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巴尼调到了奥利机场，他兴高采烈。然而每次和我碰面的时候，他总禁不住用一种诡谲的神情盯着我，问道：“亲爱的菲维尔，告诉我，那天你在我的派出所到底搞了什么名堂？”
每一次我都支支吾吾搪塞过去，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对他说明真相。
导弹基地
火车和车站使我烦透了。去机场和飞机上搞情报也给我带来了一大堆问题、忧虑和烦恼。
当时，我们与美国人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局长布尔西科要我大力协助美国人侦查苏联的火箭发射场。他告诉我说：“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人要来巴黎。我准备在局里电视电影厅召集一次会议。届时，希望你也来参加，同他们一起讨论！”
我说：“我乐意为联合行动出力，可我不希望与他们直接会面。我领导的处极端机密。当然，我猜想他们知道我这个人的情况。想必他们在我们总部周围，甚至在我们内部安插有耳目。但是，我不想在那样的场合露面，让人轻易拍照！”
布尔西科觉得我在摆架子。他经常到美国去，而且受到热情的款待，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持保留态度。我对他说：“我不是反美。你知道，我在丛林中受过一位美国军官的训练。在二次大战的最后几个月，我在德国穿的是美军制服。”
我继续说；“但我现在领导的是法国谍报部门的一个处，说不定某一天，我国的政策会改变。那时候，可能需要对付美国人。因此，不宜让他们过多地了解我。”
我的话并没有说错，因为不久以后，戴高乐就要求我采取针对美国军队的行动。
布尔西科听我这样说，感到有点吃惊，但他没有责备我，他低声说：“好吧，那你看怎么办？”
“我躲在放映室，这样我可以看到他们，他们却看不到我。而且，我还可以听到你们的全部讨论。”
在会议厅内，布尔西科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其他几位负责人一起，听取了美国人直截了当地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火箭发射场的问题果然困扰着美国人。俄国人的导弹发射基地到底隐蔽在什么地方呢？华盛顿当时还没有著名的U-2飞机，也没有可以对整个苏联领土实行分区监视的间谍卫星。关于俄国核导弹的情况，美国人“一无所知”。
当时，我们法国是唯一与东方通航的西方国家。多亏我的朋友罗尔与东方谈判签订了专门协定，我国才得以开辟了巴黎－莫斯科的定期航班。罗尔是法国航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第七处的联络员。在谈判航线使用什么飞机的激烈争论中，我们方面取得了胜利。起初，俄国人主张使用他们的伊尔-18飞机，我们力争，迫使他们接受了法国快帆式飞机。
美国人要求我们，利用法国飞机飞越苏联国土的机会，把地面状况用摄影机拍摄下来。过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国的某些民航飞行员变成名符其实的间谍。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俄国人对当场抓获的西方人是毫不客气的。
会议结束后，我对布尔西科说：“你一心要为美国人帮忙吗？”
局长回答说：“美国是我们的保护伞，我们应当为它创造条件，使欧洲的防务能够应付苏联的威胁，这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台大家的利益。”
在做出最后的答复以前，我希望从技术角度审视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冒险。对于我们飞越苏联领土的快帆式飞机，苏联人划出了十分狭窄的空中走廊，并由具有强制性的协定精确标明。法国飞行员无权离开空中走廊，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我把法国飞机航行的空中走廊平面图交给美国人，并附了下面这个问题：“需要监测哪些区域？”
为了工作有成效，目标拍得清晰，我要求得到美国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和法国所没有的特殊彩色胶卷。我拿到摄影机以后，立即乘一架波尔桑—博蒙中队的飞机，亲自进行了首次检验，从高空拍摄了一系列伊勒德弗朗斯①的照片。
一开始，就有一个具体问题使我惊诧不已：我无法在我们局的实验室里冲洗胶卷。美国人没有向我提供冲洗这些感光度极高的胶片的显影剂。根据布尔西科和中央情报局达成的协议，胶卷拍好后应由首班飞机送往美国，在美国的洗印间里冲洗，作为变换条件，美国人保证向我们提供一整套完整的底片。
想一想我国的飞行员将要冒的风险，我觉得美国伙伴们的态度不那么够朋友。我是不喜欢完全受人摆布的。我有一位联络员，原是法国歼击机上尉驾驶员，现在专门生产摄影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使用的也是他的厂子制造的摄影机。他把我介绍给柯达照相器材公司的几位可靠的朋友。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瞒着美国人和布尔西科，自己设法冲洗出这些特殊的胶卷。我委托柯达公司最有经验的专家研究这一课题，并交给他们一些用英国胶卷拍摄的样品，他们答应努力研制台适的显影剂。
我原来指望在开始行动之前就能拿到这种显影剂，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柯达公司专家们的研制工作却未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胶卷依然无法处理。在此期间，布尔西科却不断来催我，“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呀？”
由于我老是回答“尚未准备就绪”，最后他发火了：“我不信！你脑瓜里准有别的打算！”
这一回，我明白支吾搪塞的伎俩不灵了。不管有没有显影剂，我必须开始行动。我对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多年来，在巴黎－莫斯科航线上有四位飞行员为我“工作”，他们都是可靠的小伙子，我们对他们进行过严格的审查，我派人一直监视和注意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交际、爱情、银行帐户等各方面的情况。其中一个人性格相当孤僻，给他配备什么样的机组人员，他都不在乎。
①伊勒德弗朗斯(lle-de-France)，即而巴黎大区，包括巴黎市，埃松和上塞纳等省，－－译者
相反，其他三个人要求始终在一起工作，拒绝把他们拆开。
另外，根据我们从安全角度出发对他们进行的调查，我们得知，他们出于十分明显的理由，习惯于和固定的那几个航空小姐合作，从而组成了一个清一色的机组。
这个密不可分的三人小集团会接受我的建议吗？不时地向我提供情报是一回事；在国外从事现行间谍活动，利用自己的职务为非法目的服务则是另一回事。我估计可能遭到拒绝，倘若如此，我们也许被迫放弃实施这一行动计划，
正当我反复考虑、踌躇不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故，反倒促成了我的计划。一天，一位助手告诉我说，开辟巴黎－莫斯科航线的法航经理罗尔由于所谓泄密问题正在法国东部要塞受到军事法官的传讯，不久将移交国家安全法院①进行审判。
根据一位苏联叛逃者的招供，本土警戒局对罗尔提出了指控。据说，罗尔向俄国人泄露了法国的全天候着陆系统。该设备是汤姆森－休斯敦公司的一项发明，已被列为国防机密！罗尔，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水上飞机驾驶员、使我国民航业务扩展到东欧的负责人，他会是俄国特务吗？我根本就不相信！我非常了解罗尔的为人，从未对他产生过怀疑。事实真相完全是另一码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罗尔在莫斯科洽谈商务时，俄国人对他说：“你们的快帆式飞机在坏天气和雾天都不能着陆！”
罗尔的民族自尊心被刺伤了，便回答说；“这话不对！诚然，目前这条航线上的法国飞机没有这种设备，但我们有一批快帆，能够在任何天气降落。”
俄国人耸耸肩晴说：“你在吹牛吧！”
罗尔反驳说：“那是你们那么想。下次我给你们表演一下！”
后来，罗尔果真乘了一架新型快帆式飞机去莫斯科，在俄国
①国家安全法院是1963年建立的一个常设法庭，通常由一名审划长、两名法官和若干名军官组成，主要审理在和平时期进行颠覆活动的案件。——译者
人面前显示了我们全天候着陆系统的效能。俄国人大加称赞，事情也就到此为止。罗尔暴露了法国拥有自己的全天候着陆系统，难道就是出卖了国防机密吗？
我去找布尔西科，向他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我还告诉他，法国曾经向芬兰航空公司出售过两架装有这种系统的快帆式飞机。因此，我的朋友罗尔所“泄露”的国防机密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应当以此为理由控告一个好人。布尔西科表示同意，他授权我去东部要塞见检察官罗贝尔，为罗尔辩护。
检察官仔细地听完我的陈述，然后做出结论：“你说的有理，这个案件不能成立，我马上要求撤销。”
第二天，无辜的罗尔激动地拥抱了我。这一不愉快的案件给他震动很大，他向我表示将一辈子感恩戴德，并且说话算话，立即兑现，愿为实施我的计划做出贡献。我告诉他，我迫切需要归他领导的三名难分难离的飞行员的帮助。罗尔说：“别发愁，我马上叫机长来。你告诉他应当作什么，我让他按你的吩咐办。他的两个同伴也会跟着做的。”
事情的发展果然完全象罗尔预计的那样。但是，我所要求的事情要冒很大风险：驾驶员必须找到令人信服的借口，在某个时候偏离空中走廊，飞越美国人指示的目标，然而，人们知道，俄国人对于在他们领土上空乱闯的西方飞机是不开玩笑的。他们常常不发警告就进行射击。作为机长，哪怕是为了爱国去完成一项任务，也决不乐意拿十来个与此无关的乘客的生命去冒险。可是，机长却对我说：“只要你认为这一行动对我们的国防至关重要，我就干！”
不过，我们把摄影机藏在什么地方呢？快帆式飞机每次飞抵莫斯科，都要受到俄国警察的检查。
机长说：“有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把摄影机装在备用电台里面，使人看不出来。不过，必须为此而拆下一部分设备，这部电台在飞行过程中就无法使用了。”
当我批准首次执行在苏联上空的特殊任务时，柯达公司的专家们仍然没有搞成可以冲洗美国胶卷的显影荆。鉴于这是头一次，我要求机长不要过份冒险，不要离开空巾走廊：“这次是演习，只在指定的几个地方拍摄地形就可以了。”
在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以前，我想检验一下机组人员的冷静程度，看一看航空小姐们的表现。我要求不要让她们了解秘密。
机长说：“那好。每当我们开机拍摄的时候，就找个巧妙的借口让她们留在机舱后部。”
飞行员们能保守秘密吗？等他们回来，通过窃听器再见分晓吧。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我一直坚守在布尔歇机场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前挂着一张空中走廊的地图?在我们处空中谍报科专家的帮助下，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标出飞机航行的方位。机上唯一的一部电台可千万别出故障，否则就糟了，快帆式飞机有两部电台，若都失灵，人家会怎么想呢？西洋镜马上会戳穿的。
飞机一回到布尔歇机场，早已扮成机场职工的特工人员就在机组人员走下飞机的同时，马上登上飞机。他们的任务是立即收回摄影机，重新装好备用电台。因为这架快帆稍等片刻又将载着另一个机组起飞，必须避免让他们发现任何异常的迹象。
胶片由首班飞往美国的飞机运走。三天以后，华盛顿向我们表示感谢和祝贺，席尔酉科高兴得要跳到天上去。他对我嚷着说：“好极了，美国人非常满意！”
我并没有象他那样兴高采烈，我问他美国人是否发现了有价值的镜头。布尔西科说：“我毫无所知，美国人仅仅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开始干！”
第二天，柯达公司的一位老板带着胜利的神情跑来对我说：“好了！我们搞出了神奇的显影剂，这下行了！”
我立刻跑到波尔桑－博蒙基地，登机起飞，摇动摄影机对着巴黎周围地区猛拍一气，随后让柯达公司把胶片冲洗出来，显影结果良好。我嘴角挂着微笑，回来见布尔西科。我对他说，我随时准备采取第二次行动，但是对他隐瞒了我的真实意图。
我突然变得如此肯于合作，布尔西科感到惊愕不已。但他什么也没有怀疑，却象慈父般地对我说：“你看，你终于想通了，对吧？”
这一次，我交给机长两架摄影机，并向他下达了新的命令：“别在航道上定点拍摄了，飞机一接近目标，你就果断越出走廊，你和副驾驶员用两架机子同时拍摄。机械师守在驾驶舱门口负责嘹望。”
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他们一回来，我就按照规定把两部相同影片中的一部给美国人，我留下了另一部，并送往柯达公司冲洗。原则上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以往的协议理应送给我们一套冲好的完整的底片。我把这次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影片与我们自己冲洗的影片进行对照放映。
我发现美国人对影片进行了裁剪，最令人感兴趣的镜头没有了，对此，我并不十分惊奇，因为我多多少少料到是会有这一手的。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向布尔西科公开了我的小小的计谋。
布尔西科开始时还有怀疑：“你真能断定缺了什么吗？”
“这不难核实，只要把两部片子对照放映一遍就是了！”
放映一遍时间不长。看完影片后，布尔西科满脸通红，因受到愚弄而愤怒，他派人把美国同伴找来，向他们展示了两部影片，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惶恐不安地一再道歉，保证下一次决不再扣留情报。
我寸步不让，主动出击，我指出，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今后全部胶片将由我负责在巴黎冲洗。
美国人有气无力地争辩着：“但这需要一种专门技术，眼下只有我们才有呀！”
我回答说：“不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后有能力自行处理你们的胶卷。那种显影剂不再是美国所能垄断的了。”
美国人竭力要挟，企图使我们屈服：“你们这要承担很大责任呀，影片会弄坏的！”
但是，布尔西科顶住了。要么如此，要么散伙！我们自己冲洗我们拍摄的东西，然后把结果提供给中央情报局。这一仗使我们不仅取得了技术上的独立，而且推动和发展了摄影方面的研究工作。
美国人让步了。他们之所以乐意答应，更主要的是因为从事这一危险而卑鄙勾当的不是他们的飞行员，而是我国的飞行员。
每次出勤，快帆三人小组都同意在冒险的道路上再升一级。有一次，机长佯称无线电罗盘失灵，让飞机偏离规定航线五十公里之远，这一方案是由卡南吉塞尔制订的，事前进行过反复仔细演习。卡南吉塞尔是我的空中飞行专家，他原是一位洛林抵抗运动老战士。
这时，米格飞机出现了，把我们的快帆撵回空中走廊，并且迫降了我们的飞机。事态演变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莫斯科向法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要求惩办驾驶员，宣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米格飞机将奉命开火射击。法国航空公司的领导接受了严惩罪犯的命令，吊销了机长的驾驶执照。面对机长的厄运，我们甚至无法进行干预，因为披露出他执行那次谍报任务的高度爱国主义的动机，会造成更大的丑闻。况且，我们的解释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连累我们在航空公司里的所有内线，无论如何，我们的行动属于国防机密，我们只能默不作声。
尽管遭受了严重打击，其他驾驶员仍然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危险的使命，最后致使机上的乘客的生命陷入异常危险的境地。因为，为了挫败违反空中走廊规定的任何新的尝试，俄国人说不定会在某一天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施。毋庸置疑，他们是敢于向我们的飞机开火的。
秘密摄影机总共在苏联领空使用了一百来次。成绩显著：五个完全新式的导弹基地，即玛格丽特导弹发射场连同周围花瓣形的发射井，都被辨认出来，标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地图上。
在飞巴黎－莫斯科航线的快帆式飞机上，驾驶员还安装了空气滤清器，可以分析苏联上空的大气层，发现从核试验基地飘来的散落物。这是一种探测苏联秘密核试验的方法。每当快帆式飞机一回到巴黎，我们就把空气滤清器加上铅封、印章，然后立即用美国军用飞机送往设在西德的一个特殊化验室。在这方面，美国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企图搞鬼，他们把全部结果及时通报给我们。
巧窃图式喷气发动机
当时，美国人对苏联的航空器材也很感兴趣。在他们看来，法国在这方面有条件帮他们的忙。莫斯科和东欧国家的飞机都在布尔歇机场降落，俄国人在机场的海关货棚之中还有自己的库房，可以存放补给品或准备运送回国的不台格的零件。库房中的一切都得到精心保护和分类封存。但是，我很快就搞到了钥匙，夜里可以随意行动。我的人已打入机场各级机构，有的是公司经理、班机驾驶员，有的是航空小姐、机场机械师，有的是行李搬运工，等等。
这些情况，美国人是了解的。所以，他们给我送来了许多关于俄国飞机性能的调查表。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新式器材，以便用远距照相镜头拍摄俄国的飞机?录下飞机起飞时的分贝，并用一种特殊的玻璃砂纸采集飞机的金属屑和合金残渣，以便进行分析。
因此，我还需要按照局领导的要求，抽出一些时间为驻在法国的美国朋友们工作。于是，我们处的一些军官便穿上司炉工作服，冒充行李搬运工。他们在装卸俄国飞机器材时，装作疏忽的样子，碰坏一些预先作好标记的小钩。要不就用自己的搬运车反复碰撞同一块轮板，最后把它暴露出来。我还从苏联民用航空公司的仓库里为美国人弄到了一些盒装接头和散装零件。
大量的零件和情报在我眼皮底下源源不断地送往华盛顿。我发现美国的情报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向工业间谍活动。美国人是现实主义者，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毫无顾忌地通过我们猎取别国的生产秘密。当然，俄国人的手也不是乾净的。
法国呢？照理说，我们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也应该对苏联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感兴趣。战后以来，我们不是在重建我们的民航和空军吗？苏联人在飞机制造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尽量弄清他们在这方面的秘密，就能使我们赢得时间，使我们的工业更快地发展和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从而为我国的工程师和工人提供就业机会。
可是，我始终没有闹懂，我国为什么在这方面竟如此怯懦、如此无能，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难道我们的工程师认为自己不配研究俄国的器材吗？难道他们在业务上如此缺乏好奇心吗？
我期待他们醒悟过来，但他们却依然如故。为什么拒绝利用第七处搞到的情报呢？为什么让美国的航空工业独自享受呢？我压制着自己的愤懑情绪，一直到后来我们窃到俄国燃料时为止。
原来，美国人发现，苏联飞机可以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下飞行而毫无问题。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由此得出了结论：“俄国人一定在油里放了特殊的添加剂。”
美国人根本无法接近俄国飞机，因此再一次要我代劳。开始时，事情不大顺手。试图收买某个苏联人以便弄到一点俄国燃料油，那是徒劳的。偷偷地从油箱里弄一点儿，也很冒险。苏联人小心翼翼地日夜守卫着他们的飞机，稍有不慎便可能使我受到牵连，从而彻底葬送任何再次接近苏联飞机的机会。
一连好几天，我都泡在布尔歇和奥利机场寻找“窍门”，我想，总是会有一种简便的解决办法的。一天，有一个举动突然触动了我的心。这一举动在我眼前重复过成千上万次，以致于在我的下意识中被完全忽略了，这就是在每架飞机起飞之前，机场的机械师必须用一根长管子从飞机油箱中取出一点燃料油作为样品保留。这种样品被正式记录在案，在这架飞机航行期间一直小心地保存在一个瓶子里，直到宣布飞机降落时为止。
抽取燃料样品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的规定之一。一旦发生事故，就可以对样品进行分析，检验燃料油中是否混有危险物质。这是为调查人员和保险公司一贯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
然而，俄国人并没有参加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所以根本不理睬它的有关规定。俄国人有自己的一套规定。我们机场的地勤人员与苏联飞行员之间关系很好，所以机场的机械师有时也按照惯例从俄国飞机的油箱中抽油检验。对此，俄国人并未生气，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介意。
这倒是一个办法，不过难以持久。我们若经常抽取他们的燃料，说不定他们就会做出反应。如何哄骗他们、消除他们的猜疑、让他们听任我们摆布呢？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所知道的最能干的机场机械师里夏尔召回巴黎。这个人已被我派到我们战略上最重要的非洲监视站达喀尔去了。我认为，他在那儿远比在巴黎有用。但是，由于美国人坚持，我只好把他召回来。
里夏尔声望卓著，对世界航空事业的知识渊博，特人接物善于应酬，手法巧妙过人。这使他成了一名盗窃燃料的魔术师，吸管就是他的魔杖。在欢声笑语中里夏尔就把事情办了，而俄国人却懵然无知，反而热情欢迎他，因为里夏尔能给他们解闷开心。
他把俄国人玩得团团转。这样，每天都有满装航空燃料油的小瓶子送往美国。
一个星期以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我的朋友蒂罗?德沃若利从华盛顿归来。他欣喜若狂地对我说；“了不起！我给你带来了一套特制盒子。这是一些消过毒的铅盒子，你只要在最后时刻把它们打开，往里面装上燃料油，噢，这就得了！然后，交付第一次航班运走。这可是头等大事啊！”
这下子，我可火了。我的工作不能使我的祖国获益，真叫我忍受不了，既然上级认为用不着给我规定一项行之有效的研究计划，那我就自己决定让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去干，强迫他们去研究苏联的燃料。我通知里夏尔说：“把俄国人的汽油完全交给美国人的事我干够了。你想法给我多搞一点。我要让维克多大街航空部的燃料实验室也利用一下。他们也会感兴趣的！”
这完全是个人采取的主动。果然，法国的石油工程师们醒悟了，他们也向我提出了一大堆要求：“你能继续为我们搞一些吗？”
当时，各级领导仍然无动于衷，似乎不想把搜集工业情报列为新的目标。但那些航空工业的专家们却鼓励我继续调查俄国的器材。于是，我便开始进行一项崭新的工作。
有一天，一位工程师突然提出了大胆的设想：“我们如能仔细研究一台苏联的喷气发动机那该多好啊！在这方面，莫斯科远远居于领先的地位！”
一台喷气发动机，偏偏要这玩艺儿！在机场跑道的一端抽一点燃料，不过是几克油的问题。一台喷气发动机却有几吨重，而且是一部牢牢固定在图-104型飞机机翼下面的复杂机器，有一天，真是老天开了眼。恰好有一架图－104飞机在布尔歇机场出了故障，一台喷气发动机坏了。俄国人用运输机送来了一台新的发动机和一个机械小组，准备把旧的拆下，把新的换上，这类事他们是不会让西方技术人员插手的。
我们在机场的特工人员注视着俄国人的一举一动，并且用远距照相镜头拍照。他们看到，俄国运输机返航时没有带走损坏的发动机。后来，修理好的图－l04飞机也载着俄国机械师们起飞了。
奇怪的是，他们居然把损坏的发动机留在布尔歇机场苏联民航的仓库里。
看样子俄国人很快就会把这台发动机空运回国。接近这台发动机的唯一机会，大概就是等到晚上俄国人离开仓库以后去偷看一眼。我们有钥匙，仓库附近的巡夜人员不会妨碍我们的行动。
布尔歇机场是我们特工人员进行活动的理想场所。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建议由布尔歇机场附近的特里贡空军基地的军事当局派三名工程师来，我把他们暗中带进苏联民航的库房。这样，他们就可以偷偷地拍几张照片，画几份草图。这是一项有限的行动，属于我的日常工作范围，甚至用不着请求局长批准。
可是，我们打入苏联民航办公室内部的特工人员突然报告我说?俄国人改变了主意，他们想用火车把有毛病的发动机运走。这一来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我立即感到，他们一定会把发动机送到圣德尼编组站装上专用车皮运走；这样，在从布尔歇机场
运往圣德尼编组站的路途中，存在着“借用”一段时间的机会。
控制发动机的运送、偷取利用、然后送还而不引起怀疑，唯一的办法就是由我们自己自始至终负责搬运工作。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一家私营搬运公司的名义出面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全国最大的搬运公司里不是有我们的股份和人员吗？
然而，干这样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情很可能带来麻烦，我们应当避免直接利用这家尽人皆知的公司。
苏联民用航空公司里的我国特工人员又报告说，俄国人正在巴黎寻找一家可靠的、运费不太高的搬运公司，以便把发动机运往中转站。因此，我们应当马上加入竞争的行列。转眼之间，“国际运输公司”便成立了，散发了印有笺头的商业资料介绍，这是总部的专门印刷厂赶印出来的。我们在巴黎拥有许多空闲的办公室，为的是一旦行动需要就可以创办一些影子公司。这一次，我们在一间办公室门口挂出了“国际运输公司”的牌子。职员、秘书、打字员业已到齐，运输公司便真正开张营业了。唯一缺少的是卡车，由我们局暗中控制的那家国营运输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辆载重十吨、拖着半挂的大卡车和一台吊车，我们需要它来装卸发动机。载重汽车改换车主和名称，用油漆刷几下就行了。今后，这辆卡车就属于“国际运输公司”所有。
我们提出的运价概算是别的公司无法抗衡的，我们的运费经过了最周密的研究，我们提供的条件最有利。我们在苏联民用航空公司里的情报人员可以翘起大拇指说上一声：“你们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公司了，这可是真话！”于是，俄国人选中了“国际运输公司”。我们提出的建议得到了苏联民航经理的同意，提货单也按照规定填写妥当。运货的时间确定在两天后的一个晚上。
余下的时间正好用来仔细，认真地把整个行动演习一遍，测定全程需用多少时间，记下红绿灯、十字路口、拐弯处等等。首先，用卡车单独演习一次，然后整个车队一起演习。车队由一辆配有无线电话的雷诺小汽车在卡车前面开路，由另一辆配有无线电话的DS牌小汽车断后。在所有的交叉路口和十字路口都布置了我们的车子，必要时好进行干预。一切都必须安排得尽善尽美，每个人都必须准确无误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穿着蓝色工作服，胡须乱莲蓬的，眼睛也熬红了。三天来，为了安排我们的行动，我们没睡多少觉。我的司机让－玛丽?科伊东的气色也并不比我好看。他原是一个锁匠，后来成了我的“管子工”小组的一把好手。我们俩样子确实象搬运工。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开着“国际运输公司”的卡车来到布尔歇机场。我们有意迟到一会儿，希望到时候所有俄国人都回家了。这样，和我们打交道的就只有海关人员了，只要把合乎规定的提货单交给他们，就可以把封存好的装有发动机的箱子装上车拉走了事。
可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俄国人那种反常的猜疑心理。苏联民航的两名工作人员在等着我们。他们一直盯着我们在海关和机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用起重机把箱子装上卡车。这话计并不那么简单。我在收据上签完字以后，便和科伊东一起爬进驾驶室，俄国人还站在那儿观察我们。他们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吗？我当然不希望这样。不过，我们也预计到了这种情况……
我们出发了，走了一段，雷诺车悄悄地走到了我们卡车的前面开路。又走了几百公尺，我满意地看到，DS车严格按照我们的计划，现在跟在我们后面了，我在卡车驾驶室里用步话机和我们的两辆车子直接联系。后面的车子报告说：“俄国佬的车子尾随着我们的车队！”
看来，他们是决心监视我们一直到编组站了，这可根本不合我的心意。
我必须设法把他们置于无法跟踪我们的境地，而且到下一个路口即国家公路和迪尼公路的交叉路口就行动。不过，甩掉他们要甩得自然一些，让他们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就可以把事故说成是他们驾驶不当造成的。
我通过无线电话告诉干预系统准备，然后发出了最后的指示。
接着，我俯向驾驶着卡车的科伊东，对他大声说：“慢慢减速，在绿灯变黄之前到达路口，然后在黄灯变红之前的一刹那冲过去！让其它车辆卡在后面。”
我凭经验知道，俄国人是不愿意被甩下的。他们也会试图冲过去，但他们将正好碰上红灯。
再说，俄国人还在DS车的后面。DS车按照我的命令在红灯前嘎然停下。俄国人火了，急忙绕过挡着他们的DS车，企图闯灯抢行。就在这时，一辆破旧的小卡车从俄国人的左边冲过来。小卡车上的司机“尽量设法”躲开抢红灯的俄国疯子，但无能为力，凭他那辆负载过大、马力不足的老爷车，他根本办不到。人们听”到了剌耳的刹车声和可怕的撞击声。
我在卡车的后视镜里注视着现场。小卡车的司机是第七处的特工人员，他从方向盘后面挣脱出来，看了看损伤情况，就开始发火了。他说，他是当地的一个废铁商，刚才俄国人的车子把他
谋生的工具撞坏了，今后靠什么工作呢？
俄国人简直气疯了，只想开车脱离现场继续赶路。但是，“废铁商”扑向他们，用身体挡住了他们的雷诺车。俄国人掏钱给他，他却大喊犬叫。捶胸顿足，激烈地呵斥着：“冒失鬼！这样走可不行！得给我一份证明！你们要溜的话，我就叫全区的警察都去追捕你们。”
我在后视镜中看到的最后一幕是，这次严重交通事故的两名俄国肇事者显得惊慌失措，无法脱身。行了，他们再也没法继续追踪我们了。
“国际运输公司”的十吨大卡车趁机全速驶向特里贡空军基地：这是我们秘密的目的地。人们正在焦急不安地等着我们。我们飞快地冲进了兵营的大门，象冲锋陷阵的骑兵似的，心中无比欢快。
黑夜里，在我们的前面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岗哨，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向车库。这里是为下一步行动而安排的地方，白天，人们已匆匆忙忙把车库打扫一空，准备迎接俄国发动机。但是，我们的卡车太大了，不能全开进车库。只有前部连同载有装着发动机术箱的工作台进得去，卡车的后部则留在外面。
我兴高采烈地从驾驶室里跳下来，准备打开“货箱”，但我惊异地呆住了。我原想会象预计的那样看到三位专门挑选出来的工程师来研究这台发动机。可我发现的却是一群指手划脚的三军军人，他们衣着考究，佩戴勋章，仿佛正在阅兵似的，还有非军人，足有三十来人。这批人神情兴奋，叽里呱啦地议论，就象观看一个新戏的首场演出时置身在剧场休息室里一样。
这个场面与我们第七处静悄悄的秘密工作方式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心里火透了：“照这样搞，用不了四十八小时，俄国人就会知道我们是如何作弄他们的……”
在这乱哄哄的蜂窝里，或者应当说在这个大鸟笼子里，空军基地的一位总督察摆出权威的架势，主持着这一场面。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冒着巨大风险才偷到手的这台俄国喷气发动机，现在竟成了上流社会的开心之物。情景之热闹仿佛一次招待会，就差端上几盘花式糕点了！
科伊东和我面面相觑，颇感窘迫。我们穿着这身工作服，双手沾满油污，浑身肮脏，须发蓬乱，压倒显得不合时宜，有失体统。
科伊东冷笑着对我小声说：“你瞧着吧，凭我们这副流浪汉的嘴脸，他们会赏给我们一百颗子弹的！”
然而，我们却是法国特工人员中的精华，我们从对手那里搞来了他们的尖端产品：一台贵重的机器。
这时，我看到我们的技术员身穿白色工作服，戴着防护手套，费力地从人群中挤进来。
“先生们，劳驾！请让我的人开始工作吧，时间很紧了！”
那位总督察也来帮忙，帮我们把挤在前面的好奇者向后推。他说：“听见了吗？让这些先生们工作吧！”
他把人群向后推开一些，搞起了一条纠察线。
技术员们开始检查封住箱子的令人生畏的一道道铅封、一个个封印，然后再逐个拍摄成照片。有苏联民航的封印，也有法国海关的封印……
“不用担心，”他们对我说，“我们有这些封印的印模，可以全部打开！”
转眼之间，封印被取掉了，箱子也拆开了。安放在摇篮形座架上的发动机露了出来，立刻引起一阵议论声，人们垂涎欲滴，无比兴奋。我严肃地打断了他们的议论，说：“等一等，先生们！”我穿着这身装卸工的服装，面向人群，向在场的专家们解释说，他们要拍多少张照片都可以，但是严格禁止任何人接触发动机，更不得拆卸任何零件。
“事关重大，务必请大家注意不要造成损坏！”我说，“这台发动机必须完全按照现在的样子保持不动。事后不能留下任何检查过的痕迹！”
大家听我讲话吗？不！他们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复滑车。大吊车吊起发动机，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地上的一个木头底座上，这样更便于检查。
总工程师问；“你给我们多少时间？”
我看了看表，指针指着十点三十分，我回答说：“你们可以一直干到明晨两点，一分钟也不能拖。然后，把发动机照原样包装好。”
这台令人如此垂涎的发动机刚一放稳，一阵可怕的拥挤几乎晃动了整个库房。发疯似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军官们把我挤得东摇西晃，险些摔倒。我力图挡住他们，保护发动机，但徒劳无益。他们象一群乌鸦似地扑向猎物。四面八方都是闪光灯在闪闪发亮。我提心吊胆地看到，人们手中的改锥、扳手、各式各样的拆卸和收集小件金属的工具在晃功，在飞舞。总督察对此也无能为力，事态的发展已使我们无法控制了。
我能怪他们吗？他们都在为法国的航空事业奋斗。同苏联的航空技术进行对照、比较，这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事情。我不忍心下令把他们从机器旁边拉开。我只简单地提出了一条绝对必要的规定，希望他们遵守。我说：“凡是拆卸零件的，都必须把它重新装好，不得留下任何痕迹。”
到凌晨两点，他们还没有搞完，我不耐烦起来。当我们终于钉好箱子，把原有的封印全部照原样加好的时候，已经是四点三十分了。我们的工程师们毫无差错地把发动机重新组装起来，简直是个奇迹。他们拍了数千张照片，画了几百份草图，个个心满意足地走了。
不过，我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应当把发动机送到编组车站去。车队重新开动了，雷诺车打头，DS车断后。为了夺回延误的时间，科伊东一直猛踩油门。就在我们越过公墓驶出戈内斯镇之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我们正全速穿过这片沉寂的荒郊，一辆小汽车突然从小路上冲过来。这个司机起得太早，还没完全醒过来，我们根本无法躲开他，大卡车撞了上去，把小汽车带出好几十米远。
我们脸色铁青，跳下车来，这个意外事故很可能把我们计划的最后部分打乱。我们的开路车马上折回来。特工人员象凶神恶煞似的从雷诺车里钻了出来，扑向出事的小车，没想到那个司机竟安然无恙。我手下人勃然大怒，劈头盖顶一顿臭骂：“笨蛋！蠢货！谁叫你跑到公路上来的？”
他还没有从撞车的打击下醒过来，眼睛睁得圆圆地看着我们的人。他刚才险些丧生，现在又受到一群陌生人的辱骂，当看到这些人把他那辆撞烂的汽车不客气地扔向路旁以便清理道路的时候，他才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醒转过来。他喊遭：“哎！不许动我的车，得给我一份警察局的证明！”
我的一个特工人员厌烦地吼道：“闭嘴！”
另一个同伴比较高明，把一张名片递给那个司机。“实在是对不起，我们有急事，请你照这个号码打个电话吧！”
那当然是一张假名片。我们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任何线索，以免追查到我们。我们离开了这位目瞪口呆但又安然无恙的受害者，继续朝前赶路。
但愿昨天晚上被我们甩掉的苏联民航的那两个俄国人不在圣德尼编组站等候我们！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幸好，我们先到达了编组站。于是，我手下的一个特工小组立刻验收装车，迅速果断地办完海关手续。在早晨六点钟的时候，苏联人来了，人们把他们领进专门车厢，他们检查了封印以后便放心地走了。
八天以后，当我们已经不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国防部长给我们送来了一封贺信。他告诉我们，专家们证明，我们这次在布尔歇机场搞的小小的“出击”，使法国的航空工业赢得了十年时间。
我们并没有亲手收到贺信，因为象所有这类信件一样，这封信也是向我们宣读的，宣读以后便保存在总部的保险柜里。
后来，我发现走露了消息。倒不是象我担心的那样被俄国人知道了，而是被美国人晓得了。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我们的“战绩”，于是要求我象演节日那样“再来一个”。美国方面说：“只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前通知我们就行了，我们可以立刻用专机把我们的专家派去。”
但是，后来我从没有“再来一个”。请想想，一台图式喷气发动机，这玩意儿可不是随便在大街上找得到的……
目标——埃及人
1959-1960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一辆显得破旧的小型带篷卡车在巴黎乔治－比泽大街埃及大使馆后院的门前停下了，车篷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回收废纸、清理仓库”。
一位收破烂的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一身旧衣服，看上去有点脏，他按了按电铃，过了好一会儿，一个身穿绿色军服的埃及卫兵出现了。
“我是来收废纸的！”收破烂的人说。
那卫兵示意他耐心等一会儿，便关上门进去了，不多久，又同一个守门人一起出来。守门人把收破烂的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低声对卫兵说：“是讲好了的！大使先生知道。你把他带到地下室去吧！”
收破烂的手里拿着帽子，由卫兵领着，来到一个乱七八糟堆放杂物的地方。积满灰尘的废纸、被老鼠咬坏的旧卷宗、破椅子、空瓶子，一层层一直堆到了天花板。收破烂的用行家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废纸和废品的数量。
“好吧，”他说，“这活儿够我干两天的。还得叫个人来帮帮忙！”
这个收破烂的，实际上是第七处的特工人员，名叫罗歇?多兰，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很象电影明星亨利?加拉，可现在却化装成了衣衫槛楼的茨冈人。他那辆小卡车名义上属于郊区一家虚设的废铁公司，实际上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工具之一。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设法打进埃及大使馆，因为这里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基地，为“费拉加”①转运武器、输送资金。纳赛尔派来的一个名叫鲁夫蒂的武官，遥控着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
迄今为止，为了监视埃及人，我们仅限于在他们使馆里安装了大量的窃听器。墙壁里的窃听器很多，甚至影响了埃及卫兵们手表行走的准确性，他们也闹不清为什么他们如此引以为豪的精密时计会经常停下来。
在这个使馆里，我们也有一些同伙。例如，那个假装以很不信任的目光审视多兰的守门人，就是我们的耳目之一。他虽然是法国人，但大使却让他留下来。这个留用的老守门人，懂得如何使埃及人少不了他。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所房子。
我们在发展他的时候并没有启发他的爱国主义觉悟。我们知道此人唯利是图，嗜酒如命，所以我们提出给他钱。我们每月最多给他五百法郎，这并不算多。然而，他总能找到一些理由，比如假牙要修理呀，小孙子生病呀等等，要求增加一点报酬。
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由他去替使馆发信。他便乘机到皮埃尔一世大街的一家小酒馆停一停。他总是在这里和我们会面。我们之所以选中这家酒馆，是因为它有两个出口。守门人把皮包放在地上，喝上几杯酒。这时，我们的特工人员多兰便出现了，他也拿着一个皮包，和埃及使馆的那个皮包一模一样。多兰悄悄地把两个皮包一换，然后带着使馆的信件皮包从后门溜出去，直奔停在附近的装有必要设备的一辆带篷小卡车。
顷刻之间，信件被拆封、拍照，再用第七处久经考验的办法重新封好。多兰回到酒馆，把皮包再换回来。守门人最后喝了一杯红酒，便拿起皮包，奔向邮局。几年以来，事情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我们因此得以优先阅读埃及使馆的外交信件。
①“费拉加”在阿拉怕文中意为“拦路强盗”，法国殖民主义者用来诬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部队。——译者
后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以后，我决定进一步搞到埃及武官定期向开罗呈送的报告。这些绝密文件不是通过邮局寄出的，在外交邮袋里也找不到。埃及人一定是利用另一条渠道。但是我知道，在大使馆的保险柜里保存着文件的副本。要想拿到手，就必须进入警卫森严的使馆，而且不能被卫兵们发现抓住，以免引起外交纠纷。
我通过看门人弄到了一份详细的使馆房间分布图。那个装满废纸的地下室还是法鲁克国王和纳吉布将军时代修建的，它给了我启示。为了实现我的计划，我需要另一个耳目——鲁克索尔的帮助。
鲁克索尔原是埃及人，但长期以来就和全家住在法国。他是大使的总管，无论是找漂亮的姑娘，还是推荐消遣的场所，全都由他负责。他可以随意出入大使馆。在我选中他以前的几个月中间，我派人跟踪使馆的全体外交官和职员以及来访者，从远处监视他们，整理他们的材料。我觉得鲁克索尔比其他人更容易突破，鲁克索尔太习惯于西方的舒适生活了，要他返回开罗是会使他伤心的。
于是，我们便按照传统的方式去接近鲁克索尔，多兰开始频繁出入鲁克索尔常去的酒吧间、夜总会。通过一块儿喝酒，他们熟悉起来。不久以后，多兰估计鱼已经上钩，就迫使鲁克索尔立即做出抉择：“要么你为我们工作，要么我们吊销你在巴黎的居留证！”
开始，鲁克索尔没有什么用处。他接触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文件，但是，我们设法逐渐让他干越来越重要的事情，使他不可挽回地被牵涉进来。从此，他就面临被埃及人视为叛徒的危险，我们控制了他，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再也无法拒绝为我们帮大忙了。
现在，这个时刻到来了。我让人告诉鲁克索尔，要他利用去使馆的一次机会，下到地下室，往一堆废纸上放把火，让火同时烧坏几条电线。在这间破旧的地下室内，电线到处垂落下来。完全可以把失火的原因归咎于短路。
而且，勇敢的鲁克索尔应该立即亲自把刚刚燃烧起来的火扑灭，然后飞快地跑上去向卫兵们、职员们和大使本人报告险情，对他们说：“我闻到一股强烈的烧焦味。我冲向地下室，总算去得及时，真侥幸，我们避免了一场火灾。不过，确实应该把这些废纸处理掉。堆在那儿也没用，又靠近锅炉和电气设备，多危险啊！”
不出我的预料，埃及人上了当，开始感到不安，硬要求人头熟、门路广、又刚刚救了大使馆的鲁克索尔替他们找一家公司，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弄走。鲁克索尔通知我们一切就绪。收破烂的多兰现在可以粉墨登场了。
第一天，多兰在卫兵寸步不离地监视下，开始一个人装车，几小时之后，他把车子开走了，在地下窒里留下一些空麻袋，预备下一趟用。在他来回搬运时，鞋带松开了，他弯下腰去系鞋带，站起来的时候，趁那个埃及人稍不注意，用手扶了一下后门的门锁，就在这一瞬间，他用藏在手心里的橡皮泥按了一个锁印。
他告诉埃及人说：“车子装满了！剩下的我再来一趟！”
他出来以后，使馆的后门就关上了。但他心中明白，几小时之后，他将以“小偷”的身份，而不是“收破烂”的身份再次入内。他将到我们的万森基地进行乔装改扮。
按说，这天晚上，多兰本来应该和贝特朗共同行动。但贝特朗另有任务。我决定亲自配合多兰对使馆“出击”。当然，我可以派别人去。再说，这天晚上，我家里人也在焦急地等着我，因为我们预定全家团聚，庆祝我的小女儿的生日，费尔南德已经准备了小型家宴。
在最后时刻，我告诉家里不能回去了。有时我一连几个月都不回家，我的妻子对此已习以为常。工作高于一切，我认为一个班子的领导应当以身作则，全力以赴。一个头头老是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就不是一个好带头人，就无法把全处人员团结成一个勇敢大胆的整体。
在万森基地紧闭的百叶窗后面，多兰和我正在准备，在更衣室，我们脱下一切穿戴，除掉一切可以把我们辨认出来的东西。
我们换上普通的衣服，没有任何商标或号码。我们换装以后，顿时成了秘密工作者。平时，我们外出执行任务，都不带真实证件，带的是我们记得滚瓜烂熟的假身份证，上面载明的出生地都是在战争中被轰炸、被烧毁的城市，户籍俱已失散。至于我们的住址，则在远郊区，早已无人居住。如果我们被捉住，就会被看作小偷送进监狱，不过，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出我们的使命，或者说出我们属于特工部门。总部将会悄悄地得到通知，过些日子再把我们搭救出来。
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落到这一步。采取行动的那天晚上九时许，多兰和我来到埃及使馆附近的美国广场。我们躲在一辆小卡车的后部，车篷上写着“雅克公司修锁配钥匙”。这辆车已被改装成活动工作间，里面有一条长凳和一张桌子，灯光明亮，抽屉里装着修锁工具、电子器材，还有一台当即配制钥匙的机器，这是一个地道的小“管子工”的全套工具。
开车的是我手下的人，名叫福雄，头戴贝雷帽，一直压到耳根。他很快找到停车的地方，把车停好，然后爬上卡车后部替换我们。他从这里可以监视大使馆周围的情况，注意可疑的来往行人，而不会被人发觉。我们的实验室发明了一种用于联系的工具，从当时来看也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就用这种工具和福雄保持联系。
这是一种微型步话机，可以在几百米之外传递轻微的信号，我们商定的暗号是：外面一切正常，响三下：使馆正门前面有危险，响两下：后门门口有危险，响一下。
黑暗笼罩着整座建筑物，我们知道，平时住在使馆里的首席参赞已经回开罗去了，办公室都没有人，唯一的困难是有卫兵守夜。多兰拿着后门的钥匙走在前面，我随后紧张。我贴着使馆的墙根走，走到乔治－比泽大街的拐角停了一台儿，看看附近有没有人。接着，我发出了安全信号。多兰小心翼翼地转动钥匙，推开了门，一点儿响声都没有，真是奇迹。
我们两条黑影溜进去以后，随手关好门，竖起耳朵，屏住呼吸，仔细听听周围有没有动静。一分钟的时间真长啊！周围一片漆黑，远处，大概是从二楼卫兵们的房间里，传来收音机的轻轻乐曲。
我们象害怕黑暗的孩子，手拉着手，一直转到前厅的另一边，靠着墙根停下来。我们心想，可别在经过的地方碰倒什么东西。各个房间的分布情况，我们已印在脑子里，到了墙根，只要沿着墙走就能一直到达楼梯口。我们穿的是胶底鞋，走起路来没有声响。
当多兰踏上第一级楼梯时，楼梯被压得轻轻作响，于是，我便避开第一级，直接踏上第二级。
上到二楼，我们停了一下。呆在楼道顶头房间里的卫兵们没什么动静。于是，我们直接上到四楼。首席参赞屋内的铁柜子没费什么劲就打开了，我取出武官报告的副本。这一次，我违犯了我亲自制定的禁止特工人员带走文件的规定。因为我认为这是些副本，原件在开罗，埃及人很快发现文件丢失的可能性不大。
我把战利品整理成堆，由多兰搬到地下室去，装进他上午为此目的而留下的麻袋。然后，我们来到档案室，没用五分钟的时间保险柜也被打开了。多兰不停地在四层楼与地下室之间上下奔跑。收获之大，确实难以置信。
我们俩工作时，用实验室专门为我们制作的小灯照明。我们把灯叼在嘴上，双手可以自由活动，只要用舌头挤压小灯，就可以对需要照明的目标射出一束光线。
午夜以后，我们完成了任务。埃及使馆的秘密文件就这样丢失了，我们重新穿过前厅走向后门。装满文件的麻袋留在地下室里，待天亮以后，让“收破烂的”以极其自然的方式把麻袋连同剩下的废纸一起运走。
我们获得了胜利。多兰和我象两条抓住猎物的猎犬一样高兴。我们发出三下吱吱声，通知福雄一切顺利，要他允许我们出去。
警戒者的回答是一声：不好！后门有危险。
狂喜之下，迎头一瓢冷水！我们显然落入了圈套之中。周围一片漆黑，置身使馆之内，退路又被切断，怎么办？如果卫兵们突然开始搜查，我们藏在哪里才不会被他们发现呢？
我对多兰说：“到地下室去！”
幸好地下室还剩有一大堆废纸、空瓶子等破烂东西，构成一道可以藏身的屏障，但是，我们不能老呆在这儿呀！我蹬上一个箱子，冒着风险从气窗口向外面望了一眼。我算明白了发出警报的原因何在，在我们昨晚到达的时候，美国广场上空无一人，现在却站满了警察。我看到警察斗篷的下摆和大皮靴离我只有几公分远。
我一时慌了神，心想莫非是使馆把他们招来对付我们的？他们可能正在布置一个大陷阱，以便抓住我们。要是这样，那可真是糟透了！法国的秘密工作人员居然被法国政府的警察追捕，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处长居然在埃及使馆被他自己的同胞捕获，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多兰到二楼进行一次侦察，看看卫兵们是否都醒了，看看我们的不幸是否是他们造成的。
他一边走下来，一边对我说：“没醒，他们好象都在睡觉。”
那么，广场上的大批警察为何而来呢？我觉得越来越怪了。
为了闹清楚，我小心翼翼地把气窗打开一条缝。于是，警察们的谈活断断续续地传进我的耳朵。从这些在我眼前来回踱步的警察们的交谈中，我反复听到一个词：“示威”。
我心想：“这下子我们可糟了。如果他们是来对付预定今天上午在星形广场举行的一次示威集会，我们就得在这里蹲到天黑。白天是根本无法从这里出去的……”
当福雄发出险情解除的信号时?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警察解除了戒严。集会大概取消了。我耸了耸肩，因为对我们来说，已经太晚了。我们现在要办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把身体蜷缩起来，藏在法鲁克、纳吉布和纳赛尔的废纸堆中，我们幸亏没有动弹，因为这时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来了。我们尽量藏得更严实一点，但也时刻准备跳起来消灭可能来犯的任何人。
一个埃及卫兵出现了，他抱着一堆旧卷宗，朝我们这边随便一扔，然后又上去了，四周重新陷入寂静之中。我对多兰说；“别抱什么幻想，我们得在这儿呆上一天。天黑以前甭想出去。”
我既感到恼火，又觉得无聊，便信手翻阅卫兵作为废纸扔下的文件。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了一些埃及人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大人物付款的会计单据。我把这一卷废纸捡起来，装进我们的一条麻袋里。这真是出乎意外地为我们这次窃取机密文件的收获来了个“锦上添花”。
从我们的头顶上传来使馆的喧哗声，震耳欲聋。如果其他卫兵也下来巡视一圈怎么办？我们窥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但是，没有人来“拜访”我们。我们在地下室的垃圾堆里，觉得浑身又脏又粘，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但也只好耐着性子硬挺下去。
白天是这样的冗长、阴暗，好象过不完似的，叫人心神不安。
后来，人终于走空了，办公室也都关门了。我从气窗目送着最后一批人离开使馆。福雄也象囚犯一样被围住，不过方式不同罢了，他一直守候在小卡车的后部，小心地警戒着。出路终于畅通了。
我们拖着疲乏的身子，摇摇晃晃地从后门溜了出去。如果警察这时候在使馆的门口抓住我们，准会把我们当成货真价实的流浪汉。
我们睡了一夜好觉，体力恢复了。我回到办公室，多兰重新穿上他那身收破烂的服装。福雄临时充当多兰的助手，陪同多兰去乔治－比泽大街。多兰在后门按铃时，心中有点惴惴不安。假如卫兵们起疑心呢？假如他们突然发现什么情况呢？然而，什么事也没有，他们“认”出来，来的正是前天那个“收破烂的人”。
他们愉快地吩咐：“去吧，把活干完！”
多兰正等着这句话呢！他和福雄一起下到地下室，从里面搬上来成吨的废旧物品。他们就在卫兵们的眼皮底下，把我们前天夜里挑选出来的绝密文件运走了。埃及人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
几小时之内，地下室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现在要躲藏在里面就难了。任务完成后，多兰和福雄两个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们砰地一声关好车门，准备离开，突然看到一群埃及卫兵从使馆小门里冲出来。
“喂！等一等！别走！”卫兵们叫喊着。
多兰想，这下完了，他们都发现了！赶快冲向人群脱身吗？不能！他接到过明确的命令：不许造成事端，绝对不许慌张，于是，他停住车子，平静地等待着，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卫兵问道：“车里还有空吗？”
多兰十分惊奇，回答说：“有，干什么？”
另一个卫兵说：“来，还有不少废纸要处理！”
多兰和福雄穿着磨得发亮的衣服，带着几天没刮的胡须，被领到前天晚上我们洗劫过的四楼档案室，在那里，他们看到了类似麦克?森奈特①主演的一部电影中的惊人场面。使馆的职员们受一种真正的大扫除狂热的支配，正在清理一堆布满灰尘的书架。
“喂，把这些都搬走！”有人命令着。
多兰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他向福雄眨了眨眼。两个人相互示意，我们今天可发财啦，真走运！但是，接下来就不那么有趣了。前天夜里，多兰已经在楼梯上不停地跑上跑下，不
①麦克?森奈特(Matck Sennett?1884-1950)，美国电影演员，是电影滑稽喜剧的创始人，——译者
知跑了多少趟，现在又和福雄一起一趟又一趟地往上爬，然后再抱着旧资料走下来。最后，累了个半死，两腿直打哆嗦。埃及人却高兴地叫着：“好样的，这才叫干活呢！”
埃及人显得兴高采烈，问这两个收破烂的，在他们的关系户中有没有好锁匠。因为武官为了安全，想把使馆的全部门锁都换成新的。多兰听了惊奇不已，连忙说：“当然有，我有一个自己开业的熟人！”
几天以后，多兰提到的那个“熟人”——科伊东来到了使馆，承包了全部话计。他确实是一位锁匠师傅。但与一般锁匠师傅所不同的是，让－玛丽?科伊东还是我们C科的头号盗窃专家。
头脑发昏的埃及人竟轻易地相信了他，让他自由行动。使馆的全部锁就这样由我们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个人用局里的器材更换了。从这一天起，我们就掌握了埃及驻巴黎使馆的全部钥匙，以备不时之需。
在此期间，我所考虑的是把一大堆战利品放到什么地方进行挑选，以便尽快加以利用，不可能把这堆废纸撂在图雷尔总部或某个基地的一些房间里，我得找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在巴黎南郊，我掌管着一座路易十三时代的古老钟楼，现已派其它用场。这座钟楼地处旷野，门上锁着一把普通的挂锁。谁也想不到，在这座摇摇欲坠的建筑物里竟设有一部大功率的中继电台，我不时派出几辆装有无线电话的小汽车，去跟踪某些刚到达奥利机场就想偷偷溜走的旅客。这些汽车发出的信息由钟楼中继电台接收，然后再转发给我们。
“中继电台设在上面的房间里，”我对多兰说，“下面的厅堂是空着的。咱们把东西放在那里不会有什么风险。那个地方连只猫也从来没去过。”
我没有考虑到气候问题。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异常寒冷。在这个四面透风、室内潮湿的钟楼里，根本无法生火取暖，因为一把火就可能把纸堆烧光?我的技术员们不得不冒着零下十度的严寒，在臭气熏天的房间里工作。
在这座钟楼里，埃及人的档案把我们吞没了。根据严格的规定，必须不间歇地连续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交出材料。我们专门动员了处里的阿拉伯语专家。他们从报告、签证申请表、一般证件等浩瀚的纸海中把有价值的文件挑出来。他们一挑出来，我们就必须立即在现场把文件都拍摄成缩微胶卷。
但是，现场没有电源怎么工作呢？那时我们已经遇到了能源问题。微型照相机的电池不到一小时就用完了。因此，要保证照相机不停地工作，必须用一辆小卡车送一台发电机来。夜里还不能工作，因为要是这里出现不寻常的灯光，就很可能引起人们注意我们这些进入古老钟楼的“居民”。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破译了埃及的密码，通过从使馆偷来的某些文件，我们的机要室得以把埃及人的密码完整地整理出来。搞来的文件被翻译出来后，按照日期，分成外交、军事、经济三大类，一包一包地送往总部。主要是送往我们的“中东科”。
同时，我们让一切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斗争的警察部门，特别是本土警戒局，都能利用我们获得的情报。从便衣警察到本土警戒局的工作人员，现在都在密切监视埃及武官及其助手
的行动，因为这两个人在法国遥控指挥着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
对我来说，事情是结束了，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几个星期以后，那次对埃及使馆的“出击”很快就被遗忘了。罗歇?多兰被派往摩洛哥执行新的任务。他没法在他儿子的生日以前赶回来，便委托我以他的名义带一件礼物去。
这是因为正在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不许与家里直接通信。我们的妻子往往不了解我们究竟干什么工作，直到本?巴尔卡事件以前，我妻子费尔南德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普通官员，是经常在总理身边工作的特派员，多兰的妻子雅尼娜相信她丈夫是为一家汽车公司出差的。
但是，公司代表的身份不过是作为掩护罢了。特工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不得把他去的地方告诉任何人。我总是叮嘱他们不要把信直接寄回来。当他们出差的时间需要延长时，我便上他们家里去，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家里人，看一看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是否缺什么，身体是否健康。
雅尼娜－多兰是一位有头脑的女人，领导着普吉奥汽车公司的庞大的秘书处，她把我看作是她丈夫的同事。她不拘扎节地接待了我，以带点抱怨的口气向我谈起他们的儿子奥利维埃，这孩子叫他们发愁，刚十五岁就已经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
“我们家就这样过日子，”雅尼娜说，“我丈夫总是四处奔波，我自己又有工作，奥利维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告别的时候，我提醒她说，她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按我留下的号码打电话找我，我还告诉她，这是值班电话，随时都有人。
我放心地走了，谁知道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第二天，我的女秘书，忠实的纳内特告诉我，专线电话里有人在不安地呼救。
她汇报说：“是多兰的妻子，她声音很弱，勉勉强强说出了她自己的名字，后来我仿佛听到一下撞击声，电话里就没声音了！”
我叫她给我接通了电话，焦虑地听着。我感到电话里有人在可怕地喘息着，但没有力气说话。我对着话筒大声喊叫：“怎么了？回答呀！”我竖起耳朵，只听到一声呻吟。我抓起一把特制手枪，装进口袋。各个办公室都没人，大家执行任务去了。我手下的五十名小伙子日夜在巴黎活动着。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出门时，我把一个刚执行任务回来的人拉上。
“跟我来，快！带上武器，情况可能很严重！”
大街上一片混乱，大卡车、小汽车有时挤成一团，有时连续相撞，司机们相互指责?尘厉的喇叭声，刺耳的警车声响成一片，我仿佛做起一场恶梦，进了地狱；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混乱的场面。仿佛一切都联合起来跟我作对似的。
我从丁香门的郊外基地出发，驱车冲向市中心，一路上闯红灯，驶便道，根本不理睬警察的鸣笛警告。经过贝尔维尔区和共和国广场，我终于赶到了市政厅。罗歇?多兰的家就在勒纳路六号二层楼上。房门紧闭着，被我用肩膀撞开。
一进门?一眼看到的便是乱七八糟的景象：画撒了，椅子砸了，餐具摔了，扶手椅也捅破了。住房遭到了匪徒们的洗劫。卧室里，在一部翻倒的电话旁边，躺着一个人，赤身露体，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墙上、床上溅满了血迹。雅尼娜生命垂危，脉搏十分微弱。她满脸伤痕，无法辨认。
我赶紧接通了局里医生的电话，把我见到的情况告诉他。尽管我想保持平静，但仍感到我是在叫喊，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喊不叫：“大夫，一定要把她救过来！我要最好的专家，听明白，要最好的！”
医生要我把受伤的雅尼娜立即送往拉里布瓦齐埃医院。他向我保证说：“我直接赶到那里，一切由我负责。”
我从局里保安处和反间谍部调来两个小组，这个惨案不能传扬出去，绝对不能让警察局插手，我们将自行调查，动用比司法警察局更强大的技术手段：收取指印和脚印，分析一切痕迹，对遭劫的房间里的一切进行仔细检查。
我留下几个人守在多兰家中，另派一些特工人员守在建筑物门前和大街上，负责支开警察和便衣，即使他们持有正式命令也不行。同时，我们在总部开始查阅罗歇?多兰的档案，以便核实他最近执行了什么任务，是否有如此残忍的仇敌。这问题必须由我们自己处理，不要外人帮忙，不让别人打听，也不声张出去。
在医院里，我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机械地看着手表，快到下午四点了，突然，我想到了奥利维埃：“上帝呀，孩子！”
我急忙奔往学校，以便在奥利维埃回家以前截住他。千万不能让他看到勒纳路家中的恐怖情景，同时也是为了预防袭击多兰家的那群神秘的匪徒回来对孩子下毒手。我要求我手下的一位女特工人员来照看孩子，她是一位伯爵夫人，一个地地道道的贵族，是法国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绝对必须让他离开巴黎！”我对她说。
“我把他带到我们的索洛涅领地去，”伯爵夫人回答说，“他在那里会很安全的。”
至于罗歇?多兰，我可不能马上把他叫回来守候在他妻子的床边。一个特工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用的是假身份，在一定的情况下是不能说走就走的。他必须等到来人接替他，移交好一切材料，并提出一份当地的形势报告。只有在新来执行任务的负责人开始工作以后，他才能离开。因此，我手下人就这样在国外转来转去，甚至无法回国奔丧，参加亲人的葬礼。
当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奥特伊区博齐奥街家中。我发现我的妻子还未睡觉。为什么不睡呢？我看她脸色苍白，情绪萎靡不振。她一声不吭，用颤抖的手递给我一封信。有个人一没说话，二没敲门，从门底下塞进了这封信。
在一张大纸上，匿名人用笨拙的大写字母写道：“罗歇?多兰老婆的事仅仅是个警告。下一次将轮到你的老婆，接下去是你十二岁的女儿，再接下去是你十岁的儿子和八岁的女儿，最后就轮到你自己！”
费尔南德浑身微微发抖。对战争、对她自己受伤，对我往昔的双重生活，她仍然记忆犹新。她以怀疑和不安的神情注视着我，好象在说：“你在家里显出一副令人宽心的神态，但你真是一位不惹是生非的官员吗？”
我没有容她再想下去，就立即派人连夜把全家人转移到雷恩去，让雅克?多尔穆瓦为他们在市内找到了一处可靠的安身之所。那个地方原来是拉菲莉娅妓院，现在被改成一套套小房间，由一个抵抗运动老战士小组负责保卫工作。
现在，第七处的人都已明白，打击的目标不单单是多兰一个人。于是，我们改变了原来的工作设想，我派人仔细查阅关于罗歇?多兰和我直接配合进行现场活动的全部档案。我隐约感觉到，在勒纳路残忍的袭击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敌对组织，这个组织实力雄厚，手段毒辣，行动果断，有能力侦察到哪些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最机密的核心——第七处的人员，有能力跟踪我们，而且敢于向我们进攻。更为严重的是，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竟能找到第七处负责人的住处。唯有一个外国特工部门才能拥有这样的手段，才能如此放肆。
但是，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突然袭击呢？我们应当向谁报复呢？我
们是不是夸大了面临的危险呢？
当雅尼娜?多兰从昏迷中醒过来，开始能够含糊不清地讲活时，我们就开动了放在她床头的录音机。她的叙述吓了我们一跳，因为她讲的话表明，危险确实存在，我们被人出卖了。
雅尼娜说，出事那一天，有人敲门。她毫不迟疑地开了门。她有什么可怕的呢？丈夫是一家公司的商务代表，全家过着平静而清白的生活，也没有结下什么仇敌。门开了以后，三个男人闯了进来，砰地一声把门关上。那个象是头头的人抓住雅尼娜的头发，其他两个人就开始一件一件地捣毁房间里的全部陈设。砸完以后，他们便把雅尼娜推进卧室，扒光她的衣服，三个人轮流殴打她。他们的头头用一把镶在小木把上的刮脸刀片，划破雅尼娜的面颊，然后，他们把喘不过气来的雅尼娜推倒在地，一边踩一边踢。她在失去知觉之前听到那个头头吼道：“告诉你丈夫，下次他再要管埃及人的事，就整你儿子！”
我一遍又一遍地听放雅尼娜?多兰的录音。我们的怀疑这下子集中到埃及人身上。只有一个问题，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使我百思而不得其解，那就是埃及人如何知道我们对使馆的“出击”呢？我们的行动历来谨慎小心，从不外传，采用的又是踪迹飘忽的方式和秘密工作的技巧，这些纳赛尔分子是如何逐步追踪、一直追到罗歇?多兰和我的头上的呢？他们了解我们组织的其它情况吗？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呢？谁会出卖我们呢？
我可以搬搬家，躲到我的一个基地去，等着别人找出勒纳路的杀人凶手。但是，我宁愿呆在博齐奥街，每天晚上都回家，故意向敌人挑战，还可以充当诱饵。让他们来动动我吧，有他们好受的！
我住的房子周围布置了暗哨。离楼门口几步远的地方，日夜停着一辆小卡车，车里藏着一个第七处的特工人员，把所有进出这座楼房的人都拍摄下来。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尽管知道背后有人保护，但还是有点提心吊胆。因为很可能有一个家伙正在楼梯平台上等着我，我必须对付他。
我一下车就把手里的一枚手榴弹的销钉拔掉，再慢慢地走上通向家门的四级阶梯。我随时准备扔出手榴弹,关好房门，我迅速检查了各个房间，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候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枚手榴弹，因为拔下销钉是容易的，但要再把销钉插上而又不让手榴弹在你面前爆炸可就难多了。
夜里，我被一阵阵神秘的电话铃声惊醒，心里“怦怦”直跳。这些电话就象雅尼娜?多兰在遭到袭击之前收到的电话。她当时感到莫名其妙，可我现在却知道这些陌生人正在瞄着我。我让我的朋友欧仁?卡约为我接通监听电话，以便尽力判断是从哪里打来的。卡约对我说：“他们显然是从公共电话间打来的，而且每次停留时间不超过两分钟……”
卡约当时还只是个上尉，他卓有成效地领导着我们的监听系统。我这位朋友后来出了名，以将军的头衔领导过“部际监听小组”。后来，在蓬皮杜统治时期结束时，这个“长耳朵”中心被揭露了。
卡约的呼号是“黑山”，他不仅监听我的电话，也监听罗歇?多兰家的电话，以便查证那些陌生人是否使用同一条线路。被监听的还有我的最亲密的助手、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其他一些负责人以及埃及使馆的全体人员。若干辆设有埋伏的带篷小卡车散布到巴黎的各个角落，进行拍照。出事地点勒纳路处于经常监视之下，我们努力寻找蛛丝马迹，以便找到残害雅尼娜?多兰的凶手和他们的首领。
开始时，我们局的反间谍部气得发疯，怀疑内部有人走露了消息，甚至怀疑可能出了叛徒。否则，怎么解释对手轻而易举地找到最机密的第七处的所在地呢？我们中间有他们的耳目吗？“黑山”播放了各式各样的监听录音，重达几公斤，但毫无结果。
对于那两个在埃及使馆为我们工作的人，虽然我并不相信他们会有背叛行为，但我也对他们进行了审查。他们不可能出卖我，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尽管如此，考查他们一下还是必要的。
首先考查的是使馆的看门人。在我的追问下，看门人哭起来了。我真心相信他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老酒鬼。我们把他放了回去，嘱咐他说，如果他不愿意被毫无怜悯之心的埃及人剁成肉酱，就必须对此保守秘密。
另一个为我们工作的人是鲁克索尔，我们开始跟踪他，监视他、监听他的电话。这样搞了两个星期，始终找不到他与埃及保安人员有任何勾结的迹象，他照旧出入大使的住宅。
尽管没有迹象说明他犯下了罪行，但罗歇?多兰并不动摇，他气恼地说：“叛徒肯定是鲁克索尔，你看他那副嘴脸就知道了！我非亲手宰了他不行！”
我劝多兰说，问题已经够多的了，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必须百分之百地摸准是谁走露了消息，必须准确无误地确定谁是凶手，为了防止他在盛怒之下于出无法挽回的事情，我把他派往国外执行另一项任务。
多兰向我说：“我要求你一抓住凶手就通知我。我不要别人为雅尼娜报仇！”
我召见鲁克索尔，他象平时那样蹦蹦跳跳地来了，穿着一条马裤，为的是让大家都知道他首先是一个骑手。他脸上有块刀疤，强笑时嘴歪到一边，爱大声地开玩笑，一口阿拉伯的语调。这副模样说明，鲁克索尔肯定不是正派人。
我说的事情真把他吓坏了，所以，当他向我发誓说他与这一悲剧毫无关系时，我认为他是真诚的。
“既然如此，”我对他说，“你冼清自己的唯一机会就是帮我找出来是谁干的。”
一想到让他在使馆内进行调查，从而招致埃及人的怀疑，他就心惊胆战，因为埃及人对杀人是满不在乎的。这一点我已经看出来了，但我仍然坚持。
“你没什么好选择的！这些家伙，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否则就把你驱逐出境，那时，你的埃及朋友们就会把你盯住不放！”
他恳求我给他一些时间。几个星期之后，他交给我一份三人名单。这三个人是使馆的保镖，穿戴考究，以玩弄女性为乐，经常出入酒吧间、游艺场和夜总会。这三个家伙放荡成性，挥霍无度，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小组一直跟踪他们，研究他们的习惯，寻找他们的弱点。
平时，这三个人总是结伴而行。要把三个人一起干掉就会惊动警察局和外交部，使这一事件成为报纸的头版大新闻。我们需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收拾掉，并且要快，使他们来不及商量和采取预防措施。
为了找到适当的机会，我们派出轿车、小卡车、摩托车日夜跟踪他们。在他们落脚的地方，我们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记下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通过无线电话了解情况，监视三个凶手在巴黎的行踪。我的想法是，这件事全部由我负责处理，三次行动都由我去干，每次换一个助手。我想尽可能使第七处置身于最后阶段的行动之外。一定要使得一切都好象是阿拉伯流氓之间的一系列仇杀事件。
一天晚上，我们发现一个保镖独自一人在爱丽舍田园大街闲逛。他到佩戈拉洒吧间喝了一杯，然后又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路的赛义德餐厅吃了一份古斯古斯①。他从那儿出来以后，又徒步走
①“古斯古斯”是北非人爱吃的用面粉团加佐料做的一种饮食。——译者
向星形广场。异乎寻常的是无人保护。
这时，我知道他要独自回到夏尔格兰街他居住的寓所去。监视他的人员向我证实时机是合适的。我带上雅克?韦兰，驱车首先赶到夏尔格兰街。我们刚刚关上车灯、停好车、装扮成安详的散步者，埃及人就朝我们走来了。
我们在他的寓所门口碰面了。几秒钟之后，这个杀人凶手就倒在黑暗之中的便道上，象一滩烂泥似的蜷缩在那里。他在野蛮糟踏一个备受折磨的妇女时所具有的男子气概，不会剩下多少了，就算他能够恢复健康，肯定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个保镖，我是在凌晨两点钟左右的时候截击的。当时，他正高高兴兴地从黑熊街中央菜市场的一家饭馆走出来，可惜好景不长。那天夜里，他疏忽大意，也犯了独自一人行动的错误。
达一回，我是和吕伊斯一起干的。吕伊斯是法国冰球队队长和柔道运动员，是雅克?韦兰的内弟。不到一秒钟，一切都解决了，埃及人的躯体倒在旁边的一个橱窗上，“哗啦”一声玻璃碎了。在其他就餐者离开餐厅的同时，我们象阵风似地开车走掉了。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讨伐，我找了科西嘉人让诺?贾马泰当助手。他掌管我们的康巴塞雷斯酒吧－俱乐部。这个目光冰冷的硬汉子，不是我们局的在编人员，只是临时为我们工作。他不了解事情的底细，也不屑于过问，他只知道要惩罚一个恶棍。
我布置的暗哨通知我，他们在歌剧院里发现了埃及人，现在他正徒步走向塞纳河边，大概是去拉丁区寻欢作乐，我在金字塔大街附近发现了这个漫不经心的胖子，科西嘉人开着车，想方设法避免引起他的注意。在一条几乎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开车跟踪一个步行者简直太难了。
我等着凶手从灯光明亮之处走到卢浮宫通向官内的拱顶狭廊之下。我们准备在那里下手。在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偶尔急速驶过的汽车并不注意人行道上的三条黑影。在那儿，我第一次从容地作了一番解释。我毫不怀疑，这个埃及人从医院里出来以后，是会向他的两位同伴转达我的话的。
“你会痛苦地记住勒纳路事件的！”我对他说。
我看到这个大个子开始发抖并哀求道：“我向你发誓，我再也不干了，饶了我吧！”
我发现，这些自吹自擂的好汉，当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折磨一个女人时是那样气势汹汹，实际上都是怕死鬼。他也落到了与另外两个人同样的下场。但是，陪我前来的科西嘉人硬要插一手。
他抓住昏过去的保镖，把他拖到马路上。然后，他上了车，开车在躺着的这个人身上轧了几个来回。看到我认为他做得过份而生气时，他惊奇地说：“我还以为你要彻底地算一下账呢！”
我比科西嘉人仁慈些吗？肯定不是。在这三次行动中，我都感觉到我那支6.35毫米口径的手枪在跳动，我的手痒得很，我真想用枪把这些家伙毙掉，只是从工做出发我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从第二天起，我不仅把配合我出击的雅克?韦兰和吕伊斯，而且把第七处的大部分人员陆续派往国外执行任务，尽可能让他们远离法国。我估计埃及情报机关会采取闪电般的反击行动，进行可怕的报复。然而，奇怪的是，纳赛尔分子们竟然保持沉默。开罗仅限于增派保镖，加强了对使馆的警戒，让使馆组织夜间值班的埃及人在馆邸周围巡逻。
本来，埃及人永远也闹不清楚他们是如何上当受骗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出卖的。经过几个星期的调查和核实，我们发现，原来本土警戒局审讯了纳赛尔的情报机关在巴黎的两个代表鲁夫蒂和阿密尔，由于本土警戒局干了一件蠢事，才使埃及人得到了我们的线索。
在“收破烂行动”过后不久，我们向本土警戒局提交了关于上述两个埃及人掌握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的地下组织的证据。本土警戒局派人将他们拘捕了。但是，他们两人都矢口否认，本土警戒局的一位督察没有留心眼，便把一份材料展视在他们面前，证明埃及人和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有着直接的勾结。
这份材料是罗歇?多兰和我从埃及大使馆的保险柜里偷来的。武官鲁夫蒂是个不易上当的人，他立刻意识到法国情报机关曾派人潜入使馆，窃走了秘密文件。他机智地装出一副愚蠢的样子，坚决否认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并指责法国制造伪证。
本土警戒局的督察发火了：“什么，假的！这是我们在你的保险柜里找到的！”
鲁夫蒂打断了他的话：“不可能，谁也进不了大使馆，那是一座堡垒！”
督察反驳说：“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来说，没什么不可能的。”
于是，埃及武官便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他和他的同伙阿密尔被驱逐出境，但是纳赛尔分子以他们的方式进行了报复。根据一种我们一直没有弄清的方法，他们对去过大使馆的“收破烂的”人进行了分析，顺藤摸瓜，查到了罗歇?多兰的头上，并找到他的住所。与此同时，他们大概组织了监视和跟梢，盯上了我，但并没有确切了解到我在特工部门中的职务。后来，他们进行了打击。
他们尽管对自己的人员进行调查，但既没有怀疑看门人，也没有怀疑鲁克索尔。后来，看门人因贪杯和年迈被他们辞退。但鲁克索尔仍然是使馆的红人。他有能耐，为使馆人员做出精心安排，使他们在巴黎过上极其美妙的生活，人们怎么能舍弃他呢？
在我们中间，多兰受到的打击最重，后来越发的不幸了。他的妻子虽然被救活，但面容可怕地毁了，精神无法振作起来。她的一只眼睛瞎了，那张被毁坏的脸再也无法修复。她被安置在普罗旺斯地区的圣雷米附近，后因精神错乱死去。多兰的儿子奥利维埃因母亲的悲剧受到了刺激，他开车越开越快，最后死于车祸。
罗歇?多兰再也不是往昔那个表演跳伞的乐天派了。当他完成任务回国后获悉我已趁他在国外期间惩罚了那几个埃及人时，便认为我剥夺了他的复仇权，因而对我抱怨不休。
“头头把我给骗了，”后来他对人说，“去和这些混蛋算账的不应当是他，而应当是我。要是我的话，决不会留下他们的狗命……”
第五章军火之役
玛尔梅松庄园的主人
我赖以掩护的身份之一是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路易－勒内?马亚尔。我以这个身份投身到军火商人溷浊纷乱的天地里，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同军火走私商作斗争的机构。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争尚未爆发，因此，有关贩卖军火的问题还无人关注。
这天晚上，我和费尔南德乘坐我那辆黑色203型公务车前往玛尔梅松庄园①。庄园的主人斯特凡?柴尔涅茨基是一个腰缠万贯的波兰人，他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事先得知，他请我我们参加一次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上各种排场十分讲究，应有尽有。
我并不十分乐意，但还是穿上了一身合乎礼仪的服装。在我这个特工人员来无影去无踪的生涯中，很少这样打扮：我经常穿着“管子工”的蓝色工作服东跑西跑。
费尔南德也怯生生地头一回穿上了晚礼服，看上去判若两人，我们实在不是那种擅长社交的人。我有一个朋友是某警察局的局长，他对我说：“你一定得认识柴尔涅茨基！此人真了不起，富裕阔绰，心地尤其善良。只要我跟他打个招呼，他准会接待你！”
我们的车开进院子后，惜着车灯的亮光，我们看到二十几条健壮的獒狗跑过来，围着我们转来转去。看得出来，这些獒狗受过攻击人的训练，它们跟在我们的车后跑了一阵，不声不响，却
①玛尔梅松庄园距巴黎市十三公里，庄园中的古堡建于十八世纪中叶。若斯菲娜（一译约瑟芬）在与拿破仑一世离婚后，于1798年买下这座庄园，作为自己的府邸。——译者
令人生畏。毋庸置疑，柴尔涅茨基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过，他后来向我解释说，他倒不光是为了自己才买下这些猛犬的，更主要的是为了保护自从若斯菲娜居住在这座庄园那时起使在庭院水池中繁衍生长的肥大的皇家鲤鱼。
我四下察看，想在远离院子入口处的阴影中寻找一个角落停放车子，以免引人注目。这样做，既是出于我小心谨慎的职业习惯，也是为了不让我们那辆普普通通的小车过于给我丢人现眼。
然而，我们必须遵循这里的全部礼仪。侍从向我们打手势，要我们把车子开到灯火辉煌的台阶前。我在一大片富丽堂皇的“罗尔斯?罗伊斯”?“本特利”、“卡迪拉克”牌高级轿车之间穿行而过。
身着制服、彬彬有礼的仆人已经迎上前来给我们开车门。我窥测他们的神色，想从他们脸上看出是否掠过一丝讥讽的微笑或傲慢的神情，但我啥也没察觉到。他们训练有素，值得称赞。我从未在玛尔梅松发现任何一点不合礼仪之处，这实在是玛尔梅松庄园主人的荣耀。
一个身高起码在一米九五以上、穿着考究的男子，带着自然流露出来的斯拉夫人的魅力朝我们走来。他弯下腰，吻了吻我妻子的手。他的身材宛若当年在莫斯科河和莱比锡挥舞战刀冲锋陷阵的波兰骑士。后来，我看到了他家族的徽记，从中发现了他整个性格的象征：一轮金光灿烂的太阳，衬托着一只骑士的靴子。
他称呼我为“亲爱的马亚尔先生”，说话时脸上挂着微笑。这意味着他并非不知道我隐姓埋名，只是尊重我的做法，不予戳穿而已。我们两人在目光相遇的一瞬间，就立即产生了一种相互信任、和衷共济的友好感情。
赴约前，那位警察局长对我说过：“你不常出去，因此缺少同外界的接触。在玛尔梅松，你将遇到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武官和国际上的名人。到时候，凭你的手段，或许还能物色几名优秀的联络员呢……”
那位警察局长并未料到，这次会见对于我们局，对于我们国家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晚会如同梦幻一般结束了。柴尔涅茨基和我商定，单独在一起吃一顿午饭。
柴尔涅茨基建议说：“我带你上一家波兰餐厅，离星形广场不远。”
后来，我才知道，他常常在那些能引起他思念失去的祖国的地方流连忘返，把夜晚的时光消磨在巴黎的斯拉夫夜总会里。他甚至在阿尔玛耶街买下了一家名叫“波什尼科夫”的小酒馆，他在那里可以无忧无虑地追忆往昔的生活。
柴尔涅茨基想派他的司机开着他那辆豪华阔气的美国轿车去接我。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难以想象，一辆百万富翁乘坐的异乎寻常的轿车突然出现在图雷尔军营森严的院子里，将会是什么情景。我提议，还是由我到洛尔－比荣街他的办公室去找他，这完全是由于职业上的好奇心：我想知道那里到底经销什么货物。
柴尔－－后来我们这样称呼他——的正式身份是电影制片商。根据局里档案室的卡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居住在美国，而他的哥哥是自由波兰军队的一名校级军官，在伦敦安德斯将军麾下负责参谋部的工作。法国解放后，柴尔持美国护照来巴黎定居。这个充满激情的人心血来潮，想把冯?布劳恩①在佩内明德领导的小组中的德国学者招聘过来，在法国建立一个国际研究中心。
为此，柴尔到政府各部以及各行政单位联系，但没有人对他的计划感兴趣。美国人则不同于法国人，他们充分意识到把所有这些科学家弄到手是多么重要。他们罗致了纳粹研究人员中的全部精华，剩下的也被俄国人弄走了。这一次，法国又觉醒得太晚了，但这时，却出现了一种不合情理的现象，那些曾风闻柴尔坚持不懈，四处奔波，却一无所获的人，现在竟然指责他是为华盛
①冯?布劳恩（Von Brann），德国火箭专家，他的才能曾引起希特勒的注意，并受命在佩内明德领导专门小组进行研究。后来，他投降美军，加入美国籍，为美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做出了贡献。——译者
顿效劳。本土警戒局开始派人盯他的梢，监视他的行踪，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偷听他的电话，盘问他的女秘书。
柴尔抱怨道：“他们甚至从我的一个雇员那里搞到了由我经手的所有文件的副本。”
这么多的麻烦却并不妨碍他积攒起万贯家产。可他到底靠什么发的财呢？他拍制的《巴利阿里群岛之夜》等一类轻佻影片，肯定赚了不少钱。柴尔年近六旬，和一个留在美国的女人离了婚。他正准备和一个叫奥利维娅的漂亮姑娘结婚。这位态度颇为冷淡的女郎系瑞士人，才二十岁。她冀望在影坛显露自己的才华，度过自己的一生。
柴尔开办的纳蒙影业公司设在一座三层楼的私人旅馆里。使我困惑不解的是，我在那里并未看到多少影星的照片。相反，屋子里却摆满了住宅、公路，城市和桥梁的模型。
见到我的惊讶神情，他莞尔而笑，说道：“电影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真正的兴趣是搞建筑……”
他在当时就已经发现，不发达国家需要各种设备，未来的第三世界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为了开展实力雄厚的马内拉公共工程公司的业务，他乘坐私人飞机，从马来西亚飞往中美洲。他的总建筑师是波兰的一位前内务部长。在尼加拉瓜，柴尔象国王一样，受到了索摩查一家的款待。他出钱支持索摩查等人发动政变，使他们成了主宰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作为报偿，柴尔获得了尼加拉瓜的大片土地，垄断了马那瓜新首都的市政建设，还得到了名誉领事的头衔，连他的汽车也享受外交使团车辆的待遇，挂上了使馆汽车的牌照。
然而，这只是不寻常的柴尔涅茨基的脸谱之一而已。那天，我们在星形广场附近受他赞誉备至的卡尔巴特餐厅用餐。席间，这位电影制片商兼建筑业承包商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更令人惊愕而且具有更大魅力的人物。柴尔向我叙述了战后发展起来的军火交易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方面的介绍。这位非凡的波兰人自诩为牢牢控制整个欧洲市场的头号军火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在军火交易中赫赫有名的萨米埃尔?卡明斯，当时都效忠于他。
柴尔战前曾担任过巴兹尔?扎哈罗夫爵士的秘书，并且是他的信徒。他贩卖武器的秘密生涯，是从跟随爵士时开始的。那时候，柴尔作为波兰政府驻法国的代理人，在我国经营一家小型军火工厂。他以此为掩护，向正在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人供应勒贝尔式步枪。1936年后，当西班牙内战激烈进行时，他又向西班牙共和派提供军事装备。1939年末华沙沦陷之后，他用自己最初的赢利资助波兰流亡政府的官方报纸。德国人侵入法国后，他失去了一切，而且不得不亡命他国。
柴尔毫不气馁，仍想再干一番事业。他一回到法国，就把赌注押在以色列头上。后来，主要由他向“犹太社”、“伊尔贡”、“哈格纳”①等组织供应武器。在新建立的希伯来国最初颁发的勋章中，就有一枚是授给他的。柴尔取得的这一惊人成就又使他生意兴隆起来。同时，他也赢得了其他军火商的敬重，被他们称为“亲王”。
法鲁克王朝覆灭以后，执掌政权的纳吉布将军把柴尔涅茨基伯爵请到开罗，对他援助以色列表示“赞扬”。
“至少，你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纳吉布对这位波兰人说，“你向犹太人提供了极好的武器，可是，我们的大炮却没有弹药。因此，促成我们失败的，主要是你。”
纳吉布要求柴尔帮助他在埃及兴建一座军火工厂。
“英国的维克斯公司已经投了标，”纳吉布对他说，“但如果你愿意，我就让你来干！”
纳吉布接着指出，这一表示体现了他的善意。他今后再也不想同以色列打仗了。
柴尔前往特拉维夫，解释他进退维谷的处境：“纳吉布向我提
①“犹太社”为以色列的一个帮会组织?现仍存在。“伊尔贡”、“哈格纳”是四十年代犹太人要求复国的反英地下军组织。——译者
出了这样的建议，我该怎么办呢？”
“你可不能干反对以色列的事！”本－古里安①回答道。
“我要不干的话，英国人也会干的！”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希望由你来干！”
于是，纳吉布和柴尔之间便产生了相互敬重的深情厚谊。埃及总统纳吉布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国去留学，柴尔便把这个年轻人接到巴黎，并向他提供了一笔助学金。
纳赛尔把纳吉布搞掉以后，柴尔终于放弃了他的特权。他让别人去武装埃及人，因为他自己不相信狂热分子。
柴尔对艰苦创业的以色列表示的忠诚以及他待人处事极其正直的性格，使我同他更为亲近了。我向他讲述了我如何瞒着上司，设法使装满武器的邮包秘密运至犹太士兵手中。幸好，我的行为得到了我的朋友，当时的劳工部长达尼埃尔?梅耶的支持，他在格勒奈尔街的办公室成了我们的联络点和转运或贮藏物资的仓库。柴尔和我都是为以色列事业而奋斗的老战士，因此我们彼此更加信赖。
柴尔向我开诚布公，侃侃而谈。他愿意帮助我熟悉一个我所不了解的领域。在我们的警察机构中，谁曾想到要对军火市场做一番调查，并建立起一份连日补充更新的档案呢？我向国家保安总局、情报局和军事安全局负责人作了调查，结果发现在法国没
有任何人过问这一问题，也不存在与此有关的调查研究计划。这真使我感到惊讶。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一间办公室的尽头，一位名叫阿尔贝?康的干事依靠手头仅有的一点点情报，尽其所能，把军火市场的情况大致记载下来。这差不多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工作了。
可是，我有资格过问这方面的问题吗？谁也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有关的要求。我是否应该象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擅自做出
①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译者
决定，主动建立起一个至今尚不存在的机构呢？我长时间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我生来喜好朝前闯，所以我就更加频繁地和柴尔接触。我猜想，他希望我成为他的代言人，支持他的观点。因为，他仍然热切期望实现他从全世界招聘学者，以便有朝一日在法国建立“学者城”的梦想。
“研究核子，只有这才是正经事！”他对我说。
我很快就意识到，由我亲自和柴尔联系是不适宜的。我们处已经迅速发展起来。我作为这个处的负责人，不能冒巨大的风险，“陷入”军火商的圈子里。一旦局限在这一领域里，我就不能在秘密战的其它阵地上出击。我必须从我的班子里挑选一位能者，他应该擅长交际，引人注目，通晓多种语言，并且能够如鱼得水般地同军火商打成一片。
我立即想起了我身边的助手让－皮埃尔?勒努瓦。他身材魁梧，脑壳锃锃发亮。他老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但在上流社会中同在首都最大的流氓窝里一样，都能应付裕如。他总是随叫随到，听从调遣。他的工作是窃取文件。每当这种危险而劳累的工作一结束，他往往就跑到酒吧间和夜总会里高高兴兴地玩个痛快。他的英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十分流利。勒努瓦的父亲是里昂信贷银行的公证人，伯父马尔蒂后来当上了红衣主教。他的言谈举止表明他受过严格而良好的教育。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曾当过西班牙某个旅行社的导游。他见多识广，涉世颇深。表面上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掩饰着他一刻也不懈怠的警惕性。
不过，柴尔和勒努瓦之间也能建立起彼此信任、热忱相待和富有成果的关系吗？勒努瓦能否不声不响地打入玛尔梅松这个国际性的社会中去呢？
这时，正逢“亲王”和他年轻窈窕的夫人奥利维娅邂逅相遇一周年，他正为此准备举办一次盛大的招待会，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排场只有他才想得出来。我于是问他，我能否破格带一位朋友前来出席招待会?我说：“这位朋友正好路过这里，我不想冷落他。”
柴尔神秘地笑了笑，就立即答应了。看来，我们已经成了推心置腹的至交，因为他把客人的名单让我仔细过目，以便了解有无出乎我意料的人物，同时也好发现是否有我可以追逐的“目标”。在他洛尔－比荣街的办公室里，我就象是在自己家里一样。他指示他的女秘书为我各方面的工作提供便利。
夜幕降临后，我带着让－皮埃尔?勒努瓦来到玛尔梅松。我暗暗祈祷上帝，保佑我别遇上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勒努瓦风度翩翩，举止潇洒。但他好表现自己的脾气和玩世不恭，毫不饶人的幽默惑使我担心，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以兄弟的身份向他进最后的忠告：“当心?让－皮埃尔，你是唯一的陌生人，大家的眼睛都会盯着你。他们当中也许还有间谍。别试图接近任何人，也别过份殷勤主动。这既不是地方，也不是时候！”
必须顺利通过某种心照不宣的考核，才能为这群属于极其封闭的上流社会的宾客所接纳。基于这种考虑，我开始时尽量带着勒努瓦，以免发生差错。其实，我对自己的举止更要多加检点。因为，第一桩蠢事就是我自己干出来的。
事情发生在演奏波兰古老国歌的庄严仪式之后。柴尔尽管成了美国公民，却仍然是一位思乡怀旧、一本正经的爱国者。每次活动，他总要吩咐演奏波兰国歌以飧贵宾。在一片宗教式的寂静中，大家聆听一位波兰钢琴家和一位波兰大提琴家演奏波兰国歌。在这近乎神圣的时刻，男女宾客象在旧时的教堂里一样分别站在两边，这是玛尔梅松不可更改的一种礼仪活动。柴尔肃然而立，仿佛有人正在升起他祖国的国旗。仪式结束后，外交官、实业家、金融家等才和夫人、小姐们围拢在一起，这儿一簇，那儿一堆。一对对舞伴开始翩然起舞。这一切颇有点旧时法国宫廷的情趣。
我时刻惦记着自己的任务，为工作的成效而操心。那天晚上，我相中了英国武官的夫人。我一边和她东拉西扯，一边设法把她引到隔壁一间较为清静的客厅里，和她单独闲聊。临来之前，我研究过有关她丈夫的材料。我觉得这位武官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人物，因此，我试图通过他的夫人进一步了解他们在巴黎的各种习惯。我和这位英国女人仰身靠在一张沙发上交谈着。庄园里类似的沙发有好几张，都是专为柴尔涅茨基修复的，价值万金。我们两人在社交场合的这种彬彬有礼、极其斯文的“调情”能有什么坏处呢？
可惜遇到了麻烦。突然，一位被请来为这个盛大招待会拍照的摄影师象幽灵一般出现在我们面前，把我们两人单独谈话的迷人场面拍了下来。
我有点生气，却又不便发作，因为那样只会引起大家的诧异，使情况变得更为严重。我站起身，并请我的女伴也起来，重新去同其他客人聚在一起。当我走到大客厅门口时，我遇上了费尔南德投来的愤懑的目光。这使我吃了一惊。
费尔南德无意中发现了我的异常举动，便起了疑心和醋意，她从远处悄悄地观察我们。迄今为止，我给妻子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循规蹈矩、忠实可靠的好丈夫、好父亲，决不会沾花惹草。费尔南德迎面遇上了玛尔梅松的女主人奥利维娅。女主人向她问起我的情况。费尔南德用手指着我正呆着的小客厅，以尖酸的语气答道：“我丈夫吗？他不正在向你的一位女友献媚吗！”
漂亮的瑞士女郎扫了一眼，看清楚了我想“诱惑”的对象，便心平气和地对她说：“哦，那是英国武官夫人。我要是你啊，我可不操这份心。他在这种场合‘演罗密欧’，肯定是出于工作需要。”
我妻子对这一席话惶惑不解。她本来就不太明白我们为什么必须隐瞒真实姓名，假充马亚尔夫妇。现在，她又问自己，是什么样的神秘使命迫使我同一位可敬的贵妇人调情。我只得向她反复作些解释，可又无法告以真情。干我们这一行的，必须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的妻子不致于受自己活动的牵连。我们甚至不应该让她们知道我们是谍报机构的人。
我刚看见费尔南德愤怒的目光，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又让我吃了一惊，使我更加紧张起来。在我面前，一群兴高采烈的宾客围成一团。我突然在他们的中央发现了勒努瓦颀长的身影。难道他竟然不顾我的嘱咐而滔滔不绝地讲述他那些猥亵荒唐的故事吗？我赶忙走过去，但到了跟前，却一下子愣住了。
当着这群抽东方香烟，吸美国过滤嘴烟或叼哈瓦那雪茄的极为时髦高雅的宾客的面，我的助手勒努瓦从他那件漂亮礼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烟荷包，不慌不忙地卷起纸烟来，向众人炫耀他那灵巧的卷烟动作。大家都为发现了一种新的乐趣而欢欣异常，纷纷向他借卷烟纸，试着自己也卷上一支。贵妇人们一边放声大笑，一边舔着烟纸，把不少烟末都洒在华丽的地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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