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你个性中有利工作的部分
我做这个行业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我也一直认为我个性中的很多东西不太适合做这个行业。我始终觉得，拥有这样一些个性和能力的人更适合作为一个记者或新闻从业人员：他性格特别热烈，特别善于和别人做很良好的沟通，而且他也喜欢发表意见，同时善于让自己的意见成为大家的意见当中一个主导的声音。
但我恰恰不是，我从上学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比较闷的人，也不是可以迅速跟人有很好沟通的人，如果没有工作，我一天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很难过。从我的性格来讲，这些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弱点。那么怎么来克服这些弱点，怎么让我的个性优势在我从事的工作中发挥出来呢？
虽然我不善于与人迅速沟通，但我性格中有个好处，我会让和我接触的人了解到我是一个比较诚恳、比较真实的人。这是可以和其他人拉近距离进行良好沟通的一个基础，那我就把这方面放大，我可能没有什么技巧和你迅速联络，但我可以把我的态度明确地表示出来，有个良好沟通的基础，进而获取对我工作中有帮助的信息。放大你的职业优势，削弱你的职业弱点，才能在职场中不断成长。
（白鸽摘自《大学生》2011年第1期2期合刊图/志荣）
品位卖高价
一个创意人的品位，能值多少钱？100万元新台币？l亿元新台币？还是连100元新台币都不值？ 我在李奥贝纳广告公司负责执行最后的超大项目---尊尼获加威士忌的庆祝广告时，第一个映入我脑海里的理想导演，是印度导演塔森。这位印度导演是我在设计艺术中心学院的学长，以品位绝佳及身价昂贵而著称。
接触前，我并未被他的“价格”吓倒。我想：“拜托，这可是7200万元新台币预算的大案子，他的身价再贵，我也应该付得起。”
结果，他的开价还是超过我的预期，我真付不起。无奈之下，我只好用了一个美国导演，但效果大不如预期。我一直相信，如果是由这位印度导演拍摄，效果和味道绝对不一样。
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一篇杂志的访问中，谈到“创意人的身价”时的一段话。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你出了一个价钱，不是只买到我的导演能力及来替你工作的这段时间，而是买到我过去所有生活精华的结晶---我喝过的每一口酒、品过的每一杯咖啡、吃过的每一餐美食、看过的每一本书、坐过的每一把椅子、谈过的每一次恋爱、眼里看到过的美丽女子和风景、去过的每一个地方……你买的是我全部生命的精华，并将其化成为30秒的广告，怎么会不贵？”
一个人一生的精华，可以卖到这么高的价钱。我不禁想：如果一个人一生中少有精华之处，甚至，全都是一文不值的渣滓，他能卖到什么样的价钱？
高唱品位的人很多，但我不知道，能有几个人能够像这位导演一样，会这么理直气壮地要求一个令人咋舌的高价，并且能够卖出这样的价钱。
（小于摘自《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中信出版社图/贾雄虎）
大韩航空如何在声讨中挽回国际声誉
大韩航空公司曾经频繁发生坠机事件，遭到多方责任声讨。大韩航空和整个韩国的声誉均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时任韩国总统都不得不将自己乘坐的私人飞机由大韩航空转为亚航航空。
然而，之后大韩航空却奇迹般的发生了转变。直到现在，大韩航空没有再发生过任何事故，成为具有良好声誉的空中联盟的一员，全球权威航空杂志《航空世界》还为其颁发了“凤凰奖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经过大量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并不是飞行知识和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出在机组人员身上。当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飞行员不愿意、不好意思、甚至不敢对其他人说，就算说出来，也可能是含混模糊的。这就导致本不该出现的危险出现了，本可以挽救的危险没有得到挽救。
为什么韩国飞行员会这样呢？心理学家认为韩国是一个高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他们往往更重视和尊重权威。语言学家的研究结果更直接，认为原因在于飞行员使用的是“舒缓语气”，即说话者会在某些情况下，修饰、美化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比如表示礼貌、对一个人的敬重的时候、感到惭愧或尴尬的时候，这和心理学家的观点并无本质差别。但是，这却揭示了大韩航空可能的变革路径。
大韩航空的答案是改变所有飞行员的语言。大韩航空规定，从此公司的工作语言只能是英语，任何一个人，如果想继续在公司任职，就必须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大韩航空开始测试员工的英语水平，并帮助他们学习英语，为了强化学习，在对员工的培训和技术指导上，也采用英语教学。
这就是大韩航空奇迹般转变的原因。为什么？有什么样的语言，就会有什么样的态度、思维和行为模式。美国是一个讲求平等，低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当大韩航空将工作语言转变为英语后，他们不再用考虑区分不同的层级，可以不考虑什么样的语言和语气更适合表达对机长的敬意。由此，大韩航空的飞行员成功地转换了自己的态度、思维和行为模式。
不同的流行语（在这里，是指整个企业的工作语言体系，流行英语，而非韩语）下，员工有着不同的心理、思维和行为，有着不同的工作结果。是坠机频频发生，还是赢得国际声誉？是毁灭，还是生存？这中间只是做了一次语言的变革。大韩航空启示我们，在变革中，企业家可以通过流行语重新塑造员工的心理、思维和行为，以此启动并实现大规模、整体性的变革。
（白蹄乌摘自刘永烜新浪博客图/辛刚）
好人陷阱
一个我喜欢的故事，再讲一次---
某地发生凶案，迅速抓到杀人嫌犯，证人、证言一应俱全，就是他干的，他无论如何喊冤都没人听。可他确实是冤枉的。侥幸逃离的真凶也良心难受，于是他去向一个神父忏悔，说出来后，果然好多了。
可这神父受不了了，他只好去向另一个神父忏悔，以缓解自己承受的压力，每个知道这个邪恶秘密的神父都去找另一个神父忏悔，最后，全国的神父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当然，他们每个人都严守忏悔者的秘密，所以法官无法得知真相。
行刑的那一天，那个被冤枉的人哭着对神父说：真不是我干的……
神父说：孩子，我早知道不是你干的。
这叫一个泪奔泪流啊。
这个故事是把某种逻辑推演到极致：听人忏悔的人必须保守他人的秘密，这样忏悔制度才能保存，这就是忏悔的程序正义。如果你为了救一个人破坏它，搞得人人从此不再相信神父，那么，现实将变得更坏：不仅真凶，所有人都不会来忏悔了，而蒙冤者照样要死。
一个社会应该避免落入“好人陷阱”。即太爱当好人，从而越了界，最后把整个社会搞乱。应该鼓励人人把自己分内事做好。盖茨在经商时，在商言商，毫不留情，所以成为世界首富；身份转换成慈善家后，又倾囊而出。他若在经商时只想当好人，可能不得不破产，最后世界也得不到他的好。
再说一个早年的故事，国门刚开时，有人出洋留学，每日早起做好事，自觉把一些公共场所的卫生给做了。干了很久，也没人赞扬他，也弄不来什么荣耀名头，一怒之下不干了，资本主义真是太腐朽。结果同学来质问他：你今天为什么不打扫卫生了?解释了半天，别人还是理解不了，你干活，应该就是收了报酬，不然你替别人免费干活，那个原本应该做事的人就在骗取工资，而雇主又犯下监管不力的错，你一个好心，把所有事情都搞乱了。
曾经，有人提醒大家过海关时不要帮助他人拿东西，无论对方看起来多吃力，多么苍老可怜---这在做好事过程中，是一定要帮的---他/她的包里，说不定就有毒品等着闯关，被查到了，就是你去坐牢，查不出，你就帮贩毒集团做了好事---由于你毫不知情，神态自若，也许成功率更高。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王小波先生原来说过，大意是，宣传一个无偿给人理发的人，就制造了一百个贪小便宜的人，社会总的道德水准就下降了。
所以，人该做的，反而是控制自己，爱心泛滥后，接下来你会做的，往往是侵入他人的私域：反正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可以怪我呢？
尽本分是最大的好，哪怕你这个神父越界了可以平一起冤案，也不要冲动。
（黛涟摘自《心理月刊》2011年第1期图/大卫卡森）
感动中国之后
（一）
2003年2月14日，第一届《感动中国》在央视播出。这一届的《感动中国》，在录制的时候，颁奖过程中穿插了几个文艺节目。
顺利录制完毕，然而赵化勇台长在审完片之后，作了一个决定，将颁奖礼中所有的文艺因素拿掉，朴素一些，单纯一些。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正确且关键的决定，人们需要的，正是最朴素的感动。
节目播出的当天，我就接到很多短信，都是表达感动。
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人民大会堂，贾庆林看到我，最先表达了对《感动中国》的称赞，他说：“昨天的节目我看了，真感人！”隔了一会儿，我又看到吴仪和周永康，他们向我表达了对《感动中国》的喜爱之情，语言也都非常朴素：“太感人了！”
几乎在最短的时间，《感动中国》似乎获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这也就意味着，《感动中国》触碰到了时代的敏感点，满足了大家心中有，可周围笔下无的内在需求。
《感动中国》在众人的关注下，开始悄悄地拓宽并成长。
（二）
到现在为止的八年，《感动中国》的制作过程，应当是一个另类的模板。
这个团队超级稳定，但稳定也有一个坏处，一见老熟人，觉得去年的此时像昨天，立刻感受到流水年长。
领导往往不以领导的身份介入制作，但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投入。按理说，当时的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每年看完节目把个关表个态就可以，这位多年唐诗宋词朗诵会的幕后操盘手，对文字与声音的表达绝对内行并“发烧”。有一次，为《感动中国》颁奖词的朗读问题，给我打了40分钟的电话，之后也多次与我交流，这时候，他绝对不是什么副部长，而是一个文人，一个被《感动中国》打动的老大哥。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是《感动中国》的出品人和把关人，很多《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及四个字的定评之词，都是出自他的笔下。
制片人朱波手机的铃声，长年是《感动中国》的歌曲旋律，虽然他还负责其他一些大型年度制作，但显然，他让自己时刻处于“感动”状态中。
导演樊馨蔓，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名字笔画最多的一个。名字笔画多，心更细，每年都能用她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把合作者累趴下。这位美女导演一年似乎就干《感动中国》这一件事，头半年反思，后半年思考，其余时间，是编片子时夸所有的合作者并陪被采访者哭。
（三）
做《感动中国》的主持人，是一件既幸福又痛苦的事情。幸福在于，你可以离感动如此之近；而痛苦在于，当你被感动时，你必须克制，不能放纵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滑落。
有一次，现场录制时，屏幕上在放片子，一名解放军军官，陪来部队探亲的妻子女儿周末上街，看见一位轻生者落水，他下水救人。轻生者获救了，而他，却在妻女的注视下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三四岁的小女儿，在人群中拿着爸爸脱下的旅游鞋边哭边喊：“爸爸回家，爸爸回家……”
我是一个父亲，这个画面我之前也看过，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依然没能忍住，泪水夺眶而出。两分钟后，我平静下来，开始自己的主持段落，可情感却难以真正平静。
第二届《感动中国》的获奖者退休医生高耀洁，从70岁接触到艾滋病人之后，走上了艾滋病预防和救助的道路。她一路走得不易，不仅是因为周遭环境，还因为她那双曾经裹过的小脚，让她常常步履蹒跚，但就是这双似乎最古老的“小脚”，一路奔波抵抗着最现代的艾滋病，尽着她的一己之力。
那一年的颁奖舞台，获奖者需要从高处向下走十余个台阶来到舞台中央。当厚重的大门缓缓打开，160cm、77岁、满头白发的高耀洁出现在公众面前，她艰难地走下台阶，身体一颤，差点儿摔倒。这时，我已接近流泪，赶紧快走两步上前，把手伸给了高耀洁。高耀洁抬头看了我一眼，接下来用手轻轻一挥，拒绝了我伸出的手，这时的我，没有任何尴尬，反而泪水夺眶而出。而细心的观众也发现了这个细节，掌声响起，倔强的高耀洁终于稳稳地站到了舞台中央。
后来，我发现，之所以流泪的冲动一次强于一次，一来是因为自己年岁渐长，内心越发地脆弱起来；二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感动中国》的获奖者当中，平民百姓明显增多，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日复一日地坚持和坚守中实现了一种伟大，也因此，更具感动的力量，且往往自己并不以为意。
（四）
感动，可不都意味着泪水与温暖，常常也与愤怒结伴而生。
作为一个学者，刘姝威站在了造假者的对面，但是，很长时间里，刘姝威只是一个弱者，而造假者强悍无比。虽然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可在过程中，刘姝威的压力大到几乎崩溃。那个时候，除去她身边的一些普通人，正义与保护在哪里？
其实，有些感动，原本可以没有！
一个到海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大海，却在同时，看到有人落水陷入绝境。这名叫魏青刚的小伙子没有犹豫，一次又一次下海救人，岸上围观者众，也有喝彩声与加油声，却无人下水。救完人，魏青刚拍拍手，走了。舞台上，我问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他回答：“我活儿干得不错，大家帮我找点儿活干吧！”
于是，我相信，下一次，再遇到需要救人的情况，魏青刚依然会下水，但让我不确定的是：今天被魏青刚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我们，下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是不是依然袖手旁观？
所以，每当《感动中国》播出后，受到人们称赞，我总习惯性地去想：感动了，然后呢？
可问题的关键是，在感动的那一瞬间，我们曾经立下无数誓言，后来，困意来了，我们关掉电视，沉沉地睡去，只是不知道，那些咬紧牙关许下的承诺，我们是否，还会在醒来后想起？
（张小雷摘自《幸福了吗？》长江文艺出版社图/周弘）
致信中南海
2010年8月，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复信广西百色陇穷小学学生张玉玲，后有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给上海青浦区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回信提出“少年有志，国家有望”。9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复信北川中学学生刘敏。
如何给领导人写信？怎么才能获得来自最高层的回信？长久以来，一直是人们最想探知的中南海“秘密”之一。
“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中南海西侧院墙外，府右街乙27号。
如果不是悬挂着一块标有“中南海邮局”的黄色金属牌，路人很难将路边这座低矮的暗色仿古四合院与上送下达中南海信件的中南海邮局联想到一起。
这个特殊邮局1950年2月开始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所有投递到中南海的民间邮件，都会聚集到这里。信件也被统称为“人民来信”。
据中南海邮局原局长崔敬章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来信能占到总邮件数量的80%至90%，每天至少一千封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两三千封。也就是说，只需要一个半月，这些堆积起来的来信，就可以铺满人民大会堂中万人大礼堂的地面。
一般情况下，通过邮政渠道发送给领导人的信件，都会先进入信访部门的办事程序。所以发送给领导人的邮件是以何种形式寄出，收件人名称怎么写，并不重要。绝大多数来信都会经信访部门，转往信访内容所涉及的单位进行处理。只有极少部分来信，会被制作成简报形式，如《群众反映》等文本，报送领导人。而直接呈送来信原件，则更为少见。
什么样的来信要靠信访部门消化，什么样的来信才能报送领导人？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干部李振洪曾经办理过几万件次人民来信，据他回忆，为领导人办信，依据的重要工作思路，就是“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1963年，李振洪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介绍，因暴雨成灾，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大量农田被淹，灾情严重。而由于河南新蔡地势高于东邻的安徽临泉，临泉低处筑堤挡水，新蔡高处则扒堤排水，双方集结了大批群众，一场争斗随时可能发生。
接信后，李振洪最初准备电话通知安徽和河南两省，请他们派人前往共同处理。但感到事态严重，就按照“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的工作要求，即刻作出摘报随附原信送刘少奇。刘少奇阅后做出批示，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小事”也是政治资源
近年来中央领导给普通群众的回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小事”，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小事不干扰”的准则，不过，这一时期，“小事”已有不同政治内涵。
李芳是湖南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她曾于2009年致信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总理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温总理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
李芳说，当时并未多考虑温家宝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写信的动机是因为敬佩。
但温家宝以总理身份的回信，显然已经改变了这位农村女性的生活轨迹。签名辞典是受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委托，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6万码洋的图书。如今李芳已增开一家新馆。
2007年，江西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赣州市滨江二小的186名学生联名写了一封《致温家宝爷爷的信》，托他们参加“两会”的校长刘艳琼带到北京转交给温家宝，以表达对政府免学杂费优惠政策的感激之情。
如何送出这封信？刘艳琼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个人关系呈递。但得到的委婉回答是，会议期间，没有向领导递信的可能。后来刘艳琼干脆直接将信件交给了驻地的邮政服务人员，在收件人一栏上写下“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第三天下午，刘接到电话，称信已收到，会尽快交给总理。她完全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到驻地房间时，温家宝的亲笔回信已经放在被子底下。信封上特别注明，“限今日到达”。
无论是向温家宝募捐图书，还是对“温爷爷”表达谢意，与李振洪所描述的“大事”相比，这些确实只能算做“小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旁观者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可以捕捉到一个明显信号---写信者都是新政策的受益人，群众与领导人的此类互动通过媒体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惠民新政”的宣传效果。
有章可循的回信规律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投书中南海，邮路是唯一的选择。但实际上，得到领导人回复的信件，其进入中南海的渠道也是五花八门。
已成经典的一则往事，发生在1975年。当时3个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黄仲玉、林克平、钟义信焦虑于大陆的通信卫星研究的落后，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信，向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给周恩来？林克平是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邮件要挂号。
于是，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通过内线的秘密渠道，进入中南海。
据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看到这封来信之后很激动，当场批示“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11天后，周恩来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而这封成功到达周恩来办公桌上的来信，也改变了大陆通信卫星的发展轨迹。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数量庞大的人群致信中南海，谋求平反冤假错案。此时当权者的身边人也担任起转递申诉信件的中间人角色。
当下每每临近节日前夕，如“六一”前给儿童回信、“五四”前给大学生回信，以书信示重视已成为领导人的例行动作。
除此之外，通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也是增大领导人回信几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在领导人视察过后，向领导人发去信件汇报本地改革喜讯，也更容易获得领导人的回信。
不过，面对来信要求解决具体问题时，国家领导人也会有无奈时。
199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接见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时，内部讲话中称，“我在上海时一个月大概收到群众来信三四千封，我到北京以后，去年接到一万多封人民来信，这都是直接写给我个人的”，“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往往许多信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能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心意，我批下去总是比较重视一点。”
（金耐摘自《凤凰周刊》2010年第31期图/周弘）
香港为啥没北京“堵”
目前，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与香港大体相同，都是四百几十万辆，但北京的交通拥堵程度却甚于香港。如果把面积因素加上去，北京的“病症”就显得更为严重，因为香港总面积是1000平方公里挂零，还被海面分割成港岛、九龙半岛、大屿山岛等几块，而北京是16000多平方公里的一整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我只用亲身经历的一个小实例，说明其中的一些“奥秘”。在香港时，经常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主办方安排座位一般都是按姓氏“归堆”。于是一生二熟，与一些同一姓氏的同胞，很快成了朋友；而一位90多岁的老先生(简称“W老”，知名企业家，亿万富豪)、一位50来岁的“中先生”(简称“W中”，一家中资企业负责人，相当于处级)则是我经常的“左邻右舍”。
一次晚间的聚会结束，已经近11点，我们乘同一电梯下到底层，道别后“分道扬镳”。寻找地铁入口的我，无意间发现：“W老”在太太的搀扶下，钻进一辆出租车，乘车离去；“W中”在路边稍等片刻，被一辆黑色奔驰接走。不久后的又一次聚会时，我忍不住问“左邻”：“您有私家车吗？”答曰：“有啊。”“那为什么上次聚会我看您与太太是乘出租车走的呢？”答曰：“参加这种活动，用私家车划不来。一般活动得四五个钟头，一个钟头停车费30元，四五个钟头就是一百几；影响了司机休息，还得给加班费。乘的士回家，既方便又省钱，随到随走，几十元搞定。”企业家就是企业家，经济账算得多精细！而且，回答得那么坦然，并没觉得“打的”会使他这位亿万富翁“丢面子”。
散席后，我们依然是乘同一电梯，“右舍”的“W中”问我“有车接吗”，我说“没有”。他很热心地说“同一方向，可以用我的车送你”。很明显，虽然也属于企业家，但“W中”姓“公”，“他的车”是公家配的，根本用不着为“划算不划算”操心，“有没有面子”倒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而据我观察，香港政府的公职人员参加这类社会活动，绝大多数也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
这件好几年前发生的小事，我过去主要感慨企业家姓私与姓公的区别，最近才与交通拥堵联系起来。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三点香港拥堵逊于北京的原因，一是私家车使用成本很高，尤其是在城市核心区域，“逼”着人们不能不算细账，连亿万富翁也不例外；二是公共交通设施发达、方便，“拉”着人们不能不优先选择，有钱人也经不住“诱惑”；三是机动车保有量虽然很大，但公务车比例很小，使用又被严格监控。据了解，香港许多机构根本就不设公务车，一般公务出行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特殊情况下则临时租车。
（莲心摘自《日本新华侨报》2010年12月20日图/韩磊）
中国再无玩家
林语堂说，中国人对快乐的概念就是“温饱黑甜”---温暖、饱满、黑暗、甜蜜，即指吃完一顿丰富的晚餐上床去睡的场景。
按照林语堂的观点，中国人是很容易快乐起来的族群，贵在知足。可我觉得，林语堂形容的只是餍足，中国人的快乐恐怕要更复杂和抽象，或者说，“更有追求一些”。
中国人的快乐以前只是慢些，近几年却是等了半天也不来，干涸得几近于无。在“全球最快乐/幸福国家”之类的评选中，从来都在120名之后，2009年的畅销书索性彻底沉下脸，起名为《中国不高兴》，即使如此，也要不识脸色地打听一句：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
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乐”，都是来源于有了空间，有了憩，有了浓墨重彩间漫长的留白。然而现如今，生活中的这段留白却消失了，人一出生就开始与人斗得轰轰烈烈，和人挤得熙熙攘攘。
小学决定起点，中学决定起跑速度，大学决定领先别人的身位，工作决定人在社会的座次，座次决定掌握的资源。抢都来不及，试问，哪个阶段有暇快乐？
中国人的快乐本来根植于人间的烟火气，来自于世俗的快乐，是市井中闲情偶得的生活艺术。
现在，所谓的“世俗”已经不复存在。一方面，生活艺术被摧枯拉朽的生活所摧毁，2009年，“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去世，传统生活趣致终于奏响灭亡前的最后挽歌；另一方面，世俗空间也消失，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关系被公共放大镜粗暴地放大，焦虑和恐惧取代了快乐，成为中国的主流情感。
中国人当然必须快乐，但快乐不能像一场场整体的广播体操。中国人要寻回快乐，必得先寻回“我”，再寻回“自由”。有了这两个装备，才能踏上回溯快乐的征程。
（张涛摘自《新周刊》2011年1月1日图/李坤）
中国的四种不可思议
中国是文化、习俗、惯例等“软因素”浓厚的社会，它们渗透到几乎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我想把眼里不可思议的中国人的四种“lifestyle”(生活方式)作为我对2010年的盘点。当然，以下描述都是相对的，不是所有中国人都那样。
其一是中国人的“送礼”文化始终不能让我接受。比如，每年的中秋节，中国人以互相赠送月饼的形式庆祝节日。中秋节对中国人很重要，送礼则为社交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问题是，大家“乱送乱收”实在夸张，让我这个真正希望体验中国传统美德的老外感受不到什么节日氛围，发现的反而是中国人的物质与拜金主义---“乱送乱收”已经远远超出了“祝福节日”或“讲究传统”的范畴。我怀疑，大量、无序互送，能消化得了吗？如果只是深化关系，甚至行贿谋事，就不要滥用节日了。一是对宝贵资源的严重浪费，二是对传统节日的严重失礼，三是对国家形象的严重损害。
我来到中国之后另一个最感到惊讶的现象，就是中国人为何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血型”。在闲聊中，日本人习惯问血型，中国的年轻人好像习惯问星座。实际上，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血型很成问题。假设，突然遭到车祸怎么办?你很有可能有必要迅速输血，记住血型有点像防灾意识，大家最好立刻弄清自己血型的归属。这得是“常识”，免得到时候再在病床上检查。
我还经常跟在中国做生意、与中国人有交往的老外相互抱怨：中国人为何不回电子邮件，或回得那么慢?我已失去耐心与中国人用电邮沟通了。只好打电话、MSN或直接见面谈，否则做不了事、做不成事。是中国人没有电邮沟通的习惯，听不到对方声音、看不到对方脸就会觉得“不靠谱”么?其实，电邮既能节省电话费以及出门见面的成本，也能沉淀下来整理思路后给出答复，反而能提高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率。我也担心，一旦离开中国，还能不能维持中国的“人脉”。因为，回了国或到了海外，恐怕只能用电邮了。
另外，我在日本从小有一种感觉，最能让自己放松的地方是厕所。到中国后，就彻底不放松了。中国为何有那么多没装手纸的厕所?中国的厕所为何那么脏?普通话还叫“卫生间”呢。酒店、高级写字楼还可以，但许多普通大厦、超市、商店公厕没有手纸，其环境也只能用“糟糕”一字来形容。我刚来北京时就吓了一跳，后来弄清了中国许多地方需要自己带手纸。我想，应该也存在下水道等技术问题，不能直接把手纸扔到马桶里，以免堵塞。
（小山摘自《看天下》2011年第1期图/何影）
妈妈,让不够优秀的我消失吧
我十六岁了，苦涩的十六岁。
那年我读高一。课余时间，我就把自己埋在图书馆里，疯狂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我觉得，我那时对文学是一种“饥饿状态”，我“吞咽”中外名著。书看多了，思想也多起来，对人生的爱恨别离感觉特别敏锐。我常常想，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时，父亲在师大教书之余，又开始演讲著述，生活忙得不得了。母亲又教书又忙家务，深夜还要帮父亲校对。他们实在太忙了，忙得没有什么时间来过问我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寂寞极了。在学校里，我也有几个好朋友，但她们和我比起来，却“天真”多了。我满心满怀的热情，无处发泄，满脑子的疑问没有解答。然后，有一天，学校发给我一张“通知书”，要我拿回去给父母“盖章”，通知书的内容是：我的数学考了二十分，要家长“严加督导”。拿着通知书回到家里，却发现我那处处比人强的小妹，正坐在玄关抱头痛哭，父母一边一个，在想尽办法安慰她。我不禁大惊，慌忙问妹妹发生了什么大事，哭得这么厉害？母亲叹口气，用充满怜爱与骄傲的语气说：“她实在太要强了，她哭，因为考了一个九十八分，没考到一百分！”我目瞪口呆，揣在口袋里的通知书简直无法拿出来。但是，老师命令，明天一定要盖好章交回。磨磨蹭蹭，到了深夜，我终于拿了通知书去找母亲，母亲一看，整个脸色都阴暗了下去，她抬头对我说：“你要我们做父母的，拿你怎么办？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像你妹妹？”我心中一阵绞痛，额上顿时冒冷汗。我冲出房间，冲到夜色深沉的街头，伏在围墙上，疯狂地掉眼泪。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母亲。这是我成长以来，第一次这样坦率地向母亲“告白”。如今，我已不能完全记起信中的内容，只依稀记得，有这么一段话：
“亲爱的母亲，我抱歉来到了这个世界，不能带给你骄傲，只能带给你烦恼。但是，我却无力改善我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母亲，我从混沌无知中来，在我未曾要求生命以前，我就这样糊糊涂涂地存在了。今天这个‘不够好’的‘我’，是由先天后天的许多因素，加上童年的点点滴滴堆积而成。我无法将这个‘我’拆散，重新拼凑，变成一个完美的‘我’。因而，我充满挫败感，充满绝望，充满对你的歉意。所以，母亲，让这个‘不够好’的‘我’从此消失吧！”
写完这封信，我找到母亲的一瓶安眠药，把整瓶都吞了下去。当我醒来时，已经是一星期之后了。我躺在医院里，手腕上吊着点滴瓶。母亲坐在我的床边，紧紧握着我的手，睁着一对红肿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立即明白，另一个世界还不准备收留我！张开嘴，我痛喊了一声：“妈妈啊！”
母亲顿时抱着我的头哭了。我也哭了。我们母女紧拥着，哭成一团。母亲哽咽地说：“凤凰，我们以前曾经一起死过又重生，现在，我们再一次，一起重生吧！”我哭着点头，抱紧了母亲。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出院回家。父亲买了一个古筝送给我，庆祝我的重生。我很少收到父亲的礼物，觉得特别珍贵。虽然我始终没学会弹古筝，却常常抱着那古筝，随意地拨弄。古筝的声音清脆，带着颤音，袅袅不绝。我每次拨弄古筝时，心里也震震颤颤、绵绵袅袅地浮漾着哀愁。
（刘文娟摘自《我的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图/李坤）
爱情的性价比
早就有经济学家跃跃欲试，企图计算爱情带来的收益。计算结果如下：
第一次牵手时激发的心跳：大约相当于游泳或慢跑，对心肺有良好的锻炼作用。两人次，价值100元(人民币，下同)左右。
相互拥抱带来的安慰与温暖：比上海外滩三号里的高级SPA更让人感到愉悦。两人次，价值1500元左右。
接吻引发的唾液交换：竟然有医生证明，两个处在愉悦情绪中的人交换一毫升的唾液，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等。这样算下来，接吻一次，至少相当于买了10克印尼血燕窝，价值2000元左右。
做爱导致的体液融合：作用与接吻相仿，并有更高的促进内分泌的功用，每次价值4000元左右。
相拥而眠则不仅可以消除寂寞的情绪，还可治愈失眠和神经衰弱，每次价值1000元左右。
这样算下来，谈一场3个月的恋爱，每天计牵手、拥抱、接吻各一次，就算考虑到边际效用递减的经济学原理，也可以获得数十万元的收益。
可惜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靠想象才能得到的收益，并不为人重视。更多人宁愿计算爱情成本：看一次电影150元；吃一顿饭300元；唱一次KTV400元；送订婚戒指1万元……
银行账户是显示不出经济学家算出来的爱情收益的，能够显示的只有一笔笔心惊肉跳的支出。
有位做财务工作的男孩子曾经对我说：“我已经在她身上花了5000元了，可是她还是若即若离的。”显然，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他对这个爱情项目很彷徨，不知道是该继续投入下去，还是割肉退出。
有位精明的金融工作者给自己定下2万元的爱情成本上限，也就是说，当他在一个女孩身上投入2万元，还是没有赢得她的芳心时，他就决定退出。这有点像对爱情的风险投资，亏了拉倒，若是不小心赚了，就是盆满钵满。只是我很怀疑他所谓的“赢得芳心”是如何界定的，是以对方答应了他的求婚为准，还是以对方与他发生性关系为准呢？而如果领完了结婚证，他又发现了性价比更高的爱情项目时，又该如何处理呢？
若是所有的情绪都可以换算成金钱，人生中的痛苦或许会减轻许多。就算失恋了，算一算，不过损失10万元，闷头挣上半年、一年就回来了。若是所有的情绪都可以换算成金钱，人生中的快乐也会减轻许多，遇到一个真爱，不过收益10万元，一年半载的薪水而已。
现实中真的有人是这么算的。一位商人朋友在结婚半年后“闪离”，因为房产证署了两个人的名字，被法庭判决支付给女方40万元。朋友觉得很冤枉：“明明首付和装修都是我付的。”事后他对我说：“就当我去年一年白忙活了吧。”于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就这样被物化为一年的经济损失，像一个亏损的投资项目一样，被扔进记忆的垃圾堆里。
（钟夏摘自《经济观察报》2010年9月27日图/李坤）
跳槽只为“软福利”
很长时间没联系的一个老同学忽然来了电话，说她又跳槽了，一定要让我去新单位看看，因为她所在的写字楼洗手间里安装了全套美标的洁具，还有名牌洗手液、七分钱一张的吸水纸，最可贵的是马桶旁边那两卷厚厚的舒爽卫生纸永远用不完。我特别惊讶，问她：“你不会是因为厕所跳槽的吧？”她底气十足地回答：“不是才怪！”
我如约到了她的写字楼，那里确实气派十足：电梯宽大无比，每层都有可供商务洽谈的柔软沙发，旁边就是整面落地玻璃，而全楼最奢华的就是厕所。据说我的同学只是基层员工，居然拥有偌大的专属办公室，还有几盆精致的盆栽。
我的同学是个工作上的拼命三郎，但她对环境的要求特别苛刻。上次跳槽据说是因为写字楼里的电梯，就是那种空间狭窄、能同时容纳15个人、满员时站着如同接吻姿势的廉价电梯。平时乘电梯的人并不多，但每到中午11点大厦里食堂开始卖饭的点儿，电梯就忙坏了，几乎每层必停，一群群刚吃完和正准备吃的人进进出出，电梯里充满了一股浓郁的菜味儿，有人在咂吧嘴、有人在打嗝、有人在抖搂饭盒里的水，搞得我同学很长时间一进电梯就犯恶心，都快成生理上的条件反射了。后来她发现每到下午，电梯里总会出现一些光着脚趿着拖鞋，肩上扛着毛巾的人一层层找能洗澡的卫生间，那一刻电梯里满是洗头水的味儿，弄得她经常疑惑自己是不是在一家洗浴中心里办公。这些她都忍了，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厕所里的手纸经常不知道被谁当单位福利拿回了家，总是在她疏忽自带卫生纸的时候，眼前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空盒。所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她绝望地一把提起裤子，想到的只有一个词：跳槽！
她之后就到了这家对着装要求极为严格的外企，每天早晨花一刻钟化一个OL妆，粉底霜、收缩水、精华素、腮红、眼影、香水一个都不能少，即便这样还生怕自己配不上这个大楼的光鲜。这里，电梯大了，菜味换成了化妆品味，她觉得这样的味道才适合自己，就连她洗完手不小心滴落在大理石台上的水珠，都有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服务生及时擦去。
在能够享用自带七分钱一张吸水纸的厕所以后，我的同学觉得每天上班简直成了妙不可言的人生享受。虽然她的手机随时都会响起，虽然她随时都要上网接收老板指令，哪怕她现在在睡觉、在逛街或者在上厕所，都要时刻准备着接收指令，但是她仍然以打了鸡血的姿态投入工作。
人的职场幸福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这么不可理喻，很大程度往往与薪水无关，它源于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软福利”。软福利可能只是向上司的表达权得到尊重、诉求得以重视、向上升迁的愿望有更多实现的可能性。又或许只是公司给你提供的种种细微便利，譬如有的公司会给员工提供理发、修鞋等杂七杂八的服务，免费提供早餐、旅游休假，又或者是一趟班车让你早早回家与老人共享天伦。对我的同学来说，厕所福利虽小，但它是促进身心健康的必备法宝，因为没人喜欢从繁重的工作中暂时解脱后又走进一个又小又脏又臭的空间。
我的同学是个闲不住的人，总叫嚣着还要再跳槽，却迟迟没跳。我想，真正挽留住她的不是职位、薪金，而是这里的厕所，当然，这个秘密她的老板未必知道。
（司志政摘自《大学生》2011年1/2月合刊图/辛刚）
机舱里的钟声
从明尼苏达州杜鲁门城飞往华盛顿的班机上，坐在我旁边靠窗座位上的那个大高个子，看着手腕上的表说：“七点十分，托尼，我们已飞一半路了，假如我逃亡海外的话，他们会认为我不回来了。”“山姆，你不是在逃亡。”我说。
他微微一笑，赞同地说：“对，我不是在逃亡。”就从那时候起，从头顶传来“滴答，滴答”的声音。
山姆的两眼瞪大，一听到这滴答声，立即目瞪口呆，一只手紧紧抓住我们座位间的扶手。
我明白他恐怖的原因，这是定时炸弹的定时装置的声音。
我看到山姆头上行李架上有一个公文包，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一位空中小姐端着一只盘子走过来，她停在我座位旁边的走道上，侧耳倾听。“那是你的吗？”她的微笑是牵强的，“我想里面是一只钟吧？”“那不是我的。”我挤向她，贴近她耳朵，轻轻说，“小姐，它可能是一枚炸弹，坐在窗边的是山姆。”她听了我的话后急忙走向驾驶舱。山姆看了看我。一会儿，从麦克风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机长，十七号座位上头那个没有标签的皮包，不论是谁的，请声明……”那滴答声在我耳里如打鼓般响。乘客的脸全转向我们。机舱内有谈话声，但是没有人承认那只公文包。
机长出来了。他非常镇静，不动声色。他瞧瞧公文包，注意地听听，通道那头有位男士站起来和他说话。“请坐下。”机长说。
突然有个人说：“炸弹！”乘客们都站起来，向前舱和后舱乱跑。
纷乱中，我迅速告诉机长说：“我叫托尼，是私人侦探，我正带这位山姆到华盛顿去作证，假如他能够证明塔克兄弟帮在中西部的所作所为的话，就会消除一个犯罪集团。”“我们可以把它丢出门外。”机长说。 “那机舱能保持正常的压力吗？”“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装置，改变压力可能会引发炸弹爆炸。”机长点点头，他抬高声音，大叫：“诸位请各归原座，假如我们能紧急降落……”他头一次表现出惊慌，“天哪，等一等。”他看看手表，“七点十九分。”自从滴答声开始，已过去几分钟。
庞大的飞机俯冲着滑翔，发出很大的声响。
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风向塔，两个小小的孤寂的棚子，三辆闪闪发亮的汽车等候在跑道边。
那三辆黑色汽车在等什么？
我觉得面部肌肉僵硬，傻兮兮地冲山姆笑着。他皱着眉看着我，同时抹抹额头的汗水。
我越过他的头，伸手取下那只公文包，他吃了一惊，几乎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挟着公文包，来到驾驶舱。
副驾驶在驾驶飞机，机长看看我和公文包：“你疯了吗？”“我差点成了傻子。”飞机正在滑落。
“马上飞离机场。”我说。
那位副驾驶不理我。
此刻，我做了唯一能使他们听话的事，我举起手中的公文包，要把它砸在机舱壁上。
机长伸手要抓我，但没抓住。我打开公文包，里面有一只静悄悄的小钟，还有一只噪音很大的钟。小钟牵动大钟，七点十分开始作响。
就是那样，没有炸弹。
“他们知道你们的一贯作风，”我说，“他们估计你们不敢去动那枚定时炸弹，假如你们听见它在七点十分开始响的话，你们就会在这里降落，那三辆汽车在这荒凉的机场停着，是在等候山姆。”我说，“现在请你们通知下面机场的人，通知警察逮捕他们。”山姆按照规定的时间抵达华盛顿，并且由于他的作证，警方破获了一个犯罪集团。
(芳如故摘自《希区柯克短篇小说集》中国电影出版社图/贾雄虎)
金钱有能非万能
我觉得金钱能买到两样东西：第一，能买到物质的东西，这只要有钱马上就能买到；第二，金钱能买到大部分的自由，有了钱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睡哪儿睡哪儿，想去哪儿去哪儿，给你带来很多自由。
但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也有两样：第一，买不到尊重，你不能说有钱就能买到别人发自内心对你的尊重，他可能会羡慕你有自由有财富，但他不一定尊重你；第二，金钱买不到追随，你有钱，很多有才能的人也未必追随你，也就是说你不能保证很多高人愿意跟你合作。
那么，尊重和争取人才靠什么？光有钱一定是只有物质上的财富和行动上的相对自由。而最重要的是要有道德，有道德、有修养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别人的尊重。有钱同时又有道德的人会得到尊重，有道德又有钱还有能力的人会得到追随。一个人如果又有钱又有道德，同时又很有能力，让大家相信跟着你能不断进步，跟着你不但能成功，而且能克服很多人克服不了的困难，这就是你能力的最好体现。如果你很有远见，每件事都能往前走，就会有很多人才追随你。“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是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李世民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科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时所讲的一句话，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领导，也应当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和境界。
（鱼多多摘自《风马牛》中信出版社）
老友记
“刀疤”古龙
我在时报副刊当编辑时常去古龙那儿催稿，古龙说：“你不跟我喝酒，我就不写给你。”但我们俩那时年轻啊，老喝不醉，干脆就把绍兴黄酒倒在两个盆子里，“干盆”。我们还经常一起泡温泉，他全身脱光，你很难想象他浑身刀疤的样子，因为他年轻时常常和人家砍杀，所以他的武侠小说其实就是他的生活，只不过从现代投射到古代，另外美化主角---他本人长得很丑，像个罗汉，却写出像楚留香这样俊美的男主角。
古龙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去看他，他还写了一幅字给我，“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然后他又和我讲，“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酒不是好东西。”那时他都肝硬化到晚期了。他死后，大家决定买上48瓶XO给他陪葬。4000块台币一瓶啊，我担心这样会被盗墓，建议把酒瓶的盖子打开。有朋友开玩笑，过个几十年，就是陈年老酒啊。
“半部”南怀瑾
南怀瑾是个博通四海的大家。为了要去拜访他，我就问人家，南老师最喜欢什么？他们告诉我，南老师最喜欢抽三五牌香烟。我带了一条去拜访他。那时他八十多岁，鹤发童颜，一根根抽香烟，完全没有什么执著和固执，是一个很自在的老人。那一天，我们谈了一整夜，我问他，为什么他写的很多东西都只有上册，没有下册。他说，那下册都要留给你们做，我都做完了，你们做什么。南怀瑾又讲他的老师在世的时候在全中国盖了120座庙，可是都没有盖完。有一天，他忍不住问其中缘由。他老师说，那我都盖完了，你盖什么。他说，林清玄，你写我的下半部吧，我说，我不写你的下半部，我要写我自己的上半部。
“流泪”三毛
我有写文章批评三毛的文章眼泪太多，《三毛一篇文章有48处眼泪》，后来三毛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三毛看了文章哭了很久，眼泪比你写得还多。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认识之后才知道她就是那样的人，为了感动的事情，可以几个月不睡觉，像写《滚滚红尘》。
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她说她想要搬去美国，要卖房子。我去看了下她家，很不错，当场就决定买下。签约付钱的前一天晚上，她突然打电话给我，“清玄，我房子不卖了”。我就很气啊，因为四处借钱为了买房。她说：“屋顶上的柠檬花开了，我要等到它结果。”结果，那段时间她就没有出国，等到柠檬结果。她就是这样的人，她对朋友很好，会记得朋友喜欢什么，在旅行的时候记得给朋友带礼物，有时又会突然写卡片给你，她对朋友真的很细心也很贴心。
“难友”李敖
李敖那时被判刑，都没有人敢站出来讲一句话，当时只有我写了一篇文章《我所认识的李敖》支持他，认为他很了不起，不应该被关。大家如果看李敖的回忆录最后一篇，《我这一生最好的100个朋友》，我的名字还比较靠前呢。我们还算是蛮好的朋友，我出国忘了交水电费，他都帮我去交。
不过，交完之后，收据不给我，他跟我说，我有把柄在他手上。
（石景琼摘自《新京报》图/李坤）
欢呼
拿破仑在非洲打了胜仗回到巴黎，整个巴黎都欢呼着迎接他。
拿破仑手下的将军和士兵都已经沉醉，忘乎所以，唯有拿破仑依然平静。
副官不解，问他：“将军，整个巴黎都为你的魅力征服，在为你欢呼，你不开心吗？”
拿破仑很平静地说：“有一天，我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欢呼的。”
（梁子摘自龙源期刊网）
喂养善良
清嘉庆年间，有一个叫周维城的人，因孝顺父母闻名遐迩。据说，一个老头看到周维城，没说几句话，就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当下，把女儿许配给他。
这个事有点夸张，但更特别的事还在后边。
一个曾跟他一起做过买卖的朋友，活得有点落魄，实在混不下去了，跑到他这里，希望能得到救济。周维城二话没说，拿出钱来资助他。
然而，朋友走的时候，有人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店里的东西，大家都很气愤，把这件事告诉了周维城。哪知，周维城赶紧让人把搜出来的东西放回到朋友的行囊里，而且，特别叮嘱大家不要说破这件事。后来，朋友再来，周维城待他还像原来一样。
店里的伙计觉得他太过善良了。他笑笑，说，有两个人的故事，我一直忘不了，也讲给你们听听。
一个人姓吴，徽州人，在富阳一带做买卖。每年的年末，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他都要怀揣好多金子，奔走在里巷之中。只要碰到穷人家，他就会把金子放在这家人的院里，而且，做得悄无声息。也因此，好多穷人家的年，过得有滋有味，却没有一家知道，这钱是谁给他们的。
另一个人姓焦，江宁人。有一次，他带三百金来富阳做买卖，正赶上江水泛滥，好多人家都被水淹了。他急了，拿出三百金来，说，谁能拯救落入江水中的人，救起一个，我就给一金。此语一出，会水的人，纷纷下去救人。他没有食言，好多落难的人被挽回了生命。他出钱，为他们买吃的喝的，水患过去之后，还给他们盘缠，送他们上路。那一次富阳之行，他买卖没做成，却把三百金花得一干二净。
然而，自始至终，姓焦的商人没有说过一句可惜的话。
至于周维城讲完故事后，店里的伙计们怎么样了，我们无从得知。但周维城的故事让我联想起另一个人---陈光标。
有“中国首善”之称的企业家陈光标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为了分担家里的贫苦，他挑着水到几里之外的集镇上去卖。他清楚地记得，尽管使出浑身力气吆喝，“卖水啦，卖水啦，1分钱随便喝”，可是没有人来买他的水。
就在这时候，一个让陈光标永生不忘的陌生人，走到了水桶前。他摸出2毛钱来，给了小光标，说，孩子，我买水。他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三两口，然后，留下一个微笑，走了。
当时的2毛钱，对小光标来说，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他紧紧地攥住了2毛钱，也为他的人生攥住了一颗善良的种子。而那个温暖的微笑，最终让这颗种子，长成了今天善行天下的参天大树。
把这两个人的故事写出来，我只是想说，在人性的美面前，有三种人：一种是麻木冷漠的人；一种是相形之下，意识到自身卑琐的人；而另一种人，却用温暖点燃了他人的温暖，用善良喂养了自我的善良。
（小南摘自《辽宁青年》2011年第1期图/陈明贵）
狗的变异
带女儿回了趟老家。女儿发现一个问题，全村的狗，无论个头大小，都怕人。一个小孩儿冲着跟他一般高的大狗跺跺脚，大狗立刻夹着尾巴跑得远远的。女儿觉得很好玩，天天和其他小孩儿一起跺脚。
村里几乎家家养狗，狗的生育能力强，一胎好几个是常事。家里养不起，只好扔到外面，成为四处乱窜的野狗。狗多食少，家狗与野狗争相讨好村民。随手扔一块馒头，至少两三条狗抢。抢不到的，一边对抢到的怒目相向，一边摇尾讨好村人，希望再扔一块。久而久之，狗变得非常怕人。
回城以后，女儿在小区里见到宠物狗迎面跑来，下意识地跺脚。宠物狗还没反应，狗的主人急了，跳出来讨说法。宠物狗见势，立刻也狗毛倒竖，一通狂吼，好像受了多大委屈。
狗的品种千变万化，也不过是狗吧?我不信它在村里摇尾乞怜，到了城里就基因突变。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狗，“狗仗人势”一词确实有道理。
人类社会中，摇尾或者狂吼，也得看是否有“势”。“势”者，凭恃也。这个词本无褒贬，只不过所凭恃的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含义。有的人凭恃的是家族；有人凭恃钱财，动辄“二十万摆平你”；有人凭恃权力；有人恃才傲物，读过几本书，并不把有钱人有权人放在眼里。
亏者其实很招前几者讨厌，一路通行的“势”到了他们那里意外受阻，自然令其不爽。“势”大多具有攻击性，彼此的关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有了那样几种“势”，才有最后这样一种“势”。要想消灭这种“势”，最好是先割掉那几种“势”。
（桃子摘自《河北青年报》2010年12月28日）
自己要努力,贵人才给力
我的一个朋友亚达，毕业后考入了一家著名的跨国公司。起初他的英文极烂，每天私下苦练，一年后竟然进步神速，自诩用英文写东西比中文还要清楚。每每听他用Excellent的英文与人说话，我都会艳羡不已。
一日，亚达下班后单独留在办公室，进来一个中年人，随便找个座位坐下来就开始掏出笔记本电脑飞快地打字。这时，一个国外客户的电话打了进来，恰好亚达对对方询问的产品非常熟悉，所以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解释了一番。挂断电话，中年人抬起头，说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英文很棒啊！”
几句话聊下来才得知，这位貌不惊人的中年人居然是亚达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大中华区的MD(董事长)。自此，受到大老板鼓励的亚达信心大增，学英文的劲头更足了。偶尔在中层会议上，MD也时不时地向亚达的老板问起他工作表现如何，引得亚达的老板惊诧无比。
后面的故事很老套，在MD的光辉照耀下，丑小鸭变天鹅之类的职场奇迹诞生了。可是亚达并不感到意外，他说：“光看着在宝马里笑，有谁看见我在自行车后座哭了？”只有我明白他背后付出的努力，毕业后整整一年，他每晚都窝在出租房里强记公司所有产品的英文说明书，无论是和他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他都会死记硬背下来。可见成功的年轻人，最初的原始资本往往只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而后才能开得起威风宝马。犹如大多数女孩都是天资平平的灰姑娘，要想被提携为香香公主，至少你得先修炼出公主的气质。
（司志政摘自《大学生?中国校园》2011年1/2月合刊图/贾雄虎）
70份报刊淘出“杨百万”
杨怀定在1988年2月的最后一天辞职了，这也不是他有发财的先知先觉，只不过是厂里发生失窃案，他是嫌疑人。当嫌疑被解除后，他辞职了。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下半辈子的命运将因此发生巨大改变。
一天，杨怀定从报纸上看到开放国债交易的消息。他感到机会来了，开放的第一个交易日上午，他以108元的开盘价总共买了两万元国库券，心中忐忑不安。下午，再去看盘，价格已升至112元。他欣喜若狂，当即卖出，轻而易举地获利800元。这一天是1988年4月21日。
很快，他又从报纸上获得信息，全国有8个城市开放国库券市场。他发现，合肥银行国库券买入卖出价为96元至98元，上海则为100元至103元，之间有5元差价。他取出全部储蓄，又向亲戚借了一些，换上一身旧衣服，乘夜班火车到达合肥。第二天，他原路返回后，将10．6万元国库券卖给上海银行，转手获利6000元。他在工厂二十年的全部工资收入，不过两万元。
从此，他开始了上海至合肥、上海至河南、上海至大江南北的往返奔波。“钱包”也从小包换成大包，继而用旅行箱携现款。“我的第一个百万历程，是在国库券交易中完成的。”这时，距他辞职刚刚一年。就在这一年，杨怀定还做了三件大事：到人民银行咨询政策法规，请人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这些举动，更是让他出名。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人把他叫做“杨百万”。
在此之后，杨怀定又领风气之先涉足股市，财富一再膨胀，已经发展到动辄以百万元计算。
1993年，杨怀定去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做了一档访谈节目。几天后，收看这期节目的沈阳财经学院院长专程飞到上海，邀请杨怀定为大学生讲课。杨怀定上课那天，阶梯教室爆满，学生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热情，下课后，又把他团团围住。院长立即决定聘请他为专职教授，并通过沈阳市人才交流中心办了正式手续，工资每月160元。由此，杨百万的“讲”风一发不可收，曾分别受邀至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云南财经学院演讲。
有许多人不服杨怀定，认为他无非是胆子大，博眼子被他博进了，投机倒把被他倒进了，但是，有一个细节那些人都忽略了：杨怀定是一个有心计、有文化的“投机倒把分子”。他家里订了七十多份报纸杂志，这个数量，即使在如今都还是老结棍的。有关国库券上市的消息，他就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有关安徽和上海的国库券差价，他就是在上海图书馆阅览室里的《安徽日报》中看到的。
（木子摘自《上海男人》上海辞书出版社图/李光辉）
铁生走了
深夜，忙碌完一天的事情，正想静下来写点儿东西。忽然接到一条短信---“铁生走了。”
默默地看了半晌，没有回信去问究竟---来信的是新闻界的一位友人，平时热情爽朗的人，却只写了这四个字，心中的哀痛可想而知。
还用问什么呢？
有的人会让人以为他永远不会走，史铁生就是这样的一个。
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双腿瘫痪，从肾炎发展到尿毒症，很长时间在靠透析维持生命，死，对有些人来说，未必不是一种解脱。而史铁生不一样，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只是他最终还是成了一名作家，仿佛一颗野草的种子，即便落在高墙上也会发芽。
史铁生的作品，都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完成的，而他的作品，却总是如黎明时军营的号角，充满了对生命的主宰和希望的精神。
那里面没有无病呻吟，没有哗众取宠，这样一个随时在生死边上行走的人，对此大约连不屑的时间都没有，有的只有平静中的感动。在他刚毅的文字背后，只有了解史铁生的人，才会留意到他的文字永远带着一丝伤感，却是那种对于人间秋意凋零的慨叹，而没有自怨自艾。
史铁生走到了二十一世纪，他的文风和思想却没有取悦时代的任何迹象。他坚持的，不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东西，而是属于永恒的东西。
永恒的东西，有的时候未必适合于每个时代，所以时代的弄潮儿大可嘲笑他的落伍，却不知道，几百年后，史铁生可能还在，潮却早已退了。
史铁生一生最厌倦别人把他称作老师，他一听这两个字就会出现气喘，血压升高。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
但是，他的确应该说是一个老师的。在一个民族都不会自己思想了的时代，史铁生和他的朋友，用呐喊擦亮了人们心中的灯。他们这一代作家，是文化上撕裂黑暗的人。
这是一个要求无限勇气的事情，而史铁生的文字却把它平静地完成，或许，一个把死亡看做节日的人，勇气已经不是问题。
而这一切，对当时的下一代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让我们养成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我们要感谢史铁生们。
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人的潜力可以有多少，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依然可以怀有对世界的感恩之心。
只是，史铁生是一个太让人放心的人---每天和死亡玩着游戏，渐渐让人们以为这早已是常态。我们几乎以为，世间的人里面，史铁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家伙，他和死神可能已经交了朋友。
铁生不是靠死神的友谊，而是靠他的坚韧和倔强活着。
一个完全懂得生命的人，再倔强起来，死神也只能让这个坚强的人走过新的世纪，再完完整整地多活上十年。
和史铁生比，谈劳累，简直就是对生命的儿戏。
我想起他和丁玲的交往。徐晓曾在她的作品中写过这一段：尽管屡次蒙召，史铁生最终也没有去见过丁玲女士。
而我记得更深的是史铁生后来说的话，那时，丁玲女士已经去世了。
史铁生写道：“年龄可以是一堵墙，但墙可以有门和窗。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只要是真诚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纪念碑。”
史铁生，在我的心中，就是那个在墙上开门和窗的人。
（木子摘自新浪网萨苏的博客图/贾润潭）
空中小姐的诞生
在今天，如果飞机上少了空中小姐的嘘寒问暖，那飞行一定是不完整的。当商业客运还处于萌芽时期，飞机上是没有空中小姐的，直到81年前，世界上才有了第一位女空乘员……
丘奇突发奇想
丘奇1904年9月22日出生于美国依阿华州奎斯柯市的一个农场。一战期间，还是个孩子的她就在家附近的小飞机场观看军人们学习开飞机。丘奇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空中小姐，她原本想成为飞行员自己开飞机。这位年轻姑娘甚至曾经在旧金山上过飞行课，希望航空公司开始接受女飞行员的时候，自己也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
但是她并没能实现飞行员之梦。1929年的一天，丘奇在旧金山浏览街上的橱窗，刚好看见波音航空运输公司的橱窗里贴着一则招男性乘务员的广告。空乘员这个概念早在1922年就由英国戴姆勒航空公司介绍过，但是波音公司到了1926年才开始将之纳入实际操作。
于是丘奇带着她颇具革命性的想法，拜见了波音公司旧金山办事处的经理史蒂夫?斯廷普森。丘奇说：“斯廷普森先生，如果人们想像女人们在天上，想像女人们选择在飞机上工作，那岂不是会产生一种好的心理影响来帮助公众摆脱对飞行的恐惧吗?”她的想法是：如果男空乘员们在飞机上就是为了使乘客们保持安静，那么，如果让被人们认为身心较脆弱的女性来到飞机上工作，不是更能显示波音公司的飞机有多么安全，不是更让乘客们安心吗?而且，乘客的安全和舒适是最重要的，女乘务员要是被训练得像护士一样，谁还不主张用女人呢?
空中小姐的诞生
斯廷普森立刻被这个想法吸引住了。他给上司写了一封信建议进行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女乘务员培训。几经波折，波音公司最后同意了他们的培训计划。丘奇帮助斯廷普森招收和培训了另外七名妇女，他们还联手给新入行者写了一本工作手册。
为了突出她们的专业化形象，这八名女士穿上了深绿色的制服，上身是双排银扣的羊毛套装，外面还有一层同样质地的披肩，这是为了在透风的机舱内保暖而设计的。披肩上的口袋要足够大，得能装进一把扳手和一把螺丝刀，这样她们才能保证将乘客的柳条椅固定在机舱的地板上，一旦航班延误或者取消了，她们还得用这两样工具调节滑轨式时间表给乘客做参考。
这些新空姐们每个月的工资是125美元，她们被称作是“女乘务员”。除了保证座椅固定在地板上和服侍用餐之外，女空乘们要肩负起在机舱内打死小飞虫、保持乘客镇静和打扫厕所的责任。飞行结束后，她们有时甚至还要帮忙将飞机推进飞机库里去。
天上来的天使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飞行可是很可怕的。人们没法像现如今这么准确地预测天气，飞机经常飞着飞着坏天气就来了。飞行员们通过运航空信件赚外快，一架飞机上只有12到15个乘客。
当时航空公司对女空乘的要求十分严格。申请者的体重必须在52公斤以下(为了使飞机能装下更多的航空信)，身高不得高于1.62米，年龄得在25周岁以下---在最早的八名女空乘培训结束之后，规矩又多了一条：申请者必须是单身。这是因为最早那次培训当中，有一名空姐的丈夫只要妻子的飞机延误了或者回家晚了，就没完没了地给斯廷普森打电话纠缠不休。
哈里特?伊顿是当初那八名女空乘之一，她回忆说：“飞机上的厕所就是一个圈里装上个罐子，在地板上挖一个洞，人一打开马桶盖子，看吧，什么都能看见！不久以后使用化学剂的马桶登场了。这种厕所唯一的缺点是，赶上狂暴的天气或者气流震荡，我经常会看见厕所里的污物顺着门底下跑到机舱里来。这时我得赶紧擦干净。我可不喜欢这样。”
（张靖榆摘自《报刊精萃》图/陈明贵）
谁会被驯养
陆地上有148种大型食草野生哺乳动物，最后只有14种通过人类的试验，成为家畜，而且清一色都出现在欧亚大陆，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大陆的人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重要原因。
这是饭桌上一直最富争议的问题---是非洲或者美洲的人更笨吗？
为什么欧亚大陆的马能够驯化，但斑马不能呢？为什么我们能驯养出绵羊，但美洲土著不能把他们的加拿大盘羊驯一驯呢？非洲人哪哪儿都是河马，怎么没见有人用它犁地呢？十七世纪马从欧洲人定居地逃出来，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印第安人就兴高采烈地骑着它打猎了，那他们之前干吗去了？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德蒙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的解释是，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原则---驯养的动物都是一样的，没驯成的各有各的不同，全世界得到驯化的野生动物都必须同时具备以下特点，少了哪个都不成。
这几个原则看了让人挺感慨：
1．不能吃太多
也不能非吃肉不可，你吃得比主人还多还好，养你干吗?所以像树袋熊这样比较挑食娇贵的就不行。
2．得长得快
人天天得吃肉挤奶呢。这样就把大猩猩和大象排除了，虽然它俩都吃素，绝对不挑食，身上肉也多，但谁有耐心等个十五年等它长大？
3．能被安排繁殖
有的动物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下繁殖。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对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兴趣强烈，想驯化它。印度有个皇帝养过1000头，全是从野外捉来的，想让它在圈养中繁殖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个猎豹兄弟在野外对一头雌性的追逐要花好几天，它们需要这种粗鲁的、长距离的求爱，不是在笼子里被策划的方式。
4．乖
不乖的，如非洲野牛，很快就长到一吨，臀大肉沉，爱过群居生活，它跟河马一样，其实挺合适当农家的大牲口的，如果不是因为它们每年杀的人比狮子还多的话。
倒霉的非洲人费劲让斑马学着拉马车，但只要它长大一点，可比一般马凶多了，它咬了人是不松口的，被它们咬伤的动物园饲养员比老虎咬伤的还多，想要给它装上马鞍或者骑上去比登天还难，它还没法用套索去套，就算得过套马冠军的牛仔也不行……它有个万无一失的本事，绳套飞过来，它头一低就躲过去了。
5．麻木
有一类动物会对被捕猎作出强烈的反应，神经紧张，动作敏捷，立即逃走。
绵羊不到必要时是不会逃跑的，但是你试着驯驯瞪羚看？几千年来，人们最常抓到的就是它，但从来没人成功驯化过，为了逃生它会一头撞上围栏而死。想放牧它，它一跳就差不多30英尺，跑起来每小时50英里。
6．乐于接受驱使
几乎所有已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它们的祖先都生活在群体里，有一种等级结构，比如一个野马群，里头一匹公马，六七匹母马，一些小马驹，公马走最前头，然后是母马A，后边跟着自己的马驹娃娃，再后面是母马B，后边是它的娃娃……一个支配一个，依此类推。每匹马都知道自己在马群中的地位，在幼兽长大时，看到身旁的人，就把人牢牢记住。它们会本能地跟着一个起支配作用的领袖，乐于接受驱使。
群居动物在拥挤不堪的条件下也能长得不错，因为它们从来就习惯生长在密集的群体中。相比之下，独居的动物不能集中起来放牧，它们没有把人牢牢记在心上，也不会本能地顺从，非洲羚羊是地盘性的，见面就争斗，犀牛也一样，北美的加拿大盘羊也一样。
（林海娟摘自《重庆晚报》图/迟兴成）
让刺客变保镖的利器
晋恭帝时期，晋王室衰落。大权在握的宋王刘裕伺机篡位夺权，但遭到一批忠义之士的反对和防备。特别是一个叫司马楚之的人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除去异己，刘裕决定派杀手去暗杀司马楚之。
杀手名叫沐谦，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武艺超强、胆识过人。为了完成刺杀任务，沐谦假扮成门客去投靠司马楚之。爱“才”如命的司马楚之见沐谦这样的壮士来投奔自己，大喜过望，立即将他迎为座上宾。曾感觉胜券在握的沐谦很快发现刺杀司马楚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司马楚之待人诚挚，每天敞门迎客，来投靠他的人络绎不绝，时刻都有许多人围其左右。虽然沐谦的匕首藏在贴身处捂得发烫，却找不到出手的机会。
一筹莫展的沐谦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躺在床上装病，果不出所料，当司马楚之得知沐谦患病后，就急忙带药前来探望。一番嘘寒问暖之后，司马楚之又亲自熬药。药熬好后，又倒了一碗药汤送到沐谦嘴边。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暗杀机会，正当沐谦准备从枕下抽出匕首之际，他稍稍分了一下心，因为他无意间瞥见司马楚之的手背上有几个触目惊心的大血泡，便好奇地问道：“主公手上的伤从何而来？”司马楚之笑道：“刚才给壮士倒药时，不小心被溅出的热汤烫了一下。”
沐谦一惊，悄悄紧握匕首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如此有情有义的人，如果还去刺杀他，我沐谦还是人吗？这样一想，沐谦赶紧翻身下床，高举匕首跪在司马楚之面前，将自己的暗杀计划一五一十和盘托出，并不停地叩头谢罪。司马楚之扶起沐谦，笑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来杀我的！我早有防备。”说罢解开上衣，露出一排防身铠甲。沐谦惊诧不已：“既然如此，您为何不叫人先杀了我？”“不！”司马楚之摇了摇头说：“你其实是个忠良之人，只是一时受了奸臣的蛊惑……”沐谦一听，再次跪地：“小人该死！从此愿做您的保镖，用自己的性命来保护您的安全。”
夺命杀手最后竟变成了贴身保镖，这确实有点出人预料。但仔细想想，这又在情理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最能征服人的武器不是锋利的刀枪，也不是个人的勇猛，而是一个人内心的真和善。
（北野摘自《演讲与口才》2011年第2期图/李光辉）
车为什么要让人
我在美国的三个月，从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回到家里，路上常常要碰到的事情是，每到一个路口，一旦有车，必定让你先行。这是什么道理呢？一般人都说，这是西方人比较“以人为本”。一开始我也这样想，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在他们的交通规则里，有一个“路权”的观念。路权，就是眼前这条路，人人有权。而且这个权利是平等的。怎样体现这个平等呢?他们设计一个补偿的制度，即：凡是交通工具优势的，就应该补偿交通工具弱势的，如货车补偿客车、大车补偿小车、小车补偿摩托车，如此类推。“补偿”，就体现为“让先”，体现为“以对方为重”。所以，很多情况下，哪怕是我比汽车慢了一拍到路口，他本来可以踩一脚油门，一下子就过去，但是不，他停下来，在车窗里摆摆手，让我先行。我了解到这个“路权”，以及补偿的制度设计，不禁大为感叹！我们有很多好的观念，但可惜我们没有想一些办法，让它进入生活中。如果我们都有这种配合着平等观念的权利观念，就不会动不动欺负弱势人群，暴力拆迁，等等。所以我想，中国的礼让与仁，不是不好，而是强制性与操作性不够，道德建设，更要配合现代“权利平等”的观念，以及“弱者优先，强者补偿”这样有效有力的制度安排。
（小岩摘自《文汇报》2011年1月2日）
印度这一本书
最近去了次印度，回来后一直想写点什么，但觉得很难下笔。
不像其他国家，去过几次总能找到感觉，印度虽然去过好几次，也看过很多有关印度的书、有机会和印度学者以及同行聊天，却还是找不到任何感觉。
有人说，印度和中国很像，都是人口众多、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东方文明古国。或者正是这样，对于一个外人来说，短短几次中国之行，或者再看些关于中国的书，如果没有机会在这个国家生活一段时间，还是很难对中国有一个准确的描述。
在德里转一圈，似乎也就是总统府、门前的国家大道，以及大道尽头的印度门可以用壮观来形容。走进“印度国际事务委员会”，不得不承认有点惊讶，因为它的礼堂甚至比不上中国大城市的任何一所重点中学。
但印度人显然不在乎这一点，因为在这个小小的礼堂，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曾经发表演说。他们之所以愿意来这里，是因为看重印度这个国家。
德里算不上干净。只要车子在红灯时停下来，总会有人上来乞讨，不少人手里还抱着婴儿。到了夜晚，街边有不少披着毛毯的街童烧火取暖。
对于习惯从城市外观来判断一个地方贫富的人来说，这样的场面，只会联想到贫穷，看不到希望和前途。因此当越来越多人把中印相提并论的时候，有人觉得无法接受。
这个国家还有其他很多不能忽略的地方：打开电视机或报纸，头条几乎全是政府和政党丑闻。除了当地电视台，CNN、CNBC、StarTV这些外资媒体，全部在当地有本地化频道---英文的，印度语的。
充满活力的媒体，让人感觉在这个国家，媒体充当政府看门狗以及资讯传播者的功能，发挥得相当充分。对于公众来说，这确保了资讯的透明和充分，不会迟人一步，也从某种程度上，确保公民的权利不受损害、政府不滥用权力。
去胡马云墓，发现外国人的门票价格是当地人的25倍，也就是说当地人可以几乎免费参观这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景点。其实印度所有景点都这样。
这倒提醒自己：印度除了有贫民窟，穷人福利也算不错---公立医院全部免费。1949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享受免费医疗。
或许这还提醒自己一点，不能用一国的外表去判断它的内在，正如我们不能用上海北京的高楼，来判断中国的实际情况那样：如果让数字说话，面对金融危机，印度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拿出四万亿刺激经济，但依然取得6％的经济增长。虽然印度落后中国十多年，但不能忘记的是，印度经济改革从1990年代初才开始。
而且，国家间的比较，除了经济规模，还要看软实力。印度有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奥斯卡奖获得者。过去有泰戈尔，现在有宝莱坞，所有这些，让印度这本书显得相当耐读，也必须好好去看一看。
（小倩摘自《外滩画报》2011年1月6日图/宋德禄）
政府只是守夜人
以色列政府作出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海滩管理部门必须按照随时出现的不同情况，及时更换上白、红、黑三种不同颜色的大旗。
白旗向游人表示，此时海面风平浪静，达到安全指标，游人完全可以放心地下海去游泳。游人在游泳时，岸上不仅配备了足够的心脏科医生，周围还有通过游泳健将考试的救生员，只要你是在正常游泳时出现意外，政府会按照有关规定，全权负责医疗费和赔偿金。
红旗表示海上已经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状况，政府力劝游人此时最好不要下海游泳；如果你执意不听而导致出现意外，政府和出事者个人，则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
黑旗表示海上风急浪高，形势分外险恶，政府严禁此时任何人下海游泳；如果你一意孤行，一旦发生险情，政府虽然也会全力展开施救，但无论是出动的飞机、船只、施救人员的费用，还是抢救的医疗费用，被施救者必须全部负担。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解释说：“在一个有序的社会里，政府不过在担当一个公益‘守夜人’的角色。‘守夜人’的首要责任和基本职能，就是保护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及时提醒民众可能出现的任何危险，并及时组织加以有效预防。具体到海滩换旗一事，政府这个‘守夜人’就要根据海上出现的不同情况，及时对海滩上的旗进行更换，同时做一个合格到位的优秀‘救生员’。这也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看护好民众的生命和财产。”
内塔尼亚胡还讲到一件在外国人看来难以理解的事：不管在以色列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发生了火灾，当有人打电话报警后，火灾周围所有人必须马上离开，不允许任何人擅自参加“灭火战斗”。这样做，是为了给政府专业人员腾出足够的道路和空间来有效灭火。如果有人此时心血来潮要见义勇为而在灭火中受伤，不仅要后果自负，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对此，内塔尼亚胡解释说：“政府这个‘守夜人’和民众的职责必须清楚，各自的分工更要明确，做起事来只有旗帜鲜明，才会成本低、效率高，也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制和民主的精神。”
（一凡摘自《爱你》2011年第1期图/韩磊）
神圣的私有财产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学区有一座漂亮的教学楼，去年９月，我们在亚非学院法律系学习期间，经常在这里上课。
课程中有一项很特别的内容，叫做“Ｗａｌｋ ａｒｏｕ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Ｌｏｎ?鄄ｄｏｎ”，意思是步行参观附近的司法机关、律师公会和法学研究机构。那天上午，我们在教学楼前集合完毕，学院的一位先生带我们参观。他说：“我们就从这座教学楼开始吧。”
从教学楼开始？我们感到很奇怪。
他领我们转到教学楼临街的一面，指着墙上一人多高的地方，那里镶着一块铁牌。铁牌上记载的是这座楼房历史上的一个故事。
此楼建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建楼的资金来自一笔善款，因此校方决定要把此楼建得漂漂亮亮，永垂青史。经过名师设计和将近两年的施工，大楼建成了。校方筹备了隆重的落成庆典，还特别邀请了市长、议员和地方名流前来剪彩。
庆典的前夜，校方接到一个电话，问建设这座大楼是否经过了地方政府的批准。
校方答复，当然，我们办齐了一切手续。
那么你们得到地主的同意了吗？对方接着问道。
地主？谁是这儿的地主？
是罗素家族，这里是罗素家族的私有地皮。你们仅有政府的批件不行，这儿是私人财产，你们没有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
啊？怎么会是这样？实在对不起！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拆掉大楼，恢复原状。
这怎么可能？明天就要剪彩了，而且有很多要人参加。
这是你们的事，与我们无关。
伦敦大学着急了，校方与罗素家族进行了紧急协商，答应赔偿损失。但财大气粗的罗素家族就是不要钱，只要原来那块草地。这不是存心过不去吗？！颇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伦敦大学坚持保存楼房，不予让步。互不相让的双方终于将纠纷诉之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此案法律关系极为明确，伦敦大学未经土地所有人许可而擅自使用，属明显的侵权行为。应当按照土地所有人的要求，拆掉楼房，恢复原状。
法院判决面前，伦敦大学无话可说，拆吧，认倒霉。然而，就在动工拆楼的前夜，罗素家族又打来一个电话，表示大楼不用拆了。
不用拆了？！校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不用拆了。我早就想好了，当你们真要拆楼的时候，我就会放弃自己的要求。
哎呀，罗素先生，十分感谢，十分感谢！那么我们尽可能多的赔偿您的损失。
不用了，罗素家族不缺少你们那座楼钱。
啊！您真是大善人！那么我们为您做点什么呢？
很简单，我只要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写一份道歉声明，并将此事刻碑留念，警示后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好办。
校方很快写出了一份措辞恳切、感情真挚的道歉兼感谢信，并准备在大楼的路旁树碑。“大善人”说，哪用得着这么长的文字，几句话就行了。特别是不要在路旁树碑，说不清什么时候碍事，就被搬走了。你们只把关键的几句话镶到墙上，让它与大楼同在就行了。于是这块小小的铁牌，在大楼落成典礼上，就被庄严地安置在了崭新的楼墙上。
我凑前细看，那几句话是：伦敦大学因侵犯罗素先生土地所有权的违法行为而向他表示痛心的道歉，并对他大公无私热心助教的高尚品德表示真挚的感谢！
离开伦敦大学的前一天，我带上相机，专门给这个铁牌子照了一张相。这个小小的牌子，不正宣示着虽看不见但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的权利、自由和法治精神吗！
（邓卉卉摘自《方圆》图/志荣）
烽火守书人
萨德?伊斯康德是伊拉克库尔德人，曾经加入库尔德游击队对抗萨达姆政权。他后来到英国读书，成了一位学者。2003年，美军攻入伊拉克，他接受号召，回到巴格达重建自己的国家。
经过战火的洗劫，伊拉克国家图书馆不仅馆舍毁损严重，文献也大多被烧被抢。古书、档案、文件遗失了60%，珍善本遗失90％。
每天，图书馆大概只有一两个小时的供电时间，玻璃窗随时会被子弹扫射，办公室随时可能被炸，昨天还在上班的同事今天可能就不见了，甚至会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事在战火中伤亡。
原因是这个图书馆的位置特别险要，什叶派和逊尼派都想争夺，于是，两派都跑来找馆长商量，要在图书馆房顶上装机关枪。每天去图书馆上班，都会觉得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上班了，每天都这么提心吊胆。有一天，萨德还被国民卫队的人拿枪指着头恐吓。
在这种情况下，萨德?伊斯康德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图书馆馆长呢?他想为自己的祖国保留一线历史文化的命脉。
萨德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些自己觉得很高兴的事情，比如：今天的供电时间是6个小时，本月进馆读书的读者从60人上升到100人……而这些图书馆的馆员热心到什么程度?如果有读者进来说想看某本书而馆里没有，他们就会立刻派人出去，冒着炮火和被绑架的危险到市面上买回来。如果买不到，馆长就会通过国际合作寻求支持。很多人愿意帮助他们，想办法把书籍送过去。
每次遭遇战争，文化肯定会遭殃。人的生命都在战争中丧失了，文化还能依附在什么地方?但战火过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城市的重建，却离不开文化所起的作用。
萨德在日记中的那些真实记录让他成名了，但他最后放弃继续写这个日记。他说，这样的日记好像是在剥削自己的同事和族人的苦难生活，拿他们的鲜血和眼泪来博取全世界的同情，而这些都是他不需要的。他想要做的是，继续在战火蔓延的混乱局面下，做好自己的工作。
（田倩摘自《我读2》湖南文艺出版社图/贾雄虎）
我的学生姚明
毫无疑问，姚明这个名字我已不需要太多介绍，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判，我只想说说我们的师生之情。
早在2003年，美国的许多记者就在问我，推出姚明，有没有出于经济抑或政治上的考虑，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为了利益，更准确地说，只有两个字：双赢。
八年奋战，对于姚明的成就，我想没有人有资格去抹杀，而对于姚明这个名字所带来的巨大效益，那更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块丰碑（即便乔丹也不得不点头）。想想，当姚明进球那一刻，整个中国都在震动，而世界上又有多少人在狂呼。
然而，八年后，当媒体在大肆报道，火箭终于在考虑交换姚明了，甚至有些大报还在头条打出“再见，姚明时代”等大标题，这非常可恶。但我知道，至少我的学生，姚明他自己只会傻傻一笑，正如他曾跟我说，中国文化讲究一个“礼”字，不管在哪里，他都不会丢弃。
我开始并不理解姚明所要表达的意思，直到后来，有一次我约他去我新买的小别墅。在路上，我开着甲壳虫一路狂奔，姚明也惬意地哼着小曲，当时我心里就在想，这小子平时开口就是中国，今天哼的小曲竟然是地道的地格斯摇滚（美国的一种乡村音乐），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当然，如果凭这一点你就认定姚明已经融入美国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就在我大笑那一刻，差点就出了车祸，要不是我的甲壳虫还挺灵活，前面横在路口的那条狮子狗肯定已血溅当场。姚明知道我是动物保护协会的一员，所以礼貌地跟我说，您稍等，我赶它走。
姚明这小子真是太搞笑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首先是大声地喊叫，我猜他的意思就是，喂，狗，请走开。那狮子狗雄壮得很，根本就没有动的意思。于是，姚明又打开车后门，拿出好大一块面包扔过去，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种狗只吃精致熟肉的。我本来想阻止他，但越看越好奇，突然有种强烈地想知道姚明到底怎么赶走狗的念头。
为了一只挡路的狗，姚明几乎把车后厢的食物扔光了，我忍不住对姚明说：“喂，臭小子，别再对狗弹琴了，先系上你的鞋带！”
就在姚明蹲下去那一刻，狮子狗飞奔而逃，连头也不敢回一下。姚明坐在我身边傻傻地笑，我们心照不宣，我本来想跟他谈谈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差异，但又怕因为一只狮子狗而伤了他的自尊。所以，沉默了一阵，我还是把话题转到篮球上来，我说，小子，其实你的身高是你最大的优势，但正因为如此，你的对手总是谨慎地防守在你前面，他们就像一只只可恶的狮子狗，你不需要跟他们讲礼貌，如果你实在不想伤害对方，那就蹲一下、转一下、跳一下、甚至冲一下，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在美国，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篮球场上，如果有力量，就应该用力量压倒对方。他们每个人都在寻求发挥自己最大优势的方法，他们不需要礼貌，礼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软弱，他们只会敬佩强者，因为强者就是王者。
姚明，我深爱的一个中国学生，惊闻他受伤、休战，感叹之余，在我心底还有一种悲悯之情，他本是一个强者，为何现在却如此狼狈，或许，当初我的话应该更直接、更重一点，即便伤了他的心，我也会问心无愧。
（译自美国《NBA特刊》图/周弘）
美国大学招生像在谈恋爱
美国的大学招生过程很像生活中的谈恋爱，特别是大学和申请者之间互相追逐的“恋爱三部曲”非常有意思。
第一阶段：大学追着
美国的高中生从高二开始参加“高考的预考”，即PSAT考试。成绩一出来，各大学就纷纷向举办PSAT考试的机构购买资料，随后向这些考生发出热情洋溢的“求爱”信件，并且不断地寄各种咨询卡和设计精美的画册。成绩好一些的考生，从1月底2月初开始，每天家里的邮箱都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