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记母亲的责任（1）
你有足够的想像力来理解对我来说遇见你们一家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悲剧吗？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失去了伟大的地位、伟大的名声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吗？你的家庭里，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波西除外，他确实是个好人——不以某种方式促成了我的毁灭。
我向你说起你母亲时曾带着一些怨恨。我极力主张你让她看看这封信，这主要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对她来说，读到这样一种对她的一个孩子的控诉状一定是很痛苦的，那就让她回忆一下我母亲——一个在思想上可与伊莉莎白。巴雷特。白朗宁等列，在历史上可与罗兰夫人的地位相当的妇人——因为她曾为自己儿子的天才和艺术感到那么骄傲，而现在，这个她认为可以继承一个杰出名字的儿子，却被判罪入狱两年！你可能会问我，你的母亲以什么方式促成了我的毁灭，我可以告诉你。就像你尽力把一切不道德的责任转移到我身上一样，你母亲也尽力把她所有与你有关的道德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她不是像一个母亲应做的那样面对面与你谈你的生活，而是一直私下给我写信，并热切而恐惧地请求我不要让你知道她一直在给我写信。你明白了我在你与你母亲之间的地位了吧！这与我在你与你父亲之间的地位一样是错误的、可笑的、悲剧性的。在1892年8月及11月8日，我与你母亲就你有过两次长谈，两次我都问她为什么她自己不直接与你谈话，她两次都回答说：“我怕说到他时，他会变得非常愤怒。”第一次时，我对你了解还太少，所以我还不理解她那句话的意思；第二次时，我对你已非常了解，所以我完全明白了她的苦衷（两次谈话之间，你得了黄疸病，医生要求你去勃内莫斯一个星期，你因为不愿一个人去，就让我陪你一起去了）。但母亲的首要责任不是害怕与自己的儿子进行严肃的谈话，如果你母亲能与你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就她所看到的你在1892年7月所处的困境，让你向她坦白一切，那样结果会更好，最终会使你们两人都更幸福。她与我进行的一切间接的、秘密的联系都是错误的。你母亲没完没了地给我写信，信封上还都标记着“私信”字样，请求我不要太经常地请你吃饭，不要给你一分钱，每封信的结尾都有一个热切的附言：“无论如何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曾给你写信！”这种信能有什么用处？你曾等着我邀请你共进午餐吗？从来未有，你总是把与我一起吃饭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反对，你就会说：“如果我不与你一起吃饭，那我到哪儿去吃呢？你不是说要我回家吃饭吧？”这种问题是我无法回答的。而且，如果我绝对拒绝你与我一起吃饭，你就会威胁说你要做一些蠢事，而且也始终是真做的。父母写给我的那些信，除了确已发生过的把她的道德责任愚蠢地致命地推到我肩上外，还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至少这也证明了你母亲的软弱和缺乏勇气，以及对她自己、对你和我都是毁灭性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我不想再多说，但毫无疑问，当她听说你父亲来到我房里大吵一通，并且制造了一个公开的谣言时，她那时就可能看到一种严重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但她采取了某些认真的步骤以尽力避免这种危机了吗？她能想起的只是给善于花言巧语的乔治。温德海姆捎信，让他利用自己的伶牙俐齿向我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要我逐渐地疏远你！
好像我一直可能逐渐地疏远你似的！我已经用了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来试图结束我们的友谊，有时竟然要离开英国，在国外给你一个错误的地址，希望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割断我们之间那种已变得令我厌烦、憎恨、会毁灭我的联系。你认为我能“逐渐地疏远你”吗？你以为那就能满足你的父亲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父亲真正想要的不是我们友谊的中止，而是一个公开的谣言，这才是他竭力想得到的东西，他的名字已经有好几年没出现在报纸上了，他看到这个机会能使他重新以一种全新的、充满慈爱的父亲形象出现在英国公众面前，于是，他的所谓幽默感就活跃起来了。如果我保持了与你的友谊，那会使他感到极其失望的，而且，第二次离婚案造成的小小的声名狼藉，不管在细节和起因上是多么令人厌恶，但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安慰，因为他要的是轰动，是要成为所谓纯洁的先驱，就目前英国公众的状态而言，这是成为英雄人物的最可靠的方式。我在自己的一个剧本中曾说过，这种公众，如果这半年他做了卡利班，那另半年他就成了答尔丢夫，而在你父亲身上，可以说具备了这两种特征。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脱颖而出，成为清教主义的最敢作敢为、最独特的合适代表。逐渐疏远你不会有任何效果，即使可以疏远你也不行。难道你现在不觉得：你母亲必须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在你和你哥哥在场的情况下，明确向我说明我们的友谊必须完全中止吗？她会发现我是一个最热心的附议者，并且，有我和卓莫郎瑞在房子里，她也不必害怕说给你听。但她没有这样做，她害怕自己的责任，并试图把这种责任推到我身上。她确实给我写过一封信，信很短，是要求我不要把律师写的警告你父亲停止所做的一切的信交给他。她说的很对，我咨询律师并寻求他们的帮助确实是可笑的行为，但她信尾又出现了她常用的那句附言：“无论如何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给你写过信！”这就抵消了她的信可能产生的任何效果。
当你想到我把律师的信送给你父亲及你自己时真是欣喜若狂。这是你的建议，我不能告诉你你母亲强烈反对这样做，因为她已用最严肃的诺言，即永不告诉你她给我写的信，束缚了我，而我竟愚蠢地遵守了诺言。难道你不明白，她不直接与你对话是错误的吗？她与我的所有那些偷偷的会面、秘密的通信都是错误的吗？没有人能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它们最终会各归其主的。你有一种生活观，或一种哲学——如果你还有什么哲学的话——即是不论你做什么，都要由别人付出代价，我不只是指钱方面的代价——那只是你的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而是在更宽泛、更全面意义上的转移责任。你以此作为你的人生信条，而且事实证明你的哲学取得了很大成功。你迫使我采取行动，因为你知道你父亲无论如何不会攻击你的生活或你自己，而我却会为了保护我的生活和我自己而竭尽全力，并承受一切落到我身上的打击。你的估计是很正确的，你父亲与我虽然彼此目的不同，但都老老实实地按照你所希望我们做的那样去做了，但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你也不能真正逃脱。“婴儿撒母耳理论”，就像人们为简洁起见所称呼的那样，也被一般民众运用得很好。这种理论在伦敦可能会受到很多嘲笑，在牛津会受到一些讥讽，但那只是因为这两处都有一些认识你的人，因为你在这两处都留下了你通过的痕迹。在那两座城市里的这一小部分人之外，还有大多数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差一点被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艺术家诱入歧途的优秀的年轻人，幸亏你那仁慈的爱你的父亲及时把你拯救出来了：这听起来真是太妙了！然而，你知道自己没能逃脱。我不是在提一个只有陪审团才会问的那种愚蠢的问题，这种问题自然要受到法官和审判员的轻蔑对待，对此没有人关心。我指的或许主要是你自己。在你自己眼里，并且将来你不得不想到你的行为，你不会，也不可能对事情已发生的那种方式感到满意。私下里你想到自己时一定会感到许多羞耻。用厚颜无耻的面孔面对大众无疑是很好的，但当你时不时地独自一人没有观众时，我想，即使只为了呼吸，你也会不得不拿下你的面具吧！否则，你一定会被窒息而死的。
狱中记母亲的责任（2）
你母亲有时也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忏悔她试图把属于她自己的重大责任推到另一个已经承受了足够的负担的人身上。对你来说，她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她真的履行了其中的任何一种责任了吗？我讨厌你的坏脾气、你的粗鲁和争吵，那么，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上次见到我妻子时——距现在已经有14个月了——我告诉她说，她也将不得不既做西瑞尔的母亲，又要做他的父亲。我把你母亲管教你的方式详细地告诉了她，就像我在这封信里讲过的一样，只是自然要比信里讲得更详细些。我告诉她你母亲为什么要把没完没了的信封上带着“私信”标记的信送到泰特街，听了我的话，我的妻子常笑着说，我们一定是在合写一部社会小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请求她不要像你母亲对待你那样对待西瑞尔。我告诉她，她应该把他抚养大，因此，如果他流了无辜的鲜血，他会跑来告诉她，而她应该先擦净他的手，然后教给他以后如何用苦修或赎罪净化自己的灵魂。我告诉她，如果她害怕面对对另一个生命的责任，即使这个人是她的儿子，她应该为孩子找个监护人来帮助她。我可以高兴地说，她照我说的做了，她已选择了阿德让。霍普——一个出身和教养高贵、性格善良的男人，即她的堂兄，你曾在泰特街见过他一次——做孩子的监护人，与他在一起，西瑞尔和薇玮安就获得了一个能拥有美好将来的好机会。如果你母亲害怕与你进行严肃的谈话，她也应该在她的亲戚们中间选一个你会听他话的监护人，但她本就不应该害怕。她应该与你一起坦诚地讲清楚并勇敢地面对各种问题。无论如何，看看事情的结果，她会感到满意和高兴吗？
我知道她谴责我，我不是从认识你的人而是从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的人口里听说这件事的，我经常听说这回事。例如，她最喜欢说年龄较大者会对一个比他年轻的人施加影响，实际上这也表明了她最喜爱的一种对我们交往的态度，而且这种话题往往能成功地投合公众的偏见和无知。我不必问你我对你起过什么影响，你知道我对你产生不了一点影响，而且这也是你借以不断夸耀自己的一个话题，也是惟一一个“装备完善”的话题。实事求是地说，你身上能有什么会受我的影响呢？你的头脑？它是不开化的；你的想像力？是僵死的；你的心？还没有长出来。在所有与我的生活发生过联系的人当中，你是惟一一个我不论用什么方式也不能在任何方面对你产生影响的人。当我因照料你被传染了发烧、无助地病倒在床上时，我对你的影响甚至不足以让你为我取一杯牛奶或看到我也需要一些病人常用的必需品或费心开车走200码远去书店用我的钱给我买一本书。当我实际上在从事写作，并要创作一部比康格里夫的剧作还要辉煌、比小仲马的剧作还要富于哲理的喜剧，并且已经为剧中的每一个不同的人物设想了不同的性格时，我对你的影响却不足以使你离开我，不打扰我，让我得到一个艺术家应该得到的安静。我在哪个房间写作，哪个房间就成了你的日常休息室，你在那儿吸烟、喝莱茵河白葡萄酒和赛尔脱兹矿泉水，闲谈一些荒唐的行为举止。“年龄较长者对一个比他年轻者的影响”这句话在传到我耳里之前是一种极妙的理论，但之后就变得不可思议了。当这句话传到你耳里时，我猜想你肯定会笑——对着你自己笑——你当然有权利这样做。我也听说了许多她谈到钱的话。她“绝对公正地说”，她不停地请求我不要给你提供钱。我承认这一点，她没完没了地给我写的每一封信的结尾都加上一句话，“恳求你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给你写过信”。但对我来说，我并不愿意为你花钱买任何一件东西：从早晨用的剃刀到晚上用的马车。为你提供钱对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我过去常就此向你抱怨——你也记得，对吗？——我是多么不愿意你把我看做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艺术家是多么不愿意被人这样看待或对待啊！因为艺术家，就像艺术本身，从本质上讲是非常不实用的。当我过去对你说这句话时，你常常会发怒，真理总是让你发怒。实际上，真理是一种听起来最痛苦，说出来也最痛苦的东西，但这并没有使你改变自己的观念或生活方式，每天我都不得不支付你在一天内所用、所做的每一件东西和事情。只有一个老好人或极愚蠢的人才会那样做，而我不幸成为两者的完美结合。当我过去向你提出，你母亲应该提供你所需的钱时，你始终给我一个极漂亮、优雅的回答，你说，你父亲允许她支配的钱每年大约只有1500英镑。我相信，对像她那种地位的妇人来说，这些钱是相当不够用的，你不能再向她要更多的钱了。你以为她的收入与她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情趣是绝对不相称的，这是对的，但你不应以此作为靠我过奢侈生活的借口，相反，你应该因此提醒自己在生活中要节俭一点。事实上，你是，而且仍会是一个典型的感伤主义者，因为一个感伤主义者只是一个想白白地浪费感情的人。你主张节省你母亲的钱袋是美的，而你在花我的钱时如果我主张节省就是丑的。你以为一个人可以白白地享受自己的感情，但这是做不到的，即使最美好、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感情也不得不付出代价，奇怪的是，这就是使它们美好的东西。平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是很令人卑鄙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从一种“思想的流通图书馆”借来的——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的时代思潮——而每到周末归还时，这些思想已被他们弄得污秽不堪了。这种人也一直试图赊购自己的感情，所以，当账单送到他们手上时，他们就拒绝付款。你应该抛弃那种生活观，一旦你为一种感情付出了代价，你就会知道它的性质，并能更好地理解它。你要记住，感伤主义者在内心始终是一个犬儒主义者，感伤实际上只是犬儒主义的库存假日。从思想方面说，尽管犬儒主义者是快乐的，但既然它是把“浴缸”当做俱乐部的（据说哲学家狄奥热尼就是生活在浴缸里的。——原注），那它永远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的完美哲学。犬儒主义有其社会价值，因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一切表现形式都是令他们感兴趣的，但就它本身来说，则是可悲的，因为对真正的犬儒主义者来说，一切都是不可知的。
我想，如果你现在回想一下你对你母亲收入的态度，以及你对我的收入的态度，你就不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了；或许，如果你没让你母亲看这封信，将来有一天你可以向她解释，说你从未问过我愿不愿意让你依靠我生活，你采取的这种忠诚于我的方式只是一种特殊的、我本人最厌恶的方式。在你眼里，事无巨细都要由我来替你付钱给你提供所有童年的魅力。你坚持由我出钱使你享受每一种快乐，你以为你这就发现了永葆青春的秘密。坦率地说，当我听说你母亲谈论我的话时，我非常伤心。我相信你思考后也会与我有同感：即如果她对你们家族带给我的毁灭没说过一句悔恨或悲哀的话，那她最好保持沉默。当然，她没有理由看到这封信中提到我经历的精神发展或我希望达到的任何起点的部分，那不会引起她的兴趣。但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让她看到那些纯粹是谈你的生活的部分。
事实上，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介意被人虚伪地爱着。一个人没有理由向公众展示他的生活，因为公众是没有理解力的，但对人们期望得到他们的爱的那些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的一位伟大的朋友——与我保持了十年的友谊——不久前来看我，他告诉我他一点也不相信人们对我的议论，并且希望我知道。他认为我是非常无辜的，是你父亲编造的险恶阴谋的受害者。听了他的话，我的泪水喷涌而出，我告诉他，虽然你父亲对我的指控有许多是假的，是出于恶意转加到我身上的，然而我的生活的确也充满了邪恶的快乐和奇怪的激情，所以，如果他不能接受并完全理解这个事实，我就不可能再与他做朋友，或与他在一起。他听了这些话非常震惊，但我们是朋友，我与他的友谊从来不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的。我曾对你说过，说出真理是一件痛苦的事，但被迫说谎更痛苦。
我记得，在对我进行最后一次判决时，我坐在被告席上听洛克伍德对我的可怕的痛斥——像塔西佗说过的话，像但丁书中的一句话，也像萨沃那洛拉（萨沃那洛拉，15世纪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译者）在罗马对主教们的抨斥——他的话使我感到恐惧和厌恶，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说出来的，那该是多么辉煌啊！”然后我立刻明白说别人如何如何毫无意义，关键在于谁说。我毫不怀疑，一个人最高尚的时刻就是他跪在尘土中，敲打着自己的胸膛说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罪恶的时候。对你也是这样，如果你让你母亲稍微了解一点你的生活，你就会比现在幸福得多。我在1893年12月就这个问题与她谈了许多，当然，因为我被迫要保持沉默，所以我只能这样笼统地说，但我这样做似乎并没有给她多少勇气来与你联系，相反，她比以前更固执地回避看到事情真相。如果你亲口告诉她，情况就不同了，对你来说，我说的话有时可能太刺耳了，但你是不能否认事实的。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如果你尽可能按照你应采取的态度认真地读了这封信，你就会面对面地与自己相遇。
狱中记我不会宽恕你
我现在这么详细地给你写信，是为了使你能认识到在我入狱之前的那3年致命的友谊中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内（已经快两年了）你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以及当我的监狱生活结束时，我希望自己对自己来说应是什么样子，对别人来说又应是什么样子。我无法重写我的信了，你必须按现在这种样子接受它。信里有许多地方都被我的眼泪弄脏了，也有些地方带着激情或痛苦的印痕，所以，你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把它整理出来，既可涂掉，也可以修改。我已经整理好其中修改过的地方和勘误表，目的是使我的用词应能绝对表达我的思想，使错误既不是因为过剩也不是出于不充分。语言需要调节，就像小提琴一样；就像歌唱者的声音里或琴弦的振动里有过多或过少的颤动就会唱出或奏出错误的音调一样，语言上太多太少也会损害文意。照这种样子，我的信在每一句话后面至少都有其明确的含义。它没有任何修饰的成分。信中的每一处删改或替换，不管是多少微不足道，也不管是多么复杂，都是因为我在试图表达出我的真实印象，为我的情绪找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无论什么，只要是以感情为主的，形式上往往是最糟糕的。
我承认这是一封严肃的信。我没有宽恕你。实际上你可以说，在承认不宽恕你之后还把你与我最小的悲哀和最微不足道的损失相比是不公平的。我确实这样做了，并且一点一点地最仔细地分析了你的本性，这是事实，但你必须记住，是你自己把自己放进我的天平里的。
你一定要记住，即使只与我狱中生活的一个时刻相比，你所处的平衡就会倾斜。虚荣心使你选择了平衡，也使你紧紧地依附于这种平衡。我们的友谊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心理错误，即它绝对要求和谐。你迫使自己进入一种对你来说过于博大的生活，一种活动范围超过了你的视力和你的周期运动能力的生活，一种其思想、激情和行动都有集中的意义，广泛的趣味充满了——实际上是太沉重了——奇妙的或可怕的后果的生活。你过的那种充满了小技巧和小情绪的小生活在其自己的小范围内是值得尊敬的，在牛津大学也是受人尊敬的，因为在那儿，你遇到的最坏的事也只是教务长的指责或校长的训话，在那儿，最大的激动是马格达雷那成为河流的源头，在校园里点燃篝火成为庆祝重大事件的盛举。你离开牛津后，这样的情况仍会继续下去。就你自己来说，你都是对的，你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类型的人中的一个非常完美的标本。只是在与我有关时你才错了。你不顾后果的浪费不是罪恶，年轻人一直就是喜欢浪费的，但你却迫使我为你的奢侈提供钱，这是你应该感到羞耻的。你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朋友，即你可以从早到晚都与他在一起的朋友，这种愿望是迷人的，几乎像田园诗一样。但你紧抓不放的朋友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因为你的持续出现而完全毁灭了他的所有美的作品而且实际上还摧折了他的创造力的人。你认真思考的是：度过一晚上的最完美的方式是先在萨瓦来一次香槟正餐，接着去音乐厅包厢，最后以威利斯的香槟晚餐作为最后的“美味”。在伦敦，大多数寻欢作乐的年轻人都持同样的观点，这甚至称不上是一种怪癖，这也是成为“怀特斯俱乐部”成员的资格证。但你没权利要求我也成为你追求的这种快乐的追求者，这表明你对我的天才缺乏任何真正的理解。再说，你与你父亲的争吵，不管人们对它的性质有什么看法，它应该完全只是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是应该在后花园里进行的。我相信，这种争吵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而你的错误在于坚持把它作为一种悲喜剧在舞台上上演，要让全世界作为它的观众，而我则是在这场卑鄙的竞争中奖给胜利者的战利品。你父亲厌恨你，你也厌恨他，英国公众对这种事实并不感兴趣，因为这样的父子之情在英国家庭生活中非常普遍，而且也只应局限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即家庭，一离开家庭范围，这种感情就会显得很不合时宜，试图说明它就是一种冒犯。家庭生活不应被当做在街上飘扬的旗帜，或在马背上用力吹响的号角。你把“家庭性”拉出了其合适的范围，就像你把自己拉出了合适的范围一样。
那些放弃自己所适合的领域的人只是改变了他们的环境，而不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没有获得适合于他们所进入的范围的思想或激情，这也是超乎他们的能力之外的事。感情力量，就像我在《意向》的某处说的，与肌体力量一样，其耐久力是有限的。虽然勃艮第的所有紫红色大桶都满满地盛着酒，踩酒者站在西班牙葡萄园齐膝深的葡萄堆里，小杯子也只能盛下它所能盛下的酒。世上最普遍的错误是认为：那些成为伟大悲剧的原因或条件的人也有适合于悲剧情绪的感情；没有什么错误能比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得这种感情更致命的了。带着耻辱的牺牲者可能正看着上帝的脸，但对正在打柴捆或突然解开柴捆的人来说，整个场面只不过像对屠夫来说杀死一头牛，对林中的烧炭者来讲树的感情，或对一个正用大镰刀割草者来讲一朵花的掉落一样。伟大的感情是为了伟大的灵魂的，只有伟大的人才能看到伟大的事件。
从艺术的观点看，在观察的细致方面，在所有的戏剧中，我还没有发现能比莎士比亚对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描写更无可比拟或更富于暗示性的。他们是哈姆雷特大学时的朋友，也曾是他的同伴。他们常常回忆他们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当他们在剧中遇到哈姆雷特时，这位王子正承受着一种自己的性格所无法承受的重负，死人已披挂着铠甲从坟墓里走出来，给予他一个对他来说既是太伟大又是太卑鄙的使命。他是一个梦想者，却被逼必须采取行动；他有诗人的气质，却被逼要应付世俗因果的纠纷，去应付他一无所知的实际人生，而不是他所了解的生活的理想本质。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他就装成疯子。布鲁图斯布鲁图斯（公元前85—公元前42），罗马贵族政治家，刺杀凯撒的主谋。译者曾以装疯为衣来遮盖他的目的之剑意志的匕首，但对哈姆雷特来说，疯只是用来掩盖他的脆弱的面具。在奇想和开玩笑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拖延的机会，他不断地与行动开着玩笑，就像艺术家与理论开玩笑一样。他把自己弄成自己的合理行动的间谍，并且当他倾听自己的言语时，他知道它们只不过是：空话、空话、空话。他不是要努力去做他自己的历史上的英雄，而是想成为自己悲剧的旁观者。他不相信一切，包括他自己，然而他的怀疑却根本无法帮助他，因为他的怀疑不是出于怀疑主义，而是因为他的分裂的意志。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鞠躬、假笑、微笑，一个人说什么，另一个就随声附和。当最后，哈姆雷特利用剧中剧和剧中人的痴话“抓住了”国王的“良心”，把那个令人恐怖的恶人从王座上赶下来时，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只是伤心地看到哈姆雷特的行为破坏了宫廷礼仪。这就是他们在“用适当的情绪熟虑人生的景观”时所能达到的地步。他们接近哈姆雷特的秘密，却对这秘密一无所知，即使把秘密告诉他们也没用。他们是小杯子，只能盛那么多的水。剧终暗示说，由于陷入了一个为别人而设的机关，他们遇到了或可能会遇到一种暴力的、突然的死亡。但这种悲剧结局虽然因了哈姆雷特的幽默而触发过某种喜剧的惊奇和正义，但实际上这种结局不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永不会死亡。而为了“公正地向那懵无所知的世人报告哈姆雷特死亡的原因”，“暂时使他远离幸福，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痛苦地呼吸”的霍拉旭却死了，虽然他面前没有一个观众，也没留下兄弟。但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却和安基洛和答尔丢夫一样是不死的，他们是现代生活所称誉的那种古典的理想友谊的典型。写出一种新的德。阿美西亚的人，必须要为他们找出一个地位，用托斯库兰的诗赞美他们。他们被固定为一种时代的典型，指责他们是缺乏鉴赏力的表现，他们只是来自他们自己的领地，仅此而已。至于灵魂的高贵，则是不会传染的。高尚的思想和高尚的感情就是被它们自己彼此分离的。奥菲莉亚自己无法理解的，优雅的罗森格兰兹和优雅的吉尔登斯吞也无法理解。当然，我并不是把你与他们相比，你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拥有的是机会，与你相伴的却是选择。你固执地未经我邀请就把你自己强行推到我的领地，并在那儿强占了一个你既没权利也不够资格得到的位置。你通过一种奇怪的固执，通过天天在我的生活中出现，成功地吸收了我的全部生活，并把我的生活击得粉碎。尽管对你来说这些事听起来很奇怪，但你在做这些事时却是自自然然的。如果有人给一个孩子一件玩具，这件玩具对他小小的头脑来说是过于奇妙了，或对于他半醒着的双眼来说又过于美丽了，那么，如果这个孩子是任性的，他就会打碎玩具，如果这个孩子是倦怠的，他就会扔下玩具，去找自己的小伙伴。对你来说也是这样，虽然你紧紧抓住了我的生活，但你却不知道如何应对我的生活，你也不会知道，你是无法理解这对你来说过于奇妙的东西的，你应该放开它，然后回到你自己的正在玩耍的同类中去。不幸的是，你是任性的，那也许就是已经发生的一切的终极秘密，因为秘密总是小于它的表现形式。通过一个原子的置换，可以震撼整个世界。我既不宽恕你，也不宽恕我自己。我还要补充的是：尽管我与你接触是危险的，但我们接触的那种特定时刻对我却是致命的。因为你处于生活中那种人们只需要播种的时节，而我则处于生活中人们收获果实的季节。
狱中记当6月的蔷薇恣意开放时（1）
还有几件事我必须写信告诉你。第一件事是关于我的破产的。几天前我听说——我承认自己极其失望——对你的家庭来说，现在支付我的法庭费用已经太晚了，而且还是非法的，我必须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目前这种令人痛苦的地位。这种说法令我很伤心，因为我确信，若依据法律权限，如果没有破产案产业管理人（一切账目都必须交给他）的许可，如果你父亲和我的其他不多的几个债权人收不到收据，我甚至不能出版一本书，不能与剧院经理签约，或上演一个剧本。我想，即使你现在也会承认，那种依靠允许你父亲造成我破产以“战胜”他的计划，并没真的如你想像的那样会取得辉煌的成功，至少对我来说，这样的成功从来没出现过。你应该考虑的是我在赤贫状态下感受到的痛苦和羞辱，而不是你自己的幽默感，不管你的幽默感是多么苛薄和奇兀。实事求是地看，从你容许我破产，从你怂恿我对你父亲进行第一次控告来看，你实际上始终没能逃出你父亲的手掌心，你所做的都正是他想做的。如果他孤身又无助，那他是没有能力发泄他的厌恨的。在你身上——虽然你并不打算拥有这样一种可怕的职责——他始终能找到他的主要同盟军。
莫尔。阿德在信中告诉我，去年夏天，你确实在不止一个场合表示你希望能补偿一点我在你身上花的钱。就如我在给他的回信中所讲的，不幸的是，我在你身上花掉的是我的艺术、我的生活、我的名字、我在历史上的地位。即使你的家庭能随心所欲获得世界上一切奇妙的东西，或世界以为奇妙的东西，像天才、美、财富、崇高地位等，并把它们全放在我的脚边，也无法抵偿从我身上夺去的最小的东西的十分之一，或我流过的最小一滴泪中的一滴。然而，人做的一切当然都是必须得到报偿的，即使破产也是一种报偿。你似乎认为，破产是一个人用以免债、事实上也是“战胜”其债权人的最便利的手段，如果我们还继续谈你最喜欢的话题，那可以说，事实正好相反，这是一个人的债权人“战胜”他的手段，是法律通过没收他的所有财产迫使他偿清他的每笔欠债的手段，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会身无分文，像一个贫贱的乞丐站在拱道里或蜷缩在路旁，伸手求乞他害怕求要的施舍物一样，至少在英国是如此。法律不仅夺去了我所拥有的东西：我的书、家庭、画、出版书的权利、上演剧本的权利，实际上夺去了我已有的一切：从《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到《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到楼梯上的地毯及房子的门把手都被夺去了，而且我还失去了我将要有的一切，例如，我在婚后夫妻财产处理协议中的权利就被卖掉了，幸运的是我可以通过我的朋友再把它买回来，否则，万一我妻子死了，我的两个孩子一生都要像我一样身无分文。我想，下一步就要卖掉由我父亲授予我对在爱尔兰的产业的权利，卖掉它会使我非常难过，但我不得不把它交出去。你父亲的700便士——还是700英镑？——变成了我的拦路虎，而且必须偿还。即使当我被剥夺了我已有的和将要有的一切时，以及当我被逼成一个无助的破产者时，我仍必须偿还我的债务。萨瓦的正餐——清爽的甲鱼汤，甘美的隐身于有皱纹的西西里的葡萄叶中的圃鸥，醇厚的琥珀色的、实际上几乎也是琥珀味的香槟酒——我记得你最喜欢1880年的达戈奈特香槟酒，对吗？——这一切现在都不得不要我付出代价。威利斯的晚宴，帕瑞尔-热威的特酿葡萄酒始终是为我们留着的，直接从斯特拉斯堡采办的馅饼，我们用的大钟形玻璃杯底存留着的奇妙的美味香槟，其香味只有真正对生活敏锐的美食家才能品尝出来——这一切都不能不花钱，不能成为一个不诚实的当事人的可恶的债务，即使精美的袖口链口——四只心形的镀银的月亮石，底座交替环绕着钻石和红宝石——这是我设计的，并在亨瑞。刘维斯做成的，是我给你的一件特殊的礼物，以庆贺我第二部喜剧的成功——这些——虽然几个月后你就为点一首歌卖掉了它们——也都是要花钱的。不管你是如何处理它们的，我都不能让替我做成这些礼物的珠宝商赔钱，因此，即使我破产，我仍要偿还债务。
破产者的真实境遇也是任何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人要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付出代价。即使你——全心希望绝对不承担任何责任，坚持由别人为你提供一切，试图拒绝付出任何形式的感情或关注或感激——将来某一天也会认真地反思你所做过的事，并试图偿还它们——不管你是多么徒劳地想做到这一点，将来你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你的一种惩罚。你不能洗刷掉你的所有责任，然后轻松潇洒地，或微笑着去结交新朋友，或重新四处寻找快乐。你不能把你曾带给我的一切只看做一种感伤的回忆，只是在抽烟、喝酒时才偶尔想起，或是只看做一种快乐的现代生活的鲜亮的背景，像挂在路旁小旅店里的旧挂毯。这种回忆，虽然暂时会有一种新果汁或新鲜的葡萄酒那样的魅力，但盛宴的残羹剩饭终会变臭，酒瓶里的残渣终会变苦，或在今天，或在明天，或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会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死神来临时你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你所过的是一种多么渺小、空虚、无想像力的生活啊！我在给莫尔的信中已经表达了这种观点，你最好尽快地从这种观点接近这个问题， 他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是什么的。要理解这个问题，你不得不开发你的想像力。要记住：想像力是一种既能使人看到人与物的现实关系也能看到理想关系的品质。如果你自己不了解这个问题，那就与别人谈谈。我必须面对面地看我的过去，也必须面对面地看你的过去。你要静静地坐下来思考这个问题。世上最大的罪恶是浅薄，凡是认识到的都是对的。你可以与你的兄弟谈谈，实际上与你谈这个问题的合适人选是波西，让他读读这封信，了解我们友谊的一切背景，把一切都明白地摆在他面前，这是最好的评判方式。如果我们早就告诉了他实情，我会免去多少痛苦与羞辱啊！你应该记得我是曾打算这样做的，你从阿尔及尔到伦敦的那天晚上我就准备这样做了，但你坚决反对，因此，当他晚饭后来找我们时，我们只得表演了一场喜剧，说你父亲神志不正常，耽于迷乱的、无法解释的幻象。这出喜剧在表演过程中是一流的，现在仍是一流的，因为波西对这出戏很认真。不幸的是，这出戏是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结束的，我现在正谈着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结果。如果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是一种苦恼，请不要忘记它是我受过的最大的侮辱，是我必须经受的侮辱。我别无选择，你也别无选择。
我必须与你说的第二件事是关于我刑满释放时我们会面的条件、环境和地点。从你去年初夏给罗比写的信，我知道你已把我给你的信和礼物封成了两个包——至少是还存留的信及礼物——并急于想亲自把它们交给我。当然，你放弃它们是必要的，你不理解我为什么给你写漂亮的信，就像你也不理解我为什么给你漂亮的礼物。你没能力明白，前者并不是准备着被惩罚的，就像后者也不是准备用来做抵押的一样。除此之外，它们还属于我早就结束了的生活的一个侧面，从属于你不能理解其价值的友谊。你现在一定会带着惊奇回顾你把我的全部生活掌握在你手里时的时光，我也一样，只是我还带有一种与你极其不同的感情。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5月底就要出狱了，我希望与罗比和莫尔。阿德一起立刻去国外某个海边小村，就像尤里庇得斯在他的一个剧本中所说的，海会洗去世界的污点和创伤。
我希望至少能有一个月的时间与朋友在一起，用他们健康和充满爱的陪伴来获得安静与平衡，使心灵的痛苦稍微减轻，使情绪更快乐。我对于伟大、单纯而原始的东西，如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憧憬，海与地球一样都是我的母亲。对我来说，我们都是对自然期望得太多，而与其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我在希腊人的态度内发现了伟大的健全性，他们从不对着落日喋喋不休，或争论草地上的阴影是否真是淡紫色的，但他们只看到大海是为游泳者而存在的，沙地是为跑步者的双脚而存在的，他们爱树是因为它们投下的影子，他们爱森林是因为正午时的静谧。管理葡萄园的人，俯身察看新芽时，为了遮挡住阳光而将自己的头发与常青藤缠在一起。对希腊人给我们的两种典型：艺术家和竞技者来说，他们是用辛苦的桂叶和野欧芹叶编成花冠的（除此之外它们对人类毫无用处）。
狱中记当6月的蔷薇恣意开放时（2）
我们称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为功利的时代，可是我们对任何简单的东西的用途却一无所知。我们已经忘记水能使我们清洁，火能使我们净化，地球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因此，我们的艺术是月亮，与阴影一起嬉戏，而希腊的艺术则是太阳，直接处理的是事物本身。我确信，元素的力量中是有净化作用的，并且我想回到它们中间与它们一起生活。当然，对像我这样现代的人，即“时代之子”来说，只看看世界也常常是很可爱的事。当我想到，到我出狱的那一天，金莲花和丁香花都会在花园里盛开，我将看到风把其中一个的飘动的金黄色吹进不停摇动着的美里，而使另一个摇动着其淡紫色的羽状花，使整个空气变成阿拉伯式的时，我就会因快乐而颤抖。当林奈林奈，18世纪瑞典博物学家。——译者第一次看到英国一个宽阔的高原因缀满了芳香的黄褐色的金雀花而变成了金黄色时，他激动得跪下来，并因快乐而哭泣。而且，我知道，对把花作为欲望的一部分的我来说，眼泪是在蔷薇花瓣中等待着我的，我从少年时代起一直就是这样的。我的本性依了某种对事物灵魂的微妙的同情，可以呼应任何一种隐藏在花杯中或外壳曲皱里的颜色。就像戈蒂耶一样，我始终是“为了它这眼所见的世界才存在”的人们中的一个。
然而，我现在意识到，在一切美的后面，虽然这种美是令人满意的——尚有某种精神潜存着，而一切画出来的形式和形状仅仅是表现的样式，我希望的调和就是与这种精神和谐。我已经厌倦对人和物的明确的表现，我现在寻找的是艺术的神秘、自然的神秘，我可以在伟大的交响乐中、在悲哀的创始里、在海的深处找到这种神秘，对我来说，到某处找到它们是绝对必要的。
就像一切宣判是死亡的宣判一样，所有的审判也就是对生命的审判。我已经被审判过3次了，第一次是我在离开包厢时被捕，第二次是被关在拘留所里，第三次是在监狱里度过两年。社会上没有我的位置，也没有给我留下位置，但自然的甘霖既降到正当的地方也降到不正当的地方，总可以给我一个隐藏的洞穴吧！总有我可以在她的静谧中哭泣而不被打扰的幽谷吧；她会在夜里挂满星星，使我在暗夜里行走而不会跌跤，她会把风吹到我的脚印上，使得没有人能追踪而至伤害我，她会在洪流中把我洗净，用苦药使我健全。
在这个月底，当6月的蔷薇全都恣意盛开的时候，如果有可能，我会通过罗比安排与你在国外某个像布瑞热这样的安静的小城见面，几年前我曾被那儿的灰色房子、绿色的河流和清静的小道所吸引。到那儿，如果你想见我，你会不得不改变你的名字，你不得不放弃你那个令你如此骄傲的小小的头衔——这个头衔也确实使你的名字听起来像花一样美——就像我也放弃我那在“名声”嘴里像音乐一样动听的名字一样。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卑鄙、狭隘，是多么不堪承担自己的重负啊！它用岩石为“成功”建造宫殿，却不为“悲哀”和“羞辱”提供一处茅草小屋：这一切促使我改了自己的名字，用这种名字，即使中世纪遗风也会给我僧侣的蒙面斗篷或麻风病人的面罩，使我可以隐在它们后面得到心灵的平静。
在一切该发生的已发生过之后，我希望我们的会面会是你我之间应该有的那种会面。在过去，你我之间一直有一道很宽的鸿沟，这种鸿沟是存在于创造的艺术和既成的文化之间的，现在你我之间仍有一道更宽的鸿沟，这种鸿沟是悲哀的鸿沟。至于你给我这封信的回信，你可以任意选择或长或短，信封上的地址写上“里丁监狱监狱长收”，在这个信封里面，你再用另一个没封口的信封装上你给我的信。如果你用的信纸很薄，那就不要在正反面都写字，因为这会使人读不清楚。我是以一种完全自由的态度给你写信的，我希望你给我写信时也用同样的态度。我必须从你那儿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尽量给我写信。从前年8月，特别是去年5月以后，到现在已是11个月了，你知道，你也向别人承认过你曾使我多么痛苦，以及我是如何知道这种痛苦的。我一月又一月地等着你的信。即使我没有一直在等，而是把你关在我的门外，你也应该记住：从来没人能把“爱”关在门外的。在《福音书》里，不公正的法官最终站起来宣布了一项公正的判决，因为“正义”每天都要敲打他的门。在晚上，心里没有真友谊的朋友最终被迫屈从于他的朋友，因为“爱驱使他这样做”。世界上没有一所监狱是爱不能撞开大门的，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你也就是对“爱”一无所知。我们现在来看看你给《法兰西信使报》写的关于我的文章，我对它也略有所知。你在给我回信时最好从那篇文章中引用一些话。你的文章已被固定为典型了。你也要让我知道你的诗中“献身”一词的确切含义，如果你写的是诗，就引用诗；如果是散文，就引用散文。我毫不怀疑它会包含美的东西。你要充分坦诚地给我写写你自己：你的生活、朋友、工作、你的书，告诉我你出版了多少书及它们的销量情况；在谈你自己时，不论说什么，都不要恐惧；不要写那些不是你真心想说的话，仅此而已。如果你信中有什么错误的、虚伪的东西，我会立刻就能看出来的。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没有目的的，在我一生对文学的崇拜中，我已把自己变成声音和音节的守财奴，与迈达斯只喜欢他的金币一样。你也要记住，我仍是了解你的。或许我们还仍然不得不再彼此了解。
对你自己来说，我归根结底只说一件事：不要害怕过去。如果有人告诉你过去是不可回复的，你不要相信他的话。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上帝眼里都只是一瞬间，在他眼里，我们都应努力去生活。时间与空间、延续与扩展，都是“思想”的偶然条件，“想像”可以超越它们，进入一个理想存在的自由境界。万事万物的本质也都是我们选择赋予的，一件东西取决于我们看待它的方式。布莱克说：“在那儿，别人只看到黎明的曙光正在山顶显现，而我却看到正在快乐的呼喊着的众神之子。”当我因受不了嘲笑的压力而采取了反对你父亲的行动时，对世界和我自己来说，我似乎永远失去了我的未来。我敢说，如果我真的失去了我的未来，那也是早在那件事发生之前就已失去了。在我面前只有过去。我已使自己换一种眼光看那件事，也使整个世界、使上帝换一种眼光看它。我不能靠忘掉它或蔑视它或拒绝承认它才做到这一点，我只有把它作为我生活与性格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完全接受它。我要感谢我所受过的一切痛苦，你可以通过这封充满了多变的不稳定的情绪、充满嘲弄和辛辣、希望及实现这些希望的失败的信，来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离真正的灵之性还有多远。但你不要忘了，我是坐在一个怎样可怕的学校的课桌旁的。尽管我是不完美、不完善的，但你仍然可以从这儿获得很多东西。你可以到我这儿学会“生命之欢乐”及“艺术之欢乐”。或许，我就是被挑选出来专教你更奇妙的东西的，它就是“悲哀”的意义、“美”的意义。
深爱着你的朋友奥斯卡。王尔德
美之陨落致王尔德夫人
1875年6月24、25日，星期四、星期五米兰致王尔德夫人1874年，年仅20岁的王尔德获得牛津大学马格丹伦学院半津贴学生资格，在四年内每年可得到95英镑。在读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王尔德去意大利旅行。他的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原注我相信，在我离去的最后那个晚上，你一定是在阳台上看着月亮度过的。我们是费尽艰辛、筋疲力尽地找到旅馆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乘平底船去看大运河了。运河两岸都是很大的房屋，有宽大的台阶直通到水边，还有那些泊船的大码头，五颜六色的房檐。到处都是鲜艳的颜色。——窗户上挂着的有条纹的遮篷，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圆屋顶和教堂，红砖建造的钟楼，装满水果和蔬菜赶往集市上去的大平底船，等等，等等。我们中途停下来看一家画廊，像平常的画廊一样，这家画廊也没在一处沉闷的修道院里。提香和丁托列托的画很有感染力。提香的《圣母升天》无疑是意大利最好的画。我们还去了许多教堂，都是极富于“巴洛克”风格的教堂——里面都有很多精细的徽章啦，亮闪闪的大理石啦，镶嵌图案啦，但这些一律都算不上是艺术品。画廊里除了提香的画之外还有两幅堪称伟大的画，一幅是贝利尼的美丽的《圣母玛丽亚》，另一幅是波尼发奥的《乞丐和财主》，画中有我在意大利看见过的惟一一张可爱的女人面孔。
我一整天都在船上和商场里。到晚上，广场上有支庞大的乐队在演奏，有快活的人在走动。几乎每个30岁以上的女人都在前额的头发上扑了粉，多数还戴着面纱，但我能看出她们现在戴的帽子是用两条花环和高高的花冠做成的，两个花环，一个在花冠下面，一个绕着花冠。
结婚后的意大利女人非常堕落，但小姑娘、小伙子们倒都很漂亮。……威尼斯的建筑艺术之美和色彩之美是无法用言辞来表述的。这是拜占庭艺术和意大利艺术交汇的地方——这是一个既是东方式的又是西方式的城市。
两点，我们到了帕多瓦。在茂盛的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浸礼堂，这是乔托的伟大作品；墙壁全部由他用湿壁画覆盖，一面墙上画的是玛丽的生活图景，另一面墙上绘的是基督的生活图景；穹顶的基调是蓝色的，上面点缀着金色的星星和圆雕饰；西面墙上绘着他受但丁的启发创作出的伟大作品《天堂与地狱》。但丁流亡在维罗纳时，因为不想费劲地爬那儿的陡直的楼梯，就与乔托住在一起，他们住过的房子至今仍能见到。至于画中表现的感情的纯洁与美，清楚透明的色彩，画得像白昼一样明亮的色彩，以及整个建筑物的和谐一致，我没能力向你描述出来。他是一切画家中最优秀的。我们满怀惊奇、敬仰，在浸礼堂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对他的画有一种说不出的爱。
帕多瓦是个离奇的城市，沿着每条街都有许多漂亮的柱廊。这儿有一座军营一样的大学，有一座迷人的教堂和许多糟糕透顶的教堂，还有一家意大利最好的饭店，我们就是在这家饭店吃的饭。
我们是冒着暴雨赶到米兰的，当晚去剧院看了一场精彩的芭蕾舞。
今天早晨我们去了大教堂。教堂外面是数不清的精心制作的小尖塔和雕像，它们与其他的建筑物显得极不协调。在内部，则因其庞大空阔和支撑屋顶的柱子的巨大而让人难忘；它的窗户是那种丑陋可怕的现代式的窗户，窗玻璃则是旧式的那种结实耐用但已污迹斑斑的玻璃……大教堂是个很大的失败。外部设计畸形可笑而又没有艺术性。过于精雕细刻的细节又是在人们看不到的高处。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然而，它的失败在于其庄严和庞大，在于其巨大的规模和精细的技法。
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是6点从帕多瓦赶到维罗纳的，在古代罗马圆型剧场（内部仍像古罗马时代一样完美）看了上演的《哈姆雷特》——当然演出水平不高——但你可以想像，在一个温和可爱的月夜，在古老的圆型剧场看演戏是多么浪漫的事。第二天早晨我们去看斯卡利杰利的墓——这是铁制品和丰富多彩的哥特式艺术品的好典型。这儿也是一个好市场，到处都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伞——像小棕榈树一样——伞下面坐着卖水果的。……
米兰是巴黎第二。这儿有奇妙的连拱廊和长廊；整个城市是由白石和镀金材料构成的……
我是在一个美丽的港口写这封信的。马哈菲和年轻的古尔丁肯定是马哈菲的朋友，但他的后代没有保存他们一起外出旅行的记录。——原注在米兰与我分了手，然后他们接着去了热那亚。因为我身无分文，我被迫孤独地离开他们。我们一起旅行很愉快。……
你永远的奥斯卡1876年7月10日S.W.阿尔伯特街4号
美之陨落致威廉。瓦德
亲爱的伙伴，我知道你听说我得了第一名后一定很高兴。王尔德在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第一次考试（Mods）中获得第一名的消息是7月5日宣布的，7月6日在《时代》上公布了名单。——原注我是星期一从林肯郡动身的，当晚赶到马格丹伦读我的卡图卢斯卡图卢斯（公元前84？—公元前54？），罗马抒情诗人，尤以写给情人莉丝比娅的爱情诗闻名，诗作对文艺复兴和以后欧洲抒情诗的发展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译者，但星期二早晨，当我还在与斯温伯恩斯温伯恩（1837—1907），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主张无神论，同情意大利独立运动和法国革命，评论有《论莎士比亚》和《论雨果》等。——译者（的一本书）一起躺在床上时，校工过来把我叫醒了，他想知道我为什么还不起来。我想我可以一直睡到星期四。1点钟左右，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并立即被带到神学院，接着进行了一场愉快的口头测试，先是在奥德赛馆谈史诗的一般问题，谈狗和女人；接着在埃斯库罗斯馆谈莎士比亚、瓦特。惠特曼及《诗学》。主考官在《亚里士多德报》上撰长文评价我论诗的文章，这一切都是让人愉快的。当然，我知道自己得了第一名，所以不免非常自鸣得意。
第二天，我与B.C.S和尼古拉斯一起在基督堂吃饭，7点，考试成绩单公布。我说我不必回学校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已获第一名，结果弄得他们都很失望，绝对是这样。实际上，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我在《时代》上看到名单时，我才知道我得了第一名。我一时狂妄至极，当然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我可怜的妈妈快乐极了。星期四，凡是我所认识的人都发来了电报，一时快把我埋住了。父亲本也应为此高兴的。我想上帝待我们太苛刻了。
威廉。王尔德勋爵是4月19日去世的。——原注是他夺去了得第一名带给我的所有快乐，我对上帝、命运的信仰还不足以使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最好——我知道不是这样。我害怕回到我们的旧房子里去，因为里面的一切都让人充满回忆……
你永远的第一名的奥斯卡。王尔德1877年6月16日北梅瑞恩区1号
美之陨落致乌克东勋爵
致乌克东勋爵即理查德。蒙克东。米勒斯（1809—1885），诗人，政治家，慈善家。1848年他出版了《济慈的生活、书信和遗作》，1854年又编辑出版了《济慈诗集》，并附有济慈的传略。1863年他被封为乌克东勋爵，并于1876年10月、11月访问了爱尔兰。这封信中的许多句子后来又都出现在王尔德的文章《济慈的墓》中，这篇文章1877年7月发表在《爱尔兰月刊》上，并附有这封信中的那首十四行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1881年出版的《诗集》中时又作了修改。王尔德也把这篇文章寄给了W.M.罗塞蒂和H.布克东。弗曼。王尔德是在从希腊返家途中第一次游览罗马的。——原注亲爱的乌克东勋爵，久慕你对约翰。济慈的诗非常欣赏，所以我才斗胆寄给你我最近在罗马写的一首关于他的十四行诗，若能得你点拨一下，不胜欣喜。
站在他坟墓前，不知怎的我觉得他“也”是个殉教者，也应该葬在“殉教者陵园”。我认为他是死在属于自己的时代之前的美的传教士，是被谎言和谣言之舌杀死的可爱的圣赛巴斯蒂安圣赛巴斯蒂安（？—288？），罗马军官，早期基督教徒，引导许多士兵信奉基督教，事发后，皇帝命令以乱箭射之，侥幸不死，后又被乱棒打死。——译者。
因此，我才写了这首十四行诗。但我给你写信并非只想得到你对一首孩子气的诗歌的批评，而是还有一些想法想向你请教。
我不知道自从他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纪念碑后你是否去过他墓前。纪念碑上刻着一些非常美的诗句，但上面真正让人讨厌的是济慈的浅浮雕头像——或更不如说是圆雕饰侧面像。头像雕刻得极其丑陋，由于夸张了他的脸部棱角，结果把他的脸变成了瘦长尖削型的脸。他的鼻子本来是棱角分明的，他的嘴唇是那种希腊式的美妙的薄嘴唇，但雕像上的他却有着几乎像黑人的嘴唇一样厚的嘴唇和鼻子。济慈的圆雕饰侧面像是约翰。瓦灵顿。渥德（1839—1886）雕刻的，1876年2月21日由市长文森特。埃尔爵士揭墓，他也写了一首离合诗刻在了雕像下面。——原注我们知道的济慈看起来像阿基琉斯或阿波罗一样可爱，但这个雕像却完全没有表现出济慈的本来面貌。我希望把它移开，换上淡色调的济慈半身像，就像佛罗伦萨的那尊库拉坡。拉甲的彩色半身像指库拉坡。马亚拉甲的彩色镀金像，他是在途经佛罗伦萨返回印度时死去的，年仅21岁。他的墓后来成了佛罗伦萨人民公园的一部分。——原注。单纯的白色大理石是不能表现出济慈漂亮的外表和丰富的色彩的。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样丑陋的雕像是不应该允许存在的。我相信你很容易看到它的图片，你到时就能看出它有多可怕了。
这件事情上，你的影响和伟大的名声可以让你随心所欲。我认为我们应该为他竖立起一块真正美丽的纪念碑。显然，只要每个喜欢读济慈诗的人愿意拿出半个五先令硬币，就会有一大笔钱来做这件事了。
我知道你一直在忙于政治与诗歌，但我相信，只要你振臂一呼，就能为此募到一大笔钱。那个丑陋的济慈像无论如何必须推倒。
我很乐于听到你对此事的看法，并相信你会原谅我就这个问题写信给你。因为你比任何人都适合处理这件事。
我希望我们还能在爱尔兰见到你，我至今仍非常愉快地记得在你的圈子里度过的几个愉快的夜晚。
你诚挚的奥斯卡。王尔德附：济慈墓摆脱了这世上的不公与痛苦，他最终长眠在上帝蓝色的面纱下；在生命和爱情正清新可人时他失去了生命，这里躺着最年轻的殉道者，他像圣赛巴斯蒂安一样美丽，也一样被罪恶杀害。
没有松柏遮护他的坟墓，也没有悲哀的紫杉树，只有红唇雏菊，沾满露水的紫罗兰，和寂静的罂粟，在迎接夜雨。
噢，为悲哀而破碎的最骄傲的心！
噢，世界见过的最悲伤的诗人！
噢，英国大地上最甜蜜的歌手！
你的名字用水写在了大地上，但我们的泪水会使你的纪念碑万古长青，使它像罗勒树一样茂盛。
1877年罗马1882年1月15日纽约
美之陨落致乔治。路易斯夫人
致乔治。路易斯夫人1881年4月23日，在伦敦的喜剧院首演了由理查德。D.卡特导演的歌剧《单人纸牌戏》，10月10日移往卡特新建的萨瓦剧院上演。这部歌剧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唯美主义，剧中的一个角色“肉欲诗人”贝桑本意可能是隐指罗塞蒂的，但人们却一般把他看作是王尔德的缩影。这部戏于9月22日在纽约上演，卡特的美国代理人认为此时王尔德本人若能出现在美国，一定会是一个有益的宣传工具，使歌剧更能流行，于是就相应地安排王尔德到美国作一系列的演讲。1881年12月24日，王尔德乘船赴美，于1882年1月2日到达美国。9日，他在纽约的杰克英礼堂作了首次演讲，题目是“论英国的文艺复兴”，他的其余重要演讲都是关于房屋装修问题的。
路易斯夫人是指贝蒂。伊伯斯达特（1844—1931），她1867年嫁给乔治。亨利。路易斯（1833—1911）。路易斯是个商人，律师，1893年被封为骑士，1902年被封为从男爵。伊丽莎白。罗宾斯记载了王尔德1888年对他的一段评价：“乔治。路易斯是伦敦最好的律师。他光彩照人，令人生畏。他是个世界人。他与英格兰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有关。噢，他洞悉我们每一个人——并且原谅了我们每一个人。”——原注亲爱的路易斯夫人，我相信你一定在为我的成功感到高兴！礼堂里听我演讲的观众甚至比狄更斯演讲时的还多，还妙。人们一遍遍叫着我的名字，一次次热烈地鼓掌，我现在受到了“皇室男孩”“皇室男孩”，威尔士王子的教名。他后来成为国王爱德华七世。——原注一样的待遇。我有几个“哈瑞。达威特”哈瑞。达威特（1854—1891）是亨利。达威特的长子，从1881年起做了威尔士王子的宫廷侍卫。——原注作秘书。一个整天忙着为我的崇拜者们写传记，另一个忙着替我收每隔十分钟就送来一束的鲜花，第三个因头发长得像我，不得不把他一束束的头发送给这个城市里的数不清的女士们，结果很快变成了秃子。
演讲结束，我走出礼堂时，不得不站在接待室的中间，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接见鱼贯而入想结识我的人。我优雅地鞠躬，还时不时以皇家辞令恭维他们几句，这一切都登在第二天出版的所有的报纸上。当我向剧院走去时，剧院经理举着燃着的蜡烛，弯腰引我进去，而观众则都站了起来。昨天我不得不从小门溜出来，因为正门前聚的人太多了。对像我这样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来讲，你可以推测出来我是多不喜欢被人捧为所谓的名流，这比我听说过的对萨莎。布纳哈蒂萨莎。布纳哈蒂（1844—1923），法国伟大的女演员。她于1862年在法国喜剧院举行首场演出，1879年第一次访问伦敦。据说王尔德曾手捧百合花欢迎她。她是1880年到美国的。——原注的欢迎还要糟糕。
对于这次成功，实际上也是对于我所取得的几乎所有的成功来说，我都要感谢你那可爱的丈夫。请转达我对路易斯先生的最热情的问候，真的。
你诚挚的奥斯卡。王尔德1882年2月26日圣路易斯
美之陨落致克劳纳。W.F.莫斯
致克劳纳。W.F.莫斯卡特在美国的代理人，就是他安排王尔德到美国旅行演讲的。——原注亲爱的克劳纳。莫斯，你能不能费心给我找一个好服装师（会做戏装），让他为我（你不要提我的名字）做两件外套，以便在白天或晚上演讲时穿。衣服要做得漂亮，做成法兰绒紧身马甲式的，袖子上缀上大朵花饰，用细麻布做成宽而硬的轮状皱领。我给你寄去式样和尺寸。星期六上午我在芝加哥有个演讲，衣服应在此之前做好。任何好服装师都会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衣服——不管如何一定要做成黑色的。我想穿的是弗兰西斯式的服装：穿短裤而非长裤。你还要给我准备两双灰色丝袜，这样才可与灰色的法兰绒颜色相配。袖子上要缀花——如果没有法兰绒就换成长毛绒——做大号的，应能造成感官刺激。我把这事交给你了。在辛辛那提，因为我没穿短裤，他们都极其失望。
你真诚的奥斯卡。王尔德1882年2月28日圣路易斯
美之陨落致雅昆。米勒
致雅昆。米勒雅昆。米勒，美国诗人、剧作家、律师、记者辛辛纳图斯。海涅。米勒（1837—1913）的笔名。他最著名的诗集是《塞拉斯之歌》（1869）。他在伦敦做过演讲，穿得像个牛仔，就像文学作品中的那种边远蛮荒地方的人。罗塞蒂很欣赏他，他很快被称作“美国的拜伦”。王尔德在纽约见过他。2月9日，他写了一封信给王尔德，就一些美国人的行为和“庸人杂志”上对王尔德的攻击对王尔德表示抱歉。信的结尾写道：“因此，大胆往前走吧，勇敢的年轻人，说你想说的话。我的心与你同在，我的心也是数以百万计的最优秀的美国人的心。你属于美和真理。”《纽约世界》于2月10日发表了这封信。——原注亲爱的雅昆。米勒，谢谢你在《世界》上发表你给我的信，这是一种富有骑士精神的仁慈之举。真的，我是想通过在光束中跳舞的灰尘和在浪头上跳跃的浪花来判断太阳和大海的力量与光辉从“我是想”到“光辉”这句话引自王尔德的演讲“英国的文艺复兴”。——原注，就像拿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城镇的微不足道的无用的粗俗点来作为评判一个清醒、坚强而单纯的人的真正精神的标准，或让这种标准影响我有幸在这个伟大的国家认识的许多高贵的男人和女人一样。
对我自己及我所表达的观点，我觉得没什么可怕的。诽谤和愚行可以猖狂一时，但也只是一时而已；至于那几家徒劳地攻击我的狭隘粗野的报纸，或那个无知的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公开地卖弄地大造其谣的新英格兰的诽谤者，我根本没时间浪费到他们身上。青春是如此辉煌，艺术如此神圣，我们周围的世界充满着那么多美丽的东西，值得敬仰的东西和高贵的东西，我们又怎么会停下来去听一个文学流浪儿的学究气的饶舌，去听一个其赞美和毁谤同样蛮横却又无力的人的喧嚷和装腔作势，或者去听一个毫无创造力的人的毫不负责任和毫无自控力的喋喋不休呢？
这个在古老而辉煌的马萨诸塞州到处对他所不理解的东西油嘴滑舌地乱涂乱写、乱喊乱叫的匿名者到底是谁呢？人们普遍相信王尔德说的这个人是指托马斯。温特渥斯。埃基生（1823—1911），马萨诸塞州人。他曾是个著名的反奴隶制度的改革家，南北战争时是个殖民官员。他积极赞成妇女有选举权，是个多产作者。他批评王尔德的诗是“不道德的”，并建议全社会都来驱逐他。——原注这个喜欢欺骗、污辱、诽谤他不配享受宽厚的优遇的冷漠的诽谤者是谁呢？这些像无头苍蝇一样轻捷地从刑事消息舔到巴台农神庙，从犯罪舔到批评的无能的抄写员是谁呢？他们是“低能儿那喀索斯”，他们在清澈透明的“美”之水面上和未被污染的“真理”之井里，只能看到他们自己坚固的愚蠢所投射出的摇摆不定、模糊不清的影像。饶恕他们吧，他们一直在苦苦挖掘的就是饶恕。我必须承认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让他们透过自己的望远镜盯视我们吧，让他们想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吧。但是，亲爱的雅昆，如果我们把他们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就会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希望在我返回纽约时能与你再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无论你什么时候访问英国，你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这是不消说的，因为我们乐于欢迎所有的美国人，若能有幸迎接诗人的到来，更是我们的荣幸。
你最真诚、亲爱的奥斯卡。王尔德1882年3月21日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
美之陨落致爱玛。斯皮德
爱玛。斯皮德，菲利普。斯皮德的妻子，济慈的弟弟乔治。济慈的女儿。他们于1818年移居美国，以伐木为生。2月21日，王尔德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做过演讲后，她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并让他看了她保存的济慈的书信和手稿。3月12日，她把济慈的四行诗《蓝色之歌》的手稿送给王尔德，因为后者曾在演讲中引用过这首诗。1895年4月24日在对王尔德财产的强行拍卖会上，这首诗以38英镑的价格拍卖给了一位萧先生。——原注你所给我的比黄金还贵重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句。——原注，比这个伟大的国家所能给我的任何金银财宝都珍贵。虽然这块广袤的大陆上交织着铁路网，虽然它的每一个城市都可成为世界上一切船只的避风港，但惟有你给我的东西最宝贵。
这是一首我一向深爱的十四行诗，实际上，只有优秀的完美的艺术家才能从一种纯粹的色彩获得奇迹般的主题。现在，我半倾心于触过其手的报纸和表示过其问候的墨水，而完全迷醉于他优雅甜蜜的性格，因为我自童年起所爱的就只是你那奇妙的男亲戚，那像天神一样的年轻人，我们时代真正的阿多尼斯；他知道银色月光的预言，知道早晨的秘密；他在许珀里翁的山谷里听到了早期诸神宏大的声音，从山毛榉树中看到了轻盈飞行的德律阿得斯……在我心中的天堂里，他永远与希腊诗人和莎士比亚并肩而行，终有一天他会“从闪光的琥珀酒中抬起他那处女般的卷发，/用他芳香的唇亲吻我的前额，/用他高贵的手把爱紧紧交到我手中”。这几句诗引自王尔德的诗《爱之花》，收在1881年出版的《诗集》中，略有改动。——原注再次感谢你让我记起这位我所爱的人，也谢谢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甜美、优雅的话。实际上，如果那些血管里流着与那个年轻的美的传播者一样的血（血很快就变成歌）的人没有与我一道站在会为济慈所深爱的伟大的艺术复兴运动中，那才奇怪呢，因为他就是这场运动的种子。
请允许我寄去我写的一首谈济慈墓的十四行诗，你在自己的文章中已引述并热心地赞美过它；如果你能让它靠近他自己的作品，它能使从常驻着夏日的枯萎的树叶中获得的青春保持长青。
我希望某天能再次在圣路易斯拜访你，再次见见小弥尔顿和其他珍宝。你说自己的房子“又旧又黑”，这真是奇怪。啊，亲爱的夫人，幻想早就把它变成了我的一所宫殿，我是看着它在快乐的金色薄暮中变得美起来的。致以深深的敬仰，真的。
你最诚挚的奥斯卡。王尔德1882年3月29日旧金山
美之陨落致诺曼。佛贝斯。罗伯生
诺曼。佛贝斯。罗伯生，演员经纪人约翰斯东。佛贝斯。罗伯生的弟弟（1859—1932），艺名为诺曼。佛贝斯，写过几部剧本。——原注亲爱的诺曼，我是从这块大陆的最深处给你送去我的爱和祝福的，谢谢你让我很开心的来信。但是，亲爱的伙伴，如果你坚持以这种骑士般的精神为这个横遭辱骂的年轻人辩护的话，那你的头发会因之失去金色的光泽，你的玫瑰似的脸颊会因之失去其色泽。你太勇敢，太善良了！当然，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将是我，我丝毫不想自己会输。我到此地的巡回演讲是大获全胜的。我在火车上待了4天：先是看到贫瘠、荒凉的灰蒙蒙的大草原，像海边的废地一样暗淡无光；上面不时走过一群群欢快的红羚羊和慢吞吞、沉重地踏着步的野牛群。像蚊子一样在高空中尖叫着的秃鹫在积雪覆盖的内华达山脉上空翱翔；山顶像闪亮的银盾一样在我们称做天空的苍穹里闪耀。就这样，经过4天的旅行，我从寒冷的冬天走到了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这里。这儿到处是开着花、挂着果的橙树林，到处是绿地和紫山，整个儿是个意大利，只是没有意大利的艺术而已。
有4000个人在“车站”等着看我，还有一辆敞篷马车，四匹马。这些可爱的人是我在旧金山演讲时最文明的观众。今晚我在这儿还要作一次演讲，下周还有两次——你看，我确实很受欢迎——受有教养人的欢迎。铁路部门给我提供了一列专列和一辆私人汽车，以便于我到洛杉矶海岸。这儿就像那不勒斯，我满心欢喜。我要在加利福尼亚演讲3周，然后去堪萨斯，再往后去哪里我还没决定。
《每日消息》上登出的这些卑鄙、说谎的电报是阿基贝尔德。佛贝斯拍发的，他在这个季节的演讲中大败而归，因而忌恨于我。他是个懦夫和傻瓜。没有什么电报能杀死或毁灭人身上的任何东西。这儿的女人很漂亮。今晚，我由市长陪同，穿过中国区去到他们的剧院和寺庙去演讲、参观，这是最有趣的事。他们有“房子”和“人”。可能是指妓院和妓女。——原注代向国内所有的朋友问好。
你永远的奥。王1882年7月6日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美之陨落致朱丽亚。瓦德。赫
朱丽亚。瓦德。赫，美国作家和改革家（1819—1910），著有“共和国战歌”（1861），1843年嫁给慈善家撒米尔。赫。当王尔德在首访波士顿遭到殖民官埃基生的攻击时，她在报纸上公开为他辩护。王尔德一读到她的信就给她写信说：“你的信高贵而美丽，我刚刚读到它，我永远不会忘记写这封信的那个勇敢纯洁的女士。”——原注亲爱的赫夫人，我现在的计划是星期三晚上从里士满出发到纽约，当晚就离开纽约到新港，这样星期四上午就能与你在一起了，如果你愿意接纳我，我们可以一起待到星期六。我随身带着一个大行李箱和一个大衣帽架，但你当然不必为此操心，我会直接把它们送到旅馆去的。这是怎样的旅行包袱啊！一个帽箱，一个秘书，一个衣箱，一个行李箱，一个手提箱，一个衣帽架，每天都与我形影不离，看起来真是与我所做的事不和谐。我天天盼望来一个晴天霹雳将这些东西通通烧掉，但诸神睡着了，虽然我或许最好不要这样谈论他们，因为他们或许正好醒了，听到了我的话，但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梭罗会怎么看我的帽箱啊！或者说，爱默生面对我那像独眼巨人般的行李箱时会怎么说呢！但没有巴尔扎克和戈蒂耶陪同我又没法旅行，而就是他们占了大地方。只要我能得享与花儿和孩子们闲聊的乐趣，我就不怕担当帽箱给我带来的堕落奢侈的罪名。
我是从美丽的、充满激情的、成为一片废墟的南方给你写这封信的，这儿是一个充满着木兰花与音乐、玫瑰与罗曼司的大陆；这儿太美了，风景如画，景色怡人，可能与你那种急切、冲动的北方思维方式是不协调的；这儿的人主要靠赊贷度日，靠对一些惨败的回忆度日。我曾去过得克萨斯，就在其中心，我与杰斐逊。戴维斯杰斐逊。戴维斯（1808—1889），美国战士和政治家，南北战争时期为南方联盟政府总统和总司令。南方战败后他被监禁了两年，被释放后回到博瓦尔，王尔德拜访他时，他正在新奥尔良和莫比尔之间的墨西哥湾。——原注一起在他的种植园漫步，（一切失败都是多么令人迷醉啊！）一起观赏佛罗里达州的热带稀树草原和佐治亚州的大森林，一起在墨西哥海湾洗澡，与黑人一起参加巫术仪式。我们极度疲劳，渴望能在新港过一天安闲无事的日子。
请代向赫小姐问好。
你真诚的奥斯卡。王尔德如果一切准备就绪，请给我写封短信，地址：百老汇大街卡特美国公司的纽约总部，王尔德的巡回演讲就是由这家公司安排的。——原注1267号。
1883年5月17日伦敦，格罗夫纳区，蒙特街8号
美之陨落至R.H.夏拉德
亲爱的罗伯特，你的来信真是太可爱了，就像你本人一样可爱。经过漫长的海洋之行和乘火车的辛劳，以及因从巴黎带的行李太多而不得不额外多花一笔钱而怒气冲冲之后，此刻是我回到伦敦后仅有的闲暇来赏读你可爱的来信。它真是给我带来了无法言喻的快乐。它让我忆起了温暖的夜色中流泻的月光和夕阳西下时的那份宁静淡远。而这些，是我一看到你的笔迹就想起来的。
你的献诗，我当然乐于接受：我怎么会拒绝这样一份富有音乐美的礼物呢？《低语集：罗伯特。哈伯罗弗。沙拉德早期诗集》（1884）的献辞是：“以我满腔的敬慕和崇敬，献给我的朋友和诗人，奥斯卡。王尔德。”威廉。王尔德在评《名利场》时曾称赞这句题辞“妙不可言”。——原注何况这礼物，又是从我所爱的人手里送来的呢。
在我看来，纯真完美的友谊犹如一面光洁无瑕的明镜，不管是多么卑鄙的阴谋，或多么低俗的不忠，都不能让她蒙上污垢。人熙来攘往，就像转瞬即逝的影子，而思想却是一尘不染地永恒存在的：生活观不只是由爱维系的，或只是由温馨的陪伴维系的，而是靠艺术和乐曲中同样高贵的东西激发酝酿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匍匐在同一尊大理石女神雕像前，把我们并不熟悉的赞美诗倾注到她的芦笛之中：金色的夜之静谧，银色的黄昏之旋律，就可以成为我们完美人生的一部分了。从那演奏者的手指流出的每一道神奇的旋律，从那灌木丛或丛林中鸟儿的每一声令人迷醉的婉啼，从那山顶上的每一朵山花的盛开的笑魇，我们都可以在心中吸纳进同样的美感，在美的殿堂里携手相遇。
我认为真正的友谊就是这样的，只有这样人才能生存，但友谊又是一团火，在它的灰烬中又会掺进那种俗称“瑕疵”的东西，也会让人深受其害，但这种不完美在友谊身上不仅会被净化，而且会被烧得一干二净。在对友谊的看法上，我们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区别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想像，但在对美的渴望方面，我们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致的。我们共同寻找那座小河的黄金城，在这里，吹笛者从不厌倦，春天永不会消失，奇迹从来不会沉默，它就是艺术之宫；在这里，就在天堂里的音乐和诸神的笑声中，艺术等待着她的崇拜者。因为我们至少没有去沙漠寻觅风中颤动的芦苇或王宫里的居民，而是生活在甘泉的沃野，在生活之井里。夜莺为我们两个唱过迷人的歌，月光也不吝把她最美的光照拂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曾赞美过帕拉斯帕拉斯，即智慧女神雅典娜。——译者，也不曾赞美过赫拉，而只赞美美，是她用大理石和矿石为我们建起巍峨的帕台农神殿帕台农神殿：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被公认是多利斯柱形发展的顶峰。——译者，并为我们雕琢出精美的宝玉。我们赞美她这美之精灵，她从山谷中走进这陈旧世界的寒冷的夜晚，在我们之间翩然而行，而我们的双眼，是可以看得见她的行踪的。
我想，她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是你应该与我携手共同追求的，你是我如此亲爱的朋友，你应该让我坚信我们共同的未来，坚信我们的爱。
奥斯卡1884年1月22日舍菲尔德，维多利亚皇家旅馆
美之陨落致瓦尔多。斯托瑞
是的！亲爱的瓦尔多，是的！我当然很惊讶——这是必然的。
我当然没写什么东西——亚平宁山脉的风早就把这个消息吹向四方了。这儿的落日真是太奇妙了，连科学都为之感到困惑：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落日啊！你一旦订了婚就不再拥有落日了——只剩下月光陪伴着你。
对，我们就要结婚了，时间是在4月份，婚后我们计划去巴黎，或许还要去罗马——你以为如何？5月的罗马美吗？我是说你和夫人到时会不会在罗马？还有波普、佩鲁吉诺斯，他们在不在？若你们都在，那我们就去。
她的名字叫康斯坦丝康斯坦丝。玛丽。劳埃德（1857年生）是贺拉斯。劳埃德的女儿，她于1881年在伦敦第一次见到王尔德。1883年，王尔德在都柏林演讲期间他们订了婚。——原注，她很年轻、很勇敢、很神秘，她有令人迷醉的双眼，有深棕色的鬈发：非常完美，但也白玉微瑕，即她认为吉米并不是世上惟一的画家。她喜欢从后门把提香或别的什么人带进家来。然而，她懂得我是世上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最伟大的文学家。我曾向她解释说你是世上最伟大的雕塑家；对她艺术上的指导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再深入了。
我们当然爱得死去活来，自从订婚以来我就几乎一直漂泊在外，用我著名的演讲促进着各地文明的进展，但我们每天都要互相发两次电报，结果弄得帮我们拍电报的职员也慢慢变得罗曼蒂克起来了。我把电报纸递过去，然而内心却惴惴不安，总要严肃地看着发报员把“爱”这个字用密码发出去，我才放心。
亲爱的瓦尔多，我真快活，真幸福，我希望你和夫人能喜欢我妻子。我整日向她谈起你们，她对你们已经算是很了解了，当然，我无法想像会有人看到她而不爱她的。
请代向萨姆大叔撒米尔。瓦特（1814—1884），美国游说家、金融家、演讲家、美食家，被称作“人类之叔”。王尔德在1882年的美国之行中曾为之倾倒。——原注和从波士顿去的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先验论者马斯弗朗西斯。马恩。克劳夫德（1854—1909），萨姆大叔的侄子，是个多产作家，曾在意大利居住多年。——原注致敬，后者的小说令我们都为之倾倒。记住，一定要在你妻子面前说我们的好话，用最善意的话转告她说我是多么渴望把康斯坦丝介绍给她。
奥斯卡1884年12月16日星期二爱丁堡，巴尔莫拉王尔德于11月20日在爱丁堡的皇后街礼堂作了两次演讲。下午3点一次，题目是“论服饰”，晚上8点一次，题目是“论艺术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据说听他第二次演讲的人寥寥无几。——原注
美之陨落致康斯坦丝。王尔德
据说这是惟一遗留下来的王尔德给妻子写的信，其余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都被他的情人或她的家属毁了。——原注亲爱的爱人，我现在在这儿，而你却在新西兰。噢，这真讨厌！我们的双唇虽然无法相印，但我们的心是融为一体的。
在信中我能向你说些什么呢？啊！什么也没有。神的意旨并非是靠笔墨来传播的，即使你就站在我身边，也决不会像我，现在感觉中的你真实：因为我能感到你的柔指正在我的头上抚爱，你的脸颊正贴着我的脸颊。空气中充满了你音乐一样的声音，我的灵魂与肉体似乎已离我而去，但却狂喜地与你的灵魂和肉体融为一体。没有你，我感到一切都是残缺不全的。
你永远永远的奥斯卡1885年1月14日
美之陨落致约翰。帕杰。霍普斯
约翰。帕杰。霍普斯（1834—1911），早先是个浸礼会教徒，后来成为惟一神教派的牧师。他也出版或编辑过宗教著作。王尔德曾受邀在一次“支持葬礼和丧服改革者”大会上演讲，但因故未能参加，就给霍普斯写了这封信。霍普斯在会上当众宣读了这封信。——原注亲爱的霍普斯先生，非常遗憾，我现在是不能出户，因为我在林肯郡的一次演讲中恰遇暴风雪，结果得了重感冒，医生不允许我再出去漫游。当我得知自己无法参加明天的集会时，真是又懊悔又难过，因为我对明天要讨论的主题非常非常感兴趣并深有同感。在我看来，现在的丧葬仪式似乎把人发自自然的悲哀感情弄得稀奇古怪了，把悲悼变成了笑柄。你对这些习俗所进行的任何改革都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当前葬礼的铺张浪费和奢侈虚饰在我看来是与那些被死神光顾过大门的人的真实感情不相谐调的。我们与自己曾爱过的人的分别仪式不仅具有高尚的意义，而且应保持单纯的真诚。奥菲莉娅的葬礼在我看并不是“残缺不全的仪式”，只要想想撒在她墓上的鲜花就够了。我感到极其遗憾的是听不到你在集会上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实际建议了。我一直认为，棺材应由死者家属在夜里悄悄地护送到教堂的殡仪馆，愿吊唁者第二天就在那里集合。若能这样，就可避免送葬队伍在大街上浩浩荡荡前行这种公开仪式了，而大张旗鼓办葬礼显然就是浪费的真正原因。至于丧服，我认为除了黑礼服外，也可考虑穿紫色礼服，特别是孩子，更应该多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在坟墓上放上鲜花几乎已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这种习俗的象征意味无疑是美好的。但我却禁不住想到，经花商精心设计过的昂贵的花束常常并没有随意拿在手里的花儿可爱。对这个问题我有很多话要说，并且一直希望能有机会谈一谈。我的意思是想谈谈艺术如何表达悲哀。骨灰盒啦，金字塔啦，假石棺啦——这些就是从18世纪传到我们手上的丑陋的遗产——只要我们不烧掉死者的尸体或在尸体上涂满防腐的香料，这些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一定要举行葬礼并立碑纪念的话，那最好选择爱尔兰人用的那种漂亮的十字架，就像修道院里的那种十字架；或希腊人的坟墓上的那种精美的浅浮雕。总之，如果我们需要这种艺术作品的话，这种艺术应更多地关注生者而不是死者——它应是一种高贵的象征物，是用于指导生者更好地生活的，而不是只对死者作肉麻的吹捧。如果人们需要精美墓碑的目的只是为了不朽，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活着时一定很空虚浮躁。济慈的墓只是个小土丘，上面长满青草，墓前只有一块简洁的墓石，但在我看来，他的墓却是罗马最神圣的地方。
请代我向与会者致以真诚的歉意；真诚地希望你发起的运动取得成功。
你真挚的奥斯卡。王尔德1885年1月23日
美之陨落致詹姆斯。麦克尼尔。威斯特勒
1885年2月20日，威斯特勒在伦敦“王子礼堂”作了一次著名的“10点钟”艺术演讲。第二天，《帕拉玛尔报》发表了王尔德对这次演讲的评论。王尔德在文章中盛赞威斯特勒的演讲充满“奇思妙想”，称演讲者本人是“小靡菲斯特，嘲弄了大众”，而演讲本身则是一次了不起的杰作。王尔德在文章中还写道：“艺术家应在丑中寻找美，美在丑中，这种观念在学院派看来已是老生常谈，也已是画家的行话，但我仍断然拒绝承认这样一种说法，即应迫使爱美之人，在自己房间里用洋红色的粗横棱纹织物和阿伯特蓝色窗帘，以便让某些画家从中观察出美来。我也决不接受这样的名言，即只有画家能判断画的优劣。我的看法是：惟有艺术家才能做艺术的法官，这两种观点大不相同。如果一名画家仅仅是一名画家，那他除了能谈什么颜料溶剂、溶油外，最好别再插嘴别的什么事，我们应迫使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闭上嘴巴；只有当他成为一个艺术家时，艺术创造的秘密法则才会向他绽开笑脸。因为艺术并非种类繁多，而是只有一种：诗、画、帕台农神庙、十四行诗、雕像等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知一百知。但诗人是最优秀的艺术家，因为他是色彩和形式的主人，除此之外，他还是真正的音乐家，是一切生活和艺术的主人。所以诗人了解一切神奇，也就是说，爱伦。坡和波德莱尔能理解一切秘密，而本杰明。威斯特和保尔。德拉罗什不理解。”——原注亲爱的蝴蝶，借助于一部传记词典，我发现有两个画家同时粗率地做过关于艺术的演讲：一个叫本杰明。威斯特，一个叫保尔。德拉罗什。
他们的作品至今已无存，我看即使有也是为他们自己辩解的。记住要准时，詹姆斯。并非人人都理解你，就像我受到的待遇一样：做伟人注定要被人误解。
你的奥斯卡1886年1月初
美之陨落致《帕拉玛尔报》编辑
《帕拉玛尔报》曾开了一个专栏：“百位最优秀的评判员”评“百部最佳书”。这封信发表在1月8日，标题为“读书还是不读”，编者按说：“我们已发表了那么多建议读什么书的信，但下面这封信却是建议人们‘不要读什么书’，信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权威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原注我认为，若从实用角度考虑，书可分为三类：1.可读的书，例如西赛罗的《论说集》、苏埃托尼乌斯的书、瓦萨里的《意大利杰出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传》、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书、马可。波罗、圣。西门的《回忆录》、蒙森的《罗马史》，以及格罗特的《希腊史》。
2.可一读再读的书，像柏拉图和济慈的作品：在诗歌层面，大师不是豪门艺人，在哲学层面，先知也并非学者。
3.从来不读的书，像汤姆森的《四季》、罗杰斯的《意大利》、培利的《证据》、圣。奥古斯丁之外的所有“××之父”的作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伏尔泰的所有剧作、勃特勒的《类推法》、格兰特的《亚里斯多德》、休谟的《英格兰》、刘易斯的《哲学史》，以及试图证明些什么的书和一切理论书。
这三类书中，第一类最重要。一般来说，让人去读什么书或是没用或是有害；因为文学欣赏是性情问题，而不是教育的问题；对帕那萨斯山上的诗人们而言，是不需要什么欣赏指南的，而且人们所能学到的东西也都是根本不值一学的。但若告诉人们哪些书不要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斗胆称之为“大学扩充计划”的主要任务。
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需要进行这种工作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读得太多，因而没有时间鉴赏；写得太多，因而没有时间思考。不管是谁，如果他能从我们当前乱糟糟的作品中挑选出“百部最差的书”，并且公布名单，那他可以说是给正在成长的一代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具有永久价值的好事。
说了上面这些话，并不意味着我就要给人们挑出“百部最佳书”，但我希望你们能允许我品尝一下反复无常的小小乐趣，因为我现在急于想向你们推荐一部被大多数优秀的“法官”（他们的书塞满了你们的书架）奇怪地忽略了的书，即《希腊选集》。在我看来，这部选集中收录的诗与希腊戏剧文学、塔纳格拉小雕像一样，都是我们完整理解希腊精神的必需凭据。
另一件让我惊奇的事是：爱伦。坡竟被漏掉了。这样一位天才的韵律大师难道竟不能厕身其中吗？如果能，那为了给他安排一个席位，就必须挤掉另外一个人，挤掉谁呢？要让我做主，我就从名单中划去骚塞这个名字，而波德莱尔则完全有理由取代基布尔基布尔，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教士，神学家，浪漫派诗人，曾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1831—1841），为牛津运动（1833）的主要人物。——原注。当然，在《克哈马的诅咒》和《基督年》中无疑都包孕着某种诗的因素，但品味的绝对天主教化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只有拍卖商才会对所有艺术流派都感兴趣。
王尔德1887年4月泰特街16号
美之陨落致威梅斯。雷德
托马斯。威梅斯。雷德（1842—1905），记者，传记作家，1887—1905年间为卡西尔出版公司总裁。1890年他创办《演说家》，并任编辑至1897年。1894年被授予骑士称号。《妇女世界》是1886年首次面世的，月刊，每期定价1先令，后经王尔德提议，改名为《妇女世界》。王尔德认为原名“有种粗俗的味道”，不适合作一种“立志要成为聪明、有教养、有地位的女人的喉舌”的杂志名称。1887年11月杂志改名，改名后的第一期就是由王尔德编辑的。1889年10月，他辞去编辑职务，一年后该杂志停刊。——原注亲爱的威梅斯。雷德先生，我已仔细读过了你惠赠的几本《妇女世界》杂志，并很乐于参与编辑工作，并作一定程度的改版。依我看，杂志目前办得太女性化了，而又并不是十分适合女人看。谁也不会比我更能充分欣赏服饰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它与良好的品味和健康的关系了。实际上，以前我在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团体面前已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关于服饰和美容等方面的阵地，早已被《女皇》和《妇女肖像》这样的报纸占领了，因而我们的报纸应有高起点，内容要更广泛，不仅要关心妇女穿什么，而且要关心她们想什么，有什么感觉。《妇女世界》应该成为表达女性在文学、艺术和现代生活诸问题上的观点的喉舌，而且她也应该能给男人带来愉悦，并且能以为她撰稿而引以为荣。如果可能，我们也应该让露易丝公主和克莉斯汀公主给我们写稿：例如，后者联系她办的艺术学校所谈的有关刺绣方面的文章就很有意思。卡门。西尔瓦和亚当夫人也应成为撰稿人；波士顿的朱丽亚。瓦特。赫，以及其他一些有教养的美国女士也应成为我们的撰稿人。
我们应设法搞到像布鲁克菲尔德夫人论萨克雷布鲁克菲尔德夫人的系列文章出现在1887年4月，斯图克小姐的文章《谢里丹和林琳小姐》发表在4月份的《英国绣像杂志》。——原注、斯图克小姐论谢里丹那样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本月发表在两家杂志上。虽然我们的许多魅力照人的女士没写过多少文学作品，但她们可以给我们写写诸如家庭壁画的收藏等方面的文章。我至今仍不明白那些从未写过文章的女士为什么不试一试。但我们不能仅靠女性来写文章，也不能只取那些署名文章；艺术家有性别之分，但艺术没有，不时刊登一些男人写的文章也不无益处。
我以为，文学批评文章应写成短评式的，也就是说，这种文章不应着眼于学术或学究式的空谈，而应着眼于给人愉悦。如果一本书枯燥乏味，那最好束之高阁；如果一本书聪明机智，那我们就可对之展开评论。
我们也必须不时地刊登一些来自剑桥或牛津的消息，并邀请霍姆菲。瓦德夫人和塞杰威克夫人写稿，另外还不要忘了剑桥大学马格丹伦学院年轻院长的妻子指T.哈伯特。瓦伦夫人，但王尔德可能把她与新上任的三一学院院长的妻子玛格丽特。L.渥斯夫人（1856—1945）弄混了。后者1887年后期出版了一部小说《乡村悲剧》，王尔德在《妇女世界》上对之进行了褒扬。——原注，她可以给我们谈谈她自己的学院，或谈谈从古至今大学对女性的态度——这个问题还从未被充分讨论过。
在我看，目前杂志的插图太多，在这方面花的钱也太多，特别是服饰插图。这也弄得杂志内容极端不平衡，当然，其中的许多插图是很美的，但大多数插图看起来就像一幅幅广告，这种风格就会让人避之惟恐不及。杂志的封面也应改进，目前的封面不太令人满意。
有了新封面，就要有新内容、新声誉，应立刻给焕然一新的杂志树立一种新威望：让“服饰”从杂志上消失，让文学、艺术、旅游、社会研究在杂志上出现。音乐若出现在杂志上就显得有点沉闷，没人会想看；在杂志上设儿童专栏是非常流行的。刚开始时刊登一些通俗连载小说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小说不一定非出自女性之手不可，但其一定应是激动人心而又没有悲剧色彩的。
以上这些都只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总之，我很高兴能为《妇女世界》的改版做点工作，希望通过我们之手让《妇女世界》成为英国的第一份妇女报刊。能为梅西斯。卡西尔工作我深感荣幸，对此我深信不疑；而能和你一起工作也是我期盼已久的荣幸与快乐。祝福你，雷德先生。
你诚挚的奥斯卡。王尔德1890年1月初泰特街16号
美之陨落致《真理报》编辑
这是王尔德针对威斯特勒于1890年1月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封信而写的回信。威斯特勒全信内容如下：可敬的《真理报》，在你们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的当今各种各样的欺骗行为中，我承认自己最感兴趣的不再是你们报上最新的论事，而是当前的那个最大的骗子和害人虫——那个无孔不入的抄袭公！
顺便说一下，我听说他在美国可能会被根据法律的某84条判处有罪，并被监禁，被迫去撕扯麻絮，就像他迄今为止一直靠窃取别人的成果和钱包为生那样！
在你们所列的犯人名单中，你们怎么偏偏漏掉了那个最大的罪犯——我们可敬的奥斯卡先生？
……
我识别了他的剽窃伎俩，发现了他剽窃的最新证据，于是就给他送去下面这张小便条，我想你们会乐于刊登这封信以儆你们的读者，并让他们以高贵的宽容、温柔的责备，来对待他这样一个“可怜的羔羊”。我的便条的内容如下：“奥斯卡，你又陷于泥潭中了，我明白！”
“我已把你忘了，因而竟容许你的头发还生长在令人痛苦的地方。可现在，当我掉头他视时，你竟然把自己的头皮都偷去了，而且将之切成片撒在你的布丁上。”
“拉贝已经说过，对那些已为人察觉的剽窃者来说，仍还有一种方式能保持自己的自尊（上吊自杀这种方式当然除外），那就是勇敢地宣布自己的可耻行为。”
王尔德是1883年6月30日给皇家研究院的艺术类学生作的演讲。威斯特勒的这封信发表在1890年1月9日的《真理报》上。——原注先生，我不敢想像公众会对不时从愚蠢的虚荣之辈或幼稚的平庸之徒嘴里发出的“抄袭”的尖叫有丝毫兴趣。
然而，既然詹姆斯。威斯特勒先生在你们的报纸上傲慢地攻击我恶毒和粗鄙，那我希望贵报允许我严正声明：他信中的断言是蓄意造谣，是对我的蓄意侮辱。
我这样一个有勇气表达老师观点的人做学生年龄真是太大了。即使对威斯特勒先生来说也是如此。至于说借用威斯特勒先生的艺术观点，我所听说过的是他的惟一完全独创的观点是他表示自己比那些优秀于他的画家们更优秀。
对任何一个绅士来说，听到像威斯特勒先生这样的无知、没教养的人胡言乱语都会气愤填膺，但既然你们发表了他那封无礼之极的信，在这件事上我也就毫无选择了。等待贵报的消息，先生。
你忠诚的奥斯卡。王尔德1890年7月9日泰特街16号
美之陨落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王尔德惟一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0年6月20日首次出版，出版后受到很大关注，出现了许多评论文章。《苏格兰观察家》7月5日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对小说作者和小说本身进行了激烈抨击，说王尔德尽管聪明漂亮，有才华，但却是一个堕落的高贵绅士；至于小说，则根本上是违反法律、违背人性的，是与道德背道而驰的，因为其主人公是一个恶魔。虽然王尔德有头脑、懂艺术，但若他照此下去，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改操他业了。王尔德奋笔反击，写了这封信，以《王尔德先生的回答》为题发表在7月12日《苏格兰观察家》上。——原注先生们，贵刊刚刚发表了一篇评论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对我这样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不公正的，所以我要求你们准许我保留在你们的栏目里进行反驳的权利。
先生们，你们这个评论家一边承认我的小说“显然出自一位作家之手”，是一位“有头脑、艺术和风格”的作家的作品，一边又显然是别有用心地板着面孔说我写这篇小说是给那些最腐化堕落的罪犯和最没有教养的人读的。先生们，我并不是说罪犯和没有教养的人除了报纸之外就不读什么东西了。他们显然不可能理解我的什么作品。因此我们可以撇开他们不谈，且让我谈谈作家为什么写作这个更宽泛的问题。作家在创作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所得的愉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愉悦，他所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愉悦。艺术家关注的是对象，除此之外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至于人们会有什么闲言碎语他更不在意。他手里的工作已把他牢牢吸引住了。他对别的人也很冷淡。我写作是因为写作最可能让我获得最大的艺术享受。如果我的作品能有几个读者喜欢，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痛苦。至于群氓们，我根本就没想做流行小说家，而要做，那真是太容易了。
你们的批评家试图把艺术家与他的话题硬扯到一起，这真是犯了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行。对这一点，先生们，你们是根本没法辩解的。济慈是自希腊时代以来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曾说过：他在构思真善美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与想到假恶丑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一样多原话是：“诗人……在构思伊阿古时和在构思伊摩琴时能获得同样的愉悦。使纯洁的哲学家感到震惊的东西却会让诗人兴奋不已。”见济慈1818年10月27日致理查德。渥得斯的信。——原注。先生们，让你们的批评家考虑考虑济慈所作的这种优秀批评的意义吧！因为艺术家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工作的。作家总是与他要表达的话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旦他创作了一件艺术作品，他就要对之深思熟虑。他离自己要表达的话题越远，他就越能更自由地工作。你们的评论家暗示说，我没明确表示过我是喜爱罪恶厌恶美德呢，还是喜爱美德厌恶罪恶。美和丑之于他只是如画家调色板上的颜色之于画家，仅此而已。他知道只有依靠它们才会产生一定的艺术效果，并且确实做到了。伊阿古在道德上可以说是可怕的，而伊摩琴伊摩琴，莎士比亚《辛白林》一剧中Cymbeline的女儿，Posthumus的忠实妻子，是贞妇的典范。——译者则是完美无瑕的。就如济慈所言，莎士比亚在创造某个恶人时所获得的快乐是与他在创造好人时获得的快乐一样多的。
先生们，这个故事必然会戏剧化地围绕着道林。格雷的道德堕落这个问题发展，否则这个故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故事情节也就没什么主题了。保持这种暧昧不明而又奇妙无穷的气氛就是杜撰出这个故事的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我敢说，先生们，他已取得了成功。每个人都在道林。格雷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罪恶。而道林。格雷有什么罪恶倒没人知道了，因为他的罪恶是发现了他身上的罪恶的人强加给他的。
总之，先生们，我真是非常遗憾这样一篇毫无价值可言的文章竟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人们说《圣。詹姆斯报》的编辑应雇用加利班加利班，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恶精灵。——译者作为他的资深批评家《圣。詹姆斯报》在6月24日发表了一篇庸俗下流的文章，名为“狗的幼年时期研究”，并随后开专栏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王尔德写了四封信为自己的小说辩护。他最后一封信（6月28日）的结尾几句话是：“总之，先生们，请你不要迫使我因为每天的攻击而不得不写这些信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件无聊的麻烦事。因为是你先攻击我的，所以我有权利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就让现在这封信作结吧，我请求你让我的小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不朽声名吧。”——原注，我本认为这句话是玩笑，现在看倒可能是真的了。《苏格兰观察家》不应该准许瑟赛蒂兹瑟赛蒂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最丑陋、最会骂人的希腊士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因嘲笑阿基琉斯而被杀。——译者在评论中大做鬼脸，他不配谈一个如此杰出的作家。
奥斯卡。王尔德1890年7月31日（？）泰特街16号
美之陨落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从王尔德寄出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后，该报又就同一个问题刊发了一封署名为查理。威伯莱的信，信中提到了莫泊桑、陀斯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都德和马洛。威伯莱的另一封信则署名为“瑟赛蒂兹”。王尔德的这封信以“艺术与道德”为题于8月2日发表。——原注先生们，你们的报纸上刚刚发表了一封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信——这封信在我看来可以说有许多方面是可敬的，特别是它一再坚持认为艺术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主题——查理。威伯莱先生暗示说：当我发现《道林。格雷》的道德意义竟受到英美最重要的基督教报纸如此关注时，我一定会非常伤心，因为它们一度曾把我当做道德改革家而欢呼备至。
先生们，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不仅再一次向查理。威伯莱先生本人，而且也向你们那些无疑已心急火燎的读者保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历来把这种批评看成是对我小说的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内容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完整的，那这自然会引起不同的评价。有美感和艺术感觉的人会在其中发现美，而那些更关注道德而非美的人自然只看到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意义。它会让懦夫充满恐惧，让灵魂不洁之徒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罪恶。每个人都会从中看见自己。艺术真正反映的不是生活，而是观众。
因此，就《道林。格雷》来说，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就像出现在《演说家》等上面的那些批评家那样，会把这部小说看做是“严肃而迷人”的艺术作品；而那些只关注艺术与行为的关系的批评家，像《基督领袖》和《基督徒世界》中的批评家，就会视之为道德寓言。《光明》据说是英国神秘主义者的喉舌，它则视之为“有很高的精神价值的作品”。《圣。詹姆斯报》显然想成为好色之徒的喉舌，所以它就从中看到或假装看到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你们的查理。威伯莱先生温和地说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道德意义”。很自然，他接着就会说这部小说根本无艺术性可言。但我承认，若希望每一个批评家都能从各个角度看一部艺术作品也是不公平的。即使戈蒂耶也有自己的局限，狄德罗也不例外。在当前的英格兰，歌德是轻易见不到的。我只能向查理。威伯莱先生保证：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那种把道德极端化的手段是没有用的，艺术家不会因之而悲哀不已。
你温顺的仆人奥斯卡。王尔德1890年8月13日泰特街16号
美之陨落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寄去那一封宣布终止争论的信后，《苏格兰观察家》又发表了不少署名信，其中包括威伯莱的两封；T.E.布朗（一所诗歌学校的校长）的一封，信中多次引用左拉的话作例证；T.马克莱恩。库班的一封；布莱克。鲍恩（1867—1907，天主教音乐批评家）一封；威廉。阿契（戏剧批评家）一封。王尔德这封信发表在8月16日。显然这是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但《苏格兰观察家》的书信讨论后来又延续了两周。——原注先生，我恐怕不会与威伯莱先生就艺术问题在任何报纸上展开争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写信对我来说总是一种痛苦的事，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很遗憾地发现自己不知道威伯莱先生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注意到他的信，无论如何不是出于有意，而是因为他对我个人的评价是非常不准确的。他暗示说，一旦我发现以他为代表的某类公众和某些宗教杂志的批评家们坚持要在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找出“许多道德含义”时，我一定非常伤心。
看了他的信，我自然希望能让你们的读者在这个一定会让历史学家很感兴趣的问题上形成正确的看法，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贵刊上表明我的态度，即我把所有这种批评都视做能增加我小说的伦理意义上的美的有益补充，对此我是心怀感激的。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从来都认为，要求一个平庸的批评家从各个角度评价一部艺术作品并不公平。我至今仍坚持这种观点。如果一个人能看到某种事物的艺术美，他就可能不注意它的道德含义。如果他的性情更易于受道德的影响而非美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关心什么风格啦、论述啦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歌德才能充分全面、完善地看一部艺术作品。我完全同意威伯莱先生的这样一句话，即他说他很遗憾歌德没有机会读到《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敢肯定，这句话一定是他的得意之作。我只是希望某些幽灵一般的出版家现在能为极乐世界蒙上一层阴影；希望在戈蒂耶书的封面上也点缀着金色的常春花。
先生，你或许要问我为什么想让自己小说的道德含义受到人们的注意，我的回答很简单，即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包法利夫人》的主要价值并不是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萨朗波》的主要价值也不是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但福楼拜却完全正确地揭示了那些称这个不道德又称那个不准确的人实际上是真正无知的人。他不仅正确地运用了这个词的本意，而且从这个词的艺术含义的角度讲，他运用得也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批评家必须去教育大众，而艺术家必须去教育批评家。
请允许我再作一次纠正，先生，从此我就再不管什么威伯莱先生了。他在信的末尾说我始终公开表示欣赏自己的作品。我毫不怀疑他说这种话的目的是赞美我，但他确实过高估计了我的能力以及我的工作热情。我必须坦言相告，从本性和选择能力方面来讲，我是非常懒惰的。在我看来，优雅的空虚才是男人合适的工作。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报纸讨论，已经有216篇关于《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批评文章被我从书桌上扫到废纸篓里去了。引起我注意的公开批评文章只有三篇：一篇出现在《苏格兰观察家》上，我之所以对之青眼相加，是因为它谈到了作家创作的意图，而它的说法又是应该纠正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圣。詹姆斯报》上，这篇文章态度粗鲁，又写得暧昧不明，在我看是应该立刻受到严厉谴责的，其语气对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种侮辱；第三篇文章对我的攻击相对温和一点，它发表在一份名叫《历史日报》的报纸上。我认为自己给《历史日报》写文章纯粹是由于固执。实际上我也相信就是这样。我已忘了他们说过什么了。《历史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不但攻击了王尔德的小说，而且讽刺了发表这部小说的杂志。它抨击《道林。格雷的画像》是毒草，充满精神和道德的腐烂气息。——原注但我相信他们是说《道林。格雷》是有害读物。我想，我应该好心提醒他们，不管我的作品如何，它无论如何是完美的，仅此而已。至于其他那213篇批评文章，我根本就没在意。实际上我连其中的一半都没读过。这真堪悲哀，但人甚至连赞美都会厌烦，更何况是批评呢！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赞美文章出现得较晚，代表者为佩特和叶芝。——原注至于布朗先生的信，我感兴趣的只是它以实例解释了我对两种明显不同类的批评家的看法是对的。布朗先生坦率地说，他认为道德是我的小说的“重点”。布朗先生的意图很好，也算说对了一半，但当他从艺术角度继续谈论这部小说时，他当然是遗憾地偏离了小说的主旨。把《道林。格雷》归入左拉的《大地》一类显然是与把缪塞的《佛图尼奥》与阿达菲的情节剧相提并论一样愚蠢。布朗先生应该满足于道德欣赏。在这方面他是坚定不移的。
库班的信一开头就充满恶意地称我的信是“厚颜无耻的谬论”。“厚颜无耻”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而“谬论”这个词则是用错了地方。恐怕常给报纸写文章会使人的文风堕落。一旦谁踏入了报纸这个奇怪的并总是最嘈杂的竞技场，他就会变得暴躁、爱骂人，并会丧失一切平衡感。“厚颜无耻的谬论”既不显得暴躁也不算是骂人的话，但它不应用于对我的信的评价方面。然而，他后来也算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将功补过了，因为他把这几个词也用到自己身上了，并且还指出，就像我上面所说的，艺术家始终是从风格的美及叙述的美的角度看待艺术作品的，那些没有美感或美感受制于道德顾虑的人，关注的只是诗歌或小说或绘画的主题，并总是将道德意义视为检验作品优劣的标准和试金石，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些。而报纸上的批评家则有时采取这种标准，有时又采取那种标准，这要视他们是有教养的人还是没教养的人而定。其实，库班先生是把“厚颜无耻的谬论”这种说法转换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我敢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英国民众喜欢冗长乏味的风格，喜欢有人采取这种沉闷的方式向他们说明一件事情。我毫不怀疑库班先生现在已经后悔自己初次露面就用了那种不幸的表达方式，对此我不想多说了。就我来说，他是很值得原谅的。
最后，在与《苏格兰观察家》作别的最后时刻，我觉得有必要向你坦诚进一言。我的一位伟人朋友——他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杰出作家根据斯图亚特。马松收集的有关《道林。格雷》的重要评论和通信辑成的《艺术与道德》一书来看，这个人是罗伯特。洛士。——原注，你本人也并非不认识他——曾对我说，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在参与这场可怕的争论，一个是《苏格兰观察家》的编辑，一个是《道林。格雷》的作者。在今天的晚餐桌上，我的朋友一边品尝着美妙的意大利红勤地酒，一边坚持说你们尽管花样百出，一会儿用假名，一会儿用一些神秘的名字，但实际上只不过戏剧化地充当了我们社会上那些半文盲阶层的代言人。署名“H”的那些信就是你自己耍的小花招，而那些署名非利士（philistint的意思为“平庸之辈”）的尖酸刻薄的讽刺文章，实际上也确是名副其实的。我承认自己读到“H”的第一封信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在那封信里，他提出检验艺术的标准应是艺术家的政治观点，如果有人在“什么是治理爱尔兰的最差方式”这个问题上与艺术家意见不和，那他就会辱骂艺术家的作品。然而，平庸之辈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分成无限种类的。苏格兰人历来以严肃著称，所以我说过他们不适合做苏格兰报纸的编辑。现在我觉得自己恐怕想错了，你一直在自得其乐地发明一些小傀儡并教会他们如何吹牛皮。好了，可敬的先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对这一点深信不疑——那就请允许我最诚挚地祝贺你炮制出了什么缺乏文学风格的漂亮话，而文学风格据说又是塑造人物、塑造具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人物的关键。但我无法容忍蓄意的陷害，既然你一直在暗暗嘲笑我，那现在就让我公开与你一起大笑。虽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秘密一旦公开，喜剧也就闭幕了。拉上你的幕布，把你们的傀儡演员送回床上去吧。我喜爱堂。吉诃德，但再不想与活动木偶开战了，不管牵动他们的主人的手多么灵巧，我都不会再上当了。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第26章，堂。吉诃德在一家酒店看木偶戏，剧中情节让他大为生气，于是拔出剑阻止演出，并把木偶砍成碎片。——原注让他们去吧，先生，让他们回到橱架上去吧。橱架才是他们应待的地方。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你还可以重新给他们换上标签，再把他们拿出来供我们娱乐。他们是一群优秀的家伙，表演得很精彩，堪称技巧不凡。尽管他们的表演有点虚假，但我也不是反对艺术虚构的人。这个玩笑确实开得很好。我惟一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给你的木偶起那种不合时宜而又引人注目的名字。等着你的回音，先生。
你温顺的仆人奥斯卡。王尔德1891年2月2日伦敦
美之陨落致《每日电讯报》编辑
这封信以《服装的流行式样》为题发表在1891年2月3日的《每日电讯报》上。在给爱德华。洛森的一封说明信中，王尔德写道：“我不想署名，虽然恐怕谁都会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一个人的行文风格本就是他的签名。”洛森是《每日电讯报》的主要老板，负责报纸的具体编辑工作。——原注先生，关于贵报今天刊登的那篇谈男人下季服装款式的有趣文章，我想请你允许我指出这样一点，即温得汉姆先生在《伦敦保险》一剧中所穿的服装可以看做是一个新起点的基础，但其式样目前不会流行，人们关注的是它给现代晚礼服的色调带来的变化。狄俄。布西考特的喜剧《伦敦保险》（首演是在1841年）1890年11月27日在“标准剧院”重演，查理。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在剧中扮演主角。——原注我们提到的这种服装是属于1840年或1841年的，它的魅力在于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趣味、爱好、想像选择衣服的颜色。这种选择衣服颜色的自由是我们保持服饰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必要条件。现在人们穿的黑礼服虽然在晚会上还很有价值，即可以以此将男女区别开来，就像设计师设计这种礼服时的初衷一样，但这种礼服本身毕竟是单调的、乏味的、灰暗阴郁的，只会让俱乐部生活和男人的晚餐变得单调无味。那种能使衣服加点亮色的小小的个性化色彩当今只能靠装饰在衣服上的花的颜色和式样来实现了。这真是很大的遗憾。衣服的颜色应该完全由穿衣者根据自己的趣味来选择，这将会使人愉快，并让我们的现代生活充满五颜六色的光彩。
温得汉姆的那件非常优雅而精美的服装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即钮扣的装饰性价值受到了重视。目前我们穿的外套上至少有12枚毫无用途的纽扣，并且总是黑色的，总是与衣服的颜色完全一样，就这样，我们阻止了它们发出任何美丽的光芒。现在我们谁都承认，当某种东西毫无用途可言时，我们就应该让它变得漂亮些，否则它就毫无理由存在。钮扣应该或者是镀金的，就像温得汉姆衣服上的钮扣那样，或者是人造宝石的，或珐琅的，或镶嵌金属的，或其他任何可以进行艺术加工的东西。各种侍从们的制服之所以显得潇洒，几乎完全是归因于他们衣服上的钮扣。
这种可供考虑的改变并非突然的，或激烈的或具有革命性的，它们也并不打算引起胆怯者的恐惧，或惹怒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或让老实的平庸之辈勃然大怒。因为1840年的服装在式样和设计方面与我们今天的服装完全一样，当然领子比现在的紧点，袖口都是翻边，因为领子和袖口本就该这样。当时的裤子也比目前的款式紧一点，但衣服的基本裁剪方式是一样的。与我们今天一样，当时的一套衣服也包括一件燕尾服，一件外穿背心，一条裤子。
还有两点也需注意。第一点，衬衣上用褶边可以避免用硬挺的亚麻布做成的衣服因布面又平又光而产生的乏味感觉——实际上是使衣服显得更可爱了。现代英国人晚上穿的衬衣太单调了。在法国——或可以说是在巴黎——那儿的衣服比我们的迷人多了。第二点是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先生公开露面时所穿的斗篷的美。它们是黑色的，斗篷一般总是黑色的，并且多折褶，很别致。它们鲜艳的衬边总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奇异而轻松。斗篷的披肩让人觉得温暖，代表了某种尊严，使斗篷的衬边显得更丰富、更完美。斗篷真是件可敬的东西。无论是穿上它还是扔掉它都很容易。斗篷也是一件取暖器，寒风呼啸时你可把它紧紧地裹在身上。
下季的外套也会采用一种高雅的色调，这也有很大的心理学价值。它将着重突出男人性格中严肃而深思熟虑的一面，人们可以从某个人选择的色彩发现他的生活观。外套的颜色会是象征性的，它将成为现代艺术中奇妙的象征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背心是可以让人充分发挥想像力的部位。从一个人穿的背心可以推断他是否喜欢诗歌。这确是很有价值的。衬衫的前胸也可让人浮想联翩。人们只需一瞥就能判断出某个人是否乏味。我们并不难理解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在巴黎，杜克。德。莫奈奥古斯都。查理—路易，杜克。德。莫奈（1859—1920）是法国运动员和花花公子，是著名的私生子、拿破仑三世的异母兄弟杜克先生的儿子。——原注已经改变了外套的颜色。但英国人不喜欢个性化。除非众议院通过一项严肃的决议以推崇人们这样做。但真有一些能对严肃的事情感兴趣的立法者吗？他们不会全都关注于农村法庭征收农产品什一税的事情吧。我真诚地希望会有人提出与此有关的某种提议，希望第一财政大臣有一天会命令讨论某个真正具有全国性意义的问题。一旦这项提议获至通过，那么侍从们当然也就会被要求穿他们的主人现在穿的衣服。作为一种小小的补偿，他们的工资应该有所增加，最好是加倍。
至于这种迷人服装的道德价值的影响，我想最好还是“吾不言”吧。事实上，当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先生穿着这样的服装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们的举止却很糟糕。至少阿瑟。布希尔先生是如此，而温得汉姆先生的行为在我看来怎么都像是在为某种道德标准辩护。但是，如果一个人要举止不端的话，那最好穿着与此举止相称的服装，而不应穿不相称的服装。公平地说，在这出剧的结尾，温得汉姆先生的演讲还是蛮有尊严感，还是谦恭有礼的，而有这种举止正是因为穿了这种可爱的服装。
你温顺的仆人奥斯卡。王尔德1891年4月泰特街16号
美之陨落致R.克勒
人名不详。《道林。格雷的画像》前言中的最后一句格言是：“一切艺术都是非常无用的。”——原注亲爱的先生，艺术本身是无目的的，因为她的目的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情绪。她根本不想去指导或影响行动。她是极其无用的，她的愉悦价值就在其无用。如果对艺术作品的沉思一定要伴随某种行动，那么或者是这种艺术作品是二流水平的，或者是欣赏者没能认识到她的完整的艺术内涵。
艺术作品之无用就如花儿无用一样。花的开放是为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在观赏她的那一刻获得一种愉悦。我们与花的关系仅此而已。当然，花可以卖，这样花好像就有了实用性，但这与花本身无关，也不是花内在本质的一部分。这种事是偶然的，是对花的滥用、误用。所有这种话题恐怕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但这确是一个长话题。
你真诚的奥斯卡。王尔德1891年2月中旬阿贝马拉旅馆
美之陨落致乔治。亚历山大
《温德米尔夫的扇子》1892年2月20日在圣。詹姆斯大剧院首演，亚历山大扮演剧中的温德米尔勋爵，玛丽。泰勒扮演埃琳娜夫人，李丽。汉伯瑞扮演温德米尔夫人。这出戏在大剧院一直演到7月29日，随后在全国巡回演出，直到10月31日才返回圣。詹姆斯大剧院。这封信显然是在排练期间写的。——原注关于埃琳娜夫人在第二幕结束时说的话，你必须记住的是：直到星期三晚上埃琳娜夫人才冲下舞台，留下奥古斯都勋爵一个人在舞台上大惑不解。剧中的舞台说明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实际演出时演员的动作是什么时候改变的，但若改变应该立即让我知道啊！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是大吃一惊。我根本不是反对这样做，只是这样做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效果，仅此而已。这并不会改变全剧的心理因素……在星期三，有人指责我没为一个事先没跟我商量过的、我也根本没意识到的场景写台词，这种指责当然是毫无道理的。至于昨天写的新台词，我个人认为是完全可以的。这封信从开头到“完全可以的”摘自A.E.W.马松1935年出版的《乔治。亚历山大先生和圣。詹姆斯大剧院》，其余部分取自王尔德原稿。并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两部分是一封信，但两者似乎是同一封信。——原注我希望的是埃琳娜夫人与奥古斯都勋爵的整场戏应是一场“旋风”戏，剧情的发展要尽可能快。然而我还要仔细揣摩揣摩台词，并与苔丽小姐就此好好商量商量。如果有人告诉了我已作了这种改变，那我也当然就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当我因为在剧院整日忧虑焦躁而病倒在床、不能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去剧院观看彩排时，若剧情有什么改变那也应该写信通知我。
至于你的其他建议，如主张在第二幕就揭开秘密，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准备揭露那种能使剧情紧张、充满悬念，能刺激人的好奇心，也是戏剧化的本质要素的秘密，那我就要写一出完全不同的剧本了。我就要把埃琳娜夫人变成一个粗俗、让人反感的女人，并且去掉扇子事件。观众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幕才知道温德米尔女士就要用扇子打的女人原来就是她母亲。这一秘密的揭露真是太突然了，也太可怕了。当他们知道了这一事实真相时，温德米尔夫人已经离开了丈夫的房间去寻求另一个男人的保护了，这样他们的兴趣就会集中在埃琳娜身上，而从戏剧化角度讲，最后一幕是属于她的。你们那样做也会破坏因埃琳娜夫人拿起信打开，并在第三幕中牺牲自己这件事而激起的悬念。如果观众知道了埃琳娜夫人是温德米尔夫人的母亲，那她的牺牲也就没什么奇怪可言了——因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但在我的剧本中，埃琳娜夫人的牺牲是戏剧化的，是人们想不到的。埃琳娜夫人听到奥古斯都勋爵的声音时大喊一声冲进了另一间屋子，这是那种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发出的悲鸣。“那么说是我输了！”这句话若是出自为观众所知的母亲之口，其产生的效果就会是令人厌恶的，而如果出自一个急于想拯救温德米尔夫人，但危机来临时又想到了自己的安危的女冒险家之口，则是自然的，并且很有戏剧性。你们的改动也会破坏最后一幕的戏剧性：我的最后一幕的主要优势在于剧中并没包含对观众已知的事情的解释，而是突然说明了观众急于想知道的事情，并且立即接着揭示出一个自有文学以来，还没涉及的人物性格。
你谈到的关于观众会误解温德米尔勋爵和埃琳娜的关系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演出。在第一幕，温德米尔必须让观众相信他对妻子说的话是绝对真诚的。这从台词中就表现出来了。他并没向他妻子说“这个女人过去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过失”，而是明明白白地说：“埃琳娜女士数年前犯过罪。她现在想回到社交界。帮助她回来吧。”对他妻子的话他并不是轻描淡写地说：“噢，我们之间没什么。我们只不过是朋友，仅此而已。”而是一听到她妻子的话就满脸惊恐地断然否定。
在舞会上，他对她的态度是冷漠的、彬彬有礼而又有点生硬——这并不是情人应有的态度。当他们单独在一起时，温德米尔也没说一句温柔并充满爱意的话。他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女人已经控制住他了，但他对这种控制感到厌恶，在这种控制下，他几乎要苦恼至死了。
是什么控制了他？这就是我。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花这么多笔墨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向我提出的每一条建议我事先就已仔细地用心思考过了。剧中的每一句台词，剧中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戏剧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束，我都精心安排好了，是根据艺术作品的规律安排好的，所以是不能随随便便就突然把它们改变了，这样一改，就会使得每一句台词都失去了意义，使每一次紧张场面都失去了价值。当然，根据这个素材还可以写出一部同样好的剧本，在这个剧本中观众已事先知道了埃琳娜夫人的真实身份，但这样写就要求有完全不同的戏剧场面，完全不同的对话。我已在某种地基上建好了自己的房子，这个地基是不能改变的。我也只能这样说了。
至于我们之间的私事，我相信今晚会是非常和谐而平静的。在戏剧演出之后和我因健康原因去法国南部之前这段时间内，我们无论如何应再见次面，谈谈对剧本的解释问题，这是明智之举。
你真诚的奥期卡。王尔德1892年2月26日
美之陨落致《圣。詹姆斯报》编辑
先生，请允许我纠正今晚贵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出的一种错误观点，那是一篇非常粗暴、非常愚蠢的谈戏剧艺术兼抨击我的文章，是完全虚假的，十分可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