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失于世人面前之时，古采里耶夫曾在他儿子的尸体前默默地坐了5个小时，他并不是完全在做祈祷。也许，他是在思考他的前途和命运。在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合伙人涅夫兹林遭通缉逃亡英国、霍多尔科夫斯基被监禁判刑后，古采里耶夫显然机警多了，他在等待重新露面的机会。而俄罗斯政府也在等待他的重新出现。这将会是一场非常戏剧性的场面，而这场面将由俄罗斯的政治局势，尤其是新总统的竞选局势来决定。
（《中国企业家》，2007年10月第302期）
第二部分 24.俄罗斯最富有的女人(1)
莫斯科有一家最大的建筑公司——“英捷科”公司，它拥有42家子公司，其经营范围从保安到建筑与不动产。其中，建筑与不动产是该公司的主要业务，周转额占“英捷科”总额的80％。塑料制品公司的周转额占10％。“英捷科”中三家最大的公司是：“英捷科”——即“莫斯科建筑投资公司”，“英捷科建筑公司”和“德斯克－7”公司——专管住房建筑（生产能力为年建筑30万平方米，资金额为3亿美元）。
“英捷科”公司，或者说“英捷科”财团的主人是叶莲娜·巴图林娜。她现年44岁，并不是俄罗斯的美女子，却是典型的俄罗斯女人。她身体圆胖，但行动迅速，脸上的肉几乎把她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在这个俄罗斯最常见的女人的脸上，却流露出了深藏的心计和毕露的锋芒交织在一起的难以捉摸的表情。现在，莫斯科的一系列住房、商业办公大厦、商场都是“英捷科”承包建造的，其中的最大的、也是最有名望的这类建筑有：42万平方米的“大游乐园”商业大厦群、23万平方米的舒瓦洛夫斯科伊住宅区和53万平方米的沃尔日斯科伊住宅区。叶莲娜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她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一大帮工作人员，她会随时向这些人发号施令，指派他们去干这干那。即使在国外，她的随从也都跟着，她通过他们随时保持与国内的联系，指挥着自己公司的全部业务。
1963年，叶莲娜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的家庭，父母都是工厂的工人。她自己说过：“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1991年，她开始倒腾小买卖，从厕所用品到塑料生活日用品。不久，叶莲娜和自己的哥哥维克多·巴图林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名称就叫“英捷科”。这时，“英捷科”只生产些一次性的塑料用品。也就在1991年，当她28岁时，她刚从莫斯科管理学院毕业，就在莫斯科市执委会合作社与个体劳动事务委员会工作。在市政府里结识了国民经济关管理和发展研究所的领导人尤里·卢日科夫并很快与他结婚。卢日科夫这时55岁，比叶莲娜年长27岁。1992年，卢日科夫被叶利钦总统任命莫斯科的新市长。这件事彻底改变了叶莲娜的全部生活。莫斯科市政府决定要为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更换全部坐椅。这85，000把塑料椅子的订单落到了“英捷科”公司的手里。他们利用市政府所属工厂的设备和场地生产出了这些椅子。于是，财富之门就为叶莲娜和维克多兄妹二人敞开了，而更为重要的是，从此，“英捷科”几乎成了莫斯科市政府重大建筑工程的承包商。多年来，许多人都指责，叶莲娜拥有别家公司无法拥有的“政府资源”。但，叶莲娜最反感“政府资源”这种指责，她经常带着怒气说的一句话是：“我最讨厌说我是市长夫人！”
叶莲娜认为她的公司和财富是她自己创造出来的，和丈夫无关。没有卢日科夫这位市长丈夫，政府的许多订单显然就不会落到叶莲娜的手中，正是因为有市长这层关系，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一系列客户就会对有着“市府关系”的“英捷科”公司趋之若鹜。这在许多旁人看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是，叶莲娜至今拒不承认。不过，叶莲娜的经商和经理才干却也是毋庸置疑的。在“英捷科”的初年，她总管公司，而他的哥哥维克多任公司第一副总裁。兄妹合作，公司迅速发展，到2001年，“英捷科”已经从塑料公司发展成为建筑业公司，其莫斯科的市场占有额已经为1／5。
叶莲娜确是个很有眼光的人。为了发展自己的建筑公司，她知道预制构件和水泥是建筑业不可或缺的东西。于是，2001年，她通过“内部渠道”获知了市府将转让莫斯科的预制构件厂，于是，“英捷科”就购买了这些工厂并进而控制了莫斯科预制构件生产的1／4。2002年，叶莲娜和维克多考虑是否要将莫斯科的水泥生产控制起来时，曾在家庭中协商过此事。卢日科夫只说了一句似乎是无所指向的话：“应该加强水泥业的发展。”这句话对叶莲娜和维克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从此话中悟出，“英捷科”该控制莫斯科的水泥业。叶莲娜兄妹随即将莫斯科的几家大水泥厂收购了进来，从而使“英捷科”成为莫斯科最大的水泥供应商。2007年2月12日，关于此项及其他类似的收购，维克多在接受大众媒体的采访时说了一段模棱两可也引人深思的话：“如果我说，卢日科夫一点也没有参与‘英捷科’的活动，这不是真话；如果我说，只是靠了卢日科夫‘英捷科’才成为‘英捷科’，也不是真话。”
到2003年，“英捷科”开始向莫斯科以外的地区进军。这年，成立了子公司——“英捷科农业”公司，由维克多负责，在别尔哥罗德购买了10万公顷的土地，准备在那里大兴土木建筑。但是，地方当局久久不同意这10万公顷土地的使用。后来查明，这10万公顷的土地与另一个大财团——切尔诺梅尔金财团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因为那个财团也瞄上了这块地。“英捷科”没有退出这场争执。正是由于这块土地，维克多后来被人称为是“俄罗斯最大的土地拥有者”。2003年，“英捷科”发行证券，全力卷入莫斯科的多项重大建筑。2004年2月15日，莫斯科发生了大游乐场“特兰斯瓦尔游乐园”顶棚坍塌事件。因为，建筑这个游乐园的公司是由“英捷科”公司控股的，叶莲娜随之被大众媒体指责。俄罗斯著名的报道企业家活动的《商人报》甚至公开指责她参与了该游乐园的建造。叶莲娜为此大光其火，向法院控告该报造谣中伤她。
第二部分 25.俄罗斯最富有的女人(2)
2004年，叶莲娜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11亿美元，开始上了《福布斯》财富榜。但是，叶莲娜已经感到建筑业的空间太狭小了，不适宜于她进一步地飞黄腾达。就在这一年，她决定将手中的全部水泥厂出售，售款达8亿美元。她用此笔款子投资于两家大公司——“储蓄银行”和“天然气工业”公司。不久，她又购买了更新更大的水泥厂，依然保持住了对莫斯科水泥和预制构件生产和供应的控制权。2005年，她的财富是14亿美元。这一年，《福布斯》称叶莲娜是“俄罗斯唯一的女富豪”。也是在这一年，俄罗斯的一家大众媒体戏称“卢日科夫嫁给了俄罗斯唯一的女富豪”。2006年4月22日，在俄罗斯的“黄金百人”中，叶莲娜位列第29位。2007年，《福布斯》公布的她的财产数字是23亿美元，在世界富豪的排名榜上是第335位。叶莲娜的钱是越来越多，一家意大利报记者在评述叶莲娜的钱时说过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她的钱不是用于保持青春美丽的化妆品，也不是用于‘女人’的其他种种‘傻事’，她的钱是用来挣更多的钱。”
在叶莲娜财富激增的过程中，她也走上了在“英捷科”内部兼并的道路。这就是说，她向她的哥哥开刀了。“英捷科”的股份原本是叶莲娜和维克多各50％。维克多离婚后，25％的股份归了妻子，他自己只剩下了25％。但是，叶莲娜通过各种计算，于2005年1月将维克多的股份定为1％。也就是说，到这时，在“英捷科”公司里已经没有了维克多的股份。2005年12月之后，维克多不再是“英捷科”的第一副总裁。更令维克多气恼的是，2006年12月他从新闻报道上得知，他被叶莲娜解除了“英捷科”公司的职务。2007年1月，维克多向法院起诉叶莲娜，说她侵吞自己应得的财产，并且向“英捷科”公司索要月10亿美元的26％的股份。叶莲娜也不示弱，也一纸诉状将维克多和他领导的公司“英捷科农业”告上了法庭，向“英捷科农业”索要3．134亿卢布。对于这场兄妹之争，立时间引起大众媒体的关注。有媒体问维克多：这场官司的目的何在？维克多说，主要是要讨回公道。“‘英捷科’一开始是我亲手创办起来的。我花了劳动，结果却被踢出来了。我不是圣人，也不是天使。我不准备一边脸上挨了打，还要把另一边脸也凑上去。”记者也问：她毕竟是您的妹妹，而且还有个市长的妹夫。维克多说：“公事是公事，官事是官事。不过，我还像哥哥一样对待她的。”这场兄妹之争于2007年2月又悄悄地平息了下来，至于他们之间财产的分割目前无人得知是如何处理的。不过，叶莲娜依旧保留了“英捷科农业”董事会董事的职务。维克多在事后说，他不会再回到“英捷科”去：“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里去。”
叶莲娜不仅在口头上说最讨厌别人称她为“市长夫人”，而且在行动上也最忌讳别人将“英捷科”的发展与卢日科夫和“市府资源”联系在一起。凡有此举者，叶莲娜决不放过。她总要将持此说的人或媒体告上法庭。对她来说，这就是以正视听，表明她的事业与市长丈夫、与市府决策无关。2000年10月，俄罗斯的主要电视台——公共电视台的主持人多连科在自己的节目中，讲述了叶莲娜在美国有房产，并且引用国家杜马代表列别杰夫的话，说叶莲娜的“英捷科”和她与卢日科夫的关系是俄罗斯典型的“家庭—国家的伙伴关系”。叶莲娜把多连科、列别杰夫统统告上了法庭。2004年1月，俄罗斯《新闻报》声称叶莲娜与莫斯科市政府有特殊的关系。叶莲娜又不依不饶，将该报告上了法庭。叶莲娜最近起诉的一大案件是针对俄罗斯版的《福布斯》杂志的，因为这家杂志在2006年的12月刊载了有关她的专文，封面发了她的大照片，并加了“俄罗斯唯一的女富豪”和“我是有后台的”两句说明词。这可真的激怒了叶莲娜，她把《福布斯》的俄罗斯总编辑和出版这家杂志的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告上了法庭，要求撤回这期杂志并对两被告索要罚款。结果，在美国《福布斯》编辑部的协调和压力下，俄罗斯的《福布斯》不得不重新排版。俄罗斯版的总编辑被罚款109165卢布。一家俄罗斯媒体讽刺地说：“俄罗斯最富有的女人将因这109165卢布而会更加富有。”
叶莲娜似乎也并不完全是在莫斯科市政府的保护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她是个神通广大的女人。她用了一大块原本属于莫斯科大学的好地，但她很会办事，不久就在麻雀山（以前叫列宁山）附近的地方，以23万平方米的面积为莫斯科大学建造了一处新图书馆楼。这事使她的好名声在莫斯科的学者们中间鹊起，新馆开馆仪式上嘉宾云集，连普京总统都亲自出席了。她还是俄罗斯全国的“廉价的和舒适的住房计划”工作组的副组长。现在，几乎经常挂在叶莲娜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为大众建造廉价的和舒适的住房”。目前，“英捷科”的势力已经远远越出莫斯科的范围。在俄罗斯的许多州都有了叶莲娜的影子。她的建筑工程队甚至出现在了奥地利的高尔夫球场的工地之上。她的建筑工程队一年的收入是6亿美元。最近，在卢日科夫又一次被普京总统确认为下一届莫斯科市长的提名后不到两周，叶莲娜的“英捷科”又承包了莫斯科市政府的两项大工程：霍尔丁地区的42万平方米的商业广场建筑工程和米丘林大街上的12万平方米的住宅工程。现在，在“英捷科”进行下的大工程项目仅在莫斯科就有27个。2007年7月，叶莲娜又成立了“大陆公寓”基金项目，她计划通过此项基金吸收社会资金8亿美元，目的是在圣彼得堡、罗斯托夫、乌法和克拉斯诺达尔兴建80万平方米的住房。叶莲娜的触角在伸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在卢日科夫再次得以连任后，她表示，在2010年前，“英捷科”的90％的业务仍将集中在莫斯科。
对于叶莲娜最讨厌的话“市长夫人”，卢日科夫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她不需要我的帮助和庇护。这是个有着一颗四方脑袋的人，生来就具有男人的智慧！”“我夸奖我的妻子，不是因为她是夫人和我孩子们的母亲，而是她的罕见的商业敏感。”对于叶莲娜与市府有特殊关系这样的话，卢日科夫说：“为什么她，一个成功的、强有力的商人要去放弃自己喜爱的事业？我怎么能阻止她，我有什么权力阻止她？”
叶莲娜是个“女强人”。但这个“女强人”的生活很是丰富多彩。她曾经十分喜好骑马，是俄罗斯马球运动联合会的主席，组织过“市长杯马球赛”。现在，不骑马了，迷上了打高尔夫球。为了叶莲娜的新爱好，莫斯科市政府又批准了多个高级高尔夫球场的建造。她还打网球，从事高山滑雪，小口径步枪射击获得过三级证书。她喜欢照相和收集俄罗斯的瓷器。她不满意于莫斯科现有的学校，特意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建造了一所学校，同时也向所有的富人子弟敞开大门。这所学校每个月的学费是2000欧元。叶莲娜说：“这很好。一点也不贵。”
叶莲娜就是这么一个“俄罗斯的唯一的女富豪”。卢日科夫未来4年的任期无疑将给她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财富。不过，从叶莲娜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即使没有了卢日科夫，她也不会从财富榜上悄然消失。她的根基，“英捷科”的根基已经很牢。由于她在向银行和天然气工业进行投资，她的根茎无疑将迅速向俄罗斯的东部地区扩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将是这个“女强人”的新天下。在卢日科夫又一个任期期满之后，卢日科夫是75岁，而叶莲娜还只有49岁。这是个充满生机的和有无限前途的年龄。
（《中国企业家》，2007年9月第301期）
第三部分 1.普京与布什的四次握手(1)
自2000年初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普京总统的专机经常在欧亚大陆上空飞来飞去。在2001年的11个月中，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其他重要人物举行了798次会晤；他访问了22个国家，在此期间举行了196次高级会晤和谈判；他还和外国领导人通话123次。在国内事务上，他的日常工作会晤达到了229次，亲自主持的会议达103次。他还14次在国内各处进行巡视，参加过21次颁奖仪式，除了颁奖外，还发表讲演200次，每次都在10分钟以上。
在这一连串繁忙活动中，普京与布什的四次会晤和握手是很吸引人们的关注的。俄美两国由于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利益相左，近年来矛盾频起，争斗不断。特别是2001年初，布什成为白宫的新主人后，俄美关系经历了一波三折。布什上任伊始，美国政府就以“涉嫌洗钱”为由扣押了前来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普京的前事务局局长、现任俄白联盟秘书的博罗金，这似乎是对普京和俄罗斯政府的一个下马威。1月27日，还没有把白宫的金交椅坐热，布什就宣布要履行竞选时的承诺，执意要部署国家反导弹防御系统。随后，“汉森间谍案”又触动了布什敏感的神经。一怒之下，他宣布驱逐50名俄罗斯外交官。此时此刻，他已经将普京特赦美国间谍波普的事丢到脑后去了。面对挑战，普京也毫不示弱，立即宣布驱逐同等数量的美国外交官。一时间，俄美关系急转直下，几乎降到了冰点。
心平气和之后，两位总统都意识到，再这样僵持下去对两国都不利。于是，就有了6月16日普京和布什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的会晤与第一次握手。普京在与布什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这样的话：“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到我们会晤之前，有许多议论说俄美关系中遇到的问题太多，正在走向某种危机。我想，我们今天和美国总统会谈的性质和结果可以止住这种议论了。”普京在反驳了“俄美关系危机”说的同时，还极力宣扬俄美间，尤其是他自己和布什的亲近关系。他说：“我感谢总统邀请我访问美国并将满意地这样做，更何况他答应请我去他的牧场。我自己也将很高兴在自己家里接待他，不仅是正式访问。”在普京和布什的这次会晤中，他们谈到了俄美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南斯拉夫危机问题、反导弹防御问题以及北约东扩的问题。尽管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结论，但俄美两国毕竟在卢布尔雅那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普京与布什的私人关系开始发展起来，这正如普京在会晤后对记者所说的：“很多人认为布什没有经验，但我认为他非常能干”，“很多人都叫他小布什。但对我来说，他并不小。我是1952年出生的，而他是1946年。”
7月21日，普京参加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普京和布什第二次握手。在这次会晤中，普京坚持要将美国的反导弹防御计划和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布什同意了普京的建议。这正如22日普京在二人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至于反导条约和进攻性武器问题，我已经说过，这两个问题应该综合起来看。毫无疑问，这是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问题。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感到处于危险之中。我曾认为，并继续认为，要解决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主要是要维持局势的平衡，人类依靠这种平衡才能过着稳定和相对和平的生活。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削减进攻性武器问题上，普京说的话就模棱两可，并在事实上规避实质性的削减问题。当有记者问他：“您说过，俄罗斯方面将削减自己的核储备。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在美国发展反导系统的情况下，你们也将不增加这些核储备？”普京的回答是：“我认为，只有在单方面退出条约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可能的回应措施。我没有谈增加导弹本身的数量，我只谈到可能以分弹头取代单弹头。但正如我们今天已经说了的，按照我们的相互理解，我们准备一揽子来研究进攻和防御系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就不需要那样做。这是要谈判的问题。从总体上说，我们已经同意，不管是哪种方案，今天我们都可以沿着削减进攻性武器的道路前进。”
而就在这次峰会期间，俄罗斯试验发射了SS－25洲际弹道导弹。这一事实无疑是对普京在峰会上立场的支持，同时也似乎明确告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如果美国部署国家反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将作出相应的回应，这除了增加核导弹弹头的数量外，还会包括对已经签署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再议和再决策。
在这次峰会上，普京呼吁各大国能和俄罗斯一起行动，“成功取决于制订共同立场的途径”。普京还警告说：“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之间出现极端主义势力可以乘虚而入的裂缝，那么，整个进程就会遭到破坏。”9月11日，这个足以让“极端主义势力乘虚而入的裂缝”还是不期而至地出现在美国的国土之上。这一天，美国纽约和华盛顿连续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尤以纽约世贸大楼的被飞机的撞击而垮塌为最。当布什所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还在美国上空飞行，纽约上空黑云密布的时候，普京就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第一个给布什打去电话，向美国人民表示“最沉痛的哀悼”。普京还就“9·11事件”发表了声明：“今天，美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国际恐怖主义发动的侵略行动。首先，我对所有遇难者和牺牲者的家庭表示最深切的同情。今天在美国所发生的事件已经超出国家界限的范围。这是对全人类，至少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肆无忌惮的挑衅。今天所发生的事件再一次证实了俄罗斯提出的联合国际社会一切力量同恐怖主义这一21世纪的瘟疫展开斗争的建议的迫切性。俄罗斯不是听人家说才知道什么叫做恐怖。因此，我们最理解美国人民的感情，所以我要以俄罗斯的名义向美国人民宣告，我们同你们在一起，我们完完全全地分担和感受你们的痛苦。我们支持你们。”
第三部分 2.普京与布什的四次握手(2)
普京在对美国人的声明中，除了哀悼和同情外，他向布什伸出的橄榄枝实际上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俄美联合起来，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反对恐怖主义。关于和美国的修好与结盟政策，与美国人一起反对恐怖主义，在俄罗斯国内是有不小的阻力的。为此，普京在于9月24日与联邦委员会和杜马领导人会见，征询他们的意见，主要是有关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意见。普京的主要思路是：通过俄罗斯在中亚各国的军事基地，给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提供一条支援性的走廊。普京说：“我应当说，最近我相当频繁地同中亚国家元首进行了会谈。从总体和整个来看，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相互谅解，而且是充分的相互谅解。我们同欧洲主要国家、美国的关系非常活跃。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同这个范围的同仁们会见，不同你们就这个对确定俄罗斯现在和将来在世界上地位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问题进行商议，我就没有权利最终发表某种观点。”由此可见，普京把“9·11事件”看成为是在国际舞台上提升俄罗斯地位的重大机遇。
普京狠抓了这个机遇。同一天，普京发表了《国际社会应在反恐斗争中联合起来》的总统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普京把俄罗斯说成是反对恐怖主义的先锋：“俄罗斯联邦早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并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现在自然准备为反恐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注意加强那些为强化国际安全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作用。这就是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必须大力完善可以对恐怖行动作出有效及时反应的国际法基础。”为此，普京提出了进行特工系统的积极合作、提供俄罗斯和中亚各国领空用于人道主义的援助、准备参加搜寻性质的国际行动等。普京同时还强调：“我们同样认为，研究车臣事件不能脱离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同时我们理解，这些事件具有自己以前的历史。我认为，直到现在车臣还有人在虚假的和被歪曲的影响下拿起了武器。今天，当文明世界确定了自己反恐怖主义立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该确定自己的立场，这个机会应当给予那些在车臣还没有放下武器的人。”普京这些话的用意实际上是俄罗斯对美国反对恐怖主义开出的条件和价码：美国和西方世界必须承认俄罗斯的车臣战争是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斗争中的一部分。
在随后美国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中，俄罗斯如所承诺的那样，为美国的空中运输开放了自中亚至俄罗斯南部疆界的空中走廊。普京和布什频频电话联系，两人的关系日趋紧密起来。10月21日，普京来上海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与布什第三次握手，这次他们已经是作为朋友和战友见面握手了。普京在与布什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全力支持布什进行的阿富汗战争：“第一，我完全同意布什总统的立场。我认为，他的行动是经过权衡的，是对美国遭遇到的那个威胁的合适的回应。第二，如果我们已经开始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那就需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普京欣喜地宣称：“今天俄美合作正在有把握地向前发展。我们充分地考虑到世界上已发生的全球性变化并正在坚定不移地巩固业已更新的关系的基石。在业已进入的世纪中，我们的战略优先点就是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世界文明统一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致力于实现全球发展和进步的共同目标的伙伴关系。”
对于布什和美国人的明显的支持，普京事实上有着更为深远的目的。11月5日，普京在回答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第一次承认，他作出的与美国接近的选择是战略性的和历史性的：“俄罗斯相当早就已经为自己作出了这个选择。但是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发觉了这一点。而在9月11日以后，就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了。而且人们充分意识到了，俄罗斯不仅完全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整个文明社会的战略同盟军，当然，也包括首先成为美国的同盟军。我想，9月11日的悲剧事件不过是让我们大家都睁开眼看到了这个事实。它再次着重说明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应对这种事件，我们就应该站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一次，普京面对美国重申了：“冷战早已结束”的话。他说：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冷战’不仅已经结束了，而且世界上已经建立了使俄罗斯和美国可以齐心协力地解决许多当代经济性的和安全领域的问题的条件。”普京的此番话中透露出了俄罗斯与美国一起重新主宰世界的愿望。
11月13日，普京应布什之邀赴美国访问，普京和布什在美国的领土上第四次握手。布什极尽地主之谊，甚至在得克萨斯州自己的牧场里招待普京夫妇。他们在那里，在林间漫步，一起烤肉，尽显友情。普京说：“在白宫感到非常愉快。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布什总统不仅带我参观了他办公的地方，而且还十分同志式地，我要说是好友式地向我介绍了他生活的地方。一切都让我看了，向我介绍了。我们几乎参观了每一幅绘画作品。这不仅非常有意义，而且似乎还使我们关系的性质也向好的方面发展了。”同一天，普京在会见美国企业界人士和政治活动家时，回顾了俄美两国历史上的交往后说：“我相信，现在，当‘我们的命运再次同历史相遇时’，我们不仅将成为伙伴，而且还完全能够成为朋友。必须积极行动，要记住杰克·伦敦的着名小说的主人翁的呼唤，他说：时不待我。”
普京与布什的四次握手，他们私人亲密关系的发展使俄美两国在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美国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普京在反对车臣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得到了布什的承认。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彻底改变俄美间的对待各自的相互的基本立场。俄美间仍然面临几个最重大的问题难以解决。其中一个是与北约的关系和北约的“东扩”问题。就在普京访美后的第9天，11月23日，他在与俄罗斯联邦会议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谈话时谈了对北约的立场：“我想再次强调一点，那就是俄罗斯不打算排队加入北约组织。从本国经济、科学技术、人力、军事和领土潜力方面来讲，俄罗斯是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也是个有能力保证本国国防的国家。但是，在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仅愿意与世界各国，而且愿意与所有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合作，特别是安全领域的合作。我们在很多方面准备使我国的立场与北约接近到北大西洋联盟本身在考虑到我国利益的情况下准备对此做到的程度。”这番话表明了俄罗斯对北约的基本态度：接近（或者说“东扩”）是有条界限的，那就是不能越出“我国利益”的程度。
接触和防范并举，是普京对北约的基本决策。所谓接触，就是俄罗斯考虑加入北约。6月16日，普京在卢布尔雅那会见记者时说：“大体上在一年前，我在某个地方回答过是不是可能会加入北约的问题。我说了，为什么不呢？”普京还说，这是自苏联以来政府的决策。为此，普京引用了苏联政府1954年致北约成员国的照会：“苏联政府遵循自己始终不渝的和平对外政策原则，为谋求减少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准备和有关政府一起审议苏联加入北大西洋条约的问题。”普京还特别强调：“你们要明白，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把北约看做一个敌对组织。”
其中之二是有关反导弹防御条约的问题。普京的基本立场是：1．“1972年的反导弹防御条约是重要的，有效的和有益的”；2．这种反导弹防御应是有条件的，“我们在莫斯科周围，美国是在自己的基本核基地周围建立了这样的系统……遵循这些立场，我们完全可以在现行条约的范围内规定条件，而且在不破坏它的实质的情况下，规定出完全能够相应的回答当代挑战的条件，促进消除美国领导人在战略防御系统存在的那些担忧。”在这个问题上，俄美间存在着严重的斗争。美国政府试图退出反导弹防御条约的意图愈来愈明显。
其中之三是反恐问题。就美国而言，反恐的主要问题是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不扩散问题，而对俄罗斯而言，就是要求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承认俄罗斯的车臣战争是反对恐怖主义，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普京明确指出，在车臣，“那里的大部分问题还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造成的。”普京还说，在车臣除了恐怖主义，还有分立主义。普京对“欧洲”发出了警告：“我们不支持其他国家的分立主义，我们希望任何人都不支持我们国家的分立主义。对于欧洲来说，这将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因为如果这样做，我们会把欧洲拖入一个永无休止的族际和地区冲突之中。”
所以，尽管普京此时一再重申与美国的合作是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的，但是，这方面的前景未必如普京所期望的那样乐观。
（《环球时报》，2001年11月30日）
第三部分 3.均衡失势下的俄罗斯国家安全(1)
历史表明，世界是在均势、均势失衡和再建均势的过程中进行的。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冷战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均势。维持这种均势的主要是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和霸权。这种均势决定了美苏无论是哪一方都不可能一意孤行，在扩军备战的过程中，哪一方也要考虑对方的反映、态度和可能采取的行动。在这种均势状态下，美苏双方的决策和行动都受到了对方决策和行动的牵制。
苏联的解体使这种均势第一次严重失衡，美国成为力量翘起的那一端。从此时起，俄罗斯再也没有雄霸一方的军事力量来和美国对抗。在均势失衡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变得没有任何保障，一时间谈不到什么国家机密、军事防卫和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感受到了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极端不平衡，有一种跌落于二三流国家的孤寂和悲哀。均势的骤然失衡导致了国家安全的骤然危机。俄罗斯处在了十字路口：是随着国家安全的崩溃而丧失一切国家利益，还是挽大厦于既倾，重建国家安全？普京总统选择了后者。
重建俄美间的均势是重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但是，在新的形势下，重建俄美间的均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俄罗斯的生存和发展偏偏需要一种均势，哪怕这种均势是一种暂时的关系调整，一种力量的短暂协调。在不能以武器对武器、实力对实力、平起平坐的情况下，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就成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决策的主要方向。普京决定通过欧洲之路来接近美国，于是，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德法、欧盟就成了俄罗斯与美国间亲近的桥梁。俄罗斯和美国亲近关系的主要目的在政治上是寻求一种近似于调整和协调的某种局部均势，在诸如车臣战争这样的俄罗斯国内棘手问题上得到美国的支持，在经济上是要获得援助，以解决俄罗斯在诸多问题上的燃眉之急。“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对美国的关系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一些评论家说，普京是在“9·11事件”后迅速倒向美国的。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对普京来说，美国始终是主要对手，俄美关系是俄罗斯一切国家关系中的主要关系。作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政治说的坚定支持者和这一政策的毫不动摇的执行者，普京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摇摆过。对于俄罗斯国家安全来说，俄罗斯和东方，俄罗斯和中国、东南亚、东北亚之间关系的利益要远远小于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俄美关系中，俄罗斯既取悦于美国，又和美国有争斗。这种争斗主要表现为：俄罗斯竭力要显示美国并不是世界上力量的唯一部分，而失衡下的俄罗斯依然具有某种实力。科索沃战争前，俄罗斯威胁美国要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但美国避开了这一威胁，最后以北约的名义发动了对南联盟的轰炸。美国出兵攻打阿富汗时，俄罗斯坚决不同意美国使用俄罗斯的边界机场及设施。俄罗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追求一个目的：在均势失衡状态下保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伊拉克战争使俄美关系进一步失衡，这种失衡使俄罗斯感到了更深的忧虑。俄罗斯忧虑什么呢？
俄罗斯忧虑在伊拉克战争的情况下，和美国的关系将会发生某种不利于俄罗斯的逆转。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就坚决反对美国在联合国之外，用武力来解决伊拉克问题。为此，俄罗斯在历史上第一次和德国与法国在政治上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对美国说了“不”字。普京总统说，伊拉克战争对国际安全造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这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对失衡状态继续下去的严重担忧，对自己会变得更加软弱的地位的严重担忧。
俄罗斯忧虑伊拉克战争将会使独联体国家分歧扩大，从而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能力和重新争得均势的地位。在战争进行时召开的独联体国家安全会议没有就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取得一致的意见，各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有很大分歧。除了俄罗斯，在其他12个独联体国家中，一国支持伊拉克，四国支持美国的战争，甚至表示愿意为美国开放空中走廊和机场，七国态度不十分明朗。俄罗斯担心，美国的影响和势力将在独联体国家中扩大并可能导致独联体的解体。
第三部分 4.均衡失势下的俄罗斯国家安全(2)
俄罗斯忧虑伊拉克战争将使恐怖主义行动扩大至俄罗斯境内，并使车臣的分裂主义势力和恐怖行动加剧。美国在打击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基地时，就曾造成了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紧张，并使许多俄罗斯人担心美国势力针对俄罗斯的扩张，而这次伊拉克战争加深了这种忧虑。
俄罗斯忧虑伊拉克战争将使俄罗斯在伊拉克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战争的后果又必然会使俄罗斯在未来的伊拉克的石油利益中大大失分。这种对现在和未来的严重担忧表明了俄罗斯失衡地位的软弱。
对于俄罗斯人来讲，他们还担忧伊拉克战争将使他们手中积累份额在增加的欧元贬值，同时美元也在贬值。伊拉克战争一打响，俄罗斯市场上的欧元的比值就迅速下跌了1卢布。当时，人们就预测，如果美国赢得战争，欧元和卢布的比价将要低于美元和卢布的比值。有观察家说，如果萨达特给布什准备的是另一个越南，那美元将大跌。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在存款时最好是一半存欧元，一半存美元。此外，伊拉克石油的停产和世界市场石油价格的下跌最终将导致俄罗斯国内通货的膨胀，这不能不令政府和普通俄罗斯人都深感忧虑。
一切的忧虑都导致普京决策要迅速地、更进一步地加强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武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和绝对要素。尽管俄美间就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达成了协议，俄罗斯的国家杜马也将很快批准这一条约。但是，这一条约仅仅是规定把核弹头从发射架上卸下来，放到仓库里去，并没有涉及将核武器发射架、运载工具和核弹头销毁的问题。这是一种“将子弹从枪膛里退出来”的做法，它依然潜藏着极大的危险性。在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同量的削减，而在于武器的使用后的再生能力上。美国的经济实力保证了极大的再生能力，而俄罗斯目前几乎根本没有再生能力。
普京认定了武器对国家安全的绝对重要性，所以执政伊始就开始抓新的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革新和出口。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军工生产为主来带动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进而促使整个经济复苏和发展的路线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根据俄罗斯最近公布的材料，仅仅在2002年，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产品的出口总值就达到了42．8亿美元。出口中占第一位的是航空技术产品，占70％，其次是陆军和海军使用的各种武器。出口地区涉及非洲、海湾地区国家、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普京对此情况十分高兴，在4月下旬的一次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他把这种军事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看成是发展“科学集约产品”的刺激因素。特别赋予这种生产以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他说：“这不仅应该促使外贸的发展，同时也应该加强俄罗斯的外交立场。”
振兴军队，使俄罗斯军队从一蹶不振中走出来，重新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普京认为，重振军队得先重振海军，俄罗斯国家在历史上首先是以海军大国和强国而著称的。他说过，军舰停泊在港湾里，水兵不出海，还算得了什么海军。于是，就有了后来巴伦支海上的军事演习和“库尔斯克号”潜艇的沉没。近几年来，普京一直倡导并亲自过问海军军事演习计划的实施。在太平洋、黑海、波罗的海不断有军事演习，到了2003年这种演习就发展成为俄罗斯近几年中规模最大的一次。3、4月份，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舰队五大舰队开始同时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所有的主力舰（除了“库兹涅佐夫号”）全部参加，并有空军、炮兵、海军陆战队和导弹防御部队的协同参加。演习地区横跨日本海、巴伦支海、波罗的海、黑海、里海、阿拉伯海附近海域和印度洋的北部。俄罗斯的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有三个特点，一是它进行的时间几乎是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同时进行，二是它没有事先预告演习结束的时间，只是说演习将随着局势的发展，而确定舰队返程的日期，三是伊拉克是这次演习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根据演习计划，俄罗斯军队要在伊拉克的乌姆盖斯尔登陆，并占领该地的石油设备。这一计划最终因为美国在战争中真实地占领了乌姆盖斯尔而不得不作罢。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对这次演习寄予厚望，他所解释的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密切关注我们的武装力量，以便在事态发生各种变化时，都能保障俄罗斯有可靠的、绝对的防御能力”。
第三部分 5.均衡失势下的俄罗斯国家安全(3)
这次演习的实际作战意义要远远小于政治和外交的意义。俄罗斯是想通过这样一种跨地区、多舰队、多兵种的联合演习来向美国表示，俄罗斯是个确实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目前是在处于力量失衡的状态下，但它在发展，它在积蓄力量，它在寻找新的平衡并希冀总有一天会找到这种新的平衡。这无论如何对美国是个头疼的问题，但目前美国的反应只是派出潜艇进行侦察和监视。俄罗斯的类似军事演习还将进行下去，这种试图补偿和加强失衡均势的努力也将继续下去。
对军队进行改革，使之适应新条件下的战争。这也是俄罗斯当前捍卫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除了用新武器、新的军事技术装备军队外，使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年轻化、国家安全意识化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最近几年来，普京总统不断以年轻化的、具有国家安全意识的军官来替代老一辈的军官。尽管如此，这种更替进行得是很缓慢的，也是艰难的。那种“爷爷辈”的军官仍是很多，目前军队中的“爷爷现象”成了军队改革的严重障碍之一。在俄罗斯一代年轻人中，甚至出现了反对“爷爷现象”的运动和基金会，他们要求加快进行军事改革，提出的口号是：“不要爷爷现象”，“给俄罗斯强大的军队”！最近，俄罗斯军事科学院战略核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德沃尔金也承认说：“从第二次海湾战争应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应该是：我们武装部队的结构太陈旧了。”
在这种军队改革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正在试图将目前俄罗斯的军队变为一支跨国的军队，即俄罗斯政府期望在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旗帜下，征召独联体国家的年轻人参加俄罗斯军队。4月下旬，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明确表示，可以吸收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入伍，服役3年后，这些年轻人将可以获得俄罗斯的国籍。这种改革是明显着眼于更广阔范围的俄罗斯国家安全的角度的。另一点是，在军队兵种的结构上，普京特别强调了情报间谍部队的重要性。
所有这一切又将基于民众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高涨。因此，用一种强军主义来激励民心，用一种强国主义来恢复均势失衡下的民众的士气，是普京一执政就全力在抓的工作。普京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彼得大帝—涅夫斯基—库图佐夫”式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俄罗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文化渊源的大国爱国主义。在军事失衡下和国家地位衰落的情况下，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极大的鼓舞和鼓动力量，是最易于被群众所接受并能付之实际行动的。普京的爱国主义使失衡下的俄罗斯有了一种支撑、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基础和力量。
从地区而言，俄美间的失衡主要集中在海湾地区、阿富汗一线和中亚地区，这些地方或者过去是俄罗斯的力量影响所在，或者是它的势力范围，或者是与这些地区的国家和组织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与合作。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失衡，标志着俄罗斯的利益在这些地区的丧失或者削弱。对俄罗斯而言，伊拉克是这一地区中的关键地方。不久前，英国报纸报道了记者戴维·哈里森在沦陷的巴格达发现了一组俄罗斯与伊拉克进行合作的文件。这组文件表明，俄罗斯与伊拉克的合作至少在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俄罗斯向伊拉克提供ＡＫ自动冲锋枪等武器，二是俄罗斯的一些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工作，三是俄罗斯向伊拉克提供各种物资。俄罗斯和伊拉克还签有在情报工作上进行合作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双方将交换有关伊拉克邻国的军事动态和购置武器的情况。俄罗斯官方对这些材料没有做出正面否决，只是说不可能有这些文件。但是，从美军在巴格达查出大量的ＡＫ自动冲锋枪可以佐证这一点。本文前面提到的海军演习，如没有伊拉克政府的合作，俄罗斯军队要在模拟战中攻占乌姆盖斯尔的计划的实施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俄罗斯的两名将军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6天才离开巴格达。一位是曾担任过副国防部长的阿恰洛夫，另一位是空防专家马尔采夫将军。他们在离开前，接受了伊拉克政府的勋章，并且声称：“我们不是来此喝咖啡的！”
伊拉克战争是世界均势进一步失衡所产生的必然后果，而伊拉克战争又使本来已经失衡的俄美关系更加失衡。在伊拉克战前，俄罗斯联合德法反对美国用战争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对美国进行了声势十分强烈的斗争。但所有的斗争都是有节制的，俄罗斯并不想在伊拉克问题上最终得罪美国，斗争通常是点到而止。当伊拉克战争一打起来时，俄罗斯就在竭力表示要在联合国主持下参加伊拉克战后的重建工作，而当大规模军事行动一结束，俄罗斯的这种愿望和行动就更迫切了。为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为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普京不会放弃伊拉克。在目前一段时期，伊拉克问题将是俄罗斯在失衡中调整俄美关系的主要之点。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着眼，俄美关系的调整和顺化优于对其他关系的调整和顺化。
从地理位置而言，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这种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状态使它，或者是缓和东方，对付西方，或者是缓和西方，对付东方，或者中立于、冲突于东西方之间。不过，从历史进程来看，后者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就政治实质而言，苏联不是俄国的继承国，俄罗斯也不是苏联的继承国，但是，这种地理位置的空间概念却是一脉相传的。俄罗斯国徽的双头鹰形象似乎准确地说明了这种状态：在双头鹰的注视下，俄罗斯期望能有一个处于均衡势态中的发展环境。尤其是在目前，在双头鹰的注视少有进攻性的状态下，这种均衡空间的需求就显得十分的醒目。
国家安全是俄罗斯当前最重大的需求。加强这种国家安全，提升它的可靠程度和力度将是俄罗斯政府和普京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决策和行动的主要出发点。
（《澳亚周刊》，2003年7月）
第三部分 6.普京、俄罗斯和上海合作组织(1)
中亚的4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总计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这是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每平方公里的居民数，哈萨克斯坦是6．1人，吉尔吉斯斯坦是21．6人，塔吉克斯坦是35．7人，乌兹别克斯坦是44．5人。其中，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接壤。
在苏联时期，中苏间长期存在领土和边界的争议，这种持续不断的争议在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上时起时伏，有时是唇枪舌剑，有时是真刀真枪。苏联的解体使这种中苏间的边界争议和谈判在瞬间就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的争议和谈判。但是，时代不同，解决领土和边界争议的办法也就有了变化。1996年，中俄两国领导人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对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了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自此，中俄两国关系就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健康发展。随之，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谈判就顺利地、有效地进展起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漫长的边界线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和稳定的状况。
1996年4月2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飞抵上海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界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问题》。一年后，1997年4月24—25日，五国首脑聚会莫斯科，继续就边界地区的信任与合作问题进行协商，最后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从边界军事领域的信任到边境地区的相互裁军，五国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渴求边界的安定和中亚地区的稳定成为各国共同的愿望，而在会晤中所表现出的互信、互利、平等、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相互协商的精神成了共同信守的原则。这种原则被人们称为“上海精神”，而五国元首会晤也被称为“上海五国”。
在俄罗斯，这时是叶利钦总统当政的时期。他为国内一系列问题的得不到解决而困扰，尤其是临近中亚的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问题令他十分头疼。1991年秋，车臣的杜达耶夫宣布车臣共和国独立，叶利钦把此行动看成是民族分裂主义。11月8日，叶利钦总统签署命令，宣布车臣处于紧急状态，并开始将特种部队调往格罗兹尼。由是开始了第一次车臣战争，随之，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骚乱更猛烈地蔓延开来。民族分裂主义成了俄罗斯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此时，尽管在中亚地区，民族、宗教、资源和领土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但是，由于国际局势发展的特点，恐怖主义尚未成为各国密切关注的焦点。在1998年7月3日的阿拉木图五国高峰会议上，共同的认识是要打击各种邪恶势力，而对这种邪恶势力的表述，在当时的文件上是把民族分裂主义放在第一位的，即“要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及跨国犯罪作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建议召开一次扩大的会议，来讨论亚洲各国的相互关系和所需要采取的措施。中方建议，在五国范围内扩大地区安全和经贸合作。随之，中亚地区和亚洲的安全成为会晤的主要话题，而会晤的积极成果是从边界安全方面的军事合作推广至贸易、经济和能源方面的合作。阿拉木图会晤推动了五国进一步理解和接近的过程，在边界安全、地区稳定、相互合作等方面形成了新的思维和标准。
1999年8月24—25日，在比什凯克会晤中，俄方建议举行五国的执法机构、国防和外交部长会晤，并建立经济专家共同工作小组。会晤所发表的宣言强调了五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表达了各国要恢复和重建“丝绸之路”的意愿。五国间的地区合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时，俄罗斯政坛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叶利钦总统在1999年12月31日将权力移交给普京，普京任代总统。2000年3月26日，普京竞选获胜，任俄罗斯第二任总统。普京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恰恰是在车臣和北高加索的问题上。2000年7月8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车臣问题是没有解决好联邦问题的极端例子。这个共和国的局势是如此严重，以至它成了国际恐怖主义向俄罗斯扩张的基地。这是因为没有国家的统一所造成的。车臣在1999年证实了以前所犯的错误。只有反恐怖行动才能回击瓦解俄罗斯的威胁。”由此可见，普京第一次将车臣问题归结为是恐怖主义，并随之将这种恐怖主义的危害性以及与之作斗争的严重性诉诸国际社会。
就在普京执政后的几天，在阿斯塔纳举行了“上海五国”的国防部长首次会晤，成立了五国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领导人的“比什凯克小组”。2000年7月5—6日，在杜尚别的高峰会晤中，各国元首再次强调了世界是多极的，而这种多极局势将是国际形势稳定的积极因素。会上，江泽民主席强调，要维护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的权威，维护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普京总统强调，要使反恐斗争具有法律基础，以提高这一斗争的效率。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杜尚别会晤决定将“上海机制”提升为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关于组织的名称，普京建议用“上海论坛”，卡里莫夫建议用“上海联盟”这样的名称。而中国建议用合作组织，会晤的结果是同意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名称。其后不久，即7月17—19日，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北京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等7个政府间的协议，大大促进了两国战略伙伴协作关系的深入发展。
第三部分 7.普京、俄罗斯和上海合作组织(2)
于是，2001年成了“上海五国”发展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上海浦东的蓬勃发展景象和香格里拉饭店花团锦簇的盛景标志着中亚地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六国元首在会晤中再次重申了相互间的信任、友谊和睦邻关系。江泽民强调了从“上海五国”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是时代需求，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六国间的关系从过去的以政治军事利益为主，现在扩展到经济、人文和文化的领域。他呼吁加强六国间的文化、教育、科学方面的合作。普京说：“中亚是个问题相当多的地区，那里的冲突潜力是很大的。但是，那里也有许多未被利用的资源和领域，比如能源的合作、高技术领域的合作和空间合作等，它们可以为相互的利益来加以发展。”会晤的结果是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在这些文件中，将分裂主义提升到邪恶势力的第一位。根据这一公约，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建立地区反恐中心和国家间的协调委员会。
高峰会晤期间，普京总统的夫人普京娜起到了中俄“亲善大使”的作用。她访问了华东师大，在那里和学习俄语的学生进行交谈，并向该校的俄罗斯研究中心赠书。她对那里的年轻人说：“古代中国之谜曾吸引了我们先辈的注意。因此，现在俄罗斯的青年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很感兴趣。”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期间，中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充满着友谊和睦邻，并令人能兴奋地展望未来的阶段。而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的访问和《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签订则把中俄关系推向了一个高潮。莫斯科时间，2001年7月16日下午2时，江泽民和普京在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宫的“绿色会客厅”里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的签署是摆脱“冷战思维”的产物。在“冷战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不结盟即敌人”。现在，一个新的准则替代了“冷战思维”：“不结盟也可以是朋友、伙伴和睦邻”。这将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也必然会对中美、俄美、中俄美之间关系的发展和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机制的健康发展。
然而，美国的“9·11事件”使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普京第一个作出反应，称“9·11事件”是一场“可怕的悲剧”。9月22日，普京在索契召开俄罗斯强力部门领导人会议，强调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是当前的首要工作。24日，普京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的五项原则。9月23日，普京还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通话，向他们明确表示，不排除这些国家向美国提供机场的可能性。10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向普京通报：“一至一个半小时后，反击阿富汗恐怖分子的行动就要开始了。”其后，俄美关系进入一个解冻和亲善的新时期。美国对阿富汗“基地分子”的战争及其军事力量进入中亚地区使这一地区的力量格局发生微妙变化，俄罗斯支持美国人的行动，是希望切断“基地分子”对车臣恐怖主义分子的支持和对车臣地区的渗透。由于局势的这种变化，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一话题。9月14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第一次会晤上通过的总理宣言就明确指出：“国际恐怖主义已对全人类构成严重威胁。美国的悲惨事件表明，恐怖主义无国界，无道德标准。只有各国联合努力，才能消灭这股邪恶势力。”此后，“上海合作组织”就加快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组织工作。
“9·11事件”之前，西方国家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持双重标准，拒不认为俄罗斯的车臣恐怖主义分子与分裂主义分子和中国的“东突分子”为恐怖主义。“9·11事件”后，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发生变化，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向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表示：俄罗斯在车臣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将予以全力协助。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也终于同意将“东突分子”列入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名单。在此局势下，“上海合作组织”本身的发展及其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2年圣彼得堡“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晤的前两天，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日，为此在莫斯科组织了“现阶段保证国家安全的迫切问题”论坛。在论坛的讲话中，普京说：“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地保卫国家安全”。他十分强调：“现在，一个国家决不能只靠武器的力量来保卫安全。过去几年中，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应付这些变化用习惯的、传统的办法已经不行了。”
2002年6月6—7日，“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晤在圣彼得堡郊区的彼得宫区的大理石宫中召开，讨论的正是应付这些变化的非习惯的、非正统的办法。中国在这次会晤中起了重大作用，普京在开幕词中说：“我想特别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建议，会址选择在圣彼得堡。”这次会晤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等文件。《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使该组织有了法律基础，所以普京说：“如果说从前这一组织的存在是事实上的话，而从今天起它就是法律上的了。”会晤中，各国首脑对当前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看法不尽相同。阿卡耶夫总统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应该积极在阿富汗工作，反对“基地分子”。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有着共同的边界，所以他们最担心来自阿富汗的威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说：“美国的反恐行动后，毒品贸易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增加了15％。恐怖主义还没有被压制住，分裂主义也还没有被战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富国应该帮助社会关系方面落后的国家。否则，我们将会看到10个阿富汗。”江泽民在讲话中呼吁六国共同努力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他是用俄语结束自己的讲话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上海合作组织的明天将更加美好。让我们一起努力朝这个方向前进。”元首们同意尽快建立反恐行动中心。会后，普京对俄罗斯新闻社的记者说：“‘上海合作组织’不是集团，不是封闭的社团。它的目的、原则、任务和相互关系的机制都是绝对透明的。”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大问题，他说：“从理论上讲，一切都是可能的。所有同意宪章中所阐述的原则的国家都可以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
第三部分 8.普京、俄罗斯和上海合作组织(3)
2002年12月初，普京访问北京。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这一声明不仅重申了“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永不为敌”的战略思想，而且扩大了两国间合作的范围，赋予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和经济合作以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大大促进了“上海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2003年5月29日，“上海合作组织”首脑在莫斯科会晤。胡锦涛在讲话中建议将注意力放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会晤的结果是决定在北京设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比什凯克设立反恐中心指挥部，选举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为执行秘书。高峰会晤期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国防部长共同签署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备忘录。6月18日，普京签署了“关于执行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的中央主管机构”的命令。普京还委任沃罗比约夫为“上海合作组织”事务总统特别代表。8月6—12日，分两阶段在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和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一次军事演习（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参加）。这次演戏是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目的，指挥、协调反恐作战能力。这次演习首次实行了各国军队的联合，深化了各国军事领域的合作，表明了“上海合作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立场和决心。关于这次军事演习，8月4日，俄罗斯联邦议院上院议长米罗诺夫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它再一次证明‘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十分活跃和具有远大前途的国际组织。”
目前，“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席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下一次高峰会晤计划将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作为国际地区组织的“上海合作组织”将在2004年1月1日启动工作。
从1996年“上海五国”至今，“上海合作组织”经过了一个艰难而又辉煌的发展过程。在新的形势下，它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它的发展进程表明，它是在中俄关系发展进程中发展的，中国和俄罗斯是这一组织发展的核心。因此，中俄关系的未来决定着这个组织的方向和前途。目前，中俄关系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两国不仅基本上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高科技和人文等诸多领域进行着有效的多方合作。这方面，边界的稳定和经济上的互补性（目前，尤其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是保证两国关系继续朝更为友好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根据俄罗斯报刊公布的材料，中俄之间的武器贸易占了俄罗斯对外贸易和中俄之间贸易的很大份额。这种份额是中俄两国目前都非常需要的，也是保持中俄之间力量基本平衡的重要因素。中俄双方都需要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而在目前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方面来保证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所所长科科什金就把“上海合作组织”比喻为是“围绕在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友谊腰带”。
但问题是，中亚——这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影响地区，直至目前仍是俄罗斯生命攸关的利益地区。这里有几个因素，一是中亚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能源地区，尤其是里海丰富的石油储藏量预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之而来的是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石油和运输方面的巨大利益；二是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在历史上就是俄罗斯的“巴尔干”，是俄罗斯的“软肋”，而在目前，这一情况尤为严重。中亚各国之间、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边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就造成了各种邪恶势力在这里的流窜和相互支持，俄罗斯因而不得不特别关注这里的安全和稳定问题；三是在中亚地区居住着相当数量的俄罗斯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遭遇不能不令俄罗斯当局关心。总之，俄罗斯在中亚的巨大利益要求它必然要保持其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和竞争优势。俄罗斯的许多政治家和专家几乎都一致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俄罗斯“保持其在这一地区影响的最重要的政治工具”。而正是在这方面潜藏着抑制中俄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一是，俄罗斯方面不乏这样的呼吁：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的增长将削弱俄罗斯在这里的势力，因此要求政府制订长期的工业发展政策，来实现和保证俄罗斯的竞争优势。科科什金就预测：“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并正在强劲发展中的国家，20～25年后它会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如果俄罗斯不能展示高速的、高质量的、摆脱了经济对原料的日益倚赖的增长趋势，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必然增长。”二是，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和科技精英设想着要把“上海合作组织”变成“东方华沙条约”，以此来对抗北约。为此给普京施加压力，普京的回答是没有复兴“反西方组织”的方案。其实，这种种预测就是担心和怀疑中国会扩张。当然，也有许多有识人士不这么看。俄罗斯有影响的政治家、国家杜马代表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就说：“怀疑中国在‘缓慢的扩张’是荒谬的，这会把我们引入两国关系的最坏时期。俄罗斯和我们的‘军事东方邻居’的关系还从未这样好过。最近的军事演习就是一个肯定的信号。它表明‘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正准备不限于政治宣言，而是要建立维护和平与稳定、反对共同威胁的现实机制。”总之，中俄两国的影响和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此长彼消或者彼长此消都将影响“上海合作组织”的状况和发展，并最终影响中俄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显然，平衡发展是唯一的方向。
第三部分 9.普京、俄罗斯和上海合作组织(4)
其次，中亚四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着它们需要一个安全和稳定的现实环境。它们置身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因而，它们寻求的地区安全和稳定就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及其决策密切不可分的。2003年6月7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和普京会谈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有两个强大的成员——俄罗斯和中国，而哈萨克斯坦位于它们的中间。如果哈萨克斯坦不置身于其中，它又能置身于何处呢？”他的这种态度显然也是其他三国的共同想法。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利益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中亚四国在更多的方面要考虑俄罗斯的意见和利益，或者说，在对中俄互不得罪的情况下，要时常偏向于俄罗斯。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不久就坚持把首都从阿拉木图迁往阿斯塔纳，这在当时遭到了国内的强烈反对。阿斯塔纳是苏联时期垦荒时出现的一座“共青团城”，当时叫“阿克莫拉”，意即“白色的坟墓”，一片荒凉之地。纳扎尔巴耶夫带头举家迁往阿斯塔纳，舆论认为，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俄罗斯的亲善，维护与俄罗斯民族的团结。在2003年8月份的第一阶段联合军事演习中，所选定的地区不是在哈萨克斯坦传统进行军事演习的东南地区的科普恰盖或南部的奇姆肯特。奇姆肯特地区是中亚最不安定的地区，恐怖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常常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再进入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所以，20世纪90年代末常在这一地区进行包括有北约军队参加的国际军事演习。这次“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演习地址选择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这是苏联和俄罗斯传统上的核试验地区和宇航基地，有着俄罗斯的巨大利益。这显然表明哈萨克斯坦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时，明显考虑到了俄罗斯的利益。当“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中心设在比什凯克时，显然也考虑到了独联体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总部也设在比什凯克。中亚四国在考虑诸多因素时，对美国和北约关系仍然十分关注。就在“上海合作组织”军事演习之际，哈萨克斯坦的军队和美军正在科普恰盖的训练区进行代号为“草原之鹰——2003”的军事演习。在对美关系上，考虑得最多的显然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要考虑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所以，它这次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军事演习。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其军队也同时在进行国际军事演习。乌兹别克斯坦更多地考虑自己和美国的关系，而不是俄罗斯的或者“上海合作组织”的共同利益。俄罗斯的舆论认为，卡里莫夫在执行一种“亲美政策”，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执行“怠工政策”。他们还担心，乌兹别克斯坦的这种态度会影响中亚其他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中造成消极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因素将会影响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第三，正如六国元首多次声明的那样，“上海合作组织”不是一个集团，不是一个封闭组织，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但是，这一组织对世界发展方向的选择是多极化。事实上，在中亚有一种要把“上海合作组织”变为某种军事上的联盟或者集团的想法。因此，有人担心，“上海合作组织”会不会有一天成为世界的一个极。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改革国际基金会主席米格拉尼扬就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合作组织’将成为世界的一个极，这个极不是反对美国的，而是起平衡作用的，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是抑制美国的一个极。这是目前唯一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组织，因为组织中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是抑制美国。”弗·雷日科夫也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永远不会成为“东方的北约”，但成为一个极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此外，一些国家相继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应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发展，尽管这在时间上是不可预测的。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话，这个组织会面临新的问题和考验。因此，“上海合作组织”的非集团化、非军事结盟化将是该组织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保持中俄友好关系继续深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四，中亚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集中、交汇和相互影响的地区，这里有汉文化，斯拉夫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其次，中亚是一个民族、宗教、习俗、传统、资源和领土矛盾和争议突出的地区。中亚还是一个各种势力聚集、相互渗透和作用的地区。因此，在反对当代邪恶势力的斗争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置不当，都会影响“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和前景。
（《澳亚周刊》，2003年第11／12期）
第三部分 10.普京为什么打核武器牌？
普京总统近日宣布，俄罗斯已经顺利完成了一种新的核导弹系统的试验。他宣称：“这样的系统在近期内任何核国家也不会有。”12月，俄罗斯还将试验“白杨—M”移动式导弹系统——МБР（洲际弹道火箭）рс－12м2。这一火箭由于提高了发射速度和“善于应变”，所以能够躲过任何反导弹防御系统，即使是最高效率的计算机也不能计算出它的弹道轨迹。此外，它可以携带多弹头，同时击中多个目标。它的最远射程是11，000公里。如果2004年12月试验成功和经费充足的话，这种导弹将在2007年武装部队。
所以，看来尽管俄罗斯的新的核导弹系统研制有了重大进展，但还没有到实际武装部队的地步，那普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匆忙打这张核武器牌？
近年来，普京一直在大力进行军队的改革，其核心就是以发展核武器为重点来恢复和加强俄罗斯军队的战略核打击力量，进而使俄罗斯能重新迈上大国和强国之途。新的核导弹系统的研制成功表明军队的改革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普京所要告诉人们的是，他所坚持的这种军队的改革将持续下去，他所倡导的以实力，尤其是核实力为基础的强国主义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这对支持改革者和反对改革者都是一种力量的显示。因此，普京进一步动员更多的财力、科技力量为这一目的服务，就是势在必行的事。在“别斯兰事件”后不久，普京就曾向世界宣布，俄罗斯的核导弹能打击世界各个角落的恐怖分子的基地。普京今日的宣告就是一种证实：这种打击是一种现实，而不是恐吓，它还表明两点，一是俄罗斯决不允许再发生别斯兰这样的恐怖事件，二是普京决心将“别斯兰事件”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追查到底。这种宣告无疑将推动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别斯兰事件”的调查工作按照普京的方向继续下去。
普京在宣布这种新的核武器系统实验成功的同时，还宣布要进行一项重大的行政改革，那就是以一种新的路线和办法来确定各个行政主体，尤其是各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即以总统提名、立法机构批准的手续，来确定地区领导人，以代替目前实行的地方选举制度。普京说：“最近，我不安地注意到一个过程，那就是各个经济集团和不同的经济家族的影响在日益增长，他们对于地区控制程度的影响在增长。”普京特别提到了前不久发生在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共和国的事件。他说，这些地区的领导人在“为争夺势力范围而斗争，试图利用政权和管理的杠杆来解决经济任务和分配财产。”在一个民族关系复杂、现实民族矛盾多发的时刻，实行这样的行政改革，需要强力的支持，而新的核武器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力。
就外交政策而言，普京最近不断强调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而当年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就是实力，核实力。因此，普京首先所要强调的就是实力、核实力，表明要奉行以核实力为主的外交政策。在收拾伊拉克残局和重建以及阿拉法特去世后的中东局势中，俄罗斯不会袖手旁观，不会让美国独主那里的事务。而在欧洲，虽然俄罗斯奉行了一条联法德对抗美国的路线，但是普京愈来愈强调俄罗斯外交事务的独立性。近日，普京又宣布要实行独立的能源政策，不加入“欧佩克”集团。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将愈益要强力地对世界能源的分配、价格、市场、势力范围发挥作用。核实力和雄厚的能源资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俄罗斯的边界问题主要集中在东部。在解决了和中国的边界问题后，普京宣称要“按照与中国解决领土的方式”——“中国方式”来解决与日本的四岛问题。前提就是按照当年苏联的建议模式，只将齿舞和色丹还给日本。普京的目的就是：
“以领土换投资，换东方边界的安宁，换有一个与美国进行更大范围争夺的空间”。新的核武器系统的试验成功将加强这种实力地位，而普京的宣告将使俄罗斯政府在与日本政府的领土谈判中取得更多的主动权。
核武器政策是俄罗斯传统的实力政策，传统的强国政策。恢复和重现这样的政策应该是可以预料的事。这一政策得以重现和推行的基础就是俄罗斯的传统大国和强国的愿望与追求。普京目前打这张牌，更多的是具有战略意义，他的目的是以强国和强国爱国主义进一步赢得民心，进而增强自己的执政地位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目前也许还谈不到俄美间一场新的核军备竞赛的开始。
第三部分 11.“蓝色燃料”之战
在现今俄罗斯的土地上有一条长达153，300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它沿着三个方向，将西伯利亚的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欧、西欧和土耳其。14年来，天然气成了俄罗斯手中的一张王牌，既是俄罗斯和欧洲国家间外交较量的王牌，也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间平衡关系的王牌。这是一场“蓝色燃料”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天然气的出口价格是关乎一切的主要手段。
这期间，俄罗斯以不同的价格向欧洲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出售天然气。对西方国家，是按世界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而对独联体国家则保持着一种传统的、较为低廉的价格。例如，2005年，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出口价格是每千立方米是200美元，对波兰是120美元，而对格鲁吉亚是68美元，对亚美尼亚是50美元对乌克兰是56美元，对白俄罗斯是47美元。在对待独联体国家方面，俄罗斯决定这种价格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一是接受天然气供应的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其中最被看重的是参加“北约”的意愿和事实，二是接受天然气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友好、若即若离，抑或是对抗。天然气的价格经常随着这两种因素波动变化。
由于俄罗斯出口欧洲的输气管道经过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土地，它也就成了制约俄罗斯政府外交政策的双刃剑。一方面是因此俄罗斯可以制约接受天然气供应的独联体国家，使其不可盲动于与俄罗斯搞僵关系，二是俄罗斯也受制约于这些国家，尤其是输气管道主通道上的乌克兰，和乌克兰这些国家关系太恶化，将严重影响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天然气的输出。政治和外交因素在这场“蓝色燃料”之战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当乌克兰在发生“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和微妙时，天然气的输送就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一场新较量的核心问题。
2005年12月以来，在独联体国家的一场有关协调相互间关系的新的对话中，乌克兰表现出了对欧洲国家和“北约”的更强烈的兴趣和利害关系。这使自“橙色革命”以来几乎厌倦了乌克兰对俄罗斯态度的普京总统断然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2005年12月8日，普京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将不再养活自己的邻居，“想参加‘北约’吗？想像欧洲那样生活吗？那就像欧洲那样付钱吧！”这就是说，俄罗斯将不再以每千立方米56美元的价格，而是要以180美元的价格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这显然是对乌克兰的“最后通牒”，所以，尤先科惊呼：“这是我们的斯大林格勒！”
普京的这一表示受到了俄罗斯舆论的欢迎。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俄罗斯养活邻居已经太久了，不能再养活了，尤其是那些为邻不善的邻居。日里诺夫斯基说得最尖锐而刻薄：“干吗要养活别人？有句俄国谚语说得好：‘不管你怎么喂养狼，它总是往树林里看’。”这似乎和我国的俗话“养白眼狼”是一个意思。所以，他建议：“和所有的人都要以世界价格来做买卖，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即使是和白俄罗斯。对所有的人都要规定一个统一的价格——250美元，免得有什么人感到委屈。”
现在，俄罗斯已经计划在2006年大幅度提高天然气的出口价格：乌克兰从56美元涨至180美元，格鲁吉亚从68美元涨至110美元，亚美尼亚从50美元涨至110美元。只有和俄罗斯保持盟友友好关系的白俄罗斯，价格仍然维持在47美元。与此同时，俄罗斯对欧洲国家的天然气出口价格也上涨：德国从200美元涨至256美元，波兰从120美元涨至200美元，波罗的海三国从86～95美元涨至180美元。
就在普京作出上述表示的第二天，俄罗斯总理弗拉德科夫、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米勒和德国经济部长格罗斯一起出席了俄罗斯“北方输气管道”第一个接点的焊接仪式。这个投资40亿欧元的新管道将从西伯利亚经北部沃洛格达州，再经圣彼得堡，由波罗的海水下通往欧洲大陆，将于2010年建成。俄罗斯有关人士把它称之为“没有‘和’”的输气管道，这就是说这是一条只建立在俄罗斯土地上的管道。因此，没有“和”，也就没有了“乌克兰”和其他传统管道经过的国家。
俄罗斯近年已经从天然气输出中获取了很丰厚的利润，再次提高价格无疑将使俄罗斯获得更大的收益。这种大幅度调整价格不仅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尤其是和乌克兰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必然结果，也许还将影响到俄罗斯整个的天然气政策和石油政策，对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力量与影响产生重大的变化。说得再远一点，这也许将对俄罗斯人的强国心理和再崛起的愿望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
（《环球时报》，2005年12月）
第四部分 1.关于“库尔斯克号”及其他(1)
俄罗斯的秋天是金色的。在这个金色的秋天里，人们的心态在逐渐平静下来，在逐渐正视和面对现实。物价已不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令人们不安的新问题是：“库尔斯克号”的打捞和它沉没的真正原因，反恐怖行动和车臣问题，国家的发展和前途问题。
“库尔斯克号”
1．沉没的经过：
2000年8月12日23时30分，“库尔斯克号”失去通讯联系。海军搜索救援队开赴出事海域。
2000年8月13日4时36分（即在沉没后5小时），巡洋舰“彼得大帝”的水声纳仪器发现了海底沉船。7时，国防部长谢尔盖将情况上报普京。10时，北海舰队的救援船只开赴出事地点。18时，第一次下沉救援设备，没有成功。30分钟后再试，找不到船。当时报道说，潜艇上的生命迹象存在到8月14日。
2000年8月14日11时30分，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库尔斯克号”出现故障，人还活着，还在和他们保持联系，不断听到敲击声——“SOS”。
2000年8月15日20时（即在沉没后的近3天），15艘海军军舰和北海舰队的船只在巴伦支海域开展救援行动。
2000年8月16日（4天后），海军指挥部接到总统命令，准予接受外国的救援力量。
2000年8月17日，一艘挪威船和一艘英国LR－5舰艇离开特隆海姆。
2000年8月18日，这一天没有任何信息。
2000年8月19日，挪威和英国船到达出事地点。
2000年8月20日，展开国际救援工作。17时，挪威潜水员打开通风装置。
2000年8月21日13时50分，挪威人打开了内舱盖。第9隔舱灌满了水。15时07分，正式宣布潜艇人员死亡。
2000年8月22日，总统普京宣布8月23日为全国哀悼日。下午，普京飞往北莫尔斯克。
2．关于“库尔斯克号”
“库尔斯克号”是俄罗斯北方舰队舰艇分队（第七潜艇师的旗舰，驻扎在摩尔曼斯克附近的西利察河畔的维加耶沃村）。“库尔斯克号”是奥斯卡－11级核潜艇，能装载24枚7吨重的巡航导弹——“花岗岩”远程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的最远距离是550公里；配备有“风暴”高速鱼雷，水下航速超过100节，它用低碳性钢（钛合金）铸造，艇体表面涂有特殊的吸波材料，外壳可抗住500米深海水的压力，可下潜1500多英尺；有自动操作维持生命系统，可以在水下支持2个月；有专门的救护舱，“失事浮起系统”，即使下沉速度超过极限，也能救出全体人员；前舱是生活区和武器系统区；全船人员为106人。
北方舰队共有7艘这样的核潜艇。
“库尔斯克号”1995年服役，最近一次维修是在1998年1月。
2000年7月底，普京在波罗的海的波罗的斯克海港举行的俄罗斯海军年度阅兵仪式上说：“俄罗斯如果希望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作用，就必须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8月上旬，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高级军事将领会议上以及国家安全会议上都说：“如果我们的水兵几乎不能出海，情况怎么能说是最好的呢？”
在此期间，普京曾登上北海舰队的“卡累利阿号”核潜艇巡视。
2000年8月11日，在巴仑支海进行军事演习。“库尔斯克号”参加，参加演习的还有33艘水上船只和潜艇，40架飞机和直升机。具体方位是：摩尔曼斯克东北，新地岛核试验场以西100英里的地方。
第四部分 2.关于“库尔斯克号”及其他(2)
3．打捞沉船
8月12日，普京去索契疗养。16日才在电视上露面：“情况虽然很危急，但是我们在竭尽全力营救出艇内人员。”
（15年中，发生过6、7起这样的严重事故：1989年，苏联的一艘M级核动力潜艇“共青团号”在挪威沿海沉没，42名船员在起火后丧生；1993年，俄一艘核核动力潜艇与美国一艘攻击潜艇相撞沉没。）
成立了以伊利亚·克列巴诺夫为首的事故调查政府委员会。
8月23日，在北海舰队第七潜艇师驻地，水兵们的亲属提出：“不见尸体，不哀悼！”哀悼仪式没有举行。但在莫斯科郊区的兹维尼哥罗得，由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主持了安魂祈祷仪式。阿列克西斯二世说：“在我们每个人所遭遇的痛苦中团结起来，不要害怕寻找罪犯，作出公证的结论。”
最初的打捞是由美国、挪威、英国和俄罗斯合作进行的。俄罗斯的公司叫“鲁宾”。该公司就是“库尔斯克号”设计者，其行政经理是叶戈尔·斯帕斯基。俄罗斯打捞人员在挪威的贝尔根受训，全部行动由挪威人负责，只允许俄罗斯打捞人员进入舱内。
挪威方面对打捞的反应是：“俄国海军领导人有意识地妨碍正常的打捞工作，原因只有一个——不想让我们了解全部情况。”打捞用去了90万美元，挪威人声称是无偿的，是对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援助。
因天气恶劣等原因，打捞无果而终。
第二次打捞是由俄罗斯的“鲁宾”公司和荷兰的“马蒙特公司”合作。2001年5月18日签约。先切割第一隔舱（该舱中存有大量未爆炸的鱼雷，如何处置它，即使现在仍不清楚）。
“库尔斯克号”于2001年10月8日被吊起，21日被拖进位于斯涅日诺哥尔斯克市的罗斯里亚科沃的“涅尔帕修船厂”，停在50号浮动船坞。除了第三舱外，其他舱有关人员已经进去过。找到了56具尸首，54具已经得到确认。水兵们大都被运回他们的故乡进行隆重的安葬。有国家检察总长领导，有军方检察人员参加，对尸体和船体进行调查。
船员科列斯尼科夫出航前留给妻子的诗：“当死亡来到的时候，虽然我尽量不去想它，但仍希望有时间向你说声：亲爱的，我爱你！”
该船的核反应堆将在船坞上拆卸，直接用特别的集装箱运走，需时半年。
斯涅日诺哥尔斯克的人们对辐射感到极度担心。
政府和军方声称完成了总统交给的任务，但家属们说：“必须向我们说清悲剧的真实原因。”
第四部分 3.关于“库尔斯克号”及其他(3)
4．事故的原因
一开始的说法是：①被水下船只撞沉；②被鱼雷击中（包括二战时期的和从巡洋舰“彼得大帝号”上发射的）；③内部爆炸引起的；④设备陈旧的后果。
军方坚持被外国潜艇撞击。波波夫：“库尔斯克号是安泰级的核潜艇”。海军司令员库罗耶多夫：“如果没有水和烟，水下110米没有什么可怕的！”
现在的说法：①克列巴诺夫（10月29日）：在船的第一隔舱的下部发现一个窟窿，在第二隔舱的右侧有一个很长很深的沟痕，两声爆炸声间隔135秒——首先内触及了鱼雷装置，两分钟后引起了爆炸。结论是：破坏是鱼雷爆炸的结果，但沉没的原因是核动力船和物体相撞的结果。
一切的秘密都在第一舱内。将在明年起吊第一舱，将没有外国专家的帮助。
②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库尔斯克号”是在6～7小时中完全沉没的。爆炸后船舱里的温度达到了8000度，这温度能使一切超强金属熔化。但是奇怪的是，船体的结构却防止了核反应堆和巡航导弹的爆炸。因此，一切要等第一隔舱打捞起，才能最后确定。
③库罗耶多夫：潜艇被“彼得大帝号”击沉的说法是荒谬的。沉没的原因不是国家秘密，必须要弄清楚。”
5．“库尔斯克号”引起如此轰动的原因
是在军方和政府（总统）争论军队改革最激烈的时期出现的，借此机会相互指责。
是在北约加紧东扩和俄罗斯坚决予以抵制的情况下发生的。
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
是在社会动荡，人心恶战的情况下发生的。
保密和窃密之间的争斗。最初由美国的哈利伯顿公司，后来改由荷兰公司。
第四部分 4.关于车臣和反恐怖主义活动
车臣的恐怖主义分子有三个主要人物：马斯哈多夫、巴萨耶夫和哈塔卜。
马斯哈多夫——1951年生。车臣人。毕业于列宁格勒加里宁军事学院。上校军衔，1992年退伍。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他担任车臣武装部队总司令，少将。1996年6月，他和俄罗斯中央政府签订了停战协议——纳兹兰协议。8月签订哈萨维尔尤特协议。1997年1月27日，车臣总统。1999年8月7日，500多名车臣分子进入达吉斯坦共和国，爆发第二次车臣战争。遭通缉。1999年12月，他逃出格罗兹尼。他悬赏250万美元追杀普京。
巴萨耶夫——1965年生于车臣最大的居民点——查—韦杰诺。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是武装卫队长，副总参谋长，后任武装力量司令、总司令。1995年6月14日，制造了“布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1998年1月7日，出任几个月的总理。1998年8月制造了达吉斯坦境内的恐怖事件。俄罗斯政府现在悬赏100万美元要他的人头。
哈塔卜——约旦贝都因游牧部落长老的儿子，34岁。1988年至1993年参加了阿富汗战争；1995年来到车臣，负责在阿拉伯世界招募雇佣兵，被巴萨耶夫的父亲认为义子。他应对1999年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恐怖事件负责。
普京之争后，立即开始了第二次车臣战争。这场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9年9月初始—10月15日。9月18日，普京发表声明，称联邦政府与车臣签订的协议是个错误，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给车臣武装分子以喘息的机会，并认为对车臣分裂武装进行打击的时机已经成熟。10月5日，俄军开始进军车臣，10月15日，推进到离格罗兹尼20～25公里的地方。捷列克河以北1／3的地区被俄军控制。第二阶段：10月16日开始。控制了车臣40％以上的土地。悬赏100万美元要巴萨耶夫的人头。第三阶段：11月27日开始。12月3日，解放了阿尔贡市。
车臣现在的行政首长是艾哈迈德·卡迪罗夫。马斯哈多夫自立王国“印车利亚”。俄罗斯对马斯哈多夫说，要他让巴萨耶夫和卡塔布离开车臣，然后才能进行认真的谈判。
2001年9月17日，即在美国“9·11事件”后，车臣武装进攻古德尔梅斯，被称为“黑色的星期日”。普京发表声明（9月24日），呼吁马斯哈多夫坐下来谈判。他提出的条件是：停止和所有国际恐怖分子与组织接触，解除武装（72小时），承认车臣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他指定的谈判代表是驻南部联邦区全权代表维克多·卡赞采夫。普京第一次提出，“车臣共和国的事件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普京还建议在莫斯科召开国际伊斯兰大会，口号是“伊斯兰反对恐怖主义”。这一建议一方面可使莫斯科成为伊斯兰世界反恐怖的中心，同时会减轻马斯哈多夫的压力。马斯哈多夫发表声明，说：“我相信，在俄车冲突中，不完全是以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为基础的，而是俄车关系中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既然总统说，“车臣事件有着特殊的历史因果关系”，那就是说，“战争的原因不是和恐怖主义作斗争，而是车臣人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他也指定了谈判代表——阿赫麦德·扎卡耶夫。
谈判桌上的第一句话很可能是：“交出武器！”“撤出军队！”
9月28日，双方开始接触。
第四部分 5.关于国内经济、政治及其他
1．农业：俄罗斯已经连续4年是好年成。2001年的收成是40年来的第二次大丰收。产量达到了8250万吨，比上年多增长一倍半。2／3是粮食，其中一半是小麦。预期肉产量加工增加1％，牛奶增加2％。粮食的储藏没有问题：现有的仓库可储藏12000万吨。政府将采取措施来保证粮价不下滑：预算将拨出20亿卢布，在欧亚市场上来购买粮食储存，使每吨的粮价保持在2400～2800卢布之间。
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年代里，俄罗斯也在出口粮食（主要是向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2000年主要是出口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利亚和蒙古。年最大量是200万吨，2001年可望达到500万吨。
俄罗斯的土豆和蔬菜80％靠私家别墅地种植。多年来不受气候的影响。
2．石油：石油价格降到了每桶18美元。卡西亚诺夫说：“石油价格已经降到了‘公平的水平’以下。最大的石油公司在近期可能减少石油的开采量。”
3．国家预算：杜马二读通过了国家预算。10月10日，普京讲话，预算要根据现实，不能因胜利而冲昏了头脑。不应该去花那些尚没有到手的钱，因为那无异于是“分没有打到的熊皮”。
对农村的拨款为45亿卢布。要求减少。
对护法机构和国家安全等——6．62亿，要求增加到224亿（＋134亿）。
4．“公民社会”：政治技术学中心副主任鲍里斯·马卡连说，在俄罗斯，达到了自1917年以来的民族的和解。国内正在形成“中派多数”，其精神就是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他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当局和社会的对话是十分重要的。
圣彼得堡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学者弗拉基米尔·亚基姆茨说，俄罗斯当前有三种力量，一是政府，二是非商业性组织，三是公民的主动精神。公民的主动精神——自愿资源，商人——财力资源，政府——调节资源。
公民的主动精神意味着一个民族进入自决的成熟阶段。前十年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阶段，出现了第一批独立的、非商业性组织。现在约有50万个，250万人。随着商业组织的自决，在商业中结束了“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了调整阶段。如果这三种力量聚集在一起，将会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
第四部分 6.左斟右酌话车臣(1)
车臣问题很复杂，它既是现实问题，又是历史问题，所涉及的既有政治问题，也有经济问题；牵动着车臣命运的不仅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而且有俄罗斯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军事行动。但是，不知为什么现在人们一提到车臣，就只剩下了一个恐怖主义，或者说，除了车臣的恐怖主义和俄罗斯政府的反恐怖主义军事行动，对于这个遥远而又似乎很近的车臣却难有所知。
车臣问题成了一个禁区。无论是报刊还是出版社，不需要看内容，只要一看题目是“车臣”就摇头。学者们对车臣问题的研究也就有一定的指向性，车臣的历史难于深涉，车臣的现实难究其详，车臣的命运都被归结为悬系于反对车臣恐怖主义分子的胜利。
当然，政治是有禁区的，外交政策也是有禁区的。但是，科学无禁区，研究无禁区。学者毕竟不是外交官，学术论著自然不是新闻发言人的声明。谁都明白，学者在发表自己的看法时，并不代表政府机构在宣读什么声明，除了代表自己，他无法也无权代表任何官方人士讲话。现实生活里，除了特殊情况，哪个发表自己意见的学者在老百姓眼里是“官方喉舌”？学术研究的无禁区立足于一个基础，那就是不要将学者的意见认定为“官方的看法”或者是“违反官方看法”。
近年来，关于车臣的看法集中于两点，一是车臣问题的出现是车臣恐怖分子分裂国家的行径所造成的，二是无情打击车臣恐怖主义分子是解决车臣问题的关键。前者是有关车臣问题的缘由，后者是涉及车臣的前途命运。事实上，这一看法或者结论，是俄罗斯政府的官方政策，普京总统无数次宣布过这种政策。尤其是普京总统，在他看来，打击和摧毁车臣恐怖主义势力是解决车臣问题的唯一途径，不会也不应该有其他的决策。大概是由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缘故，并且由于中俄两国在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方面的共同利益，我们在外交上坚决支持俄罗斯政府的政策，这无意是正确的决策。
然而，车臣问题远不是一个恐怖主义问题，或者说，仅仅解决恐怖主义是无法彻底解决车臣问题的。车臣的问题盘根错节，关系千丝万缕。侯艾君在《车臣始末》一书中提出了形成今日车臣问题的五大因素：历史因素、现实因素、伊斯兰因素、文化差异因素和外部因素。
所谓历史因素中，作者指的是从18世纪初开始至20世纪40年代，车臣与俄罗斯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在1772年，“俄罗斯国家与车臣人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充满血与火的冲突。”到了19世纪初，沙皇派出叶尔莫罗夫将军率领的大军对北高加索进行讨伐，“俄罗斯军队对车臣人采取了有效的战术，例如砍光森林，使车臣人失去藏身之所，难以隐蔽，在一定时期里使俄罗斯军队得到安宁”。对这一时期的俄—车关系，侯艾君运用了这样的语言：“车臣人像一切北高加索山民一样，主动袭击和抢掠俄罗斯人，而俄罗斯军队也对车臣发动了残酷无情的军事行动。”
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出现了车臣人的国家——“沙米尔伊玛玛特”，但这个国家于1864年在俄军的武力进攻下瓦解，臣服于沙皇俄国。作者指出：“经过几十年的高加索战争，沙皇政府领教了山民热爱自由、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对北高加索地区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怀柔政策；此外，多年的战争对该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必须给以一段时间的恢复和重建。”在作者看来，沙皇政府改变对车臣政策的动因是：“实际上，俄罗斯能够最终让高加索山民放下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加索战争后期高明的政治、外交手段。俄罗斯赢得了军事行动，但是对山民的让步也很大。”
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期间，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在北高加索地区进行了残酷的较量争夺。作者说：“在多种政治力量角力的背景下，作为参加角力的一方，北高加索山民付出的最大，政治贡献最多，处境最不利，得到的也最少；而红军则在艰难的国内战争中得到山民的可贵相助。最终结果表明：角力各方的最大受益者，乃是布尔什维克政权。”于是，就像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在车臣就开始了一个独特的民族发展历程——“北高加索地区既没有分裂成若干小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一体化”，而是实行了一种民族自治政策。令作者遗憾的是：“但是，接着在20年代末期进行的强制集体化，却没有考虑他们的传统习俗和固有的社会方式，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招致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尤以车臣为最，造成该地区人民与苏维埃政府长期的紧张和对立。从十月革命之后直到30年代，车臣地区对苏联政府的反抗一直时断时续：从1929年到1930年，车臣发动了反对苏联政府的暴动，最后被强力镇压下去。在此期间，车臣损失大量人口，这是苏联政府不顾及民族和地区特点而导致的悲剧事件。”
第四部分 7.左斟右酌话车臣(2)
然而，车臣的悲剧并没有结束。1944年，作为整个民族的车臣人被流放出自己祖居的土地，遭受了和其他北高加索民族一样的命运。对于这种突然的、大规模的流放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侯艾君尖锐地指出：“在卫国战争后期、苏联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车臣人和其他民族，多数是穆斯林民族一起被流放，除了形势的必需，显然还具有某种惩罚性质，同时也表明苏联领导人有较为长远的考虑。流放车臣人，乃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计划和步骤，是用‘斯大林方式’完全、彻底解决‘车臣问题’或‘北高加索问题’。”作者还认为，50年代，赫鲁晓夫为在战争中被流放的民族平反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一是车臣等民族的返回北高加索导致了“车臣返乡者与现在的当地居民产生新的矛盾”，二是车臣人犯罪数量增加，“车臣人所犯的罪行，多数具有激进的民族主义性质，目的在于恐吓车臣以外的居民，使他们离开住宅。”
关于伊斯兰因素，侯艾君认为，车臣问题中的伊斯兰因素就是“伊斯兰激进化”。这种“激进化”包括两种因素，一是经过长期的压制，但没有被禁绝的伊斯兰教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复兴，“开始了回归传统的运动”，随之宗教势力增长；二是俄罗斯对车臣的政治军事压力使“圣战”教派——瓦哈比派从国外猛烈传入，并使伊斯兰因素迅速膨胀为车臣“与俄罗斯联邦中央对抗的思想资源”。侯艾君承认，瓦哈比派是对车臣及整个高加索地区稳定的一种极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指出：“车臣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人民贫穷、社会动荡不安、大规模失业），才是瓦哈比思想存在的土壤，恐怖主义是这种社会经济、战争形势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
所谓文化差异因素，作者说：“车臣的文化是那种很难被现代化的文化，其内在的要求是竭力保持传统。”因此，试图影响甚至同化车臣文化的俄罗斯文化就处在了车臣文化的对立面，于是在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中就连绵着不断的冲突和冲撞。作者公正地指出：“俄罗斯帝国征服、统治的100多年时间，对于使车臣社会与俄罗斯社会实现一体化、成为一个与俄罗斯同质的社会来说，仍显得短了些。历史表明，异质文明若要同化伊斯兰文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东正教文明不能，苏维埃文明也不能。”“文化差异并不总是导致政治危机，但是，文化差异却有重要的政治学意义。”在车臣，正是文化差异和对文化差异的处置不当，才形成了艰难的处境。作者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隔阂，再加上经济、政治利益的差别，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会有更多的可能走向冲突。”他的结论是：“对于消灭与俄罗斯正面对抗的车臣分裂武装来说，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但是，车臣危机的军事阶段结束之后，军事手段已不重要。为促进相互沟通、理解，逐步消除上述这种社会与文化差异，俄罗斯政府应着手给予车臣以更多的扶持：帮助其经济发展，提高文化，使其融入现代生活；实现现代化、车臣与俄罗斯社会的一体化；彻底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这才是出路。否则，在未来，车臣危机不难再起，而所谓‘俄罗斯与车臣：永恒的矛盾’的命题，也许不只是个神话。”
在诸多因素中，侯艾君最强调现实因素。他说：“现实因素，才是引发车臣危机的直接原因”，“车臣危机始于戈尔巴乔夫改革，那些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也是引发车臣危机的重要原因。”按照侯艾君的说法，现实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对历史问题、也就是历史“空白点”的揭露与批判。他把这种揭露和批判说成是“戈尔巴乔夫迎合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张，走上了官方自由主义的道路。”作者对这种“官方自由主义道路”的批判是：“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本身削弱了苏联政府的政治控制能力，苏联社会开始了非一体化进程。这些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同样也造成了车臣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涨。”民族主义是现实因素中的又一重要因素。作者承认，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感情，民族意识的觉醒具有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前提。民族主义往往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的态度上。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车臣以及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种被授意、被宣传的过程。他写道：“北高加索地区民族意识复兴，受到当地政府以及政治精英的大力支持和倡导，甚至授意。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鼓励当地知识分子，特别是历史工作者在人民之间普及历史知识。民族主义高涨，也表现在意识形态转向以及媒体的宣传主题发生的重大变化。媒体在北高加索各民族历史记忆的复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作者同时也承认“莫斯科是车臣危机的策源地”，指责了领导者争夺权力所造成的恶果：“车臣危机的迅速发展和最终失控，也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争夺权力的恶果。为了政治斗争，政治家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却正是难以想象的。”
无论是历史因素还是现实因素，车臣问题都与外部世界有关。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西方世界与车臣的关系，二是车臣与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关系。对于前者，作者认为，“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一些影影绰绰的外部势力”站在车臣的背后，“车臣危机是西方的阴谋”。对于后者，作者指出，“车臣危机实际上是整个北高加索，甚至整个高加索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 8.左斟右酌话车臣(3)
《车臣始末》以大量的史料，阐述和分析了车臣危机的进程和后果，并展示了车臣的现状和前景。侯艾君提出了“和解”说，即他认为唯有和解，唯有“实现俄罗斯民族与车臣民族的历史性和解，才是各自得到更广阔天地的唯一出路。”他认为武装冲突是车臣问题的死胡同，“俄罗斯民族需要走出车臣问题的死胡同，车臣民族同样需要从该困境中走出。在长期的残酷对抗中，俄罗斯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车臣民族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侯艾君对俄罗斯政府对车臣问题的现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一是俄罗斯的反恐怖主义的战略需要改进：“对于车臣问题这样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俄罗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政策也值得检讨。普京政府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和策略，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其政策有所僵化。反恐旗帜并非永远是所向披靡的思想武器，其在解决车臣问题中的有效性是相对的。”其二是，“俄罗斯政府不应该只看重对车臣最高领导人的任命以及成立代理人政府，而应注重发挥车臣传统的社会组织，具体地说，就是车臣泰普的作用”。作者甚至担心，如果卡德罗夫的被杀事件在车臣反复重演，这不仅表明车臣政权的脆弱，而且也有可能导致“俄罗斯在车臣的彻底失败”。
这些结论是理智的，也是有科学根据的。一个年轻的研究者在自己的第一本专著中能表述出这样的有远见的结论是需要勇气的，而这种勇气在目前广为追求功名而不惜牺牲原则和科学的氛围中是难能可贵的。
我所以建议有更多的关注车臣问题的人去阅读《车臣始末》，并不是因为我完全赞同侯艾君的结论，我赞同他的一些总的结论，但是在不少问题上也和他意见相左。比如说，在形成车臣问题的诸多因素中，我始终强调历史因素的严重作用，尤其是苏联时期的历史因素。我认为恰恰是这些历史因素导致了今日难解的“车臣之结”。又比如，侯艾君认为，赫鲁晓夫为被斯大林放逐的少数民族平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我认为，给被放逐的民族平反是执政者改正自己执政失误的重大政治措施，是增强民族亲和力和国家稳定的难得的决策；而平反后的消极后果并不是平反本身所必然要带来的。
而在现实因素中，我和他的分歧就更大。总的方面，我同意他这样一种说法，即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也是导致车臣危机的原因。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侯艾君主要指责的是戈尔巴乔夫，是他的揭露“历史空白点”的“自由主义”和他的改革的“官方自由主义道路”。我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指责戈尔巴乔夫是使苏联解体的唯一罪魁祸首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的。根据现有的史实，可以这样说，如果要追究苏联解体的领导者的个人责任，那叶利钦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不应比戈尔巴乔夫的小；在诸多原因中，苏联共产党作为整个组织的自身退化、变质和瓦解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并不认为《车臣始末》是一本完善的探讨车臣问题的著作。在这本著作里，还存在一些前后相矛盾的分析与结论，但作为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这一专著，已经具有了足够学术分量和现实意义。这正如作者所写的：“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对于车臣问题进行历史分析，也许才逐渐具备了一些条件。”好在《车臣始末》毕竟为“缺乏关于车臣以及车臣民族的知识”的我国国民提供了一本值得一读一思的著作。
我对这篇短文的题目用了“左斟右酌”四个字，一是深感对车臣问题的研究确实需要左斟右酌，反复思量，二是也想左斟右酌，不致自己的行文失误，走入禁区。
（《学习时报》，2006年第3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