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老家密苏里州的独立镇访问，因此我找了一架由一个驾驶员就能安全驾
驶的 B—25 两引擎中型轰炸机向中西部飞去。我最后在教堂晚宴上找到了杜
鲁门。从通往会议室的过道我就能看到很多桌子摆成 U 字型，参议员就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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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尾端。在外面等一下可能更好，但当空军的指挥将军给我下达命令时，我
就要奉命执行。因此我穿过正在品尝鸡肉和豌豆的所有人，走到杜鲁门面前，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看了一下四周问道： “什么事，少校？”
“先生，我知道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但我带来了阿诺德将军的口信和
一架飞机。我不知道能否为你效劳？”
“是的，那很好。我明天要上芝加哥。十点在独立镇飞机场等我。”
我在机场见到他时，他非常诚恳，并不咄咄逼人。他穿着一身他最喜欢
的白衣服，戴着一顶草帽，脚上穿着白鞋短袜，就象一个优雅、打扮人时的
小个子中西部人。杜鲁门夫人和女儿玛格丽特来为他送行，她们非常和蔼可
亲。我带他们参观了B—25 飞机，然后他向家人道别。我驾机送他到芝加哥，
这令我非常激动，我为有一位美国参议员乘坐我的飞机而感到自豪。我们在
中途机场降落时，我问能否占用他十分钟时间。
我们推开积满油烟的纱门，走进一家苍蝇成群出没的饭馆，要了咖啡。
然后他问我有何贵干。我说： “先生，空军的确碰到了困难，无法完美地使
生产运转，但杜鲁门委员会总是公开对我们说三道四并没帮助。我带给你的
口信是，您能否关注一下其他战备服务，然后再来找我们？”他没有生气，
也没有小题大做。他说： “我得到的消息是，你们的组织是最差劲的。但告
诉阿诺德将军我已得到他的口信。非常感谢。”我把这一答复带回到华盛顿。
将军们喜欢我，因为我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许多工作，并就做好的工作写
出完整的报告。我越来越有信心，对工作要求很严。不时有脾气暴躁的人说：
“瞧，老天啊，你来空军只有四年，我已有15年了。别以为你能指使我。”
在五角大楼有许多人我开始时难以相处，是那些只对建立官僚王国感兴趣的
上了年纪的官员。但随着我与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人熟悉，我感到，要把事
情做好，你就必须与几乎所有人相处。如果你不喜欢与你一起工作的人，你
最好不要表现出来。我学会了要做一个好的领导，就要实现平衡，即要求比
大多数人所要求的略高一点，但不能让人认为我爱找麻烦。如果一组人刚刚
经历了一段特别紧张的工作时期，我知道该轻松一下了，我就请所有的人带
上妻子到我们的公寓喝一杯。我还知道如果他们有一阵子无所事事，他们将
欢迎来一阵子紧张的工作。
1943年初布拉德利建立了空军督察办事处，此后不久，他被派到英格兰
执行一项机密任务。美国空军第八师已开始在欧洲进行白天轰炸。他们用 B
—17轰炸机作密集的编队飞行，从理论上说，这样飞机就能用机关枪相互保
护。但它们无法与蜂拥而来的德国战斗机对抗，损失惊人。布拉德利的任务
是研究轰炸的结果并决定白天轰炸是否值得。他亲自参加了对德国的轰炸，
最后建议白天轰炸继续进行。但他写出报告后不久就犯了心脏病，原因是在
缺氧的高空呆的时间太长，他只有52 岁，但空军让他退休了。他在一家生产
战争用品的承包商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此后我偶尔才能见到他。
我不久就发现，如果我喜欢上司我会很卖劲。新来的将军朱尼厄斯·琼
斯与布拉德利正好相反，是一个非常严厉、呆板的人。他立即考验我，看我
能否充当他的驾驶员，不幸的是他喜欢我的飞行。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家伙，
行动缓慢、笨拙，没有一丝幽默感。他不停地把口袋里的零钱弄得叮当乱响，
因此得了一个外号，叫 “叮当威利”。他上了年纪，笨手笨脚，在飞机上总
是做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与他一起飞行简直就是恶梦。他总是坐在驾驶员的
位置上问： “我现在该干什么，沃森？”我不得不一刻不停地盯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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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起飞时，飞机还没有加速到足以起飞的速度，他就突然想让
飞机升空。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因此而丧生，我只好向前推动轮子。使飞机继
续留在地面。有时着陆时他会说：“放下着陆杆，沃森。”我就会指出：“我
们的速度是每小时 180英里，将军。”如果飞机以这样的高速度着陆，大风
就会把轮子上的薄金属片刮掉。最后我大声说出 140 英里或其它安全的速
度，他就说： “放下杆，沃森。”就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都记不清
有多少次与他争吵了。琼斯开始依赖我，但也开始不喜欢我。就我的军中生
涯而言，这是灾难。整整两年我就停在少校的军阶上不动。琼斯不提升我，
但也不让我走。
与布拉德利一起我从未怀疑我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但在琼斯手下我开
始感到我应该要求参加战斗，这是我从俄国回来后的事。这个想法在我在华
盛顿期间一直困扰着我。1944年中，我与琼斯一起前往视察战争期间最著名
的空中运输行动时，我最后决定采取行动了。当时日本已占领了缅甸和大部
分中国沿海，基本上把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围困在中国内地、美国飞行员必须
从印度的阿萨姆山谷起飞，飞越喜马拉雅山，把盟国的供应物资运到中国内
地的昆明。这就是著名的 “飞越驼峰”行动人它也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危险的
航线。天气非常恶劣，可怕、反常的暴风把飞机刮得上下颠动。飞机本身在
高空也不稳定，引擎会结冰停止运转或着火。因此很多飞机坠毁到地上，被
称为 “银色的尾巴”。总算飞过来的飞机还得常常面对日本人的战斗机，但
尽管有危险，飞行员有时在一天内来回两趟飞越驼峰。如果不是他们作出了
英雄一般的努力，战争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就已经结束了，我们早已失败了。
在阿萨姆山谷的六个空军站的跑道是用碎石铺成的，非常原始。其中只
有一条跑道是在战前铺设的，其它都是在 1942年“飞越驼峰”行动开始后才
在地面开出来的，我们看到正在铺设更多的跑道。铺跑道的都是民工，是从
茶叶种植园征募而来的一家家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建筑工具。妇女们用铁
锤敲打着巨大的岩石，制造跑道用的碎石，你可以看到她们头顶篮子把碎石
运到铺设跑道的工地。跑道粗糙不平，但对飞行员来说却是亲切的。其中一
些空军站条件很差，发病率高，但他们成功地把数千吨供应物资运走。为了
使飞机能飞行，机械师必须进行维修保养，在如此恶劣的地方实际上是不可
能的，他们夜以继日地干。我看到他们顶着烈日在华氏 110度的高温下更换
引擎，或者冒着风雨进行大修。
我们到达呵萨姆时，雨季刚刚开始，但飞行行动照常进行。飞机每天 16
小时在乌云和大雨中起飞、降落。虽然不是我正式工作的一部分，但我一碰
到机会就参加了一次飞越驼峰飞行。对于它的恐怖和困难我已经听到很多
了，我感到我必须看看飞行员是与什么样的恐怖和困难作斗争。
与我一起飞行的是一位名叫卡彭特的年青机长，他要把四吨油送到昆
明。我当副驾驶员。我们戴上氧气罩，穿上沉重的靴子和降落伞。我们带着
丝制的地图，上面标明如果我们被击落如何走出丛林，还带上钱袋，以便我
们能与土著交换东西。我们用行的路线需要四小时，其中两小时是在日本控
制线内。黎明前我们在黑暗和大前中起飞，越过高高的山脊，根据指令在
21000 英尺的高度飞行。在爬高时我们使用了氧气罩。天亮后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一块块土地，幸运的是有不少浮云帮助我们躲过了日本人的战斗机。第
三次看到中国令我兴奋不已。虽然这一地区是被日本人占领的。我可以看到
下面一些孤零零的小山谷，每一寸土地都精耕细作，一群群茅屋整齐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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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
我们在昆明的跑道降落，苦力正不停地工作，填补日本轰炸炸出的大洞。
我们把运来的油交上去，然后卡彭特把我带到机场边上一家非常原始简陋的
饭馆。一名中国堂棺跑了过来，他看到我们进来就说： “Eggis，eggis。”
我问卡彭特： “他究竟在说什么？”
“他是说鸡蛋。”这家饭馆只有鸡蛋供应。我吃鸡蛋、鸡蛋、鸡蛋，总
共吃了8 个。我猜是担惊受怕使我饿坏了。
在飞回印度的途中，卡彭特让我驾驶。我们抵达阿萨姆时，我作了一次
非常规范的着陆，这给了我一种胜利的感觉，我知道我已经飞越 “驼峰”了。
无可否认它是世界上最恶劣的航线，可我想我能对付它，那天晚上我想人非
非，兴奋地想象我自己指挥其中的一个空军站，参加各站之间的比赛，看看
哪一个站每个月把最多的供应物资运到 “驼峰”的另一边。
几天后我回到昆明，找到了美国空军第十四师师长陈纳德将军，要求参
加战斗。陈纳德在航空界以建立了美国自愿飞行员组织 （也称“飞虎队”）
而闻名。这是一支由美国空军飞行员组成的飞行中队。早在美国参战前，他
们就悄悄进入中国，站在中国国民党一边对日作战。那个时候陈纳德已从美
国军队退休，担任蒋介石的空军顾问；罗斯福对他的活动了如指掌，却故作
看不到。 “飞虎队”驾驶的是过时的战斗机，数量也远远不如日本人，但陈
纳德是一位如此出色的战术指挥，他们在中国和缅甸破坏了日本人的空中行
动。珍珠港事件后， “飞虎队”被吸收进美国空军，陈纳德重又加入现役。
这支中队逐渐扩大成为一支完整的空军力量，到我抵达时它甚至单独对日本
发动了一次空袭，这是吉米·杜尔利特尔 1942年冒险轰炸东京后的第一次对
日空袭。
我见到他那天他正生病。他只是在克莱顿·克拉森上校的引荐下才同意
见我。克拉森上校是我在五角大楼最好的朋友，现在在陈纳德的司令部担任
行动处长。我发现将军躺在小屋内，一位护士守在他的床边。我将永远忘不
了那张脸，可能是由于亲眼目睹了多次坠机事件而变得骇人，而且没有任何
表情。他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的部队。
“我非常愿意，陈纳德将军。”
“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人。我将提出请求。”如果那一请求得以实现，
我可能已终身留在空军了。但当老 “阿当威利”大约一周后听到风声时，他
却另有主意。 “我接到了要你的请求，”他告诉我，“但我拒绝了，因为你
在这里太重要了。”
我想我本来可以进一步要求。但在这期间我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另一次战
斗飞行，它给我带来的恐惧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这是一次运送伤员的飞行，
需要沿着一条新航线飞行，穿越一系列山口进入缅甸。它与滇缅公路平行，
预计将成为一条主要的运输航线，因为它比飞越 “驼峰”航线高度更低，危
险更少。它的终点是一座丛林机场，刚刚被由外号 “醋瓶子乔”的史迪威将
军领导的中美联军占领。他是在这一地区的高级美国将军，任务是训练和装
备中国人，要求他们继续对日作战。
1942年日本人打败了史迪威将军的部队并把他赶出缅甸，但现在他又回
来发起进攻了。当时在密支那城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城附近有数千名日本人
在负隅顽抗。史迪威有大批伤员和患有痢疾和伤寒的危重病人。他们必须被
运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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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泰勒中尉告诉我，他因在黑市出售香烟而被判罪，上司安排他沿
这条航线多飞一年作为惩罚。我们在恶劣的气候中起飞，这种气候在美国将
被认为是不能飞行的：地面与云层之间的高度只有 300 英尺，能见度只有一
英里。当他和他的副驾驶师带着我们飞过第一个山谷时，我们飞得很低，按
照地图上的高度，我们简直就是在地下飞行了。唯一令人放心的是，泰勒总
是神秘地知道我们的位置。每过几分钟他就会告诉我前面是一条道路或一座
村庄，后来证明总是象他说的一样。但当我们进入山口最狭窄的地方时，我
们碰到了浓雾。我们的飞行高度不到一百英尺，我肯定末日就要来临了。我
在泰勒的座位后倒下了，等待着飞机坠毁。泰勒说： “究竟怎么了？难道你
想长生不老？”我们在大雨中翻过了最后一道山脊，在这之后云层升到了约
400 英尺，我们在云层下飞行。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翠绿、茂盛、平坦的山谷，
注意到一些被打下的DC—3 型飞机的残骸，这令我不安。最后我们开始盘旋。
我问： “你怎么知道前线在什么地方？”
泰勒说：“哦，它们经常在变动。但日本人只有短距离武器向我们开火，
因此不用担心。”我们终于着陆了。我们离前线很近，我能听到枪炮声，这
使我极为紧张。突然在我身后发出一声巨响，我急忙趴下，再看看四周，其
它人谁也没有象我这样。原来我没有注意到我就站在一门伪装的 75 毫米加农
炮边上。
战地医院由一位名叫戈登·西格雷夫的医生管理。他非常友好、亲切，
战前就作为教堂的医生在缅甸住了20 年。现在他加入了美国，刚刚写出了一
部畅销书，书名是 《缅甸医生》。西格雷夫的医院建在山边，唯一的保护是
原始的草屋顶。到处都是带有泥土、血迹和臭虫的伤员——可怕的景象，可
怕的气味——但西格雷夫设法使感染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我们必须亲自抬担架，因为战场的士兵纪律松散，无法帮忙。那些伤员
是我看过的人当中最令我动心的：一个瘦瘦的浅皮肤孩子春上去就象一只被
追逐的野兽，他与部队失散了，在丛林中游荡了几个星期；一位高大、满脸
胡子的男人腿部爱伤，疼痛难忍，但他不断用微笑和讲话鼓励别人的士气，
其它腹部中弹、脑子受伤或患了丛林热病的可怜人则在与死亡抗争。炎热的
机舱内气味难闻，苍蝇乱飞，我尽量忍着不呕吐出来，最后我走到飞行舱，
离开这个令人难堪的地方。那天我们飞了两趟运出了28 个人。看到这些人，
我明白了，飞行员冒着巨大的危险飞行就是为了帮助他们。
虽然我非常赞赏象泰勒中尉等人的勇气，但这次飞行对我来说已经够
了。我毫无遗憾地离开了阿萨姆山谷，飞回到地中海，在那里战争现在已基
本结束。我们巡视了北非和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基地，然后飞往罗马。
在蒙特卡夏诺以北飞越意大利时，我们经过了陡峭、布满岩石的地区，美国
第五军和第八军去年冬天就在这里进行了最严酷的战斗。在意大利的那一地
区，大多数城镇都建在山顶，我们看到的每一座城镇都受到了轰炸的严重破
坏。我们在罗马郊外着陆，在开车进城途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毁坏了的德国88
毫米防空机枪。由于盟国与德国达成协议，罗马得以幸存，人们看上去更为
整洁，姑娘们也比我离开美国后看到的任何姑娘更漂亮。我们住进一家刚被
接管作为军官休养所的旅馆，洗了澡，我们在户外一边吃着美味的食物，一
边听着维也纳音乐和大街上欢乐的士兵的喊声。
第二天，我从电话簿上找到了 IBM的办事处，当地称“意大利沃森公司”。
出于某些理由我感到必须到那里走一趟，看看情况如何。办事处离旅馆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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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极佳。办事处似乎关闭了，门上有一块大牌子写着 “纽约市国际商业机
器公司财产”。但大门没有锁上，我穿过空空荡荡的展览厅，走进经理朱塞
佩·萨马鲁奇的办公室，我们曾在纽约见过一次面。他热情地与我握手，当
时也在场的一位美国少校说： “我很高兴你来了。也许你能帮助我们。”这
是哈利·里特布什，过去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纽约办事处工作，现在负责地
中海战区的所有打孔卡记录。他告诉我自罗马解放后他一直试图照看这个办
事处，有趣的是，这一地区的顾客仍不断把租金寄来，但与占领当局打交道
则令人非常头痛。象罗 马所有企业一样，意大利沃森公司也被美国军政府接
管，他们不让萨马鲁奇先生按常规管理这个办事处。
我的确没有权力采取行动，但萨马鲁奇和里特布什似乎期待我这样做。
也许我已经变得更为决断，也许在那一刻我就已准备回到 IBM了。不管怎么
样，我径直走到军管负责人的办事处，在那里我向他们保证，国际商业机器
公司的设备是美国财产，不是外国财产。我一直呆在那里，直到僵局被打破，
他们同意让萨马鲁奇重新负责。然后我让他负责全意大利的业务，直至米兰
解放，常驻意大利的负责人能前来接管为止。萨马鲁奇非常感激，为了纪念，
他送了我一支贝雷塔手枪。它是意大利军官携带的那种小巧武器；尽管我想
过象这样的手枪曾被用来杀害美国人，我还是接受了。
琼斯将军不想不在卡普里岛休几天假就离开地中海。在看到了一切遭到
破坏的景象之后再欣赏美丽的深蓝色的大海和在嶙峋的岩石中建起的海边别
墅真令人流连忘返。在海边我碰到了一位意大利女伯爵，她邀请我的同伴和
我在那天晚上去参加一个舞会。我们是舞会上唯一的美国人。女伯爵的所有
客人让我感到腐化堕落。陪伴美丽的意大利女士的男人看上去就象来自各国
的游手好闲者。我与一位富有的瑞士女士跳舞，她严肃地告诉我，她一直在
卡普里岛逃避战争。离开舞会时我为自己是美国军人而感到自豪。
在回华盛顿途中，我开始认真考虑战后的去向。事情很清楚，盟国的胜
利即将来临，虽然还需要一段时间。尽管我帮助了萨马鲁奇先生，加入父亲
的工作人员的行列这一想法并不吸引我。到现在我己满足于靠自己完成工
作，而且我喜欢每天飞行所带来的兴奋。因此我决定，拥有并管理一家小型
朗航空公司就正合适。
1944年8 月，我请假到纽约，告诉父亲我不准备回来了。
父亲对此非常冷静。我原来估计他会说： “你妈妈和我都非常失望。”
但他没有小题大作，而是让弗雷德·尼克尔帮我在民用航空界找机会。尼克
尔马上开始行动，他首先写信给父亲认识的联合航空公司负责人帕特·帕特
森，告诉他我想当飞行员并想最终进入管理层。我收到了帕特森的回信，信
上说：“战争结束时来找我。”后来尼克尔发现了一位名叫奥斯本的年青人，
他发明了水上飞机用的浮筒。那时水上飞机很受欢迎，奥斯本的业务似乎很
可靠。它叫 “伊多浮筒公司”，令我吃惊的是，当我谈到要把它买下来时，
父亲并不反对。他根本没有施加任何压力。但尼克尔急于在 IBM之外为我找
工作使我怀疑我放过了什么东西，这可能是父亲有意造成的效果。
1945年春我回到华盛顿。正在一家公司担任副总裁的布拉德利将军正在
华盛顿出差，我请他到我们的公寓，与奥利夫和我共进晚餐。我在五角大楼
等他。他来后，我把他带到车上，开始开车回家。他退休已有一年多了，我
们只有几次机会一起说说话。但我们那天的谈话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上，因为
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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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汤姆，战争结束后你准备干什么？”
“将军，有一个工作等着我，我想我将接受。我要在联合航空公司当飞
行员。”
我估计布拉德利会说 “那是一个好的选择”，并称赞我的飞行技术：他
却说： “真的吗？我总在想你会回去管理IBM。”
我目瞪口呆。我只顾着开车，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问了一个问题。我想这
个问题自我还是小男孩哭着回家的时候起就已埋藏在我的心底里。 “布拉德
利将军，”我说， “你认为我能管理IBM吗？”
他答道： “当然了。”吃饭时我一边摆弄饮料，来回上菜，一边不断地
想着我们的谈话。把将军送回旅馆后，我把车停在一条不通行的路上，在驾
驶盘后坐了半小对，试图评估他所说的话。这次谈话对双方都值得思考，他
说出了他的看法，我认为他说的是心里话。下一个问题是，他的看法是否重
要，值得我据此采取行动。布拉德利无疑是容易相处的上级。他是一位出色
的领导人，但他脾气变化不定，我为他工作的表现也并不总是尽善尽美。尽
管如此、他高度评价我的能力，这使我想到，我可能把自己廉价出售给联合
航空公司或除了 IBM之外的任何地方。
回家后我对奥利夫说： “布拉德利将军认为我能管理IBM。”她长时间
一声不哼，我只好问道： “奥利夫，你怎么看？”
她说： “你是一个贪玩的男孩子，很难相信你真想干这件事。但当你把
心思集中在某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从未看到你失败。”
我得出结论，布拉德利肯定说的是真心话。我到空军后的变化令我吃惊。
我的态度大大改善了，我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我已意识到，我有个性力量使
别人听取我的意见，只要我事前考虑清楚。我肯定我有能力公开演讲和书写
清楚。这些是我在布拉德利领导下开发出来的能力。他是我通往自信的桥梁。
24 小时后我作出了决定，我开始计划去纽约一趟。我打电话给我的老
头，对他说： “我想在某个周日来见见那里的人，因为，不瞒您说，如果您
要我的话，我可能回 IBM。”当然，这是他等了几年希望听到的话，他的声
音充满了温暖和幸福，他仅仅说： “我很高兴，儿子。”
到今天，我仍然不能肯定父亲是否为我扫清了道路。但那一年春天我到
IBM了解情况时，我可以看到对高层职位的潜在竞争不大。
IBM 正在扩展，但奇怪的是纽约的行政部门却是空的。许多从一开始就
与父亲在一起的老人已经退休了，在他们中途掉队时，他没有尽可能迅速找
人替换他们。战前有一些聪明能干的50 岁左右的管理人员竞争高级职位。但
我回来时，这些热门人物都走了——他们在别处找到了职位，或自己做起了
生意一一不起眼的人占据了他们的位置。我从未发现这是为什么——那时我
真的认为有点奇怪。我记得我想： “嘿，也许我在这里有机会。”
在那之后我与琼斯将军在整个南太平洋又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视察。到
1945年8 月我们到了澳大利亚悉尼。我在旅馆房间里打着瞌睡，一边听着厂
播。这时一位英国播音员说： “日本人已无条件投降了。”我跑到大街上，
与一名澳大利亚护士跳起舞来。我经历了四年的战争、五年的兵役，现在胜
利了！这一消息难以置信，但它给了我一种美妙松弛的感觉。到吃午饭时已
有 18个人在我的小房间里又唱又跳。旅馆前的大街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我
还看到一些人并不欣喜若狂——也许他们失去了亲人，知道我们赢得战争所
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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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们上路回家，午夜从夏威夷飞往旧金山。琼斯将军打着很响的
呼噜睡觉，我坐在控制室。五年中，我已飞行了2500 小时，其中 1500小时
是在海上或靠近敌方领土的地方飞行，战争终于结束了。我记得一轮圆月悬
挂在稀疏的云层上，云层在我们下面2000 英尺的地方浮动。我听着火奴奴鲁
电台播放的交响乐，背后是我们的引擎在歌唱，我想奥利夫一定喜欢这一情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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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在 IBM我该怎么干似乎再清楚不过了，我的目标一直是取得最高职务。
但是，1945年9 月我从南太平洋回来时却着实大吃一惊。父韵将原来的二把
手弗雷德·尼克尔换成了一位精明强干、冲劲十足的新人查利·柯克。我从
未把弗雷德·尼克尔放在心上。他同乔治·菲利浦一样，都是从担任父亲的
秘书起家的。对他那样的人，父亲可以说： “咱们为什么不去建造一座通往
月亮的天塔呢？”而尼克尔会说： “是的，先生，我下午就去订购钢材。”
查利·柯克可就不一样了。他只有41 岁，干起活来废寝忘食，咄咄逼人可又
极受手下人的欢迎。他出身清苦，这同父亲有些相似，后来在圣路易的分公
司因推销有木而享有盛誉。战争爆发后，父亲将他派往恩迪科特，在那里主
持一个成功地迅速发展的工厂。
我从未想到会在公司总部同柯克竞争。在我心目中，他是扎根恩迪科特
的工厂头头。但是处心积虑为父亲工作终于使可怜的尼克尔身受其害：
1945 年春天，他的精神崩溃，几个月后退休，年仅 58 岁。父亲看到尼
克尔难以复原后，就把柯克从恩迪科特召来，提升为执行副总裁，并在董事
会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位子。我觉得这难以理解，也许是因为我仍然觉得父亲
精力充沛，何必要找个人当二把手。但是后来我明白了管理公司的一个道理：
这就象主持一个有众多儿孙的家庭，要操办的事情太多。要让工厂正常运转，
要使销售额有所上升，要为某个人鼓劲打气，要为那个职务找到一个合适人
选一—你的案头摆着一张单子，那上面哪件事都让人犯难。如果有个柯克这
样的人，就可以把单子交给他，他会说： “让我来处理这四件事。”对于父
亲这样一个年逾古稀、诸事缠身的经理人员来说，这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当
时我能想到的只是万一父亲有个三长两短，柯克将是顺理成章的接班人。
1945年底我离开了空军，194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到 IBM报到。父亲在
他的办公室里接待我。我那天穿了一身质地优良的深色西服套装，衬衫衣领
笔挺。他同我握手，同时指着房间的另一头说： “汤姆，你见过查利·柯克
了。”随后父亲告诉我，我将担任柯克的助手。我想我一定同柯克握了手并
说我很高兴，但却一点也记不起来。对这一任命该作何感想？我费了好几天
才调整好思绪。我知道这并不象听上去那样令人扫兴，因为 “助手”这个头
衔在 IBM有着特殊含义。父亲总是鼓吹，经理应将自己视为雇员的 “助手”
而不是他们的老板。而且他经常让有前途的年轻人担任最高层人士的助手。
因此，大可不必为担任助手而感到芒刺在背。
另一方面，我对将同柯克而不是父亲共事着实有些担心。到第二个周末，
我清楚地看到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父亲指示 IBM的所有销售经理到恩
迪科特去开一个星期的会，柯克和我都到那里去了。在 IBM，这类会议被称
为 “经理学校”，这次是战争结束后举行的第一次此类大型会议。会议由柯
克主持，父亲直到星期三才露面。他走进会场，在后排找个地方坐下。正在
讲台上发言的是一个来自圣路易的人，名叫吉姆·伯肯斯托克，他是柯克的
密友，IBM 最年轻的分部经理之一。我看见父亲招呼柯克过去同他一道坐在
后排，两个人头凑到一起，用手挡着轻声交谈。突然，父亲引人注目地说：
“柯克先生，台上的那个人真不错，他将成为新的总销售经理。我马上就去
宣布。”听到这话的人都楞住了，因为这使伯肯斯托克一下从低级职务升为
几乎所有在座者的老板，与之同来的还有两万美元的年薪。于是父亲宣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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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决定，而柯克则将伯肯斯托克的前任叫到一边，告诉他得去干别的事了。
父亲本来就有出人意料地擢升后进的名声，然而这次的作法实在前所未闻。
我当时把这件事看成柯克对父亲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明证。
我必须承认，自从我们一起回到纽约后，柯克对我很好，不遗余力地教
我熟悉业务。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大办公桌，他二话不说叫我拖过一把倚子
来。 “我没有时间解释我所做的一切，但你只要坐在这儿看着就会明白。”
就这样，我一连几个月每天坐在那里，柯克出去开会时我也一道前往。我看
到他所做的一切。我学会了如何决策。因为柯克极为擅长迅速决断，而且多
数决定都是正确的。如果有了这样的经验和敏锐的直感，就能迅速做出决策，
特别是当你可以预见到结果的时候。但他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仓促行事，例
如一件事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危及 IBM的声誉或者招致诉讼纠纷的时候。那个
时候，柯克负责的有几十件事，我从未见过象他这样令人赞叹不已的工作者。
坐在柯克身旁，我能比在公司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好地全面了解 IBM面临的
问题。
即使这样，柯克同我之间能否建立友谊却不可得知。一天晚上，他请我
和三四个 IBM中的同事——都是他的朋友——到他的住处去。他还没机会将
家从恩迪科特搬来，因此在里茨塔楼包有一套房间。我们落座后，柯克拿出
一瓶酒，扔到床上，说： “喝一点，汤姆。”我说：“不了，谢谢。”他们
都喝了一些，特别是柯克。他知道战前我经常流连于夜总会，但他不知道 1944
年我决定完全戒酒，包括在社交场合，将更有利于我的前途。我说： “我这
不是要指责你们谁，现在是下班时间，但我现在滴酒不沾。”这使我成了圈
子外面的人。其他的人端着酒杯，开始谈起在圣路易时的往事，我起身告辞。
当时 IBM的境况也足以使任何人想喝点酒，调整一下。同其他成百上千
的公司一样，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使生产从战时状态转向和平时期。父亲不
打算使 IBM的规模缩小到战前水平。那样就得解雇新雇员，卖掉他引以自豪
的新工厂，对许多新近复员的老兵关上大门，而父亲总感到对那些老兵有着
不容推卸的义务。但是，我们2/ 3 的厂房都用于生产战争物资，美国一取胜，
这一市场就消失了，怎样才能使所有雇员都有事干、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呢？
IBM不得不想方设法使销售额达到相当于战前三倍的商用机器。
父亲无疑是有史以来最积极想方设法和生性乐观的生意人之一，但这时
连他也忧心忡忡。从 1944年一次会议的记录上可以看到，他那时已经在依靠
工程师开发用于和平时期的新产品了。他在会议上说： “假设欧洲的战争在
3 个月内结束，我们能拿到哪些现在没有的订单？”工程师们举出正在开发
的机器的名称，但父亲说其中没有哪件开辟出了新的领域。他说： “我必须
寻找新的生意，不然的话，谈论让所有雇员全时工作是没有用处的。说着容
易做起来难，昨天晚上因为考虑我们该怎么办我好长时间睡不着觉。”父亲
告诉那些工程师，从现在起他们必须加快进度。在战前，IBM花费 5 年时间
使产品从设想变为商品并非异常，但是，父亲指出，象机关枪这样对 IBM来
说是全新的产品只用了几个月就全面投产了。他说： “如果在枪支上我们做
得到，那么对我们有所了解的商用设备也能做得到。”他井非完全是主观武
断，他出于某种原因正确地感觉到，由于战争。美国生活的技术变革不可逆
转地加快了。
对 1921年的记忆一定是一件使父亲中夜难寐的事。当时美国的经济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收缩，计算制图记录公司几乎破产。我敢肯定，他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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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定出现了成百成百出租给美国各军兵种的计算机的令人不快的形象。这
些设备多数都将退还 IBM。在战时积累起来的防务合同承包商现在也不可能
继续保留所有的机器。因此，除非我们能够找到大批的新客户，否则库房里
将堆满不再挣钱的旧机器，而工厂也将无事可做。
面对可能出现的灾难，父亲本能的反应总是雇用更多的推销员。我从战
场上回来时父亲建议要做的正是这件事。他决心使 IBM在每个州首府都要有
一个办事处，从柯克开始的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尽快扩大销售网。就在
这时我们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潮水般涌来的订单。战后萧条并未出现。相反，
战争期间受到抑制的对消费品——汽车、住房、家用电器和服装——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