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英]约翰·勒卡雷(Le Carre.J)著；刘险峰 译
【导读】勒卡雷——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而已
唐诺
在阅读勒卡雷小说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人物，这人名叫阿兰·图灵，天才的数理和密码分析专家，二次大战期间的英国知识分子。
图灵原本是剑桥大学里学术世界的一员，“二战”期间他做了一件最特别的事，那就是应英国政府的秘密征召，进驻白金汉郡的柏雷屈里园，负责德军作战密码的破译工作，其中最精彩的成就，是图灵和他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奇形怪状伙伴（有瓷器权威，有博物馆研究主任，还有全英西洋棋冠军以及一堆桥牌顶尖高手云云），在“二战”进行不到一半，即神不知鬼不觉地破解了德军的神奇密码机“奇谜”。这不仅在往后每一处战场、每一次重大战后帮助盟军化险为夷，它的威力还一路贯穿到最终决定性的诺曼底登陆一役，几近完全透明地准准研判出彼时德军所部署58个师的数量、身份和位置（只误差了两处），从而及时修改了最后D-DAY的登陆作战计划，所以亨利·兴斯里爵士说：“倘若政府代码暨密码学校（即柏雷屈里园）未能解读‘奇谜’密码，收集‘终极’情报的话，这场战争将迟至1948年，而非1945年才结束。”
所以说图灵和他这群被丘吉尔称之为“会下金蛋，但从不咯咯叫的鸡”的解码伙伴从此成了英雄是吗？很抱歉还没有，只因为英国政府要持续保有这个秘密优势，不仅不愿公开“奇谜”机已被破解的真相，而且还把大战期间掳获的数千台“奇谜”机送往各殖民地，借此监视战后风起云涌的各殖民地一举一动。同时，柏雷屈里园亦正式关闭，相关资料全数封存或直接销毁，除了少数人转入政府常规情报机构之外，大部分人哪里来哪里去放回民间，当然，每个人都得宣誓守密。
这个秘密整整被保护了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的漫漫时光之中，我们差不多可想像这批曾为大英帝国和女王陛下立下不可磨灭功勋的人的尴尬甚至说悲伤处境——对英国政府而言，英不英雄再说，当务之急在于他们是一群“知道太多”的麻烦之人，得防贼般严密监视每一个人，同时，这些人还得时时面对各自身旁之人的询问、质疑和公开指控：当大家都在为国家存亡流汗流血奋战时，你在哪里？你做过什么？你要不要自己说说看？
三十年太长的时间，所谓的真相、功勋、正义云云，在揭晓并褒奖那一刻来临时早已失去了实质意义，只像是噩梦醒来终于可放心呼口大气的慰藉而已；而且你可想而知的，很多人等不起这三十年，锦衣夜行早把所有秘密带往天国上帝的正义法庭去了。
其中，功勋最大的阿兰·图灵是等不及的人之一，也是下场最悲惨的人之一。1952年，他在报告一宗窃案时，居然向警方坦承当时他正和自己同性恋伴侣相处一室的事实，遂以重大猥亵的罪名遭起诉并定罪。他从此身败名裂，已批准的研究计划被取消，还得接受荷尔蒙治疗变成性无能而且变得痴肥，如此两年，图灵终于以一个注射了氰化物的毒苹果自杀，当然不会有英国王子他日来吻醒他，才四十二岁。
勒卡雷一定知道图灵的故事，他没写图灵的真人真事，然而他的间谍小说中始终有着这样子那样子的不同阿兰·图灵，以及其悲伤孤寂荒谬的处境。
行内人的小说
有关勒卡雷和间谍小说，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甚至就是一句话来充分说明：勒卡雷就是间谍小说家的第一人，而且第二名可能还没有出生。
这样子讲话，乍听之下不敬，也不妥，而且不全然完全合于事实，我想我们可解释一下——不敬，是因为如此的实话实说可能冒犯了其他勤勤恳恳的间谍小说书写者，很抱歉，我们晓得，不管在虚幻的间谍世界或我们硬碰硬的现实人生里，实话，差不多永远是最伤人、最具破坏力量的；不妥，是因为书写创作不是比百米赛跑不是打一场篮球，正常状况下理应没有第一名第二名这类童稚游戏的胜负排名，除非有近乎奇迹的事发生了，而不巧勒卡雷正是此一书写领域的如此奇迹，他的规格、视野、深度和情感完全超越了所有间谍小说书写者甚至这个类型小说基本框架所能拥有的，他仿佛独自在另一个层面书写，独自探向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辽阔天空，不全然合于事实，是因为我们并非没读过可堪比肩或甚至更胜一筹的间谍小说，比方说台湾现阶段有中译本可读的，《哈瓦那特派员》，或《沉静的美国人》（《喜剧演员》可不可以也划进来呢？），但这么说我们就更明白了，上述这些作品全出自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之手，一般我们并不以间谍小说来辨识它们，一如我们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并入推理犯罪小说一般，这差不多已直接告诉我们，勒卡雷小说“不仅仅”是间谍小说而已，说勒卡雷是间谍小说世界的只此一人，说真的也并不是多高的一种赞誉，有一大部分的勒卡雷应该被正确置放到小说整体的经典世界才公允。
格林本人很喜欢勒卡雷小说，至少从《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这部成名作开始，他的慧眼和慷慨引介对勒卡雷的崛起乃至于今天的超越类型地位助了可不止一臂之力；同样的，勒卡雷亦一直真心推崇格林，毕竟他看待世界和情感关怀的方式本来就和格林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他的小说也始终有着浓郁的格林气味，事实上，这两位英籍作家几乎可自成一个谱系来读。
像阿兰·图灵的悲剧，我们首先会惊觉，间谍世界是多么奇怪、多么悖于我们“正常人性”的一个世界，它好像独立于我们的现实人生之外，单独封闭起来，用完全不同的情感、信念和游戏规则进行，很多我们在现实人生中坚信的、视为珍贵的，乃至于已习焉不察铸成我们自然反应的东西，在这个诡异的世界中都得去除，比方说信任、诚实、善意和悲悯云云；但要命的是他们仍都是人，和我们一样拥有着共通的，而且并非有弹性到可任意扭曲折弄的根本人性和需求，我们喜爱的他们一样有反应，我们会悲伤的他们一样有感觉，一样蛮求有个家可回，有朋友在的小酒馆可去可交谈，有亲密可放松一切警戒的人可讲最心中的话，有一个同样有限因此得弄清所为何来的生命本身，这些被用尽力气压制下去的东西不可能就此消失，它们只是黯淡了，但也因此更尖锐更蠢蠢欲动。
这样一个（被强迫）隔绝的异样世界，对你我这样的正常人来说极难凭空想像并有效掌握，遂使得间谍小说的书写一样呈现了相应的诡异封闭气息——作为一种类型小说，间谍小说的总量相对来说并不大，却奇峰突起般有不成比例的醒目作品乃至于像勒卡雷这样的人冒出来；而且它的书写者，似乎一直有着某种森严的资历限制，得多少是在这个世界浸泡过的“行内人”（勒卡雷和格林都有这个他们日后不太愿意提起的资历），而不是先靠门外的破碎资讯和纯粹想像瞻望所可替代。举个最刺激的实例是推理小说一代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有缜密的清楚脑子这完全不必怀疑，有丰富到难以比拟的书写实战经历这也路人皆知，事实上她还多少有二手的间谍世界经验来源，但她偶尔伸脚进去写的间谍式小说却令人骇异得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四大天王》(The Big Four)是神奇的波洛系列直跌谷底的败笔，《七钟面》（The Seven Dials Mystery）则是一场小学生式的可笑儿戏，间谍小说书写的独特严苛资历要求由此可见一斑。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间谍小说一直“不正常”地被英籍作家所垄断，这当然不可能跟什么神秘的民族心性有关，纯粹是历史偶然，只因为英国这个老帝国长期垄断着跨国的间谍事务，而且大量使用半业余的工作人员，包括驻外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以及旅居的作家或一般商人云云，这中间原本就有笔在手却奉女王陛下荣光之命误闯间谍世界的文人遂成为间谍小说书写的最大供应来源。
这里，我们再进一步把间谍小说置放到真实的时间之流里。现代间谍小说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东西冷战是什么东西？是一长段不能战也不能和的外弛内张或外张内弛的可怖武力和意识形态对峙，是一页他日回顾起来令全世界人僵在那里的荒谬历史，人类世界硬生生被一刀划开为两个阵营，所有人都同时拥有正常人和恶魔两种身份，当我们用人的角度去思考时，世界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且实在没道理发生，当我们以恶魔的角度看事情时，世界登时危险一如累卵极可能旦夕间化为一个大爆竹。如此诡谲几无交集的冷战二元背反面貌，直接转入间谍小说书写，便把间谍小说裂解为泾渭两种书写方式及其成品。其一是恶魔角度的，可以伊恩·弗莱明为代表，或直接讲就是他笔下反复拯救世界不休的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在这组小说中，善恶两方已然分明到电灯开关般不必劳神多想下去，间谍世界剩下的只是行动，或专业些称之为任务吧，由他的上司M下达，用邦德的手来完成，因此，我们可以让思维休息而交由感官来和这组小说相处，是一种享乐，坐云霄飞车或高空弹跳那种脑子一片空白的享乐。另一是正常人角度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勒卡雷，正常人太复杂了善恶永远在相互讨价还价之中，塞不进冷战那种琐罗亚斯德【拜火教创始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真神和一个凶神。——编者注】式的简易框架之中，当人不再只是单维度的间谍，而同时也是个人时，冷战的核心荒谬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顺此善恶二分原则所建构成的秩序也骨牌般一个一个倒塌下来。想想，相隔数千里数百里的素昧平生之人彼此何来深仇大恨？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就算敌对是可能的、习焉不察承继下来的，又如何能说就是至善至恶之别呢？而既然不是至善至恶之争，这样的不惜以死相搏又所为何来呢？当这组小说通过书写重建起具体的人、具体的实物世界时，光是常识就可以轻易看穿冷战封闭间谍世界的扭曲和变态，那种自以为一举一动事关天下人的安危，那种愿意拼死阻止世界毁于一旦（不管是遭敌方渗透破坏征服的败战形式，抑或大战引爆万劫不复的同归于尽方式）的信念怎么看都只是幻觉，真正伤害人折磨人的，不是未来式，而是进行式，不必等那个甚至永不发生的终极性毁灭，倒是当下且已持续相当时日的人性和道德扭曲，是人被此种神圣幻觉催眠摆布的必然又可悲又可笑样态。也就是说，真正的敌人极可能不是你要杀他他也要杀你那些敌对间谍，他们其实只是你意识形态背反，但处境雷同的相濡以沫可怜虫，而是整个荒唐间谍世界的构成，它是个太小的囚牢，不仅禁锢人，还把人硬生生扭折成各种可怖的样态。
从同情到背叛
老实说，如果我们跳出冷战的意识形态泥淖，跳出间谍的封闭世界，纯粹从理论思辨的层面来理性地说明间谍世界的荒谬本质并不难，要用道德来质疑它攻击它那更容易，毕竟，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本来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当性自始至终孱弱不堪。事实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这个，人们之所以忍受它，最终仍是某种实然的无奈，它是依附在战争冲突下一个偷偷摸摸的次等恶棍，偶尔战争冲突取得某种神圣正义光环，它鸡犬升天般跟着神气，而人类一天没办法根除彼此间的战争冲突，我们也就只能看着间谍霉菌在这上头继续生存并代代繁衍。
但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价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说而不是理论；勒卡雷是站进间谍世界之内而不是在外头指指点点，勒卡雷也不是打开始就清楚豁脱于冷战两造的意识形态之上，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英式知识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体上仍站在所谓自由民主和欧洲基督教文明这一侧，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这部小说，当他把笔锋转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时，他还是把回教徒划到对立的那一面。这样的基本位置本来会局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诚实、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小说书写技艺击败了这个限制。
也许就像格林讲的，人不得已总是有一边要站的，但如果我们能把基本位置的选定当成开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实是可能的，而且还会是一种较有真实质地的超越，只因为那种极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让你更警觉到自己让步了什么省略了什么，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这个基本位置的弱点和漏洞，这通常不是一开始就摆出敌意姿态的门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从间谍内部来，不管是《柏林谍影》那样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样一败涂地的荒唐，勒卡雷总是同情先于批判，他对自己笔下这些间谍不是打开始就准备好用一句生冷的话来结论他们打杀他们，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进入他们，包括他们间谍任务外的下班时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们的彼此闲谈和牢骚，包括他们被挤压被搁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谁都有的计划梦想，包括他们内心最深处偶尔冒出来的某个短暂或从此挥之不去的念头云云。当他们不再只是个名字，是个职称或代号，而是个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时，某种被延迟下来的批判、被延迟下来的愤怒和哀伤就蓄满了情感的风雷出现了——这个愤怒和哀伤由同情转换而生，用最普遍素朴的人性支撑起来。
也就是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既彼此暴烈冲撞又相互暧昧渗透，机智与无能，伟大与细琐，忠贞与怀疑，信任与背叛，陌生与熟稔，遥远但热血沸腾的异国城市与每天回去但阴冷的家……勒卡雷小说的丰饶渔场便如此由两股不同颜色和不同温的洋流汇集纠缠成驻留的漩涡，他更耐心地记录着他们的遭遇并等待他们的命运和抉择。有时，间谍世界的神圣幻觉和森严秩序会暂时获胜，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Tailor，Soldier，Spy）那样，把人内心的声音和渴求给压回去，成为某种永恒的疑惑和蠢蠢欲动的不安。然而勒卡雷也容许人性冲决而出，放任他背叛，甚至还让背叛坦荡而且熠熠发光。最清楚的莫过于《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里那位得以满怀希望、等在伊斯坦布尔港边窗口守候他因此换得苏联爱人一家子自由那艘船的英籍中年书商，奇怪反而是勒卡雷小说最令读者舒服到不敢置信的太快乐结局；或者像《女鼓手》，情节上的胜利尽管属于用尽一切心机手段包括感情陷阱的以色列可恶特工，但真正让人同情、在人性上获胜的却是那桀骜但神秘死去的巴勒斯坦年轻人。
差不多等于是说，每当勒卡雷愈“叛离”自己西欧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说似乎就获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欢愉（某种一无所有但赢回自己的欢愉），饶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两字来说勒卡雷小说和间谍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而且明显不足够的，它更正确的形态不是薄薄一层的某个结论，而是一个丰饶的旅程，一个有时间厚度的历程，一个包括作家本人和读者缓缓思索并且发现的过程。勒卡雷通过小说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完整的人及其独特遭遇，这不仅赋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备的可感形式，还容受着批判所携带不了的更宽阔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这一端更柔软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恸和绝望。我们读小说的人几乎什么都看到都参与了，独独更弄不清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何谓喜剧何谓悲剧，而这样缺乏明白胜负判决的暧昧感受其实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样态不是吗？不恰恰好说明了我们跟随勒卡雷进入后又穿透出封闭阴湿的间谍世界，归回生命现场，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细碎遍存于我们一言难尽的感受之中？
甚至，从人性而不是间谍游戏的判准来说，我们读到的总是某种“失败”，可能是人明显的失败和毁灭，也可能是人短暂胜利底下“更深刻的意志消沉”——这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
池塘结冰了的间谍世界
1990年柏林围墙拆除前夕，我个人恰好去了德国一趟，那是个二月里不下雪不积雪的暖冬，我们穿越著名的查理检查哨进入仿佛永远阴天的灰扑扑东柏林，依旧全副武装的守兵没开枪，只要求我们依规定至少先换六马克东德货币作为买路钱。我们走的是间谍小说中（通常是结尾）的惊险换俘之路，干的却是不知死活的观光客之事——午餐吃了一客就是那么回事的德式烤猪脚，逛去跳蚤市场花十马克买了一枚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出的铁十字勋章，还到柏林围墙边租榔头和凿子敲喷满各种颜色涂鸦的围墙石头当纪念品带回家。这座冷战的象征长城完全没偷工减料，硬到人虎口快裂伤了就是剥落不下一小方有意义的水泥来，因此很多人干脆花小钱买现成的，一块儿拳头大小的围墙石叫价六马克，还有缀成耳环和项链的供女生挑挑拣拣。
柏林围墙倒下来是历史大事，但倒塌之后跟着来的却是麻烦事。彼时经济力正处巅峰的西德政府尤其紧张得不得了，他们慷慨地让东西马克以1比1兑换，更是加重了统一重建的负担。
柏林围墙倒塌也在间谍小说世界引起生死存亡的紧张讨论，很多人以为这就是间谍小说到此为止的判决时刻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这么想，勒卡雷大概是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他的回应不断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间谍小说不因冷战而兴，也就不因冷战而废。”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凭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书写的实际而且严肃理由讲这话。我们晓得，军事对峙、政权乃至于政治制度这一类东西可能一夕改变，但社会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这部分是连续的而且会持续余波荡漾很长一段时日的。也就是说，如果间谍小说和冷战的关系只是题材，那的确会因敌人的消失，柏林、维也纳、日内瓦、伊斯坦布尔这些交界城市不复谍影重重而终结；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关怀的是人心，那事情当然还没结束，甚至短期来说更暴烈更尖锐，包括一群失业的间谍、失业的技艺、失业的神圣幻觉、失业而且极可能已来不及转行的半辈子志业云云。这里有一个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机，一个早已预期但居然就来了的措手不及噩梦成真。
“公园池塘结冰了，野鸭子要往哪里去？”——这个小说家塞林格昔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问的傻问题，如今抛掷到勒卡雷手中了。
当然，除了写出《神秘朝圣者》（The Secret Pilgrim）等这样的后冷战小说孤独留在欧陆的间谍战场废墟上数尸体，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欧洲，像他尊敬的前辈格林一样，到犹有战火犹有冲突斗争犹有间谍在其中偷鸡摸狗的所谓第三世界去——从勒卡雷的写作年表来看，这个出走早在冷战正式告终就已展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苏两方的政治军事高层，更有资格提前看到冷战的终点。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围墙拆除作业七年时间，便开启了勒卡雷小说的出走序幕。
因此，有意义的改变不是对抗的终结，不是间谍此一古老行业的就此消失，人间没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战更炽烈更狂热的战争仍此起彼落，人们仍旧荒谬地仇视并狙杀陌生的彼此，有意义的改变远比这个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说少了冷战那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奇怪大氛围，间谍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渗透追猎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间。比方说战争配备及其形态的变化，间谍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应地变化或进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业的幻象，更像个训练有素的杀人佣兵，或更像个操作精密机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这才是后冷战间谍小说家得面对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于伦敦市街那些潦倒虚无但不失优雅的老式英国间谍可能得从此凋零，默默隐入他们非得适应却永远适应不良的广漠正常人世界从此消失，这则是勒卡雷终究要去面对的。
我个人不是个重度的间谍小说读者，小说的世界中，我总有一个反数学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于整体。一个顶尖的小说家，对我而言，也比十个廿个二流小说家乃至于整个书写领域的成败更重要，因此我关心并乐意持续追踪勒卡雷，优先于我对间谍小说未来书写的关注。
今天，勒卡雷犹无恙，2004年他仍交出《挚友》(Absolute Friends)一书，这样，间谍小说是否随冷战终结这个问题我便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仍可幸福地阅读勒卡雷，并安心地静静等待他日下一个勒卡雷的出现。
【前言】
《柏林谍影》是我的第三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该书的写作实际上是偷偷进行的，直到书籍得以付梓。当时我还在从事秘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该书出版后，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永远离我而去。无论我怎样努力，譬如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回到以前。可以说，《柏林谍影》是我在不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无论利弊，我的写作生活自此都将公开进行了。对出版业来说，今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小”勒卡雷书付印，因为匿名出书毕竟是所有称职艺术家所爱恨参半的非正常活动。
该书大约在五六周的时间内写完，非常地匆忙。那时我在柯尼希斯温特区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利用早上的点滴时间和工作间隙进行写作。甚至在莱茵河汽车轮渡上，我也在汽车方向盘上写一会儿。有时候阿登纳总理的防弹大奔驰车（要么是宝马车？）就停在我旁边，我曾看着他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向办公楼。当我报告说他目前所读的报纸种类时，外文部新闻司里总会一片哗然，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总是轻率地断言，是哪个主要撰稿人在影响着这位伟大的人物。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早就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施加影响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对，他有时会对坐在挂外交牌照小车里的我报以微笑。但那时的他身负重任，很少会表现出常人那样的神态。
我那时去柏林当然是因为柏林墙，我从波恩飞到柏林，看着柏林墙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馆同事，看着那些人正保卫着克里姆林官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还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脸的傻笑，而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那样的表情，我只有在最严肃的时刻才会一脸伤感地傻笑。当然对那种景象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反应，我只是觉得厌恶和恐惧，这也是柏林墙带给我的感觉——柏林墙是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是这种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们太容易忘却恐惧。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温特区的住所里听到要修建柏林墙的新闻的，那时有工人正在给我住所的餐厅粉刷。勤恳的德国工人默默地将刷子洗干净后，像个好男人一样下班回家。我们那时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讨论过撤退计划。可当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时，哪里会有藏身之处？在查理检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美国和苏联集团的坦克在一百码的狭长地带对峙着，相互瞄准着。双方时不时开动战车，好像热车后就冲向对方一样。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一场心理战，就像拳击恶战前的心理较量。柏林墙那边，美国、法国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为窃听而被抓。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的，现在他们也只能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了。自那以后，许多特工转行，有些潜入了地下。潜伏下来的特工只能用秘密电台联络，或者启用应急的约定密写方法。有了柏林墙，间谍工作变得更加的隐秘，更加的危险，更加的复杂，当然参与的人也更多。那些潜伏在西德的苏联间谍，他们的想法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他们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们的潜伏生涯已经变得非常的艰难。
柏林墙还在，并且被加固加高。那里设有雷区，墙附近撒着细土，就是一只兔子爬过，也要留下爪痕。不时有人翻越它，撞击它，或在它底下挖地道，甚至用滑翔机飞越它。多年来那些大胆的行动难以计数。能从柏林墙逃离到西方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英雄，或许因为能顺利逃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因为他们很勇敢。现在从东德的报纸上可以了解到，人们做出这样的英雄壮举少部分是因为英雄主义，更多的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现在看来，东德政府确实被它治下的人民所痛恨。逃过柏林墙，不是少数人的英雄行为，而是东德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往对东德领导层腐败的指控，现在几乎都成了事实。这些现实也许使我这本书读来更加让人心寒。
是什么促使我创作本书？是从哪里获得的灵感？哦，多年以后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我知道我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太多的不愉快，我曾经历极度的孤独和情感困扰。也许我把我的一些孤独和苦痛注入了本书主人公阿历克·利玛斯身上。我知道我渴望爱情，可我的过去、我内向的性格使我无法获得爱。或许是这带刺的铁丝网和阴谋诡计充当了横在我和自由之间的另一种障碍。我在贫穷中生活了太长的时间，酒也喝得太多，我在内心深处甚至开始怀疑我从事秘密工作的能力。满腔热忱投入一个机构当中，又奋力地消除它的影响，这些取代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面对柏林墙就像面对挫折本身，它触动了我心底的愤怒，也自然地流露到本书中。这些话在以往的采访中，我从没有表露过。也许我还把自己当成一名特工，也许我对自己还没能完全把握，通过本书的诉说，也许能部分解决我心中的困扰。
当然我再也不会用这种心态写作了。以前人们常说我只有写一本书的才气，《柏林谍影》这本书的成功也是偶然的，说我再也创作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其实我随后出版的《镜子战争》中有更真实的描写，可我亲身经历的那些苦痛却被英国的批评家们说成是无趣而虚假的。也许是吧，因为我那时没有听到任何英国评论家的赞许。
在本书一炮走红后，反响之大使我不得不躲起来。随后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经历了大多数走红作家都曾有过的隐居生活，尽管很多人否认有过那种经历。后来我找到了一位新的贤妻，生活又走上了正轨。我挺了过来，只要可能我没有理由不写下去，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在写作的道路上求索。
可以肯定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令人绝望的过去，包括我创作该书的六周时间。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约翰·勒卡雷 1989年12月
【塞普特版前言】
我的勤勉的出版商善意地向我建议，我不妨借新版的出版，修改小说原始文本里显眼的矛盾之处，和——我敢说吗？——不合适的地方。我拒绝了。对我来说，它们是光荣的伤疤，对或不对，都是我的一部分，至今还刻在三十五年前我写作生涯的入口处。
约翰·勒卡雷 1998年10月
1 检查站
那个美国人又递给利玛斯一杯咖啡，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睡一会儿呢？只要他一来，我们就打电话通知你。”
利玛斯没有回答，眼光透过检查站的窗户，注视着前方空旷的街道。
“先生，你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啊。也许他以后什么时候能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让警察和你们特工部门联系，那样你二十分钟内就能赶到这里。”
“不。”利玛斯说，“天快黑了。”
“可你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按计划他已经晚了九个小时。”
“你要是想走，你就先走吧。你这次表现很好。”利玛斯又加了一句，“我会和克莱姆说的，你的表现非常好。”
“那你还要等多长时间？”
“等到他为止。”利玛斯走到瞭望窗口前，站在两名一动不动的警察之间。他们的望远镜都对着东德的检查站。
“他在等天黑下来。”利玛斯咕哝道，“我了解他。”
“今天早上你还说他会和上班的工人一起过来的。”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
“特工不像飞机航班，他们是没有时刻表的。他暴露了，正在惊慌中逃亡。蒙特在追捕他，行动正在进行着。他现在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就让他来选择过关的时间吧。”
那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想走又觉得还没到时候。
岗亭里电话铃响了。他们等着，都警觉起来。一个警察用德语说：“黑色欧宝车，型号是‘创纪录’，挂联邦德国牌照。”
“光线不够，他不会看那么远吧。他是瞎猜的。”美国人低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蒙特是怎么发现他的？”
“闭嘴。”窗前的利玛斯说。一名警察离开岗亭走向距分界线两米处的沙袋掩体。路上白色的分界线和网球场上的边界线类似。另一名警察直到他的同伴蹲到掩体中的座式望远镜后面，才放下手中的望远镜。他接着从门边的挂钩上取下钢盔，认真地戴到头上。检查站的探照灯突然亮了起来，照在他们前方的路上，像是舞台上的聚光灯。
警察开始说话了，利玛斯用心听着。
“车停在第一道关口。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现被送到人民警察检查站接受证件检查。”他们默默地等待着。
“他说什么？”那美国人问。利玛斯没有回答。他拿起一副备用望远镜，开始紧盯着东德检查站那边。
“证件检查完毕。被放行至第二道关口。”
“利玛斯先生，那是你等的人吗？”美国人坚持问道，“我要打电话给特工处。”
“等等。”
“车在哪里？在干什么？”
“货币检查，海关里。”利玛斯急促地说。
利玛斯看着那辆车。驾驶席门边有两个民警，一个检查，问话，另一个站在旁边等着。还有一个绕着车走动，他在车后备箱处停下，接着走回驾驶员处拿钥匙，最后打开了车后备箱。他朝里看了看，关上后备箱，又把钥匙还了回去。接着他向前走了三十码，走到分界线附近的关口。那里只有一名东德守卫，暮色中能看到他穿着皮靴和马裤的矮胖身影。那两个人站在一起说话，在探照灯的亮光下，他们显得有些不自然。
前面两个民警做了一个例行公事的手势，给车放行。车开到了分界线处的两名守卫边，又停了下来。他们走到驾驶座门边，又开始了问话。最后，他们好像不太情愿地把车放行到西德这边来了。
“你不是在等个男人吗，利玛斯先生？”美国人问道。
“是的，等的是个男人。”
利玛斯把衣领竖起，走进十月的寒风中。他又记起了那群人，在岗亭里时并没有想起这些令人迷惑的人。每次人群的组成都不同，可表情却总是一样。他们就像车祸现场的围观者，没人知道事故起因，也不知道怎样帮忙。探照灯的光束中，烟雾、灰尘泛起，不断地划破黑幕。
利玛斯走到车边，对那女人说：“他在哪里？”
“他们来抓他时，他逃了。骑自行车走的。他们肯定还没有发现我。”
“他去了哪里？”
“我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有间房子，下面是个酒吧。他在那里放了些东西，钱和证件什么的。我想他会去那里，然后才过来。”
“今天晚上？”
“他说是今天晚上过来。其他人都被抓了，保罗、维莱克和兰瑟，还有所罗门。他的处境很危险。”
利玛斯默默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兰瑟也被抓了？”
“就在昨天晚上。”
一名警察站到利玛斯身后。
“你不能停在这里。”他说，“交叉路口不能被阻塞。”
利玛斯稍稍转过身。
“滚开。”他叫道。德国警察愣住了，这时那女人开口说：“上车吧，我们停到拐角去。”
他上车坐到她旁边，她把车慢慢地开到了一条岔路上。
“我不知道你还有车。”他说。
“是我丈夫的车。”她淡淡地答道，“卡尔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有丈夫吧？”利玛斯没有说话。“我丈夫和我都在一家光学公司工作。他们让我们来这边做生意。卡尔告诉你们的是我结婚前的名字，他并不想让我和……你们有什么瓜葛。”
利玛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你要有个住的地方。”他说。他说话的声调很沉闷。“在阿尔布莱特－丢勒大街上有间公寓，靠近美术馆，门牌是28A。那里面什么都有。他一过来我就打电话给你。”
“我要和你一起在这里等。”
“我也不在这里等了。你去公寓吧，我会打电话给你。现在等在这里没有意义。”
“可他说要在这里过关的。”
利玛斯吃惊地看着她。
“他亲口对你说的？”
“是的。他认识这里的一个民警，是他房东的儿子，这可能会对他有用。这也是他选择从这个检查口过来的原因。”
“他告诉你的？”
“他信任我，什么都告诉了我。”
“天哪。”
他把钥匙给她，回到了岗亭内，把寒冷抛到了身后。他进去时，里面的警察正在交头接耳。见他进来，那个块头大点的警察还做作地背过身去。
“对不起，”利玛斯说，“我不应该对你态度不好。”他打开一只陈旧的公文包，在里面摸了一会儿才摸出要找的东西：半瓶威士忌。年长一些的警察点头接过酒，给几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杯酒，再掺上咖啡。
“那个美国人去哪里了？”利玛斯问。
“谁？”
“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孩子，刚才和我在一起的。”
“睡觉去了。”年长的警察说，他们都笑了起来。
利玛斯放下杯子问他们：
“需要开枪掩护对面来的人时，你们有什么规定吗？我是说那种要逃过来的人。”
“我们只有在对方民警的子弹打到我们这边时，才能还以火力掩护。”
“也就是说，人没有过分界线，你们是不能开枪的？”
年长的警察说：“那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提供火力掩护，怎么称呼您？”
“汤姆斯。”利玛斯回答说，“我叫汤姆斯。”他们握了握手，同时两名警察也各自报了姓名。
“我们无法提供火力掩护，是这样的，上头说如果我们开枪，会引起战争的。”
“他们瞎说。”年轻的警察借着酒劲说了一句，“如果联军不在这里，柏林墙早就没了。”
“那柏林也就丢了。”年长的警察咕哝道。
“我今晚有个人要从对面过来。”利玛斯突然说。
“这里？从这个检查口过？”
“让他过来事关重要。蒙特的人正在追捕他。”
“柏林墙还是有地方可以爬过来的。”年轻的警察说。
“那不适合他，他要从对面蒙混过关。他有证件，但不知道证件还是不是有效。他会骑自行车过来。”
岗亭里只有一盏灯，是配着绿色灯罩的阅读灯。可探照灯的亮光，像明亮的月光一样，洒满了岗亭里面。黑暗降临，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小声交谈着，像是怕人偷听似的。利玛斯走到窗前，等待着。前方的路穿过柏林墙，一道用煤渣砖和铁丝网构成的墙，丑陋而肮脏。在惨淡的黄色灯光下，它像是集中营的一角。柏林墙的两边是还没有被修复的柏林城，尽管满目都是战争废墟，却已被隔成两半。
那个可恨的女人，卡尔为她还对我撒谎，利玛斯这样想着。也不能说他们撒谎，他们是故意隐瞒，全世界的间谍都这样。你教他们怎样欺骗、掩饰，他们就反过来骗你。卡尔只提起过她一次，是去年在舒尔茨大街吃饭后说起的。那时候正是卡尔大有斩获的阶段，头儿想要见见他。头儿总在成功的时候出现。他们三人，利玛斯、头儿和卡尔，一起共进了晚餐。卡尔就喜欢那种事情，他出现的时候打扮得整整齐齐，戴着礼帽，一副很正经的模样。头儿和他握手的时间足有五分钟。头儿说：“卡尔，见到你真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利玛斯站在边上看着，心里想：“这样一来，我们一年又要多付给他几百块钱了。”吃完饭后，头儿又使劲地和卡尔握手，不停地点头，暗示他必须走了，像是要去继续他神圣的冒险，然后才上了他那辆有专职司机的车。头儿一走，卡尔就笑了，利玛斯和他一起笑了起来。直到他们喝完香槟，他们还在笑话头儿。后来在卡尔的坚持下，他们去了一家酒吧，艾尔维拉已在那里等他们，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金发女人，非常厉害。
“阿历克，这是我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事情了。”卡尔说。可利玛斯还是非常生气，不久他们就吵了起来。
“她到底知道多少？她是什么人？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卡尔生气地拒绝回答。自那以后，事情开始变得不顺。利玛斯尽力改变工作程序，不时更换接头地点和接头暗号。可卡尔对此很反感，他知道利玛斯那样做的原因，却就是不喜欢。
“如果你不信任她，那也为时已晚。”卡尔这样说。利玛斯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再多说。但那以后，利玛斯做事非常谨慎了。他很多事情都不再和卡尔说了，更多地运用间谍的敷衍战术。现在那个女人就在那边车里，她什么都知道，整个间谍网的情况都了解，隐藏地点也清楚，总之没有她不知道的。利玛斯为此不止一次发誓再也不相信任何特工人员了。
他走到电话边，拨打他公寓的电话号码。那边的马莎太太接电话。
“我们在丢勒大街那里要有客人入住。”利玛斯说，“一男一女。”
“是夫妻吗？”马莎问。
“差不多吧。”利玛斯说。对方发出刺耳的笑声。当他挂上电话时，一名警察转身叫他。
“汤姆斯先生，快看。”利玛斯走到了观察窗前。
“一个男的。汤姆斯先生。”年轻的警察低声说，“骑自行车来的。”利玛斯拿起了望远镜。
是卡尔，尽管离得很远，能肯定是卡尔的身影。他穿了一件旧风衣，推着他的自行车。他成功了，利玛斯想，他肯定没问题了。现在他已经通过证件检查，仅剩下海关检查。利玛斯看到卡尔把自行车靠到栏杆上，悠闲地走到海关检查岗亭边。不要演得过火，他想。卡尔终于出来了，对岗亭里的人愉快地挥了挥手，红白相间的栏杆慢慢地被抬了起来。他通过了，正向他们这边走来，他成功了。当然前面分界线的地方，还站着一名民警。
就在那时，卡尔似乎听到什么声音，感觉到了危险。稍稍回头看了看，在自行车上弓着腰，开始拼命地蹬了起来。分界线处的那名警卫转过身来，看着卡尔。突然之间探照灯全亮了起来，白色的灯光异常明亮，跟踪照着卡尔，就像照着在汽车大灯下逃窜的兔子一样。警报声响了起来，时高时低，混杂着各种疯狂的喊叫。利玛斯前面的两名警察单腿着地，敏捷地将他们的自动步枪子弹上膛，透过沙袋掩体的射击孔开始瞄准。
那个东德卫兵开枪了，很小心地仅把子弹射到自己的边界内。第一发子弹像是把卡尔向前推了一把，第二发又似乎把他向后拉。惊奇的是他还在向前移动，还骑着自行车从卫兵边通过。卫兵再次开枪，这时他才倒下，摔在了路上。他们清楚地听到自行车摔在路上的声音。利玛斯祈祷他死了。
2 圆场@
@圆场(circus)是勒卡雷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这个虚构的机构坐落在实有的地名剑桥圆场（Cambrdge Circus）。——编者注
他看着滕珀尔霍夫机场的跑道渐渐下沉。
利玛斯不是一个沉思型的人，不是那种想得太多太复杂的人。可他知道他的事业完蛋了，从此以后他只有承受这个现实，就像人们必须面对癌症和坐牢一样。他清楚过去的一切都无法弥补。失败就像死亡一样无可回避，他只有把怨恨放在心里，坚持度过被冷落的日子。他能撑到现在，和大多数人相比时间不能算短，可最后还是被打败了。据说狗没了牙就活不下去，现在利玛斯的牙齿也被拔光了：是蒙特拔光了他的牙齿。
如果早十年，他还可以另选行当，比如在剑桥圆场的某座大楼里做个文员。那样的话，利玛斯可以工作到岁数很大的时候才退休，可利玛斯根本就不是能那样生活的人。就像让一名赛马选手改行做精算师一样，让利玛斯放弃特工行动而去从事枯燥的政府文案工作，对他来说太为难了。之前他一直长驻柏林，知道人事部门每年年底都要审查他的档案。说他顽固、任性、藐视规则等。他那时就知道有一天会有麻烦的。情报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结果决定一切，政府也赞许那样的准则。利玛斯在蒙特出现之前，也曾成绩斐然。
利玛斯不知道在何时感到了蒙特对他的威胁。
汉斯－迪爱特－蒙特，四十二年前出生于莱比锡。利玛斯看过他卷宗里的照片，面孔棱角分明，面无表情，有着一头金发。利玛斯知道他是怎样地爬到了“部门”第二把交椅，并且成为行动部门的实际领导。利玛斯是从雷迈克和其他叛逃者那里了解到这些的，雷迈克作为东德党中央的成员，和蒙特同在保密工作委员会工作。雷迈克对蒙特一直心存畏惧。事实上，雷迈克一暴露，蒙特就杀了他。
蒙特直到1959年还只是“部门”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他那时以东德钢铁业代表团成员为掩护，在伦敦从事间谍活动。他在谋杀了两名他们自己的雇员后，匆忙地逃回东德得以保命。那以后一年内他音信全无，接着又突然出现在莱比锡的“部门”总部，任行动保障处负责人，负责为特别行动提供经费、设备和人员。那年年底，“部门”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苏联联络官的人数和影响力被大大削减，几个老派人物以思想问题被清洗，同时有三个人物登场：费德勒成为反间谍处的首脑，雅恩接替蒙特，蒙特又上了一个台阶，任行动部副处长，那年他才四十一岁。他们的工作作风开始有所改变了。利玛斯损失的第一名特工是个女孩。她只是特工组织中的小人物，起传递信息的作用。他们在她离开一家西柏林电影院时，当街用枪打死了她。警察一直没有抓到凶手，起初利玛斯还倾向于认为她的被害是个意外，和她特工身份无关。一个月后，德累斯顿的一名铁路搬运工，也是彼得·吉勒姆组织内一名被废弃的特工，在一条铁路线边被杀死并被肢解。利玛斯明白那不可能再是意外了。不久，利玛斯控制的另一个特工小组的两名成员被逮捕，他们很快都被判处了死刑。事态就那样无情而折磨人地发展着。
现在他们又杀了卡尔，利玛斯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名有价值的特工，他只有空手离开柏林，就像他当初刚来柏林白手起家一样。蒙特赢了。
利玛斯个子不高，有着厚密的花白头发，身材不错，像一名游泳运动员。他很强壮，看他那厚实的肩背，结实的脖颈和粗壮的双手，就知道他很有力气。他的穿着习惯和他的性格相似，都注重实用性。就算选择偶尔戴的眼镜，也都是带钢丝边框的。他的西装基本上都是化纤材料的，也不配穿西装背心。他最喜欢穿的还是那种领口有纽扣的美式衬衫，以及橡胶底的山羊皮皮鞋。
他的面孔棱角分明，薄嘴唇边的人纹透出坚毅，很能吸引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有人说他有着爱尔兰人的小眼睛。从外貌上，别人很难对他定位。如果他走进伦敦的高级会所，看门的一定会认为他是会所的成员之一。事实上，在柏林的夜总会里，他总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他看上去像个很难惹的人，绝不会充当冤大头，但也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绅士。
飞机上的空姐对他很感兴趣，猜他是英国北方人（是在北方待过），有钱（未必）。她估计他的年龄在五十岁（差不多吧）。她还猜他是单身（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实际上，他在很久之前就离了婚，孩子都十几岁了。城里有家很奇特的私人银行会定期给那些孩子付赡养费。
“您还要再来一杯威士忌吗？”那名空姐问他，“要的话，就要抓紧，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就到伦敦了。”
“不要了。”他没有看她，而是看着窗外肯特郡的灰绿色田野。
福里到机场接他，开车送他进市区。
“头儿对卡尔的事情很不开心。”他看了一眼边上坐着的利玛斯说。利玛斯点了点头。
“是怎么回事？”福里问。
“他中枪了。蒙特他们干的。”
“被打死了？”
“我想是吧。被打死了最好。他差一点就过了关。如果他能再沉稳些，对方也许就更难断定他了。实际上当时他已经通过了检查，可‘部门’的人正好赶到。他们拉响警报，一名民警在他离分界线二十码的地方开枪击中他。他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
“可怜的家伙。”
“是啊。”利玛斯说。
福里不喜欢利玛斯，这一点就算被利玛斯知道他也不在乎。福里是那种所谓的俱乐部男人，喜欢扎着显身份的领带，很得意自己的运动才能，有大人物的派头。他从心底里认为利玛斯不可靠，利玛斯则觉得他是个蠢货。
“你现在在哪个部门？”
“人事部。”
“喜欢吗？”
“棒极了。”
“我会去哪里？坐冷板凳？”
“还是让头儿告诉你吧，伙计。”
“你知道了？”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伙计。”福里答道。一时间利玛斯差点发火，可转念一想，也许福里根本就不知道呢。
“好吧，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我要自己在伦敦找住的地方吗？”
福里抓抓耳朵。“不会吧，伙计，不会的。”
“不会？谢天谢地。”他们把车停在剑桥圆场附近的一个计费车位上，一起走进了圆场大楼。
“你还没有通行证吧？你最好填张会客单，伙计。”
“我们是什么时候要求出示通行证的？麦考尔和我熟得不能再熟了。”
“就是做个样子，你也知道，圆场人越来越多了。”
利玛斯没有说话，他对麦考尔点了点头，没出示通行证，就径直进了电梯。
头儿像医生检查骨骼一样，小心翼翼地和他握手。
“你肯定累坏了吧，”他用歉疚的口气说，“快坐下。”声音还是乏味难听，依旧那样卖弄着斯文。
利玛斯在椅子上坐下，面对一只橄榄绿的加热器，加热器上面放着一碗水。
“你觉得冷吗？”头儿问道。他在加热器前弯下腰，搓了搓双手。他黑色的夹克衫里穿着一件棕色的旧羊毛开衫。利玛斯想起了头儿的妻子，那个叫曼迪的小个子蠢女人，她似乎认为她丈夫在煤炭管理委员会之类的部门工作。头儿以前说过，那件毛衣是他妻子给他织的。
“天气太干燥，人不舒服。”头儿接着说，“冷倒是不冷了，可空气又太干，同样对人体非常不利。”他走到桌边，按了一下按钮。“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咖啡来。”他说，“吉妮不在，就不太方便。他们给我临时找了个姑娘顶她，真是麻烦。”
他比利玛斯印象中的更矮一些，最多一样高。还是那种貌似超然、自命清高的神情。他那种循规蹈矩的作风和利玛斯完全不同。他有着例行公事的微笑，转弯抹角的表达，而且对他坚守的行为准则，还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架势。依然是那样的陈腐。
他从桌上拿过来一包香烟，递给利玛斯一支。
“香烟会越来越贵。”他说。利玛斯应付地点了点头。头儿把那包香烟放进自己口袋，坐了下来。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先说话了。
“雷迈克死了。”
“是啊，是那样的。”头儿说，口气像是在鼓励利玛斯，“很不幸，太……我估计是那个女的使他暴露了——那个叫艾尔维拉的？”
“我想是的。”利玛斯不会问他是怎么知道艾尔维拉那个人的。
“是蒙特让人打死了他。”头儿加了一句。
“是的。”
头儿起身去房间里找烟灰缸。拿来一只后，放在他们坐的椅子之间的地上，不是很方便的位置。
“你当时有什么感受？我是说他们向雷迈克开枪的时候。你当时就在现场，对吧？”
利玛斯耸了耸肩。“我当时非常气愤。”他说。
头儿用一只手撑着头，眼睛半开半闭。“你的感受肯定不止那一点吧。你不觉得沮丧？有那些情绪才正常嘛。”
“我是很泄气，那有什么奇怪？”
“就一个男人来说，你对雷迈克印象好吗？”
“还好吧。”利玛斯有点无助地说，“现在再说那件事没有什么意思。”他又加了一句。
“雷迈克被害后的那个晚上，你是怎么度过的？”
“喂，这算什么事情啊？”利玛斯激动地问道，“你到底要说什么？”
“雷迈克是最后一个，”头儿若有所思地说，“他是一系列被害者中的最后一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被杀的是名姑娘，她参加婚礼后，从电影院里出来时被枪杀。接着是德累斯顿的那个人，再后来吉娜被捕。一个接一个，就像侦探小说里的那十个小黑人。保罗、维莱克和兰瑟都死了以后，最后轮到了雷迈克。”他露出轻蔑的微笑。“这样的代价不算小啊。我想你是不是已经受够了？”
“受够了？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不是觉得很疲惫，需要好好休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随你的便。”利玛斯最终说了一句。
“我们这一行是不讲怜悯的，是不是？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我们相互配合，曾度过不少艰难的时光。可不能再那样继续下去了……人不能一直待在寒冷之中，有必要从寒冷中归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利玛斯眼里似乎又出现了那个场面。鹿特丹郊外漫长的公路，又长又直，在山丘中穿过，路上是一队队行走的难民。远处有架小飞机飞来，人们停下来看着它。飞机飞来了，像是擦着小山飞来。炸弹在路上炸开了，一片混乱，好似地狱。
“我不想再兜圈子了。”利玛斯最后说道，“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在寒冷中再坚持一会儿。”利玛斯没有说话。头儿就接着说了下去：“按照我的理解，我们的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从不主动进攻。你认为这样对吗？”
利玛斯点了点头，尽可能地少说话。
“我们在和对手较量中，总是处于守势。不能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和对手较量是为了让普通大众能安全平静地生活。这样说，是不是太浪漫了？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时也用些很毒辣的手段。”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了笑，“在这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对欺骗有各自的衡量标准。无论如何，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是不是？”
利玛斯听糊涂了。以前他也碰到过听头儿说一大堆废话后才谈正题。可头儿刚才说的那些话，却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我是说必须把现实的工作方式和最佳的方式比较一下。我想我方和对方在战后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比较宽厚，我们在工作中就可以心慈手软。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低声笑了笑。“决不能心慈手软。”他说。
我的天啊，利玛斯心里叫道，这么一大堆该死的说教。他到底要说什么？
“所以啊，”头儿接着说，“我就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除掉蒙特……对，除掉他。”说完，他生气地转向门口。“为什么该死的咖啡还没有送来？”
头儿走到门前，开门和外面什么地方坐着的姑娘说话。回来时他说：“我真的认为有机会就要除掉他。”
“为什么？我们在东德的内线全没了，一个不剩。你刚才也说过，雷迈克是最后一个。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了。”
头儿坐下来，盯着自己的双手看了一会儿。
“也不能这样说。”他终于开口说话，“不过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告诉我，”头儿接着说，“你是不是对间谍工作厌倦了？不好意思，我可能问过你这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我们这一行可以理解的心理。就像飞机设计师要考虑金属疲劳问题一样，我们特工人员也有疲劳和厌倦，我觉得两者很有可比性。如果你真的厌倦了我们这一行，请直说。”
利玛斯想着早上乘飞机回伦敦的情况，依然沉思着。
“如果你真的厌倦了，”头儿加了一句，“我们就要另想办法去对付蒙特。我想的是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
门外的姑娘送来了咖啡。她把托盘放在桌上，倒好两杯咖啡。头儿等到她出门，才开口说话。
“真是个傻姑娘。”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好像再也找不到好的女秘书似的。要是吉妮没有在这段时间休假就好了。”他郁闷地搅了一会儿咖啡。
“我们必须让蒙特吃点苦头。”他说，“你说，你是不是喝酒喝得很多？我是指威士忌之类的烈性酒。”
利玛斯觉得自己对头儿还是很不了解。
“我平常是喝点酒，不过从不过量。”
头儿理解地点了点头。“你对蒙特了解多少？”
“他是个杀手。他在这里待过一两年，是东德钢铁业代表团的长驻人员。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行动顾问，叫曼斯顿。”
“一点不错。”
“蒙特那时候发展了一名特工，一个外交人员的妻子。后来他杀了那个女的。”
“他还试图杀害乔治·史迈利。当然把那个女人的丈夫也杀了。他是个非常可恨的人，曾经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团等组织。他不是那种知识型的共产党员，而是冷战的急先锋。”
“和我们一样。”利玛斯冷淡地说了一句。头儿没有笑。
“乔治·史迈利对这件事情很了解，可他已经离开了。尽管如此，我希望你去找他。他目前在研究十七世纪的德国，住在切尔西，就在斯隆广场后面的贝瓦特街，你熟悉那里吗？”
“是的。”
“吉勒姆当时也参与了，他现在就在四号楼一楼。你驻外期间这里的变化还不小。”
“是啊。”
“你花个一两天和他们见见面，他们知道我的想法。如果你愿意的话，去我家度周末吧。”他连忙又加了一句，“我妻子要去照顾她的母亲，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谢谢，我很愿意。”
“这样我们可以在放松的环境下谈事情了，会很开心的。我想你可能会有个赚大钱的机会，而且赚到的钱全归你。”
“谢谢。”
“当然，如果你还愿意去干……没有觉得厌倦或有其他什么情绪。”
“如果是要去杀蒙特的话，我很愿意干。”
“你真的愿意？”头儿礼貌地问道。他仔细地打量了利玛斯一会儿才说：“是啊，我真的觉得你行。但你千万不要勉强自己。我想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恨情仇都是过眼云烟。有些事情过去了，留下的仅是些不愉快的记忆，人们不愿意再提起的记忆。我冒昧地问一下，对卡尔·雷迈克被枪杀这件事，是不是就给你这种感觉？你对蒙特没有恨，你对卡尔也没有爱，你只是有一种深深的挫折感……他们告诉我说，那天你一夜没睡，一直在柏林的大街上行走。是那样的吗？”
“我是出去散步了。”
“散步散了一夜？”
“是的。”
“艾尔维拉情况怎么样？”
“谁知道……我现在只想和蒙特算账。”他说。
“好，很好。另外，如果你见到这里的老朋友，我想你最好也不要和他们谈起这件事情。事实上，”头儿停顿了一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就让这里的人认为我们对你很不好吧。要做一件事情，那就开个好头吧。”
3 堕落
利玛斯开始坐冷板凳了，人们对此并不觉得意外。不少人说，柏林站的工作这几年来都很失败，当然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另外，他年纪大了，也不适合再执行任务，毕竟特工人员的反应能力应该和网球运动员一样出色。利玛斯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不错，这个大家也知道。那时他在挪威和荷兰的工作开展得还可以。那里的工作结束后，上面给了他一块奖章就打发了他。当然后来他又被征召进来。只是可惜了他的退休金了，太可惜了。这些话是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出来的。她在食堂里对人说，可怜的利玛斯因为离职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以后的退休金只有四百镑一年。爱尔西觉得这个规定应该改一改，不管怎么说利玛斯都做过特别工作。可财政部的人对这种事情盯得很紧，比以前紧多了，即便以前在曼斯顿掌权的那段困难时期，情况也比现在好得多，所以会计科也没有办法。
人们向新进的人员说，利玛斯是个老派人物，喜欢打打杀杀，接受的是古板的旧式教育。上头对利玛斯也做得有点过分，毕竟他精通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并且荷兰语也讲得很不错。他并不那么保守。尽管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利玛斯的工作合同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所以上头把他安排到资金调配部混日子。资金调配部和会计科不同，它负责向国外调拨资金、为特工人员和特别行动提供财力支援。这个部门的大部分工作由一个办公室打杂的就可以完成，只有个别涉及高度机密的工作除外。所以资金调配部被大家归类为供人养老的部门。
利玛斯开始堕落了。
一个人变坏，一般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可利玛斯的情况是个例外。他在同事的眼里，很快就从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急速地变为一个令人讨厌的酒鬼，整个过程也就只有几个月。酒鬼会做出一些特别的傻事，他们在没有喝醉的情况下，也会做些难以理喻的事情。而利玛斯变坏的速度快得惊人，他变得不守信用，经常从文秘人员那里借点小钱，却从来不还。还时常找些拙劣的借口，迟到早退。起初同事们还迁就他，也许是因为他的堕落让大家不舒服，就像乞丐和残疾人让人不舒服一样。人们厌恶那些不正常的人，是怕他们自己也变得不正常。最后，由于利玛斯的健忘、无礼和怪异，他被同事们孤立了。
让大家惊奇的是，利玛斯对坐冷板凳毫不在意。他的意志好像在突然间崩溃了。新来的文秘人员觉得特工人员都不是凡人，人们这时就会以利玛斯为反面典型，告诫那些新来的人。他对自己的外貌举止越来越不注意，他去供低级职员进餐的食堂吃饭，据说他在那里偷着喝酒。他变得很孤立，变成一个无用武之地的可怜虫，就像一个不许下水的游泳运动员，或者一个不让上台的演员。
有人说他在柏林犯了错误，他手下的特工被人一网打尽。大家也不是很清楚，只是都觉得对他的处罚太严厉了。连人事部那个以做事辣手著名的人，也觉得上头对利玛斯有些不公。人们从他身边走过时，会对他指指点点，就像人们见到过气的运动员那样。人们会说：“那就是利玛斯，他在柏林栽了跟头。现在变得自暴自弃了。”
不久后的一天，他消失了，没有和任何人告别，甚至和头儿都没有打招呼。在大家看来，那也没什么奇怪的。离开特工这个行当的人，本来就不会有什么欢送仪式。尽管如此，利玛斯的消失还是有些突然。人们了解到，他是在工作合同到期前离开的。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了一点点消息说，利玛斯把他工资账户里的钱都提走了，据爱尔西的意思，利玛斯肯定是个人财务方面出了问题。其实他的退休金在月底就可以领了，爱尔西不肯透露退休金有多少，但肯定有四位数，利玛斯真是个倒霉蛋。他的国民保险卡已经寄出了，人事部有他的地址。爱尔西当时还用轻蔑的口气加了一句：当然了，人事部是绝不肯透露他的地址的。
有关利玛斯有经济问题的说法开始流传，不知道是谁传言说：利玛斯的突然离开和资金调配部的账目出问题有关。有一大笔钱不见了（据在电话总机房工作的某位女士讲，那笔钱高达四位数），后来虽然大部分钱被追回，上头还是把利玛斯的退休金给扣了。还有人说他们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说，如果阿历克真要盗用资金的话，也不会傻到偷总部的钱，他应该有很多别的办法搞到钱。认为他偷钱也是正常的事情，只是偷的方法应该会更高明一些。而那些不太认同利玛斯有犯罪倾向的人，则把原因归结为他酗酒成性，需要支付大笔的离婚赡养费。还有就是他原来驻国外有津贴，现在收入减少了，所以当他手上掌握大量资金的时候，想到自己没几天就退休了，他才做出那样的傻事。不过大家都同意一点，那就是：如果阿历克真的手脚不干净，那他就永远完蛋了。离职安置部门不会管他的，人事部门也不会给他发推荐信。那是令大多数工作人员胆寒的情况。盗用公款是人事部门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也是最不可能被宽恕的罪行。如果阿历克真的偷了总部的钱，人事部门会恨他恨到死，就算他死了也不会给他一块裹尸布。
他走后一两周，有人开始关心他的下落。可他以前的朋友都早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他已经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不断地攻击特工这个行当及其管理层。用他的话来说，特工部门就像一家大兵管理的俱乐部。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美国人和他们的情报部门。和对东德“部门”的仇视比起来，他好像更恨美、英的特工部门，尽管他很少提及东德的“部门”。他还暗示是美、英的特工部门出卖了他在柏林建立起来的组织。他着魔似的攻击，想以此获得心理平衡，结果使那些本来了解他的人，甚至对他印象还不错的人，都和他断绝了关系。利玛斯的离开也没人太当回事，人们很快就忘却了他，去关注新的热点了。
他的房间又小又脏，棕色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照片。房间对着三座仓库的灰色后墙，为了美观，那边的墙上还画了几扇假窗户。仓库顶上还住着一个意大利人家，那家人是晚上吵架，早上拍地毯，没有安宁的时候。利玛斯没什么心思收拾房间，只是买了灯罩装上，用两条床单把房东提供的格子麻布换了。其他的利玛斯都不管了，还用着那些简陋的花布窗帘、磨损的棕色地毯和笨重的粗木家具，弄得房间像船工的招待所。平时他花一先令从那个黄色的破热水器上取开水。
他需要去打工，因为他没钱，一点钱也没有。看来他因为缺钱而挪用公款的事情是真的了。为此，特工部门对利玛斯也没有做什么合适的安置。他自己起初想在工商行当找个工作，曾有一家工业黏着剂厂商考虑过他申请担当的经理助理和人事主管工作。尽管他没有以前工作单位的推荐信，没有从业经验，那家厂还是以六百镑的年薪雇用了他。他在那家厂工作一周后，厂里鱼油的味道已经把他衣服和头发都熏得臭烘烘的，怎么都无法去除，连呼吸都像有一股死鱼的味道。结果利玛斯干脆把头发剃得非常短，还把他最好的两套西装都扔了。接下来一周他开始了新的工作，到郊区向家庭主妇们推销百科全书。可他不是那种容易被家庭主妇们所接受的人，主妇们不喜欢他，也就不会买他的百科全书。每天夜里他都很疲惫地回到住处，夹着一套没人要的百科全书。一周下来，他只有打电话给卖书的公司，说他一套也没有卖出去。对方丝毫没有觉得奇怪，只是提醒他必须把样书送还，双方结束关系。利玛斯一怒之下，扔下书就走出了打电话的电话厅。他跑到一家酒吧，喝了很多很多的酒。因为付不起二十五先令的酒钱，还对一位想帮他的女人大喊大叫，结果他被人从酒吧里扔了出去。酒吧的人发誓再也不让他进门，可一星期后他们就忘了以前的誓言。利玛斯在那一带开始小有名气了。
人们时常能看到他步履蹒跚地从楼里出来。他话很少，没有朋友，男女朋友都没有，狗都不认识他。人们猜测他生活中有了麻烦，可能是逃婚出来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不知道东西的价格，别人告诉他也记不住。找零钱的时候，往往要把身上的口袋先摸个遍。买东西从来不记得带篮子，总是买口袋装东西。人们不喜欢他的出现，为他的行为觉得遗憾。人们还觉得他脏，因为他常常不刮胡子，穿的衬衫也肮脏破烂。
住在撒得贝雷大街的一位叫迈凯德太太的女人每星期去他那里打扫一次房间，可他从来没对她的劳动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她是街坊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话传得很快，因为那里做生意的人也需要了解附近的居民，从而决定能不能赊账给某人。关于赊账的问题，迈凯德太太的意见是不能赊给利玛斯。她说，利玛斯从来没人给他寄信，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没有任何照片，只有很少几本书；她说他还有一本外国书，书还很脏。按她的估计，他剩下的钱很少了，很快就会变成十足的穷光蛋。她知道他每周四去领救济金。贝瓦特街的住户商家都受到提醒，没有必要再提醒一遍了。人们听迈凯德太太说，他酒喝得很多，酒吧的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酒保和女清洁工不存在赊账的问题，可他们的消息传到了那些可以赊账的人们耳里。
4 丽兹
他后来去图书馆工作了。是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让他去的，每周四他领失业救济金那天的早上，让他去图书馆工作半天。在这之前，介绍所给他安排的一些工作都被他拒绝了。
“那个工作也不完全适合你，”皮特先生说，“可工资还不错，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工作也很容易。”
“什么样的图书馆？”利玛斯问。
“是区里的心理研究图书馆，是捐资兴建起来的。那里的藏书有几千卷，什么样的书都有。有很多书还没有整理，所以需要一个人去帮忙。”
他领了救济金和一张表。皮特又加了一句：“那地方是有点怪，但至少让你有个工作做，是不是？你还是去试着做做看吧。”
皮特也有点怪。利玛斯觉得以前肯定在哪里见过他，可能是战时在圆场遇见过他。
那家图书馆像是教堂，里面非常冷。馆里两边各有一台黑色的煤油炉，弄得到处都是一股煤油味。房子中央隔出来一个小房间，像个方木箱似的，里面坐着图书管理员克莱尔小姐。
利玛斯从没有想到他会在一个女人手下工作。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的人也没有告诉他这一点。
“我是新来帮忙的，”他说，“我叫利玛斯。”
克莱尔小姐从卡片盒中抬起头，像是听到了什么粗话，瞪着眼说：“帮忙？你是什么意思？帮忙？”
“来做助手。是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的皮特先生让我来的。”他说着把一张油印的表格在台子上推了过去，表格上用斜字体填着他的个人信息。她拿起表格，研究起来。
“你是利玛斯先生。”以此开头，接下来还有很多审讯。
“你在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工作？”
“不，我是他们介绍来的。他们说你这里需要一名助手。”
“明白了。”她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她接电话后，就和什么人吵了起来，吵得很厉害。利玛斯估计通话双方已经吵了很多次了，因为他们是电话拿起来就吵，根本没有先兆。她的声音又拔高了一度，开始为音乐会的票子问题争吵着。他听了一两分钟后，离开去了书架那边。他发觉有个姑娘站在书架间的梯子上，正在整理图书。
“我是新来的，”他说，“我叫利玛斯。”
她从梯子上下来，很正式地和他握了握手。
“我叫丽兹·戈尔德。你好，你见过克莱尔小姐了吗？”
“是的，她目前正在打电话。”
“估计又在和她母亲吵架。你要做什么？”
“不知道，工作吧。”
“目前我们把书登记在册，不久前克莱尔小姐启动了重新登录图书的工作。”
她个头高，身材却不太协调，腿长腰也长。为了不显高，她穿着平底的尖头鞋。和她身材一样，她的五官也都是大号的，让人说不准她是美还是相貌平平。利玛斯估计她年龄在二十二三岁，是个犹太人。
“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查查书在不在架子上，你看，这是书的清单。找到书的话，就用铅笔在新的书目清单上做个记号，再把旧的索引画掉。”
“然后呢？”
“只有克莱尔小姐才能用钢笔处理书目清单，这是规定。”
“谁的规定？”
“克莱尔小姐的规定。你从考古类书籍开始做，可以吗？”
利玛斯点了点头，他们一起走到另一个由三面书架围成的区域，那里地上放着一只装满卡片的盒子。
“你以前做过这样的工作吗？”她问。
“没有。”他弯下腰，拿起一把卡片理了理。“皮特先生让我来的，他是职业介绍所的人。”他又把卡片放了回去。
“克莱尔小姐也是惟一能用钢笔在卡片上写字的人吗？”利玛斯问道。
“是的。”
她走开后，他犹豫了一下，拿出一本书，看了看扉页。书名是《小亚细亚考古发现》，第四卷。图书馆里好像也只有第四卷。
下午一点，利玛斯觉得饿了，于是走到丽兹工作的地方说：“中饭怎么解决？”
“哦，我带了三明治。”她看上去有点难为情，“我们可以分着吃，就是不知道你够不够。附近没有吃饭的地方。”
利玛斯摇了摇头。
“我出去吃，谢谢。我正好要去买点东西。”她看着他推开转门走了出去。
他两点半才回来，身上一股酒味。手上两个袋子，一个装满了蔬菜，另一个装着杂货。他把袋子放到一个角落，又无精打采地开始整理起考古学书籍来。他工作了十分钟后，才察觉到克莱尔小姐正看着他。
“利玛斯先生。”他站在梯子中段，回头俯视着她问：
“有事吗？”
“你知道那些袋子是什么地方来的吗？”
“是我的袋子。”
“明白了，是你的袋子。”利玛斯等着她的下文。“很遗憾，”她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我们这里不允许把购物袋带进图书馆。”
“我还能放在哪里？除了这里，我没地方放它们。”
“不许放在图书馆里。”她一本正经地说。利玛斯不睬她，继续整理考古学书籍。
“正常情况下，”克莱尔小姐接着说，“中午吃饭时间里，你是没时间去采购的。我们都做不到，戈尔德小姐和我都没有时间去买东西。”
“那你多花半小时不就可以了？”利玛斯问道，“那样就来得及了。如果工作做不完，晚上加半小时班不就可以了吗？如果你真的那么忙的话。”
她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很显然是在考虑怎么回答。最后，她宣称：“我要去和‘铁边’先生谈谈这个问题。”说完就走了。
五点半整，克莱尔小姐穿上外套，故意只说了一句“晚安，戈尔德小姐”就离开了。利玛斯估计她为两个购物袋的事郁闷了一个下午。他走到旁边的架子边，丽兹·戈尔德正坐在梯子下沿，读着一本小册子之类的东西。当她看到利玛斯过来时，有点歉疚地把小册子放进她的手提包里，站了起来。
“谁是‘铁边’先生？”利玛斯问她。
“我想那个人根本不存在。”她回答说，“她答不上话的时候，总是那样说。有一次，我问她那是个什么人，她装得神神秘秘的，要我别管。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克莱尔小姐还真有一套。”利玛斯说。丽兹·戈尔德露出了微笑。
六点的时候她锁上门，把钥匙给了看门人。看门人的年纪很大了，据丽兹说，一战中他怕德国人袭击而整夜不睡，结果落下了战斗疲劳症。外面非常冷。
“回家的路远吗？”利玛斯问。
“走二十分钟就到了，我都是走回去的。你呢？”
“不太远，”利玛斯说，“晚安。”
他慢慢地走回住处，进门后转了一下电灯开关，灯不亮。他又去开微型厨房里的灯以及床边的电取暖器，都没有反应。门口垫子上有封信，他捡起信，借着楼道上昏暗的灯光看了起来。那是电力公司地区经理来的信，说他有九英镑四先令的电费没有付清，很遗憾必须断他的电。
他成了克莱尔小姐的眼中钉，而她就喜欢和别人过不去。她有时训斥他，有时冷落他。每当利玛斯走近她时，她就浑身发抖，左顾右盼，像是要找自卫武器，或是寻找逃跑路线似的。如果利玛斯无意中把外套挂到了她自认为专有的衣架上，她就变得义愤填膺，站在衣架前发抖足有五分钟，直到丽兹看到她那样，把利玛斯叫来为止。利玛斯就走到她身边问：
“克莱尔小姐，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她咬着牙说，“什么事都没有。”
“是我外套的问题吗？”
“没什么。”
“那就好。”他说完就回到了书架边上。她那天一直都在颤抖，压低声音打了半个上午的电话。
“她在把这件事告诉她母亲，”丽兹说，“她什么都要告诉她妈妈，也经常在电话里谈论我。”
克莱尔小姐对利玛斯如此痛恨，以至于她觉得简直没法和他说话。有天他吃中饭回来，在他工作梯的第三格上发现一个信封，信封上把他的名字写错了。他拿着那只装钱的信封，第一次主动走到她面前说：“克莱尔小姐，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两个字。”她在那里不停地颤抖，两跟乱转，胡乱地摆弄着手中的铅笔，直到利玛斯离开。随后的几小时里她又鬼鬼祟祟地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
利玛斯在图书馆工作三周后的一天，丽兹请他去吃晚饭。她是在那天下午五点，装着心血来潮的样子请利玛斯去的。她似乎知道，如果请他明后天去吃饭的话，他可能会忘记。所以她在五点的时候问他，利玛斯开始好像还不太情愿，最终还是接受了她的邀请。
他们在雨中走到她的公寓。欧洲的城市风格差别不大，让人分不清这里是伦敦还是柏林。石头铺成的路上，积水中有光怪陆离的倒影，车辆在潮湿的街道上沉闷地行驶着。
有了第一次，以后利玛斯就经常去她住处吃饭了。她叫他去，他就去，她经常请他去。他的话一直很少。她知道利玛斯肯来吃饭后，常常在早上去图书馆上班前就把餐桌布置好，有时候把蔬菜也事先准备好，还准备好餐桌上的烛台——她喜欢烛光。她知道利玛斯肯定是个有很多隐情的人，预感到利玛斯有一天会因为某种她不知道的原因不辞而别，并且会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试图把她的感觉告诉他，有天晚上她说：
“你想走就走，我不会缠着你，阿历克。”他那棕色的眼精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我走的时候会告诉你的。”他说。
她的公寓是带厨房的一室一厅。厅里有两把扶手椅和一个长沙发，还有一只放满平价书的书橱。都是些经典名著，她也从没有读过。
晚饭后，她就和他聊天，他则躺在长沙发上抽烟。她说话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听进多少，她也并不在意。她会跪坐在沙发边，握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和他说话。
有一天晚上，她对他说：“阿历克，你有什么信仰吗？不要笑——告诉我。”她等他回答。
他终于开口了：“我相信：去市中心要乘11路公交车，并且不相信开车的人是上帝。”
她像是认真地思索着，最后她又问：“那你到底相信什么呢？”
利玛斯耸了耸肩。
“你肯定相信什么吧。”她坚持地问道，“比如说上帝，我知道你有信仰的，阿历克。你有时候的神情给人的印象是，你肩负着特别的使命，就像传教士那样。阿历克，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的。”
他摇了摇头。
“对不起，丽兹。你搞错了。我不喜欢美国人和公立学校。我也不喜欢那些阅兵队列，和那些参加阅兵式的士兵。”接着他认真起来，加了一句，“我还不喜欢谈论人生。”
“可是，阿历克，你还不如说……”
“我应该再加一句，”利玛斯打断她的话，“我不喜欢别人教导我应该怎样思考问题。”她知道他快要生气了，可她还是忍不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那是因为你不想思考问题，你不敢去思索。你的脑子中毒了，有着太多的仇恨。阿历克，你其实是个狂热的信徒，我知道这一点，可我不知道你信仰什么。当然你并不想把你的狂热传染给别人，那样反而对你更不利。你很像一个发誓要复仇或者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棕色的眼睛盯着她，利玛斯开口说话时，她被他的语气吓坏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他生硬地说，“我就不管别人的闲事。”
接着他又露出微笑，那种坏坏的笑。他以前没有这样笑过，丽兹知道他是在施展他的魅力。
“那我们丽兹相信什么呢？”他问。
丽兹回答道：“我不是好糊弄的，阿历克。”
后来有天晚上，他们又谈起信仰问题。那是利玛斯先开的头，他问丽兹是不是信上帝。
“你误解我了。”她说，“全错了，我不相信上帝。”
“那你相信什么？”
“历史。”
他吃惊地看了她一会儿，笑了起来。
“哦，丽兹，哦，不。你难道是个共产主义者？”她点了点头，听到他的笑声，她像个小姑娘似的红了脸。她有点生气，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并不在意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