原■■，堇荼如饴"--周原是一片肥油地，苦菜也长得甜如蜜。于是决定在此定居下来，开始定疆界，筑水渠，开田亩，修宗庙，建宫室。诗中描写建筑动工的场面，非常有声有色：捄之陾陾， 盛土运土沙沙沙，度之薨薨， 填土倒土轰轰轰，筑之登登， ■土筑土登登登，削屡冯冯， 削土切土砰砰砰，百堵皆兴， 百堵垣墙齐动工，■鼛鼓弗胜。 大鼓声也无法入耳中。
廖仲安先生在《中国诗歌史》（中华书局版）中说："这是带着原始色彩的劳动交响曲，充满着热情、紧张、流汗的活动。周人从住土穴土窑到能够建筑房屋，这当然是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这个生动紧张的劳动场面，正说明周人对新的生活方式是满意和高兴的。诗里又写到周人赶走了混夷，调解了邻国的纠纷，选定了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臣僚，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说明周人到这时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初期。"（见原书23 页）《皇矣》写古公亶父传位给小儿子王季，王季又传位文王，文王又伐崇伐密，开拓了疆土。诗中写密人侵犯周的邻居阮国，周文王借机出兵阮国和密人作战，取得了胜利：依其在京， 文王发动京地兵，侵自阮疆。 平密自阮回大营。
陟我高冈， 登上我山四处望，无矢我陵。 谁敢陈兵我山陵？
我陵我阿！ 是我山呵是我陵！
无饮我泉， 我泉没敌饮马声，我泉我池！ 是我泉来是我城！
度其鲜原， 测度那山地平原，居岐之阳。 它在岐山的东南，在渭之将。 它在渭水的侧中。
万邦之方， 周为诸侯树榜样，下民之王。 统管天下众百姓。
《大明》写周武王伐殷的牧野之战，也写得气宇轩昂：牧野洋洋， 牧野平原宽茫茫，檀车煌煌， 檀木兵车亮煌煌，驷騵彭彭。 驷马膘肥筋力强。
维师尚父， 车上坐着姜尚父，时维鹰扬。 好比雄鹰高飞扬。
涼彼武王， 他辅佐那周武王，肆伐大商， 大举出兵伐殷商，会朝清明。 黎明一战殷商亡。
大致说来，古公亶父迁歧是周族兴盛的开始，后经文王姬昌的经营开发，国力逐渐强大，至武王牧野一战，最后灭殷，夺得天下，中国社会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朝代。这五首近似史诗的作品，在篇幅结构上虽然当不起波澜壮阔，但在《诗经》中气象规模确实是比较壮大的。
2。 有关周公东征的诗周武王灭殷后不久因病身亡，由其子成王即位。因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摄政。皇族内部疑心周公篡位，殷的后裔武庚便乘机联合东方旧属徐夷、淮夷、奄等国起来造反；武王原先派来监视殷人的管叔、蔡叔、霍叔也参与叛乱。这样，周公不得不出兵东征。战争经过三年，平定了叛乱，杀了武庚和管叔，贬黜蔡叔、霍叔，攻灭奄等十七国，又把殷的顽民迁到洛阳附近。《诗经》中直接写周公东征的诗是《豳风》中的《破斧》和《东山》。此外，反映东征以后西周和东方诸侯之间矛盾的有《小雅·大东》。
《豳风·东山》是《诗经》中的著名抒情诗。主人公是一位跟随周公作战三年退伍回来的士卒。全诗四章，每章开头都这样反复咏唱：我徂东山， 打我远征到东山，慆慆不归。 一别家乡好几年。
我来自东， 今儿打从东方来，零雨其濛。 毛毛雨儿尽缠绵。
在这个阴沉忧郁的背景下，他想到了自己从此可以不再当兵，想到了这几年离家后家园的荒凉景象，想到了妻子的叹息与对自己的怀念，甚至联想到他们的甜甜蜜蜜的新婚情景：仓庚于飞， 记得那天黄莺忙，熠熠其羽。 翅儿闪闪映太阳。
之子于归， 那人过门做新娘，皇驳其马。 马儿有赤也有黄。
亲结其樆， 母亲给她结佩巾，九十其仪。 种种仪礼都恰当。
其新孔嘉， 回想新婚真够美，其归如之何？ 不知重逢怎么样？
这些从内心深处闪耀出来的带着光明、温暖色彩的感情，和那阴沉的"零雨其濛"的背景，正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里流露着人民对乡土的眷念，对和平生活的热爱。这正是劳动人民那种伟大的、深厚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豳风·破斧》则从侧面反映出战争的残酷和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既破我斧， 砍坏了我的斧头，又缺我斨。 又砍缺了我的斨。
周公东征， 周公带兵远东征，四国是皇。 利用军威振四邦。
哀我人斯， 可怜我们小兵啊，亦孔之将！ 死里逃生真够呛！
《小雅·大东》表现了被征服的东方殷人、奄人对周王朝的痛恨。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封太公姜尚于齐，封自己的儿子伯禽于鲁，加强对殷人、奄人的控制。《大东》的吟咏者看到平坦的周道上达官贵人们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而东方人的财富却从这条周道上运往西方，于是发出"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的感叹--远远近近东方邦，织机一样搜刮光！诗人又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进行对照描写：东方人的子弟们百种劳役都要担任，累死苦死无人慰问，而西方周人的子弟却可以穿着鲜亮照人的锦衣，穿着又轻又暖的熊裘。诗人想寄希望于上天，但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更愤恨不平：维南有箕， 南边有座箕星，不可以簸扬。 不能拿来簸糠。
维北有斗， 北边有座斗星，不可以挹酒浆。 不能拿来舀酒浆。
维南有箕， 南边的箕星，载翕其舌。 舌头不能伸长。
维北有斗， 北边的斗星，西柄之揭。 柄儿长在西方！
这是多么新奇的想象与沉痛的控诉。杨公骥先生在《中国文学》讲义上说这首诗为殷代遗留下的巫人所作，是有一定道理的。
3。周代的农业劳动诗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这一特征在《诗经》中也得到具体反映。不仅在具有民族史诗性质的篇章如《大雅·生民》中有关农业生产的生动描写，而且在"颂诗"、"风诗"中也有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情形的重要篇章，如《周颂·噫嘻》中就写着两万个奴隶在三十里长的大面积土地上用耦耕方式播种春耕的壮阔情景。
《周颂·良耜》写农业劳动的全部过程：播种、收割、收藏、祭祖。其中写收获收藏的情形相当生动：荼蓼朽止， 薅下野草烂掉了，黍稷茂止。 地里庄稼长茂了。
获之挃挃， 割起庄稼刷刷响，积之栗栗。 粮垛高高堆满场。
其崇如墉， 高得好像小土山，其比如栉。 密得好像篦子样。
以开百室， 打开仓房上百间，百室盈止， 百间屋子装满仓，妇子宁止。 女人孩子乐安康。
《豳风·七月》却从奴隶们的立场描写一年四季的沉重劳动和无衣无褐的痛苦生活：正月里忙着修理农具；二月和全家老小一起下田春耕，忙得饭都顾不上回家吃，还要把汤饭送到田头上；三月里男子修桑条，女子采桑叶；在夏季，诗中正面提到的劳动不多，但我们可以想到男人们得忙着除杂草，女人们要养蚕、摘茧、抽丝；秋季里，七月要摘瓜，要煮葵菜和豆角；八月要收庄稼，割芦苇、打枣、收葫芦；九月要垫场、晒谷、收麻子；冬季里，十月要把打谷场晒好的早谷、晚谷、黄米、高粱、豆、麦、芝麻替贵族们送入粮仓，然后还要替主人做酒、修房屋；冬月要打貉子，捉狐狸，替公子们做狐裘；腊月得聚会起来习武打猎，打得的大个儿野猪也得献于"公堂"，此外，还得在河里替主人取冰。这时候，老爷们粮食有了，酒浆有了，新房子筑好了，锦衣狐裘穿上了，山珍野味齐全了，还要奴隶们去到公堂上斟满酒齐祝一声"万寿无疆"！而终年不得停闲的劳动者们，六月吃的是山楂、野葡萄，七月吃南瓜、倭瓜，八月吃葫芦，九月吃苦菜，到冬天随便用泥土塞塞破漏低矮的茅屋，饥寒交迫，勉强度日，难怪他们要发出"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抗议呼声了。
《豳风·七月》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起兴，反复咏唱，感人至深。"流火"指火星，意思是：七月火星向西移，九月授布做寒衣。然而事实上却是"无衣无褐"，这就突出了诗篇的悲剧气氛。即使是在阳春三月的劳动天地里，也隐藏着奴隶们心底的忧伤：春日载阳， 春天里好太阳，有鸣仓庚。 黄莺儿叫得忙。
女执懿筐， 姑娘们拿起高筐筐，遵彼微行， 走在小路上，爰求柔桑。 去采养蚕桑。
春日迟迟， 春天里太阳慢悠悠，采蘩祁祁， 白蒿子采得够，女心伤悲， 姑娘们心里正发愁，殆及公子同归。 怕被公子带了走。
全诗中有许多季节气候知识，农作植物和野生植物知识，家畜和野兽的知识，反映出当时的生产水平。这些社会生产的文明成果与奴隶成年的生产劳动和当时社会上下的生产关系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一幅完整、生动而深刻的周代社会生活画卷。这首国风中最长的诗篇可以看成古代社会叙事诗的典范。
在反映农业劳动的诗篇中，也有表现欢快情绪与自豪感情和反对剥削的可贵篇章，如：《周南·芣苢》、《魏风·伐檀》、《魏风·硕鼠》便是著名的篇章。
《周南·芣苢》是妇女们在采集芣苢时合唱的小调。芣苢又名车前子，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椭圆形的叶子，春天在几寸高的花茎上开着紫色的小花，夏天结子。古书上说车前子可治妇女不孕之症。难怪妇女们要这样高高兴兴地采集车前子了：采采芣苢， 车前子儿采呀采，薄言采之。 采呀快去采起来。
采采芣苢， 车前子儿采呀采，薄言有之。 采呀快快采起来。
像这样简单的歌词儿，重复了三章。全诗十二句只更换了六个动语：从"采之"、"有之"，到"掇之"、"捋之"，再到"掇之"、"捋之"、记载了欢乐采摘到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歌曲，如同打夯歌、船夫曲一样，呼声和节奏的意义比文字的意义更为重要。劳动者借此调整节奏，鼓舞情绪，表现出热烈的劳动场面。
《魏风·伐檀》是代木工人劳动时的自豪歌唱与对剥削者的强烈抗议：坎坎伐檀兮， 丁丁当当来把檀树砍，寘之河之干兮， 砍下檀树放河边。
河水清且涟漪。 河水清清纹儿象连环。
不稼不穑， 栽秧割稻你不管，胡取禾三百廛兮？ 凭什么千捆万捆往家搬？
不狩不猎， 上山打猎你不沾，胡瞻尔庭有悬廛兮？凭什么你家满院挂猪貛？
彼君子兮， 那些大人先生啊，不素餐兮！ 可不是白白吃闲饭！
这是诗篇的第一章。如此反复咏唱，表现出劳动人民的深刻认识与强烈感情。两千余年后，我们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时候的呼声："你手搭心头问一问，你好吃好穿凭的甚？"仍是一脉相承的感情。
在《魏风·硕鼠》里，劳动者觉醒已发展到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硕鼠硕鼠， 土耗子啊土耗子，无食我黍！ 打今儿别吃我的黄黍！
三岁贯女， 整整三年把你喂足，莫我肯顾。 我的死活你可不顾。
逝将去女， 老子发誓另找生路，适彼乐土。 明日搬家去到乐土。
乐土乐土， 乐土啊乐土，爰得我所。 那才是我的安身之处。
诗中所追求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固然是一种空想，但这种积极的理想追求一直是过去时代劳动人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鼓舞力量。
4。有关对外战争的诗西周时代和周室对立的外族，西北有■允、东南有淮夷、徐夷。其中■允最强，对周的镐京威胁最大，周懿王曾被迫迁都犬丘。"小雅"中的《采薇》、《六月》就是写征伐■允的篇章。"大雅"中的《常武》、《江汉》则是关于征伐淮夷、徐夷的诗篇。
《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既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允之故。。"这里指的就是《小雅·采薇》。这首诗是戍边士兵久役归乡时所作的歌。歌中尽诉戍边士兵饱尝边役之苦及思念家乡的心情，但也表现出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反抗异族侵扰的战斗激情：彼尔维何？ 那树白花是什么？
维常之华。 那是棠棣梨树花。
彼路斯何？ 那挂大车是谁的？
君子之车。 那是将军的车和马。
戎车既驾， 兵车已经准备好，四牧业业。 四匹公马多高大。
岂敢定居， 我们哪敢说定居，一月三捷。 一月三战不卸甲。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常年出征在外，都是"■允之故！"《小雅·六月》是周宣王时代的诗，诗中写出："■允匪茹，整局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允■允真不弱，公然屯兵在焦获。想要侵犯镐和方，进军已经到泾阳。）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周宣王派尹吉甫匆匆出兵，才把■允赶到现在的太原。
《大雅·常武》是周宣王征伐徐夷的诗：王旅啴啴， 王师滔滔洶洶，如飞如翰， 快得像鹰隼飞腾，如江如汉， 多得像江汉洶涌，如山之苞， 像山岳不可动摇，如川之流， 像浪潮不可阻挡。
绵绵翼翼， 多么浩浩荡荡，不测不克， 不可测度不可抵抗，濯征徐国。 又开始远征徐方。
表现出周朝王师的浩大声势。
《大雅·江汉》写周宣王征伐淮夷，声势非常壮阔：江汉之浒， 在江汉的水边，王命召虎： 王命令召公虎：式辟四方， 开辟四方地域，彻我疆土， 治理我们的疆土，匪疚匪棘， 不要乱不要急，王国来极。 王国法度要遵依。
于疆于理， 于是划地界，定疆埸，至于南海。 一直到南海的边际。
战争的精灵是士卒。《秦风·无衣》反映出士卒在赴敌之前的那种互助友爱、同仇敌忾的精神：岂日无衣？ 谁说没有衣裳？
与子同袍。 斗篷伙着披，我的就是你的。
王于兴师， 国家出兵打仗，修我戈矛。 且把武器修理。
与子同仇。 一个敌人，你的就是我的。
岂日无衣？ 谁说没有衣裳？
与子同泽。 汗衫伙着穿，你穿就是我穿。
王于兴师， 国家出兵打仗，修我矛戟。 咱们修好枪杆。
与子偕作。 大伙起来，你干我也要干。
班固《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说，秦国所在的陕西、甘肃一带，"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这种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精神，至今仍有感人至深的鼓舞力量。《鄘风·载驰》是卫戴公的妹妹许穆公的夫人所作的一首爱国诗篇。公元前660 年，卫国被狄人破灭，由于宋国的帮助，卫国君民才在漕邑托身。许穆公夫人听说祖国遇难，提出向大国求援的计划，但是遭到许国大夫们的阻挠。这使她非常气愤：既不我嘉， 即使你们都说我不好，不能旋反。 你们也不能把我扭转。
视尔不臧， 比起你们不高明的主张，我思不远？ 我的眼光难道不长远？
接着，她斥责了那些轻视妇女意见、自以为是的许国大夫：陟彼阿丘， 爬上阿丘高高的山坡，言采其蝱。 山坡上采些儿贝母。
女子善怀， 妇人家纵然多愁善感，亦各有行。 谁都有她自己的道路。
许人尤之， 许国人对我埋怨不休，众穉且狂。 这些人真是幼稚糊涂。
诗篇末尾，语气更为坚决：大夫君子， 诸位大夫高贵的官长，无我有尤。 不要尽埋怨说我荒唐。
百尔所思， 你们就使有千百个主意，不如我所之。 不如我自己决定的方向！
这种关心祖国危难、义不容辞地为恢复故国而坚持真理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5。反映爱情生活的诗爱情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诗经》中描写爱情的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有欢乐的情歌，也有痛苦的吟唱。
《召南·野有死■》写一个猎人在树林中找猎获的死■时，同时也获得了爱情：野有死■， 死獐子撂到荒野，白茅包之。 白茅草把它来包。
有女怀春， 姑娘啊心儿动了，吉士诱之。 小伙子把她来撩。
林有朴穉■， 森林里砍倒小树，野有死鹿。 野地里躺着死鹿。
白茅纯束， 茅草索一起捆住，有女如玉。 姑娘啊像块美玉。
舒而脱脱兮， 慢慢来啊轻轻来，无感我帨兮， 我的围裙可别挨，无使尨也吠！ 别惹得狗儿叫起来！
这种纯朴而大胆的恋爱举动，只有在官方社会以外才能存在。我们读这首侍，好像听到了古代那密林中的甜言蜜语。
《鄘风·桑中》是男子们嘴边的求爱小调：爰采唐矣， 要采女萝向哪方呀，沫之乡矣。 女萝出在朝歌乡呀。
云谁之思， 猜我心上把谁想呀？
美孟姜矣。 漂亮大姐本姓姜呀。
期我乎桑中， 约我到桑中，要我乎上宫， 邀我来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送我到淇水上呀。
小调一共三段，从"美孟姜矣"唱到"美孟弋矣"，"美孟庸矣"，姜家、弋家、庸家的大姐儿都是和他们相恋的对象，而且还唱出了密约幽会的场所。诗中的姓氏、地名不必当真，但小伙儿们这份追求对象的浪漫情调却是挺撩人的。
《卫风·木瓜》是一首表示执著情爱的诗：投我以木瓜， 她送我木瓜，报之以琼琚。 我拿佩玉来报答。
匪报也， 不是来报答，永以为好也。 表示永远爱着她。
在双双脉脉含情的馈赠和暗示中，纯洁无私的爱情在彼此交流。
《郑风·褰裳》写一个女子性格开朗、泼辣，与他所爱的男子猛开玩笑，强烈表达自己的恋爱之情：子惠思我， 你要果真在爱我，褰裳涉溱。 快提衣襟过溱河。
子不我思， 如果你不想念我，岂无他人？ 难道没有好小伙？
狂童之狂也且！ 你这小子傻大个！
子惠思我， 你要果真在爱我，褰裳涉洧。 提衣淌过洧水来。
子不我思， 如果你不想念我，岂无他士？ 难道没有别人爱？
狂童之狂也且！ 你这小子傻得乖。
随着封建礼教的兴起，婚姻日益成为家族或政治利益交易的工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逐渐成为青年男女婚姻关系的决定力量。于是出现了痛苦的恋歌、受骗的悔恨与对封建礼教的抗议之声。
《郑风·将仲子》写一位姑娘要求情人别跳墙来她家约会，以免受到父母兄弟和邻居们的非议：将仲子兮， 求求你小二哥呀，无踰我里， 别爬我家大门楼呀，无折我树杞。 别弄折了杞树头呀！
岂敢爱之， 树倒不算什么，畏我父母。 爹妈见了可要吼呀！
仲可怀也， 小二哥，你的心思我也有呀，父母之言， 只怕爹妈--亦可畏也！ 骂得丑呀！ 第一章说"畏我父母"，"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第二章说"畏我诸兄"，"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第三章说"畏人之多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可见干涉、阻挠爱情自由的诸多社会力量。《邶风·谷风》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妇女，陈诉她被抛弃而不愿自绝的心情：习习谷风， 大风唰拉拉来得凶暴，以阴以雨。 乌云才上来大雨就到。
■勉同心， 我全心全意依顺着你，不宜有怒。 你好没来由平空着恼。
采葑采菲， 好比采萝卜跟那蔓菁，无以下体？ 难道要叶儿就不要根？
德音莫违， 往日的恩情休要抛弃，及尔同死。 和你过到老永不离分。
尽管她如泣如诉地回忆起共度的艰难岁月，把自己的痛苦和丈夫与新婚妻子的欢乐作鲜明对比，以期感动丈夫，但是终于一无所获。应该说，与《卫风·氓》所写的弃妇诗一样，它们都是封建时代妇女处于生活从属地位的悲剧。
6。 反映社会习俗的诗社会习俗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于自然条件影响和社会关系制约而形成的社会生活习惯与交往风俗。《汉书·地理志》说："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颖达认为这是对风俗的解释，但"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一般说来，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倘叫"俗"。总之，风俗或称社会习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社会文明的普遍体现。《诗经》中反映社会生活习俗的诗篇反映了当时社会文明的特色与风貌。
《小雅·瓠叶》是一首平民百姓家宴请朋友的诗章，表现出劳动人民之间的淳朴作风和真挚感情：幡幡瓠叶， 葫芦叶子绿葱葱，采之亨之。 采下叶来烹一烹。
君子有酒， 主人备有酒和菜，酌言尝之。 斟酒先尝表尊敬。
有兔斯首， 抓只小兔肉儿嫩，炮之燔之。 带毛燔烧香喷喷。
君子有酒， 主人备有酒和肉，酌言献之。 斟杯水酒献客宾。
然后，主宾相互继续"酌言酢之"、"酌言酬之"，互相频频劝饮，表现出朴实而真挚的情谊。
《小雅·伐木》也是一篇宴请亲朋的诗。其中开篇一章以鸣鸟求友比兴，广为社会流传：伐木丁丁， 砍伐树木丁丁响，鸟鸣嘤嘤。 鸟儿嘤嘤叫声长。
出自幽谷， 声从深谷飞出来，迁于乔木。 飞上高树响远方。
嘤其鸣矣， 鸟儿嘤嘤长声叫，求其友声。 为求朋友声响亮。
相彼鸟矣， 看那小鸟嘤嘤叫，犹求友声。 尚求朋友来相傍。
矧伊人矣， 何况人是精灵物，不求友生？ 怎能不去找伴当？
神之听之， 上天神灵若知道，终和且平。 既保太平又安康。
《小雅·斯干》描写周族继承先祖遗志，在终南山艰苦创业、营造宫室、生儿育女、繁衍生息的历史。其中所描写的生育风俗一直沿续到后世：乃生男子， 生下男孩全家乐，载寝之床。 给他睡的是炕床。
载衣之裳， 给他穿上锦衣裳，载弄之璋。 教他玩耍碧玉璋。
其泣喤喤， 男孩啼哭声洪亮，朱芾斯皇， 朱红蔽膝更堂皇，室家君王。 成家立业当君王。
乃生女子， 生下女孩莫霉气，载寝之地。 让她睡在沙土地。
载衣之裼， 给她穿上襁褓衣，载弄之瓦。 教她玩弄纺缍瓦，无非无仪， 行为端正不邪僻。
唯酒食是议， 厨房膳食要熟识，无父母贻罹。 莫给父母添忧虑。
这就是后世"弄璋之喜"、"弄瓦之喜"祝辞的本源。可见，周代社会已有了男尊女卑的社会习俗。《豳风·伐柯》以伐柯制斧为喻，说明了以媒取亲的习俗：伐柯如何？ 怎样才得砍斧柄？
匪斧不克。 没有斧头不可能。
娶妻如何？ 怎么娶得妻子来？
匪媒不得！ 没有媒证可不成！
后世遂以"伐柯"代为行媒。
《齐风·著》写齐国迎亲习俗：男方在门屏间等候女方到来。这首诗写新妇来到婿家，见贵人已穿戴整齐专候自己，喜而唱道：俟我于著乎而， 他等我站在门屏前呵，充耳以素乎而， 那充耳用素丝来制成呵，尚之以琼华乎而！ 帽上的宝石亮晶晶呵！
之后，"俟我于庭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地一再吟唱，表现出婚礼的欢乐气氛。
人们的审美意识与其所生存的时代社会环境有关。《豳风·狼跋》以老狼作比，赞美贵族公孙氏不但衣饰华美，心广体胖，而且声誉无瑕：狼跋其胡， 老狼前进踩下巴，载疐其尾。 后退又把尾巴踏。
公孙硕肤， 公孙心广体又胖，赤舃几几。 金饰鞋子闪光华。
狼舃其尾， 老狼后退踩尾巴，载跋其胡。 前进又把胡肉踏。
公孙硕肤， 公孙心广体又胖，德音不瑕。 声誊无疵名望大。
《秦风·黄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尚存在的残酷的殉葬风俗：交交黄鸟， 黄雀飞来又飞去，止于棘。 飞去停落在荆棘。
谁从穆公？ 谁随穆公去殉葬？
子车奄息。 是子车家的奄息。
维此奄息， 唯有这个奄息啊，百夫之特。 百人不能与匹敌。
临其穴， 走近穆公墓穴边，惴惴其栗。 他浑身哆嗦直战栗。
彼苍者天， 那苍茫的青天啊，歼我良人！ 你毁了我的好子弟！
如可赎兮， 若能允许赎他身啊，人百其身！ 我们用百人将他替！
如此反复咏唱，至为悲哀。《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62 年）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可见于史有证。《史记·秦本纪》说秦穆公死时，殉葬的一共177 人，这首诗中只反对把三个最优秀的人送去殉葬，还没有敢反对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正好深刻地反映出殉葬风俗的时代悲剧。
7。反映腐朽没落情态的诗春秋时期的卫宣公是一个好色之徒。他本来为儿子伋从齐国娶妻，后来听说这个儿媳妇很美，就迎来做自己的"新娘"，并且在黄河边上修筑起一座新台来迎娶她，于是国人编出《邶风·新台》以新娘失望的口气讽刺了卫宣公的无耻行为：新台有泚， 新台新台有光彩，河水■■。 河水涨满迎亲来。
"燕婉之求， "原想嫁个称心汉，籧篨不鲜。" 却嫁个驼背身子歪。"
新台有洒， 新台筑得高又高，河水浼浼。 河水涨满浪滔滔。
"燕婉之求， "原想嫁个称心汉，籧篨不殄。" 却嫁个驼背是脓包。"
鱼网之设， 想捕鱼儿设网罗，鸿则离之。 谁想抓了癞蛤蟆。
"燕婉之求， "原想嫁个称心汉，得此戚施。" 却嫁个老丑背还驼。"
这位新嫁娘后来被封为宣姜，淫乱宫廷，国人又作《墙有茨》讽刺。春秋时代的诸侯贵族中，兄妹通奸，杀父驱母等丧尽廉耻的事情并不罕见。《鄘风·相鼠》对此作出概括而尖刻的讽刺：相鼠有皮， 耗子还有皮包身，人而无仪。 做人反而不自尊。
人而无仪， 做人反而不自尊，不死何为？ 问你不死还做甚？
《小雅·北山》里，一个下层的贵族官吏为宫廷的劳逸不均表现出自己的愤懑，由此可以看出朝政在腐败：或燕燕居息， 有些人在家里安安逸逸，或尽瘁事国。 有些人为国事精疲力竭。
或息偃在床， 有些人吃饱饭高枕无忧，或不已于行。 有些人在道路往来奔走。
或不知叫号， 有些人不晓得人间烦恼，或惨惨劬劳。 有些人身和心不断操劳。
或栖迟偃仰， 有些人随心意优游闲散，或王事鞅掌。 有些人为王事心忙意乱。
或湛乐饮酒， 有些人贪杯盏终日昏昏，或惨惨畏咎。 有些人怕得罪小心谨慎。
或出入风议， 有些人耍嘴皮只会扯淡，或靡事不为。 有些人为公家什么都干。
讽刺是强烈而深刻的。
《唐风·山有枢》则表现出对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的嘲讽：山有枢， 高山长着刺榆，隰有榆。 洼地长着榆树。
子有衣裳， 绸缎衣裳你家有的是，弗曳弗娄。 不戴不穿偏要压箱底。
子有车马， 高车驷马你家有的是，弗驰弗驱。 不乘不坐偏要磨鞋底。
宛其死矣， 有朝一命呜呼啊，他人是愉！ 让别人享受着真欢喜！
总之，《诗经》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三、《诗经》（下）
（一） "采诗"之说与"删诗"之说东汉史学家班固认为："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孔丛子·巡狩篇》）从《诗经》中存在着大量民间歌曲的情况看，"采诗"之说是有道理的。但从《诗经》的正规语言与统一风格来看，《诗经》应该是在采诗的基础上，有过一定的加工与整理。司马迁即认为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承袭其说，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二位史学家的采诗观点有理，但他们认定《诗经》为孔子所删编则不可信。清人崔述说："《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于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哀。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词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后为三百也。"（《洙泗考信录》，卷三）清人朱彝尊又从《诗经》的内容与使用方面论证了孔子并非删诗。他说："孔子删《诗》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惟朱子谓：'经孔子重新整理，未见得删与不删。'又谓：'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叶氏亦谓：'《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窃以《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以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①推其汉代认定孔子删诗之说，恐怕是与尊儒崇经的时尚有关。《诗经》的形成过程大约是周王朝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断组织力量采集歌谣，加工整理，并补充编写部分雅、颂篇章，到春秋时期，逐渐形成了"三百篇"的定数，并非由孔子删定。如果真是孔子删诗，为什么他明知"郑声淫"，而不把他认定的这些"淫诗"统统删去呢？史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 年）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其时孔子才八岁，显然不能删诗。
孔子虽然不曾删诗，但不等于孔子对《诗经》没有贡献。自春秋以来，战乱频繁，作为乐章的《诗经》可能已经散乱。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开始著述工作。这时，他也整理过《诗经》的乐章，使"雅、颂各得其所"。同时，他还运用《诗》来教育门人子弟，并且强调《诗经》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用途。这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都有着积极作用。
①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中华书局据原刻本校刊本，卷五十九，诗论一。（二） 《诗经》与乐舞的关系《诗经》与乐、舞有着密切关系。郑樵说："古之达礼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谓吉凶军宾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礼。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所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然当汉之初，去三代未远，虽经生学者不识时，而太乐氏以声乐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吏之徒例能歌也。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通志·乐略》）元朝的吴澂，也有近似的意见。他说："《国风》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王采以入乐，而被之弦歌。朝廷之乐歌曰'雅'，宗庙之乐曰'颂'，于燕飨焉用之，于朝会焉用之，于享祀焉用之，因是乐之施于事而作为辞也。然则'风'因诗而为乐，'雅'、'颂'因乐而为诗，诗之先后于乐不同，其为歌辞一也。"（《校宝诗经·序》）这些意见大体上讲清了《诗经》中诗与乐、舞的关系。古代的《诗经》，与乐、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诗章经过歌舞发挥着敬神、祭祖、传情、达意的作用。到了后来，随着社会政治的更替与风俗习惯的变异，《诗经》的乐舞曲谱才逐渐亡佚，而使《诗经》中作为歌辞的诗章与乐舞脱离了关系。后来又经过儒家学者的义理化，而成为圣贤们的经曲，封建时代的伦理教科书了。
《诗经》曾遭秦火烧毁。但因有学者讽诵，至汉代复得流传。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简称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于汉武帝时已立学馆；毛诗晚出，未立馆，但毛诗解说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诗经》"。其余三家则称为"今文《诗经》"。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又为毛诗作笺，因此流传至今；而其他三家"今文《诗经》"均已失传。
历代研究《诗经》的学者甚众。影响较大的有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辑注较为完备。现代研究《诗经》的书籍有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与《诗经选译》等。
（三） 关于《诗经》内容的研究古人论述《诗经》内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为"六义"之说。
"六义"之说始于卜商的《诗序》。他在论述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之后，总结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并解释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导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这种把"风"、"雅"、"颂"、"赋"、"比"、"兴"笼统归结为"六义"的说法并不科学。其实，"六义"中的"赋"、"比"、"兴"属于创作手段，我们在后面论述《诗经》的艺术特征时将会具体分析涉及；"六义"中的"风"、"雅"、"颂"则是《诗经》在音乐上的分类，虽然与内容有关，但并非对《诗经》内容的科学概括。
近代研究《诗经》的学者，多能摈弃旧说，而从实际出发，依据一定的标准，对《诗经》的内容进行归类研究。如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把《诗经》的内容归纳为三类：一、诗人的创作，像《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丞民》等。
二、民间歌谣。又可分为：（一）恋歌，像《静女》、《中谷有蓷》、《将仲子》等；（二）结婚歌，像《关雎》、《桃夭》、《鹊巢》等；（三）悼歌及颂贺歌，像《蓼我》、《麟之趾》、《螽斯》等；（四）农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
三、贵族乐歌。又可分为：①宗庙乐歌，像《下武》、《文王》等；②颂神乐歌或祷歌，像《思文》、《云汉》、《访落》等；③宴会歌，像《庭燎》、《鹿鸣》、《伐木》等；④田猎歌，像《车攻》、《吉日》等；⑤战事歌，像《常武》等。
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在论述了《诗经》的社会形态与《诗经》和乐舞的关系之后，把《诗经》的内容分为：①宗教性的颂诗；②颂诗的演进；③社会诗的产生与文学的进展；④情歌小曲；等类，以强调文学的发展趋势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此外，也有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为纲归纳《诗经》内容的，也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诗经》进行研究的，如此等等，不再细述。（四） 《诗经》的分类及其艺术特色《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指十五国风，计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一百六十篇，其疆域主要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都为反映人民生活、特别是爱情生活的民间小调。"雅"分大雅、小雅。计：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雅"为"正声"，是用于朝廷和贵族宴飨时的正乐。小雅中有一部分民歌内容，大雅则多为贵族作品。有的可以判断出作者姓名。如《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分别为：三十一篇，四篇，五篇，共计四十篇。"颂"训为"容"，即"样子"、"姿态"，所以，"颂"即庙祭的舞乐，即用来娱乐神祇和祖先的舞蹈音乐。内容多为歌颂性质的诗句。
《诗经》在艺术上的成就，首先是采用了赋、比、兴的创作方法。
鲁迅说：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可见，赋、比、兴的谋篇方法成为《诗经》在艺术上的突出特色。
赋的特色在铺陈。《郑风·溱洧》写郑国三月上巳节，男男女女在溱水洧水两岸自由交往，欢度节日，就采用了铺陈的方法：溱与洧， 溱水长，洧水长，方涣涣兮。 溱水洧水花花淌。
士与女， 小伙子，大姑娘，方秉蕑兮。 人人手里兰花香。
女曰"观乎？" 妹说"去瞧热闹怎么样？"
士曰："既且。" 哥说："已去了一趟。"
"且往观乎， "再去一趟也不妨，洧之外， 洧水边上，洵讦且乐。" 地方宽敞人儿喜洋洋。"
维士与女， 女伴男来男伴女，伊其相谑， 你说我笑心花放，赠之以勺药。 送你一把芍药最芬芳。
通过这个铺陈性的描绘，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繁华都会郊外的欢乐节日场面：溱水和洧水的两岸，一片春水涣涣，风和日暖的景色，青年男女们有的从城里出来，有的从乡下赶来，按着古老的风俗到水边来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但更吸引他们的是借此机会寻觅情爱。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比，就是打比方。所谓"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语）。《诗经》里的许多诗篇中都运用了"比"的谋篇方法。如《魏风·硕鼠》用大老鼠比喻统治者对劳动者的剥削；《邶风·新台》用癞蛤蟆比喻卫宣公，鞭挞他的好色丑行，这些是以物比人。《小雅·鹤鸣》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喻用贤治国；《周南·桃夭》以桃树的繁茂和果实的肥硕比喻女子新婚的美好；《邶风·凯风》以和煦的南风比喻温柔的母爱。这些都是正面作比。也有用否定的方式作比的，如《邶风·柏舟》写一位志士仁人被群小所制，不能奋飞，而满腔忧愤（用余冠英说），用"我心匪鉴"（我的心不是一面镜子）、"我心匪石"（我的心不是一块石头）、"我心匪席"（我的心不是一条席子）从否定的角度作比，就是一例。《诗经》中的比喻手法，有明喻、暗喻、借喻，并有以整首诗作比的。比喻手法的灵活多样，正说明作者丰富的生活知识和锐敏的观察联想能力。他们从自己的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巧妙联想，状物说理，收到了生动豁达的效果。《卫风·硕人》写庄姜夫人的美貌，在叙述描写中用了大量的贴切比喻，成为《诗经》中善用比喻的名篇：硕人其颀， 美人身高有风姿，衣锦褧衣。 衣着华丽罩锦衣。
齐侯之子， 她是齐侯的女儿，卫侯之妻。 又是卫侯的爱妻。
东宫之妹， 太子得臣的妹妹，邢侯之姨， 邢国侯王的小姨，谭公维私。 谭公又是她妹婿。
手如柔荑， 纤纤手指如荑芽，肤如凝脂。 雪白皮肤象凝脂。
领如蝤蛴， 颈项比那木虫白，齿如瓠犀。 牙齿真像瓠瓜子。
螓首蛾眉， 方正前额弯眉梢，巧笑倩兮， 靥然巧笑真美丽，美目盼兮。 媚眼顾盼甜心底。
所谓"兴"，是感物生情，托物起兴，是一种以联想为基础的形象思维方法。"兴"与"比"的区别是："比"是求其相似之点设喻，"兴"则是顺其自然联想开篇，正如清人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所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如《鄘风·柏舟》表示一位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开头以"泛彼柏舟，在彼中河"起兴；《唐风·采苓》讽刺晋献公爱听谗言，开头以"采苓采苓，首阳之巅"起兴，都是求得言语自然与音节和谐，并没有什么深意。而有些起兴的句子则与正文内容有关。如《秦风·蒹葭》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起兴，用来渲染气氛，衬托诗人彷徨忧伤的心情；《周南·汉广》以"南有乔木，不可休思"起兴，表示求偶失望的心绪，在内容上都有了一定的联系。至于如《周南·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开拓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内容的篇章，既是起兴，又是比喻，所以有人认为这首诗是"兴而比也"。《诗经》中的大量民歌成功地用了"兴"的表现手法，从而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总之，赋、比、兴艺术手段的熟练运用，是《诗经》的第一个艺术特色。
《诗经》的第二个艺术特色是创造了四言诗的优美形式。《诗经》的作者们运用四言为基础的句式，采用反复咏唱的方式，成功地写出了周代社会的一幅幅生活画卷。
《诗经》中的四言句式形式丰富，表现力强，可以恰当表现所述思想内容。如：①陈述句--主谓齐全，表述完整。
君子于役， 丈夫服役老在外，不知其期。 要役几年真难猜。
（《王风·君子于役》）
②描写句--主谓分述，两句组合。
窈窕淑女， 美丽善良的姑娘，君子好逑。 正是君子好配偶。
（《周南·关雎》）
③感叹句--省略成份，感情强烈。
挑兮达兮， 来来往往趟赶趟啊，在城阙兮！ 独自等在城楼上啊！
一日不见， 若有一天不见面呀，如三月兮！ 好比隔了三月长阿！
（《郑风·子衿》）
④设问句--以"岂"设问，表示反诘。
大车槛槛， 大车行走车隆隆，毳衣如菼。 毡衣色如苇荻青。
岂不尔思？ 难道我不想念你？
畏子不敢。 怕你不敢来相从！
（《王风·大车》）
⑤排比句--铺陈排列，叙事抒情。
何草不黄！ 什么草儿不枯不黄！
何日不行！ 哪一天儿不在路上！
何人不将！ 什么人儿不奔不走！
经营四方。 东西南北走遍四方。
（《小雅·何草不黄》）
⑥对比句--正反对比，描写抒情。
昔我往矣， 想起我离家时光，杨柳依依； 杨柳啊轻轻飘荡；今我来思， 如今我走向家乡，雨雪霏霏。 大雪花纷纷扬扬（《小雅·采薇》）
⑦灵活句--四言为主，增减灵活。
君子于役， 丈夫当兵去远方，不知其期。 谁知还有几年当。
曷至哉？ 哪天哪月回家乡？
鸡栖于埘， 鸡儿上窠，日之夕矣， 西山落太阳，羊牛下来。 羊儿牛儿下了冈。
君子于役， 丈夫当兵去远方，如之何勿思！ 不要想他也难不想！
（《王风·君子于役》）
第三，《诗经》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双句押韵的基本用韵规律。
在《诗经》中，除《周颂》的少数诗篇不用韵以外，绝大多数诗篇都是有韵的。《诗经》用韵形式丰富多采，但以双句押韵为主。一般说来，句数成双的篇章，韵脚在双句的结尾；一章句数为单句的诗篇，用韵则比较灵活。①四言双句，首句用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
②四言双句，双句用韵--"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风雨》）
③四言双句，双句转韵--"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允之故（转韵）。不遑启居，■允之故。"（《采薇》）④四言双句，起句转韵--"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转韵），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转韵），二三其德。"（《氓》）
⑤四言单句，尾句重韵--"嚖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小星》）
⑥四言单句，自由用韵--"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采葛》）
⑦杂言双句，自由转韵--"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非报也（转韵），永以为好也。"（《木瓜》）
⑧杂言单句，句句用韵--"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间》）
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总之，《诗经》注意用韵，从而使语言自然流畅，便于吟诵、记忆，抒发情怀，而且在大量的成熟作品中形成了以双句押韵的用韵规律，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用韵风格。
第四，《诗经》善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所谓意境，是指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这种境界能使读者通过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诗歌的意境，或高洁，或清淡，或热烈，或悲凉，或雄伟，或壮烈，或深邃，或浅近，均由其客观生活与主观感情制约相融而成。近代学者王国维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见《人间词话》）王国维论的是诗词境界实为主客观相融合一的道理。《诗经》中的许多优秀篇章实为情景交融，意境各异的典范，如《关雎》的幸福意境，《黄鸟》的悲凉意境，《溱洧》欢乐意境，《无衣》的雄壮意境，都跃然纸上，使人可以感受得到，尽受感染。
第五，从《诗经》中的习用套语可以看出其民歌风格。
如《王风·扬之水》、《郑风·扬之水》、《唐风·扬之水》，内容完全不同，却都用"扬之水"开头。《唐风·林杜》和《小雅·杕杜》都用"有杕有杜"开头。《邶风·谷风》和《小雅·谷风》都用"习习谷风"开头写弃妇诗。《周南·桃夭》、《广汉》、《召南·鹊巢》、《邶风·燕燕》、《豳风·东山》都有"之子于归"诗句，而《广汉》的"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和《东山》的"之子于归，皇驳其马"近似。另外，还有不同篇章中成段的套用片断，都说明《诗经》在民间流传咏唱的特色。如：《小雅·出车》后三章均有与其类似的片断：昔我往矣，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今我来思，雨雪载途， 雨雪霏霏。"
王事多难， "王事靡盬，不遑啟居。 不遑啟处。"
（《出车》） （《采薇》）
喓喓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趯趯阜螽。
未见君子，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
既见君子， 亦既见止，我心则降。 亦既觏止，（《出车》） 我心则降。
（《草虫》）
春日迟迟， "春日载阳，卉木萋萋。 有鸣仓庚。"
仓庚喈喈，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采蘩祁祁。"
（《出车》） （《七月》）
《雅》、《颂》中也有不少常用套语。《诗经》中这些套语的存在，也许可以作为《诗经》是官底本的一个明证。
第六，《诗经》中运用了许多写作技巧，生动地表现出诗篇的思想内容，像《东山》的丰富想象；《北山》、《采薇》末章的鲜明对比；《风雨》、《君子于役》的氛围烘托；《大东》的比拟和暗示；《新台》的讽刺；《采葛》的夸张等等，这些篇章都是应用技巧很成功的例子。
（五） 《诗经》的成就与影响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们的时候曾这样说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经》的高度评价与充分重视。以现在的观点看，《诗经》的伟大成就与深远影响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到。（1）《诗经》反映了从传说中的氏族时代到奴隶制往封建制过渡时期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既有中华民族远古氏族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又有上层社会祀神祭祖、歌功颂德活动的记载；既有社会生产劳动的生动描述；又有保卫疆土的战争记载；更有对那一时代人爱情、婚姻和妇女命运的大量吟唱。当然，这些吟咏无不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由于他们在当时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因而对生活采取了或赞颂、或批判、或满足、或抗议的不同态度。就《诗经》中所提到的人物来说，有氏族酋长、天子、大臣、将军、宠妾、国君夫人、小臣、没落贵族、士兵、农民、猎人、劳动妇女、小商人等，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我们可以说：《诗经》是周代前五百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和真实程度上，在古代典籍中都是空前的。《诗经》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
（2）《诗经》开创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传统。从《七月》、《伐檀》、《硕鼠》等一系列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阶级社会是多么的不公：一方面，统治阶级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却可以有千仓百仓的粮食、有宫室、有高车、有驷马、有美酒、有锦衣、有狐裘、有悬貆，他们还可以在野蒿地里任意拉走奴隶们的姑娘，他们死了还要活人陪着殉葬；一方面，人民群众过的却是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或者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或者是"小东大东，杼柚其空"。但是，人民并不屈服，觉悟的劳动者向剥削者发出了强烈的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并且作出"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打算，表现出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此外，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还体现在人民群众对战争和徭役的正确态度上。从《皇矣》、《大明》、《采薇》、《无衣》等诗篇中，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正义战争的献身精神，而对"王事靡趯，不能■稷黍"的繁重徭役，则表现出强烈的抗议。而从大量的反映爱情生活的诗篇中，我们看到了古代人民丰富的爱情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合理追求。《野有死■》、《桑中》、《木瓜》、《萚兮》、《褰裳》、《溱洧》、《关雎》、《狡童》、《葛生》、《柏舟》、《将仲子》、《谷风》、《氓》等，都是《诗经》中有关爱情生活的名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男女青年纯洁的内心、开朗的胸怀以及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和严肃态度。即使是那些表现曲折爱情的诗篇，也在欢乐和痛苦的波澜激荡中闪耀出动人的光辉。
（3）《诗经》的语言非常丰富。据杨公骥《中国文学》所讲，《诗经》使用了2949 个单字，如果把一字多义的情况估计在内，那么，字义的单位约有3900 多个。
《诗经》中所使用的各类名词已十分繁多了。仅就"鸟兽草木之名"计算：其中有木本植物54 种，草本植物100 种，鸟类38 种，兽类27 种，昆虫和鱼类41 种。如此众多的鸟兽草木之名，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也反映出那一时代人民对自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像《豳风·七月》："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科学价值。
《诗经》中所使用的动词也很丰富。如关于手的不同动态的词就有按、攘、抱、携、指、掺、挟、挹、握、提、拊、拾、掇、采、拔、抽、捣、搔、投、折、授、搏、招、击等五十多个，这样，便可得心应手地描写动作形态。如《芣苢》一诗，用六个不同的动词，就简练而生动地传达了采集芣苢的劳动过程。
《诗经》中形容词的运用极为生动贴切。如以"灼灼"状桃花之鲜，以"依依"尽杨柳之貌，以"杲杲"写日出之容，以"杲杲"拟雨雪之状，以"喈喈"逐黄鸟之声，以"喈喈"学草虫之韵等等，这些叠字的运用使景物栩栩如生，宛在目前耳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出现了许多复合词，这种构词方法，为我们民族语言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诗经》中的许多复合词，经过两千五百多年，直到今天仍然保有鲜活的生命力。例如：中央、永久、光明、正直、婚姻、家室、伤悲、踟蹰、流离、流亡、朋友、邂逅、■勉、逍遥、翱翔、酒食、衣裳、衣服、饥馑、劳瘁、休息、瞻望、宾客、劳苦、艰难、饥渴、饮食、疆土、经营、震惊、伫立、甘心、改造、洒扫、女子、妇人、旷野、大路、高山、中国、农人等。有些成语，源于《诗经》如："人言可畏"、"辗转反侧"、"高高在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可救药"、"同仇敌忾"、"万寿无疆"等，也一直流传运用至今。因此，不论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诗经》对后世语言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4）《诗经》在春秋时代及在上层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事实上，春秋时代的士大夫们已经把《诗经》作为语言辞令的教科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是说《诗经》已经成为当时外交场合中常用的表意语言。这从《左传》、《孟子》的有关篇章中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左传》隐公三年（公元前720 年）赞颂宋宣公知人善用，便引用《诗经》中的语句说："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孟子在与齐宣王论述和邻国相交有什么原则和方式的时候，曾经一再借用《诗经》的句子说理。先说："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害怕上帝有威灵，［因此谨慎小心，］所以得到安定。）又说："《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组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①（诗句的意思是："我王勃然一生气，整顿军队往前去，阻止侵略莒国的敌人，增强周国的威望，因以报答各国对周国的向往。"）当然，这种表达往往是断章取义的，并不一定符合《诗经》诗句的原意。到了汉朝，经师们往往无中生有地在《诗经》每首诗中去找寻"美"、"刺"（赞美、讽刺）的影子，附会封建的教条，这就使《诗经》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但这种《诗经》释义现象已成为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在读古籍时应该具有历史观点，才不致产生误解。（5）《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先继承了《诗经》传统的是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他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传统中那种对黑暗势力不屈服的反抗精神与民歌表现形式，写成了壮丽伟大的抒情诗--《离骚》。《文心雕龙·辨骚篇》说屈原作《离骚》是"取镕经意"，"自铸伟词"。所谓"取镕经意"就是"取镕"《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的意思。
《诗经》对西汉作家司马迁也有深远影响。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自述创作《史记》的动机时曾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汉代乐府民歌直接继承《诗经》那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写出了许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像《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这样艺术上极为出色的作品。
建安诗人曹操、蔡琰、王粲、陈琳、曹植等人继承了《诗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抒写抱负、感伤乱离的著名诗篇中体现出"建安风骨"，真实地反映出那个风云时代。"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苦寒行》）从曹操的这句深刻感慨中，足可以见到《诗经》的影响。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其情歌和《诗经》中的爱情歌曲一脉相通；北朝乐府的刚健风格常使人联想起《秦风·无衣》，并且出现了《木兰诗》这样光辉的诗篇。
唐代诗人陈子昂是诗歌革命的旗手。他以"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
为两面旗帜向齐梁绮靡的诗风进攻。所谓"风雅兴寄"正是《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比前代的文人作家更忠实地遵循了《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创作出像《三吏》《三别》等名垂后世的优秀篇章。《新婚别》与《卫风·伯兮》、《兵车行》之与《唐风·鸨羽》在思想感情上的一致，绝不是偶然的。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不仅在他的讽喻诗的创作中遵循着《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在他革新诗坛的理论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正是在总结了《诗经》的创作成就之后而得出的结论。他的号召和主张，在中唐时代形成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
总之，《诗经》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诗经》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①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社会变革与散文勃兴散文是在文字出现以后形成的最适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从甲骨文的卜辞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简单的散文雏型。后来，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记言记事，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但这时的记言、记事散文，均是"为君"而写，可谓官方文字，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而出现的散文勃兴局面并不相同。散文，只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 时代需要新型的记事论辩散文周平王东迁以后，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急遽变化，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地主阶级逐渐兴起。他们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都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探讨治国的方案。一方面，国有大事，互相赴告；会盟朝聘，史不绝书；褒善贬恶，直笔不隐。一方面，各种治世之策应运而生，或儒或墨，或法或老，任其选用治国。而良史和哲人则横溢才华，论其所当，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散文勃兴、百家争鸣的社会根源。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写道：上古文学，在诗歌一方面，不过有《诗经》与《楚辞》的两个总集，伟大的作家也只有几个人。但在散文一方面，作家却风起泉涌，极一时之盛。或为哲学家，或为政治家，或为辩士，或为历史家，或为专门的学者。各有所长，各有所见，各有所执持。他们是抒达自己的意见而无讳避的。他们没有什么传统的信仰与意见的束缚，他们各欲为开山祖，也各有他们的信徒。这个时代，论者每以为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虽然他们并不以文学为业，但他们的文章，却也是光彩焕发，风致遒美，其结构的严整，文句的精粹，都为汉以后散文家所少见。他们每能以盛水不漏的严密的哲学思想，装载于美丽多趣的文字里，驱遣着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活泼而有情致的文辞，为他自己的应用。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不惟成了哲学上的名著，也成了文学上的名著。
他们都是生活在从公元前五百七十年（周灵王时）到公元前二百三十年（秦始皇时）之间的一个时代的。这一个时代，即所谓春秋战国的时代。这时，中国的各地，尤其是黄河流域，都继续的陷在局部战争的情形之中。争战不休，兵戈时举。一切的传统的道德与思想都已被打得粉碎，政治上社会上的纷纭已达于极点。于是新创的哲学思想与政治观念便应运而出。有的人表白出消极的厌世的破坏思想。有的人还要努力的维持古代的传统思想，保存古代的一切良好的制度，积极的与社会相争斗。有的人欲以仁爱及实用之学，来挽救这种的扰乱与民间的疾苦。有的人则更欲以严明的政治及法律来统辖这种的纷扰的局面。这些都是由社会的自然的趋势里，酝酿出他们的哲学来的。重要的派别有三：即所谓儒、道、墨者是。道家抱消极的厌世思想，儒家则主张保守与用世，墨家则以救天下博爱为己任。更有持极端的个人主义，虽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肯为的杨朱，以严刑峻法统治一国的商鞅、韩非，以诡辩伏人而自喜的公孙龙、邹衍等等。但他们的影响究竟没有儒、道、墨三家那末大，他们的跟从者也没有儒，道，墨三家那末多。这三派的哲学家，各有其开山祖，儒家为孔丘，道家为李耳，墨家为墨翟。这一个时代，恰好也是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利斯多德，西诺诸人相继而起。我们没有阿士克洛斯、伏里辟特似的大悲剧家，然而我们却有许多的哲学家，足以与希腊哲学界东西相辉映①。
郑振铎先生的论述，生动地讲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革与散文勃兴的关系。
（二） 士阶层的兴起为散文勃兴创造了条件士，本为殷商以来最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时，士每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有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也有参加农业生产的。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
士在统治阶级中地位虽然不高，然而由于士有文化，却往往有自己的主见与骨气，多为统治者所敬重，成一家之言的士，在当时的社会纷争中，有时甚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对士的性质和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室东迁以后，奴隶制社会逐渐动摇。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阶级都在转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奴隶主贵族而上升到统治地位。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出新型的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士的阶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另外，没落的贵族，新兴的地主也有研究文学而加入士这一阶层行列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均不执政，而只是研究学问，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是由于他们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所以，在他们的著述、主张中，较多地体现出同情人民或有利于人民的思想与观点，而成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士阶层中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像孔丘、李耳、墨翟、孙武、韩非均为某一学派的开山之祖或集大成者。他们通晓文化知识，具有专门学识和实际才能，因而受到各国执政者的尊重。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末年，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苏轼在《志林·养士论》中说："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可见当时尊士风气之盛。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延揽如恐不及。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反映出士阶层在当时活跃的盛况。
士的活动，在学术流派上表现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等。
其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孔丘、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钘，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陈相，纵横家的苏秦、张仪等，都巧运簧舌，奔走于诸侯之间。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所以其代表人物李耳、庄周只以《道德经》、《南华经》论述其人生观点；法家的韩非口吃不善言谈，却能精心著述，写成《韩非子》一书而集法家之大成。总之，他们都是这一社会变革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或对社会政治产生出巨大影响的士阶层的优秀代表人物。他们出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利益需求，著书立说，据理争辩，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这就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蓬勃发展的又一个原因。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 年版，第67-69 页。（三） 这一时期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发展的概况早期的历史散文《春秋》，只是一部简单的以年纪事的历史纲要。后来出现以《春秋》为纲的"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其中以《左传》内容最为丰富。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简单的以年纪事已经不能满足政治、外交活动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以国别总结政治经验的《国语》和以国别记载政治外交经验的《战国策》。这种新型的历史著作，情节丰富，人物生动，描写细致，说理充分，充分显示出春秋战国历史散文的时代风貌，而成为后代史传散文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包括了不同学术流派和政治观点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为各家的代表著作。诸子散文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在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体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均已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论说更为充分严谨。
此外，还有《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书，议论中带有故事，可视为后世小说的先河。
五、《左传》《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是我国古代一部编年史巨著，同时也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
（一） 《春秋》与《左传》中国是一个很重视历史文献的国家，修著史书的传统开始得很早。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汉书·艺文志》这是说，古代王室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他们在君王左右，有的掌管记事，有的掌管记言。记事的，名曰"春秋"；记言的，名曰"尚书"。墨子就说过他曾见过"百家春秋"，可见"春秋"本是古代史书的一个普通名词。我们这里所讲的《春秋》则指由孔子编成的古代鲁国史书。
《春秋》这部书，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所编。也有学者认为是官修史书①。它从鲁国隐公元年（前722 年）写起，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 年）停笔，简要地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大事。全书共一万六千余字。《春秋》在记述事件时，使用了简洁而严谨的格式。例如，它记事的结构，一般以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何人、发生何事，结果如何为先后次序，系年记事，有条不紊。如：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春秋》语言朴素而精确，如它记载战争时，往往根据战况和作者对某一次战争的看法分别选用伐、侵、袭、克、灭、取、歼、追等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暗含出是非观点和褒贬倾向，所以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
当然，《春秋》还只是一部提纲式的史书，语言过于简单，缺乏具体描写。但它记事清楚有条理，语言平浅精确，如僖公十六年记：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寥寥十余字，叙述得简练明白，错落有致，比起"佶屈聱牙"的《尚书》来，已大大进了一步。
《春秋》虽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但由于被后世奉为儒家的一部经典，它的以事实为根据表达观点的创作方法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后世文人常把《春秋》的写作风格--行文简要以及暗含褒贬奉为写作的圭臬。西汉经生传述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种"用实事说话"的写作方法，被称为"春秋笔法"，尤为后代史家所遵循。我国
① 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 年版，第94 页。
历代的历史著作大都注意史实，尽量利用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仅以某些事件作为例证来发挥自己的见解，很少有空洞说教之作，因而史料价值很高。同时，也使后世的散文作家们写作时都讲究含蓄蕴藉。这种精炼、具体、含蓄的文风，使得作品说服力强，启发性大，易于把握而又耐人寻味。
《左传》是以《春秋》为纲，扩展而成的历史著作。西汉人称它为《左氏春秋》，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这样称呼它。东汉人认为它是为了传（阐释）《春秋》而写的，故改称它为《春秋左氏传》，后世简称为《左传》。与《左传》并存的还有公羊高所作的《公羊传》，谷梁赤所作的《谷梁传》，过去并称它们为"春秋三传"。三传之中，《公羊》、《谷梁》以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多有穿凿附会之谈。不如《左传》附之以史实来得客观准确。比如庄公十年，《春秋》经文中有"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二月，公侵宋。"等文字。《公羊传》就"公侵宋"发挥说："曷为或言侵、或言伐？■（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谷梁传》就"公败齐师于长勺"解释说："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而《左传》则从史实着笔，写了一篇著名的历史战例：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未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弛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由此可见，《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虽同为《春秋》作传，但它的作用和价值远非其他二传可比。
（二） 关于《左传》的作者与时代《左传》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司马迁和班固都在其著作中明确地说过《左传》的作者是盲人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语·公冶长》但唐代以后，许多学者都提出异议，如南宋叶梦得说：左氏鲁之史官，而世其职，或其子孙也。古者以左史书言，右史书动，故因官以命氏。《传》初但记其为"左氏"而已，不言为丘明也。自司马迁论《春秋》，言"鲁君子左丘明。。"班固从而述之。。。固以丘明为名，则"左"为氏矣；然迁复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按：《姓谱》有"左氏"，有"左丘氏"，迁以"左丘"为氏，则《传》安得名"左氏"耶？至刘歆附会《论语》，以为"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此则专门之家，欲以辩求胜，而非其实也。。。今《春秋》终哀十四年，而孔子卒；《传》终二十七年，后孔子卒十二年。辞及韩、魏、知伯、赵襄子之事，而名鲁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为经，而续之，知孔子者固不敢为是矣。以年考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鲁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赵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辞，反以哀公逊于越，尽其一世之事为经，终泛其后事。赵襄子为最远，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后襄子复几何时。岂有与孔子同时，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为丘明，自司马迁失之也。唐赵氏虽疑之，而不能必其说。今考其书，杂见秦孝公以后事甚多。以予观之，殆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也。
《春秋考》卷三：《通论》叶梦得认为《左传》的作者为"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这是有道理的。现代一般人都倾向于认为《左传》一书是战国初年的作品。
（三） 《左传》的思想内容《左传》以《春秋》事略编次，用鲁君世袭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为序，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写起，一直写到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 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 年）为止，前后叙述了268 年的历史。其书"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总之，从性质看，《左传》仅仅是借助《春秋》为序的一部独立编写的历史著作；从取材看，它博采了当时的其他史籍和文化典籍及口头史料，全书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篇幅近二十万字，远非《春秋》可比；从观点看，也不同于《春秋》的"尊王"正统思想，而表现出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
1。突破了"天命"观念殷周奴隶主统治时期，有神论的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当时认为天神或上帝是天地间的最高主宰，所有自然现象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都被说成是"天"或"上帝"的意志力量所致。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也以此维护其对人世间的统治。
西周末年以后，随着奴隶主统治地位的动摇，"天"或"上帝"的绝对权威也逐渐产生动摇。代之而起的是"天人相分"的思想，即认为"天道"不能干预人事，或不能完全干预人事。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世界观。《左传》通过历史记载，肯定了这种进步思想：夏五月，火（火星）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左传》昭公十八年古人迷信，认为火星出现，就要发生火灾。当时，火星出现后，随着大风，宋、卫、陈、郑几国都接连发生火灾。郑国大夫裨灶，主张以宝物祭神以禳除火灾，说如果不这样做，郑国还要再次发生火灾。而郑国的执政子产却以"灶焉知天道"为由不予理睬，结果，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这就用事实肯定了"天人相分"的进步观点。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虢国国君派太史嚚去祭享神，太史嚚则回答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从《左传》的记载看，当时确有某些有见识的人，已渐渐对天道、鬼神之事开始怀疑，转而重视人的作用。《左传》以肯定的态度记载了这种新思想，忠于事实。这是很可贵的。
2。表现了民本思想《左传》在君、民关系上，比较重视"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本思想。如书中记述，鲁国大臣季氏由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的措施而取得了鲁国的政权，鲁昭公却因为失掉民心而被逐出国。昭公二十五年记乐祁说："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又借史墨的话对这件事评论说，"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昭公三十二年）《左传》用肯定的态度记载了季氏因得民而得政，鲁君因失民而失位，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在混乱的诸侯争霸中，陈怀公拿不定主意亲谁远谁，便召国人而问，其中有个叫纪逢滑的给他作了精辟的回答：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无见其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虽然由此而结下了吴陈之怨，但纪逢滑这种以民本思想衡量国运的观点无疑是进步的。
春秋以后，战争频繁。《左传》写战争的胜否，往往从统治者是否能争得民心上找教训。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师大败，楚国荣季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民本思想是当时的进步思潮，《左传》以敏锐的思想触角抓住并记录了这样一些历史资料，是难能可贵的。3。概括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左传》以《春秋》为纲，借助丰富的史料，概括了春秋及战国初期的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从王政衰微，郑国初图霸业写起，写到楚国强凌江汉诸国，写到齐桓公的霸业，宋襄公争霸，晋文公争霸，秦穆公霸西戎，楚庄王的霸业，晋景公争霸服齐，晋厉公争霸胜楚，晋悼公复霸，晋楚弭兵，郑子产为政，晏婴相齐景公，孔子事迹，吴王阖闾入郢，吴王夫差北向争霸等广泛的政治、军事、文化内容。其中还涉及到军事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记载。作者写史，全以事实为据，把历史通过活生生的故事展现出来，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如展喜犒师，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而且表现出柳下惠这位贤人的正义与才华：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即柳下惠）。齐侯未入境，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正是由于忠于史实，所以，《左传》又体现出"不隐恶"的态度，如实暴露了统治者的暴行、丑行。如作者于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膰，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宣公十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这种君臣皆与夏姬通奸而又相互戏谑的情景，跃然纸上。而僖公三十三年，记载郑商人弦高犒赏秦师，暗中给国家通报信息，从而解救了郑国的一场兵难；定公四年记载，楚国申包胥哭秦庭，终于说服秦国出兵，拯救了祖国的危亡等，又表现出百姓臣民的爱国精神。
总之，《左传》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它不仅为我们汇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化资料，而且还表现出作者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当然，它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四） 《左传》的艺术成就《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它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并善于对庞杂的历史资料加以精心剪裁和安排，使之故事化，这就使它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文学色彩。《左传》的许多重要篇章，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故事首尾完整，层次分明；结构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格外引人入胜。
1。《左传》十分长于战争描写《左传》全书所记大小军事行动有三、四百起之多，其中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齐、晋■之战，齐、鲁长勺之战等。这些重大战役都记述得首尾完整，生动具体。
《左传》写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不仅仅把战争看成是刀光剑影的搏斗，而是将战争视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较量。它写战争，一般是先从战前写起，首先描写战争双方的政治情况，人心的向背，对战争的准备，以及各种外交上的斗争，然后才写到战场上的交锋，而对战斗本身的描写，往往也着重写战术的成功或失败，使人深刻地感到战争的胜负绝非偶然。例如，对城濮之战的描写，直接写到战争的文字不到三分之一，而对晋、楚两国战前的外交纠纷，君臣情况，兵力、士气做了充分的描写，以至双方的胜负，早就在读者的料想之中。
《左传》还善于在战争描写中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请看晋、齐■之战中的两个精彩场面：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入，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
癸酉，师陈于■。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殽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吾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齐国君臣的骄傲轻敌，晋国指挥中心三位将领以国事为重的献身精神都跃然纸上。
2。《左传》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历史，是由人物和事件组成的壮丽画卷。作为以事实为主体的史书巨著，《左传》又长于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表现人物的活动，即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来立体化地表现人物的思想与性格。如《曹刿论战》中，以曹刿不顾乡人劝阻而执意入见鲁君，表现其爱国之心；以其与庄公战前、战中、战后的谈话，表现出其超人的见识、才智、性格、风度。这样，一位古代平民军事家的形象便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渐呈现出来。
再如僖公二十三年记述晋公子重耳被迫离国出奔中的性格表现，也很动人：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 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其）［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重耳这位贵公子遇难而奔，却骄性未改的生动形象。
3。《左传》语言简练生动，富有哲理《左传》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所用语言均极为简练、准确，描写人物生动传神，言事说理富有哲理。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晋殽之战，写晋国俘虏了秦国的三帅，晋襄公听母后文嬴的话，把他们都放走了。晋元帅先轸对此非常不满：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可谓形神兼备，所言发人深省。
再如昭公二十年论为政宽猛也是一段富有哲理的文字：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聚］人千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母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之。"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五） 《左传》对后世的影响《左传》是我国最早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书，同时也是一部长于修辞的文学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徐仲舒先生的意见，《左传》成书之后，即在三晋流传。《汲冢书》有《师春》一卷，与《左传》记卜筮事无一字之异，这就是《左传》在魏国编写或首先在魏国流传的证明。《战国策》载虞卿之言："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实与《左传》所引《书经》的"居安思危"相同，可见，虞卿所称的《春秋》即《左氏春秋》。虞卿为赵国上卿，证明《左传》流行于赵。《韩非子》著作中也有《左传》的内容。
汉代以后，《左传》流传日广。河间献王刘德爱好搜集传播古代文化，还立了《左氏春秋》博士，专门讲授《左传》。《汉书·儒林传》载这一派半官学传授《左传》的情况时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左氏春秋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传》，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尹更始为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瑯琊房风。可见《左传》在汉初流传之广，甚至出现了《左传》章句。
《左传》与《春秋》合编，成为儒家的一部经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学派所谓的"文"其实是指"文化"，主要是历史经验、政治哲学、以及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方面，《左传》正是《春秋》的绝好辅助材料。司马迁推寻《春秋》之义以为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之后，孔门弟子要系统地总结孔子遗教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有了《春秋》这样的简明提纲，有了《左传》这样丰富而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它的印证，自然就"深切而著明"了。
《左传》在史料和写作方法上，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不少取材于《左传》。总之，这部搜罗广泛，丰富多采的史学巨著，对后世史学、散文乃至小说、戏剧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六、其他历史散文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除《左传》外，还有《国语》、《战国策》以及汲县古墓中发现的一些史书，如《穆天子传》等，秦汉间成书的《晏子春秋》一般也归到先秦时期叙述。
（一） 《国 语》《国语》是一部记录、整理于战国时期的史籍，全书共21 卷，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战国初期（约公元前967-公元前453 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事迹。其中以《晋语》分量最多，共九卷；其次为周，三卷；鲁、楚、越各二卷；齐、郑、吴各一卷。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它对史实采取重点选录的方式，目的在于取得经验教训，供执政者参考，而不注意是否符合历史的全面系统的发展情况。
1。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少卿书》）可见，《国语》的作者是个盲人。但从《国语》所记的内容分析，这个左丘明并非与孔子同时的那个左丘明，或者是与孔子同时的盲人左丘明作为瞽史记诵古事，由后人加以整理，仍依托他的名义。正如古希腊盲歌者荷马的史诗，是由旁人记录整理的，作者仍标为荷马。
民族文化工作者李家瑞曾经研究过中国卡佤族传述本村历史的方法：卡佤族（西盟）有一种传代木刻，也是记事性质的木刻。他们在每年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要召集全村老小一齐尝新，由年老的人口头传述本村历史，就拿出历代相传的一根木刻。木刻两侧都刻着许多刻口。每刻口代表著一桩事件，刻口深的，表示重大事件；浅小的表示事件轻小。有时新发生一桩事件，也照样加刻上一个刻口。讲述的老人主要是指示给族人某一刻口是记本村的某事和某村人结下的仇怨，已经报复过或未报复过，其意义是要族人记著仇怨不忘报复而已。而村中其他事件也借这个机会，口耳相传延续下去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木帮助记忆。所谓"史不失书，矇不失诵"，讲的就是古代传诵历史的方法。瞽矇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成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总集。
瞽矇是乐官，同时也是传诵历史或歌唱历史的人。后来，瞽矇失职，他们还要以说唱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南宋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国语》中许多故事，具体细微，杂有推测想象成分，很可能与瞽矇的传诵增添有关。从《国语》内容分析，其作者无论是否左丘明其人，但这位作者学识渊博，懂得"天道"、历史、音乐、文化知识，则是无疑的。
2。《国语》的思想内容《国语》虽然分别记载了八个封国的史实，但从实际内容来看，并非八国史实的全貌，而只是其中的部分事件。其中除了《周语》是较为系统地记
① 《文物》月刊1962 年第1 期。
载了从西周穆王经厉王、宣王、幽王、惠王、襄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直到东周敬王历代各朝事迹之外，其余各国所记述的内容则多为历史片断。如《鲁语》只着重记载了臧文仲、里革及敬姜等几个人的逸事，《齐语》只记录了管仲相桓公时的政治外交措施，《郑语》仅仅记载了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话，《楚语》则着重记述了灵王和昭王二君，而《吴语》和《越语》则集中叙述了吴越争霸及勾践灭吴的故事。《国语》中《晋语》篇幅最长，约占全书二分之一弱。《晋语》九卷之中，前四卷专门叙述晋献公和他的几个儿子争夺权位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晋献公听信后妻骊姬的谗言，致使太子申生屈死，次子晋文公颠沛流离。这一段的描写异常精彩：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殁，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骊姬曰："妾亦惧矣。吾闻之外人之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杀君而厚利众，众孰沮之？。。今夫以君为纣，若纣有良子，而先丧纣，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钧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纣之善否哉？君欲无恤（忧），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忧）之，其何及矣！"公惧曰："若何而可？"骊姬曰："君何志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释君。且君其图之，自桓叔（献公的曾祖）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翼为晋之故都，桓叔祖孙四代侵灭了原来同族的旧晋君）。"公曰："不可与政。我以武与威，是以临诸侯。未殁而亡政，不可谓武；有子而弗胜，不可谓威。我授之政，诸侯必绝；能绝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国，不可忍也。尔勿忧，吾将图之。"
这几乎类似于小说了。因为骊姬的"枕边风"不可为他人知晓，所以这些情节多为虚构。但是这种虚构却又合情合理。骊姬以守为攻，抓住献公具有强烈的权力欲这一要害，一步步离间了他与申生的亲子之情。献公看来并不昏庸，他对众人批评他惑于骊姬也是有察觉的，所以骊姬先是哭哭泣泣请献公把她杀掉。她知道献公是不会这样做的。于是接着便讲太子的坏话。讲得又十分巧妙，说他如何"宽惠而慈于民"。但话锋一转，却得出"杀君而厚利众"的结论，直刺到献公的痛处。又进一步以纣王作比喻，以晋国前代统治者骨肉相残的传统作证，最后以"盍杀我"，乃至以"君盍老而授之政？"相激，终于使献公为维护自己的"威武"形象，而决心除掉太子。对于以"武与威"临诸侯的献公来说，如果骊姬诬陷申生不才或道德缺陷，肯定骗不过献公，然而她却采用抬高申生的办法，使视权势为性命的献公产生了忌妒与恐惧心理，从而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更为深刻。
《国语》中有的篇章表现"民为邦本"的政治历史故事，如《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国语》中还有一些表现人物高尚品德的历史故事。如《晋语·叔向贺贫》就是晋大夫叔向与晋卿韩宣子因贫富问题相互勉励共同进德修业的谈话记录。叔向，晋之公族，姓羊舌，名肹，中军尉佐羊舌职之次子，食邑于杨（今山西洪洞县），亦称杨肹，字叔向，是当时的贤士大夫。其文曰：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
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对曰："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罹）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一朝而灭，莫之哀也，惟无德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