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我走进马提翁大厦，穿过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办公室过道，猛然把我推进一间厅室。室内一个人起身相迎。我认出此人是蓬皮杜。
“总理先生，这就是菲维尔先生。我同他谈了我们所关心的那件事，可菲维尔先生竟然拒绝了！你也许不会相信有这等事。”
蓬皮杜十分惊讶，他凝视着我们两人。
“怎么？他拒绝了！告诉他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我跟他讲过了，可他回答说他只执行他们局长下达的命令！”
蓬皮杜的眼睛里闪现出讥讽和略显凶狠的光芒。
“菲维尔先生，你怀疑我的命令有充分根据吗？”
“我丝毫也不怀疑，总理先生，但我并不是能够立即从命的军人。我是一名受到纪律约束，必须服从我的顶头上司——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的文职官员。我等待保罗?雅基埃局长亲自向我转达你的命令，然后再去执行任务！”
我一口气把话讲完，等着在几秒钟内被撵出总理办公室。然而，蓬皮杜却放声笑了起来。他又打量了我一番，随即耸了耸肩，带着感到好笑而又不大相信的神情摇着头说道：“他不干！他说他不干！他断然拒绝了我！太好了！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帕托特恶狠狠地瞪着我，低声对我说：“看你把总理先生气成这个样子！”
蓬皮杜打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可以走了。我退出办公室时，还听到他在独自哈哈大笑，仿佛是有人刚刚和他开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玩笑。
“他不干！他不干！……”
我寻思：蓬皮杜私下碰了钉子心里很不痛快，他决不会就此罢休。下一步肯定要难对付得多。回到总部后，我便把下属召集在一起，开始向他们告别。我知道，公民行动队的人已打入我的队伍，他们象“鼹鼠”一样，目前尚处在冬眠状态，还未开始行动。他们想慢慢来，而我则想给他们提供方便。
“诸位，”我对第七处各科科长和副科长说，“我今天拒绝了要我们处去围歼秘密军队组织的任务。你们知道，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只是为共和国服务。我决不同意把第七处拱手让给某个政党或集团，让他们以此为工具去向另一部分法国人清算宿怨。我采取了抵制态度，因此免不了要遭谴责，也可能会被迫辞职。”
我还表示，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自由地做出抉择。至于那些想和我疏远的人，只要他们提出申请，我立刻就可以放他们走。留下来的人显然就是和我站在一起的，我也可以心中有数。我感谢他们患难与共的情谊，同时又告诉他们，届时我也许无法使他们不被调往其它单位。
总之，那天晚上我预感到第七处的末日就要来临，一个霹雳般的打击将摧毁这个完美的机构。
当局长派人来叫我时，我猜想严峻的时刻到了。我向他的办公室走去，仿佛是最后一次应召登门。我发现保罗?雅基埃的神情十分慌张。
“我刚接到帕托特打来的电话。他气得都快发狂了。你竟敢顶撞总理，菲维尔，你考虑到后果了吗？”
“局长先生，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提醒总理和帕托特先生必须逐级下达命令。我认为，这是避免发生严重违反规定和灾难性事件的唯一办法。鉴于他们要给我们下达的命令的性质，就更应该如此。”
我还指出，这类命令可能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深深卷进去，因此，必须用书面形式下达命令。
我对保罗?雅基埃说：“我也是为你的后路着想。一旦发生丑闻，你手中又没有书面命令作凭证，谁出面来保护你呢？你将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其次才轮到我……”
保罗?雅基埃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我，我觉察到，惶恐不安和犹豫不决的复杂心情缠绕着他。保罗并不是能够承担责任的男子汉。我只向他陈述了在没有上级保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危险性就赢得了一分。
“好吧，”他沉下脸说，“我们再研究一下！”
当天晚上，我在办公桌上看到两份离职申请书，两只“老鼠”想逃离它们以为是正在下沉的航船。但那一次谁也没碰我们处一根毫毛，两个申请者自觉献了丑，再也没有脸面返回第七处。其余的人都经受住了考验。
我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人们也不再坚持强迫我接受我不愿干的工作了。帕托特有些生我的气，但并不太厉害，因为他还想把我拉过去。
不久，他又来做我的工作，想必是来给我最后一个机会，好让我在他的主子蓬皮杜那里“恢复名誉”。
“菲维尔，”他说，“《一分钟》周刊对总理的连篇累牍的攻击和肆无忌惮的污蔑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们了解到，该周刊的社长让－弗朗索瓦?德韦把有关国家防务的文件藏在他办公室内的保险柜里了，因此，取回这些文件是完全合法的！对你们谍报专家来说，这可是易如反掌啊！”
我想打断他的讲话，但他接着说：“等一等，我先给你亮个底！总理希望你们能趁此机会再搞到一些材料，让我们今后可以用来要挟德韦先生。”
我怒不可遏，质问他：“我手下的谍报专家肩负着最微妙的秘密使命，你们是不是要我暴露他们的身份，叫他们到一家不幸招惹你们不高兴的报社去偷文件？”
最初，帕托特傻头傻脑，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他说：“如果你担心会留下撬锁的痕迹，那就干脆在走以前放上一把火！”
我肺都气炸了：“还让我去放火？真是岂有此理！我决不会因为那家法国周刊的观点同你们不同而去袭击它！”
帕托特气得满脸通红，霍地站起身来。
“菲维尔，你蓄意违抗，这回你可是太放肆了！”
事后了解，我们之间再次争吵的情况既没有汇报给蓬皮杜，也没反映到保罗?雅基埃那里。帕托特向我谈了大量有关政府意图的内情，从而泄露了天机。从此，他再也不来找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放弃把第七处变成一个为戴高乐政权效劳的庸俗的、俯首贴耳的“管子工”机构的计划。相反，他将采取迂回的手法，指使公民行动队的密探和特务打进我们内部，企图逐渐逼迫第七处就范。
我最忌讳让流氓无赖们混入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然而，帕托特却专横地把一个叫雷蒙?默尼埃的家伙安插到了我们处里。
此人肥胖臃肿，畸形丑陋，两个巴掌又大又厚难以相握；他嗓音沉浊，声调粗俗，满口都是下流的脏话黑话。他集鄙俗、野蛮之大成，活象某些电影中恶人的保镖！
1961年，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得了“大巴掌”绰号的雷蒙?默尼埃因持械抢劫罪尚在服刑，六年后始能获释。但当时政府正在镇压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和秘密军队组织，缺乏彪形大汉充当打手。在此情况下，自然不能让这个不可多得的宝贝蹲在监狱里无所事事。
雅克?福卡尔和戴高乐派律师皮埃尔?勒马尔尚派人到各个监狱和教养所挑选一批打架斗殴的能手，驱使他们去对付在法国本土活动的德居埃尔德中尉的“三角洲突击队”和塞尔让上尉的行动小组。
就这样，默尼埃在罗歇?弗雷领导的内政部的庇护下出了狱。那时候，内政部是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指挥部。默尼埃和其他一些象他那样的地痞流氓奉命钻进反戴高乐组织的内部，制造挑衅、爆炸事件，并把这些嫁祸于反对派，他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假秘密军队组织，致使一些幼稚而又可怜的家伙上当受骗，最后被判处重刑。
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自相残杀的斗争结束后，那些从总理府和内政部的专项开支中领取高工资的密探就只能整日在街头游荡，只能享受半薪待遇了。他们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到处横冲直撞，因此，暂时不再需要他们卖命的主子就只好设法安置他们。
显而易见，这些流氓无法变成农业专家或大使馆的随员。那么从哪笔预算中拨款给他们发饷，让他们安分守己呢？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想到了拥有秘密行动经费的第七处，我虽竭力反对，但却无济于事。最后，我被迫接纳了默尼埃和几名不可靠的流氓。但我在第七处内部，对他们采取了最严密的隔离措施，尽量避免让他们参加行动小组去执行任务。他们实在是太显眼、太不牢靠了。怎能期待他们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
默尼埃曾在一次谋杀蒙博托的行动中做了拙劣的表演。刚果（利）总统喜欢手持武器，因此特工机构策划向他赠送一把柯尔特式手枪。手枪里预先做了手脚，只要击发第一发子弹，就会引起爆炸。说来也巧，蒙博托手下的一名军官想在总统之前露一手，他扣动了扳机，结果被削掉了脑袋，栽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
默尼埃逃了出来，可是他的同谋保罗?西赛罗——一个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却被逮捕，受了酷刑，最后被处决。默尼埃被让－皮埃尔?勒努瓦接受下来，在他的军火交易科工作。我叮嘱勒努瓦说：“别把重要的差事交给这个家伙！”
“大巴掌”默尼埃和某些走私诈骗集团混得很熟，他从那里搞来了几份没有多少油水的情报。风波由此而起。一天，军火交易科的一个专职人员来找我，忧心忡忡地说：“默尼埃想大闹一场！他认为得到的报酬太少，扬言要到局长那儿去告状！”
“凭什么？”
“默尼埃到处亮出他的公民行动队的证件，声称他是受到超级保护的，他自有办法迫使总部付给他最高工资！”
默尼埃若是以为对我可以来阿蒂亚那一手，那他是打错了算盘。我让人转告他，我同意在总部以外的某个地方和他谈判，并建议在马约门附近的斯波儿咖啡馆见面。
会面那天，我手下的两个人赶在约定时间之前就来到咖啡馆打埋伏。雅克?韦兰坐在一个角落里慢慢地呷着一杯清咖啡，贝尔纳?图尔努阿则在大厅的另一端察看动静。当年，贝尔纳还是一个身披蓝色斗篷的小学生，现在，他已成为我们处的一个中尉，鼎鼎有名的福将。
大胖子默尼埃来了，他沉甸甸地一屁股坐到软椅上。在一旁静候的我，赶紧“上场”。我好象独自一人似的走到这只“大猩猩”身边坐下。
“说吧，有什么问题？”我先开了口。
“什么问题？”福卡尔和帕托特的宠儿默尼埃咆哮起来，“你那溜子人把我当成一个废物，我可受够了！我给你们搞到了第一流情报，价值几百万法郎。我满可以到外面把这些情报卖掉。可你们给了我多少报酬？那么一丁点儿钱。你怎么让我活下去？拿钱来，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怎么样？”
他摆出一副不好惹的神态，把巨掌伸进口袋，掏出一把柯尔特式手枪在桌子底下向我亮了一下，作了个卖黄色照片的掮客那样的动作。
“看清楚家伙了吗？要么马上掏钱，支票也行，要么咱们俩较量较量。你挑吧！”
“真有你的！”
默尼埃也许以为他与政界人士，密探、盗贼、三教九流关系密切，可以镇住我，以为我看到他的手枪就会被吓昏过去。
我向雅克?韦兰便了个旁人觉察不到的眼色，雅克立即把该付的咖啡钱留在桌上，站了起来。他若无其事地朝我们方向走过来，突然一个箭步跳到默尼埃跟前。默尼埃惊讶地瞧着他。
“别盯着我的脸，好好看看我手里拿着什么！”雅克冷笑道。
雅克的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紧握着一把家伙，粗粗的枪口把衣兜鼓了起来。与此同时，贝尔纳也出其不意地从后面悄悄靠近默尼埃，用枪顶住了“大巴掌”的腰部。
气势汹汹的默尼埃煞时瘫软下来，象个撒了气的皮球。他的手一松，枪掉到了地上。他急忙把两只非同寻常的大爪子放到桌子上，颤抖着说：“我的枪没上子弹，你们可以检查！”
贝尔纳迅速拾起默尼埃的枪，发现膛里确实没有一粒子弹。
他轻蔑地说：“就会虚张声势，饭桶一个！”
我突然间觉得是在演一部有失我们身份的劣等侦探片。如何在这些流氓捅出无法弥补的漏洞之前，彻底甩掉他们呢?
我对“大巴掌”说：“默尼埃，你被开除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愿听到有人提起你。如果我在图雷尔附近碰见你，我就以坑蒙诈骗，敲诈勒索、威胁杀人、谋财害命等罪名把你关起来。听见了吗？”
回到办公室后，我命令下属断绝同默尼埃的一切联系。我把他的档案转到保卫处，并注上评语：“危险分子，需严密监视。”
当时，我还有把不受欢迎的家伙从我们处赶出去的权力，即使他们的后台是政府中的某些高级领导人。
我们给予默尼埃的教训似乎起了作用，因为从那以后，他就从我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数年后，我在戛纳应邀参加一次鸡尾酒会，那时我已离开谍报部门。无意中，我又听见人们在议论默尼埃，这使我惊讶不已。
有几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在索洛涅地区的一次盛大壮观的打猎活动中碰见了一个十分引入注目的阔佬。此人乘坐一辆由司机驾驶的高级黑色轿车来到现场。人们称他为“雷蒙?默尼埃将军”。
“将军？你们敢肯定吗？”我笑着问道。
“绝对没有错！他身高体胖，块头象座山，两只手大得没法说，他从皮套里拿出一支锃亮的布尔德步枪向我们大肆炫耀，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去非洲狩猎和远征的经过。”
“据你们观察，他作为一个将军，是否显得过于粗鲁呢？”
“是的。他言谈粗俗，但大家都以为这是他的戎马生涯所致，当他用沙哑的声音讲述他那类似塔尔藏①历险记的情景时，姿色艳丽的夫人们都吓得尖声叫了起来！”
在我们处内部，特别是在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过殊死斗争的军火交易科有一些高级联络员和重要的情报员，他们当年都是戴派分子，如今他们却感到失望，有人还坚决反对充当密探。出于保守机密的考虑，我们要设法使他们免遭警方的追捕，谁敢保险某些肆无忌惮、有权自行其事的警察不询问他们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活动的情况呢？
①塔尔藏(Tarzan)系小说和电影里虚构的人物，以各种非凡的冒险经历而闻名。——译者
菲利普?德马赛是我们这里深受器重的一名特工人员，由乔治?帕拉警长领导的一个小分队正在搜捕他。
指控德马赛犯了什么罪呢？他们说他同法国本土的秘密军队组织有来往，参加了暗害戴高乐的行动。实际上，这只是个谵妄性谋杀设想而已：在某个招待会上，让一个亡命之徒戴着装有毒刺的戒指去同戴高乐握手。
“他们胡说是我发明了这种戒指！”菲利普?德马赛讲道。
我们很快就识破了为政治效劳的警察的用意：逮捕德马赛，让他供认参加了阴谋活动，其后台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警察对我们从未有过好感，如有可能，他们准会兴高彩烈地指控我们从事反对戴高乐政权的阴谋活动。为了对付特工部门，他们竟掀起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迫害运动！他们转弯抹角地算计我们，企图置我们于死地。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便立刻采取种种措施保护德马赛撤到瑞士去。他将在深夜循军火交易科负责人之一“罗贝尔”上校熟悉的小道飞速滑雪逃往瑞士。“罗贝尔”上校曾在汝拉山一带的边远地区指挥过一个阿尔卑斯山轻步兵连作战，谙熟那里的情况。德马赛越过边界线后将由一个为我们工作的瑞士律师负责接待和安顿。
那天晚上，帕拉警长没有捉拿到德马赛，便命令军火交易科科长让－皮埃尔?勒努瓦到索赛街去见他?那个时候，法国处于国家专制状态，帕拉这样的警官在某些方面拥有自行其事的权力。
我们把一切都告知了保罗?雅基埃，但我们的局长却回答说勒努瓦不必担心，他可以去向警方进行解释，这一切并非坏事。保罗?雅基埃在后来的危急时刻一直采取了这样的态度。
在一个办公室里坐满了疲惫不堪而又咄咄逼人的巡警官。勒努瓦首先碰到了米歇尔?哈克，此人是司法警察局局长、统筹安排反秘密军队组织作战部署的总负责人，勒努瓦和哈克彼此很熟悉，但在这国家、集体乃至家庭都分裂成两派自相残杀的岁月里，绝无牢固的友谊可言。一个人如果撞见了自己的密友就会变得更加凶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竭力摆脱和抛弃这位至交，否认同他的一切联系。
“好哇，”哈克吼道，“现在你们在自己的机关里窝藏叛徒！我该马上让人把你抓起来！”
勒努瓦不动声色，他眯着双眼，象往常一样，脸上带着几分嘲弄人的微笑，说：“如果你高兴的话，那就请便吧！千万可别因为是我而感到不好意思！”
哈克暴跳如雷，“帕拉会有办法让你低头的！”
“真的？”勒努瓦装疯卖傻地说，“你们还真抬举我，让我跟你们警长谈话。”
勒努瓦和帕拉之间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勒努瓦故意纠缠，使争论拖了整整一个通宵。他心里有数，每多拖延一分钟，德马赛离逃遁的目的地瑞士就越近。
帕拉愤怒极了，勒令勒努瓦把逃犯交出来：“你们一定是把他窝藏在哪个基地里了。你们必须把他交出来！”
“警长，”勒努瓦拖着声调说，“你很清楚，我们的基地都是绝对保密的。如果我说出来，你我二人可就犯了法，难免要去蹲监狱……”
“机密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帕拉吼叫道，“眼下要紧的是消灭国家的敌人！你们和我们一样都必须大力支持戴高乐将军！”
勒努瓦依然带着毫不在乎的神情低声说：“亲爱的警长，我们将心比心，倘若你和你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有人却要你去给警察局打电话告发他，你肯干吗？”
“哪家咖啡馆？”帕拉抓住“咖啡馆”这三个字，仿佛抓住了什么线索似的。
“噢，随便在巴黎的哪家咖啡馆！”
“你居然嘲笑我！”帕拉勃然大怒，“真是一点儿爱国心都没有！”
直到翌日清晨?帕拉和勒努瓦还在面对面地争执不休。这时，一个警察走进来跟帕拉耳语了几句。他们刚刚获悉，法国到处搜捕的菲利普?德马赛并不在巴黎，而是在日内瓦，他刚刚在瑞士电台的法语节目中发表了声明。
“我看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帕拉怒目圆睁，忿忿不已。
他还不知道拿勒努瓦怎么办。这时，我亲自出马进行交涉，要求他立即释放我的助手。帕拉气得浑身发抖，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照办。
帕拉感到自己被人戏弄了一番，可又没抓住什么。他愤怒地叫嚷有朝一日要跟观点相同和怀有同样愤懑情绪的警察们一起向第七处报仇雪恨。这就给我们增添了许多敌手：部长、警察、密探等等。不过说实话，我在当时仍然坚信我是不可制服的。神灵庇护着我，我领导的机构组织严密、团结一致，外国特工部门都羡慕不已。任何人都不敢从正面对我们进行攻击。
难道我们不是无与伦比的最出色、最勇敢的技术专家吗？
1964年夏，在戛纳举行的“肯尼迪回合”谈判期间，我们又采取了行动，露了一手。这岂不足以证明我们具有令人为之惊羡的大无畏精神吗？
戴高乐将军的酬谢
“肯尼迪回台”范畴内的这次会议对于欧洲货币的前途，对于开始隐约出现疲软征兆的法郎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诚然，法郎的信誉尚未下降到1968年11月那样令人惊呼的严重地步（到了1968年11月，连戴高乐将军手下的部长们都试图说服他宣布法郎贬值），可当时已能看出事情不妙的端倪。
显而易见，华盛顿方面在和我们作对。戴高乐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执意和美国人抗衡，力图使欧洲人团结在他的周围。他把赌注押在黄金上面，以此来削弱作为参考货币的美元的地位。
在这次决定性会议的前夕，不光是最高层，更主要的是特务机关，都在进行准备。与会各方无一不在设法摸透伙伴们的意图，争取自己在谈判中尽可能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不这样做，如果坐到谈判桌旁时对人家预先作的准备一无所知，那岂不等于束手待擒，等于自杀？
起初，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试图采用通常的手法，在各国首都收集情报。同时，它还对其它国家驻法国的外交官的活动进行窃听。我本人不同意这样做，我认为窃听外交使节的活动不会有什么收获。有识之士一向避免在电话交谈时涉及机密内容，他们甚至可以利用电话来“泄露”假情报，蒙骗搞窃听的人。
我们安插在法国驻外大使馆的随员以及国外的联络员们发回的报告没有什么油水。我们也曾企图破译某些外交电台的密码。我们局机要室的人费尽了心机，但结果枉然，始终未能破译对手的密码。
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吉斯卡尔?德斯坦①在里沃利街焦躁不安。眼看会议开幕的日期已经逼近，可是自己手头却还没有一份确凿的材料可供研究参考。他怎能不忧虑？在局领导小组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保罗?雅基埃俯身对我说：“菲维尔，财政部长吵着向我要情报，可是我什么也交不出来。你必须亲自抓有关肯尼迪回台的情报工作！为此，我授予你全权，你可以调用一切人力和物力。”
离会议开幕只有八天的时间了。看来，我只能“火中取栗”，等与会的各国部长和他们的顾问团、警卫以及他们装满文件的提包抵达戛纳时，在现场动手。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是异乎寻常的，好比吉凶难卜的赌博，危险陡然要增加好几倍。
我制定了计划。首先，可以充分利用下述有利条件：各国部
①吉斯卡尔?德斯坦当时任财政部长。——译者
长和他们率领的代表团都将下榻于美琪大饭店，我对那儿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手下那班专门在宾馆和旅馆执行“诱鸟笛”任务的人马，曾经在“美琪”活动过。另外，我在“美琪”上上下下都有可靠的内线，他们会向我提供所需的客房和套间，让我安置特工人员、操作设备以及无线电台。旅馆普通工作人员中也有我的人，我还可以另外再安插一批人充当侍者，司机，门房等勤杂工。
我准备调用我班子里最优秀、最能干的人马投入这一空前的行动中去。首先就是雅克?韦兰，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是我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穆罕默德五世返回摩洛哥的那一天，我们俩曾一起死里逃生。雅克?韦兰先动身到戛纳去察看现场。他将同美琪大饭店的几位已经知道内情的负责人联系，由他们安排住到准备留给美国代表的客房里，即将到会的美国代表是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他是肯尼迪一家的朋友、金融问题专家。
雅克?韦兰在那套客房里呆了两天，没有出门。房间内有哪些障碍物，地板上何处踩上去会发出细微的声音，衣柜是否吱嘎作响，他都摸得一清二楚。夜间，他躺在那里侧耳细听，注意有什么动静，嘈杂声来自何方，间隔时间多长……他反复练习在房间里悄悄地摸黑走动，不碰翻任何东西。他在门锁和铰链上抹了油，取下了所有钥匙的印模，并确定了安装窃听器的位置。象以往一样，我们将窃听器安在窗帘杆上，这种办法十分妥贴。我们选用的窃听器与窗帘杆的颜色相同，有厚厚的窗帘遮挡，很难发现。帘杆和窃听器都是金属制品，纵然有探测器也无法区分。美国副国务卿抵达以后，他的保卫人员肯定要对套房进行周密的检查。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打算在最后一刻，即在美国人检查完毕之后，再安装一台由我们自己实验室研制的定向窃听器。它朝向天花板，我手下的一位特工人员在楼上对应的房间里监听。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偷听乔治?鲍尔的私人电话，因为打电话时不可能谈什么实质性内容，我们指望窃听器能帮助我们掌握鲍尔的时间安排，进而了解什么时候可以潜入他的房间搜寻情报，同时判断能在里面逗留多久。
有些文件可以在套房里用米诺克斯照相机当场拍摄，但也有一些文件必须偷偷地拿出来，送到秘密工作间里用缩微法拍摄，然后乘副国务卿尚未回房之机赶紧放到原处。
以前，每当采取这类行动时，我总配备一个安在小型卡车上的流动工作间。卡车经过伪装，带着“洁净洗染店”的标记，停在美琪大饭店后面。我们的人无须穿越旅馆大厅，只要从一扇普通人不知道的便门出去，很快就能到达流动工作间。可是，这一次的行动非同小可。我们必须就近冲洗胶卷，根据底片清晰程度，确定是否需要重拍。有了效果理想的底片，还得洗印成照片，然后立即把情报送走。我自然希望在最良好的条件下工作。出此，我决定把美琪大饭店的一间客房改成工作间。
时间如此之紧，是由于吉斯卡尔?德斯坦要求尽快看到材料。他本人在肯尼迪回台谈判的最后几天才来参加会议。他强调，到那个时候，他务必掌握最充足的分析材料，做到胸有成竹。他特地向戛纳派遣了一名副手，负责同我们保持经常性联系，他在克鲁瓦塞特海滨林荫大道的费利克斯旅馆等待我们的情报，财政部派来的密使身材瘦小、神态拘谨，他对于自己能扮演特工人员的角色感到受宠若惊。他来去巴黎均乘坐专机。事关重大，情报不宜通过电话渠道传达。再说，通过专机，我们准备窃取的文件就可不失时机地送至巴黎。
财政部的官员们心急如焚，一再催逼我们。为了能再争取一点时间，我吩咐局里的实验室研制一种能即时冲冼胶卷的超速显影剂。
我交代任务时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取得成功。”
然而，尽管泰斯老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连数天通宵达旦地苦思冥想，最后却未能如愿以偿。
“你们的部长实在太着急了！”他埋怨说。
由于没有所需的显影剂，行动小组联络员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必须物色一位能干的人，他善于在旅馆里上下左右来回奔波，在交接一批又一批文件时，还要审慎等候，若无其事地停下来装着和别人闲聊。所有这些，他都应该处之泰然，不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为什么不挑选一位漂亮时髦，擅长交际的女郎呢？她会使接触的人着迷。大家不会对她的行踪产生怀疑，相反会赞美她、向她献殷勤。这样的“奇才”，我手下就有，就是那个伯爵夫人，一位体态轻盈、真正的贵妇人，一位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女间谍。
自从美琪大饭店建成以来，她的家人就是这里的常客。每次来“美琪”住宿，她总是象王后一样受到款待。她一身珠光宝气、妩媚窈窕、雍容华贵。她的外表和打扮能起很好的保护作用，服务员见到她都点头哈腰，男人们则为之倾倒。她可以轻松潇洒、自由自在地在旅馆走廊里行走。谁敢怀疑她、搜查她、逮捕她呢？
我向她面授机宜：“你还得施展诱人的本领。我手下的伙计们行动时，你尽量设法把有关国家的代表和警卫的注意力吸引到别处去，譬如酒吧间。”
我不知道这话说对了没有。其实，她一到美琪大饭店，就把各方的所谓注意力都吸引住了。
她对我说：“你老是等到最后一刻才通知我。眼下，我连辆车子都没有，我的家小和朋友都到索洛涅打猎去了，我只能坐飞机去戛纳。我到那里以后，你得想办法给我找一辆与我的身份相称的汽车！”
我明白她的意思。如果我不愿意惹她生气，如果我希望她的工作卓有成效，那我就必须满足她的要求。于是，我通知让－玛丽?科伊东，吩咐他担任伯爵夫人的司机。此人是一位了不起的开保险柜专家，就是他和我结伴成功地偷窃了一台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
我对科伊东说：“你到罗密欧汽车行去一趟，租一辆最豪华的高级小轿车。不要吝啬，吉斯卡尔?德斯坦会出钱的！”
戛纳罗密欧车行里有的是漂亮阔气的美国汽车，大多是那些运气不好的赌客廉价拍卖的。憨厚的科伊东喜出望外，运用我授予他的全部权力，选了一辆最奇特、最招眼的费尔莱500型轿车。车身又宽又长，犹如救护车，里面共有六个座位。更恼人的是，它那浅绿带黄的颜色非常难看。我要是预先考虑得周到一点就好了！
当我到达戛纳时，科伊东得意洋洋地向我吹嘘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一辆。”
闻此言，我火冒三丈：“你马上把车给我退回去！”
可惜，已经太晚了。车行里已租不到台适的轿车。要不要，就是那辆费尔莱500轿车。否则，什么车也别想弄到。我渐渐消了气，结果却出现了奇迹！伯爵夫人兴冲冲地坐进去，“怪车”的面貌马上就大为改观。她的容貌使镀铬的瓜形轿车似乎变成了一辆华丽的马车。伯爵夫人头藏阔边软帽，婀娜多姿、妩媚如画，颇象保罗?莫朗①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看来，那辆费尔莱50O型轿车配她正合适！
可是，她的司机却要为此受罪。鲁莽的科伊东虽然是最优秀的赛车驾驶员，但他从来没有开过带自动变速箱的汽车。在整个“肯尼迪回台”谈判期间，只要科伊东开着他那辆“费尔莱”，变速箱总是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其它机械部件随着震动发响，经常惊动饭店门口的侍从和过路的行人。
此外，开着这辆车身很长的轿车进出美琪大饭店停车场或前往旅馆门口等候主人时，都得费尽牛劲，完成一系列复杂繁琐的驾驶动作。与此同时，其它车辆等在后面，排成了长长的车队，大家纷纷围上来观赏超级“怪车”，并对花枝招展的伯爵夫人品头论足一番。对于特工人员来说，这未免太招摇过市了。也许有人会提意见，奉劝我让伯爵夫人步行出门。可是，这在美琪大饭店
①保罗?莫朗(1888-1976)系法国现代小说家。——译者
行不通，富裕阔绰的住客总是召唤车子开到门口接送。否则，人家就会嗤之以鼻，另眼相看。
众人围着伯爵夫人团团转，盛况空前，颇象“夏纳联欢节”时的情景。这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掩护条件，正中我们的下怀。
她偷偷地传送大批秘密文件的复制件，可笑的外国代表团保镖们却大献殷勤，为她效劳，给她开路。她的举止宛如艺坛明星。她如此引入注目，谁还会怀疑她在从事神秘的特务活动呢？因此，我们通过她传递情报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大的一项秘密战行动即将在美琪大饭店展开，我是唯一掌握这次行动的全局的人。美琪大饭店的整个一层楼，全被与会的外国代表团及其顾问团和警卫班子包下来了。
我们对这层楼的所有客房，包括乔治?鲍尔的套间，都秘密作了布置。考虑到这次谈判的重要性，我决定冒冒险，不放过出席会议的任何一国的部长。但对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的部长手下留情，不准备搞得太厉害，简单迅速地探测一下就罢手。然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等国的代表，特别是美国副国务卿这样的头面人物，将始终受到我们的严密监视。
我们的班子由特工人员和技术专家组成，总共有十五人，均安置在上面一层楼。我们专门搞了一套房间，作为窃听站，配有通晓各国语言的特工人员昼夜值班，监听楼下每个房间里窃听器传来的声音，另外一个房间临时改成照相冲洗室，有关人员可以在里面冲胶卷、迅速洗印和放大照片。还有一套房间辟作我的指挥所，一旦发生危险，各路人马就来这儿集合。
这样，美琪大饭店内同时存在着迥然不同的两层楼；其中一层住着各国部长；另一层则包给了监视和窃听他们的法国特工人员。
在大名鼎鼎的美国政治家、民主党要人、法国人让-莫内①的
①让?莫内(JeanMonnet)，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洲统一的倡导者，曾任法
国计划总署第—任主任。——译者
密友乔治?鲍尔抵达二十四小时之前，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①的特工人员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对副国务卿即将下榻的套房进行了检查。身穿轻便服装的美国特工人员一个个体魄魁梧、皮肤黧黑、面带狡诈的笑容。他们在房内仔细搜索查验。结果不言自明，当然是一无所获。等他们搜查完毕，我们的一名特工人员便装作旅馆服务员，伺机把微型定向窃听器安到窗帘杆上。
所有外国部长居住的套房无一例外，都按此办法进行了处理。一切部署完毕，整个那层楼就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不过，当我看到乔治?鲍尔的保镖在走廊尽头能够察看整个楼层动静的一个房间安顿下来时，我不禁又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他们会不会始终把门敞着，监视进出副国务卿套房的每个人呢？
不，他们把门关上了。看来，他们什么也不怕，只担心副国务卿在旅馆外活动时的人身安全。只要乔治?鲍尔一外出，全体保镖就迅速跟上主人，紧随左右，简直是一步不落。
第一天晚上，我自己装作旅馆的住客，从远处察看拥挤的人群，只见身材颀长、举止端庄、两鬓斑白的鲍尔走出房门准备去参加为会议开幕而举行的宴会。强悍凶狠的贴身警卫前呼后拥地圈着他，俨如一支强大的巡洋舰队护卫着一艘航空母舰。先是在走廊里、电梯厢周围响起了一阵碎步紧跑声，接着楼下大厅里又熙熙攘攘，人声鼎沸，长官命令下属的吼叫声和步话机刺耳的杂音汇成一片。其它国家的部长也一一离开自己的套房，如同美国副国务卿一样，由许多保卫人员簇拥着前去赴宴。
随着他们的人影消失，闹剧结束，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没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留下警卫值勤，大家只是把房门锁上了事。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下手的好机会。每当代表们前去参加肯尼迪回合谈判的冗长的会议，或者外出到海滨棕榈餐厅、
①隶属美国财政部的谍报机关。——译者
市长家里、古尔德府邸、穆甘烤肉店赴宴，我们就溜进他们的房间里工作起来。只要负责望风的密探通知我们这些阁下、要人已经上路返回旅馆，我们就退出房间，锁上房门，撤回到自己的套间里去。
这简直是一出奇特的芭蕾舞剧，一出精稽戏。它的诀窍就在于要精心掐算，绝对避免同回房的部长迎面相逢。否则，来人会劈头盖脸提出一大堆问题，侦探们会进行一系列调查，事情闹糟了甚至会酿成丑闻。
然而，我的伙计们毕竟积累了十多年的窃密经验，行动起来神出鬼没，毫无声息。当年抵抗运动时，我藏身巴黎，每天早晨看着小贝尔纳去上学。如今，他在旅馆里充当打扫房间的服务员。
他面貌英俊，但是髋关节轻度萎缩，走起路来稍有点瘸。他扮演的佣人角色真是维妙维肖！实际上，他却是善于使用米诺克斯微型照相机的摄影大师，在黑暗中准确无误地偷拍文件乃是他的拿手好戏。
雅克?韦兰专门负责乔治?鲍尔的套间。美国副国务卿粗心大意，把书信摊在桌上。在一个角落里，韦兰还发现了一个锁着的文件包。打开公文包，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包内放着各种文件，其中有鲍尔抵达后，华盛顿方面通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转交给他的电报和一份引人注目的厚厚的报告。
二十分钟以后，韦兰离开了鲍尔的套间。在空空荡荡的过道里，他迎面碰上了正在与罗歇?多兰闲聊的伯爵夫人。想当年，我曾经和罗歇?多兰一起潜入埃及驻法国大使馆窃取机密文件。现在他也冒充住客在旅馆内执行任务。
擦肩而过时，韦兰迅速把胶卷塞给伯爵夫人，由她送往楼上的照相洗印室处理。
伯爵夫人向我汇报，美琪大饭店内各方面的联络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同时乘机恬不知耻地对我说：“我总不能老当配角。我已经把西德部长迷住了。他是个美男子，我能不能下手？”
“很抱歉，我的美人儿，计划中可没有这一项！”
“真可惜！”她狡黠地撅了撅嘴。
不到一小时，我们已经洗印出了放大的文件照片，我没有时间阅看文件的内容，何况这又不是我的任务。我的使命是把原始文件搞到手，不必加以分析，甚至可以不看内容。我只需保证印出来的文件照片清晰易读，如不舍要求则吩咐重拍或重印。
我把第一批影印件交给吉斯卡尔?德斯坦办公室的专员。他睁大眼睛，低声读了起来。顿时，他惊呼：“好极了！摸到的情况真不少！明天还有没有？明天可是会议的第一天，乔治?鲍尔说不定会作笔记……”
在其它一些国际会议场合，我们曾留心观察过鲍尔的习惯，他与许多外交家一样，当别国代表发言时，总喜欢信手拿过本子、信封或者什么纸条写写画画，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记在上面，然后塞进自己的口袋。
纸上有速写，有草图，不一而足；还有当时作的分析、准备给手下人下达的指示以及争取达到的目标等等，必须仔细分拣，才能找到有价值的情报。可是，怎样才能把副国务卿衣兜里的纸片、纸条搞到手呢？
这就需要采取异常微妙和冒险的行动，趁副国务卿熟睡之时，偷偷潜入他的房间。韦兰机智灵活，熟悉现场，兴许能完成这项任务。然而，万一他被当场抓住，后果将不堪设想，旅馆领导肯定会出面告发，指责他是混到工作人员行列中的坏人。当然，韦兰可以诡称自己是溜进旅馆行窃的小偷，并不知道闯进了一位美国部长的房间。但我不相信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会对这种遁词感到满意。
“试一试吧！”向来热衷于铤而走险的韦兰说。
我带着不太乐意的口吻对他说，“就算你能走运，也只能干这一次，下不为例。”
安装在房间里的窃听器里传来了副国务卿缓慢、平静而又均匀的呼吸声，这说明他已经处于酣睡状态。韦兰用万能钥匙打开鲍尔的房门，悄悄地溜了进去。他穿着特制的绉胶底鞋，行走时没有一点声音。与此同时，楼上另一名特工人员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楼下的动静。
我本人守候在部长楼层的电闸箱旁边，紧张得心里直扑腾。
万一行动中发生意外，只要一听到信号和呼叫声，我就马上弄断保险丝。普通旅馆，乃至高级宾馆、饭店，电路发生故障是难免的。这一手说不定能蒙混过去。遇到紧急情况，韦兰就可以抢在美国保镖闻声赶来之前，趁着黑暗和混乱逃之夭夭。
奇迹！韦兰在房内活动并未惊醒鲍尔。不一会，他又安然转身走出套房。由于无法在离睡着的部长两米近的现场照相，他只好把龅尔上衣口袋里掏出来的手稿塞进自己的口袋，纸片和纸条被立即送往我们的临时工作间用缩微法拍摄下来。然后，韦兰又蹑手蹑脚地溜进鲍尔的房间，把手稿放回他的衣袋里。此时，副国务卿仍在梦乡邀游，酣睡不醒。
巴黎财政部的专家对送去的手稿、摘记，特别是鲍尔的那份报告，作了分析，这些情报引起了一番极大的忙乱。吉斯卡尔?德斯坦看过以后，马上去请示戴高乐将军。窃得的文件表明，鲍尔确实在煽动欧洲人反对我们，而且他的企图行将取得成功，一个旨在反对法国关于金本位的立场的阵线将在戛纳组成。
然而，在巴黎，事态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吉斯卡尔?德斯坦认真分析了我们呈送的文件，对美国的威胁感到忧虑。可是，象帝王那样威严的戴高乐将军却不愿相信。他认为，欧洲各国已坚如磐石般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他讨厌任何动摇他这种信念的言论和事情。
由于我的报告不合他的心意，他根本不予置理。古时候，克娄巴特拉①曾经杀死过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为的是往后再也听不
①克娄巴特拉是公元前51年－公元前30年的埃及女王。——译者
到坏消息。
“欧洲人吗？”在内阁会议上，戴高乐用傲慢的口气发问，“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必须先搞清楚，你们那些所谓的外交会议记录是从哪儿弄来的？”
吉斯卡尔?德斯坦解释说，文件都是由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在戛纳会议现场搜集到的。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戴高乐大发雷霆，“你们瞧瞧，多不严肃！谁敢向我保证这些文件是真的？你们知道是怎么搞来的吗？”
吉斯卡尔?德斯坦不知所措，把脸转向负责特工机关的蓬皮杜总理。蓬皮杜耸了耸肩。蓬皮杜是不会出来解围的。
吉斯卡尔?德斯坦对戴高乐将军说：“你要不要问一下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负责人？有关文件的可靠性，他们一定会向你汇报详情，让你放心的。”
“叫他们来吧！”戴高乐嘀咕说。
局领导办公室陷入了一片混乱。保罗?雅基埃不愿去见戴高乐。他说：“我不了解这件事。”
他的办公室主任莫尔旺也推托说不了解情况。
“菲维尔，”莫尔旺对我说，“还是你去吧！你去向将军作解释。”
我这个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管子工”和“盗贼”头子无法违抗命令。我被扔进了虎穴，孤身前往爱丽舍官。吉斯卡尔?德斯坦托人转告我，要我顶住。他在戛纳如何行动均取决于我的这场戏演得是否成功。
可是，戴高乐会相信我的话吗？我知道他对特工机关抱有成见，把我们视作是强盗，是十恶不赦的歹徒，是浑水摸鱼的小人。他曾多次取消了我们的重大行动计划，因为他认为，这有损于法兰西的名誉。有一次，格罗森将军前来向戴高乐请示，要求他批准破坏或击沉投机商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运送武器的船只。戴高乐反问格罗森：“你能向我保证不造成伤亡吗？”
现在，我就要去向这么一个人报告，我们是如何摸了一位美国部长的衣袋的。
“菲维尔，你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找来吗？”
“我知道，将军。”
戴高乐沉着脸，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生气地把一迭影印文件朝我面前推了一推。我一眼认出那就是我们搞来的文件。
他带着轻蔑的口气，侵吞吞地说。“你就这些文件给我作些说明吧……”
我看到，他脸上带着不满、恼怒和怀疑的表情，他以为特工机关在欺骗他，迫使他做出一项违心的决定。别人，保罗?雅基埃和莫尔旺之流，倒是溜之大吉了。可我在戴高乐多疑的眼光里却成了真正的罪犯。
“我要了解全过程，”他以严厉的语气说，“你们是怎么行动的？是采用什么办法把这些材料搞到手的？……”
我未敢提醒他，时局在变，变得对法国不利，多疑正在使他失去宝贵的时间。我也没有敢告诉他，他若秘密掌握了乔治?鲍尔的意图，便可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捞到莫大的好处。
他不是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吗？好吧，我和盘托出，统统都告诉他吧！我向他一一叙述了偷拆外交邮袋，开启保险柜的经过，介绍了我们如何刺探在旅馆住宿的外国人的秘密，世界各国最大的情报机构又多么羡慕我们的特工手段，以及我们第七处的专家有多大的能耐等情况。我还讲到这回我们在戛纳美琪大饭店为窃取向他提供的情报而创造的一系列奇迹。可是，他却对这些情报不感兴趣，竟认为它们是伪造的……
戴高乐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从我讲话的语气中觉察到某种抑止住的怒气。于是，他开始琢磨问题，既然放在他办公桌上的这些文件凝聚着可贵的献身精神，是高超的技术和卓越的才能换来的成果，那就不容置疑了。阻挡法国及时做出反应的不恰恰就是戴高乐自己吗？
突然，我发现他看了看手表。戴高乐意识到，在戛纳举行的肯尼迪回台谈判的全体会议已经开始，让吉斯卡尔?德斯坦留在自己身边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得放他走。
他轻蔑地打量着我说：“你能以你的名誉担保，文件确实是从鲍尔先生的公文包里取出来的吗？”
“将军，我可以保证，我说话是算数的！”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我熟悉的小图章。戴高乐只是在自己亲自过目、并认为可靠和值得签发的文件上才加盖这个戳子。他既不说明刚才曾怀疑我撒谎和不忠，也不指出现在对我已经信赖，更没有就一开始对我的不信任态度表示歉意。他在我提供的文件上盖了章，仅此而已。
在他那宽厚的眼皮底下，一双乌黑的小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目光。文件若确是真的，那好，法国政府有运气，事先获悉了文件内容，这是件大好事。然而，我感到，戴高乐的敌意并未消除。在他看来，我们依然是扒手，是砸保险柜的盗贼。他打心底里反对我们的做法。可他忘记了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忘记了在我们国家里，一些出类拔萃的军官领取菲薄的薪俸，冒着巨大的风险，从事着这种秘密工作。
鼓高乐倨做地撇了撇嘴，相当勉强地吐出了两个冰冷的字：
“谢谢！”
我告辞了这尊毫无人情的塑象，怀着沮丧受辱的心情返回办公室。但是，我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的一番解释总算触动了他，当我独自离去时，爱丽舍宫开始下达一系列命令。国家元首匆忙部署，以便赶上肯尼迪回台的谈判进程。现在，他终于相信，鲍尔的那些备忘录是真实的。
我把所有与我一起参加戛纳行动的人都召集在一起。从伯爵夫人到开车的司机，他们一个十都表现得非常出色，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知道我刚刚从戴高乐将军那儿回来，便接二连三地问个不停。我并没有为了取悦他们，而对事情的经过加以粉饰。我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我原原本本地把我在戴高乐办公室里的遭遇向他们叙述了一遍，我对他们说：“伯爵夫人，诸位先生，我能向各位转达的他说的话只有两个字：‘谢谢’！”
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某种创伤。当天晚上，我们虽然又开始了一项新的行动，但大家的干劲已不如从前。
一群胆怯的“犀牛”
一起新的事件发生了，它非常滑稽。要是在平时，人们准会一笑置之；可是，它发生在特定的背景下，因而给我带来了难于言状的苦恼。
大约在十五年以前，我发展了一名非凡的联络员，名叫阿尔芒?阿弗隆萨特，波兰血统，记者职业。此人仪表堂堂，然而说话尖刻、性格执拗、难以驾驭。他既不象真正的斯拉夫人，也并未完全西方化。同让?保罗二世、布热津斯基和柴尔涅茨基等人一样，他跳出社会的局限，准备在世界上开辟自己的天地，同时又绝不放弃祖先的信念和仇恨。
阿弗隆萨特以无比自豪的神态谈起他祖父A?密茨凯维支是上个世纪波兰最伟大的诗人、华沙的但丁、人民英勇反抗各种形式压迫的象征?
“真投想到，”阿弗隆萨特愤懑地说，“1945年，俄国人竟然把奥德－尼斯河界线强加于我们，割去了我们祖国三分之一的土地！”
他的妻子是维尔纽斯市人，那座城市也被苏联侵吞，她与阿弗隆萨特一样没有忘记过去。
来到法国后，阿弗隆萨特担任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卡尔旺的新闻专员，并以此谋生，此外，他还是《马萨诸塞之星》报社的议会通讯员，这项工作替他开辟了不步门路，也给他提供了掩护。他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要是没有他，我们休想打进埃及大使馆，更不可能混入由大批侨居巴黎的波兰人组成的社交圈子，阿弗隆萨特是波兰侨民中的一位佼佼者。
阿弗隆萨特甚至可以视作是联络员中的元老，虽有风云变幻，他一直隶属于总部。解放后，特劳特曼把他留给了莫尔旺，后来又从莫尔旺手里转给了我，其实，阿弗隆萨特的主子是他自己。他发展的密探都由他本人控制。每个星期，我同他在十分亲切的气氛中见一次面。他总是象不速之客那样突然闯到我的家里，费尔南德为他添上一副刀叉，大家随随便便地在一起进餐，孩子们特别喜欢他，阿弗隆萨特成了我们家最受欢迎的朋友。
我照章办事，吩咐一位副手马塞尔?肖塞同阿弗隆萨特保持接触，以便留下掌握这位联络员的有关记载。因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为避免某些警察机关产生谋会，规定情报员只属于机关，不属于联系人。而且，联系人经常更换，以防两人之间的关系松懈，或情报员对联系人的影响过深。
说实在的，肖塞并非出类拔萃之辈。他以前和莫尔旺的岳父——繁华区有名的收税官——一起工作，担任过税务局督察。
肖塞这个小伙子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一味贪图享乐，任意挥
霍，为了让我收下肖塞在处里工作，莫尔旺曾再三央求；“你总会有法子安置他的！”
我能拒绝莫尔旺吗？不！我无可奈何地答应把莫尔旺的保护人置于我的卵翼之下，可是，我终究未能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特工人员。我曾不止一次地亲自出面帮他解围。
有一天，局财务主任福韦尔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就肖塞的表现对我提出诘问：“你的一位同事欠了债不肯还，却住在纳伊区的一套最阔气的房子里。你说象话吗？人家给我进来了一份要求扣他工资的通知单，你看怎么办？你跟我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委实难以回答。后来，福韦尔没有向我重提此事，想必是莫尔旺亲自干预，使那个冒失鬼摆脱了困境。
肖塞在同事们的心目中，也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伙伴。在他那间宽敞的办公室里，还有三位文书。他认为自己理应备受器重，现在却怀才不遇。他埋怨别人强迫他编纂和整理我们处特工人员和联络员发回的有关阿拉伯国家的各种情报，说什么这种话让他于是大材小用！
他怨天尤人，口出狂言，惹得大家十分反感。有一天，他又对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人说三道四，指责他们把过去的经历作为谋取好职位的资本。一个名叫路易?穆雄的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再敢说一遍！”
肖塞气势汹汹地同他争吵起来。穆雄是一位真正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战士，他毫不迟疑地向肖塞伸出了愤怒的拳头。
“看清楚！你辱骂我的同伴，就得小心这个！”
一连好几天，肖塞的一只眼睛带着紫色的斑痕。他来找我，并扬言“要穆雄的脑袋”。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我自己也是抵抗运动的老战士，我认为穆雄给予他的惩罚完全是正当的，此举显然不利于我同肖塞的关系。
肖塞靠我提拔的指望落空后，又千方百计地在总部其它处和科室寻找赏识他的靠山。于是，他主动接近弗朗索瓦?比斯托，比斯托和肖塞一样野心勃勃，两人臭味相投。
我本人以及第七处最终蒙受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弗朗索瓦?比斯托造成的。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我同比斯托一直亲呢相待。我们是老朋友，从调查局时期起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追求上进，而比斯托却住在莫努里元帅大街，过着上流社会的时髦生活，经常去布洛涅树林骑马兜风。他娶了帕西上校的一位女同事——玛杜为妻，那是个美貌绝顶的姑娘，我们管她叫“科拉?玛杜”，讽刺她是启发部长灵感的歌手。
与其说比斯托是个实干家，倒不如说他是整天围着帕西和里比埃尔转的小官僚。他为了向上爬，耍尽了阴谋。也算计着若跻身外交界，也许被提拔重用的运气更大一些。比斯托多方活动，终于当上了驻马德里的副领事。由于第七处需要在西班牙有一名联络员，他对我说：“我正是你所需要的人。”
我们特地为他在处里设立了一个“西班牙科”，可是他总嫌自己晋升得太慢。对他这个拉斯蒂涅①式人物来说，1958年5月戴高乐派上台执政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大好事。做官的机会来了，快！比斯托以及与他一鼻孔出气的肖塞认为，风向对“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主张有利，就不惜抛弃我们，投入了出任主管新闻和撒哈拉事务的部长雅克?苏斯戴尔的怀抱；苏斯戴尔官运亨通，说不定能担任更高的职务。
遗憾的是，比斯托走上了一条无望的道路。戴高乐政策的实施给许多人的生涯带来了出乎预料的后果。苏斯戴尔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出于自己忠贞不渝的信念，决计留在要求保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营垒里，结果身败名裂。
比斯托当初投奔苏斯戴尔，只是冀图荣耀，而绝不是为了蒙受耻辱。他不愿跟他的主子一起堕入深渊。为了求得对他的错误的宽恕，他马上又把赌注押到不讲条件的雅克?福卡尔和罗歇?弗雷身上。他象一位进入正统教门的虔诚弟子，同意去执行神秘的使命。就这样，我们看到比斯托和与他形影不高的肖塞一起又在图雷尔露了面。
虽然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已没有任何空缺的位子，可是为了他，又专门增设了一个官职——“保罗?雅基埃将军办公室安全事务督察”。我们这位唯命是从的局长是不会有半点抗拒雅克?福卡尔的表示的。只要福卡尔给他挂个电话，保罗兴许就会从椅
①拉斯蒂涅是法画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高老头>中的一个野心勃勃、一心往上爬的人物。——译者
子上站起来，做出立正的姿势，毕恭毕敬地聆听他的口谕。比斯托捞到了相当于副主任的头衔，成了总部里面监视和窥测大家是否忠于戴高乐的“老大哥”。
不言而喻，他觊觎着第七处，因为他渴望把这个重要的机构抓到自己手里。可是，当他想到如果把我撵走、取而代之，他就得挑起重担处理大量的公务，他又胆怯了。他觉得更巧妙的办法是一步步地蚕食，悄悄地夺取我的地盘，在我们处内部安插他的耳目和亲信，进行遥控。
就这样，比斯托的影子——肖塞又回到了第七处。我为此事十分恼怒，但又不能发作。肖塞并不是真心诚意地来帮我们工作的，他对此已毫无兴趣。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比斯托的办公室里。于是，我只交给他容易的差事，让他管理一些无足轻重的联络员。然而，我一时粗心大意，要肖塞负责同我的特级联络员，波兰人阿弗隆萨特接触。
有一天，阿弗隆萨特在我面前埋怨说：“你硬是要肖塞当我的联系人，够呛！”
我说：“在我们局里，你的资格比我还老。你知道，有些规矩还得遵守，你倘若碰到什么疑难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商量，不必犹豫！”
后来，他果真这样做了。一天上午，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处长，我刚从国外回来。听说今天下午戴高乐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我怎么没有接到遨请呀？一定是忘了吧！”
我能出面干预，满足他的要求吗？当然可以。我派人同爱丽舍宫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阿弗隆萨特得以同其他享受特殊待遇的人一起，出席戴高乐将军喜欢的这一盛大活动，参加记者招待会的听众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届时提的问题也是预先准备的，连说出一个好词后捧场和恭维的笑声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总之，各方面都进行了严格检查，这一活动取得成功是有保证的。
我怎能猜到可怕的阿弗隆萨特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翌日，保罗?雅基埃办公室主任巴拉泽?德拉尼里安把我从床上拖起来。
“打昨天晚上起，我就到处找你。”
“出什么事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执行紧急任务，几乎一夜没合眼。”
“你呀！干的好事！爱丽舍宫发脾气了。”
“爱丽舍宫管我什么事？”
“你认识一个名叫阿弗隆萨特的人吧？你替他要了一张出席戴高乐将军记者招待会的请帖，是吗？”
“是啊，可我不明白跟这有什么关系？”
“怎么，你不明白？你没有收听记者招待会的实况转播吗？”
没有。应该坦率地承认：没有，当时，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外交邮袋，邮袋里的文件说不定能为戴高乐将军下次发表敏锐、深邃的看法提供素材。因此，我们未能聆听爱丽舍宫的圣旨，我们为戴高乐提供情报，但没有时间聆听他的讲话。
“记者招待会刚进行到一半，阿弗隆萨特未经允许就站起身来。他不等人家把话筒递过来，就拉开嗓门提了一个问题，顿时全场哗然……”
闻此言，我脑子里本能地敲起了警钟。阿弗隆萨特完全可能利用几年的时间，悉心酝酿一起报私仇的小小的行动，他一直对戴高乐恨之入骨。难道他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发泄其怨气吗？大概不至于吧……
过去，阿弗隆萨特一贯忠诚、谨慎，讲究礼节，堪称楷模。我难以相信他会干出这等蠢事。
“他究竟提了什么问题，得罪了戴高乐将军？”
巴拉泽?德拉尼里安说：“他用我难以模仿的异样语气，问戴高乐是否认为老人政治是一种有效的统治形式。”
“就这些？”
“怎么就这些？”德拉尼里安气愤地叫了起来，“他竟敢含沙射影，攻击将军年岁太大，不能领导。你认为这还不够吗？”
我不禁大笑起来：“嗅，这种话倒象是阿弗隆萨特说的。”
局长办公室主任用刺耳的口吻提醒我，他听了这种话可一点儿也不感到高兴。
“戴高乐要求对这十胆大妄为的狂人进行调查，”德拉尼里安抱怨说，“他要知道是谁让这个人进入记者招待会会场的。后来，当戴高乐将军从秘书那里得知，请帖是我们局的人替阿弗隆萨特索取的时，他大发雷霆。将军怀疑特工机关策划阴谋，故意捉弄他……”
一句毫无恶意的俏皮话居然被当作国家大事来对待，这使我感到惊愕。莫非我们的国家已经失去了幽默感和克制的秉性？
我反驳道：“被指责为亵渎君主和策划阴谋的这个人乃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工人员。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服务于自愿留居的国家……”
“是的。可是，为什么要替他索取请帖呢？难道你不知道他被爱丽舍宫列在不受欢迎的记者名单里吗？”
不管怎样，我得奉命对阿弗隆萨特进行调查。我吩咐他的联系人肖塞去盘问他，刨根问底地查询这一事件的各个细节和他的真实目的，并设法偷偷地把他的答话录下音来。
分手前，我向肖塞作了最后的叮嘱：“你必须用严厉的言词告诫阿弗隆萨特，让他懂得这样的玩笑后果严重，以后可再也开不得了。”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阿弗隆萨特也许真的背着我们加入了哪个反戴高乐分子的活动组织。他的行动究竟是预谋的还是自发的呢？当然，这些都应该调查清楚。
我说：“我相信，他的所作所为不会是恶意的，但是必须弄个水落石出，消除疑虑。这样，人家查问起来，我们也就有了交代。”
第二天，肖塞回来向我汇报，说什么录音机坏了，他们俩的谈话一点儿都没有录上。
他对我说：“阿弗隆萨特对于自己跟戴高乐将军开的玩笑根本不放在心上……”
我认为肖塞的托词不太可信，录音机出故障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再说，肖塞汇报时为什么总是避开我的目光？其中必有蹊跷！
“你再去找他，”我对他说，“相信这回你不会再遇到录音机出故障的问题！我派一名技术员开一辆工作车跟你一起去。”
根据我的安排，谈话时，肖塞身上带着话筒，技术员在屋外监听并录音。可是，技术员带回来的也是一盘啥也听不清楚的磁带。
“处长，我真不明白，所有的器械都运转正常，可为什么就是录不上音……”
技术员不再说下去了，因为他不愿意责怪肖塞。然而，技术员和我心里都在琢磨，不约而同地猜想是肖塞从中捣鬼，阻碍录音。怎么捣鬼呢？肖塞故意坐在氖管灯下同阿弗隆萨特谈话。
在接受训练时，每一位担任对外联络的特工人员都会学到一条原理：氖管灯能起干扰音波的作用，因此录音时，必须避免氖管灯灯光。肖塞不会不知道这条原理，他分明是蓄意破坏。可是，他的目的又何在呢？
我把肖塞找来，当着局反间谍部一位负责人的面，对他进行盘问。肖塞回避我提出的所有问题。虽然他知道自己违反了规定，可还是耀武扬威，回答问题时态度十分傲慢。他拒绝向我汇报阿弗隆萨特说的话。这些话的反叛性太强，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人员的称号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应当把阿弗隆萨特这样的危险人物从处里驱逐出去。
阿弗隆萨特为我们效劳，成绩卓著，他怎么可能是个危险分子呢？我从肖塞的弦外之音、沉默不语和含沙射影中得出印象，他好象是在干什么匀当。准有人在他背后教唆，他在我面前无言以对都是装的，似乎我是阿弗隆萨特的秘密同谋，是诽谤戴高乐主义的坏蛋，是又一个危险人物。
此时此刻，肖塞肯定是存为比斯托效劳。比斯托心怀鬼胎，授意肖塞如何行事，以便充分利用爱丽舍宫记者招待会事件掀起轩然大波。
然而，我决意不在这件可笑的事情上跌跤，于是我正式提出亲自同阿弗隆萨特会一次面，我让第七处安全事务负责人特罗佩尔也参加我们的谈话。特罗佩尔有权对我们处全体人员，从处长直到每一个联络员进行审查。
“老朋友，你真讲客套。”阿尔芒?阿弗隆萨特讽刺说。
“阿尔芒，你意识到你使我们陷入了什么样的境地吗？”
他哈哈大笑起来。他觉得我们未免太滑稽可笑了。就我内心而言，我不能说他毫无道理。阿弗隆萨特并不隐瞒自己的反戴高乐主义观点。
他忿懑地说：“戴高乐正在愚弄我们大家。他一贯口是心非，他刚愎自用，势必招来巨大的灾难。别人为他效了劳，他都置之脑后，忘思负义，而且，在他那里得不到半点欢乐，他使你们都变成了可怜虫，这就是证明……”
五分钟以后，我打断了他的话，要不，他会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小时，我们私下把谈话录了音。可是，说不定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正被某个机构秘密窃听。
我对阿尔芒?阿弗隆萨特说：“阿尔芒，你讲的都是你的想法，我并不想知道。出于安全的基本考虑，我不得不断绝与你的一切联系。”
“怎么，为了安全？我给你们提供了那么多情报，这又为什么？”
“很抱歉，阿尔芒，我请求你忘掉这些，今后，你要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不要来找我们，我把你留作后备力量，到时候会考虑的……”
我主意已定。尽管我对他满怀友情，可我不得不割断联系，从特工人员名册上勾掉阿弗隆萨特的名字。我看到，他突然神色忧伤，不知所措，眼眶里蓄满了泪水，犹如一个被父母遗弃的燕子。
“往后，我不能再给你们送情报了？”
他那双充满疑惑的眼睛久久地盯着我。当我和特罗佩尔离开时，他大声叫喊：“你们现在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瞧着吧！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我说的话是正确的……”
可怜的波兰珈桑德拉！①
不久，又发生了一场先兆性冲突。第七处空中谍报科科长肖梅特少校趁没有旁人的机会凑到我耳朵跟前说：“卡南吉塞尔副科长想见你。”
我愣住了。卡南吉塞尔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呢？
通常，为避免大家说我偏心，我从不个别接见我的同事，每天，我都要召集一次吹风会，让所有科长和副科长在会上自由发表意见，谈问题，提要求。在这样一个高度保密的机关里，没有暗中做小交易的余地。然而，如果某一位同事想同我谈谈个人私事，那就当作别论。
“卡南吉塞尔是朋友，”我对肖梅特说，“他若有什么个人为难之事找我，推门进来就是了。”
“唉！”肖梅特不安地说，“事情并不与他直接有关，而涉及到我们整个处，特别是与你本人有关……一
我正想厉声叱责肖梅特，向他说明，搞这类荒唐可笑的阴谋活动是不合适的。可我发现他神色异常，目光忧虑，不停地四下张望，好象有一位看不见的敌人正盯着他，因此我抑制住自己，没有发作。我说：“那好吧！让卡南吉塞尔来找我！”
卡南古塞尔当年是空军上尉，自由法兰西传奇式的英雄。他的功劳簿上载有击落许多敌机的光辉业绩。他的神态颇象银幕上
①珈桑德拉系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公主，女预言家。作者用此比喻说明，波兰血统的联络员阿弗隆萨特讲的话日后将被证明是对的。－－译者
的巴斯特?基顿①，他和伯尔尼的法官一样遇事不动声色。在局里，大家经常讲起他的一次冒险经历。当他还是一名飞机机枪射击手的时候，也曾参加过在英国上空进行的一次空战。激战之际，他突然乐呵呵地喊道：“瞧！一个发动机飞过来了。”其实，那台引擎是从他自己的飞机上刚刚脱落下来的，就在他眼皮底下飞过。
如今，严肃认真的阿尔萨斯人卡南吉塞尔变了样。他象小偷似的悄悄地溜进了我的办公室，对我多年的女秘书纳内特说：“对不起，纳内特，我需要同处长单独谈话……”
他的要求是异乎寻常的。纳内特心地善良，在局里当过食堂管理员。她自第七处成立以来就熟悉处里的内情。每次公务电话来往都由她处理。她慈祥和蔼，把处里的工作人员称作“小伙子”。她是我的左右手，甚至比我更重要，因为她一个人掌管着我的保险柜的钥匙。没有她，我无法阅看卷宗。每天晚上，她还负责整理保险柜，所以她了解里面存放的所有文件的内容。
她很知趣，不需要她在场时，她就主动退避。可是，我困惑不解，平素英勇胆大的堂堂男子汉为什么胆战心惊到这种地步呢？局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处长，”卡南吉塞尔对我说，“我来找你有要事相告，三个月来，公民行动队的人一直在你的处里监视你……”
他告诉我，一个名叫埃里克?科莱的人正在对我进行秘密审查。科莱是一位海军将领的儿子，他的正式工作岗位在我们局的反间谍部。但他并不是奉德尔摩尼上校之命米监视我的。科莱为公民行动队加班加点，他充当内政部长罗歇?弗雷办公室和打入我们局的密探之间的联络员。我气愤地说，“我们局真不幸，大家都在里面安插自己的心腹，竭力发展自己的势力。蓬皮杜通过帕
①巴斯特?基顿(BusttrKeaton,1895-1988)，美国电影大师。他和卓别林一样曾是哑剧电影的明星，善演喜剧，表演的角色一本正经，逗人发笑。——译者
托特，弗雷利用科莱，福卡尔则操纵保罗?雅基埃。比斯托也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算是苍天有眼，在这一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第七处仍能勉强维持下来，继续开展工作。”
卡南吉塞尔恳切地希望我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科莱这家伙先后找了你的每一个同事，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你的习惯、行踪和私生活的情况。他想方设法打听你是否在其他人面前抨击过戴高乐和蓬皮杜。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有人泄露了内情，他已发现康巴塞雷斯俱乐部，眼下正在调查我们是否还控制其它类似的单位……”
康巴塞雷斯俱乐部是个并不引人注目的酒吧间，位于内政部附近。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它是我们从事谍报活动的最有效的场所之一。我们经常邀请贩卖军火的投机商、外国武官去那里，温柔的女招待员卖弄风骚，能套取许多机密。后来，我们又在那里接待了许多当今黑非洲的重要领导人，做了他们的工作，我们有一位女特工人员，叫索尼娅，她当过体操教员，后来又在波尔桑－博蒙特工训练基地担任女跳伞营教官。这位把自己的一头金发修剪成小伙子模样的女郎，出色地管起了康巴塞雷斯酒吧间，热心款待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高级顾客。
这种由我们秘密开办的俱乐部不止一处。我们依靠它们收集了大量情报，甚至还招募了一些联络员，掌握了一批有名望的外国人士。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只碰到过一次麻烦，而且很快就得到了解决。那是一起非同寻常的敲诈勒索案，肇事者就是臭名昭著的流氓勒内?吉里埃。他刚出狱不久，就来找康巴塞雷斯酒吧间的经理让诺?贾马泰索要一大笔钱，并声称作为变换条件，他往后可以对贾马泰提供保护。
吉里埃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涉足的是什么地方，至于贾马泰，他当然也难于启齿告诉吉里埃，他早已享受着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充分保护……
约定取款的那一天，吉里埃拉了另外两个歹徒一起来康巴塞雷斯取钱，我一个人坐在洒吧间柜台前。古里埃拖着一条以前冒险越狱时摔坏的腿，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大声呼唤老板，一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由于我的神情泰然自若，他以为我是一个善良的顾客。
“我有言在先，今天上午不得接待任何顾客！”他冲着女招待员嚷道。
他用手指了指我说：“叫这个家伙赶快滚！”
他掏出一支P38式手枪，用枪管故意拨弄柜台上电话机的转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今儿个谁要是不识相，我让他见上帝！”
说时迟，那时快，我霍地站起身来打掉了他手中的凶器，同时迅速抓过我藏在旁边的赫斯塔尔式手枪。
“蠢货，快带上你的喽罗滚开！”
这时，门口出现了两名我预先布置的第七处特工人员。这个草包的窘相使他们嘻笑不止。吉里埃象一只丧家犬。他正想转身溜走，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听着，不许来搞爆炸破坏！这里要是发生什么意外，我就找你算帐！”
从此以后，吉里埃再也没有来过这里，其他流氓也没有敢来惹事。可是，公民行动队出于别的原因，开始密切注视康巴塞雷斯。通过康巴塞雷斯这类渠道得来的某些情报可以用来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用来谋取私利，满足一些密探贪婪的欲望。这就是别人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眼红的原因。
卡南吉塞尔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并且强调他是与第七处的大多数同事商量后前来找我的。他说：“同事们看到在内部居然采用特务手段，致使局里‘恐谍症’蔓延，他们都感到非常愤慨。尽管科莱先生一再煽动，大家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科莱也曾企图争取我，我把他顶回去了！”
卡南吉塞尔诡秘地向我一一列举了坚决回绝科莱的人的名字，我注意到，处里有一部分人的名字他没有提。
“亲爱的卡南吉塞尔，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刚才忘了列举名字的那些人迎合了科莱的要求，是不是？”
卡南吉塞尔做了个突然醒悟过来的手势。
“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达到目的，科莱先生软硬兼施，用隐晦的语言相威胁，又用封官许愿的手法进行拉拢。”
公民行动队对局里其它单位控制得够厉害的了，我决不听任它来腐蚀第七处。我如同二十岁时看到外国入侵者一样怒不可遏，我首先去找了保罗?雅基埃局长的办公室主任莫尔旺。莫尔旺俊秀的脸顿时阴沉了下来。当初，他曾经是开导我的“教父”，是他启蒙我踏上了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征途。今天，我第一次从他那里隐约感觉出不乐意协助的表示。
“我的孩子，”他说，“可要注意啊！公民行动队非同小可，危险得很哪！”
“正因为如此，我才准备起来反抗。我问心无愧，我决不允许这帮密探腐蚀我们的机构。”
莫尔旺心灰意懒，无意进行斗争。他抱怨我来找他，扰乱了他的宁静生活；抱怨我在他的心灵上激起了阵阵波涛。我为什么不让他过太平日子呢？
“菲维尔，既然我劝阻不了你，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过，将来出了事情，那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他告辞。从前，他是一位激励我无所畏惧地向危险挑战的伟大的抵抗运动战士，今天，在他身上，这种气魄已经消失。我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象是生活在约内斯库①创作的戏剧“犀牛”之中：连最有本事的人也未逃脱厄运，他们
①约内斯库(Ioneseo,1912－)是一位法国剧作家。“犀牛”是一出幻想剧，创作于1959年，描写一个小城镇上的居民得了一种怪病，先后都变成了犀牛，但只有一个名叫贝朗吉的人不愿应变，不被感染。比喻无论处于什么逆境都应保持尊严。作者在这里自喻为剧中的主人公贝朗吉，而其他人都已变成驯服胆怯的犀牛。－－译者
都蜕变成了驯服的犀牛。
我郑重其事地找了科莱的领导、在我们局反间谍部工作的德尔塞尼上校?他是一位脸上堆满笑容，其实难以捉摸的军官。按照各个处负责人之间商定的关系准则，他让我看了科莱的档案材料。
有一个情况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科莱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几个月前，他曾要求到第七处工作。每年，我接到这样的申请不下几百份。许多军官和职员都希望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接受我们的培养。当然，科莱另有图谋。
德尔塞尼召见了科莱。科莱看到我也在他上司的办公室里便一声不吭，这个小伙子身材魁梧，富有魅力，好挖苦人，他一向非常自信。今天，他装作没有看见那个记录谈话内容、以便整理纪要的速记打字员。
“科莱先生，”我说，“我重新看了你要求来第七处的申请报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曾进行过调查，了解到你同一位守不住秘密的女牙科医生结了婚，因此，我们拒绝了你的申请。”
“我知道，你由于混入第七处的企图未能得逞，就采用别的办法来算计我。你找了我的下属对我搞特务侦探活动。”
科莱矢口否认：“根本没有，你搞错了。”
我勃然大怒：“你别赖！要么你马上如实交代，要不你就给我滚出去！咱们等着瞧！总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科莱惊慌失措。他承认，公民行动队的负责人吩咐他考察我对戴高乐主义的感情。但他一口咬定，这并不是为了要控制我。
“我们想知道，是否可以信任你……”
“信任我？那么，你说说看，按照你们的看法，我应该服从谁？服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局长和法国政府呢，还是服从索尔菲里诺街①你们的主子？”
①公民行动队总部所在地，——译者
德尔塞尼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位“倾向性如此明显”的同事。科莱不得不离开反间谍部，在保安处的严格监视下去搞材料编纂工作。不久，他彻底离开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我本来可以要求给予他更加严厉的惩处，可是，我对战胜了内奸已经感到无比的高兴，我转而整天忙于工作，把科莱事件撇到了一边。我没有顺藤摸瓜，试图去追查同谋。后来，我才发觉——可惜为时已晚——阴谋拆台活动仍在继续。
阴谋的产物——第六处
我们举杯畅饮香槟酒、威士忌，品味各色高级点心，以庆祝打开第一千只邮袋，后来又庆祝处理了第两千只邮袋。不管是工作间和实验室的人员，还是护送车队的安全人员和司机，大家互相道贺、尽情欢乐。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们这些男男女女都发挥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我们的脸上添了一道道皱纹，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面容憔悴，但是我们为自己的高超本领和非凡能力感到自豪。
再说，拨给我们的活动经费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局领导和政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领导人似乎患了“善饥症”①。
他们贪得无厌，每天都希望得到新的情报。
负责操纵联络员和派遣潜伏特务的各个科捷报频传，我们成功地打入了各国进步青年集团的内部，从布拉格到古巴，许多高级革命干部都是由这些团体培养出来的，1968年震撼西方国家的动乱也是这些集团掀起的。我们的联络员和特工人员密切注视雷吉斯?德布雷②去哈瓦那的历次访问以及拉丁美洲出现游击战的
①“善饥症”是医学术语，指一种疾病，其特征是食欲过盛，患者为经常性的饥饿感觉而困扰。——译者
②雷吉斯?德布雷(RegisDebray)，法国人，巴黎大学哲学系学生，曾游历古巴等拉丁美洲国家，并发表文章宣传“游击中心”理论，1966年去玻利维亚与切?格瓦拉一起开展游击活动。——译者
动向。
可是，有一天戴高乐却命令我们停止对秘密革命运动的监视，因为那个时候，他想打第三世界的牌，打法国同中立国家接近的牌。戴高乐认为左倾分子对他是有利的，其实他们早已策划在拉丁区堆筑街垒①的行动了。
另有一次，警察局打算成立一个特工组，希望采用我们的方法，专门对法国各政党、团体、工会和个人进行秘密侦探。想必他们是对我们拆启邮包的技术眼红了。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要求我同意让警察局的四名巡警来我们的实验室接受培训，以便结业后回去建立他们自己的班子。
“你把你们的所有办法都传授给四位巡警，”他们说，“如果需要的话，你把器材也借给他们使用。”
我反对把我们迄今为止仅用于对付外国和敌对特工机关的开封邮件和包裹的高超技术转让出手。
他们便回答说：“既然你不愿意对政党下手，而且拒绝了我们向你提出的对工会采取行动的要求，那么总得让别人去干吧！”
“但不能用我花了多年心血研究出来的办法和器材。这一切应属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所有！”
“这是总理的决定，是命令！”
我还遭到了来自博蒙的打击。他当时已接替乌诺上校，担任研究室主任。博蒙对我并无好感。在总部，他代表着老的军方传统势力，极不乐意与残剩的文职官员共事。他正在等待时机，企图来个彻底扫地出门，把迟迟不走的文职人员全部撵走。
看来，博蒙对第七处的作用日益加强心怀不满，他认为，我们管的事太多，手伸得太长。戴高乐将军停止了行动处，特别是第二突击队的活动，这又给第七处扩大自己的权限提供了方便。从人员、拨款、效能等方面来看，第七处确已成为国外情报和反
①法国拉丁区是巴黎的大学区，1966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一些人在那里堆筑了街垒。——译者
间谍局的中流砥柱。
正因为如此，有一天，特工机关的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大老板格罗森将军说：“总部的其余单位都可以砍掉，只要有1960年那样的行动处和现在的第七处，就足以起非凡的作用。”
可惜，行动处已经奄奄一息，第七处的命运也蒙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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