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勒努瓦的表演没有冒犯和触怒任何人。恰恰相反，他造成了一种狂热的气氛，一下子就博得了柴尔涅茨基和他的朋友们的欢迎，被巴黎最高有国际性的社交圈子里的这些人物所接纳，勒努瓦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他今后随时都可以出入玛尔梅松庄园，因为大家都争着同他攀谈。可见，对一个谍报人员来说，会卷纸烟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招。
从此以后，在第七处便出现了一个专门负责军火交易问题的新单位。而当时，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认为这个问题与自己有多大关系。我们仅仅依靠同柴尔的接触，绘制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图上标出了全世界，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瑞典以及捷克和波兰等欧洲主要的武器供应国的官方和地下军火市场所控制的所有仓库。此外，还可根据情况变化，随时加以补充和修改。同时，还列出了所存武器的各种型号、数量和质量的清单，所有掮客、中间人、转卖人、大小商人的确切姓名以及有关他们运送军火办法的各项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建立了许多存放武器的仓库，但后来却放弃了大批库存。目前，有人正在为这批无人知晓的杀人武器寻找买主，正在期待促使贸易易兴旺发达的小规模局部战争的爆发。有关这些仓库的库存情况，我们现在都能查清了。
我们还从柴尔那里获悉，东方国家不经过中间人，直接向拉丁美洲的保守国家出售武器；波兰人也在夜间接待外国货运飞机，秘密装载武器运往一些反动国家。如今，所有这些暗中的交易再也躲不过我们的耳目了。当然，柴尔向我们提供上述情报，对于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来说，都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他还有一个姐姐在华沙。
我们刺探有关军火交易市场的情报，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打击军火商。必须要有命令，要有采取行动的确切理由，我们才能打击他们。但眼下政府还不认为迫切需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们的领导亦是如此，在他们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根本没有提到要对军火商及其存放武器的仓库进行系统的调查。我独自一人主动地搜集情况，组织了专门负责这一问题的班子，建立了大量的档案，并将有关情况分送地区处各个科。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劝我不要这样做。既然我自愿承担这项额外任务，人们也就听之任之，不加过问。
我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摸清了军火市场以及与此有关的各条渠道的全部情况。我了解到军火市场是怎样同各个银行、贷款机构、隐蔽的企业分公司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大大小小贩卖杀人武器的商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蜘蛛网”。但是，我们并不进行干涉。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采取行动。直到阿尔及利亚战争打响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认识到我创建的军火交易科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对我说：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科。阿尔及利亚的各个省份都在组织起来，叛乱者已开始派人向一些贩卖军火的小商人购买武器……”
从他们的口吻听来，我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一手建立起这样一个机构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
旧货商的四亿法郎
刚开始时，“费拉加”胆子并不大，他们只是试图从黑社会中的小军火商那里零零星星地购买武器。他们脚未站稳，信誉尚未建立，因此，有权势的中间商对是否支持他们仍踌躇不决。“赞拉加”只能零打碎敲地干。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秘密购买武器的消息。当时，我正身不由己地被一桩使我极不愉快的公务拖住了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远东科要我潜入儒维西附近的一座别墅。那里住着越南保大皇帝的一些亲信。
远东科的人告诉我，这所住宅是某些谍报人员的中转站，法国和亚洲之间的一大批信件都在这里转手。他们要求我搁下手头一切工作，施展第七处人员久经考验的本领，悄悄溜进别墅，用微型照相机把文件拍摄下来。这份“订货”使我怒不可遏。
我气愤地说：“地区处的人究竟把我们当成什么了？那是警察和普通‘管子工’干的事，干吗让我们特工人员去！”
我尽量设法拖延。最后，上司不容分说地要我执行命令：“怎么样？什么时候对那座别墅采取行动啊？”
尽管牢骚满腹，我还是不得不把我的助手和几位技术专家召来研究此事。同往常一样，我把议事日程和行动内容写在一页纸上张贴出来（那张纸随后当然就被烧毁了）。我抱怨说；“这件事起码得占用我们两辆处理信件的车子。本来，它们满可以在别处派大用场的。再说，到儒维西那个要啥没啥的鬼地方去，还必须带上一台发电机。而且困难远不止此。你们倒说说看，在那个偏僻的郊区，我们装扮成什么人才能接近一座黄种人居住的别墅呢？”
假充德国人、比利时人或意大利人，是没有问题的。可要冒充亚洲人就难了，得费尽心思，乔装打扮一番。
“好吧，”我又说，“就算我们能派几个人，化装成宪兵和神甫，前去侦察地形，为采取行动做准备，可我到什么鬼地方才能弄到需要的服装而又不引起怀疑呢？”
这时候，新近才到我们处里来的卡特里纳开口说话了，此人是情报局的警官。我的朋友布库瓦朗想训练他手下的一些人掌握我们秘密工作的方法，所以就把卡特里纳派到我的处里来了。在这以前，我一直没有怎么注意这位警官。我觉得他特别关心提升晋级和领取奖金这一类问题。我的部下可不像他那个样子。这一回，卡特里纳居然打破了惯常的沉默，开口说道，“我能给你弄到你所要的全部服装。我在本土警戒局有一个朋友，他向我泄露过一个机密。他告诉我，每当本土警戒局要采取‘化装行动’时，他是到那里去弄服装的。”
对他的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毋宁说是严厉的。我根本不乐意采取和本土警戒局相仿的工作方法。出于谨慎和注重效果的原因，我总是竭力保持各谍报机构之间的严格界限。我们从事的完全是地下活动，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计划采取行动的底细。即使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人们也不清楚第七处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就象一艘沉入水底的潜艇。因此，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根本不想去麻烦他在本土警戒局干事的那个朋友。
“你错了，”卡特里纳警官说，“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起在金山警察学校上过学，他连问都不问就会帮我这个忙的。”
我仍然十分谨慎，我问他，谁能如此神通广大，帮我们解决难题呢。
卡特里纳告诉我：“这个人叫帕斯基，是个旧货商，他买下了大批美国剩余军用物资。伏利－梅里古尔街上有一座巨大的木板房，那就是他的仓库。里面堆着各式商品、设备和服装，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他向巴黎所有的剧院出租服装。在他那里，你既可以化装成海军上将，也可以化装成红衣主教或治安警察。”
我无意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从他那里弄副衣服。我并不怎么相信旧货商和卖废铜烂铁的那号人。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活动近乎偷盗，况且，我总是向处里的人三令五申，避免同流氓、地痞进行任何接触。
不管怎么样，难题总得解决。最后，我只得勉强同意卡特里纳给预定参加儒维西行动的特工人员量衣服尺寸。
“不过，”我对警官说，“你得负责，我可不愿意受这些旧货商的牵连！”
后来，当古怪的帕斯基把我拖进一件令人挠头的事中去时，我就回想起，我最初对他做出的反应还足相当正确的。但我还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个旧货商和柴尔涅茨基一样，给我们帮了大忙。算是得失相抵吧！
警官卡特里纳回来了，他平心静气地向我报告，我们所需要的宪兵制服和神甫长袍，他已经发下去了，接着，他又说：“现在，你应该摒弃对旧货商的嫌恶，到帕斯基那里去一趟。这可能会使你感兴趣的。”
我抑制住不快的情绪，问道：“那是为什么呢？”
卡特里纳回答说：“因为这家伙接待了两个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来向他订购游击队的军服的。他们甚至还要他帮忙弄一些部队用的胶底鞋。”
听到这里，我便警觉起米。当时正是1954年年底，在阿尔及利亚，起义的烈火在蔓延，我们也已开始对军火商进行监视，警官见我态度有所改变，就高兴地向我建议：“阿尔及利亚人还会去找帕斯基，到时候，我们可以叫人盯上他们。”
然而，这种做法恰恰是我们所忌讳的。最好的策略，是让叛乱分子派出来的人平安无事地四处奔走，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他们怀疑的做法。
“对那两个阿尔及利亚人不准进行任何监视，”我对卡特里纳警官说，“你去告诉帕斯基先生，叫他接受他们的全部订货，并设法让他们付足一笔定金，好让他们放心。我负责给他弄军用胶底鞋。”
在图雷尔总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和图样设计师反复研究如何在这种特别适用于在北非山地行走的军用胶底鞋上搞一个明显的标记，以便使我们的部队在战场上能够发现“费拉加”的行踪，当然，还要注意，决不能让敌人识破“窍门”，否则，我们的行动就会彻底失败，卖主帕斯基也会永远失去阿尔及利亚人的信任。
办法想出来了，而且简单得令人吃惊。这种鞋的后跟上一向都带有一行表示生产批量的非常小的数目字。我们可以在第七处的工作间里把其中的一个数字印成另一种十字形状，并且使它微微凸起，这样就能在地上留下非常特殊的印记。我们向供应法国军队的一家公司订了货，并按上述办法对胶鞋逐一作了处理。
就这样，四万双鞋送到了阿尔及尔附近的第四省。最初六个月中，法国士兵通过辨认沙质土地上留下的脚印，就能毫不费力地发现阿尔及利亚小股部队的行踪，识破敌人的埋伏。他们歼灭了大批“费拉加”，还抓住了一些俘虏。然而，好景不长：鞋底很快便磨平了，看来胶鞋的质量并不怎么样。这也说明事情不能尽如人意。
好在我们正大力加强第七处军火交易科的工作。我们促使唯命是从的帕斯基也从事军火买卖。上次，他的阿尔及利亚主顾从他那里买到了胶鞋，对他大加赞扬。现在，我们要帕斯基再向他们推销大批军火，武器的运送全由我们控制。
我们过方面的设想也很简单。为了控制军火交易，防止武器最终落入买方手中，最好还是由我们自己来经营。
第一步：阿尔及利亚人想买武器，也许就会找那些受我们操纵的商人交涉，或者同冒充军火商的我们的特工人员接洽。后一种情况对我们更为有利。
第二步：这种军火买卖必须用现金支付。为此，阿尔及利亚人就不得不从他们的军费中拨出大笔款子付给卖主。我们拿了他们的钱却不付货，就可以渐渐地掏空他们的钱囊，使他们“窒息”。
第三步：出售的武器绝对进不到战场上。我们的任务正是截获这些武器。我们知道它们从哪里启运，因为卖主往往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知道它们应该运往何处。到了这一步，就该我们大显身手了。要么运送的武器到达目的地时已经不象样子：弹药受潮，弹簧松弛、部件残缺，士兵根本无法使用；要么运货的船队在海上被法国海军检查扣留：要么我们在比利时边界将运往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或汉堡的货物拦截下来。
我们卖给“费拉加”的往往是很好的武器。我们又把它们弄回来，然后再向他们推销，形成了旨在榨尽叛方钱财的一种恶性循环。
深夜，运载武器的一队队卡车突然消失不见。这又是变的什么戏法呢？我已经说过，我们在法国一家主要的运输搬运公司里占有股份。公司的家具贮藏库和用栅栏围着的特大的停车场便是我们的车辆转换地。在那里，我们可以把运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货物转装到其它车上，可以在货物里做假，还可以使整批货物消失得无影无踪。
必要时，我们还破坏“费托加”与人签订的合同，让“费拉加”得不到急需的武器。比如，我们听说某个大军火商刚刚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好一笔交易。我们的朋友、汤姆森公司总经理里夏尔便运用他跨国公司老板的全部影响和威望插上一手。
他对军火商说：“我让你赚更多的钱，这批货我买下了。”
意想不到的竞争使阿尔及利亚人倒了霉。垂手可得的武器又从他们的眼皮底下失去。
不过，我们主要是通过在国外，即在西德、瑞士和西班牙建立自己的公司来垄断军火市场。那可不是些徒有虚名、招摇过市的冒牌货，而是货真价实贩卖武器的公司。当然，这些公司是用谍报机构的资金建立起来的，它们开列在诱人的商品目录上向人推销的各种武器都是由法国军队提供的。但是，这些公司营业的目的是坑蒙拐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只要顾客不是法国的敌人，这些公司，尤其是后来生意兴隆、实力雄厚的马德里公司，也完全按正常的经营方式向他们供应武器。然而，运送给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货物总是逃脱不了厄运。
后来，曾有人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贩卖毒品，我在下文将证明，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我承认，那些异乎寻常的军火市场的确是由我们第七处组织的。我还要说明，我们那些在国外出售武器的公司，它们的账目都是经过图雷尔财会处严格审核的。它们所赢得的利润自然都付给了投资者——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显合情合理、光明磊落的，因为我们的行动并非为了武装敌人，而恰恰是为了制止他们到别处去购买武器，以解除他们的武装。他们付钱购买我们的武器，但从来也没有拿到手。
尽管我最初不太乐意，我还是去见了旧货商帕斯基。我们依靠他直接控制了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武器的军火市场。要说我同他就象同贵人柴尔涅茨基一样趣味相投、心心相印，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今这个固执的矮子的形象仍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神色诡谲，一望便知是个“包打听”。此人生财有道，擅长用花言巧语招揽顾客。但当初他不过是一个走街窜巷推销报时钟的小货郎。
帕斯基并不到处乱撞，而是认准了自己推销商品的对象再登门。他相中的“目标”是宪兵队。他来到外省的一个小城镇，先去拜访少校或上尉的夫人，相机兜告货物。卖出第一台报时钟之后，他就跑到楼内各层，去敲其他宪兵夫人的门。谁敢拒绝购买女邻居刚刚买下了的东西呢？在家庭摆设方面，可不能落在别人后面。于是，各家各户都买了他的报时钟。
帕斯基走后，便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场面：宪兵队所有住户的房子里，从楼上到楼下，钟声汇成一片，仿佛十座大教堂的钟同时敲响了。
帕斯基后来当上了巴尔贝斯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他在那里和同事们展开了名副其实的竞赛。譬如，有哪一位倒霉的好奇者来到商场闲逛，他们就打赌让他买下他根本不需要的一套富有农家风味的饭厅家具。帕斯基赌起这个来是决不会败北的。一天，当他看到一对青年夫妇畏畏缩缩地走过来时，便事先招呼他的同伴：
“瞧着吧！我让他们俩买下那套胡桃木的卧室家具！”
一幕别出心裁的喜剧开场了。
“你们要点什么？”
“不。我们只是瞧瞧，太贵了！”
“有一样东西你们用正合适。可惜已经有人订购了。”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眼……”
“啊，那我得去问问经销主任。”
帕斯基假装跑去交涉，回来时满脸为难的神色。
“你们知道，这事可不大好办！得，就让你们看一看吧！”
“我们也就是想看一眼。”
帕斯基再次装着去和经销主任商量。然后，他兴高采烈地跑回来，热情地说：“你们可真有运气！”
最后，他进一步施展诱惑手段，终于让这对青年夫妇高高兴兴地买下了这套家俱。
“这套把戏每次都能成功！”他后来戏谑地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头头们这样说道。而那时，他已把当年招徕小顾客的手腕用来对付买军火的大主顾了……
不久，他开始独立经商，自负赢亏。他买进一批晒得发黄的美制伪装网。他把这些劣等货浸在一种化学溶液里，使它们的色泽鲜艳如新。他有一个朋友叫夏佩尔，此人在军队技术部门有熟人，帕斯基便通过此人将货物转手卖给驻在凡尔赛的工兵部队，但事成之后，他却将夏佩尔置之脑后。夏佩尔火了。他威胁帕斯基，并终于达到了目的。帕斯基把一辆崭新的四马力小汽车让给他，作为对他的酬谢。
帕斯基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和他的朋友蓬夏迪埃在法国北部盖了一座制造伪装网的工厂。他接受了军队的大批订货，其数量大得惊人，足以伪装沿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边界的整个莫里斯防线，还能伪装隐蔽那些巨大的白色储气罐。
帕斯基就是这样一个爱耍手腕、油头滑脑的人，但总的说来，他也是某种类型的爱国者。起初，当他还是个捡破烂的时候，他的朋友见他一大早就上街，便奚落他：“怎么，帕斯基，你去捡破烂？”
然而，矮小体弱、骨瘦如柴的帕斯基径自走他的路，一边悄悄地积聚钱财，一边冒着生命危险帮我们的忙。他是犹太人，因此，他欺骗阿拉伯顾客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阿拉伯人决不会饶恕任何背叛行为。
若没有帕斯基的才干、诡诈以及他在商界的各种关系，我们的马德里军火公司是建立不起来的，该公司日后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军火公司之一，先在比夫拉，接着又在中东做起了大宗生意。
惯耍两面三刀的帕斯基对我们是否忠诚呢？他是不是正在利用我们，搞他自己的什么名堂呢？我下令昼夜窃听他的电话。我发现，他没有向我们隐瞒任何事情，他对第七处的诚实堪称楷模。
这个满脑子生意经的人，虽然唯利是图，但并不需要我们为他花
一分钱。诚然，他能从依靠我们做成的交易中收取佣金，但也仅此而已。说到钱，倒是他在马德里和其它地方为我们局赚了不老少。
我预料，这种无偿劳动并非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总有一天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只是我还不清楚将来问题会以何种形式发生。不过，和帕斯基这样的人打交道早晚是要出事的。一天，当经常和帕斯基联系的特工人员跑来找我时，我意识到问题终于发生了。
他告诉我：“我刚从帕斯基那里来。他在税务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海关要他付四亿法郎……”
我惊讶地嘘了一声；“四亿？这么多！”
“是的，”特工人员回答道，“帕斯基对我说，如果强迫他付清税款，他就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
我接过话头说：“你瞧瞧！”
这样就轮到我活受罪了，帕斯基不是在威胁，他并不想对我们进行讹诈。他只是要我立即做出抉择。
他对我说；“我并不拒绝偿还部分税款，但要我全部付清，那不可能！帮帮我的忙吧！要不，想个办法让他们罚我一笔款了事！”
这家伙心里明白，他是我们对付军火交易的台柱子，马德里的军火公司没有他就玩不转，而且，我们的工作正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阿尔及利亚人已察觉到我们控制了法国的军火市场，于是转而求助于其它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军火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商人名叫乔治?普赫尔特，住在丹吉尔①。
在此之前，我曾设法让我的一个特工人员成为普赫尔特的心腹，这真称得上是个奇迹。这个德国人一心想弄到武器转卖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于是便上了我们的圈套。他打算向我们在马德里的军火公司购买大批武器。而在马德里，若没有帕斯基，我们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
帕斯基选准了这一时机跑来对我说：“要么免去我应缴纳的一部分税款，要么我就洗手不干！”
我把情况摆到局领导小组各位成员的面前。这些将军、上校都是局里的头面人物，他们同税务局从未有过任何纠葛，对于偷税漏税的龌龊勾当，他们同普通人一样，并不十分了解。
“诸位先生，”我对他们说，“349号特工人员曾为我们着手采取某某行动出过力，他现在要求……”
与会者哗然，他们彬彬有礼地表示难以置信。局长闪烁其词地回答道：“你去问问财务主任，看看他能帮点什么忙……”
办这样的交涉最使我恼火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走进我们“财政部长”的办公室，三言两语向他陈述了我登门拜访的意图，但我却没有向他透露提出要求的人的身份及其从事的话动。
①丹吉尔是摩洛哥的一座古老城市，位于非洲西北角从大西洋进入直布罗陀海峡的入口处，1962年起被宣布为自由港。——译者
因为，这些机密，即使象他这样重要的人物，也是不应该知道的。
福韦尔先生和蔼、慈祥地听取了我的汇报。他总是喜欢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看成是溜出家门的贪玩的孩子，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些“恶作剧”，破费了国家的大量钱财，而所得到的结果，他又不太清楚有什么重要性或者有什么用处。
他对我还是比较尊重的，因为他到任时，我已经在局里工作了。他翻阅了我的档案，觉得我和他一样，是一个国家官员，一个谨慎的坐机关的人，在一间挤满疯子的房子里，我是唯一结实的栋梁，在连续的清洗和动荡之中又总能幸免于难。可是他失望了，因为他后来发现，“小菲维尔”原来也是一个猛冲猛闯的人，只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而已。因此，我既是他的朋友，又常和他闹矛盾，因为我的鲁莽使他生气。
帕斯基事件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又一次站到了敌对的立场上。
福韦尔摆出一副温顺谦和的面孔，操着谁也模仿不了的奥弗涅口音，可他那老是挂在嘴边的刺耳话激怒了我。
他说：“你讲的事够叫人头痛的，我的小菲维尔。我真不明白，你们这帮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英雄竟然允许自己干预这类事情。”
作为一个固执己见、脾气暴躁的布列塔尼人，我反驳道：“我没有擅自干任何事情。我只是把问题实事求是地向你提出来。为了解决这件事，我们应该到财政部去交涉一下，但我不能自做主张，擅自前往。因此，局领导叫我来找你，我是以局长的名义来向你征求意见的。”
福韦尔先生被吓住了：“可是，事情牵涉到海关，我的小菲维尔。这样做会再次影响我们局的声誉。我费尽了心机才使我们局结束了行政和财务方面的混乱局面，挽回了我们的影响。而现在，你们居然要我为了一个偷税漏税的可恶家伙牺牲我们重新获得的声誉！”
我冷冰冰地打断了他滔滔不绝的争辩：“这么说，你拒绝帮忙喽？”
福韦尔假作恭维，做了一个息事宁人的手势。
“等一等，我的小菲维尔，别动肝火嘛，容我再考虑一下。”
几天后，他又把我叫了去。
“行了，我的小菲维尔，我想，能解决问题的人已经找到了。你到财政部去找主管商事诉讼的官员孔茨先生吧！”
我又火了。
“我忙得四脚朝天，白天黑夜地连轴转。我挑的担子那么重，事情那么多，连觉都睡不了，而你却要我去和别人磨嘴皮子，浪费时间！”
福韦尔生气了。他那张通常带着诙谐、温和神色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通红。
“菲维尔先生，我很乐意通知孔茨先生，告诉他你将去拜访他，但我决不会做更多的事情。别把我也搀和到你那些麻烦事中去！”
“我哪些麻烦事？福韦尔先生，这可是我们局里的问题，据我所知，你也是谍报机构的人呐。”
他霍地站起身来，冲我说话的那副愤怒神色真让我目瞪口呆：
“啊，不！菲维尔先生，我是财政部派来的。我是里沃利街①的人！”
他的傲慢使我懂得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时刻都有生命危险的特工人员和安然坐在办公桌前的财会人员混为一谈。我沮丧地回到处里，几乎想彻底撒手不干了。
“这事叫人伤透了脑筋！”我对处里的几个头头说。
我的主管行政事务的副手愿意辛苦一趟，他提议由他去见孔茨先生。但他又说：“不过，应该把事情向我交代清楚。”
如果我不愿意违反规定的话，那是无权向他交底的。为了安
①法国财政部所在地，人们往往以此称呼财政部。－－译者
全与保密，任何人都不能过问其他人负责的事情。我的大多数助手甚至都不知道有帕斯基这个人。对他们来说，这位商人只是个代号。有关他的一切都是机密。我是唯一掌握他的全部材料的人。
即使负责和他联系，每天都同他见面的特工人员也不清楚他的全部底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只得哑巴吃黄连，亲自到财政部去交涉，因为勒努瓦振振有词地一再催促我，因为我们不能够放弃一个如此宝贵的眼线，因为少了帕斯基，我们的军火交易科就有一半要垮台，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不知不觉就能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
于是，我来到里沃利街孔茨先生的办公室。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一个陌生人，这使我大为恼火，孔茨先生却满面春风，为能接待一位特工人员而喜气洋洋。
“啊！”他容光焕发，笑逐颜开，“我知道你要来。你所从事的是多么了不起的职业啊！”
“此话不假，”我对他说，“不过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请告诉我，有什么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坐掎挪到我跟前，准备洗耳恭听。
显然，我们的财务主任只字未向他提起事情的真相。这倒霉的差事便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是来为帕斯基的案子辩护的！”
孔茨先生从坐椅上跳将起来，好象有几个近视的斗牛士把他错当成一头可怜的公牛。
“什么？这根本办不到，亲爱的先生！”
“事情有这样严重吗？”
“岂止是严重！”孔茨先生连呼吸都急促起来，气忿地嚷道，“简直可怕至极！这个人欠了我们四亿法郎。”
顿时，我脸上也流露出愠怒的表情：“也许他欠你们四亿法郎，但他保护了我们四十多万人的性命，四十多万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士兵的性命！对我来说，这些被拯救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事情非常简单，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们就只好放弃帕斯基。那时候，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孔茨先生被我的激烈反应镇住了，他目瞪口呆地望了我半晌，然后，他向空中伸开双臂：“啊！谍报机构！”
我感到，他间谍小说看得太多了。在他的心目中，我们是流氓一类的人物，奢侈豪华，挥金如土。要是他知道我们领取多少工资，要是他知道福韦尔先生查账时如何吹毛求疵，那该有多好啊！他拿起内线电活，要通了商事诉讼处长，叫他差人把帕斯基的材料送来。不久，一个执达员捧着一大摞沉甸甸的文件夹走了进来。
“我就不让你翻阅这些枯燥无味的文件了，”孔菠先生说，“请允许我向你念一念最后这份综合材料。”
材料证明，帕斯基从来就没有纳过税，他进口、出口、贩卖、易货，却从未向国家缴过一个生丁①的税款。情节如此严重，使我凉了半截。但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能帮他点什么忙吗？”
孔茨先生睁大了跟睛。难道我还没有被明显的事实所折服？难道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还要固执己见？难道我蠢到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吗？
孔茨先生蒙是要把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打发走似的，毫不客气地回答道：“对于这样一桩公案，我根本不能做主，必须请示部长先生本人方能定夺。”
我站起身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请示部长。可我要向我的上级报告，我来这里进行的交涉失败了。你以蔑视的态度对待我的请求，那是你的自由，你有这样的权力。但是，请你相信，你因此要对国家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的脸刷地沉了下来，善意的微笑一扫而光。
①生丁是法国的货币单位之一，一法郎等于一百生丁。——译者
我回到图雷尔总部，没让人通报一声就推开了财务主任的门。我冲着他说：“你知道，我去见过你在里沃利街的那位同事了。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了无赖，以为我去交涉是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请你行行好，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并不想同帕斯基坐地分赃！”
仿佛我要他按动发射原子弹的电钮，福韦尔吓得蜷缩做一团。“我早就料到会遇上麻烦的！啊，我的小菲维尔，你这是干嘛呀？”
“我这是干嘛？福韦尔先生，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假如只有你一个人，我想，就可以关门大吉了！”
“火气别这么大嘛！”
我恼怒极了，转身走出办公室，‘砰”地一声带上了门。
八天后，他又打电话来找我：“喂，菲维尔，你可以再到里沃利街去一趟。问题已经解决了。”
孔茨先生的脸上又泛起了行政官员特有的微笑，但说话的声调却是酸溜溜的。尽管他不太情愿，但还是办完了最后的手续。
“行了，如果受你保护的人……”
“孔茨先生，没有谁受我的保护。你是说帕斯基先生……”
“如果受你保护的帕斯基先生以罚款了结的方式向我们缴纳应付款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一亿法郎的话，这件事就算结案了。”
我召见了帕斯基。我把由于他而受到政府官员如此凌辱的忧伤和恼怒都发泄在他的头上。那些官员对谍报机构令人精疲力竭而又十分危险的工作以及谍报人员僧侣般的生活丝毫也不了解。
帕斯基缴纳了罚金。他看到买卖的油水会越来越大，于是便以十倍的热情和我们重新携手，合作共事。
靠着我们的帮助，帕斯基成了冲伯的朋友、至交和最大的武器供应商。事情是在加丹加开始的。我们当时的局长格罗森去见戴高乐，向他呈递一份关于原比属刚果1960年6月非殖民化后国内形势的报告，还特别向他谈到刚果矿产最丰富的加丹加省——那里蕴藏着铀、铁和铜——于同年7月1日脱离刚果一事。
将军听后低声嘟哝道：“格罗森，这么说，冲伯挺值得注意，是吗？”
“当然，将军！”
“应该帮助他！”
“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将军！”
“很好，格罗森，很好。”
这意味着国家最高级领导向我们开放了绿灯。为了同和奥波德维尔中央政府和联合国军相对抗，冲伯需要什么呢？他需要武器、军事装备和教官。从美国到比利时，大多数国家都拒绝帮助他，戴高乐则又一次单枪匹马独自行动，把赌注押在制造动乱的冲伯身上。
如何采取行动就是我们的事了。我们在马德里的军火公司的老板帕斯基同冲伯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一位决定为加丹加效劳的比利时军官米歇尔?德克拉兰斯举行了谈判。在我们的监督之下，帕斯基将向加丹加宪兵提供全部军服。冲伯要求他为加丹加宪兵提供的制服，采用法国国民别动队服装的式样。但是，冲伯强调说，订做的服装上还要加上镀金的装饰以及表示军衔的条纹。
加丹加宪兵的所有作战部署都是由格雷罗上校拟定的。他是我们军火交易科的一位军官，曾指挥过摩洛哥土籍部队。我们通过在瑞士的一家公司向加丹加提供迫击炮、步枪和军用车辆。这家公司是我们专为供应加丹加而设立的。有了戴高乐将军的指示，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将军称之为“那玩意儿”的联合国以及后来因飞机失事惨死在刚果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放在眼里。
冲伯购买大批军用物资并不缺乏资金，他有的是钱。这个日后被人称为“钱柜先生”的冲伯，背后不是有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①在支持他吗？一天，他在日内瓦召见两个受我们控制的军
①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当时控制了比属刚果的全部经济命脉。——译者
火商，向他们订购价值五百万美元的货物。他在贝尔格旅馆下榻，为自己和到处跟随着他的信宠们租下了整个一层楼。他要求我们的两位代理人当天晚上就去见他。
“支票我已签了字，”他说，“我预先向你们支付现金。”
两个法国人来后，冲伯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并给他们斟上了香槟酒。
“支票已经开好了，”他对两人说，“在我的财务官手里,他今晚应该到这里来的，可能有事情来不了了。对不起，明天一定给你们。”
第二天，人们听说，冲伯的那位财务官，一个黎巴嫩人，偷偷地用支票将钱取出来塞进自己的腰包，乘飞机跑到南美去了。冲伯连眉头也没皱一下，又另签了一张五百万美元的支票。冲伯尽管有钱，有武器，有宪兵，还有法国、比利时军官作为军队的骨干，但还是打输了第一场战役，暂时退出了“赌场”。
然而，他和帕斯基却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两个人继续在一起做生意。帕斯基一面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房产部门为冲伯投资，一面仍然在刚果为我们效劳。
尽管加丹加丢了，我们并没有放弃刚果。我们根据同样的原则支持那些崭露头角的政界人物：蒙博托、阿杜拉、卡隆基。法国官方并不出头露面?却通过谍报机构，主要是通过第七处，间接地给他们以支持。凡是在我们寄予希望的黑人领袖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以后，巴黎才正式向他们表示关怀。在此以前，得由我们去火中取栗，而且栗子还往往烧得滚烫，
为了装备蒙博托新建的空军部队，帕斯基向伊朗购买了一批DC-3和DC-4飞机。当他把飞机运到扎伊尔时，当局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飞机象是接受检阅一样，一架挨一架地排列在金沙萨附近的一个机场上。
为了做成这笔买卖，帕斯基可没少劳神费力。这批飞机的要价无疑是很高的。但他为了获得订货，曾慷慨解囊，私下进行了贿赂。蒙博托的两位部长接受了他馈赠的奔驰牌轿车。
那天在停机坪上，蒙博托的一位身材魁梧的部长仔细察看着飞机，明显地流露出满意的神色。然而，仪式刚结束，平地刮起了一阵非洲特有的狂风，飞机互相碰撞起来，有的被撞翻了，有的碰裂了机身。威武雄壮的飞机须臾之间成了一堆废物！
蒙博托拒绝为这批损坏了的飞机付款，他申明，飞机运到金沙萨时就已经破烂不堪，他一分钱也不欠卖主，他没有勒令卖主赔偿损失就算是客气的了。帕斯基呼天唤地，央告买方付款，结果被人当作恶棍扔进了马卡拉监狱的地牢里。
我们决不能让一位忠于职守、对我们如此宝贵的特工人员在狱中捱天度日。我们要设法让他越狱，办法是贿赂看守，让他从监狱的大门出来。当时，这种做法在金沙萨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得为他花一万美元。这笔钱应该通过法国的外交邮袋送至布拉柴维尔，但却迟迟未见进去。我们在当地的一位特工人员，联合海空运输公司驻赤道非洲总代表，向我们提供了一部分钱作“赎身金”，才救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在此期间，一位为我们工作的瑞士律师去见金沙萨预审法官，私下要求法官把犯人的护照借给他用几天，
“可我不能这样做呀！”法官说。
律师把一个装有三十万法郎的信封向扎伊尔法官面前一推，后者便满脸堆笑，把护照递给了他。
“不过，律师先生，你得发誓把护照归还给我！”
“一言为定！”
瑞士人没有失信，但是我们还给法官的是一份假护照。法官一点也未生疑。他叹了一口气，又开口向日内瓦律师索要三十万法郎：“你知道吗，我儿子就要结婚了。我想送他一支漂亮的步枪和一些小玩意儿……”
帕斯基得救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在马卡拉并没有吃苦头，狱卒们确信能捞到不少美元的外快，便对他尽心侍奉，关怀备至。
他和一个身材高大、胖得发愁、但却讨人喜欢的比利时商人蹲在同一间牢房里。深夜，行动的时刻到了。我们乘坐船尾装有发动机的独木舟来接帕斯基，以便渡过刚果河，前往布拉柴维尔。骨瘦如柴的帕斯基把他那位臃肿笨重的难友也给带来了。在此人的重压下，我们的小舟开始摇晃起来，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刚果河的急流里布满了漩涡，水势十分险恶。对它必须非常熟悉，才渡得过去。在我们渡河的地段，河面特别宽阔，水流湍急，令人咋舌。对直横渡毫无可能。千百次横渡刚果河的黑人和勇敢涉水的牲口都是绕道斜渡的。下游十公里处，朱埃瀑布奔腾吼叫，瀑布周围的沙滩上憩息着懒洋洋的鳄鱼。几天前，我眼看着一条鳄鱼活活吞噬了一个小孩，却无能为力，难以相救。
对付这条河流，必须斗智，从横的方向去制服它，特别是要有一台好发动机，才能驶抵布拉柴维尔。然而，在那天晚上营救帕斯基的冒险行动中，我遇到了什么情况呢？船驶到刚果河的正中心，发动机突然出了故障。响声招来了扎伊尔的水上巡警队。双方枪击一阵后，胆怯的黑人撤退了，事不宜迟，必须赶快过河。
然而，我们的船却愈发难以驾驭了。朱埃瀑布的哗哗响声越来越迫近，真叫人心如火焚。那位比利时大胖子占去了半条船的位置，给航行操作增添了困难。
眼看我们就要到达彼岸，却又被卷进了另一个“看不见的漩涡”之中，险情比湍流更加令人惊骇。我们的船像被粘住似的在水面上就地打转。这是因为无数纤细的水草葛蔓织成一副不祥的罗网，把我们的船身缠住了。我们一边拼命地划桨，一边挥刀向那些如同沉溺者臂膀一般死死缠住我们不放的长长的水草砍去，企图开辟一条道路，摆脱险境。
原来，我们遇上了大片“水风信子”。这种称作“水风信子”的是一种水生植物，生命力极其旺盛，只要有几颗种子，几株幼苗，它就会快速地繁衍开来。
我们的船在水风信于堆里急速旋转。我为了摆脱险境而拼命搏斗着。但正在这时，我的脑际突然浮现出一种奇特的想法，久久不肯离去。
自从1956年我们对苏伊士运河的远征失败后，我就接受了局领导的命令，研究能够使运河瘫痪的办法。
在英法联军登陆时，我曾两次到过苏伊士。第一次是在发起进攻的那一天。我带着从第七处挑选出来的伞兵小组，去摧毁埃及的汽油库，并侦察那里的地形。
第二次是在我们的部队上船撤离时，我独自一人在空旷的战场上来回奔跑，寻找部队丢失在埃尔汉克附近的一种秘密武器-安装在反坦克火箭筒上的红外线瞄准镜。
埃及始终是我的一个目标。我依靠为我在开罗工作的一个瑞士摄影师，弄到了阿斯旺水坝所有要害部位的照片。然而，我在写给局长的一份报告中却反对采用爆破办法摧毁水坝，因为水坝是由夯实的土堆筑成的庞然大物，炸药摧毁力再大，也只能炸毁水坝的外层。
必须寻找其它办法迫使这个公开支持和武装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国家就范。那天我在刚果河上，突然计上心头，有了能够改变一切，使纳赛尔束手无策的办法。我为了自己以及帕斯基和他的比利时难友的生命正在同水风信子搏斗着，而这种水生植物不是恰恰可以用来对付埃及吗？随着每一秒钟的流逝，瀑布溅落水中的声音更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当小舟冲破重重险阻，终于抵达彼岸时，我们离瀑布只有二百米远了。
我一回到巴黎，就请求局领导召开小范围的会议。我带着尚未平息下来的激动心情，提出了我的建议。
我说：“请拨给我三架DC一6飞机。我把它们带到布拉柴维尔，然后，我们就去朱埃瀑布附近割水风信子，尤其是要带籽的。每架飞机装十二吨。我们再驾着飞机把水风信子尽数倾入苏伊士运河南端的苦湖中，你们瞧着吧，不用多久，苏伊士运河就将变成一片无法通航的死水。这个办法，既简单，又不花钱，还没有任何危险……”
局领导被我的想法吸引住了，决定加以考虑。几天以后，又对该计划进行了讨论。专家们认为：“这确实是一条妙计，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苏伊士运河彻底瘫痪。可是，如果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我们需要重新开放运河的话，又有什么办法除去运河里的水风信子呢？”没有办法，确实没有。半个世纪以来，比利时人企图从刚果河中除掉这种水草，结果却是枉费心机。
彼德罗在丹吉尔
每当我看到电视连续剧《完不成的使命》的一个片段时，我就会想起彼德罗。我是采用和电视片中相同的办法，根据照片上的模样选中他执行一项任务的。人们记得，在电视片中，每次行动之前，行动组长都要翻阅一本“像册”，根据各人的相貌，以往的功绩及各自的特长遴选他所需要的特工人员，而其他条件较差，不适宜去完成任务的人，则被淘汰。
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丹吉尔港这个地痞流氓，走私犯和在逃的黑手党人①麇集之地，乃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购买军火的主要场所。要打入这个天地，我不能选派一个仪表堂堂，发式讲究、毕业于综合工科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②的小伙子。我需要一个能够混迹于“狼群”的人。他的外形要适合他将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要有一付强盗嘴脸。倒不一定是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粗鲁汉子，但应该是一个迷人、洒脱、狡黠，既能令姑娘们倾倒又能为黑社会接纳的盗贼。
在一大堆照片中间，我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我怎么没有想起他来呢！”我自言自语地说，“彼德罗去正合
①黑手党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后发展到美国，成为一种秘密犯罪组织，——译者
②综合工科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是法国的两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专门培养高级技术人材和行政官员。——译者
适！”
彼德罗下巴削尖，面孔微陷，从左太阳穴到下巴颏儿有一道长长的刀疤，目光时而温柔体贴，时而令人生畏。他和电视片中的主人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人都粗犷膘悍而又风流倜傥。
为了加深印象便于记忆起见，我把照片背面的几行字又念了一遍：“马科?卡尔维特，又名彼德罗，原外籍军团军士，在朝鲜和印度支那作战十五年，战争给他留下了那遭惨白的长长的刀疤；原籍西班牙卡塔卢尼亚，能操一口熟练的西班牙语和英语。”丹吉尔是一个国际港口，要在那里站稳脚跟自由行动，就必须掌握这两门语言。
此外，马科对情报工作已颇为熟悉。1954年，外籍军团安全局的负责人让他离开部队，并建议他去阿尔及利亚南部的艾格瓦特开设汽车加油修理服务站。
“可我不想离开军队啊！再说，我也没有钱！”马科表示说。
上司告诉他，并不是真的要他离开军队回去当老百姓，至于开设汽车加油修理服务站的经费，会有人向他提供的。外籍军团安全局指望他在那里监视军火走私商从利比亚和突尼斯通过撒哈拉沙漠的小道、用骆驼和卡车运送武器的整个活动。马科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直到走私犯识破他的庐山真面目时为止。
为了使他能继续在其它地方开展活动，外籍军团安全局想出了一个可以同间谍电影中的情节媲美的办法。一天，有人在阿尔及尔港口捞起一具尸体。死者是被匕首刺死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当局宣布，死者身份已经查明，是原外籍军团军士马科?卡尔维特，可能是在一场斗殴中被杀死的。
于是，马科摇身一变，成了彼德罗。他是为各军事情报机构效劳的，但却提出要求，想到第七处来工作，想到第七处来的并不只是他一个。提出申请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知道我们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我们干些什么，但是对于我们的行动，人们却交口称誉，赞叹不已。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接纳新成员的会议上，总把我们树为榜样，所有迷恋谍报工作、性喜冒险的人都希望到我们处里来。
因此，我召见了彼德罗。他是我完成预定计划所需要的理想人选。此人瘦小精干，皮肤黝黑，步履轻捷，多疑而寡言，活象个摩尔人，颇有点美男子风度。况且，他在军队里还当过报务员，会使用收发报机。他确实具备完成任务的全部条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特工好手。执行任务前，我让他接受了一次突击训练，背熟我们的密码。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最后的考核。心理技术专家也说他性格稳定，精神平衡，值得信赖，而且是一条真正的硬汉子，不会因为情场上的风波而栽跟斗。
彼德罗临行前，我向他交代了他工作的重点对象的情况，就是那个出生在拉脱维亚的德国人——乔治?普赫尔特。1948年，普赫尔特移居丹吉尔，还带来了一条小型拖网渔船“红色巫婆号”。起初，他专门走私美国香烟。此人野心勃勃，希望在北非市场上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便开始做起军火生意来。开始，他向反对法国的摩洛哥叛乱分子提供武器。随后又向突尼斯人提供武器。而现在，经老顾客热情介绍，他又在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效劳了。他的船队新增加了五艘，特别是增加了几艘快艇。这些快艇航速高达四十节，能够甩掉缉私船只的追踪，把货物卸到荒无人烟的海滩上。还有一些退役海岸巡逻艇也加入了他的船队，从事走私活动。
彼德罗带着发报机来到丹吉尔。一抵达目的地，他就想在城外俯瞰海湾的高地上找一座别墅住下来，以便随时能用望远镜监视来往的船只。他找到了一幢房子，离普赫尔特的豪华住宅不远，位置比他想象的还要好。从屋顶的平台上，可以观察德国军火商家里发生的一切。在军火商的内院里，一个年轻美貌的棕发女郎在懒洋洋地晒太阳。彼德罗根据我们给他看过的照片，认出她就是普赫尔特的女儿玛丽娜。彼德罗的任务就是勾引这位女郎，设法通过她接近德国商人，同商人结成莫逆之交。
彼德罗毫无顾忌地把天线架在别墅的屋顶上。没有人会因此对他产生怀疑，因为这个城市里充斥着外国人、走私犯、掮客、同世界各地都有联系的大商人、流亡的政客、暗藏的恐怖分子，甚至于间谍特务。像他那样的天线，真是不计其数。万一有人找他的麻烦，他也可以说，他酷爱音乐，常常收听世界各地的音乐广播。我们在弗施罗尔监听中心非常清晰地收到了我们的“音乐迷”发回的最初几份电报。丹古尔实在是特工人员活动的理想场所，那里的电离层特别有利于秘密电台播音和发报机电波信号的传播。
彼德罗开始在丹吉尔城堡周围闹市的小巷里转悠开了。他双手插在裤兜里，就像本地人那样轻松自在。他在法兰西广场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喝咖啡时，结识了几位朋友，并表示愿为他们帮忙。
这个小伙子天生好鼓捣，他既乐于助人，又样样精通，比如修理个马达什么的。若是哪位海员病倒了，他不用央告就会跑去顶班。再苦再累的话他也不怕。他随时都能到船上去帮着卸货，搭上一把手。他麻利能干、谨慎稳重，这都是为黑社会所赏识的优点。走私贩子、地痞流氓、拉皮条的和扒手小偷们很快就让他进入了他们的小圈子。没过多久，他在海港就成了大家所熟悉的人物。每天上午九点钟光景，他都跑到弗尔梅街一带去溜达。普赫尔特的“阿斯特拉马尔进出口公司”办事处就设在那里。这家公司是他为掩护其真实活动而建立的。彼德罗留神注意着普赫尔特走出门来。他远远地跟着这位德国商人。普赫尔特臃肿不堪，红通通的脑袋直接安在粗大的躯体上，胖得连脖子都没有了。
他定期到港口视察他的船只，扯着嗓门向各位船长发号施令。他的船队名义上是捕捞龙虾的。船队返航时也确实是满载而归。但实际上，普赫尔特的快艇是在公海上同装运走私物品的海盗船只碰头。走私物品包括：削价三分之二的美国香烟、威士忌，机床、金条、光学仪器和照相机。最近一个时期，军火成了主要的走私品。货物在公海上交接，这样就能躲避海关的检查。然后，普赫尔特的快艇满载走私物品，直驶摩洛哥海岸某些人迹罕至的海滩和小湾，货物在那里卸下并隐蔽起来。返回丹吉尔港之前，普赫尔特的船队再从当地小户渔民那里买下成筐的龙虾装到船上，就有点像一无所获的猎人在回家之前向别人购买猎物一样。
昔赫尔特清楚地知道，丹吉尔当局了解他的底细。但只要他不被当场抓获，别人就奈何他不得。由于他的快艇总能够甩掉西班牙、摩洛哥和法国海关在这一带海域的缉私船，他那“抓不住的走私贩”的名声便越来越响了。
中午十二时整，普赫尔特到明扎旅社的酒吧间和他的女儿玛丽娜会面。这是丹吉尔的一家高级旅社，正门朝自由路开着，并不十分起眼。然而，在它那宽敞的内院里，却棕榈掩荫，平台处处，喷泉溅珠；游泳池的一洼碧水映入眼帘，宛若抄漠中清凉、宁宓的绿洲，令人心旷神恰，留连忘返。彼德罗成了这里的常客。
他在普赫尔特女儿的面前，总是彬彬有礼，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向她致意，微笑，有时寒暄几句，但却并不走近她的身边。在彼德罗动身之前?我们同他一起周密地制订了引诱玛丽娜的计划。
彼德罗必须想尽办法，使德国女郎真的对他产生好感，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激起她的诚挚的爱情。我们叮嘱他，要通过他庄重的举止，本人的才华和神秘莫测的风度，博得德国女郎的敬重和欢心。
玛丽娜和彼德罗之间的关系渐渐融洽起来。他们在海滩上约会。纯朴的爱情与日俱增。玛丽娜从不向她父亲隐瞒什么，她向父亲谈了这个年纪略大、体格健壮、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谨慎小心的普赫尔特进行了调查。他所了解到的有关彼德罗的一切都使他放心，我们的这位特工人员成功地为自己涂上了一层完美的保护色，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单枪匹马的冒险家，一个碰运气的旧军人的形象。象普赫尔特那样贪婪冷酷的人，是不愿意让女儿找一个毛头小伙子的。他赏识彼德罗的坚定、狡黠和隐秘。他甚至认为，彼德罗可能成为他的合作者。普赫尔特常常外出旅行，临行前便要求彼德罗照料玛丽娜。他知道有人保护他的女儿，就感到更加放心了。
他毫无隐瞒地向彼德罗透露说：“我受到了威胁。有人把一些小棺材寄给我。法国的谍报机构想吓唬我，让我打消和阿尔及利亚人合作的念头……”
普赫尔特那双陷在堆满脂肪的眼窝中滴溜溜乱转的鼠眼突然盯住了彼德罗。
“对了，你是法国人……”
彼德罗做了一个表示轻蔑的手势，打消普赫尔特的顾虑。
“在我血管里流着的，首先是西班牙血液。再说，最使我感兴
趣的，是别人给我出的价钱……”
彼德罗说，他通过在马德里当商人的朋友，保证能够买到一批口径为9毫米的崭新的德国冲锋枪。
普赫尔特竖起了耳朵，急切地探询：“能买多少？十来支？”
彼德罗耸耸肩膀说：“你要愿意，就买它一千支！”
“好！拍板成交吧！”德国人应声管道。他对玛丽娜的这位朋友愈加敬重了。
其实，彼德罗只不过是按照我们事先制订的骗取普赫尔特信任的计划行事而已。那批冲锋枪将由我们在马德里的公司提供，五美元一支，价格之低廉足以击败任何竞争者。德国人喜出望外，上了我们的钩。他转手以每支一百二十美元的价格将这批冲锋枪卖了出去，包装费和运输费尚不计在内。这笔生意使他捞足了油水，心情十分舒畅。彼德罗深受他的信赖，从此以后便掌握了他的全部活动，知道他接触哪些人，谁是他的供应商，谁是他的主顾，甚至事先就能获悉他在欧洲旅行的行踪及其船只的话动情况。普赫尔特和玛丽娜，尤其是后者，对他毫无隐瞒，向他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情报。有了这些情报，我们就可以控制、阻碍、搅乱并最后切断“费拉加”的武器供应。任何情况都逃不过彼德罗的耳目，他如实地将一切情况用密码报告给我们。
每当普赫尔特来到欧洲大陆，在日内瓦、法兰克福或汉堡会见客户时，我们总是派人跟踪他。这样，我们在1956年6月底发现，汉堡港有很大一批军火要装上普赫尔特的“红色巫婆号”渔船。
然而，这艘船的续航时间足以摆脱我们的追击，而船上的军火一旦送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战士的手中，就可能使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炸沉“红色巫婆号”渔船，但我们不能在汉堡炸船，以免引起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同的外交纠纷。我们必须趁普赫尔特的渔船中选在丹吉尔停泊时抓住时机下手。
我要求彼德罗一发现“红色巫婆号”渔船进入丹吉尔港就立即通知我们，但我没有向他解释我们对这条船表示关注的理由。因为，我坚持只让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知道尽可能少的情况。为了实现炸毁渔船的计划，我同行动处进行了联系。行动处是秘密战中专门从事这类活动的机构。对这个处的每个军人，我都是非常钦佩的。我曾多次同他们一道，在他们的塞尔克特基地接受训练，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但是，行动处的人往往过于胆大，以至于显得有点鲁莽。他们沿袭了第二次世界大成中别动队的行动方式，习惯于明目张胆的奔袭。他们往往缺乏于我们这一行的基本素质：不为人所注意，不留任何痕迹，严格按秘密工作者的准则进行活动。
“红色巫婆号”己经进入丹吉尔港，决定性的时刻眼看就要来临。正在过时，行动处处长鲁西亚上校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他说话的声调流露出惊慌不安：“我派了七个人，已经到达现场……”
“炸一条船就派七个人？于吗不派一个海军师去呢？”
我的讥讽使他感到极不自在。在我看来，派两个人去就绰绰有余了。可是，人海战术已经成了行动处的传统。
鲁西亚又说：“麻烦的是他们没有炸药。”
“什么？去了七个人，却投带炸药？”
时间已经是上午九点了。怎样才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躲过海关和警察的检查，把炸船所需要的炸药送到丹吉尔呢？如果今天白天送不到，“红色巫婆号”明天就可以平安启航，它那一船能置法国士兵于死地的货物就将运抵目的地。人们又一次指望我来摆脱由于局里的工作缺乏远见、缺乏协调和疏忽大意而造成的困难局面。为此，我不得不让我的一个最好的合作者、一个普普通通的联络员、一个过着恬静生活、值得羡慕的老爹，去冒极大的危险。
“把雷蒙?杜埃给我叫来。”我对女秘书说。
这位航空邮运公司的老前辈和他的老板迪迪埃?多拉代表了整个一部史诗。他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雷蒙?杜埃已年满花甲，为人谦逊、朴实，很晚才当上父亲：六个孩子都还年幼。作为法国航空公司负责北非地区业务的首席监察员，他无需作任何解释，就能够搭乘公司的任何一架飞机，他的提包都是自己随身携带，从不登记，也不受检查。
每到一地，他总是受到机场领导客客气气的接待，并且不必办理任何海关、安全和边防手续就可出机场。只有他才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把炸药送去。
“你们有飞丹吉尔的班机吗？你能不能带着这包东西马上到那儿去一趟？”
“事情这么紧急吗？”
“是的，杜埃先生。不过，我要告诉你，你可以答应，也可必拒绝。”
我生平第一次把惯有的审慎抛到脑后，我觉得必须把事情的
全部真相告诉这个正直而勇敢的人。
我告诉他：“这个包裹装的是炸药和一个引爆装置。必须把它送到丹吉尔，交给那些等着用它的人。所以说，这个任务是很危险的。”
“你认为我是唯一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人喽？那么，请把包裹交给我，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他脸上带着诙谐的神情又问：“万一有人问起我带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说呢？”
我用同样的语气告诉他：“就说是砂糖。”
在飞机上，机组成员恭恭敬敬地请杜埃到驾驶室就坐。他若无其事地将提包放在膝盖上。1956年7月2日，也就是第二天的下午，彼德罗在望远镜里注视着“红色巫婆号”启航。他看到普赫尔特的渔船缓缓地向远方驶去。正当渔船加速，开到八节的时候，一声巨响，船身被炸成了两截。方圆几公里之内都能听见爆炸声。普赫尔特冲到码头，眼巴巴地望着他的渔船迅速沉没。渔船带着满舱的武器弹药在大海上消失了。
在图雷尔总部，众人额手称庆，皆大欢喜，我却不愿分享快乐。当然，我们是成功了，但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啊！有多少特工人员不必要地冒了极大的风险才艰难地完成了这次任务？我不会忘记，在最后一刻，我们几乎功败垂成。多亏杜埃老爹这位勇敢的文职人员，我们才摆脱了困境。可我却—直没有能够使他获得荣誉团勋章。“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告诉我，“他又不是预备役军官！”行动处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机构，但却不适宜于搞特工活动。
那天，我发誓再也不在如此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了。对普赫尔特来说，“红色巫婆号”的沉没不啻是命运给予他的一次沉重打击。但他并不气馁。
“我亲爱的彼德罗，”他宣称，“我要更加起劲地干下去。”
他丝毫也没有怀疑彼德罗参与了炸毁这艘渔船的活动，他悄悄告诉彼德罗，他刚同阿尔及利亚第五省的头子布苏夫进行了秘密会谈。第五省叛乱分子的主要基地设在摩洛哥的纳祖尔地区。
布苏夫怂恿他向正在组建的阿尔及利亚军队独家供应武器。阿尔及利亚人需要大量武器。为了开辟武器的来源，普赫尔特外出更加经常，活动也更加频繁了。他加快了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交货的速度，我们也加紧了反击。普赫尔特的“台风号”，“西罗哥号”、“阿特拉斯号”……一艘接一艘地被炸沉海底。
但是，阿尔及利亚人向普赫尔特提供了巨额资金，到1958年4月，他实际上已成为阿尔及利亚人的军火部长。
他私下告诉彼德罗：“他们要求我装备他们的所有部队，让他们使用同类武器，以便简化弹药供给的问题。”
在普赫尔特那张胖脸上，双目闪闪发光。这个四处飘零、无法无天的德国冒险家，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即将出现的祖国，他渴望在那里行使一部分权力。
“布苏夫答应独立后由我担任海运部长。我熟悉航运业务，可以负责整个对外贸易……”
“你就不怕法国人的威胁？”彼德罗故意问他。
普赫尔特做了一个手势，满不在乎地答道：“那太可笑了！阿尔及利亚人是会确保我的人身安全的，他们太需要我了，我每次出门，都会有保镖跟着。”
所有这些情况，彼德罗都象往常一样，准确地，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我们。
不久，我突然有一种不安和不祥的感觉，因为我发现，彼德罗报回的消息开始变得含混不清。他有时在电报中忽略了某些他应该掌握的细节，也不再向我们报告普赫尔特船队的全部活动情况了。再不，当他向我们报告有一艘满载武器的轮船正在进港时，实际上那条船却已经启锚开航。
在丹吉尔，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在考虑对彼德罗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前，我决意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首先把马德里活动组的一个特工人员派往丹吉尔，他的任务是观察并研究彼德罗的举止行为。彼德罗显得心神不宁，局促不安，对于向他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我未能掌握更多的情况。或许，女人能较容易地窥破他内心的秘密。于是，我又把平时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当护士的一个女特工人员派往丹吉尔。她摸清了情况，带着“诊断”结果，回到了巴黎。
她报告说：“彼德罗真的爱上了玛丽娜，双方正在热恋之中。我看到他们象一对情侣那样卿卿我我，在一起散步。彼德罗想必是悔恨自己不该间接参与使普赫尔特陷入困境的活动，他想保护情人的父亲。”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爱情与职责之间的冲突。这种感情若是发生在一个肩上不负重任的男子身上，或许会感人肺腑，他内心的痛苦也不无高尚之处。但是，我们正在阿尔及利亚向一个死敌进行斗争。彼德罗向我们隐瞒有关普赫尔特的情报，就是间接帮助他向“费拉加”提供军火，使法国士兵的生命受到威胁。
在一次各科科长参加的特别会议上，我提出采取我认为是必要的措施。
“我非常遗憾，”我说，“但是，必须除掉彼德罗。我将亲自到丹吉尔去处决他。”
要掩饰他的失踪并不困难。人们只知道彼德罗是个小商人。他在阿尔及利亚曾经假死过一次，这次真正死去就会被说成是宿敌下手的结果。
可是，我的一些同事反对采取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他们惊叫道：“彼德罗过去可没少帮我们的忙啊！说不定他还能振作精神，将功补过。”
我不赞成他们这样豁达大度，但我还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给彼德罗最后一个赎罪的机会。
彼德罗被召回巴黎，我们询问了他。还算不错，他没有试图回避。他向我们彻底坦白了。他承认出于爱情而玩忽职守，而且认为自己今后不配在处里工作了。
在普赫尔特成为阿尔及利亚人的特殊伙伴的严重时刻，在我们最需要彼德罗的当口，他动摇了。今后如何对付那位军火商呢？谁去顶替彼德罗呢？我们发现，尽管彼德罗没有忠于职守，他仍然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他在丹吉尔活动了三年，赢得了普赫尔特的绝对信任，并且博得了他女儿的青睐。我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即使彼德罗表现得焦躁不安、痛苦万分、令人难以捉摸，对于我们却仍然是有用的。
首先，我们可以想方设法把他控制得更严些，把他紧紧抓在手里。我们可以根据“长线控制”的原则，派人同他一道前往丹吉尔，负责对他进行监视。退一步讲，就算他能摆脱我们的控制，那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他把一切都告诉玛丽娜的父亲吗？这反而可能带来好的结果。普赫尔特一旦发现四处都是陷阱，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也许会从此洗手不干。如果彼德罗把发报机和密码也交出去呢？那也无关紧要，密码可以迅速更换。我们只是最终失去一个已经不太可靠的特工人员罢了。
然而，彼德罗却拒绝返回丹吉尔。他说，他再也不能欺骗他的心上人了。他宁愿从此不回丹吉尔，从此不见玛丽娜。看来，这个人重感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不能继续使用他，于是，我们就把他调到了另一个处去工作。
我们放弃了彼德罗，又不可能另起炉灶，再花很长的时间骗取普赫尔特的信任，但却必须很快地采取行动，这就迫使我们改变策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能使普赫尔特停止活动，那就是坚决把他干掉，我们征得政府的同意，决定从肉体上把普赫尔特消灭掉，让－皮埃尔?勒努瓦将亲自指挥这项行动。普赫尔特现在很少回丹吉尔，园此，我们没有选择丹吉尔作为下手的地点，而是决定在民族解放阵线“军火部长”新总部的所在地法兰克福采取行动。
法兰克福这座巨大的商业城市成了军火商、阿拉伯客户、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官员聚会的地方，成了欧洲大陆上进行军火交易的主要场所。那一笔笔生意都是在著名的国际博览会大厅或附近的酒吧间里谈判成交的。我们在法兰克福建立了用来掩护我们的特工活动的公司，安插了“管子工”小组。勒努瓦假扮成一位军火商，在城里最好的旅馆“法兰克福田庄”中租了一个大套间。他的房间正好紧挨着阿尔及利亚第五省叛乱分子头目布苏夫的代表布马扎的房间。这家旅馆中，负责接待的人和其他一些雇员都是我们的人。当布马扎、他的助手和前来拜访也的客人不在屋里时，我们可以随意进去把摊开着的文件拍成缩微胶卷，并在屋子里安装窃听器。
在电梯里，在大街上，在法兰克福博览会，普赫尔特和勒努瓦相遇不下上百次。他们甚至谈过生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买卖。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人却一个是猎人，一个是猎物。
正在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难以逆料的事情，它足以打乱最周密的计划。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由于行动处的某些人泄露了机密，在巴黎负责一些无关紧要工作的彼德罗得知局里已经下达了处决普赫尔特的命令，几天之内，也许几个小时之内，普赫尔特就将被暗杀。
在某种激情的驱使下，彼德罗登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行前，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新上司和第七处的人也都不知道。彼德罗置一切禁令于不顾。他一下飞机，就跳上出租汽车，直奔林登街3号普赫尔特的住宅。
玛丽娜打开门，惊叫了一声：“被德罗！”
她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彼德罗了。他没作任何解释便销声匿迹，离开了丹吉尔，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盼望能听到彼德罗的消息。她不太明白是怎么一同事。她以为再也见不到彼德罗了，便跟随父亲来到法兰克福?现在，彼德罗事先未打招呼，就突然冒了出来，站在她面前。他的神色焦虑不安，目光迷惘呆滞。
“快！”他对玛丽娜说，“情况很紧急。你父亲在哪儿？”
“我父亲？他现在可能在巴伐利亚餐厅谈生意呢……”
未等她把话说完，彼德罗就转身走了。他瘦狼似的身影钻进了人群。他低着头，快步走着。忽然，他抬起头，楞住了，普赫尔特就在他跟前挪动着笨重的身躯。他急忙叫了一声，普赫尔特转过身来。
“彼德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有话跟你说！”
普赫尔特转动着他那双疑惑的鼠眼，仔细地打量彼德罗。他注意到，这位昔日混迹于丹古尔黑社会的小浪荡汉突然变得异常急躁不安，神情十分古怪。再说，这也不是重叙旧情之处。
“对不起，”他打断彼德罗的话说，“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去闲谈过去的事情！”
“可你一定得听我说，”彼德罗恳求着，“你正面临着生命危险，有人要杀你！”
“这又有什么新鲜的，”普赫尔特反驳道，“我早就知道了。你到法兰克福来肯定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吧！”
“你是早就知道了，但这次人家可真的要下手了。一项布置得十分周密的行动计划这几天就要付诸实施。”
普赫尔特臃肿的脸上，一双小眼都瞪圆了。
“你怎么知道的？”
彼德罗已无退缩的余地，他说得太多了。他只有把一切都坦白出来。或许，普赫尔特得知真情以后，会认真对待他的规劝，隐蔽起来，甚至可能从此罢手，不再干他那军火买卖。只要悲剧不发生在玛丽娜的身上，一切也许还是可能的……
“我是法国谍报机构的人。”彼德罗说。
普赫尔特顿时惊呆了。不一会儿，这个大胖子醒悟过来，猛地朝又瘦又小的被德罗扑过去。这时，行人纷纷转过身，把他们围拢起来。普赫尔特气得发疯，当着大家咆哮着：“混蛋！这么说：“红色巫婆号”、“台风号”，我所有那些被炸沉的船，都是你干的好事喽？我怎么早没把你看透！滚蛋！下流胚！”
“你怎么不明白，”彼德罗绝望地吼叫着，“他们要杀死你啊！”
两个身材魁梧、蓄着黑胡须的阿尔及利亚保镖护卫着普赫尔特。他们把手贴在装手枪的衣袋上，带着威胁的神色逼近彼德罗。彼德罗退却了，消失在人群中，但他在远处仍能听见普赫尔特没完没了的诅咒声。
星期天，彼德罗想去找玛丽娜。玛丽娜让他吃了个闭门羹。
他一次又一次往普赫尔特家里打电话。玛丽娜拒绝同他通话。
“你要是再打来的话，”普赫尔特回答，“我就报告警察。”
彼德罗下不了回巴黎的决心，他给巴黎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说他病了，需要休息几天。为了能在路上截住玛丽娜，把事情向她解释清楚，他星期一在林登街附近转悠了整整一天。他窝在一个角落里窥测动静，却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的周围，我们给普赫尔特撒下的罗网正在收拢。
星期一晚上，勒努瓦手下的一个特工人员偷偷钻进停在普赫尔特住宅前的奔驰-190轿车。另一个特工人员用吸铁石在车盘底下安上了一颗装满钢珠的炸弹。离现场一百米处，有三个人负责警戒。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现德国巡逻警察，就相互展开殴斗，以便把巡逻队的视线吸引过来。结果，在安装炸弹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情况。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正当彼德罗在法兰克福机场准备乘飞机返回巴黎时，他听到了高音喇叭播送的消息：“一位经常出入博览会的大商人由于座车被炸而丧身，死者是法兰克福商界颇受敬重的普赫尔特先生。”
彼德罗找到一个公用电话间，接通了玛丽娜的电话，恳求她听他把话说完。他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并表示他将离开谍报机构，他希望一切都从头开始，但愿玛丽娜能给他一次机会。“可我的父亲，你给他一次机会了吗？”德国女郎嚷道，“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我刚把你的相貌特征报告了警察。我希望他们把你扔进监狱，让你永远不见天日！”
彼德罗挂上电话，乘飞机走了。他后来果真离开了谍报机关，一度在法国东南部一家重要的原子能工厂负责保卫工作。他还曾以他熟悉的故事为素材，帮助若塞特?布鲁斯构思间谍小说。但是，那次遭遇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不可弥合的伤痕。
星期二上午，差不多就在彼德罗获悉普赫尔特死讯的同一时刻，让－皮埃尔?勒努瓦在法兰克福博览会大厅里走近一群惊恐万状的军火商身边。他们都刚刚听说他们的同事普赫尔特被钢珠炸得血肉横飞的悲惨结局。勒努瓦戴着浅色墨镜，他那神秘莫测的脸上掠过一丝暗暗的微笑，倏忽便收敛住了。他心想，这次漂亮的行动对所有那些靠贩卖军火反对法国而大发横财的商人来说，不啻是一次严重的警告。
抵抗战士和“合作分子”①
现在，在整个欧洲，一场反对军火商的大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采购人员对于军火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摆脱了中、小商人，转向“巨富大贾”和国际公司，甚至转向某些国家的政府。
杀死一个无赖，破坏一批物资，炸毁一艘轮船，这些做法已不足以制止大批武器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入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开始时小规模活动的阶段已告结束，他们现在真正组织起来了。大规模地购买军火，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需要专门的金融机构做出规划，需要银行协助，需要更多的海运和空运工具。
叛乱分子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拥有巨额战争经费。由于阿拉伯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再加上对阿尔及利亚劳动者的征税，因此这笔经费还在不断增加。阿尔及利亚民救解放阵线可以毫不在乎地订购价值几十亿的军火。
斗争日趋激烈。今后，我们如何对付这场新形式的贸易战，技术战呢？在丹吉尔采取的那种活动方式早已成为过去。柴尔涅茨基“亲王”在这时候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
“也许你会对瑞士的某些金融机构感兴趣，”他说，“它们伪装
①所谓“合作分子”法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寇合作的法奸的称呼。——译者
成信贷机构，实际上是为形形色色的革命组织效劳。”
柴尔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他在日内瓦拥有一套住房，专门用于特别机密的接触。他的某些秘密交易就是在那里通过中介人间接做成的。一天，他把我带到一栋漂亮的楼房前。这座楼房座落在日内瓦市中心鸡鸣街口，附近有一座英国圣公会小教堂。楼房门上挂着一块不大引人注目的牌子，说明这也是一个金融机构。
在日内瓦，这样的私人银行和金融公司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设在地下室里。
“你瞧，”他对我说，“阿尔及利亚在军火方面进行的金融交易和有关业务都集中在这座楼房的四层楼上，那里是雷克西姆公司的所在地。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到这里来订货。这里甚至还推销某些带有奇特装置的新式武器。”
这个机构使我颇感惊奇，于是我把格雷罗上校派到了那里去。他又叫做罗贝尔，是我们军火交易科最优秀的成员之一。
罗贝尔上校自我介绍是一位新式武器的收藏家，要求测试一种最新式的消声器。这种消声器是由瑞士发明的，既适用于手持轻武器，又适用于迫击炮和火箭筒，不仅能消声，而且还能掩盖住射击时发出的火光和硝烟。雷克西姆公司的人在日内瓦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作了一次示范表演。装上消声器的武器射穿了一百公尺开外的一本厚达五百页的瑞士电话号码簿，听到的只是子弹穿透纸页的格格声。
“我见到了雷克西姆公司的老板，”罗贝尔对我说，“他叫西莫南，他非常留恋战争期间在巴黎度过的时光。”
这条线索使人很感兴趣，因为军火交易科最好的眼线之一诺尔贝尔是这位西莫南的老朋友。
我向紧咬着嘴唇的格雷罗上校概要地叙述了西莫南和诺尔贝尔这两个人的异乎寻常却并不能给人以教益的历史。格雷罗上校是一位了不起的抵抗战士，曾和他的朋友布兰①在自由法兰西的
①曾任法国劳工部长，后自杀身死。——译音
同一组织中共同战斗过。
1940年，西莫南在巴黎攻读文学，为了谋生，同时还在阿斯科酒吧间当招待员。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歌女。为了能向这个女人赠送大量礼品，甚至奉献一座剧院，他便和德国人勾搭起来做生意。他买下了几家酒吧间、歌舞餐厅、夜总台和电影院，成了巴黎不纯分子和“合作分子”中的一个头面人物。
诺尔贝尔是西莫南从事不正当交易的搭档之一。他专门向德国军队出售皮革，同时也出售子鸡。德军占领期间，他也发了一笔横财。他冒充艺术爱好者，大批贩卖从犹太收藏家那里抢来的艺术品。他就是这样把罗丹①那尊题为“碰破鼻子的人”的著名雕塑搞到手的。
当时有三万五千多人为他工作。他拥有波尔多著名的梅里尼亚克古堡，还有比约制鞋厂和巴黎十一家最大的电影院，其中包括爱丽舍田园大街的隐士之乡电影院。在当时的德占区，他是巨富之一。
诺尔贝尔甚至颇为喜欢嫁给西莫南的那个漂亮歌女。他们三人尽情玩乐，痛饮香槟酒，钱财却越积越多。解放以后，一切都变了，法国人诺尔贝尔在瑞士避难，巴黎的法官缺席判处他死刑，可他权当没有这么一回事儿，而瑞士人西莫南却坐失良机，没有跑成，法国的法官以经济“合作”的罪名判处他十五年徒刑，他被关押在拉桑泰监狱里苦苦地等待着服刑期满。
然而，诺尔贝尔却不该得意得太早。瑞士联邦固然是好客的，但必须以瑞士公民不在国外受苦为条件。当法国当局向伯尔尼提议用西莫南交换诺尔贝尔时，瑞士的法官就毫不犹豫地践踏了庇护权的神圣原则。为了解救瑞士人西莫南，他们引渡了诺尔贝尔，于是诺尔贝尔就代替西莫南在拉桑泰坐起牢来。
①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著名雕塑家，其作品“加莱义民”是十九世纪末叶纪念碑式雕刻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译者
两个人交换了位置，西莫南因此重获自由。那个歌女对如此不公正的做法感到厌恶，便拒绝跟随丈夫前往那个以钟表闻名于世的国家。她独自留在巴黎，不时给诺尔贝尔送些橙子，使他在严酷的境遇巾得到些温存。
这种司法上的对调，若不足凑巧对我们第七处反对军火商的斗争产生了幸运的后果的话，也就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
阿尔及利亚战争一开始，我们就将诺尔贝尔招收了进来。他出狱后，当上了海关调查局局长吉肖内的眼线。他们恳求他，甚至祈求他重操旧业，再去经商和走私，不过，这一次他就有了正当的理由。诺尔贝尔从西德整卡车整卡车地进口吃角子老虎①，最早向巴黎市场投放了半导体收音机。他的这些活动都得到了警察和海关的帮助，每次外出时也受到了它们的保护。
他的车队装满了从国外运来的走私商品，前面有一辆警车开道，后面还有一辆警车押尾，深更半夜从德国穿过洛林省进入法国。这番情景真该见识见识。在这些走私活动的掩护下，诺尔贝尔在黑社会中站住了脚跟，他能了解到那里发生的事情。由于他的告密，海关打击走私犯的活动不断奏捷。诺尔见尔价值千金，却也负债累累。税务局说他一直没有纳税，连同德国人进行经济“合作”的罚款都没缴纳，因此责令他补缴五十亿法郎。
他后来曾向我们讲起，他被税务局纠缠得没有办法，于是，有一天便去求见当时的财政部长安托万?比内，恳求部长为他说情。
“凭什么呢，亲爱的先生？”头戴小帽的比内问道，“你知道你在要求我做什么吗？”
“可是，比内先生，我们曾经在一起做过生意，你不记得啦！”
“不，我根本不记得，叫你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要知道，
①一种赌具。——译者
如果你上了岁数，我还可以说你年纪大了，给你帮点忙，可情况并非如此！”
“比内先生，”诺尔贝尔牙齿咬得咯咯响，“你的记性可真好！”
诺尔贝尔气坏了，决定拒绝工作。眼线罢工，这在海关还从来没有见过。海关负责人想到诺尔贝尔可能会坚持下去，不再提供任何线索，便惊慌起来。他们终于把这件事办妥了。诺尔贝尔每月向税收员缴纳三万旧法郎，直到去世为止。这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然而，这个狡猾的家伙却继续在专门保护下依靠走私积攒他的万贯家产。
第七处把诺尔贝尔接受下来正是时候。一场悲剧在酝酿着，我们获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刚刚从挪威诺贝尔炸药公司购买了四十吨梯恩梯炸药。这批炸药将在汉堡港交货，然后再装上普赫尔特的“阿特拉斯号”轮船运出。“费拉加”需要用这些炸药炸毁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边境的水坝。这么多的梯恩梯炸药真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局领导下达了指示：“不能让这条船到达目的地！”
说起来容易，可我们却必须从停泊在锚地的几百艘商船中把“阿特拉斯号”找出来。我们需要有一个人，能操一口流利的德语，能被人看作是一位可爱的“老实人”，看作是本地的一位安分守己的市民。而且，此人在当地还应该有几个关系，好帮助他接近船只。
我们必须迅速完成任务，这简直是和时间赛跑。货物预定在1958年9月26日白天到港，但至少应在货物到港前八天把“阿特拉斯号”查找出来。这是行动处做好准备，做出部署所必需的时间。
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奇才完成这项任务呢？当军火交易科开会讨论时，响起了诺尔贝尔的悦耳的声音：“我可以试试，我在那里有朋友！我不知道他们见到我是不是高兴，不过，这能促使他们帮我们一个大忙！”
格雷罗上校跳了起来?这个军人态度严谨，不苟言笑，行为端正，从不越雷池一步，后来当上了军事安全局的副局长。他非常清楚，诺尔贝尔所说的朋友是指他在德军占领时期的老同事，后来又在德国警察和行政机构中继续任职的前纳粹分子。格雷罗是怎么也不愿意使用一个原“合作分子”的。
可是，谁又能比诺尔贝尔干得更漂亮呢？我们这个走私犯身材矮胖，脾气又好，看起来总象是伤了风似的，但却比谁都更狡猾。他装扮成商人前往汉堡，但模样却并没因此而有多大改变。
他果真跑去找认识他的几位高级人士，他们认出是他，可并不感到欢欣。不过，这个家伙了解他们不光彩的过去，很有点碍手碍脚，又有什么办法不帮他的忙呢？
诺尔贝尔凭着一张特别通行证来到了巨大的汉堡港的码头。
汉堡港是世界上最大最拥挤的港口之一，他在那里夜以继日地连续打听了三个星期。
在这期间，总部恐慌起来了。如果诺尔贝尔没有发现目标呢？如果他无法确定“阿特拉斯号”的位置呢？那些不大相信他的人甚至说，诺尔贝尔可能是想把大伙儿都“涮”了。
因此，当一条规格同“阿特拉斯号”相仿的可疑船只离开汉堡驶向拉芒什海峡和大西洋时，局领导就感到惊慌了。尽管诺尔贝尔发回密电报告说，这是一条无害船只，法国海军还是在布雷斯特海面对这艘船进行了检查。船上只发现了一大批有柄平底锅。
诺尔贝尔冷笑了。他终于发现“阿特拉斯号”停泊在码头最靠边的地方，并给我们寄来了图纸。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行动处派出四名潜水员，带着图纸在布雷斯特港反复演习了一个星期。
在“阿特拉斯号”装货的前一天，他们乘坐一艘私人游艇驶进了汉堡附近的海域。
9月27日傍晚，“阿特拉斯号”船长办完了最后的手续。名义上，他刚刚装上的炸药是用于炸毁堵住利比里亚蒙罗维亚港口的沉船。轮船停在码头的最边上，准备第二天上午启航。
夜晚，游艇驶近汉堡。四个蛙人十分利索地潜入商船锚地，在“阿特拉斯号”船身两侧安装上了磁性水雷，这样在炸沉船只时就不致于引起船舱中梯恩梯炸药发生毁灭性爆炸。因为，法国可以允许自己炸掉“阿特拉斯号”，但不能炸毁汉堡港！
9月28日凌晨四时，一声闷响震撼了“阿特拉斯号”，接着又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轮船沉入港口的海底，它装载的货物永远也运不到目的地了。这次奇袭在西德引起了一片抗议声。法国受到了谴责，汉堡的社会党人市长宣布，今后禁止任何悬挂法国国旗的船只驶入汉堡港。他还补充说，即使是遇难船只，也同样对待。
西德警察局的潜水员在淤泥和轮船残骸中找到了很容易辨认出来的水雷弹片。因为，法国海军有一种令人恼怒的嗜好，他们使用的水雷全是漆成黄色的。这成了一种一成不变的传统，其它颜色的水雷是找不到的。行动处也不得不使用这样的水雷。所幸的是，德国警察接到了不使事态扩大和恶化的指示，他们假装无法确定水雷的产地。
我们后来派到西莫南那里去工作的，也就是发现并炸毁“阿特拉斯号”的这个神奇的无名英雄。西莫南是他在“合作”时期的老伙伴，现在是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效劳的雷克西姆公司的老板。
于是，诺尔贝尔便来到了日内瓦。他推开西莫南经理办公室的门，叫了一声：“咕咕！”使这个瑞士人吃了一惊。诺尔贝尔说，他想找个工作，混碗饭吃，再无其它要求，而且，他自己还带来了几笔生意，同他合作是有油水的。因此，西莫南尽管在开始时犹豫了一会，但仍将诺尔贝尔留在了雷克西姆公司。这家公司只有十五个职员，却控制着同阿拉伯国家进行的军火交易。雷克西姆公司是靠叙利亚的资金经营的，它遵照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命令行事。叙利亚参谋部在雷克西姆公司本部安插了一个女秘书，负责监视欧洲职员。诺尔贝尔居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了女秘书一年的情夫，而且装得比西莫南更亲阿拉伯。
后来，诺尔贝尔便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天使般的神情，慢慢地在暗中设下圈套，全力以赴地破坏对西莫南最有利的生意，当大马士革准备购买雷克西姆公司向它推荐的几千支冲锋枪时，诺尔贝尔就跑到巴黎见叙利亚的武官，悄悄地对他说：“请你相信我这个被法国判处了死刑的前纳粹份子，我是阿拉伯人的朋友，有人要骗你们，我可受不了。用来制造那些冲锋枪的钢材有裂痕！”
叙利亚人对他赶来通风报信表示了热切的谢意。随后，他们便取消了合同。对雷克西姆公司来说，这是第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西莫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怎么会突然遭到如此冷淡而轻蔑的对待呢？
诺尔贝尔把他在雷克西姆公司翻箱倒柜发现的全部合同都告诉了我们。我们便利用这些情报，把运给那些向民族解放阵线供应军需的阿拉伯国家的成批武器拦截下来，转移到其它地方。雷克西姆公司不可思议地交上了恶运，对它十分有利的合同竟相继被撕毁了。西莫南开始在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一些客户不再上他的门，同时还建议诺尔贝尔另立门户，开设自己的公司。
“对你，我们是相信的，”他们对他说，“而西莫南却欺骗了我们！”
但是，行事谨慎的瑞士人西莫南把几份最重要的合同严严实实地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亲自保管。诺尔贝尔没法弄到手，所以我们决定采取我们惯用的方法：偷窃。我们婉转地称之为“技术方法”。
我坚持派这方面最优秀的特工人员、第七处“管子工”的头儿雷蒙?阿迈尔去完成这项十分棘手的任务。因为，自从瑞士总检察长杜博瓦受到一桩同法国谍报机构有必的案子的牵连而自杀身亡后，我们的瑞士邻居就变得非常敏感。后来，我们的行动处又在那里搞过破坏活动，在日内瓦粗暴地杀害了喀麦隆的流亡领袖费利克斯?穆米埃和军火商马塞尔?列奥波尔德。我竭力想避免出现新的丑闻。
我们的第二张王牌便是诺尔贝尔本人。他是雷克西姆公司的职员，向我们提供了办公室的钥匙。公司与附近的警察分局相距只有几步路，公司的警报系统直接通向那里。采取行动的那天晚上，他将设法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并且在走的时候切断警报系统的电源。
“还有一个困难，”诺尔贝尔提醒我们说，“西莫南在壁橱里放了一台录音机。开门、开窗或打开保险柜时，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录音机就会自行转动，把脚步声和掀动纸页的十分微小的声音录下来。每一个房间都有微型话筒和录音机相连。这样，即使有人在他外出时进入他的办公室，他也能够知道。”
这台录音机确实是个问题，万一西莫南发觉他的办公室被人搜过，即使文件都还放在原处，他仍会疑心满腹。最后，他就会怀疑到他的老伙计和同谋诺尔贝尔的头上。那样，诺尔贝尔就算完了。我们在过去的活动中尚未遇到对手采用这样的自卫方法，因此，必须想出一种技术措施来对付它。
经过几次试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电子实验室研制成了一种结构奇特的电磁铁。我们一进雷克西姆公司的办公室，就将它接在录音机的磁带上。它能在录音机转动的同时擦掉我们的声音。我们完成任务离开现场前，还可以用它将没有录上音的磁带转回原处。
剩下的事?就是要一分一秒地计算出我们来回所需要的时间，瑞士人准确的守时习惯迫使我们作此计算。从我们在阿纳马斯的基地出发到鸡鸣街雷克西姆公司的办公室，再从那里带着夜间的战利品回到基地，我们进行了二十次演习，一切都非常顺利。但在预定行动的那天晚上，却少了一个人，雷蒙?阿迈尔没有来。
阿迈尔迟到了二十分钟。他容光焕发，放声大笑，一付好斗的架式。他的摩托车劈啪劈啪地响着，就象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那样。他走起路来还有些摇晃，显然，他在来的路上见到芳当酒①时又犯了酒瘾。他壮起胆子，置一切禁令于不顾。他知道他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在这方面他是技术最高的特工人员，谁也没有他那两下子，能把难开的锁撬开。
“雷蒙，”勒努瓦对他说，“明天再干吧，今天已经太晚了！”
阿迈尔没有表示出特别的激动，又回去喝他的芳当酒了。第二天，他准时来到了集合地点。整个行动象军事行动一样，准确地悄悄地进行着。他们进屋以后?把窗帘拉上，挡得严严实实的，免得光线透出去，一名特工人员甚至用一件大衣把自己遮住，以减弱微型相机闪光灯射出的光线。他用相机把西莫南保存在他专门保险柜中的全部合同、通融许可证、用户电报、海运或空运提货单、投资细则等文件一一拍摄了下来。
拍摄完毕后，将全部材料放回原处。阿迈尔拉开窗帘，将间谍录音机的磁带转回到起点，最后又检查了一次现场，他感到很满意。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当他刚要关上办公室的门时，突然在心里嘟哝了一句：“天啊！差点忘了！警报系统的电源还是断着的，伙伴们大概忘记把它接通了。”
阿迈尔是个至善论者，是不会有任何疏忽的。于是，他便接通了警报系统，从容不迫地带着装有微型相机和几十个胶卷的小手提箱走下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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