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刁上一根烟卷，懒洋洋地歪靠在椅子上，两眼盯着天花板打转转。奥利
夫被我这副怪样吓了一跳。我的妹妹和弟弟则感到我很讨厌。爸爸从未对他
看到的现象发表任何指示，但我想他可能认为我是在寻求更多的注意。于是，
他开始经常把我从办公室里叫出去，跟他一起出差，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听我谈谈对某些事情的意见。例如，他带我去观看1940年在国会举行的听证
会，其内容是谈技术的进步和自动化造成的工人失业。父亲倾向于技术进步，
他认为自动化可以发展经济，促进消费，并创造新的需求。他引用了亨利·福
特汽车公司的例子来证明自动化的效果。
爸爸还让我参与了 1939年世界博览会 “IBM 日”的准备工作。这个博览
会与赫伯特带我去出售场地的那次博览会一样。爸爸想利用这次博览会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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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IBM公司史上最大的活动。他把一万多名客人带进曼哈顿，其中包括 IBM
公司所有的工人、维修人员、推销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这些人要在宾馆里住
上3 天。他们其中有许多人从未来过纽约。光是从恩地科特来的人就坐满了
10辆火车专列，罗切斯特一辆，华盛顿一辆，另外一些包租的车厢来自全国
各地。为了宣扬这一活动，爸爸在纽约的各家报纸上做了整版广告。广告的
大标题是： “他们都来啦！”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队调动之后，美国还
没有过这等规模的人员流动盛况。当然，在搞一些仪式时，爸爸在花钱方面
总是虎头蛇尾。但 “IBM 日”的花销即使按爸爸的标准来看也是惊人的。它
一共花了 100万美元，等于公司一年利润的 1/ 10。他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
大肆铺张，主要是为了显示 IBM的一切都是最大最好的。
这次活动给爸爸带来的几乎是一场悲剧，而非预计的成功。在客人们已
经上路了的那天晚上，我们得到了可怕的恶讯：一辆满载 IBM员工家属的火
车在上纽约地区撞上了另一列火车的尾部。不知有多少人伤亡。此时正是半
夜两点，爸爸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带上我的妹妹简坐上汽车就向出事地点
开去。他们发现没有人死亡。但是火车上的 1500人里有400 人受伤，有些人
还伤得很厉害。爸爸和简第二天一整天都待在医院里，与人们谈话，并确保
伤员们得到最好的医疗护理。爸爸还打电话向纽约总部发出指示，总部的头
头们立即忙碌起来。一些医生和护士源源不断地来逊出事地点，一辆新安排
好的列车把那些没有受伤的人以及受了点轻伤但不妨碍继续乘车的人接往纽
约。当他们到达纽约时，IBM 已把纽约人旅馆改造成一座设备齐全的野战医
院。爸爸最后终于在第二天的深夜返回了曼哈顿，而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命令部下为受伤的家庭准备鲜花。许多花店的老板在深夜里被从被窝里叫起
来，为的是第二天一早把鲜花送到伤员的病房里。没人能够忘记我父亲在撞
车事件中处理问题的方式。我是一个袖手旁观者，但是他的一行一动给了我
深刻的印象。我看到了在为公司操劳方面需要费多少心。
IBM在它的发展生存中需要它的管理人员们投入个人全部的精力。
“IBM 日”按爸爸设想的那样在一片热闹的喧腾中度过了。纽约市长在
开幕式上讲了话。接下来，爸爸在宣读罗斯福总统的贺同时受到了特别的欢
迎，在 IBM的展览场地上，除了各式各样的电动打字机和制图机以外，还有
一个国际艺术展，它的绘画作品来自 IBM产品所及的各个国家。著名的歌剧
明星莫尔和劳伦斯也来现场献艺，费城交响乐团除了演奏巴赫和西贝柳斯的
作品，还演奏了 IBM的交响乐。这些节目被各家电台实况转播。当时，在我
看来，爸爸真是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但事实上， “IBM 日”是一次公
共关系活动的成功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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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1940 年新年过后，在上班的第一天，我一下子变成了公司的尖子推销
员。原因是我与美国钢铁公司作成了一笔大生意。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完成
了全年的工作定额。公司的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出了：小托马斯 ·沃森—1940
年百分之百俱乐部的第一人！我感到很掉架，有失身份。人们都知道我是老
头子的儿子，不然的话，我永远也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售出这么大的一批
货。从那以后，即使是 IBM以外的生活还难以想象是副什么样，我已在考虑
另辟蹊径了。
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可能永远跳不出 IBM的圈子。美国的
参战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了。当战争到来时，我想参军去当飞行员。我已不是
20 岁的孩子，而是 26 岁的成年人，一个富有经验的驾驶员，没有必要再去
训练学校听别人胡扯皮。后来，我听说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要来纽约对
青年人发表演说，我便去征求他的意见。阿诺德性情爽快，说话直截了当，
就是缺乏耐心。当他讲完话后，轮到大家提问题，我第一个举起手来。他说：
“说！”
我说： “我有一千小时的民航驾驶经验。我想知道怎样不经空军飞行训
练学校就可以进入战斗部队。”
“一点别的方法也没有。去飞行学校。下一个问题。”
但是我仍然站在那里，说：“将军，进行重复训练是在浪费政府的钱啊。”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飞行，你的民航训练是远远不够的。”他命令我
坐下。于是，我坐了下来，心里想 “我要继续缠着他”。
我想避开飞行训练学校的原因还有一个。我的眼睛有点毛病。我私下找
了一个医生，对眼睛进行了空军飞行员所需要的检查。结果证实了我的眼睛
确实有毛病。有一种检查眼睛平衡肌的仪器。当你向里看时，一个眼睛看到
的是圆点，另一个眼睛看到的是横线。不久我便适应了。后来我通过了测试
进入了空军，并且一连五年我都能通过这项检查。
第二年春天，我找到了避开飞行学校的方法，那就是参加国民警卫队。
所需要的只是300 小时的民航飞行和一次飞行测试。我立刻就通过了测验。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我已经佩带上空军飞行员的徽章，并成为第 102侦查分
队的一名少尉。平时，我仍在1BM上班，每到周未我去斯代顿岛的空军机场
进行训练。
我父亲很少和我谈论战争，但在我入伍几星期之后，他退回了希特勒德
国授予他的勋章。我知道他的通过世界贸易来制止世界战争的幻想正在破
灭。战争的到来使他变得沉默寡言。他并非和平主义者，但他对美国是否需
要卷人战争内心非常矛盾。这种矛盾心情表现在他对军需产品的态度上。有
些公司，如北美航空公司甚至在希特勒还没有入侵波兰时就开始向国外出售
战斗机。但爸爸并不愿意把恩地科特变成一个军火工厂。当 1940年秋天，国
防部逼迫 IBM签署制造机关枪合同时，爸爸心情沉重。他在离纽约不远的一
个地方建立了子公司，专门制作军工产品，其他的工厂都与这个地方保持一
定的距离。当然，在战争最后终于爆发时，IBM 全力以赴，爸爸自豪地在我
们自己制造的武器上标上 IBM的名字。
1940年9 月，罗斯福总统对国民警卫队进行总动员、我终于实现了我的
愿望：成为一名羽翼丰满的军事飞行员。我们的分队不久被调防到麦克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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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基地进行训练。此基地在阿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城，根本无法与恩地科
恃相比。它又热又湿，枯燥乏味。但我并不介意，因为我终于从 IBM解脱出
来，每天都能进行飞行。另外，我还有个大学时的朋友住在附近的城市里，
每个周未都可以去看他。经过在纽约三年的 IBM循规蹈矩的压抑生活后，我
的内心此时获得了一次解放，性情又回归到孩章时期。我还记得在辛辛那提
市个疯狂的夜晚。吃晚饭时，我发现晚会上只有我一人穿着军装。我忽然感
到这情景就象在罗马城将要毁灭之前众人仍在寻欢作乐一样。主人十分有
钱，年纪和我相仿。他有着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一处豪华的住宅，住在一
座漂亮的城市里，当时我想，他真该去当兵。
我走出餐厅，来到院子里透透气。我发现花园里有根浇水的皮管子。我
从小就喜欢这玩意，此刻它成了表达我对这些自我满足的家伙表达憎恶心情
的最好的东西。我拽起水管子，打开水龙头，转身走进餐厅，对着那些正在
山吃海喝的人们就是一顿晚射。有两个人从懵中清醒过来，抢上前来制止我。
但是我跑出房间，一头钻进游泳池里。就是不跳进去的话，他们逮住我也要
把我扔进去。好几年后，每当那伙人中有人再次见到我，他都会走向前问道：
“你不是在某某家用水管子浇饭桌的那个家伙吗？”我碰到这情况总是说：
“啊，不是吧。”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想我一定是意识到自己该是成年人了。每当奥利
夫在周未来看我时，我的行为举止都有所改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着无穷
的乐趣。我能感觉到她内心深处的感情，所以我变的越来越严肃，认真，已
不再是随便开玩笑了。尽管当时我们各自还有别的选择，但是，战争的来临
使婚姻变得越来越急迫。我知道她已开始想过家庭生活，而我由于考虑到在
战斗中可能捐躯，也想快点结婚。于是，1941 年 11 月，我返回纽约，和她
一起去华道夫大饭店跳舞。在舞会上，我正式向她提出求婚。我口袋里有一
枚钻石戒指，是那天上午去哈里·温斯顿珠宝商店买的。当时我穿着皱皱已
巴的军装，借口没有多少钱，和店主砍下了一个很好的价。这是我和父亲之
间很不相同的地方。他可能会通过贷款来购买一只订婚戒指，而我呢，却喜
欢按自己现有的经济能力去买东西，并讨价还价。在罗喀思特谷，我和奥利
夫举行了盛大的订婚仪式。那是奥利夫姑姑的家，她的丈夫是艾斯尔公司的
老板。我们计划过了圣诞节之后举行婚礼。我原来总以为希特勒将把我们卷
入战争，但没想到日本人抢先下手了。我是在返回基地的汽车里从收音机里
听到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和我同行的还有约翰夫妇。我们一开始怎么
也不相信，但是几家电台都播送着同样的消息。有那么一会的时间，我们默
然无语地坐着，最后，有人说了一句： “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要发生重大的
变化了。”我意识到分队不可能长久的待在安尼斯顿，或许上级要对我们进
行重新训练，把我们送去开轰炸机。
到基地后，发现所有的人都笼罩着一片阴郁的情绪。很多人认为日本飞
机可能会对美国的西海岸进行袭击。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得到命令：分队移
驻加利福尼亚。闻询后，我一点也没浪费时间，打电话给奥利大，说： “你
需要快速赶来，我们马上结婚。”奥利大一听就哭起来，她说她的结婚礼服
还没准备好呢。但她还是随机应变，花了一下午时间在商店购物，当天晚就
和她妈妈乘上了火车。我还打电话给我家里，他们第二天也接着赶来了。我
邀请父亲做我的伴郎，但是，家人对这些人都不熟悉。在那时刻，不知怎的，
我那么思念爸爸。以往对爸爸的气愤、恼怒、生气和反感统统消失了，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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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底的只是爱和崇敬。战争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我想我可能战死在疆场。
在那个戏剧性的时刻，家人在一起感到无限的亲切，那就是我邀请父亲做我
的伴郎的原因。
在安尼斯顿，唯一可以安顿来宾的地方是一家靠近基地的低档旅馆。前
厅里总算还置有痰盂。我完全不能离开基地，于是奥利夫只好自己去买她的
结婚戒指。在基地的小教堂里，每 15分钟举行一场结婚典礼。我们差一点错
过了时间，原因是奥利夫被基地的门卫拦在门外，我忘记通知门卫了。等到
她终于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扫兴。我们涌进那条狭窄的小走廊里，众多的
宾客挤成一团，就这样，我和奥利夫结了婚。我知道她很失望，居然在这么
差的环境下结婚。但我却决心好好庆祝我们的新婚蜜月，尽管才有两天的时
间。我在安尼斯顿发现了一处红砖小别墅，”院内长满了常春藤。我把它租
了下来，在里面装满了食物和香摈酒。爸爸不愧是深谋远虑。他估计安尼斯
顿不会有花店，于是打电话给亚特兰大。当我携着新婚娘子奥利夫走进院门
时，别墅里到处布满了鲜花。
结婚后，我们就猜想着还有多少天就要打仗。6 天之后，分队启程前往
加利福尼亚。我必须和飞机一起去，而奥利夫只能和另一位中尉的妻子玛姬
开车前往。她们坐的是玛姬的客货两用车，我雇了一名中学教师开着我的车
子跟着她们。这辆车是从基地司令那里买来的一辆旧林肯车。我估计这两辆
车在路上很难始速，因为道路又宽又平，十分漫长。她们担心中学教师已经
开到前头去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分队只飞到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就停下来了。前方的
气候太坏。我在地图上寻找奥利夫她们可能行驶的路线，曲指一算，她们今
天正好可能到达这里。于是，我借了一辆破车，开到高速公路边上，找了一
张星期天的报纸垫在屁股底下，等待她们的到来。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她们
来了。我看到两个美人在一辆蓝色的客货车里。我高兴地把报纸扔向天空，
大叫着向她们招手。车子在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因为她们开得太快了。这
是第一件让我生气的事。 “等她们把车子倒回来时，我发现车子后面坐着一
个正在睡觉的陌生人。这两件事使我勃然大怒。
我问奥利夫他是干什么的，并命令这个可怜的家伙立刻下车。
突然，我想起了自己的汽车，怎么不见踪影？是不是在路上遭到歹徒的
劫持？我大声问道： “我的车在哪？我的车在哪？”奥利夫也慌了手脚，她
说不出在什么地方那辆车见不到了。更可能的是她此刻是在想和我离婚。正
在我火暴三丈的时刻，附近的铁路上一辆火车隆隆开过。说也凑巧，车上正
好坐的是我们分队的地勤人员，还有许多装备。他们在车上认出了我们，从
窗口探出头来向我们呼喊，招手，如果我当时不是在盛怒之下，我们一定会
感到非常高兴。后来，我们来到一家旅馆，我立即打电话给警察局。没想到
那位中学教师也向警察局打了寻人电话。当然，我那辆车也完好无损。当天
晚上我们痛饮了一通香槟酒，我再也不生气了。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基地坐落在距洛杉矶50 英里远的圣伯纳地诺，机场
很简陋，缺少灯光和柏油路。去后不久的圣诞节是在帐篷里度过的。周围环
境荒凉之极。带家属的飞行员不多。幸运的是，奥利夫在梅森旅馆找到了一
处上好的房间，这家旅馆相当幽雅宁静，很久以前，我和父母曾在这住过。
在圣诞节的晚上，我们搞到一些烈性酒和 10加仑牛奶。我们把它带到帐篷里
去，与全分队的同事们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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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分队待在基地里无所事事。圣诞节过后的第四天，我们接到命
令，任务是沿着西海岸来回巡逻，寻找日本的潜艇。这个任务就再也没有变
动过。我们每天径直飞过洛杉矶的上空，飞离海岸 10英里，然后沿着海岸线
向北飞。我们的飞行高度大约是四千英尺，为的是极大限度地看清水下的潜
艇。当我们飞到最北边的萨莱纳时，飞机拐进内陆降落加油，然后再按原路
飞回。我们的0－47 号飞机十分笨重，机上一共3 个人：驾驶员、观察员和
机关炮手。它看上去很象了个怀孕的动物，观察员坐在飞机肚子下面通过窗
口向下观望。它装备着口径30 毫米的机关枪，但即使泼现了日本潜艇，我们
也不会使用机枪，因为枪声会将潜艇吓跑的。我们的做法是一旦发现目标，
立即向洛杉矶东部的前进机场发电，那里时刻待命的轰炸机会立即出动。让
我们的飞机来执行这种任务是可笑的。要想观察必须飞得很慢，可是，我们
的飞机又笨又重，速度也快，所以观察起来十分困难。
在我的工作之余，有许多乐趣。新年刚过不久，我在城里为奥利夫租了
一座灰泥结构的房子，与约翰的妻子合住。这是一座两居室的小型别墅，屋
里铺着廉价的地毯，还装备着一些家具。我们共用一个洗澡间和厨房，条件
真是原始简陋。有一天晚上，我把所有的 13位军官都请来了。大家饮酒作乐，
闹得不亦乐乎。结果，惊动了警察，他们赶来劝我们安静一点。我们找借口
说： “我们要去打仗了……”这些警察居然摘掉他们的帽子和手枪，和我们
一起热闹起来。
离基地不远，在圣伯纳地诺山里有一风景区，那里有个温泉旅馆。休息
日里我和奥利夫经常驱车前往。我记得在那里见到的许多象莱那·特纳那样
的电影演员。基地规定我们不许到30 英里远以外的地方去。但是，有一次，
约翰和我得到了一整天的空闲，于是我们4 个开车去洛杉矾。我猜想或许是
那里的人轻易见不到飞行员的缘故，又加上我们商人的妻子部长得很美，所
以有人给我们拍了照片，并登在 《洛杉矶时报》的第二版上。幸运的是，基
地里没有人见到这张照片，否则我们是要受处分的。
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月里，日本似乎要席卷整个太平洋。他们进攻并占
领了香港，夺取了菲律宾大部分地区。在太平洋上，他们攻下了威克岛，并
在那里建立了基地。不难想象，加利福尼亚将是下一个进攻的目标。但是，
我们的分队没有发现一只潜艇。洛杉矾进行了一次防空警报演习，关闭了全
城的灯火。所有的高射炮和机关枪朝空中乱射一气。渐渐地，人们感觉到日
本人的战线拉得过长，加利福尼亚可能是不会来了。我们的巡逻看来是毫无
意义的，因此官兵们的士气也低落了下去。
我必须想办法避免与分队的指挥官尼尔森少校发生正面冲突。我们的不
和起自安尼斯顿。那时我是分队的安全员。他总认为我对我的责任太认真了。
我们的飞机场跑道太短，不利于飞机的启动，跑道的尽头又是一座小山，地
形较危险。尼尔森对此并不介意。不管我什么时候提出建议，他都认为是大
惊小怪。他把我看成惯坏了的纨绔子弟，我认为他是自己所见到的最糟糕的
领导。我们到达加利福尼亚几星期之后，前线开始从我们分队里抽人去新几
内亚补充飞行员。尼尔森对此采用的方法是，在一天上午把我们集合起来，
点了三个人的名字，然后说： “这是对你们剩下人的一次教训，谁要再调皮
捣蛋，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如果给我们这个分队象样的轰炸机，就我们这
个整体来说，是相当有战斗力的。因为我们整天生活训练在一起，彼此都熟
悉了，可以很好地相互配合。但是，上边只把我们分队当成一个替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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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员一个一个地抽走。尼尔森对此听之任之，丝毫不为部下们着想。
我决定在尼尔森把我开走之前赶快想办法调走。从那以后，每当遇到麻
烦的事，我都一推六二五，即使是错误的，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打电
话给所有我认识的指挥官，要求去开轰炸机。我去见上一级指挥官，试图说
服他让我在别的地方发挥我的专长，但他并不为之所动。在这期间，又有三
个人给调走了。每次尼尔森把我们集合起来时，我都在想， “这次该轮到沃
森了。”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彻底绝望了。我打电话给父亲，告诉他我不
是在逃避危险。我让他帮助我去开轰炸机，并且有一个轰炸机大队刚刚组建，
我要是去了的话可以很快和战友们熟悉起来，以利作战。
爸爸静静地听着，后来他说： “汤姆，我不愿意这样做。我担心我可能
把你送到一个比你现在还糟的地方去。但是，我告诉你，我会议尼克尔先生
去见马歇尔将军的。”
我说： “呕，那太高了吧。”乔治·马歇尔当时是总参谋长。尼克尔是
我在 1BM销售学校时歌中唱到的那位总裁，爸爸最信任的第二号人物。就象
他们在销售学校教我们的那样，爸爸总是目标向上，找大头子办事。
我并不相信尼克尔会真的去找什么人。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我被叫到
副官的帐篷里去。他递给我一汾电传，上边写着让我去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城
的指挥参谋学校报道。我说： “哎呀，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这个地方……”
这时，身边正好站着一位外单位的上校，他说： “咳，让我得到这份电传多
好，要是叫我去的话，我一定去。”幸运真地降到我身上了。后来我才知道，
利文沃思学校是全美国最令人羡慕的一所高级军事院校。所有的高级军官全
出自那里。有时，将军们直接从毕业生班里挑选助手。
两天之后，奥利夫和我开着车前往堪萨斯。车上载着我们的狗和几只大
箱子，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我们结婚两个月了，奥利夫已经怀了孕。当
时汽油紧张，但我们搞到了足够的汽油票。这趟旅程就象出去度蜜月一样，
正好弥补了我们结婚时的不足。第一天晚上，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过
夜。我们看到了月空中雪花飘飘飞舞的美妙景象。到达利文沃思后，我们住
进了市内一家宽敞的老房子。房间是由三合板间起来的，以致我们可以隔着
房间自由地谈话。房子虽然简陋，却十分有趣。
在全班一百名学员中，只有我一人是中尉，其他人大都是少校、上尉或
中校。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一类的人物经常前来给我们讲课。真要感谢爸爸
的帮助，使我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我的同学们大多数是些富有经验的职业
军官。指挥参谋学校的招生培养对象主要是这一类人。我们学习的内容大多
是如怎样在防守一座山口时配置你的机枪阵地。飞行方面的内容一点也没
有。但即 “便如此，上级还是把一批批空军军官送来受训，因为除此之外再
无别的学校。
我们一共要写 13篇论文，如果有三篇失败。你就要被开出去。考试分
数分三等：不及格，及格，良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得了
个良好。但是第二篇就是个不及格。我害怕了。我对奥利夫说： “事情有点
严重，两篇以上我就要走人了。这会儿我可要真用功了。”于是，我从公寓
搬到了学校的宿舍，没白没黑地苦读起来。我看到有一位年长的炮兵军官和
一位骑兵军官因考试不及格而被开除。他们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哭泣，尼克对
我说： “你看，咱们坐的椅子都是铁的，咱俩悄悄地从桌子下面爬过去，把
蜡烛放到那两个家伙的屁股下面！”我心想好极了。于是就这样做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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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回到自己的座位，就听到有人大叫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接着，我感到
有人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原来是基地副司令的副官。他带挖苦地对我说：
“老弟，你要是知道了一定很高兴，副司令也被你们的表演逗乐了。”
奥利夫当场目睹了这一切。回家后，她郑重其事地和我谈了一次话。她
说： “你别拿这些当儿戏，你的父亲会来出席你的毕业典礼。到那时你并不
想让自己成为班里的马戏小丑吧。”她的话把我完全打动了。两个月以前,
我还因为她不负责任丢了我的车而大发雷霆，但是，按爸爸期望的观点来看，
她比我更有见地。从那晚上以后，她经常矫正我，让我走正路。
爸爸确实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尽管他含而不露，但还是可以看出他对
我取得的成绩很自豪。他从堪萨斯艺术学院请了一位画家，来给我画了一张
油画。我理解父亲的用意，所以看着这张画像，我心里总不是滋味。他知道
我毕业以后就要赶赴战场了。他这是在为我牺牲之后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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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最后我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工作。我将驾驶飞机，这是我擅
长的事情。空军正在扩充力量，从 35 万人增加到200 多万人。英格兰空战表
明，谁不控制制空权，谁就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从现在起，飞机将与军舰
和坦克一样，对胜利起着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为能成为空军的一分子而
激动不已，战争结束时我甚至想，我没有象一些人那样步步高升，也没有获
得那么多的奖章凯旋，但是我的成功就是我自己。在一生中我第一次不再担
心被父亲的巨影所掩盖。
我离开莱文沃斯时，空军面临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把重型轰炸机运到英格
兰。驻扎在那里的美国空军第八师已准备在白天轰炸纳粹，美国的工厂正在
推出数千架象B—17那样的新式飞机。这些飞机装载的燃料不够，不能直接
飞越大西洋抵达在英格兰的基地。它们不得不沿着大西洋的海岸线飞行，首
先飞往纽芬兰，然后在格陵兰和冰岛停留，最后穿过苏格兰抵达英格兰。飞
机是在新英格兰起飞的，这是空军第一师管辖的领地，我就分配到那里工作。
我的第一个工作不太重要。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空军飞行员不知道根据
指令飞行，发生了很多坠毁事件。飞行员进入云层后环”训练器的使用矫正
这一状况。这是一些原始的飞行模拟器，如果飞行员花上足够的时间，他就
可以学会闭上眼睛飞行。所有空军基地都有飞行模拟器，它们可以提供很大
的帮助，只是大多数飞行员对此一无所知。我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
这基本上是推销工作，我非常卖劲，因为这是我在军队出人头地的第一个机
会。我从缅因州的普雷斯克艾尔飞到费城的空军基地，宣传 “联环”训练器
的好处。我要求基地指挥官提供使用训练器的数据，并把这些数据与其他基
地的纪录相比较。我让高级军官写信推荐使用训练器。我累坏了，但训练器
的使用增加了六倍，我想我拯救了一些生命。
这一小小的成功引起了空军第一师师长福利特·布拉德利上将的注意。
1942年6 月，他问我是否愿意当他的侍从副官。他的建议使我大吃一惊，也
让我左右为难。如果我拒绝，将损害我在空军的前程，但如果我接受，我可
能将从事为某个人服务的工作，这是我不想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工作。我还
要为奥利夫着想，因为将军侍从的妻子最后总是变成将军夫人的侍从。但我
们一致认为这个工作使我前进了一步，我接受了。这真是太好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经为两位伟大的管理者工作过。我父亲是一位，另一
位就是福利特·布拉德利。布拉德利是空军的先驱者之一，他第一个把无线
电讯号从飞机传送到地面。他在一战后不久加入空军，当时空军以收留胆大
妄为者、无所事事者和酒鬼著称。但布拉德利驾驶技术熟练，而且是天生的
领袖。象比利·米切尔和吉米·杜利特尔一样，他深知空军将日益重要。他
大约比我父亲年轻 15岁，头顶几乎全秃，只剩一小撮白发。他有一张圆圆的
脸，眼睛深陷，炯炯有神。他用一根长烟斗抽烟，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眼镜
总是放在左胸前的口袋里，用一条黑色尼龙绳套在脖子上。他精神奕奕，谈
吐风趣，善于鼓舞士气。他与我在他的两引擎B—23 飞机上作了几次飞行，
考验我是否够格，并立即任命我当他的驾驶师。此后他常常走到飞机的座舱
内，与其它军官交谈，而我则骄傲地坐在控制室，不断增加信心。我想尽最
大努力帮助他。
布拉德利在新英格兰忙于下达指示，试图使轰炸机更快抵达大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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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路上，出现了拥挤，飞机常在机场耽误。在我们到达的位于麻省北部
的第一个机场，他和其它一些人巡视了基地，我则留在飞机旁等候。在他们
回来前我对自己说： “这简直是浪费时间。”我需要说服自己，我不仅仅是
受雇的空中驾驶员。
到我们抵达下一站哈特福德时，我已经决定，我要跟着将军到处走动，
除非他不让我这样做；每一次巡视我还要为他写一份详细的总结。在这些报
告中，我讨论了我们见到的军官、我们急需的供应，以及我自己对运输行动
的建议。我指出造成轰炸机延误的部分原因是心理上的问题。一个轰炸机组
在美国机场停留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想赖着不走。如果他们从新英格兰直飞
纽芬兰的甘德或拉布拉多的古斯贝，他们就可以在一周内完成整个飞行。但
如果没有持续的压力，延误就会越来越多。这就是我写下的观察。布拉德利
常常在我的报告上批复： “非常感谢”。有时是“很好”，或者“妙极了”。
这些小小的赞扬促使我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与布拉德利度过的几个月是我一
生中最重要的岁月之一，因为他向我表明，我条理清晰，具有异乎寻常的能
力，能够专心思考重要的问题，并把它灌输给别人。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布拉德利就把我带到华盛顿。我问我们要干什么，
他说要让我晋升为上尉。他知道这对我是多么重要。在办完书面手续后。他
把我领到老军需库大楼的一个房间，换了上尉肩章，然后亲手为我别上。
夏天刚到，布拉德利接到命令前往莫斯科，处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把飞机运给斯大林。俄国急需从美国得到武器和供应。德国人在北方包围了
列宁格勒，在南方正逼近斯大林格勒和巴库附近的油田。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是如何运送P—40 战斗机及A—20 轻型轰炸机。因为这些飞机航程较短，把
大批飞机迅速、安全地运到目的地的唯一可能的办法是让它们先飞到阿拉斯
加，然后分几段飞行五千英里穿越西伯利亚。布拉德利的任务就是建立这样
一条运输线。这一行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问我能否一起去，我立即回
答说： “没有别的事情比它更令我兴奋的了。”但事实上我充满恐惧。战争
已到了最残酷的时刻，轴心国在每一条战线都占了上风，而我则答应无限期
呆在国外，可能需要几年。奥利夫和我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不知道今后会
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她如何单独度过怀孕期。那时我甚至不能告诉她我要
到什么地方。我们得到命令，只能把我们的目的地称为 “平原”。
为执行这次任务作准备是我做过的最繁重的工作。布拉德利说我们可能
要在莫斯科停留长达 1个月之久。如果我们能得到食品和住房就算万幸了。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要带上。我花了三周时间在华盛顿一家旅馆
IBM的套房内工作，为我们 10 位机组成员的每一位写下指示，列出需要品，
如北极仪器、飞机防冻材料、消遣阅读材料等等。忘带东西的话就是我的责
任。我们征用了一架崭新的 B—24 飞机，这是当时最先进的重型轰炸机，布
拉德利亲自挑选了机组人员，其中包括驾驶员李·菲格尔，他是经验丰富的
轰炸机驾驶员。尽管我组织了这次飞行，布拉德利还是把我降为副驾驶员，
因为我在驾驶四引擎飞机方面没有经验。我必须承认B—24 让我胆颤心惊。
在服役前我只飞过小飞机，用公路图导航。在国民卫队我们只有单引擎飞机，
如果能从阿拉巴马飞到纽约 （700 英里，约 3 小时）就很了不起了。现在我
突然要驾驶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飞机，它总重28 吨，有 8 名机组人员，另加油
箱可飞行2600 英里。李花了很多时间教我如何操作，我们成了终身的朋友。
我们离开前两天，我父母和姐妹来看望我；迪克本来也要来，但他已应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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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驻扎在马里兰州阿伯丁的一个基地。布拉德利让我把母亲带到轰炸机上。
她过去从未坐过飞机，但她似乎很喜欢，父亲则站在地面，心神不安。
即使是 B—24 飞机在战时要飞到莫斯科也很不容易。飞到那里需要 10
天。我们必须向南飞到巴西，穿过非洲，然后避开维希政府控制的殖民地继
续赶路。然后向北通过开罗、巴勒斯坦和德黑兰，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俄国，
与那些时候的许多驾驶员一样，我对飞越海面总是非常紧张，一旦碰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