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从天堂到地狱——王尔德自我的悲哀画像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是英国19世纪末颓废的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一生，有过因杰出的才华而众星烘月般的荣耀，也有过因放浪不羁、声名狼藉而坠入万劫不复的精神地狱的悲惨。快乐时他是一只在天地间自由地吃取快乐之果的无忧鸟，放浪时他是向地狱最深处潜去以攫取恶名的撒旦，悲哀时则是终日以泪洗面、痛心疾首的圣徒……王尔德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同一体，解剖这个复杂的矛盾同一体，对我们了解一个天才的人格，了解这个天才所处时代的“人格”，都是意味深长而又艰难的工作。而他一生所写的书信，无疑是我们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件锐器，是我们可以探视到王尔德灵魂最深处秘密的窗口。
王尔德生于都柏林，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开有自己的诊所，也有著作出版；母亲是19世纪40年代青年爱尔兰运动中的旗手，发表了大量带煽动性的诗歌，出版了不少诗集和散文集。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王尔德，带有艺术的天赋自然是没什么可奇怪的。有人说王尔德一生最好的教育是在他父亲的餐桌上和母亲的会客室里得来的，这话自然也是有道理的。
1871年，17岁的王尔德赢得一笔奖金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雄心勃勃而又自负自恃的王尔德在这里因古典课程出色而得到了很多奖励，其中包括一次学术基金和一枚伯克利金质奖章。
1874年，王尔德进入牛津大学的马格丹伦学院，并在第一次文学士学位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从而成为牛津大学的半津贴学生，即在大学四年中他每年可得到95英镑的津贴。
牛津大学时期是王尔德唯美主义艺术观和生活观的形成时期，他对装饰艺术、服装艺术的兴趣，也是在这期间形成的。英国的浪漫诗人，如济慈，以及仍活在世上的前拉斐尔派诗人和画家，像风趣而才华横溢的惠斯勒（美国画家，长期侨居英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倾心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瓦德。佩特，对敏感而才智过人的王尔德来说，无疑就是一座座天堂，更何况他又住在一个让年轻人做梦的城市、让他们生出无穷的野心的大学：古老沉重的校院，校院里翠绿的草坪，潺潺流淌的美丽的小河，这一切足以让人忘掉尘世的烦忧，而一心沉醉在爱与美的芬芳之中。王尔德在牛津大学的小居室装饰得也像周围的环境一样美：房间墙上涂满了美丽的色彩，台子上和书架上放满了古玩；而他自己呢，则常常穿一身天鹅绒的衣服，宽领汗衫，倒折领口，打一条异样的领带，手里拿一朵向日葵或百合花。他身体力行，开始到处宣传他的唯美主义了。
当王尔德最后一次走出牛津大学的大门时，他已把自己最难忘的八年时光留在牛津了，不管是好还是坏，这些年的影响伴其终生，其中一点，就是他在学校获得的一系列成功使他把一个本是对任何一个有思想、对生活抱有美的态度的人都深怀敌意的社会想得太美好、太可以随心所欲了。他希望自己身边一直有鲜花和掌声，一直有崇拜者和同情者。他放浪不羁，才华横溢，妙语连珠。他希望生活一直像在牛津时那样：父亲替他付学费，学校把他与社会隔离，只给他知识与美，而他则可以自由选择可爱、精美的一切，拒绝一切可厌、病态、粗鲁的生活。他想吃到生活中所有美的果子，他想只走在有阳光的路上。用佩特的话说，他拥有太多的知识，但却过于粗鲁、自私地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感官快乐方面，他属于那种不想付出劳动就想尝到收获果实的快乐的人。就是这种生活态度，让他后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881年，王尔德把自己在牛津大学和出校后所做的诗结集出版，名为《王尔德的诗》。诗集一出，轰动文坛，毁誉纷至沓来，而他自此却一跃成为唯美派的青年诗人，成为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其名声不管是香是臭，总之是远扬了，远到当时尚不像现在文明、霸道的美国人竟邀请他漂洋过海，前去演讲艺术了。但说来也许让人觉得滑稽的是，王尔德赴美的起因却是因了一部意在讽刺他和其他唯美派诗人的喜剧《单人纸牌戏》，戏中的一个角色名为“肉欲诗人”，人们普遍认为就是影射王尔德的。这出戏先是于1881年4月23日在伦敦首演，同年9月准备在纽约上演。导演商业眼光犀利，认为可敬的王尔德先生此时若能到纽约亮相，一定会大大提高戏的卖座率，于是殷勤邀请王尔德赴美。不知王尔德是否知此底细，但他是喜滋滋、意气风发地，以大英帝国的艺术家身份，去那个艺术荒原的国度传播他的美与艺术了。
然而，美国人喜欢的不是他的谈服饰、谈英国文艺复兴的演讲，而是想看看这个特立独行的时代怪人是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啦，打什么领结啦，等等；更有甚者，不少美国人还写文章对他大肆攻击、谩骂。王尔德不是不知道这种嘲笑的分量，但他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更加坚定地鼓吹自己的信仰。但是，从其一生看，王尔德此次与其后来作为艺术家去各地演讲也没什么两样，何况王尔德是抱着满腔热情去传播爱与美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或许能说明某种问题：在王尔德之前，狄更斯也曾到美国做过演讲，并大获成功，原因是狄更斯能给美国人提供他们急于想听的东西，但王尔德却没有自己的东西可给，他只能兜售他老师的东西，而听众又根本不想听。就像惠斯勒后来所讽刺的：“王尔德与艺术有什么关系？他只不过是与我们同桌吃吃饭，从我们的菜盘里拾几只李子做成布丁沿街叫卖而已。奥斯卡呀——和蔼可亲、不负责任、贪婪自私的奥斯卡呀！”
问题就在这里。在这件事上，王尔德是上当者，但他并非毫无责任。自父亲死后，越来越追求豪华生活而又入不敷出的窘况，也是促使王尔德这次为一点点钱而贱卖自己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原谅的是，他不但贱卖了自己，而且连带着让整整两代不求金钱、不求炫耀的诗人、画家、批评家毫无价值地变得声名狼藉了。他们从来只像艺术家应有的样子工作着，默默地创作出最优秀的作品，自甘贫穷，淡泊名利，毫不在意别人嫉妒、攻击和憎恨，即使对最心怀叵测的批评家的抨击也一笑了之，而王尔德却使这些艺术家为之努力的艺术运动变得滑稽可笑起来。当在美国尽己所能地演讲和出过洋相之后，王尔德却数数手里的钞票，潇洒地将江湖医生的外套扔到大西洋，以英国绅士的身份出现于巴黎，并开始写作《斯芬克斯》。
艺术演讲挣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王尔德于是又回到伦敦。这时他发现，诗、服装、演讲都没能使他征服社会，于是他就孤注一掷般地结了婚。新娘子漂亮、温柔，而且给王尔德带来了一笔可观的嫁妆，使他们能在泰特街住下来。婚礼是1884年5月29日举行的。他们有两个孩子。这场婚姻后来证明是不幸福的，王尔德的同性恋嗜好（就像他喜欢向日葵和唯美服装一样，都只是一种嗜好）当时就似乎影响了这对夫妇的爱情，但也有不止一个亲密朋友证明了王尔德夫妇是非常相爱的，特别是王尔德，看起来似乎很满足。
80年代是王尔德创作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的他已可称为评论家、作家或编辑家了（ 1887年6月接手编辑《妇女世界》）。虽然仍还有木偶戏讽刺他，但他在社会上、在社交界已稳获成功，他开始应邀参加各种各样的午餐会和晚餐会，客人们以能与他交谈为荣。现在的他再访巴黎时，就不再是那个从美国大败而逃的无名的唯美主义者了，而是一个鼎鼎大名的诗人、作家、社交界的名流。他结识了很多的巴黎名士，其中或许还有他一向尊敬的于斯曼。今天看来，王尔德在巴黎结识的似乎主要是放荡不羁的上层文化界人士，即那种对艺术家来说是贵族，对贵族来说又是艺术家的人。
就是因了80年代后期的创作，王尔德才赢得他在90年代的名声。他实际上一直在寻找着能表达他的人格魅力的写作形式，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才的写作形式。他尝试过写幻想小说、短篇故事、柏拉图式的对话、格言警句，并在每一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如《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1888）、《钢笔、铅笔和毒药》（1889）、《W.H先生的画像》（1889）、《谎言的腐朽》（1889）……1890年，当他在报纸上连载其惟一一部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时，其作为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地位已经固定了，其作为一个堕落颓废艺术家的地位也同样固定了，因为这个时代的批评，这个时代的民众的理解力、鉴赏力无法欣赏这样一种轻松、睿智以及给人快乐、启迪、热情的作品，公众以无知的轻视看待王尔德这样的艺术家。而王尔德和他的导师罗斯金、佩特、西蒙斯一样，都相信批评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帮助人们欣赏艺术，而不是喋喋不休地以种种理由侮辱艺术，所以他的作品不为世俗所动，不为讥刺和谩骂所动，而一直是其特立独行的个性的表现，所以谁也不能否认其作品的真实性。
王尔德数年来也一直想写出一部成功的剧本。1883年他重返美国，执导《维拉》，1891年又在纽约的百老汇大剧院上演了他的《帕多瓦的女公爵》。但他第一部成功的剧作是1892年2月20日在伦敦上演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之后不久是被禁演的《莎乐美》。人们一般认为《莎乐美》和《诚实的重要性》是王尔德最好的剧本，但这不等于说他的其他剧本都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模仿之作。
王尔德靠自己的剧本和小说终于得到了他实现年轻时就立下的“伟大的野心”的条件，那就是他现在每年可得到8000英镑的收入，当然这是他付出超人的辛劳换来的。在一个个人所得税可以忽略不计，物品和服务业都很廉价的时代，他的这笔收入足以让他实现任何野心勃勃的计划。然而，王尔德没钱时有野心，而现在有钱了，他却没什么野心了，只是如流水般把钱花在一个苏格兰侯爵夫人的小儿子身上，而他报答王尔德的，则是先把王尔德推向法庭，并进而送他到监狱做了两年苦役。就这样，王尔德眼看着别人一步步把自己从快乐的天堂推向悲哀的深渊。他不但因此毁灭了自己和家庭，而且还彻底背叛了他一再声称是他在世上的最爱的“艺术”；就这样，他让英国的庸人们获得了胜利，使他们对艺术的仇恨得到了极度的强化。也可以说，是王尔德无意中帮助延续了整个英国的野蛮状态。
王尔德说过：“我的一生有两大关键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进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监狱。”这话是对的。牛津大学培养了他唯美的人生观、艺术观，监狱则改变了他的人生观。王尔德的生活态度一直是享乐主义、感官主义的，如他自己所说，他把世间所能享受到的快乐，差不多都享受到了，把地球上所有快乐的果子，也都吃到了，而且他还想尽种种办法创造出来种种人工的快乐，与俊美的青年相伴，可以说就是他创造出来的一种快乐，也是他最受时人诟病的原因。他在自己身边聚拢了一大群与他地位、趣味相当的青年，日夜宴乐，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因而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指责为同性恋者的领袖，道德败坏者。 但王尔德一直认为自己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能使自己免受道德、法律的束缚，因而多次为自己的行为公开辩护，说自己哪怕是同性恋，也是为了追求实现美的方式。王尔德的入狱，是与他同社会、道德的这种对立分不开的。
直接导致王尔德入狱的，是他与道格拉斯——也可称为他的同性恋伙伴的关系。王尔德与道格拉斯是在牛津大学时就认识的。道格拉斯是王尔德的崇拜者，出校后两人即结成形影不离的好友。王尔德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人，不论食物、衣服、装饰品，他都是买最豪华的，而各种娱乐场所则是他的乐园。道格拉斯是昆斯伯里侯爵的儿子，也是一位花花公子，两人在一起可谓是志趣相投，珠联璧合。据道格拉斯在《王尔德与我》中回忆，自1892至1895年间，他和王尔德只吃饭就用去了5000英镑，即每星期平均40英镑，每日如吃三餐，则每餐为2英镑，即使与当时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水平相比，这也是极奢侈的了。而且，照道格拉斯的说法，王尔德有从午后4时饮至凌晨3时也不会醉的酒量，这样，时时陪伴他的道格拉斯的身体健康状况自然引起了侯爵的注意，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叫儿子离开王尔德，回到家里来。但道格拉斯回了一封侮辱性的信，拒绝了父亲，于是侯爵就以“有伤风化罪”把王尔德送上法庭，但罪名并不成立，一向以法律和公正的审判而自豪的英国司法界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宣判王尔德无罪。伦敦上流社会郁积在心头的仇恨没有平息，维多利亚时代为眼睁睁看着惩罚这个幽灵似人物的机会从自己身边滑过而黯然神伤。事情如果就这样结束了，王尔德以后的生活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不幸的是，他的那个俊美的密友道格拉斯因为仇恨自己父亲，因为一心想把自己父亲送进监狱，就极力怂恿王尔德以“诽谤罪”反控他父亲。而自以为清白无辜的王尔德竟然鬼迷心窍，以为他一向反对的社会、法律会为他这个“浪子”、“逆子”洗雪耻辱，正名于天下。于是，他就像一个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悲壮前行，迎接那必然不幸的命运，接受那身败名裂的下场。
刚才还在为王尔德没被判罪而伤心的法律和社会见王尔德又自己投上门来，禁不住欣喜若狂。再次审判从一开始就对王尔德不利。清教徒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法律历来对违反自然的行为厌恶，所以，陪审团和法官在这次审判一开始就带有某种信徒般的狂热欲置王尔德于死地。在法庭上，王尔德的生活、作品，尤其是他写给道格拉斯的带有亲昵字眼的信，都成了他有伤风化的罪证。尽管王尔德大骂法官和陪审团是“畜生加文盲”，但最终这场判决仍以他的两年苦役为结束。于是，王尔德由快乐的极顶一跌而至地狱，由“快乐王子”一跌而成“悲哀王子”。对王尔德来说，两年牢狱生活无异于一场漫长的噩梦，犹如“在地狱中过的一夜”。以唯美派的使者自居，以富于教养而自傲的王尔德，曾像一只沉溺于社会各种享乐之中的极乐鸟的王尔德，这次却要每天把粗麻分细（监狱惩罚犯人的一种手段），成了再也张不开翅膀、连最低贱的果子都吃不到的悲哀的化身了。对王尔德来说，监狱不是新生活的开始，更不是请求社会宽恕的忏悔之所，监狱只是诗人被生活完全抛弃的见证。原先的叛逆者如今变成了在悲哀的泥淖中挣扎的绝望者。更让王尔德难以相信的是，当他终日在狱中以泪洗面时，罪魁祸首的道格拉斯却仍在逍遥自在地吃着享乐的果子，并想利用与王尔德的关系大捞一把。完全孤独的王尔德渴望重新确立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而能让他建立这种联系的只有悲哀。悲哀带给他生命艺术上又一次认识的飞跃，成为他把握生命的新的极端方式。悲哀成就了他作为“人”的价值。他认为，人生的重大意义就隐藏在悲哀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悲哀而感到一种快乐，于是，他高唱“悲哀地享乐”。在王尔德看来，两年牢狱生活是极大的耻辱，而且在这期间他又经历了许多凄惨、痛苦和恐惧，加上有过去荣华、放纵生活的对照，使他简直难以忍受 ，最终沉入悲哀的深渊里去，直到后来他悟到世上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悲哀更有意义，从此才算把自己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如他自己所说，他之所以能领悟到这一点，并不是出于宗教、理性和道德，而是因为艺术家的气质和仁慈。他在致道格拉斯的信中说，在欢喜和哄笑后面，也许有粗恶、生硬和毫无感觉的一种禀性吧，但在悲哀后面却常只有悲哀。悲哀不像快乐，它是不戴假面具的。他认为“在悲哀中还有强烈的、异常的现实性”，“有悲哀的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悲哀是人生的真理”，而基督则成了悲哀的象征。“悲哀与美在其意义和表现方面完全可以变得统一。”若是能这样体尝悲哀，便能领悟人生的真义了。
在同一封信中，王尔德还谈到了悲哀与艺术的关系。他说：“艺术上的真理，是物与物自身的一致，是内部的外在表现，是灵魂的化身，是带有精神的肉体本能，因此，没有可比之悲哀的真理了。”他把悲哀看做人生的中心，同时又把它看做艺术的中心，所以，他的悲哀观便是他的人生观，也就是他的艺术观。入狱前，他认为艺术支配人生，艺术是离开自然与人生的，是超脱自然与人生的，即“艺术不是人生的镜子，而人生却是艺术的镜子”，“人生是艺术之敌”，但在狱中，他这时却说人生即艺术，艺术即人生了。这也许是狱中生活给他的艺术至上主义的一次打击的结果。
两年监狱生活对王尔德精神和肉体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出狱后的王尔德就是戴着这幅悲哀的画像，身无分文，流浪到法国，至死都没再回英国。这时的王尔德成了乞丐艺术家，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因此做出欺骗亲人朋友的事。1900年11月30日，王尔德在巴黎一家旅馆去世，陪伴他的只有两个朋友和旅馆老板。他先是被葬在临时租用的墓地中，直到1909年他的遗体才被正式移往巴黎的拉雪兹公墓。
王尔德在里丁监狱时，有个叫马丁的看守对他一直很好，后来还写了《狱中的诗人》，详细地记录了王尔德在狱中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对我们了解王尔德后期的思想变化情况不无启发，不妨摘译几段如下：“他很弱，连擦皮鞋、梳头都不会，他说：”我要是能使面孔清洁，便不会感到如此悲惨了吧。‘当有朋友来看他时，他总竭力用红手帕掩住面孔，遮住没剃过的脸颊上的污秽。“
“牧师在身穿囚服的犯人面前说教，说他们是恶人，他们应当怎样感谢关心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幸福的基督的国家。他们虽犯了罪，但社会并不责罚他们，他们现在是处于赎罪的过程；牢狱是赎罪所，等他们洗净了身上的罪恶再回到社会上时，社会会张开双手欢迎他们的……王尔德听这种话的时候，常是微笑着的，但这微笑不是平常的微笑，而是一种嘲讽的微笑，而且有时是绝望的微笑。他说：”我听到那种说教，便想站起来对我周围可怜的人说：牧师所说的全是假的，你们都是社会的牺牲者，社会对你们，在街上只给以饥饿，在牢狱里只给以饥饿和残忍。‘“
白天，王尔德说话做事与一般囚犯并无二致，但到夜间，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看守的影子慢慢地移动，现在是在窥望邻近走廊一端的一间监房，这监房门上写着‘C.3.3’的牌号——这便是诗人王尔德的监房了！四面的活的墓场，也没有诗人的监房这么可怜！没有这样充满着凄惨之气！没有这么可怕！诗人现在是独自一人了啊！只一个人与神共在了啊！”
“他在监房里走着——一步、二步、三步，走了三步，便转回来，两只手在背后绞着，前后左右地在监房里走，垂着头微笑着——但谁知道这微笑里包含着怎样的意味呀！”
“他的两只眼睛——令人惊异的两只眼睛——美丽地转动着，眺望着天井那边——眺望着超越天井远远的无限之境。现在他正笑着，这笑是什么意思呀！是尖锐的、伤感的、悲哀的——他的强烈的想像力，现在正活动着。他的身体虽然被束缚在监牢里，但他的灵魂却是自由的——是的，谁能束缚住诗人的灵魂呀！诗人的想像，是舞到人间之外很高很远的地方去的，直舞到银色的云上，在月亮苍白的影子中找到安住之所。”
“啊，他在说什么呀！他正在说着圣母的名字，又唤着他妻子的名字。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着。这时，天使来了，眼泪消失了。他不论将来要做什么，都已由艰苦补偿了，都因为从他心底流出的这一滴纯洁的眼泪而弄得纯洁了。但是，他又在说什么呀！他把两只手伸到他那小小的床对面，对着看不见的来访者说着什么：”‘一直，从前一直，在孩童时，我有着痴呆的野心，“’我想改变这世界，变更社会状态。
“‘我把我自己——只通过艺术——引到极高的地位上。但现在，我的朋友呵，你所见的，是一个害怕神罚而不堪悔恨之情的可怜的牺牲者。’”
“他这么说着，又笑了，重复说着‘害怕神罚而不堪悔恨之情的可怜的牺牲者’这句话。接着，他就站起身，又寂寞地来回走着；接着，他再一次站在假想的来访者面前，举着手，用有些自我主义的调子说：”总之，这世间决不是那种无神经的东西。我能够用一个警句来撼动这世界，或用一首歌来震动这世间。‘“
“他再一笑，此后便坐在牢狱里的椅子上，又垂了头。”
对这样一个成为野蛮的惩罚和可怕的公众指责的受害者的艺术家，我只有怜悯与尊敬。在如此野蛮的体制的折磨下，谁也不敢说自己比王尔德更快乐或更道德。他的遭遇，只是增加了英国的虚伪和伪善。人们不可能不强烈地感到，对此，社会和它的囚犯同样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译者2000年8月于上海
狱中记原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不少好奇的议论是关于《狱中记》的原稿的，大家都知道这部书稿在我这里，因为作者已经把它的存在告诉给不少朋友了。这本书用不到什么介绍词，更用不到什么说明，不过我所要说的是：这部书是我的朋友在他的牢狱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内写的，是他在牢房里写的惟一一部作品，而且也是他用散文写的最后一部作品。
关于公开这部书，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为我的行为辩护，我只是说明我的行为。在我的信中，有几段是关于我在牢狱中的精神发展、我的品性的必然的演化和对人生智慧的态度的，我希望，你和别的与我有交谊而且同情我的人，能正确地理解我是用哪一种情态和样式面对世界的。一方面，我固然知道在我被释放这一日，我也不过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而且我还知道，总有几个时候，全世界在我看来也不过和我的牢房一样大，并且也同样充满恐怖。可是我还相信，在创世的时候，上帝替每一个孤独分离的人都造了一个世界，而在那世界里——我们内心的世界——一个人应该寻求生存。无论如何，你读我信中那些部分时，总会比别人少些痛苦吧。当然，我也不必使你想到我的——我们全体的——思想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东西，可是我还看到了一个可能的目标，通过艺术，我也许仍可以向这个目标前进吧。
“监狱生活使一个人能够恬如其分地观照人和物，这是监狱生活所以把人变成石头一样的原因。被永远活动着的生命幻象所欺骗的人们，都是在监狱外的，他们随着生命旋转，并贡献给它的非实在。只有不动的我们，才有‘看’和‘知’。
“不论这封信对于心性狭隘和有病的头脑有没有益处，它对我是有益处的。我已经‘把我胸中的许多危险的分子洗净了’，我不必使你想到，对艺术家来说，‘表现’是人生的最高的、也是惟一的样式。我们是为发言而生活的。在我，在应当感谢监督者的许多事情中，他指里丁监狱长J.O.neison.——译者应许我给你自由写信这件事是最值得感谢的。在这两年内，我差不多已经被压在日渐增多的痛苦的重负下，可是现在有许多重负已经不存在了。在监狱的墙垣那边，有几株正在生长嫩芽的树，我很懂得它们正在等待什么，它们是在寻求表现呀！”
我敢大胆希望，这部很活泼、很痛苦的、描写社会的破坏和严酷惩罚的书，这部能对有高深知识的人的性格产生作用的《狱中记》，能使不同的读者对机警、愉快的作者有不同的印象。
罗伯特。洛士
狱中记与你的友谊是我思想的堕落
亲爱的波茜：在经过漫长徒劳的等待之后，我决定亲自给你写信，这既是为了你的缘故，也是为了我，我不愿想到在我被监禁的这漫长的两年里，除了使我痛苦的消息外，却得不到你的只言片语。
我们不幸的最可悲的友谊，已经在公众对我的谩骂声中毁于一旦了。但我仍然常常回忆起过去的友情。当想到憎恶、仇恨、轻蔑会永远占据我那一度充满爱的心灵时，我就不禁感到无限悲哀。我想你自己也不难想到，当我孤独地生活在监狱中时，你给我写信远比未经我的允许就公开我的信或献给我我所不需要的诗好得多。虽然，无论你选择什么：悲哀或激情、悔恨或冷漠作为你的回答或要求，世人对你说过的任何话都会一无所知。
我毫不怀疑，在我写给你的这封信里，会涉及你我的生活，涉及过去与将来，涉及变成了酸涩的甘甜和可能会变成快乐的酸涩，但也有许多东西会伤到你的虚荣心的痛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一遍遍地读这封信，直到它消除了你的虚荣心。如果你发现这封信中对你的指责有不对之处，那你就要记住，一个人即使受到不该有的指责，也要心怀感激。如果信中有那么一段话能使你流泪，就像我们在监狱里日日夜夜都以泪洗面那样，这才是惟一能拯救你的东西。如果你去找你的母亲抱怨、诉苦，就像你向罗比抱怨我在信中嘲笑了你一样，让她可以奉劝你，安慰你，使你重新回到原先那种自满或自负的心态中，那你就彻底迷失自己了，而你一旦为自己找到一个错误的借口，你不久就会再为自己找到一百个借口，那你就仍然是以前的你，没有丝毫变化。你不是在给罗比的回信中仍说我把毫无价值的动机强加给你吗？啊！你根本没有生活动机，你只有贪欲。动机是一种理智的目的。我们的友谊开始时你“很年轻”吗？你的错误不是你对生活所知甚少，而是你知道得太多了。你已把童年时期的曙光中所拥有的那种精美的花朵，纯洁的光，天真的希望的快乐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你已迅捷地奔跑着经过了浪漫进入了现实。你开始着迷于阴沟及里面生长的东西。这就是你寻找我帮助你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我，按照这个世界的智慧来看是如此不明智的一个人，却出于仁慈和同情帮助了你。你必须从头至尾读完这封信，尽管对你来说，每个字可能都会变成使柔嫩的肉体燃烧或流血的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要记住上帝眼中的傻瓜与人眼中的傻瓜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对革新中的艺术形式或发展中的思想情绪、对拉丁诗的华丽或元音化了的希腊语的丰富音乐性、对托斯卡纳的雕刻或伊莉莎白时代的歌曲一无所知的人，仍然可能充满着最甜蜜的智慧。真正的傻瓜，如上帝所嘲弄、毁灭的那些人，是不了解自己的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傻瓜，你做这种傻瓜的时间比我还长。不要再做这样的傻瓜了。不要害怕，最大的罪恶是浅薄。一切被认识到的东西都是对的。你也要记住：对你来说，读这封信时感觉到的任何悲哀，对我来说都是要写下来的一种更大的悲哀。他们允许你看到奇怪的悲剧性的生活形式，就像人在一块小晶体里看到了阴影。你只是被获许在镜子里看到把死人变成石头的美杜莎的头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之一，原是凡界女子，因触犯雅典娜，头发被变成毒蛇，面貌也极为丑陋，凡看她一眼的人都变成石头。——译者。你自己一直是在花丛中自由漫步的，而旋转着斑斓色彩的美丽世界却被人从我身边夺走了。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就是我强烈地谴责我自己。当我这个耻辱的被摧毁的人，穿着囚服坐在黑暗的牢房里时，我谴责我自己；在一阵阵烦恼的痛苦的夜里，在漫长单调的痛苦的白天，我谴责的也只是我自己。我谴责自己容许了一种不理智的友谊、一种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沉思美丽的事物的友谊完全支配了自己的生活。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一道宽阔的鸿沟。你在中学里一直是游手好闲的，到了大学后变得更坏。你没有认识到，一个艺术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一个自己创作的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个性强度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需要思想、智慧的氛围，需要安静、平和与孤独。你崇拜我已完成的作品，崇拜我第一段悲伤时期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辉煌的盛宴。你非常自然地为做我这样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密友感到骄傲，但你不理解艺术作品产生所必需的条件和环境。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内，我没有写出一个字，我这样说并非是修辞上的夸张，而是根据绝对的事实。不管是在托盖、格林、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只要你在我身边，我的生活就完全是枯燥乏味的，没有创造性的。遗憾地说，你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身边。
比如说，我记得——这是从许多例子中选出的一个——1893年9月，我自己住了一套房子，这纯粹是为了不受干扰，因为我曾经答应给约翰。沃尔写一个剧本，但违了约，他当时正催逼着我写这个剧本。在第一周里，你一直没来，因为我们在你翻译的《莎乐美》的艺术价值上有不同的看法——这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你只就此给我写了些愚蠢的信，并为此感到洋洋自得。在那一周，我写完了后来上演的《理想的丈夫》的第一幕，这一幕的任何细节都完美无瑕。第二周，你来了，我的工作就不得不中断了。每天上午11点30分，为了不受——尽管是安静的、平和的——家庭琐事所必然带来的干扰，我都要去圣。詹姆斯广场，就是想有个机会思考和写作。但即便如此也只能是徒劳。12点，你就来了，呆在我房间里抽烟聊天，一直到下午1点30分，而这个时间我又不得不带你到皇家咖啡馆或伯克利就餐。我们吃饭、喝酒常常要到下午3点30分，然后你回怀特斯待一小时。喝茶时间（一般在下午5点左右）你又来了，一直待到要穿礼服吃晚饭的时候。于是我与你一起在萨瓦或泰特街王尔德夫妇在这条街上有一套漂亮的房子。——译者吃晚饭。我们一般一起待到午夜后才分开，就像在威利斯举行的晚餐不得不在第二天黎明结束一样。这就是我那三个月所过的生活。除了你到国外的那四天以外，每天都是如此，当然我随后也不得不去加莱法国北部港口城市。——译者把你带回来。因为我有一种既奇怪又带悲剧性的性格和气质。
你现在肯定认识到那一点了吗？你现在一定知道你不能孤独的。你的本性是如此急迫地需要别人的注意和陪伴，你缺乏任何维持你思想集中的能力：这真是不幸的事！因为我乐于想到事情不会再这样了——在需要智力的事情上，你至今还没能获得“牛津气质”，我的意思是说，你从未成为一个能够从容把玩思想的人，而只是达到亵渎观念的地步——所有这些，加上你的欲望和兴趣不是在于艺术而是在于生活，这一事实，对你自己修养的提高和对我们作为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不都同样只是破坏性的吗？当我把我与你的友谊与我和更年轻的约翰及彼埃尔。路易斯的友谊对比时，我就感到一种羞耻。我的真实生活、我的更高级的生活是和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时得到的。
我现在且不说你与我的友谊带给我的可怕的后果，我现在只想谈谈我们当时维持的那种友谊的性质。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思想上的堕落。你身上或许有艺术家的气质的萌芽，但我与你相遇或是太早或是太晚了，因为我竟看不出来这种气质。一旦你离开我时，我的一切就恢复了正常。在我一直提到的那年的12月初，当我成功地劝说你母亲把你送出英国时，我就能重新修补起我那已被撕裂、践踏的想像之网，把我的生活重又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完成了《理想的丈夫》余下的三幕，而且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部完全不同类型的剧本，即《佛罗伦萨悲剧》和《神圣的妓女》，但就在这对我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你又回来了，突然地，事先一点招呼也没打，就不受欢迎地回来了。自然我也就再也无法写完那两个未完成的作品，就那样让它们残缺不全地搁在那儿了，我再也找不回当初创造它们时的那种情绪。你也已经出版了许多散文，你现在也该承认我这里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吧！不管你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它们是我们友谊的心脏里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你和我在一起时，你绝对是在毁灭我的艺术。我准许你一直站在我和艺术之间是我给予自己的最大耻辱和谴责。你无法知道，无力理解，也不会欣赏。我根本没有权利希望从你身上得到这些东西，你感兴趣的只在你的一日三餐和喜怒无常的情绪，你的欲望只在娱乐——低级的或连低级也算不上的快乐，它们就是你的性情或你当时的思想所需要的。我当时应该拒绝你进入我的房子，除非我特别邀请你，否则不准你接近我。我现在毫不留情地谴责我的懦弱，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懦弱。与艺术相伴半小时所给予我的东西比与你在一起一年获得的东西还多。在我的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与我的艺术相比，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就艺术而言，软弱就是犯罪，特别是软弱毁灭想像时更是如此。
狱中记宽容与陷阱
我再次谴责自己曾准许你把我带到彻底的、有损信誉的破产。我记得在1892年10月初的某个早晨，我与你的母亲一起坐在布莱奈尔的树叶发黄的树林里，我那时对你的本性还几乎是一无所知。在牛津大学时，我曾经从星期六一直到星期一都与你待在一起，你也曾经在克劳默与我一起打了十天高尔夫球。与你母亲在一起时，我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你身上来，你母亲开始向我谈起你的性格。她说你有两个大的缺点，一是有虚荣心，二是奢侈挥霍。用你母亲的话讲，你“对钱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怎样因你母亲的话发笑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第一个缺点会把我带进监狱，第二个缺点会导致我破产。我以为，虚荣心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优雅的花，至于挥霍——因为，我以为你母亲所指的挥霍无非就是挥霍而已——我的本性或我自己的家族中也从没有过勤俭节约的美德，所以当时我并未在意。但当我们的友谊持续还不到一个月时，我开始明白你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了。你固执地要求一种完全不顾后果的奢侈生活。不管是否与我在一起，你都要不停地向我要钱，要求我负担你寻欢作乐的一切花费。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使我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当你持续不断地越来越有力地纠缠我的生活时，我越来越觉得你的挥霍是那么单调乏味，因为你只是把钱花在吃喝这类无聊的快乐中。饭桌上不时出现红酒和玫瑰当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你远远不是为了品尝美味，而你对此又总是毫无节制。你不知羞耻地索取，毫无感激地接受。你慢慢觉得，你有某种权利花我的钱过一种你从不适合的毫无节制的奢侈生活，结果，这种感觉又促使你的贪欲越来越大，最后，竟达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你在阿尔及尔的卡西诺的某个赌场输了钱，你只是在第二天早晨在伦敦给我打个电话，把你输掉的钱数从我这儿转入到你的银行账户，根本想都不想自己在做什么事。
在1892年秋天和我被捕之前这段时间里，我曾经告诉过你，我与你在一起时花的钱加上我为你花的钱只现金就有五千多英镑，这还不算我开的账单。当时，你对自己坚持要过的那种生活一定会有某种想法。你以为我是在夸大其词吗？在伦敦，我与你在一起时，我们两人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的最普通的花费——早饭、午饭、晚饭、娱乐以及坐马车等——是12英镑至20英镑之间，每周的正常花费自然是80英镑至130英镑。我们在格林的3个月里，我共花去了1340英镑（当然房租除外），就这样我一步步成了破产者。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我生活中的每一笔开支，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简单的生活，深刻的思想”当然不是你那时能够欣赏的理想，但这种浪费对你我来说都是一种抹不掉的耻辱，我记得自己吃过的一次最愉快的午餐是我与罗比在索霍区一家小咖啡馆的那一次，那次午餐花的先令大约与我和你一起吃饭花的“英镑”一样多。那次午餐还使我得到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谈话。我们谈到思想、标题、形式，而所有这些都是仅以3法郎50分茶饭的代价取得的。我与你一起吃过的那么多午餐，留给我的记忆只是我们吃得太多，喝得太多。我对你的要求的屈从对你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你现在也知道了，我的屈从常常使你变得贪婪，有时简直是肆无忌惮，当然这一直是不体面的。在许多情况下，作为你的主人意味着接受你太多的需要而享受太少的欢乐和特权。而你却忘记了对此感谢——我不是说礼节性的感谢，因为流于形式的感谢只会伤害友谊——我只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优雅的甜蜜的伴随，富有魅力的愉快的交谈，以及所有的那些使生活变得可爱起来的温柔的仁慈——这些都是生活的伴唱，就像音乐那样，使万事万物和谐一致，使嘈杂的或静谧的地方充满美妙的音乐。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像我这样一个处于可怕境地的人，还要念念不忘要在这种和那种不体面之间寻找一种差异，但我仍能坦率地承认，那种把所有的钱都扔给你，让你浪费掉的做法，是既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的愚蠢行为。在我看来，我们的恣意挥霍就是造成使我备感耻辱的破产的原因。我是为其他东西而生的。
但我最该谴责自己的是我允许你带给我彻底的道德堕落。性格的基础是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则完全受你的意志力的支配，这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在沉迷于持续不断的肉体享乐中，你的思想连同肉体都被扭曲了，你慢慢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同样可怕的东西：你从你父亲身上继承了那种可怕的躁狂症，疯狂地写了一封又一封令人厌恶、憎恨的信；你完全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感情，有时你会因为仇恨而长时间闷闷不乐，一声不响，而有时又会突然爆发间歇性的、几如癫痫病似的狂想。你的所有这些病态的症状，在我给你的某一封信中都提到了，那封信被你随手扔在了萨瓦或其他某个旅馆里，后来在法庭上由你父亲的辩护人出示出来，作为控告我的罪状的证明之一。我在那封信里恳求你，如果那时你能够认识到什么是怜悯或其他表示方式的话，那你就不要吝啬怜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就是我那致命的、屈从于你每天越来越多的要求的根源和原因。你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你对我的胜利是小人物对大人物的胜利，是弱者对强者的专制，这种专制我在某个剧作中将其描绘成“惟一存留的专制”。
而且，我对你的屈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在他与生活的每一种联系中必须找到某种“生存方式”，就你的情况而言，人们或者是屈从于你，或者是放弃你，此外没有别的选择。就我来说，因为在你身上寄托了不该寄托的厚爱，因为对你的脾性和气质上的缺陷的伟大的同情，因为我自己的众所周知的好品质和凯尔特人的慵懒，因为艺术家对粗俗争吵和丑言恶词的宽容，因为我当时的性格还无力忍受对任何人的憎恨，因为我不愿意因我的原因而使生活变得酸苦和不美好，也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所以你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只是小事一桩，最多也就是能引起我瞬间的注意或兴趣——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尽管这听起来很简单，我才一直屈从于你。因此，自然地，你对我的要求，你要支配我的努力，你对我的挑剔也越来越变得不合情理了。你的最卑下的动机，最低级的欲望，最世俗的激情，对你来说都成了至高无上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别人的生活都要受你支配，如果必要，你可以毫无顾惜地牺牲掉别人的生活，因为我知道，你依赖自己的坏脾气可以一直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走下去，所以，非常自然地，我也几乎是无意识地就相信了你应该继续按你自己的方式沉迷于每一种过于粗俗的欲望。这样下去，最后你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活着有什么目的。你已经从我的天才、意志力及财产中获得了你自己所需要的，但你还因为一种盲目的无穷的贪婪，而要求占有我的整个存在。你确实如愿以偿了。在我一生中的一个高贵而悲剧性的关键时刻，就在我开始采取那悲惨的愚蠢的行动之前，一方面，是你父亲在俱乐部留下恶毒的明信片攻击我，另一方面是你用同样令人厌恶的信攻击我。那天早晨我收到你的一封信，信中，你可笑地让我去警察局，要求他们保证逮捕你父亲，那是你写过的最坏的一封信，是出于最可耻动机的信。夹在你们两人中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的判断力离我而去，只有恐惧占据我的整个头脑。坦率地说，我找不到任何一种可能使我逃离你们两人中任何一个人的方法。我像一头跑进屠宰场的牛一样到处乱撞。我犯了一个巨大的心理上的错误。我一直认为，我在小事情上屈从于你是无所谓的，而一旦发生重大的事，我就可以重新获得我那天生优越的意志力。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种重大时刻，我的意志力常常彻底背叛了我，在生活中确实没有什么小大之分，一切事物都有同等的价值和大小形状。我养成的对你百依百顺的习惯——刚开始主要是由于不在乎——已经不适当地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它已把我的气质定型为一种永恒的、致命的情绪。这就是佩特（佩特（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译者）为什么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的优美后记中说“失败会形成习惯”。他说这句话时，愚钝的牛津人还认为这句话只是对阿里斯多德那篇有点令人厌烦的《伦理学》的一种巧妙的改写，但这句话却隐藏着一个奇妙的、可怕的真理。我曾允许你把我的性格力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这种习惯的形成已经不仅证明了我的失败而且还证明是我的毁灭，你在道德上对我的破坏性比在艺术方面还大。
一旦我们获准控告你父亲，你理所当然地就指挥一切了。在我应该留在伦敦找一个精明的律师，静心思考我允许自己陷进去的那个可怕的陷阱时——现在你父亲称之为傻瓜陷阱——你却坚持让我带你到蒙特卡洛（在摩纳哥公国，濒临地中海，世界著名赌城。——译者），这是一个会聚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丑恶的地方。你没日没夜地赌博，只要卡西诺的门开着，你就从不停手。至于我——赌博对我毫无吸引力——却被孤零零地留在赌场外边。你甚至不愿意用五分钟时间谈谈你和你父亲把我带进去的那种处境。我的使命只是为你付旅馆费，替你还清赌输的钱。哪怕我只是最轻微地暗示你我正面临着可怕的折磨，你也会感到厌烦。你对别人向我们推荐的一种新牌子的香槟酒更感兴趣。
当我们回到伦敦时，那些真心希望我幸福的朋友恳请我到国外去，不要面对一个不可能取胜的判决。你却说他们这样劝我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说我如果听他们的话就是怯懦。你迫使我留下来厚着脸皮应付这件事，说如果可能，你可以在证人席上发那种混乱的愚蠢的假誓。最后，我当然是被捕了，你的父亲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实际上他不仅仅在那一时刻成了英雄，你的家族现在也因他而奇怪地跻身于“不朽”之列。因为这件事具有了那种奇怪的、似乎成了历史上的哥特式因素的，并使克利俄（克利俄，希腊神话中九位主管历史的缪斯神之一。——译者）成了所有缪斯神中最不严肃的一个神的效果，你的父亲将会一直生活在“星期日学校”（指星期日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的学校，大多附设于教堂。——译者）作业里描写的那种仁慈、心地纯洁的父亲们中间。你的地位等同于婴儿撒母耳（撒母耳，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希伯来的领袖和先知。——译者），在马拉巴热最卑贱的泥潭里，坐在吉莱斯。德。雷吉莱斯。德。雷（1404—1440），法国元帅，曾从事撒旦崇拜，被宗教法庭斥为异端，世俗法庭以谋杀罪将其处死。——译者和马凯斯。德。撒德之间。
狱中记你的粗俗玷污了我的高贵
当然，我早应该摆脱你，我应该像人们掸掉衣服上的刺那样把你从我的生活中清扫出去。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一部最奇妙的剧中告诉我们，万能的上帝在自己的房里抚养了一只幼狮，他很爱它，因为他一呼唤，它就会欢快地跑到他面前，为得到食物而摇尾乞怜。但它长大后就露出了兽性，不但吃掉了主人，也毁灭了他的房子及他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就是他那样一种人。但我的错误不在于我没有与你分开，而在于我过于经常地与你分开，因为往往是每隔3个月我就决定结束我们的友谊，这已形成了一种规律，而每次一旦我这样做了，你就不断请求，发电报、写信，让你的朋友出面干涉，也让我的朋友进行干涉，从而设法诱使我同意你回来。1893年5月底，你离开我在托盖的房子时，我已决心再也不与你说一句话了，或无论如何再不准许你与我在一起了。你在离开我之前的那天晚上，曾大吵大闹了一场。你是多么令人厌恶啊！你很快就从布里斯托尔写信、拍电报，请求我的宽恕，让我答应与你见面，你的老师——他没同你一起走——告诉我，他认为你有时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大多数认识你的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看法。但我还是同意见你，当然也就宽恕了你。在回托盖的路上，你请求我带你去萨瓦，而对我来说，那实际上是一次致命的访问。
3个月后，也即是6月，我们已在格林了。你在牛津大学时的一些朋友来找你，一直从星期六待到星期一。他们离去的那天早晨，你又大发脾气。你是那么可怕！那么令人伤心，以至于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必须分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站在棒球场的平地上，周围簇拥着美丽的青青碧草，我向你指明，我们彼此在伤害对方的生命，你绝对是在毁灭我的生活，而我也明显没有使你感到幸福，我们所能做出的惟一不可避免的、明智合理的选择就是分开，彻底的分开。午饭后你带着一脸愤怒离开了我的房子，并且留下一封恶毒的、令人厌恶的信，让男仆在你走后交给我。3天还不到，你就从伦敦发来电报，请求我宽恕你，让你回来。我已成了供你取乐的工具，成了随时听从你吩咐的仆人。我一直为你有那种可怕的脾性深深遗憾，因为你实际上是这种脾性的牺牲品。我喜爱你，所以我又让你回来了，并且宽恕了你。但竟然又是在3个月后，即9月，你又多次大吵大闹，起因是我指出你试图把《莎乐美》译成法文是小学生式的错误。你现在已是一个相当好的法语专家了，你一定也知道了翻译不值得你去做，就像不值得任何一个普通的牛津学生去做一样，因为这是一部寻找自我表现的作品，你当时当然不会理解它。你就这个问题给我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思想方面的义务”。我记得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感到这是你在我们交往的全过程中给我写的信中的惟一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我明白了，你实际上更适合与文明程度较低的人交往。我这样说没有一点怨恨的意思，我只是说出我们友谊中的一种事实。我总以为，归根结底，一切交往中的义务——不管是在婚姻中还是在友谊中——都是一种交流，而交流就必须有一种共同的基础，而在两个教养迥然不同的人之间，惟一可能的共同基础必然是在最低层面上的。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微不足道的事是有其魅力的，这也是我在剧本和论文中表述的那种卓越哲理的基石。但我们生活中的空谈和蠢事常常令我感到非常厌烦：我们只能在“泥坑”里才能达成一致。尽管你在交谈中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很吸引人，确实非常吸引人，但对我来说，久而久之，与你一直不变的交谈话题就变得单调乏味了，我常常为此厌烦至死，感觉接受你的这种谈话就像必须接受你去音乐厅时的那种激情或在吃喝上那种疯狂浪费的癖好或你身上的任何对我毫无吸引力的性格一样，我只是把这种谈话当做一种东西，也就是说一种我不得不忍受的东西，是为认识你而必须付出的昂贵代价中的一部分。我们离开格林后，我单独去迪纳德住了四天四夜，你非常恼怒我不带你一起去，并且在我离开那儿之前，又为这件事在阿尔贝玛勒旅馆大发了几次脾气，令我很不高兴。更有甚者，你还把一些同样令我不愉快的电报送到我只暂住几天的乡下房子里。我记得我曾告诉你：你有责任与自己的其他朋友一起待上一小段时间，因为整个冬天你都没与他们在一起。我现在可以完全坦白地告诉你，实际上，我当时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你与我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有好几个星期了，我需要摆脱你的陪伴给我带来的紧张，我需要休息和自由。独处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我思想上必需的，因此，我承认，从我谈过的你信中的那些话里，我看到了一个结束我们之间那种致命的友谊的绝好机会，而且可以毫无怨恨地结束，就像我早在3个月前，在格林的那个明媚的早晨想做的那样。坦率地说，我的一个朋友——他理解你的困境，你也向他谈起过你遇到的困难——曾对我说，如果你的译文（指把《莎乐美》译成法文。——译者）像一个小学生做的练习那样被送回去，那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或许会使你感到耻辱；他说我当时对你思想上的期望值太高了，而且，不管你写什么、做什么，都是绝对完全地献给我的。我不想在你刚在文学之路上蹒跚学步时成为你的第一个障碍或使你丧失信心的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译文——除非是诗人翻译的——能够充分表达出我作品中的色彩和节奏，但对我来说，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敬献都是一种奇妙的事，是不能漫不经心就扔掉的东西，因此，我就接受了你的译文，并让你又回到我身边。整整3个月后，在经过了一系列争吵之后，终于有一次，当你在星期一晚上带着你的两个朋友来到我这里时，我们之间爆发了那次比以往任何一次争吵都更令我厌恶的争吵。第二天，我发现自己为了逃避你们，实际上是飞一样地跑到国外去的。我向家人编造了一些奇怪的理由说明我为什么要突然离开他们。我还惟恐你乘下一列火车尾随追来，就给仆人留了一个假地址。我记得在那天下午，我坐在驶向巴黎的火车车厢，想着我的生活已经到了怎样一种不可能的、可怕的、完全错误的状态：我，一个享誉世界的名人，竟然被迫逃离英国，以试图摆脱无论从思想还是道德角度看都是毁灭我身上一切美好东西的友谊，而我正在逃离的人，不是一个从阴沟或泥坑里站起来走进现代生活的、与我的生活完全纠缠在一起的动物，而是你，一个与我处于同一阶层、同一地位的年轻人，一个与我一样在牛津大学读过书、频繁出现在我家里的客人。而正当我思考着这些问题时，通常那种恳求的和抱怨的电报就又跟踪而至了，但我根本看都不看它们。最后，你威胁说，除非我同意见你，否则你无论如何决不同意到埃及去。（在得到你同意的情况下，我自己曾请求你母亲把你送到埃及去，让你远远地离开英国，因为你在伦敦所过的生活对你来说是毁灭性的。）我知道，如果你不去埃及，你母亲一定会极其失望，为了她，我同意见了你，并在一种巨大感情的影响下——你不会忘记这种感情的——我宽恕了你的过去，虽然我对我们的未来只字未提。
第二天，当我回到伦敦时，我记得自己坐在房间里，悲哀地、严肃地试图弄清楚你是否真的就是我看到的那样——一个身上有着那么多的对你我与别人都是彻底毁灭性的错误、即使认识你或与你在一起都会致命的人。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不知道我对你的估计究竟是不是不公正的、误解的。在周末，有人送来了你母亲的一封信，她信中所说的都是我也曾有过的那种感觉。她在信里谈到，你有盲目的过度的虚荣心，这使你看不起自己的家，把你的哥哥——那个坦率的人——当做一个“平庸之辈”。她也谈到，因为你的脾气，她不敢与你谈你正在过的那种生活，那种她能感觉到、也能了解的生活。她说，你在用钱方面的许多行为都令她很失望。她也谈到了你身上已经出现的堕落和变化。她当然也明白，你身上遗传了那种可怕的家族特征，并且坦率地、恐惧地承认，你是她的一个“继承了那种致命的道格拉斯气质的孩子”。在信的末尾，她说她感到应该向我说明，在她看来，我们的友谊实际上已经强化了你的虚荣心，而这种虚荣心已经成为你的所有错误的根源。她真诚地请求我不要在国外接见你。我立刻给她回信，告诉她我完全同意她所说的每一个字，我会尽可能远远地离开你。我告诉她，我们的友谊是在牛津大学时开始的，起因是你来请求我帮助你解决一个很特殊的人给你造成的严重的麻烦。我还说，你的生活一直是处于这种类似的不断出现的困境状态中的。我告诉她，你曾把自己去比利时的原因归结于你在那次旅行中的同伴的错误，你母亲曾因此责备我把他介绍给你，但我却认为，错误在你而不在他。我向她保证，我根本不想在国外见到你，并且请她尽量让你一直留在埃及，如果可能，可以让你以一种名誉专员的身份留在那儿，如果这种办法行不通，也可让你去学习现代语言。总之，不管她能找出什么理由，至少要让你在埃及住二至三年，这既是为你好，也是为我好。
与此同时，在埃及你每到一个邮局就给我写信。我对你写的信一点也不在意，读过后就撕掉了，我已决心再不与你产生任何关系了。既然我决心已下，我就可以欣然全身心专注于我的艺术——我已让你中断了我的艺术的进步。
3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时，你母亲因为那种不幸的意志薄弱的性格、那种在我的生活悲剧中成为与你父亲对我的侵犯一样的致命因素的意志薄弱，正式写信给我——当然，我毫不怀疑她受到了你的怂恿——她告诉我，你非常焦急地等着我的回信，而且，为了使我不至于有借口不与你联系，她还把你在雅典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当然非常清楚这个地址。我承认，当接到她的信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无法明白，在她11月给我写了那样一封信、我也给她回了信后，她怎么还会不顾后果地试图修复或重新开始我们之间那种不幸的友谊。当然，我告诉她说我收到了她的信，并表示感谢，同时要求她尽可能让你与英国驻埃及大使取得联系，以便阻止你返回英国。但我没给你写信，也没有因为你母亲给我写了信而对你发来的电报稍加注意。最后，你竟然给我妻子发电报，请求她利用她对我的影响让我给你写信。我们的友谊曾一直是她悲伤的根源，不仅仅因为她本人从未喜欢过你，而且是因为你形影不离地陪伴我已大大改变了我，而且不是朝好的方面转变。然而，只是因为她始终对你是最仁慈、最温和的，所以她无法忍受我以任何不礼貌的方式对待我的任何朋友，因为在她看来，我对你似乎就是这样，虽然她想过、确实也知道我与你的交往是与我的性格不相容的。就这样，在她的要求下，我与你取得了联系。我清楚地记得我给你的电报上的每一个字。我说，时间已愈合了每一个伤口，但在以后的数月内，我既不会给你写信，也不会见你。你接到电报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出发来巴黎，一路上给我发了许多热情的电报，请求我再见你一次，无论如何要见一次。我拒绝了。你在星期六深夜到了巴黎，在下榻的旅馆里见到了我写给你的一封信，告诉你我不会见你。第二天早晨，我在泰特街收到你一封大约有10页或11页的电报，你说，不管你以前对我做过什么，你都无法相信我会绝对拒绝见你。你提醒我说，为了见到我，哪怕只见上一小时，你已经在欧洲穿行了6天6夜，路上一次也没停留。我必须承认，你这次的请求是我见过的最哀婉动人的。最后在电报结尾，你直言不讳地威胁说你要自杀。你自己过去常常告诉我，你的家族中有许多人都曾双手沾满自己的血：你的叔叔肯定无疑是自杀，你的祖父也可能是自杀，还有其他许多人发了疯。你来自于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血统。出于对你的怜悯以及过去对你的爱，也因为想到，如果你真的自杀了，你母亲会承受不住这样可怕的打击；想到你这样一个尽管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邪恶的特点，但仍蕴含着美的可能性的年轻的生命，却要走到这样一种可怕的结局。总之，纯粹是出于仁慈——如果我必须找种借口的话——我同意与你见最后一面。我赶到巴黎，又与你坐在一起。那天晚上，你的眼泪一次次涌流而出，像雨水一样流过你的面颊。我们先在渥瓦萨吃午饭，随后又在帕娅德吃了晚饭。你见到我时表现出真心的欢乐：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你都紧紧握着我的手，像一个已悔过的温顺的孩子。你当时的悔悟是那样单纯和真诚，结果使我又同意恢复我们的友谊。两天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你父亲看到我们一起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也过来坐到我们的餐桌旁，喝我的酒，并且就在那天下午给你写了一封信，开始了对我的第一次攻击。
狱中记温柔与粗暴
可能有人会奇怪我会再次决定与你分手，这次分手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因为离开你的义务迫使我这么做。我不必提醒你回忆起你从1894年10月10日到13日在布莱顿对我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对你来说，回忆三年前的事情是太难了，因为你会觉得三年时间过于漫长了。但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监狱中、生活中没有事件只有悲哀的人来说，就必须以痛苦的结来计算时间的长短，并标记下我们痛苦的时刻。除了痛苦，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想。痛苦——尽管对你来说这听起来很奇怪——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因为只有痛苦才能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有回忆过去的痛苦，才能保证和证明我们还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必要。在我自己与快乐的回忆之间存在着一道同我自己和实际的快乐之间同样深的鸿沟。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确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只有快乐、奢侈、笑声，我会一点也回忆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那种生活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悲剧性的痛苦、险恶、愚蠢或可怕的单调乏味的争吵和不体面的亵渎，我才能详细地看到或听到其中每一个彼此分离的事件，实际上我也已不可能看到或听到其他的什么东西了。生活在监狱里的人需要那么多的痛苦才能生活下去，结果迫使我每天都不得不把我们的友谊变换成各种不同的痛苦方式，尽管有时并不必要。不管我自己和别人是如何看待我现在的处境，我的生活似乎一直就是一首真正的“悲哀交响曲”，慢慢地经过以节奏联接的种种乐章达到它的转变，并且带着在艺术中作为处理一切重大主题的特征的那种必然性。
我刚才是不是已经说到三年前你在连续三天里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当时正准备单独一个人在渥斯林完成我的最后一个剧本，中间你曾两次来访，打断了我的计划。第三次，你带着自己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我房子里，而且你还竟然建议他留在我房里，但被我断然拒绝了（你现在必须承认，我的拒绝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我可以容许你留下来，对此我一向别无选择，但我不能让你的朋友留在我房里，所以就把他安排在别处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你的朋友去上班了，你留了下来。因为对渥斯林感到厌烦，更主要的是，毫无疑问是因为厌烦我徒劳地想出种种办法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剧本上——当时惟一能真正吸引我的事情——你就坚持让我带你去布莱顿的格兰特旅馆。我们到达布莱顿的当天晚上，你就病倒了，得的是一向被愚蠢地称做流感的那种可怕的低烧，这次如果不是你第三次发烧，那就是第二次。我不必提醒你我当时是怎样照料你、安慰你的。我不仅给你买各种昂贵难买的水果、花、礼物、书等等能用钱买到的东西，而且还用深情、温柔和爱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来抚慰你。我每天除了早晨散步一小时下午开车一小时外，从未离开过旅馆。因为你不喜欢旅馆提供给你的葡萄，我就特地从伦敦给你弄到一些特殊的葡萄。我还编出一些使你高兴的事，或是与你住在一起，或是就住在你隔壁的房间里。每天晚上我都陪你坐着，安慰你或是逗你快活。
过了四五天，你的病好了。我为了尽可能完成我的剧本，就租房住了下来，你当然是与我在一起了。在我们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早晨，我感到极其不舒服。你因事必须去伦敦，但答应我下午就回来，结果你在伦敦遇到了一位朋友，一直到第二天很晚你才回到布莱顿，而那时候我已发烧很严重，医生说是从你身上传染了流感。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病倒在旅馆里更使人不舒服了。我住的房子的客厅在一楼，而卧室却在三楼，没有仆人服侍我，甚至没有一个人能为我送张便条，或遵医嘱为我取来必需的东西。但你回来我就不害怕了。可是在随后的两天里，你却把我孤零零地留在旅馆里，既不关心，也不照料，什么都没做。我不是想让你给我买什么葡萄、花、迷人的礼物，而只不过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些必需品：我甚至连医生为我定购的牛奶都得不到，也喝不到柠檬汽水。而且，当我请求你从书店为我买一本书，或者，如果书店里没有我想要的书，就随便为我选一本其他什么书时，你竟然连书店都从未去过。结果，当我一整天都没书可读时，你却平静地告诉我你已为我买了一本书，书店答应很快就送过来，后来我才偶然发现，你说的这种话自始至终都全是谎言。这期间你当然全花我的钱。在星期六晚上——从早晨起你就把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没有一个人照料我，我请求你晚饭后回来，与我一起坐一小会儿，你用一种生气的腔调和不礼貌的方式答应了，可我一直等到晚上11点，你都一直未露面，于是我就在你房间里留了张纸条，只是想提醒你别忘了自己的诺言以及你是如何履行诺言的。凌晨3点，我因为睡不着，又口渴得难受，就自己在又黑又冷的夜里顺着楼梯走到客厅，想在那儿找点水喝，而我却找到了你！你用一种只有冷酷的、没受过教育、没有教养的人才能说出的恶毒的话攻击我。你用利己主义这种可怕的炼金术把你本该有的悔恨化成了狂怒。你指责我要求你在我生病时陪着我是出于自私，谴责我阻碍了你寻欢作乐，试图剥夺你享乐的权利。你告诉我——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午夜回来只是为了换衣服，你还要出去到你希望可以找到新乐趣的地方去，而我因为给你留了那张纸条，提醒你，你在这一天一夜里完全忘了我在生病，所以就剥夺了你想得到更多快乐的欲望，使你得不到更多新鲜的快乐。我带着厌恶回到楼上，直到天快亮时才睡着，而天亮许久后我才能设法压下发烧带来的干渴。11点，你走进我房间。在刚过去的争吵中，我禁不住想到，我只以自己的一张纸条就在一个不寻常的晚上把你看透了。第二天早晨，你恢复了常态，我自然等着听你用什么借口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用什么方式来请求我的宽恕。你心里也知道，不管你做了什么，这种宽恕始终是在等着你的，而你对我会一直宽恕你这件事的绝对信任是你身上存在着的我一直最喜欢的东西，或许也是你身上值得人喜欢的最好的东西。因此，你不但没有向我道歉，反而开始以更激烈的语气和固执重复了与上次同样的争吵。最后，我忍无可忍，让你立刻离开我的房间，你假装走了，但当我从枕头里——我本是把头埋在枕头里的——抬起头时，却发现你仍站在原处。你残忍地笑着，歇斯底里地狂怒着，突然向我走过来。顿时，恐怖遍及我全身，我不明白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我立刻跳下床，赤脚穿过二层楼梯到了客厅，直到我摇铃叫来的房主向我保证你已离开了我的卧室，并且答应随时可以听从我吩咐时，我才离开客厅。一个小时后——这段时间里，医生来了，当然发现了我正处于一种绝对紧张的衰竭状态，并且发现我比开始时还烧得厉害——你一声不响地回来了——是为了钱——拿走了你能在衣柜里找到的一切以及披风，带着行李离开了房子，你还要我告诉你在你走后的两天里——悲惨、孤独、生着病的两天——我想到了你身上的哪些东西吗？还有必要让我说明，我当时清楚地看到，即使再继续与你这样的人认识都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吗？还要我告诉你我当时认识到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刻已经来到、并且认识到这是一种极大的解脱吗？还要我告诉你我知道自己将来的生活与艺术会在任何一种可能的方面都更自由、更好、更美吗？尽管我病着，但我感到很轻松。“我们必须分开”这个事实使我心里很平静。到星期二，我的烧退了，我生病后第一次下楼吃饭。星期三是我的生日，我的桌上堆放着电报和信，其中有一封信一看就是你的笔迹。我带着一种对自己的悲哀感打开了信，我知道，只要你说了一句漂亮的话，表示你对我的爱，或者，只要你有一个字表示悔恨，我都会让那件不愉快的事成为过去，让你再次回到我身边。但我完全被你欺骗了，我过去低估了你。你在我生日这天给我的信里，精心地重新像前两次发脾气那样大耍无赖。你不分青红皂白地、狡诈地、耐心地攻击我，用低俗的玩笑嘲弄我。你说，你在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中，惟一感到满意的是你在离开“格兰特旅馆”之前用我的钱吃了一顿午餐！你祝贺我突然离开病床逃到楼下去是明智之举，“对你来说，那是一个丑陋的时刻，”你说，“比你想像的还要丑陋。”啊！是的，我很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但我不知道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当时你手里拿着那把为了对付你父亲而买的手枪？我想起来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公共餐厅吃饭时，你曾开了一枪；是否你的手当时正慢慢移向一把碰巧放在桌子上的普通的匕首？是否你盛怒之下只想到某种特殊的个人侮辱或攻击，而忘了自己身材矮小，即使我生病卧床也比你力气大？这些我都无从知晓，现在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自己当时有一种全身恐怖的感觉，我感到，除非自己立刻离开这间屋子，跑得远远的，否则你会做出或试图做出某种即使对你来说也是一种终身耻辱的事。在我以前的生活中，我只体验过一次与此类似的恐怖感，那是在我的位于泰特街的书房里，你父亲正处在一种癫痫病的狂怒状态，他在空中挥动着自己那双小手（他的一个走狗或可称为他的朋友的人站在我们之间），说着他那卑鄙的灵魂所能想起来的每一个卑鄙的词语，尖叫着对我进行令人厌恶的威胁，后来，他真的狡诈地将这种威胁付诸实践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当然是你父亲先离开房间的，因为是我把他赶出去的，但在你这种情况下，先离开的却是我。这已不是我第一次感到有责任将你从自身拯救出来了。
你在那封信的结尾说：“当你不在你的高位上时，你是引不起人的兴趣的。下次你生病时，我会立刻走开！”啊！这句话暴露了你的性格是多么粗鄙！你的想像力是多么彻底地缺乏！你的性情发展到那时已变得多么冷酷、多么低俗！“当你不在你的高位上时，你是引不起人的兴趣的。下次你生病时，我会立刻走开！”在我被监禁的那几所监狱的悲凉、孤独的牢房里，那些话是多么经常地出现在我脑海里啊！我一遍遍地自言自语那些话，并且希望从那些话里——尽管这希望是不正当的——看出你那种奇怪的静默中隐含着的某种秘密。当我因为照料你而染上令我痛苦的热病时，你竟给我写那种信，它当然会因其粗鄙拙劣而令人憎恶了！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写这样的信都会是一种罪恶，而且是不能原谅的罪恶，如果连这种事都可以原谅，那就没有什么罪恶了。
我承认，当我读完你的信时，我觉得自己几乎被它玷污了，似乎与你这样的人做朋友就已永远玷污、羞辱了我的生活。当然，我已经被你玷污了，这是事实，但直到6个月后我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是多么愚蠢。我当时自己决定星期五回伦敦，私下去见乔治。列文斯先生，请他给你父亲写信，说我已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许你进我的房间，坐在我桌旁，与我一起谈话、散步，或者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不会与你在一起。一旦做好这件事，我就写信通知你我采取的行动的全过程，你想必自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在星期四晚上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星期五早晨，在我坐下来开始吃早饭之前，我偶然翻开报纸看到上面有一条消息说，你的哥哥——家庭的真正的领导、爵世继承人，家庭的支柱——被发现死在阴沟里，一把已发射过的手枪就扔在他的尸体旁边。这种悲剧事件——现在已知道是一次偶然事故，但当时却被认为有更复杂的背景——带来的恐惧；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人的突然死亡——好像就在他新婚前夜——带来的悲哀；想到你会多么地悲伤，你母亲将会承担什么样的痛苦，她一定会因为失去他这样一个惟一能在生活中给她安慰和快乐的儿子而痛不欲生，因为有一次她亲口告诉我，她这个儿子从出生至今从没使她掉过一滴眼泪。我意识到你会孤立无助，因为你的两个哥哥都在欧洲，只剩下你一个男人来陪伴你的悲伤的母亲和妹妹，她们也只有从你身上寻找安慰，而且你也必须独自一人处理哥哥的死带来的那些繁琐的各种杂务；想到制造出世界的泪水，想到所有人的悲哀——因为这些涌进我脑子里的各种想法和感情，使我对你及你的家庭抱有无限的同情——我忘记了自己对你的抱怨和仇恨，在你失去亲人的情况下，我不能像你在我生病时对我那样来对待你，所以我立刻给你发电报，表示我最深切的同情，随后又写了一封信，邀请你尽可能到我这儿来。我感到，在那种特殊的时刻放弃你——并且是通过律师正式放弃你——对你来说将是过于可怕了。
当你从被要求去的那场悲剧的发生现场回到城里来时，你立刻非常温柔、非常单纯地来到我身边，穿着丧服，眼里蒙着一层泪花。你像一个孩子一样来寻求安慰和帮助。我向你打开了我的房子、我的家、我的心，我把你的悲哀也变成我的悲哀，以为这样也许能帮助你承受住那种悲哀。我从没有——哪怕只一个字——提到过你过去是如何对待我的，也未提到你制造的几次让我痛心的争吵和写的信。你的真心的悲哀，在我看来似乎使你比以前更接近我了。你从我这儿拿去放到你哥哥坟墓上的花，不仅是他生命之美的象征，而且象征着一切生命中都潜藏着的、可以呈现出来的美。
狱中记为了“不敢说出口”的爱
众神真是奇怪，他们不仅制造刑具来惩罚我们所犯的罪孽，而且还领着我们毁掉我们身上美好的、高贵的、仁慈的、爱的东西。要不是出于对你和你家庭的爱与怜悯，我现也就不会在这种可怕的地方哭泣了。
当然，我在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中不仅发现了“命运”，而且还找到了“毁灭”。“毁灭”一直是迅疾地奔跑着的，因为它要到流血的地方去。你通过你父亲成为你所属的那个家族的一员，而与这个家族成员的婚姻是可怕的，与这个家族的成员的友谊是致命的，暴力的手掌或是放到这个家族的成员们自己的生活上，或是放到其他人的生活上。在我们的每一次相遇中，在每一个重大的或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你跑来向我寻求帮助或快乐的关口，在并不重要的场合，在从与生活的联系来看就像在光柱里跳舞的尘埃或从树上落下的树叶那样微小的偶然事件中，“毁灭”都会跟踪而至，就像痛苦呼喊的回声或追逐着猎物的野兽的影子一样寸步不离。我们友谊的真正起点，是你在牛津大学时给我写了一封最哀婉动人的信，请求我帮助你摆脱你当时正陷入的一种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困境，而对一个牛津大学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双重可怕的困境。我帮助了你，最终还因为你把我当做你和乔治。列文斯先生的共同朋友而使我开始失去他的尊敬和友谊——保持了15年的友谊！当我不再能从他那儿获得建议和帮助时，我感到自己被剥夺了生命中一个伟大的保护者。
你曾送给我一首很美的诗，一首属于校园派风格的诗，想得到我的认可。我以一种极大的文学自负给你回了一封信：我把你比做许拉斯（许拉斯，希腊神话中忒俄达玛斯的儿子，赫剌克勒斯的密友。——译者）、雅辛托斯（雅辛托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被阿波罗误杀，为了纪念他，阿波罗使其血泊中长出风信子花。——译者）、琼奎尔（琼奎尔，英文中意为长寿花。——译者）或那喀索斯（那喀索斯，又意水仙花。希腊神话中，美少年那喀索斯因拒绝回声女神Echo的求爱而受到惩罚，死后化为水仙花。——译者）或某个伟大的诗神用爱滋养并赋予荣誉的诗人。那封信像是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摘录的一段，只是换成了一种未成年人的腔调，只有那些读过柏拉图的《会饮篇》或理解了希腊大理石雕像表现出的那种美丽的悲哀情绪的精神的人才能理解它。坦率地说，我给你的回信是我在幸福的——尽管是任性的——时刻会写给任何一个年轻优雅的、送给我他自己创作的诗的大学生的那种信，并且相信他有足够的才智或教养来正确解释它那奇异的语句。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封信的历史！当然，这封信先到了你手上，接着就传到了你一个令人讨厌的朋友手上，从他手上，又传到一群敲诈者手上，结果被复写多份送到我在伦敦的朋友、正在上演我的剧作的剧院经理手上，人们对它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无一正确，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混乱可笑的谣言，说我不得不为给你写这样一封不名誉的信而付出昂贵的代价：结果这种议论成了你父亲对我进行最恶毒的攻击的基础。在法庭上，我出示了这封信的原件，想让人们看看这到底是一封什么样的信，但被你父亲的律师视做一种企图腐化无辜者的令人厌恶的险恶阴谋而断然拒绝，最终它成为了我被控所犯罪行的一部分。国王也对它产生了兴趣。法官主要不是根据学识而是根据道德对它进行了判决；最后，我因它而进了监狱。这就是我给你写那封漂亮的信的结果！
当我们一起住在索尔兹伯里（英格兰南部城市。——译者）时，你对你以前的一个朋友给你写的一封带有威胁性的信感到非常害怕，你请求我去见写信人并帮你解决这件事。我照办了，结果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我被迫承担了本应由你承担的一切并要对此作出解释；当你没有拿到学位，不得不离开牛津大学时，你在伦敦给我发来电报，请求我去你那里，我也立刻照办了；你因为处于当时那种境况不愿意回家，就要求我带你去格林；在格林，你喜欢上了一座房子，我就立刻为你租了下来：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这些事的结果都是对我的毁灭。一天，你找到我，请求我为一种牛津大学生杂志写点东西，作为爱你的一种表示，因为这份杂志是由你的几位朋友发起的，而我却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对他们办的杂志也一无所知，但为了取悦你——为了取悦你，我什么没做过呢？——我就给你们寄去一些本是为“星期六评论”写的短论；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站在老贝利法庭（老贝利法庭，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译者）的被告席上解释这份杂志的性质，结果这也构成了国王指控我的一条罪状。我被要求为你的朋友的散文和你自己的诗辩护，对前者，我无法掩饰，但对后者，因为我极其忠诚于你年轻的文学作品就像忠诚于你年轻的生命一样，所以我就作了强有力的辩护，并保证你将来也不会做一个下流作家。尽管如此，我最后仍然进了监狱，既是因为你的朋友所办的大学生杂志，也是为了“不敢说出口”的爱。在圣诞节，就像你在感谢我的信中所说的，我送给你一件你早就想要的“很漂亮的礼物”，最多也就值40英镑至50英镑，而当灾难降临，我被毁灭时，法警没收并卖掉了我的图书馆，只是为了抵偿那件“很漂亮的礼物”，就是因为它，法律判决竟执行到我房里来了。在众人的辱骂、你的嘲笑的刺激下，我决定对你父亲采取行动，使他被捕。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最后的可怕时刻，为了可怜兮兮地抓住这最后可使我逃脱法律制裁的希望，我要花很大一笔钱。我当着你的面告诉律师我没有钱，我不可能支付那笔可怕的开支，因为我已没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钱。你知道我说的绝对是真话。在那个要命的星期五，如果我没有在汉弗莱的办公室有气无力地承认我的毁灭，我现在可能正在法国过着幸福、自由的生活，也就能远远地离开你及你父亲了，也可以不必再理会他那令人讨厌的明信片，也可以对你的信漠然置之了。如果我当时能离开艾冯达勒旅馆，也会这样，但旅馆的人绝对不允许我离开。当时你已与我在一起住了10天，实际上，你也会承认，你也把你的一个朋友带来与我们同住，这使我非常愤怒、正义的愤怒，因为在这10天里我几乎花掉了140英镑。旅馆老板告诉我，如果我不付清所有的欠款，我就不能把行李带走。这就是我无法离开伦敦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欠旅馆的钱，我在星期四早晨就会去巴黎了。
当我告诉律师我没有钱支付控告你父亲所需的那笔巨大的开支时，你立即插话说，你自己的家庭会非常乐意为我提供所有必需的花费，因为对你们家庭的每一个人来说，你父亲一直都是一个妖魔，他每天都给你母亲和家里的其他人造成数不清的烦恼和绝望，你们经常议论着如果可能就把他送进疯人院，免得他再给家里人制造麻烦，如果我能把他关进监狱，你们全家就会把我当做英雄和恩人，你母亲有不少富有的亲戚，他们也会非常乐意为此提供必要的开支。听了你的话，律师立刻就商定了这件事，我也就急忙去了警察局，因为我已没有借口不去了，我是被迫走进去的。当然，你的家庭并没有支付这笔钱，并且逼我破产的就是你父亲，是他逼得我拿出最后剩下的不足700英镑来偿付打官司花掉的钱。现在我妻子也疏远了我，主要是因为我每星期连维持生活的几英镑都拿不出，并且她正准备着离婚起诉，当然，要申请离婚就必须找全新的证据和进行全新的审判，或许还要经过更严肃的程序。我自然对其中的具体细节一无所知，我只知道给我妻子的律师提供证据的证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你在牛津大学时的仆人，在你的特别要求下，我曾把他带到格林服侍了我们一夏天。
实际上，我不必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你在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带给我的奇怪的“毁灭”，我有时感到，你自己就好像一个被某种神秘无形的手支配着的傀儡，由你把各种可怕的事归结到一种可怕的主题。但傀儡还有自己的感情，他会把一种新的情节带进他们正在表演的故事中，并且可以改变既定的多变的主题来适合他们自己的某种奇思妙想或趣味。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意识到，完全自由同时还要完全受法律支配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永恒的矛盾，我常常想，这是对你的本性的惟一可能的解释，如果我们确实可以解释人的灵魂的深不可测的可怕的神秘的话。当然，这不包括那种使心灵的神秘更不可思议的解释。
当然，你有自己的幻想，确实也是生活在这种幻想里的，你就是通过这些幻想的变幻不定的薄幕和涂色的面纱看到一切都已变了样。我记得非常清楚，你以为忠诚于我、完全置身于你的家庭和家庭生活之外，就证明了你对我有奇妙的理解和伟大的爱。毫无疑问，对你来说好像事实就是那样。但我想的是，你与我在一起可以得到奢侈、高层次的生活和无节制的快乐以及无限制的钱。你的家庭生活使你感到厌烦，用你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说就是“索尔兹伯里冰凉廉价的酒”不合你的胃口，而在我这边，则是埃及的寻欢作乐的场所，当然也因为我的思想对你有吸引力。当你找不到我陪你时，你选择做我的替身的朋友总是不能令你满意。
你以为，你给你父亲送去一封律师的信，说你要放弃每年250英镑的年金——我估计这些钱本是用于偿还你在牛津大学所欠的债务的——而不中断我们永久的友谊，你父亲就会让你获得那种最高贵的自我牺牲的好名声——你当时正实践着骑士般的友谊。但你放弃自己那一点点年金并不表明你准备放弃哪怕一种你最不必要的奢侈或最不必要的浪费，事实正好相反，你对奢侈生活的欲望从没那样强烈过。在巴黎时，我、你及你的意大利仆人8天内共用去近150英镑，只吃牛肉就用了85英镑。以你希望过的这种生活水平看，你全年的所有收入，即使你在选择花钱比较少的享乐方式时也特别节省，即使只你一个人吃饭，也不够用3个星期的。事实上，你放弃自己的年金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假象，它只是为你提供了一种似乎合理的或你自以为合理的借口，使你能光明正大地靠我的钱生活。你在许多场合都是很认真地利用这一点，并对之作出最完美的解释。你造成的持续的紧张——当然主要是对于我，但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也是对于你母亲——从未像那样令人难以承受，因为，至少对我来说，你从未说过一句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感谢话，或想到过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节制。
你还以为，用恐吓信、侮辱电报和嘲弄的明信片攻击你父亲就真的是为维护你母亲而战了，你就真的成为她的英雄了，你就必然可以报复她在婚姻生活中那些可怕的错误和痛苦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你的一种幻想，而且是你最坏的幻想。如果你认为自己因为母亲的错误而报复父亲是做儿子的责任，那么你应采取的方式是更好地做你母亲的儿子，不要让她害怕与你谈些严肃的事情，不要再签需要她付款的账单，对她更温柔些，不要把悲伤带进她的生活。你的哥哥弗朗西斯在他短暂的像花一样的一生中，用他的温柔和善良弥补了她遭受的许多痛苦，你应该以他为榜样。如果你以为，你通过我设法把你父亲关进监狱就能给你母亲带来绝对的欣喜与欢乐，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敢肯定你想错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女人，当她的丈夫、她孩子的父亲，穿着囚服被关在监狱时，她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不妨给我妻子写信，问问她，她会告诉你的。
我也有自己的幻想，我以为生活是一出辉煌的喜剧，你会成为其中许多高贵人物中的一个。我后来才发现，生活是一出令人悲哀、厌恶的悲剧，只有发生了在目的的集中性和狭隘的意志力的强度方面都很险恶的重大的生活灾难时——而导致灾难的就是你自己——才能撕破一切欢乐和欣喜的假面具，你与我都曾受到这种面具的欺骗而误入歧途。
狱中记恨使你盲目
你现在能稍微理解一点我正在遭受的痛苦吗？——你能吗？有家报纸，我想是《帕拉马尔报》，在描述我的一部正在排演的剧作时，说你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现在我对我们友谊的回忆就是一个与我日夜相伴的影子，一个似乎永远不会离开我了的影子。夜里，它会把我叫醒，一遍遍地告诉我同一个故事，它令人乏味的叙述令我彻夜难眠，直到天快亮时才能睡着。而一到黎明，它就又重新开始活动了：它随着我走进监狱院子里，在我茫然地游荡时让我自言自语；它迫使我回忆起每一个可怕时刻的每一个细节，在我那盛满了悲哀和绝望的脑子里，重新复现了在那不幸的几年里发生的一切；你的声音的每一个不自然的腔调，你那紧张的双手的每一次颤动和手势，你说出的每一个怨恨的字、每一句恶毒的话，都重新回到我的脑中；我回忆起我们一起去过的街道或河流，我们周围的墙或林地，表盘上的指针正指向哪一个数字，风的翅膀向哪一个方向飞去，以及月亮的圆缺和颜色。
我知道，只有一种答案能解释我给你说的这一切，那就是你爱我。在命运把我们彼此分离的生命之丝织成一个罪恶的图案的两年半时间内，你是真爱我的，是的，我知道你爱我，不管你如何对待我，我一直感到你内心里确实是爱我的，虽然我清楚地看到，使你依附于我的还有我在艺术世界的地位、我的个性激发出的趣味、我的钱、我生活中的奢侈以及无数构成我所过的那种那么迷人、那么奇妙的不可思议的生活的东西；然而，除去所有这一切之外，对你来说还有某种奇怪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比爱其他人都要爱我！但你像我一样，在自己的生活里上演了一出可怕的悲剧，虽然你与我的悲剧具有完全相反的特征。你想知道这出悲剧是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你身上的恨始终比爱强烈！你对你父亲的恨是那么强烈，完全超出了、推翻了、遮盖了你对我的爱。你对我的爱与对你父亲的恨之间没有冲突，或只有一点点冲突；你恨的范围那么广，并且是以那样一种可怕的速度增长着。而你却没有认识到，同一个灵魂里是不能同时容纳这两种感情的，它们不能在那个精心雕刻的房子里和睦相处。爱是靠想像滋养的，因为爱，我们变得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聪明，比我们感觉到的还好，比我们的实际情形更高贵；用爱，我们可以把“生命”看做一个整体；靠爱，而且只靠爱，我们就能按照理想的方式理解处于现实关系中的其他人。只有美好的和精心想像出来的东西才能滋养爱，但一切都能滋养恨。你在那些年里喝过的每一杯香槟酒、吃过的每一道价格昂贵的菜，无不滋养了你的恨，并把它养肥。因此，为了满足它，你就用我的生命押赌，就像你漫不经心、不顾后果地用我的钱赌博一样。如果你赌输了，你就想：反正输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如果你赢了，赢的属于你。你知道，你会获得胜利的狂喜和优越感。
恨使人盲目，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爱能让人读到写在最遥远的星球上的文字，但恨使你如此盲目，你只能看到自己狭隘的、用墙封闭起来的、已经被贪欲烧枯了的平庸欲望的花园。你的想像力缺乏得可怕——这是你性格中一种真正致命的缺陷，它完全是你身上的恨所结的果实。恨微妙地、静静地、秘密地啮吃着你的本性，就像苔鲜紧紧咬住某种灰黄色植物的根，直到你慢慢地除了最低俗的私利和最渺小的目的外什么也看不到。爱滋养你的才能，恨却毒害它，使其完全枯萎。你父亲刚开始攻击我时，他是以你的私人朋友的身份、在给你的私信中进行的。我一读完那封充斥着可恶的威胁和粗鲁的辱骂的信，就立刻明白一种可怕的威胁正慢慢逼近我那已是困难重重的生活。我告诉你，我不愿做你们这两个都带着从远古遗传下来的仇恨的人之间的工具。对他来说，在伦敦的我自然是比在霍姆堡的外务部秘书还大的猎物，但对我来说，即使把我置于这种地位的时间只有一分钟也是不公平的，我生活中还有比与一个醉鬼、傻瓜纠缠更好的事等着我去做。你不可能懂得这一点，恨使你变得什么也看不见了。你坚持说，你们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不会允许你父亲对你的私人友谊指手画脚，并认为把我卷进去是最不公平的。在你看到我已与这件事有了牵连之前，你已经给你父亲送去了一封愚蠢、粗俗的信，作为你的回答，这封信自然又把你拖入你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愚蠢、粗俗的行动。人们在生活中所犯的致命的错误不是由于人的不理智——不理智的时刻也许是人最美好的时刻——而是因为人是有逻辑性的，它们之间是有很大不同的。那封信决定了你后来与你父亲的全部关系，因此也决定了我的全部生活。这件事的奇怪之处在于：那封连最普通的街头小儿都会为之感到羞耻的信，竟出自你之手。从你给你父亲写不体面的信到由律师正式给他写信是事情的自然发展，而你的律师写给你父亲的信的结果，当然是逼着他走得更远。你使他除了继续下去别无选择，你迫使他面临着要么是名誉要么是不名誉的两难选择。你的逼迫无疑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当他再次攻击我时，就不再以私人信件和你的私人朋友的身份了，而是在公开场合以一名普通人的身份进行了。我不得不把他从我的房子里撵出去。他一个餐馆又一个餐馆地寻找我，目的是想在整个世界面前侮辱我。他气势汹汹，大有如果我还击就把我消灭，即使我不还击，也要把我消灭的架势。接着，无疑该你出场了。你说，你不会让我因为你而受到这样阴险的攻击、这种不体面的困扰的。但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会立刻放弃对我们友谊的要求吗？我想你现在可能想到了那个问题，但当时你从未想到过。恨使你盲目，你当时能想到的（当然除了给他写侮辱性的信和电报之外）只是买了一把可笑的、在伯克利还走了火的手枪，并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又制造了一个比以前更坏的谣言。实际上，想到你自己成了发生在你父亲和我这样地位的人之间的争吵目标，你似乎很开心，我自然想到，这可以满足你的虚荣心，也能满足你的狂妄自大。如果你父亲得到了你的肉体——我对此不感兴趣，而把你的灵魂——他对此不感兴趣——留给了我，对你来说，这种解决方式会使你觉得寡然无味、失望无趣。每当你嗅到一个公开制造谣言的机会，就会猛扑上去紧紧抓住，一想到那种你会在其中很安全地战斗的前景，你就感到高兴。在我与你的交往中，我从未见过你像在那个季节剩下的时间内那样情绪饱满高涨。你惟一感到失望的似乎是什么也没有真的发生，我与你父亲之间也没有发生进一步的遭遇和争执。你为了安慰自己，就不断给他送电报，这些电报的性质可想而知，因为最后那个可怜的人给你写信说，他已令他的仆人不许以任何借口再把任何电报——不管这些电报是如何伪装的——交给他。但这并没有吓住你，因为你看到公开的明信片给你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于是你就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对他进行了更多的追击。我并不认为他已真的放弃了这件事，他身上强烈的家族本能使他对你的恨与你对他的恨一样持久、强烈，我只是你们两人的工具、借口，既是你们的一种攻击方式，也是你们彼此躲避的方式。他对罪恶的热情不只是个人性的，而且也是家族性的。如果他对这件事的兴趣刚有一点点消退，你的信和电报就会很快又把他的兴趣刺激起来，使其回复到源于远古时期的热情。你的信和电报确实成功地起到了这种作用，你父亲自然也就进一步与我较量下去。他曾私下里攻击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绅士，而在公开场合他又攻击我只是公众中的普通一员，但他最后决定把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来实施他的最后的强大攻击，并且计划在正在演出我的剧作的剧院进行。他计划在我的一部剧本上演的第一天晚上，设法弄到一个座位，并且策划一个阴谋来中断演出，向观众发表一个关于我的卑鄙演说，侮辱演我的剧本的演员，并且当我在演出结束被叫到幕前时，向我扔一些侮辱性的不体面的东西。这完全是一种想通过我的作品来摧毁我自己的阴险诡计。纯粹是出于偶然，在极度狂喜的陶醉状态下，他得意忘形，在别人面前夸口说出了他的计划。警察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把他赶出了剧院。当时你就有可能、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你现在还没认识到你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且站出来说你无论如何不会因为你而毁灭我的艺术？你知道艺术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我凭以首先向我自己、然后向全世界揭示出我自己的伟大的最根本性的记录。艺术是我生活中的真正激情；艺术是爱，把她与其他形式的爱相比，就像把红酒与沼泽地的水或把月亮这面神秘的镜子与沼泽地上的萤火虫相比一样。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缺乏想像力是你性格中一种真正致命的缺陷吗？你必须做什么已非常简单也非常清楚地摆在了你面前，但恨使你盲目了。我不可能向你父亲道歉，因为他已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侮辱、谩骂我达9个月之久。我也不能把你清除出我的生活，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试验过了，也曾离你远远地、实际上是离开英国去了国外，希望以此能摆脱你，但一切都归于徒劳。你是惟一一个可以为这件事做点什么的人，解决这种局面的钥匙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而且，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你可以稍微回报一下我给过你的一切爱、情、仁慈和慷慨照顾的重要机会。即使你能理解我作为艺术家的价值的十分之一，你也会这样做的。但恨使你盲目。那种“靠爱，而且只靠爱，我们就能按照理想的方式理解处于现实关系中的其他人”的才能在你身上已死去了，你只想到如何把你父亲送进监狱，就像你常说的那样，看到他“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这就是你惟一的想法，这句话成了每天挂在你嘴上的许多陈词滥调中的一种，每次吃饭时都能听到。好吧，你满足了你的欲望，恨给了你想要的一切，恨是一个溺爱你的主人，实际上也是所有服从于它的人的主人。整整两天，你与行政司法长官一起坐在高位上，心满意足地看着你父亲站在中央刑事法院法庭的被告席上。但在第三天，我就站在了他原先站的位子上。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在你们父子玩的这场险恶的恨的游戏中，你用我的灵魂作了赌本，结果你偶尔失了手，仅此而已。
你知道，我不得不向你写出你所过的生活，而且，你也不得不了解你自己的生活。截至目前，我们彼此相知的时间已四年多了，这四年里，有一半时间我们是一起度过的，另一半时间我则不得不为我们的友谊而在监狱里度过了。如果这封信确实能送到你手上，我不知道你会在哪儿收到它，但我肯定你会在罗马、那不勒斯、巴黎、威尼斯这些美丽的海滨或河边城市。你如果没有沉浸于像与我在一起时的那些无用的奢侈中，那么你至少也正在周旋于各种各样的感官快乐中（一切悦于耳、爽于口、炫于目的快乐）。对你来说，生活是太可爱了，然而，如果你聪明到希望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找到更可爱的生活，你会从阅读这封信中知道——我知道它是这样的。你读它与我写它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时刻和转折点。你那苍白的脸过去常常很容易因为快乐而变红，当你读着我正在这儿写着的这封信时，如果它能不时使你因感到羞耻而痛苦、好像被熔炉的火烧烤着一样，那它就会对你起到很好的作用。最大的罪恶是浅薄。凡认识到的都是对的。
我当时被远远地送到拘留所，不是吗？我是在警察局过了一夜后被运货车送到那儿的。你是最殷勤、最仁慈的。在你出国前，几乎每天下午，尽管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下午，你都不辞辛苦到好莱威来看我。你也给我写过很甜蜜漂亮的信。但把我送进监狱的不是你父亲，而是你，你自始至终都应对此事负责，我是通过你、为了你、靠了你才到那儿的。但你从未有过片刻的醒悟，即使我在木制囚车的栅栏后被展览示众也无法激活你那僵死的毫无想像力的本性。你只有像看一出悲剧的观众所有的那种同情和感伤。你是创作出一部没有发生在你身上的可怕的悲剧的真正作者。我知道你对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一无所知，我也不希望充当那种把你自己怕心灵应该告诉给你的东西告诉给你的人，而如果你没有让恨磨钝了你的心灵，使其失去感觉的话，它确实会告诉你这些东西的。一切皆须归于人自己的本性来认识，把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或不理解的东西告诉给他是没有什么用的，我现在之所以给你写这样的信，是因为在我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你自己的沉默和行为促使我必须这样做，除此之外，还因为，就像事情已经证明的那样，打击只落到了我头上。痛苦是我快乐的一个源泉，我有许多理由甘愿受苦，不过，在我观察你时，我常能从你那彻底而固执的盲目中看到许多卑鄙的东西。我记得你曾绝对骄傲地拿出一封你在一家小报上发表的关于我的信。你这种表现手段是很精明的、适度的，实际上也是你常表演的一种把戏。你曾以“一个潦倒的人”的身份呼吁英国式的“公平竞争”，或类似的令人厌烦的事情。你发表的这种信往往是在一个受人尊敬的、你根本不了解的人受到讨厌的指控时你才会写的，但你却认为你的那封信奇妙极了，你把它看做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的信物。我注意到你也给其他报纸写了一些信，但都没有发表，但它们的内容千篇一律都是说你父亲的。没有人关心你恨不恨你父亲。你不得不知道，恨，在思想上被看做是一种“永恒的虚无”，而从感情上看则是一种“官能萎缩症”的形式，它会杀死除了它自己之外的一切。给报纸写信说自己恨别的某个人，就好像是给报纸写信说自己有种羞于让人知道的隐病。事实是：你恨的人是你父亲，而且你父亲也恨你，所以，你的恨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你的信而变得高贵或美好。如果说它能说明某种东西，那它也只表明这是一种遗传。
狱中记你眼上的翳障终究会掉下来
我记得，当法庭判决执行到我房里来、我的书和家具都被没收并发表消息要拍卖掉、我的破产迫在眉睫时，我自然要写信把这一切告诉给你。我在信里并没提到这都是为了抵偿我送给你的一些礼物，以及法警已经去过你常在那儿吃饭的房间，我想——或对或错——这种消息会使你有点儿痛苦。我只告诉你一些无法掩饰的事实，我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些事实。你从布伦法国北部港口城市。——译者给我回了信，信中带着一种几乎是抒情诗般的狂喜的口气。你说，你知道你父亲“在用钱上很吝啬”，并且被要求拿出1500英镑支付审判费，所以我的破产真是一种“绝妙的使其出丑”的方式，因为这样他就不能从我身上得到任何补偿了！现在你能认识到恨会给人造成怎样的盲目了吗？你现在是否承认，当我把恨描述成毁灭除自己之外的一切的“官能萎缩症”时，我是在科学地描述一个真实的心理事实？我所有迷人的东西都要被卖掉了：伯恩。琼斯（伯恩。琼斯（1833—1898），英国画家和工艺设计家，其绘画体现了拉斐尔派的风格。——译者）的画、惠斯勒（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长期侨居英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以夜景画、肖像画和版画闻名。——译者）的画，我的蒙特西利、西蒙。莎乐美、瓷器，我的收藏丰富的图书馆——收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乎每一个诗人的作品：从雨果到惠特曼，从斯温伯恩到马拉美，从莫里斯到魏尔兰，还包括装订考究的我父母作品的版本，一排排奇妙的、排列整齐的，我在中学和大学得的奖品，以及各种豪华版本。这些对你来说绝对是无所谓的，你只会说这件事真令人讨厌，仅此而已。你从这件事中真正看到的只是你父亲最终可能失去几百英镑！就是这种可鄙的念头使你充满了狂喜。至于审判费用，你感兴趣的可能只是知道了你父亲曾在“奥尔良俱乐部”公开声称，为这件事即使花去他两万英镑也是值得的，因为他已从中获得了快乐、欣喜和胜利。事实是，他不仅能把我送进监狱两年，而且也能在一个下午就使我出狱。他刚开始并没敢希望还能使我公开破产，所以这对他来说真是一种额外收获的快乐。这是我耻辱的顶点，也是他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的顶点。即使你父亲没有要求我补偿他在审判中花掉的钱，我也完全知道，你至少应该对我完全失去图书馆表示一种最大的同情，因为这种损失对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来说是不可弥补的，对我来说，也是我所有的物质损失中最令我心痛的。如果你还记得我在你身上慷慨地花掉了多少钱，以及在那几年你是如何依靠我生活的，你可能就会费心为我买几本书送到监狱里来，最多也花不掉你150英镑，这也只是我在平平常常的一星期内为你花掉的钱的数目。但一想到你父亲从钱包里拿不出几便士，你就获得了一种卑鄙、渺小的快乐，就使你完全忘记了你还应该给我一点小小的回报，而这种回报又是这么微不足道、这么容易做到、这么便宜、这么明显、这么受我欢迎！我说“恨使你盲目”这句话对吗？你现在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你还没有明白，那就试试看。我不必告诉你，当时，就像现在一样，我是多么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但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要把爱埋在心里。如果我进了监狱而失去了爱，我的灵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那时我从好莱威给你写的信就是想努力把爱作为自己本性中的主要因素保存下来。如果我愿意，我早就用恶毒的谴责把你撕成碎片了。我也会用诅咒撕裂你，我也可以在你面前举起一面镜子，让你看看自己是一种什么形象。你自己是认识不到这种形象的，只有等到你发现镜中的形象在模仿你那种恐惧的手势时，你才能明白那原来就是你自己！这样你就会永远恨镜中的你和现实中的你。实际上我并没有那样做，因而另一个人的罪孽就要由我来承担。如果我选择了那种做法，在任何一次审判中我都可以以你为代价救出我自己，实际上，不仅可以使我免遭羞辱，而且还可免牢狱之苦。如果我愿意向法官指明：法庭上的证人——3个最重要的证人——已经被你父亲和他的律师精心训练过了：什么时候保护沉默、什么时候断然起誓、什么时候要绝对一致地把别人的行为和做过的事栽赃到我头上，这一切都是蓄谋好、排练好的，那么我就可以让法官将他们一个个地撵出证人席，甚至比撵那个可怜的作伪证的阿特肯（阿特肯，全名Frederic Atkins，是当时一个弹子戏的记数员和赌注登记经纪人的雇员，在对王尔德的第一次审判时，他出庭作证，审判员将他描述成一个“最鲁莽、最不可靠、最不谨慎、最不可信的证人”。王尔德承认自己在一次去巴黎途中曾带着阿特肯。法庭最终判决这个证人对王尔德的指控不成立，王尔德被宣布无罪。——原注）还要快，我也就可以作为自由人一边挖苦、一边轻松自如地走出法庭。一种极其强大的压力迫使着我这样做，那些只对我的财富、我的房子感兴趣的人热切地规劝我、乞求我、恳求我这样做，但都被我拒绝了。我没有选择那样做，我也从未为自己的选择有过片刻的悔恨，即使在我被监禁的这段最辛酸的日子里也没有过，因为这样做有损我的身份。肉体的罪恶无足轻重，因为它们是该由医生治疗的病症，如果它们需要治疗的话；只有灵魂的罪恶是可耻的，若我以那种手段来保证自己被宣判无罪，那我会受到一生的折磨。但你真的以为你值得我当时给你的爱或以为我有过片刻的想法以为你值得我爱吗？我知道你不配得到我的爱，但爱是不能在市场上公开买卖的，商贩的天平对之也毫无用途。爱的快乐，就像思想的快乐一样，在于感觉到它自己的存在。爱的目的就是爱，不多也不少。你是我的敌人：一个从未有人有过的敌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交给你，以满足你那种人的感情中最低级、最卑鄙的感情：恨、虚荣心和贪婪，而你却毫不顾惜地浪费掉我的生活。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从任何一种角度看你都彻底地把我毁掉了。就我自己来说，除了爱你我也没别的事情可做。我知道，如果我允许自己恨你，那么，在我已经跋涉过、现在仍须跋涉的干燥的“存在”的沙漠里，每一块石头都会失去自己的影子，每一棵棕榈树都会枯萎，每一眼井的水都会被人从源头下毒。你现在开始理解一点儿了吗？你的想像力从你那种漫长的无精打采状态中苏醒过来了吗？你已经知道什么是恨了，你是否开始明白什么是爱、什么是爱的本质？对你来说，要学会爱还不太迟，尽管为了教会你爱我不得不走进牢房。
在对我的那场可怕的判决之后，当囚服已经穿在身上、囚房已经关闭时，我坐在自己曾拥有的美好生活的废墟上，几乎被痛苦摧垮。我因恐惧而不知所措，因痛苦而茫然，但我不会恨你。每天我都对自己说：“今天我必须把爱留在心里，否则我怎么活过这一天？”我提醒自己说，你不意味着罪恶，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让自己想到，你只是冒险拉开了弓，箭是从铠甲的接合处射穿“国王”的指无意的伤害。——译者。我感到，将你与我最渺小的悲哀、最微不足道的损失相比权衡是不公平的。我决定也把你看做我的一种痛苦。我强迫自己相信：你眼上的翳障终究会从你那长期被遮盖的眼睛上掉下来的。我常常痛苦地想，当你想到自己做过的可怕的事时，你一定会有怎样的痛苦。也有些时候，即使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的所有生活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竟然渴望去安慰你。我是那么相信你最终会认识到自己做过什么事。
当时我确实没想过你会有很大的罪恶和浅薄。实际上，我真正的痛苦是我不得不让你知道，在家务方面我有权利保有先接到信的机会。但我的姐夫写信告诉我，哪怕我只给妻子写一封信，她也就会为了我和孩子而不采取离婚的行动。我感到我有责任这样做，其他原因不说，单是想到要与西瑞尔被迫分离，我就觉得难以忍受了。他是我美丽的、可爱的、会表示爱的孩子，是我所有的朋友中的最好的朋友，所有同伴中的最好的同伴。对我来说，他那颗金色小脑袋上的一根头发都比你——我不仅是说比你全身：从头到脚，而且指比全世界的一切昂贵的橄榄石——还要珍贵。显然，我很晚才理解到这一点，但对我来说，他确实一直就是这样的。
狱中记你依然逍遥自在
在收到你的信后的第三周，我得到了你的消息。罗伯特。夏拉德——一切优秀人物中最勇敢、最具骑士风度的人——来看我。谈话中他告诉我，在那个可笑的《法兰西信使报》上——充斥着混乱的、装模作样的文章，是文学堕落的真正中心——你准备发表一篇以我的信为蓝本的有关我的文章，他问我这是不是真的出自我的本意。我非常震惊，也很愤怒，命令这件事必须立刻停止。你把我给你的信随手丢得哪儿都是，好让你那些喜欢敲诈的同伴、旅馆仆人偷走，让女佣拿去卖钱。你不顾后果地那样做，只是想让别人知道我给你写了信，好让别人羡慕你，但我难以相信你会认真地从你仅剩下的我的信中挑出一些发表。你想要发表的是我的哪些信？我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是我第一次得到的你的消息，使我生气的消息。
不久，我又得到你的第二个消息。你父亲的律师在监狱里出现了，他亲自给我送来了破产通知。征税后我只剩下了不足700英镑！还被用来抵偿审判费了。我被依法宣布公开破产，并被命令到法庭上听取判决。我过去一直最强烈地感到，现在仍然觉得，并且忍不住还要旧话重提的是：这笔费用本应由你的家庭支付的，因为你已亲口承诺了这个责任，说你的家庭会这样做的。也就是因为你说了那句话，律师才接了这个案子。你是绝对应承担责任的，即使不考虑你是代表全家作出承诺的，你也应该感到，由于我的毁灭是你带来的，你至少应该能使我从破产这种额外的耻辱中节省出一点点绝对少得可怜的钱吧！这点钱还没有我们在格林时我在夏天的短短3个月内为你花的钱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完全承认，我确实通过律师的助手得到了你谈这个问题的消息——或者说至少与这个问题有关。那天，他来接受我的证词和陈述，他从桌上探出身子——狱警也在场——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扫一眼后低声告诉我：“弗拉尔。德。里斯王子向你致意！”我盯着他，茫然不解。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仍弄不懂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位绅士现在在国外。”他又神秘地补充了一句。我立刻全明白了。我记得，在我整个监狱生活中，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笑起来，笑声里包含着我对整个世界的全部嘲弄。“弗拉尔。德。里斯！”我明白了——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能使你有一点点醒悟！在你自己的眼里，你仍是一出平庸喜剧中的一位体面的王子，而不是悲剧表演中的悲伤角色。已经发生的一切只是给一颗又小又扁的脑袋上罩上一层光彩的帽子上的一根羽毛，一朵装饰你那包藏着一颗恨心的紧身上衣的粉红色的花！你那颗心只有吮吸了恨的乳汁才能温热起来，而爱只会在其中找到阴冷。啊，弗拉尔。德。里斯王子！毫无疑问，你用假名与我联系是非常正确的。我自己当时根本没有名字，在我被监禁的那所伟大的监狱里，我只是长长的走廊里一间小小的牢房上的一个数字和字母，一千个无生命的数字中的一个，也是一千个无生命的生命中的一个。但你肯定在真实的历史上一定会有许多真名字会非常适合你，而我可以立刻就毫不费力地辨别出那个假名字就是你吗？我不会在只适用于那种寻欢作乐的化装舞会的华美面具后面寻找你。啊！如果你的灵魂曾经——即使只为它自己的完美，也应该——因悲哀而伤痛，因悔恨而垂首，因不幸而谦卑，那你就不应选择这种假面具并在它的阴影的遮护下寻找进入“伤心之国”的途径！生活中伟大的东西是它们好像是什么，也因此——尽管对你来说这听起来很奇怪——常常难以对它们进行解释。但生活中渺小的事情是象征，我们最容易通过它们得到悲伤的教训。你表面上随随便便找个假名字就是、也将一直是象征的，它使你原形毕露。
6星期后，我得到了你的第三个消息。我曾因重病住在华德医院，一天有人把我叫出去，监狱长向我通报了你送来的一个特殊消息。他大声读出你寄给他的信，信中说，你打算在《法兰西信使报》（你还奇怪地补充说，它是与我们英国的《双周评论》齐名的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论奥斯卡。王尔德先生的案件”，急于想让我允许你发表我给你写的信的摘要或选段。你要发表的是什么信呢？是我从好莱威监狱写给你的那些信！那种本应成为你在世界上最神圣、最秘密的东西的信！而你为了满足那些轻佻的浪子的好奇心，为了让贪婪的专栏作家去记述，让拉丁区的名人们去借此大做文章，竟要发表这种信！如果你自己内心没有什么东西来抵制对我的这种如此低俗的亵渎，你至少可以记得我写过的一首十四行诗，这首诗是我在伦敦看到济慈的情书被公开拍卖时带着悲哀和嘲弄写下的。你最终会理解其中这几句诗的真正含义的：我想那些把诗人心灵的水晶面打碎的人不爱艺术（这是王尔德的十四行诗“济慈情书的公开拍卖”前8行的结束诗句。——原注）
你的文章想说明什么？说我曾过于喜爱你了？连巴黎的流浪汉都很清楚这个事实，他们都读报纸，大多数还为报纸写稿；说我是一个天才？法国人比你还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以及我作为天才的特殊性；说天才常伴有一种奇怪的激情和欲望的罪恶，真是妙极了！但这种题目应该由龙勃罗梭（龙勃罗梭（1836—1909），意大利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刑事人类学派的创始人，重视研究犯罪人的病理解剖，用人类学的测定法研究精神病犯罪人和其他犯罪人。——译者）去做，而不是由你来做。除此之外，我们正在谈论的病态现象在那些不是天才的人身上也存在；说在你与你父亲之间因恨引发的战争中，我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同时既是盾牌又是武器？说在你们之间的战争结束时、在你父亲对我的生活进行的可怕追逐中，如果不是你结的网已经缠绕住我的双脚，他是不会如愿以偿的，对极了，但据我所知，亨利。布耶已经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了（1895年6月3日，亨利。布耶在《巴黎回声》上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文章，攻击对王尔德判决的残暴、惩罚同性恋者的愚蠢和英国的虚伪。——原注）。除此之外，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印证他的观点，你也没必要发表我的信：至少不能发表我在好莱威监狱给你写的信。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你会说，我在好莱威给你写的一封信中不是曾亲自请求你尽可能努力使这个世界上的一小部分人能公正地对待我吗？当然，我那样说过，但在这种时候，你要记住我为什么到了这儿，我是怎么到这儿的。你以为我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我与出庭作证的证人的关系吗？我与那种人的关系，不管是真的还是想像出来的，都不能引起政府或社会的兴趣，人们对他们一无所知，也不太关心。我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我过去试图把你父亲送到这儿。当然，我的努力失败了，我自己的律师放弃了辩护，你父亲把罪责完全推到我身上，结果把我送进了监狱，现在仍呆在这儿。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蔑视我鄙视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得不一天天、一小时、一分钟地度过我那可怕的监狱生活。你是惟一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受到讽刺的危险或责备的人，而你本可以改变整个事件的色彩，给整个事件以一种不同的解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向人们表明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当然不会期待、实际上也不会希望你去说明你在牛津陷入困境时是以怎样的方式、为了什么目的——如果你有目的的话——在3年内实际上几乎没有离开过我；这里我也不必精确地一一罗列我是如何一次次试图中止我们之间那种对我这样一个艺术家、一个有地位的人、即使只对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也具有毁灭性的友谊的；我也不希望你去描述你过去常常制造的一次次单调、反复的争吵；我也不会去复制你给我写的那一封封奇怪地把浪漫激情与金钱混杂在一起的电报；我也不会再从你的信里挑出那些很令人厌恶的或无情的段落了，尽管我曾被迫这样做过。然而，我以为，如果你能稍微抗议一下你父亲对我们友谊的描述，不论对你还是对我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他的描述既奇怪又恶毒，对你我的看法都同样是荒谬不堪的，其中对我的描述还是侮辱性的，而对你的描述则是荒谬的。可怕的是，那种描述现在实际上已载入严肃的历史：它会被人引用、被人相信、被人转述，牧师会拿它作教材，道德家会拿它作为他空洞说教的主题，我这样一个为各种年龄的人所喜爱的人不得不接受猿猴和小丑对我的判决。在这封信中我曾说过——我承认自己是带着怨恨说的——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你父亲将会成为“星期日学校”的宣传小册子中的英雄，你的地位将会等同于童年的撒母耳，而我的位置则会在吉莱斯。德。雷和撒旦之间，我敢说这对我来说已是最好的了，我不想抱怨。在一个人在监狱中学会的许多教训中，有一个就是：事情就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并且将成为它们将会有的样子。我只怀疑中世纪的麻风病人和《贾斯廷娜》的作者会被证明是比“山德弗和莫顿”（山德弗和莫顿为《山德弗和莫顿的历史》中的主人公，是18世纪的托马斯。德为儿童创作的一部非常流行的书。——原注）还好的同伴。
但当我给你写信时，我感到，为了我们两人的缘故，我不把你父亲通过他的律师提出的陈述作为平庸世界的教诲来接受是件好事、一件合适的事、一件正确的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你想清楚并写出某种更接近事实真相的东西的原因，这至少比你给法国报纸涂画一些关于你父母的家庭生活的文章要好。法国人会关心你父母是否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吗？没有人会想出比这更令他们感到乏味的题目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我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一个通过学校和以自己为化身的运动来对法国思想方向施加了明显的影响的人，怎么会采取那样一种导致自己毁灭的行动。如果你准备在自己的文章中发表这些信——这些信恐怕多得数不清了——那就请你发表那些我提到是你毁灭了我的生活、说到你容许那种既伤害你也伤害我的疯狂、愤怒的情绪支配着你的信，以及谈到我希望而且决心要终止我们之间那种从各个方面看对我都是毁灭性的友谊的信。尽管我不会允许你发表这样的信，但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你父亲的律师想让我陷入困境而在法庭上突然出示了我在1893年3月写给你的信时，我真正感到悲伤的是，我与你的友谊的那一面会被附带着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我在那封信中说，我与其一再忍受你引发的、似乎可以使你获得某种可怕的快乐的争吵，我还不如欣然同意“被伦敦的每一个房主敲诈”。但你明白得那么晚、那么缺乏敏感，在理解珍贵的、优雅的、美丽的东西时是那么迟钝，以至于竟然要发表那些我试图在其中表达并借以保存我们爱的灵魂和精神的信，而在漫长的肉体的耻辱中，惟有爱仍可驻留于我的肉体内——对我来说，这就是而且仍然是我最痛苦的、最强烈失望的根源。至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恐怕我自己知道得相当清楚。如果说恨使你盲目，那么虚荣心就会像铁丝一样把你的眼睑缝合在一起。那种“靠爱，而且只靠爱，我们就能按照理想的方式理解处于现实关系中的其他人”的才能，已被你狭隘的自我主义磨钝了，并且因为你长期不用已使之变得毫无用途。我在狱中的想像力与在狱外时一样丰富。虚荣心已经封闭了你心灵的窗户，看守的名字叫“恨”。
狱中记我只有悲哀的季节（1）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去年的11月初。生活的激流在你和这个如此遥远的日期之间流动，你无力看到——即使确实想看到——这条如此宽广的河流的对岸，但对我来说，这样的事似乎从未发生过。我不说昨天，只说今天。痛苦是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是无法用季节把它分开的，我们只能记录它的各种状态，以及这些状态什么时间出现。时间本身并不是与我们一起前进的，它是旋转的，环绕着一个痛苦的中心。生活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静止，其中的每一件事都受一种不变的模式操纵，因此我们都是根据严酷的程式、法则来吃、喝、走路、睡觉、祈祷或跪下祈祷：这种静止性使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中的每一个最可怕的细节都和过去的一模一样，而且似乎也把它自己传送到那些以不停的运动为存在本质的永恒的力量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或收获，不知道俯身在谷物上的人或穿梭在葡萄架间的采葡萄者，也不知道被吹落的花瓣装点成白色的或散落着熟透的果实的果园里的绿草。对我们监狱中的人来说，只存在一个季节，那就是悲哀的季节。月亮和太阳似乎远离我们而去。在监狱外面，白天可能是蔚蓝的、金灿灿的，但从犯人头上方那个小小的、用厚厚的玻璃遮挡着的铁栅栏窗透过来的阳光却是灰暗的、吝啬的。囚房里始终是黄昏，就像人心里一直是午夜一样。在思想领域里，与在时间领域里一样，一切都是静止的，你自己很久以前已经忘掉的、或可以很容易忘掉的东西，现在正降临到我头上，而且明天会再一次降临到我头上。记住这一点，你就稍微可以理解我为什么现在给你写信，以及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给你写信了。
一周后，我被转送到这里。3个月过去了，我的母亲也死了。没有人比你更能了解我是多么爱她、尊敬她。她的死对我来说是如此可怕，以致我这个语言的主人却无法用言词来表达我的痛苦和羞愧。即使在我发展成为艺术家的那些最美好的日子里，我也从未得到过适于承受这样一种可敬的重负，或适于伴着十分庄严的音乐慢慢走过我那无法表达的悲哀的华美庆典的言词。她和我父亲把一个不单在文学、艺术、考古学、科学上，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是高贵的、受人尊敬的名字给了我，我却永久地玷污了这个名字，我已经把它弄成了一个下等人之间的低级的笑柄了，我已经把它拖到泥淖中去了，我把它给予了那些可能使其变得野蛮的野蛮人了，给了那些可能把它变成愚蠢的同义词的傻瓜了。我那时所受的痛苦，并且现在仍在忍受着的痛苦，不是能够用笔写下来或记在纸上的。我的妻子那时对我又和善又温柔，否则我就会从一个冷漠、陌生的嘴里听到这个消息，她为了这件事特意带病从热那亚径直来到英格兰，亲口告诉我这样一个如此无法补救、无法补偿的损失。所有仍在爱着我的人也都对我表示了同情，就是那些本人不认识我的人，听到我的已经破碎的生活中又新添了这样一种悲哀，也给我写信表达他们的同情和安慰。只有你站得远远地，既不给我消息，也不给我写信。你这样的行为，最好用维吉尔在对但丁谈到那些在高贵的冲动和浅薄的目的中空度生命的人时说的话来解释：“我们不要说他们了，我们只是看看，然后继续前行。”
3个月过去了，挂在我监房门外边的、写着我的名字和罪名、记着我每日的行动和劳役的案件日程表告诉我已经是五月了。我的朋友们又来看我了，按惯例我向他们打听你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你正住在那不勒斯的别墅里，正要出版一本诗集。在会面快结束时，他们偶尔提到你要出版的那些诗歌是要献给我的。这个消息似乎使我对生活产生了某种憎恶情绪，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走回牢房，心里带着对你的轻蔑和嘲弄。你怎么可以不先经我同意就梦想着把一本诗集献给我呢？梦，我是在说梦吗？你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你能回答说，在我伟大的、著名的日子里，我曾同意接受你把你早年的作品献给我吗？当然，我接受过你的敬献，就像接受那些刚刚开始走上艰难而美丽的文学艺术之路的年轻人对我的忠诚一样。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一切忠诚都是令人愉快的，当这种忠诚来自于年轻人时，它就更是双重甜美的。当老年人摘取月桂树叶时，它们就会枯萎，只有年轻人才有权利带上艺术家的花冠，这就是年轻人的真正特权，尽管只有年轻人懂得这一点。但囚禁、羞辱的日子与伟大、著名的日子不同。你不得不知道，所谓荣花、快乐和成功可能会有粗糙的果实和低劣的质地，但悲哀才是天地万物间最敏感的东西（能在整个思想界中振动而悲哀又能随之在可怕且微妙的跳动中振动的东西，这世上是没有的）。人眼看不到的、标示着力量方向的敏感的金箔，假如与悲哀相比，也是粗糙的。除了爱的手之外，无论什么手触到它，也是粗糙的。它都会是一个流血的伤口，即使是爱的手触到它，它也会流血，尽管人感觉不到痛苦。
你曾给旺兹沃思监狱的监狱长写信，请求让我准许你在《法兰西信使报》（“与英国的《双周评论》齐名”）上发表我的信，那你为什么不给里丁监狱的监狱长写信，要求我准许你把诗献给我呢？不管你的这些诗选择了什么样的奇思怪想的描写方法。这是否因为：一方面我已禁止《法兰西信使报》发表我的信件，你当然完全清楚，这些信的合法版权过去是、现在仍是掌握在我手里的；另一方面，你以为可以利用你自己的聪明使我对你所做的事一无所知，等到我知道也太晚了，因而也无法干涉了？我是一个不体面、被摧毁的囚犯，这种纯粹的事实应该能使你明白：如果你想把我的名字写在你作品的扉页上，你要把我的允诺当做一种恩惠、一种荣誉、一种特权来接受，这才是人们接近那些处于悲哀和羞辱中的人的方式。
有悲哀的地方就是神圣的所在，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这句话的含义。除非你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否则你就会对生活一无所知。罗比和像他那样本性的人能理解这句话。当我在两个警察的挟持下被从监狱带到破产法庭时，罗比在阴沉沉的长廊里等待，在众人面前，恭恭敬敬地对我脱帽致礼，这样一种可爱和单纯的举动使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手上戴着镣铐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去。人们因为比这还要微不足道的事都已经进了天国了。就是用了这种精神、这种家的方式，圣者跪下来去洗贫穷人的脚，或弯身亲吻麻风病人的脸颊。我对他做过的这件事从没说过一句话，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我曾注意到他的举动，这不是人们能用几句客套话在形式上表示感谢的事，我把它深藏在我心灵的宝库，我把它藏在那里作为一种秘密的、我想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偿还的债务，我为此感到高兴。我只能用无尽的泪水的“没药”（热带树脂，可做香料、药材。——译者）和肉桂保持着它的芬香。当智慧对我已毫无用途，哲学也变得空洞乏味的时候，当那些试图安慰我的人所用的谚语和格言在我的嘴里成了尘土和灰烬的时候，只要我想起那个微小的、谦恭的、娴静的爱的举止，我就会感觉到它为我打开了一切怜悯的泉源，使沙漠像玫瑰一样开花，把我从孤独流放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使我与这个世界上受到伤害的、破碎的、伟大的心灵相和谐。当你能够理解罗比的行为为什么不仅如此美丽，而且还对我具有这么多的含义，并且会一直这样的时候，或许你才会理解你应该以什么方式并且用什么精神来接近我，使我允许你把你的诗献给我。
老实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接受你的敬献，虽然在其他情况下我可能会乐于被人请求这么做，但就因为你的缘故，我也会拒绝这种要求，不管我对你有什么感情。一个年轻人在他如花的青春时期献给这个世界的第一本诗集，应该像马格达雷那草地上白色的荆棘或春天的一朵花或库姆纳原野上的樱草一样，它不应背负上令人厌恶的、可怕的悲剧和可怕的、恶毒的谣言。如果我允许我的名字出现在你的诗集上，那将是一个严重的艺术错误，这会给你的整部作品带来一种错误的艺术氛围，而在现代艺术中，作品的氛围又是那么重要。现代生活是复杂的、相对的，它有两种独特的特征，第一个，我们要求作品的氛围要有精细的暗示、奇异的透视；第二个，我们要求作品要有背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雕刻艺术不再是代表性的艺术，为什么音乐成为了代表性的艺术，以及为什么文学在现在、过去、将来都是最高级的有代表性的艺术。
你那本小书应该带有西西里的和阿卡狄亚式的情调，而不应有刑事法庭被告席上那种有传染性的粗鄙或囚房那种郁闷的气息。你计划的这种敬献也不仅仅是艺术品位的错误，从其他角度看，它也是完全不体面的，看起来像是你在我被捕前后那种行为的继续。它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你现在的努力只是一种愚蠢的、虚张声势的行为，只表明了在耻辱市场上贱卖的那种所谓的勇气。就我们的友谊来说，复仇女神已把我们像苍蝇一样压碎了。当我在监狱里时，你献给我诗看起来会像是一种想做出聪明的反驳的愚蠢的尝试，一种在你写那些可恶的信的逝去的日子里——我诚实希望那种日子永不再来——你常据以公开夸耀的所谓成就，而夸耀这种成就曾给你带来很大的快乐。它也不会产生你所预想的——我确实相信你会这样想的——那种严肃、美丽的效果。如果你与我商量过，我会劝你推迟一段时间再出版你的诗，或者，如果你不愿意推迟，也可以先匿名发表，然后，当你的诗已经赢得了崇拜者时——指那些确实值得赢取的崇拜者——你就可以站出来对众人说：“你们喜爱的那些鲜花是我浇灌出来的，现在我把她们献给一个你们蔑视、遗弃的人，作为表达我对他的爱、尊敬和崇拜的信物。”但你却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时机。爱是有策略的，文学也是有策略的，但你对两种策略都不敏感。
狱中记我只有悲哀的季节（2）
我已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详细地告诉你了，目的是让你充分理解它的意义，理解我为什么立刻用嘲弄和轻蔑的语气给罗比写信说明我绝对不允许你将它献给我，同时希望他把我谈到你的话认真抄写一份送给你。我感到，使你对自己做过的事有所理解、承认和认识的最后时刻终于到来了。盲目可以达到稀奇古怪的程度，一种毫无想像力的本性如果不受到某种东西的激发，就会僵化成绝对的麻木，因此，虽然肉体可以吃、喝，可以有自己的快乐，但它包容的灵魂却可以像但丁书中的布兰卡德。奥瑞亚的灵魂一样是完全枯死了的。我的信似乎到得正是时候，我可以断定，它就像一声响雷落到了你头上。你在给罗比的回信中称你“被剥夺了一切思想和表达的能力”。确实，你很明显想不出比给你母亲写信抱怨更好的办法了，当然，由于她对你的真正的优点一无所知——这也一直是她与你的不幸命运——她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安慰你，接着，我想，她就会把你哄着回到你从前的那种闷闷不乐、无聊的状态；但对于我，她则让我的朋友们知道，她对我用那样激烈的言词谈论你感到“非常愤怒”。实际上，她不仅向我的朋友们表示了她对我的厌烦之情，而且还向那些不是我朋友的人——我不需提醒你，那种人是非常之多的——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现在，通过对你和你母亲都抱有善意的人之口，我已经知道，由于你母亲的宣传，过去因为我杰出的天才和可怕的痛苦而缓慢但持续增长着的对我的大量的同情现在已被完全剥夺殆尽了，人们说：“啊，原来他开始想把那位善良的父亲送进监狱，结果失败了；现在他又因自己的失败站出来谴责他那无辜的儿子！我们真是应该轻视他，他是多么值得被人轻蔑啊！”在我看来，如果人们提起我的名字时，如果你母亲在场，她对自己在我的毁灭中应负的责任——非常大的责任——没有一句悲哀或悔恨的话，那么她保持沉默会更合适些；而对你来说——难道你现在不以为，从各个方面来看，你直接给我写信、有勇气对我说出你必须要说的你已有的或想像出的一切，不是比你给母亲写信抱怨更好吗？从我给你写信至今几乎已一年了，在这段时间内，你不会一直“被剥夺了一切思想和表达的能力”。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你从我的信中可以看出，你的全部行为对我造成了多深的伤害，使我愤怒到什么程度。不仅如此，你还会看到你与我的全部友谊最终以其真实的面目，以一种不会被人误解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在逝去的日子里，我曾经常对你说，你在毁灭着我的生活，每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笑。当爱德文。列维在我们的友谊刚刚开始时就看到你的行为正在加快使我遭受你那个不幸的牛津灾难——如果我们必须这样称呼它的话，而我们曾就这件事寻求过他的建议和帮助——带来的打击、烦扰和浪费，因而他用整整一小时时间警告我不要结识你。但当我在布莱克纳尔向你描述我和列维的那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长谈时，你却大笑不已。当我告诉你，甚至那个不幸的年轻人——他和你最后也与我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如何也不止一次警告我说，你比任何一个我愚蠢地结识的最普通的朋友都会更彻底地把我带向致命的毁灭，你听后又大笑不已，尽管这种话并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当我那些比较谨慎或不太赞同我与你交往的朋友因为我与你的友谊警告我或离开我时，你又带着嘲弄大笑不止。在你父亲给你写第一封攻击我的信之际，当我告诉你我知道自己纯粹是你们之间可怕的争吵的工具，并会激醒你们之间的某种罪恶时，你竟笑得喘不过气来。但每一件事都已像我说的那样发生了，事情的结果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没有借口不看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是出于怯懦？还是出于冷漠？到底是因为什么？我生你的气，并且表达了我的气愤，这是事实，但正因此你更要给我写信：如果你以为我的信是对的，那么你也应该写信；如果你认为它有一点点不对的地方，你也应该写信。我等着你的一封信，我确信，你最终会明白，如果过去我对你的感情、对你的保护性的爱、对你数以千次未偿还的债——如果这一切对你来说都不值一提，那么，仅仅出于责任——人与人之间最空洞的一种联系——你也应该给我写信。你不会说，你经过认真思考认为我只有责任收到我家里人写来的事务性的信。你非常清楚，每隔12周罗比就会给我写一封周详的通报文学消息的信，没有什么能比他的信更迷人了：它们的才智、机智集中的批评、轻松的格调——这才是真的信，它们就像一个正在与我交谈的人，它们具有法国那种“私人交谈”的性质。他那优美的对我表示尊敬的方式，有时吸引我的判断力，有时吸引我的幽默感，有时又吸引我对美的直觉或我的教养，并且用一千种微妙的方式提醒我：对许多人来说，我一度曾是一位艺术风格的主宰者，而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最高的主宰者。他的信显示出他是如何拥有爱的机智和文学的机智的，并且一直是我和那个我一度做过国王的美丽的不真实的艺术世界之间的小小的使者。实际上，如果我没有被诱入由粗鄙的不完整激情、千篇一律的欲望、无限无形的贪婪构成的不完美的世界，我现在仍是艺术世界的国王。然而，当该说的一切都已说过了时，你肯定无论如何能够理解或自己想像到，即使只基于纯粹的心理好奇，收到你的信一定比听说阿弗雷德。奥斯丁（阿弗雷德。奥斯丁，1896年英国桂冠诗人，王尔德称他为平庸之辈。——原注）正在努力出版一册诗集，或斯垂特正在写激动人心的文章批评《每日记事》，或靠一个连演说都结结巴巴的人（指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其代表作为《家里的天使》，在泰内斯死后支持梅内尔夫人做空缺的桂冠诗人。——原注）的帮助梅内尔夫人已被宣布为新的“风格的西比尔”等等更令我感兴趣。
啊！如果你曾在监狱里住过——我要说不是因为我的错，因为那种想法对我来说太可怕了，令我难以忍受，而是因为你自己的错误、你自己的过失，譬如相信了某个不值得信任的朋友，陷入感官的泥淖，滥用了信任或滥施了爱，或以上原因都有或都没有——你会认为我会容许黑暗和孤独吞噬你的心而不努力——不管我的力量多么微不足道——用某种方式帮助你忍受你的耻辱带给你的痛苦的重负吗？你会以为我不会让你知道，如果你痛苦，我也痛苦；如果你哭泣，我的双眼也充满了泪水；如果你躺在囚牢里被人蔑视，我会用自己的悲伤建造一所房子等你回来住，我会建造一个宝库，聚集起一切成百倍增加的人们拒绝给予你的东西来医治你的痛苦吗？如果令人辛酸的贫穷或谨慎阻止了我亲近你，夺去了你在我身边的快乐，那么我也会一年到头给你写信，希望信中的某句话、某个词、某种哪怕是被中断的爱的回应能对你产生一点作用。如果你拒绝接受我的信，我也照写不误，以便你知道至少有信一直在等着你。许多人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每隔三个月就有人给我写信，或打算给我写信，他们的信都被监狱长保存起来，当我出狱时就会交给我。知道它们就在那儿，我知道那些写信人的名字，我知道他们对我充满同情、爱和善良，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我不需知道得更多了。你的沉默是可怕的，你不是沉默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而是一沉默就是几年，这几年又出现了许多像你一样敏捷地生活在幸福之中、几乎抓不住流逝的时光的金色的双足、上气不接下气地追逐欢乐的人。你的沉默是没有借口的、没有辩词的沉默。我知道你有致命的泥足（指缺点），谁还能比我更清楚呢？当我写到——我的一句警言——只有泥足才能使金像变得真正珍贵时，我想的只有你，但你没有从自身制造出一个有泥足的金像。不管我有什么秘密的欲望，我现在都不能对你有任何轻蔑和嘲弄，也不会对我自己有轻蔑和嘲弄的感情。我们且不管所有其他原因，只你的冷漠、你的世俗的聪明、你的无情、你的胆怯或你随便叫它什么，在我潦倒的过程中或我毁灭之后的特殊情况下，就给我造成了双倍的痛苦。
狱中记我唤醒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想像力（1）
其他不幸的人，当他们被投入监狱时，如果他们被剥夺了享受世界上的美的权利，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会遭受到世界上最足以致人于死地的投石，遭受最可怕的箭的打击，他们可以藏身于囚房的黑暗之中，用自己的耻辱建造一个圣殿。世界有自己的意志、是按自己的轨道运行的，他们却被留下来不受干扰地受苦。对我则不同，悲哀一个接着一个来敲打着我监狱的门寻找我，它们已经把门敞开，让自己进来。我的朋友很难来看我，但我的敌人却能一直畅通无阻地来到我的身边。我两次公开出现在破产法庭上，也两次被公开从一个监狱转押到另一个监狱；我曾在无法言说的羞辱状态下被公开示众，受人盯视和嘲弄。死亡的使者传给我死亡的消息后就自顾走了。在绝对的孤独中，在远离一切能安慰我、同情我的东西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承负难以忍受的悲伤和悔恨。当我妻子通过她的律师寄来那些激烈、痛苦、严厉的信时，时间还没有抚慰、治愈我的那个伤口，我立刻因为贫穷受到嘲笑和威胁。我可以忍受这些，而且还可以承受比这还糟糕的事，但我的两个孩子却被根据合法程序从我身边带走了，这才是并且永远会是我无穷的悲哀、无限的痛苦、无限的忧愁的根源。法律自行判决我不适合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是某种非常可怕的事情。我羡慕那些与我一起在监狱的院子里行走的其他犯人，我相信他们的孩子在等着他们，盼望着他们的归来，他们想到这些一定是非常甜蜜的。
穷人比我们更聪明、更慈善、更好心、更敏感，在他们眼里，牢狱是人生中的一种悲剧、一种灾难、一种不幸、一种能在别人心里引发同情的东西。他们偷偷地把牢狱中人说成是“患难”中的人，这是他们常常用的句子，这种用语隐藏着爱的完美的智慧，而对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来说就不同了。对于我们来说，牢狱是把人变成下等人的地方，我，以及像我这样的人，几乎没有呼吸空气、享受阳光的权利。我们的存在玷污了他人的欢乐，当我们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我们已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我们不能再看到月亮的闪光，我们的孩子已被人家拿走了，我们与人类联系着的那些可爱的环节已被斩断了。我们命中注定是孤独的。尽管我们的儿子仍活在世上，我们却得不到可以抚慰我们的创伤、帮助我们、给我们受伤的心带来安慰、给我们痛苦的灵魂带来安静的东西。
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还有一件事更令我难以忍受，那就是你用自己的行为和沉默、你已做过的和尚未做过的事使我本已漫长的监狱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更加漫长难捱。你的行为改变了我在监狱里所吃的面包、所喝的水的味道，使它们一个对我来说太苦、另一个又使我恶心。你应该分担的悲哀被你加倍，你应该尽力减轻的痛苦被你刺激成一种折磨。我相信，你并未准备这样做，这只是出于你性格中的一个真正致命的缺陷，以及你的完全缺乏想像力。
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我宽恕了你。我必须宽恕你。我写这封信不是要使你痛苦，而是要除去我的痛苦。为我自己我也必须宽恕你。一个人不能每天都在胸膛上放一条小毒蛇并让它以自己为食 ，也不能每天夜里都起来在自己灵魂的花园里播种荆棘。对我来说，如果你能稍微帮助我，我都可以毫不困难地消除我的痛苦。不管你过去对我做过什么，我一直是很快就宽恕你的。当然我这样做对你并没有好处。只有生活里没有任何污点的人才能宽恕罪恶。但现在，当我带着羞辱坐在这儿时，情况就不同了，我现在对你的宽恕对你来说应该意味着许多东西，你将来会认识到这一点，但不管你是早认识到还是晚认识到、很快认识到还是根本认识不到，我的路都清清楚楚地摆在我的面前。我不能允许你心里带着因毁灭过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而产生的负担度过一生，那种思想可以使你无情地冷漠或病态地悲哀。我必须把那种重负从你肩上拿过来放到我自己的肩上。
我一定要对自己说，哪怕这样的话我已经说过几千次了，你和你父亲都不可能摧毁像我这样的人：是我毁灭了我自己。而且，我还要说，不管是伟大的人还是渺小的人，除了用自己的手毁灭自己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毁灭他。我一直是想这么做的，而且一直在试图这样做，虽然目前你不会想到这一点。如果我把这种无情的控诉强加到你身上，想想看我是怎么毫不怜悯地把这样的控诉加到我自己身上。尽管你所做的对我来说是可怕的，而我对自己所做的远比你做的可怕得多。
我是一个站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艺术的象征性的关系中的人物，我刚成年时就认识到了这点，随后就迫使我的时代也认识到这一点。几乎没有人能在自己的一生中占据这样一种地位并使之为人承认，常常要等到某人及其所处的时代都过去了许多年之后，才会有历史学家或批评家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能认识到的话。我则不同，我自己感觉到这一点，也让别人感觉到这一点。拜伦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但他是与时代激情和他所处时代对激情的厌倦产生了关系，而我与时代的关系却是某种更高贵、更持久、范围更广的东西。
众神几乎给了我一切。我有天才、有一个杰出的名字、上层社会的地位、辉煌、思想的勇敢；我把艺术变成一种哲学，把哲学变成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的思想和事物的颜色；我所说所做的一切从未使人疑惑过；我采取了戏剧这种艺术中最客观的形式，并且把它变成一种个人表达方式，一种抒情诗或十四行诗，同时我还扩大了它的范围，丰富了它的性格描写。戏剧、小说、韵律诗、散文诗、微妙的或奇异的对话，无论我涉及哪种形式，我都会用一种新的美的形式使其变得美妙。
对真理本身来说，我既把假的、也把真的东西作为它存在的适当的领域了，并且表明假和真只是思想存在的两种方式。我把艺术视为最高的真实，把生活视作一种纯粹的假设形式。我唤醒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想像力，以便它在我周围创造出神话与传说：我可以用一句格言概括一切体系，用一句警句概括一切的存在。
除了这些东西，我还拥有其他与众不同的东西。我让自己受诱惑于毫无意义的长久的诅咒和肉欲的享乐，以做一个怠惰者、游荡者、纨绔子弟而感到快乐。我把自己包围在各种各样卑鄙、低贱的人中间，我成了我自己的天才的浪费者，并且浪费一种永存的青春使我得到一种奇怪的快乐。因为厌倦于站在社会的上层，我故意到社会底层去寻找刺激。对我来说，奇论逆说存在于思想领域，邪恶则成为感情领域的事。欲望，归根结底是一种热病，或是一种癫狂，或两者都是。我变得不再关心别人的生活。我在那些能使我快乐的地方获得快乐并一直这样过下去。我忘了，日常的任何细行小节足以创造一个人的品格或破坏一个人的品格，因此，人在密室内做的事过一段时间后就会被人从屋顶上高声叫喊出来。我不再做我自己的主宰者，我不再是自己灵魂的船长了，并且也不懂得自己的灵魂了。我准许你支配我，让你的父亲恐吓我，结果我落到这种可怕的耻辱地步。现在我只有一件东西：绝对的人性，你同样也只有一件东西，也是绝对的人性。你最好也走进尘埃之中，在我的身边学会这样。
我在狱中快待了两年了。我的本性产生出狂暴的绝望，一种对社会怜悯的悲哀的拒绝，可怕而无力的暴怒，痛恨和侮蔑，高声哭泣的怨恨，无声的忧苦，沉默无语的悲哀。我经过了每一种可能有的痛苦情绪。当华兹华斯说道：痛苦是永久的、模糊的、黑暗的并且还具有永恒的品性我是比他自己还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啊！但是，虽然我有时会因为想到自己的痛苦将是无限的而感到欣喜，但我却无法忍受它们成为没有意义的存在。现在我在自己的本性深处找到了某种隐藏着的东西，它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毫无意义的，痛苦特别不会没有意义。那种东西隐藏在我的本性中，就像宝藏深埋在田野里，它就是人性。
这是我身上最后残留的东西，也是最好的东西，是我所能做到的最后的发现，一种新发展的起点；它直接产生于我自己的心里，因此我知道它来得恰如其时，既不稍前，也不稍后。如果有人向我讲到它，我可能就会拒绝它；如果它是被带到我面前的，我也会拒绝它；因为它是我自己找到的，所以我愿意保存它。我一定要这样做，这是一种本身就蕴含着生命或新生命的、蕴含着可以促成我的“新生”的各种要素的东西，在所有的东西中，它是最不可思议的，你既不能把它送给别人，别人也不能把它交给你，无论任何人，除非他放弃自己的一切，否则决不会获得它。只有当一个人失去一切时，他才会知道自己拥有这种东西。
既然我认识到它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就很清楚地明白我应该去做什么，实际上是我必须做什么。当我用像“非做不可”这样的句子时，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并不是受了任何外界的命令或许可才去做的，我根本不承认什么命令或许可。我比以前更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了，除了产生于自己身上的东西，其他一切对我来说都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我的本性是寻找一种新的自我认识的方式，我只关心这件事。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从对你的任何可能的怨天尤人的感情痛苦中解放出来。
我现在彻底地身无分文了，也绝对是无立身之处了，但世界上比这还糟糕的事多得是。我坦诚地告诉你，当我被从这所监狱释放出来时，我的内心不会带着对你或世界的怨恨，我会快乐地、欣然地挨家挨户求乞。如果我在富人门前一无所获，我会在穷人门前得到些东西。富人常常是贪婪的、吝啬的，而那些穷人常常是愿意施予的。但只要我心中有爱，那么，即使夏天在冰冷的草丛中安睡，冬天在温暖和密实的草堆里蔽身或躲在大房子的廊下，我也毫不在意。对我来说，生活的外在的东西似乎一点也不重要。你可以看到我的个人主义已经达到或正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因为，道路是漫长的，而且“我们所经之处长满了荆棘”。
狱中记我唤醒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想像力（2）
当然，我知道自己不会沿途求乞，即使我晚上躺在冰冷的草地上，我也会对着月亮写诗。当我离开监狱时，罗比将会站在插着铁闩的大门的对面等着我，他不但是他自身的爱的象征，也是他身边其他许多人爱的象征。我相信自己无论如何会有维持大约一年半生活的资金，因此，如果我写不出美丽的书，至少我可以读到美丽的书，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我快乐？之后，我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创作才能，但万一事情并非如我想像的那样，万一我在世界上一个朋友也没有了，万一出于怜悯给我住的房子一间也没有了，万一我不得不接受赤贫者的百衲褴褛之衣，只要我能够继续摆脱所有的憎恨、冷酷和嘲弄，我就会比我身穿华丽的紫袍和漂亮的亚麻衣而灵魂却为憎恨缠绕更能平静地充满信心地面对生活。我真的是毫不费力地就宽恕了你，但必须是当你感到需要宽恕时，这才能使我感到快乐，当你真的想得到宽恕时，你会发现它正等着你。
我不必说我的任务仅止于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还相对容易些。在我面前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我还要去爬更陡峭的山峰，要穿过更黑暗的峡谷。这一切都只能靠我自己来完成，无论是宗教、道德还是理性，都帮不了我！
道德无法帮助我。我生来就是一个反道德论者，我是那些为例外而创造的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根据法则创造出来的。但是，尽管我明白人所做的事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我也懂得错误在于一个人变成了什么东西。这是我们最好学会的。
宗教也不能帮助我。别人信仰看不见的东西，我信仰人可以触摸、看到的东西。我的神居住在手造的宫殿里。在实际经验的范围内，我的信仰变得完善和完美：它可能是太完美了，因为，就像许多或所有在大地上建造自己天堂的人一样，我不仅从中找到了天堂的美，而且也发现了地狱的恐怖。当我完全沉浸在宗教中时，我感到自己似乎想为那些不能相信宗教的人建立一种团体，人们可以称这种团体为“没有父亲”者的“互亲互善”团体。在这儿，在没有燃着蜡烛的祭坛上，一个内心没有和平的牧师，可能用没有被祝福过的面包和没有葡萄酒的圣杯来举行庆祝仪式。凡是想成为真理的东西必须变成宗教。不可知论也应该与信仰一样有自己的仪式。既然它已经播下了殉道者的种子，它就应该收获“圣者”的果实。我们每天都要赞美上帝，因为他永远不会让人看到他的容颜。但不管是信仰还是不可知论，都一定不是我身外之物。它的象征一定是我自己的创造，只有精神的东西才能创造自己的形式。如果我不能在自己身内发现它的秘密，我就永远不会发现它。如果我不是已经得到它了，它将永不会到我这里来。
理性也不会帮助我。它告诉我：判断有罪的法律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使我忍受痛苦的体制是一种错误的、不公正的体制，但我能用某种方法使它们对于我是公正的、正确的。就像在艺术中，人只能在对自己来说的一种特殊的瞬间关注于某种特殊的东西，一个人的性格的伦理发展也是如此。我已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变成对我有益的东西。硬板床，令人恶心的食物，要被撕成麻絮、使人的手指疼得麻木的粗硬的绳子，每天从早到晚乏味的工作，使例行工作成为必须做的工作的严酷的命令，看起来使悲哀也变得怪异的可怕的囚服，沉默、孤独、羞辱——我必须把这每一种以及所有的这些东西变成心灵的体验，我必须去尝试每一种肉体的羞辱并把它变成我灵魂的净化。
我想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我应该能很单纯地、毫不掩饰地说，我的生命中有两个转折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到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监狱。我不会说牢狱生活是我所能遭际的最好的事情，因为这种话使我自己太痛苦了。我愿意说或听到人家谈到“我是一个典型的时代产儿”，我要用自己的堕落——也是因为那种堕落——把自己生活中好的变成恶的，恶的变成好的。然而，无论是我说的还是别人说的都不太重要，重要的事、摆在我面前的事、也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或是为了不使我的余生陷于残废、损伤或不完善的事，是把我经历的一切吸纳进我的本性中，使其成为我的一部分，毫无怨言、恐惧或厌恶地接受它。世上最大的罪恶是浅薄，凡认识到的都是对的。
当我刚被送进监狱里的时候，有些人劝我试着忘掉自己从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忠告是毁灭性的，因此我只有认识到我是谁，我才能找到一种安慰；现在，还有许多人劝我出了牢狱就把从前在牢狱里的生活全部忘掉，我知道这同样是致命的，这就意味着我会一直被一种无法忍受的羞辱感追逐着，那些对我与对他人一样有意义的东西——日月的美丽、四季的美观、黎明的音乐、深夜的静谧、从树叶间垂落的雨滴或悄无声息地伏在草上使其变成银白色的露珠——都将会被我玷污了，并且会丧失它们医治我创伤的力量和传达欢乐的力量。拒绝或放弃自己的经历就是要阻止自己的发展，否认自己的经历就是自己对自己撒弥天大谎，这无异于否定灵魂。因为，就像肉体吸收各种各样的东西——既有平常的不洁净的东西，也有被牧师或一种幻觉净化过的东西——并把它们变成敏捷的力量，化为健美的肌肉的活动和清丽的肉体的结构，化为头发的曲线与色彩，化为唇、化为眼睛，因为，灵魂反过来也会有营养功能，也能把本身是卑下的、残酷的、屈辱的东西变成高尚的思想情调和有重大价值的热情，不仅如此，它还可以从中发现自己最严肃的肯定方式，也常常能通过带有亵渎或破坏倾向的东西，最完全地把自己显现出来。
事实上，我曾是一所众所周知的监狱里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囚徒，我必须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尽管这对你来说似乎有些奇怪，我不得不教会自己的一件事是不为此感到羞耻。我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惩罚接受下来，如果一个人为自己受到的惩罚感到羞耻，那他最好根本不要受到惩罚。固然，许多事我根本没做过也被定了罪，但我被控告的许多事我确是做过的，在我的生活中，还有更多的东西根本从没被控告过。鉴于我在这封信里所说的，如神是奇怪的，他不仅因为我们身上的邪恶与堕落惩罚我们，而且还会因为我们身上的美德与仁慈惩罚我们，等等，我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人既会因为做过的坏事受到惩罚，也会为他做过的善事受到惩罚。我毫不怀疑，这样做是非常对的，这有助于我或也应该有助于别人认识到这两点，并且不对其中的任何一点过于自负。如果我并不为自己受到的惩罚感到羞耻，我希望将来也不会，那么我将能够自由地思想、漫步、生活。
有许多人，在他们被释放之后，会背负着他们在监狱的这段经历到社会上去，把它作为一种秘密的不光彩的事情隐藏在内心深处，最后，像可怜的中毒的动物那样爬进某个洞穴死去。他们这样做是悲惨的，也是错误的。这是可怕的错误，是社会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社会赋予自己对个体施以严酷惩罚的权利，但社会也有极大的浅薄的罪恶，它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当一个人所受的惩罚结束时，社会却让他孤独一人，这就是说，就在它应该开始承担对那人的最大的义务时，它却抛弃了他。社会确实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的，所以才避开被自己所惩罚的人，就像不能偿还债务的人要避开债主，或是像对一个人犯了不可补救、无可挽回的过失而要躲开那人一样。我可以在我这方面主张，假如我了解了我曾受过的痛苦，社会也应了解它曾加于我身上的惩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有怨恨或冷酷。
当然，我知道，从某种观点看，事情对于我会比对别人更为困难，就从事情的性质上来说，确实也必须这样。与我关在一起的可怜的小偷和流浪汉在许多方面都是比我幸运的，能看到他们所犯罪的灰色城市或绿色田野间的小路是狭窄的，他们如果要找到那些对他们做过的事一无所知的人，是不必走出像一只小鸟在黄昏和黎明所飞行的范围那样的距离之外的；但对我来说，“世界已缩小成手掌般大的天地”，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我的名字都是用硬铅刻在岩石上的，因为我不是从一个无名小卒成为现在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的，而是从一种永恒的名誉堕入一种永恒的污辱，而且我自身有时候已经表明——如果确有表明的必要——名誉与不名誉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有这样的一步的话。
况且，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认出我、了解我的全部生活。从我在生活中做过的蠢事中，我可以发现某种对我有益的东西，这种东西将迫使我必须重新肯定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并且越快越好。如果我能创作出哪怕只一部更美好的作品，我将能从恶人手中夺去他的毒药，从怯懦者那里夺去冷笑，连根拔出诅咒者的舌头。如果生活对我来说确实成为一个问题，那我也是生活的一个问题。人们必须对我采取某种态度，用这种态度来评价我、也评价他们自己。不须说，我不是在说某个特殊的人，我现在只想与艺术家和有过痛苦的人在一起，与那些知道什么是美的人以及那些知道什么是悲哀的人在一起，除此之外我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我也不会对生活提出任何要求。总之，我已说过，我只关心自己对整个生活的精神态度！我感到，不对自己受过的惩罚感到羞耻是我必须达到的第一步，这是为了完善我自己，因为我是如此不完善。那么，我就必须学会怎样才能幸福，我曾一度本能地知道了，或以为自己知道了。我的内心曾一度一直是春天明媚的阳光，我的性情与快乐相亲相伴。我给自己的生活中注满了欢乐，正像一个人给杯子注满葡萄酒一样。现在，我是从一种全新的起点接近生活的，对我来说，甚至想像幸福也常常是极其困难的。我记得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学期，我在佩特的《文艺复兴》一书中——那本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影响——读到但丁如何把那些固执地生活于忧郁中的人放到地狱的底层，我于是便跑到大学图书馆，翻到《神曲》里描写在荒凉的沼泽下躺着那些“在甜蜜的空气里忧郁着”的人们的那一段，他们永远叹息着说：“在太阳制造出的快乐的甜蜜的空气里，我们只有忧郁。”
我知道，教会是谴责“浮荡的”，但这种思想对我来说似乎是很奇怪的，我想，这也许只是那些对生活一无所知的牧师发明出来的一种罪恶吧！我同样也不理解，说出“悲哀重使我们归于神”这句话的但丁，怎么会对那些沉迷于悲哀中的人——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样冷酷。我当时不知道有一天这也会成为我生活中一种最大的诱惑！
当我被囚在旺兹沃思监狱的时候，我渴望去死，当时这是我惟一的愿望。在病房里消磨掉两个月之后，我被转送到这儿，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得好起来了，这使我心里充满了愤怒，我决定在自己离开监狱的那一天自杀。当这种恶劣的情绪过去以后，我决心要生活下去，但就像国王穿着紫袍一样，我也罩上了一层忧郁的外衣，决不再微笑了，我把自己走入的无论什么房子都变成一所悲悼的所在，让我的朋友带着悲哀陪着我慢慢行走，教会他们知道，忧郁是生活的真正秘密，我是在用别人的悲哀刺伤他们，用我自己的痛苦去伤害他们。现在我的感觉就很不同了，我明白了，当我的朋友来看我时，如果我拉长了面孔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而他们为显出对我的同情会将脸孔拉得比我还长，或者说，如果我想使他们高兴起来，邀请他们沉默地坐在苫草上和对着只有在葬礼上才吃的食物，这都是不知情理、太不仁慈了。我必须学会如何去快乐和幸福。
在最后两次我被允许接见我的朋友的时候，我尽可能显得快乐一点，并且用这种表现出的快乐来使这些从城里远道跋涉来看我的朋友得到些许快乐和补偿。我知道这种回报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敢肯定，这是最使他们高兴的回报。我在星期六与罗比在一起待了一个小时，我尽力把我见到他时真切感受到的快乐全部表达出来，就这样，我用自己在狱中形成的思想和观点，使我自己自入狱以来第一次产生了生活下去的真实愿望。事实证明我的尝试是对的。
狱中记悲哀神圣
我面前还有那么多的事等着我去做，如果我在被允许完成这些事情中的一小部分之前就死掉了，那才是一种可怕的悲剧。我看到了艺术和生活中的新进展，其中的每种发展都是一种新的完美的形式。我渴望生活下去，这样我才能去探索对我来说已是全新的世界。你想知道这个新世界是什么吗？我想你能猜出它是什么，因为它就是我一直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悲哀，以及悲哀教会人的一切，就是我的新世界。我过去全然只是为了快乐生活，我回避任何一种悲哀和痛苦，这二者我都憎恨。我决心尽可能忘掉它们、对付它们，也就是说，把它们看做不完美的样式。它们不是我的生活计划的一部分，在我的哲学中也无立足之地。我的母亲懂得生活的全部意义，她常常引用歌德的一句话让我听——这句话写在几年前卡利勒送给她的一本书中——我想也是他自己翻译的：永远不在悲哀中吃面包的人永远不在哭泣和对明天的期待中度过午夜时光的人天上的神力啊，他们是不知道你的受到拿破仑粗暴残酷地迫害的高贵的普鲁士女皇，在流亡和羞辱中也常常引用这些话。我母亲在晚年生活的愁闷中，也常引用这些话，而我那时是决对不愿意承认和接受这些话的含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如何常常告诉她我不想在悲哀中吃自己的面包，或在哭泣和等待苦楚的黎明中过夜的。
我不知道这是命运为我储备的一件特别的东西。实际上，在这整整一年的生活里，除了悲哀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做，但我已经得到了自己应该有的一份。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经过了可怕的困难和抗争之后，我已能够理解痛苦的心灵里隐藏着的一些教训了。教士们以及空谈的人，有时把痛苦说成一种神秘的东西，其实痛苦只是一种启示，只有痛苦，人们才能发现自己以前从未发现的东西，才能以一种不同的出发点来接近历史的全部。就艺术来说，从前人们通过本能模糊地感觉到的，现在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能用完全清晰的理念和绝对强烈的感悟去认识到了。
我现在悟到，悲哀是人所能表现出的最高贵的感情，同时也是一切伟大艺术的典型和试金石。艺术家一直在寻找的是灵与肉既合又离、外表现内、形式自我表现的存在模式，这样的存在模式并不多见。青春以及以青春为主的艺术有时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想见，在对印象的微妙和敏感方面，在对外界事物内部隐藏的灵的表达方面，在为地球和大气、雾气和城市裁剪彩衣方面，在对情绪、声音、色彩的病态的同情方面，现代风景艺术都形象地为我们揭示了古希腊人创造的这种造型艺术的完美达到了什么程度。音乐，这种容纳并表达了一切不可分的主题的艺术形式，就是一个复杂的例子，能传达我想表达的意思的简单例子是一朵花、一个幼童，但生活和艺术的最终形式是悲哀。
在欢乐和欢笑的后面，或许还有粗暴、生硬和无感觉的东西，但在悲哀之后始终是只有悲哀。痛苦与欢乐不同，它不戴面具。艺术中的真理不是本质的观念和偶然的存在之间的任何对应，它也不是形式与阴影的相似或镜子上映出的形式与形式自身的相似；它不是空山的回声，也不是峡谷中以月映月、以那喀索斯映那喀索斯的清泉。艺术中的真理是物与物自身的相一致，是内部的外在表现，是灵魂的化身，是肉欲本能的灵化。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任何真理能与悲哀相比。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悲哀对我来说是惟一的真理，其他东西则可能是眼睛或贪欲的幻觉，只是用来使这个人盲目，使另一个人吃得腻饱，但世界却是从悲哀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在婴儿诞生或星辰被创造出来时便有痛苦存在。
不仅如此，悲哀还有一种强烈的、非同寻常的真实。我曾经说过，我自己是一个处于与我的时代的艺术和文化的象征联系中的人，可是与我一起住在这不幸的地方的不幸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和人生的秘密处于象征的关系中的，因为人生的秘密就是痛苦，这痛苦潜藏在万事万物的背后。当我们开始生活时，甘甜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地甜蜜，酸苦的东西又是如此地辛苦，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欲求都指向欢乐，不但只寻找以甜蜜为食的一个月或两个月，而且要在一生中都不再品尝别的滋味，以至完全忘记了某个时候我们的灵魂也会感到饥饿。
我记得曾有一次我就这个问题与一个我所知道的有着最美的人格的人谈过，她是一位妇人指阿达拉。舒丝特，在王尔德陷入困境时，她对他一直是仁慈而慷慨的。——原注，她在我入狱的悲剧前后对我的同情和仁爱，实在是我无力描写出来的。她自己虽然不知道，但她确实比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都更真心实意地帮助我承担了我的困苦。从她的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从她一直保持着本色的样子：一半是理想，一半是影响，就可以暗示出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能真正帮助人成为这样的一种人。她的灵魂能使平淡的空气变得甜蜜，使精神的东西变得像日光和海水一样简单和自然，对她来说，悲哀和美是一对孪生姐妹，具有同样的意义。当我现在思考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我是怎样告诉她说：伦敦的一条狭窄的小巷内就有着无限的悲哀，能表明上帝是不爱人的。凡是有悲哀的地方——哪怕仅是一个小孩子在一个花园里因为他犯过的或没犯过的过失哭泣时的一点点悲哀，创造物的整个面貌都会受到损伤。她说我完全错了，但我不相信她，我当时的处境使我还不能相信她的话。现在，对我来说，只有某种爱才能解释世界上存在着的那么多的痛苦，我再也想不出还有其他的东西了。如果世界就像我说的是由悲哀创造出来的，那么，建造这世界的一定是一只爱的手，因为人的灵魂——世界就是为它们而创造的——不可能有其他的途径来达到其充分完美的境地。快乐是给美的肉体的，但痛苦是给美的灵魂的。
当我说我相信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带着极大的骄傲的。人们可以看见，在遥远的地方有着一座上帝居住的城市，它就像一个完美的珍珠。它是如此地奇妙，似乎孩子们在夏日伸手就可以够到，是的，小孩子是可以够得到它的。人们可以在刹那间得到某种东西，但在以后铅一样沉重的漫长时光里，我们却失去了它，因为人们要维持住“灵魂能够到达的顶点”是那样的困难。我们是在“永恒”里思想的，但我们却是慢慢地度过“时光”的。对我们躺在监狱里的人来说，时光是怎样缓慢地过去的啊！我也不必再说倦怠和绝望是如何渗透进监牢里、进入人的心房里，并且带着某种奇怪的固执的要求，好像人们为了它们的到来还必须装饰和打扫自己的房子，就像对待一个不速之客或一个冷酷的主人，或一个碰巧或选择做了奴隶的奴隶一样。而且，虽然目前你可能发现这是难以相信的事，但对我来说它是再真实不过了。生活于自由、空虚和舒适之中的人，是比弯腰屈膝洗濯牢房地板的我更容易得到人性的教训。伴着无休止的缺乏和限制的监狱生活，可使人变成叛逆者。最可怕的事不是在于它撕碎了一个人的心——心本就是为被打碎而造的——而是把人的心变成石头。一个人常常觉得，只有用了铜一样的颜容与嘲骂的嘴唇，才能把一天捱过去。用一句教堂里非常喜欢用——我敢说确实是喜欢用的——话来说，处在叛逆状态中的人是不能接受优雅的，因为，在生活中与在艺术中一样，反抗的情绪关闭了灵魂的通道，并且隔绝了天堂的空气。然而，如果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学习这些教训的话，我必须就在这儿——在监狱里——学习。尽管我多次陷入泥淖，并且常常误入迷雾之中，但只要我的双脚站在了正确的道路上，我的面孔正对着“名叫美的大门”，我的内心就会充满快乐。
这种“新生”——因为出于对但丁的爱，我有时喜欢这样称呼——当然根本不是什么新生，而只是依着我的发展和进化而继续我的旧生活罢了。我记得在牛津大学时，我曾对一个朋友说——那是6月的一个早晨，我拿到学位之前，当时我们正绕着马格达雷那狭窄的猎鸟道散步——我想吃尽世界的花园里所有树上的果子，并且我就是带着灵魂里的那种热情跑进世界中去的。果然，我是这样跑出去了，也是这样地生活过了，我惟一的错误，在于我过于把自己限制在花园里被阳光照射到的那一面，而忽视了有阴影和黑暗的另一面。失败、羞辱、贫穷、悲哀、绝望、痛苦，甚至眼泪，痛苦的唇里泻出的破碎的言词，使人行走在荆棘上的悔恨，使人谴责自己的良心，使人惩罚自己的自卑，使人自我折磨的、把灰放在自己头上的悲哀，以粗麻布为衣、把胆汁放进自己所饮的水中的苦闷，这一切都是我所恐惧的，尽管我已决心不想再知道它们了，但我还是被迫挨个地品尝它们。实际上，有一个时期我完全是以它们为食的，我根本不吃别的食物。
我一点也不悔恨自己曾经为快乐而生活，就像一个人完全做到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事情一样，我那时也是把自己应该做的完全做到了。我体验所有的快乐，我把自己的灵魂之珠投进酒杯中了，我伴着轻曼的笛声走向导致我堕落的放荡生活。我是以蜂蜜为食粮的。但只继续着同样的生活是错误的，因为它是有限的。我不得不转换一种方式，花园的另一面对我来说也是有秘密的。
当然，所有这些都在我的艺术中预示过、预想过了。其中一些体现在《快乐王子》（指《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中，也有一些体现在《年轻国王》中，主要体现在一个主教对一个跪着的男孩所说的一句话中：“创造悲哀的上帝不是比你更聪明吗？”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似乎觉得它也仅是一句话而已，而其中的大部分则是潜藏在像紫色的丝线一样织入道林。格雷的金色衣服里的命运所说的话中；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里，它也用各种色彩表现出来；在《一个人的灵魂》中，它是用简单的文字写出来的，而且因为过于简单而使人读不出它来；它是许多迭句中的一句，这些迭句重复现出的“动机”使《莎乐美》像一曲音乐，并把它贯串起来成为一首民谣；它也存在于散文诗里，那个不得不从“瞬间的快乐”的青铜色幻象中创造出“永远悲哀”的幻象的人所创作的散文诗里；它不可能再是别的什么东西。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的每一瞬间，人都只能是他将要成为的人，而不是曾经成为的人。艺术是象征，因为人是象征。
如果我能完全得到它，那就是我的艺术生活的终极实现，因为艺术生活不过是一种自我的发展。艺术家的人性表现在他坦白地接受所有的体验，就像艺术家的爱不过是把爱的灵与肉显示给世界的美感。在《快乐主义者马利斯》中，佩特想用深沉的、甜蜜的、庄严的语句来实现艺术生活与宗教生活的和谐，但马利斯不过是一个旁观者罢了——确实是一个理想的旁观者，一个用“适当的感情熟虑人生的景观”的旁观者（华兹华斯将此视为诗人的真正目的），然而也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所以他只是徒然地目炫神迷于圣殿中的器皿的华丽，而不知道他所注视的就是悲哀的圣殿。
在基督的真生活和艺术的真生活之间，我看到了一种更密切和直接的关系，所以我非常快乐地想到；在悲哀还没有把我的时光当做它自己的，并把我束缚在它的轮子上之前，我在《一个人的灵魂》中已经写下了这样的话：“凡想过基督样的生活的人，一定要完全绝对地是他自己，并且不仅把山坡的牧羊人和监狱的囚犯，而且也把将世界当做一个陈列物的画家和以世界为一首歌的诗人当做他的典型。”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安德黑。凯特一起坐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对他说，虽然我对玄学几乎不感兴趣，道德对我也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基督所说过的话，都可以直接移用到艺术世界里，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完全的实现。这是一种像小说一样深奥的概括，它不只是指我们在基督身上能够找到形成古典艺术和浪漫艺术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使基督成为生活中的浪漫运动的真正先驱的那种人格与完美的密切统一，而且还指我们可以发现其与基督的本性基础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强烈的、像火一样的想像力。他在人类关系的所有领域实现他的那种在艺术领域里作为创造的惟一秘密的、想像出来的同情。他理解麻风病者的麻风病、盲人的黑暗、为快乐而生活的人们的可怕的悲哀、富人的奇怪的贫穷。你现在可以明白了——你能明白吗？——当你在我不幸时给我写信说“当你不在你的高座上时，你是不会引起人的兴趣的。下次你再生病时，我会立刻走开”时你已经远离了艺术家的真实品性，也远离了马修。阿诺德所谓的“宙斯的秘密”，而不论是艺术家的品性还是宙斯的秘密都会教你知道：凡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事都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句在黎明或夜间、为快乐或是为痛苦都可以适用的座右铭，那么你可以在自己家的墙壁上，用遇到阳光则呈金黄色，月光照上去则呈银白色的文字写上：“凡是别人遭受的，自己也都会遭受。”如果有人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回答说，它是指“基督的心和莎士比亚的脑”。
狱中记基督是最伟大的艺术家（1）
基督的地位实际上是与诗人一致的，他对人性的全部理解都是出于想像，而且只有依靠想像才能实现。上帝对于泛神论者，正如基督对于人，他是第一个把分裂的种族想像为一个统一体的人，在他的时代出现之前，已有人类和众神存在。他独自看到在生活的山顶上只有神和人，并且通过神秘感的同情感受到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各自都已化身成形。他根据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称做“人之子”或“神之子”，他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更能在我们中唤醒“浪漫”常常感兴趣的奇妙的性情，但在想到一个年轻的加利利农人时，我觉得仍有某些东西几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为这个农人想像着能把全世界的重负放在自己的肩上，包括把所有已做过的和经受过的以及所有将要去做和经受的痛苦，把尼罗、凯撒。博尔吉亚和亚历山大六世、罗马皇帝和太阳神的祭司们的罪恶，把那些名为百姓而以坟墓为住所的人的痛苦、被压迫的民族、工厂里的儿童、窃贼、囚犯、无赖之徒和在压迫下沉默不语、只有上帝听到了他们的沉默的那些人的痛苦放在自己肩上，并且不只去想像，还要去实现。因此，目前世界上的所有与他的人格有接触的人，尽管他们可以既不躬身于他的祭坛之下也不跪在他的牧师面前，都会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的罪恶已经被拿去，而只看到自己悲哀的美。这种理想在我看来还是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
我已经说过，基督是与诗人同列的，这是真的，雪莱和索福克勒斯就是他的同伴。但他的全部生活也是最奇妙的诗歌。所有的希腊悲剧中都没有触及到“怜悯与恐惧”。剧中主人公的绝对纯洁，使整个构思提高到浪漫艺术的高度，而底比斯和人的后代的痛苦则被他们自己的恐惧摒除在浪漫艺术之外，并且还表明，当亚里士多德在其论戏剧的文章中说人们不可能容忍对一个痛苦无罪的人的示众时，他是犯了多大的错误！就是在严肃的、温柔的前辈，如埃斯库罗斯和但丁的作品内，在一切大艺术家中最纯粹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内，在所有通过眼泪织成的雾显现出世界的美，把人的生活当做花的生活一样看待的凯尔特族的神话和传说中，有着某种能把与悲剧效果的庄严性与悲哀的纯粹的单纯性融而为一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与基督受难的最后一幕相等或接近的。基督与其使徒的最后的晚餐（其中一个使徒已经为一袋金币出卖了他）；寂静的洒满月光的橄榄树花园里的痛苦；走近来用一吻出卖了他的伪友；仍然相信他，并且希望在他身上像在岩石上那样为那些在鸡叫之时就抛弃了他的人建造一所避难所的朋友；他自己全然的孤独；他的服从；他对一切的接受；同时还有在狂怒中撕碎他的衣服的正教派的高僧和徒劳地叫着“拿水来”、希望洗净手上所沾的、使其成为历史上一个有污点的人物的那个无辜人的鲜血的地方行政长官（指彼拉多，传说他在基督受难后，幻觉自己手上尽是基督的血，最后因此而死。——译者）；作为有史以来最奇异的一件事的悲哀的加冕式；在他所爱的母亲和弟子眼前无辜者所受的酷刑；为争夺他的衣服掷骰子和赌博的士兵；使其能给予世上最永久的象征的可怕的死亡；他在富人的墓穴里的最后的葬礼，肉体用涂满了昂贵的香料和香油的埃及细麻布包裹着，好像他是一位王子一样——当我们只从艺术的角度思考这一切时，我们应该感谢教会把表演不流血的悲剧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通过对话、服装、手势神秘地表演出他们的主的受难，并且，当我想到，艺术，在别的地方失却了的希腊合唱的最后遗物，将要在做弥撒时仆人回答牧师的话中找出来时，我就既感到惊喜，又觉得恐怖。
然而，基督的全部生活——悲哀和美在其意义和表现方面可以变得完全统一——真是一首牧歌，虽然其结束时圣殿的帷幕已被撕裂，黑暗已遮盖了地面，石块已被推到墓穴门口。人们常常把他想成一个与同伴在一起的年轻的新郎，就像他有时把自己描绘成的那样，或是想像成一个带着羊群慢慢地穿过山谷寻找青草和清凉的小溪的牧羊人，或是一个试图用音乐建造天国的围墙的歌者，或是一个世界与他的爱相比都显得渺小的情人。他创造的奇迹对我来说就像春天来临那样奇妙。当然，我毫不困难地相信，他的人格的魅力在于他的存在能够给痛苦中的灵魂带来和平，在于触到他的长袍或手的人就会忘掉他们的痛苦；或因为他在人生的大道上走过的时候，那些丝毫没有看到人生的秘密的人就很明了地看到了，那些除了快乐的声音以外听不到一切的人们也就能听到爱的声音了，并且觉得这种声音就像“阿波罗的琴奏出的音乐”那样美妙；或者因为他的到来，丑恶的情欲都逃开了，过着像死人一样的空虚的毫无想像力的生活的人好像也从坟墓中苏醒过来了；或者因为当他在山坡上讲道时，群众就忘了饥渴，忘了人间的烦恼；或者因为当他坐下吃饭时，听他说话的朋友觉得粗糙的饭食也变得美味可口，清水也有了美酒般的滋味，并且整座房子里都充满了甘松的香味和甜蜜。
勒南（阿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历史观点研究宗教，主要著作有《基督教起源史》，尤以该书第一卷《耶稣的一生》最为著名。——译者）在其《耶稣的一生》中——那优美的“第五福音书”，我们也可以根据圣。托马斯的说法称它为“福音书”——说基督的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在一生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在生前和死后都受到同样尊敬的人。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他处于诗人之列，他必是所有情人的领袖。他看到，爱，是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失去的秘密，只有通过爱，人才能接近麻风病患者的心和上帝的脚。
而且，基督首先是一个最高的个人主义者。就像艺术家接受一切经验一样，人性不过是一种表现方式罢了。基督一直在寻找的只是人的灵魂，他称之为“上帝之国”，并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找它。他把灵魂比做细微之物，比做细小的种子，比做一把发酵粉，一颗珍珠，这是因为人只有摆脱所有异己的激情，既定的文化和所有外在的无论好坏的财产，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灵魂。
在我失去我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除西瑞尔之外的一切之前，我用坚强的意志和本性的叛逆反抗一切。我已经失掉了我的名字、我的地位、我的幸福、我的自由、我的财富，我是一个囚徒，一个乞丐，但我仍然剩下一件美丽的东西——我自己的长子。但突然之间，法律就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了，这对我是一个怎样的打击啊！我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双膝跪倒，低着头，哭着说：“一个孩子的身体就像上帝的身体一样，我都没有资格得到啊！”这一瞬间似乎拯救了我，我于是领悟到，我所能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接受一切。从那时起——尽管你听起来肯定会感到奇怪——我觉得更幸福了。
当然，我到达的曾是我灵魂的终极本质，在许多方面我都曾是它的敌人，但我发现它像一个朋友一样在等着我。当人们接触到自己的灵魂时，它就会使你像一个孩子那样单纯，就像基督说过人应该的那样。使人感到悲哀的是，几乎没有人能在死亡之前就已“拥有自己的灵魂”。爱默生说：“对任何人来说，最可贵的是他自己的行动。”这话是很对的。大多数人都不是他自己，他们的思想是别人的思想，他们的生活都是一种模仿，他们的激情也都是借用别人的。基督不仅是最高的个人主义者，他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个人主义者。人们都试图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博爱主义者，就像19世纪的那种博爱主义者，或是把他归入非科学的感伤的利他主义者之列，但他确实不属于这二者。固然，他怜悯穷人、囚犯、低贱的人和不幸的人，但他更怜悯富人、无情的享乐主义者、浪费自由成为物的奴隶的人以及那些穿着柔软的衣服、住在王宫里的人。富足和快乐对他来说比贫穷和悲哀更像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至于利他主义者，则比他更理解决定着我们命运的是神命而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一个人不可能从荆棘里采出葡萄，或从蓟里摘出无花果。
把为别人活着作为确定的自我意识到的目的不是基督的教义，也不是他的教义的基础。当他说到“宽恕你的敌人”时，他不是为了敌人，而是为了自己，而且，更是因为爱比恨更美丽。他在请求那个他一见就爱上的年轻人时说：“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当时想的不是穷人的境况，而是那个年轻人的灵魂，那颗正被财富损伤着的可爱的灵魂。在他的生活观中，他是和艺术家一致的，他们知道，根据自我完善的必然法则，诗人必然歌唱，雕刻家必然用青铜表达思想，画家必然把世界变成他的情感的一面镜子，就像山栌在春天一定开花，谷物在收获时一定是金黄色，月亮一定要依既定的运行法则从圆到缺、又从缺到圆一样是必然的、确定无疑的。
但是，虽然基督没有告诉我们“为他人生活”，但他指出了在他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用这种方法，他赋予人以扩大的、提坦式的人格。自从他出世，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历史都是或被变成世界的历史。当然，教养也强化了人的性格。艺术把我们变得多思多虑。那些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与但丁一起流亡了，并且知道了盐如何成为了别人的面包（意即良心如何养育了别人的灵魂。——译者），以及他们的阶梯是怎样地陡险！他们暂时理解了歌德的平和与安静，并且太了解波德莱尔为什么要向上帝喊到：啊，主啊！请给我力量和勇气不要带着厌恶沉思我的身心
狱中记基督是最伟大的艺术家（2）
他们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取出——这也许是他们自己的伤痛——他的爱的秘密，并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秘密。他们用新的目光看待现代生活，因为他们曾经倾听过肖邦的一首小夜曲，或是把玩过希腊式的美，读过一些死去的妇人所作的悲情故事。但是，艺术家气质的同情必然是与已经找到表达方式的东西在一起的。用语句或色彩，用音乐或大理石，在埃斯库罗斯式剧作的假面后面，或通过某个西西里的牧羊人的尖利有力的芦笛，人与人的使命必然已经显明。
对艺术家来说，表达是他用以想像生活的惟一形式，对他来说，哑的就是死的。但对基督来说则不是这样，因为他具有几乎使人感到恐惧的宽广、奇妙的想像，他能把整个无法表达的世界和无声的充满痛苦的世界当成自己的王国，并且把自己变成自己的永恒的代言人。他把我说过的那些因压迫而不语的人和那些“只有上帝才能听到他们的沉默”的那些人选做自己的兄弟。他要使自己成为盲人的眼睛、聋者的耳朵、哑者的嘴唇的叫喊。他的愿望，是要成为那数百万不能发言的人的喇叭，他们可以用这种喇叭向天堂呼唤。他用一个能通过悲哀和痛苦的方式实现自己美的概念的人才有的艺术天性感觉到：一种思想只有等到它成为一种具体的形式并成为一种形象时才有价值。他把自己变成悲哀者的形象，并以此迷醉、支配着艺术，而希腊的神也不曾做到这样。
对希腊诸神来说，尽管他们有着红或白的头发和迅捷的四肢，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他们常常显现的那样。阿波罗的弯曲的额角，就像黎明时小山上露出的太阳的圆面，他的双脚就像早晨的双翼，但他对玛斯雅斯（玛斯雅斯，希腊神话中与阿波罗竞技失败的吹笛者，他所流的血变成了河，河名就叫玛斯雅斯。他所吹的笛是女神雅典娜丢弃的，因为里面有女神吹入的气息，所以能吹出很好听的声音。——译者）却是残酷的，并且夺去了尼俄伯（尼俄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她有12个孩子，因此很自夸，并且辱骂勒托只有两个孩子，即阿波罗和狄安娜，勒托就命自己的一子一女去复仇，杀死了尼俄伯的所有孩子，尼俄伯因悲哀而死，尸体化为石头。——译者）的孩子；在握着钢盾的帕拉斯（帕拉斯，即智慧女神雅典娜。——译者）眼里也没有对阿拉克尼（阿拉克尼，是希腊神话中善裁剪的女子，她和雅典娜斗技失败，便自缢而死，女神把她变成蜘蛛。——译者）的怜悯；赫拉的华丽和矫饰完全是为了她自己的高贵，而众神之女自己（指宙斯）也很喜欢人间的女儿。希腊神话中有两个有深刻象征意义的神，一个是宗教方面的得墨忒耳，她司农事，不属于阿尔卑斯山神系；一个是艺术方面的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希腊的酒神，宙斯和西玛尔之子。——译者），他诞生之时就是她母亲死亡之时。
但生命自身却从自己最低下、最羞辱的地方产生出一种远比波罗绥尔皮纳（指得墨忒耳之妻）或西玛尔之子（指狄奥尼索斯）更了不起的人。从拿撒勒拿撒勒，西南亚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古城。——译者的木匠铺里竟产生了明显比神话传说臆造的任何人还要伟大的人格，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命中注定能把酒的神秘意义和田野里百合花的真美完全向世界显示出来。这种事，不论在西萨隆西萨隆，在亚梯枷国内，是最崇拜酒神的地方。——译者，还是在爱那爱那，是波罗绥尔皮纳为普路托所诱之地。——译者，都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以赛亚的歌曰：“他被蔑视、被人厌弃、备受折磨和悲哀：在我们面前犹如掩面的人。”这首歌对他来说似乎就是他自己的一种预兆，在他身上，这种预兆竟变成了现实。我们没必要害怕这样的一句话。每一件独立的艺术品都是一种预言的完成，因为每一件艺术品都是由思想到形象的转化，每一个人也应该是一种预言的完成，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神之心”或“人之心”的一种理想的完成。基督发现了这种典型，并且把它固定下来了。而耶路撒冷或巴比伦的维吉尔式的诗人（指以赛亚）的梦，在数世纪漫长的进化中，在世界正在等待着的他自己身上具体化了。“他的脸比任何人的脸都毁坏得厉害，他的形体不像‘人之子’的身体”，这是以赛亚记过的区分新理想的标志，并且，一旦艺术理解了自己意味着什么，它就会在一个身上体现着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艺术真理的人面前像花一样开放，因为，如我所说，外是内的表现，灵魂被赋予血肉，肉体本能被赋予精神，形式表现一切，等等，都不是艺术中的真理。
在我看来，历史上最令人悲哀的是：基督复活导致产生了查尔特勒斯的大教堂系（13世纪初所建的哥特式教堂，是法国最大最美的教堂。——译者）、亚瑟王的系列传说指英国神话中关于亚瑟王的许多故事。——译者、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方济各，12世纪至13世纪的意大利修士。——译者）的生命、乔托（乔托，13世纪至14世纪的意大利画家、雕刻家。——译者）的艺术、但丁的《神曲》，但它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而是被给了我们彼特拉克的诗歌、拉斐尔的壁画、帕拉第亚的建筑、拘于形式的法国悲剧、圣保罗的大教堂、蒲柏的诗歌，以及根据僵死的法则创造出来、而不是通过体现着它的某种精神、从内部产生的一切东西阻碍和损害了。但无论在哪儿出现一种艺术浪漫运动，基督或基督的灵魂就会以某种方式或某种形式出现：他在《罗米欧与朱丽叶》里，在《冬天的故事里》，在普罗旺斯人的诗里，在《老水手》（柯勒律治的诗）里，在查特顿的《仁慈之歌》里（查特顿是一位夭折的天才诗人，《仁慈之歌》是他最后的诗篇），在《无情的美人》（济慈的诗）里。种种最复杂的人和事都是因他才来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俄国小说里的怜悯基调、伯恩。琼斯伯恩。琼斯，19世纪英国画家和工业设计家，其绘画体现了拉斐尔前派的风格，设计过金属、石膏等浮雕和挂毯图案。——译者和莫里斯（莫里斯，19世纪英国诗人、画家、工艺美术家。——译者）的弄脏的镜子和挂毯及15世纪的作品、魏尔兰和他的诗、乔托的《塔》、兰斯特洛（兰斯特洛，英国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译者）、格娜维尔（格娜维尔，传说中亚瑟王的王后，兰斯特洛的情妇。——译者）和汤豪泽（汤豪泽，13世纪的德国吟游诗人。——译者）、米迦勒。安吉勒的悲哀的浪漫的大理石雕塑、有尖顶的建筑物、孩子的爱和花的爱，这些都是属于他的。确切地说，孩子与花在古典艺术里是几乎没有什么地位的，古典艺术里是没有成长的游戏的，但从12世纪至今，孩子和花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时代断断续续但固执地出现在艺术作品里。春天一直还是那个春天，花儿似乎都躲藏起来了，只有太阳出来时才出现，因为它们害怕长大的人会不耐烦寻找它而放弃追求，孩子的生活仅仅像一个为了水仙的开放才有雨也有阳光的四月的一天。
基督自己本性中的想像性使他成为跳跃的浪漫的中心。诗剧和传说中奇怪的人物都是别人的想像创造出来的，但拿撒勒的耶稣从自己的想像中创造出的只是他自己。以赛亚的呼号与他的来临实际上没什么关系，就像夜莺的歌与月亮的升起没有什么关系一样。他是预言的肯定者，也是预言的否定者；每当他成就这种期待，他就毁灭那一种期待。培根说“在一切美中，存在着某种奇怪的比例”，所以，那些由精神而生的人——也就是说，像他自己一样是动力的人，基督说他们就像风一样“吹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并且没有人能说出它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这就是他为什么对艺术家有那么大的魔力的原因。他具有生活的一切因素：神秘、奇异、悲哀、暗示、狂热、爱，他吸引了奇异的性情，并且创造出那种人们的凭以理解他的情绪。
对我来说，令我快乐的是想到：如果他是从“完全坚实的想像”中产生出来的，那么世界自身也是从同一种物质中产生出来的。我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说过，世界上的大罪恶发生在头脑里，但一切都是发生在头脑里的。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并不是用眼去看，用耳去听的，它们不过是适当或不适当地传达感觉印象的通道。我们就是在头脑里知道了罂粟是红色的、苹果是香的、云雀会歌唱。近来，我很用心地研究了有关基督的四首散文诗。在过圣诞节时，我设法得到了一本希腊文的《圣经》，每天早晨，我在打扫完自己的牢房、擦亮了自己的餐具之后，就读一点《福音书》和随手翻到书中的某一处找到的十多首诗。这是用来开始一天生活的一种愉快的方式。对你来说，你过着混乱的无秩序的生活，你也想这样做，这也会是一种很好的事，对你会有无穷的益处，并且希腊语也很简单。一年到头无休止的重复又重复的宣讲已经损害了《福音书》的新鲜和单纯的魅力，我们听到人们读它们的次数太多了，也读得太糟糕了，所有的重说都是反精神的。当人们重回到希腊语中时，就像从一座狭窄、黑暗的房子走进开满百合花的花园。
当我想到我们极有可能得到基督用过的原文“ipsissima Verba”时，我就能获得双倍的快乐。人们常常想像，基督讲的是阿拉姆语（阿拉姆语，属闪米特语族，公元前9世纪通用于古叙利亚，犹太人文献及早期基督教文学多以此语写成。——译者），甚至勒南也持这种看法，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加利利的农夫，就像我们今天的爱尔兰农夫一样是说两种语言的，而且希腊语是巴勒斯坦人通用的交际语言，实际上也遍及了整个东方世界。我从不喜欢主张我们只有通过翻译来理解基督的话。至于他的对话，查密迪斯查密迪斯，柏拉图对话集《查密迪斯篇》的中心人物，是一位漂亮的年轻人，象征着对话的中心主题：适度。王尔德创作过同名长诗，讲的是一位想像的人物。——原注也许会倾听，苏格拉底也许会和他讨论，而柏拉图也许会理解他吧！他确实说过的是：“我是一个好牧人”；当他想到野地里的百合花以及它们如何既不吐丝也不劳作时，他绝对说过的话是“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它们既不劳作也不吐丝”；当他喊道“我的生命已经完成，已经达到成就，已经完美”时，他最后的话正像圣。约翰告诉我们的，是“成了”，仅此而已。每当我想起上面的这些事，我就感到非常快乐。
当我读《福音书》时——特别是《约翰福音》或早期的诺斯替教徒借他的名字和风格写成的任何东西——我看到，对想像的持续肯定成了一切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基础；我也看到，对基督来说，想像只是一种爱的形式，而且，对他来说，爱在其最充分的意义方面就是天主。大约六周前，医生准许我不吃监狱常吃的那种黑色或茶色的粗面包，而吃细白的面包。这真是非常好吃的东西，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奇怪干面包会成为什么人的美味佳肴，但我向你保证，对我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在每次吃完饭后，我都很仔细地吃那落在我的锡器餐具中或者落在用来防止桌子污秽的粗布上的所有面包屑。但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饥饿——因为我现在的食物很充足——而只是为了不至于浪费别人给我的东西。人也应该这样来看爱啊！
基督像所有令人迷醉的人格一样，不仅有能力说出他自己身上的美好的东西，也有能力使别人向他说出自己身上的美的东西。我很喜欢圣。马可告诉我们的关于一个希腊妇女的故事——当基督试验她的信仰时，他对她说，他不能把以色列孩子的面包给她，她回答说，桌子下面的小狗在吃孩子们掉下来的面包屑。大多数人都是为爱和赞美而生的，但我们也是应该用爱和赞美来生活的。如果有人给我们爱和赞美，我们应该承认自己非常不值得接受它们。没有人值得被爱。“上帝爱人”这个事实表明，在理想物的神圣法则中，写着：永恒的爱给那些永远没价值的东西，或者说，如果觉得这句话有点刺耳，我们可以说，除了认为自己有被爱的价值的人之外，人人都值得被爱。爱是应该跪受的圣礼，并且接受她的人要在嘴上和心里说：“主啊，我们都不配得到你的爱啊！”
狱中记我用两个主题表现我自己：基督与艺术生活
如果我将来还能写作，就是说再能创造艺术作品，那我希望能用两个主题表现我自己：一个是作为生活中的浪漫运动先驱的基督，另一个是被放在其与行为的关系中来思考的艺术生活。前者不必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我在基督身上不仅看到了最高的浪漫典型的本质要素，而且还看到一切产生于浪漫气质的偶然事件，甚至包括任性。他是第一个宣讲“人应过如花岁月”的人，他固持着这句话。他把孩子作为人们应该努力成为的人的模型，他把孩子作为他们的长者的范例，这也是我常想到的孩子的主要作用，如果完美的东西都要有一种用途的话。但丁描写人的灵魂在从上帝之手出来时是“像孩子一样又哭又笑”；基督也看到，每个人的灵魂应该是“像边哭边笑做游戏的小姑娘”。他感到生命是变化的、流动的、活泼的，如果把生命铸成一种形式，那就等于它的死亡。他说过，人们不应过于关注物质的、世俗的利益，创造非实用的东西就是创造伟大的东西。一个人不应该过于烦扰于世俗之事。当他说“鸟尚且不这样，人为什么反倒要这样呢？”“不要想到明天，难道灵魂还不及肉身，身体还不及衣服吗”的时候，他确是迷人可爱的。一个希腊人可能会说出后面那句话，因为它充满了希腊人式的感情，但是只有基督能够说出上面这两句话，并且为我们完美地概括出生活的规律。
他的道德，就像道德应该是的那样，是完全的同情。如果他曾说过的惟一一件事是“她的罪被赦免了，因为她爱得多”，那么，说这样的话，即使去死也是值得的。他的正义都是诗的正义，正像正义应该是的那样。乞丐因为曾经不幸而到了天国去，我想不出他被送到天国里去还能有其他更好的理由。在清凉的晚上，在葡萄园中做了一小时工作的人们所得到的报酬与在烈日下劳作一天的人一样。他们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呢？可能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到什么东西，或者他们也许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基督是无法容忍把人当物看待，并且把一切人都一样看待的、沉闷、无生气的机械的体制的。在他看来，没有法则，只有例外。
在基督看来，浪漫艺术的核心是实际生活的合适的基础，他看不到还有其他什么基础。当人们把一个根据法律被判有罪的妇人带到他的面前，问他该怎么办时，他用手指在地上写着什么，似乎没有听到他们所说的话，最后，当他们一再逼着他回答时，他抬起头说：“让你们中间没有犯过罪的人先拿石头砸她吧！”活着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值得。
就像所有富于诗意的人一样，他也爱无知无识的人，他知道，在无知者的灵魂里，常常会有接受伟大思想的地方。但他无法容忍蠢人，特别是那些被教育弄得愚蠢的人——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的观点，是一种特殊的现代典型，基督概括这样的人是掌握着知识的钥匙，自己却不会用，也不允许别人去用的人，虽然这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天国之门。基督发动的主要战争是反对平庸之辈，这是每一个光之子都不得不进行的战争。平庸是他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特征，他反对他们对种种思想的无法理解，反对他们萎靡不振的体面和令人生厌的正统，反对他们对世俗成功的崇拜和对生活中十足的物质主义方面的彻底迷恋，反对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价值的可笑的估计，在这些方面，基督时代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是我们英国的平庸之辈的对应者。基督嘲笑体面是“涂白了的坟墓”，并一生坚信这句话。他把世俗的成功看做一种应该被彻底蔑视的东西，因为他从中看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把财富看做人的障碍，他不愿意听到生命为任何思想或道德体制牺牲掉。他指出，形式和仪式是为人设的，而不是人为形式和仪式所设。他认为人们应该轻视“安息日严守主义”这类东西。他用彻底的无情和嘲笑，讽刺了中产阶级以为极可爱的冷酷的博爱、虚伪的公共慈善事业、冗长乏味的形式主义。对我们来说，所谓正统不过是一种温顺的不明智的默认，而对他们来说，正统经他们之手就成了一种可怕的毁灭性的专制。基督把它们一扫而光，他表示，精神自身是有价值的。他非常高兴地向他们指出：虽然他们一直在读法律和预言书，但他们实际上几乎毫不理解二者的真实意义。他反对他们像把薄荷和芸香一点点地调和起来那样把每一个单独的日子慢慢调和成按既定的任务安排起来的固定的日常生活。他把人完全为瞬间而生活看做是生活的最重要的价值。
那些被他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过美好的瞬间。玛丽。玛格德琳一看到基督，就打碎了她的七个情人中的一个送给她的昂贵的香膏瓶，把香料撒在他那疲倦的、沾满灰尘的双脚上，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瞬间，她就可以永远与路得（《圣经》中人物）和贝雅特丽齐（但丁《神曲》中理想化的佛罗伦萨女子）一起坐在天堂里雪白的蔷薇花丛中。基督的所有训诫我们的话，都是说每一个瞬间都应该是美丽的，灵魂应该始终等待着新郎的来临，始终等待着爱人的声音。平庸只是人的本性中没被想像照亮的那一面。他把生活中一切可爱的影响都看做是“光”的样式：想像本身就是世界之光，世界就是由它创造的，可是世界却不能理解它，这是因为想像只是爱的一种表现形式，使人与人之间彼此区别开来的是爱及爱的能力。但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说，只是当他在处理犯罪者时他才是最浪漫的。世界向来是爱圣者的，因为圣者最有可能接近神的完美。基督通过自身的某种神圣的本能，似乎一直是爱着犯罪者的，把他们作为最可能接近人的完美的人。他的本来愿望不是去改造人，也不是拯救人的痛苦，把一个有趣的窃贼改变成一个乏味的诚实的人不是他的目的，对他来说，把一个收税吏改变成一个法利赛人无论如何不是一种伟大的成就，但他用一种还不为世界所理解的方式，把罪恶和痛苦看做本身就是美丽的神圣的东西，也是一种完美的形式。这听起来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确实如此，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是危险的，基督教义也坦白承认这一点，我自己深信它是一种真教义。
当然，犯罪者必须忏悔，但为什么要忏悔呢？这只是因为不忏悔他就不能认识到自己所做过的事。忏悔的瞬间就是创始的瞬间。不仅如此，忏悔也是一个人改变自己过去的手段。希腊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常用箴言警句的形式说：“即使神也不能改变过去。”基督则向人显示：即使最普通的犯罪者也能做到这一点，他也只能做这样一件事——如果有人问起基督，我敢肯定，他一定会说：当放荡的子孙伏在他的膝上哭泣的那一刻，就是把他那为了娼妇而倾家荡产以及他养的猪和因为饥饿而求乞这些事变成了他生活中的美丽而神圣的事情。大多数人是很难理解这种思想的，我敢说，人只有在监狱里才能理解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进监狱也是值得的。
基督身上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当然，就像黎明之前有假的黎明，冬天会突然充满诱使聪明的蕃红花提前浪费掉自己的金色、使某种愚蠢的鸟召唤自己的配偶在枯枝上搭窝筑巢的阳光一样，基督之前也有基督教徒。为此我们应该心怀谢意。不幸的是从那以后再也不出现一个基督了。我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当做一个例外，但上帝在他诞生之时就赋予他以诗人的灵魂，所以他在自己还很年轻时就已用了一种神秘的婚礼把贫穷当成了自己的新娘，用一个诗人的心灵和乞丐的身体，他发现到达完美的道路并不艰难。他理解基督，因此他也变得像基督了。我们不需要训诫手册来教会我们认识到：圣。方济各的生活是对基督的真正模仿。基督是一首诗，与其相比，圣。方济各的书仅仅是一种散文。实际上，说尽应该说的一切，就是基督魅力之所在，他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他确实没有教给人们什么，但人只要被带到他的面前就会变成某种东西，而且，每个人命中注定都要到他面前去。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要和基督一起走到埃默斯（一个村子名，离耶路撒冷约12.5公里，是耶稣显现于两弟子之前的地方。——译者）。
至于另一个主题，即艺术生活与行为的关系问题，你一定以为我的选择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会指着里丁监狱说：“那就是艺术生活的报应啊！”当然，艺术生活可能会把人带到更坏的地方去，而那些把生活看做一种精明的思考，一种取决于对方法和手段的精心算计的更加呆板的人，始终懂得他们该到哪儿去，并且就到那儿去了。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做一个小教区的教长，无论他们被安置到什么区域，他们都能成功地做成一个小教区的教长，仅此而已。一个人，如果他的欲望是从事某种与自身分离的职业，去做一位国会议员或一个成功的杂货商或知名律师或法官或其他同样令人讨厌的职业，那他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取得成功，这是对他的惩罚，那些想要一个面具的人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但对于已具有了生活的动力，而且那些动力已在其身上成形的人来说，事情就不同了。那些只希望自我实现的人，从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去，他们也不能知道。但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希腊圣人所说，人们必须要“认识你自己”，这是智识的最初成就，但要认识到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知的却是智识的终极成功。最后的秘密是人自己，即使一个人把太阳放在天平上称了，把月亮的运行也计算了，一个星星一个星星地把天堂的七层也标绘出来了，那么仍然存在着人自己，谁能计算自己灵魂的轨迹呢？当基什的儿子出去找他父亲的驴时，他不知道一个神人正在用加冕用的圣油等着他，他的灵魂已经成为了国王的灵魂。
我希望我能生活到足够长，以能够创作出这样性质的作品，这样，当我的末日来临时，我就可以说：“是的，这就是艺术生活给一个人的报应。”（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曾碰到过两个有着最完美的生活的人，一个是魏尔兰，一个是克鲁泡特金王子，他们两人都曾在监牢里度过一段岁月。前者是但丁后的惟一一个基督教诗人，后者似乎是来自俄罗斯的有着美的洁白的基督的灵魂的人。诗人魏尔兰因向兰波开枪被捕入狱，如果他杀死了兰波，他可能就要被处死。克鲁泡特金王子曾因从事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被捕入狱。他读到洛士出版的王尔德《狱中记》的删节本后，给洛士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原注）最近七八个月以来，虽然一连串的痛苦几乎毫不间断地从外界击打到我身上，但我已经与在这个监狱里通过人与物起作用的新精神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种精神对我的帮助是无法用言词来表达的。所以，虽然在我入狱后的一年里我几乎没做什么，也清楚地记得，除了因极端失望绞着双手说：“这是怎样的一种结局！怎样的一种可怕的结局啊！”我也确实没做过别的什么事。但现在我试着对自己说，并且有时当我不再折磨自己时会真诚地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开端！一种多么美妙的开端啊！”事情也许真的就是这样，也可能将会变成这样。如果确实是这样，我应该主要归功于这种新人格（“这种新人格”指James.O'Nelson，他在1896年成为里丁监狱的监狱长，他改变了原来的体制，给王尔德提供了许多方便，允许他自由地写信。——译者），它已经改变了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
狱中记我以食生活中的恶为荣（1）
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确实没有真正的存在价值——让我们再次感谢玄学，感谢它教给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有精神是有意义的，惩罚可以用一种将会治愈而不是制造伤口的方式施予，就像施舍品可以用一种使面包在施舍者手里变成石头的方式施舍一样。这儿出现了怎样的一种变化啊——不是规则的变化，因为它们被用铁的命令固定下来了，而是把规则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的精神的变化——当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去年5月被释放，就像我努力想争取的那样，我会带着将会毒害我的生活的强烈仇恨，带着对监狱和每一位看守的憎恶离开这个地方。我多坐了一年监狱，但仁慈一直在监狱里陪着我们所有的人。现在，当我离开监狱时，我会一直记得：在这里的几乎每个人都曾给予过我伟大的仁慈，在我离开监狱的那一天，我会感谢这儿的许多人，也会请求他们也要记住我。
监狱体制是绝对地完全地错误的，当我出狱后，我会尽力改变它。我想试试看。世上还不曾有这么错误的东西，即仁慈的精神，也即爱的精神，不在教堂里的基督的精神可以促使其至少可能不带过多的心灵痛苦——尽管不能十全十美——而产生的东西。
我也知道，外面的许多东西在等着我，这是很令人愉快的。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称做“我的兄弟般的风”、“我的姐妹般的雨”这两样可爱的东西起，到大都市的店窗和落日，如果我要一一罗列下来仍遗留给我的一切，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在哪儿停笔：因为，上帝确实是为我，也像为其他任何人一样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我走出监狱时能带着某些以前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我不必告诉你，对我来说，“道德的再造”就像神学的改造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和粗俗的，但是，虽然宣称要做一个更好的人只是一种非科学的愚言，那么，变成一个“更深沉”的人就是那些曾受过苦的人的特权了，我是已成了这样一种人了。你也可以自己判断你是哪一种人。
如果我出狱后，我的一个朋友设宴待客，即使他不邀请我，我也毫不在意，因为我自己可以做到十分快乐，有了书、自由、鲜花和月亮，谁还能不快乐呢？况且，盛宴对我早已没用了，我已经为此劳神太多。对我来说，生活的那一曲已经结束，我敢说是非常幸运地结束了。但是，如果我出狱后，我的一个朋友有了悲哀并拒绝让我分担他的悲哀，我就会为此感到非常伤心。如果他在早晨把我关在门外，我会一次次地回来，请求他让我进去，以使我分担到我有权利分担到的东西。如果他认为我不值得分担他的悲哀，不适合与他一起哭泣，我应该感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屈辱，一种加于我身上的最可怕的羞辱，但这样的事可能不会有吧！我有享受悲哀的权利，谁能看到世界的美，能分享它的悲哀，认识到两者所蕴含的某些奇妙的东西，谁就能与圣物取得直接的联系，就能像人们所能接近的那样接近上帝的秘密。
或许在我的艺术上与在我的生活上一样，会出现一种更深刻的含义，一种更伟大的激情的统一和一种直率的冲动。现在艺术的真正目的不是追求广度而是追求强度。我们已不再关心艺术的类型，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是一个例外。不须说，我不能把我的痛苦注入艺术所具有的形式里去，艺术只有在不模仿时才能真正开始。但我的作品中必须注入某种东西：或许是语言的更充分的和谐，或是更丰富的音调，更奇异的色彩效果，更质朴的结构顺序，或至少是某种审美特性。
当玛斯雅斯的“四肢被切断时”——用但丁的一句最可怕、最似塔西佗文风的句子说——他不再歌唱了，希腊人说，阿波罗已经是胜利者了，七弦琴已经征服了芦笛。但也许希腊人是错误的。我在许多现代艺术中都听到了玛斯雅斯的叫喊，这在波德莱尔身上表现为悲痛，在拉马丁身上表现为甜蜜和凄凉，在魏尔兰身上表现为神秘；这存在于肖邦的音乐中的延宕的和解，表现在萦绕于伯恩。琼斯的妇人们面孔上不断出现的不满足；甚至马修。阿诺德的《卡利克雷之歌》，也用那种抒情、明晰的音调诉说“甜蜜感人的七弦琴的胜利”和“著名的最后的胜利”，即使在萦绕于他的诗歌中的为怀疑和失望所扰乱了的低调里，也隐含着同样多的叫喊。歌德和华兹华斯都帮不了他，虽然他曾先后追随过他们。当他追求去为塞西丝悲悼或为斯考尔。吉普森歌唱时，他不得不拿起芦笛奏出自己的音律。但不管弗吉尼亚的佛恩（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神）沉默与否，我都无法沉默。表达之于我，就像树叶和花对监狱围墙上露出的、在风中不停摇曳的黑色树枝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艺术与世界之间现在有一道宽阔的鸿沟，但在我与艺术之间则没有，我至少希望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自由、快乐、娱乐、轻闲舒适的生活是属于你的，但你却不配过这种生活。我的生活是公开的丑名、长期的监禁、悲哀、毁灭和羞辱，我也不配过这样的生活——至少还没有配过这种生活。我记得我过去常常说：我认为我能承受一个真正的悲剧，只要这悲剧穿了紫衣、戴着高贵的悲哀的面具降临到我头上。但现代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给悲剧穿上了喜剧的外衣，结果使得伟大的现实似乎也成了平凡的或奇异的或缺少风格的东西，对于现代性来说，这是确有其事的，对于实际生活来说，也可能一直是确实的。据说，在旁观者看来，一切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19世纪也不排除在这种普遍法则之外。
我的悲剧，完全是可恶的、卑劣的、缺少风格的。我们穿的服装使我们显得奇形怪状，我们是悲哀的小丑，是心已被打碎的丑角，我们是特地被创造出来要求幽默感的。1895年11月13日（王尔德把日期记错了，应是11月20日。——原注），我被从伦敦带到这儿。那一天，从两点一直到两点半，我穿着囚衣，带着手铐站在克拉彭。江克森的中央平台上被公开示众。我被从华德医院带出来时，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在一切可能的目标之中，我是最奇怪的了。当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只是笑，每一列到达的火车都挤满了观众，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们感到有趣了。这样的事当然是发生在他们知道我是谁之前，一等到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整整半小时，我站在那儿，天下着11月常有的那种灰冷的雨，周围环绕着嘲笑着我的群氓。这件事过去之后的一年内，我每天都要在同一时刻里以泪洗面。在你看来，那种事不可能是那样悲剧性的事，但对监狱中的人来说，眼泪却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狱中，一个人不哭的那一天也就是他的心变硬的那一天，而不是他的心充满欢乐的那一天。
可是，我现在真正开始感到自己对那些嘲笑我的人比对我自己更感到遗憾。当然，当他们看到我时，我没有站在自己的高台上，而是站在桎梏内的，但是只关注在高台上的人，是一种非常没有想像力的本性。高台也可能是一种非常不现实的东西，桎梏却是可怕的现实。他们也应该知道如何更好地理解悲哀。我已说过，悲哀后面始终潜藏着悲哀，更聪明一点地说，悲哀之后一直有灵魂存在。嘲笑一个处于痛苦中的灵魂是一件可怕的事，嘲笑者的生活是不美的。在简单得令人感到奇怪的世界经济制度里，人们只获得他们施予的东西，对那些没有足够的想像力去洞察事物的表面并感觉到怜悯的人来说，除了嘲笑的怜悯之外，还会有什么怜悯能给予他们呢？
我告诉你我被送到这儿的情形，不过是想让你认识到，对我来说，除了痛苦和绝望外，我要从自己所受的惩罚中获得任何一种东西是多么地困难！但我无论如何要这样做，不时还要有片刻的服从和忍受。整个春天可能就隐藏在一枚花蕾里；云雀低矮的巢穴可能包含着通报蔷薇红的黎明到来的欢悦。所以，如果我身上还残留着无论什么样的生命之美，那么这种美也是包含在某些服从、卑下和羞辱的瞬间的。无论如何，我只按照自己的发展路线，并且靠接受我所遭受的一切使自己有资格这样做。
人们过去常常说我太个人主义了，我现在一定要比过去更个人主义，我必须从自己身上得到比过去得到的还要多的东西。实际上，我的毁灭不是因为我在生活中采取了太伟大的个人主义，而是因为我太不个人主义了。在我的生活中，一件不光彩的、不可饶恕的、始终令人可鄙的事是我允许自己被迫去向社会寻求帮助以反击你父亲，从个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以这样的请求来反对任何人都是极其丑恶的事，但我要反对的是有着这样的本性和特性的人，我还能提出什么样的借口呢？
当然，一旦我触动了社会势力，社会就会攻击我说：“你不是一直在反对我的法律吗？你现在怎么又会求助于我的法律来保护你呢？你应该让那些法律得到充分的执行，你应该遵守你所求助的法律！”结果是我进了监狱。在对我进行3次审判（第一次是在警察局）的过程中，我常常痛苦地感到我所处地位的可笑与羞辱。我常看到你父亲奔跑着出出进进，希望吸引众人的注意力，似乎任何人都不能不记住或提及他那赛马人似的步态和衣服，弯曲的腿，扭结的手，下垂的低唇，残忍、愚蠢的狞笑。即使他不在那儿或我看不见他时，我也常常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大法庭的光秃秃沉闷的围墙，法庭上的气氛，在我看来有时都是被挂起来的那个猿猴似的脸的多种面具。当然，没有人像我败得那么不体面，而且是被这样卑鄙的手段击败的。我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里说过“在选择自己的敌人时，人不能过于仔细”，我想不到自己是被这样一个低贱的人弄成一个低贱的人了。
这就要求我、迫使我向社会呼吁帮助，在这件事上，我是那么蔑视你，也蔑视自己屈从于你。你不把我理解为一个艺术家是很可以原谅的，你的性情决定了你无法阻止自己不这样做，但你应该把我理解为一个个人主义者，而这是不需要什么教养就能做到的，但你没有，因此你就把一种与生活完全不相容，从某些方面看是完全毁灭生活的平庸因素带进了生活。生活里的平庸因素不是不能理解艺术。像渔夫、牧羊人、农夫、百姓及其他这样可爱的人，对于艺术就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就是地之盐啊！他们就是支撑并帮助社会的笨重、繁杂、盲目、机械之力的平庸之人，当他们在一个人或一种运动中遇到动力时，他们却不认得它。
狱中记我以食生活中的恶为荣（2）
人们以为，我以食生活里的恶，并以与它们相伴为乐，所以我是很可怕的，但是，作为生活中的艺术家，从我用以接近它们的观点来看，它们是有着快乐的暗示性和刺激性的。这就像用豹做成的盛宴，危险只是兴奋的一半。我过去常有一种玩蛇人才会有的那种感觉。当玩蛇人引诱眼镜蛇从用来装它的涂色布块或芦苇织成的篮子里蠕动出来，并使它根据自己的命令伸展开身子，像水草在溪流中悠闲地摆动那样前后摇动时，他一定会有与我同样的感觉。他们指造成王尔德入狱的人。——译者，对我来说就是金灿灿的蛇里颜色最鲜亮的那种蛇，他们的毒药是它们完美的一部分。我所不知道的是，当他们用毒牙咬伤我时，背后的怂恿者竟是你，并且是为了惩罚你父亲。我丝毫不为结识他们而感到羞耻，他们都是很有趣的，我真的感觉羞耻的是你带给我的那种可怕的平庸氛围。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使命是与埃里厄尔（埃里厄尔，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精灵。——译者）为伴，但你却使我与卡利班（卡利班，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丑陋凶残的奴仆。——译者）争斗。我发现自己没有像《莎乐美》、《佛罗伦萨悲剧》和《神圣的妓女》这样美的、鲜亮的、富于音乐性的作品，而是被迫去给你父亲送去一封律师写的长信，并且不得不被迫去请求我一向反对的东西。克勒保恩（克勒保恩，敲诈者，他偷了一封王尔德给道格拉斯的信，欲敲诈王尔德，但终一无所获。——原注）和阿特肯在他们与生活的不光彩的战争中表现得是很出色的。取悦他们这种人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冒险，大仲马、切利尼（切利尼，16世纪意大利雕塑家。——译者）、戈雅（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译者），埃。爱伦。坡或波德莱尔也会做同样的事。我所厌恶的是想起我在你的陪同下没完没了地到律师事务所，在苍白的房子里忍受着众人可怕的注视。我坐在面色严肃的人们中间，向一个秃顶的男人说着严肃的谎话，直到我确实因厌倦而呻吟和打呵欠为止。就是在那种地方，我发现，在与你有了两年的友谊后，我已站在了平庸的中心，远离了一切美丽的或辉煌或奇妙或勇敢的东西，最终我不得不为了你的利益而成为行为上高雅正派、生活上遵循清教主义、艺术上主张道德的先驱。我的厄运从此开始了。
我感到奇怪的是，你试图模仿你父亲的主要性格特征，我不明白，在那些本该引起你警惕的方面，你却以他为榜样，我只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两人之间有了仇恨，他们也就有了同样的契约或手足之情。我想，根据某种奇怪的同类相斥的法则，你们之所以彼此仇恨，不是因为你们在那么多方面有不同，恰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你们太相似了。1893年6月你离开牛津大学时，你不但没拿到学位，还带了一身的债，尽管你欠的不算多，但相对于你父亲的收入来说，已是相当多了。你父亲因此给你写了一封非常粗俗、激烈、侮辱性的信，而你给他的回信在每一个方面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就更不可原谅了，但后来你却很为自己这封信感到骄傲。我记得非常清楚，你曾用一种最自负的神气告诉我说，你可以把你父亲攻击得无招架之功！你们之间进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争斗！你过去常常嘲笑讥刺你父亲，说他为了在附近的一家旅馆给你堂兄弟写下流信，就从他正住着的你堂兄弟的房子里搬出来，但你过去也对我做过同样的事。你不断与我一起在某家公共餐馆吃饭，吃饭时常发脾气或与我争吵，接着就是回到“怀特斯俱乐部”给我写一封最粗鄙不堪的信。你与你父亲之间在这一点上的惟一差别是：你先是通过特殊的信使给我送来你的信，几个小时后你自己就会来到我的房间，不是来道歉，而只是想知道我是否在萨瓦定了午饭，如果还没有，为什么不订。有时，你那侮辱我的信还没到我手上，你竟然就已来到了我的房间。我记得，有一次你要求我邀请你的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我从未见过）一起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我照办了，并应你的特别要求提前预订了一桌特别奢侈的午餐。我记得当时特邀的厨师已到了，对酒也作了特别的吩咐，但你不但没来吃饭，反而给我送了一封侮辱信，时间正好是在我们刚刚等了你半小时！我只读了信的第一行就明白了它的意思，然后我把它放进口袋里，向你的朋友解释说你突然生病了，信里讲的都是你的病症。实事求是地说，我一直到去泰特街吃晚饭时才读完那封信，读着它上面那些粗鄙的词句，我不禁无限悲哀地想到：你怎么能写出这种像癫痫病人嘴里的泡沫似的信！这时，我的仆人进来说，你正在客厅里等我，急切地想见我5分钟。我立刻让他到客厅里请你上来，你上来了，（我承认）你看起来很恐惧，脸色苍白。你是来请求我给你出主意并帮助你的，因为有人告诉你，从拉姆莱来了一个男人，是个律师，他要求与你在卡图冈广场会面，你害怕这与你在牛津惹的麻烦有关，或正面临着某种新的危险的威胁。我安慰你说，这可能只是因为某个商人的账单（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并让你留下来吃晚饭，与我一起过了一晚。你对自己那封阴毒的信只字未提，我也未提，我只把它看成一个不幸的人的一种不幸的症状，我们也从未间接提起过这个问题。2点30分你给我写了封令人厌恶的信，当天下午的7点15分你就飞跑过来求我的帮助与同情，这种事在你的生活中已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了，你这种习惯远远超过你父亲，就像你在其他类似的方面也超过他一样。当他写给你的侮辱信在法庭上被公开宣读时，他自然感到可耻并且假装哭泣，而如果你写给他的信也这样被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公开宣读的话，人人都会感到更大的恐惧与厌恶。这不仅表现在你“把他攻击得无招架之功”的语调上，而且表现在你攻击他的方式已远远超出他攻击你的方式，你在这方面比他更高明，因为你用的是公共电报和公开的明信片。我想你或许把这种烦扰人的方式留给了阿弗雷。渥德这样的人，而这正是他们惟一的收入来源！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他来说是一种职业的东西，对你来说只是一种快乐，并且是一种很罪恶的快乐。在我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之后，你仍没有放弃你那种可怕的写侮辱信的习惯，仍把这种习惯看做你的一种成就，并在我的朋友们身上，在那些我在监狱时对我一直很好的朋友们身上实践着你的这种习惯，这是你的耻辱！当罗伯特。夏拉德收到我的信，知道不管你用不用我写给你的信，我都不希望你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任何有关我的文章时，你应该感激他得到了我对此事的意见并告诉了你，并且无意中使你免得再像以前做过的那样给我造成更多的痛苦。你一定记得，为一个“潦倒之人”写一封关于“公平竞争”的高傲而平庸的信对英国报纸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符合英国报刊文章遵循的对艺术家的传统态度，但在法国，这种格调只会使我受到嘲笑，使你受到蔑视。因此，我在了解了一篇文章的目的、格调、表达方式等等之前，是不会允许它发表的。在艺术上，良好的动机毫无价值，所有坏的艺术作品都源于良好的动机。
在我的朋友中，并不是只有罗伯特。夏拉德收到过你的恶毒的、令人厌恶的信，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在所有与我有关的事情上，都应考虑和尊重我的感情与愿望，如发表关于我的文章，把你的诗题献给我、交出我的信及礼物诸如此类的事。你也惹恼了或试图烦扰他们。
难道你不曾想过，在前两年对我进行判决期间，如果我把你当做一个可靠的朋友，我会处于一种怎样可怕的境地？你难道从未想过这一点？难道你从未感激过那些用自己纯洁的仁慈、无限的爱，给我欢乐以减轻我可怕的重负的人吗？他们一次次来看我，给我写美丽而同情的信，不顾谩骂、嘲笑、公开的蔑视和侮辱，站到我身边。我每天都感谢上帝给了我与你不同的朋友，我的一切都是他们给的：我在监狱里读的书是罗比花钱为我买的，当我出狱时，他也会为我买衣服。我不会因为接受用爱和情给予的东西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为此感到骄傲。但你是否想过，莫尔。安迪、罗比。罗伯特。夏拉德、弗兰克。哈瑞斯和亚瑟。克利弗顿这样的朋友在给我安慰、帮助、爱、同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你从未明白过。然而，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像力的话，你会知道，在我的监狱生活中，不止一个人对我发过善心：监狱的看守祝我早安或晚安，而这并不是他们规定的职责；普通警察以他们朴实、粗率的方式，在我带着可怕的精神绝望往返于破产法庭时尽力安慰我；一个可怜的盗窃犯，当我们一起在旺兹沃思监狱的院子里沉重地移动着脚步时认出了我，他用一种由于长期强制性的沉默而变沙哑了的、只有在监狱里才会有的声音向我低声说：“我为你感到遗憾，这对你这样的人来说比对我们这样的人更艰难。”——我可以说，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你都不会以跪下来擦净他们的鞋上的泥土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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