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德利米又从阿尔及尔给洛佩斯打来电话，他说他在订购机票方面遇到了困难，他要求洛佩斯同那些阿尔及利亚同行们交涉一下，帮他在下午飞往巴黎的飞机上搞到一个座位。
“这回行了，他们上路了！”洛佩斯对惊呆的布什塞什说。布什塞什已感到他们手中的本?巴尔卡是个没人要的包袱了。
这个消息却使流氓帕利斯、迪巴伊和勒尼感到宽慰，他们要同德利米手下的一个摩洛哥警察侯赛尼一起去帕雷“老邮局餐厅”吃午饭。
德利米一抵达奥利机场就在洛佩斯的陪同下坐车前往帕雷“老邮局餐厅”找他们。当他走进饭馆时?那伙人正在喝咖啡。
终于到了最后阶段了！德利米表示可以去检查“包裹”。这位拉巴特的保安局局长在强盗勒尼和他的摩洛哥助手侯赛尼的陪同下前往车特内勒维孔特。布什塞什继续扮演着房主的角色，他出面接待了他们。
与此同时，洛佩斯返回奥利机场去迎接乌弗基尔。这次乌弗基尔按时到达了。寒喧、拥抱之后，洛佩斯立即开车带他的这位朋友——摩洛哥国王的内政大臣去丰特内勒维孔特。
路上，乌弗基尔要求洛佩斯当晚把他在奥穆瓦的别墅让给他使用。
“当然可以，没问题。”洛佩斯爽快地答应了。
他把别墅的另一把钥匙交给了乌弗基尔。使乌弗基尔和他的朋友们尤为放心的是，洛佩斯将在傍晚时带着全家去卢瓦雷的贝勒加德度周末和万圣节，别墅完全空出来。
洛佩斯理应为乌弗基尔提供这个方便，因为乌弗基尔曾在拉巴特自己家里接待过洛佩斯，并表示要尽力让他当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经理。
车开到了布什塞什的别墅前。洛佩斯没有走进别墅，他让乌弗基尔到里面去与其助手德利米会合。
然后，洛佩斯回到自己家里，带上妻子和孩子到乡下去了。
那已是l0月30日的傍晚。在白天那么长时间里，洛佩斯本来完全可以同我们取得联系，把发生的事告诉我们。然而，他根本就没有吭声。
突然，电台播音员在晚间新闻节目里宣布，一个叫本?巴尔卡的人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失踪，当时同我一起听到这一消息的还有达尼埃尔?普热。我们都感到震惊。
“很久没听说这个家伙了，”我对普热说，“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由于在“智囊行动组”时期，本?巴尔卡的名字曾时而出现在需要“处理”的人的名单上，所以我想会不会是行动处搞的鬼，但我又不太相信这一点。不过我知道这位摩洛哥领导人树敌甚多，并在各大洲参与过不少黑幕活动，所以他可能会遇到不测事件。
本?巴尔卡在巴黎有一个心爱的女朋友。这个女人名叫玛塞娅，原籍古巴。她象是一株漂亮而剧毒的热带植物。她和一个名叫吉尔贝的摩洛哥犹太人一起搞进出口生意。
吉尔贝是本?巴尔卡童年时代的伙伴。他们曾一起在摩洛哥搞过政治。后来，本?巴尔卡离开了摩洛哥，来往于东西方之间，并经常去古巴。他在那里筹备亚非拉人民团结会议。他帮了吉尔贝不少忙，使他和玛塞娅都进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身边人的圈子。
本?巴尔卡每次来巴黎都住在他朋友吉尔贝那里，吉尔贝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有一大套位置适中的房间。摩洛哥反对派的这个头子就在那里进行一些政治性的会晤。
然而，引起我对这个三人小集团的注意的，并不是吉尔贝在本?巴尔卡帮助下大量贩卖古巴蔗糖的投机活动，而是另外一件事。
一天，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一大包情报局整理的电话窃听材料。
这份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的一位重要部长同玛塞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位部长却受到戴高乐将军的绝对信任。
从表面上看，这位部长是一个最廉洁不过的人。他生活检点，严于律己，具有清教徒作风。但是，这位道貌岸然的人在与玛塞娅勾搭时却出奇地轻率。他毫不在乎地让这个可能威胁到机密的风骚的外国女人坐上他的DS型部长专车。专车两边有摩托车开道，后边还有警卫车保护。
我在接到达包窃听材料后，对我的朋友表示了我的惊讶：“为什么你们的机构不直接提醒部长注意？应该立即让他知道，与本?巴尔卡身边的一个女人来往是多么时危险。”
“你是在开玩笑，”我的朋友回答说，“那些知情的警察没有这个胆量。他们可以在背后骂骂咧咧的，却不敢直接找部长谈，因为他们生怕遭到打击报复。”
“那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说，“帮助我们部长阁下擦亮眼睛这一可怕而光荣的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喽？”
我没有接到任何人的委托和命令。我只是出于爱国的责任感而采取行动。首先，我试着与部长身边的一些人，即他那些最亲密的助手取得联系，当我谨慎地把问题摆到他们面前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我发现他们心中完全有数，看来这个部上下都了解这一丑闻，但他们都不愿承担干涉部长私生活的责任。由于担心屋于里有暗藏的录音设备，他们甚至不愿谈论此事。
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比其他人胆量稍为大一点的高级官员，一个布列塔尼人。我利用他会说方言的便利条件用布列塔尼语向他提出了问题。我们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他向我保证说，他将作一番努力。
“不过，”他对我说，“这肯定将是我毕生事业中最艰难的时刻。如果下星期你看到我已离职，你会懂得这是为什么的！”
不久以后，那个最先向我报告情况的朋友又来看我。他说：“了不起，你干得真漂亮。标致的玛塞娅已从我的视野内消失了。”
然而，她并没有离开巴黎。每次本?巴尔卡来法国时，她都在吉尔贝家里和他见面。在被绑架的那天早上，本?巴尔卡也是先从奥利机场到吉尔贝家放下他的小手提箱，然后才去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
10月30日傍晚，当我获悉本?巴尔卡失踪以后，我就计划在万圣节之后，即在下一个星期二，提醒保罗?雅基埃将军注意我们分别在5月l9日和9月22日呈送给他的两份简报。说不定从简报中能找到一些解释这一神秘事件的线索。
不管怎么样，我不负有进行直接干预的使命。我的职权范围规定得很明确，我应用各种可能的技术手段获取情报并转送出去，然后由局里的其它一些处采取行动。
洛佩斯在带着全家去贝勒加德的路上打开了奔驰牌汽车的收音机。关于本?巴尔卡失踪的报道使他大吃一惊。他当然知道这件事，但却没有料到消息传播得这样快。可能是现场的目击者泄了密。事情有点不大妙，计划大概要改变了。
到了贝勒加德之后，洛佩斯把妻子和孩子留在那里，而自己却立即返了回来。
当他重新跨进他在奥穆瓦的别墅大门时，正是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客厅里正在召开一个应付危机的全体会议。乌弗基尔和德利米都在那里，周围坐着摩洛哥警察侯赛尼以及流氓布什塞什、迪巴伊、勒尼和菲贡。
过了一会几，大家都走了，只留下侯赛尼和洛佩斯。
午夜十二点刚过不久，德利米从奥利机场打来电话，“洛佩斯，请来接我们一下。”
一贯俯首听命的洛佩斯在茫茫的夜色中驾车疾驰。他把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又带回他在奥穆瓦的别墅。
“现在，”乌弗基尔向他命令道，“你去睡觉，我们想单独呆一会儿，我们还有事要商量。”
尽管洛佩斯是在自己家里，但却要服从乌弗基尔的意志。他像仆人一样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现在人们暂时不需要这个仆人了，但要使唤他时，可按铃叫他。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家仆啊，他和衣躺在床上，呼吸着这个令人不安的夜晚的奇异的空气。他的神经保持着高度的紧张。
后来，他把眼睛贴在百叶窗上，从缝隙里窥见一些灰色的人影来去匆匆。有一刻，他还看到一辆车号前印有CD（外交使团）字样的404黑色轿车停在大门口。车上下来两个陌生人。德利米把他们迎进别墅，乌弗基尔在里面等着他们。
洛佩斯把耳朵贴在半掩的房门上，断断续续听到一些用阿拉伯语谈话的声音，似乎是谈到了“飞机”和“货船”。
所有这些都是洛佩斯本人后来讲述的。他是调查人员和法院找到的唯一证人。他可能是想把水搅混。
10月31日（星期天）早上五时，乌弗基尔下了出发的命令。
洛佩斯开车送乌弗基尔、德利米和侯赛尼去奥利机场。他既是摩洛哥人的管家，又是他们的司机，他对他们唯命是从。乌弗基尔乘八点钟的飞机去日内瓦，声称是去同正在瑞士逗留的家人团聚。
德利米、侯赛尼以及另一名摩洛哥警察什图基将乘九点四十六分的飞机去卡萨布兰卡。
这批摩洛哥人成功地逃之夭夭了。尽管前一天就传出了本?巴尔卡失踪的消息，但却没有任何人拦住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向他们提一些准以回答的问题。
在洛佩斯帮助下，摩洛哥人丝毫没遇到麻烦，如果“小滑头”真愿意通知我们的话，他本来还是可以在乌弗基尔和德利米离开后立即从奥利机场或从奥穆瓦打电话，即使那样做已经是晚了，已经是犯了罪。
但他并没有打电话。10月31日（星期天）早上，洛佩斯安排摩洛哥人离开后，又开着他那辆奔驰牌轿车去见勒加德与家人团聚去了。
这天中午，我在博齐奥街我的家里请雅克?韦兰吃午饭。他是我在第七处里为数有限的几个密友之一。我的妻子把他当作我工作单位的一位普通同事。话锋不可避免地转到本?巴尔卡事件上来了。现在，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谈论着本?巴尔卡这个人。
我对雅克?韦兰说：“我该给博蒙打个电话，他可能会给我们出个主意，或给我们传达一项命令。”
由于博蒙直接负责处理我在9月22日送交的有关绑架本?巴尔卡企图的第二份简报，我想知道他所提出的进行调查的要求是否有了结果。我一个人跑到卧室里去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人。
她说?“博蒙先生到乡下度周末去了，没法找他！”
我生气地回到客厅?雅克?韦兰正在和我的孩子们玩牌，我不客气地抱怨说：“这个家伙，每次找他时他总是不在！”
当洛佩斯从贝勒加德往我家打电话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
从本?巴尔卡被绑架起到此刻为止，两天已过去了，而洛佩斯一直没有直接与我联系。
而此刻，当他第一次通过电话与我接上头时，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呢?他谎称正在同家里人一起度几天假。他装出一付轻松自如、无忧无虑的样子，好象前一天就在那里休憩了。
“你听说本?巴尔卡的事了吗？”我问他。
他说他和大家一样是从广播里获悉的。我提醒他：“乌弗基尔可能插了一手，你不这样认为吗？”
“很有可能。”他含糊其词地答道。
他根本没有提“唐?比得罗向托马”作的口头汇报，即据他说在上个星期五绑架发生后一小时从圣佩尔街的俱乐部给我打的那个电话。
洛佩斯不敢触及这一问题。他没有问我是否收到了他给我的口信。也不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或是否希塑了解其它有关情况，他什么也没问。看来，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反而倒使他感到宽慰。
在那个星期天，人们本来还是有可能抓住那些参与了上述事件的流氓的。而洛佩斯并不想这样做。他知道布什塞什第二天(11月1日)要乘上午九点半的飞机去卡萨布兰卡。洛佩斯已经掩护了摩洛哥人，他现在要掩护那些流氓了。
谈话快结束时，他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关于乌弗基尔，我正想告诉你，他昨天来了……”
我心里不由地一怔，这个巧合实在太离奇了。
“真是不可思议，”我说“他是几点到的？”
“下午五点。他是从卡萨布兰卡乘快帆式飞机来的。”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他诡称没找到我。
“好吧，现在要弄明白的是他究竟来干什么。现在他在哪儿？”
“我正想跟你说呢，他和德利米在奥穆瓦我家里呆过……”
“这是怎么回事？他到你家去干什么？”
“他在巴黎没找到住处，我就把我的别墅借给他用了。另外，他今早已去日内瓦了。”
哈桑国王的一位大臣在法航的一个稽察员家里下榻，这并不使我感到过分吃惊，因为我知道他们之间过从甚密，洛佩斯去拉巴特时，常住在乌弗基尔家，所以他在自己家里接待乌弗基尔也是合乎情理的，再说，乌弗基尔的孩子们在巴黎寄宿学习时，洛佩斯是他们的监护人。
如果洛佩斯对我们，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还保持一丝一毫的忠诚的话，他这时就应告诉我乌弗基尔来巴黎的真实原因。但是，他又一次企图以虚假的遁词来排除我的怀疑。
他说：“乌弗基尔来这里是为了主持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训练班的结业仪式。”这个训练班是由法国国家保安总局组织的。
洛佩斯这一次给我打电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向我详细报告，而是为了给自己安排后路。一旦事情败露，他就可以说。“我事先已向我的上司——菲维尔作了汇报。我已打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我意识到这件事的复杂性，便要求洛佩斯星期二到康巴塞雷斯俱乐部来，把他还能记得起来的事当面告诉我。
“我们在星期二下午三点左右见面吧。”我对他说。
他同意了。第二天（星期一）是一个纪念死者的日子。我去布列塔尼给我的父母和我在抵抗运动时期结识的一些朋友扫了墓。
卡伊警长的雪茄烟
11月2日（星期二）清晨，我一大早就赶到了办公室，准备把我在电话上同洛佩斯的谈话整理成一份清楚明了的报告。
我把自己关在图雷尔总部办公室里整纪录，因此，没有机会听到那天上午轰动巴黎的传闻。政界沸腾了，反对派在共谋对策，官方人士则惊慌失措。政府各部之间的电话铃声不断，一场大规模的欺骗性宣传开始了。摩洛哥人熟知此中内情，法国特工部门却上了圈套。非常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提到那些流氓和警察所起的作用。
我拿着初稿走进博蒙的办公室时，他仿佛对此事兴趣不大。我对乌弗基尔和摩洛哥的一些政策一无所知，所以想在定稿以前请他过目，或许博蒙有所了解。因为他是研究室主任，他有一些情报来源是我所不知道的。我还对他说，上个星期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最后电话总算接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博蒙先生度周末去了。
博蒙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后来当上了空军少校，他对文职人员，甚至对圣西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或其它军兵种的军人都隐约流露出瞧不起的神情。所以，我的话使他十分不快。
他非常冷淡地反驳说：“不，我没有去度周末，也没有人会对你这样讲，恐怕是你弄错电话号码了吧……”
“我保证没弄错，我还一再……”
后来，他向我发誓说他没有离开过巴黎，也不可能有什么女人接电话。
博蒙精明强干，但狡黠奸诈，而且往往喜欢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他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此人轻浮多疑，厚颜无耻。他象法国政治家马萨林①那样，习惯于使用转弯抹角的手法，在局里，
①朱尔?马萨林（JulesMazarin，1602-166l年)，原籍意大利，红衣主教，l642-1661年任法国首相。——译者
我们俩都是处级负责人，然而，在他眼里，我又算得上老几？不过是一个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地专管搜集情报而没有什么主见的人罢了。
当我同他谈起本?巴尔卡事件时，他冷笑道：“绑架，你是开玩笑吧！反正我不信，有人把事夸大了……”
乌弗基尔将军宁愿不住摩洛哥驻法大使馆和旅馆，却神秘地跑到洛佩斯家里过了一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他有一次艳遇想隐瞒下来，”博蒙以一种讽刺的口吻说道，“你想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博蒙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保罗?雅基埃有关我们所掌握的一些新的情况。他认为自己在判断上要比局长更加高明。图雷尔总部的真正老板、法国谍报工作的中流砥柱，就是他博蒙。在他看来，保罗不过是总部昙花一现、来去匆匆的一位过客。
十时三十分，蓬皮杜让人直接打电话给保罗?雅基埃，着急地问他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是否有两个特工人员名叫洛佩斯和菲贡，外界盛传，这两个人与本?巴尔卡失踪事件有牵连。
保罗有些恐慌，因为性虽然知道有个洛佩斯，但对菲贡却毫无印象，他答应马上向挡案室和各处了解。保罗随即发出了一份调查通知，在总部传阅。这份通知使博蒙猛然警觉起来。于是，他便去找保罗。他对保罗说：“关于本?巴尔卡事件，菲维尔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有关他同洛佩斯淡活的报告。”
在此期间，马提翁大厦打来的电话更加频繁了。
“我可以向你担保，”保罗回答说，“这个菲贡不是我们局的人！”
然而，在各部办公室，只要一说某个离奇古怪的人不是特务，人们反会相信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蓬皮杜的亲信们显然上了圈套，竟听信谣传，信以为真，他们似乎认为我们的总部掌握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午，保罗气得脸色发白，他把有关的主要负责人全部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博蒙、莫尔旺和我。局长让人把我的前两份关于本?巴尔卡的简报给他拿来。凑巧，这时我当天整好的同洛佩斯的谈话纪录也打好送来了。
“我们局受到了怀疑，”他说，“我们应该辩白！警察局还要求我们做出解释哩！”
我回答说：“我认为我们不该同政府官员和警察搞在一起。我们问心无愧……”
“不！我们应该击跟他们把话讲清楚。”保罗越来越激昂地说，“对了，对了，菲维尔，就这么办！我已经答应警察局局长办公室主任，说你今天下午到他那里去，你去以前可以装装样子，到国家保安总局戈达尔那儿看一下。”
保罗对我说：“你瞧吧，他们会亲切地接待你，而且能够守口如瓶。你找局里反间谍部的人陪你一起去。”
“让我向他们提供什么情报呢？”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本?巴尔卡的全部材料，你的报告，在档案室和各个地区科所能收集到的材料……”
“不过，”我对他说，“至少要让我调查一下这件事。我们在摩洛哥有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谍报站，几天之内，它就会向我们提供全部情况。”
“我不许你这样干，”保罗说，“现在可不是再找麻烦的时候！”
我回到办公室时，仍然茫无头绪。我的女秘书纳内特把我从闷闷不乐的苦思其想中唤醒过来：
“卡尔卡松－勒迪克来的电话！我对他说你很忙，但他一定要找你，说事情非常紧急。”
“老兵俱乐部”的这个常客在电话里发起火来，用一种讽刺和责备的语气对我说：“老兄！恐怕你把午餐的事抛到脑后去了吧？”
“什么午餐？”
“唉，不是几个星期前咱们和卡伊警长约好的吗？上个星期我还给你的女秘书打过电话，把这件事敲定下来。你现在总不会躲起来吧？”
“好吧，”我回答说，“不过我的时间不多，因为我今天下午一上班还有急事。”
我似乎听到对方在电话里忍不住低声冷笑。或许这是一种幻觉吧？看来卡尔卡松－勒迪克对我的忧虑心情和别人为我设下的圈套已了如指掌。
“好吧，”勒迪克说，“一点钟左右在‘老兵俱乐部’见。”
我没有断然拒绝这顿莫名其妙的午餐，竟在这样一个多事多虑之日如此白白浪费时间，我真对我自己生气！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约定时间来到圣佩尔街“老兵俱乐部”。快到两点钟的时候，卡伊才匆匆忙忙地赶来。见到我们，他便假惺惺地表示一下歉意。
如果我知道他是从哪来的，是什么事耽误了他，那局面就会大不一样。
让?卡伊机智灵活，身强体壮，行动神秘莫测，外表虽善良可亲，内心却冷酷无情，他指挥着一帮子无恶不作的流氓、眼线和密探，这是他在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斗争中接收下来的。卡伊和这样一批声名狼藉的匪帮沆瀣一气，表面上却俨然是个堂堂正正、白璧无瑕、谁也不会怀疑的模范警官。警察局情报处的这位副处长是罗歇?弗雷的心腹。此人非常圆滑，能把有害的丑闻和策划不周的拙劣阴谋计划悄悄地处理掉。因此，他有办法维护一些人的声誉，又能根据指令使他们名声扫地。所以，政府对他的工作格外满意。
让?卡伊已成为某种“传奇式的人物”。他喜欢和流氓阿飞一起鬼混。他曾打进戴高乐共和国的敌手的谍报网，钻进他们的领导核心，鼓动那些支持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亡命之徒进行绑架、暗杀活动。与此同时，他留心他们作案的准备工作，并采用特工人员那种先让歹徒们持枪抢劫，然后将罪犯当场捕获的策略，到了最后时刻才出场将这些亡命徒一网打尽。
卡伊在戴派谍报网的核心工作，公民行动队、类似的谍报网以及警察机构的各种情报都汇集到这里。因此，他对我的情况必然是了如指掌。
我甚至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那天是11月2日，星期二，当我们碰头的时候，卡伊基本上已经了解到本?巴尔卡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他当时是从弗朗索瓦?米隆街八号他的朋友皮埃尔?勒马尔尚的办公室里出来的，他在那里同菲贡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菲贡不仅是勒马尔尚的老主顾和保护对象，而且还是这个戴派律师的老朋友。他们在圣巴尔贝公学时是同窗。菲贡是个高级官员的儿子，他父亲在卫生部任总监。在堕落成为流氓之前，他匆匆忙忙地结束了人文科学的学业。
过去，勒马尔尚曾经把菲贡介绍给自己的一个熟人——卡伊。
“以后你就知道了，”他对菲贡说，“这个人很随便，也很可靠。对他，就像对我一样，你可以无话不谈！”
菲贡凭他那流氓的嗅觉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卡伊说话时模仿我们的腔调，但看他那副样子并不像流氓，也不像密探，我看他准是个警察。”
这些并不影响菲贡继续同卡伊经常来往。可是，从本?巴尔卡被绑架的那天晚上起，菲贡有些惊慌失措。他很容易胡思乱想。要不他真能拿到钱，要不就是那些摩洛哥人已经启程回国，把他给涮了。洛佩斯一开始就答应卡伊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金字招牌招摇撞骗，但这块招牌现在又怎么样了呢？是砸了还是名存实亡呢?
菲贡和布什塞什一伙不同，当事态开始严重起来时，布什塞什一伙便跑到西德去了，现在可没有人请菲贡到摩洛哥去避风。他和洛佩斯也不同，他并非是警察局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如果出现什么差错，倒霉的正是他菲贡。他蹲过十二年班房，再也不愿旧地重游了。
星期三早晨，满腹疑虑、忧心忡忡的菲贡来到了勒马尔尚的办公室，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说出来了：绑架的背景、把本?巴尔卡押至丰特内勒维孔特以及随后转押到奥穆瓦的过程，乌弗基尔和德利米赶来巴黎、洛佩斯别墅里的深夜密谈等等。在勒马尔尚的要求下，菲贡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当着卡伊的面又重复了一遍。他甚至还明确指出有一些警察也参与了绑架行动。是哪些警察呢？
“哦，那是一些平日同洛佩斯一起活动的警察。”
卡伊对警察局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无需进一步追究。此刻，已初步肯定苏雄和瓦托是同谋。警察局也很可能牵连进去了。
卡伊是罗歇?弗雷部长机警的眼睛，他及时向这位部长作了报告，随后又向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汇报了这一情况。现在，他坦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似乎后悔自己不该姗姗来迟。
“不过，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本?巴尔卡被绑架三天后，报刊、广播、政界以及国外都发出了一片愤怒的呼声。事态发展到了这一步，幕后策划者们开始施放烟弹了。他们想随便找一个替罪羊，再找一个部门来背起这个黑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罗歇?弗雷的那帮人——流氓、密探?警察——统统保护起来。
午餐开始时，我们东扯西拉地闲谈起来。后来，卡伊带着沉思的神色开始抱怨道：“不管怎么说，本?巴尔卡事件还是给政府脸上抹了黑，简直是糟透了！”
当时，听到卡伊提起一个无人不谈的话题，我并不觉得很奇怪，但使我感到诧异的倒是，卡尔卡松－勒迪克突然像蹦起的弹簧一样霍地站了起来，以一个鸡毛蒜皮的借口溜走了。卡伊和我继续面对面地交谈着。我后来才明白，这是他们巧妙地安排好的一场戏。
卡伊朝我倾着身子，向我介绍了关于本?巴尔卡事件的另一种说法，这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据他的介绍，本?巴尔卡上了一些流氓设下的圈套，绑架者把他交给了乌弗基尔将军。以后又怎么样了呢？
卡伊用手向我作了个捅刀子的姿势。
这个警长尽量避免对我提到警察局的警察在绑架本?巴尔卡的事件中起过什么作用。然而，对这个问题，菲贡早已讲得一清二楚了。这时，卡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装出一副对事件的前困后果了如指掌的样子对我说道：“上边的人认为你们那里有些人卷进去了！例如，有人说洛佩斯就不是清白无瑕的，他参与了绑架事件……”
我回答说：“这倒使我感到震惊，要是象你说的那样，洛佩斯是应该同我们先打个招呼的。另外，据我所知，出事的时候，他并不在那里，而是和老婆孩子一起在乡下，”
“那么，请你解释一下，他带副眼镜和假胡子跑到那里去干什么呢？”卡伊出其不意地反问道。
卡伊大概是发现了我的惊讶的神情，正在为自己的这一招而自鸣得意。
“你对情况了解得真是细致入微，”我对他说，“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不管怎么说，洛佩斯与我们总部已经没有密切的关系了，他主要是为警察局工作。”
卡伊用手摆了摆，仿佛是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似的，面部表情也突然变了。他前额紧皱，满面愁容，装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问道；“你能肯定与你们局毫无关系吗？”
我耸了耸肩说：“据我所知，我们和这件事毫无牵连。”
“那就太好了！”卡伊略带威胁的口吻说。
显然，卡伊力图搅乱我的视线，让我去怀疑洛佩斯，怀疑我的上司，这也许是行动处干的坏事吧！天知道！把本?巴尔卡列入“智囊行动组”猎袭对象的名单，已经有好多年了。至于第七处，我觉得问心无愧。再说，这类活动也不是我们处的任务，因此也就更谈不上我们处卷入这一绑架事件中去了。
当然，洛佩斯也可能有些问题。最初，他也许是跟我撒谎，或向我隐瞒了部分真相。不过，这一切我都会弄明白的，因为在三点钟以前我要到康巴塞雷斯俱乐部去找他，然后再去警察局。
“洛佩斯，”我对他说，“我没功夫同你多谈，你得明确地回答我，你是否和本?巴尔卡事件多少有点关系？你到底参加了没有？”
洛佩斯大声叫道：“你想到哪儿去了！当然没有嘛！”
“说真的，洛佩斯，你一点份儿都没有吗？”
“丝毫没有！”
“洛佩斯，你发誓！”
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说：“我发誓！”
“谢谢你，洛佩斯，这同我原来想的完全一样！”
这一下，我完全放心了。辞别了洛佩斯，我来到国家保安总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的办公室主任戈达尔的房间。我们局反间谍部的两位同事，阿尔贝?康和克莱因已在那里等我。我把他们拉到一边解释说：“我方才去找过洛佩斯，他发誓说没有参与这件事！”
由于上司让我们协助管察局调查此案，因此，我们局反间谍部副主任阿尔贝?康郑重其事地把写有五行字的一张卡片交给了戈达尔。卡片概述了国外倩报和反间谍局提供的关于本?巴尔卡事件的情报。
阿尔贝?康用他生硬的卡塔卢尼亚人的口音列举了卡片上写着的所有人名，然后补充说；“我想告诉你们，报告中多次提到的乌弗基尔将军目前正在巴黎。他是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前来参加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训练班结业仪式的。”
他的这番话意味着完全可以谨慎地向乌弗基尔提些问题，况且，在上述的仪式上，乌弗基尔说不定会见到他的法国同僚罗歇?弗雷。
戈达尔对这样的谈话感到不快。为了结束这次谈话，他突然站起身来说：“知道了，知道了！不过，这个事件与我不相干。你们大概同松韦伊先生还有约会，那我就不耽误你们了。谢谢你们前来看我。”
在一切都尚无定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的关键性的这一天里，我们却去进行如此荒谬、甚至近乎滑稽可笑的交涉，这使我突然感到奇怪。
假设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真是光明磊落的话，那么它就应当派我们把我那三份报告全拿上去见警察局的高级负责人。
这三份报告一共有六页，中午还整整齐齐地放在保罗?雅基埃的桌上。根据局长的意见，甚至还应加进一些从档案室和各地区科收集的情报中摘录的材料，凭这么多的材料，就可以有效地同警察局负责人讨论问题，迅速核实某些线索，并及时采取行动。
可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当时我要先后会见卡伊、洛佩斯，我走后，博蒙和阿尔贝?康关在办公室里精心炮制了后来提供给警察局的那份情报。奇怪的是，博蒙这个不可捉摸的家伙，如同蜷缩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这个核心谍报网上的一只蜘蛛，这次竟然违背了保罗?雅基埃的指示。
他对阿尔贝?康说：“你按9月22日的报告准备。警察局感兴趣的只是报告里的名单，你把它抄在一张卡片上，这就行了……”
阿尔贝?康不屑亲自抄录这份名单。他只要向局反间谍部的某个小职员传达一下博蒙的指示就可以了。卡片上只有这么一点材料，因此，我在戈达尔的办公室里见到这张卡片时就感到吃惊，卡片上写着勒马尔尚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关于菲贡、什图基、贝尼埃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新情况。乌弗基尔的名字则神秘地消失了。警察局的人拿到这张硬纸片后，一定会捧腹大笑。
他们会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工作就干这个吗？”
临行前，博蒙还下了明确的命令：“你们的讲话不要超越这张卡片的范围。就说我们所了解的只有这些！”
为什么要故弄玄虚呢？我住5月10日上呈的第一份简报里提到了乌弗基尔主张采用“非常手段”，有目的、有步骤地接近本?巴尔卡的企图。为什么对这份简报只字不提呢？
后来，博蒙直言不讳地说：“事态发展很快，事情处理得十分仓促。填写卡片只用了十分钟。时间紧迫，不可能写得更长、更全面……”
其实，如果把我的全部报告都送上去，就会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暴露无遗。怎么搞的，掌握了这么多情报却按兵不动呢？为什么不向马提翁大厦，也不向爱丽舍宫报告呢？自那时起，就必须不惜代价地掩饰总部逃避责任的事实，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总部由于忽视我的报告，以及对事情的处理漫不经心而犯下了马马虎虎的错误。
我们来到警察局后，先是在前厅等候，因为办公室主任“正有事”还不能见我们。我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这使我感到纳闷。局里原来说，警察局焦急地等用我们的情报，可现在却让我在这儿傻等。
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松韦伊办公室的门。当我突然发现卡伊叼着一支又粗又长的哈瓦那雪茄烟，东张西望、摇摇晃晃地从松韦伊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时，不禁大吃一惊。
卡伊发现我坐在那里，并且意识到我已经见到他了，于是便挺起身子朝我走来，他如同久别重逢，向我热情地伸出手来。其实，我刚刚和他共进午餐，在一个小时前才分手。他的举动不是有些奇怪吗？
他看出我满脸疑云，便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我说：“哦，我是顺道进来的，不过是想转一转……”
我又打量了一下他的雪茄烟，心想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蹊跷。为什么卡伊想让我相信他来了不一会呢？使我感到更为奇怪的是，当我和局反间谍部的同事刚刚被领进松韦伊的办公室时，卡伊又露面了，并且径直走到旁边的一把扶手椅前坐了下来。他在警察局长办公室主任这里竟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样无拘无束。
“如果你们不在意的话，”松韦伊说，“卡伊先生就留在这里，尽管他不负责这项调查工作，我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这显然是说谎，因为帕蓬局长后来到处嚷嚷：“一开始，我就安排了我们最优秀的警官卡伊先生来负责处理这一案件。”
其实，还应该补充一句：卡伊警长在没有得到上司正式同意之前就已经关心这项工件了。
总之，在松韦伊的办公室里，卡伊先是作为这次谈话的局外人坐在一旁，继续抽他的雪茄烟。然而，当我瞥见眼前摆着的一件东西时，我心头不禁一震。松韦伊的办公桌的正当中摆着一个“罗米欧与朱莉叶”牌雪茄烟盒，旁边的烟灰缸装满了烟灰，室内充满了雪茄烟味。现在我可以肯定，卡伊方才同我讲的都是谎话。
他离开圣佩尔街“老兵俱乐部”后，就直接到这里来了，松韦伊刚才同他在这间办公室里进行了密谈，以致让我们在前厅焦急地等了半个多小时。
卡伊总是想让我相信他的话。不过，他那支即将燃尽的雪茄烟却戳穿了他的谎言，因为这支烟肯定是从松韦伊的烟盒里拿的。
帕蓬的这个左右手和警察局“最优秀的警官”在一起能谈些什么呢？在这种日子里，当然不会是闲扯。事情很清楚，他们谈的肯定是本?巴尔卡事件和警察局的警察以及眼线与此事的牵连；卡伊也肯定向松韦伊透露了当天上午菲贡在勒马尔尚律师家里倾吐的秘密。因此，松韦伊在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皮埃尔?松韦伊曾忠实地追随莫里斯?帕蓬，先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警察局工作，后去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法国总督秘书处工作，最后则跟他来到巴黎警察局，担任局长办公室主任。
他为人严肃，公正不阿，工作积极，守口如瓶。毫无疑问，他是法国政府中掌握机密最多的一个高级官员。二十年来，从本?巴尔卡事件、马科维奇事件到德布罗伊事件，他一直承担着敢于掌管法兰西共和国重大机密这种令人不快的任务。他对那些最无头绪的档案非常熟悉，所以，始终能够坚定不移，泰然处之。
一个荒唐的仪式又开始了：我郑重其事地向松韦伊递交一份已经提供给国家保安总局的卡片的抄件。
“你会看到，”阿尔贝?康说，“菲维尔先生的第七处已经把他们掌握的全部情况都写上去了，”
我们象一无所知的傻瓜一样奉命来到这里，向一些早巳熟知内情的人提供我们手头掌握的情报。
松韦伊浏览了一遍卡片，然后把它递给卡伊。看完后，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反应。卡伊刚才还见过菲贡和勒马尔尚，但当他的目光落到卡片所载的这两个人的名字时，却一言未发。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勒马尔尚是谁，因为没有进一步调查的命令。此时，卡伊本来可以讲几句关键的话，譬如对我们说：“别琢磨了，我了解这个勒马尔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戴派律师，等等。”
可是，他一言不发。受盘问的反倒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我想知道，是谁向你们提供这些情报的？”松韦伊问道。
保罗?雅基埃曾催促我们同警察局充分合作，尽管这个指示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错误的，但我们也只好执行。我们说：“我们最优秀的联络员之一洛佩斯，他是在法航工作的一位督察。”
“他住在哪儿？”
我要是知道他已了解了情况的活，就会带着挖苦的口气反驳他，“你只要问一下你的部下苏雄和瓦托就行了。与其说洛佩斯是我们的人，倒不如说他是你们的人。”
“洛佩斯吗？”我说，“他住在奥穆瓦，离奥利机场很近。”
我还讲了他的电话号码，并补充说：“现在这个时候，你肯定可以在奥利机场值班处找到他。”
卡伊在那儿默不作声，表面上看去并不关心此事，可是，当我说到这里，他突然从椅子上蹦了起来，猛地冒出一句话：“如果我向你证明洛佩斯参与了绑架事件呢？”
“这使我很难相信，”我说，“我刚才还见过洛佩斯，他向我发誓说，他和这个事件毫无牵连。”
卡伊满意地又坐了下来。今后，人们就可以说，我在一次重要的谈话中包庇了罪犯洛佩斯。
但是，如果卡伊完全相信洛佩斯犯了罪，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立即去奥利机场或奥穆瓦捉拿罪犯呢？为什么警察不用电话通知奥利机场派出所的所长，让他就地审问洛佩斯或者把他带到巴黎警察局来呢？
那次谈话是在11月2日下午进行的，乌弗基尔将乘坐来自日内瓦的航班飞机于当晚六时三十分返回巴黎。如果精心安排，还可以设法使洛佩斯和乌弗基尔对质，以便弄清事情的真相。
然而，警察局“最优秀的警官”卡伊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既然洛佩斯所能提供的一切，他已从另一个难得的证人——菲贡的嘴里得到了，那又何必急于审问洛佩斯呢？！
第二天(11月3日)上午，警察苏雄向司法警察局局长马克斯?费尔内和副局长安德烈?森比伊详细地供出了事件的真相。
他揭发了洛佩斯在绑架事件中所起的策划作用，检举了曾在丰特内勒维孔特等待验收“邮包”的流氓们，并且控告了乌弗基尔和德利米。
苏雄交待的秘密情况在警察局和内政部都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费尔内心急火燎地跑到莫里斯?帕蓬那里，向他报告苏雄招供的情况。帕蓬又跑到罗歇?弗雷那里，向他汇报。弗雷则立即去马提翁大厦，向蓬皮杜暗示。这些密战的结果是：当务之急是要等待，如果眼下就把警察苏雄和瓦托与绑架本?巴尔卡的事件有所牵连一事公布于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样，既然不触动警察，当然也就不会触动那些肇事的流氓无赖。尽管如此，歹徒帕利斯和迪巴伊仍然感觉到事态已开始严重起来，他们于这一天乘飞机跑到西德的杜塞尔多夫躲藏起来。
他们把朱利安?勒尼仍留在巴黎，以便就地察看动静。直到真正该溜的时候，勒尼才能最后一个撤走。
奇怪的是：警察局似乎并不急于逮捕洛佩斯，因此，我在11月3日又继续进行调查。
我刚刚从一些可信赖的朋友那里得知，洛佩斯似乎并不象他发誓和声明的那样清白无辜，于是我再一次把他召来，并对他说：“我要求你到警察局去坦白自首！”
“可是，除了对你讲过的以外，别的我是一无所知啊！”
“撒谎，你是一些事情的目击者，你本人就参与了……”
“不，我没有参与，那时我害怕了，因为这牵扯到一些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现在，”我对洛佩斯说，“你到警察局去解决你的问题好了，我不想再见到你，对我来说，事情就到此为止。”
洛佩斯到警察局自首来了，他心里盘算着要让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警察局，密探、摩洛哥的要人搅在一起，自己可以乘机蒙混过关。
11月3日晚上，摩洛哥大使馆举行宴会，罗歇?弗雷预料在那里会碰到摩洛哥内政大臣乌弗基尔。他担心出现尴尬局面，所以他让国家保安总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代表他出席摩洛哥使馆的晚宴。至于乌弗基尔将军，他原定第二天(11月4日)乘九时五十五分的快帆式飞机离开巴黎，现在他也准备提前动身。晚宴一结束，他就同德利米赶乘当晚的最后一班飞机离开法国。向他们提问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卡伊的耳目菲贡在巴黎四处游逛。尽管已于11月6日下令将他逮捕归案，但奇怪的是，追捕他的警察都没有发现他的影子。
其实，他已得到了“免罪”的默许，这是用他提供的情报换来的。
1966年1月初，留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歹徒勒尼也动身前往西德，与他那个集团的其他伙伴会合。菲贡开始不安起来。他被人骗了。与菲贡合伙的强盗们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在瑞士银行帐户上领到了“奖金”。至于菲贡，他还在傻等。有些地位很高的朋友答应给他钱和一张去南美的飞机票。可是菲贡却不放心，担心别人会在途中想法把他干掉。
1月11日，警察局第一次发出了通缉令。第二天，即1月12日星期三，对本?巴尔卡事件大为震惊的内阁会议做出了逮捕菲贡的决定。然而，内政部长罗默?弗雷却反对采取这一措施，因为他认为这种作法会再次引起论战。
“我担心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反对派会从政治的角度来加以利用。”他说。
可是，弗雷的意见没有得到戴高乐将军的赏识，戴高乐将军冷淡地表示，他根本不把对手的反应放在眼里①。
那天晚上七点钟，菲贡同勒马尔尚通了电话：“我并不是向你提什么要求，而是命令你在今后四十八个小时内给我一千万法郎和一本护照。否则，我会让你勒马尔尚和卡伊代替菲维尔，让你们跟我一起去坐牢……”
这些话对我的触动特别大，可惜，我是在几个月后才听说的。
直到1月14日（星期五）上午，菲贡前往指定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有拿到。因此，他又打电话给勒马尔尚，宣布了最后通牒的期限：“最迟不得超过今晚七点三十分。”
勒马尔尚律师啪地一声挂上了电话。这时，菲贡感到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他决定破罐子破摔，去“放一把火”，必要的话，还要让整个巴黎都烧起来，毁掉这个政权。但是，在此之前，他想先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避一避风头，因为在勒诺德街那个单间公寓里，他觉得，别人对他的严密监视使他感到透不过气来。
①参阅达尼埃尔?盖兰：《杀害本?巴尔卡的凶手》，居?奥蒂埃出版社1975年版。
1月17日下午六时四十分，他通知他的女朋友、喜剧演员安娜-玛丽?科菲内，他决定当晚就搬家。她为他的安全担心，因此恳求他不要再回勒诺德街了，并且要他立即离开。
“不，我还得回去收拾行李，”菲贡说，“另外，今晚九点钟，也就是在我出发之前，还有一个小伙子要来对我的搬迁进行摄影采访。十点钟，我的一个伙伴开车来帮我把行李拉走……”
“我看你是在做傻事，”安娜-玛丽坚持说，“那位摄影记者是什么人，你了解吗？”
“当然喽，”菲贡说，“我向他要了五百万，他可能给不了这么多，不过，他答应给我带点钱来。我得赶紧走，我怕警察会盯上我。”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卡伊在帕蓬局长家里吃晚饭时接到了他所期待的电话：“菲贡刚回勒诺德街十四号，他要在那里呆到十点钟……”
采取行动的信号发出了。大批警察从两辆大轿车上跳下来，包围了勒诺德街，街的两头也被武装警察封锁起来。巴黎第十七区警察分局奉命把全部人马开赴现场。增派的人员源源而来，有些警察手持冲锋枪，准备发动一场名符其实的冲锋。人们以为这是在捉拿一伙望而生畏、装备精良的匪徒。
一个警察大队接受了不让菲贡逃遁的任务。当这个大队包围菲贡的单间公寓时，突然听到从屋里传出一声枪响。于是，他们便破门而入，可惜为时已晚。菲贡头戴新帽，身着新大衣，躺在浴室门旁的血泊之中，身边有一支手枪。行李都已准备停当，看来他正准备动身。
当天夜间，不等案情调查结论，也不等尸体剖验报告，夏瓦农检察官即断言这是一起自杀案。
《鸭鸣报》周刊又采用了斯塔维菠基事件①时采用过的那种醒
①斯塔维茨基是一位有名的诈骗犯，1931年，他在一些法国议员的支持下，建立
了一家信贷银行，1932年，警察在逮捕他的时候，发现他已在一间小木房里自杀，怛舆论再却盛传说是有人为了灭口而把他杀死的。——译者
目的标题，它报道说：“有人朝菲贡头部射出了一颗子弹，他就这样‘自杀’了。”
我确信，揭露本?巴尔卡事件真相的一切可能性都在那天晚上消失了，菲贡可以证明，所谓我同这个悲剧有关的说法，不过是几个十恶不赦的坏蛋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使人怀疑特工部门，从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遭，菲贡的死意味着同时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证人。
落入圈套
保罗?雅基埃将军11月3日在一八一一号通报中明确命令道：“在本?巴尔卡问题上不要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可以向上汇报所收集到的情况，但不要让我们的情报员去专门寻觅这方面的情报……”既然如此，那末所有这些事情同我就更不相干了。
在我看来，这项命令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即尽一切努力，动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把别人在暗中进行的调查向前推进一步。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挫败那些可能置我们于死地的罪恶的阴谋活动。但是，保罗禁止我们进行任何反击，而且更为不幸的是，他还被法官的传讯吓唬住了。
保罗对我说：“佐林格先生要在他的办公室里见我们。”
“我认为没有必要到法官那里去，只要把我们给警察的那些情报转给他就行了，难道你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他坚持要我们去，这是按规定办事……”
“我是一个秘密话动者，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给我照过相。十五年来，我为了隐姓埋名，费尽了心机。难道你想让我去法院抛头露面？”
“没有人会看见我们的。我们从边门进去！”
这一举动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在关系到这一机构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中的一个。倘若我们同意去法官那里，我们就会失击自卫能力而落入对手设置的陷阱中去。
卡伊懂得如何以巧妙的方式保护自己。当法官和重罪法庭要他作证时，他就故意拿出各种各样的要他卧床休息的医生证明来。最后，当他不得不出庭时，他就坚定地保持沉默：“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佐林格是一心软弱的法官。我满可以对他说，我没有必要回答他的问题；而且我还有更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我所有的行动都受到国防机密的保护，我只能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及共和国总统汇报。但胆小如鼠、一有风吹草动就想着保护自己的保罗却要我出面作证。
我把对戈达尔和松韦伊说过的话又向佐林格重复了一遍。然而，1月13日，却传来了苏雄和瓦托两名警察受到控告的消息。
人们得知警察局里有些人直接卷入了绑架事件。我放声大笑起来，并说道：“这可真够意思的，正是警察局的人企图使我相信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负有罪责！”
我可以想象得出帕蓬、松韦伊、卡伊和内政部长此时此刻的窘相。前一天，即11月12日，内政部长还在一项官方公报中“依据权威消息”，矢口否认“法国警察参与了本?巴尔卡事件”。
也许我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最艰巨的战斗刚刚开始。为了摆脱困境，警察局把矛头进一步对准特工部门，尤其是对准我。警方人士说，苏雄和瓦托这两位误入歧途的巡警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人员洛佩斯提供了帮助，他们还自以为做了件好事。洛佩斯是受其上司菲维尔指使的；这两位心地善良的警察显然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卑鄙阴谋的牺牲品……
一场新的反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运动开始了，而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来势凶猛，保罗是一个谨小慎微、不善领导、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他在这种形势下显得惊慌失措，彻底败下阵来。他感到自己已成了靶子，自己的局长地位己摇摇欲坠。马提翁大厦和爱丽舍宫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于是，精神紧张、脸色苍白的保罗把我叫了去。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份我写的简报，报告的日期分别为5月19日和9月22日。我在这两份简报中指出，一些流氓、无赖和摩洛哥人为绑架本?巴尔卡已采取了初步行动，我还概述了我获悉的一切有关情况。
保罗对我说，“我要求你在记录员在场的情况下说明你是以什么方式搞到这些情报的。”
保罗确实有让人提供证词的怪癖。很明显，他想在蓬皮杜和戴高乐面前掩饰自己。
我同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歇尔?普兰进行了联系，从他那里简单地了解到洛佩斯这几个月来的表现，然后我又回去见保罗。
在一位女速记员在场的情况下，我把我在洛佩斯提供的真真假假的情报的基础上撰写连两份简报的前后经过谈了一遍。
最后，我对保罗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指出一件令人费解的事：这两份简报虽然迅速转交给了主管人员，但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显然他们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冷静地列举了历次错过的机会：研究室主任博蒙把有关菲贡和勒马尔尚的简报交给局反间谍部后就不再过问了。而不起任何作用的反间谍部也没有查阅档案来核实这两份简报。最后，由里夏尔上校领导的第三科在看完简报后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要求作进一步调查。
我认为我们本来是可以使本?巴尔卡事件避免发生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对那些同这位摩洛哥领导人有接触的人进行检查，并在他来法国旅行时予以保护，以防止发生绑架。
保罗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暴跳如雷地说：“你在指责我们局！”
我对他说；“我只不过是说明一个事实：应该做的事没有做。”
保罗使劲儿瞪着我，大声叫嚷道：“好，不要再说下去了！你是否能向我担保你已在这个口头汇报中把你所掌握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情报都谈了？你是否已讲述了你所知道的一切？”
“我可以绝对担保！”
他讲话的声音里爆露出他内心的不满和恐惧。保罗不能原谅我这样直截了当地挑明一些处长的渎职行为，况且这些人恰恰都是军人。我是一个文职人员，我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
保罗嘟哝道；“好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切按时间顺序再回忆、思考一下！”
我回到办公室后叫纳内特从保险柜里把那本专用工作日志拿出来。本上逐日记载着我们同特工人员、情报员和联络员之间的所有联系，乃至一些最普通的接触。我和纳内特一项一项地查阅着。忽然，我的秘书高声念道：“10月l2日，与保罗?法布尔在奥勃堪渡街吃午饭。”这时，我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都凝住了。
我说：“我的上帝，我忘了这个碴了！”
顿时，我记起了那桩事：洛佩斯在我喝咖啡时突然露面。他跟我谈到了菲贡，他说，菲贡这个流氓声称，如果摩洛哥人胆敢不按原先的保证付钱给他，他就要对他们进行讹诈。后来我忘了这件事，因为我当时不认为有必要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个书面报告。
我立即给纳内特口述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半小时之后，这份材料就放到了保罗的办公桌上。
对保罗来说，这是意外的收获。他虽装出一副严肃的神色，但却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他大声说道：“这太严重了！如果我们早知道菲贡进行威胁一事，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我有点惊讶地反驳说：“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局里对我就此事所写的简报一直就置若罔闻。我在5月19日的简报中指出，摩洛哥人正在采用‘非常手段’接近本?巴尔卡；如果人们充分注意了这份简报，情况本来会有些变化。如果人们重视了我9月22日的简报——我在简报中举出了一系列名字，如：勒马尔尚、非贡、什图基和贝尼埃——那一切就会真的完全不同……”
“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隐瞒这一情况？”
“可我什么也没向你隐瞒，我只是认为，轻信一个无赖兼牛皮大王①的话不符台我们的规矩。你该知道，有自尊心的情报部门的人决不能同密探和强盗同流合污……”
“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我再重复一遍，你没有汇报那次会见的情况，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我也要向你重复一遍，同事们和上级在这件事一开始就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使我有理由认为，你们对本?巴尔卡丝毫不感兴趣。你不应该指责我忘了向你汇报上述会见，而应告诉我，你是如何处理我向你转达的那些确切的情报的。应该请博蒙、里夏尔和德尔塞尼解释，为什么我的报告上去后就石沉大海，为什么没有提请总理办公室和戴高乐将军办公室注意此事。”
一般说来，重要的报告应立即转交特派员帕托特以便汇报马提翁大厦，同时转交雅克?福卡尔汇报爱丽台官。我呈送的关于本?巴尔卡的简报显然是被卡住了。但究竟卡在哪一级机构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故障呢②？
在离开局长办公室时，我遇到了莫尔旺。我把与保罗争执一事告诉了他。他现在名义上是第二把手，但并没有实权，他被博蒙和军人们孤立了。他只是疲惫地向我笑了笑，说道：“我的小菲维尔，冷静一点，大伙儿都知道你是无可指责的。”
我又回去搞自己的工作，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心里想，对于搞情报的人来说，唯有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奇怪的是，博蒙
①内政部长罗歇?弗雷1966年5月6日在国民议会讲台上对已死的菲贡发表了下述看法：“他是一个惯犯，牛皮大王。他还有点疯，在精神病院呆过三年，除了胡言乱语和为了出风头而搞些新名堂外，他还能讲出什么值得相信的话来呢？”
②后来，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为了给自己的疏忽行为开脱，便说什么我的“报告写得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说法越发使我感到好笑，因为在德布罗伊事件中，为了掩盖情报被耽搁这一事实，人们也使用了这类荒谬的遁辞，当时，巡警米歇尔?鲁提出的报告也被说成是“荒诞不经”而没有受到重视，因而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让?德布罗伊。
不再坚持那项在法兰克福采取行动的计划了。此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一些事情上去了。尽管戴高乐周围的人策划反对他的阴谋，但他还是在12月份经两轮选举后，又重新当选为总统。他感到自己地位坚实，可以找一些人算帐了。这样，有人就该倒霉了，但我根本没想到恶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来。
保罗要我避一下风头，建议我在事情处于高潮时不要再去办公室上班，也不要外出。法院里的一些下级职员为了得到一些额外收入，出卖审问记录。新闻界得到这些记录后就在报上发表有关我的评论，而我虽呆在家里，却仍然关心着第七处的工作。
后来，我很快就明白，要我避风头的建议只不过是局领导为把我支开而使用的一个手段，他们想阻止我对他们的失职行为亲自进行秘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把我和我的助手们隔离开来。我的助手们被告知，他们不应该来看我或给我打电话。有人还放风说，一些同我有关的严重问题很快就会揭露出来，所以最好不要再同我来往。
保罗对我的指责根本经不起分析，相反却会使局领导十分难堪，因此趁我不在局里，人们就挖空心思整我的黑材料。一些财政监察员受托详细检查我从1947年以来的收支情况，并研究我购有股份的、用来为我的情报员作掩护的所有公司的资料，这些监察员还严格审查了第七处的财政预算，调查我经手的大笔秘密款项的用途?哪怕能从中发现最细小的错误或一笔最微不足道的、无法说明来龙去脉的款项，对他们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收获。经过几周反复查对，专家们做出了结论，认为我的帐目无懈可击、堪称典范。在这一方面，人们无法置我于死地。
有些人在我负责的处的内部发动了一场进攻。他们对我的同事们不厌其烦地进行盘问，希望能最终找到一条裂缝，弗朗索瓦?比斯托奉命对我的话动进行调查，他简直把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了。每天他都要向保罗汇报调查结果，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在我得势时，比斯托曾自称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曾恳求我让他到七处来工作，后来他还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将一些专门打头阵的戴高乐派分子和密探塞进我主管的处，以使把这个处置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它为公民行动队效劳。他最初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但现在他认为染指我主管的七处的大好时机终于到来了。
而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他必须把我整垮。但他缺乏进攻的炮弹。这时，比斯托的走卒肖塞提供了一个纯粹是胡说八遭的证词。
肖塞缔造了下列情节：
有一天，菲维尔来到秘书室交给肖塞一张卡片，上面写有四个摩洛哥人的姓名，他们要到巴黎来会见本?巴尔卡。菲维尔这时给肖塞下达了命令：“把这放在洛佩斯的档案里，留待以后再说！”
过了一会儿，菲维尔又回到办公室对肖塞说：“把那张写有摩洛哥人名字的卡片还给我吧，它已没有什么用处了。这些摩洛哥人不愿意和本?巴尔卡谈判，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收拾他。一切都变了！”
肖塞的这个所谓“证词”使比斯托心花怒放。这果然使一切发生了变化。难道这不足以证明菲维尔当时已得知本?巴尔卡将被绑架和暗杀，但是却向领导隐瞒了吗？
于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就把肖塞找来大肆宣扬，要他立即向预审法官讲述他编造的那个情节。遗憾的是，肖塞把情况搞混了。其实，那张卡片上写的是在巴黎接受培训的四位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的名字。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件没有什么意义的普通事务性情报，不值得搞情况简报，于是就收回了那张卡片。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肖塞说了那句话：“一切都变了！”我的意思是：这一问题没有多大搞头了。
肖塞可怜巴巴地坚持自己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的确是说到了杀害本?巴尔卡的问题！”
现在就只能询问那一天在秘书室的路易?穆雄以及几年来一直在第七处工作的两名警官卡特里纳和尼古拉。他们三个人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从未听到菲维尔说，摩洛哥人是为了收拾本?巴尔卡而来的。如果他谈论这样的事，我们一定会竖起耳朵听的……”
但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不让这三个人像肖塞那样出庭作证，而只允许他们送交书面证词。
肖塞与我为难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他的证词成了众人的笑柄。比斯托的这个走卒表演得实在太差劲了，局里只能把他送回原单位——财政部。
但比斯托仍不肯罢休。1966年1月的某个早晨，即在菲贡神秘地死去后不久——他的死在舆论界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比斯托这个“负责安全事务的督察”跑到保罗那里，得意忘形地嚷遭：“这一次，我要剥下菲维尔的画皮！他向你撒了谎，实际上他知道本?巴尔卡被绑架的事！”
比斯托临时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证人：雅克?布瓦泰尔。
雅克?布瓦泰尔是一个孱弱、拘谨、畏蒽的人。他讲话的速度极慢，说一个字得犹豫半天。1940年，他负了重伤，动过手术，他被德国人抓去流放过，后又奇迹般地回到法国。他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得了很严重的头痛病。他记忆力极度衰退，常因发觉自己忘事而感到沮丧。
莫尔旺出于同情，给布瓦泰尔安排了工作。在接受处里工作时，我把布瓦泰尔留了下来，让他担任行政秘书工作。他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紧挨着。他负责审查开支的单据，兼搞一些会计工作，当我不在时，他就接接电话。另外，每天晚上，他负责检查我们的保险柜和我们楼道的大铁门是否关好了。我得知洛佩斯曾说过这样的话：“10月29日，在本?巴尔卡被绑架一小时后，我打电话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想让菲维尔知道此事，他当时不在，但我让他的一名助手把唐?比得罗①通过电话向托马②所作的口头汇报记录在一张纸上……”
因此，我曾力图找到接洛佩斯电话的人。我询问了我所有的助手及那天在办公室值班的人。
没有一个人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布瓦泰尔也与其他人一样斩钉截铁地说：“真的没有，我是最后一个走的，洛佩斯没有来过电话！”
我早就听说布瓦泰尔身体有点毛病，就建议他说：“再好好想想，明天给我答复。你可能会回忆起来的。”
到了第二天，布瓦泰尔还是像前一天那样坚定地说：洛佩斯没来过电话。
后来，布瓦泰尔又在局长面前重申了这一证词，他的证词被转给了法官。
几周后，处心积虑寻找薄弱环节的比斯托又重新开始盘问布瓦泰尔。他死死缠住布瓦泰尔，连珠炮似地向他发问，终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使一个记忆力衰微的人“重新有了回忆的能力。”布瓦泰尔到局长面前低头认罪：“我在前几次的声明中讲错了。10月29日，我确实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由于知道菲维尔晚上要回到局里来取他的汽车，我就把电话记录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简短的电话记录上写着：洛佩斯报告说，与摩洛哥人的约会是在丰特内勒维孔特进行的……
保罗立即组织了一个有许多人出席的对质会，他以为自己终于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抓住了我的把柄。
“菲维尔，你在星期五发生绑架事件的那天就获悉一切情况了，你不会对布瓦泰尔留在你办公桌上的电话记录一无所知吧。”
“什么电话记录？”我问道。“几个星期来，布瓦泰尔一直向我
①洛佩斯的化名。——译者
②勒鲁瓦的另—个化名。——译者
保证说，他没有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现在怎么又跟我谈起电话记录来了呢？”
我又补充说：“那天晚上，我是和雅克?韦兰一起到我在楼上的办公室的。我们两人在办公室里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正如局里的守则所明确规定的那样，办公室里整理得井井有条。此外，局长应该知道，所有文件都应在办公室锁门前收藏起来。从来不允许把什么文件或记录留在桌子上。”
布瓦泰尔消瘦、痛苦的脸上淌着泪水，“我确实在你的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他疲惫地，慢吞吞地逐字说道。
我说：“布瓦泰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自己的失职，因为你的任务恰恰是保证没有任何东西留在桌面上……”
他并不听我讲什么，而是继续结结巴巴地说：“不，请你相信，我的确把电话记录放在你的桌子上了。”
“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纸？是大的还是小的？你在上面压了东西没有？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给我家里打电话？我可能不回办公室，而打电话是人们在紧急情况下所应该做的事，难道不是如此吗，布瓦泰尔？”
我不再往下说了。我后悔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个不幸的人，他把充满悲痛神色的脸转向我，带着哭声说道：“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太可怕了！我紧张得夜不能眠，我老婆总是问我：‘你能肯定吗？你真的有把握吗?’……”
布瓦泰尔今天的证词同他过去对保罗?雅基埃所说的完全相反，保罗不顾布瓦泰尔犹犹豫豫和前后矛盾的态度，还是要他到法官那里去再次作证。与此同时，保罗向我宣布，我已被停职。
莫尔旺不肯向我提供任何帮助。他佯称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许多人前去看他，要他出面进行斗争，阻止在局里发生如此卑鄙的事，但他们都被莫尔旺用客气的言辞一一打发走。现在已不是抵抗运动那个时代了。
精神濒于崩溃的布瓦泰尔事后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医务室主任博默拉埃：“大夫，想到我对菲维尔所做的一切，我几乎痛苦得要死去。”
比斯托不惜一切代价，终于赢得了胜利，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的苦涩的胜利之果是建立在一个病人被迫做出的证词的基础之上的。军人和维希政权残余分子组成的帮派集团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摆脱当年参加过抗击德寇斗争，后来转入局里工作的最后几名文职官员。
在1966年1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向各个方面发泄了他的怒火。八天前，他终于下达了逮捕菲贡的命令，但是两天之后，警察只找到了菲贡的尸体。
戴高乐将军埋怨道：“在这件事上，人们把我当傻瓜来欺骗。这样的事是决不能容忍的，必须进行处理，以伸张正义。”
由于戴高乐针对警察和司法部门说了些十分刺耳的话，因此有关的两位部长——内政部长罗歇?弗雷和司法部长让?富瓦耶——都站起来为自己辩解。
情绪不佳的戴高乐打断了他们的话，讥讽道：“在内政部长先生看来，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我并不感到这种看法在我们的内阁会议上占上风。”
当时，在政府内有一帮人希望内政部长罗歇?弗雷下台，那些老牌戴高乐派分子已联合起来对付弗雷那样的“蓬皮杜分子”，但蓬皮杜却巧妙地保护了他的内政部长。
米歇尔?德勃雷在暗中亲自调查本?巴尔卡绑架事件，并向戴高乐提出了他的初步结论：应该立即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摆脱马提翁大厦的控制，而由国防部长来领导，这就间接地使蓬皮杜和他的手下的人受到了凌辱。
为了杀鸡给猴看，戴高乐首先拿保罗?雅基埃将军开刀，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在一月底任命吉博将军接替他。
在囚禁萨兰①的牢房里
我在博齐奥街的住宅几乎被团团包围。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成群结队地拥到我住宅的四周。他们站在我的一些邻居的屋顶上，窥视着屋子里的动静。他们想出其不意地用望远镜头来拍摄我的照片。只要一看到我家的窗户边有人影晃动，他们马上就咔嚓咔嚓地按动相机的快门。然而，不久前，我还是领导法国最秘密的一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依靠伪造的身份证和虚幻的贸易公司招牌，我的真面目从来没有暴露过。为了保密，我甚至避免参加有我们的英国和美国盟友出席的最机密的工作会议。即使对我的上级，我的助手、我的情报员和联络员，我也只用一个代号，他们中的某些人叫我菲维尔，而另一些人则用马亚尔、托马和多纳德等名字称呼我。
在二十多年时间中，我成功地把自己隐蔽起来，从来没有被人摄入相片，也从来没有让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叫“勒鲁瓦”。现在，我却被自己为之服务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抛了出去，人们无视保密规定，一下子公开了我的身份，并将精心选择的一些所谓“情报”故意透露给新闻界，这些勾当大多是原先属于公民行动队特工处的那些人干的，他们极其阴险毒辣地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所谓的“神秘的勒鲁瓦上校”，声称“他肯定了解本?巴尔卡事件的底细”。
这种欺骗舆论的行动对本?巴尔卡事件的真正的罪犯来说不啻是上帝的恩赐，使他们有时间把水搅浑，洛佩斯不断叫嚷：“我什么都跟我的上司勒鲁瓦－菲维尔上校讲了，他庇护了我。再说，
①拉乌尔?萨兰(RaoulSalan)?1958年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法国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1960年退休后去阿尔及尔，并在那里发表“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宣言，表示他与政府的立场有分歧。他曾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搞“秘密军队组织”，从事一系列恐怖活动，反对戴高乐将军的阿尔及利亚政策，1961年他被缺席判处死刑，次年在阿尔及利亚被捕，后被判无期徒刑。
——译者
我只是履行了我的职责……”
新上任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吉博将军对上述事件的有关材料一无所知，甚至连我搞的那几份简报也没有看过，但他却在呈交政府的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中冷酷地指控我向上级隐瞒了我所知道的一切。这一报告的摘要还郑重其事地转发给了佐林格法官。
说穿了，他们想让人相信，只有菲维尔一个人有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是无可指责的，它什么都不知道，它在工作中也没有任何缺陷和疏忽……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对我进行了惩罚，将我除了名，并使我成了大家怀疑的对象。这样做就自觉不自觉地为某一个警察部门效了劳。这个警察部门通过其情报员和密探已深深地卷入本?巴尔卡事件。从一开始，它就竭力掩盖自己，保护自己的人员。
当卡伊警长得知我已受到整肃时，他可能会想，事情不会到此就结束。像我这样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卡伊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是一个倔强的、火炮性子的人，并不是那么好惹的。他担心我正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利用我掌握的秘密手段，开展一项可能会涉及各级领导的调查。
因此，他就派人对我进行严密监视。警察局的人日夜放哨、站岗。他们中的有些人坐在一辆小卡车上，一刻不停地把从博齐奥街一号进出的、被怀疑是跟我进行接触的人用照相机拍摄下来。
我的电话被窃听，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毫无疑问，卡伊领导的警察部门以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都对我动用了侦察手段，比斯托一定也害怕我可能做出反应。他会这样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把菲维尔甩了，难道他就不会试图报复吗？”
因此，在我住所四周麇集着警察、双重特务以及各种间谍和记者。这无疑是为了制造一种严重的气氛，以对我进行恫吓，瓦解我的斗志，使我成为任人宰割的、温和驯服的绵羊。我一出家门，马上就有人钉我的梢。他们干得十分愚蠢。我决定教训他们一番。我突然把我的汽车刹住，跳下车来朝他们走去，并冲着他们说：“这个行当我可比你们干得时间长，也比你们精通得多，只要我高兴，我马上就可以把你们这些尾巴甩掉，为了使你们能跟上我，我建议你们干脆坐到我的车里来，这样更方便些……”
我还发现了停在我住所附近的监视我的汽车，有一天，我躲过卡伊手下的人的目光，绕过一片房子，从布森街转回来，直接站到一个眼睛死盯住我家门口的警察的身后，我一眼瞥见，在他伸手可及的手套箱里，放着一支左轮手枪。我猫着腰向汽车门走去，这可把他吓了一大跳。我对他说：“可怜的朋友，你们都疯了吗？难道你们把我当成菲贡了？”
我回到家里，打电话告诉区警察分局，我家门前埋伏着一些持枪流氓，我怕被打死，再也不敢出去了。几分钟后，区警察分局局长派来了一辆警车。这使那些监视我的警察总局的便衣们狼狈不堪，他们不得不当着行人的面向区警察分局的警察出示他们的证件，并解释他们留在此地的原因。
尽管如此，佐林格还是有所顾虑、有所怀疑的。他不想走得太远，而是适可而止。检察院敦促他采取行动，他就采取行动。但在他看来，对我发出指控，这就已经足够了，我仍继续享有自由，可以看文件，也可以进行自我辩护。
但政府却并不这样认为。戴高乐要求司法机关毫不含糊地表现出自己的坚定性。应该抛出一个有名有姓的负责人作为牺牲品，使其成为众矢之的。
检察院的代表坚决要求立即将我拘留，但佐林格却回答道：“不，没有必要监禁他！”
检察院代表用最神秘的口吻警告佐林格，指出把我立即囚禁起来也许是一个上策。
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勒鲁瓦可能干出蠢事来吗？他是个爱冲动的人，如果他死了，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菲贡自杀了，如果勒鲁瓦也自杀，这会引起多大的政治风波啊……”
人们声称是根据上述理由把我投入监狱的。这件事竟被说成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势在必行的、宽大仁慈的行动。邪恶被蒙上了人道的面纱，把我关押起来竟然说成是为了我好。
佐林格对我说：“我是被迫这样做的，没有任何恶意。我想保护你，使你不致被自己的极端行为所害。”
我发作了：“我自己会关心自己的。不要找什么无聊的借口……”
他无可奈何地说道：“你不知道……”
晚上九点多钟，法院书记官格里索尼已经回家去了。由于佐林格本来没打算逮捕我，所以他没有想到应把格里索尼留在身边。但总得有一名法院书记官来起草一份监禁我的文件。人们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忙乱的脚步声回响在冷清的法院大厅里，可就是找不到一个法院书记官。佐林格走投无路，最后只得把一名法院看守找来，要他用打字机把审问我身份的记录打下来。
我对再也不敢正眼看我的佐林格说：“这几天晚上你一定会睡不着觉的，因为你干了一件卑劣的事情。”
后来，他们连夜把我进到拉桑泰监狱，但佐林格法官却茫茫然安不下心来。
拉桑泰监狱方面已做好了一切接纳我的准备。我一到那里就声明说，我不想同任何人说话，我认为自己是被非法囚禁的。
我被囚禁了一百十七天。在这段时间里，我只见到过典狱长、他的助手、几位看守以及一个偷汽车的年青人。这个年青人被派来作我的“勤务兵”，他每天替我打扫牢房。他时常睁大眼睛盯着我，问遭：“你真的是上校吗？你是个大间谍吧？所有的报纸都是这样写的，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些什么才被关在这里？”
我从未看到过别的囚犯。对我来说，拉桑泰监狱是一艘巨轮，是一艘冷清而凄凉的“夜航船”。我的妻子和我的律师最终获准前来探望。当他们来到监狱时，所有其他的犯人都被锁在他们的牢房里，不准出来，尽管这是探监时间。人们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人物，竟需要采取如此严格的防范和保密措施。
每次我的妻子和律师前来探视时，都得重复以下这种可笑而又恐怖的做法：在离开牢房前，我被迫把衣服脱光。一位看守把我的衣服取走。然后，我赤条条地在两个专门安排的看守的监视下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的那一头，我走进一间小屋，穿上已经转放在那里的衣服。接着，我就被带到探视室里去，在回牢房时，也得采取同样的方式。
我要求每天早晨去洗澡间洗个澡，他们也采取了上述荒唐的防范措施。
亲自监视我的每条行进线路的典狱长或副典狱长大概是这样考虑的：在一丝不挂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想到越狱的。
脸色温和的狱卒对我说：“我们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保证你的安全。把你留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你！”
难道真的是为了保护我才把我关在曾监禁萨兰将军的那间牢房里吗？在受审前，萨兰将军曾被关在医务室二层走廊最尽头的这间最孤立的、最易于监视的牢房里。晚上，每隔半小时，探照灯就照射牢房一次，而看守则从门上的小孔里窥察我在屋子里的行动。
手持冲锋枪的共和国保安队队员在我每次放风时都死死盯着我，这难道也是为了保护我吗？我的放风不是在监狱的某个院子里，而是在一个五米见方的真正的铁笼里进行的。要经过一个狭长的盘梯才能进入这个四周和顶上都安着铁栅栏的笼子。我在笼子里放风时有点像一头落入陷阱的团团打转的猛兽。
实际上，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国家级囚犯，所有那些把我关在这里的人都感到心虚。他们害怕我越狱，害怕因我被囚禁而怒不可遏的第七处的人员潜入监狱来营救我。第七处曾不止一次地为解救和保护自己的某一位成员而采取类似的行动。第七处里的人是不会扔下他们的上司不管的。
确实有一个把我从狱里营救出来的计划，而且为此还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突击队。这个突击队偷偷租了一架直升飞机，并涂上了国家宪兵队的标记加以伪装。突击队准备在我放风时把直升飞机开到拉桑泰监狱的上空。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监视我的武装人员太多，共和国保安队受命在稍有动静时就开枪，特别是朝铁笼开枪。这个铁笼是特制的，关在里面的人无法从笼顶逃走。
他们哪里是在保护我，分明是在凶狠险毒地摧残我。我原来的身子虽很结实，但在拉桑泰监狱呆了没几天，就垮了。我头疼得厉害，脊椎骨也痛，我在冰窖般的牢房里盖着薄薄的被子，直打哆嗦。
在医务室里，人们在我颈椎骨部位进行注射。针打得是那样的痛，以至我担心自己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如果我完蛋了，人们会说我经不住耻辱，以一死来逃避责任，这样，别人就会把许多问题往我身上一推了事，我的妻子和律师见到我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感到忧心如焚。
但当我想到，就在这里，年岁比我更大、苦难比我更深重的萨兰将军曾经受了这阴森、冷寂的地狱般的生活，一般勇气便在我心里升腾而起。
3月2日，佐林格要我到法院去。当他就实质问题向我提问时，我发现把我拘禁在拉桑泰监狱只不过是整我的第一步，人们已决定把我的嘴完全堵住，置我于死地，而不让我有任何辩解的可能。
他们不是指控我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摩洛哥领导人本?巴尔卡的话动，而是指控我虽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本来是可以阻止这起事件发生的。
用刑事诉讼法的术语来说，我是“没有揭发一件其后果本来可以限制的罪行”。
简言之，他们指责我在本?巴尔卡事件中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封锁了情报：我虽然知道一切，但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我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的上司们搞错了，我在5月和9月曾两次用简报把洛佩斯提供的所有情况报告给他们。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傲慢的新局长反问道：“什么简报？你能拿出来吗？”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