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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巴菲特当然没有写过什么书，但他每年都要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公司年报中给股东写一封信，总结在过去一年中的成败得失。从挑选经理、选择投资目标、评估公司，到有效地使用金融信息，这些信涵盖面甚广。但是，在美国法律教授劳伦斯A.坎宁安将这些信按特定的主题加以组织整理著成本书以前，这些信中蕴含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本应获得的广泛关注。巴菲特本人认为，这本书比到目前为止的任何一本关于他的传记都要好，如果他要挑一本书去读，那必定是这本。
巴菲特是第一位靠证券投资成为拥有几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富豪。在过去的35年中，他执掌的伯克希尔公司每股账面价值从19美元上升至37 987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4.00%（见下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伯克希尔已经是一家资产总额高达1 300多亿美元的巨型企业。没有哪个人的成功是偶然的。读者看完本书之后，想必会对巴菲特的投资理念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也就不难想像他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惊人的业绩。
巴菲特的许多观点与传统的管理与投资教条相抵触。例如，巴菲特认为用股票期权酬报经理会对股东产生毒害作用，他更倾向于直接用现金奖励经理。因为这些经理若是真的看好自己公司的股票，只要到二级市场上去买就可以了。许多公司的业绩增长，是因为留存了本应派发给股东的红利。如果这些用于再投资的留存收益可以产生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的回报，那么留存收益显然是明智的；但若是回报率比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低，那么股东就会蒙受损失。许多公司经理明知回报率低，但还喜欢留存收益，因为公司的业绩毕竟还
是增长了，这样他们手中的股票期权的价值就会提高，这等于是拿股东的钱为自己谋利。
1999年对伯克希尔来说是不如意的一年，其每股的账面价值增长率创下35年来的新低—仅为0.5%。巴菲特在1999年度的年报中开篇便说，即使是乌龙侦探克鲁索（Inspector Clouseau,已故英国影星彼得·塞勒扮演的法国低能侦探）也能看出你们的董事长有罪。他还说自己在1999年的资产配置成绩只能得个“D”。
伯克希尔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它投资的几家大公司在1999年的二级市场表现极糟：可口可乐下跌30.7%；吉列下跌34.1%；联邦房屋抵押贷款公司下跌41%；通用再保险公司下跌50%。幸好，伯克希尔参股的运通公司和花旗银行分别上涨19.9%和51.7%，这才多少为公司挽回一些损失。前几家公司的股价下滑并非由于它们是所谓“旧经济”股，而是因为公司的业绩大幅下滑（见下表）o┌──────────┬─────┬─────┬───────┐│公司 │持股量 │成本 │1999年末的市值││ │ │（亿美元）│ （亿美元） │├──────────┼─────┼─────┼───────┤│运通公司 │50536000 │14.70 │84.02 │├──────────┼─────┼─────┼───────┤│可口可乐公司 │200000000 │12.99 │116.50 │├──────────┼─────┼─────┼───────┤│联邦房屋抵押贷款公司│59559300 │2.94 │28.03 │├──────────┼─────┼─────┼───────┤│吉列公司 │96000000 │6.00 │39.54 │├──────────┼─────┼─────┼───────┤│《华盛顿邮报》公司 │l 727765 │0.11 │9.60 │├──────────┼─────┼─────┼───────┤│富国银行 │59 136680 │3.49 │23.91 │├──────────┼─────┼─────┼───────┤│其他 │ │41,80 │68.48 │├──────────┼─────┼─────┼───────┤│合计 │ │82.03 │370.08 │└──────────┴─────┴─────┴───────┘
说到“旧经济”公司，就必然要提到所谓以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公司。有人认为巴菲特的投资传奇在“新经济”下早已黯然失色，而他的那些投资理念早该扔到故纸堆里去了。但我认为事情正相反。
首先，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犹如蒸汽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场革命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并非直接从事信息技术的公司才能享受革命的硕果。“旧经济”公司也能利用信息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及盈利能力，如柯达公司利用信息技术简化原材料采购环节，结果在产品售价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盈利水平。
其次，巴菲特在书中表述的投资理念是一种基础理念（好比法律中的宪法），新技术革命只会使这种理念不断升华。凭借信息技术的进步，我们也许可以建立一套基于低轨道卫星的高速无线因特网接入系统，这样就可以通过手持式上网设备与身处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人联络，但这终究代替不了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这个道理在投资界中也适用，最基本的东西无法取代。
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是因循守旧）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记得投资大师W. D.江恩曾经说过，许多人在成功之后就全然忘却了自己在走向成功时所遵循的原则，结果遭到了惨败。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巴菲特把手中原先持有的“旧经济”股全部抛掉，转而投入到泡沫遮天蔽日的网络股中，结局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肯定巴菲特能从中大赚一票，但可以肯定那时的巴菲特已经不再是巴菲特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问及巴菲特对网络股的看法时，他总是回答：“没智慧的人有解释，不解释的人有智慧”。
的确有不少人抱怨巴菲特没有买进高通公司（Qualcomm）的股票，因为这家拥有CDMA核心知识产权的公司在1999年上涨了近30倍。我想这种抱怨过于片面。我们当然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巴菲特的“愚蠢”，错过了赚大钱的良机，比如在10年内上涨1 000倍的戴尔（DELL）计算机公司，在两年里上涨100倍的雅虎（Yaho册），等等。我们甚至还可以举证说20年前巴菲特没有到中国来通吃第一套猴年的生肖票，错过了赚多少多少倍钱的良机。似乎，巴菲特不把全世界人民认为他该赚的钱都赚去，他就不是大股王、大投资家。实际上，每个投资者都有自己的投资方式（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样），你可以在外汇市场赚钱，他可以在商品期货市场赚钱，我可以在股市中赚钱，人人都可以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若是大家都一样，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岂不是太乏味了。
我们实在不必苛求巴菲特。我们的确可以抓住一些良机，赚个盆钵满溢，但要想保持长久的盈利纪录简直比登天还难。如果你能每个月将本金增长20%，那么两年下来你的本金将增长79倍，我不必再重复这个老掉牙的例子，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做不到这一点。毕竟，像巴菲特这样成功的人总是少数。
话归正撷．我认为孩本书不仅适合投资者阅读，更适合上市公司的管
理人员阅读。书中论述的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投资、普通股、兼并与收均以及会计与纳税等幸节，构成了一本实用的投资手册。有着开放思想的读者必会从中领略到一个崭新的投资世界。开放的思想是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哪一个人会因为汲取别人的优点而顺度，也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因为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点而衰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我建议你千万不要抱若成为“中国的巴非特”的想法来阅读这本书。同样，那种认为“巴菲特买什么，我也买什么，这样我就可以成为巴菲特，的想法也是极其愚奋的。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成为另一个人。无论你怎么投资，结局只有一个—成为你自己。相信你也会写一部关于你自己的传奇。
本书的问世凝豪了许多人的辛勒劳动。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编者劳伦斯A.坎宁安教授，他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了本书的许多背景细节。
我当然应为本书中出现的翻译上的错误负责。如果你在阅读过程中有什么建议，可以通过我的电子邮件地址：xinchenc@,cn与我取得联系，以便在重印时补正。
陈鑫2003年秋于上海
拜读过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股东的信的读者已经从中接受了课堂中所没有的教育。这些信用平直的语言提炼出了正确商业实践的所有基本原理。从挑选经理和投资目标，评价公司，到有益地利用金融信息，这些信的涵盖面甚广，睿智不朽。
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信处于一种既不容易获得，又没有按任何特定的主题加以组织整理的状态。因此，其中蕴含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本应获得的广泛关注。这本精选集和以此为主题的研讨会的动机在于，通过将这些信传播给更多的读者来纠正市场观念中的无效率。
基本价值分析原理—首先由巴菲特的导师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s和戴维·多德（David Dodd）提出—应当指导投资行为，是贯穿巴菲特各篇明晰易懂文章的主题。将公司经理的恰当角色定义为投人资本的管家，以及将股东的恰当角色定义为资本的提供者兼拥有者，是与该主题相关联的管理原则。自这些主题辐射出的是实用且明智的教程，这些教程涉及从会计到兼
并到估价的重要公司问题的整个范围。
巴菲特的许多教程，与商学院和法学院在过去30年中教授的，以及与同一时期在华尔街和整个美国公司中实践的东西，正好相抵触。那些教学和实践中的许多东西都与格雷厄姆和多德阐述的观点相违背；而巴菲特是他们的高徒，坚定地捍卫着他们的观点。这种捍卫从对现代金融理论慷慨激昂的反驳，到对用股票期权酬报经理的毒害作用有理有据的证明，再到对夸大了的有增效作用的收购和现金流盆轨析的益处有说服力的辫驳。
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源自19世纪初开业的一批纺织厂—的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首席执行官），巴菲特运用了这些传统的投资原理。1964年，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当时它每股的账面价值是19.46美元，而其内在价值则低得多。今天，它的每股账面价值大约是40 000美元，而其内在价值则更高。在此期间，每股账面价值的年复合增长率是24％。
现在，伯克希尔已经成为涉足多种业务—不含纺织—的控股公司。伯克希尔最重要的业务是保险．主要通过其100%拥有的子公司，如GEICO公司（GEICO Corporation）—美国第七大汽车保险商，以及通用再保险公司（General Re Corporation）—世界第四大再保险公司之一来实现。伯克希尔还出版《布法罗新闻报》（The Buffalo News )，并拥有生产或销售的产品范围从百科全书、家具和清洁系统，到巧克力糖果、冰淇淋、鞋子、制服和压缩机的其他公司。伯克希尔还拥有多家大公司相当数额的股权，包括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可口可乐公司（The Coca-ColaCompany）、沃尔特·迪斯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联邦房屋抵押贷款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别称"Freddie Mac"）、吉列公司（The Gillette Company）、麦当劳（McDonald's）、《华盛顿邮报）公司（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和富国银行（Wells Fargo＆Company）。
巴菲特和伯克希尔的副董事长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通过投资具有出色经济特性并由杰出经理经营的公司，缔造了这家超过700亿美元的企业。在偏爱以合理的价格协议收购这样一家公司100%股权的同时，他们
还采用一种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此类公司不到100%股权的“双管齐下的方法”册Double-Barreled Approach），此时他们支付的价格按比例而言远低于100%收购时的价格。 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节省了大笔的投资成本。伯克希尔投资组合中可流通证券的价值，按每股的价格计算，曾从1965年的4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50000美元以上，大约是25%的年增长率。同一时期，每股营业利润从刚过4美元增至500美元左右，即大约18%的年增长率。近几年，这些惊人的成果继续以近似的速率增长。据巴菲特说，这些成果不是出自于什么总体规划，而是出自于集中投资—通过专注于有显著经济特性并由一流经理经营的公司来配置资产。
巴菲特将伯克希尔视做他、芒格率其他股东拥有的一家合伙制公司，而且基本上他所有的200多亿美元。的净资产都在伯克希尔的股票里。他的经济目标是长期的—通过全部或部分拥有一群能产生现金且收益超过平均值的、业务不一的公司，使伯克希尔的每股内在价值最大化。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巴菲特为了扩张而放弃扩张，而且只要公司能产生一些现金并管理良好，巴菲特就不会她弃它们。
如果留存收益并用来再投资产生的利润在长时期内至少能实现与每股市值同比例的增长，那么伯克希尔会这么做。伯克希尔谨懊地使用贷款，而且仅在它得到的与付出的等值时才出售股权。巴菲特识透了会计常规，特别是那些使实际的经济收益模糊不清的会计常规。
巴菲特称之为与所有者相关的公司原则是贯穿本书所有文章的主线。经过组织整理，这些文章构成了一本关于管理、投资、金融和会计的，风格雅致、教义深刻的操作手册。巴菲特的基本原则为对公司各方面问题的丰富见解提供了框架。这些见解绝非抽象的陈词滋调。事实上，投资者应e祖止到1"8)130日，巴非特共持有474 998股伯克希尔的AR,若按1999年末的收市价封
算．g24 699 996月洲〕美元。册译者注
当关注基本面，有耐心，并按常识做出良好的判断。在巴菲特的文章中，这些溉言绝句被落实到了巴菲特在生活和成长中遵循的，更具体的原则上。
很多人猜测伯克希尔和巴菲特正在做什么，或计划做什么。他们的猜测时对时错，但总是愚不可及。不去预测伯克希尔正在进行哪方面的投资，而是思考如何按巴菲特的教诲做出稳妥的投资选择，这些人的境况会好得多。这意味着，他们应当思考巴菲特的论著并从中学习，而不是去效仿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
巴菲特谦虚地承认，他文章中的大部分观点乃本·格雷厄姆所授。他将自己视为格雷厄姆思想用来证明其价值的样板。在允许我准备这本书时，巴菲特说我会成为格雷厄姆思想，以及巴菲特对其实际运用的传播者。巴菲特清楚将他的公司与投资哲学公之于众的风险。但他说，他曾从格雷厄姆毫无保留的教诲中受益匪浅，而且相信传递这种睿智是情理之中的事，即使这意味着树立竞争对手。为此目的，我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按这本精选集反映的主题组织各种文章。这篇对各大主题的导言，压缩出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并将现实的思考贯穿其中。以下即是本书的要点。公司治理
对巴菲特而言，经理是股东资本的管家。最好的经理在进行公司决策时像所有者那样思考，他们牢记股东的利益。但是，即便是一流的经理，有时也会有与股东利益相冲突的利益。如何缓解这些冲突，并培养经理的管家意识，正是巴菲特40年职业生涯矢志不渝的追求，以及他文章的突出主题。这些文章提到了一些最重要的公司治理问题。
首要的一点未在文章中阐明，而是渗透于其间：正直和坦诚在管理者与股东交流中的重要意义。巴菲特讲述事情的本来面目，或至少是他亲眼所见的东西。这种品质将有兴趣的股东吸引到了伯克希尔，他们逐年递增地蜂拥至伯克希尔的股东年会。与大多数股东年会中出现的情况不同的是，伯克希尔的股东年会是关于公司问题的持续的、卓有成效的对话。
除了巴菲特在披露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惯例中所表现出的对所有者的倾向性，以及上面总结的与股东相关的公司原则之外，下一堂管理
课是要省却管理体制的公式。按巴菲特的说法，与教科书中的组织行为规则相反，为一家特定的公司环境制定一条抽象的命令链收效甚徽。要紧的是选择能干、诚实而且勤勉的人。在团队中拥有一流的成员，远比设计等级制度、明确谁向谁汇报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汇报重要得多。
由于巴菲特区别出的公司CEO与其他雇员间的三大差异，所以在选择CEO时应特别审慎。第一，*ICEO表现的标准在操作时不是暇乏就是过于简单，因而CEO的表现要比其他大多数员工的更难以衡量。第二，没有入比CEO的职位更高，因此也就不可能去衡量更高职位入员的表现。第三，董事会不可能担当这一高级职务，因为CEO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按惯例十轨融洽。
重大的改革常常把目标放在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或是加强董事会对CEO的监督上。用股票期权酬报管理人员是一种备受吹捧的选择；而更多地强调董事会的作用是另一种选择。人们预计，将羞事长与CEO的身份和职能分离，设立常务审计委员会、常务提名委员会，以及常务薪酬委员会也是前景光明的改革方案。但是，这些创新解决不了公司治理问题，有些甚至使问题更加恶化。
巴菲特认为，上策是谨慎挑选可以不受赢弱体制束缚而表现优良的CEO。杰出的CEO不需要很多来自所有者的指导，虽然他们可以得益于拥有一个同样杰出的重事会。所以，必须按专业知识、利益和对所有者的倾向性来挑选董事会成员。根据巴菲特的说法，美国公司董事会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董事是按其他原因推选出来的，比如增加董事会成员的多样性或声望。
大部分改革只是泛泛而谈，并未注意到巴菲特区分出的各种童事会地位的主要差别。例如，在控股股东同时也是经理的公司中，董事的权力最为弱小。当董事和经理部门出现轨歧时，除了反对或在更严重的情况下提出辞呈外，董事将别无他法。在另一个极端，董事的权力最为强大，此时公司中有的是不参与管理的控股股东。当出现轨歧时，董事们可将问题直接带给控股股东。
但是最常见的情况是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巴菲特说．在这种公司里
管理问题最严重。如果董事们能够提供必要约束，将会大有裨益，但逍遥自在的董事会常常防止出现约束。巴菲特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要使董事会的效用最大化，那么董事会的规模要小，而且主要应由外部董事组成。在这种情况下，董事能够掌握的最有效武器乃是他或她威胁要辞职。
当然，这些情况都有一个共性：相对一个中庸的经理，面对或解雇一个糟糕的经理要容易得多。巴菲特强调，所有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首要问题是，在美国的企业中对CEO的评估从未在CEO缺席的例行会议上进行。举行没有CEO出席的例会来评审他的表现，将是公司治理中的一项重大改进。
评估CEO的表现远比看起来的困难得多。短期成果和潜在的长期成果都必须加以评定。如果只是短期成果重要，那么许多管理决策将简单得多，尤其涉及那些经济特性已经腐蚀了的公司的管理决策。作为一个极端但非典型的例子，请考察艾尔·邓莱普（AL Dunlap）“使境况不佳的阳光公司（ Sunbeam）峰回路转的攻击性计划。邓莱普解雇了阳光公司一半的员工，并且关闭或合并了公司一半以上的设施，包括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用于纺织业务的设施。在自夸他正在进攻整个公司时，邓莱普宣称他的计划就像诺曼底登陆（Normandy）计划那样精心策划。在以盈利短期底线为首要任务的驱使下，做出这一决定轻而易举。
但是，正如巴菲特在顾及关闭工厂的焦虑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认识到赢得社会团体的信任会源源不断地带来显著的长远利益的话，那么做起决定来就困难得多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伯克希尔老纺织业务的经济特性就已经开始日渐衰微。正是由于注意到伯克希尔的老纺织业务对其雇员和新英格兰地方社区有多么重要，以及管理部门和员工们在应对经济困境时表现出的能力和理解力，巴菲特希望能制定出一个改变其不幸命运的对策。巴菲特把这个处于衰败中的工作支撑到了1985年，但未能使其财
e美国公司的一位主管入员，自称搜长使状态不佳的公司“峰回路转。20世纪80年代，他确
实使几家公司重新焕发生机，包括思考特纸业（Scott Paper），因此被请去治理阳光公司。
阳光公司生产消费类产品、如提灯、烤架、干发器，以及开罐器。阳光公司的销鲁滞后，
竞争环境严酷，因此公司的利润不断下降。邓莱普的计划是关闭公司半数的工厂，就像以
前他对每家公司采取的方案一样。这使他有了’‘链锯·艾尔”（Chainsaw AI）的绰号，因
为这种策略类似于用一把链锯将公司削减，而不是采用更巧妙的技巧，如改进产品和市场
营销手段。—译者注
政状况好转，所以巴菲特最终关闭了工厂。尽管不清楚巴菲特是否赞同邓莱普式的短期主义，但他自己在顾及社区信任度的基础上平衡短期成果与长期前景的方式显然与之不同。这并不容易，但很明智。
有时，管理部门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以一种微妙的或易于伪装的方式相冲突。以公司的慈善事业为例，在大多数大公司中，管理部门把企业的部分利润分配给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由管理部门挑选，其依据常常既与公司的利益，又与股东利益无关。大多数州的法律允许管理部门做出这些决定，只要每年捐赠的总额适度，通常不超过年净利润的10%0
伯克希尔的做法有所不同。在那里，股东们指定公司捐助的慈善机构。每年，几乎所有的股东都要参与按他们选择的慈善机构分配成百上千万的美元。这是针对管理部门一股东关系核心的一种紧张状态所采取的创造性的现实对策。令入诧异的是，其他美国公司并未追随这一公司慈善捐助活动的榜样。部分原因可能是很多美国公司股东缺乏长期持股的特性。若真的如此，那么这证明了美国投资界的短期心理所付出的一种代价。
用公司股票期权奖励主管入员来协调管理部门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的方案不仅被过分吹捧，而且巧妙地掩饰了由期权创造的两者利益间更深层次的分歧。很多公司向管理人员支付股票期权，而期权价值仅仅根据公司留存的收益增加，而不是胜人一筹地运用资本。但是，正如巴菲特解释的那样，仅凭留存收益并将其用来再投资，管理人员就可以报告年度收益增长，而一点都不必提高资本的真正回报。因此，股票期权常常会剥夺股东的财富，并将这些战营品分配给主管人员。而且，一经授予，股票期权就常常是不可撤销的，无条件的，并且在与个人业绩无关的情况下使管理人员得益。
有可能用股票期权慢慢灌输一种鼓励管理人员像所有者那样思考的管理文化，巴菲特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利益协调不可能十全十美。此时，股东被暴露在了资本并非以最优方式投人所带来的股票下跌风险中，而期权的持有者却不会。巴菲特因此告诫正在阅读关于批准期权奖励方案代理声明的股东们，警惕这种利益协调中的不对称。很多股东可以理性地对代理声明置之不理，但这应当成为股东，特别是定期参与提高公司治理
水平的股东机构首先要思考的主题。
巴菲特强调，决定主管人员薪酬的依据应该是其业绩。主管入员的业绩应当用公司的盈利能力来衡量，也就是扣除相关公司运用的资本的费用或留存收益后的利润。如果使用股票期权，那么期权应与个人业绩而非公司业绩相关，而且应根据公司的商业价值定价。更好的做法是，就像在伯克希尔，股票期权并非是主管人员报酬的一部轨。毕竟，因其本身业务的业绩获得现金奖的优秀管理人员，完全可以在他们愿意时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如果他们这么做，那么他们就如巴菲特所言：“站在了公司所有者的立场上”。公司财务与投资
过去30年里最具革命性的投资思想是所谓现代金融理论。这是一套精致的思想，它可以归结成一条简单且误导人的实践含义：研究公开流通证券中的个别投资机会是在浪费时间。根据这一观点，朝股票列表掷飞标为一个投资组合随机挑选一组股票，要比考虑个别投资机会行得通，更能让你富有。
现代金融理论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它认为，你可以通过持有一个分散化的投资组合—也就是，它把民间谚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正式化了—来消除任何证券的特有风险。留下的风险是投资者惟一会得到补偿的风险，据说如此。
留下的风险能够通过一种简单的数学名词—称作贝塔（beta )—来衡量，贝塔显示了证券相对于市场的波动程度。对于在有效市场中交易的各种证券，贝塔充分度量了这种波动风险，在有效市场中关于公开交易证券的信息被迅速而精确地体现在了价格上。在现代金融的故事中，有效市场支配一切。
对这些观念的尊重不仅限于象牙塔的学术界、学院、大学、商学院和法学院中，而且成了过去35年中美国金融界—从华尔街（Wall Street)e华尔街在美国纽约，是多家交易所和机构投资者的所在地；而大街在美国每个市镇都有。从
华尔街到大街意指从职业投资者到普通投资者。—译者注
到大街（Main Street )“—的标准教条。许多投资组合经理仍然相信，股票价格总是准确反映了基本价值，惟一要紧的风险是价格的波动性，而管理这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投资于一个分散的股票群。
作为一系列著名投资者的一部分延续到了格雷厄姆率多德—他们通过逻辑与经脸揭穿了标准的教条。巴菲特认为大多数市场并不完全有效，而且用风险均衡易变性是总体的歪曲。相应地，巴菲特担忧整个一代MBA和JD，他们t身于现代金融理论的影响之下，处在学习错误课程并错失重要课程的风险中。
现代金融理论代价高昂的一次教训来自投资组合保险的扩散—一种电脑化的技巧，在下跌市场中再次调整投资组合。盲目使用投资组合保险加速了1987年10月市场暴跌的来临以及1989年10月市场的突破。尽管如此，它仍有好的一面：它打碎了在商学院率法学院中教授的，并得到华尔街的许多人忠实遵循的现代金融理论。
随后的市场波动性无法用现代金融理论来解释，也无法用众多的其他现象解释，这些现象与小市值股、高红利率股和低市盈率股的行为有关。失效市场的“主菜”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吹破的技术和网络股泡沫，它们以股票价格回旋为标志，这种回旋间歇性地在欢快与优伤之间弹跳，甚至没有与企业价值最远的联系。不断增加的怀疑论者说，贝塔值不能实际侧量重要的投资风险，总之资本市场实际上不足以有效地使贝塔值有意义。
在激起的讨论中，人们开始注意巴菲特的成功投资纪录，并呼唤回归格雷厄姆一多德的投资和企业治理方法。毕竟，在40多年中，巴菲特已经产生了20%甚至更高的年回报，这是市场平均值的2倍。在此的20年前，本·格雷厄姆的格雷厄姆一纽里公司（Graham-Newman Corp.）做了同样的事。正如巴菲特强调的那样，格雷厄姆一纽曼和伯克希尔使人震惊的业绩值得落敬：样本规模足够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已实现了这些业绩，而且没有受到几次幸运经历的歪曲；没有数据挖掘；而且这些业绩是纵向的，未经后见之明挑选。
受到巴菲特业绩的威胁．现代金融理论的顽固饭依者对巴菲特的成功
诉诸奇怪的解释。也许他仅仅是幸运—打出《哈姆雷特》（Hamlet）的那只猴子—或者他可以接触到其他投资者接触不到的内部消息。在不承认巴菲特时，现代金融理论的热心者仍然坚持说，投资者的最佳策略是根据贝塔值或者投飞镖分散投资，并持续重新配置投资组合。
巴菲特以讽刺和建议回应：讽刺是他的投资哲学的饭依者很可能应该捐助学院和大学中的教授职位，确保有效市场教条的永久教授；建议是别理睬现代金融理论，以及对市场的其他准成熟的观点，并专注于投资编结（investment knitting）。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以通过长期投资于指数基金来实现。或者，它也可以通过在投资者的评估能力范围内，对企业进行冷静的分析来做到。按这种思考方式，要紧的风险不是贝塔值或者波动性，而是从投资中受损或受伤的可能性。
评估这种投资风险需要考虑公司的管理层、产品、竟争者率负债水平。这种调查是，一项投资的税后回报是否至少等于最初投资加上公允回报率的购买力。主要相关因素是企业的长期经济特性、管理层的质t与整体性、未来的税率或通货膨胀率水平。也许这些因素是模栩的，尤其在与贝塔值的诱人精度相比时，但关键在于对这些间题的判断不可避免，除了投资者的不利条件之外。
巴菲特指出了贝塔值的荒谬，他说：“一个相对市场已经陡直下跌的股票……在低价位时比它在高价位时变得‘更有风险了’。’—这就是贝塔值如何度盆风险的。同样毫无帮助的，贝塔值不能区分“卖宠物石（petrocks）或呼拉圈的单一产品玩具公司与另一家惟一产品是大富翁游戏（Monopoly）或者芭比娃娃（Barbie）的玩具公司之间的”内在风险。但是普通投资者能够通过考虑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类产品公司的竟争方法来做出区分，而且还可以断定何时股票价格的基跌意味者买人的机会。
与现代金融理论相反，巴菲特的投资编结并没有规定分散化。即便不在投资组合中，至少在所有者的头脑里，它甚至可以称作集中化。对于投资组合集中化，巴菲特提醒我们，凯思斯—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滋的经济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精明的投资者—相信，投资者应当把相当大的资金
投人到两三家企业中，他熟悉这些企业，而且企业的管理层也值得信任。按照这个观点，当投资和投资考虑被散布得过于空洞时，风险就上升了。金融和思维的集中策略或许会减少风险，它提高了投资者考虑企业的强度，以及在购买之前他必须对基本特征所具有的舒适水平。
按巴菲特的话说，贝塔值的流行疏忽了“一条基本原理：近似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强”。长期投资成功不是靠研究贝塔值，并维持一个分散的投资组合，而是靠认识到作为一名投资者，你是企业的所有者。通过买卖股票来容纳期望中的低贝塔值的剖面，用这种方法重新配置投资组合，挫败了长期投资的成功。这种“在花丛中飞来飞去”以价差、手续费和佣金的形式征收了巨大的交易成本，还不用说税。巴菲特开玩笑说，称那些在市场中频繁交易的人是投资者，“就好比称那些频繁进行一夜情的人是浪漫主义者”。投资工作对现代金融理论的民间智慧扭过了头：不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们从《傻瓜威尔逊的悲剧》（Pudd'nhead Wilson）中得到了马克·吐温e的建议：“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看住这只篮子。”
20世纪50年代，巴菲特作为哥伦比亚商学院的研究生，从本·格雷厄姆那里学到了投资的艺术，而且后来在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工作。在一些经典著作中，包括《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格雷厄姆曾经介绍过历史上某些最深刻的投资智慧。它拒绝了普遍存在但却错误的思维定式，也就是把价格与价值等同起来。相反，格雷厄姆认为价格是你支付的东西，而价值是你获得的东西。这两件事难得一致，但大多数入难得注意到差别。
格雷厄姆最意义深远的贡献之一是生活在华尔街的一个人物，市场先生（Mr. Market）。他是你假设的生意合伙人，他每天都要买人你在一家企业的权益，并按流行的市场价格卖给你他的权益。市场先生喜怒无常，容易在喜悦与绝望之间疯狂摆动。有时他的出价比价值高；有时他的出价比
价值低。他越狂躁抑郁，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就越大．因而他提供的投资机会就越大。巴菲特再次介绍了市场先生，强调格霄厄姆对总体市场的离言对于有纪律的投资计划来说是多么有价值—尽管现代金融理论家不认识市场先生。
来自格雷厄姆的另一个看要谨慎遗产是他的安全空间理论（margin ofsafety）。该理论认为，一个人不应当在一种证券中进行投资，除非有足够的证据相信支付的价格比证券带来的价值低得多。巴菲特遵循这个理论，他注意到格雷厄姆说过，如果一定要把稳定投资的奥秘浓缩成4个字，那么它们就是：安全空间。在第一次读到它之后的40多年中，巴菲特仍然认为这些字是正确的。尽管现代金融理论的狂热轨子利用市场效率来否定价格（你支付的）与价值（你得到的）之间存在差异，巴菲特和格雷厄姆把它看做世界上的全部差异。
这种差异还说明，“价值投资，，这个术语是一种多余。所有真正的投资必须基于一种对价格与价值之间关系的评估。没有采用这种价格与价值之间比较的投资策略根本不是投资，而是投机—希望价格会上涨，而不是相信所支付的价格比获得的价值低。巴菲特注意到，许多专业人士在区轨“成长投资”与“价值投资”时犯了另一个常见的错误。巴菲特说，成长与价值并非截然不同。它们完整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成长必定被当做价值的一个组成部轨。
“相关投资”这个词也没有使巴菲特产生共鸣。这个术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变得流行，它描述了一种投资风格．这种风格被设计成通过强调股东的参与以及对管理层的监控，来降低股东所有权与管理层控制之间的隔离成本。许多入错误地把巴菲特与伯克希尔看成这种说明标签的榜样。巴菲特在少数几家公司中买人大t股份，然后长期逗留，这的确是事实。他还仅投资于由他信任的人运作的企业。但相似性也就是这样了。如果硬要巴菲特使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他的投资风格，那么这个词可能是“专注的”投资或“聪明的，投资。然而，即使这些词也发出了多余的声音；未经修饰的术语投资者最恰当地表述了巴菲特。
其他对术语的滋用包括，模糊投机与套利作为一种稳定的现金管理方
法之间的差异；后者对伯克希尔这种产生大量超额现金的公司来说非常重要。投机与套利，而不是持有像商业票据这样的短期现金等价物，都是运用超过现金的方法。投机说的是，根据未发布的即将到来的交易谣言，用现金去赌大量的公司事件。套利—传统的理解是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中充分利用同一样东西的不同价格，对于巴菲特而言说的是使用现金在一些已经公开宣布的机会中买人短期仓位，它充分利用了同一样东西在不同时间的不同价格。决定是否用这种方法运用现金，要求根据信息而不是传闻评t4个常识性的问题：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资金被锁住的时间、机会成本，以及如果事件没有发生时的下跌。
能力圈原理是巴菲特／格雷厄姆聪明投资板凳的第三条腿，随同市场先生和安全空间一起。这种常识性的规则教导投资者只考虑投资于他们用少许努力就可以理解的公司。正是这种坚持做自己知道的事，使巴菲特避免了其他人尤其是那些抱有快速致富幻想的人；几个世纪以来经常滋生投机市场的技术时尚和新时代的花言巧语允诺着这种幻想重复犯的错误。
在所有的投资考虑中，一个人必须防备巴菲特所说的“习‘惯的需要”。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习惯性的动力在这种力量中导致拒绝变化，吸干股份公司的所有可用资金，以及下属反射性地同意CEO不那么好的战略。与那些经常在商学院和法学院中教授的不同，这种强大的力量通常干涉合理的企业决策。习惯需要的最终结果是导致行业模仿而不是行业领导的从众心理—对于企业来说，巴菲特称之为旅鼠似的方法。普通股的替代品
所有这些投资原理都在巴菲特栩栩如生的文章中获得了生命，这些文章关注投资机会，而不是普通股，如垃圾债券、零息债券和优先股。在挑战华尔街与学术界时，巴菲特再次利用格雷厄姆的观念抵制发展来为垃圾债券辩护的“匕首论点”。匕首论点使用了对汽车司机在面对安装在方向盘上的匕首时所具有的过度顾虑为隐喻，过分强调了资本结构中的巨大债务对管理层施加的惩罚影响。
巴菲特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一大批股份公司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下倒闭
驳斥了学术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垃圾债券的高利率过度补偿了它们的高违约率。他认为这种失误是任何一年级的统计学生都看得出的错误假设：研究期间普遍的历史条件将来也完全一样。但是它们不会一样。进一步阐明垃圾债券蠢行的是这本书中由查理·芒格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讨论了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的金融手段。
华尔街往往会拥抱以收入产生力，而不是财务感为基础的观念，这种倾向常常把好观念堕落成坏观念。例如，在零息债券的历史上，巴菲特说它们可以使购买者锁定等于息票率的复合回报率，而这是定期支付利息的普通债券不会提供的。因此，使用零息债券一段时间，能使借款者借到更多的钱，而不需要有额外的自由现金流支付利息费用。但是，当零息债券开始由越来越弱的信用发行，而他们的自由现金流不能支撑不断增加的债务时，间题就来了。巴菲特悲叹：“就像在华尔街市场发生的那样，聪明人在开头做的事，傻瓜在结束时做。”
关于优先股的文章说明了投资艺术的最佳状态，它强调企业的经济特性、管理层的质量，以及总是必要但不总是正确的困难判断。一篇讨论非传统投资的文章考虑在分配超额现金时，在石油、白银，甚至零息债券这样的载体上应用套利。普通股
巴菲特回忆说，1988年伯克希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那一天，他告诉伯克希尔股票的特定经纪商吉米·梅圭尔（Jimmy Maguite）：“如果这只股票的下一次交易是从现在起的两年之后，那么我会认为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巴菲特开玩笑说梅圭尔“看起来对此并不热情”，但他强调在买人任何股票时他的思维定式是“如果我们在交易所闭市时不高兴拥有那个企业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在交易所开市时也不会高兴拥有，，。伯克希尔和巴菲特是持久的投资者；伯克希尔的资本结构和分红政策证明了它。
不像许多CEO-他们渴望自己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中以可能的最高价交易，巴菲特宁愿伯克希尔的股票按其内在价值或围绕其内在价值交易—既不太高也不太低。这种关联意味着，在一个时期的企业成效将使
那个时期拥有这家公司的人得益。保持这种关联，需要有这样一群股东，他们集体有长期的、面向企业的投资哲学，而不是短期的、面向市场的策略。
巴菲特注意到了菲尔·费雪（Phil Fisher）的建议，也就是公司就像餐馆，提供着吸引特定口味顾客的菜单。伯克希尔的长期菜单强调交易活动成本可以损害长期成效。实际上，巴菲特估计，活跃股的交易成本—经纪人佣金和做市商价差—常常会达到盈利的10%或更多。对于长期成功投资来说，避免或尽可能减少这种成本是必要的，而伯克希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助于遏制这种成本。
股份公司的分红政策是一个重大的资产分配问题，这总是属于给股东的利息，但却很少向他们解释。巴菲特的文章澄清了这个主题，强调“资产轨配对于公司和管理层来说至关重要”。在1998年初，伯克希尔的普通股在市场上的价格超过每股50000美元，而公司的账面价值、盈利以及内在价值已经稳定地超出了平均年增长率。然而，公司在30多年中从未实施过一次拆股，也没有分配过一次红利。
除了反映出长期菜单以及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之外，伯克希尔的分红政策还反映出巴菲特确信，一家公司的红利分配与红利保留政策应当以一个检验为基础：每一块美元的收益应当留存，如果这种留存会增加至少相似数量的市场价值；否则它就该派发。收益留存只有在“留存资本产生的增量收益相当于或大于那些通常可以分配给投资者的收益”时，才证明是有道理的。
就像巴菲特的许多简单规则，这是通常被股份公司管理层忽视的规则，当然除非他们是为自己的子公司制定分红政策。收益常常因非所有者因素得到留存，如扩张股份公司帝国，或者为管理层提供营运上的便利。
在伯克希尔，事情是那么与众不同。巴菲特在专题讨论会上说，在他的检验之下，伯克希尔“或许派发超过100%的收益”。查理·芒格插嘴说“你太对了。”然而，那没有必要，在巴菲特当伯克希尔的管家期间，资本的超额回报机会已经得到了发现和利用。
回购价格过低的股票对于资产轨配来说可以是一种提高价值的方法，
尽管这些并不总像看上去的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股票回购不常见，而巴菲特称赞那些经理们，他们认识到购买价格是1美元而价值是2美元的股票很少比使用公司资金的其他方法差。唉富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模仿者挤了进来，因此你现在时常看到许多公司付2美元去购买值1美元的股票。这些破坏价值的股票回购常常是为了抬高下沉的股价，或者补偿因在这种低价格上执行股票期权而同时发行的股票。
拆股是另一个在美国股份公司中常见的行为，巴菲特指出它危害了所有者的利益。拆股有三个结果：它们通过促进股票周转率，增加了交易成本；它们吸引了持短期的、面向市场观点的股东，它们过度关注股票市场价格；以及作为这两种效应的结果，它们导致价格与企业内在价值的实质性分离。没有补偿的利益，拆分伯克希尔的股票就太蠢了。不仅因为这样，巴菲特补充说，它会威胁到颠倒30多年的艰苦工作，这些工作已经给伯克希尔吸引来了一个股东群，他们很可能是比其他任何大上市公司更加专注的长线投资者。
伯克希尔的高股价及其轨红政策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首先，过高的股票价格削弱了伯克希尔的股东将他们的股票权益赠与家入或朋友的能力，尽管巴菲特已经提供了几个明智的策略处理这个问题，如向受赠者便宜出售。其次，华尔街的工程师试图创造一种证券，这种证券旨在模仿伯克希尔的业绩，而且会出售给那些对伯克希尔、它的业务以及它的投资哲学缺乏了解的人。
为了回应这些结果，巴菲特与伯克希尔做了件有独创性的事。在1996年中，伯克希尔通过创造新一类股票，称作B股，并出售给公众，实施了资本结构调整。B股有现存A)R1/30的权益；只是其投票权只有A股的1!200，而且B股不能参与伯克希尔的慈善捐赠计划。相应地，B股应当（也确实）在A股市场价格的1/30附近处交易。
A股可以转换成B股，这给了伯克希尔的股东一种自我进行的机制实施拆股，便利赠与等等。更加重要的是，伯克希尔的资本结构调整会停止伯克希尔克隆的市场，这个市场违背了巴菲特信奉的所有基本原则。这些克隆—根据对信托单位的需求买卖伯克希尔股票的投资信托—本会在股
东身上增加成本。如果被那些不理解伯克希尔的业务或哲学的人持有，他们会导致伯克希尔股价的高峰，这导致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大幅背离。
B股被设计来只吸引轨享巴菲特的专注投资者哲学的投资者。例如，与发行B股有关，巴菲特和芒格强调伯克希尔的股票当时在市场上定价不低。他们说，他们既不会按市价购买A股，也不会按发行价购买B股。这个信息很简单：不要买这些证券，除非你准备好长期持有。为B股只吸引长线投资者的努力看起来奏效了：发行后，这只股票的成交量比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平均值低得多。
有些人对巴菲特和芒格劝告式的声明表示惊奇，因为大多数经理告诉市场，他们公司新发行的股票的发行价很合理。然而，你不应当为巴菲特和芒格的披露感到惊奇。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其股票的公司是在从现有的股东那里偷窃。相当可信，巴菲特认为那是犯罪。兼并与收购
伯克希尔的收购政策是一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购买有杰出经济特性，并由巴菲特和芒格喜欢、信任而且敬佩的经理们运作的企业的部分或全部。与通常的做法不同，巴菲特认为在购买整个企业时，极少有原因支付溢价。
这种少见的案例涉及有特权特性的企业—那些能提高价格，而不损害销量和市场份额，而且只要求增量资本投资提高这两者的企业。第二类少见的案例是存在非凡经理的时候，这些经理有识别运行不佳的企业的难得本领，并运用非凡的天资开启隐藏着的价值。
这两类企业极为有限，因此当然无法解释每年发生的成百上千起高溢价收购。巴菲特将这些不寻常类别之外的高溢价收购，归咎为打算收购的经理们的三种动机：收购的兴奋、规模扩大的兴奋，以及对企业合并后的协力优势的过分乐观。
在支付收购时，伯克希尔仅在它得到的企业价值比付出的多时，才发行股票。这对伯克希尔来说，已经越来越难。这种情况是因为，伯克希尔已经聚集起等于卢浮宫（Louvre）。艺术品收藏的企业。增加一幅波提切利
（Botticelli）e的画来提高现存收藏的价值很困难，如果你不得不放弃部分伦勃朗（Rembrandt）。的收藏去获得增值就更困难。
遵循这条规则对于其他公司的经理们来说也很困难，但困难没有那么多，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出色的企业收藏。相反，巴菲特注意到，股票收购中的卖家根据买家股票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其内在价值衡量购买价格。如果买家的股票按其，比方说，内在价值的一半进行交易，那么采用这种度量的买家就给出了它获得的企业价值的两倍那样多。其经理—通常以协力优势和规模的理由使他或她的行为合理化，正在把兴奋和过度的乐观主义提高到股东的利益之上。
而且，用股票进行收购经常（几乎总是）被说成是“买家购买卖家”或者“买家收购卖家”。巴菲特认为“买家出售部分自己收购卖家”会带来更清晰的思考。毕竟，这就是发生的事情；而且它使一个人能够评估买家正在放弃什么去进行收购。
把股票作为现金的另一种滥用是绿票讹诈（ Greenmail），也就是按溢价从不需要的求购者那里回购股票，抵挡他的收购建议。尽管股票回购对所有的股东来说可以是一种增值，但巴菲特谴责这种行为是股份公司打劫的另一种形式。
查理·芒格在本书中的第二篇文章中解释说，几乎同样应受到斥责的A20世纪80年代的一连串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Out, LBO）。查理告诉我们，宽容的法律使LBO利润巨大，但LBO削弱了股份公司，为支付巨额债务给现金产生加上了沉重的滋价，并增加了收购的平均成本。
没有额外的高平均成本负担，增值收购就难以发现。巴菲特说，实际上大多数收购是贬值的。发现最佳的增值交易，要求专心于机会成本，这主要用对照通过股票市场购买杰出企业的一小部轨来衡量。对于被协力优势和规模迷住的经理来说，这种专注格格不人，但它却是伯克希尔双管齐下投资法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伯点希尔在收购时有其他优势：支付高质量的股票，以及在成交时提
供高度的管理自治—两者在收购公司时很少见，巴菲特如是说。巴菲特还把钱放在他的代言人那里，提醒潜在的卖家，伯克希尔已经从家族或者其他有限股东的群体中获得了它的许多企业，并邀请他们与每一位先前的卖家核对，看看伯克希尔是否言出必行。会计与估价
关于理解并使用财务信息，巴菲特的文章提供了一种有趣且启发人的指南。在剖析通用会计准则（GAAP）的重要方面时，巴菲特说明了它们在理解和评估任何企业或投资时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巴菲特去除了几个关键话题的神秘色彩，这些话题突出了会计盈利与经济盈利之间，会计商誉与经济商誉之间，以及会计账面价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重要差别。对于任何投资者或者经理的评估工具箱来说，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理解会计方法的最基本点是，它是一种形式。作为一种形式，它可以受到操纵。巴菲特用本·格雷厄姆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一篇讽刺文学作品来说明这种操纵可以多么严重。格雷厄姆介绍的先进簿记方法，使他的幻影美国钢铁公司报告“显著提高的”收益，而不必有现金支出，或者经营环境或者销售的变化。除了讥讽精神，格雷厄姆解释的会计诡计不会与经常在美国股份公司中出现的有很大不同，
巴菲特强调，有用的财务报表必须能让使用者回答关于该企业的三个基本问题：公司大约值多少钱，满足其未来义务的能力，以及它的经理们在运作这家企业时工作做得有多好。巴菲特悲叹，GAAP惯例使这些鉴定困难重重，而且几乎任何会计制度都被紧紧追赶给企业的复杂性提供完全准确的答案。认识到发明一种超越GAAP的会计制度非常困难，巴菲特清楚地阐明了一套概念，这些概念朝着使财务信息对投资者和经理们有用走出了一段更长的路。
考虑巴菲特所称的“透明盈利”概念。GAAP投资会计方法要求对控股的股权使用合并法，这意味着在母公司的财务报告上报告被投资公司财务报告中的所有项目。对于20%一50%的股权投资，GAAP要求报告投资者在被投资公司财务报表收益中的相应比例的收益；对少于20%的投资，
GAAP规定只有投资者实际收到的红利才能得到记录，而不是被投资公司收益的任何一部分。这些会计规则遮掩了伯克希尔经济表现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其被投资公司的未分配收益是伯克希尔价值的一项巨大组成部分，但若使用GAAP就不会在财务报表中得到报告。
认识到了并非股权投资的规模决定了其价值，但未轨配收益如何得到配置呢？巴菲特开发出了透明盈利的概念，衡量伯克希尔的经济绩效。透明盈利在伯克希尔的净收益上增加了被投资公司的未轨配收益，并减去了增加的税金。对于许多公司来说，透明盈利与GAAP盈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它们对于伯克希尔来说，而且很可能对于许多个体投资者来说，却大不相同。相应地，个人投资者可以对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采用相似的方法，并努力设计出一种可以在长线带来尽可能高的透明盈利的投资组合。
会计商誉与经济商誉之间的差别众所周知，但巴菲特的洞察力使这个主题让人耳目一新。会计商誉实际上是对企业收购价超出所得资产公允价值〔在扣除负债之后）的数额。它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一项资产记录，然后作为年度费用摊销，通常达40年。因此分派给被收购企业的会计商誉随这种摊销费用的累积而降低。
经济商誉是另一回事。它是无形资产，像品牌认知性，无形资产可以使企业在有形资产像厂房和设备上产生超过平均水平的盈利。经济商誉的数量是那种超越的资本化价值。经济商誉往往随时间而增加，对于中庸的企业来说至少名义上随通货膨胀而增加，而对于有稳定经济特性或者特许权特性的企业来说比那增加得多。实际上，相对于有形资产有更多经济商誉的企业，比缺少经济商誉的企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小。
会计商誉与经济商誉之间的这些差别需要下面的识别力。首先，企业经济商誉价值的最佳指南是它在无杠杆的有形净资产—不包括商誉的摊销费—上能获得多少收益。因此，当一家企业收购了另一家企业，而且这次收购在称作商誉的资产账户上得到反映时，对那家企业的分析就不该考虑摊销费。其次，既然经济商誉应当在其所有的经济成本中得到度量，也就是在摊销之前，因此评估可能的企业收购也应当不考虑这些摊销。
然而，巴菲特强调，同样的会计处理对折旧费就不成立—这些费用
不应忽视，因为它们是真正的经济成本。伯克希尔总是告诉其股东所收购的企业在扣除GAAP要求的任何收购价格调整之后的经营结果，在解释为何这样做的原因时，巴菲特发表了这个观点。
使用等于（a)营业收人加上（b）折旧费用以及其他非现金费用的现金流计算来估价企业在华尔街很平常。巴菲特认为这种计算不完整。在获得（a）营业收人并加上（b）其他非现金费用之后，巴菲特认为你必须扣除其他东西：（c）对企业必不可少的投资。巴菲特把（。）定义成“厂房和设备等资本化开支的平均数，这是企业用来完全保持其长期竟争地位和单位销量的投资”。巴菲特称（a)＋（b）一（c）的结果是“所有者盈利”。
如果（b）与（c)不同，那么现金流分析与所有者盈利分析也不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c）通常超过（b），因此现金流轨析通常夸大了经济现实。在所有（c)与（b）不同的情形中，计算所有者盈利可以使人比分析受到收购价格调整影响的GAAP收益或者现金流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业绩。这就是为何伯克希尔额外地为其收购的企业报告所有者盈利，而不是仅仅依靠GAAP盈利数字，或者现金流数字。
对巴菲特专用工具箱的最后例子是内在价值，“能够从企业的整个生存期中获得的现金的折现值”。尽管说起来简单，但是计算内在价值既不容易也不客观。它依据对未来现金流和利率走向的估计，但它是最终对企业重要的东西。相比之下，账面价值容易计算，但用途有限。因此至少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过多地是按照市场价格。内在价值、账面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或许难以说清楚，它们可以朝任何一个方向运动，但几乎肯定有某种差异。
伊索（Aesop）之于古老世界的寓言，犹如巴菲特之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企业文章。写文章的人求助于说寓言的入，说明在一千年里估价一直相同—伊索说“手中的1只鸟值灌木丛中的2只”，而巴菲特则将这个原理延伸到了资金。评估是在数钱，既没有愿望也没有梦想，许多入应当学到的教训是20世纪90年代末技术股泡沫的破灭，当时的每一个人最终意识到，租木丛中没有什么鸟。然而，是否每一个人都学到了这个教训还值得怀疑，因为自伊索时代起这个教训就再三得到告诫，可是自伊索时代起这个教训
就不断地重演‘会计政策与纳税问题
巴菲特关于经济商誉与会计商誉，以及所有者盈利的文章导致了一种对频萦出现在头条新闻上的延续了几十年的老会计争论的政策见解：兼并在会计上应当作为一家公司对另一家的“盘购”（Purchase），还是作为先前单独公司的“联营’（Pooling）？差别在于，结合后的公司是否必须摊梢会计商誉，作为影响几十年盈利的一种费用。经理们宁可不这样伤害未来的盈利，因此选择联营会计处理法。会计纯化论者认为这是惟一有意义的方法．因此要废除联营法，并要求对所有的兼并采用盘购法。
巴菲特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它应当可以满足两种阵营，又与现实一致。这种解决方案是为商誉记录一项资产，但并不要求自动对它提取费用，影响未来收益。纯化论者应当高兴，因为商誉账户得到了记录，经理也应当高兴，因为影响未来收益的费用只有在商誉减少时才得到提取。它与现实相符是因为，在实际上所有的兼并中（a)一方是购买者而另一方是出售者，而且（b）劝买到的经济商誉实际上在将来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会计标准制定者最终采取了这种建议的一个版本。）
GAAP有足够多的麻烦。然而，两群人让它更相：那些试图通过延伸会计处理想象超越GAAP要求的人，以及那些冥思苦想运用GAAP便利财务欺诈的人。前者特别难对付，正如在阐明对股票期权会计处理的争论如何揭示了许多主管入员和会计的狭胜主义时巴菲特所说的那样。例如，在批评反对在授予期权时将其作为费用处理的观点时，巴菲特提出了这种简明的论点：‘．如果期权不是一种酬报的形式，那么它是什么？如果酬报不是一种费用，那么它是什么？而且，如果费用不应当进人收益的计算，那么它应当去哪里？”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得到答案。
对会计报告完整性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定期发展出的新的会计诡计不断困扰着美国股份公司的首席财务官（CFO儿要捕捉的最新产品是“重组册册Restructuring）的会计处理，整个会计机动性范围的一种标签．这些机动
性可以使经理们比以前更加灵巧地从事由来已久的盈利管理和平滑技巧。投资者们要小心册 会计报告完整性的阪依者有时必须亲历亲为。巴菲特经常这样做，他向投资者提供GAAP不要求的．但如果他们的位里对调时巴菲特要看的信息，如分部的数据。然而，有时像巴菲特显示出的这种改革胜利，是当会计规则开始要求公司记录先前没有要求记录的承诺为退休金提供资金时的情形。 来自巴菲特对财务信息讨论的清楚一课就是，会计方法有其内在的局限，尽管那是绝对必须的。尽管在报告盈利时有数不清的管理偏差以及潜在的泣用，但财务信息对投资者们有巨天的用处。巴菲特天天使用它，而且已经分配了几十亿美元这样做。因此，如果一个人做出有见识的判断，就能以可用的财务信息为基础做出重要的投资决策。这种判断可能包括，进行调盆以确定透明盈利、所有者盈利和内在价值，并显示GAAP不要求在财务报告中记录的股票期权或者其他义务的实际成本。
在使这本文集成为完整的一体时，最后的文章说到了显而易见但却常常被忽视的长期投资的纳税优势。结合生命的两个确定性，最后的文章包括了巴菲特对他的个人寿命的许多玩笑之一：如果享受生活促进长寿，那么他正在危及玛士擞拉（Methuselah）的纪录（969年无在关于这本文集的专题讨论会中，有人问巴菲特的死会对伯克希尔的股票有何影响。另一个人回答：“一种消极的影响。”不错过一次抨击，巴菲特俏皮地说：“它对股东的影响不会像对我那样消极。册 在巴菲特的文章中，讨论会计方法的突出位t．强调了会计政策与会计决策很盆要。这个立场得到了格雷厄姆一多德基本估价分析的支持。然而它与现代金融理论的观点相冲突，这种理论认为有效市场会突破会计悯例．产生与价值相等的价格；它还与许多MBA和JD在过去几十年中所教搜的知识相抵触。
巴菲特的文章能够再教育一代学生，而且继续教育他人。这非常重要，因为在过去犯年中横扫美国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信条仍然得到宣扬，随大流的旅鼠式意愿仍然有活力；在使领导能力和独立思考受到摧毁时，这种弱点是战斗中聪明的敌入，巴菲特的文章为聪明且专注的投资发起了这场战斗。尽管仍然需要赢得战斗、但这本书打算要帮助这种追求。
开场白’
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的股东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群体，因此这形响了我们向你们汇报的方式。例如，在每年末，大约9835的流通股被那些在年初即是股东的人持有。因此，在我们的年度报告中，我们延续着我们已经在前几年告诉的事情，而不是重复大f的资料。这样你们就可以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而且我们也不会感到厌烦。
此外，我们的股票中也许有9056被那些伯克希尔是他们最大证券财产的投资者所有，而且大多数时间肯定是最大的财产。这些所有者中的许多人愿意在年报上花大量的时间，因此我们尽力向他们提供如果将我们的角色对换时我们认为有用的信息。
相比之下，我们在季度报告中役有什么叙述。对这家公司，我们的所有者率经理们都有相当长远的眼光，因此很难在每个季度对志在长远的事谈出些什么新的、含义深刻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的确从我们这里获得了一种交流，那么它将来自于你们付工资运作这家企业的家伙。你们的萤事长有一个坚定的9 1979年。本书中的脚注农示摘录的文章取自何年的年度报告。为了避免打断这
本书中的叙述，摘录中的册节并没有用们圈或者其他者号指明。
信念，那就是，现在和将来，所有者有权直接从CEO那里听取关于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他如何评论企业。在私营公司里，你会有这样的需求；在公开募股的公司里，你应该有同样的期待。不能把管家一年一度的报告移交给专职入员或公共关系顾间，他们未必能在管理者对所有者的基础上坦诚地说话。
我们认为，你们作为所有者，如同我们有权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听取我们各企业单位经理们的报告那样，有资格听取你们的经理们的汇报。显然，详细的程度必须有别，尤其是在信息可能会对公司的竞争对手或这样的入有利的地方。但是，总的范围、均衡性，以及坦率的程度应该相似。当我们的营运经理们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时，我们不指望一份公共关系文件，而且我们认为你们也不应该收到这样的文件。
在很大程度上，各个公司得到了它们寻找并应得的一批股东。如果，它们将想法和交流集中于短期效益或短期股票市场结果上，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会吸引专注于相同因素的股东。而且，如果它们在对待股东时玩世不恭，那么最终会被投资界以牙还牙。
受入尊敬的投资者兼作家菲尔·费雪a，曾将股份公司在吸引股东时的策略比作吸引潜在客户的餐馆的策略。一家餐馆可以寻找特定的常客—喜好快餐、精制餐、东方食品等等的看顾—并最终得到了一群合适的信徒。如果做得专业，那么这些对餐馆提供的服务、菜谱和价位称心的常客会经常回来。但是，餐馆不可能经常变换自己的特色，并以赢得满意而稳定的顾客而告终。如果企业在法国菜和外卖鸡之间摇摆不定，那么结果将是晕头转向和心怀不满的顾客的一扇旋转门。
对于股份公司及其寻求的股东来说也是如此。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同时寻找主要兴趣从高本期收益率到长期资本增值，或到股票市场的信号等等的不同类型的所有者。0美国著名投资家，1928年以证券轨析师开始其职业生涯，并于1931年创办了费雪公司 （Fisher＆Company）—一家投资咨询公司。费雪被认为是现代投资理论的先驱之一，他
著有多部关于投资的书籍，其中最经典的是于1958年出版的《普通股的不普通利润》
（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巴菲特对这本书推祟备至，他曾说，“拜读了《普
通股的不普通利润》之后，我找到了菲尔·费雪。我见到他时，他本人同他的思想一样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菲尔的技巧对公司进行剖析，能使人进行聪明的投资。册—译者注
管理人员寻求本公司股票活跃交易的推论让我们迷惑不解。实际上，这些管理人员是在说，他们要求许多现有的主顾不断因喜新厌旧而抛弃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增加许多新所有者（怀着新期待），而又不失去许多老所有者。 我们非常青睐那些喜欢我们的服务和菜谱、并且年复一年返回的所有者。比起那些已经占据伯克希尔·哈撒韦殷东“位子”的人，可能很难发现一群更好的股东坐在这些“位子，，上面。所以，考虑到一个了解我们的营运，赞同我们的策略，以及分享我们的期望的群体，我们希望在所有者中保持非常低的流动。而且，我们希望这些愿望成真。
公司治理
对于服东和管理人员而官，许多股东年会是在浪费时间。有时这是因为背理人员不愿披露企业的实质间皿，但在更多情况下，一场毫无给果的股东年会是由于到场的股东们更关心自己的表现机会，而不是股份公司的事务。一场本应进行业务讨论的服东大会却变成了表演戏剧、发泄怨气和鼓吹己见的论坛。（这种情况是不可通免的：为了每股股票的价格，你不得不告诉痴迷的听众你关予这个世界应当如何运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年会的质量总是一年不如一年，因为那些只关心自已的股东的哗众取宠的行为挂伤了那些关心企业的股东们。
伯克希尔的服东年会剧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与会的股东人分每年都略有增加，而且我们从未面对过愚分的问题，或是自私自利的评论气相反，我们得到的却是各式各样与公司有关的，有创见的问题。因为股东年会就是解答这攀问册的时间率幼点，所以查理和我翻阴反乐意回答所有的问题，无论要花多少时间。（但我们不能在每年的其他时间回答以书信或电话方式提出的问题；对于一个拥有数千名股东的公司来说，一次只向一个人汇报是在浪费管理时间。富
A册后的致殷东的信有时会报告出庸先前胶东大．的人数。到会人分从1975年的12人增加到了
1997年的7 500人左右，并在21世纪初超过了is 000人，1984年以来的到会人傲每年毯定用
加40%.,
在股东年会上真正禁止谈论的公司业务，是那些因坦诚而可能使公司真正破费的事情。我们的证券投资活动就是个主要的例子。e1 ．1与所有者相关的企业原则“
I．尽务我们的形式是法人组织，但我们的经营跪念却是合伙制。查理·芒格和我将我们的股东看做是所有者合伙人（Owner-partner），并将我们自己肴作经营合伙人（Managing Partner）。（由于我们的持股规棋，不管怎样我们而是有控懂权的合伙人。）我们并不将/p\司本身作为我们企业资产的浪终所有者，而是将企业看成是一个通道，我们的股东通过它拥有资产。
查理和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自己仅仅拥有一纸价格每天都在变动的凭证，而且一旦发生某种经济或政治事件就会使你紧张不安，它就是出害的候选对象。相反，我们希望你们把自己想像成一家企业的所有者之一，对这家企业你愿意无限期地投资，就像你与家庭成员合伙拥有一个农场或一套公窝那样。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伯克希尔的股东看成是过往人群中不知姓名的成员，而是把他们看作为了在身后留下些什么而将他们的资金托付予我们的、共担风险的投资者。
事实证明，大多数伯克希尔的股东确实信奉这种长期合伙的理念。即便在计算时把我拥有的股票数量排除在外，伯克希尔股票的年成交量也仅是其他美国大公司的一个零头。
实际上，我们的股东对伯克希尔股票的投资行为与伯克希尔本身对其所投资的公司的行为极为相像。例如，作为可口可乐公司和吉列公司股票的持有者，我们把伯克希尔当成是两家非凡企业的非经营性合伙人，我们用这两家公司的长期进步，而不是其股票每个月的涨幅，来衡量我们的成功。事实上，我们至少不关心几年中这些公司的股票毫无成交，或役有报价。如果我们有坚定的长期投资期望，那么短期的价格变化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除非它们能够给我们提供以有吸引力的价格增加所有权的机会。
2．与伯克希尔面向所有者的方针相一致，我们大多数黄事的大部分净资产都投到了这家务司。我们吃自己烧的饭。
查理一家的净资产有90%或者更多是伯克希尔的股票；我的妻子苏西和我则超过了993'0。此外，我的许多亲戚—例如我的姐姐和堂兄—的大部分净资产也是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
查理和我对这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情况完全放心，因为伯克希尔本身就拥有各种各样业务真正迥异的公司。实际上，我们相信，伯克希尔拥有控制权的或重要少数股东权益的企业在质量和多样性方面几乎独一无二。
查理和我不能向你们允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无论你们选择做我们的合伙人多长时间，你们的财产都将与我们的同步变化。我们对高工资、股票期权或其他比你们“多”的收人毫无兴趣，我们只想在我们的合伙人赚钱的时候赚钱，而且比例完全一致。此外，如果我做了什么蠢事，我希望你们能从我也遭受了相同比例的损失上得到些安慰。
3.我们的长期经济目标（受一些下文将会提到的条件影响）是使伯克希尔务司每股的企业内在价值的平均年增长率最大化。我们不以规模来衡量伯克希尔的经济意义或表现，而以每股的增长来衡量。我们确信每股的增长率在将来会降低一一大大膨胀的资本基础要对此负责。但是，知果我们的增长率没有超过一般大型美国股份奋司的增长率，那么我们将会大为失望。
自1953年底写了这段话以来，我们的内在价值（这是我稍后将讨论的题目）e以每年2536的速度增长，这种步伐真是让查理和我喜出望外。然而，方才叙述的原理仍然有效：以我们今天运作的这样的庞大资本，很难达到在资本规模小得多的时候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对内在价值增长率的最高期望是平均每年15%，而我们可能与这个目标相距甚远。实际上，我们认为，几乎没有哪家大企业有机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每年15％的复合增长率提高企业内在价值。所以，有可能我们最终达到的设定目标高于平均水平却远低于15%0
4．我们的首选是通过直接拥有一些可以产生现金而且持续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资本回报的多元化企业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第二个选择是拥有相似6 JJQ5.5节的内在价值、账面价值率市场价格。
企业的部务股权，这些股权主要通过我们的保险子JA-司买入可流通的普通股来实现。股票的价格和可获得的程度，以及对保险资金的需求决定了任何特定年份的资产配里。
像往常一样，与谈判买下整个小型企业相比，通过股票市场来购买优秀企业的部分股权较为容易。但是，我们继续优先考虑1000的收购，而且在某些年份我们非常幸运：1995年，我们实际收购了3家公司。尽管也有一无所获的年景，但我们仍希望在今后几十年中进行一些收购，而且是大收购。如果这些收殉与我们过去收购的质量相同，就会对伯克希尔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遇到的挑战是以我们产生现金的速度迅速产生新的思想。在这方面，低迷的股市可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优势。第一，它有助于降低价格，使我们可以收购整个公司。第二，低迷的股市使我们的保险公司更容易以有吸引力的价格购买优秀企业的小部分股权—包括增加我们已拥有的企业的股份。第三，一些同样杰出的公司，比如可口可乐和富国银行，是它们自己股票的坚定买家，也就是说，他们，还有我们，从以更低价格的买人中获益。
总体而言，伯克希尔及其长线股东从不断下跌的股市中受益匪浅，这很像一个经常采购食品的人从不断下跌的食品价格中受益。所以，当市场下滑的时候—它一向如此—既不要恐慌，也不要沮丧，这对伯克希尔来说是好消息。
5.因为我们片企业所有权采用两分法，又因为传统会计的局限性，所以报表中的合并利润相对来说几乎没有揭示我们的真实经济成果。查理和我，既作为所有者，又作为管理者，实际上对这种合并数字不感兴趣。但是，我们会向你们汇报我们妆制的各主要企业的收益，它们是我们认为极为重要的数字。这些数字与我们提供的每个企业的其他情况结合在一起，应当有助于你们对它们做出判断。
简言之，我们力图在年报里给你们提供真正有意义的数字和信息。查理和我尤其注意我们的各家企业是否运转良好，我们还力图了解每家企业的运行环境。例如，我们的企业所处的产业是在上升还是下降？查理和我需要确切知道哪一种情况占上风，并相应调整我们的期望。我们还会将我们的结论传达给你们。
长久以来，我们的企业实际上全都超出了我们的期望。偶尔我们也有失望，所以我们在报喜的同时也会坦率地报优。当我们用非传统的手段来衡量我们的进步时，我们将试图解释这些概念以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概念非常重要。换育之，我们深信，告诉你们我们的思考方法，将使你们不仅可以评估伯克希尔的各家企业，而且还可以接触到我们的管理方法和资产配里方法。
6.会什结论并不能左右我们的营运决策或资产配里决策。如果收购成本相似，我们宁愿收的在会计准则下2美元不可报告的收益，也不愿读收购1美元可报告的收益。既然整个企业（其收益完全可报告）的读价通常两倍于其部务段权（其收益大部务不可报告）的比价，所以这的确是我们经常面对的选择。无论何时，我们都希望德含的收盖通过资本利得完全反映在我们的企业内在价位中。
我们试图通过经常报告“透明”（Look-through）盈利……来抵消常规会计的葬端。这种透明的数宇包括伯克希尔自己报告的营业收人，不包括资本利得率盘购会计（Purchase Accounting）调整（见本节后面的解释），但要加上我们主要被投资方的未分配收益中属于伯克希尔的份额—根据传统会计，这些均不包括在伯克希尔的利润数值中。从这些我们被投资方的未分配利润中，我们还扣除了如果将这些利润作为红营派发给我们时应纳的税。我们还从被投资方的利润数宇中除去了资本利得，盘购会计调整，以及营业外收支。
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被投资公司的未分配利润总的来说对伯克希尔完全有利，就好像它们已经派发到了我们的手中（因此也就好像它们已包含在我们正式报告的收益中）。这种令人愉快的结果已经出现，因为我们投资的大多教公司都从事真正与众不同的业务，这些业务常常可以通过将资本投人它们的企业或回购它们的股票，使增量资本发挥最大的作用。很明显，我们投资的公司所作出的资本决策并没有使作为股东的我们分得红利，但总的来说，对于它们留存的每一个美元，我们已经储存了远远超过一美元的价值。我们因此将透明盈利当作我们每年从各种业务营运中获得的利润的真实写照。
？．我们权少举债、当我们的确禽要借钱时，我们尽1使货款构建在长期固定利率的券拙上。与共在我们的务产负债表中出现过高的时务杠杆，我们宁可拒绝各种让人感兴趁的机会。这种保守的做法不利于我们的经营业绩，但考虑
到我们对投保人、债权人和许多将他们的绝大部务净资产交给我们管理的股梁持有人所承担的信托义务，这是帷一能使我们自在安逸的做法。（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汽车赛（Indianapolis 500）B的一位胜者曾说过：“要想争得第一，先得跑完全程。”）
查理和我采用的财务计算方法，从不允许我们用一夜好梦，换取博得几个百分点的额外收益的机会。我从不相信，为了追求我的家人和朋友所没有的和不需要的东西，而拿他们已有的和需要的东西去冒险。
此外，伯克希尔已经引人了两种低成本的、无风险的财务杠杆来源，使我们可以安全地拥有远高于单凭我们的股本金所允许拥有的资产：递延税额以及“浮存”（Float )—我们的保险企业持有的他人的资金，因为在赔付损失之前保险公司先得收取保险费。这两种资金都增长得十轨迅速，现在总计已有大约120亿美元。
更妙的是，这种筹款到目前为止无需成本。递延税额负债不承担利息支出；而且，只要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承保业务上收支相抵—平均而言，我们已经在此项业务29年的经营中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由这种作业产生的浮存的成本就是零。必须明白，这两项是等同的；它们是真正的负债，是没有违约赔偿或到期日的负债。因此，它们给予我们举债的益处—一种使更多资产为我们所用的能力—但未使我们承担它的任何缺点。
当然，不能保证将来我们也可以免费得到浮存。但是，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机会与保险业务中其他人的一样多。我们不仅在过去达到了这个目标（尽管你们的董事长犯过一些重要错误），而且在收购了GEICO之后，我们现在已经大大增加了将来实现这个目标的期望。
8.管理者的“愿望表”（Wish List）。不能靠花股东的钱来满足。我们不会以不顾叶股东有长期经济影响的控制价格收购整个企业来分散投资，我们会像处里我们自己的钱那样处置你们的钱，彻底权衡你们通过在股票市场上直接买入股票来使投资组合多样化所能达到的价值。
查理和我仅对那些我们相信可以提高伯克希尔股票每股内在价值的收狗感e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声望的汽车赛，每年5月在美国印地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
斯举行。—译者注目傀语．一个人想要得到的或是希望发生的东西的列表。—译者注
兴趣，我们的工资多少和办公室规模永远与伯克希尔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无关。
9.我们认为崇高的目标应该定期用结果来检验。1美元的留存收益是否至少给股东带来了1美元的市场价慎，我们以此来检验留存收益是否明智。到目读为止，检验结果是合格的。我们将以5年为循环继续使用这种检验标准。由于我们的资产净值在增长，有效地使用我们的留存收益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继续通过了检验，但是这样做的挑战已经越来越大。用留存收益创造橄外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会把收益派发，由我们的股东去支配。
10.只有在得到的企业价值与付出的相等时，我们才发行普通股。这条规册适用于所有的发行方式—不单是兼并和发行务众股，而且还有债转股、股丢期权以及可转换证券。我们不会在与整个企业的价值不一致的基础上出售务司的一小部分富这是发行股票要达到的数额。
我们在出售B级股（Class B Share )时曾指出，伯克希尔股票的价值没有被低估—有人认为这令人震惊。这种反应是没有充轨根据的。相反，如果我们在股票价值被低估的时候发行股票，震惊才会显现出来。那些在股票公开发行时声称或暗示他们的股票价值被低估的管理人员，通常是诚实有余，或对他们现有股东的钱顾惜不足：如果管理人员故意将实际上值1美元的资产卖80美分，那么企业的所有者就会不公正地蒙受损失。在最近的股票发行中，我们没有犯过这种错误，将来也永远不会。
11．你们必须明了查理和我共有的一种有领于我们理财业绩的态度：无论价钱如何，我们对出售伯克希尔拥有的任何优秀企业根本不感兴趣，我们也不忿读出巷低于标准的企业，只要我们希望它们至少还能产生一些现金，只要我们对它们的经理和劳资关系的感觉尚可。我们希望不再重复资产配里上的失误，这些失误使我们陷入了这些低于标准的企业。并且，时于用大笔资本开支使我们那些笼脚的会司重新恢复令人满意的底利能力的各种建议，我们懊之又懊。（姚划灿烂约丽，规划者诚心诚意，但到了最终，对江河日下的行业进行大笔城外的投资，就如同在流沙中挣扎那样于事无补。）然而，金兰姆式（GinRummy）。的管理行为（在每一次出牌时，垫出你最没有前途的企业）并不是
我们的风格。我们宁可让总的结果略受影响，而不愿意来取那种方式。
我们继续避免金兰姆式的行为。在经过20年的苦苦挣扎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闭了纺织厂，这是事实，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注定要导致无休止的营业亏损。然而，我们既没有考虑出售那些能卖出好价钱的公司，也没有考虑抛下那些落后的公司，尽管尽力治愈那些导致它们落后的病症会带给我们很多麻烦。
12.我们开诚布务地向你们汇报，强调在评价奋司价值时的种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紊。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告诉你们当我们处在你们的位里上时想要知道的务司的实际情况。这是我们起码应当做到的。再者，作为一家拥有大全交流业务的奋司，与我们希望那些断闻记者在报道他人时来用的标准相比，在报道我们自己时，在准确性、平衡性以及深入性上采用较低的标准，时我们来说是不可原谅的。我们相信开诚布务对作为经营者的我们也有益：在务众场合误导他人的CEO，最终会在私下里误导他自己。
在伯克希尔，你们见不到会计花招和会计调整的“大浴缸”。而且，我们不会“修匀”我们的季度收益或年度收益：如果盈利数字在到达公司总部时参差不齐，那么他们在到达你们那儿时也同样的参差不齐。最后，当盈利数字是非常粗略的“估计”时，因保险起见它们必须留有余地，那么，我们会尽量采用前后一致的和保守的处理方法。
我们将通过几种途径与你们交流。通过年度报告，我们力图在一份保持合理长度的文件中向全体股东传达有价值的信息；我们还力图在季度报告中传达大量提炼过的但非常重要的信息，尽管我不亲自撰写这些报告（一年一份详细报告足矣）。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交流场合是我们的股东年会，查理和我很高兴在会上用S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回答有关伯克希尔的问题。但有一种途径是我们不采用的：一对一的交流。伯克希尔有成千上万名股东，这么做不可行。
在所有的交流中，我们力保没有哪一个股东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不采用给轨析师或大股东进行收益“指导”的惯例。我们的目标是使所有股东同时得到最新的信息。
13.尽管我们有开诚布务的政策，但是我们仅在法律要求的情况下谈论我们叶可流通证券的投资活动。好的投资计划就像那些好的产品和务司兼并方案
娜样罕见、珍贵，而且会彼竞争对手盔用。因此，我们通常不会谈论我们的投资计划。这种禁忌甚至在我们出售证券以后（因为我们可能再将他们买回来）以及市场谣传我们购买某些股票时也依然存在。如果我们否认这些报道，但又在其他场合说“无可奉告”，那么无可奉告就会变成不打自招。 尽管我们不愿意讨论特定的股票，但我们可以自由地讨论我们的公司和投资哲学。我从本·格雷厄姆开阔的治学胸襟中受益匪浅，他是金融史上最伟大的教师，因此我相信，将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投资哲学向前推进，是正确得合的，即使那可能像本的教海对我产生的作用那样，给伯克希尔造就强大的者资新对手。一条补充规则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每一位伯克希尔的股东记录下在他合伙期间的及杀市值的损益，它与在此持有期内，务司每股内在价值的损益成正比。要想产现这种情况，一股伯克希尔股票的内在价值与其市价间的关系必须保持恒定，而且根据我们的偏好是一比一。那意味着，我们宁愿看到伯克希尔的股票价格处于合理的价位，而不是高价位。很明显，查理和我不能操纵伯克希尔的股价。仰过我们的政策和交流，我们可以助长股东有根据、有理性的行为，这种行乡结果也会产生理性的股票价格。高估与低估同样有害，我们的方式方法可能含使一些股东，尤其是那些准备抛售的股东失望，但是我们相信，它给伯克希尔带来吸引长线投资者的美好前景，这些投资者从公司的进步中，而不是从他们合伙人的投资失误中谋求利润。1.2完整且公平的披露曰
在伯克希尔，完整的报告意味着给了你们这样的信息，就是如果我们的位t调换，我们希望你们给我们的信息。在那种条件下，查理和我想要的是关于肖前营运的所有重要事实，以及CEO对公司长期经济特征的坦率看法。我们不仅期待大量的财务细节，而且还有对任何重要数据的讨论，我们需要对发布的数据做出解释。
当查理和我阅读报告时，我们对全体员工、工厂或者产品的照片毫无兴趣。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收益。—编者注）才使我们发抖—管理层认为的牙齿仙女（Tooth Fairy）e负担了资本开支吗？。我们对于含糊不清的会计方法非常怀疑，因为太多的时候那意味着管理层想隐藏什么东西。而且，我们不想阅读公共关系部门或者公共关系顾问制造出来的消息；相反，我们期待一家公司的CEO用他或她自己的话解释发生了什么。
对我们来说，完成报告意味着同时给我们的30万个“合伙人”发布信息，或者尽可能接近那个目标。因此，在周五市场收盘后至第二天早上，我们才将我们的年报和季报放在因特网上。通过这样做，股东以及其他有兴趣的投资者就可以及时地接触到这些重要的公告，而且在周一市场开盘之前还有很多时间消化它们之中包含的信息。
我们要为直到目前仍然担任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编者注）看席的小阿瑟·莱维特（ Arthur Levitt，Jr.）所做的工作鼓掌，这些工作对最近几年像癌症一样传播的股份公司“有选择的披露”行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实际上，对于大股份公司来说，这种“有选择的披露，，已经成为“指引”分析师或者大股东预期盈利的实质标准，这个预期盈利被用来恰好等于或者稍稍低于公司真正希望得到的盈利。通过股份公司从事的这种有选择地散布的暗示、眨眼和点头，满脑子投机思想的机构和顾问相对于有投资倾向的个人就得到了一种信息上的优势。这是一种堕落的行为，不幸的是，它既被华尔街所信奉，又被美国的股份公司所信奉。
多亏莱维特主席—他代表投资者们的总体努力既不屈不挠又卓有成效，股份公司现在被要求平等地对待它们所有的股东。改革出于高压政治而不是良心这个事实，对于CEO们以及他们的投资关系部来说是件丢脸的事。
我在大胆表述观点时的深层想法是：查理和我认为，对于CEO们来说，预测他们公司的增长率不仅虚伪而且危险。当然，他们常常被分析师们和自己的投资关系部门怂恿这样做。无论如何，他们应当顶住，因为在太多的时候这些预测导致了麻烦。9据说会在儿童掉落在枕边的幼齿旁放上钱财的仙女。—译者注0 16.4节所有者收益和现金流的谬误。
CEO有他自己的内部目标是件好事．而且在我们者来，对于CEO来说，公开表达他对未来的某些期望更适当，如果这些期望伴随者明智的普告。但是对于‘家大公司来说，预言其每股盈利会长期按每年15%的速率增长那可是在找脚烦。
这是事实，因为这种幅度的增长率只可能被很少的大公司所维持。这里有“项侧试：假如研究19701980年间200家盈利最高的公司的记录，并把从那者起有多少公司已经实现了每股盈利15%的年增长率列成表格，你就会发现只有为致不多的公司有这样的增长。我敢打赌，在2000年最赚钱的200家公司中，不会超过10家在下一个20年能够实现每股盈利15%的年增长率。 从自以为是的预洲中引发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它们散布没有很据的乐观主髯．更让人优虑的事实是，它们庸蚀着CEO的行为。多年来，查理率我已经观读到许多例证，在这些例子中CEO们从事着不经济的营运方法，以使他们可以达到对外公布的盈利目标。更糟枯的是，在竭尽所有营运技巧之能事后，他们时读玩弄更多的会计把戏“制造数字’。这些会计诡计有一条滚雪球的途径：一旦公司把一个时期的盈利娜到另一个时期．由此引发的营运损失就要求公司从事更进一步的会计操纵，这些操纵必定更加“英舅”，可以把胡说八道变成从诈。（据记载，更多的钱被钥笔而不是枪偷走了。） 查理率我对有些公司心存戒备．这些公司被用美妙的预测吸引投资者的CEO们操纵。有一些经理人将被证明是先知—而其他人将最终变成天生的乐册看义者，甚至是江湖编子。不幸的是，对于投资者们来说，事先知道他们在与之打交道的经理人属何种类型可不容易。1.3，事会与经理e 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的“被投资公司的CEO们的表现”，与那些找们有幸从安全距离观察的许多CEO的表现，形成生动的对照。有时这些CEO明显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但他们的位t常常很安全。这种公司管理上的极大讽刺是因为一位不称职的CEO比一位不称职的下属更容易保住工作。 例如，一个秘书受雇于一份要求每分钟至少打80个字的工作，但实际上她9妞找分Af成的部分分别写于1988'$, 1993年．19861F，1998if
每分钟仅能打50个字，那么她会立刻失去这份工作。这份工作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标准，工作表现很容易衡量，如果你达不到标准，你就会被解雇。相似地，如果销售人员未能在短期内创造足够的业绩，也会被解雇；此时，任何借口都不能取代订单。
然而，一名碌碌无为的CEO常常能够过关，原因之一是衡量他们工作业绩的标准几乎不存在。在工作时，甚至是败绩重大或反复出现的时候，他们通常含含糊糊，否则他们就可能被解雇，或者难以自圆其说。在众多的公司里，老板先是射出管理业绩之箭，然后在箭落下的地方匆匆画上靶心。
另一个CEO与底层下属之间的、常常被忽略的重要区别是，CEO没有直接的，衡量其业绩的上司。如果一个销售经理在他的销售队伍中聘用了一群无能之辈，那么他很快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并立即消除用人错误，因为事关他的切身利益，不这么做他就自身难保。一位雇用了无能秘书的办公室经理也会面对同样迫切的问题。
但是， CEO的老板是难得衡量自身的，极少对公司业绩不佳负责的董事会。如果董事会在雇入时出现失误，并任由这种失误继续下去，那又怎么样呢？即使公司因为这个失误被接管，交易也很可能给即将离任的董事会成员优厚的待遇。（官越大．跌得越轻。）
最后，人们希望董事会与CEO之间和睦相处。在董事会上，对CEO业绩的批评被当成是在公共场合打啊，招人忌讳。但没有这种禁忌阻止办公室经理批评不称职的打字员。
我们不能把这些当成是对所有CEO或董事会成员的谴责：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能干而且吃苦耐劳，有一部分甚至出类拔萃。但是，查理和我眼见的管理失误，使我们对与符合我们三条永恒信念的管理人员一起共事颇感欣慰。他们热爱自己的公司，像所有者那样思考，他廉洁奉公而且才华横溢。
在我们的股东年会上，人们常常会间：“如果你被卡车撞倒，这里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很高兴他们仍然能以这种方式提问。用不了多久这个问题就会
变成：“如果你没被卡车撞倒，这里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管怎样，这样的问题为我讨论公司治理找到了一个原因，公司治理是去年的热门话题。总体而言，我相信董事们最近已经挺直了他们的脊梁，而且与不久以前相比，股东愈发被当作是真正的所有者。但是，评论公司治理的人极沙区分，存在于上市公司中的，3种截然不同的经理i所有者情况间的任何差别。尽管篮事的法律责任从头至尾是完全一样的，但他们引起变化的能力却因事而异。入们常常注意第一种情况，因为它最普遍。但是，既然伯克希尔属于第二种悄况，而且总有一天会进人第三种情况，我们将讨论所有三种情姆。
第一种，是最普通的董事会，是那种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中的董事会。在透种情况下，我相信各位董事应当像有一位缺席所有者那样行事，应当通过右种适当的途径提高该所有者的长期利益。不幸的是，“长期”给了董事们许多操纵的空间。如果董事们既不正直诚实，又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他们可能在声称为股东的长期利益着想的同时，粗暴地对待股东。但如果董事会运转良好，而且必须应付一种二流的甚至更糟的管理状况，那么，董事们杭有贵任改变这种状况，就像一位聪明的公司所有者会做的那样。如果能干每盒婪的经理做过了头，又想把手伸进股东的口袋深处，那么董事们就必须析断他们的魔爪。
在这种通常（plainvanilla）状况下，一位看到他不喜欢的事情的董事应当用他的观点说服其他董事。如果他成功了，董事会就有了做出适当改变的力t；假如这位不高兴的董事不能让其他董事同意他的观点，那么他就应该让缺读的公司所有者了解他的观点。但董事们极少如此，实际上，许多董事的性格与这种挑剔的行为互不相容。但是，如果问题非常严重，那么我看不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合时宜。自然，爱抱怨的董事可能会受到持不同观点董事的强烈反砚，这可以阻止持不同观点的人追求毫无价值或毫无理性的事业。
就方才讨论的董事会来说，我相信董事的人数应相对少一些—比如，10声读更少—而且大多数应该来自公司外部。公司外部的董事会成员应当为切O的表现建立标准，而且应当在他回避的情况下定期开会，以上述标准来衡皿其表现。
，事会成员必须通晓公司业务，对本职工作有兴趣．而且为公司所有者着
想。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选举董事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名望，或者是为了增加董事会的多样性。这种习俗是一种错误。而且，挑选董事的错误尤其严重，因为董事的职务很难解除：和和气气但无所事事的董事永远不用担心自己会丢了饭碗。
第二种情况存在于伯克希尔，伯克希尔的控股股东亦是公司的经理。在一些公司，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发行两种不同投票权的股票轻易实现。在这种状况下，董事会明显不能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担当起代理人的角色，而且董事们除了劝说以外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因此，如果所有者l经理间的关系一般或者更糟—或者过头了—那么董事除了反对之外就别无他法了。如果与所有者i经理没有任何关系的董事们取得了一致意见，那就很有可能产生某种作用，但更有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
如果事情毫无改观，而且问题十分严重，那么来自外部的董事就应当辞职。他们的辞职将表示他们对公司管理水平的怀疑态度，而且可以强调没有哪位外来者处于可以改变所有者／经理间糟糕关系的地位。
第三种公司治理出现在控股的所有者并不参与公司管理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将外部董事置于潜在的有利位置，好时食品（Hershey Foods）和道琼斯（Dow Jones）就是这样的例子，如果他们对经理的能力或不能廉洁奉公不满意，他们就可以直接向所有者（也可能在董事会中）抱怨。既然外部董事仅需对一位所有者，且很可能是有利害关系的所有者表明自己的观点，而这位所有者在董事的观点有说服力的情况下能够立刻引起改观，那么这种状况对外部董事来说就非常理想。即使如此，不满的董事也仅有一条路可走，如果仍然对严重的问题不满意，那么除了辞职以外他别无选择。
从逻辑上讲，第三种情况对于保证一流管理最为有效；在第二种情况下，所有者不会解雇自己；而在第一种情况下，董事们常常发现很难对付平庸之为或过分之举，除非不满的董事可以赢得董事会中的大多数人—这是一项难缠的社交和说服任务，尤其是管理者的行为仅仅是令人讨厌，而不是让人震怒—否则他们的手脚就会受到束缚。实际上，陷于这种状况中的董事常常相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少可以做老好入，与此同时，管理人员继续无拘无束地行事。
在第三种情况下，所有者既用不着自我评判，也不会背上争取大多数董事合作的包袱。他还可以保证，外部董事将给董事会带来有益的因素。相应地，I事们也知道他们的忠言良策将得到倾听，而不是被一群不听话的管理人员所掩盖。如果有控制权的所有者聪明而又自信，那么他可以做出既英明又符奋股东利益的管理决策。此外—这极其重要—他能够立即纠正自己犯的任柯梢误。 在伯克希尔，我们在按第二种方式运作，并将在我在位期间维持不变。让我补充一句，我的健康状况甚佳。无论好坏，你们可能愿意让我继续作为所有者魔理人。 如果我先走一步，那么我所有的股票将归我的妻子苏西所有，如果她先于盛怜古，那么这些股票将留给一家基金会，无论是税收还是遗产都不需要抛售99.
当我的股票遗留给妻子和基金会时，伯克希尔就会进人第三种治理模式，在一位有重要利益的但非管理人员的所有者，与一支为该所有者履行职责的经理队伍的领导下继续前进。为了对此作好准备，几年前苏西已被选人董事会，面且在1993年，我的儿子霍华德也加人了董事会。将来这些家庭成员不会成为公司的经理，但如果我遇到不测，那么他们将会代表有控制权的股东的营益。翻大多数的其他董事也是伯克希尔股票的主要持有者，而且每一位都有强烈的所有者倾向。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为“大卡车”做准备。 查理·芒格和我实际上只有两项工作，一项是吸引并留住才华横滋的经理们来管理我们各种各样的业务，e这并不难。通常，与我们收购的公司一并而来的经理们，已经在各种迥异的公司环境的职业生涯中证明了他们的才华，他们在认识我们以前就早已是管理明星，我们的主要贡献就是不挡他们的路。这种方法的基本要素是：如果我的工作是管理一支高尔夫球队—而且杰克·尼8一个是资产配置将在第2章率第5*c讨论。
克劳斯（Jack Nicklaus）e或者阿诺德·帕尔马（Arnold Palmer）。愿惫为我打球—那么两者都不会从我这里得到关于如何挥杆的指导。
我们的一些主要经理原本就很富有（我们希望他们人人如此），但这并无害于他们的持续利益：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所做的一切，并品尝杰出成绩带来的喜悦。他们永远像所有者那样思考（这是我们能够给予一位经理的最高评价），而且发现自己公司的各个方面都引人人胜。
（具有这种职业热情的原型是一位身为天主教徒的裁缝，他用自己多年的微薄积蓄去梵蒂冈朝圣。归来时，他的教区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聆听他亲身感受的关于教皇的第一手印象。“告诉我们吧册”热情的教徒说，‘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英雄精炼地回答：“他是位44岁的巫师。”）
查理和我知道，优秀的队员几乎可以使任何带队经理成绩斐然。我们认同奥美广告公司（Ogilvy＆Mather）的天才，创始人大卫·奥格威（DavidOgilvy）曾说过的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雇用比我们矮的人，那么我们就会变成一家侏儒公司。但是，如果我们每个入都雇用比我们高的人，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家巨人公司。”
我们管理风格的副产品是它给了我们轻易拓展伯克希尔经营活动的能力。我们已经阅读了探讨应当有多少人向一位业务主管汇报的管理论文，但它们对我们毫无意义。当你有了对自己管理的企业充满热情的能干的经理，那么你就会有一打或更多的汇报，并且仍然能够在午后小睡。相反地，如果有一位虚伪、无能或者与公司没有利害关系的经理向你汇报，那么你会发现自己力不从心。查理和我能够与两倍于我们现有数量的经理们共事，只要他们与现在的经理一样出类拔萃。
我们愿意继续与我们喜欢而且敬重的人一起共事，这不仅可以使取得良好结果的机会最大化，而且可以保证良好的合作过程。另一方面．与那些令你倒胃口的入合作就像为了钱而结婚—这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一个坏主意，但如果6 1940-。美国职业高尔夫球手。作为历来世界最有成就的高尔夫球手，尼克劳斯曾册过Rk
美国名入赛，4次美国公开赛，3次英国公开赛和5次美国职业高尔夫球手协会（PGA）铭标
赛，共18次盔得四大赛。—译者注自1929-。美国职业高尔夫球手，第一位4次盔得美国名人赛冠军的运动员，是20世纪60年代
末期至70年代中期．高尔夫球界的领袖人物。—译者注
你已经非常富有，那你绝对是疯了。
在伯克希尔，我们认为，告诉杰出的CEO如GEICO公司的托尼·尼斯利（Tony Nicely），如何运作公司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的大多数经理人，若总是在驾驶员的后座上动动嘴指导驾驶，就不会为我们工作了。（通常，他们不必为任何人工作，因为大约7596的人富有得无须为生计而操劳。）此外，他们是生意界的马克·麦克基韦斯（Mark McGwires）e，因此对于如何握住球棒或者何时挥动，他们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建议。
尽管如此，伯克希尔的所有制使经理们的最佳状态更加有效。首先，我们消除了通常与CEO的工作为伍的所有仪式性的活动和与生产无关的活动，经理们全面掌控他们个人的时间表。其次，我们给每一位经理人一项简单的任务，要像在以下3种情况中运作那样来运作公司：（1)你拥有它10096的权益；（2）它是这个世界上你和家人所拥有的，或者将要拥有的惟一财产；以及（3）你至少在一个世纪内不能出售或者兼并它。作为一种必然结果，我们告诉他们，他们不应当让他们的任何决定受到即使是最轻微的会计因素的影响，我们要求我们的经理考虑什么有价值，而不是如何被认为有价值。
几乎没有哪个上市公司的CEO在相似的授权下运作公司，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专注于短期前景以及报告盈利的所有者。然而，伯克希尔拥有一种股东基础—而且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拥有，这个股东基础有可以在上市公司中发现的最长远的投资眼界。实际上，我们的大部轨股份都被那些希望至死仍然持有的投资者持有，我们因此得以要求我们的CEO为最大的长期价值，而不是下一个季度的盈利去管理。我们当然没有忽视公司的现有业绩—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非常重要一一一但是我们永远不会以日益强大的竞争力为代价取得这些业绩。
我相信GEICO的故事证实了伯克希尔方法的益处。查理和我从未教过托尼什么—而且永远不会—但是我们已经创造了一种允许他发挥全部天轨应对重大事件的环境。他不必在董事会、媒体采访、投资银行家演示会上或者与金
融分析师的交谈中耗费他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他不需要花费一分一秒的时间考虑融资、信用评级或者“华尔街”对每股盈利的预期。由于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他知道这种营运框架将会保持几十年。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托尼和他的公司能将其几乎无限的潜力转化为实现成就。1.4关闭工厂的焦虑“
7月份我们决定停止我们的纺织业务，到了年底这项令入不愉快的工作已经大部分完成了。这家公司的历史颇具教育意义。
当巴菲特合伙公司（Suffett Partnership, Ltd.）—一家我曾是主要合伙人的合伙投资公司，在21年前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控制权时，它的账面资产净值有2 200万美元，而且全都投在了纺织业务上。但是，这家公司的内在价值要小得多．因为纺织厂的资产不能获得与其会计价值相称的收益。实际上，在过去的9年中（伯克希尔与哈萨维合并后的公司运作时期）总计5亿3千万美元的销售收人已经产生了总计1 000万美元的亏损。我们不时地报告盈营，最终结果却总是进一步，退两步。
在我们收购的时候，人们曾相信南部地区的纺织厂—大部分都没有联合起来—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现在南部地区的大部分纺织厂已经歇业，因此许多人认为我们也该关了我们的纺织厂。
但是，我们认为被我们立即选为总裁的老雇员肯·蔡斯（Ken Chace)可以将这家公司运作得更好。我们100%的正确：肯和他的继任者加里·莫理森（GamyMorrison）都是优秀的经理，每一点都与我们获利更多的公司的经理一样好。
在1967年初，我们用纺织业务产生的现金收购了国民保险公司（NationalIndemnity Company）而进人保险业。部分资金来自于纺织厂的盈利，部分资金来自于减少对纺织品存货、应收账款以及固定资产的投资。事实证明这种撤退是明智的：尽管肯的管理大大改善了公司的经营状况，但是纺织公司永远不能赚大钱，甚至在周期性的经济回升时期也是如此。
伯克希尔的经营越来越多样化，纺织业务对我们整个收益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减少，因为纺织厂在整个公司中的比重逐步缩小。出于在1978年的年报中
（在其他场合也曾做过总结）说明的原因，我们继续做纺织品生意：“（1)我们的纺织厂在其所处的社区中是非常主要的雇主，（2)管理人员在汇报问题时直截了当，在解决问题时劲头十足，（3）在面对普遍问题时，劳方合作顺营，关系融洽，（4）相对于投资，纺织厂应当能产生适量的现金。”我还说，“只要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就会继续支撑我们的纺织品生意，尽管有更吸引人的资金用途。”
结果，我在条件（4）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尽管纺织品生意在1979年还能适当盈利，但从那以后它就一直在消耗大量的资金。到了1985年中，甚至连我都越来越清楚，这种状况几乎肯定还要持续下去。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买主愿意继续经营纺织业务，我宁愿选择出售而不是关门歇业，即便对我们来说那可能意味着损失更大。然而，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经济状况对别人也一样，所以没有人对此有兴趣。
我不会关闭盈利能力低下，仅能在股份公司回报率的小数点后面添加几笔的公司。但是，我也认为对在将来会没完没了亏损的生意提供资金是不合适的，即使曾是一家盈利超常的公司。亚当·斯密（Adam Smith）e不会同意我的第一个论点，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不会同意我的第二个论点；中间路线是惟一让我感到舒服的位置。
我必须再次强调，肯和加里足智多谋，精神饱满而且想像力丰富，一直努力使我们的纺织品生意有利可图。为了达到持续的盈利能力，他们更新了产品线、机器配置和销售布局；我们还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收购，沃姆贝克纺织厂（Waumbec Mills），希望能够产生重要的协同作用（为解释收购而在商业中广泛应用的术语，除此之外毫无意义）。但最终一无所获，我一定是犯了没有尽早退出的错误。最近一期《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文章报道说，1980年以来已经有250家纺织厂关门歇业。他们的所有者不知道任何我也不知道的信息，它们仅仅是处理得更加客观。我忽略了孔德（Comte）。的忠告—e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是第一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系统
论述。富泽者注目1818-1883，哲学家，共产主义的奠基人。—译者注0 1798-1857，全名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法国哲学家，以哲学和实证主义的奠
基人闻名。—译者注
“才智是情感的仆人，而不是情感的奴隶”—而是相信了我宁愿相信的东西。
国内的纺织工业运行于商品经济，在物质过剩的世界市场中竞争。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麻烦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归因于来自国外的竞争，那些国家工人的工资只及美国最低工资的一小部轨。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关闭工厂归咎于我们的劳动力，实际上，相比美国工业的雇员，总的来说我们工人的工资很低，这已经是整个纺织工业的实际情况。在合同谈判中，工会领导入和工会成员曾对我们毫无优势的成本非常敏感，因此没有要求不切实际地增加工资，或生产没有效率。相反地，他们努力像我们一样保持我们的竞争力，甚至在我们清算期间，他们仍然表现良好。（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工会在几年前过分地要求，那么我们的经济状况会更好，因为我们会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未来暗淡无光，立即关闭工厂，避免未来巨大的损失。）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可以在纺织业务中投人大笔资金，这本身可以使我们多少降低一些可变成本。每一个建议看起来都会立即奏效，实际上，用标准的投资收益检验来衡量，与将同样的资金投人到高盈利的糖果公司和报业公司中相比，这些建议常常允诺产生更大的经济利益。
但是，从这些纺织投资中允诺的利润是不切实际的。我们的许多竞争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正在增加这种资金投人，而且一旦有足够多的公司这样做，他们降低的成本就会成为全行业降价的底线。单独来看．每个公司的投资决定都是有成本效益的也是理性的；总体来看，这些决定相互抵消而且没有理性（就像当人人都在看游行时，每个人踞起脚尖都只能多看到一点点）。在每一轮投资后，所有的参与者都在游戏中投了更多的钱，而回报仍然少得可怜。
因此，我们曾面对一个痛苦的抉择：大笔的资本投资可以保证的纺织品生意存活，但那会留给我们在不停增加资本投人基础上的可怜回报；而且，在投资后，国外的竞争者仍然保持劳动成本巨大的、持续的优势。然而，甚至与国内的纺织品生产商相比，拒绝投资会使我们的竞争力不断减弱。我总是认为自己处在伍迪·艾伦（Woody Allen）e在一部影片中描述的位置上：“不只是在历史上的其他时候，人类正面对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彻底绝望，另一条9 1935-,美国电影导演、剧作家、演员兼作家。—译者注
通向完全灭绝。让我们祈祷我们有正确选择的智慧。”
为了弄明白投资还是不投资是如何在商品经济中结束的，看看伯林顿工业公司（Burlington Industries）的例子很有教育意义，伯林顿工业公司是20年前以及现在美国最大的纺织品公司。伯林顿的销售额是12亿美元，而我们的是5 000万美元。它的销售和生产能力是我们永远望尘莫及的，当然其盈利记录也远比我们的好。1964年末，它的股价是60美元；我们的是13美元。
伯林顿决定专注于纺织业务，因此到了1985年，它的销售额达到了约28亿美元。在1964年至1985年期间，这家公司的资本支出大约是30亿美元，远远超出其他任何美国纺织品公司，而且对于60美元的股价来说，每股超出了200美元。我确信大部分的资本支出都用来降低成本和扩大业务，既然伯林顿的基本信条是呆在纺织业里，我还可以确信公司的资本投资决策是相当理性的。
但是，按实际美元计算的伯林顿的销售额已经下降，而且它现在的销售回报率净资产回报也远比20年前的低。经过1965年的2：1拆股后，它目前的股价是34美元—按拆股前的价格计，仅比1964年的60美元略高一些。与此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涨了2倍多。因此，每股大约仅有1964年底1/3的购买力。尽管公司经常分红，但红利的购买力也已经大大缩水。
这种对股东来说毁灭性的结局说明大量的脑力和精力在错误的前提下会出现什么结果。这种情况使人联想到了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马：“一匹能数到10的马是杰出的马—富旦不是杰出的数学家。”类似地，一家能在行业内有效分配资产的纺织品公司是杰出的纺织品公司—但不是杰出的公司。 从我自己的经验和对其他公司的观察中，我得出结论，良好的管理记录（以经济回报衡量）与其说是因为你多有效率，倒不如说是因为你上了哪条船（尽管无论是在好的公司或不好的公司中，智力和努力都有很大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艘长期漏水的船上，那么造一艘新船要比补漏洞有效得多。1.5基于所有者的公司捐赠方法。
最近一份调查报告说，大约有50％的美国大公司由董事进行慈善捐赠（有时是以3：1的比例）。实际上，这些所有者的代表将资金捐赠给了自己喜欢的
慈善事业．而从未与所有者商t过他们的慈善偏好。（我感到纳闷．如果这个过程是反过来的，而且股东可以为自己喜欢的慈善事业花董事的钱，那他们是什么感觉。）如果A从B那里拿钱给C，而且A是立法者，那么这个过程就称为纳税；但是，如果A是股份公司的官员和爹事．这个过程就称为慈普事业。除了那些明显对公司有利的捐口以外，我们仍然认为它应当反映所有者的慈善偏好．而不是公司官员和蔽事的。
1981年9月30日，伯克希尔收到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 Department）的纳税规定，这项规定在大多数年份里能对你们的捐财选择产生很大的好处。
每个伯克希尔的股东—在与其拥有的伯克希尔股票数量成比例的基础上—能够指定我们公司的慈普捐赌对象。股东报出受益人的名字；伯克希尔来签支票。这项纳税规定说，股东进行的这种捐赠指定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我们的所有者如今可以行使一种在股份分散的公司里只有经理才能行使的特权，尽管这种特权通常由股份集中的公司的所有者行使．
在一家股份分散的公司里，管理层通常以两种主要的类型安排所有慈善捐款，而根本不必听取股东的意见：
(1）使公司直接受到大致与捐财成本相称的利益的捐欲；
(2）通过各种难以衡量的、滞后的反债结果使公司间接收益的捐欲。
在过去及将来，我同其他伯克希尔的管理层都会按第一种类型安排所有的慈善捐欲。但是，按这种类型进行捐款的总倾相当低，而且将来也会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因为许多捐款都不能对伯克希尔产生大体相称的直接利益。
伯克希尔根本没有第二种类型的慈善捐款．因为我不适应大多数公司的做法，而且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替代。对于普通公司的惯例．使我感到困惑的是，捐婚更多地取决于是谁在申请援助以及同行会如何反应，而不是对受财人活动的客观评价。习俗常常可以压倒理性。
这样做的常见结果是，用股东的钱满足公司经理的捐财意向，而这个经理通常受到特殊社会压力的巨大影响。这读常还会产生一种额外的不一致；许多公司经理对政府分配纳税人的钱横加指责，但对自己分配股东的钱大加赞赏。
对伯克希尔来说，一种不同的模式看起来更合理。就像我不会让你为你选择的慈善捐赠在我的银行账户上开支票来满足你的个人判断，我认为，为我选择的慈善捐赠在你的公司“银行账户”上开支票是不合适的。你的慈善倾向与我的几乎一样，因此对于你我来说，用多少资金以减税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主要取决于公司而不是我们自己。
在这种环境下，我认为伯克希尔应当更多地效仿不公开募股的公司，而不是大型的上市公司。如果你和我各拥有一家公司的50％，那么我们的慈善捐赠决策就会非常简单，与公司业务直接相关的慈善事业将首先获得我们的慈善资金，与“业务相关”的捐赠之后剩余的钱，将大致按我们所有权的大小，轨配到我们感兴趣的各种慈善事业中。如果我们的公司经理有什么建议，我们会认真听取—但最后的决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公司的形式不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很可能会像一家合伙公司那样操作。
尽管我们通过一家大型的，股份相当轨散的公司进行慈善捐赠，但只要可行，我相信保持这种合伙制观念的作用。财政部的规则允许这个领域的合伙制式的行为。
我很高兴，伯克希尔的慈善捐赠能以所有者为主导。这颇具讽刺意味，但又可以理解，越来越多的大公司的慈善政策是按照雇员的要求进行捐款（而且—对这一点你可要挺住—许多公司甚至按董事的要求捐款），但据我所知，没有一家公司计划按所有者的要求进行慈善捐赠。我说“可以理解”是因为，仅有短期投资目标以及缺乏长期所有者的洞察力的机构“转来转去”地拥有许多大型公司的大部分股票。
我们自己的股东是另一种类型。每年末，大约98%的股票是被在每年初即是股东的人持有。这种对公司的长期支持反映出一种所有者的心态，作为你们的经理，我要通过各种可行的途径对你们表示感谢。这种指定捐赠的政策就是例子。
我们使股东指定公司慈善捐赠受赠人的新计划受到了异常热烈的反应。在有资格参与的932206股中（我们股东记录中实际出现的所有者名下的股票），有95.6%的股份做出回应。甚至在剔除与巴菲特有关的股票后，回应率仍高达90%a
此外，3%以上的股东看动写信或便条，完全赞同这个计划。参与和评论的水平超出了我们见过的任何股东响应—甚至是那些公司职员和佣金高的专业代理组织的深人请求之下的响应，相比之下，你们特别的响应水平甚至是在没有伯克希尔的回复信封的暗示下发生的。这种自我驱动的行为是对整个计划的赞扬，也是对我们股东的赞扬。
很明显，我们公司的所有者喜欢不但拥有而且可以行使把他们的钱捐向何处的决定权。“父亲知道得最多”的公司治理学校会惊奇地发现，我们的股东中没有哪位会寄出印有伯克希尔官员对与股东的股份相应的捐赠决定—当然是以他们超人的智慧—的指令的指定表格。也没有入会建议，把他在我们的赠款中属于他的那部分用来满足由我们公司的董事做出的，对董事挑选的慈善团体进行的捐赠（在许多大公司中，这是一项流行的，不断扩散的，不公开的政策)o
总计有1 783 655美元由股东指定的捐款被分派到675个慈善项目中。此外，伯克希尔及其子公司将继续按业务经理的本地化决定进行某些捐款。
会有一些年份，也许2/10，也许3/10，此时伯克希尔的捐款会产生低于标准的减税—或者根本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完成股东指定的慈善捐赠计划。而在另一些年份里，我们希望大约在10A 10日左右通知你能够指定的每股捐款额，回复表会附在通知里，而且你将有大约3周的时间指定你的捐款。
这个指定捐赠的主意，与其他许多已经为我们带来众多好处的主意一样，都是由查理·芒格—伯克希尔的副董事长—想出来的。不管头衔如何，查理和我在管理所有控股公司时像合伙人一样工作。我们作为经营合伙人享受我们的工作几乎达到了“罪孽深重”的程度，而且，我们喜欢让你们作为我们的财务合伙人。
除了由伯克希尔做出的由股东指定的捐赠以外，各公司的经理们也进行捐赠，包括商品，每年平均在150万一250万美元之间。这些捐赠支持了当地的慈善团体，如联合劝寡协会（The United Way），而且大致对我们的各个公司产生了相称的利益。
然而，我们的营运经理和母公司的官员都不会在他们本人作为股东所做的
捐赠之外，把伯克希尔的资金捐给宏大的国家计划或对他们个人有特殊营益的慈善活动。如果你们的雇员，包括你们的CEO，希望给他们仍然眷恋的母校或其他机构捐款，那么我们相信他们应该用自己的钱，而不是股东的钱。
让我加上一句，我们的计划易于管理。去年秋天，有两个月我们从国民保险公司借来一个入，帮助我们贯彻我们7500名注册股东下达的指令。实际上，我们整个公司的通常开支比我们慈善捐赠总额的一半还少。（但是，查理坚持要我告诉你们．我们490万美元的通常开支中有140万美元用于公司的喷气式公务机。这是不可原谅的。）09以下节选自1986年的信：
去年我们购买了一架喷气式公务机。你们听到的有关这种飞机的传闻都是真的：它很贵，而
且在我们这种很少去偏远地区旅行的情况下是一种奢侈。而且，飞机不仅使公司开销很大，
而且仅仅看看它的开销也很大。对于一架1 500万美元的飞机来说，每年的税前开支，资金
成本加上折旧费用很可能达300万美元。对于我们的飞机一用85万美元购买的二手飞机—
来说，这些成本每年近20万美元。
认识到这些数值，不幸的是你们的董事长过去已经在喷气式公务机上有一些相当无节制的记
录。相应地，在我们购买飞机前，我被迫进人了我的伽利略（Galileo）模式，我迅速经历了
必要的．‘反对新发现的状态”，因此现在的旅行已经比过去更加简单—而且更加昂贵。伯
克希尔买这架飞机是否物有所值是一个公开的问题，但是我将努力获得某种我能够（无论多
么可疑）归因于这架飞机的业务成就。我害怕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 )看到我的开梢
数饭。他曾说：‘．做一个有理性的家伙是多么方便的事，因为它使一个人能为其打定主意要
做的事找到或制造一个理由。，．
以下节选自1989年的信：
去年夏天，找们卖掉了3年前以85万美元买进的喷气式公务机，并用670万美元购买了另一架
二手喷气式飞机。注意到卡尔·塞根关于阻止细菌指数增长的障碍的风趣话题混一见后面的
结束语，不难理解一些读者将会惊慌失措：如果我们的资产净值继续按目前的速率上升，而
且置换飞机的成本也按目前1的％的年复利率上升，那么用不了多久，伯克希尔的所有净资
产都将被它的喷气式公务机耗尽。
当我把喷气式飞机等同于细菌时，查理并不喜欢，他认为这个比方把飞机降级为细菌。他对
豪华旅行的概念是乘坐一辆空调巴士，而且只有在票价便宜时才肯上车。我本入对喷气式飞 机的态度可以用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基督教哲学家，最伟大的拉丁教
父。—泽者注）在考虑摒弃世俗的享乐生活成为一名牧师时做的祷告（我相信这不足为信）
来概括，在与理智率情感的冲突做斗争时，他恳求道：‘·上帝啊，让我变得纯洁吧—但不
是现在。”
为飞机命名可不简单。我最初提议命名为‘·查理·芒格号’，查理则用‘．畸变号’回应，最
后我们选择了“不可原谅号”。53
下面的清单是我们的股东指定他们捐款用途的几大类。
(a) 347个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收到569笔捐款
(b) 238所学院和大学收到670笔捐款
(c）244ffrK-12学校（大约有2/3是非教会学校，1/3是教会学校）收到525笔
捐款
(d) 288家专注于艺术、文化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收到447笔捐款
(e）180家宗教社会服务组织（大致按基督教和犹太教等分）收到411笔捐款
（0 445家非宗教的社会服务组织（大约40%与青年有关）收到759笔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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