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将这种橡皮泥放在信封上的封印处取模时，总是怀疑按的力量不够。此外，这种化学粉末或许会在纸上留下一些很小的痕迹，而且也不知道别人在信件到达后会采用何种检查方法，因此这还不是万灵药。我们好比功亏一篑似的感到有点失望。
只要我们没有理想的粉末，我就宁可不去启封令人甚感兴趣的信件，以免危及我们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不应当引起人们对我们工作的怀疑，而要设法让外国特工部门仍然相信我们没有任何进步，仍然处于使用蒸汽拆封法的阶段。
总之，封印是我最难越过的一关，我每天都在思忖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天，中午的会议结束不久，泰斯老头从他那绝密的化验室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彬彬有礼地对我说；“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有时间吗？我认为我找到了一种会使你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约定下午五时会面。同他谈话是一种礼宾活动，要比礼貌，比殷勤。他只为他喜爱的人工作。他可以为他们献出一切，用他的全部创造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相反，对于得不到他信任的人，他连一点力都不肯出。至于那些吵吵嚷嚷要求得到高级玩意儿而态度傲慢的人，那就可能等上一辈子。泰斯老头对他们的订货采取蔑视的态度。
很少人能够得到他的允许在白天或晚上进入他的化验室。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够进去。
“瞧！”泰斯先生说，“我想我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哪一个问题？说起问题，我可多着呢！
“我想，你大概是对封印问题有些着急吧。请注意，我对你毫无要求，我也不要知道得更多……”他说。
“是这样，泰斯先生，”我说，“你完全有权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我对我们制作的封印并不完全满意，而且按目前操作所需的时间来看，风险越来越大。妨碍进一步提高效率的就是它……”
“我已经想到了，也许我有好办法！”
“啊，泰斯先生，你要是这样，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后悔没有早对你说……”
他狡辩地笑了一笑，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啊，你知道，波勒已经对我说过……”
他象瞎子认准了方向摸索前进一样，把我领到他那宽敞的化验室的一角，将外交部的一个封印指给我看。他是印章专家，外交部在碰到需要辨别印记真伪时，经常请他去，征求他的意见。
“瞧，”他对我说，“我要当你的面做一个试验！”
他从一个盒子里舀出两勺粉末，放在一个橡皮碗里，再加上一点自来水，便拌合起来。拌好以后，摊在外交部的封印上。
“用你的指头摸着，”他说，“等你感到开始发热就告诉我。”
过了一分钟，我的确有了一种奇异的热的感觉。
“是不是整个都热了？”泰斯老头说，“那好，把信封给我。看我怎么一下子把印模取下来。封印上一点痕迹也没有。现在你用显微镜检查一下吧！”
真叫人吃惊。有了这种粉末，我的难题总算解决了。
“这种粉末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泰斯先生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但是，亲爱的朋友，我求你一件事，别向我打听制造粉末的秘密。我的专利证将永远锁在我的保险柜里！”
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一些小机伶鬼想识破有关这种神奇粉末的秘密。但是，泰斯老头的配方成功地抵制了好奇者的进攻。
它象著名的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受到了“保护”，别人是无法仿制的。
这种粉末，我们用了几公斤。它使我们得到了十全十美的印模。这种印模非常坚硬，不会变形。我们用它制作了一套铜制的印章。这样，在重新封好我们处理过的信件时，我们就能赢得宝贵的时间，只要铸造准备好的印章就行。印模立等可取……
这一下，机器终于安装就绪，可以开始运转了。它的代号是“渔夫行动”。我们即将“钓”取秘密了。
截取外交邮袋
现在是行动第一阶段。我们的情报员通知我们：”请注意，某国的外交邮袋到了！”
如果在我们的捕获计划上有这些外交邮袋的收件人，我们就决定下手，井指定一个行动小组组长负责。小组的任务就是取回我们准备处理的外交邮袋。他和他手下的人通常都穿着行李搬运工或货运员的服装，可以在机场和车站走动而不会引起注意。他们经过训练，象技艺高超的惯偷一样，可以打开各种各样的锁，可以潜入严加保护的地方，可以取出我们觊觎的外交邮袋，装在伪装的汽车和小卡车里。暂时“借用”信件是应该绝对保密的。
我们的汽车载着战利品，立即全速向我们在巴黎的实验室急驶。一场争分夺秒的赛跑开始了。从这一分钟起，行动小组组长的眼睛就盯在他的手表上。这就是为什么他自己从不开车的原因。他不应该考虑其它的事，而必须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任务上。前往实验室需要多少时间，他必须一秒钟一秒钟地计算。他必须考虑到交通流量和可能出现的交通阻塞情况，以便为回程和放回外交邮袋留出必需的时间。
将外交邮袋安全进回原处，仔细地将门锁好，使人毫不怀疑有人取走或动过外交邮袋，这也是行动小组组长的任务，不能让货运检查员和海关职员察觉。当真正的职员和行李搬运工前来将外交邮袋装上飞机、火车或轮船时，这些邮袋都应该在大使馆人员原来放置的地方。
实验室
小卡车一般都开到一条行人寥寥无几的小街上，停在一栋无名大楼前：门上挂着“××研究设计公司”的牌子。在行动小组组长的监督下，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人将外交邮袋卸下来，往楼里搬运。
楼下是一些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应有尽有：桌子、文件柜、一般的家具，就是没有职员。这是为了对付劳动部门和社会保险部门可能进行的检查而布置起来的。一切都照章办事，公司已经注册，证件合乎规定，分摊的份额则用假名定期缴纳。
连营业时间也贴在醒目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劳工部检查大员一向提出的问题之一。
在这样的门面背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机构在运转着。在二楼日夜紧闭的百叶窗后，就是人数众多、工作繁忙的场所，来来往往的都是积极肯干、专心致志、神情紧张的男女工作人员。
在前厅里，有一扇锁着的门，门上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外交邮袋就进到这扇门前?行动组长无权入内。这扇门是通向工作间的，当我自己有时来此看上一眼时，也不能越过这扇门的门槛，我必须等待邮袋处理完毕，因为室内人员的工作不应受到干扰。
只有运来的外交邮袋才能迅速通过这扇门。这一点由实验室主任负责。在邮袋处理过程中，室内也由他负责。
可以想象，室内有一张长桌。天花板上安装了日光灯，昼夜通明。“应该处理”的邮袋放在桌子的一头。实验室主任一件一件拿过来。每个邮袋都有一张卡片，上面注明到达日期、到达时间、顺序号码。实验室主任根据封口的复杂程度以及可以用于处理邮袋的时间做出“拆”或“不拆”的决定。
实验室主任的决定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我坚持，即使局长或一位部长主张拆封，也仍然要由实验室主任做出最后决定。
他享有权力，也承担责任。因为，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将外交邮袋完整无损地还给在门外焦急等待的那位行动组长。
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女技术员，根据实验室主任的示意，用熟练的双手取过邮袋。首先检查邮袋的各条缝线，每一个操作人员都戴着放大镜。这是真正的放大镜，可以很仔细地观察，可以查出对手为了保证信件安全和便于检查邮袋在运送过程中是否被人偷拆而设下的各种圈套和机关。
这些邮袋的形状如何呢？一般说来，每个邮袋到来时，都是用不同的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有时用粗绳，有时用细绳。绳子的两头系成第一个结，再加上铅封。从铅封引出的两个绳头，再系成第二个结，和第一个结同样复杂。然后，将两个绳头固定在标签上，用火漆封好。
这种装包方法十分复杂，对手的特工部门肯定是详细编好顺序号码的。它们工作时也使用放大镜，拍摄照片，编制有关邮袋的明确说明。系结、铅封或印信即使有一点点变化，也会引起它们的注意，使它们可以确定整个外交邮袋已被偷拆。
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否则就会前功尽弈，对手也会立即降低包内文件的等级。只要持有者相信秘密仍然是秘密，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这种秘密还有价值。
因此，在拆封时，必须格外小心。首先从封印开始，一位女操作人员用显微镜加以检查，以便确定我们是否认识这一印章，确定我们收藏的印模中是否已有完全合格的复制品。
如果印章未曾见过，就必须立即用泰斯先生发明的粉末制作印模。
在我们认为熟悉的封印中，还应该注意极其细微的差别。这是特工战中最精彩的地方：某些疑心特重的国家往往暗地里改变自己的印章。有时，封印的右边有一颗小星；到下一个月，小星就跑到左边或上边去了；或者是消失一星期后又重新出现。
经过检查以后，便为准备新印章采取各种措施。然后，由女技术员将官方火漆封印融化，并细心注意收集全部碎块，连最小的碎块也不放过。因为，在邮包还原时，绝对必须使用同样的火漆，否则对手将会随时识破骗局。实际上，世界上的火漆并不是只有一个品种，而是多不可数，质量不同，颜色也不同。相同的火漆是没有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火漆。有的象橡胶，有的象树脂，有的象牛奶一样会发酸。因此，取下封印时，无论如何也要将碎块收集起来，准备再用。
至此，关于印章的部分就告结束。邮袋便转给一位“开封能手”。他是一个真正的魔术师，可以系出和解开最复杂的绳结，既不弄坏一根纤维，也不留下任何痕迹。他的助手站在他的身旁，只要他一示意，就将他所需要的工具陆续递给他。他的动作象职业外科医生一样，非常准确。
拆封时，将每一个动作都仔仔细细地拍成照片，并立即冲印，在邮袋还原时，印出的相片可供说明、比较和定位之用，使邮袋还原后和原来的样式完全相同。
另一位助手也同样细心地将开封各阶段的情况记在小本上。
每一个阶段都从第一分钟记到最后一分钟?大家都确切知道解开第一个绳结和第二个绳结所花的时间。然后，再写出一份全面的报告，包括邮袋的编号、来源地、目的地、解开第一个绳结和第二个绳结的时间、拆除铅封、操作时间以及运送途中的最小事件。
此外，在拆封的“外科医生”背后，站着一个检查员。他并不进行干预，唯一的任务就是注意检查各阶段操作是否令人满意，有何动作被忽略，各种预防措施是否采取，各条规定是否得到遵守，各种情况是否记录在案。
对检查员来说，这种经常性的检查工作不仅枯燥乏味，而且难以忍受。他必须有坚强的神经，因为他的职责就是保证操作的顺利进行。检查员参加从拆开邮袋、处理信件到使邮袋复原的全过程。他必须注视一切，只有在技术员操作即将发生失误时，他才出面干预。
从拆开邮袋起，就由检查员先检查邮袋里的东西，然后再根据信件的重要性和数量以及信件拆、封和邮袋复原所需要的时间做出决断。他手头掌握各种数据，可以做出最准确的计算：
“哦，拆封花了三十分钟，封好也差不多要花同样多的时间。”他说。
他看了看邮袋里面的小包，推算一番以后说道：“拆信、用缩微法拍照、仔细封好、最后再检查一遍，总共需要多少小时。”
检查员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将封好的邮袋还给等在门外的行动组长。考虑到各种因素以后，他便下令；
“继续操作！”
这时，他也可以当机立断：
“时间不够了，停止一切操作！”
黑光①
现在开始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比第一阶段更加微妙。在邮袋
①指紫外线。——译者
里，小包往往是相互钩连的。这使处理邮袋更加困难，因为取下挂钩也好，装上挂钩也好，都不能留下痕迹。此外，邮袋里还有圈套以及不能擦掉或挪动的小标记。
首先，要确切了解邮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检查员要记住信件和小包在邮袋里的位置，画出草图，拍摄一系列照片，以便准确无误地记住它们的排列秩序，因为还原后必须和原来的摆法一样。然后，再从邮袋取出信件放在实验室的桌子上。
第二组的男女技术员身穿白色工作服上场，他们是拆信、开包的专家。但是，也要不断采取预防措施。他们让信封从黑光下通过，检查信里是否有记号。然后，再由技术员用手边放着的一套又薄又平的手术刀仔细地从涂有胶水的部位插进去，把信封盖挑开，但不能触及信纸。
在这一步骤中，往往担心碰上意外的困难。某些国家的外交信件，尤其是梵蒂冈的外交信件，使用一种特制的纸张，如果在普通的光线下拆信，信上的字迹就会变得模糊起来。因此，必须在暗室进行操作。
在女操作人员戴着柔软的手套仔细摸索信封时，往往还会发现一种很小的钉钩。
为了使别人更难拆阅自己的信件，某些国家在外交邮袋的封印中或用胶水封信时加进了一些用韧性金属制造的极细极细的钩钉。如果不知道封印上的火漆或信封上的胶水中藏有这种钩钉，那么一碰到它，它就容易断裂。
我那些不幸的“开封能手”在突然面临藏有这类钩钉的信封时是很伤脑筋的。他们心惊胆战。每当他们准备打开一个小包对，总是哆哆嗦嗦，生怕倒霉会碰上这样的钩钉，从而节外生枝，耽误时间。在信件上安放钩钉的国家并不少，有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开始时，这种讨厌的钩钉使人一筹莫展，望而生畏。
后来，我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取下这类钩钉的模子，然后用同样的金属大量生产各种型号的钩钉。从此，我那些技术员对钩钉不再忧心忡忡了，他们真正摆脱了工作中的烦恼。
现在，在操作过程中碰到钩钉断裂时，就干脆把它扔掉，再从我们的箱子里取出一个同样的钩钉换上。奇怪的是，很多外国特工机构经常改变封印，但很少改变钩钉，对手如此忽视这种了不起的钩钉，使我深感惊奇，无法理解。
我获悉我们的外交部也使用同样的标准小钩钉来保护自己的信件，因此我认为也会有同样的遭遇。于是，我便劝告我们的外交人员尽可能经常改变钩钉的形状、颜色和金属原料。
因为，我为了简化我们“开封能手”的工作而想出的办法，别的特工部门也完全可以用来对付我们的信件。这种办法肯定是我垄断不了的。在别的国家，也可能有别的勒鲁瓦，别的菲维尔，他们也在筹建同样雄心勃勃的机构，研究类似的方法。在这场秘密战中，双方都可以不择手段，而且是越鬼越好。
还有另一种风险，这就是，对手完全可以将邮包改装成炸弹。于是，一切都会炸掉，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经常想到这一点，因此在拆信以前，使用“煎锅”①在信上晃一晃，检查信里是否有爆炸装置。有时对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某些邮袋拿不准，我就放弃拆封，因为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旦排除了所有的障碍，消除了忐忑不安的心情，那么，解开了钩连信件的扣钉，取下了钩钉，拆开了信封，就可以取出文件，摊开以后放在缩微机的镜头下拍照。过时，也应该采取极其严格的预防措施。要避免弄皱文件，还要仔细地放回信封。留下一点污迹或折信时稍有差错，就会使对方的特工部门警觉起来。
然后，便开始第三阶段。将信封重新粘好；如果原来有钩钉，还需要装上钩钉。由于我们那种了不起的胶膏可以恢复纸张
①指一种探测爆炸装置的仪器。——译者
的性能，拆封的痕迹都消灭了。在将信件按原来的顺序放回邮袋以前，还要用电子显微镜进行最后的检查，看是否有撕破的地方或细小的污迹。
现在是倒着往里装。一切都必须装好，打结，然后再把邮袋缝起来。每一个动作都要按照草图、笔记、照片和检查员的意见进行。也许这就是实验室里最特别的一部分工作。
一切都几乎在绝对安静的条件下进行，只是间或听到“外科医生”的简短命令；“三号针！”“十号线！”
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装好邮袋虽然也会使人筋疲力尽，但没有太大的问题。绳子的捆法和绳结与原来的一模一样，铅封打在应有的地方，将拆封时收集起来的火漆碎块加热后倒在铜模里，然后将印章按在第二个绳结的上端，这时就可以复制出真伪难辨的印记。
但是，也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些邮袋是用“无缝”帆布制作的，袋上的锁也无法打开。因此，必须采取更加彻底的行动，我们称之为“剖腹产术”。
这就是说，为了取出文件?先要把邮袋切开，然后要用相当细的针将开口缝好，一点痕迹都不留。因此，必须对操作人员进行训练，必求达到令人惊叹的精确程度。操作时，全组人员均站在他的周围，准备助他一臂之力。在灯光下，他会汗流浃背，心情极其紧张。左一针，右一针，用的全是从邮袋上拆下来的线。
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自己的工作，担心稍有一点织补不好就会使整个工作受到影响。必须补好，别的办法是没有的。全力以赴，专心致志，焦急不安，会使这位操作人员出汗。他使用的那双外科医生的手套，里面浸透了汗水，很可能滑掉，这时，他的助手就用理发吹风器往手套里吹送空气，以制止出汗。因为，封包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停顿。尤其是在这最后阶段，为了争取时间，一切都是在最紧张最令人不安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往往心急如火，想尽早结束，把邮袋放回原处，而且不能出错，否则我们的秘密活动就会被人察觉或引起怀疑。
我见过一些紧张的场面。有一次，一个操作人员突然由于怯阵和精疲力竭而感到无能为力，嘴里还结结巴巴地说道；“糟了，我干不了啦！”
在大家的安慰下，他恢复了镇定并继续操作。临近结束时，由于他专心致志，额上的汗直往下流。他感到软弱无力。汗珠流到眼里，使他的视觉模糊了。于是，一些女技术员便帮他把脸揩干，用纸巾擦掉额上的汗珠。
经过这种长达五、六小时的考验，技术员的体力消耗殆尽，累得都站不住了。他们的双手微微颤抖。我们的医生博默拉埃博士就来给他们注射几针镇静剂。这位医生是一个不信教的老好人，曾经是蒂玛旺让斯抵抗组织的负责人，从集中营回来时差点儿活不成了。
工作结束后，我禁止技术员们在上述情况下回家。他们的双眼显得疲惫不堪，两腿哆嗦，长时间的工作使得他们反应迟钝，这样上街非出事不可。我建议他们先上床休息一会，放松一下。
然后，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派人用车送他们回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让他们自己开车回去。
物归原处
邮袋装好、缝好和重新封好以后，就交给等在实验室前厅的行动组长。他的时间，尤其是在最后，都完全花在焦急不安地看手表上。他的不安是正常的。因为，至少有十个人的安全，包括整个小组的陪送人员和货运处职员，都取决于严格安排的时间。
有时他也几乎要犯心肌梗死，因为他心中总在盘算给他剩下来的时间够不够将邮袋送回仓库。到装飞机和装火车时，如果邮袋尚未送回原处，如果因“失踪”造成一些问题并促使人们进行调查，那么应由行动组长对此“纰漏”负责。
有时，外交邮袋锁得过于严实，我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利用这个邮袋而不冒任何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放弃开封的打算。有时，刚打开邮袋还没有来得及取出信件，就由于害怕超过限定的时间而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将邮袋封好送走，但是，有时当我们有幸碰上一个来源特殊重要的邮袋，而且属于政府和总部窃密计划的范围?我们就会大胆地玩火。比如说，对俄国邮袋就是如此。
那时，检查员在取得行动组长同意后，可以冒更大的风险，并多给技术员一、二个小时。然后，再由行动组长在整个行动的最后阶段即送回邮袋的途中争取时间。
相反，如果邮袋来自象毛里塔尼亚这样的国家，那么，在存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坚持开封。我们在毛里塔尼亚有足够的关系和人员，他们有条件了解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情况。
检查员在决定是否开封时，还要考虑到总的政治气候，考虑到世界上某个地区会出现争端，考虑到某两个国家正准备开仗，考虑到经济危机，考虑到货币动荡，以便重点窃取某一方面的情报。如果猎获物非常重要，需要做出慎重的决定，那就要通知我；即使是深更半夜，必要时也得通知我。我接到通知后，便匆匆忙忙在睡衣外面披上一件大衣来到实验窒，亲自领导整个操作过程。
有时，为了搞乱线索，以免出现麻烦时暴露法国，我便让我们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存物处工作的谍报员取出邮袋。因为，正如下面所说的，我的组织不仅仅限于法国本土，而且还按照同样的标准和方法在全世界建立了据点。我们往往迂回曲折地进行工作。
有一次，需要处理的外交邮袋，是由我们在英国的行动小组取出后通过秘密渠道送来法国的。我们在巴黎的一个实验室负责处理这个邮袋，清查完毕后立即将它送回伦教，由我的谍报员放在即将发出的邮袋一起。
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将需要的邮袋放在实验室的桌上，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口袋无缝，而且是用挂锁锁好，用绳子扎好的。我们取下两个封印，很容易地复制了出来。我们成功地打开了挂锁，解开了绳结。这时，我们碰到了意外的困难。捆扎邮袋的绳子里夹杂着一根钢丝，上面还有一个铅封。
实验室主任告诉我：“这一次可是个新鲜玩意儿。我不知道从何下手。还试一试吗？”
对西欧来说，这个国家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决定接着干下去。
“但要注意，”我说，“我觉得我们在和一些坏家伙打交道。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圈套。”
钢丝是去不掉的。技术员们小心翼翼地把钢丝放松，让邮袋口开得比较大一点，以便从中取出信件。
“的确还有一个圈套。”实验室主任对我说。“全部信件都得在暗室里拆开。这种信纸的感光性能极强，在任何光线下，甚至在红外线下也能感光。”
到了复原邮袋的时候了。当工作人员仔细地抽紧钢丝时，却突然断了。有人向我报告；“真倒霉！要想别人看不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仿制一根钢丝。要是这样，就还需要多花几个小时。”
我们在邮袋上已经用了十二个小时。必须在三小时内送到伦敦，放回原处。于是，我第一次做出了使我自己感到为难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同我们的方法和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下令：“毁掉！”
这个邮袋连同里面装的东西一起被焚毁了。当然，有关国家怀疑的不是我们，而是伦敦和英国特工部门。但是，我们试图截取其机密的那个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因此以后谁也无法接近它的外交邮袋了。
据我所知，这是唯一没有将邮袋送回去的一次，有时，我们也故意制造邮袋被人动过的假象。尤其是对苏联的邮袋，当我们无法拆开时，就制造一些假象。应该说，俄国人确实有办法使别人无法打开他们的邮袋。他们的邮袋不仅是捆得好、锁得好，还有各种各样既巧妙又复杂的装置，铅封和圈套，而且还用胶水粘了又粘，上下左右全是胶水。简直象用布带缠起来的木乃伊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既然无法取出信件，那就应该施展计谋破坏俄国人传送的秘密，制造邮袋已被开过的假象。
其实，这种伪装的技术比一般拆开邮袋更困难、更复杂，因为需要使人相信已竭尽全力消除窃密的痕迹。然而，不应该让俄国人一看就知道邮袋已被开过，而是要让他们比较仔细地检查以后才得出如下的结论；“啊，这帮混蛋，他们得手了！简直无法相信！”
这样，我就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使苏联特务机构被假象所迷惑，误认为我们技艺高超，从而过高地估计我们，怕我们。另一方面，使它们相信我们已经知道它们的邮袋装的什么东西，从而认为它们的秘密业已过时。
这种欺骗对手的方法，我们从六十年代一开始就称之为“以假乱真”。
飞来横祸
大规模窃取外交邮袋的最后一步，即将邮袋送回原处，也和猎取文件一样，要求十分细心。一切都要排好先后顺序，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而且我的责任更大。
我们象警察局和内政部一样，也有一张巨幅巴黎平面图，上面标出我们的基地、预计的路程、出城的路线。这是市内交通问题专家为我们搞来的一种设备。整个巴黎交通容易阻塞的地方，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和交通不便的地方，都用彩色大头针标明，使人一目了然?
为了护送“经过处理的”邮袋并按时将邮袋安全送回原处，我们使用两辆汽车。行动组长带着邮袋乘第一辆，后面总是跟着一辆保护它的备用车。如果发生意外事故?驾驶第二辆车的特工人员务必在救护队员和警察到来以前立即将邮袋取出。
要知道，我手下的人都是秘密工作人员。他们来来往往，坐的是用自己本名登记的汽车，汽车执照是真的，证件却是假的。
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既不向警察局报告，也不向行政机关报告，他们从来不会为了摆脱困境而声明自己是第七处的工作人员。第七处的“管子工”决不会责怪自己做出类似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那样的蠢事。
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有朝一日由于疏忽致使我们这个截取别国邮袋的令人生是的机构被报刊识破和揭发，从而弄得尽人皆知。因此，我就将我的时间用来专挑可能使我们的秘密工作受挫的小毛病。弗里茨?朗格①导演的一部影片中的某些画面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在这些画面上，可以看到主角驾驶汽车，飞快地运送十分重要的文件；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的车被另一辆汽车撞翻后着起火来，文件也化为灰烬。这部影片的结局还是好的，因为有一个人保存了上述文件的一套副本。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补救办法就不可想象了。我们窃取的信件都只有单份，没有东西可以代替。我们也没有复制的可能。因此，我关心的是增加预防措施。如果第一辆车出了事，第二辆车的司机就要跳下来，将邮袋转移到自己的车上，他的同伴则用无线电话要求立即再派一辆掩护车和他们会合。这样，始终就有两辆车负责运送与我们名誉有重大关系的邮袋。我们的汽车都有无线电话，我们有我们专用的秘密频率，和警察局通常使用的频率不同。
至于对手的特工部门，我也有些怀疑，因为当我们在巴黎来来往往时，它们完全可以跟踪我们。可是，不能让人干扰我们。
因此，我们每天都要变换路线，汽车至少每月刷一次漆，汽车牌照也要经常更换。
①弗里茨?朗格(Fritz Lang?1890-1976年)。奥地利电影导演，后入美国籍。——译者
上述规定得到了严格的遵守，因此很少发生差错。我们的驾驶员都是不可多得的能手，他们可以在交通拥挤的情况下穿来穿去，赢得几分钟的时间。有时，某些驾驶员开得飞快，仿佛在夜深人静的午夜一样！我清楚地知道，信件必须送走，这些该死的外交邮袋必须按时送回原处，但不能因此让人去冒丢掉生命的危险。
吕伊斯是高尔夫球冠军，曾任法国冰球队队长。此人瘦小干瘪，容易激动和发火，身上系着一根柔道运动员使用的黑色腰带，是最令人生畏的一个人。他驾驶他那辆阿尔法罗米欧型汽车，在车群中穿来穿去，仿佛正在参加竞赛似的。他来往于巴黎和奥利机场之间，其速度之快，可谓打破了记录。他取回邮袋就象射门一样；有时还把车开上了人行道紧贴着行人疾驰而去。因此，备用车往往被甩在后面，经常和他失去联系。
大家都断言，吕伊斯不可能在剩下的时间将邮袋进回原处，可他却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我总觉得，开飞车终有一天会撞车，而且会造成死亡。那时，警察就会进行调查，会向我们提出问题。
“吕伊斯，别开飞车了！”我对他说，“我看你开得太快了。”
他在魁北克生活了两年，有点加拿大人的口音。他带着这种口音抗议说，“怎么啦！是你叫我开飞车的嘛！你还说过始终要和时间赛跑。”
“很遗憾，吕伊斯，”我说，“不过你也不能过多地冒险……”
可是，我希望避免的那场灾祸，有一天终于叫我们碰上了，因为有人忘记通知必不可少的备用车前来掩护他。
那天上午，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我看见我们最优秀的行动人员之一马塞尔?肖米安气喘吁吁地跑到图雷尔来了。
肖米安是一个久经沙场的特工人员，战前是空军士官机械师，后来在伦敦创立自由法兰西气象情报网，这是空投、轰炸、地下活动和准备大规模登陆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机构。解放后，肖米安已是空军少校，但仍然秘密地为调查局工作，后来又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在谍报工作方面，他不是一个毫无阅历的新兵，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熟悉情况和训练有素的老手。按理他是不应该出问题的。
但是，过一次，他也出了差错。他直接给我们处送来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一份非常特殊的资料——苏联关于研究美国飞机性能的计划。按照规定，肖米安本来是应该先通知我们的一个实验室的。
“但是，”他对我说，“刻不容缓嘛！一小时之内就得把这份资料放回信箱去。我可是马不停蹄地穿过巴黎城给你送来的。”
处理这份文件毫无困难，因为既没有封印需要启开和复制，拆封也不复杂。只要在实验室拍摄照片并保证照好就行。
拍照以后，肖米安上车飞快地开走了。看来，事情非常简单。
可是，这位少校刚走十分钟，我的一个特工人员就从莫蒂埃大街拐角上的一家咖啡馆给我打来了一个电活，当时他正在那里喝咖啡。
“肖米安出事了。”他对我说，“就在我眼皮底下出的事儿。一辆汽车撞上了他的汽车左侧。我是看见他的白头发把他认出来的。看来他被撞昏了。”
真糟糕！他可是带着必须立即送回去的资料被撞伤的！接着，我又获悉，肖米安单枪匹马，事先没有安排备用车。他没叫车掩护自己，他大概认为，开车穿过巴黎城，完全是小事，毫无困难。
我担心出现最糟糕的情况。要是他死了呢？要是警察局的人已经到了现场呢？
现在，只有一件事才算得上重要，那就是取回文件，以免酿成更大的事故。于是，我便通知总部保卫处。它那里有警察，有身穿军服的治安警察，专门负责这类紧急事件。
“请你们派一名警察到莫蒂埃大街去把看热闹的人驱散。”我在电话中说。
我飞快地赶到了出事的地点。我在十字路口下了车。时值中午，展现在我眼前的，好象是阿尔弗雷德?希区科克①导演的一场戏，真是白日做梦。人群汇集在两辆被撞瘪了的汽车周围，我们的那位警察想阻止好奇者围观，可是枉费心机。他实在是无法控制局面。
图雷尔警察分局的警察也闻讯赶到现场，正在仔细察看并记录汽车损伤情况。他们满脸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上下打量着我们的这个特工人员，心想他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在潮水般的人群中间，我无法确定肖米安在哪里。他已经不在车上了。突然，我发现他躺在一副担架上?几名护士准备把他抬到救护车上去。
这时，我毫不犹豫地冲向人群?拼命地挤出了一条路，人群一面抗议，一面骂我。我已经智穷计尽，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我必须取回那份资料。肖米安是把它放在车子里，还是藏在自己身上呢？
我终于来到他的身边了。在目瞪口呆的护士和惊得发愣的看热闹的人面前，我开始在肖米安身上搜索起来。突然冒出的这么一个家伙，居然堂而皇之掏起伤者的口袋，真是异乎寻常、难以置信。在场者鸦雀无声，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我。
肖米安的第一个口袋空空如也，我胆大包天，开始摸第二个口袋，又没有！他究竟把那份资料放在什么地方呢?我伸手在上衣底下摸来摸去，终于在他胸前摸到了一包东西。我很快地拿了出来，当时不可能检查信封在不在里面。我站了起来，往外走，担心人家会指着鼻子骂我，甚至把我抓住不放?我心想，也许会有人当头棒喝，大叫一声，使我陷入困境。可是，谁会第一个吼叫：“抓小偷”呢?
我正想设法脱身，突然看见我手下的人已经混入人群，朝我这边挤过来。必要时，他们会用武力把我接出去，或者伪装争吵
①阿尔弗雷德?希区科克(Alfred Hitchcock)，著名电影导演，1899年生于伦敦，原籍英国，后入美国籍。——译者
以转移视线，让我乘机溜走。这时，一部汽车开到我的面前。我认出里面坐的也是我的人，心想这一下可有救了！我低头钻进汽车，随手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于是，我们便开动汽车，全建前进。
我在车上看了看刚刚拿到的东西，顿时如释重负：这就是要找的那份资料。现在，要由我自己来完成肖米安的任务：把这份资料放回原处。我们好不容易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奥利机场内外
现在，有了好几个小组，就可以加快速度，可以越来越多地处理文件，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当初惨淡经营时的情况又如何呢？一天只能处理一个邮袋。后来，很快就增加到二十多个，最多达到二十七个，这是我的最高纪录。当然，我们有时也可以轻松一下，甚至连续休息整整三天。我们的工作发展很快，一个实验室已经不够了，我不得不又在巴黎市内和近郊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建立了十来个实验室，以减少花在路上的时间。
每个实验室都设在距离猎获文件地点最近的地方。这样，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处理邮袋的时间就多一些，成功的机会也大一些。以后，一切设想都要考虑到这个“吞噬”文件的巨型机器。它的资金几乎是无限的，对我们也加强了保护和保密。
装有铁甲的双层门把我们和总部其它单位隔开，不能通行。我们好比一艘潜入海底的潜艇。关于我们处，有很多传说，但谁也不十分清楚我们究竟在干什么。局长、副局长、研究室主任、财务主任都不到我们这里进行例行的视察。
在总部，我分工负责猎取文件。猎取文件的念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因此我越来越大胆，甚至将实验室设在与文件猎获点毗邻的地方，有时干脆就设在机场里。有些房子挂着私营公司的招牌，实际上却是我们特工人员的落脚处。我还叫人将装有必要设备的小卡车开到海关仓库附近或者将挂着“洁净洗染店”招牌的小型运货车开到旅馆和使馆附近就地工作。这是为了在经常需要以飞快的速度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可以更快地拆开更多的信件。我们想做到十全十美，也确实成了“至善论者”①。
我们的效率越高，对我们的要求也越高。真是水涨船高！
一天晚上，法国航空公司的一个货运员就是在愚蠢而鲁莽的行动中丢了性命。这个年轻人喜欢骑摩托车，在奥利机场里也不例外。他开得很快，甚至太快了。他喜欢喝酒。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还要开车，而且公开反对交通警察，因此被巴克街警察分局拘留。后来，不得不由我出面打通关系，将他领回。我认为他对我们的秘密工作有危险。可是，我们又少不了他，因为实验室处理邮袋常常超过规定的时间，而他却可以帮我们摆脱困境。
我们的人可以用一辆汽车飞快地将处理过的邮袋一直送到奥利机场停机坪上绝对秘密的集合点。但是，他们一去就会暴露自己。相反，这位货运员同警察和海关职员却很熟悉，可以和大家说说笑笑，可以无拘束地到处“串门”。他那漫不经心的神情和“烂醉如泥的丑态”，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想让他上哪里，他就可以到哪里。每次晚上，都由他将“借来”的邮袋放回原处。不用别的汽车或摩托车跟随他，因为我们认为邮袋一进奥利机场，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可是，那天晚上，任务并未完成。那位货运员骑着摩托车发疯似的往前冲，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好按时将最后一个邮袋放回原处。结果，他撞在一辆汽车上丧了命。不一会儿，我得知噩耗，于是便派我们在奥利机场的另一个特工人员到现场去查看邮袋的下落，我明确地对他说：“你去找一个邮袋，估计在车把上的小盒子里。我想肯定是撞碎了！”
对我们来说，这件事可能会产生令人恼火的后果。后来发现文件居然完好无损，不过要赶上原来的航班则为时已晚，只好等
①至善论是1881年美国著作家约翰?诺伊斯创立的一种教派的主张，认为人在现世可以达到道德、宗教，社会等力面尽善尽美的境地。——译者
下一班了。我心想，希腊的特工部门对邮袋晚到会感到奇怪和怀疑的。但后来希腊方面却无动于衷，大概是认为既然是过境，就有可能错过一次航班。当我们后来看到希腊的外交邮袋照常过境而未采取更多的防范时，我们才感到如释重负。
年轻的死者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的公开身份是法航最低一级的职员，所以他妻子领取的抚恤金少得可怜。我们不能公开出面，因为他的家属肯定不知道他是干秘密工作的。于是，我们便通过一个负责照顾这类家庭的社会福利机构的女工作人员，给死者家属送钱、送包裹，向学校缴纳孩子们的学费，年轻的遗孀对此感到惊奇，因为她以为这是法航的慷慨布施。
对我来说，这类问题很快就遍及全球。因为我建立的机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总部要求将我的机构先扩大到各省，我们在各大城市、各主要港口都设立了同样的实验室。后来，我们的机构又越出国界，在国外以普通的私营贸易公司的名义建立了一些秘密活动中心。
但是，我们有一条基本规定：在哪个国家的领土上活动，就不以这个国家为对象。在卡萨布兰卡，我们拆美国的邮袋：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美国有关非洲的全部指示以及有关我们很感兴趣的某些国家的全部报告和文件，都要从摩洛哥过境。在阿尔及利亚，处埋意大利的邮袋；在几内亚，处理俄国的邮袋。在布拉柴维尔，同时处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邮袋，在金沙萨，专门处理比利时的邮袋。在利比亚，处理除利比亚以外的一切国家的邮袋。在比利时，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实验室，处理除比利时以外的一切国家的邮袋。此外，我们在日内瓦、贝鲁特等地也有基地。
后来，我曾前往美国，在联合国旁边建立了一个猎取文件的据点，因为我预感到小国有朝一日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不可逆料的行动打乱大国的战略。美国人的工作方法和我们的方法非常相似，但他们没有掌握我的某些“窍门”，也没有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我能够在这一领域同美国人较量，我感到相当自豪。
这个规模庞大的机构每天早晨提供经过处理的文件，它的实验室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伪装得天衣无缝。不过，只要出现一点点小麻烦，就可能使我们全军覆没。
意外事故
一天晚上，我们在荣军航空货运站打了一个漂亮仗，“缴获”了好几个送往梵蒂冈的过境邮袋，里面装有教廷驻欧洲各国大使的几百份报告。从内容和写法来说，教廷大使的报告是最出色的了。教皇的代表都可以充当“杰出的特工人员”。他们的邮袋将象通常一样受到处理：拆开、拍摄文件、天亮前送回原处。
我手下的两个人伪装成行李搬运工，身穿蓝色工作服，将邮袋装上一辆埃斯塔费特型汽车。这时已是午夜，街上车辆寥寥无几，行动小组组员决定不要备用车，直接驱车前往离共和国广场最近的一个实验室。他们认为，这个时候是不会发生危险，不会出现麻烦的。
两个伪装的搬运工来到僻静的广场。街道昏暗无光，四周万簌惧寂，仿佛置身于深山之中。广场上空无一人。行动小组组员打开车门，开始卸车。每个人肩上扛着一个邮袋，被沉重的邮袋压得直不起腰。他们向共和国大街拐角上的一栋大楼走去，技术员在二楼等候他们。
蓦然间，从黑暗的角落里现出几个人影。
“举起手来，不许动！你们被捕了！”这些人叫道。
我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发现自己面对着冲锋枪的枪口，原来已被治安警察包围。这些警察埋伏在门洞下，窥伺着在拐角出现的“小偷”。他们认为抓住的是小偷。
我的人把邮袋放下来举起双手，因为警察命令他们把手举起来。他们俩用眼色相互示意，仿佛是在商量如何摆脱这一险境。
他们接受的命令非常严格：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守机密，保证邮袋里的文件安全；别人无权拿走邮袋，也无权向他们追问邮袋的来历。任何机关都无权制止他们的行动，部长也不例外。他们只向本处处长汇报。
他们配备有武器：在他们的蓝色工作服下面佩带着特别扁平的小型冲锋枪。他们的射击又快又准，肯定会胜过那些自以为把他们吓住了的警察。
为了将邮袋送到实验室，然后又带走，他们原则上可以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使用武器，必要时还可以用米对付企图阻挠他们执行任务的警察。
过去尚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天晚上形势却非常严重。在无法同警察对话时，我的工作人员只有遇到紧急情况，万不得已才能开枪。同样，如果警察开枪，他们可以还击。在后一情况下，按照规定，应由一个特工人员掩护另一个特工人员，甚至牺牲自己也要使邮袋安全通过。
这两个人身穿司炉工的蓝色工作服，好几天没有修面，本来是为了使伪装更加逼真，过时在别人眼里却显出一副贼相。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军官，毕业于最著名的学校，完全是由于兴趣才选择了这个需要隐姓埋名的危险职业。他们每个人至少会三种外语，在巴黎的任何一个沙龙里都可以应付自如。可是，那天晚上警察却把他们当作小偷抓起来了。
“你们的口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往哪儿运？是想再作一次案吗？”警察问道。
警察的问题象连珠炮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我的特工人员尽力避免最坏的情况。他们回答说。“到警察局去回答问题好了！把我们领到局长那儿去，我们会对他说的！”
警察看到他们态度沉着，反而有点窘，心想这两个人为何如此冷静。警察用冲锋枪对准他们，把他们押送到共和国大街警察分局。我的人重新扛起邮袋，在警察押送下来到了警察分局。
他们被带到警察分局局长面前以后，就要求这位局长立即与“NOR92-00”通电话。
“这是国家大事，”他们说，“我们只能对你说这一点，不能再多了。请你告诉他们，我们在这儿，在你的手里！”
局长目瞪口呆地服从了。这时，我的人站在角落里，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邮袋，手里挨着藏在身上的冲锋枪。如果警察想知道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因而动手夺取的话，就会遭到扫射。
局长看见他们神态坚决果断，便叫自己的下属保持冷静。但是，他又向警察总局和附近的警察分局求援，而且深更半夜还把自己的第一助手和第二助手找来。我是睡觉以后被人叫醒的。当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分局已经戒严了，有几十名武装警察站在人声嘈杂的走廊里。我们那两个小伙子在角落里戒备着，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邮袋。
局长注视着我。我向他走过去，把我的总理府特派员的证件递给他。他用手接过证件，翻过来翻过去地仔细验看。
“不过，”他大声说道，“请休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对他解释说，我是到他这个分局来进行正式交涉的。这两个人必须立即释放，他们的口袋也要放行。我明确地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我无权对你多说！”
“怎么啦？”他气愤得嚷嚷起来了。“这两个人威胁我的警察，把警察局闹得乱七八糟，我还得释放他们。连个‘对不起’都不说！运送什么东西也不愿讲！”
我差点向他谈到闻名于世的墨杜莎①，也就是希腊神话中谁敢瞧她就把谁变为石头的那个女怪。在某种程度上说，打开一个邮袋，检查袋里的东西，这对外人也是同样危险的，谁要是发现了这样的国家机密，谁就会受到惩罚。
“为了让你完全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我对他说，“你可以用
①墨杜莎，亦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谁被其目光触及，即化为石头，－译者
我工作证上的电话号码去打电话，我想你到时就会清楚的。”
这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值班室的电话号码，是地位较高一点的法国警察都知道的。
“啊！”这位局长低声说道，“我明白了！”
“既然这样，”我对他说，“那就尽快让我的人走吧！”
“但是，”他说，“你可以再呆一会给这两个人做个保吗？”
“如果这样做能使你放心的活，当然可以。不过，现在赶快放人！”我说。
这个局长神情沮丧，两眼突出，活象个机器人。他向属下的治安警察示意，命令他们释放嫌疑分子。我听见有人埋怨。警察执行了命令，但很不乐意，而且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直到最后一分钟当我看到我的那两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带着邮袋在共和国大街消失时，我还在担心可能出事。后来，警察们就冲着我来了。他们认为我应该对这种滥用权力负责，并指责我为了救出两个流氓而对分局局长施加压力。有些愤怒的警察差点儿揍了我一顿。
争论越来越激烈，局长也参加了争论。他顶住最激烈的人，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我。一想到总理的特派员在警察分局受到自己属下警察的欺悔和辱骂，这位分局局长就感到伤脑筋。
“这件事会断送我的地位的！”他悲叹道。
“哦，不！这件事就我们俩知道！”我对他说。
于是，这个老实善良的分局局长讲出了当天晚上最可笑的一段话。他说：“既然你和你的朋友住在我们这个区，那为什么不来找我呢？那样一来，事情就简单了。只要我下一道命令，就不会有人去打扰你们了！”
如何回答呢？难道对他说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的秘密工作人员，或者说我们有秘密实验室，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我一面听这个局长讲话，一面盘算着次日如何彻底清除我们路过共和国广场的痕迹。几小时以后，实验室的设备将全部拆除和迁走。
因为，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冒险，哪怕是最小的风险也不行。
在我们这一行里，我们不得不怀疑一切。现在知道我们在这个区有落脚处的警察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对他们都进行一次安全调查。有些人可能属于左翼工会，有些人还可能是某个政党的成员。
也不排斥他们会对第三者谈及共和国大街发生的怪事。我很喜欢《鸭鸣报》，可不怎么想自己的姓名上报。
“不，局长先生，”我对他说，“说真的，我是不能到这里来拜会你的。那会连累你，因为你无权知道我的事。我们各有各的工作，你负责治安，追捕歹徒，我不向你打听你在干什么。至于我，我有我的任务，你为什么让我对你谈我的任务呢？”
他叹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可能就是这个老实的局长一生中度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夜晚。
“要是这一次没有和你联系上呢？”他问道。
“那就糟了，至少会把你扔进埃罗河底淹死！”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当我在愤怒的治安警察中间挤出一条路，向门口走去时，我还听见他在我后面嘀嘀咕咕。副局长陪我走到门口，一面撇着嘴，对他的上级表示轻蔑，一方面对我连声道歉说：“我们刚才太蠢了！”
我对他说不要担心，他的警察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我的人实际上也显得可疑，最后一切总算圆满结束了。这位副局长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讲了最后一句话：“请你告诉我，要想加入特工部门该怎么办？”他在向我求职。
钻石风波
我们有时发现邮袋里的东西同常见的外交邮袋毫无关系。为了保险起见，某些阿拉伯国家利用它们的邮袋大量运送海洛因、印度大麻和北美大麻，或黄色影片、黄色相片和春宫之类的玩意儿。有一天，我的技术员们十分惊奇地围着一个封好的保险箱转。保险箱上带有摩洛哥王室的纹章，并注明“请内政大臣转交乌弗基尔夫人。”保险箱里有一个丝绒垫，上面放着一个精致的牙雕，体积很大，见过的人都惊羡不已。
但是，某些阿拉伯国家装在邮袋里的，主要是《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那样的财宝。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它们利用外交邮袋秘密运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奇珍异宝、钻石，或者干脆运送整扎整扎的钞票。
我的技术员是政府机关最低一级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领取最低的工资。他们对着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财富以及桌上堆积如山的宝石凝视了一会，然后又毫无怨言地继续那使人劳累而又收益不多的工作。他们的忘我精神和职业道德实在令人钦佩。
我曾经想过，即便我描述这样异乎寻常的情景，上面也不一定相信我的话。因此，我便拍摄了一系列照片，翌日将放大的相片摆在局长和他的智囊团面前。
我对他们说：“昨天晚上，我们实验室里有七个人。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价值十亿以上的东西。先生们，请向你们的部下致敬吧！”
布尔西科是个老工会工作者，他很了解小职员们的苦处，因此举帽致敬。
“我向你们致敬，我尊敬你们！”他说。
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想过从自己分管的小皮口袋里拿走一小颗钻石。只有一次，我发了一顿火，怒气冲冲地使用了威胁性的语言。
我们有一个女特工人员，是个航空小姐。为了我们局的利益，她同意当苏联民用航空公司驻巴黎办事处主任的情妇。后来，她把她的难处告诉了我：她怀孕了。对她来说，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都是倒霉的事。她的生活已被破坏，工作也会丢掉。
当时，还没有药可以对付这类问题。她的希望很简单，只要求我们帮她联系作人工流产手术。她落到这种地步，难道我们没有间接的责任吗？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有一名医生，完全可以由他做手术。如今韦伊－佩莱蒂耶堕胎法案已经通过，这样的手术也是符合情理和习俗的了。可是，这位医生是个老好人，是个谨小慎微的基督教徒，他是出人意料地从死亡营里逃回来的。他对我谈到了他的信仰问题。
“虽然我很同情她，”他说，“但我不能按你的要求办。这类事我见过，也为此吃过苦头，所以我必须坚持我的原则。”
因此，我应该想出别的解决办法。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让我们的航空小姐去瑞士或英国?这类手术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我们还需要弄到一笔钱。与间谍小说里所说的相反，我们并不是百万富翁?我们确实在秘密设备方面花了很大一笔钱，但是花一分钱都要说明理由，而且账目还要由财务监督仔细审查。我们这些公务人员的薪金刚够维持一家的生活，无法从中抽出一笔钱来帮助我们的航空小姐。
我想应该打动我们财务主任的侧隐之心。这个任务非同一般。
很快我就看到，福韦尔也是有原则的。
“菲维尔老弟，你对我这样要求就不好了！我们可没钱花在这类麻烦事上。”他说。
“不过她是为总部执行任务才出了这事的呀！”
福韦尔奇怪地皱起眉头，仿佛他根本不赞成第七处的全部活动，仿佛在图雷尔总部我们都是喜欢打趣逗笑的小孩子，而他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的荒唐行为。
“那么你断定这件事同俄国人有关吗？或许她还有别的情人……”他说。
听此言，我内心升起了一股怒火。
“这么说，你是不给她必需的三千法郎喽！如果这位姑娘由于别人不管她而考虑自杀或者由于绝望而自杀的话，你能问心无愧吗？”我对他说。
“这不是我的事，让她自己想法对付吧！”福韦尔耸耸肩说道。
当天晚上，我们正好截获了一批多得惊人的财宝。在工作间的桌上，堆满了来自东方的巨大财富：王冠、钻石项链、手镯、颈饰、戒指、绿宝石、首饰、闪闪发光的金锭。
“就这样摆着，”我对工作人员说，“尤其是让邮袋开着口！”
我到福韦尔那里去找他。尽管他不断埋怨和抗议，我还是把他拽到处理外交邮袋的工作间里光彩夺目的宝石箱前。
“好好瞧吧！”我对他说，“值好几十亿呢。当然，从最小的宝石到最大的宝石，阿拉伯人都是编了号的。如果我们拿走一颗宝石，只拿走一颗宝石，他们就会察觉，知遭他们的邮袋已被开过。然而，他们不会向我们政府提出申诉，因为用外交邮袋转移财富的做法是非法的。不过，他们将来会采取防范措施，使我们不能如此容易地取得他们的邮袋，从而使我们局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福韦尔的两只小眼东张西望，最后盯着我看。
“为什么你把我弄到这儿来？”他问道。
“别着急，我这就跟你谈。”我对他说。“要知遭，这些男女工作人员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工作，而工资却少得可怜。他们都已经听到了我们那个航空小姐的不幸遭遇。如果我对他们宣布总部帮不了她的忙，你也不愿意给她三千法郎帮她解决困难，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认为他们是采取出份子的办法凑齐这笔钱，还是出于反感干脆拿走一颗钻石，用变卖的钱帮助我们年轻的姑娘摆脱困境呢？我希望你在这里看一看他们的反应，我现在就告诉他们你已经表示拒绝了。”
在强烈的日光灯下，吝啬的福韦尔脸色变暗了。
“不，别对他们这么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的办公室来，我给你在现金支票上签字……”
第四章面对敌手
目标——俄国人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当时的研究室主任莱奥纳尔?乌诺上校竟不断来纠缠我，真是咄咄怪事。他觉得我们干得不够，成绩可怜，便唠唠叨叨地对我说：“菲维尔，要对俄国人下手啊！”
我回答他说?“上校，在这方面，我是尽力而为！”
“但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呀！”
“更进一步，进到哪儿？”
他蛮横地打断我说；“到哪儿都行，由你全权做主，一切都归你调动！”
十年前的一天，乌诺突然离开了我们，出任驻布拉格的武官。十年以后，他又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再次担任研究室主任，但没过多久，又突然遭贬。人们永远也闹不清楚对他的指责是什么，大概是嫌他对俄国人手软吧。可为了对付他们，他曾经是那么急躁地一再催逼我。
第七处初创阶段，我们着手建立以截获外交邮袋为目标的“钓鱼者”情报网时，不言而喻，我们曾试图搞到最令人垂涎的俄国文件，但是，苏联人为保护他们的邮件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防范措施，致使我们迟迟难以下手。
后来，我们了解到，对苏联情况了如指掌的芬兰人定期向驻外大使发送关于苏联国内局势的机密报告。所以，我们就集中全部精力去搞来自赫尔辛基的邮袋。当时，第七处初具规模，只有三、四个人。因此，从当时的头头莫尔旺到他当时的副手让－皮埃尔?勒努瓦，大家一齐动手投入战斗。
1951年冬季，勒努瓦采取行动监视芬兰邮袋的行踪。芬兰邮袋经过奥利机场运抵荣军货运站，由芬兰使馆的一位参赞于当天晚上来车站提取。勒努瓦跟踪这位参赞，发现他并不返回使馆，而是直接回家。参赞的家位于马思河河畔的一座别墅里。
莫非他把邮袋捎回家，第二天再带到使馆去？为了弄清这一点，莫尔旺和勒努瓦对芬兰参赞进行盯梢。他们蹲在马思河上冰冷的小船里，监视别墅的动静，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化装成普通的渔民，在深更半夜冒着严寒“同鱼儿逗着玩”，这真需要有股子了不起的勇敢精神呢！
然而，这是报救国家的英雄年代：虽然缺乏必要的器材和仪器（这些东西后来才有），但我们仍设法见机行事。
最后，勒努瓦高兴地发现，芬兰参赞为避免把沉重的邮包带来带去，就把它们存放在荣军院法国航空公司包裹寄存处，第二天再派人来取。取件人常常来得很早。
勒努瓦便去和包裹寄存处的保管员拉关系，后来渐渐地混熟了，经他许可每天夜里把芬兰的邮包“借走”几个小时。但是也应采取一些防备措施。也许那位芬兰参赞放心不下，随时会来提取包裹。因此，必须找出站得住脚的理由，使他宽心。
考虑到法航的这位工作人员可能担心害帕，勒努瓦便尽心以奉。他穿上公司职员制服，也留在荣军院法航包裹寄存处。一旦芬兰人突然出现，就由他来应付。
这位法航的职员惟恐此事会砸了他的饭碗。为了打消他的忧虑，勒努瓦拉他到附近的酒吧间去喝酒。利用这段时间，勒努瓦还可以随时打电话询问文件的拍照进展情况。整个夜里，勒努瓦和那位保管员就这样在寄存处和酒店之间高兴地晃来晃去，来回穿梭。我们处盗窃情报的这一办法取得了成效：一直搞了两个
月，赫尔辛基方面却丝毫没有察觉。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在脾气急躁的乌诺上校的一再催逼之下，开始了最初的“朝圣者行动”。所谓“朝圣者”，就是我们那些在国外活动的谍报人员。我进行了首次尝试，与我配合的是一些渔船老板，他们是参加过抵抗运动的布列塔尼人，其中有我过去的同学和丛林中的战友。与他们合作，我算是遇到了知己。他们待人热情。二次大战期间，有些人负责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交通工作，接送盟国人员，转送难民，他们的职业给谍报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掩护条件，我要求他们利用在纽芬兰港长时间停留的机会，装出坦然无意的样子靠近苏联拖网船。我们知道，苏联拖网船肆无忌惮地对盟国的军舰和美国海岸进行间谍活动。
俄国人的船上装着天线，他们窥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演习和舰只调动的情况，随时向他们的基地发回各类紧急情报。
当布列塔大人捕捞金抢鱼的船只靠近他们的时候，俄国儿并没有在意。岂知我让人在法国渔船的舱底安装了秘密录音机，这叫做“间谍窃听间谍”！归来时，布列塔尼渔民带回了一批珍贵的磁带。据此，我们可以鉴定苏联技术的水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甚至可以破译间谍拖网船发出的电报。就这样，我们成功地破译了俄国人使用的密码。
在这初步成绩的鼓舞下，我成立了“海上谍报科”。在这方面工作中，又是我的一些当上商船船长的老伙伴立下了汗马功劳，凡是要去波罗的海和白海①俄国港口的货船，我都尽力把船长招来帮我们工作。所有答应与我合作的船长都领到几架用于拍摄苏联港口设施，军舰和海岸炮台的特制照相机。
当时，俄国舰队是一支纯粹防御性的力量，还不具有八十年代的进攻性特点。舰队很少离开自己的基地，只在附近海域巡逻。为我效劳的海员偷拍的照片相当清晰，我们的地理工作者根据这些照片可以复制出苏联海岸的地形图以及海岸的防御设施。
另外，还有一些电子仪器可以录下苏联海岸的哨所，军事部门以
①北冰洋的边海，深人苏联西北部内陆，盛产格陵兰海豹及鲱、鳕等。－－译者
及军舰所发出的电报。
每个同意为法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船长，在出发前，都由我们的技术人员给予指导和训练。他们知道如何藏好我们交给他们的、可能招来危险的器材。我们告诉他们，如果被俄国人抓住就会受到极严厉的惩罚，所以他们在与俄国人的接触中必须极其谨慎，行为失却检点，徒自增加风险是没有益处的。
我们在商船队招募的联络员，除一人外，全都很好地遵守了上述严格的规定。此人在俄国港口走私，贩卖尼龙袜，后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①被捕。俄国人把他关进一间没有窗子，没有椅子、也没有床的牢房，让他赤裸裸地暴露在刺眼的探照灯光下。
与此同时，对他的货船进行了仔细搜查。幸运的是，隐藏的照相机和录音机未被发现。
得知出事的消息后，我焦虑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的合作者在苏联作为普通走私贩被抓住，这还是第一次。万一他顶不住了，供出他为哪个机构工作，担负什么使命，那么，扣留在俄国港口的全体船员都要被捕，船只被没收，法国将处于被告地位，蒙受耻辱。所以，随着拘留时间的拖长，我愈来愈忧虑。
后来，船长突然回到船上，他对神情惊讶，目光疑惑的船员们说：“哈哈！你们知道吗？我碰上了一个漂亮姑娘，给她迷住了！”
只是在回到法国以后，他才以略带沮丧的神情告诉我：“开头，俄国人威胁我，说要按黑市交易罪把我送往西伯利亚囚禁几年。然后，他们建议了结这件事，条件是我必须须应为他们工作。”
我问道：“那么，你答应了？”
“当然！这是我脱身的唯一办法。在那里，俄国谍报部门的专家给我上了好几天课，给我讲他们要我干什么以及与我接头、取回情报的联系办法。他们还警告我，只要走错半步，就重新逮
①白海的主要港口之一。－－译者
捕我，或者把我干掉。他们还给我送来了一个姑娘，好作为我失踪的借口……”
那位联络员并不是可靠的职业谍报人员，无法胜任两面派的角色与对手周旋。因此，我要求他的公司把他调往另一条航线，避开苏联去跑非洲。连续几个月当中，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也监视他，看看俄国人是否试图接近他。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想必苏联谍报机关权衡利弊，把他放弃了。
可以这样说，第七处既搞到了东方的情报，又没有损失一个人。但是，关于那些不幸的捷克人，人们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不明不白地被总部送进了“屠宰场”。
捷克人事件是战后发生的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当时，朝鲜战争震动了全世界，这些反共的捷克难民同意返回完全陷于苏联奴役下的祖国，充当西方的特务，从事谍报工作。当时，他们被安顿在纳伊区①的一幢楼房里，以一家贸易公司的招牌作掩护。我们局的行动处把他们带到靠近吕扎尔士的瓦尔德瓦兹和卢瓦雷省的塞尔克特地区进行训练。该项计划是法、美合作的产品。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钱、出器材和某些特殊武器，法国方面负责把地下工作小分队空投到斯洛伐克的森林地带。
空投步骤是整个派遣汁划中最能体现革新精神的环节。为了把这些情报人员降落到尽可能远离城市的地方，即降落在着陆之后即能消失的真正丛林之中，总部训练他们在林区跳伞，以便适应。为了避免被尖硬的树枝刺伤身体，他们穿上特制的皮衣服，戴上面具保护头部，在易受损伤的部位，如喉头、关节、腹股沟、动脉等处，采取了加倍的保护措施。这套装束使他们俨然象一些“星球大战”中的士兵。
那时候，我正在塞尔克特进行个人训练以保持强健的体魄，因此，我目睹了他们为迎接这一伟大的空降行动而进行的准备。
①巴黎西北部的一个住宅区，环境幽静，馆舍豪华。——译者
这一行动不归我管，而由贝特朗负责。贝特朗又叫博蒙，是未来的研究室主任。不过他也象乌诺那样，在1970年突然被革职。
这次行动，虽然设想得很漂亮，可算是总部设计的最为雄心勃勃的一项行动，但结果如何呢？那些捷克人被抛出座舱以后就落网了。地面上早有一帮人手持冲锋枪，严阵以待，准备接收他们，只有报务员一个人拍回了他的消息，但他显然已被共产党作了转换脑筋的工作，他是在强制的情况下报回消息的。
严重的挫折、惨痛的败绩将久久地影响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上上下下的情绪。局里的气氛长期不正常，因为得不到答案的疑问太多了。几年之后，博蒙上校还受到本土警戒局调查人员的详细盘问，可是他们也永远得不出任何结论。
我常常回忆起我曾接触过的那些捷克人。他们相信我们的办法，信任我们的负责人，以为我们的机智足以挫败敌人的计谋。
我也许从未制订过开头充满无限希望的行动方案，也没有调动过如此可观的人力、物力，但今天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从未把一个人送往灾难。然而，我却一直象乌诺上校要求的那样，干着矛头针对俄国人的工作：我克服各种困难，冒着重重危险收集东方的情报。
我以自己的方式朴实无华地工作，并不试图向敌后派遣几个间谍营。那不是我的任务，我是搞情报的。然而，我搞的这些情报最终却成了各个处所能依据的唯一真实情况和唯一有价值的成果，为了搞到情报，我四出搜寻，总能得手。必要时，到化粪池里去捞也可以。下面就说到这一点。
东方快车上不如意的遭遇
有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我了解到在东德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人们俗称的“手纸”，因此民主德国的部长、将军、军官、高级官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副本纸轻薄适度，略带光泽，用过之后即被水冲进便池坑内。因此，我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耍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我们的各个特工小组就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个特制的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回收系统运往西方。
那时，我对于雷尔、杜布瓦两个人在战后不久共同设计的一种滑翔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飞机机翼高大，装有两台发动机。HD式飞机①能够以极慢的速度飞行，飞行中几乎没有声音，可以在一块几百米长的跑道上降落。这种奇特的飞机是冷战的产物，因为在朝鲜战争期间，大家以为在欧洲必然会爆发一场战争。正是在关于来来新式秘密战争的构想中，HD式飞机应运而生。
我们得到了两架HD式飞机，我把它们派往铁幕的那一边去大显身手。我应当承认，这种飞机成功地为我们取回了装满手纸的宝贝口袋，没出任何故障。那些手纸经过洗净，字迹完全可以辨认，从而使我们得以复制出民主德国的重要文献。当时，任何其它盟国的谍报组织都无法打入极其封闭的东德政府机关，而我们不用进入警备森严的单位，却可以“开发”这一意想不到的“宝库”。人们给这一行动取了个“垃圾桶”的代号，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时间一长，这两架具有猛禽般巨大翅膀的HD式飞机，在例行的夜间飞行时在边界被东德的民警发现了。东柏林下令，一经发现来历不明的飞机，立即开火击落它们。为了避免出事，我便放弃了这条情报渠道。我当时已考虑把HD式飞机投入另一种新的行动之中。
这一回，我想直接对俄国外交邮件开刀了。我的愿望无疑是发疯，因为在世界各国中，俄国的信件是防范最严的。苏联人为把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安全送回国内，设想了一套极其简单然而非
①HD是于雷尔(Hurel)和杜布瓦(Dubois)两位设计师法文名字的缩写字头。－译者
常有效的办法。
每天，两名俄国信使乘东方快车离开巴黎。著名的东方快车经过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驶向巴尔干，直达瓦尔纳和伊斯坦布尔。俄国信使是行家里手，是久经锻炼的厉害非凡的家伙，能够应付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进攻。在巴黎东站一上车，两名俄国人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插上门，随身带着公文包，活象古代囚犯脚镣上拖带着的大铁球。他们饿了就吃鸡蛋和三明治，从不离开房间。列车在沿途各站停靠时，别的俄国人登上这节舒适的车厢，按照规定的暗号敲门。信使把门打开一会儿，收下信件后，又立即把自己紧锁在里面。
这种收取信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布加勒斯特，然后从那儿，再把全部信件装上飞机运往莫斯科。
怎样使这两个护送信件的彪形大汉失去抵抗能力，从而得到他们携带的文件呢？把他们杀死或者打昏显然是是简便的办法。
但对我们来说，这种办法是禁止采用的，因为按照惯例，我们必须绝对谨慎从事，绝不能使用暴力，以免造成任何事件，而且应当尽可能地不留下丝毫的破坏痕迹。总之，人们所要求我们的，确切地说就是要有耍把戏那样的本领，表演魔术那样的技艺。
渐渐地，一项颇具迷惑力的简单计划在我头脑里形成了。首先，我们要订下东方快车上与俄国信使紧邻的包房，使我们在整个旅途中跟他们只有一板之隔。这样，我们就可以“现场作业”了，然后，趁列车通过巴伐利亚州与奥地利之间一条长长的隧道的时候，用一架小型钻孔机在隔板墙上钻一个洞。小钻孔机的响声将被火车的巨大声响所淹没。接着，把一个注射器插进钻好的小孔里，向苏联信使的房间里喷射麻醉剂。
一旦两位彪形大汉陷入沉睡之中，我们就可以行动了，打开他们房间的板门，拉开他们的公文包，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如今，我们已经成为懂得打开最难开的锁的艺术大师。
我计算着，从德奥边界到维也纳，火车大约要运行三十分钟。在这段路程内，用缩微法拍摄大部分文件、合上公文包、离开房间并拴好板门，时间看来是足够的。当俄国人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他们对自己的昏然入睡可能会感到吃惊，甚至疑团满腹。但是，他们由于对自己未能自始至终保持警惕感到羞愧，并且害怕受到处分，因而可能不敢向上级汇报他们的奇怪遭遇。再说，他们带回的信件完整无损，又何必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万一时间不够，不能在现场按既定程序完成窃密任务，我就设想从车门把信袋扔到野地里。这时，奇妙的HD式飞机将介入行动。因此，沿铁路线拣取俄国信袋就成了我们的飞行员刻苦训练的一个项目。
机上作业人员凭几条长长的钩索，趁飞机下降贴近地面飞行的时候，拾取信袋，但不得着陆。在一个电线纵横、高压铁塔林立的地域，这样做颇冒几分风险。我们在波尔桑－博蒙秘密基地，把口袋放在两根杆子之间，练习拣包的动作，反复训练了几百次。
届时，我们的飞机将以因斯布鲁克为基地，从那里起飞，按照极其精确的时间表，跟随东方快车。我们对行动全过程的每一秒钟都进行了研究。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还在几种车厢的隔板墙上连续进行钻孔试验，先在停靠在巴黎东站的一节旧车厢里，后在停靠在塞尔克特基地一段铁轨上的另一节车厢里。在那段路轨上还停放着一辆旧机车，是为训练新手进行特工破坏作业用的。
我们的小钻孔机用起来得心应手，打开一节卧铺车厢内各个房间的板门对我们也没什么奥秘可言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需要配制一种相当厉害的麻醉剂，用以解除俄国人的反射功能和运动中枢的机能，让他们立即陷入持久的酣睡之中，尤其是不能让他们在我们处理信件时苏醒过来。不仅如此，我们需要的麻醉剂还必须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喷射后能立即扩散消失，当我们进入俄国人房间时自己不致受到催眠效用的影响。
我们天才的化验室主任泰斯老头，用一只可怜的猫作试验，在它身上检验各种合成药剂，终于为我们试制出一种理想的麻醉剂。药剂甚至“太好了”，我自己很快就体验到了这一点。
甫上征途，大家十分乐观，因为是首次行动，我没有要飞机跟随我们。我仅仅组织了一个车上行动小组。我亲自在俄国人隔壁的房间里安顿下来，同时还带着一位贵客，就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研究精神病的权威、戊硫巴比妥的鉴定者莫拉里－达尼诺博士。
长久以来，好心的莫拉里－达尼诺博士希望能亲自目睹我们的行动，以便直接研究人被他的试验药剂制服以后的反应。对他来说，除了学术方面的兴趣以外，还有一种好奇心。象他这样的科学家无不为“亲临险境一睹为快”的心情所驱使。可是，完全出于意外，莫拉里－达尼诺博士初次“观光”，就大吃苦头。
我之所以答应他去现场观光，是因为我觉得这次战斗不会有危险。平时，我拒绝第七处以外的任何人参加我们的行动。这一回，莫拉里－达尼诺再三要求，局领导也点了头，我只好让步，我心想：好吧，就让他去散散心吧！
东方快车带着隆隆巨响驶进了预定采取行动的隧道。我钻透隔板，然后接过助手递过来的注射器，开始喷射麻醉剂。我们等了一小会儿，为的是让药性发挥作用。当然，我部下“管子工”的头儿，精力充沛的雷蒙?阿迈尔也参加了这次“远征”。下一步打开俄国信使包房的门，就要看他的了！
奇怪！一种难以忍受的麻木感向我袭来，我使劲抖动似乎就要僵化的四肢，莫拉里－达尼诺也神色异常，他看着我，吃力地说：“怎么搞的？我觉得头重脚轻！”
阿迈尔也难以支撑，他竭力控制自己不合上眼。
我跳起来，大吼一声：“毒气！”
阿迈尔凭着一股超人的劲头，终于打开了车窗。但是，火车还没有驶出隧道，一股巨大的声浪冲进我们的房间，浓烟呛得我们直咳嗽。我攒足力气打开了房间的门，我们三人瘫倒在地，头晕脑胀，根本不可能采取预定的行动了。
当我清醒过来以后，我想我们是不是上了别人的圈套呢！难道俄国人发现了我们？莫非他们预先得知了我们的计划，于是将计就计，借刀杀人，把对着他们施放的毒气奉还给我们？
在调查失败原因的过程中，检查了东方快车上那节带来灾难的车厢。这时，我才发现了我们的重大失策。我们受的罪与俄国人丝毫无关，他们甚至没有觉察到有人暗算他们。俄国信使安安稳稳地继续完成收取信件的任务。是的，失败与他们无关，出岔予的是那节车厢！
原来，俄国人和我们之间的隔板不是一层，面是双层。各个包房之间的隔板颇为特殊，结构呈“U”形，两层隔板之间是空的。因此，我们的钻孔机只钻透了我们这边的隔板，没有触及另一层，无形中保护了俄国人的房间。那一管毒剂，我并未能把它喷射到隔壁房间，而只是喷进了中间的空心层。毒剂挥发极其迅速，很快就充满了空心层，然后由我钻透的小孔向我们这边冒出来。我终于明白，我们用作反复模拟行动训练的那些车厢样式不好，可惜，现在才发现，已经太晚了。
事情过后，实验室曾建议为我制造一架钻杆更长的钻孔机，可以钻透两层隔板，再配上一个合适的注射器。但是，我没有心思再进行这种征兆不祥的尝试。
我不能为一时的失败所羁绊，而必须另有作为，从别的方面去下手。但从哪一方面下手呢？俄国人厉害得很，料事如神。不过，在他们的安排中，总会有空子可钻。他们的信件并非全部由身强力壮的信使带回?有一部分是通过邮局寄出的，由巴黎－莫斯科的夜班火车运走。
我让人绘制了一张列车邮政车厢的平面图。车厢门口是信件分拣室，在旅途中完成分拣工作，室内有桌子和分格架子。然后是邮车主任的小小办公室，他在那里准备他的报告。在尽头的小隔间里，堆放着俄国人的邮包和邮件，小隔间的门在火车开动后即被铅封关闭?沿途不再打开。到达目的地以后才将邮包和邮件卸下年。
问题在于如何悄悄地进入这节严禁一切非邮政人员入内的邮车，并穿越长长的过道接近邮件室，在于如何取掉铅封进入那个窄小的隔间，启开封得牢牢的俄国信件，把内容拍入缩微胶卷，再把信件封好，盖上同样的印章。问题还在于要按此步骤处理数百份信件、邮包和邮件，然后从屋里溜出来，小心不要撞上邮政人员，再把同样的铅封打在封门的钢丝上。最后，还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邮车。
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局苏联科的负责人洛夏尔上校对我说：“干吧，别犹豫了！”
洛夏尔上校曾在第二局工作，他和乌诺一样，也是一个性情急躁、容易激动的人，一位不拘细节的高级战略家，让他设想我们现场会遇到什么困难是做不到的。幸好我是一个谨慎细心的人，正好弥补他的缺陷。
诚然，搞到邮政机关使用的钢丝是容易的，制造一把能够夹断一切封门铅条的特殊老虎钳也不难。但是，火车的颠簸就是一个问题，我手下的特工人员无法象在工作间的桌子上干活那样顺手。邮包室在车厢的末端，恰恰位于火车的转向架上面，因此，当我们的人在启封信件而又不能留下痕迹的微妙时刻，将会遇到摇晃，颠簸的麻烦，通过反反复复的练习，我们明白了，摇晃是无法避免的，应该设法为实地操作的特工人员提供一块稳定的地方。
由此想到为每个人配备一个托盘，用带子固定在他们的特制服装上，就象个人携带的小小工作台一样。
阿迈尔这次可以向俄国人报复了。他将亲自指挥在巴黎－莫斯科列车上的这次行动。但是，一想到又可能失败，他就忧心忡忡。他对我说：“到了现场，万一发现完不成计划呢？”
成功地潜入现场却不下手，那是十足的傻瓜。由邮件室有一扇从里面关闭的窗子，于是，我对阿远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打开窗子，把信件扔出来，如果火车开得不太快，你们俩随后跳出来！”
阿迈尔看着我，感到吃惊。但我不过是重提那个在东方快车上窃密的流产计划而已。这次所不同的是，我不需要一架普通飞机，而需要一架能在夜间追随火车飞行的直升飞机。行动处答应按此情况训练飞行员。一连几个星期，人们仔细地进行演习。直升飞机负责拾取信件，甚至还要接回特工人员，驾驶员认真练习躲避航行途中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物：高压线、铁塔、居民点等等。
当时，天高气爽，夜色明亮，万里无云。但在决定首次上邮车搞文件的那天晚上，阵阵暴风雨降临了，天上彤云密布。分工负责我们计划里“空中配合行动”部分的莫霍尔少校通知我说：“直升飞机无法出航！”
我告诉阿迈尔，尽管天不作美，计划照常进行。我对他说：“你别无选择，必须当场处理完信件！”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观察了邮车车厢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记下他们来来往往和吃饭睡觉的时间。我们掌握了什么时间邮车里没人，什么时间邮政人员回来继续分拣信件。我们对于可以从容作业的时间，作了最精确的计算。
我们安排了一些人潜伏在列车上望风，以便随时提供支援，在他们的掩护下，两名特工人员按预定时间接近了邮车。这时，邮政人员都去吃饭了，车厢内空无一人。两个人直奔目标——邮件室。阿迈尔蒙往常一样，动作迅速，情绪高涨。两个人没受任何干扰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封好最后一个邮包，带着装有微型照相机和全部胶卷的手提公文箱走出小隔间。
他们仔细地把门关好，重新接好保护邮件室而安置的钢丝。他们用钳子压扣上新的铅封，完全做成原来的样子。阿迈尔把钳子放进衣袋。他们最后检查了一遍全部铅封，看看是否妥当。然后，他们转过身来准备走开，没想到却与邮车主任撞了个面对面。
他们未曾听见这位主任走回来的声音。
邮车主任惊讶地说：“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他难道发现他们两人关门作假了吗？阿迈尔亲热地挽住他的胳膊，竭力蒙骗他：“我们来这里执行一项特殊的巡查任务。有人报告车上失盗，我们正在采取防备措施。”
“你们瞎说些什么呀？”邮车主任一边说一边挣脱阿迈尔，“据我所知，从未发生过什么盗窃事件。只要看看铅封就……”
被一阵突然的不安所驱使，他猛地推并两个特工人员，俯身察看小隔间门上的铅封，然后胜利地直起身来说，“来，你们亲自看看，铅封完好无损嘛！”
“是，是，我们看到了！”阿迈尔和解地答应著。
就在一分钟以前，阿迈尔伪造了门上的印章和铅封。两位特工人员真侥幸！只要邮车主任早来几秒钟，就会发现他们两人正在重新拴门呢！但即使现在，主任也表现出明显的怀疑，对于这一次未预先通知他的巡查感到惊讶。因为无论如何，主任在邮车上就象船长在船上一样，是除了上帝以外主宰一切的人物！
阿迈尔平心静气地让邮车主任懂得，把他们来过这里的事情声张出去对他没有一点儿好处：“我们是奉命而来，对这件事你要保守秘密。否则，等你回到巴黎，我们的头头会找你算账的！”
当阿迈尔向我汇报完执行任务的经过后，我对他说。”我们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这类性质的任何事件，都包含着可能酿成“水门事件”那样的风险。因为，说到底，对那位邮政人员，我们了解什么呢？他可能是一个反对党的党员，或是一名总工会的会员。倘若如此，他完全可能向他所在的支部或工会报告。或者他多嘴多舌，禀报上级说，有两个行踪可疑的警察曾在邮车里游逛。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肪患于未然。我们要关照一下那位邮差头头。巴黎东站派出所所长科隆巴尼与我关系很好，他好久以来就想调到奥利机场去，也曾找我为他走走后门，我若向他提个要求，他是不会拒绝的。但是，我不能对他说明我的真实意图。因此，我去找他的上司，我的老朋友布库瓦朗，他当时是航空警察和边防警察的头头。
我对他说：“是这样的，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东站派出所。得把它让给我一段时间。”
布库瓦朗迅速而知趣地回答说：“悉听尊命，我并不想知道为什么！”
他亲自打电话给科隆巴尼，“方便一下，把你的派出所让给老朋友菲维尔用用！”
当莫斯科开来的列车进入东站的时候，派出所的原班人马已经腾出了他们的办公室，代替他们充当车站警察的是我们的人。列车一停稳，阿迈尔就登上邮车车厢，直接去见邮车主任。
主任一看见阿迈尔，不由倒退了两步：“还要我干什么呀？”
“去车站派出所。我的上司要见见你，好消除一切误会！”
邮车主任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嘟嘟嚷嚷地说：“我得先办完回来的全部手续呀！”
阿迈尔说：“那就办吧，我陪你。”
阿迈尔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个宝贝，最后把他带到了派出所，我们演了一场戏，给这位邮差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一进门，有人就对阿迈尔大声说：“你好，检查员。今儿你又带什么来了？”
阿迈尔说：“没什么。头头要见见这个人！”
他敲了一下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毕恭毕敬地等待我响亮的问话：“什么事?”然后，他伸进头来报告：“所长先生，邮车负责人来了！”
我悠然自得地坐在科隆巴尼所长的扶手椅上接待来客，邮车主任心里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他说，“我召你立即到这里来，为的是同你谈谈我们在列车上进行检查的问题。放心吧，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不过……”
说到这儿，我把身体俯向前面，用一种最知已的口吻说：“不过今后，我们将采取更加全面的监护措施。请别生气，你在每趟车的旅途中都将受到检查，而且常常在背着你的情况下进行……”
邮差更加惊讶了，始终不明白我们要他干什么。他咕咕哝哝地说；“我对你们有什么用啊？”
这时，我目光阴沉，声音威严，狠狠地敲打他说，“这与你关系重大！我要你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从今以后，你与国防机密连在一起了。只要你稍加透露，就得承担责任！”
他吓疯了，连声说：“不，不，我什么也不说，请相信我，所长先生！”
不过，我只放心了一半。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派人监视他：跟踪他的行动，偷听他的谈话，检查他的信件。原来，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工会的秘书。我们发现，他言而有信，一次也没有对别人谈起过他的奇怪遭遇。如果我们当时进一步启发他的爱国主义感情，是很可能把他发展成为联络员的……
猎取苏联文件首战告捷，这使洛夏尔上校赞赏不已。他敬我一杯威士忌“表示庆贺”，同时必致勃勃地鼓励我再次窃取邮车上的外交邮件。我回答说；“抱歉得很，保证我手下人员安全作业的条件不具备了，恕我不能从命……”
搞信件的行动终于有一次“烫”了我的手，那是搞匈牙利的信件。这回倒也干脆?我们把外交邮袋从火车上扔到法国的田野里，糟糕透顶的是，第七处派去收拣信件的汽车空转游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找到。当时，我们沿着路基，找遍了规定抛出信件的各个具体地点，结果连个邮包影子也没有找到。有人抢在我们前面了。在我国静悄悄的田野上，谁会对几包外国的外交邮件感兴趣呢？
这个谜一直末解。我决定停止火车上的窃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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