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不等外长回来就偷偷离开了那间办公室，马上向我们报告。我们随即作了安排。后来塞古?杜尔访问伦敦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局外人难以解释的事件，使这次访问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塞古?杜尔又一次遭到了羞辱，怏怏而归。
从此以后，塞古?杜尔提高了警惕，他指示下属对他的行踪严加保密。有一次，他从莫斯科回来，当局命令所有在机场的白人，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旅客，都必须呆在屋子里，不得到跑道上去，不得观看总统抵达的场面。为什么要搞得如此神秘呢？
阿尔贝躲在厕所里，通过望远镜窥视动静，他向我们密报说：“塞古?杜尔是乘坐俄国人赠送的一架伊尔-18飞机回到这里的。”
几内亚正在左右摇摆。
阿尔贝补充说：“奇怪，跟着塞古?杜尔走下飞机的还有几个美国官员。”
这一奇怪的现象事出有因。根据俄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每当一架新式苏联飞机进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势力范围时，都会有若干个美国官员登上飞机，通过密码告知地面防空基地：“请注意！不要开火，我们允许这架飞机在这一区域飞行。”同样，西方的飞机飞往铁幕另一边时，也有苏联官员“导航”。
假钞事件
阿尔贝在科纳克里机场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也就是那个机票预订处。他通过这个“观察哨”可以看到为把这个国家拉入进步阵营而出入几内亚的所有的人。
首先是法国共产党干部。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扶植他们当年在党校训练过的几内亚学员，整顿动乱不止的行政管理机构，重新开动被法国高级官员遗弃了的国家机器，指导儿内亚人如何着手工作。
其次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代表团”，它们也接踵而来。
阿尔贝目睹第一批古巴人踏上了非洲大陆。他们一行三人，都留着大胡子，身穿草绿色军装。他们刚来，显得有些人地生疏，尚未流露出后来对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进行殖民统治时的邢种征服者的神态。
阿尔贝出生在朗德，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毛遂自荐地给古巴人当向导。远方来的陌生人愉快地答应了。
“我们给塞古?杜尔带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兄弟般的问候！”他们这样说道。
突然，又来了一位不寻常的人物：雅罗斯托夫?诺沃提尼。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代表团的团长，东欧同家在儿内亚的开路先锋。继他之后，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苏联人便蜂拥而至。
诺沃提尼曾在巴黎当过外交官，会讲法语。他很幼稚地给我们的谍报员阿尔贝打开装满手工制品的小箱子，炫耀他的家当。
他活象旧时走街串巷推销货物的机灵商人。
诺沃提尼巧妙地向几内亚总统的弟弟，商业部长伊斯梅尔?杜尔兜售了他的钢笔尖。
诺沃提尼故弄玄虚地说：“我出半价卖给你。”
憨厚朴实的伊斯梅尔?杜尔信以为真，高兴地回答：“好极了，你给我两吨！”
阿尔贝在一份报告中，绘声绘色地叙述了那次捷克人兜售笔尖的可笑事件。笔尖运抵科纳克里后，几内亚人不知如何处置这批货物，便把它们堆放在港口的码头上。当地气候十分潮湿，两周后，笔尖就生锈、腐蚀、粘连在一起了。东欧国家运去的成吨的面粉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还有无法使用的一袋袋水泥。也高高地堆在霉烂变质的面粉上面了。
陈旧器械、破烂物品比比皆是，短短几个星期，几内亚就变成了一个“废品站”。
有人写文章说?苏联还将扫雪车卖给了塞古?杜尔。实际上，据我们得到的报舌，那是些单铧犁。但单铧犁在几内亚也毫无用处，因为那里的土层很薄，稍微往下耕得深一点，便会碰到石子。
苏联人出售给塞古?杜尔军队的装备也令人啼笑皆非。他们向几内亚倾销了六百余辆流动厨房车。如今，只有在收藏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品的博物馆里才能见到这种由两匹马牵引的流动厨房车。几内亚经常暴雨滂沱，可怜的马在这种气候下两天都支持不住。由此可见，苏联的援助简直是荒谬绝伦！
美国人不甘落后，他们也想到几内亚来碰碰运气，企图把我们全都挤走。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头面人物、慈善机构的牧师，世界粮农组织的专家，还有浸礼会和公谊会等基督教人士、联合国官员……形形色色的人物纷至沓来。
阿尔贝有一位几内亚同事在机场当警官，他是塞古?杜尔后来派驻弗里敦的大使。一天，警官叫住了阿尔贝，把一张纸片伸到他面前来回晃动，并说：
“老板，瞧，我要去美国实习了……”
“实习什么？”
他指着他的通知单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你知道吗？”
无数诈骗犯、冒险家、期待发迹的兵痞从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渴望找到尚未开发的金银宝地。他们象一群兀鹫凶猛地扑向几内亚。全世界的污秽之辈都云集到了科纳克里。
一天，一个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美国佬坐在阿尔贝松软的扶手椅上，用英语说；“我叫哈里?罗斯托！”他用抱怨的口吻问阿尔贝，何处能弄到了波儿牌威士忌酒，他说：“我只喝这种威士忌！”
阿尔贝告诉他要到弗里敦才能找到这种酒，但阿尔贝又说：“我马上就能帮你忙，我手头正好还有一瓶。”
“你真是救了我的命！”罗斯托兴奋地叫了起来。
阿尔贝彬彬有礼地趁机询问他的职业。
“啊，”罗斯托惊讶不已地说，“你不认识我？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邮票收藏家哈里?罗斯托。我花了十亿巨资买下了前埃及国王法鲁克收集的全部邮票。”
这位亿万富翁涉足科纳克里有何贵干呢？
罗新托回答说：“当然是买邮票！”
可是，当时的几内亚根本没有邮票。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什么都缺，甚至连它侨民的护照也发不出来。达喀尔的一家印刷厂给几内亚印制了可供十万本护照使用的绿色水纹纸里页，但它拒绝提供硬纸封皮。印刷厂通知几内亚方面说：“你们自己设法装订吧！”
塞古?杜尔受尽了侮辱，但又无能为力，他气得暴跳如雷。
罗斯托是来帮杜尔解围的，至少是帮他解决邮票问题。阿尔贝在一份报告里向我们陈述道：“一瓶丁波儿威士忌起了作用，罗斯托和我交上了朋友。他很信任我，要我在保险柜里替他保存一份文件，以防被窃……”
这份文件实际上是总统的弟弟伊斯梅尔?杜尔和哈里?罗斯托签订的一个合同。该合同使罗斯托垄断了几内亚独立后的邮票印刷和发行业务。根据合同，他有权保留印版。这就是说，他今后可以随意翻印，向集邮者提供邮票。
每当一个贫穷的、被众人抛弃的新国家诞生时，罗斯托便搞这一手。他到处这样干，而且还打着完全合法的招牌。
外国耍弄的这些手腕使塞古?杜尔的债务日益沉重，因为要取得它们的援助，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东欧国家经济代表团并非向杜尔白白送礼。可是，钱呢？到哪里去找钱呢？塞古?杜尔甚至连他政府官员的工资也无力支付。戴高乐中断了各项必需品的供应，几内亚在法国的全部资产也均被冻结，要等到今后两国解决争端时才有指望。
一些几内亚人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服过役。塞古?杜尔要求法国政府把应付给几内亚退伍军人的补助金全部交给他，由他把这笔钱再分发给退伍军人。
但是，巴黎当局怀疑几内亚总统企图利用这一机会来偿还最紧迫的一部分债务，因此，拒绝了杜尔的要求。
法国领导人说：“这笔钱暂时封存在信托局里，直至你们允许我们直接向退伍军人发放补助金时为止。”
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在几内亚取代了法国人地位的捷克人的行径。他们开始对几内亚人的支付能力产生怀疑。捷克人跑到巴黎来诉说他们的不满。他们毫无顾忌地透露了塞古?杜尔欠债的总额，然后说：“我们希望得到你们保存的几内亚退伍军人的补助金。几内亚应该用这笔款子偿还欠我们的债！”
我们彬彬有礼地，然而是坚决地拒绝了捷克人的要求。
这时候，一个奇迹出现了。塞古?杜尔突然想起，几内亚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藏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这笔钱是法国人丢下的，金额高达四十亿非洲法郎。
潜伏在科纳克里的谍报员阿尔贝得到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后告知我们说，塞古?杜尔正在动用一笔意想不到的钱财。此举有损于我们掌握的非洲法郎的平衡，因为那笔钱是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钞票。阿尔贝建议我们制止塞古?杜尔的这种做法，但如何制止呢？
阿尔贝献策道；“你们给我送两三个燃烧弹来。我发现几内亚中央银行的通风管道一直通到金库。我可以佯装去看望我的朋友财政部长先生，然后趁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燃烧弹甩进去。这样，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挽回四十个亿的损失！”
我断然反对阿尔贝的计划，并告诉他，这样做，将给留在几内亚的三万多法国种植园主招来大祸。
实际上，我早已知道塞古?杜尔的这四十亿非洲法郎已不值一文。因为这笔款子里的近十亿法郎是被淘汰了的、应予销毁的旧钞，在几内亚独立的混乱时刻，法国官员匆匆撤离，忘却了按预定计划烧毁这笔钱，但无论如何，这些旧钞已不能再使用了。
至于其余的三十亿法郎，都是尚未进入流通的新钞票。这些钱必须在法兰西银行行长按惯例签署发行令以后才能有效，当时，由于要等候公民投票的结果，未能签署发行令。考虑到几内亚在公民投票中表示“反对”留在法兰西共同体之内，戴高乐严禁银行行长颁布此项发行令。结果，这些钞票便成了一堆废纸。
塞古?杜尔骗人的手法未能持续多久。起初，有些债主上了圈套。倒如，一家大航空公司的代表曾要求偿还五千万法郎，当伊斯梅尔?杜尔把一叠叠成捆的钞票摆在他面前时他惊得目瞪口呆。
“去吧，去数一数！”伊斯梅尔?杜尔对他说。
可怜的航空公司代表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来点钱，然后，他把钱塞进皮包，踏上了归途。回到达喀尔时，人们告诉他这些钞票是应扔到阴沟里去的废纸。
独立是一桩好事情，但如今一贫如洗，没有任何银行存款；满以为已经到手的钱财又因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而化为乌有。怎么办呢？塞古?杜尔大发雷霆，感到自己完全是被人愚弄了。
同样的非洲法郎却可以在塞内加尔、象牙海岸、马里等国流通。但这里有一个微小的差别，使得同一种货币却有两种不同的遭遇。法兰西银行一向警惕性很高，长久以来，它就采取了保险措施。在法国印刷后发行到非洲各国的纸币上都载有一个可以辨认的专用字母。所以，现在凡是来自几内亚的钞票都能被鉴别出来，加以销毁。
我之所以劝阻阿尔贝，要他放弃把塞古?杜尔的几十亿钞票化为灰烬的念头，还有别的原因。我们正在考虑实施更能引起震动的计划。
我们获悉，几内亚不顾一切，企图脱离法郎区，发行自己的货币。塞古?杜尔不拿到带有他自己头像的钞票是决不会罢休的。他已煞有介事地自诩为第三世界的一个伟大领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古巴人都赶来向这位敢于向戴高乐挑战的伟人致敬，认为他是革命的非洲大陆上一座新的灯塔。
捷克人建议他在布拉格印刷他梦寐以求的钞票，这是捷克人收回他们的贷款和控制几内亚经济的难得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讲，过也是个大好时机。我们可以趁机把水搅浑，打破捷克人的控制局面，让塞古?杜尔陷入绝境。
我们设法摘到了几内亚新币的票样。局总部有一所绝密的印刷厂，能够根据票样逼真地复制这些钞票，然后再使这种钞票充斥几内亚市场。
我们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塞古?杜尔自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企图拿我们掌握的非洲法郎搞鬼。
在“钞票战”中，发生了一桩怪事。我们翻印的假钞票要比捷克人印制的真钞票质量还好。科纳克里的气候极端潮湿，年降雨量为六千毫米。在布拉格印制的钞票适应不了这种潮湿的气候，极易损坏，票面上的数字和图案都变得模糊不清，最后，纸币成了破烂纸片。
塞古?杜尔无法迁怒于捷克人，因为他越来越依赖他们，他只好把一肚子怒火全部发泄到仍然居住在几内亚的法国人身上。
一个名叫穆东的法兰西电力公司驻几内亚办事处的雇员，用手指抹掉了捷克印制的钞票上杜尔总统的画像，结果，他以侮辱国家元首的罪名被当局判处一年徒刑。
此外，捷克人还保留了印制钞票的铜版。他们除了印刷交给几内亚国库的钞票以外，还增印了不少纸币。
在几内亚国内，有些诈骗犯用老式复印机翻印捷克印制的纸币，这样，几内亚人自己也造伪钞。他们拿着这些假钞票到最偏僻的农村，以政府的名义兑换尚在流通的非洲法郎。
鉴于几内亚的新币无法在国外使用，塞古?杜尔破产了，因而再次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正如戴高乐将军所希望的那样，塞古?杜尔“趴到了地上”，但他并没趴在法国面前，而是彻底转向了社会主义国家。捷克人掌握了几内亚的行政机构，并控制了它的警察。国家推行恐怖政策，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消失了。数以百计的反对派，嫌疑犯横遭逮捕、刑讯、拷打，被投入散发着恶臭的监狱里。后来，一个名叫居伊?法涅的法国侨民被捕。从此，法国人成了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日子更不好过了。
福卡尔插手引起的后果
法涅不苟言笑，朴实无华，是一个严肃正经的单身汉。他热爱自己的工作，着魔般地钻研业务。自从他的顶头上司皮埃尔?德蓬布里昂逃跑之后，他显得更加郁郁寡欢。
几内亚通过公民投票脱离法兰西共同体之前，德蓬布里昂负责领导在几内亚的法国三家大公司办事处。这三家大企业就是联合装卸公司、法布尔－弗雷西内公司以及联合海空运输公司。办事处座落在科纳克里最繁华的地段。德蓬布里昂还兼任比利时旅行服务和咨询处主任。
几内亚独立之际，德蓬布里昂被当地人民的狂热情绪吓得失魂落魄，他匆忙登上去达喀尔的飞机，诡称：“我去达喀尔处理一些事情，明天就回来。”
实际上，他口袋里还装有一张飞往巴黎的机票。他一去就再也不复返了。
德蓬布里昂一走，他的助手法涅就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闷闷不乐。法涅并不隶属于组织严密的第七处，而不过是悄悄地为三家希望了解几内亚最新动态的法国公司探听一些情况，并为雅克?福卡尔的情报网做些工作。
说实话，与真正的职业特务相比，他只是一个毫无能耐且又惹人气恼的业余间谍。一天，法涅发现有一批捷克武器运抵科纳克里。于是，他写了一份报告，分别交给联合装卸公司的一名机长和联合海空运输公司的一名飞行员。
事毕，法涅心安理得地准备返同住处。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以为完成了任务，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突然，他想起忘了给马赛的法布尔－弗雷西内公司提供一份报告的抄件，他感到自己失了职，惊恐万分。
热心的法涅想立即弥补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的这一漏洞。他想起，“福煦号”客轮是在那家公司经营的航线上行驶的，当时它正停泊在科纳克里港。于是，他驱车直奔码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舷梯脚下。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那份情报的抄件。
这时，恰逢他的一个雇员瓦泽耶走下“福煦号”。瓦泽耶刚刚同伙伴们在船上开怀痛饮了一番。瓦泽耶作为作在几内亚的外国侨民无权拥有外汇，更不能有法郎。所以，他让酒吧间的服务员开了一个帐单，说：“我去让我的头头签字，算在公司的帐上。”
瓦泽耶下船时，正赶上法涅上船。
两人相遇，瓦泽耶连忙说：“你来的正巧！请在帐单上给我签个字。”
瓦泽耶就在舷梯下把帐单递给了法涅。法涅信手将它塞进放着秘密情报抄件的上衣口袋里。
但是，科纳克里港的几内亚警官迪亚洛注意到了这两个法国人的动作。于是，他一个箭步窜到法涅身边，喊道：“把藏到口袋里的纸条交给我！”
法涅一下子楞住了，他耸了耸肩，把手伸进口袋，用手指夹出他认为是帐单的纸条。实际上，他拿出来交给警官的却是捷克武器抵达几内亚的情报。
星期一上午，一向准时的法涅没有在办公室露面。他的同事们就此开玩笑说：“真怪！法涅可能在什么地方坠入情网了！”
十点钟，有人来通报，在港口发现了法涅的车子，一个轮胎已经瘪了。这群法国人这才不安起来，其中一个人说：“从今以后，我们一天要清点两次人数！”
我们的谍报员阿尔贝奉命去探听风声。阿尔贝来到警察局科纳克里港派出所，他的朋友迪亚洛警官不客气地拦住了他：“喂，老板，你不能进去！”警官如此对待他还是第一次。
阿尔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转身出去穿上了他那带有金色绞带的军装，并戴上联合海空运输公司的制服帽。这身服装在一般人心自中还是有威望的。他畅通无阻地走进了科纳克里港派出所。法涅被关在里面的一间臭气熏天的牢房里。他目光呆滞，两天来没喝到一口水。塞古?杜尔决定对他进行严厉审判。
捷克军官亲自主持审问。法涅被押送到几内亚新设立的一个集中营里，距科纳克里港口不远。
阿尔贝三天两头派他寓所里的一个佣人去集中营探听消息。
每次回来后，佣人都报告说：“法涅先生还活着！”
事情就一直这样拖着。福卡尔当时在爱丽舍官任秘书长。为了使可怜的法涅获释，他东奔西走，四处游说。他亲自提议派颇有名望的瑞土律师尼科莱去科纳克里出庭辩护。
为了替法涅从事的秘密活动进行开脱，我们编了一套假话：法涅从来不是间谍。而是一个善良的法国公民。他看到一些武器运到几内亚，深感不安，担心这是向阿尔及利亚叛乱者提供的军火……”
此外，福卡尔还让法国国库拿出二千万法郎，试图从塞古-杜尔那里赎回法涅。
然而，几内亚总统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个羞辱法国的机会，真是欣喜万分。他拒绝任何妥协。他下令大肆搜捕隐藏的间谍，矛头直指法国侨民。抄家、搜查、侮辱人身的事件接连发生，而且愈来愈多。科纳克里警察局遭到了东欧国家教官的叱责，于是，它做出决定，禁止任何人靠近飞机。
几内亚采取的强硬措施使第七处谍报人员的活动受到了影响。阿尔贝尽管十分机灵，但还是难以开展工作。不过，阿尔贝能摆脱困境。比如，他在自己的帽子上打主意。法国航班飞机的机长来到阿尔贝的办公室，把自己的帽子顺手放在阿尔贝的制服帽旁边。离开办公室时，他把阿尔贝的帽子拿走了。阿尔贝帽子的隔层里就藏着仔细折叠起来的纸片。就这样，情报送到了巴黎。
有时，阿尔贝还把他用密码写成的报告卷起来，放在香烟盒里。
“有烟吗？”过路的飞行员问道。
阿尔贝递过香烟盒，飞行员抽出一支烟，然后随手把香烟盒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幸亏，当时负责对法国人搜身的几内亚人从不检查香烟盒。
如果阿尔贝能和他在联合海空运输公司的上司鲁亚搞好关系，一切会更加顺利。鲁亚是联合海空运输公司驻达喀尔的副代表，也跟我们的谍报系统有联系。
鲁亚定期视察联合海空运输公司驻达喀尔、巴马科和科纳克里等地办事处的工作。他是阿尔贝的顶头上司，但从第七处的系统来看，鲁亚却仅仅是一名联络员，是阿尔贝手下的一名小卒。
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好，你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你。阿尔贝认为鲁亚不过是一名业余间谍。
阿尔贝抱怨道：“他给我提供的情报荒谬绝伦，我不愿相信他的蠢话。”“有一天，他煞有介事地让我告诉巴黎，说什么联合海空运输公司在一周内有十五次飞行。真是蠢到家了！”
而鲁亚则在达喀尔拉住我说：“我很想继续为你效劳，但我拒绝同阿尔贝合作。我觉得他恨我。早晚阿尔贝会出卖我的。所以我只向他提供无足轻重的情报。”
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已经发展到互不理睬的严重地步。阿尔贝温文尔雅，讲究效率，而且处事审慎。他讨厌鲁亚的形象和他身穿的奇装异服。
“这哪像是第七处的人！”阿尔贝气愤地说。
鲁亚一想到自己身为公司的副代表，却屈居于本单位一个小小雇员的领导之下，便感到怏怏不乐。
我费尽了口舌，终于说服了做慢而固执的鲁亚。他答应继续和阿尔贝共事。
“好吧，”他对我说，“这可是你的主意！不过我有言在先，如果这里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肯定是他的错！”
怎样使他们和解呢？鲁亚坚决不肯和他的领导阿尔贝接头。他认为，即使是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也不能采取这种同他的地位极不相称的作法。
“好吧，”他说，“还是你亲自来处理这件事，安排我们两人见面吧！”
为了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我不得不去科纳克里安排他们会面?此举对我十分危险。因为，种种阴谋活动搅得塞古?杜尔终日得不到安宁，他急于搞几起审判案件，以期取得引人注目的效果，可以预料，如果我在此行中被捕，塞古?杜尔肯定会以此为把柄，攻击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进而诋毁法国。
说不定鲁亚给我设置了圈套？我禁不住问我自己。阿尔贝曾向我提出过警告，我至今记忆犹新。
“要提防鲁亚，”阿尔贝叹息遭，“他可不是那种踏实肯干的人！”
阿尔贝对鲁亚抱有成见。我岂能被他们的争论所左右。不能因为科克在达咯尔出卖了我而怀疑我的所有联络员，要是这样，我的工作就会寸步难行！
再说，鲁亚为什么要出卖我呢？他的夫人住在巴黎，完全攥在我们手心里。这一点，鲁亚并不是不知道。
尽管如此，当我化名为马亚尔，以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代表的身份飞抵科纳克里时，我仍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一踏上这块潮湿而酷热的国土，我便忐忑不安，浑身都是汗。法兰西旅馆是外国人的必住之地。除了它的名字仍叫“法兰西”之外，旅馆里已再也没有什么法国味了。在餐厅里，坐在我周围的全是些苏联人、捷克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这里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但都是红色国家的语言。我是来这里下榻的唯一的西方人。在职业密探的监视下，我单独在一旁就餐。饭后，我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从其他顾客面前走过，返回三楼的房间。窗外一片漆黑，因为塞古?杜尔已下令实行严格的宵禁。
凌晨三点，我赤足下床，竖起耳朵静听片刻，然后悄悄地溜到第四层。鲁亚的房门虚掩着，这是信号。我同他好不容易达成了协议。他答成重新和阿尔贝进行联系。
“好吧，我同意把情报交给他。但我要用他不能破译的密码写情报。我不愿让他知道转送给你的情报的内容！”
于是，我返回自己的房间。阿尔贝已在那里等候。我向他转述了鲁亚提出的条件。阿尔贝耸了耸肩，说：“你是头头，你看着办吧！”
我又偷偷上楼去说服鲁亚，要他务必按达成的协议行事。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才安然入睡。翌日，我正要登上飞机，几内亚的警察围住了我。他们搜了我的身，扒去了我的衣服，最后，我就这样一丝不挂地被他们扔进了牢房。外面传来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我寻思：完了，飞机丢下我起飞了，幸运的是，我身上没带任何可疑的东西。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被出卖了。可是，出卖我的是谁呢？鲁亚？还是阿尔贝？也许我成了他们势不两立的仇恨情绪的牺牲品？这一倒楣的事件可能牵连总部，使法国陷入困境。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负责秘密行动的头日在策划反塞古?杜尔的阴谋时，被人当场抓获，这还了得！一想起即将降临到我头上的厄运，我便提心吊胆，如卧针毡。牢房里空气潮湿闷热，令人窒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头脑也愈来愈麻木，愈来愈迟钝了。
突然，咣啷一声响，牢门被打开了，我站起身，等待着塞古?杜尔专门训练的打手施展淫威。这些人是行刑的行家。一个好端端、活生生的人落到他们手里，就会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一个妇女被推进牢房，痛哭流涕地瘫倒在我的身旁。她和我一样，也被扒光了衣服。她尴尬地用双手捂着身子，试图遮盖她的裸体。后来，她确信我并无邪恶念头，使向我哭诉了她的不幸遭遇。
她是黎巴嫩人，在科纳克里经商。由于几内亚总统颁布的法令，她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于是，她决定返回祖国。
“我准备动身时，”她接着说，“他们打开我的箱子，把我所有的鞋子都翻了出来。他们说我只有左脚穿的鞋予，吼叫着问我把右脚穿的鞋放哪里了。他们指责我是投机商人，说我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仿佛到了于布王国①。两天来，他们让我在这个酷似地狱的牢房里受尽了煎熬。第三天，又对我进行了一次审讯。他们盘问我来科纳克里的目的，我根据他们提的问题判断，他们并不以为我从事了什么活动。他们感到蹊跷的只是：我这个法国人哪里来的胆量，竟敢独自到他们恐怖的首都来冒险，而其他法国人通常都避开此地。任何法国人在这里都毫无例外地要受到怀疑。我反复申辩，费了许多口舌，他们才释放了我。
这次遭遇教训了我。几个月之后，当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几内亚去执行秘密任务时，我为保护自己，采取了谍报活动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防范措施。
我坐的是我手下的一名特工人员驾驶的班机。飞机停在跑道的尽头等我，随时准备起飞。
我履行了正常手续，接受海关和警察的检番。我的化名是托马，身份为联合海空运输公司的稽查员。我知道，入境时间题不大，离开几内亚时则容易出现麻烦。我拿着装公文的手提箱，随便叫了辆出租车。我在靠近科纳克里市区的一家医院附近下了车。我刚走了几步路，另一辆汽车就停到了我身旁。我一头钻进车里，蜷缩着躺在下边。
忠实的阿尔贝开着车，脸上毫无表情。他一言不发，驱车直
①于布(Ubu)是法国作家A?雅里所写剧本《于布王》中的人物，残忍、胆怯得可笑。——译者
奔机场。他可以随便出入机场。车子一直开到货运处办公室。就这样，几分钟之后，我又回到了出发地，我在这个关闭的房间里，伴着货物堆度过了一整天。
可以说，我已离开了几内亚，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无人地带”。在这间房子里，我认真捉摸，根据目前的具体情况，能否在几内亚继续进行截获文件和拆取外交邮袋的话动。
然而，机场里那些时隐时现的面孔和妖艳妩媚的女人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问阿尔贝和他的助手：“很久以来机场里就有这些女人吗？”
“近来这种人越来越多了。”
她们是“高等妓女”，是一支为塞古?杜尔服务的秘密部队。这些放荡的几内亚女人袒胸露背，出投于白人聚集的地方。她们无孔不入，监视旅客，挑逗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伺机套取情报，并直接向几内亚总统汇报。
我感到，在这样一个受到严密监视的地方重建秘密特工机构太危险了。一旦谍报机构被侦破，便会酿成全球性丑闻。这一天，我决定我们彻底撤出科纳克里。晚上七点三十分，照例下了一场暴雨。所有人都躲进候机室避雨。阿尔贝趁机开车，把我一直送到飞机旁。
我说：“阿尔贝，我打算把你派到别处去。这里的工作结束了！”
几内亚本应成为非洲最繁荣、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可是，苏联的铁幕已延伸到这个国家。我们第二次失去了几内亚。
第七章大难临头
“智囊行动组”
一天早晨，我信步来到办公宣。尽管我稍感头晕目眩，但心情却十分舒畅，因为我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窃取了大量文件和情报。现在，我脑子里萦绕的还尽是些在巴黎来回奔波的情景，眼前浮现的依然是各种包裹、卡车的影子以及沉默而灵活的特工人员小心翼翼地搬运箱子的场面。这也许是老生常谈。然而，我们处确实是一部准确无误，迅速运转的机器，一个亲密无间、团结友好的集体。它好比一个芭蕾舞剧团，演员们动作协调，配合默契，能够永远优雅自如地反复表演同样曲舞剧。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兴奋啊！
我暗睹思量：我们这个处真是无与伦比的，的确是“只此一家”。它创造了协同配合的奇迹！但是，我们也应注意，绝不能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小小的纰漏都会使这部机器卡壳。
在走廊里，莫尔旺突然把我截住，一下子打断了我的思路。
在我的一生中，他总是这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搅乱我的平静生活，把我引入别的轨道，驱使我去冒更大的风险！
这一次，他非常神秘地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四周，一见没有他人，便转过身对我说：
“小菲维尔，我的老伙计，待会儿要在会议室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绝密会议，有大人物来参加。我和特劳特曼认为，你代表我们参加会议最合适。”
我惊诧不已。第七处的人因工作过度，早已精疲力竭，我觉得很难让我们再接受新的任务。
莫尔旺低声说：“目前只是一个碰头会，具体内容还没有定下来，根本谈不上给你下达什么新任务。”
莫尔旺知道我讨厌局领导主要头头举行的这种碰头会。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总是尽可能躲避上边召开的会议，因为这类会议往往是高谈阔论，而从来拿不出什么锦囊妙计。
可是，我今天察觉，莫尔旺不仅仅是在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他实际上是在给我下命令。他自己不愿参加会议，局情报部主任特劳特曼也想溜之大吉。
我不满地嘟囔：“说实话，我真看不出我参加会有什么用。”
莫尔旺气得说不出话来，仿佛是碰上了一个不愿出席学校授奖大会的赌气的小男孩。
“菲维尔，过可是抬举你，而且也体现了我们对你的绝对信任。”
那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去呢？为什么把苦差事推给我？我真想向他提出这两个问题，但话到了嘴边，我又忍住了。想必莫尔旺和特劳特曼已经了解到这次会议的内幕。他们竭力逃避会议，这就表明会上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有的只能是意想不到的打击。
“好吧，”莫尔旺象谈妥了似的最后说道，“我让人给你开通行征！”
这意味着，尽管会议在局总部举行，但仍然采取了特别严格的保卫措施。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入会议室。我们局本来就是机要部门，可在局里竟然还要采取非同寻常的安全检查措施！
显然，莫尔旺蒙骗了我。如果真是举行一个交流情况而无具体内容的会议，那么戒备决不会如此森严。我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
我闷闷不乐地走进会议室。第一个反应是，我并不感到太陌生，围坐在桌旁的许多人是我的相识或局里其它各处的同僚，如行动处处长鲁西亚，副处长富尔－博利厄、反间谍部主任迪蒙以及负责各个技术处的一位上校。我在他们身旁坐了下来，心中对莫尔旺刚才动员我来这里的那副诡诈神态感到暗暗不解。在我看来，会场内的一切没有什么不正常，气氛安宁、亲切，甚至令人宽心。难道我最初的胆怯和忧虑是多余的吗？
我们利用会前的十来分钟时间互相开玩笑，就像在教室里等着老师来上课一样。似乎谁都不太清楚我们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布尔西科走了进来，后边跟着他的办公室主任路易?拉朗纳。拉朗纳是个骨瘦如柴但行动敏捷的人。布尔西科则身材魁梧、威风凛凛。他很讲究排场，每次露面都近乎舞台上的“亮相”动作，使人难以忘怀，回味无穷。在战时，我在克拉马同他首次见面，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至今未变。他握有实权，处事坚决果断、言谈辛辣尖刻。
布尔西科并非独自一人到会，他旁边还站着一个身穿便服的人。此人神情开朗，脸庞清秀，皮肤细嫩，我一见便为之愕然。我认出了这位不速之客。他平时穿的不是这种裁剪合体的便装，而是袖口上缀有四颗金星的飞行员的蓝色制服。他就是莫里斯?夏尔将军。他光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有何贵干呢？
据我们了解，夏尔当时是深得摩勒政府信任的一位军官。他虽不是社会党人，但却以其共和主义思想以及对民主原则的酷爱而受到众人的敬佩。在占领时期，他领导了一支以情报活动为主的抵抗力量队伍，工作十分出色。夏尔在l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前夕，巧妙地截获了德国空军在大西洋前线作战的一系列命令。丘吉尔曾因此亲自向他表示了况贺。
由此可见，夏尔是一个相信情报工作具有巨大威力的军界负责人。他不像吉博等极端蔑视特工部门的那些将领，吉博将军虽负责印度支那地区的谍报工作，但却没有相信他部下提供的有关越南人于1954年初向奠边府周围集结兵力的报告。然而，他的偏见并未影响戴高乐在1966年本?巴尔卡事件后任命他为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
戴高乐这样做又何尝不可呢？让一个根本不信任谍报工作而且又是唯唯诺诺的外行去负责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岂不是破坏它、永远制服它的最好办法吗？然而，1957年，夏尔秘密来到我们的会议室时，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尚未落到这种地步。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问，夏尔曾任国家最高当局和以色列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络官，自始至终都了解西奈战役的进展情况。他坚信，如果纳赛尔倒台后埃及建立一个温和政府，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将失去它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从而陷入被扼杀的境地。
由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相救，纳赛尔才有今日。现在，他不仅继续帮助而且还加倍支持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夏尔正在寻找就地取胜的方法。
布尔西科向我们介绍了夏尔将军，接着便严肃地对我们说：“先生们，我并不想向你们隐瞒，阿尔及利业的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了。政府认为我们局能在战斗中起重要作用。夏尔将军将向大家介绍上级对我们的期望。我很清楚，在这里开的会都是机密的，但我还是要强调指出，今天的会是特别机密的，而且是往后要开的一系列会议中的第一个。你们不要写任何与此有关的报告，也不要向你们的助手泄露点滴情况，否则，后果自负。”
在布尔西科向我们发警告时，夏尔一边悠然自得地装着烟斗，一边仔细地打量着我们。然后，他开始用平静的声调向我们讲述战场上相当黯淡的形势。
“我大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你们，因为政府是靠你们的报告了解情况的。但是，我得承认，叛乱规模庞大，组织十分严密，外界也多方支援，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夏尔解释说，法国军队业已改变战术，适应了敌人的游击战。曾转战印度支那沙场，同残酷无情、神出鬼没的敌手交过锋的军官们取代了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传统军人。使用的武器也改变了；火炮、装甲车已毫无用处，如今需要的是直升飞机、轻装部队、伞兵以及能够徒手格斗，能够适应自然环境的突击队，还需要能够吃苦耐劳……
他一字一句详详细细地作报告，这并未使我感到惊讶。我还搞不清楚，按照新调整的部署?我们究竟应该执行什么任务。眼下，我们已经向军方提供了大量情报。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我使动地抽着烟，感到一丝睡意悄悄向我袭来。正好在这个时候，夏尔的讲话内容却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我充满倦意的目光不期遇上了布尔西科愤怒的双眼。我一下于清醒过来，竖起了耳朵。这时，夏尔开始讲笫二部分。
“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取得的成绩往往因一些外界因素而受到影响。叛乱分子借助投机商提供的武器，依靠马格里布一些政治家的活动以及他们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组织机构，可以承受最沉重的打击，医治创伤，迅速重整旗鼓。”
夏尔讲道：“我国政府决定不再容忍外界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援，而且决定要对此采取行动。这些在外国首都进行活动的敌手夺去了无数法国年轻战士的生命，可法国军队却无法监视并消灭他们。”
“我们想，”夏尔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听了他那冗长的开场白和婉转的谈话之后，我们终于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夏尔告诉我们，政府已建立了一个“作战部”。这个人数很少、极端机密的军事机构负责确定我们今后的行动目标，它将编制一份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知名人士和格外仇视法国的社会活动家名单，“作战部”希望制止这些人的有害活动或干脆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我们将组织一个“智囊行动组”，其任务是遵照“作战部”根据需要陆续下达的命令，随时准备去逐个“处理”或除掉列入名单的人。
夏尔问我们有没有问题。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想表态。
但是夏尔坚持要了解我们的看法，收集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我们之中级别最高的迪蒙首先打破了沉默。这位反间谍部主任当然是不会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的。他说，反间谍部的军官都将全力以赴帮助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战友。
行动处处长鲁西亚的态度则比较强硬。他曾在印度支那看到他在特工部门里的一些朋友因法国国内政策的变化而得不到承认甚至被抛弃，这使他十分难过，因此，鲁西亚这回要求政府给予明确的保证。
“你要求我们为国家的利益去搞暗杀活动，要求我们为了崇高的事业违背起码的道德标准去犯法……”他对夏尔说道。如果政府提出要求，鲁西亚将同意贡献出他手下的人，但他不愿让他们去送死。政府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援救可能在国外遇难的行动小组。届时，法国领导人可再也不要说“我们不认识这些人”一类的话了。
我对夏尔讲话的内容更有保留。首先，我根本反对从肉体上消灭敌手。一个社会党人总理竟会同意由国家操纵杀人凶手，这使我大为震惊。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不能这样做。
我本人也是社会党人，而且一贯同居伊?摩勒及其家属友情甚笃。然而，这不能使我改变看法。我并不相信谋杀可以解决问题。
社会党高级领导人对我耿耿于怀，并不是因为我这样想，而是因为我在大庭广众之前把这种想法讲了出来。
“至于我们处，”我说，“我们决不干这种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情报……”
布尔西科打断了我的话说：“但是，除此之外，你们还要执行特工任务，而且你也强调过要把你的人培养成多面手！”
此时此刻！他跟我讲话已没有往日的幽默感和亲切感了。
“是的，局长先生。但是，我们处秘密行动的目的只是窃取情报，而从不是杀人！”
然后，我转向鲁西亚说：“据我所知，这种工作由你们行动处负责……”
话刚一脱口，我就后悔了。因为，我根本就不信行动处的人能够悄悄地去搞谋杀而不招来任何麻烦。行动处主要由第二突击队的好斗分子组成，他们受过袭击、徒手格斗等专门训练；行动处里还有一些是潜水员、工兵、伞兵、滑雪运动员。他们都缺乏保密观念，不善于从事秘密活动。
问题在于不是把人杀死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击毙一个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困难的是要伪造现场，让人相信这是自杀，是自然死亡，或是由车祸、事故造成的死亡。执行谋杀任务的人，事毕要注意不留下任何痕迹，不让警察抓住把柄，以免闹成一件对总部甚至对法国政府不利的丑闻。
这该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吧！但是，事到临头就可以发现，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某些小分队对秘密工作的常识毫无所知。
布尔西科在抵抗运动的岁月里，以及在担任国家保安总局局长期问积累了丰富的特工活动经验，他肯定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他对我说：“当然，你要和行动处密切配合，向他们介绍有关打击对象的所有情况，提出建议并讲明注意事项……”
总之，布尔西科寄希望于我，以防行动处捅漏子。
参加“智囊行动组”的第一次会议之后，我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正在酝酿的一切决不是好事。我现在明白，为什么莫尔旺和特劳特曼都溜之大吉，避不出席会议。八天之后，夏尔拿着一份二十九人的名单又来找我们。列入名单的有前面提及对的某些德国和瑞士投机商、积极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外国知名人士，以及在突尼斯和西德居住的阿尔及利亚领导人。
有关这些人的情报工作全部落到了我的肩上。换句话说，我必须给行动处准备二十九份档案。每份档案上都不写姓名，只有一个秘密代号。档案里装着有关此人的全部材料以及追逐或打击，他的具体行动计划。我还要随时更新和补充档案的内容。
所有档案都准备得有条有理，随时都可调阅。按照规定，每次行动只与一份档案有关。这份唯一的材料在“智囊行动组”内部传阅?但任何人都不得摘记。如对材料有意见，也只能用口头表述。
马提翁大厦“作战部”的命令也是口头下达的。在我们的档案中，无论是行动记录还是其它任何材料，都不应以任何形式提及国家最高领导人秘密判处哪些人死刑的命令。
只有我才能保存全部行动计划。我把二十九份档案都锁在保险柜的一个大帆布文件夹里。随着工作的进展，这一堆材料逐渐减少了。每除掉一个目标，有关材料便付之一炬。
有时，由于政府更迭或政策发生变化，某些“合同”就被废除。这样，有些人连同他们的代号就都从“被判处者”的名单里消失，但他们的名字说不定在几周或几个月后又会在名单里出现。
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战略和情绪，但最终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厄运……
这种犹豫不决的做法，在摩洛哥左派领袖本?巴尔卡的问题上体现得尤为充分。本?巴尔卡的名字曾出现在夏尔将军的第一份名单里，后来就被去掉了，不久又被加上去了，接着又第二次被勾掉了……
“智囊行动组”是由社会党人政府建立的，但第四共和国解体后，它仍然继续存在。所不同的是，从此不再由马提翁大厦，而是直接由爱丽舍宫发号施令。因此，那些外国政治家、军火投机商以及法国视为敌人的两面派人物的命运将操在戴高乐将军的手中。
阿蒂亚的惨败
起初，“作战部”迟迟不下达命令。行动处的人长久以来无所事事。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每天都给我打好几次电话，探询是否有“出发”执行任务的命令。
我远不如军人们那样着急，因为我料想到我们之间会出现问题。第一号“执行处决”的命令终于下来了。命令要求我们暗杀强烈反对法国、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摩洛哥独立党领袖阿拉勒?法西。可是，我发现，这时候行动处的负责人却一反常态，突然变得消极起来。
除掉法西是件硬任务，它把行动处的人难住了。按照上峰指示，他们必须趁阿拉勒?法西和摩洛哥独立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西班牙保护地得土安①开会之机把他们炸死。
说我本人对这次行动欣喜万分，那是言过其实。我在丹吉尔和得土安建立了一个出色的情报网。那里的谍报人员不仅截取从丹吉尔这个国际共管区过境的外交信件和邮袋，而且还严密监视得土安的一家诊疗所。民族解放阵线在战场上负伤或患病的领导人都到这家诊疗所来就医。
我在西属摩洛哥地区建立的情报网的情况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局总部领导并不了解我这个谍报机构的规模、我的活动能力以及我在该地区开展工作的计划。我的一个主要计划就是把诊疗所所长——一个很有名气的穆斯林外科医生绑架到阿尔及尔，使他起不了作用。若是得手，这对叛乱分子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目前，我正在研究实施绑架计划的细节，我不愿为炸死几个人而葬送我预定的行动计划。
以阿拉勒?法西为首的摩洛哥独立党领导人的开会地点在德尔萨旅馆，紧靠着诊疗所。我决不能贸然行事，惊动那位外科医生，让他带着伤病员转移到另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去。
相反，我需要谨慎从事。按规定，第七处向行动处提供爆炸地点的平面图以及保证行动顺利进行的各项具体说明。考虑到现场的实际情况，我们打算让爆破手从屋顶潜入旅馆。我们选择了放置炸药的地点，并且计算了所需炸药的数量以及墙的厚度。我
①得土安是摩洛哥的一个城市。1912年ll月被划为西班牙“保护地”。摩洛哥独立后，西班牙放弃了该“保护地”。——译者
们还提供了有关旅馆工作人员、警卫，安全装置的情况。我们替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行动处处长鲁西亚通知我，他最终决定不按预定方案派他处里的原班人马去摩洛哥。他没有胆量向我坦白承认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但我心里明白：到了关键时刻，行动处的那帮子军人都退缩不前，不愿玷污自己的双手。他们认为，仅仅从事安放炸药一类活动有失他们的身份。
他们之中也有名符其实的勇士，如日后在阿尔及利亚丧生的我的朋友克罗托夫。但他们大多数人是游手好闲者，他们利用在蒙路易、塞尔克特或卡尔维训练的间隙，终日泡在蒙马特和爱丽舍田园大街无业游民麇集的酒吧间里。他们结成了一个帮派小集团，扬言随时都准备干肮脏的差事，但必须以重金酬报他们，而且他们还要求在各方面得到保护……
首次谋杀行动颇伤鲁西亚的脑筋，他尴尬地向我透露：“为了这次行动，我从地痞流氓中招募了几个人！”
“这是你的事，”我对他说，“我所希望的只是他们别在那儿给我捅漏子！”
鲁西亚知道我向来反对谍报机构雇用流氓阿飞。他见我怒气冲冲，便竭力安慰我：“我挑选的人爱国心很强，他们对摩洛哥了如指掌，到了那儿他们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鲁西亚没有告诉我雇佣人员的确切身份。当然他有权绝对保守秘密。行动处的一名军官——加斯东?德斯皮埃尔陪同“突袭小分队”前去摩洛哥执行谋杀任务。鉴于我负责通过我在摩洛哥建立的谍报站随时了解小分队执行任务的进展情况，鲁西亚把这位军官的名字告诉了我，并把他的照片交给了我，便于我们识别，监督小分队在奥利机场登上飞机，安全抵达丹吉尔。
我叫来一名手下的工作人员，让他仔细观看照片，牢记住德斯皮埃尔的模样，然后对他说：“德斯皮埃尔将搭乘阿特拉斯航空公司的班机去丹吉尔，同行的还有两个家伙。你负责在机场照料，并监视他们。你得处处留神，保证他们顺利出发。”
我手下的人从奥利机场返回时，我发现他神情异样。
“处长，”他说，“我刚才亲眼看见了一个不寻常的场面。我很容易就认出了德斯皮埃尔。同他在一起的确实还有两个小伙子，我也都认识，无需看什么照片。那个彪形大汉叫若?阿蒂亚，另一个矮胖子是布什塞什。”
阿蒂亚这个名字使我隐约想起了某些事情。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小流氓，是报章杂志经常提及的一位“知名人士”。至于布什塞什，我倒没听说过。
“不！你知道，处长，”我手下的人提醒我说，“他是‘疯子皮埃罗’的一个助手。他现正在筹划开设一个妓院。他打算在摩洛哥和黑非洲经营窑子！”
“对不起，”我说，“我从不光顾那些地方，我不认识你的布什塞什！”
然而，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我手下的人接着说：“阿蒂亚和布什塞什还把一个妖艳的棕发女郎带到了机场。阿蒂亚和那个姑娘没完没了地拥抱接吻，他们真是难舍难分。后来，航空小姐用麦克风催阿蒂亚和布什塞什立即登机，我这才看见两个楞小子朝入口跑去。他们一边跑一边频频回头和那个姑娘打招呼。真是一场闹剧！周围的旅客都为之目瞪口呆！”行动处的突击队员外出执行绝密任务，来去本应分外审慎，以免招人耳目。他们怎么能这样胡闹呢？简直是太荒唐了！我怒不可遏，感到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我问道：“那姑娘呢？你知道她是谁吗？”
“知道，我已作了调查。她叫卡尔曼?科居，是阿蒂亚的女朋友。她在阿贝斯广场旁边开了一个酒吧间，店名‘加伏罗什’。”
以这样“妙不可言”的轻率态度来对待一项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的绝密任务，可真叫绝！想必蒙马特和比加勒的那帮流氓无赖们早就议论开了，他们少不了要大肆嘲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为何挑选他们的两个同伙去冒险。
我简直气疯了。我一把抓过内线电话想跟鲁西亚通话，告诉他我对他那些“宝贝”的看法。我还要责问他，照这样干法，岂不是去闯祸，去送死！
鲁西亚躲了起来，接电话的是他的助手。
我冲着他说：“真不象话，怎么能做出这等闻所未闻的丑事！和德斯皮埃尔一起去丹吉尔的两个流氓都干了些什么？！既然你们把严肃的任务当儿戏，那我就声明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鲁西亚的助手是一个上尉，他进退两难，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上校不在。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他你对此事很恼火！”
行动处的头头会意识到他们给总部招惹来的麻烦吗？不久，我还了解到，阿蒂亚和布什塞什在飞机上就开始闯祸了。他们在飞机上遇见了另外两个同伙：“拐子”诺蒂尼和帕利斯。帕利斯后来在本?巴尔卡事件中成了一个“知名人士”。阿蒂亚和另外三个蠢家伙慷公家之慨，拼命地喝香槟酒，结果一不小心让满满一包炸弹掉在机舱的过道里，滚到旅客的座位底下。
这几个草包吓得面无血色，额上沁出了冷汗。他们趴在地上，想把那些像球一样随着飞机摇晃而滚动的炸弹捡起来。旅客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阿蒂亚和他的伙伴在一起耍酒疯，个个笑得前仰后台。
一位航空小姐过来帮他们的忙，阿希亚猛地把她推开，连声吼道：“别碰！”
抵达得土安以后，他们的表现也没好到哪里去。阿蒂亚为了保险起见准备了两捆炸弹。他说：“两捆总比一捆好嘛！”
一捆炸弹按原计划放在德尔萨旅馆里摩洛哥独立党会议室旁边，但由于方向没有摆对，所以爆炸时虽然造成了一些破坏，结果连个苍蝇都没炸死。另一捆炸弹放在阿拉勒?法西的别墅里，后来被西班牙警察及时发觉，拆除了引信。事后，阿带亚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声称，他在得土安未能完成任务是出于恻隐之心，还说什么他就是因为不愿杀死或伤害人才故意造成失误的。
当初，为什么挑选他去执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这个谋杀任务呢？
更有甚者，那几个流氓抵达目的地之后就住进了豪华的旅馆，他们出入夜总会，在高级餐厅和酒家大吃大喝，招摇过市，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事情的结局简直是一场大闹剧！
谋杀失败后的第二天，丹古尔各家报纸都在头版用通栏大标题报道；摩洛哥警察正在搜寻一个名叫德斯皮埃尔的人和他的法国同伙。报界还指出，法国谍报机构与谋杀阿拉勒?法西一案有牵连。
在突击小分队仓惶逃走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危及第七处生存的严重事件。数年之后，它将给我们造成不可言状的大灾难。
在数百名警察跟踪搜捕之下，小分队的成员分头逃命，布什塞什和帕利斯几经周折，终于潜逃到法国保护区。然而，诺蒂尼是个残废，他有一条腿是用木头做的假肢，无法跟随他人抄捷径连通。因此，阿蒂亚决定和诺蒂尼、德斯皮埃尔一起重新返回丹吉尔，然后再设法躲避警方的追捕，离开那里。
半夜两点，阿蒂亚闯进“乡间小吃酒吧间”。酒店老板名叫弗朗索瓦?阿维瓦勒，是迁居摩洛哥的法国人。他曾在瑟当拳击学校受训，荣获过拳击冠军。他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只要跟他一提“第二局”，他就会毕恭毕敬地把双手贴在裤缝上，来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
阿蒂亚向阿维瓦勒自我介绍说，他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特工人员，名叫“巴黎来的若”。他向阿维瓦勒求援道：“你得想办法帮我们脱身。”
阿维瓦勒脸膛儿晒得黝黑，身材瘦小，但动作十分敏捷。他飞也似地跑到丹吉尔机场，请他的朋友、中途站站长安托万?洛佩斯协助把摩洛哥警察通缉的三名法国特工人员送走。当时，洛佩斯尚未加入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我还不认识他。这伙流氓也是初次与他见面。后来，在本?巴尔卡事件中?他们对洛佩斯有很大的影响。洛佩斯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们，后来成为他们的朋友，最后则与他们沆瀣一气，成为同谋。
“我负责把你的朋友进走，”他向阿维瓦勒承诺说，“你悄悄把他们带来，我设法让他们躲过警方和海关的检查。”
依靠他的协助，行动处的德斯皮埃尔蒙混过关，顺利地登上了第一架飞往卡萨布兰卡的飞机，逃之夭夭了。然而，冒失笨拙的阿蒂亚和诺蒂尼却干了不少蠢事。他们发现机场内外布满了警察，阿蒂亚猛然想起自己还带着一把手枪。他惊慌失措地钻进机场大楼的厕所，把武器藏到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回到候机室，他摸了摸口袋，又发觉里面还装有几颗子弹。他竟荒唐可笑地用右手握住子弹，企图寻机把它处理掉。阿蒂亚越过了各道主要障碍，来到飞机舷梯下。他忽然瞥见洛佩斯在一旁注视着他，使奔过去向他伸出了紧握子弹的拳头。
洛佩斯微微一怔，准备和他握手，阿蒂亚乘机把手里的子弹递给他，但洛佩斯不解其意却张开了手。子弹撒落开来，在沥青地面上滚跳，发出金属的清脆声音。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十几名持枪的警察一起扑向阿蒂亚，把他和诺蒂尼扭送到了机场派出所。
行动处雇用的两个家伙就这样被监禁了起来。他们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被摩洛哥警方抓获。行动处的人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担心会因此酿成一件国际性丑闻。如何才能在他们招供之前把他们解救出来呢？
我从一开始就对这次突击行动持有异议，并声明对此不负任何责任。事到如今，他们更是无视我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荒诞离奇的办法，试图把阿蒂亚和诺蒂尼从丹吉尔监狱中营救出来。负责和阿蒂亚联系的军官——一位风度翩翩的《费加罗报》记者——想出了一个高招：设法让法国司法机关与摩方交涉，引渡两个流氓。可是必须寻找站得住的理由，指控他们在法国犯有明显的罪行才能要求引渡。
局里的人串通了阿蒂亚的女朋友卡尔曼，让她把一支在某抢劫案中使用过的手枪放在加伏罗什酒吧间里的一个显眼的地方。然后，他们故意肇事把警察引去搜查酒店。一旦警察查获凶器，有人就会站出来说手枪是阿蒂亚的。只要阿蒂亚被押回法国，往后的事就好办了。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替阿蒂亚翻案，“证明”手枪不是他的。
可是，阿贝斯区的那些笨蛋警察在酒吧间里翻箱倒柜，到处搜查，就是看不见卡尔曼放在他们鼻子底下的手枪，他们声称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就走了。
卡尔曼不得不想别的法子。她想利用最近发生的一起十分神秘而尚未侦破的案件把阿蒂亚牵连进去。不久前，有两个投机商在蒙富尔一拉莫里树林里被人暗杀。更确切地说，这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的一些高参替卡尔曼想出来的主意。局里布置一些人书写了大量控告若?阿蒂亚的匿名信，促使当局去现场模拟凶杀经过，核实案情。卡尔曼匆忙让人在一只金手镯上刻上“送给若”的字样和他生日的日期。
半夜两点钟，卡尔曼准备亲自潜入蒙富尔－拉莫里树林深处，把手镯放在一片长满青苔的草地上。几个小时以后，警察、法官和调查人员也将赶赴现场，再次搜查树林。如果他们搜出手镯，就可以把阿蒂亚卷入这起谋杀案件，法国也就有理由向摩洛哥司法部门要求引渡罪犯了。事成之后，局里再打通关系，让受理此案的法国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把他释放出来。
遗憾的是，当警察、法官等人赶到树林里的现场时，手镯己不翼而飞。毋庸置疑，是哪个清晨前来散步的人把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为了把行动处雇用的两个“宝贝”弄回法国，局里又被迫寻找别的借口，编造另一起诈骗案，才算解决了问题。
一天清晨，我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总机接线员要我立即和值班室通电话。值班室通知我前去参加在格勒内尔街行动处二把手富尔－博利厄家里正在举行的会议。
我抱怨道：“这时候在那个鬼地方开什么工作会议！”
值班员回答说：“他们对我说情况十分严重，你必须立即赶去,听口气，他们都慌成一团了！”
这时已是凌晨五点。我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匆匆穿好衣服，我驱车全速穿过巴黎。抵达那座没有电梯的公寓后，我一口气爬上了七层楼。富尔－博利厄是个银行世家的后代，他住在一套豪华宽敞的房间里。一到前厅，我就听见了愤怒的叫喊声。会议似乎很激烈。
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我目击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场面：行动处的所有头面人物——清一色的上校和少校都聚集一堂,这些军人一向潇洒风流，根本瞧不起文职人员。今天，我再也看不到他们以往的高傲神态了，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萎靡不振，一副斗败的公鸡的样子。
布尔西科的办公室主任拉朗纳端坐在中间，他一贯神采飞扬，现在却也像其他人一样忧愁和颓唐。
我走进会议窒，全场猝然鸦雀无声，但气氛仍然十分紧张。我察看了各个与会者的神色，想象得出他们准是为了讨论不愉快的事情而彻夜未眠。可我到这伙人中间来干什么呢？
“直截了当跟你说吧，”拉朗纳讲遭，“这些先生被阿蒂亚和他的同伙缠得不可开交……”
拉朗纳解释说，阿蒂亚和他的同伙为了前去得士安执行谋杀任务索取了一笔当时来说是多得令人昨舌的酬金。仅预付款就高达九百万法郎。此外，还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先进的无线电器材，这些流氓们连用也没用就把器材转手倒卖了，得来的钱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拉朗纳的叙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时，天尚未破晓，我怀疑自己睡意未消，狠狠在身上掐了几把，以便验证我是否在做荒谬离奇的怪梦……
“现在有什么麻烦呢？”我问道。
“当初说定，谋杀任务完成后还要给他们付一笔报酬……”
“可他们失败了！”
“正因为如此，行动处才不愿把剩下的那两百万付给他们。”
我吃惊地“嘘”了一声。安放一桶塑料炸弹竟要索取两百万法郎的报酬，要价可真不低啊！我发现，这些流氓在夸耀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并没忘记为自己捞取实惠。
“我看，问题不难解决，”我说，“把这伙流氓撵走就完了！”
拉朗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给我补充了一个细节：
“我都告诉你吧，菲维尔。当初交易谈成后，行动处的这些先生们把两百万法郎的钞票都剪成了两半。一半交给了阿蒂亚，另一半则说好完成任务后再给他。”
“这是流氓耍的把戏！”我说。
“哎，菲维尔，别骂人，”富尔－博利厄厉声抗议，“现在是在开严肃的会议！”
“我谁也不骂。我只是说和这帮强盗打交道是极大的错误。”
“放马后炮还不容易！”
“不，我事先就跟你讲过。在写给局长和夏尔将军的报告里，我曾明确表示反对雇用流氓执行这类性质的任务。不信，明天可以把报告找出来核对……”
“何必呢，”富尔－博利厄说，“千万不能这样，不能在局里到处声张这件事！”
“总之，”拉朗纳起身插话道，“现在不是教训人的时候，眼下要紧的是设法跳出陷阱。”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陷阱”，而是行动处负责人的失策。他们必须把那伙强盗拿走的一半钱要回来。
拉朗纳说；“问题在于阿蒂亚不仅不肯归还，反而还要求把我们手里的那一半也给他。这个人越来越危险。他的人在街上跟踪和恐吓富尔－博利厄。他们扬言，如果不付钱，就要干掉富尔一博利厄！”
“他们发出的最后通牒一会儿就到时间了，”富尔－博利厄沮丧地补充说，“他们给我规定的最晚时间是今天早晨八点！”
“菲维尔，你有什么建议吗？”
“噢，要我说就付钱！毫不犹豫地付钱！总之，从阿蒂亚那儿你休想讨回另一半钞票。输就输了吧……”
“好吧。不过，还得劳你大驾给我们当联系人？”
“和阿蒂亚联系？我不干！一辈子也不会干这种事！原来你们打电话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就是为了这个？你们可别指望我，我是绝对不和他们来往的。我真不明白，富尔－博利厄老兄这样有见地的人竟会和阿蒂亚打交道……”
“我可没和他打交道，”富尔－博利厄冷冷地反驳，“这是我的一个助手干的！”
“那好，你别去夸你的助手。要说我有什么建议的话，那我就劝你今天早上就把他打发回原单位！”
最后，他们委托经常与阿蒂亚联系的那位记者把钱交给了流氓。
阿蒂亚事件强烈地刺激了我。我通知莫尔旺和特劳特曼，从今以后我打算不再参加“智囊行动组”的会议了。
他们对我说：“别想它了，你不能洗手不干。你是我们情报部门在那里的正式代表！”
我回答说，我不愿让我在国外建立的情报站为行动处派去的傻瓜服务。
“我派驻国外的小伙子们多年来隐名埋姓从事特工活动，像得土安这样没有理智的鲁莽行动早晚台把我苦心经营的谍报网断送掉。”
我要求退出“智囊行动组”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于是，我提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概括叙述了我对行动处的不满和我反对特工部门雇用流氓的意见，谴责了阿蒂亚、布什塞什一类人以及如此轻率地派他们去执行任务的军人。这是我按照正常途径递交的一份意见书。
后来，布尔西科希望我把报告中某些相当严厉的批评意见改得缓和一些，但我这个人一向很固执，我表示不同意。
“你明明知道我是对的！”
“你敢断定你是对的吗？你坚持你的意见？”
“当然！”
我万万没有料到，我日后竟会成为我在报告中揭露的流氓集团的牺牲品，整个第七处也随之遭殃，一蹶不振。
蓬皮杜及其心腹
蓬皮杜到马提翁大厦上任之后，风向起了奇异的变化，新总理对特工部门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在接见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当时的局长格罗森时间道：“眼下你们的窃听对象有多少人？”
新总理以为情报工作就是从事矛头针对法国人的政治间谍活动和便衣侦探活动。所以，当格罗森回答说特工部门的职能并不是去过问马尔罗称之为的“一堆无聊的小秘密”时，蓬皮杜感到十分惊奇，他不满地说：“既然如此，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还有什么用呢？”
格罗森从新总理的口气里听出，他决心政变一切，亲自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控制在手，把它变成为他监视政敌的工具。
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变为御用工具，这是许多领导人、派别和集团所追求的目标。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进入了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新时期。第四共和国时期，社会党人和文职官员在局里占据领导地位。现在，军人和戴派分子逐步将他们的权力夺了过去。
再者，头脑清醒，手段狡猾的戴高乐对那些地地道道的秘密活动专家并不信任。他担心这些人有朝一日会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反对他的某些重大政治抉择，尤其是在非殖民化，同美国“半绝交”，与苏联接近、“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等问题上和他作对。
早在1959年，戴高乐将军就通过免去罗歇?维博本土警戒局局长职务的办法，使该机构起不了作用。在将军的心目中，罗歇?维博权势过大，而且过分坚持维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戴高乐认为，象本土警戒局这样由稽察和警官组成的循规蹈矩的机构，只要安插一个唯命是从的局长就可以了。
然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局里的许多部门都能给也制造麻烦，戴高乐将军尤其对第二突击队存有戒心，因为这个突击队是行动处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在格罗森将军的指挥下，它在阿尔及利亚频繁活动，战功卓著。戴高乐于1961年宣布解散第二突击队，其借口是队里的一些军官同叛乱分子有勾搭。
至于格罗森本人，当1961年他到达退休年龄时，也不得不离职，在戴派分子眼里，他是一名激进的共和分子、社会党人、共济会会员。尽管格罗森很有能力，精通行动处的各项业务，而且当时阿尔及利亚事态正值高潮，但当局并没有要求他继续留职。
“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戴高乐这样问格罗森，意思是说他并不想挽留他。
格罗森答：“噢，到一家负责修筑埃斯特雷尔高速公路的公司去当个小小的董事长。”
“好啊！”戴高乐装出一副高兴的腔调说道。
其实，戴高乐将军的问话纯系烟幕弹，他心里十分清楚格罗森要去哪里，想干什么。
戴高乐逐渐甩掉了所有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秘密战争和情报工作中功劳最大的人，他吩咐言听计从的另一批人为法国撤离阿尔及利亚做准备。戴高乐知道，只有严密控制和监督国家的所有特工部门，才能对国家实行真正的全面统治，雅克?福卡尔负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整顿工作，他奉命挑选格罗森的后任。
福卡尔看中了举止潇洒的伞兵上校亨利?雅基埃。此人是虔诚、正统的戴高乐派分子，和工商界交往很多。他曾和让－罗见尔?图坦以及制药业巨头罗歇?贝隆台资经营，一度当过戛纳海滨棕榈餐厅的老板。
亭利和他的一些朋友——伞兵突击队的“强硬派“对行动处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这里说的不是格罗森在1957年以后为执行战争使命而改组和训练出来的那个行动处，他和他的密友福卡尔属于戴高乐的少数心腹之列，他们都是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元老，同戴高乐一起度过了“隐退时期”，他们盲目追随专横而粗暴的戴高乐。
他们成了那些企图利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反对秘密军队组织①，镇压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的阴谋家的急先锋。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他们又想利用我们局从事政治间谍活动，使其沦为法国人之间互相清除仇敌的工具。
我和亨利彼此很熟悉，相互招呼都用亲昵的简称。在戛纳，我们有时共进晚餐，畅叙旧情。但我认为，他来当总部的头头可真够呛。亨利有不少优点，但他缺乏口才，局长必须用指挥官的口气讲话，要与各处的负责人经常碰头开会，还要向政府口头汇报。这样的工作亨利是拿不起来的，他讲起话来结绪巴巴……
聪明的福卡尔自有办法克服困难，他说：“亨利，你不能去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我真感到遗憾。你不是还有个哥哥呢？他去干也很合适。你可以通过他控制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就这样，对谍报工作一窍不通的保罗?雅基埃将军只因是亨利的哥哥，就青云直上，突然被任命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局
①秘密军队组织(O?A?S)是由一些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组成的用暴力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地下组织。——译者
长。
可是，保罗只有一个嗜好：打网球。他天天锻炼，从不间断，所以体魄健壮，令人羡慕。这也许就是他最大的荣耀。
在他和格罗森交接工作时?他忍不住忧心忡忡地问道：“请告诉我，亲爱的朋友，你每天早晨几点钟来上班？”
格罗森深知他的继任非常喜欢玩网球，便巧妙地设法戏弄这个可怜的将军。他一本正经地对保罗说：“噢，每天早上不到八点我就来上班了，一直到晚上九点我还在机关。国际局势紧张或情况特别紧急时，需要的话，我就通宵达旦守在办公室。”
保罗?雅基埃脸色变得灰白，问道：“那星期六呢？”
“星期六当然也一样。我还得告诉你，星期日也往往靠不住，工作高于一切吆！”
“可我不能这样把自己拴起来，我要打网球！”
“是吗？”冷酷无情的格罗森佯装刚刚听说保罗有此爱好，说：“依我之见，你必须呆在办公室。要是爱丽舍宫、马提翁大厦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有一个急件需要处理，它们就会打电话找你，你最好守在电话机旁?如果你第一次不在，第二次又不在，他们就要说：‘保罗这个人倒是很不错，但就是靠不住！’他们就会另请高明，你办公室里的电话也就不会再响了，最后，他们就要考虑要你有什么用……”
格罗森的离去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失去了最后一个名符其实的局长。从那时起直至1972年的十年期间，担任局领导职务的都是些唯命是从的人，完全是政府的传声筒。
保罗?雅基埃谨小慎微，毫无个性。对当局那种非分的要求，他既没有决心也没有愿望加以抵制。他在局里作不了主，实际掌握大权的是雅克?帕托特。
帕托特原来是法国海外领地的一位行政官员。他从海外归来后，为了谋职曾四处奔波。最后他来到新总理乔治?蓬皮杜的办公室，但对能否找到差事并没抱太大希望。当时恰逢总理周围缺乏人手，安排任务往往需要临时找人，帕托特正好赶上了。
人们一没有问他有什么专长，二没有问他想干什么，就说：“我们班子里还有什么空缺呢？啊，对了，还没有人负责同警察局和特工机构联系。你想干吗？好吧，就这样定了！”
事情就这样干脆利索地定下来了。说来也巧，帕托特完全符合人们对他的期望。他把头发精心理成短短的平头，给人以老军人的威严风度的印象。帕托特和他的上司蓬皮杜一样，蔑视情报部门。不过他认为，情报部门在刺探政界人士活动、对他人进行窃听等方面倒是一个理想的工具。
从帕托特在局里首次露面，让谦恭的保罗?雅基埃给他一一介绍各处负责人之时起，我们就明白他将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真正的主宰。我惴惴不安地注意到，他仔细地，甚至是带着善意打量着我。后来我才了解到，我们处新调来的达尼埃尔?普热曾跟他谈起过我，还向他详细介绍过第七处的工作效能非同一般。
普热和帕托特都是福卡尔的心腹。他们知道第七处是干什么的，并且了解我们的高超本领。他们贪婪地盯着我那个处，心想要是能使这些拆包开箱的能手都为戴高乐派的治安机构服务，那该有多好啊！
普热说帕托特非常器重我，他恳求我去和帕托特共进午餐。我天真地答应了，希望帕托特能拨给第七处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批准我们在国外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计划。我明显地感觉到，蓬皮杜的这位心腹对特工部门已形成了固定的看法，但我仍不失望，期待着能说服他支持我的工作，让他真正了解谍报工作的广阔领域和它在维护法国利益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
确实，最初阶段一切都很顺利，帕托特似乎理解我，他好像真的认为第七处为法国军队、政府、尖端工业和外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情报。我曾多次和他会晤，从而在局里引起了一些不良反应：一个处长竟敢和总理的代表来来往往，打得火热，这成何体统？
“你不必担忧，”帕托特对我说，“我要让你步步高升，像你这样精通业务的行家理应受到头等的待遇。”
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帕托特密切配合蓬皮杜总理来诱惑我，为的是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惜，当我意识到这一切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帕托特企图诱使拥有最好装备的特工部门与他们合作，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让局里的某些专业组和小分队绕过传统的正常渠道而遵照总理下达的命令去执行任务。换句话说，按这个精神，今后就不必再通知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一旦他们在特工部门和警察机关内部物色到一些可以信赖的，既有工作能力而又行事谨慎的各处负责人，总理的命令就将直接、秘密地下达给效忠于他的人。他们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本土警戒局、情报局、军事安全局等机构都将采取同样的手法。
我也许是了解到他们打算让特工部门从事完全非法的活动，使其性质发生演变的第一个人。好几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特工部门已经历了这样的转折。在美国，尼克松和他的助手就让有名的水门事件“管子工”越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直接为他们工作，结果水门事件最终导致了全国性的灾难。在法国，同样是由当局直接遥控的一些人造成的《鸭鸣报》窃听器事件①，却只落得个压在司法部档案堆里不了了之的下场。
帕托特是为了我好，局领导也完全同意这些改革而预感不到由此带来的极大害处。当初，我如果听从了他们两位的意见，就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急先锋。
事情是从1961年底开始的。当时，莫尔旺业已成为保罗?雅基坎的办公室主任，他同我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菲维尔，”我的老上司对我说，“上边希望我们能对工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①有人在《鸭鸣报》新建的办公大楼里发现了窃听器，该报就此向政府提出了抗议，但政府予以否认，压下此事?结果不了了之。——译者
莫尔旺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语气相当勉强。他的话并不使我感到惊讶。多年来，我就同一些腰缠万贯、不断资助马格里布甚至法国境内反法活动的美国工会干部打交道，并与他们作斗争。
我毫无顾虑地回答：“完全同意！你清楚，这帮人一到法国，我们就盯上了。”
莫尔旺烦躁地挥了一下手，仿佛是嫌我把事情搞复杂了似的：“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个。我指的是法国工会！”
我吃了一惊，凝视着莫尔旺，问道：“你是说要我们监视法国总工会、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工人力量等组织吗？”
莫尔旺低头不语。他作为一个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一个正统的共和分子，岂能向我下达这样的命令？
他知道，我一贯反对进行政治间谍活动，拒绝搞某些人津津乐道的“内部敌人”的情报。这些事，政府可以让它的情报局干，必要的话，还可动用本土警戒局。
我明白了，他们羡慕我的是我搞情报的方法、潜伏渗透的能力以及我的技术人员处理邮件的本领。局领导看到我的态度明显不积极，便在我们处安插了从行动处调来的一个名叫马赛尔?克的空军少校。
我后来获悉，马赛尔?克是公民行动队的一位要人，公民行动队这一治安机构实际上是为戴高乐派服务的类似警察局的一种组织。
马赛尔?克给我带来了一份列有九十个“目标”的名单，法国所有大大小小的工会都包括在内，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我告诉他，必须有一支由专门人员组成的小部队才能从事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我对他说：“我最多大概能接受十个目标的任务。”
少校大为不悦，但也只能让步。他向我解释，他是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工作结果要直接报送政府首脑，无需中间人插手。我领会了他的意思。
最初，我把少校托付给负责培训他的第七处的专家们，同时私下叮嘱他们说：“你们尽管慢慢来，拖长他的实习时间，我不想很快再见到他！”
几周之后，马赛尔?克少校窜到我的办公室，愤怒地嚷道:“你的人把我当成了孩子。他们上课时没完没了地给我重复同一内容。我何时才能开始工作？”
我心平气和地回答他：“噢，不着急！你也许不知道，干我们这行的经常有假期。文职人员可以休假三十天，军人四十五天。你想不想先沾点光？”
他的两眼露出了欣喜的神色。进上门来的休假怎能拒绝？少校有十五天没露面。
他休假回来时，我热情地接待了他，并通知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已开始工作了。我们收集到了有关十个目标的不少材料。”说罢，我用手指了指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堆影印文件。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站起来说：”我得把这些文件全给上边送去！”
“不，很遗憾，绝对不能这样做！这些材料要按正常手续填写登记，然后送有关部门使用，就是说，首先要送我们局法国科进行分析，然后进往情报处，由情报处决定上呈与否。你知道，我们这里一切都按系统，按规章办事。任何文件都不得逃避总部的检查。”
“这不可能，”少校结结巴巴地说，“事先曾商定文件由我直接上空。”
我和颜悦色地说：“我本人并没意见，要不，我们请示一下局长办公室主任吧。”
我当即给莫尔旺挂了电话：“还是关于前几天我们谈过的事。马赛尔?克少校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他想不经过正常渠道就把第一批材料拿走。你的意见如何？”
莫尔旺用稍带吃惊的口吻说：“好吧，如果他身负特殊使命，我想我们可以咎应。”
“不过，”我对莫尔旺说，“我当然得先把材料进去进行分析。”
“什么？”莫尔旺叫了起来。
“一定要这样，莫尔旺先生。你知道，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所有材料无一例外都得经过总部各个处的鉴别。我不想犯错误，干蠢事！”
电话那一头的莫尔旺沉默了片刻，显然他在思索。最后，他谨慎的秉性占了上风；“对，菲维尔，你言之有理！照章办事吧！”
照章办事，这正是那些想拐弯抹角地利用我的“管子工”去搞法国工会情报的人所力求避免的。因为，如果材料按照正常手续经过局里各个处的检查，许多军官和技术人员势必会了解内情，这样就容易走漏风声，酿成丑闻。
欲使我们处偏离它的宗旨的企图刚刚冒头，我就依靠上述办法把它打了回去。我知遭，他们将另行建立一个偷拆工会信件的小组，在交易所广场夜间营业的邮局等单位窃取情报。但他们的小组和我毫无关系，反正在第七处我不同意搞这一套。
不久，长时间冷落我的帕托特又亲自来对我进行劝说。他向我提的建议表明谍报工作的某种道德观念正在破灭。
他说：“我知道，你在西班牙有一个情报站，它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工作得很出色。你清楚，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秘密军队组织的一些人在阿尔赫西拉斯附近和马略尔卡岛的帕尔马定居了下来。我们要彻底消灭他们……”
“战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吗？那些人流亡国外，正在建立新的生活！”
帕托特不耐烦地挥挥手，意思是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说：“他们是潜在的敌人，不报仇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他们肯定会再次策划暗杀戴高乐将军的阴谋！”
我冷冰冰地回答：“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想让我采取行动消灭或绑架这些法国人，对吗？”
“不！这些人既然走上了反对法国政府的道路，就已经不成其为法国人了。对他们应当穷追不舍，像捕杀害虫那样把他们消灭掉。”
“这是警察的事，”我说，“如果他们像你所说的那样，是罪犯，是叛徒，那就该由警方来管。我的任务仅限于在国外搞情报，而不是绑架或杀害法国人。为了让你放心，我还顺便提上一句，我并不同意这些人的主张！”
帕托特气得直喘粗气。
“实际上，你就差支持他们了！不过，亲爱的菲维尔，请允许我明确告诉你，我的话是命令而不是要求！”
“你应当知道，尽管我非常尊重你，但我只接受局长下达的命令！”
“我会设法让你服从的！”帕托特怒不可遏，满脸通红。
他要我跟他去马提翁大厦他的办公室。
“到了那儿，我再告诉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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