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行动计划原来规定，由负责切断警报器电源的诺尔贝尔在雷蒙?阿迈尔走后，再上楼把电源接通。
诺尔贝尔没有料到会发生误会，便按计划行动，他来到五层楼，放心大胆地打开了门。结果，警报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在夜空回荡。诺尔贝尔险些来不及冲进电梯。这时，警察从近在
①瑞士的一种白葡萄酒，－－译者
咫尺的警察局跑了过来。他们涌进了一台电梯。正当他们的电梯升上去时，诺尔贝尔的电梯下来了。
尽管发生了这起事故，警察局却没有产生任何怀疑。由于没有在雷克西姆公司所在的那层楼上找到任何人，它便得出结论，认为是警报系统发生了故障。西莫南也把没有做成对他十分有利的几笔生意归咎于一种难以解释的厄运。他的老主顾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他。
让诺尔贝尔公开进行活动的时机到了。我们这位特工人员大模大样地招摇了一番，然后离开了雷克西姆公司，把西莫南的大部分同事也挖走了。他在几百公尺以外的地方开设了一家公司，与雷克西姆公司竞争。由于我们组织的那次“撬锁”话动，他暗地里掌握了西莫南的全部文件。雷克西姆公司垮台了。仅仅十八十月的功夫，经营军火买卖最兴旺的这家瑞士公司就被一只“鼹鼠”搞得破产了。
从此以后，诺尔贝尔就在市场上取代了西莫南，我们通过他控制了在瑞士联邦进行的贩卖武器活动。我们想武装谁就武装谁，想破坏什么就破坏什么。一切都很顺利，诺尔贝尔成了我们在瑞士举足轻重的代理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次令人哑然失笑的荒唐事件。
当时，人们正到处谈论“红手党”，甚至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殖民主义的领导人和军火商等被人谋杀的事件都说成是这个极右恐怖组织干的。
实际上，“红手党”这个名称，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个临时特工人员在同几位德国记者谈话时偶然凭空想像出来的。
记者逼他说出谁是所有这些谋杀阿尔及利亚人和军火商案件的后台，这个法国人就想找一个脱身之计。过时，他突然看见桌上放着一包德国小红手牌香烟，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于是便装出一副坦白极为严重的问题的神情，煞有介事地回答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替‘红手党’卖命！”
战后最难以消除的神话之一就这样问世了。行动处的全部活动和第七处的部分活动也因此被安到了“红手党”的头上，然而这个组织却仅仅存在于幻想之中。
为了使人相信“红手党”的故事，有些人甚至还编造事实，说它有一个神秘的首领，由这位首领协调“红手党”的全部活动。
全世界的报纸都开始谈论起法国谍报机构的一位神秘的“梅西埃上校”。他的踪影仿佛随处可见，时时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然而，我十分熟悉这位梅西埃－马勒伊。他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军官，为人谨小慎微，从不出头露面。局里要他负责和盟国、特别是和美国的谍报部门交换情报。我在走廊上碰见他时，他总是贴着墙壁，毕恭毕敬地行一个军礼。
围绕着他的名字和他那神秘而又可怕的个性而进行的种种宣扬，既使他局促不安，又使他洋洋自得。他开始真的把自己看成是“红手党”的秘密首领、了不起的“梅西埃上校”了。
当诺尔贝尔建立新公司时，梅西埃正在瑞士当商务专员。一天上午，接受过第七处训练的诺尔贝尔发现自己身后跟了尾巴，有四个人不分昼夜地在日内瓦到处盯着他。
诺尔贝尔悄悄地进行了调查，这位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特工人员吃惊地发现，那些盯他梢的原来也是局本部的人。
瑞士警察知道诺尔贝尔是法国特工人员?他们对这种异乎寻常的来回跟踪非常吃惊，于是便开始跟踪起盯诺尔贝尔梢的那四个人来。
诺尔贝尔抱怨工作没法干下去。说现在不是给他制造麻烦的时候，因此，我便叫人去问梅西埃－马勒伊凭什么要“盯”上我的人。
他听了以后目瞪口呆，连声道歉说：“我还以为查获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大军火商呢。”
幸亏他没有象传说中“无情的梅西埃上校”那样把诺尔贝尔给干掉。
这桩事解决之后，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国际军火市场的影响就立即显出了效果。我们得到了确凿的证据，了解到慕尼黑德律风根公司的工厂向民族解放阵线供应通讯器材、军用发报机和电子设备等物资。不久，这些工厂的厂房被一场神秘的大火所吞噬。传说这是一场“偶然发生的”灾祸，因为警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痕迹。尽管如此，德律风根公司的老板们还是同阿尔及利亚的主顾疏远了。
我们通过核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订购的几批化工产品，还发现它在摩洛哥的盖尼特拉建立了一家生产凝固汽油弹的工厂，由一位西德化学家领导。当时，我们不但没有立即打击这家工厂，反而让它继续发展。后来，这位西德化学家参与了我们的活动，向我们报告了工厂实验室取得的成果。这家工厂已开始投产，并且储存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这时，我们认为下手的时机已到，便派出一支特遣队执行爆破任务。在一阵山崩地裂般的爆炸声中，凝固汽油弹工厂被夷为平地，生活区有半数房屋被刮倒和烧毁，邻近的一家英国圣公会教堂也被殃及。
戴高乐将军获悉这次爆炸毁坏了一所教堂后，严厉告诫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说，“我不许你们碰教堂！”
相反，对我们这次摧毁储存的大量凝固汽油弹一事，他连半句表示慰问和庆贽的话都没有说。阿尔及利亚人本来是指望用这些凝固汽油弹来打击法国部队的。
为了拦截和检查为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运进武器的船只和飞机，我们还得经常对戴高乐将军施展计谋，迫使他表示同意。但是，他认为我们的做法为君子所不齿。此外，由于我们现在日益频繁地同来自东方的船队打交道，他显得更加迟疑不决，不敢贸然给我们开放绿灯。共产党国家以前一直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持观观态度，现在也开始向它提供援助了。
首先使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国家改变态度的是柴尔涅茨基，在买卖军火方面，这个神通广大的波兰人在铁幕两边都能左右逢源。
他与其他大军火商一样，也有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军火公司的商品目录，而且还根据他的联络员提供的情况，随时加以修改和补充。每一笔秘密军火交易，每一起偷运军火的活动，他都了如指掌。
柴尔涅茨基在日内瓦有一个捷克联络员，那是国际劳工局的工作人员。1959年初，这个联络员通知他，捷克翁尼普尔公司的商品目录有了变动：一批重达八百吨的毛瑟枪和MG42型冲锋枪突然消失了。
“我们正在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库存的武器，”联络员对他说，“这一下全脱手了！”
“买主是谁？”我问道。
“一个叫汉斯?保尔曼的德国人，他在北非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
“是为民族解放阵线效劳吗？”
“是的。”
柴尔涅茨基陷入了沉思。这些捷克人怎样把武器运出去呢？他们自己虽然没有出海口，但可能请波兰人提供船只，使用波兰的格丁尼亚和什切青两个港口。柴尔涅茨基凭经验知道，翁尼普尔公司在波罗的海格丁尼亚港口拥有一个很大的库房，设在港口侧面的一个码头上，由民兵负责在周围昼夜巡逻。
柴尔涅茨基将上述情况通知我以后，我立即要求我们局的电报截收处密切注意布拉格发给这些船只的电报。悬挂捷克国旗的货轮一共有十二艘。
1959年5月中旬左右，其中的一艘——“利迪泽号”接到命令，起锚驶往格丁尼亚港，在那儿装载运往北越的货物。柴尔涅茨基同意负责核实，因为他在当地有内线。他报告我说：“根据公开的说法，‘利迪泽号’装运的是斯科达公司发往河内的汽车，目的地是海防港。”
柴尔和我都很明白，“汽车”一项往往是人们秘密运送军火的一个幌子。我们必须对此有所提防，同时加强无线电监听。
由于我们在一些领事馆和外交机构安装了配备有定向天线的大功率电台，因此能够截收到驻在国政府各部、各行政部门和地方企业之间相互拍发的无线电报。
电报截收处特别注意有关格丁尼亚港运输业务的无线电报。
在启航前装货的最后阶段，波兰当局发来的都是明码电报，这就大大地简化了我们特工人员的工作。
因此，我们很快就摸清了格丁尼亚港酌情况。4月1日，正当“利迪泽号”离开港口，准备驶向东南亚时，突然接到命令，要它驶往翁尼普尔公司的专用码头，最后再装上一批货物。我向局长报告说：“这肯定是保尔曼买下的那批军火！”
法国政府决定，万一这艘捷克货轮离开通常要停靠直布罗陀和苏伊士的航道，在北非靠岸的话，就立即扣留检查。然而，船上出示的证件完全符合规定，舱单证明整船货物将在海防港卸下。这艘形迹可疑的货轮离开格丁尼亚港后，我们就监视着它。货船驶出基尔运河，经多佛尔海峡进入拉芒什海峡。法国海军航空兵在这里发现了它，便紧紧盯着不放。我们还从奥兰海军基地派出“贝亚恩号”护卫快艇，隐蔽在马拉加附近的海面上。如果“利迪泽号”企图驶往阿尔及利亚海岸某个荒僻的地方卸下武器，“贝亚恩号”就立即将它截住。
但是，捷克人诡计多端，他们预料我们会采取行动，因此，“利迪泽号”在沿葡萄牙海岸行驶时突然接到命令，改道驶往卡萨布兰卡。
我们幸好截收到这封电报，便立即把货轮改变航向的情况通知海军。海军航空兵派出海王星巡逻机进行侦察，发现这艘货轮在大西洋洋面上，确实在向摩洛哥海岸驶去。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必须派遣“贝亚恩号”护卫快艇拦截“利迪泽号”，切断它的去路。这时，我又获悉“贝亚恩号”快艇无法从命。艇长担心，如果驶往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海域，所带的燃料可能不够，因此决定干脆返回奥兰基地。
要是换上另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对这样的惰性无能为力，便就此罢休。可是，我的反应总是非常强烈，也因此经常受到别人的责难。我立即赶往海军部，紧紧缠住海军部长办公室主任，恳求他命令“贝亚恩号”艇长不惜任何代价截住“利迪泽号”。我焦急万分，但仍然尽力压制心头的怒火，和他磨嘴皮子。几小时以后，我终于让他做出了决定：“贝亚恩号”驶向大西洋进行拦截；需要的话，可派出一艘补给舰，以便给“贝亚恩号”在公海海面上加油。
这样，我们就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海面上截住了“利迪泽号”，并把它押到米尔斯克比尔基地。我们查封了这艘捷克货轮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运送的军火。从船上起获的毛瑟枪枪栓上还有希特勒纳粹党的党徽和鹰徽。“贝亚恩号”快艇为此受到嘉奖，全部战功都记到了它的帐上。在官方文件中，从不提及我们顽强战斗的精神。我们的的确确是秘密工作者，我们的法律就是隐居幕后，不为人知。
后来，又有一艘东方国家的货轮——波兰的“里底亚号”——来到地中海，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这艘货轮在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港和科隆半岛之间频繁地穿梭航行，并在科隆半岛卸下运给“费拉加”的军火。我们再次敦促“贝亚恩号”护卫快艇进行干预。但是，不是由于命令下得过晚，就是由于快艇上的军官不太乐意充当宪兵的角色，我们的拦截计划接连失败了好多次。
勒努瓦嘟哝说：“这简直是个丑闻！”
特劳特曼以前是个水手，现在是我们局的研究室主任。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海军司令”。特劳特曼感到非常痛心，抱怨他曾经呆过的那艘快艇现在作风保守，但也不敢过分责怪他的那些老同事。
既然无法截住“里底亚号”，就必须把它炸沉。总部行动处向阿尔梅里亚港派遣了一个蛙人小分队。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总之，他们还没来得及施展手脚进行破坏，就被西班牙警察发觉，不得不匆匆撤出阿尔梅里亚港。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就糟了。
我心烦意乱，决定亲自出马潜水炸船。不管怎样，我用不着担心我缺乏水下训练，我将跟别人干得一样出色。我是典型的布列塔尼人，以前有一部分时间就是在水中度过的。我曾经在卡尔韦秘密基地接受过潜水训练，在基地期间甚至被视为携带炸药进行海底潜水的专家，因为我常用炸药“捕”鱼。这一次，只是同一条稍大一些的鱼搏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没有去请求上司批准，因为上司是不会同意的。由于我想结束前一段屡屡失败的局面，炸沉这艘无法拦截的“里底亚号”，我使尽量保持缄默。如果我也失败的话，我个人可能会蒙受损失，甚至会感到极大的耻辱，但那时我可以说，一切办法我都试过了。
我这次下手的地点不是在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而是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因为“里底亚号”船经常停靠在后一港口。法国航空公司的首席监察员，为人正直的雷蒙?杜埃答应把我的炸药和必要的器材捆成小包装到他的帆布袋里运走，他还象从前那样诙谐地问我：“这回还是运砂糖吗？”
我和行动处兴师动众的做法不同，现场不需要很多人，我总共只要了两个人，让他们摸清“里底亚号”装货的具体地点，并且帮助我进入码头。深夜两点整，我们一行三人穿上潜水服和橡皮蹼套，带上氧气瓶等必需品，潜入装卸区的水域。刚下水时，我什么也看不见。水脏得令人难以置信。过一会儿，我逐渐适应了水下环境并开始工作。我曾请专家根据“里底亚号”的图纸详细说明安放水雷的位置。在甲板底下，正好有一个部位，传动轴、发动机和燃料舱几乎都紧挨着集中在那里，它象人的心脏一样，是船的要害部位。破坏工作手册将此部位标为“M点”，即“袭击点”。M点一炸，燃料舱和发动机之间的各个分离室也就一定会炸掉，紧接着，整条船就会发生爆炸并且沉没。放置水雷时，如偏离M点，那怕只有几公分，就只能炸坏传动轴或发动机。这样，船只虽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呆在那里不能动弹，但不会沉没。
其次，还要安装一个计程仪，即帆船上用来测量船速的微型转轮。我们利用这个计程仪，让“里底亚号”出港后爆炸。船只停泊期间，计程仪是不动的。船一启航，微型转轮就开始转动，拉紧连在水雷引信上的线。船行驶得越快，计程仪就把线拉得越紧，货轮航速达到七节时，拉线就会自然绷断，点燃紧贴在船底的水雷弧，引起爆炸。
在静谧的黑夜里，我们必须轻手轻脚地干。任何细小的响声都可能会暴露我们。只要轻轻地撞击一下船体，就会引起广泛的共鸣，使船员警觉起来。我在固定磁性水雷和计程仪时，让我的一名助手专门负责扯住我身上的氧气瓶，以免撞击船体，招来麻烦。
翌日，“里底亚号”沉没海底。然而，我回到巴黎后并没有受到赞扬。
“你是想让别人为你祝贺吧？”局长冷冰冰地说。
“不管怎样，”我对他说，“任务已经完成了。’
“任务可能是完成了，但这不是你份内的事！”
我明白，一定是行动处在他那里告了我的状，说我越俎代庖，什么都想自己干，说我是第七处这个独立王国的独裁者，等等。过去，我也亲手炸过德国列车，可从来没有人这样严厉训斥我，至少在抵抗运动时期是如此。
不久，总部又找我了。他们刚刚获悉，有人正在瑞士谈判一笔数额巨大的军火合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想购买加朗步枪和杀伤地雷，尤其是想购买一批反坦克火箭筒。德国人保尔曼为捷克运送军火遭到失败后，仍不死心，这次又插了一手。
怎样才能彻底打消保尔曼的念头呢？总部要我设法制止这笔买卖。我想只有一个人才能操纵和取消正在酝酿之中的这次交易。
那就是柴尔“亲王”本人。但我有权公开派他去执行这项使命吗？我不能经常让我们最优秀的联络员去冒这样的风险，不能使他们的姓名、声誉和财产受到影响。然而，必要时，我就不得不以我们国家的名义动员他们，但我国又不会为此感谢他们。为了完成我交给的任务，他们必须奔赴本来可以不必前往的天涯海角。他们会完全沉湎于军火生意之中，仿佛落入陷阱似的，永远无法自拔。
我问柴尔涅茨基：“你们有没有可能搞到一大批反坦克火箭筒？”
“当然可以，”他说，“我在斯德哥尔摩认识一个出色的制造商。”
“那么，你能不能买进一批货，然后设法转卖给保尔曼？我可以告诉你，他会感兴趣的。一定要让这条鱼上钩。交易做成以后，你把装货的日期和时间，可能的话，连同发货的最后目的地都通知我。别的事由我自己想法解决……”
柴尔在沉思。他觉得这次的风险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并且担心弄得不好反而会对自己不利。他猜想我在策划一个阴谋。
“我自己不想做这笔买卖，”他说，“不过你要是认为没有其它办法，那我只好听从吩咐，为你效劳。”
我虽略显羞赧，但仍然回答说：“是啊，需要劳你驾，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保尔曼果然落入了陷阱。这笔交易的最后一次洽谈是在罗马一家旅馆里进行的。我们在那个房间里安装了录音设备，把整个谈话都录制下来了。这一次，保尔曼以过去的惨重损失为戒，不愿再从海上运送军火。因此，他准备让阿尔及利亚人租用黎巴嫩航空公司的一架DC-3飞机，由他本人垫付了三千万运输费。此人踌躇满志，心想如果一切都象他希望的那样顺利，以后还要再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运送十来次反坦克火箭筒。表面上，他对瑞典人说，这些军火是运给阿根廷的。
1959年12月20日，一架DC-3飞机从斯德哥尔摩起飞。根据航行计划，首先将飞往突尼斯。但是，我们的航空工程专家卡南吉塞尔少校估计，从DC-3飞机的续航能力来看，它可以直飞真正目的地——拉巴特或卡萨布兰卡。
我们的探测装置紧紧跟踪这架飞机。为了更好地了解计划执行情况，我搬到了我的好朋友、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总经理卢伯利的办公室过夜。他的办公室里挂着巨幅地图，可以在上面看到飞机的航行路线。桌上安装了一部直线电话，可以同负责拦截这架DC-3飞机的阿尔及尔法国驻军参谋部取得联系。
跟我们预料的一样，DC-3飞机的驾驶员小心翼翼地绕过法国领空，在苏黎世作了第一次停降，随后又向热那亚方向飞去。几小时后，我们发现这架飞机没有按原定计划在热那亚着陆，而是在意大利上空突然不知去向。意外的变化使我们大吃一惊。有人告诉说，一片浓雾笼罩着意大利半岛整个北部地区。驾驶员会不会乘此机会对我们不辞而别呢？他是不是有所怀疑呢？
后来，我们在罗马又发现了这架飞机，我们在菲乌米齐诺机场有几个联络员，其中一个从他在瓦诺街的家里打电话给他的联系人，我们的特工人员尼古拉，向他报告说：“一架奇怪的飞机深更半夜顶着瓢泼大雨，正在跑道尽头加油。”
那就是运送反坦克火箭筒的飞机。驾驶员未能在热那亚降落，予是便直飞意大利首都机场。联合海空运输公司老板卢伯利原是海军航空部队的老飞行员，在察觉飞机改变航线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本领。在我们接连收到一些确切的情报后，他就对我说，“请注意，这架飞机不会飞往突尼斯了，它肯定是要飞往摩洛哥的。”
果然不出所料，这架DC-3飞机朝卡萨布兰卡方向迅速飞去。一经核实飞机已不再按原定计划飞行，我便立即向阿尔及尔发出了警报。两架歼击机腾空而起，截住这架飞机，并强迫它降落到奥兰拉塞尼亚机场。从驾驶舱里走出了黎巴嫩驾驶员，还有一个垂头丧气的人。这就是保尔曼。他本人要求亲自护送这批反坦克火箭筒，可他没有料到又遭到了命运的打击。保尔曼被捕并押送到巴黎后，受到了审讯。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只是充当掮客而已。
保尔曼从一开始就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但他并未察觉。他先后在瑞士和意大利上了我们的圈套，买了一批我们向他提供的货物。保尔曼可悲地陷入了困境，茫然不知所措。他诡称这批武器是运给摩洛哥的，而不是运给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我们把他洽谈这笔交易时的谈话录音放给他听，使他无言可说。
此外，他还违反了法国和摩洛哥之间达成的关于禁止摩洛哥向法国以外的国家购买武器的协定。因此，保尔曼的这批货是违法的。即使是真的为摩洛哥运的货，摩洛哥也无法要求发还。
对保尔曼来说，这一下可把饭碗给彻底砸了。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不再信任这个倒霉透顶的掮客，因为他们在这笔交易中损失了数亿法郎，尤其是损失了他们为之垂涎欲滴的反坦克火箭筒。
这批反坦克火箭筒作为战利品被没收后，就移交给法国军队使用，后来，我被邀请前往阿尔及尔接受一枚勋章。我当然不能佩戴，因为我从事的是秘密活动。
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资金正在缓慢地，然而又是毋庸置疑地消耗殆尽，情况严重，足以使他们感到惊慌。为了弥补已经丢失以及遭到破坏和没收的大量武器，他们需要钱，需要大笔大笔的钱。
在这方面，我们又采取了行动，以便彻底扼杀民族解放阵线。我通过情报员了解到，本?贝拉的“税务官”在法国募集了大笔资金，他们先把这笔钱集中存放到阿尔马附近的一个阿尔及利亚议员的住所，然后用汽车直运迪沃纳莱班。
我派往迪沃纳莱班的密探向我报告：一切都是夜间在赌场的赌桌周围，或者在沙龙和走廊里进行的。衣冠楚楚的阿尔及利亚赌客从日内瓦乘坐出租汽车来到这里。他们悄悄地从一些法国人手中接过由巴黎榆运来的成百万法郎。随后，又乘坐出租汽车返回日内瓦，如途中遭到逮捕，就辩解说，他们刚刚玩轮盘赌赢了一笔巨款……
实际上，尤其是在戴高乐发出“好汉之间应和平共处”的号召后，负责运送阿尔及利亚资金的人再也不会有遭到拦截的危险。因为，我们在边境的特工人员告诉我说，巴黎已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停止检查夜间过境的人。海关人员对这项命令感到泄气，一到晚上就干脆关上办公室的门睡大觉去了。他们知道，成亿的法郎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过去，但对此却无能为力。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设想采取一种特殊的手段，在途中伏击运送民族解放阵线资金的车队。我们成立了一支特遣队，主要由一批又瘦又黑的科西嘉人组成，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阿尔及利亚人。特遭队头头的绰号叫“老夏尔”，是蒙马特大街一家餐厅的老板，以前曾参与非法倒卖穆斯林贵妇珠宝的活动。
“老夏尔”的特遣队分乘高速轿车，从巴黎起就紧紧跟踪那些偷运巨款的人，在前往迪沃纳莱班的途中将他们截住，并押回巴黎。缴获的资金则送交总部。
风闻“拦路抢劫”一事的人真的相信这是阿尔及利亚人之间寻仇闹事，而那些偷运资金被控掠一空的人则以为碰上了同民族解放阵线激烈争斗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梅萨利分子。
如果本土警戒局不来插上一手的话，我们本来是能够把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战争金库弄空的。我们有一个情报员探听到不久将有六亿法郎从巴黎启运送交民族解放阵线。他很担心，便报告了本土警戒局。这么大的一笔钱财的诱惑力可想而知！
我们象往常一样，仍然守候在公路上。可是，本土警戒局却抢先一步，直接从阿尔及利亚议员住宅里搜走了集中存放在那里的资金。座落在博沃广场的本土警戒局总部内一片欢腾，眼线和中间人都分到了一大笔钱。总共分掉了几百万法郎。
然而，糟糕的是，不久以后，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在埃维昂谈判桌上要求法国归还从阿尔及利亚议员家中抄走的巨款。这一点后来还构成埃维昂协议的条款之一。本土警戒局倒霉的官员因此不得不分头通知眼线，让他们设法凑齐对方要求归还的那一笔被没收的资金。
1960年，阿尔及利亚人缺乏资金，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他们的态度特别强硬，冀望在这一有关钱财的争端中取胜。
当时，民族解放阵线的存款已所剩无几。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想仿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的做法，印制假钞。他们认为，此举可以使他们在经济上摆脱困境。他们购进必需品时可以不花分文，而且还可以损害法郎的信誉。
在欧洲印制假钞的老手中，有一个荷兰人同意为阿尔及利亚革命效劳。他本是抵抗运动的老战士，在纳粹占领期间学会了印制假身份证、假驾驶执照和其它假证件。当时，他为游击队伪造了大量证件。战争结束以后，他继续从事这个奇特的行业，因此经常受到警方的搜查。
他收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大量订货：印制票面价值为一万、总额达数十亿的法郎。但他不想冒风险，所以一开始就把秘密印刷所迁往比利时。
当然，必须有特制的水纹纸才能使印出来的假钞票无懈可击。西欧仅有三、四家生产水纹纸的工厂。各国和大一些的国家银行都从这些工厂购买。鉴于个人大量订货会立即引起警察局的注意，这个荷兰人就想出一个主意：不是从某家厂商那里一次买齐要用的全部水纹纸，而是分散购买；每到一家厂商，就用一个化名，用现款一公斤一公斤地采购，留下的地址都是假的。在这个荷兰人的地下室里，水纹纸的纸包堆得越来越高了。
然而，这个伪造货币者筹备的各种活动都没有逃脱我们的耳目，因为在他的手下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情报员。此人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擅长制图。荷兰人见他非常熟悉法国银行的各种纸币，就从黑社会中把他招来了。因此，我们的情报员就得以参加筹备印刷模具和各色油墨的工作。当秘密印刷所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印时，比利时警方接到了我们的通报，便开始在地下印刷所附近巡查。不过他们的做法也许过份招摇了。这个荷兰人具有非常警觉的本能，一见形势不妙就决定转移。
地下印刷所迁至西德，设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个地下室里。我们在那里没有进行侦查所需要的便利条件。诚然，从表面上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再声称要同法国友好。可是，实际上表里不一，它不仅庇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采购代表，而且允许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领导人同外国特使在西德领土上进行政治接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同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永远保持勾勾搭搭的关系。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就通过供应军火、提供经费和给予鼓励，在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煽动叛乱分子反对法国。
因此，当我们来到波恩当局警方负责人的官邸，向他说明在德国有一个为阿尔及利亚人印制假钞的印刷所时，这位高级官员竟生气地说：“此事与我们无关！”
“可和我们有关！秘密印刷所将印出几十万张假钞，法国货币在国际上的信誉会因此遭到损坏。”
警察署长哼了一声说道：“不接到上司的命令，我不能采取行动！”
对他这种显然毫无诚意的态度，我们只好摊牌。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同我们合作，那就让我们自己去把那些伪造货币的人从他们的洞里揪出来。我们将根据情况采取适当的手段，比如使用瓦斯、武器或炸药，彻底消除在德国领土上出现的对法国的威胁。”
警察署长一下子惊慌起来。他顿时想起我们进行的这场无情战争的各个场面：货轮在汉堡港沉没，投机商在法兰克福被谋杀……他知道我们是从不虚张声势的。
于是，他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那就去吧！”
我们包围了奥斯纳布吕克那个秘密印刷所，没收了印刷设备。我们终于挽救了法郎的信誉，法兰西银行为此致函我们的局长，表示热忱的谢意。
我们当时曾经想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来伪造货币，从而彻底断绝民族解放阵线的财源。经过在瑞士长期观察以后，我了解到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巨大金库“象巴尔扎克笔下的驴皮一样日益缩小”，估计大概只有五亿法郎左右①。
行动处设想的搞光民族解放阵线五亿剩款的第一个方案，遭到了戴高乐将军的反对。行动处的想法是由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实验室准备一张地地道道的空白支票，上面有模仿克里姆?贝勒卡塞姆和主管财务的谢里夫?马哈茂德的签字，而且十分逼真。因为，只有他们两人才有权动用民族解放阵线的资金。这张支票假设是开给民族解放阵线巡回代表布赫拉鲁夫的。我们有一名特工人员与布赫拉鲁夫模样十分相似，他将带上伪造的布赫拉鲁夫的护照，用假支票一次取出叛乱分子的全部存款。
当时，我们发现真正的布赫拉鲁夫在罗马。他正在同恩里科?马太伊②一伙进行谈判，还要在罗马逗留几天。马太伊已对阿尔及利亚的石油产生兴趣，因而从事反对法国的活动。我们下手时，可以控制住布赫拉鲁夫，但必须得到爱丽舍宫的正式同意。戴高乐以一种傲慢和轻蔑的口吻，拒绝批准行动处以此办法提光敌方的存款。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强盗的伎俩，同他考虑实施的计划是格格不入的。
后来，我们又想出一种间接的办法，不必需要戴高乐批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财源已经枯竭，几个月以来，一直无法向阿突边境地区的东线部队发饷。士兵们开始纷纷口出怨言，愤懑的情绪渐渐蔓延开来。
阿尔及利亚领导人伪造法郎的尝试已经失败，但他们仍不死
①估计此处系五百万法郎之误。—一译者
②思里科?马太伊(Enrico Mattei,1906-1962)。意大利政治家，议员，国家碳氢化合物公司董事长，1962年固飞机失事而丧生。——译者
心，于是，我们的一个特工人员乔装打扮，说自己是接近黑社会并同伪造货币集团保持着联系的人。他向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表示，他愿意签订一项旨在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困难的合同。
这次联系是阿尤比“亲王”牵头的。此人贩卖各色商品，看起来一表人才，派头十足，但说谎成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尤比也在经济上同德国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解放时，他就逃之夭夭。他被缺席判处死刑后，一直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全靠施展小聪明行骗度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当时正需要代理人，这对他来说，真是东山再起，重振家业的大好机会。阿尤比负责“费托加”部队的物资供应和粮食采购。当时，突尼斯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临时首都。很多商人纷纷来到这里推销产品和劳务。阿尤比受命负责同他们进行联系。
我们的特工人员率人“经营”纺织品和油料。他在突尼新最大的一家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紧接着阿尤比和民族解放阵线供货人之一本?赫达的房间。阿尤比“亲王”为人诡计多端，唯利是图，接触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因此嗅觉特别灵敏。有一天，他见到我们的特工人员，就把底牌亮了出来。
“我猜得出来你究竟在为谁效劳，”他对我们的特工人员说，“但你不用担心。我并不相信民族解放阵线会取得胜利，也不愿意再过那种无业游民的生活。再说，我内心一直希望能作为自由人回法国去。如果你能给我向巴黎传话，并为我取得既往不咎的保证，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搞他一手漂亮的。”
我们的设想是把一批票面价值五千、总额达五十亿的假钞“卖”给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可以用这笔钱还清债务，并平息军队的怨气。他们只要付出五百万真法郎就可以得到这批假钞，五百万法郎刚好是叛乱分子仅有的那笔钱的数目。
我们的特工人员经阿尤比介绍，见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并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希望他能证明他的活动能力。于是，他便建议说：“我有办法搞到印制假钞所需的真正的水纹纸。”
随后，我们的特工人员来到法国转了一圈，我们给他找到了这种千金难买的水纹纸。这是法兰西银行直接向我们提供的。我们曾向它通报了我们打算采取的秘密行动。我们的特工人员回到突尼斯后，把他带去的水纹纸放在阿尔及利亚人面前，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叙述说：“我那些同伙抢劫了法兰西银行的一辆卡车。我们甚至弄到了几块印制法郎的真正模具，而且准备了必要的印墨。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印了！”
其实，为民族解放阵线印制假法郎的一切设备都是由法兰西银行秘密提供的。印出来的假法郎看起来同真法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将背着阿尔及利亚人，用一种特殊的化学溶液对假钞进行处理。假钞印出后，两星期之内是挑不出毛病的。
“赞拉加”拿到这一大批逼真的假钞，将会感到无比的欣慰，他们期待着用这些假钞向供货人付款。
可是，两个星期后，假钞就会突然变成绿色，纸张本身也会变样。到头来，阿尔及利亚人手中拿的只是一些毫无用处的废纸。在这笔投机买卖中?他们将会失去剩下的全部资金。这个设想妙极了，但执行起来却拖拖拉拉，耽误了时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实验室刚刚开始试验，化学溶液尚未完全研制成功，经过处理的纸币的颜色变得太快了，必须想法变得慢一些。这个意外情况使我们的计划遭到了惨败。
我们的特工人员已经收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张支票，作为印制假钞的预付款。但就在这时，有人把他的小组出卖了，他和小组的两名成员——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和一个突尼斯的犹太人——都被突尼斯保安部门逮捕。我们的特工人员是法国人，不在一起处理。他被押到乡下单独受审。他始终坚持出事前准备的说法：“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掮客，阿尔及利亚人问我是否认识一些会伪造货币的人。我愿意充当中间人，为阿尔及利亚人效劳。
其它的一概不知。"
“你是不是法国谍报机构的人？”
“根本不是！”
突尼斯人把提到勒努瓦军火交易科和马德里军火公司的一些文件拿给他看。但他镇静自如，矢口否认。这倒救了他的命。阿尔及利亚人极力想把我们的特工人员弄到手，但突尼斯人却犹豫不奂。突尼斯保安部门无意同巴黎进一步对抗，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法国人一旦交给民族解放阵线特工部门审理，那他就没命了！
后来，在乔治?戈尔斯的干预下，我们的特工人员终于获释，但他的小组的另两名成员——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和一个突尼斯人被处了极刑。突尼斯当局在谈到阿尤比“亲王”时，闪烁其词地说：“他跳窗摔死了。”
我们费尽了心机，甚至流血牺牲，结果却一无所获。我们的谍报机构和夏尔将军相互配合，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夏尔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指挥作战，我们则使敌人无法得到用来对付法国军队的武器，并使他们的财源枯竭。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对我们说，现在应该结束这场战争，他们将同民族解放阵线一家进行谈判。
对此，我们感到有点困惑不解，因为，当时在阿尔及利亚，还有其它一些民族主义派别和组织。我们曾明确表示要暗地支持它们，向它们提供武器。对法国来说，找几个对手同时进行谈判，不是要比单独同民族解放阵线一家谈判更为有利吗？民族解放阵线垄断了谈判，就会增强它的实力，也就会要价更高，而且不会让步。
法阿谈判正式开始以后，我们仍在阿尔及利亚丛林以及民族解放阵线无法控制的地区给梅萨利分子和贝罗尼分子①空投武器。我们竭尽全力使它们具备战斗力，并提高它们的地位，使它
①梅萨利分子和贝罗尼分子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与阿尔及利亚民
族解放阵线相对立的另外两股势力。——译者
们在法国决定举行谈判的情况下也能参加。同时，我们还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承担埃维昂会议的具体组织和安全保卫工作，以便我们的人能够进入谈判现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谨慎周密的调查，摸清对手的意图，了解他们的计划和要达到的目标，并向我方参加谈判的外交人员提供情况。
然而，民族解放阵线指责我们干预法国代表的工作。戴高乐对此深为不悦，便在爱丽舍宫召见了我们的局长格罗森将军。德勃雷、顾夫?德姆维尔、路易?若克斯都做出一副公平正直、不偏不倚的姿态，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受到了他们长时间的盘问。
顾夫?德姆维尔还指责我们援助加丹加独立运动的头目冲伯。
顾夫?德姆维尔故意以悲伤的口吻表示不赞成我们的行动。
“你知道，现在人们在加丹加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法国谍报组织的特工人员。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这样插手同我们要在非洲奉行的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格罗森从容不迫地以一种非常挖苦的口吻回答说：“如果那里有人声称自己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那就是在撒谎。因为，我们的人是不会引人注意的。他们是秘密工作者，不会打出总部的牌子。他们很少在那个国家露面，几乎都在那个国家外部活动。”
格罗森转向戴高乐将军，带有讽刺意味地说：“至于加丹加，我想将军以前有过训示……”
大家都看着戴高乐，但他却毫无表情，装出没有听见的样子。他认为，没有必要把他在刚果的计划告诉政府。将军保持沉默，脸上隐隐约约现出冷笑的神色，微微地耸了耸肩，听任他的部长发泄积怨。最后，顾夫?德姆维尔终于明白，有些事情他并不了解，因此也就不再说下去了。
负责在埃维昂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路易?若克斯，态度更加执拗，他强烈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他说，由于我们帮助与他的“顾客”相对立的梅萨利?哈古和阿尔及利亚的其它派别，因此他的任务复杂化了。
“你们竭力煽动和鼓励其它势力，使我们逐渐失去对方对我们的信任。你们谍报机构借口负责保卫法国全权谈判代表，千方百计想打进来，插手我们的事务。”
不动声色的戴高乐将军顿时活跃起来。他认为，阿尔及利亚不同于刚果的加丹加省。关于结束我们在北非活动的问题，将军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抉择，他突然发作起来，严厉斥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谁又想到他要尽早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呢？他对西?萨拉分子和贝罗尼分子已经厌烦了，所以决定把赌注全部押在本?贝拉身上。他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就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你们的事了，”戴高乐对格罗森说，“我不希望看到你们特工人员在埃维昂到处逛荡。就这样说定了，好吗？”
这一命令使我们最终失去了一个了解情况的重要手段。在埃维昂，我方谈判代表失去了耳目，而布苏夫——我曾在丹吉尔同他进行过多次较量——所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特工部门却十分活跃。阿尔及利亚的谍报部门利用我们特工人员撤离埃维昂的时机，安插了它们自己的人，对我方谈判代表进行特务活动，从而在谈判中捞到最大的好处。
从爱丽舍宫禁止我们在埃维昂活动的那次谈话起，就出现了标志着我们这个特工机构逐渐地、不可逆转地走下坡路的第一个迹象。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一次奉命不去过问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确认了法国放弃撒哈拉及其石油，同时对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五十万法国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局禁止我们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本?贝拉及其新的领导班子为工作对象，而他们做出的革命选择可能会破坏马格里布整个地区的平衡。
后来，第七处军火交易科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起了最后的一次作用。这是1964年4月的事。那时，我们发现本?贝拉非常敌视法国，因此我们决定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卡比尔游击队做点事。
穆罕默德?赫德尔曾经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之一。早在流亡马德里的时候，他就想搞到武器。他手头掌握着民族解放阵线在瑞士银行的一笔存款。领取这笔存款需要由他签字，他的心腹哈舒尔曾经是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内政部长，哈舒尔直接找到了我们。
“我知道你们局的工作卓有成效，”他说，“战争期间，你们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今天，我是来求你们帮忙的，因为只有你们才能使卡比尔人免于失败。”
我们征得了上面的同意，可以满足哈舒尔的要求，但爱丽舍官不希望让人怀疑法国以某种形式干涉阿尔及利亚的内政。我们应该利用我们在国外的一个机构向卡比尔游击队供应武器，但不能向他们提供法国武器和装备。
奇怪的是，捷克人竟然同意出售他们库存的最后一批武器，即两千支毛瑟卡宾枪，其中有一部分装有远距离瞄准器。卡比尔人很喜欢这种枪。但是，捷克人不管运送，要由买方到布拉格翁尼普尔军火公司仓库装运。
我们不得已只好找一些“自由骑士”临时为我们工作。这是两个美国人，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了一个私营航空运输办事处。一个叫鲍勃，以前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曾在越南开过一个小小的航空公司。后来，他露了马脚，便隐匿身份转而来到欧洲，他的毛病是经常酗酒，难得清醒。另一个是有经验的老飞行员皮克特上尉。
我们决定将武器分装在两架飞机里，一架是DC-4，一架是星座式，然后把武器空投到卡比利亚地区。DC-4先开始行动，为了蒙骗那些机灵鬼，这架飞机不从荷兰，而从比利时一个无人知晓的机场起飞，空机飞抵伦敦后，再安装空投“包裹”的专用设备。
我们在英国首都精心选择了一家旅馆，在那里为飞行员和他们的保镖订好了房间。但是，当我们的特工人员在这家旅馆门前下车时，就立即被两个漫不经心地在人行道上大步走来走去的头戴圆顶礼帽的绅士盯上了。他们四人迅速钻进一辆出租汽车，再去找一个安身之所。为了甩掉尾巴，他们让司机在皮卡迪利圆形广场转了好几个圈。
他们就在这个广场下了车，拖着行李徒步穿过广场。他们走到广场的另一边后，立即叫了另一辆出租汽车。当他们准备钻进车子时，却一下子呆住了。原来，前面坐着的竟是刚才的那个司机。为了招揽乘客，司机也在皮卡迪利圆形广场上绕了一圈。
后来，又出了一些麻烦。但是，英国人最后还是放行了。
DC-4装载着特别设备，经过共产党当局事先划定的空中走廊飞抵布拉格。DC-4装上武器弹药起飞后，便向南飞行。飞行途中，机组忙忙碌碌地为空投武器弹药箱进行准备。
为了在地中海上空免遭拦截或击落，我们的DC-4使用了利比亚航空公司的标志。我们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掩护执行任务的飞机。最初，我只是把印好利比亚航空公司标志的纸贴在机身原来的标志上，这样可以随时揭下来。可是，有一天，老天作弄人，雨水竟把那张纸冲掉了。
英国军火商卡明斯的对头米尔斯向我建议说：“你最好学我改换船名的办法，直接向英国生产透明胶纸的工厂订货。他们会给你定做粘上以后就不会脱落的胶纸的。”
从此以后，第七处就从那家英国工厂订购改装飞机标志的胶纸。
向卡比尔叛乱部队运送武器的行动，就剩下最后一步了。那就是在夜间向一个用篝火作信号的地方空投武器。但是，就在这个当口，卡比利亚的整个局势恶化了。叛乱分子的领袖，穆罕默德?赫德尔的内兄埃特?艾哈迈德在离开游击队前往欧洲的时候，被本?贝拉的警察部门逮捕。他的助手萨多克上校，即叛乱部队的首领，同其他首领关系十分紧张。因此卡比尔人不仅没有为我们的飞机点燃篝火，反而相互争吵起来。
飞机在预定地点上空盘旋飞行，准备空投武器，结果白费心机，因为地面上一点亮光也没有。这时，举行叛乱的卡比利亚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由于燃料不够，飞机只好借口发生故障在马耳他降落，准备在那里加油后，再去空投武器。
但是，在飞机着陆前，飞行员非常冒失地向机场指挥塔的人员说：“注意！飞机上有一批危险物品，请让我在靠边的跑道上着陆。”
飞机刚刚停稳，英国皇家警察就来检查了。他们把所谓的利比亚航空公司的这架飞机团团围住，手持冲锋枪登上飞机，他们发现了机上装载的武器和藏在电台后面标有空投地点的阿尔及利亚地图。马耳他扣留了这架DC-4飞机，并把它封存起来。
卡比尔叛军大部分遭到歼灭和屠杀，剩下的散落各地。他们抱怨有人背叛。他们说，这次飞机事件等于在他们背上捅了一刀。事实上，他们是由于内部分裂而吃了苦头，不过，我们还有金钱和武器，还可以用另外那架星座式飞机向游击队提供武器。
但是，穆罕默德?赫德尔已经灰心丧气，他告诉我们，卡比利亚地区的抵抗运动已不复存在，第二次空投行动可以取消。我们把没有用完的钱还给赫德尔的朋友哈舒尔，并问他如何处置剩下的武器。
“放在一边吧。总之，现在运出的话也太晚了。也许有一天会把武器送给巴勒斯坦人……”
当时——1964年——巴勒斯坦问题还远近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法国谍报机构企图影响阿尔及利亚历史进程的最后一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经过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以后，马耳他当局把DC-4飞机还给了我们，但却扣下了那批武器弹药。
1967年，穆罕默德?赫德尔在马德里的一条街上被人暗杀。他的挚友哈舒尔先在希腊经营野生橄榄油，后在意大利饲养小牛，最后则在阿让隐居。他和他那个法国妻子在西南部一条公路上悲惨死去之前，曾同让?德布罗伊合伙经营。警察当局的结论是他们两人是“双料自杀”。这是一桩离奇古怪的自杀案件：他们每人先往对方脑壳上打了一枪，尔后，把汽油洒在汽车上，点火双双自焚。
格罗森将军离职后，大致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时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搞了一次大精简，人们称之为“改组”。在精简过程中，军火交易科是局里首先遭到精简的单位之一。军火交易科那些优秀的专家最后都转入私人企业。有些特工人员后来成了地地道道自负盈亏的军火商。
一个伟大时代的丧钟敲响了。面对这种混乱败落局面，我感到痛心疾首、无能为力。从长远来说，我应该对这些军火商的命运负责，因为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同意把宝押在法国这张牌上，蒙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为我们效劳。诚然，他们都已经自己开办企业，继续出售军火，他们四处旅行，生活阔绰。可是，我也知道，他们疲于奔命，受制于黑社会，经常受到骗子手、肇事者和勒索者的骚扰和暗算。
对于他们身上的军火商标签和目前仍然使他们受到束缚的种种牵连，难道我就没有责任吗？当初，帕斯基不过是一个劳累终日，收入菲薄的旧货商。他生活虽然清苦，但也安定无虑。柴尔涅茨基为了讨好我，给我们帮忙，仅凭一时兴趣就干起了军火买卖，但这并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却要求他们专门从事谍报工作，建立无数隐蔽的据点，同一些面目不清的人打交道。我把他们推入了地狱，如今，他们却象上了瘾的吸毒者一样不能自拔。
帕斯基后来躲到巴利阿里群岛。他在那里买下了一座具有田舍风昧的高级旅馆，占地面积很大，到处都有带游廊的平房。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当一个生意兴隆的旅馆老板，贩卖军火们然是他最喜爱的事业。
帕斯基继续向他的朋友冲伯的雇佣军，向仍然不肯罢休的加丹加宪兵提供武器。冲伯每次返回欧洲，总免不了要路过帕尔马看看他的朋友帕斯基。1967年6月30日，冲伯在积极准备重返刚果执政的时候，在帕尔马搭乘了一架使他遭遇不幸的小飞机。机上有一些比利时朋友和法国朋友，还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博德南的间谍。此人劫持了飞机，并强迫它在阿尔及尔降落。冲伯身入图圄，成了布迈丁的阶下囚，两年后悄然死去。帕斯基失去了一个朋友和合作者，同时也抛掉了许多幻想。他始终认为自己享受不到真正的幸福。
柴尔涅茨基的遭遇与帕斯基大致相同。一天晚上，他突然急急忙忙地打电话告诉我：“亲爱的朋友，我很伤心。我的妻子已经离开我了，我们现在很少见面……”
他曾同我们一起，为反对伊斯兰教在北非的影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令人气愤的是，”他接着说，“奥利维娅竟爱上了一个阿拉伯人。”事情发生在摩洛哥。当时柴尔涅茨基的公司正在那里拍摄一部影片。在这以前，柴尔涅茨基硬要奥利维娅当演员，而且想把她永远留在自己身旁……
我看到，这个仪表堂堂、器宇轩昂的老人在蒙受耻辱后，极度伤心，脸容憔悴。见到他如此心烦意乱，我决定越权行事。我回到处里后，立即发出命令：“调查这个摩洛哥人的全部情况！”
然而，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却使我感到不知所措。这个奇怪的外来人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逐步占有玛尔梅松庄园主人的一切。他把巴黎各界名流聚会的华丽客厅洗劫一空，甚至掠走了柴尔涅茨基“亲王”高价买来的一套拿破仑餐具。
为了使这个摩洛哥人不敢继续为非作歹，我们仔细审查了他的出身和收入，让人吊销了他的居留证。但是，他不肯退让，因为他认为他有合法的权利。但最后，他还是走了。奥利维娅则经常外出旅行，留下心力交瘁、病魔缠身的柴尔涅茨基呆在空荡荡的大客厅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想当初，这里可是陈设豪华，生机盎然。柴尔卖掉了那辆阔气的美国小轿车，几乎辞退了所有仆人。从此，他就离群索居，闭门谢客，直至离开人世。
我们大约有十来个人将他的灵柩送至墓地。走在前面的是他的儿子斯特凡和来自伦敦的兄弟。后面就是我们第七处的特工人员——他的真正的战友：奥利维娅没有参加葬礼。
后来，我们听说，柴尔涅茨基给他的儿子和兄弟留下了一份遗嘱。鉴于柴尔涅茨基家族的遗产还是很可观的，大家多方设法，竭力寻找遗嘱，但谁也没有找到。律师们也围绕着这份可能并不存在的遗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奥利维娅要求得到自己应有的一份，但柴尔涅茨基家族提出了异议。有些人认为，“亲王”生前经常外出旅行，很可能把遗嘱留在日内瓦的秘密寓所里。他按照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要求，把那个地方当作联络点。当时，他认为以后还可以再来取走遗嘱，可万万投料到会突然病故。
在他的证件中，也没有找到他在日内瓦的那座寓所的地址。柴尔涅茨基审慎行事，吸取了我和谍报机构的教训。他生前过着不同的生活，而且有着严格的界限。因此，谁也找不到他在日内瓦的秘密寓所。至今，他的遗嘱很可能还放在那里。也许只有我才是柴尔涅茨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这里面有一段极其古怪、极其荒谬的经历。那还是柴尔涅茨基走运的年代。有一天，他邀集制片商，电影工作者、年轻的女明星和特工人员参加狂欢节。大家一个游戏接着一个游戏玩起来了。他是一个表面殷勤周到，但又使人感到十分冷淡的东道主。当他来到投掷短箭的场地时，大家由于连着玩了一段时间而兴致索然。他以一种友好而诙谐的口吻说道；“你们都玩腻了吗？我看最好是……”
柴尔涅茨基带来一张巨幅尼加拉瓜地图，作为箭靶。他在上面沿着尼加拉瓜海岸线用红铅笔画了许多大圆圈。
“你们瞧，”他说，“这些地方都是我的产业。投吧！谁投中一个圆圈，我就把那块地方送给他。”
当时，我半信半疑地和其他人一起投掷。我投中了海滨的一个圆圈。
豁达大度的贵人柴尔涅茨基向我表示祝贺，并且当着所有在场的朋友的面宣布：“亲爱的马亚尔，你赢得了中美珍珠尼加拉瓜的一个庄园。我明天就给你办好产权证书。”
第二天，这个慷慨豪爽的波兰人果然要求律师准备证书。他平时喜欢插科打诨，所以我还一直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当时，我顺水推舟，也象演戏似地声明，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柴尔涅茨基去世后，我在办公室的一个抽屉里又找到了那份证书。我怀着一种莫以明状的想法，利用到加拉加斯出差回来的机会，顺便到尼加拉瓜去实地察看我那座“庄园”。当地人告诉说，这几千公顷土地确实属于柴尔涅茨基老爷。我站在这片土地上，心情十分不安。我极目远眺，沉思冥想，一望无际的粉红色土地在我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一阵排山倒海的激浪把无数对虾冲上滩头。
猝然死去的对虾重重叠叠，鳞次栉比，残骸遍地。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苍海、大地和天空，而是这种令人厌恶的肉色，绵延数里的粉红色墓地。我涉足人为的、腐败无望的军火商世界，经过了长途跋涉，最终却只继承了一块对虾的归宿之地。
笫六章潜入非洲
“非洲，我们来了！”
早在1953年，法国高级领导层就已经预感到法语黑非洲必须实行非殖民化的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非殖民化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为了避免在上述事态发生时措手不及，从现在起就应该着手在每个国家建立谍报系统。一旦这些国家获得独立，情报机构就能开始工作。
我的任务并不是控制非洲的某个政治家或某个高级行政官员，也不是对行将独立的某个国家的政策去施加影响。在这方面，将通过改变法兰西联邦海外领土地位的根本法及法兰西联邦的组织形式，在最高层建立必要的联系；此事由主持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事务秘书处工作的雅克?福卡尔统筹安排，并由驻外使节予以通力协助。
我的使命在于建立可以长期存在的地下秘密谍报系统，收集各种机密情报、文件和报告，亦即收集新独立国家可能不让我们知道的一切情报资料。我们知道，美国人迫不及待，时刻窥视着我们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一直试图把触角伸向法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同样，苏联人也在积极活动。共产党中国是个迟到者，但它也不甘落后。
因此，总部要求我在法语黑非洲至少安插三百名特工人员，让他们披上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伪装，并给他们配备有效的活动器械和大量传递情报的工具。
最初有过一段摸索的过程。我让特工人员装扮成摄影记者、掮客、军火商。有的甚至充当冒牌的妓院老板。然而，这些伪装难以持久，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而且经常出问题。必须寻找更为妥善的办法。我在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洲际航空运输公司、联合装卸公司等航运企业中有一些担任要取的联络员，于是便通过他们给一部分特工人员找到了可靠的正式职业。这样，特工人员就可以自由地往来于法国和非洲之间。
我把第七处的一些特工人员安排到非洲各机场工作。他们在那里有的担任订票处主任，有的当行李房职员，有的负责货运业务。不过，怎样掩护那些行动小组的组长呢？这可把我难住了。
为此，我毫不迟疑地同我的朋友——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总经理卢伯利商量，请他出主意。卢伯利体魄魁梧，身高一米八五。他虽然长相一般，但举止敏捷灵话。他擅长勾引女性，是沾花惹草的行家里手，因此被航空小姐们所追逐。
他微笑时，意味深长，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作“鲨鱼”。卢伯利一生好斗，始终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士。他曾以飞行员的身份参加西班牙内战，支持共和势力。他也是海军航空部队方面的专家。奥纳西斯①的儿子亚历山大驾驶飞机的技术就是向他学来的。卢伯利同亚历山大虽然并非一家，但他们的友谊甚至超过一般的父子关系，他是亚历山大的真正的良师益友。
1974年，亚历山大因飞机失事遇难。亚历山大的死使卢伯利受到了无比沉重的打击。卢伯利早已成为奥纳西斯的主要助手，起着左右臂的作用。他当时领导着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开办的企业：“奥林匹克航空公司”。船王去世后，他成为该财团的头面人物，当上了“奥纳西斯基金会”的董事长。然而，这类事业的坎坷颠沛严重地摧残了卢伯利。当我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市见到他时，我发现他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前不久，他登上一艘由英国老式快艇改装的高级赛艇外出垂钓时?突然心肌梗塞，险些死去。
①即希腊船王奥纳西斯(Aristote Onassis)，已于1975年去世。——译者
卢伯利是我们第七处最杰出的特工人员。多亏他，我们才在五十年代末大大地加强了对非洲的无形控制。如今，我正对手下特工人员用以掩护自己的公开身份和职业感到为难时，他又帮助了我。他说：“咱们去找西尔万，我跟他是朋友，他准有办法。”
在离星形广场不远的一个硕大的办公室里，我结识了卢伯利的挚友西尔万?弗卢瓦拉。此人身材瘦小，嗓门低沉，但热情好客。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物，同欧洲第一海运公司、各大航空公司和数百家企业都有交往。我隐匿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故意对他自我介绍说，我叫“托马”。当然，我不能向他透露任何有关我手下特工人员实际活动的情况。我只是请他给我的一名助手提供一个不负责任的经理职务，并协助他用假名办妥有关工资单和社会福利等各项可靠证件。弗卢瓦拉说，“让他来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这事，他办得十分出色。弗卢瓦拉安排的职业非常适合我们即将从事的那种活动。因此，我再次去找他，请他代为安排第七处其他一些人员的“工作”。我先后在他那里一共安插了二十多个特工人员。弗卢瓦拉额外雇佣了这么多人，想必破费不少，六个月后，当我请他结算我们应付给他多少报酬时，他回答说：“没有必要，托马先生。我既然同意帮忙，你就不用付钱。况且，这关系到国家的防务。在这方面出把力，我生平从不计较！”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插特工人员，我还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潜伏系统，换句话说，应该物色一个由我们第七处直接控制的贸易公司。可是，到非洲什么地方去找这样一家我们可以假借别人的名义买下来的公司呢？
早在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以前，雅克?福卡尔就已经指使戴高乐派政界人物、密探和商人组成了各种机构，巧妙地设立了一系列进出口公司，为戴高乐将军控制了整个非洲。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还在贸易方面把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的一个朋友曾长期在非洲生活。他建议我仿效雅克?福卡尔，设立类似的企业网点来安插我手下的特工人员。他还为此给我介绍了他的一位知交：电影制片商莫里斯?雅坎。这位朋友补充说：“雅坎在整个黑非洲拥有三百家电影院。他准备出售这些资产来成全你的事业。这不正好符合你的意愿吗？而且，你还可以捞到一笔意想不到的外快！”
雅坎给我们介绍了他史诗般的经历。1939年以前，他在摩洛哥运输公司从事实业活动。后来，他想出了一条绝妙的生财之道，从卡萨布兰卡到达喀尔，在这一大片城镇和乡村地区，生活枯燥乏味，人们感到无聊惆怅。为什么不在这里开办一些电影院呢？诚然，在非洲偏僻荒漠的村子里，由于缺乏电源，放映电影是有困难的。购买发电机，费用昂贵，也不合算。但聪明的雅坎自有办法。他不用电也能使放映机转动。他把运送放映器材的汽车当作发动机使用。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在电影开演前，放映员先卸下汽车的一个轮子，然后在空轴上套上皮带，与放映机连接起来。汽车马达发动时，套在车轮轴上的皮带随之旋转，带动放映机工作。
雅坎回忆道：当时，最困难的莫过于收款。许多负责收电影票款的当地人把钱揣进了腰包，逃往丛林。必须费很大气力才能找到他们。有时还得把手枪顶着他们的太阳穴，才能让他们把钱交出来。这颇有美国西部绿林道的风味。当时，我有一名助手，是科西嘉人。他甚至求助驻在国治安部门派人帮他维持营业秩序，追回逃款。
二次大战期问，雅坎在非洲开办的各家电影院被德国人征用，落到了希特勒第三帝围首坷一指的电影公司即宇宙影片公司的手中，法国解放后?雅坎利用在达喀尔和丹吉尔悉心积攒的一笔钱东山再起。他以曾被纳粹诈骗集团勒索为理由，设法买下了宇宙影片公司，并聘请迦本?费尔南代尔和贝尔纳?布利埃拍摄影片，以后又同德隆合作。电影明星路易?德非内斯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在雅坎的公司拍制的。
可是，雅坎念念不忘重整旗鼓，建立他昔日的影业帝国。开始时，他只有三家电影院。经过几年的努力，由于采用了先进的拍片和放映技术，他使自己的影院系统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
他建议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把他在非洲的全部影业资产买下来，要价四亿五千万法郎。在我看来，这桩买卖是有利可图的。
到那时，雇佣职工的权力就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在阿尔及尔、尼亚美、努瓦克肖特乃至达喀尔等一系列城镇安插我们的特工人员，让他们充当电影院经理、放映员或票房出纳员。况且，他们的工作负担不会太重，可以充分利用空余时间从事秘密活动。
闻此消息，我们的财务主任福韦尔就嚷了起来：“你该知道我没有那么多钱？再说，这种浪费是毫无道理的。我是奉上级之命到这里来理财的。”
我给他解释说，我们可以通过这宗交易获得赢利，说不定还是一笔有远见的投资。我费尽了口舌，可这位掌管数十亿法郎的财神爷却无动于衷，根本不予置理。
后来，雅坎把自己的资产卖给了美国海湾电影公司，收款六亿法郎。至于我们，我们总得亮出一块公开的牌子，找一个能够掩护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企业。于是，我们耗费巨资，开办了“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可悲的是，该企业将以彻底破产而告终。
莫尔旺提出一种见解：每个非洲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水，是储藏和保存这种比任何东西更为珍贵的生活必需品的器材。非洲大陆经常遭受旱灾，后果极其严重。因此，每个家庭、集体和企事业单位都需要购置大大小小的储存饮水和用水的设备。
根据这一情况，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通过一些商人的斡旋，秘密成立了一家制造和销售塑料蓄水器材的公司，让它在非洲活动的谍报人员披上推销员、代理人、搬运工人等伪装。公司总部就设在圣拉扎尔大街。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家大企业，它在非洲各大城市都设有分公司，雇佣了大批职员，联系广泛，业务繁忙。
说实在的，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胃口太大，到头来却自食恶果。几千万法郎白白地扔进了这个无底洞。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帮子军人一直把莫尔旺视作是外来人，属于解放时打入谍报部门的“可恶的文官”之列。他们将抓住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破产的这一把柄，让莫尔旺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他们看来，这是把莫尔旺排挤出去的天赐良机。
我本人觉得，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给我们手下人提供的伪装颇有可取之处。只需八天时间就可以把一名特工人员培训成推销员，让他掌握有关蓄水器材的全部业务知识。但另一方面，我对这种作法也有怀疑。我心想，这太简单，太容易了。一旦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的某个职员被逮捕，被指控搞间谍活动，那怎么办？被告遭到猜疑、身败名裂，势必会殃及整个公司。那样的话，公司的所有经理，负责人、推销员就有被识破、被跟踪，甚至被当作潜在的间谍而投入监狱的危险。
事关大局，不宜孤注一掷，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到一个“篮子”里去。因此，我宁愿把大部分特工人员安插到较为不显眼的岗位上去。我买下了黎巴嫩在非洲开设的几家小企业的部分股份。除筹建几个进出口分公司外，我还兴办了法兰西棉纺织品公司，经营棉织布匹和衣物。
考虑到必须尽可能地适应非洲的环境，我对汽车加油和修理服务行业发生了兴趣。在这些幅员广阔的非洲国家里，由于缺乏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私人汽车很吃香，汽油同水一样宝贵，因此，到处都需要有汽车加油站以及提供修理服务的工人。披上汽车加油站管理员的外衣从事谍报话动，的确是一个理想的办法。这样，万一某个特工人员被捕，也不会一下子怀疑到在非洲“工作”的其他加油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警察当局也不可能兴师动众搜捕所有的……
我在每一个要害部门都要设法同时安捕两名特工人员。他们乔装打扮成腰缠万贯的商人，合伙购买一家汽车加油站。实际上，款子全由福韦尔提供，当然，向他要钱总是不那么痛快的。
我们通常买下的都是些破烂不堪、没有空调设备的小加油站或修理服务站。我不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否则财务主任是决不会答应的。
可是，我的特工人员因此要格外地受苦了。一则，非洲气候炎热潮湿，在那样简陋的铺子里甭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二则，他们必须象真的加油工和管理员那样，从早干到晚，接待顾客，卖油、补胎和修车。每天劳累完毕，他们擦去浑身的汗水，洗去油污，换上衣服，还得出去执行任务，去从事我们派他们到那里去的真正工作。
我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偷拆外交邮袋和信件、接收联络员写的报告、窃听政界要人的私下讲话、编译电报、用带去的秘密电台向总部拍发收集到的主要情报内容。他们白天在铺子里干活，夜间外出活动，天天如此，根本没有多少睡眠的时间。
对于这些在异国他乡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来说，还有更加难言的苦衷。他们必须保证门市部按规定时间达到一定的营业额，而且帐目不得有差错。每个季度由我把帐本交给财务主任福韦尔。此人从不含糊，每次都要逐项仔细地核对检查。
表面上说，那些特工人员是汽车加油站和修理门市部的店主。其实，购买这些资产的证书都锁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本部我的保险柜里。营业基金归总部所有，汽车加油站和修理门市部的特工人员都只能领取“职工”的薪水，外加每天只有三十法郎的活动津贴费。营业利润全部上交总部。
这种作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他们从早到晚辛勤操劳挣来的一点收入都必须交给国家。修补一个轮胎能挣几十个非洲法郎，电瓶充电三法郎，出售一公升汽油赢利几十个生丁。总部没有向他们索取顾客给的那一点小费，就算是高抬贵手，照顾到家了。
特工人员不断向我抱怨，指出这种抠门的财务制度浪费时间。有时，他们的责难使我十分难堪。
“问题很简单！一边是大批外交邮袋需要偷拆，另一边是需要加班加点补足营业额。我们只有两只手，不可能两者都兼顾。必须做出抉择！”
财务主任的苛刻脾气以及总部精打细算毫不松动的原则，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只好忍气吞声，做特工人员的工作。我安抚他们说：“算了，这次就免拆外交邮袋吧！”
这在特工机构的历史上是绝无前例的。苏联的克格勃、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盖伦将军领导的西德联邦调查局等各大间谍机构都以此为话柄奚落我们。在偏僻荒漠的非洲地区，为了使汽车加油站和修理门市部赢利而不惜牺牲情报工作，实在是得不偿失。然而，事情确实如此。
福韦尔以尖刻的语气警告说：“总部不喜欢赔本！“
条件如此不利，但仍要坚持下去，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法国的“詹姆斯-邦德”①过的可不是吃喝嫖赌、挥霍无度的生活。我们的谍报人员大都是从各大军事学院毕业的年青军官。他们出于崇高的志向或狂热的嗜好，自愿投身情报部门，执行最无利可图的使命。为了确保自己的伪装不被识破，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我手下的特工人员就是这样一些忠心耿耿的勇士。
在建立情报网伊始以及后来的几个阶段，我都尽可能地奔赴现场，帮助他们做好汽车修理服务站的开张营业工作。夜间，我同他们一起执行任务，总之使他们感到并非孤军作战。当然，我
①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是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敏小说中塑造的一个生活放荡，花天酒地，但又身怀绝技、无所不能的间谍。在这里泛指间谍。——译者
之所以这样做，更主要的是避免他们在固难而前退缩或撂挑子。这是一段值得赞颂的历史。当时，我们在当地没有必需的化验、洗印照片等特工活动的场所，一切都得靠我们临时设法解决。我们不得不把容器，灯具、放大器等各种器材搬到厨房去操作。至今，我还记得发生在布拉柴维尔一幢楼房坐的一场戏。那天凌晨三点?邻居跑来咚咚地敲我们的门。我们的房间与邻居住宅之间的隔墙板非常之薄。邻居听到了我们用缩微照相机偷摄过路外交邮件时发出的咔嗒咔嗒声。奇怪的噪音连续几个钟头，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邻居埋怨说：“你们在鼓捣些什么？”
那天夜里协助我一起操作的雅克?韦兰回答：“我们在烙饼呢。”
“喔，原来是在烙饼。”邻居嘟嘟嚷嚷地说。
当然，我们不能经常玩“烙饼”的把戏。我回到总部后，立即要求总部洗印室尽快设计一架无声缩微照相机。
卡萨布兰卡之夜
摩洛哥以前是法国的保护国。在这一状态结束之前，法国政府一直认为，当法国遭受侵略和占领时，摩洛哥可以作为它后撤的基地。为了落实这一计划，我奉命前往摩洛哥做准备，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机要室、档案室和秘密作战处等要害部门迁过去。
我决定在卡萨布兰卡梅迪乌纳军营内建立一个新的特工活动备用基地，代名为“图雷尔二号”。此举违背了当时摩洛哥法国驻军司令迪朗将军的意愿。迪朗将军为人容易激动，发怒时满脸胀得通红，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红面驴”。
迪朗将军吼道：“怎么！文官跑来占军人的地盘？办不到！”
我坚持不让，加上部长会议全力支持我搞好特工机构的建设，迪朗将军只好妥协。但他提出要亲自视察我们新的特工活动基地的各项设施。我对他说：“将军，报遗憾！我们的木房子关系到国防利益，严加保密。”
“什么？”他嚷起来了，“国防利益？我就是国防利益的化身！”
他怒气冲冲地登上直升飞机，在我们活动基地的上空盘旋，有时还超低空飞行，并用望远镜仔细观察。
后来，由于发生了奥林匹克游泳池事件，我们之问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德拉特尔元帅希望从我们的士兵中选拔一批优秀的游泳选手，让他们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去创造纪录。为此，他吩咐在这里修筑一座供训练运动员用的奥林匹克游泳池。工程拖了很长时间，未等游泳池竣工，德拉特尔元帅就去世了。
经过一番周折，游泳池终于建成了。池子修筑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与军队系统营房交界的那一片场地上。炮兵部队经常征属于军方的那块地盘上打靶，试射105毫米无后座力炮。
然而，在举行游泳池竣工典礼的前夕，人们发现池底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裂缝。有人说，裂缝是承包商的过失造成的，也有人议论这与水泥质量有关，可谁也说不清楚。尽管采取了填补措施，但裂缝却越来越宽。有的人建议，用水草把游泳池底部和裂缝一起遮盖起来。但最后还是决定，竣工典礼推迟举行。
一天早晨，我被靶场上阵阵熟悉的打炮声惊醒。忽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问题：“游泳池的裂缝莫非是炮兵打靶震动混凝土而造成的？”经过核实，果然是105毫米无后座力炮射击时震坏了游泳池。
上级命令迪朗将军把炮兵训练场地迁往别处。他气得满脸通红，沮丧地挥动着拳头，恶狠狠地冲着我说：“咱们走着瞧！”
奥林匹克游泳池事件是文职人员战胜军人的少有的一次记录。
梅迪乌纳军营不过是我们在摩洛哥设立的据点之一。为了随时应付最坏的局面，譬如摩洛哥发生反法的政权更迭等事态，我同时还以商业为幌子建立了一系列谍报组织和若干个洗印照片、从事各项化验的秘密活动站。对许多国家来说，卡萨布兰卡和拉巴特是重要的邮政和交通枢纽，它们有很大一部分邮件要取道这两个城市。
1955年，我和其他特工人员刚开始工作时，用的还是手工方法。我们随身带上盗窃所必需的各种家伙，如缩微照相机等轻便器材，来往于卡萨布兰卡和拉巴特两个机场，伺机下手窃取情报。邮政航运公司的飞行员有时需要夜间驾驶飞机，穿云破雾，搏击风暴。他们常说：“顾不得这些了，务必要把邮件进去。”我们跟他们一样，也把一切置之度外，忘却了周围的历史环境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穆罕默德五世以胜利者姿态返回摩沿哥的那天，我和伙伴雅克?韦兰象邮递员外出递送邮件一样，在卡萨布兰卡匆匆忙忙钻进我们那辆雪佛兰黑色小轿车。我们的目的地是拉巴特，那里有一个颇有油水的外交邮袋需要“动手术”。
卡萨布兰卡街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我心想，现在不宜停车加油，最好等车开小城外后，再找一个偏僻的加油站。
车开到费达拉港口时，我找到了一个加油站。可是那里也聚集着一堆人，他们狂热地唱着歌，跳着舞，我对雅克?韦兰说：“看样子只能在这里加油了。要不，汽油一用完，车子就开不动了。”
雅克?韦兰毕业于维奥莱特学校，是我们最出色的摄影师，擅长拍摄快速缩微照片。他仪表堂堂，一头棕发，脸色呈浅褐色，与日后继位的摩洛哥哈桑王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雅克?韦兰的相貌并不能使我们摆脱那天的困境。
糟了！正当加油工往我们车的油箱里注油的时候，一群怀有敌意的当地人把我们的车子团团围住。开始时，他们没有喊叫，只是用手指着我们品头论足，议论纷纷。后来，就象平地起了一阵狂风，我们的雪佛兰轿车突然开始前后颠簸起来，这些摩洛哥人一边用拳头捶打车窗，一边摇晃车身，企图把车子掀翻。
我把手枪递给雅克?韦兰，这是我们的唯一武器。我对他说：“里面有六颗子弹。听着，我把车朝人堆里开，如果人群闪开，那就好了。如果这个办法不灵，你就开第一枪，我再往前闯。然后，你再开第二枪。但是，请注意，一定要留下最后两颗子弹……”
雅克?韦兰迷惑不解，瞧着我怔住了。我补充说：“没错，一颗给我，一颗留给你！你还记得那个年轻的中尉吗？”
我说的那个年轻人是个法国军官，是我们的一个同志。几天前，我们在下榻的卡萨布兰卡巴黎饭店门前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被活活折磨致死后，尸体被剁成许多块，惨不忍睹。不，我们决不能落到这帮人手中！
我开足马力，汽车能冲出去吗？我看到前面的人墙开始瓦解，疯狂的人群四下逃窜。然而，这不应归功于我们的勇气，而是因为开来了一辆宪兵装甲车，为我们解了围。装甲车横停在公路上，里里钻出一名军官，厉声训斥道：“他妈的，你们今天闯到这里来找死？赶快离开，骚乱局面这才开个头！”
躲到哪儿去呢？返回卡萨布兰卡的公路已被切断，通往拉巴特的公路也已被封锁。看来，绝无可能活着回到梅迪乌纳营地。
我隐约看见不远有一个避身之处。那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墙跟前停着好几辆高级轿车。我曾经多次经过那儿，但从来进去过。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笑！”雅克?韦兰忧心忡忡地盯了我一眼说。
我对他说。“我想，我们已经找到藏身之所。我们可以住在里而，一直到这股集体疯狂的浪潮平息下去为止。你看怎么样？”
雅克?韦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以为，白天遇到的混乱场面使我失去了理智。我说的那幢建筑名义上是斯芬克司旅馆，实际上是摩洛哥一家豪华的妓院，常有部长、将年、高级官员和大资本家光顾。到那里去藏身，怎么可能呢？
雅克?韦兰举止严肃，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十分珍惜家庭的荣誉，笃信清规戒律。听到我对他说：“好朋友，我带你逛窑子去”，他吓得脸唰地变白了。
他挥了挥手，坚决表示反对。我接着说：“只能这样，要不就等死！”
进到旅馆院子里后，别有一番情趣，到处鸟语花香，喷泉扬起晶莹耀眼的一串串水珠，间或有妩媚多情的侍女轻盈闪过。虽然外面一片混乱，但这里的人们却在一派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中醉生梦死。
在这绿树成荫、空气沁人心脾的庭院里，我们找到一张舒适柔软的沙发，正想坐下憩息片刻，我突然怔住了。我赶紧用手揉揉眼睛，我看到面前站着一位戴着金黄色耳环、身材修长的贵妇人。她就是这家妓院的鸨母。她误以为我们是登门寻欢作乐的顾客，而我却依稀记得在遥远的地方结识过她。我喃喃地说：“拉菲莉娅……安德烈太太……”
她吃了一惊：“你说什么？”
她开办的斯芬克司妓院意外地救了我们的命。二十年前，我在雷恩见过她，当时，我才十六、七岁。一天晚上，我大哥洛朗领我去雷恩市拉菲莉娅妓院。那所窑子离火车站不远。当时，这位高个金发女郎在里面接客。她嫌我年龄太小，不让我进门。大哥费了一番口舌，才使她让步。
解放时，我又在一所大学里见过她。那时，一支部队的参谋部临时设在里面。我看到她正大显身手，紧紧地缠着一位将军。
这位军人曾藏在一辆老式汽车中逃命。他就是我从盖世太保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后来派我去圣纳泽尔谈判德军投降事宜的阿拉尔将军。
安德烈太太似乎觉得这种意外的相遇不值得大惊小怪。她不在意地说：“是你呀！留在这里，等外面风头过后再走吧。我让人给你端威士忌酒来……”
从那以后，我意识到今后在摩洛哥活动会更加困难，梅迪乌纳基地的安稳日子已屈指可数。因此，我们必须增加秘密活动网点。
我准备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下大功夫在卡萨布兰卡建立一个不寻常的特工活动小分队。小分队成员将通过“合法手段”从机场工作人员中招聘。他们将以酒吧间和餐厅服务员、指挥塔工作人员、空勤和地勤系统以及货运等各科室负责人的面目出现。届时，他们将利用各自工作岗位的便利条件，把美国人存放邮件的确切地方探听清楚。
目前，我最感兴趣的是来自美国的邮件。美国的邮件一发出，我就注意它的行踪。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往非洲各据点的指示，都先要经过美国驻巴黎的大使馆；然后，这些外交邮件再从巴黎运往中转站卡萨布兰卡机场，最后才分送到各个目的地——美国驻非洲法语国家的使领馆。
美国人是我们在非洲的对手。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窃取这些至关重要的邮件。看来，在外交邮件发运的地点华盛顿和纽约，我们是无法下手的。我们给自己规定了一条行动原则：决不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上从事反对该国的活动。
我也曾多方设法，争取在邮件送往非洲的半路上，在第一个中转站巴黎，截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量指示和命令。然而，美国人十分机灵，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保障他们的邮件安全通过法国。
因此，最后只剩下在卡萨布兰卡下手的机会了。我在卡萨布兰卡配备的特工人受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却屡次扑空。
行动小组组长报告我说：“我们怎么也找不着存放邮件的确切地点。邮件到达这里后，在我们眼前一晃就过去了。转运时间一到，邮件又重新出现。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它们被运走。”
我觉得这件事真有点蹊跷。
“你们敢肯定邮包在夜间确实存放在机场的某个地方吗？”
“是的。我们查遍了海关和邮局的仓库，也看到过其它国家
的邮件，但就是找不着美国的！”
显然，行功小组对此无能为力。我不能怀疑行动小组组长的才干，因为他是我们杰出的职业特工专家。
我寻思，诡计多端的美国人为了掩人耳目，可能辟有专门的秘密邮件存放处。
眼下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亲自出马，去碰碰运气。我假冒一家电器公司代表，手提箱里塞满各种广告、产品说明书、计算技术学术报告和订货单，来到了独立后的摩洛哥海港城市卡萨布兰卡，为了使人相信我的“职业”是名符其实的，我故意到几家大公司认真地转了一圈。有一位公司的总经理听了我长达十五分钟的推销产品介绍后，突然打断我的话说：“你推销的这些货色我们都有。你这个人真怪，为什么还到我们这里来费口舌！”
我收起提包，一边支支吾吾地向总经理表示歉意，一边托词说，这大概是公司推销员之间事先没通气。总部一定没有及时更新某一张卡片上所载枘资料，以至于我如此狼狈。幸好，这一事件未使我暴露马脚。否则我将被迫乘坐下一趟班机离开卡萨布兰卡，从而失去亲自解决窃取美国邮件问题的机会。
一连几个晚上，我陪着特工人员外出活动。我同他们一起搜遍了每个库房。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幢用栅栏围起来的高大的木板房眼前。我说：“这是什么地方？”
“机场外围的一间普通房子。里而堆放药品、机床和其它各种急待发运的物资。”
“你们到里面搜查过吗？”
“没有，因为美国人是绝不会让人把邮件存放在这里的。木板房里从来没有人存放过什么邮件。再说，这个地方好象都没人看管，也没有贴封条，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防卫措施……”
不管是白昼还是黑夜，行动小组的成员每天在这座寂静的木板房前都要走过十多次，但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要找的邮件竟会藏在里面！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规定，任何邮件都不能存放在这类房子里。
为谨慎起见，我决定独自一人到栅栏里面去进行一次侦查。翻越栅栏对我来说真是易如反掌。我让帮手沙尔勒在栅栏下等我。我踩着一堆装可口可乐的箱子往上爬，一直爬到栅栏顶部。黑暗中，我侧耳细听了片刻，又仔细观察了一番。周围万籁俱寂，毫无动静，我施展当年在特工训练中心练就的一套飞檐走壁的绝技，异常敏捷地跳到栅栏里面。
着地时，我觉得脚下是一堆软绵绵的东西。紧接着，那怪物开始蠕动起来，并发出呻吟。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我看清了脚下踩的原来是一名正在打盹的保管员。我趁这个倒霉的家伙尚未完全清醒过来，就立即上去揍了他一顿拳头。还算走运，这家伙没有我身体强壮，没爬起来掐我的脖子。如果我这个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特工头目在卡萨布兰卡被一个夜间值班的摩洛哥保管员逮住，那真是奇耻大辱！
这一次真可谓出师不利。返回驻地？那岂不是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吗？既然来了，就干到底。木房子里一片漆黑。我掏出那支可以叼在嘴里、只错摆动舌头就能开关的奇妙的手电。借着灯光，我看见在一个角落里堆放着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通过卡萨布兰卡转运的美国邮件果然存放在这间木头房子里过夜。
我折回去把管理员又打了一顿。我曾学得一套治人的有效办法。用不着把对手打得鼻青眼肿，只需按对方的几个敏感穴位，就足以使他长时间地昏睡过去。我把管理员处理完毕后，重新飞身跃到栅栏外面。
在外面接应我的沙尔勒还在那里等我。他悄悄问我：“怎么样？”
“邮件就在里面，靠右边墙角放着。不过，要下手还有点麻烦。我跳下去正巧踩在夜间值班的保管员身上。我把他打晕了。但愿他昏迷不醒！我们不能把他打死，否则就会有人对我们穷追不舍！”
那天夜里，沙尔勒和他的小组第一次在摩洛哥打开了美国的邮件。我们出动了停在机场上的装有照相，冲洗设备旧小卡车。我们抢在管理员醒来之前，就把所有邮件处理完毕，放回原处。在这以后，我们有几天时间没有再出去活动，以便观察可能出现的反应。假如管理员说出了实情，势必会设下圈套逮捕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自投罗网。看来管理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定保持缄默。也许他以为是撞上了小偷。如果他去告发，说不定上司会怀疑是他本人作案，而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罪行。至少也会责备他玩忽职守，那样的话，他就可能被解雇。
不过，我们也不能存每次窃取美国的外交邮件时，总把值班管理员打一顿。更何况，往后每个晚上都要去执行处理美国特殊邮件的使命。我们通过潜伏的人员打通关系，提名另一位管理员去看守木房子。此人是我们拉下水的同谋。我们吩咐他在我们进行活动的固定时间内，离开看守岗位，到别处去乘凉。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他离开木房子的期间内所发生的一切。相反，他为找到了这样轻松的差使和经常悄悄塞给酒钱的朋友而感到高兴。
达喀尔受挫
我们在卡萨布兰卡得手后，活动重点转向达喀尔。戴高乐亲自给我们指定了目标：美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
今天，人们会说达喀尔是一个间谍麇集的地方。其实，这座城市更象是“一个蜜糖横溢的蜂巢”。美国人动用了巨额基金，答应提供大笔贷款，并提出进行贸易的种种建议。这一切对整个黑人政界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使他们感到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美国人对驻在国如此慷慨，我们要与这帮富翁匹敌是困难的。
诚然，我们得到了各国国家元首的信任，并在他们手下安插了不少可以掌握的人士，这是我们的有利条件。尽管如此，法语非洲这块势力范围仍有可能从我们手中失去，并被纳入美国营垒。我们守住阵地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警惕，刺探对手的动静，换句话说，摸清他的底牌。
我获悉美国刚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对它们伸向非洲的“触角”下达了一系列新的指示，目前正在送往达喀尔的途中。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了解这些指示的内容。
我在达喀尔有一个能够胜任这一微妙使命的两人小组，组长是一名年轻有为的中尉。这两名特工人员不可能天天到大使馆去从事盗窃活动，平时他们以经营汽车加油站为掩护。不巧的是，中尉当时身体不适，难以从命。
中尉的助手向我解释说：“修理汽车的活把组长累垮了。过去，他从来没有干过这一行。”
中尉本来身强体壮，来到这里后，他整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干活，累得背都驼了。
等他恢复健康后再去执行任务，那就太晚了。也不能把这件事交给他的助手去办。我应该避免考虑不周而使这个业已顺利潜伏下来、并且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小组毁于一旦。我想最好是从别处调人执行这一项任务，事毕马上离开。
可是，调谁呢？万一调来的特工人员不能得手，甚至被当场抓住，那就砸锅了。想到这些，我头上冒出了冷汗。如今，华盛顿和巴黎之间的关系已不能与昔日相比，远非“万里无云”。倘若此事败露，成为一桩公开的丑闻，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最后，我决定亲自走一趟。我觉得必须恪守我的信条，亲自赴汤蹈火，去执行最棘手，最艰巨的任务。
开始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美国大使馆设在达喀尔市中心一幢大楼的第三层，这幢楼的正面各层都有阳台。法国有一家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正好就在同一幢楼的第四层。办事处的主任叫科克，是我们第一流的联络员。他虽不属于我们的特工人员之列，但自愿为我们义务效劳。以往他为我们出过不少力，并且已加入我们的系统。
局里有关他的档案说明，他这个人是很值得利用的，因此我对他深信无疑。我本该更仔细地核实一下他的履历，严格审查他的历史。这样，我就可以发现，1941年他曾同勒克莱尔将军在利伯维尔市发生过一场奇异的冲突。
当时，勒克莱尔将军代表夏尔?戴高乐去非洲接管加蓬。为了继续进行战争，勒克莱尔需要征用打仗需要的各种物资和器材。科克那时在联合装卸公司工作。勒克莱尔要求他提供一艘大型平底驳船，但科克拒绝了这一要求。
“科克是个什么东西！真该把他投进监狱！”勒克莱尔愤怒地说。
如果我了解这段历史，也许就会产生怀疑，对科克不那么完全信赖了。
科克装出一副愿意协助我的样子。他吩咐各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下班后不要关门。这样，我就可以在夜间进入四楼的阳台，然后下到三楼美国大使馆的阳台。
科克显得特别卖力，他还帮助解决了打开大使馆落地窗的问题，通过落地窗，就可以从阳台进入到大使馆的房间里面去。科克利用他负责大楼卫生等各项事务的总管身份，让我们的一名女特务假冒清洁工，在美国大使馆当女佣人。她的任务是在晚上离开大使馆前，把落地窗虚掩上，但不上栓。届时，只要轻轻推一下，落地窗就能打开。
我们注意到，美国大使馆保卫科对所有的出入口检查都非常仔细，但从来不检查这扇落地窗是否关闭严实。
一连十天，我们和女佣人一起演习落地窗关而不拴的把戏，结果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注意到这扇落地窗。
我说；“不管怎样，我还要随身带上撬窗的必要工具，以防万一。不过，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站在阳台上‘作业’难免要被人看见。”
再说，从打开的落地窗溜进去可以使我赢得宝贵的时间。因为，接下去还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开启保险柜，找出我感兴趣的文件、拍摄照片等等。若是从三楼大使馆的正门进出，撬锁、安锁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也不安全。
总之，我把一切都寄托在这扇落地窗上面。此举成败与否，落地窗乃是关键的一环。动手之前，我感觉有点忐忑不安，但一切都似乎准备就绪。女佣人告诉我们，她已经将落地窗推紧，但没有上栓。
科克本人也显得十分乐观。
我问他：“你确信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他回答说：“没问题！包你马到成功！”
这家伙心里有鬼，但丝毫没有向我透露。
我按照预定计划跳到大使馆阳台上。我满怀信心地走近落地窗。这时，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落地窗竟然推不动。莫非落地窗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于是，我又使劲推。结果还是无济于事。落地窗被人从里面仔细拴上了。
这幢九楼座落在达喀尔市中心，靠着一条马路，即使是夜间也有许多行人来来往往。此时此刻，我的处境十分危险。我异常恼火，不由得暗暗咒骂起那个女佣人来。说不定是她疏忽，偏偏在今天晚上拴上了落地窗。
要不，就是美国大使馆的哪位工作人员突然发觉落地窗没有关严，便给拴上了。
我掏出专门撬门的工具，捅了一阵，仍然不管用，落地窗紧紧地闭着，好象故意在向我示威。
我急得手足无措，顿时紧张起来。我意识到今天溜进大使馆是无望了。爬回四搂，也不可能。在大楼建筑的这个部位向上攀登是妄想。肯定有人在捉弄我。眼下，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跳楼。
俯身往下看，从我站的地方到楼下的水泥人行道高约十二米。从这里往下跳是不适宜的。如果我摔折了骨头，躺在地下不能动弹，过路行人发现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大使馆楼底下，肯定会产生怀疑。一想到这一点，我便觉得毛骨悚然，仿佛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就要发生。
藏在附近暗处准备接应我的特工人员想象不到我会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也许他们还在静候我凯旋归去。如此糟糕的结局，我怎么毫无预感呢？
我用双手紧紧抓住阳台栏杆，随后吸了一口气，纵身跳了下去。这一跤可摔得不轻，但总的说来，我身体着地时还算顺利。我站起身来，只是感觉腿有点瘸，其它没什么异常。我瘸着腿向前走去，接应我的那几个特工人员见我如此狼狈都笑了起来。这些笨蛋真是无知！
岂能责怪他们？我当时确实神色慌张，裤子都破了，走路一摇一晃，象个醉汉似的。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次任务未能按原先精心研究的计划执行而彻底破产了。他们一个个都止住了嘻笑。
肯定有人把我们出卖了。是谁呢？我一直想搞个水落石出。
我后来听说的情况比我原先料想的更令人气愤。航空公司驻达喀尔办事处主任科克是我们的合作者。多年来，他一直为我们效劳。他了解我们的组织情况，也怕我们。但在协助我们策划这次行动后，他突然变卦了。他的内心和理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到底是帮助自己的祖国还是帮助美国朋友，到底是协助我们盗窃大使馆的文件还是阻止这一次活动？他本来应该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顾虑告诉我。比如他应该对我说：“这一次，你别指望我，你对我的要求太过分了。”
如果他真的对我这样说了，我也不会介意。我会另行设法解决问题。然而，科克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选择了搞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他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另一方面，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却去找美国人。他虽然没有向美国人告发我，也没有透露我们的计划，但给美国人敲了警钟：“最近，我发现这里有小偷出没，你们应该加强防备。”
就这样，他在最关键的时刻使自己摆脱了窘境，而且又觉得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美国人很快就明白了科克传话的含意。当天晚上，他们就采取了行动。大使馆全体雇员离开使馆后，他们不仅检查了所有门窗的锁，还到处增加了特别插拴，从里面把每扇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这样一来，就是专家用撬锁器具也无法不留痕迹地打开门窗。除非用斧子砸、捅，否则是打不开的。
我们能采取什么措施惩罚科克呢？不能。也不能到法院去告他，因为我们的全部活动都是秘密的。他使我险些陷入绝境，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我们没有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可以指责科克。
我能做的，只不过是让人把科克召回巴黎，使他从此得不到提升。
我的朋友卢伯利是他的顶头上司。卢伯利在自己的办公室旁边给科克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从此以后，卢伯利总让科克闲着，不办案，不处理任何文件。每天，卢伯利招呼他两三次，对他说：“去，给我买盒烟，顺便把我的车挪个地方！”
潜伏在科纳克里的“鼹鼠”
在我们伸向非洲的触角中，受非殖民化政治风暴冲击最大的要算伸向几内亚的触角。
在这场风暴袭来以前，我们在科纳克里有一个由特工人员和联络员组成的重要谍报网。我们象在其它非洲国家一样，在科纳克里也使用我们那套久经考验的方法窃取文件，诸如偷拆外交邮袋，在秘密工作间里用缩微法拍照，渗入各大旅馆搞代号为“诱鸟笛”的行动等等。我们可以依靠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法国航空公司和联合装卸公司的某些工作人员传递我们的邮件，帮助我们隐匿身份自由出入几内亚，或运送有关器材。
但是，1958年春夏之交，形势开始恶化。塞古?杜尔原来只是邮电部门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有人指控他犯有贪污行为，其实帐上出现的某些差错主要是由于疏忽而造成的。后来，塞古?杜尔成了科纳克里市市长、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他跻身官场后说；“我不知道我在法国议会里能有什么作为……”
几内亚的妇女在政治集会和部落议事等场合起着主导作用，她们担任顾问的角色。塞古?杜尔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她们那里获取的。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对非洲进行了一系列访问。当时，塞古?杜尔还没有摈弃法国。他不清楚他该走什么道路。
戴高乐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是象牙海岸。他在访问时，问贝尔纳?科尔尼－让蒂尔总督：“往后，几内亚的局势会如何？”
这位总督对几内亚局势很不以为然，他回答说：“我读过塞古?杜尔发表的演说，内容很好。那里不会出现任何令人不愉快的事态。”
然而，我们在科纳克里的杰出谍报员阿尔贝却持另外一种看法。
“你们要警惕，”阿尔贝对我们说，“几内亚的妇女已经开始骚动起来。塞吉?杜尔周围有很多激进分子，他们都是法国共产党的学生，甚至是布拉格、莫斯科和古巴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塞古?杜尔优柔寡断，只要用手指轻轻地推一下，他就会倒向这一边或那一边。”
阿尔贝在科纳克里机场担任旅客过境和订票处主任。他是塞占?杜尔及其胞弟伊斯梅尔的挚友，而且同后来担任几内亚各部部长的要人交谊也很深。每当官方举行大型招待会，他总是坐在最突出的席位上。
阿尔贝身材不高，但十分机灵。他脸色红润，热情可亲，乐天随和。他戴一付眼镜，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时刻乐于助人，处事稳重谨慎，有“隐身人”那样高超的率领。他那可信赖的神色和表情，谁见了都会喜欢。他真是我们理想的观察员！
戴高乐将军访问几内亚的时候，塞古?杜尔当着他的面突然说了一句话：“我宁愿在贫困中享受自由，决不为富裕而遭受奴役！”当时，活跃的阿尔贝也在场。这句话若是在私下说的，也许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但杜尔是在距戴高乐将军只有五步之远的地方大声吼的，这无疑是给将军泼了一头冷水。
戴高乐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两国官员竞相在幕后活动，设法弥补裂痕。当天晚上，戴高乐将军在即将改为总统府的总督府接见了法国侨民。在那里还举行了招待会，但出席这一活动的戴高乐将军和塞古?杜尔没有握手，只是拉了拉手指。随后，戴高乐即上楼休息，塞古?杜尔则返回自己的寓所。
翌日，戴高乐离开科纳克里，他们两人之间仍然心存芥蒂。塞古?杜尔起先拒绝陪同戴高乐去机场。后来，他才勉强答应去机场为将军送行。戴高乐并没有为这种假象所迷惑。在离开几内亚的最后时刻，将军站在飞机舷梯前，以讥讽的口吻对杜尔说：“好吧，年轻人，但愿你一切都称心如意！”
在这次非洲之行的下一站达喀尔，许多人打着要求法国撤离的标语牌向戴高乐示威。戴高乐将军以蔑视的语气针锋相对地说：“我向手持标语牌的人宣布：如果你们希望独立，你们可以独立，我决不设置任何障碍！”
戴高乐认为，整古?杜尔这匹害群之马正在腐蚀法兰西联邦。他在内心深处，早已打算同几内亚决裂。
1958年9月28日，将往几内亚举行公民投票①。在此以前的
①1958年9月28日，几内亚人民响应塞古?杜尔的号召，通过公民投票反对法国戴高乐的第四共和国宪法，拒绝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要求立即独立。——译者
半个月，塞古?杜尔一直在考虑今后向哪条道路走。然而，有些人正在打他的主意，他们使塞古?杜尔抛弃了最后的顾虑。我们的情报员阿尔贝报告说：“这些天，前往科纳克里哈姆雷特别墅拜会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其中有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法国总工会头目和左翼基督教徒。他们都在煽动塞古?杜尔脱离法国。杜尔仍然举棋不定。他想，如果他割断沟通巴黎的‘脐带’，今后谁来给行政官员发工资，谁来出资支撑几内亚的财政，谁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呢？”
阿尔贝还告诉我们，某个大国向科纳克里派来了一位神秘的特使。看样子他是个混血种人，皮肤偏白。他到底是哪一国派来的？我们无法断定。这位特使对塞古?杜尔说：“你投赞成票或反对票，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我们要告诉你，美国支持你！”
塞古?杜尔期待得到新的支持。在非洲国家中传颂的美国神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对周围的心腹人士说，“既然美国支持我们，我决定往前闯！”
鼓动在公民投票时投反对票的运动在一片带有民间色彩的喧嚣声中开场。向来主宰一切的妇女，科纳克里市那些粗俗的家庭主妇都狂热地投入了这场运动。她们以一种难以模仿的非洲腔调有节奏地叫喊：“丈夫不答应投反对票，我们就同他们闹翻！”
呼吁投反对票的达姆达姆鼓声响彻整个几内亚，脱离宗主国的思潮迅速蔓延。最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投票赞成独立。甚至在几内亚的法国种植园主也投了反对戴高乐宪法的票。不过，这些法国人投票的动机不一样，他们只是想“等着看塞古?杜尔日后倒霉的好戏”。
的确，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次公民投票的结局真的标志着法国和几内亚之间的关系会不可逆转地彻底决裂。不久，几内亚就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而对这一局势，塞古?杜尔感到自己象是一个孤儿。于是，他悄悄地向戴高乐进行试探：“咱们不要老是这样相互耿耿于怀，好不好？”
在公民投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本来是极有可能使塞古?杜尔回心转意的。阿尔贝接二连三地向我们发来报告，指出这位几内亚领袖正在密切注视任何细微的解冻迹象。然而，戴高乐执意决不让步。他对自己的亲信说；“我要塞古?杜尔趴在地上！”
法国自以为没有人能够取代它在几内亚的地位，但它估计错了，几内亚拥有铀土矿，生产咖啡和香蕉，是非洲最富饶的国家之一。世界上其它各个大国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都渴望到几内亚来填补法国撤走后留下的真空。
塞古?杜尔欣喜万分，发现自己原来是世界上最受奉承，最受欢迎的人之一。美国人抢先邀请他去访问。在纽约逗留期间，有人领他去一座清真寺。他生平从来没有涉足过这类场所。这次，他以为是必不可少的参观项目，所以就顺从了，进入寺院后，他象别人一样，脱掉鞋跪下磕头。
围在他后面的摄影记者纷纷按动照相机快门，咔嗒咔嗒，借着闪光灯的强光，摄下了这一历史镜头。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刊登了塞古?杜尔磕头的照片，一只脚的袜子是破的，上面有一个大窟窿。这副形象在全世界引起了一片嗤笑。塞古?杜尔又气又恼，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平静下来，然而，美国之行并不是杜尔感到扫兴的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
我们的阿尔贝在科纳克里可以随便出入各个部门。有一天，他去拜访他的朋友几内亚新任外交部长。外长办公室设在原来科纳克里商会的那栋房予里。阿尔贝敲了敲门，没有反应。他轻轻推开门，只见屋内空无一人，这种马马虎虎的作风在非洲是司空见惯的。阿尔贝悄悄地溜进办公室，迅速翻看堆在部长办公桌上的卷宗。
在杂乱无章的文件中，阿尔贝发现了伊丽莎白女王邀请塞古?杜尔访问伦敦的电报，英国人不甘落后，也在对几内亚新总统大献殷勤。英国的旧殖民地塞拉利昂同几内亚有一条共同的边界，唐宁街正在拟订同几内亚合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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