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历史剧变
1984年普京初次离开苏联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结束，表面上苏联国内社会稳定，在国际上是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克格勃也处在发展的高峰时期。但是，多年积累的体制问题已经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内伤，甚至可以说，癌变的迹象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就是苏联阵营的岌岌可危。民主德国作为苏联阵营的一员，尽管经济和社会水平在东欧位居第一，但是和联邦德国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1／4，社会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30%，职工的收入
只有联邦德国的1／3，进出口总额只有联邦德国的1／10，科技水平比联邦德国落后10～15年。
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演变苏联东欧阵营的主要方向是民主德国、捷克和波兰。长期处于冷战的环境、苏联的影响和控制、西方的渗透和压力、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民主德国执政党本身的失误，这一切都使民主德国的国内形势逐渐紧张。尽管民主德国政府筑起了坚固的“柏林墙”，希望用钢筋水泥的建筑和武装军人阻止民主德国人移居联邦德国，但是仍然有大量公民采取各种手段出逃西方。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社会生活陷入混乱之中，各地的游行示威不断，社会秩序混乱，生产已经受到影响。新纳粹组织也出现了，他们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犹太人和苏军。德累斯顿是新纳粹活跃的城市之一。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巨大变化是普京从未经历过的。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复杂的局势肯定对正常的情报搜集工作会有影响，而且苏联国内的局势也越来越混乱。公开报道中从未提及普京对这场巨变的感受，但可以想象，他的感受决不会是兴高采烈的，而毋宁是迷惘、困惑和痛苦的。毕竟，他为之服务的克格勃是苏共的情报机构，又和民主德国的官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苏共领导人导致了民主德国的变化，而巨变的结果是新纳粹对苏军的攻击：德累斯顿的大街上出现了“占领军滚出去”的大标语。普京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他的两个哥哥死于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时期，现在纳粹居然卷土重来，普京的内心想必很不平静。
对普京小组的直接冲击终于发生了。柏林墙倒塌之后，德累斯顿有人冲击了民主德国情报机构的办公楼，接着又有人来到普京小组的所在地。过去这里的武装警卫这时已经撤销。普京单枪匹马先将人群阻挡在门外，然后要求附近的苏军基地派人来支援，因为办公室里有克格勃的机密文件。苏军起先没有答应。普京独自和人群对峙，他很镇定地和示威者交涉，要求他们不要冲击这个地方。数小时后，苏军抵达，驱散了人群。普京当时的感觉是：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消失了。很明显，苏联正在生病，而且是不治之症——权力瘫痪。
普京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度过了民主德国最后的岁月，但这还不是他最后一次见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共产党的终结。在东德，虽然苏军还要再过几年才完全撤走，但是作为克格勃的派出机构，普京和其他在民主德国的情报人员都已经失去了在这里工作的基础和土壤，更糟糕的是，苏联的局势远不像民主德国，没有人知道苏联、苏共和克格勃今后的命运是什么。
第三章 走向权力中心
投身政界 相助恩师
新浪读书
1990年1月，普京回到祖国。有人推荐他去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工作，但是他拒绝了。他觉得，克格勃系统已经没有前途，他的工作已经没有意义了。与其在这个系统里，眼看一切在自己周围垮掉，还不如做点别的事情。当时他虽然没有明确退出克格勃，但是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了。
于是，普京回到故乡列宁格勒，在母校谋到了一个职务：副校长的外事助理，显然学
校当局认为他在国外的经历有助于大学的对外联络，当然学校也了解普京的背景。虽然克格勃的名字引起许多人不愉快的联想，而且1990年克格勃本身也受到冲击并且也在改革，但是在列宁格勒，克格勃仍然还在运作，普京当年的同僚，也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部门为克格勃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从外国回到苏联的克格勃情报军官，仍然会以合法身份为掩护，继续其情报职业。普京的情况应该也是如此。
1990年春夏之交，列宁格勒举行了第一次市苏维埃主席的选举。普京在大学里的恩师索布恰克这时已经成为出色的政治家，他在选举中振臂一呼，顺利当选，从一个议政的人民代表进而成为一个大城市的行政长官。索布恰克具有知识分子型政治家的特点，他思路敏捷，善于演说和鼓动，能够直接和人民对话并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也善于在市杜马这样的场合估计形势，合纵连横。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索布恰克是苏联反对派的一面旗帜。索布恰克虽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斗争的经验，但是，当市长和做议员不同。议员是“务虚”的，特别是当时苏联的人民代表，主要是就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议，索布恰克以其法律知识和口若悬河的政治鼓动能力在人代会如鱼得水。但是成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之后，面对的却是不同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务实的职位，是必须做出具体成绩，让市民得到实惠的位子。因此索布恰克不能像在人代会那样和其他精英联合作战，而必须有自己的班子，有可靠而能干的助手。正是在这个时刻，从德国回到列宁格勒的普京出现在索布恰克面前。
那是1990年初的一天，索布恰克从市苏维埃回到列宁格勒大学办事，在办公楼的走廊里遇见普京。普京向老师问候，彼此很自然地先是寒暄，然后谈起现状。索布恰克正忙于过去他所不熟悉的各种事务，看到这位学生，他立即萌生了一个念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助手人选吗!只有38岁，当年在学校是优等生，虽然是克格勃，但是没有什么劣迹，在国外多年，为人显得干练，不嚣张跋扈。索布恰克单刀直入，问普京愿不愿意到市苏维埃工作。普京爽快地答应了。这几分钟的谈话，决定了普京的后半生。
普京随即辞去了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工作，跟随导师来到了市苏维埃，开始了他六年的行政官员的生活。普京敏捷地捕捉到这个机遇。如果他当时没有接受索布恰克的邀请，很难想象他会有机会成为今日的俄国领袖。普京担任了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的外事顾问。过去的地方外事活动都由莫斯科的外交部或有关部门安排、交办，现在实现了地方自治，列宁格勒可以自主展开外事活动。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中欧和北欧的客人络绎不绝，普京陪同索布恰克接待外宾或代为接待一些次要的客人，同时也开始熟悉一些大城市的市政运作。1991年6月列宁格勒取消了苏维埃，举行市长选举，索布恰克当选首任市长，随即任命普京为市政府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经历8.19事件（一）
1991年的苏联已经陷于全面的危机。具有惊人政治直觉的叶利钦，断定苏联的解体势所必然。他从1990年春就开始全力经营俄罗斯共和国，很明显，即使苏联崩溃，苏共解散，俄罗斯大地和俄罗斯人民仍将存在。只要夺得占苏联领土70%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政权，叶利钦就能掌握未来。在这方面，优柔寡断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叶利钦的对手。叶利钦在1991年5月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实现了成功的第一步；接着他宣布俄罗斯主权独立，给戈尔巴乔夫来了个釜底抽薪，苏联实际上已经成为空架子。
这时，苏共领导层中的一些人正在酝酿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其中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可夫大将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等人。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取代戈尔巴乔夫掌权。震惊世界的8·19政变发生了。
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全家在克里米亚别墅被扣留。军队按照命令进驻莫斯科。1991年8月19日，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了《告苏联人民书》，宣布戈尔巴乔夫鉴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副总统履行总统职务，国家权力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叶利钦在克格勃特别部队到达之前20分钟离开所住的别墅前往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白宫成为对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总部。
政变发生时，列宁格勒作为第二大城市，没有卷入政变，并且还阻止了军队的进驻，普京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列宁格勒军区接到了莫斯科紧急状况委员会的命令，准备派兵进驻市区，控制列宁格勒。正在度假的普京闻讯立即赶回列宁格勒。他马上亲自带领武装警卫到机场接索布恰克并保护他安全返回家中，以免索布恰克被逮捕。随后，他彻夜奔走在列宁格勒克格勃和军区之间，和有关各方面展开了紧急磋商和协调。普京向军方力陈：列宁格勒没有问题，并不需要军队进驻，如果军区一定要派兵，则可能引发不利的后果。在普京的大力斡旋下，列宁格勒街头最终没有出现苏军的坦克，也没有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这使市民和外国游客、商人大感放心。
普京的沉着镇定和处变不惊的能力，在这一次危机中得到了提高，索布恰克也因此对他更为器重。索布恰克后来回忆道：“此事过后很久我才从其他人嘴里了解到普京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从不宣扬自己的成绩，身上透着一股可靠、忠诚和自信的精神。”不过，事后当普京回忆起这段经历却百感交集，他说：“我在索布恰克那里任职，这个职务虽不是关键性的，但却有权去解决相当多的涉及各类商业机构利益的问题。而我从来不允许自己按照有利于某些集团或者公司利益的方式去做，我觉得，我是在尽力为圣彼得堡和国家的利益工作。为了不损害索布恰克的名声，我不得不在工作的初期隐瞒了我的真实身份。这段时期之所以能够顺顺当当地过来，是因为我是从列宁格勒大学这个‘屋顶’下来到列宁格勒苏维埃的。索布恰克本人也来自这所大学。而且所有的人都清楚，他为自己挑选的都是这所大学的人。但是，当时就已经有人想对我进行讹诈，因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我真实身份的传言。泄露情报的是那些当时已经被解职的‘克格勃’人员。
有些人对我说，‘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还会有消息见报。你看着办吧。’
当时，我几乎被迫做出决定：或者离开列宁格勒苏维埃，不受讹诈；或者留在那里，但是，必须彻底地开始新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告别‘克格勃’。也就是说，我面临着两种相互对立的选择。考虑到当时安全机构本身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许多事情完全不明确(作为一个组织它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继续存在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形式)，所以我开始倾向于离开‘克格勃’。而就在这时政变开始了。
如果我不执行命令，就将违背誓言。如果我执行命令，就会违背道德责任，而这些责任是我来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时承担的，当然是自愿的。在这一时刻，我的出发点仅仅是：道德的责任高于形式的责任。最终，这一点加上其它一些因素使我做出了离开安全机构的决定。
要知道我的辞职报告是在政变当天——1991年8月20日写成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面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被利用来解决某些国内的政治问题。我是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我有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不是让人利用来进行国内政治斗争的。
那时，我十分现实地考虑了所有情况。比方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的领导会更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也就有可能被要求参与他们的特别行动。当我被置于道德和责任之间时，我索性先跨出了预防性的一步，做出了有利于道德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未能改变，我也没有退出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了，我成了无党派人士。实际上，一切都崩溃了。
当政变开始时，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首先，我不能同意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地区和国家最主要人物的人们当时所公开讲述的一切是错误的。他们的纲领是错误的。
经历8.19事件（二）
因为我研究过外交问题，毕竟在情报机构工作过，对我来说，当时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在各个方向上的单方面裁军决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我们和不久前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关系必须保持适度。而在那个时期处理这种关系的人们并不知道合适的尺度。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从前的制度已经死亡。它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事，那就应当置身于新生的体制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去做实事，以便消除现有的荒谬状态并将这一进程纳入积极的轨道。
我记得我是在离退休还有一年多的时候离开‘克格勃’的。所以，我没有服役到退休，住房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能知道对抗会怎样结束。而我有妻子和孩子。正因为如此，做出决定才十分困难。坦率地讲，我当时甚至想过：如果政变以政变分子的胜利而结束，并且我也没有被关进牢房的话，那今后该怎样养活全家？说句老实话，我甚至想过去开出租车，好在我还从德国开回一辆‘伏尔加’。因为我知道，如果政变分子胜利了，我就没有地方可工作了。我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清楚。我惟一要操心的是——孩子们怎么办，怎么来保证她们的未来……”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从法律上宣布终止苏联的存在，宣言称“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实际上是一个伟大国家的结束”。从此，苏联成为历史。
据俄国报纸透露，在苏联解体之前，普京就退出了苏共，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时间。有专家推测，那应该是在1991年7月和12月之间，即叶利钦和索布恰克退出苏共和苏联正式解体之前。
1992年初，尚未满40岁的普京，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市副市长。翌年他又兼任市政府的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1994年，普京出任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仍然兼任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在圣彼得堡可说是权力仅在索布恰克一人之下。这种现象引起了俄国新闻界的兴趣。当时有记者问索布恰克：“您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克格勃？”索布恰克的回答是：“他不是克格勃，他是我的学生。”
索布恰克是市长，但是他对这些具体的工作没有兴趣，他经常外出访问，周游列国，或到莫斯科和俄国其它地方出席会议。因此普京不仅主管对外经济工作，逐渐也负责起市政府的日常工作。他勇于任事，效率高，姿态低而又不居功，因此深得索布恰克的信任和喜爱。索布恰克本人性格多疑，从一个法学教授成为市长以后，角色的急剧转变使他在官场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围着他的人们不外乎要官、要好处，使他更加防备。但他惟独对普京十分信任，普京决定的事情，索布恰克就批准。不过普京从不越权，凡是他职权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情，他做了决定之后，都会呈报索布恰克，并且对申请者说明“此事还要同市长商量”。因此在索布恰克外出期间，市长一般由普京代理。
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和第一副市长期间，全力推动该市引进外资、外商和设立圣彼得堡自由经济区。他领导有关部门建立了外汇交易所，以方便外商、游客和市民兑换外币。普京批准了著名的顾问公司KPMG在圣彼得堡设立分公司，使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个顾问公司了解在圣彼得堡投资的各种具体问题。在吸引外资方面，普京的工作重点是德国和北欧公司。实际上，德国和北欧公司在历史上就是圣彼得堡的主要外资来源。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就是在普京的劝说下决定在圣彼得堡投资的。
因此，在圣彼得堡工作，使普京不仅和索布恰克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积累了管理经济和政府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所以他后来能够很快在莫斯科打开局面。普京还由于担任这个职务，和俄国正在崛起的青年一代政治精英之一的丘拜斯(当时担任索布恰克的经济顾问)建立了联系。
普京在圣彼得堡工作的六年非常重要。他过去一直服役于克格勃，从来没有做过行政方面的工作，没有管理经济的经验。他习惯于在隐蔽战线，以双重(合法的和伪装的)身份和别人打交道，特别是在德国主要是和外国人打交道，对国内的事务并不熟悉。从德国回国后，普京在圣彼得堡经历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等惊心动魄的变化，经历并且参与了由苏联的极权和计划经济体制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又领导了圣彼得堡的市政府，从而积累了可贵的政治、行政和管理经验，包括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这对普京后来到莫斯科工作都是很有益的。任何政治首先都是地方的政治，有否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担任行政首长的经历，是大不相同的。
重回“克格勃”
1996年的圣彼得堡市长选举，索布恰克踌躇满志，全力以赴，准备连任。他的对手是他原来的副手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索布恰克在圣彼得堡执政六年，树敌甚多，政绩却不明显。圣彼得堡市民需要的是更实在的东西。虽然普京担任了索布恰克竞选总部的负责人，但是索布恰克造成的局面，普京也无能为力，何况他并不是竞选方面的专家。
这时候，普京已经脱离了克格勃。他的辞职很有传奇色彩。当他刚刚到索布恰克那里
工作的时候，也曾经犹豫是否离开他为之奋斗了15年，而且颇有建树的克格勃。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提笔写下辞职书。为了防止讹诈，他决定公开宣布他在克格勃工作过。他找到了他的一位朋友、电影导演沙德克罕，秘密录制了一段专访纪录片，详细地介绍了他是如何在克格勃工作的、什么时间做过什么等等。并在列宁格勒电视台播出了这段纪录片。后来，当有人暗示普京过去如何如何时，普京就会立刻回敬一句：“够了。这没什么意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的辞职书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人回应。为了与克格勃彻底脱离关系，普京在1991年8月20日，即8·19政变发生后又发表了一份辞职声明。
1996年5月，圣彼得堡市长选举的结果以索布恰克的失败告终。尽管新市长雅科夫列夫邀请普京留任，但是普京认为这是对恩师的背叛，所以谢绝了他的提议，这也是对新市长的一种婉转的批评，因为雅科夫列夫也曾经是索布恰克的副手。落拓的索布恰克尝尽世态炎凉，旅居巴黎养病，昔日的朋友大多疏远了，只有普京还和他保持着联系。普京本人的地位后来逐渐上升，在可能的情况下，一直为避居巴黎的索布恰克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对此索布恰克是心怀感激的，他说：“我们共同工作了六年，普京从不向我伸手要荣誉、地位和奖金。”
索布恰克竞选失败后，普京拒绝到新市政府里工作，克格勃的工作也辞掉了。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普京失业了。最初从莫斯科传来消息，要请他去那里工作，但是不知为什么对方又改变了主意。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另一位圣彼得堡出身的领导人，第一副总理鲍尔萨科夫的关照下，普京被任命为总统总务局副局长，负责法律处和俄罗斯境外财产。普京在总务局的主要工作，其实还是和他的克格勃背景有关，特别是在德累斯顿时期的工作有关。他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在克格勃工作的实务，负责清理苏联在国外的资产。因为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国外的债务，但是也继承了苏联和苏共在国外的财产，这笔资产数额不小，共有数十亿美元。
1997年3月，普京又被调入了总统办公厅，任副主任并兼任监督总局局长。办公厅和总务局当然完全不同。总务局管的是“物”，是房子或和房子有关的事务，办公厅却是为总统服务的。至此，普京开始进入叶利钦的视线。在这里，普京和叶利钦的家族开始建立关系，特别是和办公厅主任瓦连京·尤马舍夫。叶利钦和尤马舍夫情同父子，因为叶利钦膝下无子，而尤马舍夫的平民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很讨他的欢心。尤马舍夫当时是叶利钦的办公厅主任，而且和权势日盛的“第一女儿”塔吉亚娜关系也很好。据称，尤马舍夫的赏识是普京得以进入叶利钦身边的关键。
普京在总统办公厅主要是负责监督总局的工作。这个局是专门代表总统和俄罗斯各个联邦主体〔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2个直辖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1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打交道的。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和中央政府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普京的工作就是检查总统政令在各联邦主体贯彻执行的情况、处理各主体的投诉和要求以及协调相互的关系。
普京负责这项工作，首先是得以站在中央的角度了解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的情况，其次在和联邦主体打交道的同时，也积累了经验。普京在和地方交涉的时候，态度强硬，手段则软硬兼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地各种独立和分离的思潮蜂起，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也非常复杂，不少地方主体在和莫斯科打交道的时候，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动辄以独立相威胁，而普京总是有办法使他们就范，因此各地的官员私下给他一个绰号——“帝国主义者”。不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普京的行政和管理能力很强。显然，到了莫斯科之后，普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了角色。和在圣彼得堡时一样，他在工作中干练务实，同时能够很好地处理与上级和左右的关系。监督总局局长这个职位对普京后来的逐步晋升很有好处。
叶利钦很快就注意到了普京在监督总局的表现，但他同时也没有忘记普京的克格勃出身。叶利钦知道，虽然在苏联时期克格勃往往凌驾于其它部门之上，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过总的来说，克格勃只是工具，别人可以用，他也可以用，而且必须用。同时，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庞大机构组织的情报机构，克格勃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消失，它遭到了巨浪的冲击，不过并没有土崩瓦解，而是改革和重组了。1992年1月，叶利钦签署命令，成立俄罗斯国家安全部取代中央情报局。但是由于俄罗斯国家安全部的很多人介入了议会反对叶利钦的斗争，使叶利钦十分恼火，在“炮打白宫”事件之后，他取消了俄罗斯国家安全部，代之以反间谍局，这个局后来又重组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目前的俄罗斯情报系统由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组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机构都是克格勃的继承者，不过已然脱胎换骨。
对于这样重要的机构，叶利钦当然需要一个能干而又可靠的人来负责。他环顾左右，选中了普京。1998年7月25日，叶利钦签署命令，任命预备役中校普京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本来，叶利钦打算提升普京为将军，但是普京没有接受，他知道，由一个中校提升为将军，即使是少将，也并不合适。普京也知道，以一个预备役中校而主管联邦安全局，会使很多人不服气，但他不在乎，关键是看当了局长之后的工作成绩和实效。据说，上任那一天，普京来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大楼，也就是过去的克格勃总部大楼，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回家了。”
克格勃是普京少年时代为之神往、后来又为之贡献了自己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情报机构，现在普京成了这个机构的主人。普京执掌安全局之后，首先建立了自己的班底。他的第二个大动作是精兵简政。安全局总部有6000名工作人员，普京大刀阔斧地精简为4000人，整整裁去了三分之一。这些被精简掉的人员，或调往各地充实当地的安全机关，或改行。
普京是这样评价克格勃的：这是一个为极权主义服务的机构，但是具有非常专业的人员和组织。换言之，这只是一个工具，关键是为谁服务。可以为极权主义服务，但是也可以为民主政治服务。
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黑马”
1999年3月，普京在联邦安全局局长的位子上只干了十个月，就被叶利钦提升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是总统下属机构，1992年根据俄罗斯宪法、安全法和总统命令建立，其职能是：审议重要的国家和社会安全建设，制定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联邦安全委员会下设若干跨部门委员会，包括对外政策、跨地区、国际安全、边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等委员会。这是一个超级的权力机构，职权远比内阁大，因为它包括了上下两院的议长，其制定的政策都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
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由总统任命并且直属于总统，在国安会及相关的活动中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个职务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总理。总理只管政府，国安会决策的范围却超过政府。它的职权在主要大国的同类机构中是最大的。普京担任这个要职，说明他已经进入了权力核心，成为参与决策的大员，而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委员秘书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此时叶利钦的任期只有一年多时间了，叶利钦长期以来身体欠佳，媒体又经常报道他酗酒失态。叶利钦身边的人，如他的女儿季亚琴科和尤马舍夫等人，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也常常引起批评。同时，俄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丛生，政坛斗争激烈。在国外，北约绕过联合国，对南斯拉夫和科索沃发动了78天的远距离空中打击，南斯拉夫被迫从科索沃撤军。
但是普京上任伊始，就显示出了铁腕政治家的本色。在科索沃问题上，当北约军队兴高采烈准备进驻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的时候，一支俄军伞兵小分队却在英军之前，在普里什蒂纳机场如神兵天降，抢占了机场。消息传出，北约震惊。北约盟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命令英军夺回机场，但是英军司令杰克逊拒绝了，他说：“将军，我不能为您而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有理由相信，在协调这一行动的时候，普京作为联邦安全委员秘书，也发挥了他的作用。
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在协调和处理国内外重大的安全问题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在此期间，叶利钦有一次有意无意地对新闻界说起，他已经有了接班人，但是现在不能公布。媒体没有太注意这句话，直到普京被任命为总理，人们还没有往这方面想，因为叶利钦在一年之内换了三个总理，谁知道普京的任期能有多长？这和普京的韬光养晦低调为人也有关系，他总是退居幕后，不求引人注意。1999年8月，叶利钦总统提名普京为俄罗斯政府总理，并宣布他为自己的接班人。
普京政治生涯的运气之好，与其说是升迁得快，不如说是时机恰当。叶利钦在位八年，身边的谋士亲信和高官重臣换了一批又一批。八年里叶利钦换了七个总理，七个安全局长，十个财长，六个内政部长，七个总统办公厅主任，六个安全会议秘书，只有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换得少些，各换了三个。以此推断，普京不管是作为安全局长、安全委员会秘书还是总理，如果长期干下去的话，恐怕也是前程难卜。但官员轮换的走马灯到了普京这里停住了，因为叶利钦已没时间再换下去。普京成了惟一一个不被撤职的政府总理。
叶利钦对自己的接班人曾经千挑万选，切尔诺梅尔金，涅姆佐夫，基里延科，斯捷帕申等都在普京之前，但都未能坚持到最后。普京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被推到前台，而这位后到者却成为惟一的成功者。普京刚一上台就赶上车臣战争爆发，这是他大显身手的天赐良机。结果，通过这场战争普京不仅消灭了车臣匪帮，而且也打掉了所有的竞争对手，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从此为他敞开。
竞选总统（一）
1999年8月10日，刚刚成为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对记者表示，他打算角逐即将于2000年举行的总统竞选，“我肯定将参加选举。”
同一天为了呼应普京的表态，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已“签署了关于国家杜马选举的命令。国家杜马选举将于12月19日举行。”他希望普京在2000年能当选俄联邦总统。叶利钦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杜马的选举已成为了总统竞选的预演。
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独立后，各种政治和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俄罗斯蓬勃发展。1999年在俄罗斯正式注册为全联邦性的政党有150个，政治运动50个，另外还有许多社会集团(联合组织)。从各种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活动看，“政党”、“运动”、“集团”并没有什么实质差别。除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民主改革党派以外，还有各种自由主义派、恢复宗主制运动、新法西斯组织、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极左派，以及绿党、啤酒党等。
当时在杜马中最具有竞争实力且影响力较大的有：
1成立于1999年8月4日的“祖国—全俄罗斯”联盟。这个联盟是由“祖国”运动、“全俄罗斯”运动及农业党部分成员组成。领导人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该联盟在俄许多地区都设有分支机构，拥有近30万成员。
2俄罗斯共产党。共产党约有55万名党员，在88个联邦主体建有2万多个基层组织。
3成立于1990年，以亚夫林斯基政治集团为核心的“亚博卢”集团。该集团领导人为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前政府总理斯捷帕申和前驻美大使弗拉基米尔·卢金。
这三个有势力的组织基本上都是反叶利钦的。虽然在杜马中，由叶利钦授意的成立于1995年5月12日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运动是亲叶利钦的组织，但由于叶利钦所倡导的“力量”联盟失败，从而导致“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运动势单力薄，据选举前的社会舆论基金会的调查统计，支持它的只有2%左右的选民，很难突破5%入围杜马所需的选票大关。照此势头发展下去普京在总统大选中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对叶利钦有利的是，虽然杜马议员的二分之一是由政党系统选出，但是剩余的二分之一则是由地方选区选出的，而地方长官中有很多人是亲克里姆林宫的。
鉴于这种情况，叶利钦立即要求总统府第一副主任沙布杜拉苏洛夫抓紧时间将亲总统的地方势力组织起来，组建一个新的政治联盟，在杜马和总统选举中削弱其它政治势力，确保实现辅助普京上台的政治意图。
沙布杜拉苏洛夫受命后马不停蹄地与数十名地方长官进行磋商，最后组织了近40名地方长官，成立了以紧急情况部部长绍伊古为领导人的“团结”联盟，参加杜马选举。绍伊古是一颗以效率高和廉洁著称的政坛新星，民望很高。
1999年9月27日，绍伊古发表讲话，宣布“团结”联盟成立，并欢迎“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与之联手参加杜马选举。他说：“联盟是我创建的。这是一个全新的运动，一个全新的联盟。今天联盟召开了组委会会议，决定10月2日召开联盟代表大会，10月3日举行联盟成立代表大会，届时确定该联盟联邦范围内候选人名单和单席位选区候选人名单。”随即有31位地方行政长官签署声明表示支持“团结”联盟。而此时，离法律规定的党团参选杜马的登记时间——10月25日只有28天。
1999年12月19日俄罗斯联邦第三届杜马大选正式开始。这一天，也成为俄罗斯举国关注的一天。
经过三天的激烈争夺，12月23日，俄选举委员会公布杜马选举的最后结果，宣布：19日举行的杜马选举合法有效，62%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选出了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的440个，六个党派获得了5%以上选票，得以进入杜马。其中，俄共得票率为2429%；“团结”联盟2324%；“祖国—全俄罗斯”联盟1312%；“右翼力量联盟”86%；“亚博卢”集团598%；“日里诺夫斯基联盟”64%。在各地方选区共有122名独立候选人当选。
这一结果使克里姆林宫充满了喜庆的气氛：亲叶利钦和普京的“团结”运动和“右翼力量联盟”总共获得了超过3184%的选票，在俄议会下院国家杜马中占到了一百多个议席。选举结束后，叶利钦总统把这一结果称为“真实地表现了人民的意愿。”普京也高兴地说，俄罗斯最终“踏上了稳定的道路”。
这次杜马选举最大的赢家无疑是叶利钦和普京。“祖国—全俄罗斯”在这次选举中一蹶不振，使普京总统大选的劲敌受挫，为普京赢得总统选举铺平了道路。叶利钦一直认为，总统选举的心腹大患不是俄共的久加诺夫，而是领导“祖国—全俄罗斯”的普里马科夫。
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八天后，为了使普京的当选更为顺利，叶利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1999年12月31日，正当2000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并下令由普京代理俄联邦总统。
叶利钦此举的目的是，给所有其他总统候选人一个措手不及。因为按原计划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应在2000年6月进行，而按照俄罗斯宪法，总统辞职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新总统选举，因此他们很难为选举做好充分的准备。俄罗斯宪法还规定，参选人应当获得100万选民的支持签名，才能正式注册为候选人。由于这一次是提前选举，所以征集签名的数量减半，为50万个，最后期限是2月18日。但即便如此，在如此短的期限内征集到50万的人签名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这对普京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
当时准备参加竞选的除普京外共有11人，他们是：
1根纳季·久加诺夫：俄罗斯资深政治家和俄共领袖、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俄人民爱国联盟领导人。久加诺夫自称为人民疾苦的代言人，他反对实行总统制共和国政体，反对激进的经济改革，反对“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久加诺夫1944年6月22日生于俄罗斯奥廖尔州，毕业于国立奥廖尔师范学院数学系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获哲学副博士学位。1966年加入苏共。1967年起任奥廖尔州共青团区、市和州委第一书记。1974年起任奥廖尔市党委书记、第二书记，苏共奥廖尔州宣传部长。1983年起任苏共中央宣传部督导员、处长，1989年起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1990年6月，当选俄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俄共书记。1993年2月当选为俄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95年1月当选为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当选为俄人民爱国联盟协调委员会主席。1996年6月久加诺夫参加上届总统竞选，在全国左派的支持下，以绝对优势力克群雄，与叶利钦一同杀入决赛。由于当时得票第三的列别德将军被克里姆林宫招安，久加诺夫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但仍然赢得了40%多的选票。由此可见，久加诺夫将是普京总统大选路程上遇到的一个重量级对手。然而，叶利钦的突然辞职使久加诺夫的竞争力有所下降。作为全国最大的反对派，久加诺夫一直是以叶利钦为斗争对象的，其支持者大多是叶利钦的反对者。如今叶利钦突然辞职，使久加诺夫失去了攻击的靶子，俄共最大反对派的优势也骤然减弱。
竞选总统（二）
2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1952年4月10日出生，俄右翼反对派“亚博卢”集团主席，精通英语，经济学家，一直是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西方国家政府非常喜欢的人物。亚夫林斯基毕业于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被誉为经济学“神童”。曾在苏联国家劳动社会问题委员会工作，并掌管过劳动科研所中的一个部门。1989年出任苏联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某司司长，1990年任俄副总理。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他作为经济顾问，与沙塔林合作制定了实行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1991年8月起任国民经济应急管理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起任俄经济政治
研究中心理事长。同年与博尔德列夫和卢金一起组建“亚博卢”集团，出任主席。他是俄国家杜马改革派领袖，在知识分子和开明派中较受欢迎。1996年6月参加上届总统选举，得票率为73%，名列第四位。1998年3月再次当选为“亚博卢”集团主席。
3阿曼·图列耶夫：时任俄克麦罗沃州州长、俄人民爱国联盟协调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图列耶夫1944年5月13日生于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市。1973年毕业于新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工程学院。曾任克麦罗沃铁路局长，1990至1994年任克麦罗沃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后任该州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1994年起任俄罗斯克麦罗沃州立法会议主席。参加过1996年6月的总统竞选，成绩不佳。1996年8月当选为俄人民爱国联盟协调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96年8月至1997年7月任俄政府与独联体国家合作部部长。1997年7月起任克麦罗沃州州长。
4尤里·斯库拉托夫：俄联邦前总检察长。大学时期他就喜欢研究国家法学和国家制度问题。7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被征召入伍，在特种警察大队服役一年多。复员后再度进入俄罗斯法学院，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来从事教学工作并晋升为副教授，成为法学院法律检察系主任。1987年通过有关地方自治问题的博士论文答辩，晋升为教授。之后调到苏共中央工作。90年代初期在共和国安全局和俄联邦安全部担任咨询员工作，为政府起草安全方面的文件。1993年担任法制和法律秩序问题研究所领导人，并任总检察院院务委员。他领导的研究所成功地制订了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和刑事执行法典的草案。1996年2月，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批准他为俄联邦总检察长。他上任伊始，就着手对检察工作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修改检察工作的职能，并涉及总的监督问题、刑事诉讼问题和侦查程序问题，由此他受到某些被他调查的人的攻击，1999年一盘有关他嫖妓的录像带被公布，他本人对此断然否认。1999年2月2日他提出“因健康原因”辞职，未得到批准，同年4月起被暂停职务。2000年1月底，俄总检察院指控他滥用职权，斯库拉托夫被禁止出国。
5康斯坦丁·季托夫：时任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他主张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是俄政坛的右翼人物。
6阿列克谢·波德别列斯金：“精神遗产”运动领导人、俄人民爱国联盟协调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左翼反对派，是久加诺夫的亲密战友。
7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左翼人士，俄人民爱国联盟协调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俄罗斯著名电影制片人，俄民主党骨干。1995年2月起任国家杜马车臣冲突情况听证委员会主席，后去职。1996年8月当选为俄人民爱国联盟协调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他的儿子在俄军服役，在车臣战争中阵亡。
8埃拉·潘菲洛娃：1953年出生。俄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是在俄罗斯参加总统竞选的第一位女性，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曾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专利和优惠委员会任职。1991年任社会保障部长。1992年12月连任社会保障部长。1993年12月加入俄罗斯“选择”联盟。1994年2月辞去社会保障部长职务。
9乌马尔·贾布赖洛夫：时任俄一家国际旅游合资公司和商业中心的总经理助理，知名度不高。
10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俄自由民主党主席、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国家杜马副主席。通晓俄、英、法、德和土耳其五种语言，法学家、中亚和高加索问题专家。1946年4月生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197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附属亚非学院，后又在莫大法律系修完全部法律课程。在苏军服役两年，曾任苏军外高加索军区军官，其后在俄工会系统、司法部工作多年。1988年起积极从政，同年起草了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1989年12月筹备成立了自由民主党。1990年3月任自由民主党主席。1992年4月在自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并参加了俄第一次总统大选，位居第三，仅次于叶利钦和卢日科夫。1993年12月参加俄杜马竞选，他领导自民党获得2432%的选票，名列第一，成为国家杜马中自民党议员团主席。1996年7月当选为俄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2000年1月起任第三届国家杜马副主席。
11叶夫根尼·萨沃斯季亚诺夫(最后退出竞选)：俄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前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1952年出生，矿业工程师，物理学家。1991至1994年曾在俄联邦不同的安全部门任各种领导职务。1994年1月起任联邦安全局副局长。1996年8月至1998年12月任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
作为代总统的普京与这些人相比具有绝对的优势。首先，叶利钦提前离职后，普京身兼总统和总理两大要职，集国家所有最高执行权力于一身，成为了俄罗斯头号实权人物。他不仅继续领导政府，而且直接控制原来由叶利钦把持的强力部门。其次，普京在解放车臣战争中的强硬立场，得到军方的有力支持。第三，在政治势力上，杜马选举中大获全胜的“团结”运动，算是普京竞选总统的坚强政治后盾。除“团结”运动外，普京在与反对派较量中，还可望得到右翼力量和部分中间力量的支持。此前举棋不定的某些地方领导人也可能倒向普京，通过对普京的政治支持，换取地方经济上的好处。第四，在选举前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普京还有许多拉拢选民的机会。例如，他可以以现任国家领导人的名义合理合法地为俄罗斯人民提高工资和养老金，这一方法在俄罗斯是非常有效的，感恩戴德的人民都将会投他的票。第五，普京没有历史包袱。普京与苏联政权没有多大的瓜葛，为政也比较清廉，过去任何问题都不会算到他的身上。反对派几乎难以找到对他下手的地方。第六，作为俄罗斯政坛新星，普京还没有来得及犯错误，这可以使他得到各种政治倾向的选民的支持。第七，叶利钦下台后，原先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寡头”也会转而投到普京的麾下，利用他们控制的媒体和财团支持普京，防止反对派上台后对寡头进行清算；而原来攻击叶利钦的政党派别中的部分人员也有可能因失去靶子转而支持普京。最后，相对于同样很有威望的久加诺夫等来说，普京还具有年龄和健康上的优势。这确实是新一代领导人所必须的。
在上述优势中，普京最大的还是车臣战争。普京在打击车臣恐怖主义行动中表现出的强硬立场，顺应民意，赢得民心。他与众不同的才干和魄力，更给俄罗斯带来了东山再起的希望。
竞选总统（三）
当然，优势并不等于胜势，为了制定出合适的竞选策略，完善自己的政治形象，普京组建了自己的智囊团。这个智囊团的大多数人是由普京亲自挑选的，他们也像普京的职业生涯一样来自许多领域。
普京智囊团的头号人物是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他是普京担任代总统后提拔的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卡西亚诺夫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西方金融界人士来说，他是一个熟
悉的、可以信赖的人。他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好俄罗斯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张关系。他曾公开表示反对一项要求俄罗斯出口商将他们所赚取的外汇100%汇回国内的建议。该建议是俄罗斯中央银行提出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却表示不满。普京暗示说，如果他在大选中获胜，他可能任命卡西亚诺夫担任总理。
智囊团的二号人物是普京的克格勃同事谢尔盖·伊万诺夫。普京在1990年离开了克格勃，而伊万诺夫则继续留在情报部门工作，职位稳步上升。1999年11月，普京任命时任联邦安全局副局长的伊万诺夫担任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在伊万诺夫的领导下，国家安全会议制定了一个有争议的新的国家安全构想。这个构想降低了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并明确指出西方是对俄罗斯安全的潜在威胁。伊万诺夫在2000年1月12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是多极世界理论的拥护者。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反对任何国家行使霸权主义。”他又说，所有国家都支持西方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情况“将永远不会出现”。
智囊团的“笔杆子”是圣彼得堡律师格尔曼·格雷夫，著名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就是他帮助起草的。格雷夫在90年代初期同普京一道在私有化计划部门工作。有着德国血统的格雷夫出生在哈萨克斯坦，当时这里还是苏联的一部分。格雷夫同普京一样，也能讲流利的德语。他似乎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普京的思想——把战后德国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家长式资本主义模式看做是俄罗斯发展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格雷夫说，不建立保护公众的社会机构而只是“谈论一场新的经济改革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普京智囊团的“政治谋士”和“总统竞选总指挥”则是丘拜斯，普京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大政方针都要依赖他的帮助。尽管丘拜斯在俄罗斯遭到一些人的谩骂，但是他是一位精明的政治管理人才。1996年，是他促使叶利钦在选举中获胜并连任的。丘拜斯与普京及格雷夫的交往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普京能够在莫斯科迅速崛起全仰仗丘拜斯的力荐。丘拜斯也似乎与普京阵营中的每个重要人物都有关系。克里姆林宫的一位顾问阿列克谢·切萨纳科夫说，普京对听取丘拜斯的意见“十分认真”。
这些智囊团的精英们为了使普京的声望在3月份大选时达到顶峰，保证普京在阻力最小的情况下顺利当选，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如仔细地研究公众的喜好，确保普京能够对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意见做出迅速而积极的反应；运用爱国主义精神，敦促普京在2月份颁布俄军新的、也是更严厉的军事学说，向人们展示普京保卫祖国的决心；开动宣传机器，使俄罗斯新闻媒体在总体上都对普京的工作表示支持和赞同，即使有一些批评，也是在非常有限的空间内。
2000年2月14日，普京按《俄罗斯联邦选举法》规定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了50万合法选民的支持签名和本人及其家人财产收入情况的文件。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扎斯特罗日娜雅宣布，经核查，普京申报的其本人及家人的财产收入情况属实。普京申报的财产收入包括：普京在1998年至1999两年间的收入265699卢布；普京的妻子柳德米拉的收入43167卢布；普京在银行的存款386999卢布，普京妻子柳德米拉的存款10323卢布。普京拥有的房地产包括：在列宁格勒州的6796平方米私有土地，在莫斯科州的1500平方米私有土地，在莫斯科的一处面积为1573平方米的国有住房，在列宁格勒州的一处1529平方米的私人别墅和两个车库，分别为38平方米和18平方米。另外，普京和柳德米拉在普斯科夫州还有一块可以使用的60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至此，普京正式成为了俄罗斯第三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而此时经过智囊团的努力，普京的竞选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包括约什卡尔奥拉、达吉斯坦和阿尔泰在内的许多地区都表示忠实于普京。拥护普京的政治力量则包括“团结”联盟、“祖国—全俄罗斯”，反对普京的只有俄共和“亚博卢”集团。
正当普京的竞选活动一帆风顺时，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2月19日夜，普京的恩师、圣彼得堡市的首任市长、此次总统竞选工作的助手索布恰克在加里宁格勒停止了呼吸。21日，索布恰克的遗体被运回圣彼得堡市。市政府准备于24日以首任市长的规格在著名的亚历山大—涅瓦公墓为索布恰克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这个公墓安息着在车臣牺牲的俄罗斯英雄，1999年被暗杀的国家杜马议员，沙皇时期的政界、军界、文学界名人等。普京决定参加这个葬礼。然而，23日中午，俄罗斯RTR国家电视台传出了“车臣恐怖分子准备在葬礼上暗杀代总统普京！”的消息。
原来车臣匪徒头目巴萨耶夫得知普京将要参加索布恰克葬礼的消息后，便通过互联网向散落在俄罗斯各地的车臣恐怖分子发出对普京的“追杀令”，声称：“罪犯普京被判处死刑。车臣人的血债要用普京的血来偿还。”“追杀令”还注明了暗杀成功后用来联络的电子信箱和传真号码，还声称暗杀者可以用阿拉伯语、英语和俄语联系，以便成功后领取赏金250万美元。
竞选总统（四）
由于时间紧迫，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警方、安全局、内务部同时行动，根据早已掌握的线索顺藤摸瓜，一举捕获了绝大多数阴谋参加者。同时俄全国各地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为了防止其他车臣杀手潜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俄罗斯下令紧急关闭所有的车臣边境。
24日当普京到达圣彼得堡的当天，圣彼得堡的机场、火车站、公共汽车站的安全警卫都得到了极大加强，没有身份证件的公民一律被暂时收容，普京在圣彼得堡参加市长葬礼的
时间安排和路线更是成了俄罗斯的最高国家机密。即将举行葬礼的场所遍布全副武装的内务部警察和特种部队，附近街道的高层建筑屋顶上、窗台后面都埋伏着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就连举行葬礼所在地的下水道里也蹲着警察。在这异乎寻常的气氛中，普京出席了索布恰克的葬礼，并安然无恙地返回了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普京在2月25日以公开信的形式在俄各大报上发表了他竞选总统的纲领，以回应此前咄咄逼人的久加诺夫。普京在公开信中写道：
尊敬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不阐述什么全面的纲领，请允许我谈谈竞选的一些关键问题。特殊的道德标准和实际上把整个民族联系在一起的统一目标一向是俄罗斯人的特点。这曾经使我国人民在最困难的年代站稳了脚跟并取得胜利——无论在战前、战后，还是在战争时期都是这样。问题不在于要重新寻找赫赫有名的民族思想。我认为，这种思想已经存在。它已经在社会上相当明确地表现出来。
我们应该明白，当各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时，我们的对手非常强大。我们应该明确地给自己提出国家发展的有效途径。权力机关要有作为、负责任，而且要顽强地达到目的。国家机构应该是内行的、灵活的、守纪律的，不应该是臃肿的、懈怠的、对人民漠不关心的官僚圈子。
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那就是我们大家——全体公民和国家机关所应遵循的复杂的、却是公认的游戏规则：遵守法律和宪法，即国家的法律秩序。我认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这都是今天俄罗斯面临的最大、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整顿法律结构与打击贪污腐化同样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不单单是法律领域的事。
富裕的俄罗斯不能容忍任何人因为它贫穷了而来侮辱它。我要再重复一次我在给选民的公开信中所阐述的观点——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国家富裕，但居民贫穷。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要使人们过上好日子。普通公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每做一次社会调查都会显示，人们有权、也希望过上好日子。我认为，为实现这一目标，每一个政权都应承担起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无论它所依靠的是什么。造福于人民，为普通公民谋利益，这才是每一个政权的最终目标。
让市场的所有主体都能同政权保持同等距离是所有权的保障，也是政治经济领域的一块基石。显然，如果国家不能履行我所提到的那些职能，就不能提出有保障的游戏规则，这一领域就会被影子经济所占领。这是国力衰弱的表现。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不对市场进行内行的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也不会有国家的强大。但调节不是市场脖子上的索套，而是对市场的支持，是为各经营主体创造平等的条件。
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说，公民不能没有尊严感，整个国家不能没有民族自豪感。这些基础原则是看待我们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我觉得，我们有能力调动国家的一切资源，有能力调动社会的一切力量和俄罗斯全体公民的劳动热情。我认为，归根结底，这既是我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今天所有在场人的根本目的所在。
随着《致俄罗斯公民的公开信》的发表，普京开始发动自己的攻势。他在这封信中阐述了自己将奉行的政策的主要优先方面。这些优先方面可概括为：“打赢车臣战争”、“加强国家地位”、“打击犯罪”、“消灭贫穷”。这些优先方面得到了前去投票的选民的热烈反应。
2000年3月26日，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如期举行，选举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普京正式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从此进入了“普京时代”。
第四章 车臣战争
百年恩仇
19世纪70年代，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争夺巴尔干再次开战。车臣人再次为配合穆斯林兄弟而起义，也再次受到镇压。
到了20世纪，俄国大乱。十月革命后，先是邓尼金的白俄军队在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区与红军作战，车臣人痛击闯入他们家乡的白军，被莫斯科封了个苏维埃山地自治共和国。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其1921年的立国大会。不久，车臣被并入戈尔斯克自治共和国。1922
年11月又分离出来成立了车臣自治州。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俄罗斯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于是由俄罗斯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就把有马的车臣人一律当成了“富农”，不但马要没收，而且俄共对富农的政策是肉体消灭。对于车臣部落的牧民来说，马和枪是男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抢他的马，他宁愿持枪死战。于是北高加索车臣地区开始出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1922年，车臣和达吉斯坦教长纳日穆特金·戈钦斯基率领车臣和印古什人起来反抗。1922～1924年，北高加索军区及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部队所采取的围剿行动没有成功。1925年的8、9月份，在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叶·乌博列维奇的指挥下，苏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随后在1929年12月、1930年3～4月和1932年的3～4月苏军又在车臣不止一次地采取过围剿行动。1936年车臣局势才安定下来，但车臣—印古什一直有个别小股匪帮在活动，直到德国入侵。
二战期间车臣部分地区被德军占领。在占领期间德军充分利用车臣的民族情绪，许诺给予其充分自治的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落的支持，该地区还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此举招致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严重不满。1944年2月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以十万兵力包围了车臣地区各村庄，在2月23、24两天之内，将387万多车臣人和91万多印古什人押上闷罐火车，解往哈萨克斯坦。押车的士兵接到命令：车臣人逃离铁轨五米之外，即可将之射杀。在迁徙的过程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车臣人口也因此锐减。歧视性民族政策的执行，加深了俄罗斯和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情绪。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如此描绘被流放的车臣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自从人们背信弃义地把他们赶出故乡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了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高级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朴实、沉睡的哈萨克斯坦。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偷光，有时则干脆强抢。”
接着索尔仁尼琴还讲了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索尔仁尼琴在中学任教时，九年级有个叫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车臣男孩，他的哥哥酒醉后杀了一个老妇人。这时他那醉醺醺的头脑才忽然想到：按车臣人的规矩他将会有何下场。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关去自首，躲到监狱里去了。但他还有母亲、弟弟以及另一个同宗的长辈(家族中其他人已死于流放途中)，论辈分该是阿布杜尔的叔父。杀人的事很快传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车臣人居住区。这时胡达耶夫家族剩下来的这三个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尔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门窗全部钉死，像躲进堡垒一样躲藏起来。按习俗，被害老妇人那一家族的车臣人必须杀死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一个人以报仇：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人不流鲜血，受害者的亲属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他们三人被团团围住了，当官的谁都不敢走近他们家。“从前在我们眼里一直显得那么威严可怖的区党委会、区苏维埃执委会同警备司令部和民警机关一起隐藏在土墙里边，还有内务部派驻机关等等，也都在复仇者的怒火面前望而却步。”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路。血的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力量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的错误政策很快得到了纠正。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说，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无法理解，怎么可以让整个民族——包括老人、妇女、孩子、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某些人或个别团体的行为负责，让整个民族为之受苦和遭难。
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为车臣民族“平反”，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并允许车臣人重返家园，远离故土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开始陆续返回故里。这时，他们原先的家园已迁入了不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北奥塞梯人和达吉斯坦人。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关系没有得到很好处理，俄车民族之间的猜忌和对立情绪日益激化。这就为苏联解体后车臣宣布独立以及两次车臣战争埋下了伏笔。
叶利钦的失误（一）
车臣人熬到1991年，俄国再次大乱，苏联解体，他们心中深深埋藏的仇恨种子，终于抽条发芽了。
1991年6月，在车臣人全国大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前苏联空军少将佐哈尔·杜达耶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9月初，车臣武装分子占领了部分政府办公大楼。经俄罗斯议会领导人同意，成立了由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和车臣人全国大会的一些代表所组成的临时最高
委员会。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承认该委员会是车臣合法的最高权力机关。
三周后，车臣人全国大会执委会自行通过了关于解散临时最高委员会的决定，并将其所有权力收归自有。10月27日，在武装分子的严密监视下举行了车臣共和国总统和议会选举，但总共只有10%～12%的选民参加了选举。杜达耶夫当选为车臣总统。
1991年11月1日，当选总统的杜达耶夫不顾俄罗斯宪法的规定，成立主权国家车臣共和国。杜达耶夫声明：如果俄国想和车臣建立特殊关系，则必须首先承认车臣的独立，对迫害车臣民族的罪行做出赔偿，并审判那些犯下罪行的人。与此同时，车臣武装还通过武力夺取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及护法机关的一些办公大楼，致使一些官员死亡。他们还攻占军火库，夺取了大量武器装备。从而使得杜达耶夫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组建起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国民卫队。
此次当选为总统的杜达耶夫出生于1944年，那时正是车臣人被发配的时候。他出生几星期之后，全村就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因此他从小就目睹了车臣人的悲惨生活。回到车臣后，杜达耶夫读书参军，一直升到轰炸机师师长。1989年驻扎在爱沙尼亚时，他对当地独立运动的同情缓和了军方的一些军事行动，所以他一直受到爱沙尼亚人的敬重。杜达耶夫虽然当上了总统，但由于他是军人出身，不是政治家，而且车臣民族也没有现代政治传统，他们的社会结构很难容纳超越家族利益的管理。因此车臣很快陷入秩序瓦解的混乱中，成了俄罗斯族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车臣人自己也积极参与国际军火、毒品走私及非法的金融活动。
车臣独立对当时俄罗斯的危害主要在于：如果它成为一个对俄罗斯心怀敌意的穆斯林国家，将对高加索各民族和中亚地区诸国产生极大的影响。放纵甚至放弃车臣，将立即牵连相邻的达吉斯坦。
11月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宣布车臣—印古什总统选举非法。但此时叶利钦当局忙于政治斗争，自顾不暇，因此只是口头上不承认车臣的独立，拒绝与杜达耶夫进行有关车臣独立的任何谈判，实际上却默认了他对车臣的统治，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车臣分离主义势力的气焰。
随着车臣分离倾向的加剧，俄当局开始对车臣采取了一系列非军事制裁策略：在财政上冻结对车臣的预算补贴。但杜达耶夫毫不退让，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俄当局针锋相对。他拒不承认俄联邦宪法，不签署联邦条约，不组织联邦选举，也不参加联邦会议，这使俄当局对杜达耶夫非常头疼。
见“软”招不成，俄罗斯当局决定于1992年10月出动武装力量对车臣施压，并宣布车臣全境实行紧急状态，但杜达耶夫软硬不吃，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后来，俄国总统叶利钦开始对车臣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表面上高姿态，仅是呼吁车臣签订加入联邦的条约；暗地里资助杜达耶夫的反对派，提供金钱和武器。
1994年叶利钦炮打白宫消灭了反对派之后终于大权在握，为了顺应国内“重振俄大国雄风”的呼声，并为参加1996年的总统大选积累资本，叶利钦开始把解决车臣问题提上日程。1994年11月26日，车臣反对派突袭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俄军暗中参加了这次行动，希望以此一举消灭杜达耶夫。但是俄当局显然低估了杜达耶夫的感召力。杜达耶夫的总统卫队守住了市中心，从各处赶来的支持者驱散了反对派，还活捉了70余名俄国士兵。这终于促使俄当局决定直接使用武力迫使杜达耶夫政权就范。12月11日，叶利钦签署《解除非法武装和在车臣境内恢复宪法法律制度》的命令。同一天早晨7点，俄联邦武装力量和内务部部队约3万余人从西部、西北和东部三个方向向格罗兹尼开进。12月16日，俄军进入车臣。1994年12月31日，战斗正式打响。
然而此时车臣分离势力的羽翼已经丰满，对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通过其擅长的山地战、游击战和城市巷战对俄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抵抗。而俄军当时仍沉迷于超级大国的幻影之中，对速战速决充满了盲目的自信。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甚至当众夸下海口：俄军可在几天内拿下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但事实却与此相反……
1995年1月1日，俄军兵分三路挺进格罗兹尼，战斗打得相当激烈。经过奋战，1月27日，俄军在格罗兹尼外部建立了两道包围圈。但由于车臣叛军打得相当顽强，而且战术狠辣，因此造成了俄军极大的伤亡。1月28日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不得不宣布俄军攻打格罗兹尼的人数增至38万人，坦克230辆、步兵战斗车454辆、火炮和迫击炮388门。
1995年3月初，战争进入到第二阶段：俄军正式攻打格罗兹尼城。经过六天的苦战1995年3月6日，俄内务部部队攻占了车臣武装在格罗兹尼的最后一个据点——切尔诺列契耶；3月中旬，俄军撤出格罗兹尼，由内务部部队控制城内局势；3月16日，内务部军队第一○○师攻打车臣武装分子西部集团占领的萨马什金、巴穆特、阿西诺夫斯卡亚地区(车臣和印古什边界)；20日，俄军向阿尔贡、古捷尔梅斯、沙利方向推进；24日俄军占领阿尔贡；3月30日，俄军攻占古捷尔梅斯；第二天，俄军攻占沙利；4月7～9日，俄军攻占萨马什金；18日占领巴穆特；24日，车臣成立反对杜达耶夫联盟，甘塔米洛夫当选为主席；28日，叶利钦签署《有关使车臣局势正常化的补充措施》命令，宣布从4月28日零时至5月12日零时在车臣暂停作战行动，当出现武装挑衅时，在车臣的俄军将视情况采取行动。
1995年5月到6月间，针对逃入山地的车臣叛军，俄军进行了山地清剿行动，但在行动中，俄军却被叛军打得团团转，尽管最后取得了胜利，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叶利钦的失误（二）
在战争期间，俄军从未放弃过对车臣总统杜达耶夫的猎杀，先后五次对杜达耶夫进行了导弹袭击。这些导弹袭击都是在杜达耶夫使用卫星电话与他手下的部队指挥官通话时进行的。这种“空对地”自动制导导弹能够根据无线电波来寻找目标，侦察人员报告杜开始打电话后，空军分队就从附近的空军基地起飞，向发出无线电波的地方发射导弹，前四次，在导弹到达目标以前，通话就结束了，导弹落到了其它地方。
但在1996年4月21日，俄军的军用卫星截获了一个无线电信号，而且这个信号一直不停地发射，因此，军用卫星有足够的时间将其定位，然后把信息传回地面控制中心。地面中心马上把目标的相关信息传送给一架在空中待命的攻击机，攻击机根据信息立即发射了一枚空对地导弹。导弹直接命中，一举将目标摧毁。事后确认，目标就是杜达耶夫。从发现到猎杀，前后不过几分钟！俄军打了一个极其漂亮的信息战！
1996年5月27日，俄罗斯当局和车臣非法武装头目扬达尔比耶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达成在车臣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协议。次日，叶利钦总统又风尘仆仆地前往车臣，宣布战争结束，俄军取得胜利。
但车臣战事却并未因停战协议的签署而得以平息。因为在协议中没有涉及车臣在俄罗斯联邦的地位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是俄联邦政府与车臣反对派武装之间分歧的焦点，是车臣问题的关键。车臣反对派一直要求车臣完全“独立”，而俄罗斯绝不会在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让步，给车臣高度自治的前提是车臣必须留在俄罗斯联邦的版图上。因此，在车臣反对派没有放弃独立的立场之前，车臣危机就不算最终解决。
同时协议的签署还导致了车臣武装内部的分化，车臣武装分子头目巴萨耶夫发表声明说，“谁也没有赋予杨达尔比耶夫同俄罗斯谈判的权力”，车臣政府对莫斯科方面抛开共和国合法政府与非法武装谈判一事表示强烈不满。共和国首脑扎夫加耶夫认为，协议应该是在俄与车臣合法政府之间签订，匪徒应该被送上法庭，当然无权签署协议。
1995年6月14日，巴萨耶夫率领约100名匪徒闯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布杰诺夫斯克扣押了1000多名人质，要挟俄军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撤出车臣，否则将杀死全部人质。经过长时间谈判，俄政府做出了重大让步，基本上满足了巴萨耶夫的要求。6月19日巴萨耶夫率领匪徒撤回车臣，800余名人质获释。
随后俄军也宣布了撤军计划：8月底完成撤军，但留下两个旅常驻车臣。
8月6日6时许，约二三百名装备精良的非法武装分子遵照其首领扬达尔比耶夫的命令，袭击了格罗兹尼火车站货运仓库和六个区政府的办公大楼。随后，在中央市场以及共和国政府大厦，内务部和安全局周围与联邦军队展开了枪战，他们炮击的目标是位于市中心的车臣政府大厦，该建筑几乎被完全烧毁。同一天，车臣分裂分子还袭击了位于格罗兹尼以东的阿尔贡和古杰尔梅斯，并占领了古杰尔梅斯。7日，除了政府大楼、安全局和内务部还在俄军手中外，格罗兹尼市中心已被反政府武装控制。12日，格罗兹尼的激战仍在进行中，联邦军队已有200多人阵亡，800多人负伤。这使车臣局势再度恶化。
袭击发生后，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立即与正在格罗兹尼准备与车臣反对派进行谈判的联邦代表团团长米哈伊洛夫通了电话，并与叶利钦就车臣局势交换了意见，还与负责安全问题的安全会议秘书列别德进行了磋商。9日，叶利钦就车臣局势恶化发表声明，指责车臣非法武装在格罗兹尼的行动，并表示今后仍将采取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车臣问题。翌日，叶利钦任命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列别德为总统驻车臣代表。11日至12日，列别德到格罗兹尼进行了闪电式活动并草拟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包括三项内容：安全会议对车臣局势作出评估，联邦各主管部门提供物质技术保障，俄军总参谋部负责控制联邦军队。11日，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提出准备二三天内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
8月30日，列别德与马斯哈多夫在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签订了《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双方同意无条件停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并计划将车臣地位问题在2001年以前解决。1996年10月19日，雷布金接任列别德解决车臣问题。12月29日，雷布金宣布，原定常驻车臣的一一旅和二五旅全部撤出车臣。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
据俄国防部统计，截至1996年8月30日，在车臣战争中俄军阵亡2837人，伤13270人，失踪337人，被俘432人；损失飞机5架，作战直升机8架，坦克、装甲输送车、步兵战斗车和装甲侦察车500余辆；直接经济损失约50亿美元；车臣武装分子有15万人被消灭。通过这次对车臣的作战，暴露出了俄军的许多问题：
一、出兵草率，仓促应战。俄军先后动用了4～6万兵力，参战部队涉及四大军种、五个军区和三个舰队，可谓“杀鸡用牛刀”。但动用如此大规模的兵力，事前却没有充分的作战预案和行动计划，各部队之间的协同和联络也十分成问题。参战部队战前准备不足三天，60%的参战部队是在开进途中临时编组的，不少新兵甚至连枪都不会用。战争打响之后，军队不是同仇敌忾投入战斗，而是在是否出兵车臣，以及动用何种武器对付非法武装等重大问题上各执己见。国防部3名副部长因反战而辞职；11名将军联名致函国家杜马，要求讨论出兵车臣的合法性；5名前线高级指挥官因贻误战机被撤职。决策层意见不统一，给参战部队造成极大混乱，部队军心浮动，厌战情绪严重。政府内部政治派别林立，相互争斗十分激烈，内耗严重。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俄各派势力互挖墙角，致使俄当局在解决车臣问题的立场摇摆不定，朝令夕改，甚至出现了在俄军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将车臣分离主义分子“逼到墙角”之时，俄当局却向车臣方面“委曲求和”的奇怪现象。车臣问题就这样被长期搁置下来，双方心里都很明白，只要相安无事就好。车臣战争不仅暴露出俄当局对解决车臣问题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同时也显示出俄军在苏联解体后实力大大下降的处境。
二、养虎为患，贻害无穷。1991年车臣非法武装刚刚出现的时候，当局就应该立即铲除，不留后患，结果一味放纵，致使其日益坐大。久而久之，车臣实际上已在俄联邦的眼皮子底下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并公然与俄联邦当局进行分庭抗礼，到这个时候再收拾残局为时已晚。在车臣，到处是军阀割据，各种势力经常为争夺地盘而耍枪弄棍，制毒贩毒成风，印制的假美钞泛滥于市，从外国走私的武器装备公然上市交易，别国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经常流窜到车臣避风，车臣一度成为“犯罪者的乐园”。俄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策软弱，养虎为患，令车臣武装分离主义分子更加肆无忌惮。
叶利钦的失误（三）
三、俄军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艰苦，主要是从二战结束，经过长时间的养尊处优，俄军的战斗力已大大下降。在阿富汗苏联的军队已经惨败而回，而这一次，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俄军每天阵亡即已超过100人，到2月9日累计阵亡了1100人，另有数百人失踪。俄军的重型装备在车臣的小村落完全起不了作用，首尾相接的坦克、车队进入车臣的村落后，头车及尾车即被摧毁，车队夹在中间进退不得，成了待宰的羔羊，大部分士兵因此成了枪下亡魂。
四、不应该给予车臣共和国超越民族自治的外交特许权和宪法立法权，这是导致从根本上独立的重要法律基础，也是造成车臣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1995年12月8日，俄联邦当局与车臣签署了特殊地位协定，规定车臣共和国有权参加国际交往和对外经济联系，并可以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致使车臣脱离了俄联邦政府的管辖，成了俄罗斯的国中之国，并享有极为特殊的特权。
五、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斗争不应该手软，要么不战，战则必胜。结果是怎样呢？一个昔日的世界超级军事大国，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和200多万人的军队，在围剿小小的车臣非法武装的斗争中居然打了两年不痛不痒的拉锯战，最终仍然没能取得胜利。这样的战争不仅没有给予独立分子迎头痛击，反而使车臣非法武装更加肆无忌惮，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与俄联邦军队抗衡，所以敢于公开与俄联邦决裂，宣称独立。整个战争期间，俄军只有一次，也是惟一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就是猎杀杜达耶夫。
《哈萨维尤尔特协议》的签订，使车臣成了事实上独立的政权。1997年1月27日，车臣选出马斯哈多夫继杜达耶夫任总统。马斯哈多夫和杜达耶夫一样，出生在车臣被放逐的年代。当局的粗暴给马斯哈多夫留下了永生难忘的深刻烙印。小小年纪，他就尝尽了颠沛流离和世态炎凉。长大后，马斯哈多夫成为一名炮兵军官，曾在远东、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地区服役，从排长干到团长，并获得上校军衔。苏联解体后马斯哈多夫退伍还乡。1991年10月，杜达耶夫宣布车臣独立。不甘心卸甲归田的马斯哈多夫参加了杜达耶夫领导的车臣反政府武装，被任命为部队总参谋长。由于他擅长排兵布阵，为击败俄军立下汗马功劳，很快就成为杜达耶夫面前的大红人。
但马斯哈多夫对俄罗斯的态度却比较温和。因此，俄罗斯当局对马斯哈多夫当选车臣总统颇感宽慰，叶利钦当天就致函马斯哈多夫祝贺他当选，接着又派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雷布金作为总统私人代表出席他的就职仪式。
马斯哈多夫上台后仍然坚持车臣是独立国家，同俄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之上。而俄罗斯则认为，既然双方已在和平协议中同意“搁置”车臣的地位问题，就应当首先在统一的前提下，解决好车臣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俄车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恢复车臣居民点的生活保障设施、发放退休金和工资、恢复国民经济项目等。俄政府还赋予车臣经济开发特区的地位，实行特殊优惠政策；重新开通了航线、铁路和公路，并让车臣地区的石油供应重新归属车当局管辖，尤其在出资挽救遭受重创的车臣经济问题上，俄先后拿出了142亿美元。
但对于俄罗斯的“厚意”，车臣却并不领情。1997年叶利钦与马斯哈多夫曾两次会晤，但俄车在统一问题上的谈判毫无进展。叶利钦准备再次访问车臣，但马斯哈多夫却称，叶的访问“应该严格按照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惯例”和公认的外交准则进行，而不是“视察性”的访问。同年，马斯哈多夫还宣布，车臣语逐渐取代俄语的地位；以俄罗斯人为对象，对所有机关进行大“清理”，“对政府进行根本性变革”；1998年新年开始车臣启用新身份证，实行新货币和更换汽车牌照。
1998年，车臣选举出为最高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新议会，此外还根据马斯哈多夫的命令成立了最高伊斯兰教法典法院。该法院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觊觎得到车臣最高立法权力，这也注定了它与议会之间必将冲突不断。2月3日，马斯哈多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车臣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典制度。
同时，车臣还努力加强与外高加索国家的经济联系。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努力同外高加索国家签署现实可行的经济协议，以减轻对俄的依赖；二是对车臣无法实施的项目进行谈判，力争从心理上对俄施加压力。1997年底，车臣副总理阿·扎卡耶夫访问格鲁吉亚，双方讨论了发挥第比利斯—格罗兹尼公路的作用问题。该公路可使车辆绕过俄罗斯与外界联系，从而对打破了俄的封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车臣还极力扩大与阿塞拜疆的联系，双方曾讨论车臣石油加工综合体加工部分里海石油的问题。车臣还努力求助于西方和伊斯兰国家。在车臣总统选举时，马斯哈多夫就获取了欧安会35万美元的资金援助。1997年，马斯哈多夫先后出访了土耳其、格鲁吉亚、波兰、美国等国，他一面积极游说各国商人到车臣投资，一面寻求这些国家对车臣的政治声援，声称：“如果俄罗斯不第一个承认车臣，那么其它国家可能首先承认。”
在军事方面，马斯哈多夫解散了由杜达耶夫建立的原总统卫队，组建了车臣国民卫队、总统卫队和伊斯兰卫队及正规军等。据专家估计，这支正规军约有两万人。其中包括巴萨耶夫所指挥的“阿布哈兹”空降强击营；巴拉耶夫的穆斯林营；格拉耶夫的特种兵团；伊萨耶夫的坦克团、高射炮兵团、反坦克团、第一和第二摩托化步兵团、第三步兵团；阿尔萨努卡耶夫的山地步兵团、两个工程营及两个通信营。这一切都预示着车臣战争的再次爆发将不可避免。
第二次车臣战争（一）
1999年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有“高加索狼”之称的巴萨耶夫不满足车臣事实上独立的现状，要求实现北高加索地区更大的自由。为此他公开叫嚷已经组建了敢死队，要“解放达吉斯坦”、“解放整个高加索”，并在同年7月4日率领200多名“车独”武装分子潜入达吉斯坦进行恐怖活动，偷袭了俄内务部队哨所，从而点燃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导火索。8月7日他又指挥5000多名武装分子聚集于达吉斯坦和车臣边境，分两路攻入达吉斯坦，向俄军猛烈进攻，企图继在车臣赶走俄军以后再在达吉斯坦打败俄军，以实现车臣、达吉斯坦脱离俄罗斯而
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目的。
指挥此次行动的34岁的沙米利·巴萨耶夫是车臣前总理，车臣叛乱分子的领导人。他勇猛善战，因1995年在布杰诺夫斯克的车臣战争期间扣押人质而出名。他在总统大选中败给了马斯哈多夫，在出任了几个月的总理之后加入到总统反对派的行列。
面对巴萨耶夫的进攻，8月10日，刚刚成为总理的普京就与总统叶利钦及有关部门领导人讨论了车臣形势。普京表示：“车臣是一个被匪徒和宗教极端分子占领的地区，是从外部攻击和内部颠覆(俄罗斯)的前哨阵地”，对车臣匪帮“如果今天不动手,明天损失会更大”。“不管车臣匪徒藏在何处，俄军都将把他们消灭”。普京请求叶利钦赋予他指挥行动和协调各强力部门的全权。在得到允许后普京便马上开始扭转强力部门的工作局面。他每天都召集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到自己的办公室，一次次地要求他们把所有资源聚集成一股力量。他还召开了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上他表示，在高加索地区出现的践踏法律和恐怖主义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必须采取措施整顿那里的秩序和纪律。他说，俄罗斯领导人已向联邦和地方权力机关下达了任务，根除那里产生骚乱的祸根。普京向新闻界宣布，在达吉斯坦活动的武装分子中有车臣武装分子，俄政府已经为整顿达吉斯坦的秩序制定了一整套方案，并得到了叶利钦总统的批准，同时宣布成立恢复达吉斯坦正常秩序军事司令部。
随后，俄罗斯空军武装直升机就向盘踞在达吉斯坦共和国几个村庄内的非法武装分子展开了猛烈进攻。俄空军采用北约打击南联盟的模式，即利用空中优势和高科技武器对攻击目标进行远距离、高精度、无地面人员接触、尽量避免人员伤亡的军事打击。对“车独”活动基地和通讯、交通、经济设施等进行昼夜轰炸，使其瘫痪，又调集大量军队于车达边境对“车独”武装展开激战。
在此次俄军的行动中，共有6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俄军的两架武装直升机被武装分子击毁，在遇难的机组人员中有四八七直升机团副团长、俄罗斯英雄纳伍莫夫。不久，俄军对武装分子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据俄内务部副部长科列斯尼科夫说，“二次袭击中俄军共有10人阵亡、27人受伤。武装分子数十人被击毙，几百人受伤。俄军夺回了被武装分子占领的部分村庄”。到9月14日，俄空军出动战机达1700架次，消灭了2000多名匪徒、250多个活动点和150个训练基地。
巴萨耶夫在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后，又派出大批恐怖分子潜入俄内地，把几百吨炸药混在白糖里运进莫斯科，实行把战火引向俄内部的恐怖“掏肚战”。1999年8月31日和9月4日、9日、13日、16日车臣恐怖分子连续在莫斯科、布伊纳克斯克和伏尔加顿斯克等城市制造了一系列恶性恐怖爆炸事件。这其中9月4日在布伊纳克斯克一座军营的爆炸中炸死几十人，大多是妇女儿童。在莫斯科连续发生了三起爆炸事件，其中最大的一起是9月13日凌晨5时许，位于莫斯科交通中心卡什尔大街六号的一座八层居民楼被爆炸夷为平地，楼内还在熟睡的数百人死伤惨重。9月16日，俄南部城市伏尔加顿斯克一幢九层居民楼被炸，100多人死伤。这些恐怖爆炸一共造成了300人死亡，很多人受伤，使整个俄罗斯陷入一片恐慌。由于广传有十几吨炸药不知藏在莫斯科哪座建筑物中随时可能爆炸，更使莫斯科人心惶惶。仅9月16日这一天，就有1000多个发现可疑爆炸物的报警电话。而“车独”恐怖分子更是连续几天在莫斯科大打恐吓电话，闹得人们越加恐惧。
巴萨耶夫的恐怖行动彻底激怒了俄罗斯民众。普京趁热打铁，开始寻求议会的支持，拟定计划对付被指控策划了炸弹袭击事件的车臣恐怖分子。
在1999年9月14日召开的杜马会议上，普京首次提出了调整车臣局势的一套计划：第一，在与车臣交界的所有地区实行严格的临时隔离办法。但车臣仍为俄罗斯联邦的组成部分，任何损害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为将被认为是非法行为；第二，必须对《哈萨维尤尔特协议》的执行情况重新进行公正的分析。分裂主义分子单方面利用1996年达成的这一协议试图解决车臣地位问题，实行国家分裂；第三，彻底消灭达吉斯坦境内的武装匪徒，车臣领导人应该将在车臣境内的匪徒移交俄罗斯方面，否则，俄罗斯将被迫越过车臣边境消灭这些武装；第四，建议由被迫生活在车臣之外的更有威信的车臣人组成车臣共和国在俄罗斯的合法代表机构。最后，普京表示只有这一系列措施实施后，才能讨论车臣未来的政治经济地位问题。通过这次会议普京向世人表明了他在车臣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因为普京非常清楚，如果对这场企图搞乱和分裂俄罗斯的“车独”恐怖战惊慌失措、软弱退缩，反击不力甚至再度屈服妥协，其后果必然会是：
1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肯定会正式从俄罗斯分裂出去，独立成国。由此也就会引发俄境内的整个北高加索地区、俄的其它民族和边疆省份纷纷效仿“车独”的离俄独立和准独立浪潮，俄中央政权很可能控制不住局面而使俄联邦分崩离析。而这些独立出去的国家又很可能会在美国—西方和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鼓动支持下与俄为敌。俄国内的投降卖国思潮将会更加泛滥，经济军事将会加速衰退，恐怖和犯罪活动会更猖獗，社会秩序也会更加混乱。同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突出，俄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必将更大地萎缩。
2早就盼望投向西方加入北约的波罗的海三国和属于独联体的乌克兰、格鲁吉亚等高加索三国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甚至与俄关系最为紧密的白俄罗斯，见俄罗斯如此软弱无能，虚弱无力，连自己的国土都保卫不住，在美国西方的软硬兼施和利诱策动之下必会离俄而去。加入北约，并会按照美国的旨意给俄找麻烦，与俄作对。
3环里海的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尤其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经探明，其石油储备有500亿至2000亿桶，石油天然气储备至少有9万亿立方米，按照1998年的价格计算，大约价值达3万亿美元，而且有大量的输油气管道要修建。如此巨大的能源财富和工程建设都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是俄的重要财富来源。但是一旦这些国家离去，倒向西方加入北约，如此庞大的“黑色金子”必然会流向美国和西方。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车臣问题上采取政策的企图之一，就是如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所说的“削弱俄罗斯的地位，把俄罗斯赶出里海地区、高加索和中亚”。也如同一些学者认为的，就像用一把高加索匕首来切割俄罗斯这块黄油，把这一地区的矿物资源据为己有。于是原本最能得到这笔财富的俄罗斯却只能望金兴叹，无可奈何，任人宰割、瓜分和掠夺。
第二次车臣战争（二）
因此普京绝不会将车臣放任自由，但为了获得国际支持，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在9月18日晚的渥太华八国外长会议预备会上说：“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危险的挑战，必须集体采取紧急措施，阻止恐怖主义的蔓延。”伊万诺夫随后展开的游说活动也取得一定进展，他向新闻媒体表示，在谈判中“我们已商妥，建议在近期举行‘八大国’外交部长会晤，讨论这一全球性挑战和寻求对付这一挑战的策略”。
针对俄罗斯的计划，车臣呼吁国际社会阻止俄罗斯对其人民采取的“侵略行为”。车臣警告，他们将采取一切防卫措施。
9月19日俄空军继续轰炸车臣境内的可疑目标，并展开了自8月份轰炸行动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在车臣紧邻达吉斯坦的边境地区安营扎寨的武装分子同时遭到重创，4座营房、5个据点和21辆汽车被俄空军摧毁。匪徒死亡人数估计约有14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