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不少苦头吧。”
“不，我是说心里感觉很怪。除了身体上的苦头外，蒙特喜欢在心理上折磨人，而且折磨人并不全是为了让人招供。”
“他是恨你陷害他……”
“因为我是犹太人。”
“天哪。”利玛斯轻声说。
“所以我受到他的特别对待。他一直压低声音和我说话，真是奇怪。”
“他说了些什么？”
费德勒没有回答。后来低声地说了一句：“全都过去了。”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在我们被捕的那天，我已经向中央申请逮捕蒙特，以背叛人民的罪名缉捕他。”
“你疯了，我告诉过你，你真的是疯了，费德勒。他绝不会……”
“除了你提供的证据外，我还有其他针对他的证据。过去三年里，我一直都在收集那些证据，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你提供的证据只是其中一部分，就这么回事。我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后，立即给除蒙特外的每个中央委员都送去了一份材料。他们收到材料的那天也就是我申请对蒙特逮捕令的日子。”
“也是我们被抓起来的日子。”
“是的。我知道蒙特不会善罢甘休。我知道他在中央委员会里有朋友，至少有那种一收到我的材料就跑去报告蒙特的小人。不过，我知道他终究要失败。中央收到了我的报告，需要一些时间处理他的问题。我们被抓起来审讯的几天里，中央的人反复研究了我送上去的材料，终于了解到那些材料的真实性，大家都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他们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担忧和关心，决定联合起来对付蒙特，组成一个特别法庭来处理这件事。”
“特别法庭？”
“当然是不公开的，明天就会开庭。蒙特已经被逮捕。”
“还有什么别的证据？你还收集了什么证据？”
“你就等着瞧吧。”费德勒微笑着回答说，“明天你就能看到。”
费德勒又不说话了，看着利玛斯吃东西。
“这个特别法庭，”利玛斯问，“怎么运作？”
“那就取决于法庭主持人了。它不是人民法院，这一点很重要。它更像是一场听证会，由中央委派人对某个……对象听取证词、做出结论。当然结论是建议性的，不过那种结论和判决也没什么区别。整个过程受中央委员会委托，秘密进行。”
“具体怎么操作？有辩护人和法官吗？”
“有三名法官，”费德勒说，“实际上也有辩护人。明天我本人对蒙特提出指控。卡尔顿将为蒙特辩护。”
“谁是卡尔顿？”
费德勒犹豫了一下。
“是个很厉害的人，”他说，“看起来像个乡下医生，一个仁慈的小个子。他曾被关在纳粹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为什么蒙特不能为自己辩护？”
“那是蒙特自己决定的事情。据说卡尔顿还要招一名证人。”
利玛斯耸了耸肩。
“那是你的事情。”他说。双方又沉默了。后来还是费德勒深思着先开口说话：
“如果他出于仇恨或嫉妒而伤害我本人，我不会在意，我想我不会计较，起码不会很计较。你明白吗？在忍受那漫长的痛苦中，我总是对自己这样说：‘我或者倒下，或者奋力承担苦难，苍天作证，苦难不断袭来，无休无止的折磨，让人无从回避。’他一直叫我犹太佬，这些我都不在意，真的无所谓。无论他是因为政治目的还是个人目的都没关系，问题是，他恨……”
“够了。”利玛斯打断他的话，“你知道他是个浑蛋。”
“是的，”费德勒说，“他的确不是好人。”他似乎很兴奋，利玛斯猜想他现在很想对人吹嘘一番。
“我对你的话想得很多，”费德勒接着说，“经常回味我们的那次谈话，你还记得吗？关于马达问题的那次谈话？”
“什么马达？”
费德勒笑了。“对不起，这是直译出来的词。我说的马达是驱动力、精神和动机的意思，基督徒都这么说。”
“我不信基督教。”
费德勒耸了耸肩。“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他又微笑着说，“不说这些让你不自在的事情了。这样说吧，如果说蒙特是对的，他会让我交代问题，即让我交代怎么和英国间谍合谋置他于死地。你看，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英国情报部门设计的，你我串通一气，图谋把我们最优秀的情报人员除掉。让我们自相残杀。”
“他对我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利玛斯冷淡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好像全是我的阴谋诡计似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你的阴谋，我们先假设是这样，你别在意，我是在举例说明问题。你会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吗……”
“蒙特本来就是一个杀手。”
“我们假设他不是那样的人，假设英国方面要除掉的人是我，伦敦会做这种事情吗？”
“那可说不定……要看需要了……”
“啊，”费德勒很满足地说，“要看需要。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我们谈过交通事故和统计数据的问题。好，真是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你必须睡一会儿。”费德勒说，“你想吃什么就让他们准备，想吃什么都可以。养足精神，明天要你去说话。”他走到门口时，回头说：“我们是一伙的，这是句玩笑话。”
利玛斯很快就睡着了。听到费德勒说要和他一起尽快把蒙特干掉，他觉得心安了许多。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19 支部会议
丽兹在莱比锡过得很愉快。艰苦的生活并未影响她的心情，反而给了她一种奉献的满足感。她住的那间小屋子照明不足、条件简陋，吃的也很差，据说好的食物都优先给了孩子们。他们吃饭的时候总在谈论政治问题。和她一起的是爱伯特太太，是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子女人，莱比锡－霍恩格伦地区支部的书记，她丈夫是郊区一个大理石采石场的场长。丽兹觉得这里的生活有点像是在修道院里，或是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里。条件艰苦，但精神上很满足。丽兹以前和姑妈学过一些德语，现在这么快就能用德语交流，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开始的时候，她试着和孩子们说德语，那些孩子笑着帮她练习。开头几天，他们和她相处不是很自在，把她当成什么大人物，或是什么稀客。可到了第三天，孩子们就鼓起勇气，问她有没有从“那边”带巧克力过来。她没有想到要带巧克力，所以觉得很难为情。为此，孩子们也不再理睬她了。
晚上还有党的工作要做。要分发传单，找那些欠交党费和开会迟到的人谈话，还要到区里参加支部书记会议，对“农产品集中分配问题”之类的论题进行讨论。还去过郊区一家机械工具厂，出席了“工人政协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到了第四天，星期四，他们举行本支部党员会议。丽兹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感到非常高兴，希望有一天她的贝斯沃特党支部也能举行这样的大会。他们为这天晚上的讨论会起了一个很棒的名字：“二战后的和平共处”。他们预计参加人数会创出新纪录。他们把会议通知发遍了全区，同时确认了这天晚上没有别的会议，以免冲突。并且这天还不是商店开夜市的日子。
大会只来了七个人。
七个人加上丽兹、支部书记和区里来的一个人。丽兹虽然摆出一副勇敢面对的表情，心里却是非常的失望。会议开始时，她一直无法听进发言人的话。等她平静下来后，发言人用德语说的复杂从句，她又听不懂了。这和贝斯沃特支部会议很相似，和教会的祈祷晚会也没有什么区别。她以前经常去教堂。——同样都是一小群困惑的人聚在一起，同样都是夸张的自我反省，同样都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感觉。她总是这么感觉，虽然这种感觉是可怕的，但她也没办法。可她真的希望最好一个人都没来，因为那样反倒干脆。当然，那样会使他们为难，仿佛受到了污辱，但是你可以采取某种措施。
但是，只来了七个人，比一个人都没有更糟糕。这是群众觉悟不高的体现。他们真让人痛心啊！
这里的会场比她贝斯沃特支部租借的教室要好一些，可还是让人不舒服。在英国，需要动脑筋去找会场，至少那个过程还有点意思。他们开始找的时候，还假装不是开党支部会，而是别的什么聚会。他们那时候在酒吧、咖啡馆，或轮流到党员家里开会。后来中学老师比尔·黑泽尔加入了她的支部，他们就开始用他的教室当会场了。即使这样还是不安全，学校校长以为比尔在办一个戏剧兴趣小组，以后还是有被禁止使用的可能。就算那样，也比这里的“和平会场”好。这里的会场用水泥预制板搭起，墙角多处开裂，当然也毫无例外地悬挂着列宁的画像。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给领袖画像配上那么傻的镜框。会场角落里的管风琴上满是灰尘，弄得像是法西斯葬礼上的摆设。有时候她觉得阿历克说得没错：人们的信仰是出于需要，信仰什么倒并不重要。他的原话是：“一条狗哪里痒抓哪里，不同的狗发痒的地方不同。”不，不对，阿历克说得不对——那样说太难听了。和平、自由和平等都是现实问题，还有党已经阐明的那些历史必然性。不，阿历克说得不对：真理并不被大部分人所掌握，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实，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不然就会被历史抛弃。党是历史进程中的先锋，是保卫和平的尖兵……她满脑子都是那些吃不准的教条。回到现实，她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这次会议。七个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那些人看上去都是满脸饥色、闷闷不乐的样子。
会议结束后，丽兹等着爱伯特太太拿走门边桌上那堆没有卖出去的宣传品。她在签到簿上签到后，穿上了外套，晚上外面很冷。作报告的人已经走了，没等到讨论结束就走了，让丽兹觉得不太礼貌。爱伯特太太站在门口准备关灯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夜色中走到了门口。丽兹猛一看还以为是阿什来了，那人身材修长，个子很高，也穿着那种带皮纽扣的风衣。
“是爱伯特同志吗？”那人问。
“你是？”
“我来找一位英国的同志，戈尔德。她和你在一起吗？”
“我是丽兹·戈尔德。”丽兹插嘴说。那个男人走进会场，将门关上，这才看清他的容貌。
“我是区里来的，叫霍尔顿。”他给还站在门口的爱伯特太太看了证明之类的东西。爱伯特点点头后，有些担心地看着丽兹。
“我按中央的指示，传信给戈尔德同志，”他说，“你在这里的交流计划有些变化，现需要你去参加一个特别会议。”
“哦。”丽兹傻傻地回答。连党中央都知道她，真是太令人激动了。
“这是一种表示，”霍尔顿说，“一种友好的表示。”
“可是我——可是爱伯特太太……”丽兹有些无助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爱伯特同志一定能理解这一点。”
“当然理解。”爱伯特太太立即回答说。
“那个会议在哪里举行？”
“需要你今天晚上就出发，”霍尔顿回答道，“我们要赶很长的路，要去戈尔里茨。”
“去戈尔里茨……那是哪里？”
“东部，”爱伯特太太马上接口说，“靠近波兰边境。”
“现在我们开车送你回住处，收拾好东西后我们立即出发。”
“今天晚上？现在？”
“是的。”霍尔顿似乎并不给丽兹选择的余地。
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在外面等着，前排坐着司机。车前部有插旗子的底座，看上去像一部军车。
20 特别法庭
法庭房间只有教室那么大。一端放着五六条长凳，上面坐着卫兵和看守，中间夹杂着观众——中央委员和一些选定的官员。房间的另一端是法庭的三名成员，都坐在高背椅上，身前放着一张橡木桌子。他们头上吊着一个三合板制成的大红星，用三根铁丝吊在天花板上。法庭墙壁的颜色和关利玛斯的牢房墙壁一样，都是白色的。
那三个人前方的桌子两边，还有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其中一个在六十岁左右，穿黑西装，系灰领带，打扮得像是要去德国乡下教堂做礼拜似的。另一个人就是费德勒。
利玛斯在后排，坐在两名看守之间。透过前排观众，能看到被警察围着的蒙特，他头发剃得很短，宽宽的双肩，穿着那熟悉的灰色囚服。装束很能说明问题，也影响着法庭的氛围——费德勒穿着他自己的衣服，而蒙特穿的却是囚服。
利玛斯刚坐下不久，法庭主持人，就是坐在当中的那个人敲了一下铃。利玛斯顺着声音看过去，发现主持人竟是个女的，不禁打了个寒战。也不能怪利玛斯粗心，那个人五十岁左右，有着黑色的小眼睛，头发很短，像个男人似的。身上穿着黑色的类似列宁装式样的衣服。她扫视了一眼全场，点头示意卫兵关上门，没有什么开场白，立即进入正题。
“会议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了，要记住整个会议进程都是保密的。这是中央特别指定成立的法庭，我们也只向中央负责。我们将按适当的途径听取各方的陈述。”她例行公事地指着费德勒说，“费德勒同志，还是你先讲。”
费德勒站起身来。对桌子周围坐着的人点了点头，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在角上用黑线穿起的纸。
他说话的时候很安详，利玛斯从没有见过他这样的神情。利玛斯觉得他表现得很好，很像一个怀着遗憾的心情把自己上司送上断头台的人。
“有一个情况要先说明一下，也许有些人还不了解。”费德勒开始发言了，“在我把有关蒙特同志的报告送交中央的那一天，我被逮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叛逃者利玛斯。我们都被关了起来，我们都……被逼供，要我们承认这些指控都是迫害好同志的法西斯阴谋。
大家从我送交的报告中已经知道，利玛斯是怎么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我们选中了他，引诱他叛变并把他带到了民主德国。有个情况能充分证明利玛斯状况的真实性，那就是：他到现在还拒绝认为蒙特是英国特务，当然其原因我在后面会讲到。所以，如果认为利玛斯设计陷害，那就太荒唐了。因为对蒙特的指控是我们发起的，利玛斯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看似零碎却很重要的信息。那使我们在过去三年中收集的证据连成了一体，从而获得了证实。
在你们的面前放着这个案子的书面材料，所以对大家都了解的情况我就不再多说了。
对蒙特同志的指控，就是指控他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虽然还有如下一些指控——他给英国情报机构递送情报，他利用其掌管的部门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服务，他故意包庇反党集团并收取巨额外汇酬劳。这些指控都有这样一个前提：汉斯·迪爱特·蒙特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这种罪行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我们的刑法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犯罪了。他极大地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犯下了我们国家机关最需要提防的罪行。”说到这里，他把手上的材料放在桌上。
“蒙特同志今年四十二岁，现任国家人民保卫部副部长，未婚。长期以来，人民一直认为他能力出众、对党忠诚，为保卫人民的利益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请允许我介绍一些他的工作经历。他二十八岁被招进部里工作，并接受了相应的培训。实习期满后，他被派往北欧国家执行一些秘密任务，主要是在挪威、瑞典和芬兰。在那里，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情报网，打入敌人阵营，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那时候还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但是，同志们，这里要请你们记住他在北欧国家工作过这个事实。由于二战中他在北欧国家组织过情报网，这一点使他在战后有借口经常去芬兰和挪威。正是在那里，他从国外银行提取了巨额的美元，收取他卖国获得的酬劳。有一点很明确：蒙特同志并不是反革命势力的牺牲品。他的蜕变有着内在的因素，是内心的胆怯、懦弱和贪婪，以及发财的梦想毁了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获取敌人酬劳的途径很隐秘，他的罪行却正是因此而败露。”
费德勒停了停，扫视了一下全场，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激情。利玛斯看着，也被他深深吸引。
“让我们都引以为戒吧，”费德勒大声说，“还有很多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排的一些观众交头接耳地谈论起来。
“企图出卖人民利益的那一小撮人，绝对逃不过人民警惕的眼睛！”费德勒表现得像是在隆重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其实眼前小房间里也就坐了没多少的官员和卫兵。
利玛斯这才认识到，费德勒对这件事情非常慎重，因为现场坐着的都是些政治上无可挑剔的人。费德勒知道不能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就对他自己很危险。现场发言都被记录在案，在此达成的共识很难再被推翻。
费德勒翻开面前的卷宗。
“1956年年底，蒙特被派驻伦敦，任东德钢铁业代表团随员。他还承担着对流亡英国的反革命团伙展开斗争的任务。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也不否认——他的工作还是有成果的。”
利玛斯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到前排就坐的那三个人身上。主持人左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皮肤黝黑，眼睛半睁半闭。他留着蓬乱的直发，脸色灰暗，像个苦行僧。他的手很细长，不停地拨弄着面前的一沓纸张。利玛斯猜他是蒙特的人，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另一边坐着的人岁数要大一些，头上谢顶，面容和善。利玛斯觉得那人是个糊涂蛋。利玛斯估计出一种可能的结果：年轻的那个会为蒙特说话，女主持人会认为蒙特有罪，年长的那个男人看到僵持不下会觉得难办，最终还是会支持主持人的意见。
费德勒又接着发言：
“在他伦敦工作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出问题了。我刚才说过，他那时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英国秘密警察开始追捕他，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蒙特在英国并没有外交豁免身份（英国作为北约国家，不承认民主德国），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四处躲藏。那时各交通口岸都收到了印有他照片和资料的通缉令，英国各地都在抓捕他。可躲藏了两天后，蒙特同志却乘出租车赶到伦敦机场，再搭飞机飞到了柏林。大家不禁会发出赞叹，真了不起啊！在全英国的警力都被调动，所有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都在严密监控之下，蒙特同志却能在伦敦机场乘上飞机。真是太了不起了。同志们，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仔细一想会觉得蒙特能从英国逃出来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太容易了。事实上，没有英国政府的默许，他根本就没有可能逃出来！”这时房间后排观众中引发了比第一次更大的骚动。
“真相是这样的：蒙特那时已经被英国机构逮捕，在他短暂的关押期间，对方给他两条路选择。要么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坐几年牢，事业全完蛋；要么让蒙特戏剧性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让他出色地完成工作。当然了，选择英国方面第二条路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他们提供情报，同时英国会支付给他大笔的金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蒙特在威胁利诱下叛变了。
“而现在英国人想的是让蒙特继续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蒙特这些年来清除的那些不重要的西方间谍，可能是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所安排的：牺牲一些不重要的特务，从而保证蒙特获得往上爬的资本。这一点我们尽管还无法最后确认，可这样想也完全合情合理。
“从1960年开始，也就是蒙特同志担任‘部门’的反间谍处处长的那一年，从世界各地的情报都提示我们，内部高层潜伏着一个间谍。大家知道卡尔·雷迈克是名间谍，当他被清除后我们都松了口气，认为没问题了。可问题仍然存在。
“在1960年下半年，我们以前发展的一名情报员在黎巴嫩结识了一个据说和英国特工部门有关系的英国人。那人给了英国人一整套我们‘部门’的机构资料，是他曾工作过的那两个处室的资料。当那些情报被送给伦敦方面后，伦敦方面拒绝接受。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方面不要那类资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有人向伦敦方面提供了我们‘部门’的最新资料。
“从1960年年中开始，我们就大规模地损失去海外工作的情报员。他们常常刚被派到国外仅几周时间，就被捕了。有时敌人也试图策反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次数不多，好像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此。
“到了1961年年初，如果我时间记得没错的话，我们交了次好运。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我们‘部门’的资料。那些资料非常完整和准确，而且还是最新的资料。这使我们很吃惊。我把那些资料给蒙特看过，因为他是我的领导。他那时对我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现在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让我不要干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安排。我承认，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隐约感到蒙特可能就是那个出卖情报的人。还有其他一些迹象……
“不用说，人们很难去怀疑我们反间谍部门的首脑会是敌人的间谍。这个想法是如此惊人，如此的具有戏剧性，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更不用说站出来揭露了。我承认，我当时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真有这种事发生。可事实就是事实。
“同志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我建议现在带证人作证。”他转过身来，面向房间后部说，“把利玛斯带到前面来。”
坐在他两边的卫兵站起身来，利玛斯从长凳之间挪到了房间中央的过道上。中间的过道也仅有两英尺宽。一名卫兵让他面对主席台站着，离费德勒站的地方也就六英尺的距离。法庭主持人首先对他问话。
“证人，报上你的姓名。”她说。
“阿历克·利玛斯。”
“年龄？”
“五十。”
“结婚了吗？”
“单身。”
“可你结过婚。”
“我现在是单身。”
“你的职业？”
“助理图书馆员。”
费德勒气愤地插话。“你以前是英国特工人员，不是吗？”问得直截了当。
“是的。一年前是的。”
“法庭已经阅读了对你的审讯记录，”费德勒接着说，“我要你把去年五月某天，你和彼得·吉勒姆的谈话内容告诉大家。”
“你是说我们谈论蒙特的那些话？”
“是的。”
“我告诉过你了。那是在伦敦圆场，我在走廊上碰到彼得。我知道他正在处理芬南那件案子，就问他乔治·史迈利的情况。后来我们谈到死去的丢特·弗雷，还有与之有牵连的蒙特。彼得那时说，他认为曼斯顿——当时的案件负责人——并没有真的要抓蒙特。”
“你认为那意味着什么吗？”费德勒问。
“我知道曼斯顿把芬南的案子搞得一团糟。我估计他不想让蒙特受审是因为他怕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职被人知晓。”
“如果蒙特被抓，会对他进行审判吗？”主持人插话问道。
“就要看是什么人抓他了。如果警察抓住了他，就会上报给内务部。那他就一定会被审判，肯定的事情。”
“如果是你们情报部门抓住他呢？”费德勒问。
“哦，那就不同了。我们估计他们在进行审讯后，会用他来交换被你们抓住的人。也可能会打发掉他。”
“打发是什么意思？”
“处理掉他。”
“就是干掉他？”现在都是费德勒在发问了，法庭人员则在不停地记录。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我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
“他们不会对他进行策反吗？”
“会，但没有成功。”
“你怎么知道没有成功？”
“哦，天哪，我已经对你说过很多遍了。不要老是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当了四年的柏林站站长。如果蒙特成了我们的人，我肯定会知道的。我不可能不知道。”
“很好。”
费德勒似乎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不过，他心里明白，法庭上的其他人未必满意。他开始把重点转到“滚石”行动上来，又让利玛斯听了一遍那些情况：行动文件的传阅采取了特别的保密措施，给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的银行寄信，利玛斯收到的一封回信。费德勒对着法庭，又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我们没有从赫尔辛基银行得到回信，其原因不明。不过请允许我再详细说明一下。利玛斯在6月15日把钱存进了哥本哈根的银行。在你们手上的材料中有一份复印件，就是皇家北欧银行给罗伯特·朗的回信。罗伯特·朗是利玛斯在那家银行开存款账户时用的假名。从这封信中（在材料的第十二页），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存款数目是一万美元，在存入后一周被账户共同开户人取走。我们这样设想一下，”费德勒把大家的目光引向坐在前排一动不动的蒙特，继续说，“被告也不否认6月21日他就在哥本哈根，名义上是执行‘部门’的秘密行动。”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利玛斯去赫尔辛基是他第二次出国去存钱，具体时间是9月24日。”他提高声调，转身直视蒙特。“而就在10月3日，蒙特同志秘密地去了一趟芬兰，还是以替‘部门’办事的名义去的。”法庭上一片寂静。费德勒过了一会儿，慢慢地转身面对法庭。他压低嗓音，用明显的威胁口吻问道：“你认为这些都是巧合吗？好，那我就再提醒你一些事情。”
他转而问利玛斯：“证人，你在柏林活动期间，和社会统一党中央前任秘书卡尔·雷迈克建立了关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他是我发展的间谍，后来被蒙特的人杀了。”
“一点不错。他被蒙特的人杀了。除他之外，还有好几个间谍在进行审讯前就被蒙特同志杀了。但他在被蒙特杀死之前，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吧？”
利玛斯点了点头。
“请你说明一下雷迈克和你称为头儿的那个人的会面情况。”
“头儿从伦敦来柏林见卡尔。我想因为卡尔是我们最有成绩的间谍之一，所以头儿才要见他。”
费德勒打断说：“他也是最受信任的间谍之一吧？”
“是的，是的。伦敦方面很喜欢卡尔，对他很信任。头儿来后，我安排卡尔去我的住处，我们三个人一起吃晚饭。我心里其实并不愿意卡尔去我的住处，但又不好对头儿说。伦敦方面有他们的想法，令人难以琢磨。我那时非常担心他们会找借口把卡尔划归伦敦方面直接联系，伦敦方面做得出那种事情的。”
“所以你就安排了你们三人见面。”费德勒不客气地插话，“那后来呢？”
“头儿事先要求我给他一刻钟时间，让他单独和卡尔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就以威士忌酒喝光了，离开公寓去了德·扬的住处。我在德·扬那里喝了几杯酒，借了一瓶威士忌，这才回去。”
“回去的情景怎样？”
“什么意思？”
“你回去时，头儿和雷迈克是不是还在说话？如果在说话，他们在说什么？”
“我回去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在谈话。”
“谢谢你。你可以坐下了。”
利玛斯回到房间后面的座位上。费德勒转向三名法庭人员，又开腔了。
“我想先谈谈间谍雷迈克，已被人枪杀的卡尔·雷迈克。在你们面前的材料里，有雷迈克给在柏林的利玛斯送去的所有情报清单，这些还是利玛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内容。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卖国记录。请允许我为大家说明一下。雷迈克给他的主子提供了我们‘部门’完整而详细的人员和工作情报。他那时候竟然能够提供我们‘部门’最秘密的工作安排，连利玛斯对此都觉得有些意外。他作为党中央的秘书，可以拿到各个秘密会议的记录。
“这对他并不困难，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整理编辑会议记录。可雷迈克能接触到‘部门’的机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是谁在1959年底共同推举雷迈克进入人民保卫委员会的？那可是党中央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委员会，是协调和讨论安全部门事务的机构。是谁建议让雷迈克有权接触到‘部门’的秘密文件？是谁自1959年开始（也就是蒙特从英国回来的那一年，请大家注意），在雷迈克职业生涯中专门把他往重要岗位上推？让我来告诉大家那个人是谁。”费德勒庄严宣布，“就是汉斯·迪爱特·蒙特，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雷迈克从事间谍活动。我们来回忆一下雷迈克是如何在柏林和西方间谍机构接上头的，他是怎么会就选中德·扬的汽车，在车里放胶卷的？你们对雷迈克居然有那种预见性而不觉得惊讶吗？他怎么会知道在哪里、在哪一天找到那辆特定的车？雷迈克自己没有汽车，他不可能是从德·扬在西柏林的住处就开始跟踪吧。他能那样做只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安全机构里有人让他那么做的，并且在德·扬的汽车一过检查站就马上通知他。蒙特能做到这一点，是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雷迈克。我在此再次强调，幕后人物是汉斯·迪爱特·蒙特，雷迈克只是他的仆从，是蒙特和他的帝国主义主子们的联络工具！”
费德勒停了停，平静地接着说：
“蒙特——雷迈克——利玛斯：串成了一条线。而全世界都采取这样一个特工活动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实现单线联系。所以利玛斯到现在还坚持他完全不知道蒙特的罪行，也就不奇怪了。反而说明他在伦敦的上司对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滚石’行动一直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家都已了解这一点。利玛斯只是大概了解到吉勒姆领导的那个部门表面上仅仅研究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他怎么会想到那个部门其实是负责‘滚石’行动的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彼得·吉勒姆，作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曾在英国参与了对蒙特活动的调查。”
主席台后坐着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抬了抬手中的铅笔，用锐利的目光看着费德勒问：“如果雷迈克是蒙特的同谋，蒙特为什么又要杀了他？”
“蒙特那是不得已。雷迈克那时已经受到怀疑。他的女人说话不注意，已经使他暴露。于是蒙特决定现场处决他。蒙特先让雷迈克逃跑，然后杀他灭口。在那以后，蒙特又暗杀了雷迈克的女人。
“下面我要对蒙特的间谍活动作一些推测。1959年他回到德国后，英国情报机构开始等他的回音。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蒙特是不是真心合作，所以他们先给了蒙特一些指令，等着看结果。他们愿意付蒙特钱，对他有很高的期望。那时候蒙特的官位还不高，还没有进入情报部门和党的高层。可那时他就能掌握一些情报了，他就把他知道的情况报告给了英国人。那时他只有自己和他的主子进行联系。我们估计他和英国方面的人在西柏林或北欧国家会面，他利用短期出差的机会，在那些地方接受英国人的讯问。起初英国方面肯定也很小心谨慎——那很正常——他们焦虑地对蒙特送来的情报进行分析、比对，怕蒙特玩双面间谍的把戏。后来英国方面逐渐认识到他们确实捕到了一条大鱼。蒙特一直以工作认真、高效著称，可他把这些用到了进行卖国勾当上。开始的时候，我猜测，我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还根据利玛斯提供的证据，英国方面在开头的几个月内没敢让蒙特发展间谍网，而是让他单独行动。英国方面直接和他联系，付钱给他，绕开其在柏林的机构而直接对蒙特发指令。英国方面为此在伦敦成立了一个以吉勒姆为首的小部门（吉勒姆是在英国对蒙特策反的人）。那个部门的真正职能即使在伦敦也是保密的，只被一部分特定的人知晓。他们运用一套称之为‘滚石’的方法付钱给蒙特，可以肯定英国方面对蒙特送来的情报非常的重视。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尽管利玛斯还说他不可能不知道蒙特是间谍这件事，实际上他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蒙特送过钱，而且他从雷迈克手上得到的情报，实际上是蒙特搞来后，通过雷迈克和利玛斯送到伦敦去的。
“到1959年底，蒙特通知他伦敦方面的主子，说他在我们党中央找到了一个人充当他和伦敦方面的联络人。那个人就是卡尔·雷迈克。
“蒙特是如何找到雷迈克的呢？他不怕雷迈克拒绝为他做事吗？大家不要忘了蒙特的特殊地位：他能接触到所有的秘密文件，可以进行电话窃听，可以私拆信件，可以派人监视。他还可以随意对人进行审讯，可以用手中掌握的生活丑闻要挟对方。总之，即使他不能把人拉下水，也有办法保护他自己不暴露。”费德勒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完全滥用了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他恢复了以前的语调，接着说下去：
“大家都知道了伦敦方面的伎俩。他们将蒙特的情况列为最高机密，他们默许蒙特招募雷迈克进来，部署蒙特和英国驻柏林机构间的非直接联系，也就是通过雷迈克和德·扬以及利玛斯联系。所以大家应该这样来理解利玛斯提供的信息，这样才能了解蒙特的卖国行为。”他转过身来，直接面对蒙特，大声说：“你是阴谋家，恐怖分子。你出卖了人民的利益！”
“我的话基本结束了，仅还有一点要说明。大家一直以为蒙特是人民忠诚而尽职的战士，那是因为他除掉了所有可能揭发他罪行的人。他以保卫人民利益为名，干着法西斯卖国勾当。并且设法一步一步在我们‘部门’里往上爬。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罪行吗？为此，一直在护着卡尔·雷迈克的他，发现雷迈克已经被人怀疑的时候，立即就下令将雷迈克当场处决。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派人杀死了雷迈克的女人。请你们向中央汇报看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这个人的行为是如何的残忍、恶毒。对汉斯·迪爱特·蒙特来说，判他死刑都是轻的。”
21 证人
法庭主持人转向坐在费德勒对面那个穿黑西装的小个子男人。
“卡尔顿同志，你是蒙特同志的辩护人。你要对证人利玛斯进行问话吗？”
“要问的，要问的，我这就开始。”他回答说，接着费力地站起来，戴上他的金丝边眼镜。他看上去很慈祥，有点土气，头发全白了。
“蒙特同志问题的要点在于，”他发言了，说话的音调掌握得很好，听起来很顺耳，“利玛斯没有说真话。而费德勒同志出于无意或出于恶意落入了敌人意在破坏我们‘部门’的阴谋。这会极大影响到保卫国家的机关部门的声誉。我们都知道卡尔·雷迈克是一名英国间谍，那是证据确凿的事情。可我们不认为蒙特是他的同伙，不认为蒙特因金钱而叛党。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蒙特有罪，有的是费德勒同志被权力冲昏头脑所编造出的臆想。我们可以发现，利玛斯从柏林回到伦敦后，就开始演戏了。他迅速变得堕落、酗酒和负债，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殴打一个做小生意的人，还摆出一副反美的姿态。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我们‘部门’的注意。我们相信，英国情报部门精心设计了一套陷害蒙特同志的方案，包括存钱到外国银行，再把取钱的时间和蒙特出差的时间吻合起来，编造一段吉勒姆说过的话，让我们知道头儿和雷迈克曾撇开利玛斯单独会谈等等，都是其阴谋的组成部分。而费德勒同志的野心被英国方面得知后，就策划借他之手来除掉——实际上是谋害——蒙特。现在我们国家忠诚的卫士蒙特正遭受着死亡的威胁。
“英国情报机构一直致力于颠覆、破坏我们国家，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还会有人觉得奇怪吗？在柏林墙建立，西方间谍难以进入的情况下，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诡计可以实施？我们正是中了敌人的这个诡计。而我们把费德勒同志往好处想的话，他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往坏处想的话，他是和帝国主义间谍合谋破坏我们国家的安全，残害无辜。”
“我们也有一名证人。”他和气地对法庭人员说，“是的。我们也有证人。难道长期以来蒙特同志对费德勒所热衷的阴谋一无所知吗？真的是那样吗？其实他几个月前就知道费德勒要动坏脑筋了。而正是蒙特下令对伦敦的利玛斯进行策反。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那又怎么会去冒那个险呢？难道他疯了吗？”
“当在海牙对利玛斯的初始审讯报告送到了中央以后，蒙特同志难道会看都不看扔掉吗？当利玛斯来到我们国家后，费德勒急着要对他进行单独审讯，并且不上报审讯结果的情况下，难道蒙特同志就迟钝到对费德勒的行为一点都没有察觉的地步吗？其实当彼得斯从海牙发回第一份审讯记录的时候，蒙特看到上面记载的利玛斯去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的日期后，一眼就看出那是个阴谋，一个针对蒙特本人的阴谋。那些日期确实和蒙特出差到丹麦和芬兰的日期相吻合，因为那是伦敦方面特别选定的。蒙特对费德勒所谓的‘早期迹象’一清二楚，蒙特本人也在‘部门’内部追查内奸……
“所以一旦利玛斯来到民主德国，蒙特就饶有兴趣地看着利玛斯用暗示和歪曲的手段引起费德勒的怀疑。利玛斯手段高明，从不把戏演过头。他怀着险恶的用心，貌似无意地把人引入歧途。阴谋的基础打好后，费德勒把它和黎巴嫩那个提供情报的人再联系起来，试图证明在我们‘部门’内部潜伏着内奸……
“他们干得还挺漂亮。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是英国方面在损失了雷迈克、遭受重创后取得的重大胜利。
“蒙特同志尽管有所防备，英国方面还是在费德勒的帮助下，实施了要置他于死地的阴谋。
“蒙特下令对利玛斯在英国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到利玛斯退职后所扮演的双重角色的细节。他希望在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中找到对手的破绽。他认为利玛斯在长期的阴谋活动中，面对贫困、酗酒、堕落以及孤独，会露出他的马脚。利玛斯有可能会去找个伴，最可能去找个女伴，会渴望有肌肤之亲，会试图找回真实的自我。蒙特同志算准了。就连利玛斯那样有经验的特工也确实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是人都难免……”他说到这里微笑起来，“大家很快就会见到证人，证人就在这里，蒙特同志早有防备，所以把证人找来了。我马上就会招证人上来。”他像是要开个玩笑，卖个关子。“在此之前，我还要对这位阴谋害人的阿历克·利玛斯先生问一两个问题。”
“你说，”他开始问，“你是一个阴谋家吗？”
“别犯傻了。”利玛斯不客气地说，“你清楚，是你们来找我的。”
“是的，没错。”卡尔顿说，“你真高明。这个问题先不谈。我问你，那时候你是身无分文吗？”
“可以那么说。”
“会有朋友借钱给你吗？或者送钱给你？或者帮你还债？”
“如果有的话，我就不在这里了。”
“一个都没有？就不会有一个好心人或者一个你几乎忘记的朋友去帮你一把，帮你摆脱债主或帮你做些什么吗？”
“没有。”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你认识乔治·史迈利吗？”
“当然认识。他也在圆场工作。”
“他已经离开英国情报部门了吗？”
“在芬南案件结束后就离开了。”
“啊，也就是和蒙特有关的那件案子。那以后你见过他吗？”
“见过一两次。”
“是在你离开圆场后见到的吗？”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不是。”他说。
“他没去监狱探望你？”
“没有，没人探视过我。”
“在你进监狱前呢？”
“也没有。”
“就在你出狱那天，有人和你搭上了，是那个叫阿什的男人，是这样吗？”
“是的。”
“那一天你和他一起吃了午饭。你们分手后，你去了哪里？”
“记不得了。可能是去了酒吧。想不起来了。”
“我来帮你回忆吧。你最后去了舰队街，在那里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接着不停地换乘汽车、地铁和出租车，那不符合你这样有经验的人的习惯。最后你到了切尔西，还记得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报告。那份报告我带来了。”
“也许你说得没错。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乔治·史迈利就住在那附近，这才是问题的重点。有人开车送你到达那里的时候，据我们特工报告，你去了那条街的九号，那里正好是史迈利的住处。”
“那是胡说。”利玛斯认真地说，“我那时要去‘八铃’酒吧，是我常去的一家酒吧。”
“乘私家车去酒吧？”
“那也是造谣。我是乘出租车去的。我有了点钱，就想把钱花了。”
“可你在那之前为什么要绕那么多路呢？”
“没有那回事。他们可能是跟错人了吧，那也是可能的。”
“我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上，你觉得在你离开圆场后，史迈利不可能想着去找你吗？”
“天哪，不可能的事情。”
“在你被关进监狱，在你靠别人施舍度日，在你遇见阿什以后，他都没有去找过你？”
“没有。我不明白你要说明什么，卡尔顿。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那时候就算遇见史迈利，我们也不会相认。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卡尔顿似乎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扶了扶眼镜，特意看了看面前的资料。
“哦，是啊。”他说，接着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当你要求那个杂货商赊账的时候，你身上有多少钱？”
“没有钱。”利玛斯随口答道，“在那之前一周或者更长时间里，我就没钱了。我想是那样的。”
“那你怎么生活？”
“凑合着过。我那时病了，发烧。一周几乎都没有吃东西。所以后来有些失常——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可那时候你在图书馆还有工资没有领取吧？”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利玛斯厉声问，“难道你……”
“你为什么不去领工资？有了钱，你就不用求人赊账了，不是吗？利玛斯。”
他耸了耸肩膀。
“我忘了。也许是因为图书馆在周六早上不开门。”
“我明白了。你能肯定图书馆在周六早上不开门吗？”
“不能肯定，我是这样猜的。”
“好，谢谢你。我就问到这里。”利玛斯坐下的时候，房间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那女人粗壮而丑陋，身穿灰色制服，手臂上有臂章。丽兹就站在那女人的旁边。
22 法庭主持
她慢慢地走进法庭，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像刚睡醒的孩子突然被带到了光线很强的地方一样。利玛斯已经忘了她还那么的年轻。当看到他坐在两名卫兵之间时，她停了下来。
“阿历克。”
她边上的女卫兵抓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刚才利玛斯站的地方。法庭里鸦雀无声。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主持人突然问道。丽兹两只长手臂放在身体两边，手指也都伸直着。
“你叫什么名字？”女主持人提高声调又问了一遍。
“丽兹·戈尔德。”
“你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吗？”
“是的。”
“你是去莱比锡学习的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入的党？”
“1955年。不，我想是1954年……”
突然出现人体移动的声音、凳子被撞开的声响，还有利玛斯的喊叫声。利玛斯沙哑、高亢而刺耳的声音充满了全房间。
“你们这些浑蛋！快把她放了。”
丽兹惊恐地回过头来，看到站起来的他脸涨得通红，衣服凌乱。一名卫兵正用拳头打他，两个卫兵都在打他，几乎把他打倒。接着把他双臂反剪得很高，迫使他低下头，并且左右推搡他。
“如果他再动，就把他架出去。”主持人命令道。她对利玛斯点了点，警告他说：“以后会给你说话机会的，等着。”她转向丽兹，尖锐地问：“你连入党日期都说不清？”
丽兹没有说话。主持人等了一会儿，只有耸耸肩膀。接着她身体前倾，眼睛紧盯着丽兹问：“丽兹，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知道吧？”
丽兹点点头。
“也教育过你绝不要就党对其他同志的处理意见提出质疑吧？”
丽兹又点了点头。“是的。”她说，“当然。”
“今天就是党对你的一场考验。这儿的事情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她突然加重语气说，“你明白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台上坐的这三个人在党里的职务都很高。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来的，是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来。我们现在必须要问你一些问题，而你的回答异常重要。只要如实地、大胆地回答问题，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
“谁？”她低声问，“谁在受审？阿历克出什么事了？”
主持人看了一眼蒙特说：“也许没人受审。请注意这一点，也许只有指控人，没有受审者。而且什么人受审并不重要。”她接着说；“不让你了解更多情况，是为了保证你作证的公正性。”
小房间里一片寂静。可丽兹说话的声音太轻了，主持人不禁本能地转头去听她说话。丽兹问：“是阿历克吗？是利玛斯受审吗？”
“我告诉你，”主持人坚持说道，“不让你知道是为你好，真的为你好。你老实回答，然后离开。这才是你最聪明的做法。”
丽兹肯定是做了什么动作或说了什么别人无法听清的话，因为主持人又把身体前倾了。她这次很郑重地说：“听着，孩子。你想不想回家？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就行了，你别……”她突然停下，用手指着卡尔顿，含糊地说：“这位同志要问你一些问题，问题不会多。问完你就可以走了。你要如实回答。”
卡尔顿又站了起来，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像名教堂义工一样。
“丽兹，”他问，“利玛斯是你的情人，对吧？”
她点点头。
“你们是在那家图书馆认识的，你在那里工作，对吗？”
“对的。”
“在那之前你没有见过他？”
她摇了摇头说：“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你有很多情人吗？丽兹。”
不知道她如何回答的，这时利玛斯又大骂起来：“卡尔顿，你不是人。”丽兹听到后，转身大声说：“阿历克，不要这样。他们会把你带走的。”
“是的，”主持人冷冷地说，“他们会的。”
“告诉我，”卡尔顿继续平静地问，“阿历克是共产主义者吗？”
“不是。”
“他知道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知道，我告诉过他。”
“丽兹，你告诉他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
她不知道要不要撒谎，难就难在这里。对方提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让她没有时间思考。这么多人看着，听着，打量着她，她稍有差错，或许就会造成对阿历克的巨大伤害。可她只有了解情况才能知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如果她说错了什么，也许就送了阿历克的命。她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利玛斯现在身处险境。
“他那时是怎么回答你的？”卡尔顿再次问她。
“他笑了。他对这种事情并不在意。”
“你认为他不在意？”
“肯定不在意。”
台上坐着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第二次发问，他眼睛半开半闭地问道：
“你觉得那样的态度正常吗？他对社会发展和辩证法的必然性都不在意？”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看法。就这么回事。”
“算了。”卡尔顿说，“告诉我，他是个快乐的人吗？他经常笑吗？”
“不是，他很少笑。”
“可当你说你是党员时，他却笑了。你知道他为什么笑吗？”
“我想他是看不起共产党。”
“你认为他仇视共产党吗？”卡尔顿很随意地问道。
“我不清楚。”丽兹很无助地说。
“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吗？”
“不……不是。他不是那样的人。”
“可他打伤了那个杂货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吗？”
丽兹突然不再相信卡尔顿这个人了。讨厌他那哄骗人的口气和貌似忠厚的脸。
“我不知道。”
“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吧？”
“想过。”
“那好，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没结论。”丽兹干脆地说。
卡尔顿若有所思地看着她，好像有些失望，像是对忘词的学生一样失望。
“你知道，”他问出了一个最直截了当的问题，“你知道利玛斯要去打那个杂货商吗？”
“不知道。”丽兹回答说，她回答得太快了，卡尔顿听后过了一会儿才收起笑容，转为一副好奇又好笑的神情。
“到现在之前，到今天之前，”他又问，“你最后一次见到利玛斯是什么时候？”
“他入狱后我就没有见过他。”她回答说。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说话的语气温和但坚持着发问。丽兹很讨厌这样面对法庭站着，希望能转过身来，希望能看到利玛斯的脸。那样的话，起码能从他的形态上得到一些提示，她就能据此回答问题了。她心里越来越慌，因为以前到底说了些什么，指控和怀疑什么，她都不知道。他们肯定也知道她想帮阿历克，而现在自己却是这么的孤立无援——怎么就没个人帮她一把呢？
“丽兹，在今天之前你上次和利玛斯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又是那个问题，她真讨厌那个声音，那声音让人腻味。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她回答说，“他和杂货商打架前的那个晚上。”
“打架？那可不是打架，丽兹。杂货商根本就没有还过手，根本就没有机会还手。很没有体育道德嘛！”卡尔顿笑着说。可那笑声令人害怕，因为没有一个人和他一起笑。
“告诉我，那天晚上你是在哪里和利玛斯见面的？”
“在他的住处。他那时候病了，不能出门。他卧床期间，我去帮他烧饭。”
“你给他买食品，帮他采购？”
“是的。”
“你真是好心人。肯定花了你不少钱吧。”卡尔顿很同情地说，“你养得起他吗？”
“我不是在养他。我从阿历克那里拿钱。他……”
“哦，”卡尔顿厉声说，“就是说，他确实还有些钱？”
哦，天哪，丽兹想，我都说了些什么啊！
“他没什么钱，”她马上回应，“很少，我知道的。最多一两个英镑。他的钱不超过这个数目。那时候他付不起账单——没钱付电费和房租——那些费用都是在他走了以后，由一个朋友付的。是一个朋友帮助付的，不是阿历克。”
“是啊。”卡尔顿平静地说，“是朋友付的，专门跑过来帮他还债。是利玛斯的老朋友吧，是他搬到那里住之前的朋友吧。你见过他的那个朋友吗，丽兹？”
她摇了摇头。
“我明白了。那个好朋友还付了哪些账单，你知道吗？”
“不……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犹豫？”
“我说我不知道。”丽兹不客气地反驳。
“你刚才确实犹豫了，”卡尔顿解释说，“我是怕你一时想不起来。”
“没有。”
“利玛斯和你说起过他的那个朋友吗？一个知道利玛斯住处的有钱朋友？”
“他从没有谈到过他的朋友。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朋友。”
“啊！”
法庭里静得怕人，丽兹更是觉得可怕。现在的她像个混杂在正常人群中的盲童，她在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说出的话由现场听众进行判断。现在一片寂静，她不知道听众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问题。
“你能挣多少钱，丽兹？”
“一周六英镑。”
“你有存款吗？”
“有一点，有几个英镑。”
“你自己要付的房租是多少？”
“五十先令一周。”
“房租很贵啊，是不是，丽兹？你最近付房租了吗？”
她无助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没有付？”卡尔顿继续问，“你没有钱付了吗？”
她用很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收到了一份房租交纳收据，有人帮我付了房租后寄给了我。”
“那人是谁？”
“我不知道。”眼泪从她的脸上滑落下来，“我不知道……请你不要再问了。我不知道是谁……六周前市里一家银行寄来的……是慈善机构做的……一共一千英镑。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是谁……他们说是慈善机构的礼物。你们什么都知道，不如你告诉我那是谁……”
她双手捂着脸抽泣起来，她还背对观众站着。她抽泣的时候，双肩也跟着抽动。大家都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放下手，但仍然低着头。
“为什么那时候你就不问一问？”卡尔顿直接问道，“难道你经常收到匿名给你的一千英镑吗？”
她没有说话，卡尔顿继续问：“你没有问是因为你猜到了什么，对吧？”
她又用手捂着脸，点了点头。
“你猜是利玛斯或者利玛斯的朋友给你的，对吧？”
“是的。”她费力地说，“我听别人说那个杂货商也得到了一笔钱，一大笔钱，是在案件判决后有人付给他的。那里的人对这件事情谈论很多，我知道肯定是阿历克的朋友……”
“那就很奇怪了，”卡尔顿像是在自言自语，“很不寻常。”他接着说：“告诉我，丽兹。在利玛斯入狱后，有人和你联系过吗？”
“没有。”她没有说真话。她现在知道，她可以肯定对方的问题是针对利玛斯的，是关于钱和他朋友的事情，以及那个被打的杂货商。
“你肯定吗？”卡尔顿问，他金丝边眼镜上的眉毛扬了起来。
“肯定。”
“可你的邻居，丽兹，”卡尔顿耐心地反驳说，“你的邻居说有两个男人来找过你，就在利玛斯被判刑以后。丽兹，那两个人难道是你的情人吗？像利玛斯那样的，你随意结交的情人？谁给你了那笔钱？”
“阿历克不是我随意结交的情人。”她叫道，“你怎么能这么说……”
“可他确实给了你钱。那两个男人也给了你钱吗？”
“哦，天哪。”她抽泣着说，“不要问了……”
“那两个是什么人？”丽兹没有回答，接着卡尔顿突然大声斥问，这是他第一次提高嗓门问：“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他们乘轿车过来的。是阿历克的朋友。”
“另外的朋友？他们去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不停地问他告诉了我些什么……他们说如果有需要和他们联系……”
“怎么联系？怎么和他们联系？”
最后她只有说：“他住在切尔西……姓史迈利……乔治·史迈利……让我打电话联系。”
“你打过电话吗？”
“没有！”
卡尔顿放下手中的资料，法庭回到死一般的寂静。卡尔顿指着利玛斯，胸有成竹地用更威严的语气说：
“史迈利想知道利玛斯到底告诉了她多少情况。利玛斯做了一件英国情报机构绝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结交了一个姑娘，找了个女人诉说衷肠。”说到这里卡尔顿笑了起来，像是在讲一个很出色的笑话。
“他和卡尔·雷迈克如出一辙，犯了同样的错误。”
“利玛斯对你谈过他个人情况吗？”卡尔顿接着问道。
“没有。”
“你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不是。我知道他曾在柏林工作，担任过公职。”
“那他确实谈过他的情况，对吧？告诉过你说他结过婚吗？”
很长时间的沉默。丽兹点点头。
“他入狱后你为什么不去探望他？你完全可以去探望他的。”
“我知道他不要我去探望。”
“我明白了。你给他写过信吗？”
“没有。不，写过一次……就告诉他，我会等他的。不过我想他并不会放在心上。”
“你认为他并不想你等他？”
“是的。”
“当他服刑期满后，你就没有设法去和他联系？”
“没有。”
“那时候他有地方去吗？他有没有机会找到工作——他的朋友会给他帮忙吗？”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你那时实际上已经断绝了和他的关系，对吗？”卡尔顿讥笑着问，“你又找到别的情人了？”
“没有！我要等他……我一直等着他。”她平静了一下情绪，“我想等他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写信给他？为什么不想办法去找到他？”
“他不希望那样做，你不明白吗？他让我发过誓……不要去找他……永远不要……”
“也就是说，他是故意要被关进监狱的了，不是吗？”卡尔顿带着胜利的神情说。
“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没办法回答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