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工作太忙了，”博蒙假惺惺地对我说，“我想帮你减掉一部分公务！”
他摆摆手，拒绝了我的反对意见，接着说：
“为了使你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矛头针对美国和东方国家的秘密活动中去，我准备再设立一个处，专门负责指挥你的联络员。”
博蒙认为第七处实力太强，他拿定主意要另立一个分庭抗礼的单位，夺去我的一部分权力，削弱第七处。就这样，第六处应运而生，它的别名叫“巴黎基地”，代号为“野牛”。
不出所料，博蒙把“野牛”交给了现役军官。这是第七处走向崩溃的第一步。
显然，我决不会俯首听命而不进行激烈反抗。我曾多次提醒博蒙注意他的计划包含的危害。第七处多年来指挥着一支特务和联络员队伍，熟悉他们的情况，如今却不得不把他们交给一批大多未曾受过专门训练的军人去管理。
为了替我们效劳，为了收集情报和送回文件，这些不拿报酬的义务特工人员经常在国外冒极大的风险。由此可见，管理这些人是一项异常艰难和微妙的任务。联系人和联络员之间必须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和彼此绝对信任的关系。他们应该和衷共济，养成融洽相处的习惯。
我担心在管理和指挥联络员的工作上会出纰漏，发生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致命的疏忽行为。联络员如果在共产党国家或非洲国家被捕，那就会被长期关押，有的可能染上疾病，甚至牺牲生命。我们第七处的管理人员久经考验，从未出过此类事故。所有这些担任联络员的老战友、实业家、干部、科学家、商人，长期以来一直信任我们，因此我总觉得应该对他们负责。
“况且，还有一个危险，”我对博蒙说，“我们的联络员往往个性很强，他们可能反过来控制联系人。我们对于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不会让他们左右我们自己。往后联系人换了，万一哪一个合作者施展阴谋手段，利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作掩护?企图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后来发生的德卢埃特事件证明，我不幸而言中了。
博蒙对我的意见置若罔闻。他轻视我在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积累起来的指挥和管理数百名联络员并与他们友好相处的经验，因而铸成大错。他对于我的经验甚至连理解也理解不了。他并不具备那种待人接物时通情达理的品德。他官气十足，冷酷无情，难以亲近，几年前，在他的指挥下，“米诺斯行动”惨遭失败，向铁幕那一边空投的捷克人均被对方抓获。事后，博蒙被调往默默无闻、枯燥机械的破译密码处工作。
我问博蒙：“为什么你们第六处不自己招人加以培训呢？这不比从我这儿挖走联络员更合乎情理些吗？”
我采取了拖延战术，这使博蒙大为恼怒。他派他的心腹、反间谍部的军人纳达尔上尉不断地来催逼我。
纳达尔把我的联络员一个一个地挖走，并拿去了有关他们的卡片和档案。我力图把最优秀的人员保存下来，纳达尔则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抢过去，最后，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雅尔塔式会议，达成了谅解：他把海上谍报、空中谍报、军火交易和科学研究等科室留给我。
博蒙把他的第六处设在巴黎荣军院内，也就是说，设到远离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军人那儿去了。真怪，原第二局的一班人企图重新置我们总部于军人控制之下的迷梦，居然在事隔十五年之后由博蒙部分地实现了。
我按照规定，断绝了同我被迫转让给第六处的联络员的一切联系。我手下的特工人员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不得不抛弃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们无权再与这些朋友来往。
一些联络员不满地说：“我们认识你们已经很久了，我们不了解其他人，也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
有些人甚至扬言洗手不干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志愿情报人员，未曾签订过什么合同，他们完全有自由与总部脱离关系。
威胁要脱离关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出面安抚解释：“‘巴黎基地’一定会更好地照应你们的，我们现在实在是无暇顾及你们！”
博蒙和纳达尔上尉却把遇到的麻烦归咎于我们，指责我们故意从中作梗。“野牛”就是在这种吵吵嚷嚷的气氛中诞生的，难怪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新的联系人中有一些军官既幼稚又无能，常常干出难以补救的蠢事。
更为严重的是，博蒙选择了终日忧心忡忡的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来领导“巴黎基地”。这个军人高挑身材，后背略驼。富尼埃－费雷尔与我不同，他是一位毫无主动精神、听任驾驭的懦夫。
富尼埃－费雷尔很担心自己的身体。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药品。他被提拔担任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后反而苦恼，夜不能眠。他对自己的人生安全也顾虑重重。每天下班回家，他都要沿着房屋周围转上几圈，直到确信没有人跟踪才走。
十五年间，他只到国外执行过一次任务，而且还是绝对平安的差事：到洛桑去和一位情报员联系，调查有关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事，他唯恐不保险，随身带了一支挺显眼的手枪。可是，快到瑞士边境的时候，他又突然发起愁来，生怕瑞士警察搜查出他的武器，于是他一心想把手枪转移。他天真地打算把手枪托付给一家法国旅馆老板保管。
他说：“回来时我再取。”
可见，那位老板以为他是歹徒，不愿帮他的忙。最后，在进入瑞士国境之前，富尼埃－费雷尔把他那支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存放到法国宪兵队那里。
就是这位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接受了第七处的一部分机构和人员，当上了“野牛”处处长。博蒙因而也觅得了一位他所希望的温顺听话、俯首贴耳的同事。第六处采用的工作方法在我看来是不正规的。它高价雇用联络员，同他们签订合同，发给酬金。
如果合同废除，还给予他们一笔可观的赔偿费。第七处的联络员可不是这样，他们总是自愿为我们工作，开支由他们自己承担，在经济上不领取任何补贴。
1969年，富尼埃一费雷尔发展了一位名叫罗歇?德卢埃特的农艺师作为“合同雇员”。德卢埃特接受了训练，准备潜入古巴收集情报。后来，由于行动计划取消，他没有去古巴执行任务，然而，他却得到了“巴黎基地”的一大笔赔偿费。
按照规定，合同一经废除，德卢埃特就应被视作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富尼埃－费雷尔和他的保卫科的人却昏头昏脑，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他们忘了收回发给德卢埃特的特别通行证，通行证上写着他的姓名，贴有他的照片，凭此证可以出入“行政联络署”（第六处赖以掩护的公开招牌）大楼。
就这样，德卢埃特——社会上的一个普通人——手头竟然持有一份隶属于法国特工机关的证件。如果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也许会把这份证件妥为保藏，仅仅留作纪念，待到年迈时拿给儿孙们看看。可是，德卢埃特却是一个债务累累、喜新厌旧的冒险家，他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和六个孩子，去同一个年轻的姑娘姘居。他挖空心思，企图赚钱。当一帮流氓怂恿他往美国贩运毒品时，他欣然同意与他们勾结。
当然，他很担心自己被抓住。美国的法律对于投机走私贩毒是无情的。万一倒霉出事，怎样才能避免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呢？
他有一位朋友，是活跃在日内瓦、巴黎和黑非洲之间的一个走私小集团里的人。他向德卢埃特出主意说：“这不是很简单嘛！如果你被逮捕，你就对美国人说，你是奉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之命执行贩毒任务的。你向他们解释说。‘我是巴黎基地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手下的人，是他要我执行这项使命的……’你可以向他们出示那份特别通行证，作为证据，你将看到，中央情报局对于这一意外的收获一定会欣喜若狂，能使奢望打进美国的法国特工机关陷入困境，这不挺好吗？……”
于是，德卢埃特放下心来，恢复了平静。一天夜间，他们两人躲在布尔拉雷纳一座别墅的车库里，往一辆大众牌面包车的车身踏板下塞了九十包海洛因，每包重半公斤。忙乱中，他们把两包毒品撒到了地上，两人拼命扫了好几个小时，白粉尘土飞扬……
随后发生的一切就是官方的事了：那辆走私面包车于1971年4月5日被美国海关扣住，德卢埃特也遭逮捕。审讯时，他逐字逐句地向检察官斯特恩重复了他的朋友口授给他的那段供词。富尼埃－费雷尔上校因此受到美国司法机关的指控，被迫引咎辞职，并隐居起来。这件丑闻震动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冀望担任特工机关领导的雅克?苏斯戴尔以及比约特将军要求解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米歇尔?德勃雷不得不登上参议院的讲坛为我们局辩护?结果德卢埃特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上关了两年。获释后，他去纽约开了一家法国饭馆。
博蒙“孕育的怪胎”、别人从我的肌体上“剜走的一块肥肉”、军人们怀着并吞和破坏第七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第六处，就在这样一场风暴中荡然无存。后来，我在自己不幸的人生道路上，在本?巴尔卡事件的争端中，又碰上了博蒙……
第八章 本?巴尔卡①悲剧
野心勃勃的“小滑头”
平时喜欢戴假胡子、神态颇为滑稽的洛佩斯是1956年起开始引人注目的。后来，他参加了绑架摩洛哥政治领袖本?巴尔卡的突击队，成了本?巴尔卡事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1956年，我正想在奥利机场物色一个熟悉机场业务的特工人员，以便我手下的伙计们通过他及时了解外国重要人物来来往往和外交邮袋过境的情况。一个在国家保安总局负责情报工作的熟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合适的人。
“我向你推荐奥利机场中途站站长安托万?洛佩斯。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万事通。他交际广泛，与周围人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他在奥利机场里里外外都受到欢迎。”
为安全起见，我们暗中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洛佩斯的条件完全符合要求。他非常干练，能说会道，深受法国航空公司负责人的赏识。他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
这一切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不知道洛佩斯在丹古尔工作期间就已结识了若?阿蒂亚、布什塞什、“拐子”诺蒂尼、帕利斯以及其他一些流氓和无赖，因为在对他进行秘密审查时并未发现这一点。
只是在把他招来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可能带来麻烦。当然，
①迈赫迪?本?巴尔卡(ElMehdiBenBarka)，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后来?他被摩洛哥政府缺席判处死刑，流亡国外，从事国际政治活动。1965年初，他被绑架，他的死至今一直是个谜。——译者
洛佩斯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希望的帮助。多亏他，我们在奥利机场的行动小组工作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出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洛佩斯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他的表现无懈可击，在奥利机场，他举止谦恭、平易近人，深得众人的喜欢，连当时的局长保罗?雅基埃也很器重他。
每当保罗搭乘飞机外出或旅行归来时，洛佩斯总是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把他迎至机场贵宾室休息片刻，就象接待共和国总统或一位外国元首一样。对局长夫人，他也大献殷勤。他还给他们的女儿送去许多点心和玩具。洛佩斯真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热心人！谁能想到，本?巴尔卡事件爆发后，保罗竟声称他不认识洛佩斯，更谈不上对洛佩斯表示过赏识。
洛佩斯举止过分做作，说话喜欢添枝加叶。他逢场作戏的那一套引起了我的反感。他潇洒、聪明，但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捉摸。难怪我的助手们给他起了个“小滑头”的绰号。他好比是你洗手时用的一块香皂，十分圆滑。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从你的手指缝里滑走，你赶紧抓也抓不住，弄得不好，你踩在上面打起滑来，还要摔得个鼻青脸肿。
我向洛佩斯的联系人，特别是一直与他打交道的第七处常驻奥利机场行动小组组长米歇尔?普兰打过招呼，嘱咐他们对洛佩斯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绝不能向他透露我们的工作底细。
洛佩斯野心勃勃，他认为自己会应酬、有人缘，一定能爬上更高的职位。
奉承拍马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有一天，洛佩斯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上校，我平生的宏愿跟看就要实现了，我将成为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摩洛哥国王和乌弗基尔将军①已经表示同意。”
①穆罕默德?乌弗基尔(MuhammadOufkir?1920-1972)?摩洛哥将军，1965年时任内政大臣，1971年任国防大臣。1972年，他被指控参与了暗害国王哈桑二世的阴谋活动，后死在王宫内。——译者
洛佩斯跟库洛哥人的关系确实非常亲密。每次去拉巴特，他总是在哈桑二世的亲信、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家里住宿。他在担任丹吉尔中途站站长时，曾给摩洛哥领导人帮了很多忙。因此，摩洛哥领导人不会拒绝他的任何要求。
“如果我在拉巴特任职，”洛佩斯眉飞色舞地对我说，“我可以协助你控制整个摩洛哥！”
我们局若能通过他的掩护，加强在摩洛哥和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的行动，那该多好啊！
洛佩斯接着说：“但是，咱们的政府也得帮我一把。”
他不愿意丢掉自己在法国航空公司混了多年所得到的利益，一旦在拉巴特失宠，他希望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航空公司工作。因此，他要求只是以“借调”的名义，暂时离开法航去摩洛哥。
我告诉洛佩斯：“这可是另一码事，光靠我一个人是办不到的。我可以跟局长说说，他或许有办法……”
我向保罗?雅基埃汇报时，他满口答应：“这还用说，应当支持洛佩斯，我来办这件事！”
不久，他将在图雷尔总部宴请新上任的法航总经理。
保罗对我说：“你也知道，新任总经理原来是咱们局的人，曾经担任过我们驻印度的代表。他怎么会拒绝帮我们的忙呢？”
为了提携洛佩斯，让他充任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我可费了一番周折。前后折腾长达半年之久！我得到了保罗的保证，随后，我就着手在奥利机场物色能接替洛佩斯的人选。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哪儿去找一位象洛佩斯那样久经考验而且精通本行业务的人呢？
我逐一把自己掌握的所有特工人员考虑了一遍，最终选择了一位妇女，名叫让娜?基罗。她身材魁梧健壮，性格坚定果断。
让娜?基罗和她父亲一起负责巴黎荣军航空货运站的工作。我觉得，只有她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工作。多年来，她出色地指挥着我们派驻该航空货运站的行动小组。她手下的人都怕她。
大伙儿说：“她真厉害。什么事都瞒不过她。让娜给我们布置任务，时间要求总是卡得很紧。稍有延误，就会遭到她的训斥。”
我把她调到奥利机场。她的公开身份是“洛佩斯的副手”，主管对外联络业务。这样，接替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到时候，洛佩斯就可以脱身。
遗憾的是，我们与法航负责人的交涉最后失败了。法航找了一个极普通的但涉及到原则的理由，拒绝了洛佩斯要求“借调”去摩洛哥工作的申请。
“洛佩斯先生只是个四级督察，而他想谋取的那个职位必须由五级或六级督察担任。洛佩斯先生也许是一位优秀的中途站站长，但他缺乏国际法以及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
简而言之，他既不是国立行政学校的毕业生，也不是巴黎综台工科学校科班出身的官员，因此法航不愿意贸然行事。如若同意了他的要求，将来洛佩斯重返公司时，法航将不得不委任他担负更高一级的职务。
显然，洛佩斯好高骛远，太不自量力了。当着他的联系人米歇尔?普兰的面，我正式通知他调动工作的计划已经告吹。我看出，他对此深感失望，并有一股强烈的怨气。他埋怨我交涉不力，以至于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他蔑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认为它无能，连帮助自己的一个特工人员获得提升这种事都办不到。
他到处散布流言蜚话：“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那帮人真蠢……”
他把自己运气不好归咎于我们。自那以后，我注意到他对我们的态度起了变化，对我们不那么感兴趣了。他从我们这里没有得到一点儿好处，这使他大为失望。日后，他将投靠其它保安机关，以换取让他飞黄腾达的许诺。应该指出，当时正是封官许愿，勾引利诱盛行的时期，人们不惜出高价收买愿效犬马之劳的密探。
洛佩斯并未放弃自己的狂妄野心。他悉心培植他同乌弗基尔之间的情谊，两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在他的心目中，乌弗基尔是拉巴特当局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洛佩新频繁地去摩洛哥拜访乌弗墓尔，向他馈赠从巴黎带去的许多礼物。他处处表现出是这位摩洛哥王国大臣的忠实奴仆，
我可以断言，如果当初我们满足了他的愿望，赐予他梦寐以求的职位，后来就决不会发生本?巴尔卡事件。
“小滑头”是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离开我们的，这本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可惜我们并没有重视。
一天上午，保罗?雅基埃局长把我找去，他以秘密交底的语气轻声地对我说：“总理决定要加强对贩毒活动的斗争，你想必知道，贩毒分子已成为一大祸害……”
我琢磨保罗讲这番话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贩毒分子并不归我们管，国家保安总局专门有几个稽查队对付这些人。
“国家保安总局当然有专人负责此事，”保罗说，“可是，实践证明保安总局在奥利机场缺乏机灵的耳目，而那个机场又是投机商贩毒的一个中转站。我们必须帮保安总局一把。”
我想，今后每当我们采取行动时，如发现有毒品走私，我们负责把确切的情报通知他们。我天真地认为，保安总局期待我们做的就是这个。
“你没有猜对，”保罗回答说，“他们要求调用你手下的一个人。”
我立即强烈地表示反对：“简直是异想天开！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特工人员怎么能转让呢？不行！”
保罗神情尴尬，但坚持说：“我知道，这事确实麻烦。可马提翁大厦方面催得很急，我们不能不照办。你看，在你们奥利机场行动小组中，谁能借调给保安总局？”
“我都考虑过了，没有什么人能借调出去！”我非常固执地回答，“我自己还嫌人手不够呢！我的特工人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谁也不能抽走。抽人势必影响我们处的工作。”
“以后再找人接替嘛！”保罗说。
看来，他最关心的是尽快满足上面的要求，至于这事会不会妨碍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工作，他并不在乎。
连续好几天，保罗一直让他的办公室主任莫尔旺缠住我。我能调谁去搞这项工作呢？
我终于意识到，上面的意志是不容违抗的，我必须服从命令，但我完全可以耍个花招。
我权衡利弊，反复进行了考虑，最后得出结论，只有两个人可以供我选择。
一个名叫雷蒙?杜埃，他沉着持重，富有才干，作风踏实。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督察，跑遍了各条航线。杜埃已经上了年纪，活动能力逐渐减弱。如同他的朋友迪迪埃?多拉①一样，他也是航空界的一位老前辈。
我不忍心让他当保安总局的密探，逼迫他去侦探行迹鬼祟可怕的贩毒集团。不应该把杜埃推到这种危险的境地中去，不能让他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特工生涯。我知道，就是保罗也决不愿意干这种缺德的事。
另一位可以考虑的人选就是洛佩斯。洛佩斯有他的弱点，可是他胆大过人。我们在奥利机场取得成功的一系列行动，一半功劳应归于他。
当我又去找保罗时，我只跟他谈了有关杜埃的情况。我向他解释了不宜调杜埃到保安总局去的理由。我故意不提洛佩斯。我一再表示，我手下没有保安总局头头中意的人。
保罗回答说；“关于杜埃，我完全同意你列举的理由。不过，你总不能说就别无它法了！”
①迪迪埃?多拉(DidierDaurat，1891-1969)，法国飞机驾驶员，1953年以
前曾担任过法航等公司的业务经理，——译者
“很遗憾，局长先生，确实没有其它办法。”
保罗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那儿不是有一位名叫洛佩斯的吗？他才华出众，待人热情，富有魅力。他干这件事不正合适吗？”
我仿佛是在做一个恶梦。我奇怪地感到，这一切都是密谋策划好了的。围绕着调难到保安总局去竟搞了那么多名堂，装模作样地反复征求意见，实际上这都是故弄玄虚，真正的目的只是要调洛佩斯。一位上层人物早已指定了洛佩斯，现在只不过是逼我接受决定而已。
我丝毫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兜那么大的圈子。我据理争辩：“很抱歉，我不能缺少洛佩斯。他一走，我们的那个行动小组会垮台的。”
“菲维尔，别忘了这是政府的命令，”保罗不悦地说，“况且，又未阻止你继续利用洛佩斯。”
我不得不提醒保罗，一名特工人员同时听命于两个不同的部门，这不仅违反我们的规定，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保安总局或某些人会通过洛佩斯算计我们，策划危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阴谋。
我对保罗说：“一旦洛佩斯转到了保安总局，对于我来说，事情就算完结了。我将下令同他断绝一切有关秘密工作的联系。到那时，洛佩斯就不再被看作是我们处的在职特工人员了。”
保罗咕哝道：“好吧，你可以另行成立一个奥利机场行动小组，这是你自己的事！”
从此以后，每当局长经过奥利机场时，洛佩斯仍和以往一样殷勤款待保罗，尽管这个“小滑头”已经离开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我以为这件令人烦恼的事已经结束，但没料到几天以后，保罗吩咐我去警察局走一趟。
“怎么回事？要我去警察局干什么？”
我们同警察局的关系从来就不融洽，我一向讨厌警察局的某些人转弯抹角、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的行为和作风，特别是从围剿秘密军队组织和发生了一连串密探丑闻以来，更是如此。
“已经和警察局方面约好了，你去那儿办理正式转调洛佩斯的手续。”
“什么？不是说国家保安总局要调他吗？”
“不，老兄！是禁毒便衣警察需要他。”
要洛佩斯接受博沃广场①负责人的调遣，这我还能勉强同意。可现在又冒出了臭名昭著的警察局禁毒大队，而且要强迫我去办手续，我再也抑止不住心中的怒火。
禁毒便衣警察头子安德烈?库维纽是个头发斑白，上了年纪的职业警察。他待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给予我的热情接待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我的怒气。
当他感谢我答应把一名特工人员借调给他时，我把自己的想法亮了出来：“说实话，我心里并不乐意，可是没法子，不得不这样做。”
库维纽脸上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
我接着说：“我得补充说明，从洛佩斯接受警察局的领导之日起，我将禁止第七处的官员继续同他联系。你们给洛佩斯分配什么工作，我不管。但他的名字将从我们的花名册中勾掉。”
库维纽点点头表示赞同：“我理解你的意思。现在，我能向你介绍一下我们方面负责指挥洛佩斯的警官吗?”
“你认为非见不可吗？”
“是的。得请你向这位警官讲讲他如何同洛佩斯接上关系。”
我说：“我不插手你的同事与洛佩斯接头一事，这是早就说好了的。我只需通知洛佩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今后应该同警察
①法国内政部位于博沃广场，国家保安总局是直属内政部前一个机构。——译者
局进行合作。”
等我把话说完后，库维纽叫来了禁毒便衣警察大队负责指挥洛佩斯行动的路易?苏雄。这位乐呵呵的譬官五十开外的年纪，满面红光，身材矮胖。他曾在巴黎消防队服过役。他对任何有权势的人，不论其官阶高低，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苏雄进门后以宏亮的嗓门向我致意：“上校，敬礼——！”
他的动作近乎一个标准的军人举手礼，只差没有“啪嚓”一声并腿立正了。我料想，这个头脑简单的人免不了要遭受狡诈阴险的洛佩斯无情的捉弄。不过，这与我无关，起码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由于我对这件事越来越感到不耐烦，所以只是简单地向苏雄介绍了一下洛佩斯的外貌特征，使他能认出洛佩斯就行了。我和苏雄约定了一个接头地点，以便洛佩斯前去会面。
最后，我对苏雄说：“我申明，从现在起，我们第七处以及我本人同洛佩斯、同你不再有任何关系，就算是我们不认识你们。”
“是，上校！”喜形于色的苏雄立正后，响亮地回答。
一场喜剧演完了。我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警察局。刚回到总部，保罗就把我找了去。他说：“你看，事情并不难办吧！你必须承认，你是多虑了。”
保罗显得十分高兴和满意，而我并不觉得怎么宽慰。首先，我必须向洛佩斯做出解释。在整个酝酿和交涉的过程中，一次也没有征求过主要当事人的意见，都是别人替他作的主。洛佩斯完全可以把这一调动看作是第七处在任意折腾底下的小卒。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我通知洛佩斯时并没有需要向他作冗长的说服劝告。他当即表示接受上级对他的调动，好象他早有思想准备似的。他欣然同意为禁毒便衣警察大队服务。
“我只要求一件事，”他说，“希望能让我继续和第七处合作。”
“不行？”我严肃地说，“你是知道有关规定的。”
洛佩斯象一个被遗弃的孤儿，苦苦地哀求：“你知道，我们彼此都熟了，象一家人。至少，你得允许我不时地向你们提供情报……”
“到时候再说吧！”我支吾搪塞地回答他。
按规定，我们并不是不可以让洛佩斯作为一个临时联络员为我们效劳，只不过是他已丧失我们局的正式在编人员的资格。
然而，打发他走后的头一个星期五，我在阿蒂斯蒙斯指挥所为奥利机场行动小组举行的每周吹风会上，还是郑重其事地宣布断绝同洛佩斯的一切联系。
我说：“洛佩斯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他另有任用，负责执行一项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任务。从第七处的自身利益出发，我们从现在起必须避免与他发生任何往来。”
从此以后，洛佩斯就属警察局长帕蓬及其副手松韦伊管了。
他和警察局情报处负责人卡伊警长见了面。至少，帕蓬、松韦伊和卡伊三人不会不知道，洛佩斯业已成为警察局安插在奥利机场稽查贩毒案件的头号侦探。
我总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洛佩斯的面目不清楚，他周身的迷雾没有驱散。一场离奇的喜剧只演了第一幕，主角们都还在后台。这出“喜剧”会不会是悲剧呢？我本应更加重视我的疑虑。
两份简报
洛佩斯调动的事过后不久，奥利机场行动小组组长、我的老朋友，解放斗争时期的战友米歇尔?普兰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有办法打开本?巴尔卡的手提箱了。
自从“智囊行动组”成立以来，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本?巴尔卡一直是我们注意的目标。我们感兴趣的倒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和第三世界革命派之间的联系。我们奉命详细了解在哈瓦那筹备的亚非拉三大洲会议的情况。本?巴尔卡频繁穿梭于古巴、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瑞士等国。每当他在巴黎停留或过境时，我们就设法窃取他掌握的机密。
“谁提供的情报？”
米歇尔犹豫片刻后说：“洛佩斯！”
“我不是说过要回避他吗？”
“处长，我知道。可是，你就舍得放过这样的大鱼吗？洛佩斯认识本?巴尔卡，同他关系挺好。到时候，洛佩斯能把他牵制住，我们就可以乘机打开他的手提箱。”
显然，我不能仅仅因为情报是洛佩斯提供的就放弃这次行动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洛佩斯虽然已归禁毒便衣警察大队领导，但他还想着我们。难道我们能为此责怪他吗？
我拍板同意了这一行动方案。我们的行动必须特别迅速，我们甚至连使用在停机坪上的流动工作室的时间都没有，必须分秒必争，尽量缩短“过境货物”和工作现场的距离。
我们选择的行动地点是在机场派出所附近特设的一个办公室里，当洛佩斯靠他那能说会道的本领把本?巴尔卡拉到机场蓝天酒家边喝边聊时，手提箱已经拿到了我们临时布置的工作间。打开手提箱后，我们用缩微法拍摄了一大堆文件。
当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本?巴尔卡和洛佩斯从楼上下来时，手提箱已乖乖地在行李房等候它的主人。这一切都是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进行的，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经过对材料的分析，研究室主任表示满意。他认为，我们的行动有非常重要的收获。
尽管我本人对继续与洛佩斯联系一事有所保留，但我无论如何不能责怪洛佩斯。
“以后如果他再找我们呢？”米歇尔?普兰问我。
“那你就听着，然后向我报告，”我对他说，“洛佩斯先生如今至多算个联络员，不同他多往来为好。”
难道我能怀疑洛佩斯，怀疑他是在设置圈套诱惑我们吗？
1965年5月19日，在每天例行的碰头会上，米歇尔?普兰告诉我，刚从摩洛哥回来的洛佩斯向他报告了有关摩洛哥国王想与本?巴尔卡取得和解的颇有价值的情报。
洛佩斯搞这些情报完全出于自己主动。过去，他为我们服务期间，我们也没有安排他收集有关摩洛哥的情报。他在奥利机场为我们工作，负责同非洲的一些航空联系、传递文件和情报。他与我们的合作是技术性的，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现在，他却突然向我们反映摩洛哥王宫里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他同乌弗基尔，甚至同国王本人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丝毫不怀疑情报来源的可靠性，我决定同洛佩斯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
通过谈话，我了解到哈桑二世为了克服国内的某些困难，希望同他昔日的老师本?巴尔卡会晤。他还打算让本?巴尔卡在政府任职，期望通过此举同反对派和解。
国王的心腹、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受命同流亡外国的反对派领袖在欧洲某地进行接触。国王的弟弟阿卜牡拉亲王正在西德，他也负责同本?巴尔卡商谈和解的可能性。
洛佩斯用他那常挂在嘴边上的粗犷语言描述了摩洛哥人要逮住本?巴尔卡的迫切愿望。
“他们是那么需要本?巴尔卡，只要能诱使他回国，他们甚至愿意设法让布里吉特?巴尔多①躺到他的床上去……”
我认为有必要尽快把这一切禀报法国领导人。因而，当天我就把所有情况告诉了我处的一位文书，让他起草上呈报告。
我手下有一个秘书小组负责拟写公文。他们准确、简要地把有关事项写在一种格式特殊的卡片上，编制成情况简报，然后转迸有关部门。秘书小组的每个成员主管一摊工作。例如，穆雄管黑非洲；肖塞管中东和阿拉伯事务；其他人分管美洲、远东等。
具体说来，这一回由莫尔旺宠爱的肖塞来填写有关本?巴尔卡的
①一个娇艳迷人的法国电影女明星——译者
第一张卡片。
我感到，这一系列旨在把摩洛哥反对派领袖“遣送”回国的活动是非常离奇的。因此，我在5月19日的情况简报里提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专家们注意，乌弗基尔和他的亲信可能采取“非常手段”迫使本?巴尔卡就范或谋害他的性命。
鉴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分工明确，各个处之间有严格的界限，我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没有下结论的权力，我的职责就是呈递原始材料，让其他人去分析，并负责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
我的那份关于本?巴尔卡的情况简报直接进到了地区处负责阿拉伯事务的第三科科长里夏尔上校手里。这张卡片并未被扔进纸篓里，而是经过登记、译成电码，制成缩微照片等程序，列为BI类文件，即联络员提供的最重要的一类情报。那么，里夏尔上校对这份简报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如果里夏尔认为简报有用，他应该根据其内容另外准备一份文件呈送政府。如果他觉得情报极其重要，他还可以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譬如，他可以要求立即对这件事深入调查，密切监视主要有关人员的动向，特别是注意本?巴尔卡是否面临什么危险。
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情况简报没有价值，他可以立即将它归档，不予处理。即使是属于这种情况，他也应当通知我已收到简报。
可是，事情后来怎么样了呢？反常的是，我没有接到任何有关简报的意见和要求。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对这份简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看来，谁都不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发出的关于有人要采用“非常手段”对本?巴尔卡下手的警告，根本无人置理。
然而，流亡在国外的摩洛哥领袖本?巴尔卡已危在旦夕。5月到8月期间，洛佩斯未向我们请示和汇报，曾四次前往摩洛哥同乌弗基尔密谈。我在奥利机场的副手米歇尔?普兰天天都能碰到洛佩斯。米歇尔?普兰只是到了1965年9月22日，即他就此事向我作第一次汇报的四个月之后，才向我报告说；“洛佩斯又跟我说起了本?巴尔卡。他向我透露，乌弗基尔将军指令一个特务队设法对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下手。”
据洛佩斯说，已分别在开罗和日内瓦对本?巴尔卡采取过两次行动，但均未成功。
洛佩斯在谈话中一一列举了那个特务队成员的名字。他提到了后来参与绑架本?巴尔卡的大多数人的名字，如；领导“特务队”行动的摩洛哥保安局负责人德利米、拉巴特政府特派员什图基、法国记者菲利普?贝尼埃和另一名他称之为“化学家”的法国人乔治?菲贡等等。
洛佩斯还告诉我们“特务队”为接近本?巴尔巾而策划的计谋：由贝尼埃把菲贡介绍给本?巴尔卡，说他是电影工作者，希望这位亚非拉革命运动领袖协助他拍摄一部反映世界革命运动的影片。
洛佩斯认为，这一计划很可能使本?巴尔卡上钩。从洛佩斯透露的秘密中，我们还掌握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后来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此人名叫勒马尔尚?勒马尔尚协助贝尼埃和菲贡办妥了旅行手续，让他们前往日内瓦会见本?巴尔卡。
我本人并不认识勒马尔尚，我的副手米歇尔?普兰也不了解他的情况。洛佩斯也未作介绍，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勒马尔尚是个戴派律师，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他曾领导过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密探网。
我于5月19日发出了有关摩洛哥企图对本?巴尔卡下手的第一份简报，但没有得到下文。我以为局领导对此事毫无兴趣。尽管如此，9月22日，我又迅速地编写了一份新的情况简报，内容包括洛佩斯提供的名单和其它情况，甚至还注明了贝尼埃和菲贡在巴黎的地址。
我的报告决不象人们在最近-1980年——谈到另一起众所周知的事件时说的那样，是一份不值得重视的“异想天开的报告”。恰恰相反，我的报告叙述了正在蓄谋中的悲剧的来龙去脉，点明了应对这一事件负责的某些人的身份。即使洛佩斯向我们隐瞒了主要内容，即使他在情报中弄虚作假，即使他为了掩护自己而留了一手（后来我们发现果真如此），报告提供的材料也还是充分的，据此完全可以做出反应。
1965年9月22日的那份情况简报写成后半小时就送到了研究室主任博蒙上校的办公桌上。一段时间以来，博蒙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胆小怕事的保罗?雅基埃，成了总部真正的铁腕人物。他要求所有报告必须首先送他过目，由他看过后再转给有关部门或者决定是否需要深入研究。
因此，博蒙在9月22日就拿到了我那份不寻常的情况简报，简报提到了一个由摩洛哥人和法国人组成的“特务队”正在进行可疑的活动，试图接近本?巴尔卡。
除了第七处以外，博蒙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摸清简报里提到的贝尼埃、菲贡、勒马尔尚等人的真实面目，他可以要档案室提供补充材料，并进行调查和布置盯梢。
博蒙是一只十分狡猾的老孤狸，他不会忽视我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一事件引起了他的关注。按照惯例，他把情况简报送交有关的地区处进行分析。同时，他主动把我这份简报抄送给了局反间谍部主任德尔塞尼上校。
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德尔塞尼同警察局、司法警察局、情报局、国家保安总局、军事安全局、宪兵队等机关都有联系。他可以查阅这些机关的所有档案，从而更详细地了解简报上出现的勒马尔尚、贝尼埃、菲贡等人的真实面目和背景。他可以马上整理出这几个人的详细生平介绍并迅速报送研究室负责人。这些都是我无法办到的。
如果德尔塞尼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人们就可以发现：摩洛哥政治警察头子德利米是一个死心塌地追随乌弗基尔的家伙；贝尼埃注意着第三世界的革命左派；勒马尔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曾操纵过密探和流氓，人们就可以察觉，勒马尔尚的宠儿菲贡并不象洛佩斯介绍的那样是一个“化学家”，而是一个因枪击警察而被判过二十年徒刑的惯犯。出狱后，他同若?阿蒂亚一伙勾勾搭搭。人们还经常看到他同布什塞什、勒尼、迪巴伊、帕利斯等人在一起鬼混。这帮无赖后来都参加了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菲贡还与他们合伙多次诈骗过一些想把资产转移回国的旅居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
正当摩洛哥人处心积虑地设法接近本?巴尔卡时，菲贡这么一位人物的出现为迅速发现布什塞什及其一伙人的行踪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法国流氓居然同摩洛哥警察串通一气，这样的怪事难道还不值得重视吗？
然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有权进行侦查的人又做了些什么呢？9月22日，即本?巴尔卡被绑架前一个多月，局里有三个人直接有权利用我上呈的情报简报，他们是：研究室主任博蒙、反间谍部主任德尔塞尼和负责阿拉伯事务的第三科科长里夏尔上校。
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呢？这一回，他们和5月19日那次一样，又是什么都没做，既没有采取措施，又没有下达命令或指示，也没有给我任何回音。
人们没有再同我谈起9月22日的情况简报，我便断定，有关部门显然对此事不感兴趣。
如果对5月19日和9月22日由我呈送的关于乌弗基尔将军指令一个特务队采用“非常手段”接近本?巴尔卡的两份简报加以充分利用的话，那么一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可是，乔治?蓬皮杜总理却在国民议会吹嘘，在本?巴尔卡被绑架后，他曾指示对这些报告进行“详尽的调查”。他说：“从洛佩斯得到第一份情报的1965年5月起到可怜的本?巴尔卡被害事件发生为止的这段时间内的全部文件，有关部门已逐个地作了分析研究。在此，我可以声明，所有这些文件都没有以任何形式提到过有关本?巴尔卡先生面临某种威胁的任何迹象……”
让?德布罗伊①也曾被一帮歹徒、昔日的密探和居心不善的警棍猎捕过，前后长达六个月。人们也得到过一些极其重要的情报，本来可以使血腥的结局避免。但是，情报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利用，也未被转里给最高领导人。内政部长博内信誓旦旦地断言，他的前任②事前对正在密谋的卑鄙勾当一无所知。从本?巴尔卡到让?德布罗伊，从圣日耳曼林荫大遭到达达尼尔街，历史竟重演了。这是一段不能自圆其说的历史！
在奥勃堪波街发生的事
1965年10月12日，当我和我最早结识的联络员之一保罗?法布尔共进午餐时，我早把本?巴尔卡一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曾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写成两份清楚明了的简报，交给有关部门。我的上司们对这两份简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因此，我便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对本?巴尔卡和乌弗基尔“特务队”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况且，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歇尔?普兰也对我说过，洛佩斯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多年来，我已习惯于在奥勃堪波街的一家小饭馆里用餐。我总是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就座。我的助手和特工人员们都知道，遇有紧急情况，他们准能在这里找到我。洛佩斯也知道我的这个落脚点。
我和法布尔长时间地讨论了一项酝酿已久的计划。法布尔现在是航空邮运公司的老板。这个大名鼎鼎的夜间邮政服务公司拥
①1976年12月24日，法西厄尔省议员，曾任政府国务秘书的让?德布罗伊在巴黎达达尼尔街遇刺身死。1980年4月9日法国《鸭鸣报》透露，某警察队曾于1976年初上呈过一份报告指出：有人正阴谋暗杀德布罗伊，然而，这份报告并来受到重视。——译者
②指1975年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译者
有一批神经象钢铁一样坚强的全天候飞行员。
法布尔的夜间邮政服务公司的业务遍及整个法国。多年来，它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首先，我可以通过安插在这家公司的飞行员或职员轻而易举地得到正在传递的邮包。其次，我可以在深更半夜从马赛、勒阿弗尔、里昂等地把收集来的大批文件运到巴黎集中处理。这样，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以前，我们就能把介绍我们截获的情报内容的最新简报放在局长的办公桌上。
我还可以依靠这个公司的帮助，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最后几分钟里，把执行紧急任务的第七处的人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飞机。我甚至可以改变飞机的起飞时间。我手下的人不上飞机，飞机是不会起飞的。
我想把这家公司扩大到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就象我利用一些航空公司在非洲布下我的活动网那样，我大体规划了一个欧洲航空邮运公司，它可以为我的秘密活动提供掩护。这就是建立“航空联盟公司”的计划……
下午两点半光景，我正和保罗?法布尔一起喝着咖啡，谈着这些事情，忽然，我看到了“小滑头”洛佩斯。洛佩斯总是戴着一顶黑色人造革帽子。由于怕暴露自己的秃头，他很少脱帽。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两只黑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着，他肌肉发达，酷似一个训练有素的摔跤运动员。我觉得他挺象一头暴躁不安的猛兽。但象豹子一袢，他从不正面发起攻击。他等着你转过身去，放松警惕。
他的意外出现并不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在许多年时间里，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对我的忠诚经得起任何考验，然而，曾几何时，他却随随便便地跑到警察局去工作了，我哪能忘掉这一点呢？
他不是偶然来这里的。他正在到处找我。他先和保罗?法布尔打了个招呼（法布尔是他在阿特拉斯航空公司工作时的上司），然后转向我，问道：“跟你说两句，行吗？”
“喝杯咖啡吧。”我不大热情地招呼了一声。
保岁?法布尔起身告辞，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把他送到汽车旁。洛佩斯跟在我们后边。
我对法布尔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去和洛佩斯说几句话。”
“好吧，我等着你。”法布尔答道。
我和洛佩斯走到一旁，但离法布尔不远，他仍可以听见我们的声音。我不大喜欢同洛佩斯个别谈话，鬼知道他会把你拉入什么勾当中去。
“说吧，什么事这么急？”
“是关于本?巴尔卡的事……”
“还是这件事？我早就明确告诉过你有事可找米歇尔?普兰汇报?你很清楚，直接同我联系是违反命令的！”
洛佩斯感到很窘，脸色阴沉下来了。
“我以为这会使你感必趣的。前天，菲贡到我在奥利机场的办公室大吵了一通。他对我说，摩洛哥人曾经答应给他一亿法郎，让他绑架本?巴尔卡。可是，现在这些摩洛哥人又想撒手不干，他自己同本?巴尔卡谈判拍摄纪录片的计划也落空了。他还说，密探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参与了这件事，而他，菲贡，却不想受人愚弄……”
“等一等，”我打断了洛佩斯的话，“你说的我一点也不懂。菲贡是什么人？”
“怎么，你不知道？”洛佩斯说，“可是，我跟你的助手米歇尔?普兰讲过，在计划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小组里有一个名叫菲贡的家伙。他没有告诉过你？“
“没有。你同昔兰谈的那些话可能都被记录下来并转给有关方面了，这事与我无关。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就请你先说一说谁是菲贡吧。”
“噢，”洛佩斯没好气儿地嘟嚷着，“他是个流氓，骗子、牛皮大王！”
“那你就是为一个吹牛皮的流氓的事来打扰我的吗？”
我感到很生气，因为洛佩斯竟使用了“流氓”、“牛皮大王”等我最忌讳的字眼。多年来，我一再告诫我的特工人员不要同无赖和流氓有任何联系。阿蒂亚、默尼埃、“大巴掌”等人闯的祸和其它一些事件，使我对这一点有了清醒的认识。
“洛佩斯，你使我感到大为吃惊，”我对他说，“你一直梦想有一天能当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经理。不管怎么说，你在法航也算混得不错嘛，可你竟然去同流氓、无赖来往，听信他们的胡言乱语！”
我怒不可遏，不想再谈下去了。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洛佩斯，以后别再找我。下次见到米歇尔时，把你这不值钱的情报告诉他吧！”
洛佩斯呆呆地站在人行道上。我撇下他朝法布尔走去，法布尔坐在汽车里，我们的全部谈活他都听到了。
“你把‘小滑头’剋得好厉害！”他一边冲我说着，一边暗暗发笑。
我只耸了耸肩膀。
“洛佩斯开始招我讨厌了，”我说。
当我回想这场不足挂齿的小争吵时，感到洛佩斯的行为有些蹊跷。他对我讲这些废话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为什么执意要同我谈菲贡这个人以及此人肤浅、可笑的言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才明白，10月12日那天，洛佩斯表面上是来给我们送消息，实际上却隐瞒了一切实情。他只字未提10月7日，即五天之前，某些人曾企图在日内瓦绑架本?巴尔卡。这次可不是演习和空口说白活，而是真的干了。摩浩哥人什图基觉得菲贡太爱吹牛，所以把他甩掉了。什图基在瑞士会见了两个真正的江洋大盗：布什塞什和勒尼。但这次绑架本?巴尔卡行动没有成功，因此他们计划在别处再下手。
洛佩斯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在他所有的假报告中，他从来没有指出过一个真正的强盗的名字，他把流氓集团所有的人都彻底掩盖了起来。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后来执行绑架任务的人，他之所以抛出菲贡，是因为菲贡不过是一个饭桶，是一个利用一下即可甩掉的家伙。
然而，菲贡是一个难对付的亡命之徒，他不甘心就这样被撇在一边。一亿法郎这个数字是他提出来的，他还要求先付一半。他甚至给洛佩斯留下一张用打字机打的字条，上面写明了付款方式。他在离开洛佩斯的办公室时吼道：“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得不到答复，我就去找各个报社的编辑部。”
这正是危险之所在，洛佩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洛佩斯已不属于我们机关，但他却对那帮人——摩洛哥人、不法之徒和流氓——谎称他享有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严密保护。正因为如此，菲贡才在威胁要向报界披露全部事实时，对洛佩斯说了这样的话，“就是你那个混帐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10月l2日，菲贡最后通牒的期限到了。洛佩斯感到心惊胆颤。菲贡这人变化无常，难以捉摸。他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是个半真半假的疯子。万一这个“疯子”真的讹诈到底，那该怎么办呢？惊慌失措的洛佩斯决定先发制人。为了掩盖自己，他便直接来找我，编了一套假话糊弄我，并先声夺人地把菲贡说成是一个无人不知的谎言家。
在随后的几天中，那帮人成功地把菲贡重新控制在手。他们向他许诺：只要他采取谨慎和合作的态度，他就可以参与这件事。实际上，在幕后操纵的那些人早已决定事后就甩掉这个讨厌的家伙。菲贡对此毫无所知，因此就同意进行合作。洛佩斯松了一口气，他并没有向米歇尔?普兰汇报此事，我也没有再听到什么。
然而，在奥勃堪波街发生的这件事后来却成为整个本?巴尔卡事件的关键之一。
法兰克福的核弹头
洛佩斯把关于本?巴尔卡和菲贡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告诉我是想要我干什么呢？我是一个尽心尽职的人。为了问心无愧和不放过任何情况，我早已让人就本?巴尔卡一事写了报告给上级，但迟迟得不到批复。好在这些无聊的小事不在我的本职工作范围之内，与我毫不相干。我担负着一些比这严重、复杂得多的使命。
前不久，我就曾接受过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戴高乐标榜独立、中立和第三条道路。他想把这些主张落实到行动中去。于是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戴高乐对保罗?雅基埃说：“我希望我国的谍报话动不再是单向的，即只针对为东方国家。美国也应成为我们要经常注意的一个目标。”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从事“全向”谍报活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特别是富尼埃－费雷尔负责的那个第六处，开始对一些大学生和技术人员进行训练，准备让他们打入加利福尼亚的一些研究尖端技术的实验室。这个代号为“大钟”的行动计划后来失败了，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就摧毁了这个“业余”间谍网。
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某些成员同美国的谍报机关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为止。于是，我的朋友蒂罗?德沃若利——我们在华盛顿的谍报组长——被责令就他向我们的盟国提供有关俄国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报一事做出解释。
德沃若利在哈瓦那掌握着一批出色的谍报人员，特别是其中有一位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床睡觉的年轻妇女。他通过这些人成功地搞到了一些照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苏联人正在卸下装有导弹零件的箱子。他的情报是千真万确的。
戴高乐怒吼遭：“德沃若利背弃了自己的职责。他先为美国人送情报，而后才给我们打报告！”
这就是德沃若利横遭清洗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德沃若利把他获得的全部材料都送回巴黎了。这点我是清楚的。他只是在发觉法国当局违背协议、没有把在古巴发生的事情通报给美国人时，才决定直接向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们发出警报的。
为什么德沃若利送来的情报被压下了呢？根据我的调查，这是因为地区处的那位高级负责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情报当作一回事，一直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抽屉里。他一点也不相信这些情报，所以认为没有必要转报马提翁大厦和总统府。
这在政治上是一起重大的“故障”。由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的军人们帮派思想严重，所以他们一方面为那个渎职的地区处负责人多方开脱，另一方面却对德沃若利横加指责。后来，在本?巴尔卡事件中，我也吃了这类玩忽职守和毫无责任感的人的苦头，被那些真正犯有过失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暗算”了。
不过，在这个有关古巴的事件中，还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责令德沃若利说出他掌握的那古巴情报员的名字。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对他进行审查。他们还说：“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信任你。“
德沃若利对此极为不满，但人们强迫他这样做。后来德沃若利得知，他的那些情报员都被卡斯特罗的特工部门逮捕了。
这真是太过分了。德沃若利不能容忍这一情报“故障”和这一不可饶恕的泄密。他大胆地找他的上司算帐，可是，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即使有些人知道他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也爱莫能助。大家都害怕受到戴高乐将军的怒斥。德沃若利感到自已成了牺牲品，便决定留在美国，拒绝返回巴黎。
我知道他是无辜的，因此我向头头表示愿去美国找他，不管
他本人愿不愿意，我也要把他带回法国。
我说：“如果他不跟我回来，如果他真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叛徒，我发誓，哪怕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一定亲手打死他！”
我心中明白，我根本没有必要开枪打他。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不同意派我去美国。人们并不想让德沃若利回来，因为如果他直言不讳地为自己辩解的话，那就会令许多人狼狈不堪，德沃若利后来告诉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曾派了一些人去美国杀害他，但这些人都被悄悄地赶走了①。
我是为他辩护过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而没有任何人感谢过我的这一举动。在开展“全向”谍报活动的时期，我被怀疑为亲美派。我之所以暂时没有象德沃若利那样被彻底搞掉，那是因为我的那班人马于得非常出色，而且也由于我事必躬亲，以身作则。那些从不出现场参加直接行动的官僚们清楚地知道，没有我，第七处就会解体、垮台。
此外，我的上司还这样考虑：“既然他那样顶事，不正好可以让他去执行针对美国人的任务吗？”
我承认，当研究室主任博蒙让我接受这项任务时，我的心情很矛盾：难道我应该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对曾向我赠送军装以便我去执行解放使命的部队搞间谍活动吗？这是一杯苦酒，我却不得不喝下去，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之所在。我必须服从我国政府，而不能有别的什么考虑。
“任务是这样的，”博蒙对我说，“我们要对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国军营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我们本来可以让那些由我们常驻法兰克福的情报人员控制的德国间谍来干。但事情一旦败露，这种作法会在外交上招致极其严重的麻烦。于是我就想到了你，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通常，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前，局长本来都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有关处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可是，这件事却只在博蒙和我之间进行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猜想这是最高情报委员会，即戴高乐将军本人的特殊安排。
我甚至不知道保罗?雅基埃是否了解这一情况。
开始时，博蒙没有向我明确说明任务的性质。这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呢，还是想要考验我，看我是否会立即把计划透露给美国人呢？
①德沃若利后来同美国人利昂?尤里斯合写了一本书名为《Topaz》的著作。他在书中揭露说：戴高乐的亲信中有一名俄国间谍。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4月起，博蒙开始象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告诉我某些有关情况：军营的规模、营房的位置、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军营的保护措施和警戒系统等。
这个军营是美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要基地之一。所有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因此只能从别处潜入，也就是说，只能从军营四周的栅栏或铁丝网的某处钻进去。幸好在四米高的围墙上并没有电网。
我们研究了类似的栅栏和铁丝网，并作了试验，从而找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栅栏上开一个对角线的口子，这比切开一个垂直的U于难以察觉。夜间，可以在尽可能远离哨兵和探照灯的地方剪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白天，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个切口的；待到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人只需轻轻推动栅栏，就可开出一个入口。
“但我必须了解要弄出来的那件东西的体积和重量，以便研究用什么车子来运。”我对博蒙说。
他的态度依然那样神秘。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卡片箱说道：“差不多就这么大，估计有五十公斤。”
他根本不提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我曾设想骑自行车潜入军营，因为自行车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易被发觉的运输工具。但是，用自行车运送这么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用小汽车吧，这在一个设有巡逻哨的军营里肯定是太显眼了，我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追踪。我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用摩托车。
这个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当我对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说我想出去兜兜风时，他很痛快地把他那辆漂亮的BMW牌摩托车借给了我。如果这个热心人知道他的摩托车最终将用来干什么，他该怎么想呢？
在我的班子中，只有一个人能胜任用摩托车运输的任务，这就是雷蒙?阿迈尔。他不但摩托骑得很漂亮，而且还是一个溜门撬锁和开保险柜的能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布列塔尼。当时，他象新约中一名骑在冒火的铁马上的骑士那样驾着他那辆屁股后直放炮的摩托车全速飞驰着。
我的这个老伙伴办事极为能干，所以外交部把他从我这里“借”走了。几年来，阿迈尔率领着我们的安全小组走遍了法国驻外使馆。这位超级“管子工”熟谙侦探、窃听、偷开保险柜和外交邮袋的技术，因为他一切都亲自干过。没有任何人能象阿迈尔那样出色地保护我们的大使馆不受间谍的侵犯。
我对博蒙说：“为了很好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得把雷蒙?阿迈尔调回来。”
“没问题，”他回答道，“他将回到你的身边。”
就这样，阿迈尔和我再次合作，共同执行我们干这行以来所承担的最富有冒险性的使命。博蒙终于透露了某些实情，这就使我明白究竟要我们从法兰克福搞回什么东西了。
部署在德国的美国导弹并没有装上弹头，因为人们始终担心由于某些人鲁莽从事，或由于发生偶然事故，或由于某一位极右派将军一时头脑发热对俄国人采取福拉穆尔式行动①而造成一场灾难。不过，只要华盛顿发出第一次警报?就可以给导弹安上核弹头。在平常情况下，这些弹头都被锁在法兰克福基地中心的一座营房底层的一些非常坚固的仓库里。
因此，从栅栏的缺口进去后，首先必须穿过到处是美国军人，警卫以及吉普车日夜川流不息的营地。抵达仓库后，就要打开用密码锁锁着的大门，然后进去撬开保险柜，偷出一个弹头。最后应把仓库门重新锁好?带着弹头向栅栏的缺口冲去。
①《福拉穆尔博士》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创作的一部电影。影片主人公是一位美国将军，主要情节是：他于1964年派出一架原子轰炸机去莫斯科，意欲挑起一场核冲突。——译者
“你看，”我对阿迈尔说，“我在摩托车尾部给你安了一个特别装置，可以承受七十公斤，这就绰绰有余了。还装了一个钩扣，可以自动钩住放在车上的东西。不过，你还得防止这玩意儿翻下来，谁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给我多少时间跑完这段倒霉的路程？”阿迈尔没好气地问道。
“三分钟。”
“胡扯！”
很遗憾，这是我精密计算的结果。我还打算安排一个小分队去掩护他。在阿迈尔到达现场前，小分队就得在那里等候。他们负责保护阿迈尔，必要时还要制服美国的哨兵。小分队由一些英语和德语讲得非常流利的小伙子组成。他们穿上军装后会被误认为美国兵。
我甚至在巴黎附近的奥利机场找到了一个旧军营，与法兰克福的美国军营一模一样。这是戴高乐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后，美国人撤离法国时留下来的。白天，有些航空公司在这个军营里办公。但到了晚上，我们就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一遍又一遍地演习我们将在德国采取的行动。
在第一次演习中，阿迈尔花了十分钟。他确实已是够敏捷的了。
从那一次起，我们每天晚上就搞几小时的演习，一秒钟一秒钟地缩短行动时间。我们还努力压低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我在每所房子里都安排了人，让他们用秒表计算阿迈尔经过的时间，并将车子发动时以及加速和减速时的噪音分贝记录下来。
我们应尽量压低摩托车的声音，以免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每次试验后，我和阿迈尔总是象准备参加大奖赛的运动员那样，对取得的进步进行仔细研究。
与此同时，其它各组的成员也在进行训练，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我决定在美国军营内不使用步话机联络，因为步话机易受干扰，而且很可能被人发觉。我们将使用我们实验室发明的袖珍轻微发声器。这就必须制定一套精确的密码在关键时时刻使用。
此外，为了实施这项极为危险的行动，我只挑选了一些布列塔尼人作助手，我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组织起了我曾领导过的抵抗运动小组。我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是老相识，是生死之交。
而且还因为在情况严重时，我们之间可以用方言交谈，而窥伺我们的人绝对听不懂我们的话。
每天晚上，雷蒙?阿迈尔都比前一天缩短了行动时间，从而赢得了珍贵的几秒钟。急不可待的博蒙每天都打电话来问，“到什么程度了？六分钟！好，不过还要缩短！”
当本?巴尔卡事件爆发时，我们已把行动时间缩短为五分钟，这就是说，再经过几星期的艰苦努力，我们就可以进行冒险了。
但是，就在这时任务却一下子被取消了。博蒙甚至没有设法去挽救他曾执意要执行的这项计划，而雷蒙?阿迈尔则又回到外交部去了。
不仅击法兰克福的使命被取消，而且连第七处本身也保不住了。
在审理本?巴尔卡一案时，当佩雷斯庭长问我在阴谋反对这位摩洛哥政治家的期间到底在干些什么时，我是否应回答“我在准备为戴高乐将军偷窃一枚美国核弹头”呢？
恶人当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价值观念被搅乱，神圣的旗帜被玷污；自认为威力无穷的总统制却容许无政府主义暗中存在；告密行为博得褒奖，犯罪勾当竟不受惩罚。在这个时代里，那些负责维护法律的人无所顾忌地赦免了绑架阿尔古上校①的罪犯，然而却宣称对遭到非法绑架的阿尔古上校进行
①安毛万?阿尔古(AntoineArgoud)原为法国军队的一名上校，被怀疑为一起颠覆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后来到德国避难，1963年2月25日在慕尼黑被绑架。——译者
审判是合法的。
既然为所欲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那还有什么可以使某些人感到顾忌呢？本?巴尔卡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乌烟瘴气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小滑头”洛佩斯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联络员，禁毒便衣警察的情报员，而且还是为他那些摩洛哥朋友殷勤服务的仆人，但更主要的是强盗集团的一员。
强盗们控制着他，操纵着他，并利用他提供的掩护，在奥利机场通行无阻，这些强盗并非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的势力甚至凌驾于内政部长罗歇?弗雷、警察局长帕蓬、保罗?雅基埃将军和摩洛哥国王之上。
他们得到警察的默许，脚踩几只船。他们声称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干过事。对其中某些人来说，这话倒也不假。例如，若?阿蒂亚、布什塞什和勒尼克西就曾受雇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行动处，虽然他们参与的那些行动遭到了惨败，但他们却一直以此为荣。
他们是警察的耳目。比如，菲贡就不断向警察局情报处的头头卡伊警长提供情报?菲贡泄露了许多机密，甚至威胁要在报上公布一些内幕情况，所以后来就被干掉了。但流氓中那些会掌握分寸、善于操纵警察而不被警察耍弄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危险的。
我们看到这些人带着警察身分证和携带枪支的许可证，拼命争夺各种肥缺。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戴高乐政权治安机关的干将，另一些人则运用他们的特殊本领——转卖诈骗来的商品、开假发票；买空卖空和各种走私活动以及输出资金等——来帮助戴高乐派筹集竞选经费。
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从事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活动时，还是在负责竞选宣传大会的保卫工作时，他们都是受罗歇?弗雷指挥的。这些歹徒为这个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难怪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同若金汤。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公民行动队的核心力量，也是戴高乐共和国的一支杂牌“警卫队”，这使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出示隶属这支神通广大的特殊警察部队的特别证件，必要时还可以干掉那些胆敢查问他们的真正警察。强盗克里斯蒂昂?这维德就是这样干的，他在1966年2月2日打死了警察加利贝尔。而当时，整个法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本?巴尔卡事件上。
他们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打入一切机构，到处起着腐蚀作用。警察局和内政部都有他们的人。他们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安插了情报员，在福卡尔那里也有耳目。这是一个新的集团，他们相互勾结和利用，并采用讹诈和恐怖手段来胡作非为，警察在他们面前吓得发抖，不得不容忍他们的一切暴戾行为。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被捕了，法官们就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使他们获释。律师们为他们出谋划策，甚至还充当他们的联络员。如果这些人象皮埃尔?勒马尔尚那样是戴高乐将军和戴高乐派高级决策机关的常客，那就更是如此了。
由于他们具有狼和鲨鱼一般的灵敏嗅觉，所以他们能敏锐地觉察到国家这部车子在行进中出现的任何颠簸。1965年10月，即在年轻的第五共和国进行第一次总统选举的两个月之前，最高领导层的某些人觉得戴高乐将军年事已高，不宜继续领导法国了，这种阴暗的气氛并不全是密特朗和勒卡尼埃这些反对派造成的。
就在政权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集团。受到权力诱惑的蓬皮杜从戴高乐将军高大的身影后面令人不安地露出了他那肥胖的身躯。本?巴尔卡事件发生后，一些人还在希望戴高乐将军由于疲惫和精力不济而宣布退出竞选，给他的总理让路。笼罩着绑架本?巴尔卡一事的神秘色彩完全可能进一步动摇这位年老体衰的斗士的地位。
流氓们对事态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些人是在为自己打算：应该把绑架本?巴尔卡的帽子扣到谁头上呢？万一事情搞糟了，怎样才能掩盖自己呢？
事情很简单，只需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特工机构头上就是了。法国政府一定会把此事压下来，而决不会愚蠢到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置于受审的地位，使它成为报界、警察和法院的攻击对象。万一政府采取责难特工部门的态度，那也只会进一步束缚特工部门的手脚，使打入这一部门的那伙人更能为所欲为。
不管怎么说，策划这一阴谋的人肯定会捞到好处。但这一招是否能够成功主要取决于洛佩斯。此人是三料、甚至四料特务，他精通造谣惑众之术，是巧造迷魂阵、编造假情报的老手。
10月28日晚，洛佩斯把他的顶头上司——警察苏雄叫到奥利机场，要他帮个忙。他说：“明天早上，我们要在巴黎拦截一个人。这个人曾多次策划反对摩洛哥国王的阴谋，目前又在准备新的谋反活动。他曾被摩洛哥司法机关判刑，但宽宏大量的国王赦免了他……”
洛佩斯说的这个“家伙”叫“巴尔卡”。他要在第二天（星期五）去巴黎南边的梅内西附近的一个朋友家秘密会见国王的密使。
但洛佩斯故意掩盖了下列事实：提供别墅的那位朋友就是流氓布什塞什，而会晤地点实际上在丰特内勒维孔特。
相反，他却向苏雄透露了要同“巴尔卡”谈判的摩洛哥人士的名字：国王的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将军和摩洛哥保安局局长德利米少校。
苏雄有点不大乐意，他说他无权做这种事。洛佩斯答称，这事正好归苏雄管，因为这个“巴尔卡”还被怀疑通过一个大学生把印度大麻带进了大学生宿舍区。
“吸毒的事归你管吧？”
“没错。”苏雄勉勉强强地同意了。
后来，这位警察对人说：“洛佩斯给我们帮了很多忙，却从来不要什么好处，他找我帮忙就这么一次，我总不能推卸吧……”
再说，洛佩斯还向他保证说，这次会见是由法国某些高级领导机构出面安排的，他过去的上司、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菲维尔和总统府秘书长雅克?福卡尔都“知道此事”。
洛佩斯还对苏雄说；“你们警察局的领导也了解，你尽可以放心。”
尽管洛佩斯向苏雄作了一大堆堂而皇之的保证，苏雄还是心存狐疑，要求允许他考虑一下，到第二天早上再回话。至少，后来他是这么讲的。他的谨慎态度是值得赞扬的，尤其是因为他同洛佩斯有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两人一起秘密经营着一个专供禁毒便衣警察玩妓女的旅馆。
他俩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碰头，苏雄按时来了，并表示接受这个使命。有一个人通过警察局内部电话同苏雄进行了联系。他自称是雅克?奥贝尔，是内政部长罗歇?弗雷的办公室主任。他要苏雄放手去于。于是，苏雄就和他的助手瓦托在将近十二点时开着一辆警车来到李普啤酒店。
开始下手了。1965年10月29日中午十二时半，本?巴尔卡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苏雄和瓦托拦住，洛佩斯就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他化了装，戴着一副墨镜和从他的警察朋友那里弄来的假胡子。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任何一位自重的特工人员都不会如此可笑地化装的。
实际上当然是洛佩斯在指挥这次行动。只有他一个人认识本?巴尔卡。他把本?巴尔卡指给了他的穿着便衣的同伙。这一伙人乘着警察局的一辆403轿车向位于丰特内勒维孔特的流氓布什塞什的别墅驶去。汽车由苏雄驾驶，洛佩斯坐在他旁边。本?巴尔卡坐在后座上，被警察瓦托和强盗勒尼紧紧夹在中间。
另外两个流氓帕利斯和迪巴伊在几米之外的地方望风，准备在必要时助以一臂之力。看到403轿车出发了，他们也开动了自已的车子，并且很快就超过了403轿车，争取先赶到丰特内勒维孔特，以便帮助主人安排“接待”。根据计划，还应当把本?巴尔卡带到几公里以外、位于奥穆瓦的洛佩斯家里去。
至于在汽车行驶途中，在到达布什塞什的别墅后以及后来在洛佩斯的家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谁也搞不清楚。
在此后的十五年中，人们提出了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一种说法是，本?巴尔卡被塞进警车后不久就发生了事故：勒尼为制服使劲挣扎的本?巴尔卡，用两臂死命地夹住他，把他的颈椎骨都弄断了，结果，在抵达丰特内勒维孔特时，从车上搬下来的只是一具尸体。
说谎成性的流氓菲贡也有一种说法，而且由记者让?马尔维耶和爱德华?贝尔撰写成文，登在报上。菲贡说，摩洛哥国王的内政大臣乌弗基尔来到洛佩斯家的地窖里拷打被捆在暖气锅炉上的本-巴尔卡，把他打死了。为了使情节更加引人入胜，一家著名周刊的社长在叙述上面的故事时还添油加醋地声称，乌弗基尔当时手中还持着一把匕首，从此之后，人们在谈论这一犯罪案件时总要提到这把东方短剑。
根据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这个事件涉及到一笔肮脏的第纳尔①交易。我们知道，若?阿蒂亚和布什塞什一帮人不断来往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从事着总额高这几亿第纳尔的非法交易，他们诈骗那些急于把现金转到欧洲去的归国法侨和实业家。
一天，这伙流氓偶然趟见了一个人，于是向他兜售一大笔第纳尔。这个人出于旅行和开展活动的需要，决定买下这些第纳尔。此人就是摩洛哥人本?巴尔卡，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伙流氓打交道，他们的第纳尔来路不明。交易是在日内瓦进行的。本?巴尔卡毫不犹豫地糊弄了这伙小偷，成功地带着钱溜之大吉了。这伙人发觉自己上当后，就到处寻找本?巴尔卡，想逼
①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的货币。——译者
他说出他把那笔财富——八亿多第纳尔藏存哪里。这伙强盗后来了解到了本?巴尔卡的身分，并通过熟人获悉也是摩洛哥方面政治绑架的对象，于是他们就想了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在把本?巴尔卡抓到手后，他们先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让他说出钱藏在哪里。然后就可以把他交给摩洛哥人，换取巨款和重赏。
可是，从这个故事看来，流氓们后来手下得稍重了一些，而本?巴尔卡的心脏又稍为脆弱了一点，他被打死了。
他们后来又是怎样处理本?巴尔卡的尸体的呢？这一点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了，因为几乎已没有幸存者可以在将来的某一天披露真相。本?巴尔卡的尸体可能就埋在丰特内勒维孔特附近的小树林里；也可能被扔进巴黎地区某个工业家的石灰窑里烧成了灰，或按照美国黑手党的作法，被浇灌在巴黎中心鲁迈尔街一座正在修建的楼房的钢筋水泥柱里。
有些人一直确信，本?巴尔卡的尸体被装进一只货箱运到奥利机场，并装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运走了。另有一些人却说，他的尸体被一架旅游小飞机扔在拉芒什海峡。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谁也没有再见到过本?巴尔卡。我在这一事件中干了些什么呢？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又与此事有什么瓜葛呢？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当调查开始时，洛佩斯一口咬定他把事情的一切经过都告诉了我。他说：“我给你妻子打过电话！”
10月29月上午九时，即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那家小店附近设下圈套绑架本?巴尔卡之前三小时，洛佩斯往我家打了一个电话。他明明知道，在这个时间打电话准找不到我，因为我已离开家了。他也知道接电话的一定是我的妻予费尔南德，她对我的活动毫无所知，也不了解我去哪儿了。
那么，洛佩斯对我妻子谈了些什么重要事情呢？他只是说他不能按原定计划去奥利机场接保罗?雅基埃将军了。保罗?雅基埃将军在会晤了他的葡萄牙同僚之后，要从里斯本返回巴黎。洛佩斯解释说，“因为我和摩洛哥人有个约会……”
他就说了这些。我的妻子对这件事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她含混地答应说，在见到我时一定向我转达。但她又告诉洛佩斯，白天她和我没有任何联系，而晚上我也可能不回家，我很少呆在家里。
这些情况，洛佩斯是一清二楚的。他只是想把给我妻子打电话这件事作为一个幌子，以便说明他通知过我。但他通知我什么了呢？即便我的妻子把他的话转告了我，那也不能使我明白任何东西，因为洛佩斯几乎每天都同摩洛哥人有约会。
如果那天上午在发生绑架之前，他有紧急情况需要报告的话，为什么他不同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默尔?普兰联系呢？此外，洛佩斯了解我的习惯，他知道，我每星期五都在阿蒂斯蒙斯同米歇尔一起给我们在奥利机场的特工人员介绍情况，他完全可以直接来找我，至少可以来弯一下。
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当本?巴尔卡被带到丰特内勒维孔特以后，洛佩斯又去干什么了呢？他根本没有来向我和米歇尔?普兰汇报。
他跟苏雄和瓦托一起坐着警察局的403轿车返回巴黎，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和圣佩尔街的交叉日下了车。这时是下午一时半。此后，他又白白放过了宝贵的一小时。他干什么去了呢？
他走进了圣佩尔街的“老兵俱乐部”。这是抵抗运动老战士的聚会地点，但也是密探和戴派活动分子的巢穴。他决定从那里打电话。
俱乐部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而这正中他的下怀。他希望被人看到。他需要有人为他作证，说他走进“老兵俱乐部”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地下室的存衣处去打电话了。
他在楼梯上正巧碰上了他的老朋友卡尔卡松－勒迪克，卡尔卡松刚去地下室接过他妻子打来的电话。他是福卡尔的朋友，是最忠诚的戴派分子活动网的头目之一。他显然可以作证说：“是的，我看见洛佩斯在一点三十分到达俱乐部，进门后，他立即去给某人打了电话……”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某人”就应该是我了。但在这关键的一天里，洛佩斯这样一个老练的特工人员竟然屡犯错误，尽出纰漏，真是不可思议。他明知道我每星期五都在阿蒂斯蒙斯，但他却偏不往那儿打电话，而是拨了我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电话号码。
只有洛佩斯自己一个人声称给我打了电话，而实际上，人们永远无法找到有关这次电话联系的任何记载。
洛佩斯说：“我打电话给菲维尔，但他不在，是他处里的一个人接的电话，我向这个人作了简短的口头汇报……”
据洛佩斯说，这个汇报只有几句话：“告诉托马（这是指我），唐?比得罗（这是洛佩斯的代号）说，与摩洛哥人约会的地点在丰特内勒维孔特他家的附近……”
作为一次组织得如此严密、有警察流氓和摩洛哥人参加的绑架事件来说，这一口头汇报未免有点简单。但工于心计的洛佩斯企图使人相信：他在电话中无需作更多的说明，因为我已了解其它情况；而他给我留下口信，只是为了确认行动计划。可以说，陷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活动与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同时开始了。
离开“老兵俱乐部”后，洛佩斯驾驶着他留在巴黎的奔驰牌轿车去丰特内勒维孔特接布什塞什，并和这个流氓一起回到奥利机场。随后，他俩一起在机扬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同拉巴特通电话。
洛佩斯首先给摩洛哥保安局局长德利米的办公室主任阿夏西挂了一个电话：“你的客人到了，他同意见你！”
然后，他又给乌弗基尔的办公室主任阿兰姆打电话：“你的家具准备好了……”
由于电话间太小，挤不下他们两人(布什塞什素有“大胖子”之称)，他们只好让门半敞着。当时呆在附近的一位名叫苏阿尔的邮电部监察员注意到这两个人极度紧张。他甚至在无意中还听到了只言片语。
神色慌张的布什塞什向洛佩斯提示他该说的话。摩洛哥人应到：“立即来一下，如有必要，可坐军用飞机来”。绑架者在执行计划过程中似乎出了一点毛病。
邮局负责人后来找到了有关这两次通话的记载：一次是在十七时三十二分，另一次是在十七时三十八分。
当晚，洛佩斯又在家里同他的摩洛哥朋友通了电话。先是乌弗基尔给他打来电话，要他证实本?巴尔卡已“被抓到手”，乌弗基尔似乎有点将信将疑。当然，他还是会来巴黎参加预定的会见的。
“但我必须先征求一下老板的意见。”
乌弗基尔所说的“老板”指的是国王。如果他得到国王的同意，他就会在当天夜里搭乘二时三十分那班飞机来到巴黎。德利米从阿尔及尔给洛佩斯打来电话，称他将于第二天下午两点到达奥利机场。洛佩斯对前来打听消息的布什塞什和勒尼说：“行了，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就要来了！”
10月29日那天晚上，我离开位于阿蒂斯蒙斯的指挥部返回巴黎，我一点也没料到就要出事。我的朋友和助手雅克?韦兰开车送我。我自己的车留在图雷尔总部，所以我还得去那里取车。
我利用这个机会到二楼办公室取我忘在那里的雨衣。我环视了一下空荡寂静的办公室。这个周末正好和11月1日的万圣节连了起来，因此任何行政人员都不会在下星期二之前返回这里。我打开办公室的灯时，雅克?韦兰也在场。
办公室里干干净净，看不到一张纸片。根据这里的规矩，每天晚上，所有的档案、文件、通报、笔记，乃至打字纸都要锁进保险柜。纸篓里的废纸必须烧掉。
如果处里的人替我接了一个紧急电话并为此在办公桌上给我留了条子的话，我是会一眼就看到的。我会赶紧看一下纸条的内容，并视情况采取必要措施；然后我还会给留条子的人打电话狠批他一顿，因为在办公桌上留纸条是违反安全规定的。
倘若有人有急事告诉我，我处里的人就应当打电话到阿蒂斯蒙斯找我，或在我回到局里时当面通知我。要是在夜间，他们可以随时给我家里打电话。
当我们全处的人都外出活动，而我本人也不在处里时，我手下的一位行政人员雅克?布瓦泰尔就负责每天晚上把东西都锁好。他熟悉所有的安全规定，他的职责就是执行这些规定。他负责检查每个办公桌的桌面是否已经收拾干净，并负责传递当天的最后一些文件。
那天晚上是布瓦泰尔值班，但我没有见到他。我的桌子上没有任何东西。白天没有人通知我有什么事，晚上也没有人往我家里打电话。
实际上，在那个神秘的时候，应该把我蒙在鼓里，不会有什么真实的情报转告我。人们不让我有可能采取下列行动：提醒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及某些负责人，要他们发指示，做出应有的反应，让警察局审问洛佩斯并派人去布什塞什家搜查。
这主要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完结，那些策划者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让别的事情妨碍事态按原定计划发展。
10月30日（星期六）凌晨三时，洛佩斯在奥利机场等候乌弗基尔。然而，这位摩洛哥内政大臣并没有出现在来自卡萨布兰卡的旅客中。
洛佩斯回家后接到乌弗基尔打来的电话：“我因有事而耽搁了。我今天下午五点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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