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传
作者：何亮亮
第一章 列宁格勒生涯（第一节）
悠久的列宁格勒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于1952年10月7日出生在苏联列宁格勒的一个工人家庭。这一背景，对于了解普京的成长和他所接受的文化和政治传统非常重要。
普京和他的前任：地域和文化背景的比较我们先将普京和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俄罗斯历代最高领导人作一比较。首先是家庭出身。列宁（1870出生1924去世，1917～1924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斯大林（1870出生1953去世，1922～1953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出身于手工业工匠家庭，赫鲁晓夫（1854出生～1971去世，1952～1964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总书记）；契尔年科（1911出生～1985去世，1984～1985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31出生，1985～1991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叶利钦（1931出生，1990～1999为俄罗斯总统）都出生于农民家庭。安德罗波夫（1914出生1984去世，1982～1984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出生于铁路职工家庭。就是说，除了列宁以外，苏联／俄国最高领导人均为工人或农民家庭出身。
包括列宁在内，苏共的前身联共（布）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是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出身。在十月革命胜利取得苏维埃政权刚成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中没有工人，更没有农民。“他们都是卓越的、享有名望的政论家。氯惹榈墓亩？摇B领导者和领袖，那时人民群众信任并服从他们。列宁逝世后，这一代领导人被斯大林一个个地清洗了。”（引自布尔拉茨基《谋士和领袖》中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其次是地域文化背景。上述领导人全部来自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其中列宁出生在乌里扬诺夫斯克（位于伏尔加河中游），斯大林是唯一的非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赫鲁晓夫是俄罗斯南部库尔斯克人，勃列日涅夫是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是同乡（南部斯塔夫罗波尔人），契尔年科是西伯利亚人，叶利钦出生于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罗夫斯克（今叶卡德琳堡）。普京是第一个来自港口城市和文化中心圣彼得堡的领导人。
再看领导人的学历。列宁以校外生的身份通过了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考试。斯大林曾经是神学院学生。赫鲁晓夫毕业于莫斯科工学院，勃列日涅夫读的是冶金学院，安德罗波夫是中专毕业（水运技术学校）毕业生，契尔年科是师范学院毕业生。列宁、戈尔巴乔夫和普京都是读大学法律系的，不过都没有从事过法律专业方面的工作（如立法？执法或律师）。
以从政背景来看，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创建者，斯大林至叶利钦都曾经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普京虽然也有十几年的苏共党龄，但是他从政不久，苏联就解体了，苏共也解散了，普京是在与上述领导人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开始政治生涯的。
再就是职业背景，在这方面，安德罗波夫是普京的老前辈。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1967～1982），是克格勃主席任期最久的一个。普京进入克格勃的时候，安德罗波夫正是克格勃主席，不过当时普京只是一个低级军官，没有资料显示安德罗波夫认识普京。列宁、斯大林都是职业革命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都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叶利钦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政治家。
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年龄，赫鲁晓夫是59岁，勃列日涅夫是58岁，安德罗波夫也是58岁，契尔年科是73岁，到戈尔巴乔夫又降为54岁，这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的时候是60岁。普京作为总理的时候，还不到47岁，不过还不是最年轻的，他的前任斯捷帕申就任总理的时候是46岁。1997年担任第一副总理的涅姆佐夫只有36岁。列宁是在47岁的时候担任人民委员会（十月革命后的最高权力机构）主席的，普京在这个年龄成为代总统。斯大林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只有43岁。
彼得大帝和圣彼得堡普京在列宁格勒出生、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后进克格勃，之后又回列宁格勒工作，直到外派赴东德。1990年他从克格勃退役，又回到列宁格勒，1996年他才离开故乡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在普京的人生轨迹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要了解普京，应该先了解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名称的变化就折射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始建于1703年的彼得堡，完全是彼得大帝个人意志的产物。谈到这个城市，就不能不谈到彼得大帝，而普京最崇敬的人物就是彼得大帝，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东斯拉夫人从公元9世纪开始定居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14世纪莫斯科大公国建立。1462年至15051年在位的伊凡三世统一了所有东斯拉夫人的土地，成为全俄罗斯的领袖。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经过留里克王朝和王朝混乱时期，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开始统治俄罗斯，一直到1917年这个王朝被推翻。在彼得大帝之前，俄罗斯的历史围绕着莫斯科展开。
彼得一世（1672～1725）是沙皇阿列克谢一世的儿子，17岁亲政。彼得有雄才大略，他化名到当时的航海大国荷兰和英国学习造船技术，创建了俄罗斯的海军舰队。他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北欧的萨克森（今德国北部）和丹麦－挪威，展开对北欧霸主瑞典的北方战争。在战争初期，彼得就在通往芬兰湾的涅瓦河两岸开始构筑堡垒，并命名为彼得堡。这个地方自然条件恶劣，沼泽遍布，交通不便，只有荒无人烟的原野和狼群出没的大森林。但是，这里是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是俄罗斯通向通向欧洲的海上通道。彼得以他特有的顽强意志，决定迁都此地。他不顾莫斯科贵族和官员的反对，一意孤行，既向大自然挑战，也向俄罗斯的传统挑战。在无数苦役犯、农奴和士兵的尸骨上，圣彼得堡终于在1712年出现了雏形，正式成为首都，造船、火药、造币和纺织等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到18世纪中叶，圣彼得堡已经有十万人口。
彼得一世在1721年接受国父和全俄罗斯大帝的称号。他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沙皇，运用暴力和强制手段在封闭落后的俄国推行欧化，包括改革政治体制，建立近代军队和造船厂，兴办非宗教的教育，提倡和鼓励商业，兴建科学院、博物馆和剧院，创办报纸，其改革措施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不准贵族和民众男子留须，强迫民众穿西式的服装。马克思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论蒲鲁东》）
彼得大帝使俄国成为欧洲强国，同时也对俄罗斯人民和邻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俄国历史影响至深至远，直至今日。普京在出任代总统之后，办公室里所挂的唯一肖像，就是彼得大帝的画像，绝非偶然。
不过，圣彼得堡的名字却并非由彼得大帝而来，而是来自荷兰语的圣彼得。
彼得和康熙：不同的施政和不同的影响
和彼得大帝同时代的清朝康熙皇帝（玄烨，1654～1722），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勤政廉政的皇帝。两个皇帝都奋发有为，但是推动国家前进的作用不同。
彼得和玄烨都是第三子。彼得17岁在一部分军官和贵族的支持下，推翻了纂夺沙皇大权的索菲亚，开始执政。玄烨15岁铲除专权的敖拜，成为真正的皇帝。玄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他采取了与民休息、减轻负担的政策，使明末清初因战乱而停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康熙抗击了沙俄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和蚕食，经过两次雅克萨之战，和彼得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保证了中俄东段边境170年的和平。玄烨虽然改变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允许外商在广州和中国贸易，但他并不重视贸易的作用，更不重视海洋的对外。玄烨虽然喜欢西方的技术和数学，但没有从整个国家发展的高度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这当然和中国文明长期领先世界有关。但是在17、18世纪之交，西方政治、文化、法律和科技的发展已经超过中国，而中国的统治者包括玄烨和他的儿子胤祯（雍正皇帝）都没有体认到这一趋势，仍以闭关锁国的办法保持中国的稳定。
康熙和雍正虽然勤政廉政，但是昧于世界发展的大势，对后来的统治者并没有良好的影响，中国一再拒绝对外开放，内部的腐败又无从改革，终于在19世纪中叶开始沦为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的对象，古老帝国一蹶不振。有历史学家称康熙是千古一帝，其实真正的千古一帝是彼得大帝。
文化中心
圣彼得堡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改名彼得格勒，1924年列宁去世后，改为列宁格勒，到1991年再改回圣彼得堡。普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列宁格勒，因此在叙述普京早年生活的时候，我们仍用列宁格勒的名字。
列宁格勒是苏联也是今日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的东岸，跨涅瓦河，市区面积570平方公里（包括水域面积58平方公里）。整个城市建在涅瓦河口两岸和三角洲近百个岛屿上。涅瓦河自东南分汊流入，自南向北分别是大涅瓦·小涅瓦和大涅夫卡河，以大小河流运河60多条和桥梁400多座相连，因此有“北方威尼斯”之称。
这个城市地势低洼，易受洪水袭击，从建城起涅瓦河泛滥超过250次，其中1824年和1924年相隔百年两次遭受特大洪水蹂躏，损失惨重。现在河流两岸已经建立起永久性河堤。气候属温和大陆型，冬季严寒，夏季凉爽。1994年9月笔者在圣彼得堡，夜间的气温只有大约三、四度，带的衣物不够，很是狼狈。在初夏有著名的白夜景观，可惜季节不对，没有看到。这里距离北极只有八百公里，距离芬兰边境175公里。圣彼得堡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整个市区就像一个大博物馆，涅瓦河两岸宏伟的建筑物使人想起彼得大帝为建立这个面向西欧的首都所作的努力。城市街区以涅瓦河和涅夫斯基大街为主干，形成不规则的辐射状格局。市区被大小涅瓦河分为四部分：大涅瓦河南岸为莫斯科区，是城市的中心，包括冬宫、冬宫广场、涅夫斯基大街、斯莫尔尼宫、塔夫里切斯基宫，众多博物馆、文化设施和名胜古迹；大涅瓦河和小涅瓦河之间为瓦西里耶斯基岛，造船厂、海港、河港和圣彼得堡大学等多分布在此；小涅瓦河和大涅夫卡河之间的彼得格勒区是老纺织工业区，也有电工、电子和金属加工工业；涅瓦河和涅夫卡河右岸的维堡区，是市内最大的工业区，机械、冶金、电工、化工和纺织工业都很发达。
圣彼得堡的历史和文化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俄罗斯／苏联最欧化的城市，圣彼得堡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是俄国的文化、艺术、科学中心。其次，是俄国革命的发源地。
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就是为了打破莫斯科的封闭和保守。他认为俄国必须有一座全新的、按照欧洲风格设计建设的首都，他做到了。和莫斯科不同，圣彼得堡一直被认为欧洲的，而莫斯科是俄国的。《莫斯科新闻》今年1月5日在谈到普京的时候说：“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历史上首次由首都出生的人担任国家总统，但不是官方首都莫斯科，而是‘欧洲的首都’圣彼得堡。”
虽然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坐火车一夜可至（距离540公里），但是圣彼得堡是优雅的、海洋的、开放的，莫斯科则是粗放的、内陆的、封闭的。在某种程度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种文化上的区别，有点像中国的上海和北京之间的区别。顺便提一句，圣彼得堡和上海是友好城市，普京在90年代初期访问过上海。
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普希金、陀斯妥也夫斯基、果戈理、阿赫马托娃、冈察洛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叶赛宁、左琴科、曼杰尔斯坦姆、勃洛克、库普林、布罗茨基等均来自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是俄国音乐和芭蕾舞的重镇。这个城市早在1802年就成立了爱乐协会，彼得格勒爱乐交响乐团则成立于1922年，现名圣彼得堡爱乐交响乐团，是俄国和欧洲最好的交响乐团之一。
1859年成立的马林斯基大剧院，包括交响乐团、芭蕾舞团、合唱团和歌剧院，也是世界上富有盛名的大型音乐和芭蕾舞表演团体。这也是普京最喜欢的一个艺术团体，后来他当圣彼得堡副市长的时候，经常观赏马林斯基剧院的演出。
俄罗斯芭蕾舞是在圣彼得堡奠基的，这里涌现了乌兰诺娃、尼津斯基等芭蕾舞大师。1862年成立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培养了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鲍罗丁、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可夫、萧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拉赫曼尼诺夫等著名作曲家。
圣彼得堡也是俄罗斯美术的中心。这里有俄国最早和最出色的美术学院9成立于1757年），列宾、苏里科夫和谢罗夫等大师均出自这个学院。圣彼得堡的爱尔米塔什美术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藏有270万件美术珍品，包括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等大师的不朽之作。
圣彼得堡有大小图书馆超过2000个，其中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图书馆是俄国最大和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一个城市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在世界上的大城市中罕见其匹，圣彼得堡成为俄国的文化中心当之无愧。能够在这样的城市出生、生活和受教育，对普京的精神气质有良好的影响。
不仅如此，圣彼得堡也是俄国的科学中心之一。18和19世纪几乎俄国所有最重要科学家都曾经在圣彼得堡工作，包括俄国自然科学之父罗蒙诺索夫，发现化学元素周期的门杰列夫，俄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等。俄国最早的科学院就是1725年在这里成立的。
圣彼得堡是俄国主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有12条铁路呈辐射状通往全国各地和波兰、芬兰等邻国。港区位于城市的西南部，有50多个泊位，年吞吐货物量超过1000万吨，是俄国最大的海港，冬季（每年11月至翌年4月）结冰，靠破冰船通航。圣彼得堡也是重要的河港，是波罗的海－伏尔加河运河和波罗的海－白海运河的起点。这里是俄国主要的海军基地，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司令部即设在科特林岛。造船业包括舰艇造船业发达。俄国10所海军院校的一半都在圣彼得堡，包括著名的高等海军学院，海军工程学院，潜艇学院和海军无线电电子学院等。
革命摇篮
圣彼得堡是俄国革命的摇篮。1825年俄国贵族革命家发动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05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改变了20世纪的十月革命，都发生在圣彼得堡。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贵族发动的革命。俄国没有像法国那样的第三等级，没有像英国那样的市民阶层。彼得大帝虽然使俄国成为一个强国，但是俄国仍然是一个由沙皇和贵族统治的社会，仍然保持着农奴制度。1816年，一些青年军官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开始成立秘密团体，酝酿推翻沙皇、废除农奴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国。军官们分别成立了北方协会、南方协会和斯拉夫人联合会。1825年12月，北方协会决定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登基之日发动兵变。12月14日，3000多名官兵在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起义，由于组织得不好，而且没有发动民众形成统一战线，被沙皇的御林军镇压。领导这次起义的五个军官被处绞刑，160多名骨干流放西伯利亚。这批十二月党人都是出身贵族的上流社会子弟，他们具有献身精神，在起义失败后，或英勇就义，或长期流放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也一同前往，毫无怨言，体现了信仰的巨大力量。这种贵族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上相当罕见。
20世纪初的俄国内外矛盾尖锐，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危机，日俄战争俄国的失败加剧了危机，人民对帝俄制度的不满越来越强烈。1905年1月22日，圣彼得堡的工人在冬宫广场集会，向沙皇递交请愿书，遭到军队的屠杀。各地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圣彼得堡工人，他们的口号是“打倒专制制度”；12月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各地群起响应。这次革命一直持续到1907年，沙皇专制制度成强弩之末。史称第一次俄国革命。
1917年在彼得格勒发生了两次革命。3月（俄历二月）3日，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罢工，要求推翻帝制，大部分工厂的工人随之响应。在布尔什维克的策动下，驻守彼得格勒的军队加入了革命。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沙皇的大臣，释放了政治犯，作为首都的彼得格勒已经控制在布尔什维克手中。革命风潮迅即蔓延各地，3月15日沙皇退位，9月1日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帝俄覆灭。这就是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出现了两个政权－－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并存的局面。4月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格勒，发表了《4月提纲》，主张向临时政府夺权。布尔什维克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都转向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西方·北方战线的军队纷纷投向布尔什维克。俄历10月10日（公历10月23日）布尔什维克中央举行特别秘密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
俄历10月24日，革命开始。翌日（公历11月7日），起义部队占领彼得格勒各重要据点，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发表，26日首届苏维埃政府－－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成立。11月2日（公历15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夺权成功。此后半年时间，布尔什维克在全俄逐渐建立政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这就是十月革命。
在圣彼得堡更名为列宁格勒之后，苏联历史上几起重大冤案和案件也发生在这里。1934年，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的基洛夫在斯摩尔尼宫被暗杀，成为斯大林大清洗的导火线。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和22大透露的材料暗示，基洛夫被暗杀是斯大林本人下的命令，大部分西方的俄国问题专家也持这种看法。继基洛夫担任列宁格勒第一把手的是日丹诺夫，他在1948年暴毙，结果一批曾经在日丹诺夫手下工作过的高级官员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中央书记处书记库兹涅佐夫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奥诺夫等即被捕，并被裁定犯有叛国罪处死。斯大林去世后，他们即被平反，1957年苏共中央决定恢复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的党籍。
大清洗对苏联历史进程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据称，在大清洗中苏联被冲击的人达500万之多，被处决的则多达40万俄。联共（布）17大选出的11名政治局委员2人被杀，1人自杀；71名中央委员51名被杀，2名自杀；68名中央候补委员47名被杀；17大的1636名代表中1108人被杀。6名苏联元帅中4人被杀。苏联军队的高级中级军官大部分被杀，结果德军入侵时，苏军的作战能力已经被大清洗严重削弱。（见《为什么偏偏是俄罗斯》，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出版）
列宁格勒在政治方面的敏感，还表现在苏联改革的后期由列宁格勒一个女教师发表的一封长信。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化学系教师安德烈耶娃的信，这位51岁的教师在信中表达了对当时戈尔巴乔夫政策的不满，引起了苏联全国的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利加乔夫因此被认为是安德烈耶娃的后台。显然，这位女教师的政治敏感和列宁格勒作为革命摇篮的历史传统有关。
第一章列宁格勒生涯（第二节）
工人家庭和中小学教育
在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具有深厚文化资源和革命传统的城市，普京度过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即从出生到大学毕业。
普京出生在一个产业工人之家。但是，关于他的家世，有这样的说法。
俄罗斯《今日报》2000年2月21日报道，摩尔多瓦的报纸《独立摩尔多瓦》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普京是我们摩尔多瓦人！》。摩尔多瓦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一个小国，历史曾经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分，1940年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91年8月独立，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四百多万，其中超过六成是摩尔多瓦人（和罗马尼亚人一样都是达契亚人后裔）。该报称，摩尔多瓦历史学家维克托·安东研究了普京家族的族谱。他说，普京的祖先是摩尔多瓦大公的卫兵弗拉德·普京内，“普京内”在俄文的意思是“圆桶”。普京内的主人在帐篷和彼得大帝谈话，土耳其刺客前来行刺，普京内和刺客搏斗，救了彼得大帝和摩尔多瓦大公。彼得大帝得知卫兵的名字之后笑了，建议他更名为普京，并且留这名卫兵在自己身边，并封他为上尉，赏了一快封地，这个地方就叫普京诺。弗拉德·普京和俄国姑娘结婚生子，他的后代一直驻在圣彼得堡，这就是普京的家世。《今日报》说“相信不相信这段历史，是普京自己的事，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家世，特别是普京的名字因此和彼得大帝有了联系。”
普京在接替叶利钦担任代总统时，罕见地谈到自己父亲说，“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退休时情景，他作为普通工人在工厂工作了一辈子，他的身体允许他一直工作到70岁。让他突然脱离熟悉的环境和工作节奏，他难以接受。”普京以此说明自己充分理解一位老人在退休时的心情，尽管一个健康的老工人和疾病缠身的叶利钦难以相提并论。不过普京这番话在俄国平民百姓听来，倒是入耳的。
普京的祖父是个出色的厨师，十月革命后曾经先后为列宁和斯大林做过厨师。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祖父带全家到特维尔州乡下躲避饥荒。普京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普京在那里长大并且和普京的母亲玛丽亚结婚。1932年，普京的双亲回到列宁格勒，母亲工厂做工，父亲参军在海军潜艇部队服役，二战后复员回到列宁格勒，进了叶戈罗夫车厢厂工作，是一个劳动模范，一个老布尔什维克。
在苏联时代，这样一个工人家庭，尽管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苏联的工厂实行的是全包，工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工厂包了。列宁格勒是苏联重要的工业城市，大部分工人都住在工厂分配的宿舍，生活水平比较平均。据称，普京的父亲从小对儿子实行了爱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教育。
普京的家庭和列宁格勒无数普通家庭一样，在二战期间经受了巨大的灾难。
列宁格勒是苏联西北的战略要地，德军进攻苏联的首要目标之一。1941年5月德军对苏联发起全面进攻，7月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就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直逼列宁格勒。苏联最高统帅部为减轻莫斯科的压力，牵制和消耗德军的兵力，决定坚守列宁格勒，下令列宁格勒军民死守。9月德军攻陷列宁格勒近郊的施里赛尔堡，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陆上封锁，苏联方面只能通过拉多加湖的水运和空运向列宁格勒运输各种物资。1942年苏军数次发动进攻，试图打破德军封锁，均未奏效。围城期间，列宁格勒军民遭受了空前巨大的苦难，被饿死的就多达64万人。但列宁格勒军民一直没有屈服，始终保卫着这座伟大的城市，全世界也都关注着列宁格勒保卫战。萧斯塔科维奇在此期间创作由列宁格勒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第七交响乐（《列宁格勒交响乐》），鼓舞了英勇的列宁格勒军民，也成为苏联人民在二战中的一种象征。1943年年初，苏军终于在拉多加湖以南打开了一条走廊，恢复了陆上的交通补给。1944年1月，苏军发起全面反攻，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列宁格勒的围城始告终结。
老普京在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期间，响应号召，再次到前线参战，被炮火击中受了重伤。他后来腿上还一直带着榴弹的碎片，天气不好的时候，连走路都很困难。普京的两个哥哥都在围困中死去。普京虽然没有见过这两个哥哥，但是小时候就将列宁格勒被围困岁月的悲壮情景印在脑海里了，因为战争只是他童年之前十几年的事。双亲怀念两个在战时夭折的儿子，肯定使普京终身难忘。这种由家庭成员的牺牲和城市创伤的感受而形成的观念，其效果是抽象·枯燥的政治教育所不能达到的。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普京很自然地接受苏联的爱国主义教育，而爱国主义正是他作为代总统提倡的俄国精神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普京的母亲却为小儿子偷偷地做了东正教的洗礼。因此，普京出生后就受洗为东正教徒。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东正教在俄国人民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中所占的地位。普京出生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了三十三年，无神论教育已经很普及，而且苏共党员是不准信教的，普京的母亲玛丽亚——一个普通的列宁格勒女工——却仍然秘密地为儿子到教堂洗礼。这是普京在2000年2月回答选民有关他的信仰时透露的。他还说，他在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时，曾经应以色列外长之邀访问耶路撒冷。普京此行专门带上母亲当年给他的十字架，在东正教教堂的圣棺完成了这一十字架的圣化，完成了母亲的嘱托。
关于普京信仰的转变，我们在后面还要探索和分析。
接受完整的苏维埃教育
普京在列宁格勒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在苏维埃教育体制下受到了完整的全面的教育。苏联是世界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每万人的大学生比例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古巴。在三十年代苏联已经基本扫除文盲，在七十年代初已经普及了8年普通教育。
苏联的学制分为：学前教育（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从7岁开始，分三年级，小学毕业全部升中学；学童10岁开始读中学，中学分完全中学和不完全中学两种，完全中学的学制是10年，不完全中学的学制是8年；大学5年。国家鼓励在职的工人·干部读大学，并为此创造条件。
苏联小学的课程包括本族语、数学、自然、造形艺术、音乐、体育和劳动教学。中学阶段的课程有本族语、文学、数学、历史、苏维埃国家基础和法学概论、社会学、地理、生物、物理、天文、制图、化学、造形艺术、外语、音乐、体育、劳动教学和初级军事训练。学生读完8年级可以获得不完全中学教育证书，也可以继续就读普通中学的9年级或中等专业学校与职业技术学校。
普京是10月出生的，而苏联的新学期从每年9月开始，因此普京1959年8岁才开始读学校，比一般的孩子迟一年。他在小学就喜欢上体育课，联系拳击，鼻子被打坏，治好之后，就放弃了这一爱好。
普京的中学成绩并不突出。他先后在两个中学读书，还曾经想到民航飞行学校，但是未能如愿。普京完成不完全中学的课程后，进入一所化学专科学校继续学习。俄罗斯《论据和事实》杂志的记者到圣彼得堡的这所学校档案室找到了当年普京的几份考卷，包括化学、物理、代数和几何的成绩都是三分，苏联学校的分数是五分制，最好的成绩是五分，因此普京的这些成绩属于中等。
但是《莫斯科新闻》周报却提供了另一个版本，根据该报2000年1月5日的报道，普京是1970年在中学毕业的。
另据2000年1月5日的报道，普京是1970年在中学毕业的。
普京在中学时代平淡无奇，他不是天才型的学生，也不是调皮捣蛋的刺儿头，学习成绩中等。他有过少年的初恋，据说颇受女孩子的青睐，曾经因为在学校和女同学接吻，被同学打了小报告。
普京喜欢体育，但是在男孩子中，他个子不高，无法进入篮球队，甚至一般男孩子最喜欢的足球，他也没有机会练习。普京的体育活动是在胡同的后院里开始的，在那里他学会了格斗，这为他后来学习摔跤和柔道创造了条件。普京虽然不爱说话，却颇好胜。一次他和同学打赌，在学校四楼阳台徒手吊在外面，结果赢了。在中学毕业典礼上，他和班主任打赌，说一次可以吃20个馅饼，结果吃了14个就再也咽不下去了。
普京一直和双亲住在一起，过着不宽裕也不贫穷的生活。他们的住宅在斯塔切克大街，这条大街位于涅瓦河北岸的工厂区，有大批工厂和工人住宅楼。普京的父亲是因为在战争中受伤而获得这套住宅的，普京一家和另一家合住在5层楼的一套住房，没有电梯，厨房也是合用的，因此两家时常为争用厨房发生争吵。楼里老鼠出没，小普京常和伙伴们用棍子驱赶老鼠。大学毕业结婚后，普京和妻子一起住在这里，直到1996年调去莫斯科。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单元，只有27平米，普京的双亲住的是一个15平米的房间，普京夫妇的房间是12平米。
苏联的学制和其他国家不同，从上述中学课程可以看出，中学课程相当多，而且除了历史、苏维埃国家基础和法学概论和社会学这些课程政治性比较强，其余课程都是技术性的，学生如果能够完成所有的课程，就奠定了较好的文化基础。
列宁格勒大学
普京18岁那年考进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他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说是由此进入了新的起点。因为，虽然在苏联读大学并非稀奇，苏联的大学不仅为中学毕业生，也为年龄在35岁以下的先进工人、农民和复员军人敞开了入学之门。但是，在什么学校读书，读什么专业，对一个青年的前途仍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普京所读的大学全称是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原名是圣彼得堡大学，现在又改回圣彼得堡大学。该校建于1819年，在比莫斯科大学（1755年设立）稍晚，是欧洲著名大学，设有物理、化学、数学力学、应用数学、生物土壤、地质地理、国际关系、管理哲学、历史、经济、东方学、医学、心理学、新闻学、社会学和法律等系。这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以理科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为主，不包括工科的学科，这也是苏联大学的特点。
列宁格勒大学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的第2街。普京在这里度过了5年时光，读的是国际法专业。苏联的大学学制通常是5年，也有些专业是6年，比其他国家的大学学制时间为长。法律系的历史相当悠久，成立于1823年，是俄国最早的大学法律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俄国法律人才的培养基地，列宁就以校外生的身份修完了该系的全部课程。十月革命以后，这里转变为社会主义法律研究和教学的重镇。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学校恢复了圣彼得堡大学的名字，随着俄罗斯新法律的诞生，法律系也逐渐调整研究和教学内容。
苏联的法律，在国际上是自成一格的。以法系来划分，世界上比较主要的法系有大陆法系、海洋（英美）法系、阿拉伯法系、印度法系、中华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
苏联是社会主义法系的开创者，这一法系从1922年开始逐渐形成。
苏联法律由苏共提出法案，形式上由最高苏维埃立法。苏联的法律思想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新的法，表现的意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绝大多数人的意志。1936年通过的苏联第二部宪法规定生产资料公有，土地为国有财产；私人可以有储蓄和遗产；实行计划经济。苏联刑法中有反革命罪，1958年改为国事罪。1977年通过的苏联第三部宪法修改了33年宪法的一些提法，例如苏维埃国家已经是全民国家，苏联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
苏联法律对后来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立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程序法方面，由于旧俄属于大陆法系，苏联法律的程序法仍然保留了大陆法系的痕迹。
苏联法律在国际法方面，一方面具有社会主义法系的特点，如认为苏联考虑到它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一个组成部分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主义责任，另一方面在和开展外交和处理国际事务时，也承认国际法准则。但是，国际主义责任实际上成为苏联对外干涉和扩展的理论工具，例如苏联1956年出兵匈牙利、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年出兵阿富汗，都严重破坏了国际法准则。
普京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苦读了5年。据俄国记者的追踪报道，普京在大学并不活跃，除了体育活动，他几乎不参加其他课外活动，因此同班同学对普京印象不深。在学校，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此外就是体育馆。
在列宁格勒大学5年，普京根据当时苏联高等教育的法律教学大纲，完成了学业。专业课程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列宁法律思想、苏维埃法律、法律史、刑法、民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济法等，还要修其他的相关课程如外语、政治学等。这种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苏联式的，和西方的法律教育完全不同，和列宁当时在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所受的法律教育也不同。
普京在大学5年的时间，正是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1970～1975年）是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主政下的停滞时期，苏联僵化的体制、四处对外扩张和同美国的军备竞赛制约了苏联本来就没有弹性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经济，苏共党内缺乏民主，在社会上又压制不同声音，苏联社会的许多矛盾虽然还潜伏在水下，但正在逐渐消耗这个社会，危机的因素上已经开始积累。
不过，在表面上社会还是稳定的，像普京这样工人家庭出身又能认真读书的学生，不会受到当时社会上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相反他后来进入的克格勃在国内正是以监视和镇压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为要务。
当时在法律系主讲经济学的阿·亚·索布恰克教授，是普京的老师，普京从三年级开始听他的课。普京的毕业论文《论国际法中的最惠国原则》也是由索布恰克主持论文审查的，这篇论文得了“优”。
这一关系，后来对普京的从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索布恰克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的赤塔市，那里距离中国的满洲里只有二百多公里。索布恰克和普京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出身于工人家庭，索父是火车司机，家境并不宽裕，靠努力学习，进入名牌大学而改变了命运。索布恰克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工作，那里是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故乡，索布恰克在当地工作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正担任边区共青团的书记。索布恰克在工作之余以函授的方式读完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律研究生，此后终于回到了列宁格勒的母校，担任了法律教授。索布恰克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当时苏共的统治方式持批判态度，不过在讲台上他不会公开挑战当局，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将是被捕和流放国外。因此，索布恰克和普京的关系只是普通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要在大环境改变以后，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形成政治上的共同利益。可惜的是，2000年1月19日，索布恰克在加里宁格勒为普京的总统竞选奔走之际，却不幸死于心脏病瘁发，年63岁。
索布恰克不仅是普京在法学上的导师，也是将普京带进政治领域的上司，可惜命运没有垂青这位法律教授和苏联后期的改革派重要人物，他在普京即将正式成为俄国总统之前就离开了人间，没有成为“帝师”。
和柳德米拉结婚
普京的大学生活很普通：上课，在图书馆看书或温习功课，在体育馆练习柔道和桑勃式摔跤。他还喜欢在山地滑雪。这些爱好他一直保持到现在。以俄罗斯人的标准来看，普京作为男人是不算高的，但是通过柔道和摔跤，他成了运动健将。普京是1974年的列宁格勒柔道比赛冠军，那年他正在读大学四年级。普京读二年级的时候，参加组建年级的柔道队，一个新手在练习时不慎摔坏了颈椎而死亡，对普京的心理打击很大，他本来就不善交际，或许这一意外事件使他觉得内疚，从此过着近乎离群索居的生活，不和同学来往。《莫斯科新闻》说，“现在普京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夸耀自己同代总统的友谊。”普京这样形容柔道；“我有一个好的教练阿·拉赫林。”“也许是教练对我的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柔道不仅是体育，它也是哲学，柔道爱好者要尊重长辈，尊重对方，但没有弱者。”这位教练现在还在当少年的教练。
大学生时代普京的生活是俭朴的。现在的圣彼得堡大学附近到处是咖啡馆和小吃店，学生们下课后可以在这些地方很舒服地坐上几小时。但是在普京就读的年代，要喝杯咖啡（而且是质量不好的桶装咖啡），得到几条马路以外的地方。地铁商店可以买到劣质的伏特加酒，但是学生只能躲在宿舍的厨房喝酒。不过这对普京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不嗜酒。虽然在青少年时代有过一两次朦胧的“恋爱”，但是普京在大学反而没有和女同学有太多的接触，更没有真正的恋爱。
普京大学毕业后才认识后来成为妻子的柳德米拉。毕业后普京成为克格勃的职业情报官员（详见第二章），在莫斯科受训之后，又被派回列宁格勒工作，他仍然和双亲住在一起。
1959年出生的柳德米拉·什克列布涅娃是加里宁格勒人。这座港口城市在1946年的名字是哥尼斯堡，是有700年历史的重要的德国港口，比邻波兰，1946年根据波茨坦协定划给苏联。它是波罗的海重要的军事基地，人口40万，城市的规模不大，但以其日尔曼特色而闻名。现在这个港口成了“飞地”，苏联解体之后，它与俄罗斯被已经成为独立国家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现在又同俄罗斯成为统一国家）隔开了。索布恰克正是在这里为普京辅选时，在宾馆瘁逝的。
柳德米拉出身于普通人之家，父亲亚历山大·什克列布涅夫在机械修理厂工作，母亲叶卡捷琳娜是车队的收款员。柳德米拉是个美人，中学毕业后，当过邮递员，还在工厂当过车工，后来在加里宁格勒工学院学习了两年，但是她对工程方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就退学了。之后她考进航空公司，当了一名空中小姐。1981年22岁那年，柳德米拉和女伴一起到列宁格勒听音乐会。音乐会的票是普京的一个朋友音乐家谢尔盖·罗杜尔金买的，他和普京一同出席了由当时著名的歌星赖金演出的这场音乐会，因此得以和柳德米拉结识。柳德米拉回忆说，“当时普京穿着俭朴，其貌不扬，如果在街上，我绝不会注意他。”
第二天，普京作东，请柳德米拉及其女伴到剧院观看演出。接着是第三次，普京就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柳德米拉，而作为克格勃军官他通常不会透露自己的电话号码，他就这样开始追求柳德米拉。他告诉柳德米拉自己是在警察局工作。
柳德米拉后来回忆说：“我一来到列宁格勒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正因为如此，我过得非常愉快。城市令人喜欢，遇到一些好人，很让人开心”
来自加里宁格勒的空中小姐这样形容和普京的恋爱：“后来爱情就降临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火热起来的，起先我只是给他打电话，然后才开始约会。通常人们是乘有轨电车、公共汽车或出租车去约会，而我却是乘着飞机去赴约的。想必沃洛佳（普京的昵称）身上有吸引我的地方。过了三四个月我就断定，他就是我需要的人。“有一天晚上，我在他家，他对我说：‘朋友，你现在已经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了。原则上说，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然后他开始自我解剖：不爱说话，有些方面不很随和，有时可能会委屈别人总之，是个有风险的生活伴侣。
“他的这番话让我觉得他要和我分手了。但是随后他又说：‘我爱你，我建议我们挑个日子结婚吧。这太让我喜出望外了。我说我同意。三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
柳德米拉随即来到列宁格勒，进入普京的母校列宁格勒大学。苏联的大学对于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敞开大门，柳德米拉又曾经在大学读过两年书，因此很顺利被列大录取，读的是语言专业她想读德语，但是没有名额，被分配读西班牙语，还学了法语。
1983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正是列宁格勒最美好的季节，在涅瓦河的一艘游轮的“浮船”餐厅，这一对有情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双方亲属都出席了，大家按照俄罗斯传统的方式，庆祝他们成为夫妻。
婚后，改姓普京的柳德米拉一面继续读书，一面做兼职的工作，补贴家用。年轻的普京夫妇仍然住在斯塔切克大街普京双亲的家中，他们的两个女儿玛莎和卡佳也先后在1985年和86年出世。柳德米拉的双亲多次从加里宁格勒到列宁格勒看望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发现小俩口的日子过得很紧。两对亲家每次见面，因为相同的家庭背景，总是谈得很融洽。
代总统普京的岳父母至今还住在加里宁格勒一座旧楼，房间漏雨，冬天被波罗的海的海风吹得很冷，岳母叶卡捷琳娜在2000年1月对记者叹道：已经告诉房管处了，可是房管处找不到包工队，“大概只能等到秋天了。”
柳德米拉后来跟随丈夫去德国，并且学会了德语。他们在1990年回国，柳德米拉跟随丈夫普京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居住，在大学教书，平时开着从德国带回来的“伏尔加”轿车上下班。她的邻居说，柳德米拉不施脂粉，待人随和。
成为俄罗斯第一夫人后，她仍然保持低调。2000年3月，或许是为了配合丈夫的竞选，柳德米拉·普京开始在公共场合出现，俄国媒体当然不会放过报道的机会。具有俄罗斯知识妇女特有风采的柳德米拉受到了大众特别是妇女的喜爱：她没有戈尔巴乔夫夫人那样招摇，又比叶利钦夫人更有魅力。普京成为总统之后，柳德米拉在国内外出现的机会将有增无减，她想要过平凡的、不受打扰的日子也不可能了，为此，这位新的第一夫人整整哭了一天，这是她自己对莫斯科《生意人报》记者透露的。
第二章普京在克格勃的日子（第一节）
克格勃官员面试
1974年秋天，普京升入大学的最后一年级。这一年普京获得了列宁格勒的柔道冠军，显示了在普遍高大的俄国男性当中，他能以技巧和力量的结合而成为佼佼者。在学业方面，论文的题目已经确定，只待在最后一年完成，并且争取较好的成绩毕业。
普京自己2000年3月接受莫斯科《生意人报》记者的采访时说，他小时候想当水手，后来又想做飞行员，对一个少年来说，这都是非常正常。少年普京最终打定注意，在16岁时决定要加入克格勃，原因是他看了许多有关情报官员和特工的书刊和电影如《剑与盾》。9年级时，普京跑到列宁格勒的克格勃办事处要求加入，但是克格勃的一个官员告诉普京，他们只收大学毕业生和复员军人。普京追问，收什么样的大学毕业生，那个官员告诉他，最好是法律系毕业生，于是普京决定投考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律系，以便今后加入克格勃。因此，当他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接到通知接受克格勃面谈的时候，这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普京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品学兼优，将是可造之才。克格勃已经在注意他了，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在读中学的时候就想当克格勃了。当然，他们并不只是注视他一个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的简称是克格勃，苏联最庞大也最神秘的官方机构，在各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大学招募毕业生，并非绝密的事情，尽管也没有到处张扬。
但是普京记住了克格勃不招自我推荐的人。因此，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在还没有克格勃官员找他的时候，他想到了未来或许也可以到特别检察局工作或者当律师。列宁格勒的克格勃每年都会在列宁格勒大学挑选合乎要求的潜在的对象。克格勃得到学校当局的支持和配合，可以先阅读学生的档案，再和可能的人选个别谈话，当面考查，再向上汇报，决定是否录用。克格勃招募情报官员的标准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机智勇敢，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25岁。主要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当中招募。被录用者还需要经过半年至5年的专门训练和培养。这种招募和训练方式，使克格勃能够长期维持一支素质较高的职业情报人员队伍。
开学后不久，学校忽然通知普京，有人将在一间教室见他。教室当时没有课，因此只有来人和普京两个人。据《莫斯科新闻》周报2000年1月5日的报道，这位客人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但是也可能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反正是最常见的俄罗斯人的名字，而且很可能并非真名。来人很有礼貌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列宁格勒克格勃的官员。他和普京交谈，简单介绍了克格勃的工作，向普京问了一些有关他家庭、学业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今后有什么打算。当然，来人已经通过档案以及学校当局，了解了普京的基本情况。当面交谈的结果，克格勃官员显然已经很满意普京的情况，他直截了当地问普京，毕业后愿不愿意到克格勃工作。
普京后来回忆说：“我立刻就同意了。”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定，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理想。普京的家庭出身和从小受到的教育，以及苏联歌颂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使他对克格勃有好感。他在大学肯定也已经听说过克格勃招募高年级同学的事。《莫斯科新闻》称“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普遍的。”据报道，和普京一起被吸收到克格勃的列大当年毕业生一共是三个，包括帕特鲁谢夫，他在普京担任总理后接替普京出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
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加入克格勃，一是可以提前确定今后的去向，二是立马就有好处。普京驾驶着一辆扎波罗热人牌小轿车进出校园，一些同学为之侧目。苏联当时的小轿车虽然并不稀奇，但是也不十分普及，大学生有自己的轿车更不多见。普京对同学解释说，小轿车是他抽奖得到的，可是同学都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当然，也没有人追究。普京很可能如实向父亲说明了将加入克格勃，老普京应该是支持儿子这一决定的。对一个工人的儿子来说，成为克格勃军官，决不是丢脸的事。就这样，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在他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就正式加入了克格勃。据报道，普京从事的是“比较重要的工作，而不仅是简单的‘告密’”。现在无从知道普京作为一个大学生，能够在学校从事什么样重要的工作。普京应该是在这个时期加入苏共的，这是成为克格勃的必要条件。
从契卡到克格勃
普京从22岁开始进入克格勃成为职业情报军官。苏联的情报机关一直实行军衔制，现在的俄罗斯仍然如此——直到1990年38岁退出现役，仍然是预备役中校，1998年又成为克格勃继承者的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为克格勃工作的。西方媒体甚至直称普京是“克格勃之子”。因此，必须了解克格勃，才能了解普京。
克格勃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简称，成立于1954年，但是其历史应该追溯到1917年成立的契卡。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全俄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清查和镇压反革命的专门机构，12月20日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成立，其简称就是契卡。委员会主席是费里克斯·爱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年出生在波兰贵族家庭的捷尔任斯基早年就参加社会民主工党，是地下活动的老手，1906年开始成为列宁的重要同志。他6次被沙皇政府逮捕，3次被流放。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捷尔任斯基从莫斯科的监狱获释，旋即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是彼得格勒斯莫尼宫起义指挥部的成员。捷尔任斯基对革命忠诚，又具有对付沙皇秘密警察的丰富经验，就成为契卡主席的最佳人选。
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右翼社会党人和沙皇政府的残余势力联合反对苏维埃政权，西方的情报机构积极参与了反苏维埃活动，各种暴乱此起彼伏，契卡的成立正是为了肃清形形色色的反对势力和破坏活动。当年12月21日苏维埃政府就发布法令，授予契卡特别司法权和执法权。契卡内部设有情报局、组织局、行动局、机要处、特别局、经济局和红军登记处等机构，并在各州和自治共和国建立了分支机构。捷尔任斯基在建立情报网和侦察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方面显示了非凡的才能，他每天工作20小时。
设立情报和反间谍机构是国家政权的必要之举。在革命胜利的初期，为了对付反革命武装暴乱，采取非常措施也是必要的。法国大革命胜利后革命党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苏维埃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遭到拼死反抗是必然的，契卡的设立也是必然的。契卡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是一种必要的“恶”。但是，特别司法权和执法权，也使契卡处于超越于法律和司法执法机构之上的地位，它只对布尔什维克中央负责。这就为后来的苏联安全情报系统的恶性膨胀和无法无天创造了条件。
1922年2月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捷尔任斯基这时已经是内务人民委员（相当于内务部长），兼任了该局局长。他在列宁去世后一年，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辩论中，因心脏病瘁发而不治。捷尔任斯基高大清瘦。滦钌窖蚝？B身穿红军军装的形象，一直为苏联人民所熟悉，成为“契卡／克格勃之父”。他的名字被命名为后来克格勃所在地的广场，他的雕像一直矗立在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前面，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被推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设立的，直接向中央委员会负责。除了反间谍和肃反以外，还监视苏联公民的日常生活，审查新闻、电影和文化出版物。1924年该局成立了边防军。1930年苏联政府明确规定保卫总局有驱逐、强制劳动和判处死刑的权力。1933年又规定它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镇压一切破坏活动。”1934年苏联进入国际联盟，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总局，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开始从事国外的间谍活动。在大清洗时期，国家安全总局是主要的执行者，其内部也遭到清洗，有三千多人被处决。该局还在国外刺杀苏联的流亡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托洛斯基在墨西哥被谋杀案。1941年2月，国家安全总局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划出，组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6月德国入侵苏联，该部再被改为总局，仍从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1943年4月，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战后，1946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各人民委员部统一称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遂改称国家安全部，加强了对国外的情报活动，重点是对美国的情报活动，且成效显著。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该部被撤销，业务归属内务部。
1954年3月13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决定将国家安全部门从内务部划出，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直属部长会议，一直到1978年，克格勃成为国家级机构，正式的名称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普京进入克格勃的时候，克格勃名义上还属于部长会议，实际是克格勃一直是直属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总书记的。
庞大的克格勃
英国的克格勃研究专家克里斯多弗·安德鲁和变节的克格勃伦敦站站长奥列格·格尔捷夫斯基在他们合著的《克格勃：内幕故事》（伦敦霍德·斯托顿出版公司1990年版）一书中，将斯大林以后的克格勃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冷战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缓和的衰落和失败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普京在克格勃经历了后两个时期，他加入克格勃的时候，东西方的缓和开始衰落，冷战方兴未艾。1984年至1990年普京在民主德国工作，这个时期是戈尔巴乔夫时期，他在德国和北约的情报机构斗了6年，到头来却面临着亡党亡国和克格勃本身的终结。
1978年克格勃升级为国家一级的机构后，性质不变，包括：1，在国内外展开情报搜集活动，渗入外国情报机构和外国的苏联流亡者组织，渗入外国政治、科学、技术机构和国际组织上层，搜集政治、军事战略计划、最新科技成就和间谍情报机构的情报；向外国提供假情报。2，负责苏联国内的反间谍活动，在国内重要部门和军队中采取反间谍措施，保护国家秘密和安全。3，同反苏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斗争，及时发现和制止反苏文件的出版和散发。4，打击各种教派的活动，防止天主教和梵蒂冈之间的联系。5，负责保卫苏共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6，监视通讯联络，组织和保障政府的通讯，负责无线电通讯中的反间谍活动，记录全国所有电台的工作情况。7，保卫苏联边界。8，执行苏共中央交给的其他任务。
为了执行这些任务，克格勃享有如下权力：1，指挥特工窃听和秘密摄影。2，秘密控制国内·国际的邮政、电话和电报系统。3，检查各部门的保密情况。4，扣留和逮捕可疑分子，搜查嫌疑犯的住所，没收罪犯的财产。5，检查外国人和苏联人的文件，检查所有的苏联出版物。
根据克格勃的最后一任主席巴卡京在回忆录《摆脱克格勃》（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的透露和上述《克格勃》一书，可以看出解体前的前的克格勃机构组成：
第一总管理局：负责国外情报，实际从属于苏共中央国际部，在全世界广泛建立了情报网，展开各种活动。
第二总管理局：负责反间谍。
第三总管理局：负责军队的反间谍工作。
第四总管理局：负责克格勃的交通运输。
第五总管理局：负责监视反苏活动（指各种持不同政见者）并之斗争，在80年代末由于名声太臭而改为保卫宪法制度总管理局。
第六总管理局：负责经济安全。
第七总管理局：专门负责户外监视和跟踪。
第八总管理局：负责通讯和密码。
第九总管理局：负责苏共党政领导人的安全保卫，管理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别墅、休养地和消遣场所。
第十总管理局；管理档案。
第十二总管理局：负责窃听。
第十五总管理局：通讯检查和信号情报。
第十六总管理局：负责政府机构保密。
边防军总管理局，负责保卫苏联的陆地和海上边界线。这个部门由于包括边防军，人数最多。此外还有通讯总管理局和业务技术管理局。在巴卡京担任主席的时候，克格勃共有48万人（包括边防军）。
克格勃高等学校。这是一个世界上罕见的学校系统，包括多所各种形式的学校，从学习期长达10年的间谍训练学校到为时半年的短训班都有，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种，其具体名称、地点、课程设置和学员分配去向等都还没有解密。克格勃认为，间谍是培养出来的，任何人都能经过教育而成为一个真正杰出的高级间谍。
克格勃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巴卡京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渗透到一切中去的部门，能够控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克格勃成为这样一个不受监督和控制、只听命于最高领导层的超级机构，它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克格勃的间谍大师
由于普京的政治和专业背景，他大学毕业后，正式加入克格勃。克格勃尽管名声不佳，但是国际情报界公认，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几乎都出自克格勃。普京进入克格勃的时候，克格勃已经接近尾声，快要落幕了。但是他的前辈，例如左尔格和别洛夫／阿贝尔这两个间谍大师的事迹，在克格勃内部一直被作为最好的教材。理查德·佐尔格（1895～1944）是俄德混血儿，父亲是一个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他出生于俄国高加索地区，三岁随父母到德国定居，曾经在德军服役，先后在柏林·基尔和汉堡大学读书，获得博士学位。191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年加入德共，是德共早期的党员之一。佐尔格的祖父曾经是马克思的私人秘书，或许佐尔格的共产主义信仰部分来自家庭影响。1925年佐尔格离开德国去苏联，随后加入苏共，获得苏联国籍，并被分配在共产国际的情报部门工作。
佐尔格智商极高，精通德语、俄语、英语、法语，后来又学会了日语和中文。1927年至1929年他先后在英国和北欧工作。30年代初佐尔格被吸收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先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到上海，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谍报网，其中最重要的成员是尾崎秀实（出身贵族家庭的日本左翼青年）。1933年佐尔格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当时希特勒刚上台。佐尔格周旋于纳粹上层，深得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信任，佐尔格以德国一家报纸记者的身份常驻日本，戈培尔还出席了饯别宴会。由于这层关系，佐尔格很快的东京站住脚，他的流利日语和对日本情况的迅速了解，使他成为东京德国大使馆的坐上宾，尾崎又帮助他在日本政界上层建立了情报网。佐尔格在东京成功地及时地为苏联政府搜集大量有关德国和日本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情报，特别是有关日本将开辟南太平洋战场的情报，使苏联得以放手在西部抗击德军，这为苏联后来争取战略转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佐尔格及时送往莫斯科的有关德国将进攻苏联的可靠情报，却被斯大林嗤之以鼻，以致于苏联在1941年6月德国发动的大规模攻势面前遭受了巨大损失。这充分说明了即使是最机密的战略情报，如果决策者不能判断和采用的话，还是不能发挥作用。佐尔格的情报网在1941年被日本宪兵队破获，佐尔格和尾崎在1944年被处死刑。斯大林不喜欢人们多谈佐尔格。佐尔格的事迹在1964年才开始广为流传，那年苏联政府追授他“苏联英雄”称号，在莫斯科命名了佐尔格街，竖立佐尔格雕像。
以阿贝尔上校闻名美国和西方情报界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别洛夫，1902年出生，有语言及艺术天赋，精通英、法、德、意、波语，有很高的美术和音乐和文学造诣。1927年加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名约翰·利贝尔，以波兰德国人的身份，在1940年迁居德国，结识了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上层，不仅在党卫军中物色和发展了情报来源，他自己也成为党卫军情报机构负责人舒伦堡的副官。1945年别洛夫返回祖国，获得苏联英雄称号。1948年，别洛夫到加拿大，再移居美国，化名阿贝尔，在纽约开设画廊，建立了克格勃在美国的总部，为克格勃搜集了大量美国情报。1957年其助手被捕后出卖阿贝尔，但阿贝尔被捕后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正身份，被判处30年徒刑。1962年美国间谍飞机被苏联击落，美国方面以阿贝尔交换被苏联捕获的飞行员鲍尔斯，阿贝尔回国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和列宁勋章，并晋升为上校。此后他一直在克格勃总部从事培养情报官员的工作，1971年病逝。别洛夫身经二战和冷战，分别在德国和美国以当地公民身份潜伏多年并建立起高效的情报网，在20世纪的国际情报战中，独一无二，无人可及。
佐尔格和别洛夫都有坚定的信仰，此为最大的工作动力，金钱和地位对他们并非主要的刺激。同时他们又都有隐蔽自己和结交敌方高官的本领，有杰出的语言才能，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这种类型的间谍大师，在20世纪后期已经凤毛麟角，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马尔库斯·沃尔夫应该算一个。沃尔夫和普京有工作联系，但这是后话了。
第二章普京在克格勃的日子（第二节）
第一总管理局
普京在列宁格勒工作期间，被调到第一总管理局，先在莫斯科受训一年。然后在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第一处（属于第一总管理局）工作了4年。普京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当然要做许多见不得人的工作，这是事实，很遗憾。”
普京在1998年7月出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后，所任命的几个重要官员，都是他当年在列宁格勒克格勃的同事，包括尼古垃·帕特鲁谢夫（1975年与普京同时正式进入克格勃），谢尔盖·伊万诺夫（曾经在列宁格勒和德国和普京共事，以及维克托·切尔克索夫，亚历山大·格里高耶夫。
1984年普京再次受训，这次是在在莫斯科的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该学院是克格勃专门培养对外情报官员的地方，其特点是，学员是在将要前往的国家的模拟环境中生活和学习。普京所在专业是用德语教学的，生活环境也模拟德国。普京当然明白，结业之后，他将被派到德国。
第一总管理局在莫斯科的环城公路，是克格勃主要的对外谍报机构，机构庞大，包括3个局、3个直属处、11个地区处和7个专门业务处。具体情况是：非法活动管理局（S局）：负责选拔、训练和管理向国外秘密派遣的情报官员，下设8个处，其中第8处是行动执行处，专门负责暗杀。
科技管理局（T局）：主管搜集高科技情报，包括核武器、导弹、航天、战略科学、工业技术等，分4个处，1个研究所。
反间谍局（K局）：负责派遣人员渗透到外国间谍机构、策反外国情报人员，管理苏联驻外使馆的安全保卫并监视苏联驻外官员。
三个直属处为：
1，情报处（处），主管分析、发送从国外来的情报，每天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出版一份当天的情报摘要，定期向政治局提供国外形势预测报告，评估国外情报站送来的情报。
2，特殊宣传处（处），主管心理战，受命于苏共中央国际部，定期向政治局汇报。
3，计划分析管理处（处），主管派出情报人员和国外情报站的管理和情报质量分析，向总局局长报告。
第一总局的核心机构是12个按地区设立的处，即第1至10处及17、18处，具体分工是：
1处：美国和加拿大；
2处：拉丁美洲
3处：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4处：东德、西德和奥地利；
5处：荷比卢、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希腊、意大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
6处：中国、越南、老挝、柬浦寨、朝鲜；
7处：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
8处：近东的非阿拉伯国家；
9处：英语非洲国家；
10处：法语非洲国家；
17处：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
18处：近东阿拉伯国家。
专业处分工为：
11处：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联系；
15处：登记和档案；
16处：密码及破译西方密码；
19处：移民管理
20处：负责与发达国家联系。
人事处负责挑选、招募、训练和管理本局情报官员。
由以上简略介绍可以看出第一总管理局的规模，西方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秘密情报机构”。
苏联的停滞时期
1978年到1984年，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初期。但是苏联仍然处于勃列日涅夫统治的长期停滞的后期，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滞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扩大；另一方面，苏共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日益僵化，克格勃作为对内专政工具的功能更加突出。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1982）是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担任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长达18年，仅次于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时间（31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放慢了赫鲁晓夫推动的改革步伐，经济发展陷于停顿；国内政局表面稳定，领导人不思进取，保守气息浓重；但在国际社会中却加紧和美国争夺霸权，四处出击。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带有他本人强烈的个主观随意色彩，因此造成了一些混乱。这是导致勃列日涅夫串联政治局其他成员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主要原因。
但是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平庸的总书记，他没有远见，更没有创见，这是苏联的不幸，是俄罗斯这个大国的不幸，也是他本人的不幸。从60年代以来一直接近历任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的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和这一时期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阿尔巴托夫指出：“这一时期的主要灾难，亦即现在所谓的‘勃列日涅夫现象’，就在于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人会被我国的历史进程，会被当时实行的政治机制推上他很不称职的职位上这样一事实。企图（总的来说其他领导成员也同意）扮演一个对他来说是力不从心的角色——一个伟大强国（世界上两个最有势力的强国之一）领袖的角色，而且是在非常复杂的关键时刻。”
阿尔巴托夫进一步分析说：“勃列日涅夫是当时上层政治精英的典型。
虽说他形式上具有高校毕业文凭，实际的教育程度却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识。其人能力平平，文化水平不高。”“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最大的弱点是：几乎完全完全没有经济知识；他思想保守，墨守陈规；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一个过敏反应症患者。”
他指出：“勃列日涅夫操纵权力却是得心应手。”“他使战友们俯首贴耳、惟命是从。”包括安德罗波夫和苏斯洛夫这些政治局委员都怕他。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不懂经济和文化，不懂战略和外交，他对掌握权力所必须的军队、克格勃以及传播工具却控制得很紧。阿尔巴托夫透露，勃列日涅夫在军队和克格勃层层都有耳目，因此当时的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都知道自己也处于勃列日涅夫的监视之下。
当然，这是体制造成的，并非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的问题。苏联政论家、曾经担任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幕僚的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在《领袖和谋士》（中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中指出：“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身上的。”“骇人听闻的空谈之风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勃列日涅夫喜欢开快车，然而‘吉尔’轿车开得越快，国家的发展就越慢。”“侵吞公物、受贿舞弊被视为正常之举，几乎成为通行的生活准则。”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军费的开支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苏联的军力已经和美国并驾齐驱，但是与此同时苏联坐失了无数良机，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各个经济领域的技术越来越落后，工业和农业都没有实现现代化管理，没有现代化的商业服务体系，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越来越低下。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
勃列日涅夫不是虐待狂和迫害狂，但是在利用克格勃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方面，却是颇为成功的。尽管苏联从70年代以来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各异，从自由派到左派都有，但总的来说是苏联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结果。
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充分利用了苏联的颓势，运用美国各方面的优势，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且实施了对苏联双管齐下的“和平演变”战略。克格勃虽然在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方面卓有成效，在对付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方面也效率甚高，但是作为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的专政工具，无法摆脱苏联固有的体制缺陷，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逐渐失利，连招架之力都越来越弱。因此，单是情报机关的效率，并不能扭转苏联在冷战中的颓势，更何况克格勃作为苏联的国家安全机关，无论是职能、管理还是设备，都不可能脱离苏联社会的现实发展水平，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无论是苏联、苏共还是克格勃都未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变化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勃列日涅夫反对改革，他有一句名言：“改革、改革，谁需要这种改革？谁懂得这种改革？只要更好地工作，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布尔拉茨基指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要教训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专横的国家体制的崩溃。国家不仅不能保障进步，反而越来越阻碍社会的发展。”“即使勃列日涅夫不惜借用斯大林的大镇压手段来加固其摇摇欲坠的楼阁，他也回天乏力，无法使这一体制恢复活力”。
普京正是在这时期作为低级军官开始其克格勃生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列宁格勒，普京的工作都不会是创造性的，而主要是跟踪和监视被克格勃认为是可疑的外国人如外交官、游客、商人，或是苏联本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普京被认为忠于职守，他在克格勃的最初几年，作为一个新手，想必在工作方面的表现是不错的，否则他不会被派往国外。
两个德国
1985年，普京从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受训后，即由克格勃第一总管理局第四处派遣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他以这里为基地，以整个中欧的德语地区（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为舞台，度过了他克格勃生涯最有成效的6年岁月。
本来普京是可以选择到联邦德国（西德）工作的，西德当时已经是最发达的相反国家之一，生活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比较好。但是，如果要去西德，必须先在莫斯科的第一总管理局的四处工作一段时间（一年至三年），而去东德就没有这个要求。普京显然是急于建功立业，选择了不需要在机关坐班，立即就可以到第一线工作的方案——到东德。
中欧的德语地区是东西方冷战的最前线。美国为首的北约和苏联为首的华约，从二战后就展开了全面的冷战，中欧地处两大阵营的中心，遂成为双方渗透和反渗透、间谍活动和反间谍活动的主要战线。
两个德国本身就是冷战的产物。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三个盟国（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国家元首和外长在德国波茨坦举行最高级会议，商定了由这三个加上法国分别占领德国，签署了《波茨坦协定》。会议并没有决定分割德国，只是确立了四个分区占领的格局，以及对德国实行“四化”：非军事化、非纳粹化、分散化和非卡特尔化。会议也规定了将哥尼斯堡城及其附近地区割让与苏联，那里后来改名加里宁格勒，是普京夫人柳德米拉的出生地。波兰则分到了沿得河至尼斯河以东地区。
但是，四大国对占领德国以后的打算，怀有不同的战略目的。四国原先都有肢解和分割德国的计划。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四国不同的战略利益，特别是苏联和美英法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英国首相邱吉尔说：“在我对俄国人意图的怀疑消失之前，我很不愿意分割德国。”美国很清楚，击溃德国之后，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同强大的苏联军事力量抗衡。法国的目标是尽可能削弱德国的力量，以防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
斯大林认为：“这次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的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苏联认为自己在二战中损失最大，因此在德国东部的占领区拆迁工厂，引起美英的不满。苏联实力的增长和战后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更加深了西方对苏联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西方在德国问题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德国的分裂。特别是1946年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之后，对斯大林持强硬态度，对抗和遏制政策成为对苏政策的核心。随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笼，西方将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从行政和经济方面逐渐合并。
斯大林毫不示弱，一方面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另一方面加紧对苏联占领的东欧的控制，帮助东欧各国共产党执政。1948年捷克发生二月事件，联合政府垮台，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西方认为这是苏联策动的政变，乃加快了三国德国占领区的合并，以阻遏苏联在东欧的扩张。西方占领区实行货币改革，成为分裂德国的第一步。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也推行货币改革。同时，为了抗议西方举行的伦敦会议排斥苏联的参加，封锁了柏林至西方占领区之间的陆路和水陆交通，只允许空中交通。柏林的封锁是冷战的第一个高潮，在此期间柏林正式分裂，西柏林和东柏林分别建立了市政府。
1949年9月21日，在西方占领区范围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亦称西德）正式成立。10月7日，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亦称东德）。从此德国正式一分为二，两个德国分别属于两大政治和军事集团，柏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分裂的城市。
虽然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已经结束，但是四国仍然在两德和柏林驻军。两个德国就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开始了德意志民族战后的重建，并且分别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联邦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迅速增长。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过了整个德国战前的水平。1959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法国，翌年超过英国。50年代末联邦德国实现了经济复兴，60年代重新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以迄于今。1981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四位，目前是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民主德国在成立后开始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在60年代后期就成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之后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并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民主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确保基本消费，普及了公费医疗和教育，文化事业和体育事业均十分发达。
但是，随着苏联自身发展的停滞，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不合理，以及各种外部因素，例如从1945年至1961年有450万人从东德合法或非法移居西德，造成人才和劳动力大量流失，民主德国内部机制的僵化也越来越严重，和联邦德国相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在7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四分之一，劳动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并发症三十，职工收入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科技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10～15年。东德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比西德落后。东德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西德。德国的分裂既是当年纳粹发动世界大战造成的恶果，也是战后东西方冷战的产物。联邦德国从1971年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以接近推动改变”，缓和及发展与苏联、民主德国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民主德国领导人在否定德国统一的前提下，同意和联邦德国加强经济、文化和民间的联系。70年代后期每年从联邦德国到民主德国探亲和旅游的超过88万人次，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探亲和访问的也超过100万人次。两德之间的经济贸易增长更快，联邦德国为民主德国提供了大量无息贷款，以促进两德贸易。这种贸易对双方是互利的，联邦德国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市场，民主德国获得了所需要的硬通货，两德人民本来就是一家，民间的交往使分裂的民族和国土增加了重新互相了解的机会。苏联在1955年9月邀请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两国正式建交，从此苏联和两德都保持外交关系，苏联官方人员在两德都可以合法身份展开活动。当然，苏联官员在民主德国的活动要方便得多，因为民主德国不仅是苏联的盟国，而且苏军在民主德国驻扎，苏联的克格勃和民主德国国安部之间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这就是普京在1985年到民主德国赴任时，两德的基本情况，以及两德和苏联的关系。此时，苏联在冷战中的颓势已经出现，但并不明显，东西方在两德的冷战虽然没有50和60年代那么轰动，但是双方都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在更隐秘的情况下展开，普京在其中逐渐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章普京在克格勃的日子（第三节）
基地：德累斯顿
东柏林是民主德国首都，西柏林则属于西方阵营，柏林从战后开始一直是东西方冷战的桥头堡，但是柏林并非唯一的间谍活动大本营，事实上，在中欧整个德语地区，包括两德、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瑞士的最大城市苏黎世，都是两个阵营隐蔽战线的战场。华约和北约的军事对峙的首要地区是在两个德国。
以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英国的军情六处、法国的对外安全总局和国防部情报局、联邦德国的联邦情报局和北约的情报协调部门为一方，以苏联的克格勃和格鲁乌、东德国安部的情报局和一些华约国家的情报机构为另一方，在德语区各国展开了激烈而隐秘的谍报战。
克格勃在德国活动的大本营是东柏林郊区的卡尔肖斯特。据路透社报道，克格勃在民主德国活动的全盛时期，有2500多名特工分布各地。柏林以南接近捷克的古城德累斯顿，则是克格勃的又一个重要基地。普京在德国的6年，即以此为基地，从事谍报活动。
在普京被任命为俄国总理之后，特别是在他成为俄国代总统之后，已经统一的德国（仍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情报当局发现未来的俄国领袖曾经在民主德国工作6年，就立即调查普京当年在德国的活动，寻找普京的有关档案，询问曾经和普京共事或认识他的德国人。使德国情报机构震惊的是，在他们接收的民主德国国安部的档案中，有关普京的档案已经全部不翼而飞。这是什么人干的？谁不愿意普京当年的情况曝光？这里留下了许多使人耐人寻味的空间。
德累斯顿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已经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也是许多德国人认为最美的德国城市，在二战前甚至是世界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可惜1945年2月盟军的大规模空袭使这个城市毁于一旦。
德累斯顿位于易北河畔，毁于空袭的圣母教堂遗址仍然保存。大部分被毁的历史性建筑物已经重建，包括茨温格宫。著名的赛姆配尔美术馆收藏了许多珍品，包括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这样的无价之宝。德累斯顿又是德国音乐的重镇，韦伯和瓦格纳曾经在此指挥演奏，施特劳斯的歌剧曾在此首演。德累斯顿的歌剧院和交响乐团一直在欧洲享有盛誉。普京在德累斯顿住了5年，当能感到这座城市在文化方面和列宁格勒的共同点，虽然德累斯顿的城市规模小于列宁格勒，人口也只有50多万。
德累斯顿不仅是一座文化古城，更是民主德国的科技研究（特别是原子能）中心，又是重要的工业城市，精密和光学仪器、电器、变压器、发电机和摄影器材的生产都很发达。
普京在德累斯顿领导着一个8人小组，我们有理由推测，1985年当他从苏联来到德累斯顿的时候，已经有了9年的军龄，军衔应已在上尉或大尉这一级。
普京带着夫人柳德米拉和两个女儿一同赴任，在德累斯顿安家。他们的住所和小组驻地在德累斯顿的安格利卡大街，这条大街位于易北河北岸，和德累斯顿的大部分街道一样，在绿荫的包围之中，宁静而优雅。这里是高级住宅区，附近的楼房都是“施塔西”军官的住宅。普京的两个女儿从小的民主德国受教育，回国后还在莫斯科的德国学校读书，直到普京出任总理，才转往莫斯科本地学校。
安格利卡大街离苏军德累斯顿基地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柳德米拉经常到基地商店购买苏联商品，普京夫妇还经常到基地看苏联电影，普京在闲时也到基地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普京后来回忆说，他刚到德国的时候，东德的商店物品丰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和苏联形成鲜明对照，苏联什么都缺，到处都要排队。这对初次出国的普京是一种震憾。他经常去德累斯顿以北的一个小城拉德堡，那里的啤酒厂出产东德最好的啤酒。普京买了一个能装三升多的啤酒罐，每次到拉德堡就买一罐，这个罐子有一个龙头，拧开龙头就可以接啤酒。其结果是啤酒的体重很快就从73公斤增加到85公斤。苏军德累斯顿基地属于苏军西部集群，西部集群即苏军驻德部队，总部在温斯尔多夫，是苏军西方战区总司令部（设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的一部分。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成为独立国家，但是现在已经和俄罗斯联合为联盟国家，使俄罗斯又获得了西部的屏障，代表俄国与白俄罗斯签署条约的正是普京。
驻德苏军是苏联在国外最大的驻军，80年代还保持着28万人的兵力，基地遍于民主德国各地，德累斯顿则是苏军在东德南部的主要基地。普京和驻德苏军德累斯顿基地的关系，当然不仅仅是去看电影。据德国杂志透露，克格勃给普京的任务，包括和德累斯顿的格鲁乌联系。格鲁乌是苏军总参情报总局的简称，在业务方面一直受克格勃的领导。格鲁乌在国外和克格勃一样有很强的情报搜集能力。普京作为克格勃在德累斯顿的负责人，自然要和格鲁乌协调行动。
普京在选举前夕谈到自己在德国的工作，当然是抽象的，不可能透露具体内容。他说，“我是政治间谍，获取政治家的信息，敌人（北约）的计划等等。”“工作包括发展线人，获取信息加工信息并发到中心。信息包括政党的动态，内部的趋势，他们现在的和潜在的领导人。重要的是掌握，谁在做什么，怎样做的，注意与我们有关的国家的外交部在说些什么，他们在世界各地是怎样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政策。还有就是我们的谈判对手的立场，例如关于裁军的立场等等。当然，为了获得这些情报，必须有线人，发展线人和获得情报是并列的，还有就是分析和加工信息。”
普京和间谍大师沃尔夫
曾经德国活动多年的克格勃中校普京成为俄国总理之后，西方媒体对普京当年的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德国记者们各显神通，探访了普京在德累斯顿等地活动的有关人士。但是，毕竟普京从事的是秘密行动，档案已经失踪，即使德国有关当局掌握了档案，考虑到德国和俄国的关系，特别是普京本人对德意志民族和联邦德国的经济模式具有好感，绝没有理由将这些档案公之于众。
有的记者或道听途说，或未作基本核实，报道就会失实。例如，2000年2月初外国通讯社引用德国《萨克森日报》的报道称，普京在1975年作为塔斯社记者派驻波恩，不久即因从事间谍活动被联邦德国政府驱逐出境，之后就到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工作。报道还援引德国情报局发言人的话说，普京1990年至94年在德累斯顿为克格勃工作。这个报道实在错漏百出。无论是根据俄国官方通讯社俄通社公布的普京简历还是俄国国内外的有关报道，1975年普京23岁，虽然已经加入了克格勃，但只是刚开始接受谍报工作的基本训练，没有也不可能作为塔斯社记者派驻波恩。至于1990年至1994年，普京是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他的“灰衣主教”绰号就是那时获得的。同一报道还援引一个前克格勃官员的话说，普京当年在德国的工作并不出色。
1998年普京已经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的总统班子工作，叶利钦多次研究了普京的档案后，决定任命预备役中校普京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叶利钦看到的档案，当然是克格勃保存下来的，从这个任命可以推测，克格勃对普京在德国的工作评价不会很差。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旁证，可以证明普京在德国的工作相当有成效。
1988年，即柏林墙倒坍前一年，民主德国国安部（施塔西）给普京授勋，颁发勋章的是东德国安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1907～？）。米尔克是德共老党员，纳粹德国时期逃往苏联，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二战后回到德国，参与组建国家安全部。他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表彰的理由是普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杰出贡献”。另一个报道与此稍有出入，即授勋是在1987年德累斯顿纪念十月革命60周年的大会上，不是由米尔克而是施塔西的另一个负责人波希姆为普京授勋。
施塔西为普京授勋，当非虚应故事，而是普京确实为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情报工作作出了贡献。普京在德国工作时期，和马尔库斯·沃尔夫（“米沙”）有接触，由于沃尔夫在西方以间谍大师闻名，西方情报界人士提起沃尔夫都会肃然起敬，由此可以证明普京也绝非等闲之辈。
前文谈到佐尔格和阿贝尔这两个属于克格勃的世纪间谍大师。沃尔夫虽然也被视为间谍大师，情况却完全不同，沃尔夫从未在第一线工作，他完全是幕后部署·指挥和控制。马尔库斯·沃尔夫，1923年出生于德国南部赫辛根的一个犹太人医生家庭，这位医生是马克思主义者。希特勒上台后，沃尔夫的父亲无法在德国生活了，于是转辗来到苏联。19341年沃尔夫随着母亲也到达莫斯科和父亲团聚，沃尔夫从此在苏联生活了12年，苏联成为他的第二祖国，他有苏联护照，俄语说得和俄国人一样，俄国人称他米沙。战时沃尔夫在共产国际的学校学习，也参加了莫斯科的“德国人民电台”的广播工作。战后即回到德国，在德国的柏林电台从事新闻工作，集采编播于一身，显示了很强的能力。沃尔夫作为记者采访了1946年的钮伦堡审判，其报道通过电波传遍了德国的千家万户，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沃尔夫被调到外交部，随即被派往苏联，出任民主德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其父则担任民主德国首任驻波兰大使，父子同为新德国的外交官。这时他退出了苏联国籍，成为民主德国的公民。
1950年民主德国国安部成立。翌年沃尔夫被调会国内，加入东柏林的一个经济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国安部对外情报局的前身。沃尔夫善于概括和总结，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很快成为研究所的骨干，1952年即升为部门副主管，1953年研究所正式改名侦察局，直属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沃尔夫也升为局长，年仅29岁，两年后即获少将军衔。此后沃尔夫即领导着这一部门，主要针对联邦德国，展开了极有成效的情报活动，直至1987年退休。
沃尔夫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西方苦心布建和经营了严密的间谍网，他手下有4000多名情报人员，其中一半在联邦德国，一半在其他西方国家。他本人一直居于幕后，长期以来西方情报机关只闻其名而不知其人长相如何，直到1978年他的斯德哥尔摩出现被拍下一张照片，西方才知道了他的形象。
沃尔夫虽然不在第一线工作，却不等于他不到第一线，其实这位间谍大师经常化妆易名使用别的身份出入西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只是西方情报机构从未发现。
沃尔夫在联邦德国布建的情报网成效之大，在间谍史上堪称奇迹。这里仅略举几例。
打入联邦德国总理府。1927年出生的京特·纪尧姆曾经是纳粹党员，入伍后被英军俘虏，后逃脱，在苏联占领区生活，加入了德苏友好协会，成为摄影记者。1949年被民主德国情报机构招募，在苏联基辅的克格勃学校受训3年，1954年混在难民中进入西德，1956年定居西柏林。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埋头苦干，不问名利，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1964年担任了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地区的书记。1969年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当选联邦德国总理，纪尧姆成为勃兰特的顾问，1972年成为勃兰特的秘书，从此勃兰特有什么机密文件，沃尔夫就有什么机密文件，克格勃也分享到了大部分情报。当然，沃尔夫的情报来源众多，即使纪尧姆在1974年4月被捕，也没有对沃尔夫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勃兰特是联邦德国最早推行新东方政策和缓和政策的总理，这一政策确实缓和了东西方关系，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对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新东方政策开始的。但是沃尔夫派遣的特务使这位总理被迫辞职，沃尔夫后来承认，纪尧姆进入总理府并非事先安排好的，勃兰特的下台其实并不符合民主德国的利益。
众多女间谍。沃尔夫利用女间谍之多之成功，在间谍史上也罕见其匹。
女间谍中被捕而曝光的有：1955年被捕的施密特（捕前为联邦德国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的秘书）；1966年被捕的海茵茨（捕前为联邦德国外交部秘书）；1973年被捕的奥斯丹丽特（捕前为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馆秘书和外交部秘书）；1976年被捕的贝格尔（捕前为联邦德国驻法国大使秘书）；1977年被捕的达格玛（捕前是联邦德国总理府秘书）；1985年被捕的赫克（捕前是联邦德国总统办公厅外交事务秘书）；1988年被捕的法尔克（捕前是联邦德国发展援助部欧洲处官员）。这些女间谍全部是联邦德国公民，为民主德国提供了大量西方的绝密和绝密文件。她们的男朋友或丈夫都是沃尔夫的部下，她们因爱情而成为间谍，且多至死不悔。
夫妻间谍。卢策夫妇都是沃尔夫的特工，卢策夫人在联邦德国打入了国防部，成为国防部部长的秘书，丈夫则进入国防部的设备司，他们窃取了大量联邦德国国防部机密文件，1976年被捕。维尔纳夫妇，丈夫在基金会工作，妻子是科尔总理秘书室的秘书，据称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即由她窃取提供给沃尔夫和克格勃。他们在1985年暴露之际，成功逃脱。
这些都是西方媒体公布的案子，实际上沃尔夫的绝大部分成绩都还没有公布，也可能永远不会暴露，他曾经说过：“让那些秘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守口如瓶到死。”。在两德统一后，沃尔夫先到苏联避难，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回到德国被捕，1993年被判处6年徒刑，1995年提前获释，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摩萨德”对这位犹太裔同行表示了最高的敬意。
沃尔夫作为德国犹太人，既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又有极高的智商和领导才干，是天生的间谍活动领导者。他始终将当年的间谍活动视为保卫和平的工作，认为他的情报活动防止了欧洲的冲突。当然，再高明的间谍大师也无法力挽狂澜，当整个阵营都濒临崩溃的时候，无论是间谍网还是军队都已经无能为力，这或许不仅是沃尔夫个人的悲剧。普京到德累斯顿之后，经常到东柏林出差，日常工作又与施塔西多有联系，因此得以认识沃尔夫。
在此不妨稍微回顾俄国和德国文化方面悠久的联系。德国是最接近俄国的西方大国，彼得大帝就从德国吸收了许多当时的先进工艺。彼得大帝的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一位德意志亲王的女儿，她担任俄国女皇34年，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彼得大帝。德语长期以来一直是俄国人学习的第一外语。德俄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是各方面的交往都很密切。在俄国还有数数百万的日尔曼民族。
普京在列宁格勒大学就学过德语，在莫斯科的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又强化了德语，也学过英语，但德语讲得最流利。关于他说德语还有一个小故事。尽管普京在到德国之前已经掌握了德语，但是毕竟没有和多少德国人打过交道，因此刚到德累斯顿开始工作后，他还不敢接电话，怕说德语词不达意。后来，多说几次，也就越来越熟练，自信心也大增。两个月之后，普京的德语就完全可以对话，等离开德国的时候，德语已经非常流利了，这对他后来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作很有帮助，即使现在也是非常有用的，列宁之后的俄国元首都不会外语，普京作为代总统接见德国记者，很自然地用德语交谈，赢得德国记者们的好感。据说他的德语带有萨克森口音（德累斯顿属于萨克森州）。
普京和沃尔夫的交流没有问题，因为他们不但相互熟悉对方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属于同一阵营和同一行业。关于他们之间交往的报道不多，一方面是他们当时的地位并不平等，普京只是克格勃在德累斯顿的负责人，沃尔夫却是整个民主德国对外情报的最高负责人。另一方面是距今不远，牵涉到克格勃和施塔西的许多事情都还没有公开。
沃尔夫在获悉普京成为俄罗斯代总统之后，对普京作了这样的评价：普京在德累斯顿期间学会了纯正的德语，还领导过几个东德情报人员，并非令人惊奇的事。“这一切都很正常，他们总得做点什么，尤其对一个少校军官来说——他还想得到提升，”（由此可以得知，普京在大约1986或87年被提升为少校）
沃尔夫对来自苏联的后辈相当理解。他将普京和他熟悉的克格勃官员以及苏军将校相比较时指出，普京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也许通过外派，他们和国内的同事相比，变得更有教养，对世界的理解更多一些，也更能容纳。”
普京作为职业情报官员，在德国工作期间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技巧和组织能力，对此沃尔夫认为：“娴熟地掌握伪装技巧，这种能力可以为政治生涯带来极大的好处。”真是饱经政治风云和沧桑的老前辈的经验之谈。
普京成为叶利钦接班人的时候，沃尔夫刚从莫斯科回到柏林。“米沙”
在莫斯科如果见过昔日的老战友普京，普京和老前辈讨论俄国和北约的关系，甚至谈更广泛的战略问题，都是很自然的，尽管沃尔夫守口如瓶。
作为当今俄国代总统普京对情报人员，对克格勃同事的偏爱已经引起西方记者的注意。普京对沃尔夫如果怀有敬佩之情，同样很自然。
第二章普京在克格勃的日子（第四节）
“日出行动”
普京在民主德国6年，主要是在德累斯顿，但是莱比锡也是他经常去的城市，因为他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的主任，这是他的公开身份，实际上他和格鲁乌的合作主要是在莱比锡。也有报道说，监视驻德苏军，也是普京在德国工作的一部分。普京小组的办公室是一座建于1909年的二层楼别墅，四周有很高的围墙，大门有武装警卫。50米外就是施塔西总部。
莱比锡和德累斯顿都属于萨克森州，无论是坐火车还是汽车，数小时就可以到达。莱比锡是民主德国第二大城市，城市规模略大于德累斯顿，人口超过60万，这里以传统的印刷和出版业闻名，金属加工工业业很发达。莱比锡又是德国重要的文化中心，布商公会管弦乐团更是欧洲最古老的乐团之一，这里有1409年就成立的大学和欧洲最大的教育图书馆。
普京自己透露，他在德国的情报活动，是以北约为主要目标，搜集的情报都直接报送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为此需要招募当地人。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了当年普京的一个线人提供的情况。此人是德国人克劳斯·朱克霍尔德，是施塔西的官员。1985年他在德累斯顿认识了普京。当时普京赴任不久，朱克霍尔德驱车带领普京在德累斯顿四周观光，后来又多次见面。最后，朱克霍尔德被普京招募，加入了普京直接领导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15名东德官员组成，分布在德累斯顿、莱比锡、爱尔福特和柏林。但是小组成员并不知道他们是在为克格勃工作，还以为是在为施塔西工作。他们向普京提供了有关东德政界？黑社会和亲纳粹组织的情报，朱克霍尔德则向普京提供了施塔西的档案。直到普京离开德国三年后的1993年，这个小组的成员才陆续被统一后的德国当局逮捕，而告发他们的正是朱克霍尔德，他在统一后不久就向德国反间谍当局自首。小组成员中地位最高的是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个高级官员，他和联邦德国？美国的基督教政党都有联系，很可能就是东德最后一个总理莫德罗。
朱克霍尔德对普京的评价是，普京为自己的克格勃身份而自豪，他沉默寡言，但却很善于从别人那里套出话来。《星期日泰晤士报》认为，由于朱克霍尔德的变节，是克格勃在德国的网络受到了破坏，普京也被因此被调回苏联。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整个德国、东欧和苏联的局势都发生了巨变。
每年春季的莱比锡博览会，在两德统一前，是东西方最重要的贸易集会。莱比锡也是重要的国际会议城市。因此，莱比锡每年都有上百万人次的旅客参加博览会和其他各种国际会议。在东西方之间存在柏林墙和铁幕的情况下，莱比锡这种国际性城市顺理成章地成为东西方间谍活动的中心。因此普京在莱比锡的公开身份肯定有助于情报的搜集。
德国媒体透露，已知普京在德国期间最大的活动，是组织和开展了代号为“日出”的行动计划。关于这个计划的细节都还不得而知，德国记者只打听到，这个计划是在两个德国建立一个间谍网，主要是搜集苏联所需要的经济和科技情报。普京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包括两德的各阶层，特别是政府和企业官员。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普京以德累斯顿为基地，经常到莱比锡，还持外交护照往来西柏林、联邦德国首都波恩、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汉堡，这都是有记录可查的。此外他的足迹还到过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城市全在德语区，而且都是冷战中间谍活动活跃的城市，所谓寒风谍影。英国作家约翰·勒卡利多部著名间谍小说都是以中欧这些德语城市为背景的。在冷战时期，东西方这种谍报战虽然没有硝烟和刀光剑影，却也充满各种阴谋、叛变、收买和渗透，双方谁都不是善类。
德累斯顿的微电子技术工厂Robotron是苏东集团仅有的五个同类工厂之一，拥有近7万名职工，所生产的电子计算机供应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克格勃的莫斯科总部的行动与研究资料系统所用的电子计算机即为该厂所生产，因此确保这个工厂的运作和反间谍，即是普京的工作之一。另一方面，这个工厂和联邦德国的西门子以及美国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都有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获取这两家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也是普京的工作。
Robotron公司研究部门的主管默克尔对西方记者说，施塔西在该公司任务有二：搜集技术情报和监视公司职工。普京显然是和施塔西合作，在该公司举行技术研讨会的时候，从出席的西方公司代表那里攫取技术情报。
普京1984年到民主德国的时候，无论是东德还是苏联与西方在科技和工业技术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克格勃在发达国家的重要任务就是窃取经济和技术情报，以改善苏联的技术。克格勃在这方面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包括从美国和英国获得有关原子弹和氢弹的技术。尽管苏联科学家在核武器方面已经具有独立开发的能力，但是克格勃从西方得到的技术，当然有利于加快核武器研制的进程。
普京在德累斯顿和其他城市也发展了一些当地官员和专业人士为克格勃提供情报。当然，这种工作是绝密的，施塔西不知道，地方当局当然更不知情。曾经在1961年至1986年担任德累斯顿市长的希尔说：“克格勃在德累斯顿干什么，对我们来说也是秘密。我们和苏军将领有良好的关系，但是并不认识克格勃的下级官员。”
普京也使用“燕子”刺探情报。克格勃和施塔西都擅长这一手段，即利用女特工接近目标，色诱对象，再使之就范，为己方提供情报。在德累斯顿，普京有若干受过训练的“燕子”（克格勃或施塔西培养的年轻貌美的女特工）活跃于贝琉酒店。这座酒店位于易北河畔，离安吉利卡大街不远，是德累斯顿的高级酒店之一，一座三层高的传统德式建筑。这家酒店的登记处在克格勃和施塔西的控制之下，一旦某些有价值的西方旅客入住，很快就会有精通旅客所属国家语言的年轻女子上门。对克格勃和施塔西来说，刺探情报是不择手段的。当然，它们的西方同行在这方面也并不逊色。
普京在联邦德国的活动当然瞒不过西德的情报机构。这位常驻东德的苏联官员到西德，照例会被西德特工盯梢，普京在和他们周旋的时候，充分运用了在克格勃学到的摆脱跟踪技巧。据俄国报纸报道，普京曾经罕有地透露过他当年在德国这种反跟踪的经历。普京有一次在联邦德国的城市整天游荡，以摆脱跟踪者，不料对方十分专业，普京竞未能成功。但是还有一次，普京驾车准备和一个情报人员接头，发现被跟踪，普京将礼帽放在车前座上面，使人误以为是两个人在车上，骗过了联邦德国的特工。
德国情报机构近年调查了“日出”计划，认为这个计划并没有随着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而寿终正寝，换言之，普京当年布建的间谍网现在应该还在运作。这使德国方面相当困惑。受到德国情报机构调查的前民主德国施塔西高官和政府官员都不知道“日出”计划，当然像沃尔夫这样的间谍大师即使知道也决不会透露。“日出”计划实际上还在黑暗中，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见阳光。
总之，普京和他的小组（其中有些战友现在成了他的部下），当时直属克格勃第一总管理局的弗拉基米尔·谢罗库夫将军指挥，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工作。
联邦德国战后的发展条件比民主德国好，但是仅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和过去的基础是不可能振兴经济的。由于联邦德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建立经济体制方面拥有自主权，特别是50年代奠定的具有浓厚德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为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和振兴开辟了道路，是战后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成功的范例。德国人特有的认真、讲求秩序和日尔曼式的精确，也在这种体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家和欧洲最强盛的国家，绝非偶然。
普京在德国5年，工作和生活本身使他得以就近观察联邦德国社会和经济的运作。对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一个曾经长期在一个发达的西方国家生活过。普京虽然是常驻民主德国，但也经常前往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瑞士，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有着切身的体验，特别是是对市场经济的直观了解和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事实证明，有这样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沃尔夫所说，外派的经历使普京这样的克格勃官员眼界比较开阔，思想比较开放，也因而比较务实。普京在担任俄国总理和代总统之后，曾经多次表示过对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好感，特别是对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推动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做法，他深表钦佩。前施塔西的官员说，普京的工作作风很像德国人，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在克格勃特工中与众不同。
一位参与和普京合作的前施塔西军官说：“克格勃的整个行动计划都在普京的血液中流动。他有高度的自制能力，行动十分小心谨慎，不苟言笑。普京总是在幕后指挥，从来不引人注意。他很聪明，从不夸耀自己，但是成效不凡。”
或许，这是普京在德国6年工作的某种总结？
见证历史巨变
1990年普京离开德累斯顿的时候，在德国执行任务已经6年。6年不算一个太长的时期，但是普京在德国的6年，却是天翻地覆、风云变色的6年，无论是在德国还是他的祖国苏联。
1984年普京初次离开苏联踏上德意志大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结束，表面上苏联国内社会稳定，在国际上是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克格勃也处在发展的高峰时期。但是，多年积累的体制问题已经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内伤，甚至可以说，癌病变的迹象已经出现。
首先是政治体制的严重僵化。从1982年11月到1984年2月的28个月里，苏联三个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去世，病夫治国，以致于此，这是苏联帝国崩溃的最初迹象。作为苏联唯一执政党的苏共，其领导机构成员的平均年龄严重老化。苏共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在1966年是56岁，到1971年已经上升到63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在1971年是60岁，到1981年上升到70岁。勃列日涅夫后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60岁以上的占92％，70岁以上的占57％。苏联由一群老人在统治，他们的学识平庸，缺乏开阔的视野，既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更脱离群众。俄国本来就没有民主政治的传统，苏共控制了各级苏维埃和所有的新闻媒体，各级党政机关普遍存在着官僚主义，下情无法上达，上面不了解下面的情况。苏共领导体制是金字塔式的体制，最高领导人不受任何监督和制衡，他们的决策决定着苏联的命运。最高领导人主要通过克格勃了解情况和实行控制，克格勃本身成为无处不在的机构，但它在国内所起的不是建设性作用。一个依靠特务情报机关治国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现代国家。苏联落后的上层建筑已经严重地腐蚀了经济基础，导致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后来苏联发生的种种悲剧，其根源首先都来自政治方面。
其次是经济发展缓慢。从1966年开始，以5年为期，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增长和农业增长都呈下跌的趋势：
1966～1970？1971～1975？1976～1980？1982国民收入7.75.73.73.4工业增长8.47.14.52.8农业增长4.26.51.6
苏联在钢、生铁、金属切削机床等重工业成品的产量方面居世界第一，在常规军备、核军备器器和航天技术方面可以和美国较量，但是在技术创新方面却非常落后，微电子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的研究和发展比西方落后20－30年。苏联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只要看一看80年代苏联品种单调、款式陈旧和数量不足的商店，就可以看出差距所在。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苏联长期日用品的供应不足就戳穿了这个神话。
80年代的东德尽管比西德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却高于苏联。普京在东德工作，但是足迹遍于德语地区，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他的工作（如“日出”行动）就是窃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因此普京对苏联和西方的在各个方面的差距，应该有着比苏联一般公民和高级官员都更清醒的认识，因为干他这一行的见多识广，眼界比较开阔，也比较务实，因为搞情报的不能像搞宣传的那样浮夸。
苏联的霸权主义也在发展，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苏联的没落。虽然勃列日涅夫推行了缓和政策，但是俄罗斯的沙文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初期开始，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1969年在珍宝岛和中国发生冲突并且计划对中国的核设施作“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后期1978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扩张，一方面到处树敌，另一方面苏联的军备开支激增，使已经很困难的经济每况愈下。苏联是世界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粗放式的经济结构和军备竞赛消耗了苏联的资源。
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本身的停滞，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离心倾向，也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民主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最为典型。
尽管民主德国在经济和社会水平在东欧居第一，但是和联邦德国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80年代中期，东德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西德的1／4，领导生产率只有西德的30％，职工的收入只有西德的1／3，进出口总额只有西德的1／10，科技水平比西德落后10～15年。
东德落后于西德，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东德承担了二战战争赔款的98％，西德只承担了2％。东德地区1900家工厂被拆迁到苏联，东德的工业生产能力因此降低了40％。因此东德发展经济的基础比西德薄弱。
第二，东德属于东方阵营，在冷战中受到西方的禁运和制裁，无法采用先进技术，而且从1949年两德分别立国以来，东德合法或非法迁居西德的人口超过300万，其中包括大量熟练劳动力和各方面的人才，虽然这种单向移民也为沃尔夫的渗透西德创造了条件，但是就总体来说，在经济方面对东德制约极大。同时东德作为经互会的成员，被纳入整个苏联和东欧的分工和交换体制，这不但没有增强东德的经济活力，反而迟滞了东德本来比较发达的经济水平。
第三，东德长期受制于苏联，采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视市场经济的规律，无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第四，东德和苏联一样，政治体制僵化，人民不能监督执政党，国安部不仅对外，也对内执行侦察和监视任务，人民和执政党之间的隔膜逐渐变成鸿沟。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京特·沙搏夫斯基在1990年的访谈中承认：“政治局不受任何民主的监督，却要求人们把它的决议理解为具有约束力的对社会的指示。”“昂纳克像一个专制主义的君主那样实行统治。”“安全部机构是最重要的权力工具之一，通向这个机构的结构和活动的钥匙掌握在昂纳克手中。”（见《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汉堡罗沃尔特出版公司1990年）
由于缓和政策和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两德之间的交流已经非常频繁，东德人民很清楚两德之间的差距，但是深受苏联影响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拒绝改革。东德处于冷战核心，西方阵营演变苏联东欧阵营的主要方向是东德、捷克和波兰。长期处于冷战的环境，苏联的影响和控制，西方的渗透和压力，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民主德国执政党本身的失误，这一切都使民主德国的内在形势逐渐紧张，外部的刺激成为催化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苏联共产党推行改革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终推动了民主德国的变化和崩溃。普京驻德的最后一年就经历了德国当代最大的政治和社会风暴。风暴的最初迹象是1989年5月在匈牙利出现的，匈牙利拆除和奥地利的边境设施，民主德国公民蜂拥而至，从匈牙利出境，取得奥地利前往联邦德国。到9月，已经有数千人采取这个方法移居联邦德国。此后，又有许多民主德国公民到西德驻捷克、波兰的大使馆，要求前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政府支持这些民主德国公民。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决定，滞留该国的民主德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境，这些人遂前往联邦德国。同时，在波兰和捷克的联邦德国大使馆滞留的民主德国公民，被用专列“驱逐”经由民主德国往联邦德国。结果更多的民主德国公民前往捷克，再以此方法往联邦德国。到89年年底，已经有34万民主德国公民出走，这是柏林墙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德国公民出走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
这么多公民逃离本国，反映了东柏林的管治权威已经开始崩溃。当年10月，戈尔巴乔夫到柏林参加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庆典，受到了民主德国人民的自发的热烈欢迎。民主德国官方媒体低调报道这位“老大哥”的访问。但是局势已经失控，戈尔巴乔夫说“迟到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社会主义需要振奋精神”，等于公开批评了民主德国领导人是改革的迟到者。庆典之后，从莱比锡开始的示威浪潮席卷了民主德国，人们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实行改革、放宽新闻检查和对出国旅行的限制、按劳分配以及改善供应和服务，也有人要求统一社会党下台。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也成立了。统一社会党中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眼看大势已去，执政18年的昂纳克在10月18日辞职，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埃贡·克伦茨当选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11月18日，以莫德罗为主席的26人部长会议（内阁）组成，其中包括11名党外人士，是一个联合政府。在此之前，11月9日柏林墙开放，联邦德国喜出望外，科尔缩短在波兰的访问赶回波恩。民主德国公民潮水般涌入联邦德国。
克伦茨的改革仍然是迟到的，生活还是惩罚了民主德国的执政党。各地的游行示威不断，社会秩序混乱，生产已经受到影响。新纳粹组织也出现了，他们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犹太人和苏军。德累斯顿是新纳粹活跃的城市之一。
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巨大变化是普京从未经历过的。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复杂的局势肯定对正常的情报搜集工作有影响，而且苏联国内的局势也越来越混乱。公开报道从未提及普京对这场巨变的感受，可以认为，他的感受决不会是兴高采烈的，而毋宁是迷惘、困惑和痛苦的。毕竟，他为之服务的克格勃是苏共的情报机构，又和民主德国的官方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苏共领导人推动了民主德国的变化，而巨变的结果是新纳粹对苏军的攻击：德累斯顿的大街上出现了“占领军滚出去”的大标语。普京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他的两个哥哥死于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时期，现在纳粹居然卷土重来，普京的内心必然很不平静。
对普京小组的直接冲击也发生了。柏林墙倒塌之后，在德累斯顿有人冲击施塔西的办公楼。人群接着来到普京小组所在地。过去这里有武装警卫，这时已经撤销。普京单枪匹马先将人群阻挡在门外，然后要求附近的苏军基地派军人来支援，因为办公的地方有克格勃的机密文件。苏军起先没有答应。普京和人群对峙，他很镇定地和示威者交涉，要求他们不要冲击这个地方。数小时后，苏军抵达驱散了人群。
普京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度过了民主德国最后的岁月，但这不是他最后一次见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共产党的终结。
也有报道说，在昂纳克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破裂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施塔西就开始转移党产，施塔西在民主德国内外都有一些外围公司，他们利用这些外围公司出售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施塔西所拥有的不动产。这个行动的代号是“可可”，主要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展开。施塔西在德累斯顿的负责人赫伯特·科勒指挥当地的“可可”行动，而普京作为克格勃在德累斯顿的负责人，也参与了这一行动，西方情报机构认为，克格勃已经察觉到变天的征兆，也在执行类似的计划。克格勃在瑞士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其父是克格勃主席）即在这种“洗钱”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普京从德累斯顿到瑞士的旅行或与此有关。1992年俄罗斯人代会曾试图传讯小克留奇科夫以揭开这一行动内幕，结果被当时担任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的普里马科夫阻止了。普里马科夫和普京一样是克格勃第一总管理局系统的，资格比普京还老，后来还出任过总理。西方情报机构认为，1989年至1991年克格勃向国外大量转移资产，但是细节不详。普京被认为也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活动。（引自《全球情报文摘》网络版上有关普京的文章《间谍总理》）
柏林墙的开放是两德统一的前奏。1990年5月5日，两德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代表在波恩举行了“2＋4”外长会议，确定了将取消战后四大国对德国的权力和责任，制定了与解决德国统一内部问题大体同步的解决外部问题的时间表。5月18日，两德财政部部长签订了建立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至此，德国统一已经水到渠成。10月3日凌晨，在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乐曲声中，百万德国人聚集柏林的帝国议会广场，庆祝德国统一，民主德国则走进了历史。一个新的有8千万人口的德国诞生了。
民主德国的消失，意味着苏联在德意志大地失去了一个最忠实的伙伴，四大国作为占领者地位的结束，也是历史的必然。普京在谈到这一巨变时说：“我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惋惜苏联失去了在欧洲的的地位。尽管理智上我明白这种地位不可能永存，但我还是希望有另外一种形式能够取代这种地位。可是没有别的办法。这使人感到委屈，我们抛弃了所有的东西，离开了德国。”
虽然苏军还要过几年才完全撤走，但是作为克格勃派出的机构，普京和其他在民主德国的克格勃人员，都已经失去了在这里工作的基础和土壤，更糟糕的是，祖国苏联的局势远不像德国，德国是经由混乱实现了秩序，实现了民族的复兴（虽然统一后的德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而普京的俄罗斯祖国还在风雨飘摇之中，没有人知道苏联、苏共和克格勃今后的命运是什么。
只有土地和人民是不会消失的，但是苦难在等待着俄罗斯人民。
第三章苏联解体的惊涛骇浪（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开始
1990年10月，两德既已统一，新德国仍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则苏联官方的情报机构克格勃就不可能在德国公开活动，原来在德国东部地区的克格勃人员，也就必须分批撤出。整个欧洲的形势和战略均势都发生了不利于苏联的变化，苏联自身也处于风雨飘摇。
？大厦将倾的危机之中。这一年普京接到上级的命令，携眷离开工作和居住了6年的德累斯顿，结束了作为外派情报官员的生涯，回到了故乡列宁格勒。还在德国的时候，普京通过德国媒体和苏联报纸的报道，通过克格勃内部的通报，大致了解苏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他不在苏联的这6年，变化确实太大了。1985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契尔年科因病逝世，翌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同年9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任命尼·伊·雷日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这表明苏联的病夫治国和老人政治时代的结束，苏联政治进入了戈尔巴乔夫时期。1931年出生于农民家庭的戈尔巴乔夫，少年时当过农机站的联合收割机的副司机，21岁加入苏共。24岁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但毕业后一直从事共青团和党务工作，1966年亦即35岁出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在此时期通过函授获得了农学学位。1968～1970年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党委第二书记，1970～1978年担任第一书记，期间在1971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78年当选苏共中央书记，被调到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担任负责农业的书记。1979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当选政治局委员，进入权力核心，是当时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的五人中最年轻的。1985年8月，亦即当选总书记之后5个月兼任苏联国防会议主席，三年后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一手提拔的，他们是同乡。但是安德罗波夫欣赏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原因，是后者思想敏锐，比较能干，善于处理和各方面的关系。安德罗波夫虽然只担任了一年多的苏共总书记，却改变了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局面，给苏联带来了一股新风。他首先在理论上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认为苏联“发达的社会主义”是刚处在开端而不是已经建成了，并提出在现阶段应该允许各种所有制并存，肯定市场的调节作用，强调物质利益和按劳分配。此外，安德罗波夫严明纪律，整肃党风。这或许同他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有关。安德罗波夫也很清楚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风败坏党纪松懈，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措施，从1982年年底到83年年底一年内，苏共中央撤换了70多名中央部长和州党委书记。安德罗波夫还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推行农业集体承包责任制，工业和建筑业推广作业队，还扩大了生产联合公司的自主权。然而，安德罗波夫身体孱弱，在克里姆林宫只待了15个月，还没有能够使改革深入就病逝。继任的契尔年科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改革，但他本人年老多病，不堪重任，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时间比安德罗波夫还短，只有11个月。在这个时期戈尔巴乔夫受到契尔年科的歧视，其他元老也排挤他，契尔年科去世后，外长葛罗米科力排众议，推举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局势是严峻的。虽然，这时候的苏联已经是超级大国，但是代价极为沉重。在70年代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苏联的军事开支却和美国并驾齐驱。美国的军事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7％，苏联却占16％。苏联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苏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却连年歉收。工业产品笨重粗糙，还供不应求。苏联能够制造最先进的核武器，却不能为医院提供足够的棉花棒和注射器针筒。苏联有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城市的电话交换系统却停留在世纪初的落后水平。在80年代，彩色电视机已经进入发达国家每个普通家庭，即使在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也已经并不稀罕，但是在苏联，人们还在使用国产的黑白电视机，打开这种电视机要等好几分钟荧光屏才会出现图像。有报道说，莫斯科火灾的三分之一是由于电视机自燃引发的。
笔者1994年在俄国时，曾经在火车上“品尝”过一种瓶装啤酒，对这种啤酒好奇，是因为其外观简陋，瓶子粗糙，同行的朋友说，这是苏联时代生产的啤酒，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开瓶之后，没有泡沫，试饮一口，毫无啤酒应有的爽口的风味，还不如俄国传统的“克瓦斯”好喝。旅俄的朋友说，就是这种啤酒，在苏联时代碰运气还要排队才能买到。当时俄国市场已经有进口啤酒出售，但是价格昂贵，一般平民难以问津。苏联经济这种畸形现象是机构性的，由来已久。苏联不重视新技术革命，导致苏联在科学技术领域日益落后。普京在德国的工作“成果”即使有用，大概也被运用于军事方面，而不是民用。就这一点而言，包括普京在内的克格勃驻外官员的工作对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民生的提高都没有什么好处。198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就敲响了警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衡量国力的主要标志。拥有强大兵力和先进军备的苏联，就其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说，已经沦为二等国家。戈尔巴乔夫了解这一趋势，他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并且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推动改革。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后首次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前面改革的初步纲领。在莫斯科西郊总书记的官邸，不喝酒不吸烟的戈尔巴乔夫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的精力。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首先调整高级干部，以保证改革的推进。到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之前，苏联的党政军高层，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部长会议副主席政府部长和局长、党中央各部15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州委书记以及军队高级将领已经大幅度变动，所有部长以上的高级官员均受过大学教育，比较年轻，又有一定工作经验。其中影响深远的是莫斯科市委书记的更换。
叶利钦正是在这次大调整中，从地方来到中央工作的。与戈尔巴乔夫同龄的鲍里斯·尼古垃耶维奇·叶利钦，在乌拉尔工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建筑业工作，30岁加入苏共，1968年进入政界，开始担任地方的党委领导人。他的宦途开始得比戈尔巴乔夫晚，启45岁当家乡斯维尔德罗夫斯克的州委第一书记，50岁当中委。戈尔巴乔夫当州委第一书记的时候是30岁，40岁当中央委员。这两个后来在苏联政坛有巨大影响的政治家，当时还不熟悉，最多只是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见过面。
在干部大调整中，莫斯科个列宁格勒两个主要城市的第一把手都被更换了。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设在列宁格勒市）州委书记罗曼诺夫和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都因为碌碌无为而面临淘汰的命运。在莫斯科，负责干部调配的是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利加乔夫。1985年4月，叶利钦在接到中央政治局的调令之后，不愿到莫斯科当党中央的建筑部长。利加乔夫告诉叶利钦，这是中央的命令，叶利钦这才来到首都。两个月后他就进入书记处。在这个位置上他只待了不到5个月，戈尔巴乔夫找他谈话了。原来，总书记看中了他，要他到莫斯科当市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这几个月对叶利钦的工作作风有所了解。叶利钦在地方上的工作就雷厉风行，个性又勇于挑战，正适合到莫斯科这个由格里申这个老官僚统治了多年的地方去推动改革。叶利钦在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等方面都符合当时戈尔巴乔夫对新干部的要求，其实他们二人之间也颇多共同之处：除了同龄（生日只差一个月），都出生于远离莫斯科的边远地方的农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都出生在完整的家庭，父母俱全，在他们那一代，由于二战的原因，许多人都失去了父亲或母亲。他们都是长子，又都是自己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员，也都是和自己同年级的女同学结的婚。他们都担任了自己家乡的第一把手，然后受益于安德罗波夫开始的改革进程，进入莫斯科。后来他们都成为总统，不过戈尔巴乔夫是短命的苏联总统，叶利钦却是大权在握的俄国总统。他们又都是模范丈夫，不在外面沾花惹草，没有绯闻。他们都有强烈的社会活动家气质，但缺乏个人魅力。不过，这两个来自外地的五十来岁的政治家性格完全不同，虽然后来一同瓦解了苏联和苏共，但是两人的政治命运却迥然不同。
历史的发展和人的命运
一样有某种偶然性。戈尔巴乔夫在决定派叶利钦到莫斯科的时候，决不会想到这一决定为叶利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政治舞台，因为莫斯科也是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俄罗斯联邦的首府，叶利钦当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就得到了一个今后获得更大权力的基础和空间，并且以此将戈尔巴乔夫赶下了政治舞台。换言之，是戈尔巴乔夫自己把未来的对手请来，这个对手最终将埋葬他自己。
在1985年2月开幕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代表中央所作的开幕词简洁有力，多次获得了极其热烈的掌声，这是苏共党代会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欢腾景象。党代表们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们不可能预见到，仅仅6年之后这个党就将被同一个总书记宣布解散，而当时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叶利钦将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叶利钦在大会上代表首都共产党员，激动地发表了支持总书记的演说，也同样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叶利钦还引用了列宁一句很有诗意的话：“同志们！在从前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在听取了坦率的报告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后，代表们都支持统一。尽管还有怀疑，列宁却热情洋溢地说：‘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干部调整了，改革的方向也在这次大会确定了：采取加速战略，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理论创新；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公开性”就是在这次大会首先提出的。戈尔巴乔夫通过这次大会完全掌握了苏共和苏联的最大权力。但是接下来的改革进程并不顺利，经济建设也没有加速。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改革和新思维》这本名著，他提出了“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他的外交新思维，推动了苏联霸权主义的终结，苏联和西方阵营的关系改善了，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苏共和中共的关系都实现了正常化。但是苏联国内的局势酝酿着新的突变。198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是又一次重要会议。这种代表会议是在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举行的。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过上美好的生活，国运昌盛。”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决定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苏联社会进入了动荡阶段，可以说，这次会议实际上奏响了苏联的丧钟。正是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情势中，普京离开了刚刚经过危机实现了统一的德国，回到了阔别多年面目全非的祖国。
第三章苏联解体的惊涛骇浪（第二节）
索布恰克登上政治舞台
普京回到故乡的时候，列宁格勒已经有一个真正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市苏维埃，而苏维埃的主席正是他大学法律系的老师索布恰克。普京还在德累斯顿的最后一年，是苏联社会政治剧烈动荡，各种政治组织纷纷组成，多年的政治禁忌已经打破。索布恰克是一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法学家，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体制和停滞不前的社会现状早已不满。他认为苏联统治阶层实行的干部任命制僵化，完全不代表人民利益，也不能体察人民的疾苦，直指各级官员是寄生于社会的特殊阶层。索布恰克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凡进入官名录的人，尽可以放心地接二连三办错事。所有沾上这一体制光的人，是不会轻易从官名录中除名的。除非你犯了‘天条’，破坏了体制的内在道德标准。如果‘某一位负责人’的行为不是大逆不道的话，那么当权的哥儿们就会为他撑腰，甚至让他免于法律追究。犯了错误的人也可以平级调动，去担任次要的职务。”在公开性时代之前，索布恰克还只能私下愤世嫉俗，嬉笑怒骂。他曾经在列宁格勒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说过：“在70年统治体制时期，布尔什维克早已学会了庇护‘自己的恶棍们’（借用一句列宁的形象的说法）。”
政治改革的风云，就将这位教授卷上了政治舞台。1988年年底，苏联开始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各地经过激烈的竞选，产生了2250名人民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占87％，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23.7％，知识分子27.4％。在全体代表中，近九成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索布恰克就是经由选举成为苏联人民代表的。这次选举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他成为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苏联最有声望的政治活动家之一，其影响所及，直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普京延续了索布恰克的政治生命。普京和丘拜斯等人组成的“圣彼得堡团队”，已经并将继续统治俄罗斯。索布恰克是偶然被卷进政治活动的。1989年年初，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在列宁格勒开展得如火如荼，他还在冷眼旁观，不为所动。当时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不过是场把戏。可是在法律系的一次候选人提名的会议上，副教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也是索布恰克的学生——忽然说：“提议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为列宁格勒人民代表候选人。”索布恰克不悦地说：“开什么玩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你这样不是要我出丑吗？”
副教授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是开玩笑呢？与其让那些昏庸的权贵糟蹋我们的国家，不如我们自己站出来。再说，对这个国家，您不是早就满腹经纶了吗？”索布恰克仍然持怀疑态度，他反问道：“可是他们会撒手吗？到时候可别把我们当作摆设给耍了。”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坚定地说：“走着瞧吧。我们会支持你，说不定还真有希望。”索布恰克还是没有答应。法律系工会主席提供了一则信息：在本区（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区）已经有几家大工厂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特别是波罗的海造船厂已经提了候选人，应该很有希望当选。这个信息刺激了索布恰克。法学教授知道，本区人口当中工人的比例很大，他们将会选出当局满意的候选人。他开始萌生参加竞选的念头。索布恰克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成为法律系提出的苏联人民代表候选人。结果在校内的初选中，他发表的即兴竞选演说，主张建立法制国家，以人为本发展经济，以及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等，引起了大学师生的共鸣。这是在苏联最早的竞选演说之一，也是苏联刚刚开始的民主化试验的先声。对民主和法制有理论研究的索布恰克教授有机会参与政治实践，他开始欲罢不能。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一个官员和索布恰克有数面之缘，他对索布恰克说：”您为什么来竞选？您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和精力？”被激怒的索布恰克激发了好胜心。教授和官员在一位女士的见证下，打赌将赢得选举，赌注是一瓶白兰地。教授现在真的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苏联第一次民主选举。
52岁的索布恰克突然焕发出强烈的政治积极性，而且毕竟是一个主持电视台《法律于经济》节目的法学教授，他在区内的初选中力克众多对手。
在波罗的海造船厂文化宫举行的竞选演说，索布恰克排在最后，出席大会的选民已经在文化宫坐了6个小时，索布恰克意识到，如果他根据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的话，肯定效果不佳。他灵机一动，按照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的开头，开始他的竞选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果然，这个不同寻常的开场白，引起了选民的注意。成功地引起选民注意的索布恰克，感受到选民的期待。他们是来自列宁格勒各个角落的普通老百姓，渴望通过来之不易的选票，作出自己的选择，而再不是由上面决定决定什么人可以成为人民代表。可能正是这种交流和互动，使索布恰克信心大增。
他接着说：“是的，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个不必再召开区选举会议和事先决定候选人的的时代；我梦想有一个选民可以自己决定候选人，而不必在纠察队和民警小分队严密监视下拥挤在紧闭的大门前的时代；我梦想有一个我们的生活不再被卖身投靠的无能的部长们伙同和他们一丘之貉的领导人随意蹂躏的时代。我梦想有一个时代，把几十亿卢布偷偷埋进地下的土地改良和水利资源部长·向人们隐瞒巨大的国家财政赤字的财政部长和靠打小报告往上爬的最高法院院长不再占据高位。我梦想一个我们的国家成为法制国家的时代——这个法制国家不允许一个人靠侵害他人利益而获得特权和和政权。”演说并不长。会议室起先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索布恰克知道，自己成功了。他打动了选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他获得了这个选区的第二名。索布恰克好象脱胎换骨一样，在妻子柳德米拉的帮助下，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竞选。从2月到4月，他脱离了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和支持者一道奔走在列宁格勒的大街小巷，或是张贴竞选政纲，或是对市民发表竞选演说。这时候正是列宁格勒一年当中最寒冷的季节，在户外如此奔忙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索布恰克却越战越勇。
这位教授在地铁的瓦西里耶夫斯基站设立了竞选俱乐部，这里从此成为列宁格勒的政治角。他还在电视举行竞选辩论，影响就更大了。在第二轮选举中，索布恰克曾经独自三小时内连续不断地在荧屏上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始终从容不迫，应答如流。他在电视发表的竞选演说中，提出了应该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苏共为唯一执政党），主张实行多党制。这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观点。索布恰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各种集会发表了一百多场演说，回答了选民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在这两个月的选举期间经历的事情，是我50年的生涯中从未见过的。”
从政治中学习政治，从苏联最早的民主选举中，法学教授索布恰克积累了政治经验和技巧，也可以说，间接地把现在的俄国最高领导人普京带上了从政之路；如果索布恰克不竞选苏联人民代表，他就不可能进入莫斯科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参加后来的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圣彼得堡市长的选举并且获胜，普京也就不可能跟随索布恰克进入市苏维埃和市政府，也就不可能引起丘拜斯的注意，而正是丘拜斯介绍普京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府工作的。不过，在这个阶段，普京还没有回国。4月20日凌晨，睡眠中的索布恰克在家中接到了电话，他对妻子幽默地说：“亲爱的，咱们至少赢得了一瓶白兰地。”——他当选苏联人民代表了，从此列宁格勒少了一个大学教授，多了一个政治家。
1989年初夏时节，莫斯科的气候逐渐回升，政治气候则升得更快。
5月25日至6月9日，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首都举行。这是一次改变苏联历史的会议，也可以说，苏共的垮台从这次会议揭开序幕。索布恰克是这次会议的明星之一，更引人注目的是叶利钦以此为契机，走向戈尔巴乔夫的对立面，他们两人在苏联／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对抗开始了。在人民代表竞选活动开始之前，叶利钦已经和戈尔巴乔夫闹翻，但还没有到决裂的地步。叶利钦在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期间，大刀阔斧地换班子·整顿官僚主义和腐败、特权现象，直接面向市民，使莫斯科出现了新气象。这本来是戈尔巴乔夫派他去莫斯科的目的。但是叶利钦并非工具式的人物。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不满，戈尔巴乔夫受不了叶利钦的直言不讳，叶利钦在政治局很孤立。1987年年底，他被解除了莫斯科第一把手的职务，翌年2月连政治局候补委员也当不成了。叶利钦一度远离权力中心，也远离政治舞台，当了建筑部长。但是他没有倒下。这是他在政治道路第一次重大的挫折，但决不是最后一次，而每一次他都能反败为胜。人们没有忘记叶利钦。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苏共党内改革力量的象征。叶利钦参加人民代表竞选，在莫斯科的选区获得了几乎九成的选票，他立即辞职，成为职业政治家，并且成为反对派的棋手。
在人代会上，索布恰克以他的法律知识，帮了叶利钦的大忙，使叶利钦得以进入最高苏维埃。索布恰克·叶利钦、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和波波夫（后来的莫斯科市长）等人组成了跨地区议员团，形成反对苏共的政治力量。1989年是东欧动荡巨变的一年，东欧的变化鼓舞了苏联的激进改革派。苏联国内死水一潭的局势出现了突变，社会矛盾加剧，政局一日数变。罢工风潮遍于国中，到处是游行示威，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大批政治组织自发成立。苏共中央内部形成了强硬派、叶利钦为首的民主纲领派和中间派。戈尔巴乔夫以妥协·平衡来维持他的地位，其实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1990年2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建议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亦即放弃苏共的一党执政地位，为实行多党制从法律上创造了条件；纲领还建议苏联设立总统制。
1990年举行的苏联第二次人代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首任苏联总统（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任，而且这位总统在位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而且索布恰克在主张由人代会而不是全民直选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索布恰克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回到列宁格勒之后，索布恰克就投入了市苏维埃主席（相当于市长）的竞选。他在人代会的表现已经由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而名扬全国，成为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列宁格勒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也是民主派的土壤。这里产生了索布恰克，也产生了安德列耶娃和什莫诺夫这样的人物。在第一章已经提到安德列耶娃。她是列宁格勒工学院的教师，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她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在文章中，她严厉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严厉批评了当时的改革。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赞成和反对安德列耶娃观点的人针锋相对，在媒体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戈尔巴乔夫让《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将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定性为“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后来支持安德列耶娃的声音就逐渐消失了。
什莫诺夫是列宁格勒郊区一个小镇的青年，曾经是改革的拥护者，后来对苏联局势的动荡和食品供应的每况愈下深感不满，迁怒于戈尔巴乔夫本人，决心以十二月党人刺杀沙皇为榜样，行刺苏联总统。1990年11月6日什莫诺夫乘坐火车来到莫斯科，在红场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一夜，翌日红场举行十月革命53周年的庆典和阅兵式。什莫诺夫将特制的猎枪藏在大衣里，混进红场的人群之中。上午9点，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从列宁墓方向走来，什莫诺夫掏出猎枪准备射击之际，即被已经注意他的克格勃人员制服逮捕。这个青年的刺杀计划名扬成功，却成了一时举世闻名的人物。
列宁格勒重新成为圣彼得堡
如果说，安德列耶娃和什莫诺夫都是列宁格勒昙花一现的人物，索布恰克却将自己的名字和列宁格勒的改变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了，虽然他后来的政治命运多舛：在连任市长的选举和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中都以失败告终，下野后被指控滥用职权被迫流亡巴黎。但是，他主导列宁格勒的改名，他邀请自己的学生但又是克格勃军官的普京担任自己的助手，从而在俄国历史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春夏之交，列宁格勒举行了第一次市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列宁格勒市民可以在候选人当中作出选择。索布恰克挟其在人民代表选举和人代会振臂一呼的余威，顺利当选，从一个议政的人民代表进而成为一个大城市的行政长官。索布恰克具有知识分子型政治家的特点，他思路敏捷，善于演说和鼓动，能够直接和人民对话并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也善于在议会这样的场合估计形势，合纵连横。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索布恰克是苏联反对派的一面旗帜。1990年11月7日，民主派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他们的标语是：“打倒列宁主义！”“打倒苏共！”“十月政变是俄国的悲剧！”“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拯救俄国！”由此可见当时索布恰克在俄国政坛的地位。波波夫后来当选莫斯科市长，叶利钦则统治俄国10年，索布恰克则主持圣彼得堡市政6年，三人均在当代俄国历史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当然分量和程度不同。而叶利钦选择的接班人，竟然就是索布恰克以前的助手，这不能不说似乎是一种宿命。
索布恰克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斗争的建议，但是，当市长和做议员不同。议员是“务虚”的，特别是当时苏联的人民代表，主要是就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议，索布恰克以其法律的知识和口若悬河的政治鼓动能力，在人代会如鱼得水。但是成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之后，面对的却是不同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务实的职位，是必须作出具体成绩，必须能够让市民得到实惠。他不能像在人代会那样和其他精英联合作战，而必须有自己的班子，必须有可靠而能干的助手。正是在这个时刻，从德国丧魂落魄地回到祖国、回到列宁格勒的普京出现在索布恰克面前。1990年年初普京回到故乡后，回到母校谋到了一个职务：副校长的外事助理，显然学校当局认为他在国外的经历有助于大学的对外联络，当然学校也了解普京的背景。虽然克格勃的名字引起许多人不愉快的联想，而且1990年克格勃本身也受到冲击并且也在改革，但是在列宁格勒，克格勃仍然在运作，普京当年的同僚，也都在这个城市各个部门为克格勃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从外国回到苏联的克格勃情报军官，仍然会以合法身份为掩护，继续其情报职业。普京的情况应也是如此。
有西方的报道称，普京在列宁格勒大学时期，还在为克格勃执行监视各种反对派组织的任务。至于具体的日常工作，则是各种事务，包括接待外国客人，以及经济活动，当时苏联的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启动市场，各种国有事业单位都在利用自己的条件办企业，普京参与了学校筹办合资企业，学到了过去所没有学过的一些技巧，主要是经济活动有关的谈判和实务。
这时的列宁格勒的各种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政治形势非常动荡。公开性和民主化极大地冲击了克格勃在苏联国内的工作。过去即使是发发牢骚，都有可能被克格勃打小报告，受到处罚。持不同政见者更是克格勃的眼中钉，他们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如果某一持不同政见者在国外有影响，克格勃会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将其驱逐出境，断绝他和祖国的联系。例如，19401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约瑟夫·布罗茨基，双亲均为犹太人，虽然天资聪明，却不喜欢在苏联的正规学校读书，而是以社会为大学，浪迹苏联各地，一面自学，一面工作，尤其喜欢诗歌。但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位苏联青年诗人的诗作在本国不能出版，文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是克格勃知道他，并且经常骚扰和破坏他。1964年布罗茨基被克格勃控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强迫劳动5年，列宁格勒著名诗人安娜·安德列耶夫娃·阿赫玛托娃发起救援，据说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发了善心，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的策略如此，即驱逐持不同政见者出境，布罗茨基在1972年被解除了强迫劳动，离开祖国，先在维也纳居留，后移民美国，47岁那年（1987）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震动了祖国。后来这位情系俄罗斯的诗人又回到了圣彼得堡，当然，克格勃再也不骚扰他了。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诗人之一，在1946年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整肃，她的儿子曾经三次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克格勃逮捕。阿赫玛托娃以无数次在列宁格勒监狱外排队探望儿子的感受为素材写出的《安魂曲》，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瑰宝。
克格勃对苏联知识分子的骚扰和监视是这个情报机构名声不佳的重要原因，特别是被它监视和破坏的众多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是俄罗斯的精英，例如布罗茨基。列宁格勒是俄国文化首都，监视知识分子是克格勃在这里的重要任务。这种滥用情报特务机构对付知识分子的做法，使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产生逆反心理，索布恰克之成为苏共的反对派，这也是一个原因。然而，这位列宁格勒市苏维埃的第一任民选主席，也是苏维埃最后一任主席，这位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发源地张起反布尔什维克大旗的教授，却在从政之后找了一位克格勃军官普京作自己的助手。
1990年初某一天（具体日子不可考，因为没有任何资料），索布恰克从市苏维埃回到列宁格勒大学办事，在办公楼的走廊遇见普京。普京向老师问候，彼此很自然地先是寒暄，然后谈起现状。索布恰克正忙于过去他所不熟悉的各种事务工作，看到这位学生，他立即萌生了一个念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助手人选吗？只有38岁，当年在学校是优等生，虽然是克格勃，但是没有什么劣迹，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为人显得干练，不嚣张跋扈。索布恰克单刀直入，问普京愿不愿意到市苏维埃工作。普京爽快地答应。这几分钟的谈话，决定了普京的后半生。
普京随即辞去了在列大的工作，跟随导师来到了市苏维埃，开始了他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市政当局6年的行政官员的生活。学校的工作范围毕竟太小。想当年普京作为克格勃在民主德国是作为一个中级官员，以整个德语地区为舞台，在冷战的第一线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现在却在母校当校长助理，反差甚大。命运女神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普京敏捷地捕捉了这个机遇。如果他当时没有答应索布恰克的邀请，很难想象他会有机会成为今日的俄国领袖。
普京担任了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的外事顾问。过去的列宁格勒地方外事活动都由莫斯科的外交部或有关部门安排、交办，现在实现了地方自治，列宁格勒可以自主展开外事活动，来自各国特别是中欧和北欧的客人络绎不绝，普京陪索布恰克接待外宾或代为接待一些次要的客人，同时也開始熟悉一個大城市的市政運作。
1991年6月列宁格勒取消了苏维埃，举行市长选举，索布恰克当选首任市长，随即任命普京为市政府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作为苏联第二大城市的市长，索布恰克最大的兴趣首先还是在政治方面。他对列宁格勒这个名字很厌恶，觉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象征。在1990年11月7日，亦即十月革命73周年纪念日之前，索布恰克提出了改变列宁格勒名称的建议。建议引起了列宁格勒乃至于苏联其他地方各种反响，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大。索布恰克主张将这个建议付诸列宁格勒市民表决，因为这必须由人民来决定。1991年6月13举行了公民投票，55％的市民赞成列宁格勒改名圣彼得堡。于是由彼得大帝一手创立的港口城市，恢复了它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的名称，并在后来得到了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修改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从此列宁格勒消失了，尽管直到现在不论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都还有人用错名称。
第三章苏联解体的惊涛骇浪（第三节）
八月政变和十二月风暴
普京对圣彼得堡改名持什么态度，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是他经历了两德统一以来的各种动荡和变化，原来性格中就有的沉稳、务实的倾向更加明显了，处变不惊、果断行事，成为他在圣彼得堡担任行政官员时的工作风格。按照普京的家庭出身背景、所受的教育和工作性质，他不会对列宁格勒这个名称怀有敌意，正如他不会主动成为一个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激进分子。一方面，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中，个人的意志和想法根本无足轻重；另一方面，从普京增加发表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出，他对苏联以及和苏联有关的事务，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全盘肯定，而是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这构成了他的所谓中间路线。普京的能力和作用很快就受到了考验。他是在1991年6月出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怎么展开，一场催化了苏联解体的政变就发生了。
1991年的苏联已经陷于全面的危机。由于实行全面物价改革，食品的价格上涨了150％，尽管这是不得已的，但是对日子已经很不好的苏联人民，不啻雪上加霜。过去物价低廉而稳定，人民不知通货膨胀为何物，现在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0％，抢购风潮席卷全国，主要的日用消费品大部分经常断档。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军警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加强巡逻，防止发生意外事件。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已经不可阻挡。各地的民族分裂和民族冲突有增无减。具有惊人政治直觉的叶利钦，判断苏联的解体势所必然。他从1990年春开始就全力经营俄罗斯共和国，很明显，即使苏联崩溃，苏共解散，俄罗斯大地和俄罗斯人民仍将存在。只要夺得占苏联领土70％的俄罗斯的政权，叶利钦就能掌握未来。在这方面，优柔寡断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叶利钦的对手。叶利钦在5月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实现了成功的第一步；接着他宣布俄罗斯主权独立，对戈尔巴乔夫来个釜底抽薪，苏联实际上已经成为空架子。6月12日举行的俄罗斯第一次总统选举在全国98000个投票站展开，一亿俄国选民参加了投票。叶利钦获得了61％的选票，成为俄罗斯第一任民选总统。
在7月举行的苏共28大，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为“议会党”，但是已经无济于事。叶利钦在苏共的最后一次大会是宣布退党，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随即跟进。这对是对已经摇摇欲坠的苏共极为强烈的冲击。至此，苏联和苏共的没落命运实际上已经确定。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现在看来都带有一点喜剧色彩。戈尔巴乔夫一家8月5日到克里米亚休假。在此之前，他和叶利钦以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莫斯科郊外秘密会晤，商讨签订新的联盟协议。他们的谈话，被克格勃窃听了。此时，苏共领导层的一些人正在酝酿推翻戈尔巴乔夫，他们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国防部副部长兼瓦连尼可夫大将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等人。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取代戈尔巴乔夫掌权。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是主谋，他由安德罗波夫在1973年任命为克格勃第一总管理局局长的，后来兼任克格勃副主席，军衔是上将，1988年出任克格勃主席，是普京的上司。此公是特务头子，却不是玩政治的行家，整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是乌合之众，副总统出现在政变集团会议地点的时候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这批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那才是奇迹。
戈尔巴乔夫全家在克里米亚别墅被扣留。军队按照命令进驻莫斯科。8月19日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了《告苏联人民书》，宣布戈尔巴乔夫鉴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副总统履行总统职务，国家权力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6个月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委员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及时逮捕叶利钦。叶利钦在克格勃特别部队到达之前20分钟离开所住的别墅前往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白宫成为对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总部。叶利钦骁勇好斗的政治性格在这次危机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首先争取了国防部副部长格拉乔夫大将（兼任俄罗斯国家防卫和安全部长）的支持，他的副总统鲁茨科伊的副手、克格勃将军斯杰尔里科夫调集了精兵守卫白宫。之后叶利钦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告俄罗斯人民书》，指出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机构，俄罗斯将不执行这个委员会的命令。他号召举行无限期罢工。叶利钦又到白宫前的一辆坦克上发表演说，号召人民反抗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一场面经由电视现场向国内外直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效果。苏联矿工跨共和国独立工会——他们一直是叶利钦的支持者——宣布全国矿工大罢工。白宫前面聚集了大批莫斯科市民和来自外地的叶利钦支持者，人数达10万之众。
政变者既没有周密的计划，又没有人民的支持，3天后就以失败告终。
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宣布了一系列措施，苏共从国家政权和军队被排挤出去，组织陷于瘫痪。他还宣布，在苏联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两人之一不能履行职务时，即由另一人履行。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自动解散。翌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的决定。8月29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决定暂停苏共在全国的活动。至此，执政74年的苏共顷刻土崩瓦解。八一九事件直接导致了苏共的亡党，也对克格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广场克格勃总部前面的捷尔任斯基铜像被人们推翻，克格勃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分裂：克留奇科夫是政变主谋，但是一些克格勃上层和中层人员却站在反对政变的力量这一边。斯捷尔里科夫是一例，普京又是一例。克格勃本身即使在苏联局势混乱当中仍保持了较高的效率。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夺权的同时，列宁格勒的克格勃接到了逮捕索布恰克的命令。8月19日索布恰克正在莫斯科和叶利钦一道商讨反政变的对策。当晚乘飞机赶回列宁格勒。他不知道，列宁格勒的克格勃武装人员已经在机场等候他，准备执行逮捕命令。这是索布恰克从政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人身危险。他走下飞机舷梯，发现轿车已经停在舷梯旁，普京和一些武装警卫护送他上车，安全地离开了机场，克格勃人员见到普京和他的武装警卫，不敢造次。
8月19日到21日，叶利钦在莫斯科和政变集团对峙，列宁格勒作为第二大城市，却没有卷入政变，还防止了军队的进驻，普京在这里面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列宁格勒军区接到了莫斯科紧急状况委员会的命令，准备派兵进驻市区，控制列宁格勒。普京在保护索布恰克安全返回列宁格勒家中之后，彻夜奔走在列宁格勒克格勃和军区之间，和有关各方面展开了紧急磋商和协调。普京向军方力陈：列宁格勒没有问题，并不需要军队进驻，如果军区一定要派兵，可能引发不利的效果。在普京的大力斡旋下，列宁格勒军区最终按兵不动，街头就没有出现苏军的坦克，也就没有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使市民和外国游客、商人稍觉放心。
普京在这种危机的关键时刻，沉着镇定，处变不惊，一方面亲自带武装警卫到机场接索布恰克，以免索布恰克被克格勃逮捕，另一方面又向列宁格勒军区做工作，要求军区不要轻举妄动。普京的危机管理能力，在这一次危机当中，得到了提高，索布恰克也因此对他更为器重。也有报道说，普京在列宁格勒一直仍然为当地的克格勃工作，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和汇报民主派人士的动静。
机场保驾那一幕，索布恰克一直以为是在紧急时期，普京为了保护他而采取的措施。他后来回忆道：“此事过后很久我才从其他人嘴里了解到普京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从不宣扬自己的成绩，身上透着一股可靠、忠诚和自信的精神。”
据俄国报纸透露，在苏联解体之前，普京就退出了苏共，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时间。笔者推测，普京当在1991年7月和12月月之间，亦即叶利钦和索布恰克退出苏共之后和12月苏联正式解体之前。
政变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立陶宛已经独立，波罗的海另外两个小国乘机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紧接着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和哈萨克相继独立。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三个斯拉夫人国家的总统在明斯克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职，因为他已经成为没有国土的总统了。叶利钦给苏联来了个釜底抽薪，戈尔巴乔夫现在才知道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总统的时候，他这个苏联总统已经被架空了。当天晚上7时20分，戈尔巴乔夫将核电钮交给了叶利钦。克里姆林宫上飘扬的苏联国旗随即降下。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了最后一次回忆，通过了一项宣言，从法律上宣布终止苏联的存在，宣言称“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实际上是一个伟大国家的结束。”从此，苏联成为历史。普京当时在圣彼得堡当对外联络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圣彼得堡的对外招商和地方外事工作。他对亡党亡国有什么感受，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从普京担任总理以后发表的公开谈话和文章可以看出，他和之前的政治家们不同。普京之前的执政者，都全盘否定苏联，普京却认为苏联曾经取得“不容置疑的成就”，但是他同时指出，苏联也付出了巨大的错误代价，这就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无论承认这一点是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来都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本书附录）显然，普京长期服务的克格勃，在没有使苏联人民获得自由这一方面，是要负重大责任的。后来在回答选民提问时，他再次谈到对苏联的评价。普京引用了在俄国家喻户晓的一句话：“谁不为苏联的解体惋惜，谁就是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重新成为东正教徒90年代初普京的思想和心理正在调整。他已经退出了苏共，昔日的信仰已经失去了支柱。东正教开始成为他的信仰。前文已经提到，普京的母亲玛丽亚在在1952年儿子出生后不久，就背着不信教的丈夫，带儿子进了列宁格勒的东正教教堂，使普京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京从小就是东正教徒。但是他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成长的，从小学到大学都在苏联体制下受教育，后来又加入了苏共，成为克格勃军官，客观和主管条件都排除了普京作为一个教徒的可能。然而现在，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在国家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动之后，普京不能没有一种新的信仰和精神的寄托。于是，小时候他受洗时母亲给他的十字架，就有了新的意义。他应以色列外长的邀请访问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是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也是东正教的一个牧首区，相传耶稣的兄弟雅各始创主教座于此。普京将当年母亲给他受洗时佩戴的十字架在耶路撒冷的教堂圣棺上使其圣化，完成了母亲的嘱托。圣城的宗教传统和气氛给过了不惑之年的普京非常深刻的影响，他后来特地带全家再去了一次耶路撒冷，并且从此开始定期到教堂做礼拜。普京承认自己是全心全意上教堂的，还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成上教堂的习惯。
东正教是与天主教、新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也称正教。15世纪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罗斯等一些斯拉夫国家的正教会又脱离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管辖而建立自主教会，逐渐形成俄罗斯正教。其教义的特点是：一，信守前七次公会议信条，不承认以后天主教所举行的历次公会议；二，不十分强调赎罪论，认为凡愿意接受信仰和洗礼的，都可以得救；三，特别重视对圣母的崇拜。东正教的弥撒包括公众礼拜，仪式古老而隆重。
中国人说的“亡党亡国”，普京这一代苏联人／俄国人有切身体会。但是，“国破山河在”，“无论承认这一点是多么痛苦”，日子还是要过，人还是要有精神的家园。定期做礼拜，是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养成的习惯，显然成为他的一种精神寄托。
圣彼得堡虽然改为原名，但是70多年的苏联痕迹，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人民心理的痕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普京这个时期主管对外联络，又偏重经济方面的事务，圣彼得堡的对外招商和引资都由他主管。圣彼得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转多年，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刚开始，既没有相关的法律，政府的配合也远谈不上称职，官员个人的作用就很重要。普京从克格勃官员转变为一个主管经济的官员，角色的调整倒是相当迅速，这应该归功于他本人所受的法律教育，在国外工作的经历以及从事多年情报工作培养的判断和协调能力。
普京在担任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期间以及后来担任副市长期间，全力推动该市的引进外资外商和设立圣彼得堡自由经济区。他领导有关部门建立了一外汇交易所，以方便外商、游客和市民兑换外币。普京批准了著名的顾问公司KPMG在圣彼得堡设立分公司，使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个顾问公司了解在圣彼得堡投资的各种具体问题。在吸引外资方面，普京的工作重点是德国和北欧公司。实际上，德国和北欧公司在历史上就是圣彼得堡的主要外资来源。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就是在普京的劝说和配合下，决定在圣彼得堡投资的。
在法兰克福而不是德累斯顿。这个财团是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来自德国的企业家在和圣彼得堡市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因为有了普京这样能够直接沟通而又办事干练的官员而下了投资决心。著名的里昂信贷银行（法国第三大银行）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圣彼得堡，再进入俄国的。
索布恰克是市长，但是他对这些具体的工作没有兴趣，他经常外出访问，周游列国，或到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地方出席会议。普京不仅主管对外经济工作，逐渐也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他勇于任事，效率高姿态低而又不居功，因此深得索布恰克的信任和喜爱。索布恰克本人性格多疑，从一个法学教授成为市长以后，角色的急剧转变，使他在官场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围着他的人们不外乎要官、要好处，使他更加防备。市长唯独对普京十分信任，普京决定的事情，索布恰克就批准。不过普京从不越权，凡是他职权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情，他作了决定之后，都会呈报索布恰克，并且对申请者说明“此事还要同市长商量”。因此在普京还没有担任副市长的时候，索布恰克外出，市长不是由当时副市长代理，而是由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的普京代理。
1992年初，普京尚未满40岁，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副市长。翌年他又兼任市政府的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1994年，普京出任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仍然兼任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在圣彼得堡可说是权力仅在索布恰克之下。这种现象引起了俄国新闻界的兴趣。当时有记者问索布恰克：“您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克格勃？”索布恰克的回答是：“他不是克格勃，他是我的学生。”
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和第一副市长，不仅和索布恰克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积累了管理经济和政府和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所以他后来能够很快在莫斯科打开局面。普京还由于担任这个职务，和俄国正在崛起的青年一代政治精英之一的丘拜斯（当时担任索布恰克的经济顾问）建立了联系，他本人管理经济的时期又正好与俄国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同步。“休克疗法”和盖达尔、丘拜斯俄罗斯走向市场经济，采用的是“休克疗法”。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总统向全国宣布，采用第一副总理盖达尔的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是：放开价格和市场；放开对外贸易；控制货币和财政预算；改革卢布区；改进社会安全网。
这个方案中最重要的是放开价格和市场，这一重点措施从1992年1月2日开始在俄罗斯全国实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冲垮了，市场供应马上好转，但是社会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明显下降。叶利钦认为“休克疗法”是必要的：“盖达尔的作用在于，他使我们瘫痪了的经济骤然挺身而起，迫使它的生命中枢、它的资源、它的机体动弹起来。做法相当残酷，但必须这样做。”俄国的经济改革采用了激进的做法，对此至今人们还有不同意见。但是无论如何，市场经济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第一步已经走出来了。休克疗法”的设计师叶·铁·盖达尔是1956年出生的新一代经济学家，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盖达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家庭，他的祖父盖达尔是苏联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大部分都译成中文，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有广泛影响。其父是海军少将。盖达尔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学生一样，深受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影响。科尔奈1928年出生于布达佩斯，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经济系，1966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曾任国际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和瑞典皇家科学院外国院士。科尔奈以研究“短缺经济学”而闻名，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学研究，在当代经济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性著作包括《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投资的数学规划》、《结构决策中的数学规划》、《反均衡》、《短缺经济学》、《非价格控制》、《增长·短缺和效率：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宏观动态模型》、《矛盾与困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研究》。
科尔奈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最早研究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现象和低效率并卓然有成的经济学家，在70年代后期的苏联，是青年经济学者们必读的经典著作。盖达尔小时候在南斯拉夫住过5年，当时的南斯拉夫是阵营当中的离经叛道者，是最早改革计划经济的，由此这五年的生活经历，是盖达尔能够以一种新的角度看苏联的经济体制。他和当时的其他经济学者一样，深受科尔奈、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的影响。到80年代处，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已经分别出现了青年经济学者的学术研究小组，莫斯科小组以盖达尔为首，列宁格勒小组以丘拜斯为首。
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丘拜斯比盖达尔大一岁，是同一代人，他出生于白俄罗斯的鲍里索夫克市。丘拜斯这个姓不是俄罗斯族的姓，原来其祖先是彼得大帝从波罗的海沿岸邀请到的工匠，参与建设圣彼得堡，后来定居下来，就成为俄国人了。丘拜斯从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母校工作，成为列宁格勒人。丘拜斯1988年在匈牙利住了一年，匈牙利当时在经济改革方面走在苏联全面，丘拜斯得以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更深入地研究“短缺经济学”。
丘拜斯小组和盖达尔小组原来是分别活动的，1982年开始建立了联系，经常私下讨论苏联的经济问题，后来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一些雏形，就是当时在小组的讨论中开始形成的。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开创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气氛中，这两个小组通过斯洛文尼亚经济学家L·茨尔克，和西方经济学家建立了联系，开始了和西方学者的学术交流。
盖达尔被叶利钦任命为政府的第一副总理，专门负责经济改革。丘拜斯先后则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担任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索布恰克当选圣彼得堡市长后，又担任索布恰克的经济顾问。正是丘拜斯在列宁格勒苏维埃任职期间，普京开始和他同事。普京和他们是同一代人，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但是普京不是都经济学的，而丘拜斯和盖达尔在一直从事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没有普京那样的情报工作经验。
普京由此和俄国这批新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且可以肯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了盖达尔和丘拜斯的经济改革理论，至少受到相当的影响，但又不是完全接受。盖达尔和丘拜斯主张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一种右翼的改革派；而普京从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出发，更倾向于德国式的社会——市场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政府的作用相当重要。
盖达尔和丘拜斯先后主持了俄国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在俄罗斯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是决策者，而叶利钦信任并且重用这些新一代经济学家。这是其他独联体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叶利钦是这样评价这批新一代的的：“在我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全新的心理素质的人。具有这种心理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不等待他人的援助，不指望任何人，不指望政府，不指望国会，不指望叶利钦。他们责骂周围所有的人，顽强地做自己的事。只要朝四周望望，就能发现，在商界，在创作领域，在科学界，在文化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主要是年轻人。目前他们还不引人注目，目前他们忙忙碌碌。但的确有那么一批人。我国开始出现一批头脑里毫无框框的勇往直前的人，从前此类人是受压制的。”这是叶利钦对新一代的评价，盖达尔丘拜斯和普京都是这一代，他们虽然都是在苏联的大学接受教育，但是已经推陈出新。叶利钦在回顾和评价“休克疗法”的时候说：“居民中一个又一个阶层落入贫困的泥潭，社会分化在加剧，一些人的富有和另一些人的贫瘠形成鲜明对照。整个社会步入一个社会异化的艰难地带。”
“能否避免这一切灾难呢？我认为不可能。”当时已经回国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电视台评论“休克疗法”，打了一个比喻；“您是否准备用休克疗法治疗自己的母亲？”叶利钦对此的回答是：俄罗斯是我们的母亲。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又是我们自己。（引自叶利钦《总统笔记》，中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10月版）“休克疗法”是美国经济学家杰斐里·萨克斯首先提出的一种宏观调控方法，主要内容是放开物价、紧缩银根、稳定货币、减少财政补贴和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以期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1985年玻利维亚出现严重财政危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9％，通货膨胀率高达23000％。该国政府根据萨克斯的建议，实行“休克疗法”，1987年玻利维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即达2.1％，通货膨胀率为15％，外汇储备增长了20多倍。1990年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也以“休克疗法”成功地稳定了宏观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