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陷入无休止的派别之争。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落到这一地步。
离局长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在法约尔元帅大街上还有一座楼房，那是阿尔诺上校领导的技术处、泰斯老头领导的化验室以及医务室。泰斯老头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家，他创造了不少用于间谍活动的武器与工具。不过，那个医务室后来确使我伤了不少脑筋。医务室里有全套外科手术器械和牙医设备，还有一个放射科。所有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和复员军人都到放射科来进行透视检查。为了干得快一点，放射科主任比德尔芒大夫甚至连防护服都不穿。他显示出彻底的献身精神，丝毫不顾个人的安危，作了几万人次的x光检查。他后来就因此而过早地去世了。
在这座大楼的三个地下室里堆放着成吨的器材：发报机、各种类型的发电机和机床等。根本不可能搞清里面究竟有多少东西。我本来打算多花三天时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运走，但实际上却多花了八天时间。
我们搬走之后，保尔－埃米尔?维克多的极地考察队住了进来。
我们局的全面搬迁工作终于开始了。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图雷尔兵营的房子都已准备就绪。处长，科长们都已知道自己单位的办公室的位置以及该在哪里安放桌子，柜子和保险箱。
保卫处处长利奥内测试了我们新的总部的所有保卫和警报系统以及把各个处隔开的铁门。电话机、备用发电机和消防器材也都安置好了。
关键问题并不是在新址安顿办公室和器材问题，而是如何带着这么一大批需要严格保密的器材穿越整个巴黎，我应当尽可能谨慎而迅速地组织好这一次搬迁，不让敌国的谍报机构察觉，不让它们有机会混入搬迁行列、拍摄照片，了解我们的装备情况或进行破坏搬迁的活动。
我们的搬迁工作应躲过我国各种警察机构的注意，因为它们一般都过于好奇。我们必须秘密行动，当时，我并不掌握任何一家搬运公司，因此我必须向一般的搬运公司提出要求。而困难的是，我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再一次遵守行政上的一切规定，以免日后又要受到比松主席的质询。这就是说，我不得不使用最空洞、最隐蔽的语言向四家不同的运输公司“招标”。
最后，我选中了“联合搬运公司”。我觉得这家公司能提供我们搬迁所要求的各项保证。公司老板也同意同我们的保卫处进行合作。他把公司所有雇用人员的姓名和地址都秘密地告诉了我们。
我们对每个搬运工人的情况都暗中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偷偷观察他们周围的人和家庭成员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自己同别人接触的情况。我们只能挑选那些爱国的、行为端正的、不参加任何党派或工会组织的工人。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几十名调查员为此忙碌了好几个月。最后，我向“联合搬运公司”老板送交了一份我们认为可以参加搬迁工作的人员的名单。
尽管对搬运工人进行了如此严格的审查，我还是没有让他们接触我们局最宝贵的财富：档案材料。我要求各处处长亲自包装自己单位的档案，每包档案材料都编了号，加了铅封，随后被进到絮歇－莫努里街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大楼群中间的一座由保安人员严密看守的房子里。未经许可，任何人都不准走进这所房子。
由于我特别担心档案的安全，所以我决定最先搬运档案。我们选择了休假期间的一个周末。在巴黎市民还在床上睡觉而马路上车辆稀少的时候，我们把档案悄悄地运了出去。
我们保卫处的人员亲自用军用卡车运送装满文件的布袋。卡车队由我们的交通处处长拉普勒沃特上校指挥。
为保证运输安全，保卫处人员坐在一些普通的小汽车里，守候在卡车队计划经过的大街的十字路口，每个车队由三辆军用卡车组成，前后备有一辆坐着武装警卫人员的小汽车保护着。车队通过步话器随时同我的办公室进行联系。
档案运到图雷尔之后，再次被送到一座由武装人员守卫的、禁止随便出入的楼房里。当各个单位都在新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后，我们就把图雷尔兵营同外界隔绝起来，以便把档案材料交还给各单位的负责人，由他们重新保管起来。
我称之为“一号行动”的档案运送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我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在整个巴黎市所做的战略安排经受了考验。星期天晚上，我向局长作了汇报，他回答说“好，可以着手进行下一步行动了。”
装满保险柜，保险箱、收发报机及其它专门器材的卡车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絮歇－莫努里街。所有保险柜和保险箱的号码锁都被拨到了零位。每辆卡车上除搬运工人外，还有两名警卫人员。其中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另一个坐在车斗里同我的指挥部始终不断地保持着联系。我的指挥部的人员在莫努里大街的一座楼房里通过一张贴在墙上的巨幅巴黎地图注视着每辆卡车的运行情况。不能让任何一辆卡车迷失方向或因发生事故而影响抵达的时间。
为了使这次搬迁工作能顺利完成，我真是绞尽了脑汁,我的心情也紧张到了极点。这番经历促使我后来想方设法把一家公开的搬运公司抓在自己手中，由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秘密进行控制。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动这家公司的卡车，并且掌握一批经过严格挑选的、符合一切安全规定的搬运工人和一个由我们的人员监视的仓库。
除此之外，我还赢得了最后一次战役，即在图雷尔兵营中安装一组天线。这件事并不容易。为了同我们设在瓦策里安高地和巴黎南部的弗谢罗尔－莱－阿吕埃地区的监听站建立直接联系，我必须架设一组二十七米高的全向辐射天线。要找到这样一种天线并不是什么难事。问题是，需要使用支索才能把这种像指向天空的钢箭似的天线紧紧固定住，但是，在兵营的院子里，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来拉钢丝绳。再说这样搞起来，外形也不好看，而且过路的人有可能被绊倒。
“那怎么办呢？”技术处人员感到一筹莫展。
我想了一个主意：安一组不用支索的天线。技术专家们听了后表示反对说：“这可从来没干过！”
我回答说，大家还是可以试一试。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是工程师，他向我谈到了不为人所知的斯塔德勒天线处理方法。这种方法是给天线镀锌，这样做的另一个优点是省钱。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技术人员对我说：“你永远不会取得成功！”
只有一个人，即邮电部门派到我们局里来工作的总监奥利埃觉得我的建议有点意思。我给天线镀了锌，并竟然不要任何金属支索就把天线树了起来，这使所有那些几个星期来一直给我泼冷水的人都惊叹不已。
但这也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他的天线肯定不牢靠，不知哪天会掉到我们的头上。”
现在已是1980年了，每当我经过图雷尔兵营，抬头望见我架设的那组天线昂然指向蓝天时，我内心就产生了某种自豪感。我想，回过头来看，我当初“骄傲”了一下还是对的……
我们局的搬迁工作结束了，我内心却感到有点惆怅。我心不在焉地出席了在图雷尔兵营院子里举行的新办公大楼接收仪式和升旗仪式。仪式是由局长里比埃尔主持的。站在第一排的是五位穿着耀眼的制服的军人。他们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真正的主宰。他们反对一切革新建议。
我心里想，我安装的天线倒不下来，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却永远不会有安稳日子过。
最后，我又一次到絮歇－莫努里和亨利－马丹大街我们以前的办公室去转了一下，看看有什么东西忘在那里。我遇见了一大群建筑师、测量员、房屋装饰专家和管家。他们象苍蝇一样在我们刚搬走的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忙着设计整修计划和估算工程费用。那些有钱的房主们迫不及待地想搬回来，以便能重新从这里眺望布洛涅树林。
我突然感到心灰意冷。由于我收人菲薄，我甚至未能把老婆和孩子接来。他们，仍然住在雷恩。我在巴黎孑然一身，平时很少有时间去看望他们。为了留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你就必须是一个圣人、一个疯子，一个苦行憎，必须摒弃任何欲望。这样的工作又有什么吸引力呢?莫尔旺在解放时声称我们将能过一种传奇式的生活。可是，哪里有这种生活的影踪呢？我迫切希望回到我原来工作的机关去，那里是欢迎我回去的。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在家乡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我面前还有另一种选择。这一选择能使我搞到钱，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欲望的话。一个出生在波兰的实业家柴尔涅茨基伯爵对我深表同情，他建议我担任他的马内拉公共工程公司的总代表。这一建议对我有巨大的诱惑力。我把心里话告诉了我们局的财务主任福韦尔。他对我说：“小伙子，不要胡思乱想了，你的位子是在我们局里。你前途无量，我相信你最后会登上我们局的局长宝座。”
我极其失望和悲观，我一点也不相信福韦尔的话。军人们已准备把里比埃尔搞下台。里比埃尔遇到了一起严重的车祸，又受到富尔科背后活动的掣肘以及勒韦尔和马斯特将军事件的冲击，他的力量已衰微了。人们指控勒韦尔和马斯特两位将军由于疏忽或出于野心使一些文件落到了越共的手中。
里比埃尔被整得精疲力竭，于1950年2月离职。1951年元旦，新局长召见各处的处长和副处长。我们在宽敞的局长办公室里排成三行，一一同他见面。
新局长名叫皮埃尔?布尔西科。他身材矮胖，脸庞光滑、红润。他是一个态度严峻的官员，是初曾在税务部门工作。也是一个坚定的工会领袖，一个有号召力的、好斗的人。前不久，他曾担任国家保安总局①局长和马赛特别警察局局长。他曾有力地打击了马赛地区盗匪集团的活动，过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社会党的部长们选中了布尔西科，因为他同里比埃尔一样，也是他们的亲信。文职人员集团赢得了一分。他们不想放弃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
布尔西科显得温和和充满自信心。他开始和大家握手。他突然看到站在第二排的我，于是停下脚步，用手指着我大声说；“噢，想起来了，我们在克拉马斯频耐琴街的别墅里见过面!”
我点了点头，意思是说他没记错。我也认出了他。在那次抵抗运动各特工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布尔西科曾站在玛丽?居维利埃的身旁。当时，他的身体就很壮实。他一点也没有变。而我也没有变，我总是象冬天的狼那样瘦弱。
布尔西科冷冰冰地拨开第一排军官，急急忙忙地走到我身边，他张开双臂拥抱我，并情不自禁地用“你”称呼我。而实际上，在地下斗争结束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说：“见到你真高兴！你在这里干什么工作！以后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吧，反正我们有的是见面机会。”
这一不寻常的重逢场面使那些军官们万分惊愕。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局长如此热情地拥抱一名三十岁的年轻的下级工作人员。那个周末，我同布尔西科一起到乡村玩滚球。如果不是布尔西科来当局长的话，我那个第七处可能就永远建不起来，而且肯定不会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军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开始注意起我的工作来。毫无疑问，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走运了，布尔西科将破格提升我。他将支持文职人员的行动，听取莫尔旺的建议，允许我们建
①直属法国内政都领导，主管本土警戒局，情报局、司法警察局等警察机构。
－译者
立自己的班子。他对现代化的、系统的间谍活动的作用深信不疑，而军人们对此却持怀疑态度。
与此同时，有人已在暗中策划反对我的阴谋。他们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这一阴谋。
第二章独树一帜
第七处的诞生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刚成立时，并没有设立使用技术和秘密手段获取对方文件的第七处。那时，我们仍然是根据1939年第二局的理论从事一般的间谍活动，因为不管怎么说，第二局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众所周知的。
当时，局情报部由特劳特曼领导，情报来源不外乎两个：一是来自情报站站长和在国外为我们工作的外交官：二是来自人数众多的“可敬的联络员”。后一类人是文职人员，我们称之为“义务辅助人员”，因为他们提供情报是出于爱国热情，而不是为了取得报酬。
前一类人，即我国派驻世界各国的外交官、领事、武官，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在对方反间谍机关的严密监视下，他们是没有行动自由的。他们只好从上流社会的席间淡话中搜集一些来自小道的传闻，因此，经常存在上当受骗的可能。在这些知名的“谍报员”送回总部的材料中，从来都没有或很步有象文件一类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的武官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他们不知道如何接近存放秘密文件的地方，如政府各部的保险柜、外交邮袋、加封的海关库房等，他们一旦被人抓住，就很可能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他们不想断送自己的前程，再说法国外交部既不希望发生这类外交事件，也不会袒护罪犯。
此外，在大使馆内，我们的情报站站长和武官被使馆同事看作是外人，是害群之马，是导致使馆安全经常受到威胁的因素。大使是国家的代表，他所关心的是避免与驻在国发生冲突，所以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在使馆安插人员感到恼火。我们的这些人在使销里往往是处境孤立的；人们蔑视他们，称他们为“扫帚星”。这种情况既不利于他们的工作，也无助于提高他们的斗志。
至于联络员，他们人数众多，但是，我们缺少同其中优秀分子进行联系的人。仅仅掌握一份有成千上万人的名单是不够的，还必须选拔，训练并经常注意发现人材。我们感到很有必要成立一所间谍学校。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过是个初步设想而已。
联络员的分类方法很不规范。最初是按人头建立卡片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很奇特：一类是高个子的联络员，一类是胖子，还有瘦子，金黄头发的，棕色头发的；还有懂英语的，去过美国，中国或苏联的，以及公务人员、工业家，农业专家、教授、商人等等类别，人头卡片上清楚地记载着联络员的姓名、地址以及对他的评价。这些卡片都被穿在粗铁丝上，用轴钉固定起来，分格放着。每当需要联络员时，就要翻遍穿在粗铁丝上的全部卡片，才能找到合适的人选。随后，记下档案号码，再从保险柜中取出卷宗。任何“鼹鼠”对此做法都会感到幸灾乐祸，因为他们钻进局里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抄录全部名单。
当时，莫尔旺是局情报部主任特劳特曼的助手，他建议设立一个处，专门负责联络员的工作。他提出的理由是：整顿一下混乱局面，以便更好地使用联络员，同时可以进一步贯彻保密的基本规定。
军人们很乐意让莫尔旺抓这个处，尤其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文职人员在谍报工作方面能有什么作为。我们的情报站站长和武官们即使工作成效不大，也仍然把联络员的介入视为一种不正当的竞争。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别人在他们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莫尔旺有他自己的打算，这位大人物神情傲慢，两鬓斑白，容貌英俊，但略显浮肿。他有个习惯，每到周未就没完没了地捕鱼，边捕鱼边思考问题。他经常与他的助手和朋友们租下几公里长的河岸，穿着护腿套裤，便能随心所欲地在河里抓鱼。他就是在这种地方苦思冥想，策划行动计划的……
当时莫尔旺代表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文职人员的希望。他是特工机构中有影响的人物，是谍报部门中思想最敏锐的人之一，是让行家里手仰慕的人。
他的举止象一位高级官员，还带些英国气派；既文静，又有些刻板。他素来行事谨慎。他原来是一个谨慎的抵抗战士，后来成为一个谨慎的谍报人员，一个谨慎的勇士。他外表冷漠高傲，可又具有农民后代那种谨小慎微、狡猾诡诈的性格。他的母亲是他家乡一所学校的校长，从小就给他灌输了迷信上级的思想。所以，他始终缺乏攀登顶峰所需的雄心壮志。
我是他的门徒，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他把我看作是他的骄傲。可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却会抛弃我。他经受不住暴风雨的考验。他举止庄重，温文儒雅，颇有绅士风度。他生活在怪僻的个人小天地里，周围都是唯命是从和傻头傻脑的人。他收留的人三教九流都有，这些人都喜欢赖在他家里。他的岳父是巴黎第八区的税务官，常到大企业主或豪门富翁那里收税。这个老头夸耀他每天“收税达十亿法郎”。
如果你偶然打开莫尔旺家的冰箱，你可能会被吓昏过去，因为冰箱卫冻着一碗人眼。原来莫尔旺的内弟是个外科医生，身材高大，有一双大手，擅长视网膜移植手术。他常把自己手术台上使用的材料留在冰箱里，放在黄油和煮鸡蛋之间。
在局里，莫尔旺的想法也是最独特的：他主张对一万多名联络员进行严格选拔，从中挑选二百名最年轻、最有生气、最有作为的男女文职人员，让他们从事谍报工作。他们将被派往世界各地，安插在关键的岗位上，今后还有可能不断晋升，与普通联络员相比，他们是受过培养和训练的、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真正谍报员。在他们不断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将帮助他们，不过是在暗地里间接地给予帮助，为他们消除障碍，排除他们可能遇到的对手。
虽然这些谍报员要在几年以后才能有所作为，但到那时，他们可能取得异常惊人的成绩。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遍及全球的，由出色的谍报员组成的情报网。这些“鼹鼠”将钻进各国最上层机构。
法国解放时，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另一位杰出人物——梅西埃教授也进行过一次类似的尝试。这位教授只在头顶和后脑勺上才有几缕散乱的头发，嘴里总是叼着一支烟，看起来活象个隐士，他曾在塞夫勒女子师范学校教过物理。
战争期问，梅西埃有过一段令人心碎的悲惨遭遇。当时他是科雷兹省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他和他的儿子曾多次逃脱敌人的扫射和伏击。就在德国人刚刚撤走，解放的时刻即将来临的那一天，梅西埃在家中庆祝他儿子二十岁的生日。教授兴高采烈地到酒窖里取樱桃烧酒，这时，突然他听到了桌椅的碰撞声、汽车的刹车声，关门声，沙哑的命令声和自动武器的扫射声。当他从酒窖上来时，发现儿子已死在血泊中，而回来突袭这个村庄的德国人却已经走远了。
梅西埃教授永远不会忘记这场悲剧。他住在拉丁区，家里一直保存着解放前夕被枪杀的儿子的照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有荣誉、有地位的核物理学家，国际原子能署也曾多次向他发出聘书，但他宁愿到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来担任科研处的负责人。就是他，这个默默无闻、从不抛头露面的官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使法国在核军备竞赛中赢得了好几年的时间，出乎其它大国的预料，提前拥有了原子弹。
梅西埃教授的想法朴实无华，但又异常高明。他究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他尽可能审慎地让那些“招兵买马”的有地位的朋友们，如教授、大学校长和学监向他提供物理、化学、数学和工艺等专业的高材生的情况，因为这几个专业与他的计划有关。
梅西埃暗地里对这些有才华的学生进行调查登记，并制定了行动计划。为了能够设计和生产自己的原子弹，法国需要情报，需要物理学家，需要技艺高超的专家，约里奥－居里的班子在战前很活跃，但目前已落后于现代化的工艺水平。更何况，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时代，美国人对约里奥－居里这个公开的共产党人是不信任的。
可是，无论如何必须派人去当地刺探情报，派人去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研究所进修。当然，著名的教授和“挂了号”的人根本不可能被人接受。虽然人家会友好地接待他们，请他们作一次闪电式的参观，但他们不可能在那里停留、观察和学习，不可能和那里的人打成一片。然而，核科学禁区的大门对一些才智超人的学生却永远是敞开的，因为人家打算在他们学成以后挽留他们。因此，一场智囊争夺战在二次大战刚一结束就开始了。
梅西埃在美国、英国这两个核大国中都有一些地位显赫的朋友和联络员。根据他的推荐，对方接受了一些年轻的法国学生。
外国研究所对这些年轻的法国学生并不感到担心，因为每个学生专攻一个方面，只能接触重大机密的一小部分，而且由于独自进行研究，因此从他自已接触到的那一点点资料中是搞不到什么情报的。和别人一样，每个学生只是研究所的一名普通研究人员。
然而，梅西埃象玩拼图游戏一样知道如何对付。他派往外国大学，学院、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每个法国人，都能把自己获得的那一点点知识和技术带回来。这些留学生一回国，就被集中到同一个科研单位。他们带回来的零碎的知识被汇成一个整体，梅西埃精心设计的一幅“镶嵌画”终于完成了。每个人都为共同制造原子弹做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贡献。
最令人惊奇的是，从尖子学生中挑选出来的这些青年，一般都不认识梅西埃，也不知道梅西埃早在两三年以前就在法国一个负责选拔人材和计划制造原子弹的绝对秘密的委员会上把他们选出来，更不知道自己一直被人暗地里操纵、关注、鼓励、支持……
这些杰出的学生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有什么看法呢？他们采取蔑视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眼里，间谍活动纯属荒唐可笑的臆想或民问的传说。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不知不觉充当了间谍，负责为法国搜集原子秘密，即使回国后，他们也得利用自己新学到的知识为梅西埃确定的方向服务。
有一天，梅西埃对我说：“尽管我是专挑那些家庭没有问题的爱国青年，但是，如果我要他们立即做出抉择，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会表示拒绝或装腔作势的。由于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这一战略范围内所担负的任务，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感到惊恐不安，也从来没有到处饶舌，他们只是独自工作……”
即使后来成为荣获勋章的大物理学家，对自己为法国迅速进入核俱乐部出过力而感到自豪，但他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梅西埃这个神奇的造物主。他们有时可能在招待会或会议厅的走廊里与梅西埃擦肩而过或相互致意，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老实、谦逊、埋头苦干的人就是他们的未曾露面的良师和无形的操纵者。
秘密情报网
在过段时间里，我要到布列塔尼一带去转一转，这是里比埃尔局长下令叫我去的。他对我说：“柏林被封锁以来，冷战形势更加严重，这使找们很担心。说不定明天我们又会遭到侵略和占领，但下一次，入侵者可能是俄国人。我们不能任人摆布，我们的口号更应该是抵抗。’
我们有进行抵抗的传统。战争期间，里比埃尔是社会党最大的一个地下组织“解放北方”的领导人。至今，我们仍然保持着抗德斗争时期游击队员的机智，战斗员的反应和要求自由生存的坚强决心。我们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战后那几年舒适安逸，懒懒散散的生活并没有使我们失去对事物的敏感。
“我告诉你，”里比埃尔说，“我们要实施一项代号叫‘风中玫瑰’的行动计划。我们要在法国的每一个地区建立绝对秘密的情报网。在情况顺利时，可以不用它活动，但时候一到，就得动用它。”
我们没有等待人家入侵，也没有让人家对我们再来一次突然袭击。我们只是先走一步，根据从刚刚结求的战争中吸取的教训，建立抵抗机构，以防万一。
“你很熟悉布列塔尼，”里比埃尔说，“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先从那里着手，搞一个样板，供全国其它地区参考。”
1948年，社会党政府认真对待了面临的威胁。他们不希望法国再象1940年那样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
里比埃尔解释道：“开始时，我们肯定阻挡不住红军的进攻，但是，我们已经在北非准备好后撤的基地，可以从那里发起反攻，收复国土。在国内，我们那些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会比纳粹占领时期的抵抗战士干得更出色。”
既然我们预料未来的入侵者肯定是苏联人，那就不能让共产党觉察出来。这就是我们实施计划时主要困难之所在。
“假设俄国人进来了，这一次就不应该指望共产党会帮我们什么忙，”里比埃尔讽刺说，“再说，要是多列士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他一定会猛烈地攻击我们。多列士和他的朋友们眼看各地不断出现捣乱分子，就会在议会，在报刊上提出抗议。人家会指责我们违犯了共和国法律，从事挑衅活动，促使战争爆发……”
所以，需要精明强干和熟悉情况的人，以避免把隐藏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招进来，这类人一了解到情况就会立即向共产党报告。
为了搞好我在布列塔尼的秘密据点，我首先就得挑选一个绝对可靠的地区负责人。我选中了雅克?多尔穆瓦，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多年的老朋友，和我的亲兄弟一样。他是一个勇敢的抵抗战士，领导过雷恩市解放委员会。
纳粹占领期间，雅克的父亲亨利?多尔穆瓦在雷恩市一月大街开设了一家兼营餐厅的旅馆。盟军的飞机被纳粹击落后，被游击队救出的飞行员都隐藏在那里。他们到那里以后，吃住都受到很周到的照顾，受伤的人还能得到治疗。他们在那里等待向英国或北非转移的通知。隐藏在这个温暖舒适的住处，可能使他们忘记了危险，有一个夏季的星期天，天气很好，七名飞行员竟决定去市体育场观看当地的足球赛，多尔穆瓦大叔一听他们要出去就有点胆战心惊。但是，他们安慰他说：“我们穿便服。再说，我们会处处留神，不和别人讲话。我们实在想出去散散心!”
回来的时候，有一位飞行员迷了路，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转来转去。最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操着很重的英国腔向他认为可信的一个行人问路。凑巧，这个行人是德国警察局的一个眼线。
这样，灾难降临到多尔穆瓦一家的头上，多尔穆瓦大叔被关进雅克－卡蒂埃监狱，受到了严刑拷打。雅克则投奔了游击队参加战斗，在盟军飞机轰炸雷恩市时，多尔穆瓦大叔的旅馆被夷为平地。三年后，当我问雅克是否愿意再度应征时，他回答说。“行，什么时候都行！”
我用了两年的功夫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雅克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是核心人物。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整个组织的情况，知道全体成员的姓名、任务和装备。
还需要给雅克配备一个助手，让他象雅克一样掌握这个组织的全部情况。
按照严格的纪律舰定，情报网的地区负责人雅克和他的助手，绝对不能呆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应当避免同时被捕。如地区负责人丧失工作能力或死亡，则由其助手接替。如助手被捕，被杀或被迫潜逃，情报网将停止联系和活动。
在布列塔尼，地区负责人或接替他的助手手下有五名省级负责人。
每一名省级负责人接到任命后，可发展三名谍报员，归他自己领导，每一名谍报员再发展三名助手……在这一层层的严密组织系统中，每三个人中的一个人只认识自己发展的那三个人。
每一个省就这样成立十五个三人小组。按此计算，在整个布列塔尼地区总共有二百二十五名秘密情报员。
从雅克?多尔穆瓦到省级负责人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挑选的都是可靠的，经过考验的人。可是在这以后如何在布列塔尼全区发展成员呢？根据什么标准挑选和组织未来的抵抗战士呢？
首先，不能招收地方名流、政党人士、公务人员、现役军人或后备役军人，前抵抗战士、城乡绅士。因为一旦国家被占领，这些人不上黑名单，就得上红名单，人家会监视他们，或者干脆加以逮捕和杀害。
雅克是整个机构的头头，一有情况使自动转入地下。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定，除他以外，不准再找过去游击队的老同志，当然，他们很勇敢，也熟悉业务。但是，他们太出名了，容易引起注意，我所需要的是”初出茅庐”的情报员，他们隐藏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没有在任何政治活动中出头露面过，因此不会引起怀疑。
当然这是有困难的，因为能成为出色的秘密情报员的人不会在街上跑来跑去。
一旦在我们需要有情报员的关键地方发现这种“稀有珍禽”，我们首先就按照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用来发展联络员和监视特工人员的方法对他观察几个星期。
这就是说，象过筛子一样仔细审查此人的全部历史，看他与右派或左派有无来往，是否身强体壮、爱国、勇敢和审慎。对他进行的秘密审查一结束，便开始同他接近。当然，我们是不会开门见山提出要也参加“风中玫瑰”情报网的。我们只跟他提一下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表示我们希望能在法国本土上找到可以为我们提供情报的联络员。
如果此人表示有兴趣，我们就跟他谈得深一些。在不暴露我们准备建立组织的前提下，我们向他说明：存在着战争危险以及祖国被占领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无所事事，而应服从流亡国外的真正的法国政府的命令开展地下工作。为此，我们还举出一个出色的范例：戴高乐将军在伦敦……
工作进展到这一步时，我遭到了很多人的拒绝。因为和我谈话的这些人都是些性格温和的正直农民，他们一听我的介绍，马上就联想到被逮捕，被拷打，联想到被人蒙住双眼由行刑队枪决的情景。他们这样联想并没有错，这不正是我们在德国人占领时期经历的那种风险吗？
但话又要说回来，即使我所联系的人同意参加，我也不能肯定他将来能胜任这一工作。我还要以尽可能慎重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一系列考验，同时又不要惊动他们的亲属，也不要使他们的邻居产生疑心。他们必须学会使用照相机，学会秘密冲印胶卷；必须向他们灌输攫取情报、开展地下活动和进行自卫的基础知识。
此外，我必须从这些自愿参加的人中间挑选能掌握报务技术的青年。报务是一项专门技术。每个情报网都配备有功率强大的收发报机，能住被占领的国土上同撤到国外的我国情报机关保持联系。
这些报务员负责发出当地谍报员收集的情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我们让他们在情报网中处于与众不同的地位，由地区负责人及其助手直接领导。
为了训练报务员，总部给我派来了最优秀的报务组长之一——科尔内克。他挑选了他认为最有才能的五名志愿者，每省一个，学习两年。
刚开始时，我很恼火，也很着急，甚至感到绝望。建立一支新的抵抗力量的任务太繁重了!而我们的技术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大战期间，许多报务员都是技术娴熟、发报准确的好手，但如果报务员发报时间太长，就会被敌人的测向仪发现。
自1948年起，我们在布列塔尼已经没有那么能干的报务员了，而设备却和原来的设备相同。当时，我们的政府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如果国土遭受侵略，连业余报务员也得上阵。科尔内克有些灰心失望。他三番五次地对我说：“如果我们是掌握着测向仪的俄国人，那你瞧着吧，所有的电台都会被破获！”
应该寻找别的办法。但有什么办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实验室发明了一种崭新的超速发报技术。电报译码直接打在发报用的穿孔带上，转眼之间就可以发出三至五页报告。
这个情报网共存在了十年。我经常去布列塔尼，了解这个机构是否随时可以开始运转。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技术人员定期检修藏在当地报务员家里的收发报机。我每次去都必定到位于北滨海省的“养心修道院”去转一转。根据行动计划，在敌人占领时，这个修道院将是我的秘密据点，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修道院院长是雅克?多尔穆瓦介绍给我的。他的这位堂姐为人无比谨慎，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女谍报员。
按照我们对工作的设想，敌人侵入后，政府以及高级行政机关和情报机构都将撤往摩洛哥，在那里已为它们继续斗争作好了准备。
我本人将以摩洛哥为基地。由于我成功地将局本部从絮歇大街大规模地迁往图雷尔兵营，所以局长派我到摩洛哥筹建接待站，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搬迁。作为预防性措施，我已将我们的大部分档案转移到摩洛哥。
为了同布列塔尼的情报网联系，我总是在修道院附近空降或登陆。
在战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设想的全部行动中，这是最秘密的一项行动。我从未收到书面命令，一切都是口头下达。任何报告都未涉及这个秘密情报网，只有我们国家的少数几个领导人才知道它的存在。
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后，当时的局长格罗森将军召见了我。他对我说：“我刚刚接到将军的正式命令。48号任务撤消了。
你最后到布列塔尼去一趟，通知情报网的全体成员，要求他们保守秘密，这事到此就算结束了。”
“倘若国际形势再度紧张，冲突即将爆发，又该怎么办呢？”我问道。
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然后，他命令我收回秘密报务员的收发报机。
“那么能不能把发给情报员必要时用来拍摄敌人目标的福卡牌照相机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呢？“
格罗森点头表示同意。我又加了一句：“再说，这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作为结束合同的一个纪念罢了。”
于是，我便去执行这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再做一次抵抗战士的理想破灭了，这似乎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感谢这些朴实，忠诚的人们，因为他们曾欣然同意为我们的祖国去冒极大的风险，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遭到辞退。修道院的女院长把我留下，谈了很长的时间。她问我法国是否放弃了自卫，是否改变了政策。
尽管我也不大明白，但还是向她解释，说我们已找到其它办法采保护自己，无需拿黎民百姓的生命去冒险。她对我说：“啊，你知道，我情愿为这个情报网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朴实无华的言语深深地感动了我。
为什么戴高乐终止了“风中玫瑰”行动计划呢？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中我才弄明白，戴高乐一上台就预料到他的政策将使那些主张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军官和特工部门部分成员感到不安。从那时起，他就不允许自成系统的情报网存在，因为它们掌握大量的技术器材，而且可能用来反对他。他认为，所有的情报网都不应该有太大的作用，而且都要由他自己来控制。军队已够他麻烦的了。
另外，从他的战略眼光来看，苏联不再是敌人了。不久，他便下令“四处出击”，也就是说，他把美国也视为潜在的对手，并要在美国人中间开展间谍活动。
我们在布列塔尼的情报网不再符合他的观点，所以他把它取消了。
保险柜之谜
奇怪的是，上帝使我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完全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那时，还没有第七处，我当时只满足于掌握法国航空公司老板等几个地位很高的联络员。这位老板过去是海军军官，曾当过水上飞机驾驶员。此人步步高升，后来成了我国航空界在东方国家利益的代表。
俄国人很赏识他，把他当作忠实的伙伴。因此，他就可以经常向我提供有关苏联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法、苏两国间在航空方面存在问题的情况。由于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丰富，因此我能写出精彩的报告。
有一天，我向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我的这个情报员曾代表法国民航去莫斯科参加一次会议，能够接触到会外起草的十分重要的机密文件。我很想了解文作的内容，于是便对我的这位朋友说：“这些文件，我想用几分神，拿到保险的地方拍几张照片。我不拿走!”
他用十分惊奇的眼光瞧着我，感到为难，似乎我让他去犯什么大错误似的。
“可你知道，我是一个恪守教规的天主教徒。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当小偷，合伙偷也不干。”他训斥我说。
他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提醒他不要忘记他已为我工作多年，他那虔诚的信仰并没有阻止也在此期间向我提供重要得多的秘密情报。
“是的，”他对我说，“是这样，但我过去都是口头提供情况，我们只是闲聊过……”
这一次和往常一样，他也愿意对我说说文件的内容，但是，他决不承担向我直接提供文件的责任。
我略带讥讽的口吻说道，“我要是拨动你那根爱国主义的弦呢？”
“就是共和国总统亲自给我下令也没用！”他断然地说。
对他来说，他的宗教信仰以及他对苏联伙伴真心实意承担的义务是高于一切的。
出于道德和宗教考虑，他拒绝了我的要求，和这样的一个人打交道，又有什么办法呢？当然不能指望他会认真从事间谍活动。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必须成立一个完全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只有他们才会不挥手段地攫取有利于我国国防和尖端工业的文件。此外，他们还必须受到很好的训练，并配备良好的器械，以便顺利地完成任务。
这些人将单枪匹马地去执行任务，与我们的驻外使馆和我们在国外的联络员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假职业和假证件应当是绝对挑不出毛病的。他们是硬汉子，绝不会祈求上帝保佑他们避开这种肮脏的工作。
一般到哪儿去找这些秘密文件呢？要在保险柜、外交邮袋以及有封印的信件里去找，因此，要弄到秘密文件，就要有经验丰富的专家和熟悉业务的技师，还要有一个运转起来象时钟一样准确的机构。
在布拉格遭受严重挫折以后，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机构。
从1954年起，我们发觉捷克间谍在法国重新开始活动，而且相当猖獗。捷克保安局的人欺骗了一些法国人，混进了我们的工厂，策划破坏、暗杀活动，钻进我国政府各部偷开保险柜，窃取机密，俄国人自己不愿干的事都由他们来干。既然有卫星国的人四出奔走，莫斯科就不用冒风险了。
我们需要来一次报复，向捷克人表明我们也能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在他们国内狠狠打击他们。因此，我决定到布拉格的一个重要部门窃取藏在保险柜中的文件。
解放已经十年了，可是我在执行这样的使命时，手下却没有能干的行动人员。我手下的人谁也不会开保险柜，这种情况居然出现在一个偌大的间谍机关，委实令人难以相信。局里各处的领导大都是军人?但他们却一直认为没有必要培养精通业务的真正的特工人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蔑视我们对间谍工作的看法。
要窃取到情报非弄脏手不可，但他们却墨守第二局的成规，主张带着白手套去摘情报。
我曾主动将三名自愿接受锁工和“管子工”训练的军官送到法国保险柜制造商那里去学习。但是，当我需要对布拉格采取行动时，他们的学习还未结束，因为这类训练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
我不想把仅仅受过初步训练的年轻人派到铁幕那边去，我也不想等我的那些学徒出师，所以我打算从菲歇公司雇佣一个“合同工”。此人是该公司的一名工长，现年五十多岁，是个开保险柜的能手。
此人确实擅长开锁，即使是最难弄的锁，也能应付自如，而不留下任何痕迹。他在国际上也算是这方而的一个权威，每当某处保险柜上的锁发生故障，菲歇公司总是派他去为顾客修理。我可能找不到技术更高的人，不过他毕竟不是一个特工人员。
在找他谈话之前，我花了几个星期对他暗中盯梢、监视，并对他进行了审查，了解他是不是正直，有没有参加党派，政治团体或工会。他的档案上写明他有爱国主义思想，为人耿直谦虚，品行端正。我看了档案以后感到放心。他的全部情况，从银行存折的总额到幼年时期的病历，我们都了如指掌。
报以重酬对他没有作用，可当我请他陪我去布拉格执行任务对，看来他有些受宠若惊，但又显得惴惴不安。
“你相信我能行吗？”他问我，“你要知道，东方国家我还从来没有去过……”
他已成家，也有孩子。这个性格温和的小资产阶级只去过菲歇公司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子公司，当他一想到即将经历一次荒唐的冒险，他就胆战心惊。
可是，不带他去又怎么办呢？他在公司的办公室里给我作了一次精彩的技术表演：各种型号的保险柜，不论是普通锁，还是号码锁一打就开。后来，我把他叫到我在万森树林的秘密实验室。
在那里有一个保险柜，与我们将来在布拉格下手的那个保险柜同属一个型号。我让他开，结果他一下子又给打开了。
后来，我们又用秒表仔细地反复计算计划规定的每一步需用多少时间：进入布拉格的那个部，找到保险柜要若干分钟；拍摄我所需要的文件，主要是拍摄潜伏在法国的捷克间谍名册要若干分钟；最后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原路退出要若干分钟。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我的那位工长感到自己精力充沛、信心十足。
不久，我们动身前往布拉格。我们使用了伪造的证件，身份是与东方国家有来往关系的一家公司的商务代表。到达后，警察和海关职员很不友好，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对这一套我已习以为常，因为我曾受过训练，思想上也有所准备。而我的同伴却感到压力很大，怕得要死，来时那种胸有成竹的神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在当地的谍报员来接我们，帮助我们熟悉市内各条路线。待到机关工作人员下班后，他们借着夜色带领我们钻进我们准备下手的那个部。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阴森森的古堡。我感觉那位工长显得紧张、焦躁、十分激动，可又不能给他打气，因为我们在这座迷宫似的空房子里只能悄悄地行动，否则就会随时把警卫引来。
我们终于来到保险柜前。工长镇静下来了吗？对他来说，同型号的保险柜开过不下一百次了，再开起来应该如同儿戏一样容易。可是，这一次，他看了看保险柜，然后转过身来，两眼惊恐地看着我，双手不停地哆啸，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开不了啦!”
我安慰他，但一点用也没有。这家伙吓瘫了。更糟的是，一股难闻的臭味突然扑鼻而来，令人作呕，原来，这个不幸的人已经没法控制自己，终于拉了一裤子屎。我觉得，这股臭气仿佛会把整座大楼熏臭，我们也将因此被人发觉。
我无计可施，只好尽快地从楼里逃出去。到了街上，我还感到恶心。这个可怜的家伙再三向我道歉，但我命令他住嘴。因为他用法语嘀嘀咕咕是会引起注意的。
我不能怨他，因为他不是吃我们这碗饭的人。如果有人后悔当初不该临时拉夫的话，那就是我，今后再也不能这么干了!
我需要一支由真正的专业人员，由坚强的“管子工”组成的队伍。我觉得此事刻不容缓，不能等待派去学习的人结业，我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可靠的技术科，命名为C科，因为保险柜和盗窃者两个字的头一个字母都是“C”①。
我在最优秀的情报员中挑出四人，让他们到法国四家专门制造保险柜的工厂当普通工人。他们持有伪造的证件，手续完备，如本人化名、前雇主姓名，在社会保险公司注册等等。
这四个人都要在公司各车间接受全面训练，学会锁工，检验员以及开启保险柜工人的全套技术。
回到C科后，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教官。他们已经洞悉制锁工业的全部秘密，可以把自己的知识传给第七处新招收的年轻人。
我认为，第七处的特工人员个个都必须学会这套本领，每个职业间谍都应当会打开最难启开的保险柜和锁得最严实的门。对我希望培养的新一代的特工人员来说，这只是全面训练中的一部分。
在这四名教官中，负责的叫雷蒙?阿迈尔。战争期间，他是我的老搭挡，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的一双手尤其灵巧。什么
①在法文中，“保险柜”一词的拼写为coffre，“盗窃者”一词的拼写为cambrioleur。——译者
保险柜他都能打开，动作之敏捷实在令人惊讶。
他在保险柜制造厂接受的训练刚结束，就借口单干向厂方提出辞职。
他对我说；“你知道，当我提出要走时，老板对我说，要是我留下，他就给我一大笔钱！”
阿迈尔把那位老板出具的证明书给我看。上面写的评价很高，证明他是出类拔萃的保险柜专家。
“你瞧，”阿迈尔诙谐地说，“万一总部关门，我再找个活儿也不难！”
如果我发现什么地方有才干出众的技术人员，我也会把他雇下来。比如说，对让－玛丽?科伊东来说，就是如此。科伊东过去曾在法国最大的企业之一福西耶公司工作。
把他吸收到我的班子里来还费了不少周折！我每次去找总部财务主任福韦尔交涉时，他总是嚷嚷：“你提的什么要求呀！难道你不知道咱们局只优先接受青年军官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吗？可你却把一个工人强加给我。他既不是军人又不是文职人员，你叫我让他干什么呢？”
由于我坚持不让，终于达到了目的。我的教官小组又增加了一名成员——让－玛丽。就是这个被福韦尔称之为工人的人，后来却向法国外交界等级最高的人士——大使、参赞、武官讲授有关制锁工业以及保险柜安全保护的常识。
雷蒙?阿迈尔后来被暂时调到外交部负责驻外使馆的安全工作。在他眼里，最安全的保险柜和最复杂的锁都没有奥秘可言，所以他也懂得如何保护保险柜。他创造了一些方法，有的用来打开保险柜，有的则用来保护保险柜。他设立了一所专门学校，培养了一支锁工队伍，由他们保护驻外使馆的安全。就是我们这位溜门撬锁的大行家使“管子工”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的目的是使C科不仅成为一个会开保险柜的技术组，而且是一个实验室，研究和试验更细致，更秘密的开柜技术，发明过去从未用过、专家也未见过的新技术，使特工人员承担的风险更小，效率越来越高。
事实上，无论是簧片式的，还是旋钮式的保险柜都并不准开，只要手里有一把手钻和一支焊枪，连笨手笨脚的小偷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开保险柜，把东西偷光，逃之夭夭。当然，要是遇到难开的保险柜，我们也可以硬撬，然后再设法人为地制造一场火灾或煤气爆炸来加以掩盖，但是，这是流氓们采用的办法，我们的对手是不会上当的。
因此，要想打开簧片式的保险柜——这在当时是最常见的一种保险柜——而又不留痕迹，首先就要有钥匙。用贿赂的办法是可以弄到钥匙的，但很危险，在国外就更加冒险。用偷的办法也可以弄到，但同样危险，而且很不慎重。
我们采用了菲歇公司和福西耶公司工人的经验，终于能够打开簧片式的保险柜，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摸索，人也累得够呛。在现场活动时，万一需要很快打开呢？
C科的技师发明了一种名为“窥探器”的新工具，用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到锁内簧片和卡槽刻下的痕迹，制造钥匙。这是一种空心管，上面插满了金属细针，使用时可以朝各个方向推动。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插满毛衣针的毛线团。先将空心管插进锁孔，慢慢转动，然后将卡住锁内两个横杆的四个簧片的部位逐个弄清楚。
怎么找到簧片呢？靠听觉。开始，“窥探器”在锁孔里转动时没有声音，碰到簧片时，可以勉强听到一种金属的响声。只有非常灵敏的，经过训练的耳朵才能听出，一般人是不行的。听到这种微弱的响声时，说明已经过了簧片的位置，所以还要象行家一样巧妙地将“窥探器”慢慢往回转，重新找到发出响声的地方，直到准确地找到簧片的位置为止，最多仅有微米之差。这时，使将“窥探器”停在簧片的位置上，将“窥探器”上牙签粗细的一根钢针往里推?很准确地卡在簧片上，用螺丝固定好。然后，再转动空心管寻找另外三个簧片。每找到一个簧片的位置，就用同样方法固定下来。等四根钢针都在簧片上固定好以后，只要转动空心管就行了：锁内横头被拨开，保险柜门就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空心管子就成了一把钥匙。这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因为最后还可以用它锁上保险柜，而不会留下任何机械造成的痕迹。更妙的是，我们回到锁工房后就可以根据“窥探器”上钢针的位置配制一把真正的钥匙，以后再开这个保险柜时就不用摸索了。
没过多久，我们的实验室就用这种方法配制了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的钥匙五十多把。我们有了可以打开苏联、波兰和捷克这三家航空公司保险柜的钥匙。这些机构都是间谍的巢穴。
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需要灵活、老练和沉着，只有老手才能干得了。为此，我们开办了培训班和真正的学校，讲授如何打开保险柜的技艺。第七处的工作人员、国立行政学校的年轻毕业生和职业军官，都要接受这种训练。
一个优秀的“管子工”应当经常练习，以免失手。尤其是不能失去灵敏的听觉，因为，在需要高超技艺的这类行动中，听觉是最重要的条件。行动时，什么也看不见，只能靠听觉指导行动。
锁内的簧片很小，很难确定它们的位置。而且，开保险柜的人希望听到的声音，往往和“窥探器”在锁孔里转动时偶尔发出的声音混在一起。那么，如何将我们所要寻找的声音分辨出来呢？如何把它和别的金属摩擦声区别开来呢？
有一天，阿迈尔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用听诊器呢？”
初步试验以后，效果良好。有一种极其灵敏的听诊器特别适合我们的需要。从此，我们便用这种听诊器装备我们的“管子工”。
不过，碰到难开的保险柜，仍然需要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花上几十钟头，既要有强健的体格，又要有顽强的毅力。因此，需要反复练习和刻苦锻炼。我规定他们禁烟、戒酒。每天早晨，碰头会结束后，就有一个行动小组悄悄地走开了。
“我们出操去了！”他们开玩笑地说。
在第七处，体育锻炼就是一连几个小时蹲着摆弄各式各样的锁。我让人在一个房间里放上四个最难开的保险柜。在每次行动以前，我就设法弄来一个保险柜，让执行任务的小组试试手。
在我手下的这批“小偷”中间，滋生了竞赛和竞争的想法。
他们互相窥伺，互相监视，互相学习，都想找到新的窍门，缩短开锁的时间。他们经常变换姿态，以免两腿发麻。
碰到旋钮式保险柜，只能靠转动旋钮开柜。这就需要采用别的开柜技术。我让人从美国搞回了一批尖端设备和一本四十多页的教材。过本教材是专为研究安全问题的专家们编写的。保险柜的主人选用的锁的暗码各不相同，这份教材就介绍了破译密码的各种方法，还附有一张常用暗码的排列组合表。
但是，保险柜所使用的暗码不下一百万种，按照美国的方法破译一个暗码，就要工作好几个小时。所以，我们便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革新，干脆象拔瓶塞一样将旋钮和刻度盘取下来。下面是金属片，我们用钨钢钻或其它特种钢钢钻打孔，使隐藏在下面的锁露出来。然后，用一盏微型灯照明，慢慢转动钻头，直到锁内号码片的缺口全都对准锁横头时为止。
这样，保险柜就可以打开了。一个“管子工”忙着从柜中取出文件拍照，他的同伴则负责消灭痕迹，把钻穿的金属片完全复原，再装上拔下来的刻度盘和旋钮。为此，c科的工作间里备有各种型号的零件。我们事先总是设法了解我们要开的保险柜是什么型号，使用了多久，磨损情况如何。必要时，还可以把配件弄得象旧的一样，即使检查，也看不出是新换上去的。
因为，窃取机密后，不能让掌握机密文件的人知道。这也是我们今后一切行动的中心问题。绝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我们曾到他们那里光顾过。我们行动时不仅要极其谨慎，以免被人看见、撞见或发现，而且还应注意不留下蛛丝马迹。否则，我们一下子就会前功尽弃。
跟踪术
我的特工人员还必须行踪诡秘，学会跟踪和监视敌人而不被发觉。我们培圳班的年轻人来自陆军学校、海军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他们对这方面的业务毫无概念，这些来自各军区的军官、海军少校和已经登上航空母舰的最优秀的飞行员纷纷报名，都想到刚壮大起来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第七处工作。如何向他们灌输基础知识呢？
当时情报局的头头布库瓦朗向我推荐了一名退体的便衣警察。他向我保证说：“你等着瞧吧，这可是一个人材!训练你那帮小伙子，他最合适!”
当我见到他时，我不禁大吃一惊。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完全象乔治?西默农①笔下的一名老警棍。他已六十岁出头了，头发花白，赌气似地噘着嘴，叼着高卢香烟，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两只眼睛射出冷酷的目光。看模样，也是一个铁石心肠的老油条。
能把我那些出身高贵、温文尔雅的优秀青年交给这个阴郁孤僻、麻木不仁、举止粗野的家伙吗？我不禁犹豫了一阵。可是，我又想到，我的任务不正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忠于职守和胜任工作的特工人员吗？
后来，我终于下决心把他招来试用。结果，我发现，我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老便衣警察为了得到与各行业应得的最低工资相当的一笔津贴以补充自己菲薄的退休金，答应向我的那些青年人传授跟踪技术，帮助他们全面了解警察这一行的各种窍
①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是比利时作家。在他所著的侦探小说中，
主人翁大都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警长。——译者
门。
当然，在这一群衣着讲究、前程远大的青年面前，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其中有些人将会成为特工部门的头头，地位显赫的总经理或军界头面人物。然而，他在讲授五十年来在警察局从事跟踪、设法隐蔽和度过不眠之夜的经验时，却俨如一个权威。
尽管他老是沉着脸皱着眉，但我的年轻人还是爱上了他，亲昵地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海格立斯”①。
“海格立斯”最后也终于喜欢他们了，慈爱地称呼他们为“我的燕子们”。可是，他对他们要求却很严格。
“该把技术学到手嘛!”他嘴里叼着烟头不满地嘟哝着。
他先教他们盯梢如何能够做到既能把目标盯住，又不被人发觉。
“有一种人站在橱窗前监视他跟踪的对象。可别学他!行家一眼就会识破。这一招早过时了。”
说着，他叫出一个学员和他一起作示范表演。转眼间，他就无影无踪了。那个学员顿然不知所措，一秒钟前明明看见“海格立斯”就在自己而前，现在他藏到哪儿去了？突然，他觉得有两个指头象枪口一样顶着他的背，同时听到了老便衣警察的冷笑声。
“怎么样，小家伙，你上当了吧？”
“海格立斯”主要在拉法耶特商场的货柜和穿流不息的人群中授课。
“记住，”他对学员们说，“摆脱跟踪的最好方法，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去钻地铁，也不是在街上混入人群。大商店有许多出口通往不同的街道。摆脱盯梢，从跟踪者眼皮底下溜掉的最好方法，就是进商店。不管是跟踪还是被跟踪，你都必须会利用这一绝招。”
①海格立斯(Hercule)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
称?——译者
这里也是也考验学员们足否有耐心和毅力的场所。“海格立斯”叫一个学员出来?指着一张男人的照片告诉他这就是他应该发现和跟踪的人，然后再叫他隐蔽在拉法耶特商场的一个门前。
“这家伙随时可能从这个门里出来，”老便衣警察低声向他交待说，“不要放过他。注意，你在监视时不要让他发觉！不要老站在一个地方，应当来回走动走动，买张报纸，态度放自然些，免得叫人注意……”
无论酷暑还是严寒，他们都进行这类训练。为了考验学员们，“海格立斯”尤其喜欢选择最坏的天气，甚至在冰冻三尺的数九寒天也要进行训练。他派一个学员到拉法耶特商场门口，并对他说：“你现在是执行压务，睁大你的眼睛！我去转一圈就来。”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人冻得直跺脚，真有点吃不消。这个学员正准备跑进一家咖啡馆，喝上一杯热饮料驱驱风寒。可就在这个时候，神出鬼没的“海格立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没有接到离开哨位的命令！这可是严重的错误。”
“可我都冻得受不了啦!”
“是受不了，但就在这当儿，你负责截住的那个家伙溜掉了！”
实际上，气势汹汹的“海格立斯”知道那个家伙根本就没有到商场来，谈不上他有没有离开商场的问题。
“可是，头儿，我已经等了五个多小时了！”
“五小时？”“海格立斯”毫无表情地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等你将来值勤连续几夜不睡时，咱们再谈吧!”
不久后，“海格立斯”拿着档案找我谈他对每个学员的印象。
他在评论上面提到的哪个学员时说，“他没有耐心，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特工人员!”
心理测试
每个特工人员都会经常受到审查，这已经成了一项规定。他们在特工部门工作期间会受到严格的审查。我们了解他们的身世、亲属和朋友。他们不事先同我们打招呼，就不能外出和旅行。我们需要随时掌握他们的行踪。他们即使去附近的电影院，餐厅或女朋友家，也要报告我们，因为随时都有可能找他们执行任务。
他们的电话经常受到窃听。这一点，他们本人是知道的。就连我这个第七处头头的电活也同样被人窃听。总部对我们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局里有一个监察中心，这是一个反间谍机构，它严格审查全体特工人员的档案。保卫处也有权过问。我领导的这一班人，无论在国内遵是在国外，都有生命危险，甚至以身殉职，所以我能获准建立自己的反间谍小组。第七处变成了“国中之国”，它可以监督自己的每一个特工人员。
但是，只观察一个特工人员的外表和行为，只了解他接触什么人，那是不够的；还应当探测他的内心世界，发现孕育在他灵魂深处的美德和隐藏在他身上的缺点。现在，各大企业在招收职工时已普遍采取心理测验的办法，但在这以前，总部的心理专家早就对本局特工人员进行了“解剖”。
莫拉利?达尼诺医生身穿合体的蓝色军服，在两名助手的陪同下主持盘问工作。他提出的问题涉及每个特工人员的历史、习惯、抱负、人生哲学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回答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并把这些记录同他们上司的报告以及他们本人前几次的谈话进行分析比较。讯问者对每个特工人员都提出一些容易使人上当的问题，想方设法让他们自相矛盾。
达尼诺医生使用的主要器械是一台从美国进口的测谎器。这是当时最先使用的，也是最完善的测谎器之一。任何一个特工人员在执行任务前后都要接受测试。执行任务前进行测试的目的，在于确定他们是否能承担艰巨而危险的秘密工作。任务完成后进行测试的目的，在于了解他们是否兴奋过度，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是否由于神经紧张而出现过职业性的应激①。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达尼诺医生赞赏的测谎器的功效半信半疑。我在接受测试时曾多次厚着脸皮撒谎，也不止一次地改变我的身份、家谱、职业，甚至虚构一些朋友。我回答问题时态度自如。尽管我扯了弥天大谎，但测谎器却毫无反应，根本没有在我公然撒谎时显示信号。
“你这台漂亮的仪器能分辨真伪吗？”我经常这样问达尼诺医生。
他有些生气地回若说：“至少可以证明你的课学得还不错呗!”
只有一次，由于我在执行几个不同的任务时同时用了六种身份，所以出了一点小麻烦。这一天，我化名托马去接受心理测验。在测验过程中，我突然弄混了一个问题：我上小学是在坎佩尔还是在布雷斯特?测谎器把我那一刹那的犹豫记录下来了，但没有发现我在搞鬼。它只是提了几个问题，问我为什么犹豫。
关于我的一般能力，测谎器的结论是，“各方面表现一般”，尽管“职业上有所专长”（它的这点评论还算可以!），但生来有一个严重缺陷：“极其敏感”。关于我的心理测验的报告先后共有二十五份，但测谎器的结论始终如一，这使人对它将有的固执感到惊奇。
在我的特工生涯中，我始终背着“极其敏感”的黑锅。这甚至成为我在局本部的笑柄。
因此，我想对这台胡说八道的测谎器来一次小小的报复，但并非出于恶意，只是捉弄它一下而已。有一天我把我们处的一名优秀的报务员送去测试。此人业务成绩突出，是个技术尖子。他去之前，我嘱咐他：“无论测谎器使用什么借口，你绝不要泄露你的专业！“
①指各种外界因素对人生理和心理影响所造成的一种状态。——译者
我请心理技术专家们用测谎器对此人进行测验，看他是否具备成为一个优秀报务员的条件。测谎器盘问了很久以后，以机器特有的冷淡而自信的口气宣布：“此人聪明，但绝对不适台做无线电报务员。”
从此，我便认为这种测验方法并不特别可信。如果一台测谎器竟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那么它也很可能对派去执行危险任务的特工人员做出错误的分析①。
因为，仪器的功能之一，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或那个特工人员是否有了接受某项使命的精神准备。其次，再由心理专家判断他们是否存在不足之处，是否过度疲乏，思想上有无准备等可能对顺利完成计划任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问题。
然后，根据心理测验结果，决定是否可以派接受测验的人去执行任务。倘若机器测验不灵，那么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人选呢？
难道仅仅靠我个人的直觉吗？那样做是危险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朋友阿塞洛帮了我一个大忙。
阿塞洛是参加过意大利战役的老战士，战前是会计师，战后重操旧业。国家情报和反间谍聘聘请他负责我这个处的财会监督工作。一天，他悄悄向我透露，他钻研字相学已经很长时间了，国内的一些重要人物，甚至总理，有时都找他看看字相。
于是，我把某些情报员和联络员的笔迹拿来考验他。他那清清楚楚的分析，使我可以从字迹中看出测验对象的肌肉是否松弛，内心是否紧张，精神是否集中。本人有时掩饰隐瞒的东西在他自己的笔下却暴露无遗。
我不再犹豫了。从此，我便请阿塞洛检查即将执行艰巨任务的特工人员的笔迹，以便了解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每当我从
①德卢埃特是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雇员，1972年由于携带四十四公斤海洛因在美国被捕。他一口咬定是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及其顶头上司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执行任务。于是，美国人便用测谎器对他进行测验。仪器认为德卢埃特说的是实话，而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国家情报和反间谍局同这件毒品走私案毫无关系。
笔迹分析中了解到某个特工人员犹豫不定时，我就不让他去，免得冒风险。
有时，心理技术测验鉴定认为测验对象完全合格，可以执行任务，而根据笔迹做出的结论则相反，认可此人精神有所失常。
我必须做出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接受根据笔迹做出的结沧，后来我始终没有因此而埋怨过自己。
特效毒药
不久，第七处的一部分离开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摇篮——图雷尔。我们完全独立了，我们有自己的房屋、办公室和实验室。我们在蒙马特高地设立了自己的无线电中继站，不再依赖瓦莱里安山顶上的监听设施了。第七处在局本部只保留了一个指挥中心，其它机构则像一艘在海底航行的潜艇一样隐匿起来了。
我们处的真正名称叫“秘密行动分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总部的其它单位，如地区处和机要室，都不了解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方法，而且也往往不愿打听。一提到我们，局里另一个单位——行动处的人就会冷笑说：“莫尔旺和菲维尔手下的那些人吗？那是一伙小偷！”
使他们恼火的是，由这伙小偷存国内外搞到的情报竟占90%。
这帮家伙弄来的居然是文件，全都是文件，而不是从聊天或酒会上闲扯中得来的消息。
第七处的特工人员都受过窃取文件的训练，但并不要求他们能看懂文件，更不要求他们能够综合整理和分析研究。外出“捕鱼”时，他们必须想法把要搞到手的东西弄回来，但无需了解任务的性质以及来龙去脉和可能引起的政治影响。他们的任务是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使用日益先进的手段弄到对方的报告，文件和档案。
他们不得不在没有总部任何掩护的情况下从事危险的工作。
如果他们被抓住，他们不能出示警察局或情报机关的证件，不能为了脱身而供出自己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秘密工作人员，必须完全忘记自己的姓名和经历。他们出入国境时使用伪造的证件。他们已经牢牢记住自己新的身份、家庭、朋友以及虚构但能令人信服的经历。伪造证件上的出生地一般都是户籍档案中已在战争中被毁掉的城市，如诺尔省的卡昂和布雷斯特。后来，又把死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外籍兵团士兵的证件交给他们。
我们对巴黎市内和郊区被炸毁而又未修复的房屋以及倒塌和无主的建筑物进行了调查，并仔细地整理出一份清单。我们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作为我们外出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的住址。万一对方前来调查，也只能找到这些无处查找的地址。
我手下的特工人员彼此只知道化名和伪造的身份。对我也是一样，因为我决心做一名和他们一样的特工人员，而且我还认为，一个好头头，只有身体力行，亲临现场，并且表明自己能和别人干得一样出色，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时至今日，当我遇到原来第七处的熟人时，他们还叫我多纳德、菲维尔或托马。这是因为他们这样叫惯了，另外也是因为我们曾经共过患难。在他们心目中，世上根本就没有马塞尔?勒鲁瓦这个人。
隐姓埋名是情报机关通行的规定，但在我们这里执行起来更加严格，为的是保护我的部下及其真正的亲属，不过，第七处也有一份花名册，上面记载着处里全体成员的真实身份和化名。这份绝无仅有的花名册就放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有专人日夜看守，大家都不知道，只有我才能取用。
特工人员执行任务时，无论是在外国首都还是在巴黎，一旦接近了自己的目标，就应当更加隐蔽，更少露面。在出发执行任务时，他必须把全部证件留下，身上不能带有让人识破他的身份或认出他是哪号人的东西。我们要详细检查他的物品，把上面的标记、标签或商标统统取下来。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隐姓埋名的秘密工作者。这种作法使人感觉到，他与其说象一名普通的间谍，还不如说象战时敌占区抵抗运动的一名战士。
在巴黎，特工人员要是到机场、使馆或旅馆去执行任务，就要从上到下换一身衣服。为此，我们在一些不显眼的楼房里布置了更衣室。特工人员可以在那里脱掉身上的衣服，换上极其普通的衣服。转眼间，他就判若两人。第七处派有专人负责了解乔装打扮的情况，检查一切是否合乎要求。
“你今天叫什么名字？”
“托马。”
每个特工人员都有几个化名。他们按照自己需要的化名领取证件，护照，汽车驾驶执照、名片、普通信件等等。
一路上，他随身带著这些证件。当他进入危险的地区时，就把证件留在汽车里。假如他能顺利返回，那就等回来时再取，他重新回到据点后，就交回署名托马的证件，换上自己的衣服。第二天，他可能化名为多纳德。他每次都要牢记自己先后使用的这些身份，以免糊里糊涂弄混了。
这是需要经过严格训练和长期实践才能获得的技巧和机智，有些人是一辈子也不能完全掌握的。
一天，上级未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我派来了一个出色的但野心勃勃的大个子青年，他名叫达尼埃尔，曾在法国广播电视组织当过记者，后来到国家保安总局工作。他的后台是当时蓬皮杜的特工问题顾问帕托特。他还与罗歇?弗雷有关系，地位比较重要的警察都是他的朋友。
达尼埃尔来我这里后，整天急于要去执行任务，他的那些后台老板几乎每天都问我。“你什么时候给他机会呢?”
这些大人物根本不懂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达尼埃尔初学这一行，从ABC开始还不到一年。他作为见习生，曾跟随别人执行过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我觉得他还没有完全成熟。
有一次，需要派人去金边筹备戴高乐将军的访问，这是一次重要任务，派不派他去呢？我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我经不住他那些有权势的朋友们的纠缠，最后让步了。
“当心些，”我对他说，“你可能会遇到危险!要记住你学过的东西！”
“放心吧！”他回答道，“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他要求我陪他去奥利机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去执行任务，对我来说这可是件大事!”
我回答他说，我很愿意陪他去，但在此之前我要对他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当我把他推到一个空房间，命令他脱掉衣服时，他感到有点狼狈。
“怎么，要脱光吗它？”
“是的。”
这个开飞车的疯子在勒芒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他虽幸免于难，但有一只脚的后跟却被切掉了一块，所以他穿着一只矫形鞋。
他举起那只残脚气呼呼地问：“这也要检查吗？”
“当然！”我回答说。
他怒气冲冲地脱掉衣服和鞋。我宁可失掉他的友谊，也不愿损失一个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我仔细地检查了一切，随后把他公文包和证件夹里的东西掏出来摊在桌上。在他的假证件中间，我发现了他过去当警察时的证件以及警察局发给他的白色特别通行证。在金边行走是根本不需要这些证件的。
“带着这些东西到那里去还不坐牢？”我严厉地斥责他说，“不杀害你就算你走运!”
达尼埃尔又惊又恼，脸色变得苍白。他一声不吭地穿上衣服，他把旧证件当作护身符带在身上是出于迷信。在他奔赴一个令人不安的新天地时，他保存着警察职务的标记，似乎这些东西真能保护他。他并不具备成为一个特工人员和秘密工作者的全部条件。他仍然没有摆脱旧习惯的束缚。然而，到第七处来工作，首先就必须与旧习惯决裂。
“搞我们这一行的，”我对他说，“不需要保护，甚至无权要求保护。”
我们处于绝境时，只能吞服毒丸、氰化物，这又使我们想起了抵抗运动时期，那时伦敦方面空投下来的人被抓住时就服毒自尽。我们到黑非洲执行某些有危险的任务时，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我们经常去几内亚，如果欧洲人在那里被指控犯下间谍罪而被监禁，他们就会遭到严刑拷打或受到佯作处决的恫吓，有的还真的被判极刑或被投入污秽不堪的牢房，慢慢死去。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牙科和外科医生一直在特罗卡德罗区工作，他负责为特工人员在紧急情况下服毒做准备：在谍报人员的一颗牙上钻洞，再往里边救上毒药，然后在洞口包上一层金质薄片，必要时只要一咬就可以把薄片咬破。
尽管我认为这种安放毒药的方法没有什么用，但我仍然不让我手下的年轻人在牙中没有安放氰化物的情况下去执行异常危险的任务。此外，我也不愿让我们善良而杰出的实验室主任泰斯先生生气。他是个好人，是个化学家，天才的发明家。他精心为我们配制了一种上等的毒药。这是他特有的一种毒剂，稍用一点就立即死亡。据说死时没有痛苦，转眼之间就呜呼哀哉!
有一次，我准备去科纳克里。动身之前，我去找了牙医，折回来时，又到了实验室。
“喂，亲爱的泰斯先生，你给我准备好了吗？”我问他。
“准备好了。就在这儿！”他带着神秘的微笑低声回答说。这位善良的教授，视力很差，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但他非常能干。他从一堆小瓶子中间取出了一个小瓶，然后对我说：“就是这一瓶，可你要小心呀！”
他把毒药放到自己的唇边，象一个行家一样尝了一点点，突然，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
我急得简直要发疯了。可恶的氰化物！搞这鬼名堂，真是自己坑害自己！实验室里没有别人，我找不到能帮忙的人。博默拉埃大夫的医务室离实验室有五十米远，我急忙跑到那里。
“大夫，快跟我来！泰斯老头尝了一点该死的毒药就昏过去了!”
博默拉埃差点儿没有把我们那位鲁莽的大学者救过来。我再也不愿听人谈论毒药了！去它的吧，我情愿去冒险，我这次到塞古?杜尔那里就没有在牙里放上毒药。
后来，只有一个人死于泰斯老头的毒药。那是我手下的一名报务员，他被派到摩洛哥，公开身份是海员。他按处里规定让人在他的齿套里放了氰化物，但他却利用这毒药自杀，一咬牙就送命了。
笫三章窃密史诗
在“边界地区”
我们的猎获物来自何方？哪里可以找副部长和司局长们梦寐以求的文件呢？他们每天一大早就打电话问我：“今天有什么新情况？我们能在内阁开会以前拿到吗？”
好比向厨房领班师傅打听当天吃什么菜肴一样，真足垂涎欲滴!
我们是在“边界”地区截取这类文件的。在法国，我们有权在那里活动，而不致影响国家保安总局、本土警戒局、警察局、情报局①等其它机构。大家都关心自己的地盘，唯恐自己吃亏。
“边界”一词包含一个含混不清、变化不定的概念，既难理解，又难以表述。它指的是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
比如说，大使馆就是我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我们总是想潜入大使馆，截获它们的信件、电码和秘密。
但是，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大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我国政府感兴趣的一些秘密。
我们在第七处成立了一些特别小组，一般是三人一组，任务是在我们称之为“诱鸟笛”行动的范围内以旅馆为对象进行工作。
诱鸟笛是一种用来模仿鸟叫的发音器，可以比较容易地把鸟诱来……
①属法国内政部领导。－译者
我曾多次执行“诱鸟笛”的任务，以身作则地鼓励我手下的各个小组完成这类任务，因此自第七处成立以来，我们传授了大量的技术，进行了广泛的训练，例如动作敏捷、不声不响地启锁、开门、拆包、翻柜，掌握“海格立斯”讲授的跟踪监视的本领。
必须学会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留任何痕迹。
警察局的头头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技艺高超，因此不时要求我们助以一臂之力。我曾亲眼见过一个令人吃惊的场面：有一次，警察和我们协同行动，他们一进房间就悠闲自得地坐在床上抽烟，把烟灰敲在地毯上。
“我以后再也不愿意和你的人打交道了!”我对警察局情报处主任库维纽说。
在“诱鸟笛”行动的范围内，我们让我们的人打进了豪华的饭店，在那里当个工作人员。有的充当接待员，搬运工、服务员。
有时，连饭店的经理部门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机构，它们向我们提供各类人员到达的情况，使我们各个小组活动起来非常方便。
有一次，我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密切监视美国大名鼎鼎的工会工作者欧文?布朗。实际上，此人乃是中央情报局的巡视大员之一。华盛顿把希望寄托在法兰西帝国的非殖民化上，因此便派欧文?布朗同叛乱组织接触，并向它们提供活动经费。
好几次，我乘他外出时溜进了他的房间，用缩微法拍摄文件。
与此同时，我手下的人在大门口、在楼梯上，在走廊里进行监视；
必要时，还故意卡住电梯，以争取几秒钟的时间。有一天晚上，我还差点儿出了事。
根据装在电话上的窃听器和安插在旅馆里的密探的报告，我知悉布朗外出赴约去了。我们租用的房间和他的房间相连。我把连通两个房间的门打开了。房内漆黑一团，我用手电向床上照了一下，发现布朗竟在那里熟睡。
这样的经历使人容易神经衰弱。有一次，我潜入一个日本人住的房间，他醒过来后朝我扑来，我不得不和他大打出手。这一天，我得感谢老天曾经让我在莫扎特大街的大厅里认真地练过唐手①。
非常幸运的是，我不必同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搏斗，也不必同他的保镖搏斗。鲍尔没有住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美国大使馆里，如他住在那里，便可安然无恙，但他喜欢住旅馆，这样他的行动就可以完全自由。他不愿意自己的行动受到同事们的监视。在他所喜爱的巴黎，他不想局限在美国的外交天地里，只同几位参赞和海军陆战队人员来往。
我们了解乔治?鲍尔的习惯，了解他那马大哈的性格。有时，他一出去就好几个钟头，却把装满文件的公事包留在房间里。多么轻率啊！因此，当他后来会见戴高乐、蓬皮杜或吉斯卡尔?德斯坦时，他的对话者的口袋里早就装有一份关于他的建议和方案的综合报告了。这样，与这位美国人相比，我们的谈判者就处于大大有利的地位。
在1964年“肯尼迪回台”②期间，我们在戛纳美琪大饭店干得更为出色：我们每天晚上都从乔冶?鲍尔的小纸条③上得到……
外国政治家、流亡领袖和各国革命者在巴黎的住所，也属于我们的“边界”地区，因此也是我们的目标。早在本?巴尔卡事件以前，本?巴尔卡的住所就处于经常监视之下，而且是根据戴高乐将军亲自下达的命令。自1959年起，摩洛哥反对派的这位领袖就成为首要目标。我们安排专人窃听他的电话，让他的法国看门人为我们第七处工作，并为我们取得信件提供方便。
此外，本?巴尔卡经常外出旅行，因此我们安插在机场的情
①唐手【Karate】，一种日本拳术。——译者
②“肯尼迪回台”是指1962年美国当时的总统肯尼迪发动的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对手，以互减关税为内容的政府间谈判过程。经过一番争斗，谈判于1964年5月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范围内开始。1967年5月达成协议，商定从1968年起通过五次减税，将工业品关税平均减低32%-36%。五十多个国家签了字，西方一般将这个冗长的谈判过程叫作“肯尼迪回合”。——译者
③参阅本书第七章第四节。
报员的任务就是将他的全部行踪通知我们。每当有他的行李过境时，便就地在装有必要装备的小卡车上开箱检查。这种小卡车原来就停放在奥利机场的停机坪上，或者停放在机场办公楼附近特别安排的某个地方。
声名狼藉的洛佩斯是我们在奥利机场的最优秀的情报员，在劫持本?巴尔卡时起了主要的作用。我多次派他设法把本?巴尔卡带到酒吧间去，一聊起来就是好半天，使摩洛哥的这位领导人无法顾及留在房间里的文件。与此同时，我们便迅速地将本?巴尔卡公文包里的文件拍摄下来。就这类工作而言，滔滔不绝的洛佩斯是无与伦比的。只要他一粘上你，你就别想摆脱掉他。
某些重要的邮局也是我们的目标，特别是卢浮街邮局，因为有一部分苏联信件是经过这个邮局的。我们派人打进了这些邮局，而且要隐姓埋名，以免惊动某些工会人士或政党成员。我们的人都是合乎规定的邮局职员。
这一切都发生在由我们进行工作的“边界”地区里，属于我们的调查范围。全法国的机场、车站、港口都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我们同机场和边境的警察哨所携手共事。五十年代初，有一个年轻的警官名叫维利－保罗?罗曼，由于他的倡议和努力，机场和边境的警察哨所有了很大的发展。
罗曼发现可以利用进出法国必经之地的“热点”对外国人仔细进行甄别和检查。
本土警戒局的头头罗歇?维博为人十分固执，权势很大，他已意识到上述地点的重要性，也意识到机场和边境警察哨所都是卓有成效的机构，因此试图插手维利－保罗?罗曼创建的机构，并将这一机构纳入他自己的系统。
有关管辖权限的冲突相当激烈，因为维博信誓旦旦地宣称，监视机场和车站属于本土警戒局的管辖范围。
“法国国内的事归我们管，”他说，“在法国本土上，用不着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插手。只有国外的事才归它管。”
但是，我们顶住了。维博未能夺走我们的“边界”地区。机场有奥利和布尔歇，后来还有鲁瓦西和马里尼亚纳，大港口有勒阿佛尔和马赛，再加上巴黎和外省的大火车站和某些特别值得加强警戒的边防哨所。这就是我们在法国本土上的“狩猎区”。
在上述地点，即将运往国外的信件每天都集中在货运处、海关仓库和邮件分拣处。还有尽人皆知的外交邮袋，其主要形式乃是用封铅和火漆封住的密封口袋。
使馆负责人定期将外交邮袋进去托运；在装上飞机、轮船或邮车专用房间以前，自然要先存放在稳妥可靠的地方。在上述机构中，我们也同样安插了人，有的当中途站站长，有的当行李搬运工，有的当货运员和海关职员。在他们的配合下，我们的小组可以潜入防守最为严密、门窗一概上锁的房间，可以随意出入机场和车站，查看动静。
我们在工作中也出过事，造成过伤亡。比如说，在巴黎东站，我们发现有人用电磁铁将秘密信箱吸在某几节车箱的转向架底下。是谁用这种办法将信件运出法国以躲过我们的检查呢？我们有一个情报员是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作业班的正式工人，于是便派他进行调查。
这个铁路工人的正式工作是敲打车轮，检查轮子发出的声音是否正常，同时还要摸一摸润脂箱，看箱子是否过热。一百多年来，这些老动作照例如此，毫无变化。我们的情报员便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弯下腰去检查已被我们发现的那些奇怪的东西。在检查时，他被一列火车轧死了。这完全是出于偶然吗？可能是。不过，无形的对手仿佛产生了怀疑，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在车箱底下发现过这种信箱。
最后，我决定将苏联民用航空公司、波兰航空公司以及捷克，罗马尼亚等其它东方各国航空公司的保险柜、卡片柜和档案室也列为我们“边界”地区的一部分。因为这些航空公司是肩负一定使命的特工人员借以潜入西方的工具。当然，我们要事先根据候机旅客名单了解情况，等他们一到巴黎就钉上他们。为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接通共产党国家航空公司的电传机。
我们从保险柜的材料中发现东方国家的机组人员大都是特务。有些航空公司的经理住在巴黎，他们在刺探我国设备、飞机和飞机制造厂时被当场抓住了。
总而言之，“边界”地区对我们已无秘密可言，因为我们在截取和处理信件、文件的广阔天地里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组织；经过多年试验和改进以后，它终于能象一部特制的机器那样稳定、准确地运转起来了。
泰斯老头的粉末
每当遇到困难时，我不但不泄气，反而尝试着进行改革，加倍努力，决心超过以往的谍报工作。一天晚上，我这个“管子工”又来到乔治五世大街，使我感兴趣的是路过巴黎的一个希腊外交官。有人对我说，此人经常运送秘密信件。在他外出时，我轻而易举地潜入了他的房间。我在那里确实看到一批信件，面对这些信件，我迟疑了一会。所有的信都是封了口的。在当时从事谍报活动的技术条件下，我无法在启封后做到封口不留痕迹。
当然，我完全可以把信偷走。谍报界通常就是这样干的。或者，也可以把信拆开，拍好照片，再马马虎虎封好，然后溜之大吉。但这种办法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个希腊人会立即发现信已披人拆阅，秘密已经泄露，于是便会通知收信的各有关国家，如此草率从事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因此，对着垂涎欲滴的信件思忖了一会后，我连碰也没碰就离开了。
此后，我开始对当时拆阅文件的方法发生了兴趣，我很惊奇地发现，在这方面，我们现在的警察局并不比以往的“秘密机构”高明多少。在路易十六时代，人们截获信件，弄碎火漆印章，拆开信封并抄下信件内容，然后再将信件封好，与那个时代相比，我们能够引以为豪的唯一革新之处只是使用米诺克斯微型照相机，尽管用这种照相机照出来的相片质量很差。
一向用什么方法拆信呢？用一个带嘴的容器，将里面的水加热，容器的嘴要敲扁一点，以便让喷出的水蒸汽多一些。然后，将信举起，让水蒸汽浸湿信封，这时就可以用大头针或毛衣针将信封的封口挑开。最后，将信摊开放在桌上，拍照后将信放回信封里，将信封上剩下的胶水稍稍弄湿，再将信封好后发出。现在，警察局大都是这么干的。
可是，当对手聪颖过人并拥有良好设备时，就要注意别出毛病。当信件到达外国首都时，大使馆里总有谍报专家对信件仔细进行检查。将信封对着紫外线一照，就可以立即发现水蒸汽的痕迹，因为这种痕迹是消灭不了的。即使开口处封得很好，也可以查出。或者是用碘笔在信封上一划，就会立即发生化学反应。碘能吸水，在碘的作用下，全部水迹就显出来了。
在第七处成立初期，仍然使用这种古老的蒸汽拆封法。因此，那时很少有人尝试截取封口特殊的文件。对于难以拆封的信件，一般都置之不理。在乔治五世大街的那天晚上，我虽怒火中烧，但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因此，我决定建立专门的实验室，采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工具，以便做到将密封信件迅速拆封而又不留下任何可以查出的痕迹。
我们是白手起家的，需要创造一切。我成立了一个六人实验小组，由才能出众的女技术员波勒领导。波勒及其助手热情积极，她们发明了一种新颖的拆封法，这是谍报工作中最早的科学拆封方法。
为了使信封胶合之处开胶，我们试用了其它热源，特别是试用了紫外线灯，但是，一切都要有适当的规定。如果受光线照射的时间过长，信纸就会发黑，然而，也要注意对手为了防止别人拆阅自己的信件会在信封里设下圈套。例如，我们经常发现信里装有一张碳纸，而在加热作用下，碳纸是会变样的。当时，伊朗人有一种特别的纸张，退热就化。这样，损伤就难以弥补了，有一次，我也上过这样的当。
经过摸索、测试和几千次实验，我们终于用科学的方法准确地找到了一种均衡的热源，既可以用来拆封，又可以保护信函。
现在，我们象在手术室里工作的外科医生一样，戴着特制手套，拿着很薄的木制裁纸刀把信封的封口挑开。
但是，还有胶的问题，因为在灯光干热的作用下，胶会裂成碎块。由于绝对必须用原来的胶将信封粘好，女技术员们便无比耐心地收集胶块，将胶块放在信封盖上，弄湿以后再重新封上。这种工作真叫人筋疲力尽，因为要求精确、严格，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我自己也想过：必须尽快将信件送回原处，这样工作起来多耽误时间啊！
如何才能赢得时间呢?那就要找到比较先进的方法。我经常去打扰波勒和局里化验室主任泰斯老头，恳求他们为我们搞点发明。他们终于办到了，而且确实在特工技术方面来了一个突破。
他们制造了一种主要以纸浆为原料的胶膏，效果奇佳，可以使信封上的胶和封口复原，真是“整旧如新”，仿佛没人启封过似的，为了研制这一产品，我们毁了数以千计的信封，但随着这项发明的出现，整个拆封工作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还可以用这种胶膏解决许多其它问题，尤其是解决将信件钩连在一起的问题。这种钩连法乃是外国特工部门用来检查是否有人拆封的另一个“窍门”。
我们如何对付呢？首先，取下挂钩时，我们拍下清晰的相片，以便确切了解如何将全部信件还原，如何用挂钩将信件钩连起来。
挂钩的洞孔可用我们那种神奇的胶膏复原。然后，在检查员的严密监视下，由一名女技术员手戴特制手套，按照拍下的照片，用手将挂钩钩好。这个检查员监视着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并对自己负责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封、挂钩，每一个动作都要编号。
这样，随着方法的不断改进，操作越来越快。处理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们逐渐形成了制度，取得了经验，这种要求高度精确的秘密工作也逐渐条理化起来。
不过，这只是开始，我们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使我们最伤脑筋的，或许就是封印的问题。为了保护信件完整无损，外国的特工部门使用火漆封信。开初，为了取模复制印章，我们使用了传统的橡皮泥，但压在封口信件上的力量过大，就有可能弄皱信函而无法补救。
后来，我们试用了一种比较柔韧的橡皮泥。这种橡皮泥由酶蛋白和胶乳混合而成，很快就会变硬。但是，它和传统的橡皮泥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用过一次后就会变形。
我们每天开碰头会时，都要议论一番这个令人讨厌的封印问题。有一天，一个小组长对我说：“你应该把波勒派到巴黎牙科学院去，他们那里有一种粉末，掺水搅和后制作的牙模真棒。这种粉末或许对我们有用。”
听到有这样的粉末，我们欣喜若狂。不过，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我们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牙科医生给波勒搞了一个学生证，但未向他们说明原因何在，因为一切都要保密。波勒把粉末带了回来。用这种粉末可以制成一种的确不会变硬的软橡皮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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