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孙郁兄的《鲁迅与周作人》要再版的消息，真是“不亦快哉”。初版已然十年了。十年前的旧书，还有读者要读，还有出版社肯出版，在这社会调查数据，说我们中国人的读书兴趣年年下降，今年已经跌破百分之五十的岁月，真是好消息。于公于私都是好消息。这说明读者不是不读书，而是选择性强了，只读自己有兴趣的好书，只读适合自己新的习惯的书。
读者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呢？为什么这本书写得好呢？我想，根本一点在于孙郁的学者良知：他敢于尊重历史事实，敢于追求真理，抓住“解放思想”的口号，对长期遭到打压、抹杀的新文学—文化的几位前驱人物，作出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写出他们的真实。我在初版序中，开门见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辈，就感慨于自己的“两头不讨好”。是的，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和乃兄鲁迅比较，何止是天壤之别。鲁迅曾经质问我们汉族人一种脾气，说：“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他毋容置疑地指出：“（我）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他回答质问他称赞萧伯纳的青年说：“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据说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可鲁迅的许多意见，他的同胞何曾当作“神的意旨”“神喻”“神启”来信奉！上述意见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他信奉鲁迅。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在研究“鲁迅与周作人”之后，就研究“鲁迅与胡适”，随后又研究“鲁迅与陈独秀”。他敢于指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痛苦的灵魂”。他敢于指出鲁迅是“被亵渎的鲁迅”。
研究学问，单单有勇气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需要两大要素。第一，事实要准确，而且要丰富，最好是完备。鲁迅“横站”着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和对付同一阵营号称得到马克思主义真传的“战友”的攻击，他自信地表示：“即如我自已，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孙郁的研究是重视事实的；他刻苦用功，尽力搜寻资料。把自己的见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实上。这是《鲁迅与周作人》获得好评的根本。第二，观点要出新；绝不能说套话和空话，还有所谓原则话。人云亦云不过鹦鹉而已，绝不能成就为学者的“人”。自然，“新”未必就对，未必就好。在这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利益多元”的时代，依然是古之圣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根本在利害取舍。鲁迅曾表示认同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孙郁为人宽厚，做学问宽宏。这是他的好处。任何好处都可能带来缺失。宽宏也可能“过于”容忍。子曰：“过犹不及”。鲁迅曾经指出：“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在“向来是极苛酷的”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或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饭”。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历史”的东西，带着“过去”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辞。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所以就把它合并在这里。如下：
五十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五四”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又在“‘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一切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而“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相提并论”。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新事新办”。现在早不听说了。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这部专著了。
鲁迅早说过：“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五四”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瞒和骗”而已矣。不必说到头来的“真相大白”，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儿来。
我读这部书稿，觉得书名是两个人，孙郁在写，要写和想写的，其实是许许多多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书里勾画出来的人的气秉、性格、心智、趣味、学识、修养是这样复杂，人的实际生存是这样无奈。未来大同世界或曰黄金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懂得现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贤不懂伏羲、神农、尧、舜时代的血腥一样。因此读完书稿，掩卷叹息，我想起两段鲁迅的话。一是：“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二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人是生物，“生命第一”是不教而会的。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就因为“蝼蚁尚知贪生”。一到知识者手里，就可以成为“生命本体”的哲学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万一幸存”的思想准备，似乎比“劳力者”要难。而人生许多名节、生死的大问题，其实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人的。
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是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烩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强求你同意。这是读一切书都这样的。
孙郁在读古书，要加深加厚自己的学养，这是好的。但笔头偶尔蹦出几个文言字、词、句式。这种“掺沙子”我以为不足为训，不可取的。于是觉得这是文字上的一个缺点。虽不严重，但怕他“一发而不可收”，又怕连带发生影响，想来想去还是提一句。虽然自己很惭愧。
孙郁和我相识已经十年了，“抗战八年”，“文革十年”，“十年树木”，这都不是一个短暂的岁月，使人产生“不亦快哉”的心情。这十年他出了好几本书了，如鲁迅研究的专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编著《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所编《被亵渎的鲁迅》更是畅销，等等。他正年轻，精力充沛。人既勤奋，笔又快捷，成绩不小，影响较大。他的书不需要别人的什么序，何况是我的！但他硬要我写几句。我知道这就是古今所重的“不弃”。古人有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孙郁的要我写序，我猜大概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高兴写下这些话。不求“耳顺”不“耳顺”，但愿对得起孙郁，对得起孙郁的读者。
一九九六年秋
我相信，这本书还会“再”版的。我当然还是高兴。但我不能也不会“再”来写“三版序言”了，如果还要我写的话。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许多次，我从鲁迅与周作人的照片中，试图把两人的音容笑貌，与他们的漂亮的文字，复原到一种有血有肉的形态里。我竭力想顺着时间的隧道，溯回到往昔的岁月里，去谛听、去体味这两位智者的声音。然而，每一次努力，都使我陷入深深的惘然里。两颗复杂的、痛苦的灵魂，常常使我无法抵达其形态的彼岸。它们永远是一种亲切，又是一种陌生；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疏离。理解鲁迅与周作人是困难的，但20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没有谁，能像他们兄弟二人那样，具有着如此巨大的精神诱力。在探寻往昔的文化之旅中，我在周氏兄弟面前长久地驻足，以至无法前行。为什么要选择他们？是什么在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无数个昼夜的默默的静想中，我的思绪完全被他们占有了。这是两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在这里，除了接受拷问与诘难外，不会有丝毫的轻松。但也恰恰是这两个多元的、甚至对立的世界，使我的灵魂得到解脱。旧的时光永远地逝去了，但它依稀的痕迹和朦胧的记忆，却使往日的一切成为永恒。我快意于这寂寞的漫游，虽然我未必获得昔日的原本的存在，但重新经历或体味已逝的灵魂的历程，使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
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颇有分量的名字。“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谢去了，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两处绕不过去的存在。中国的历史太漫长了，只有读了这漫长的历史，你才会发现，周氏兄弟是我们文化之旅上两个多么显赫的异端。谈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你便不得不复温他们的旧梦。那些关于启蒙的沉思，关于国故的愁思，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究，关于己身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谜的断想，都是永具诱力的。在鲁迅与周作人那里，你体味到的有传统中国人最深切的人性的光泽，更主要的，是一种非常态的人生企盼吧？对我而言，二周的世界，常常给我带来一种莫名的沉重，中国现代人的最困惑的一隅，几乎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但它并不给你晦气与绝望，在这两颗复杂的灵魂里，你感觉不到一种焦虑与挣扎中的生命的快意？
从晚清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苦苦地寻路。战争、内乱、饥荒、骚动……每一次苦梦结束的那一刹那，我便想起了周氏兄弟。在对民族与国家、个体与社会、情感与理智诸方面的态度上，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是具有鲜活的参照价值的。这使我想起康德哲学与欧美文化、托尔斯泰与俄罗斯的文明史，周氏兄弟的世界，对中国现代文明而言，有相近的关系吧？周氏兄弟以他们的光泽，把中国的新文化，变得深厚和丰满起来，以至后代的文化人，谈人生与社会，便不得不延续着他们的主题。80年代的新启蒙，90年代的个性主义文化的兴起，都闪动着两人的余绪。在许多文化人的语言表达方式里，你都能读到周氏思维方式对后人的潜在规范。“五四”后的新文化，走向是多元的，但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和生命的深层体验，我以为二周的遗产的深刻性，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张扬着生命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二周的精神在一致性中，又分化出截然对立的两元世界。一个是进取的，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残酷的，一个是飘然的；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谧的。他们永远地纠缠着生存的最困惑的一隅，沿着崎岖的路，承受着命运之旅的诸多重负。今天，只要你直面生活，你便不得不遇到这种价值难题。要么选择鲁迅，要么是周作人。虽然，你也可以选择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但在正视黑暗与无奈的那一瞬间，你其实便不能不思考着鲁迅与周作人当年面临的同样主题。这是一种宿命，我们无法离开这两颗灵魂的余影。历史就这样地被持续着，正如同老庄与孔孟，后代文人除了重复他们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周作人曾经感叹，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旧时的中国人，是相信轮回的。因而也就创造了各式永恒的谶语。但我以为我们不会简单地去重复旧梦，时代毕竟进化了。可是在这艰难的进化里，我们又不免绕到已有的旧途，做着跋涉前的喘息。这样的时候，我便常常想起鲁迅，也想起周作人，他们旧时的语录，似乎是说给后人的。在那里，我们总可以抽象出一种思维范式，并在这一范式中找到解释今天的一种话语。而这些话语，常常可以补救大量外来“主义”和新概念的空泛与不足。这使我感到欣慰。我们应当庆幸自己会拥有这样的遗产。或许，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塑的过程，便离不开对这一遗产新式的阐释。如果是这样的话，把生命消融在对鲁迅与周作人的感悟的历程里，我以为是值得的。在对历史的旧迹的造访里，我确确实实意识和体味到了自己的生命。
鲁迅与周作人，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直接的感性资料，还十分有限。我一直在想，两人的精神的博大与表现形态的不同，或许有遗传基因的作用。这大约属于性格、血型、气质等范围的问题。但对待社会、人生、文化诸问题，他们不同的走向，又与文化的深层体味与兴趣的选择有关。所以，这里既有生理的原因，亦有文化的因素。这其中的谜一旦解开，我们对两人的世界，便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是这样描述鲁迅的：
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他的观察很锐敏而周到，仿佛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因之，他的机智也特别丰富，文章上固然随处可见，谈吐上尤其层出不穷。这种谈锋，真可谓一针见血，使听者感到痛快，有一种涩而甘，辣而腴的味道……(《亡友鲁迅印象记》)
周作人给人的印象，是另一种样子：
……他戴着近视眼镜，衣着讲究，言语不多，但又好像有点“架子”似的。……(俞芳：《谈谈周作人》)
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梁实秋《忆岂明老人》)
后人对兄弟二人的记忆，虽不免有主观色彩，但形态大致应是准确的。1922年，俄国盲人作家爱罗先珂曾和鲁迅、周作人等人有过一次合影，照片上，两人的服饰相近，形态各异，都给人一种很儒雅的印象。这是一幅很珍贵的旧照，那时兄弟二人感情尚好，同住在北京的八道湾。在事业上，两人均很有成就，当时以“周氏兄弟”之称而闻名于社会。看着他们的合影，我常常想，如果两人一直像那时密切地合作，思想又相互影响，现代文学史，该会是有新的内容吧。至少，周作人不会在绅士的路上越走越远。但历史是外在于人的意志世界而残酷地运行的，兄弟二人精神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裂，内中多有必然的因素。这是历史的无奈。
20年代，周氏兄弟以译著和散文随笔而风靡一时，鲁迅给人的印象，抑郁、沉静、肃杀；周作人则沉稳、平和、散淡。就性格方面来说，哥哥多的是冷的一面，弟弟多温和的一面。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听过鲁迅与周作人的课的大学生们，对二人有着很不同的印象。鲁迅幽默，风趣而又不失严峻；周作人则戴着高度的近视镜，读着讲义，并不在意学生听进课没有。鲁迅是燃烧的，他差不多和学生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以智慧去感召诸人。周作人的课，你必须认真体味，稍一溜神，便会失去兴趣。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属于官僚层的人物，他偶尔在大学兼课，但影响极大。周作人是专职的教员，在学术上建树颇深，但授课效果并不佳。这只是两人不同的一个侧面，其他的，在为人处世、读书习惯、饮食等方面，也多有不同。但尽管这样，那时人们往往以“周氏兄弟”来合称，把两人视为一体，对他们的才华，颇为赞佩。要谈及文坛的人物，人们往往把他们推为“领袖”，并得到许多的赞誉。他们以超人的才气和深刻的思想，感动了同代的人们，在那动人的思想的光焰下，两人间个体的差异，被遮掩掉了。
算起来，鲁迅大周作人4岁。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周家。4年后的1885年1月16日，弟弟作人呱呱落地。那时鲁迅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系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的笔名。弟弟周作人，最早取名“櫆寿”，后自改成“起孟”、“启明”等。到南京上学时因兄名为“树人”，弟弟遂取名“作人”。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周建人，后来成为科学家。不过，在中国思想史上，三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谓“周氏兄弟”，往往并不包括建人在内，至少文学史上作如是观。
从鲁迅、周作人的少年时代，直到1923年，近40年的岁月，兄弟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翻看着两人早年的日记、文章，常可以看到兄弟二人的“怡怡之情”。有的文字，读后亦颇为感动。显然，青少年时代，鲁迅对周作人影响深远，这位早熟的兄长，对周作人早期生活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因为鲁迅是长子，承担的家务自然多于弟弟，且又因兄长接受启蒙略早，故有关花鸟虫鱼、文史掌故，懂得略多一些，弟弟受到一些熏陶，也是自然的。可以说，周作人后来的成长与职业选择，鲁迅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他把弟弟带到南京，又携至日本，而后回绍兴，再调至北京任教，其间出力甚多，弟弟亦广为受益。两人一同由小镇走出国门，闯进文坛，又共创“五四”新文化，其成就相映成辉，颇为后人所赞佩。
早期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生于同一个大家族，过了几年小康的日子。绍兴是个鱼米之乡，又是人杰地灵之属。周家在镇子上是个大户，土地与房屋均较丰裕，收入亦十分可观。加上家里多有读书人，且又有在京城任职的爷爷，那气派是很大的。周家几代人，过着十分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儒学气十分浓厚。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曾自称始祖为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周家的读书传统，已达七八百年之久。这传统，当然根深蒂固，祖父与父母对兄弟二人的教育，其严格便可想而知了。
祖父周介孚，生于1837年12月27日，1867年中举人，1871年应会试时，中贡士殿试二甲三十九名，是位翰林。这位翰林，性格较怪，一方面满腹经纶，但同时又颇为清高。观鱼先生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书中这样写道：
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见。烦碎罗嗦，呶呶不休，人多厌而避之。偶值邂逅，则遮道要，执以倾之，愿不愿听不问焉。多有不待其词毕托故引去。这亦只有辈分和他相并的才可以这样做，若系小辈只好洗耳恭听，非至其词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对他独多不满诽词。其实他的性质如是，尽管对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复地批评个不了，实质上倒没含有什么毒性。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结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转而遭到人们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
周介孚的威严与功名心也多有联系。他也希望鲁迅、周作人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并鼓励家人，先读史书，再读些《西游记》之类的作品。至于读诗，则规定：“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是较通晓诗文者的见解，在启蒙教育上，不无道理。鲁迅与周作人后来的喜读诗文，与这位祖父的家训多少有些联系。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此事时，对这位威严的祖父，怀有极深的印象。
他们的父亲周伯宜，与祖父比起来，是个多厄运的读书人。父亲本名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生于1861年1月，曾多次参加科考，结果只捐了秀才。但他是个开明的人，对孩子较为通达。虽脾气有时暴躁，为人还是很好的。周作人曾回忆道：父亲“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读这些资料，我总觉得，父亲比祖父要窝囊一些。他因考场失利，又多病，也就自然对儿子寄以更大的希望。鲁迅在《五猖会》中，曾记载父亲强逼自己读《鉴略》的情形，便可以看出他对子女教育的严格。那时虽是清末，外来思想已渐入中土，但文人世家，还是希望后代走科举之路，以成大业。鲁迅兄弟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他们生活的社会风俗环境，是颇有特点的，也是两人童年记忆里，最弥足珍贵、最诱人的一隅。绍兴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沿革所留下的旧迹很多。且不说传说中的大禹，以及后来影响中国文化的王羲之、陆游等文化名人，单是乡间的目连戏、社戏，以及各种节日的礼仪、习俗，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周作人在《立春以前》中说道：“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这运气的原由，主要是从民俗风情中，体味到了汉民族淳朴的民风，那些恬淡的、神秘而高古的乡间戏曲、街市小调，是怎样的令人神往!鲁迅在社戏中描写迷人的乡情，简直像童话一般弥漫着生命之趣，而写百草园的情致，更妙趣横生。这种感觉，给周氏兄弟带来的快意是长久的。鲁迅在《社戏》中这样描写他的感受：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1］
许多年后，周作人在回忆迎神赛会时，这样写道：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份，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则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抱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 真……［2］
不管两人对民间戏曲的价值判断怎样不同，理解的内容怎样有差异，但对乡间文化的留意和喜爱，是显而易见的。
最典型的是对他们的娱园的回忆，更具新的境界。《知堂回想录》很是叹服鲁迅对百草园的描写的笔法，周作人不得不承认，其兄的笔致，是高明的。他说：
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关于百草园的记述，最好的还是让我来引一节《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3］
这样的童年，在两人那里，虽过于短暂，但那余影，一直闪烁到晚年的世界里。鲁迅于1927年为《朝花夕拾》写小引时，便深深叹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种叹惋是真挚的。周作人与哥哥尽管略有不同，但快慰也同样是抹不掉的吧。
大约是1893年，鲁迅的家出现了大的变故。父亲以周用吉名字去杭州参加会试，但因祖父暗中贿赂主考官，结果案发，悲剧遂降临周家。买通关节，这在清代的科场中，是并不鲜见的事。但一旦事情败露，便有杀身之祸。那一年，祖父入狱，从此先后被扣押7年之久。周家由此败落下来。
当时的鲁迅12岁，周作人8岁。家人怕兄弟们被株连，遂将其送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这个意外的打击，鲁迅留下的印象极深，也是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被压迫的苦果。外婆家的避难，鲁迅受到了乡人的冷眼，寄人篱下，且看人的脸色生活，纵使是亲人，内心亦多有痛楚。这大概是促使他早熟的一个原因。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但周作人，因年龄与性情的关系，避难的日子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所看所感，却与哥哥大不相同。两人的个性差异，在这时就显示了出来。《知堂回想录》说：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便在那里描《荡寇志》的插画，表兄绅哥哥也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帮助了写背面题字；至于图画则除鲁迅之外，谁都动手不来了。《荡寇志》是一部立意很是反动的小说，它主张由张叔夜率领官兵来荡平梁山泊的草寇，但是文章在有些地方的确做得不坏，绣像也画得很好，所以鲁迅觉得值得去买了“明公纸”来，一张张影描了下来。此外也是在这间屋里，我们初次见到了石印本的《毛诗品物图考》，后来鲁迅回到家里，便去搜求了来，成为购求书籍的开始。这是日本冈元凤所著，天明四年甲辰(一七八四)木板刊行，雕刻甚精，我曾得有原本一部，收藏至今。
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但是我们皇甫庄的避难也就快结束了，大约是租典的期限已满，屋东要将房屋回收的关系吧，所以小舅父搬回安桥头老家去，大舅父一家人迁居小皋埠，我们也就于癸巳（一八九三）年底一同搬去了。［4］
随后，更大的灾难又降至家中。先是小姑母病故，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为了救父亲，一面变卖家产，一面求医买药，这一切，便自然落到长子鲁迅身上。整整4年，他差不多天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自序》)可以想像出，当少年鲁迅疲惫地奔走于绍兴的街市间时，内心是怎样的压抑。他是爱父亲的，但沉重的精神打击，终使父亲倒下，且越来越虚弱。4年后，便死去了。
鲁迅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是充满悲哀和怨恨的。《父亲的病》写他对中医界的昏庸大夫的看法，带有强烈的忧愤和厌恶之情。庸医误诊父亲的病，又荒唐地下药，使他过早地体味到了人世间的无奈。读《父亲的病》，便可看到鲁迅心头抹不掉的阴影，那是怎样忧伤、绝望的文字。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忍着耻辱，一遍又一遍地希望着，又一遍又一遍地绝望着。中医本来有它固有的科学道理，但因夹杂太多的经验性与迷信性的东西，又与民俗信仰结为一体，它的有效性，便自然可疑了。况且父亲得的又是重症。鲁迅后来绝望于中医而选择学西方医学，和早年不愉快的记忆是分不开的。这记忆太痛苦，乃至使他中年之后从事创作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灰色的回忆一次次搬出。《朝花夕拾》中尽管亦有迷人的乡俗与童趣，但早熟的少年对苦难的体味，已流露其间了。人无法摆脱早年记忆带来的一切，这先验的认知之网一旦形成，便像与生俱来的疤痕一样，长存不息。鲁迅后来的多疑、敏感，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少年时代的不幸，其深重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但周作人对父亲的死，却显得平静多了。也许是因为年少，写回忆文字时又是老年，所以看不出多少悲怆的余音。那一切，在笔下都过于平常，似乎一个淡淡的、远逝的梦，仅在宁静的笔致间，轻轻一滑，便过去了。周作人的痛感显然不及长兄，他大约不是那类过于神经质的人，说其是常态的读书人，大概是准确的。
鲁迅对父亲死时的描绘，与弟弟有着明显的差异，且看两人笔致的不同：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5］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四岁［6］，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意，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言，凡是“送终”的人到“转煞”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平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稳，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罢了。［7］
我想，周作人的回忆，大约是准确的。但也许过于冷静，便少了鲁迅那样的艺术化的幻觉。死，对鲁迅而言，太刻骨铭心了。倘若是自然的衰老，那自当别论。而父亲多半是气淤于身，又被庸医所误，加之家道中落，他内心的焦灼与苦痛，是可以想像的。从祖父下狱，到父亲的死，许多年间，周家蒙受了太多的不幸。人只有在被抛入绝境与社会底层，大概才会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炎凉世态。一般的少年，是不会过早地有这种黯然的记忆的，而惟有鲁迅，似乎早早地经历大的苦难，受深的折磨。他后来的性格的形成，从早年生活中，都可以看到一点投影的。
这一切，周作人都再清醒不过了，但道理上通晓，而在情感方式上，却是有差异的。人们在直面同一件事物时，其经验是如此不同，人与人的难以一致，由此可见一斑。
三味书屋，颇有些名气，这是鲁迅在文章中写过的缘故。很奇怪，周作人写了那么多关于故土风情的文字，却没有一篇比得上其兄的。细想一下，周作人有的文章，写得也确实美，即使是到了晚年，写孩提时的故事，文字依然老到、精致。但总觉得周作人是远远地回首，仿佛一个道人，对旧迹不过朦胧地眺望一下而已。而鲁迅则相反，他燃烧在那里，文字中是生命的光热，可把读者也引到其中一同燃烧。这很不简单，周作人当然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鲁迅进三味书屋学习，是1892年。此前，他随亲属周玉田读过《鉴略》，看过《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和《花镜》等书籍，并抄过《鉴湖竹枝词》一百首。入私塾前，鲁迅曾随从过两位远房叔祖读书，开蒙并不算晚。周作人正式上学比哥哥要迟几年，去的也是三味书屋。关于此事，兄弟二人的回忆，我以为很是有趣。鲁迅不愧是小说家，几笔之中，师生的形态便跃然纸上；周作人要细得多，注重的是叙述，而不是形象的描述。虽然教书的先生水平有限，但所学的内容和管教之严，无论如何对日后两人的成长，均影响不小。
私塾所学的，是儒学的基本知识。但那些过于成人化的知识表达式，对孩子来说，是滑稽可笑的。钱理群先生研究周氏兄弟早期学习时，这样描述道：
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13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很不相干。”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8］
三味书屋的教育十分刻板，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严格。《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已把早期教育中的苦乐写尽，形象已极。《知堂回想录》亦有较清晰的介绍。周氏兄弟对中国旧式教育的态度，我们在此可见其一斑。在两人的记忆里，似乎均对课外学习以及民间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也许，正是那些非正统的、弥漫着乡间民俗与自然之力的世界，才更可唤起少年的快愉吧。鲁迅周作人后来对儿童文学的大力提倡，对野史与民俗的钟爱，或许是早期经验的流露？且看鲁迅对自由学习的情形是怎样的依恋：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灰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9］
这是少年对枯燥的私塾学习的天然的反抗。他们先后遇到几位老师，唯三味书屋的寿先生，尚留下较好印象。但旧私塾的管教方式，确乎有悖少儿的身心健康，那无想像力、无色彩的灌输方式，对儿童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后来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怀旧》，讥讽教师的行径，和早年对僵硬的教育制度的反抗，是很有关联的。
那时，除了正轨的私塾学习外，兄弟二人差不多把精力全部用到了杂览和童话游戏类的活动中。这一点，祖父对二人的宽容的学习方式的熏陶，也起到了作用。周介孚是主张孩子读些小说的，这很不简单，先导之以形象，后寓之于理，很符合少儿心理的发展。兄弟二人后来对古典小说、戏曲所以念念不忘，我想，这便是对私塾教育失望的一个反证。所以周作人在叙述少年时的学习生活时，对鲁迅浪漫的精神追求，刻骨铭心：
在乙未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像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共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10］
如果不是周作人记下了这逝去的一瞬，我们对鲁迅的少年的理解，会很简单的。明乎此，便会理解他为什么对《山海经》、对社戏、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偏爱，而对孔孟儒学本能的反感。虽然，私塾给予了他们中国式的情感与认知习惯，但最迷人的，却是儒教以外的东西。这其中可琢磨的内容的确很多。
鲁迅15岁那年开始记日记，周作人记日记时是14岁。可惜长兄的日记已佚，详情难考。但周作人的日记却保存了下来，使我们终可以窥见那时兄弟间的活动痕迹。我曾经想过，如果一个人，持续终生地保持写日记的习惯，其中多少有些“自恋”意识吧。至少从周作人早期敏感细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那些平淡的文字间，我常常可以读出少年朦胧的、新奇而略带忧戚的情感。他们后来选择文学写作，这种早年的自我训练，是起到潜在作用的。读周作人那时的诗文，我很是惊异于他的才气，那种古雅的情思、多虑的目光、济世的抱负，即使在现在的少年人中，也是少有的。
早期记忆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杂览。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浏览了诸种小说、诗文。《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读得很用心，而《聊斋》、《毛诗品物图考》、《山海经》、《玉芝堂谈荟》、《鸡肋编》、《南烬纪闻》、《扬州十日记》、《蜀碧》、《立斋闲录》等，也读得兴致浓浓。绍兴是有读书传统的地方，杂记、野史之类的书籍要找到并不困难。鲁迅那时读书很勤，也渐渐对绘画艺术产生兴趣。杂览的结果，便是对正统文化之外的、有民间情趣与人间情怀的文化精神，渐有了解。鲁迅慢慢养成了抄书藏书的习惯，这也传染给了周作人。抄书与绘画，对少年人的心性，是有所陶冶的。周作人后来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曾有所记录：
豫才从小就喜欢书画，——这并不是书家画师的墨宝，乃是普通的一册一册的线装书与画谱。最初买不起书，只好借了绣像小说来看。光绪癸巳祖父因事下狱，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里，住在皇甫庄，是范啸风的隔壁，后来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渔的娱园的厢房。这大约还是在皇甫庄的时候，豫才向表兄借来一册《荡寇志》的绣像，买了些叫作吴公纸的一种毛太纸来，一张张的影描，订成一大本，随后仿佛记得以一二百文钱的代价卖给书房里的同窗了。回家以后还影写了好些画谱，还记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马镜江的《诗中画》，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赏心乐事》，描了一半暂时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画了几笔，却画坏了，豫才扯去另画，祖母有点怅然。后来压岁钱等等略有积蓄，于是开始买书，不再借抄了。顶早买到的大约是两册石印本冈元凤所著的《毛诗品物图考》，这书最初也是在皇甫庄见到，非常歆羡，在大街的书店买来一部，偶然有点纸破或墨污，总不能满意，便拿去掉换，至再至三，直到伙计烦厌了，戏弄说，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掉换，乃愤然出来，不再去买书。这书店大约不是墨润堂，却是邻近的奎照楼吧。这回换来的书好像又有什么毛病，记得还减价以一角小洋卖给同窗，再贴补一角去另买了一部。画谱方面那时的石印本大抵陆续都买了，《芥子园画传》自不必说，可是却也不曾自己学了画。此外陈淏子的《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书，是用了二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那里得来的。家中原有几箱藏书，却多是经史及举业的正经书，也有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以至《三国演义》，《绿野仙踪》等，其余想看的须得自己来买添，我记得这里边有《酉阳杂俎》，《容斋随笔》，《辍耕录》，《池北偶谈》，《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金石存》，《徐霞客游记》等。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了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后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图书集成局的扁体字的。《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记》，豫才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好容易凑了块把钱，买来一部小丛书，共二十四册，现在头本已缺无可查考，但据每册上特请一位族叔题的字，或者名为“艺苑捃华”吧，当时很是珍重耽读，说来也很可怜，这原来乃是书估从《龙威秘书》中随意抽取，杂凑而成的一碗“拼拢坳羹”而已。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颇不小，它就“奠定”了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还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11］
这期间，周作人的阅读范围也是很广的。他在戊戌(1898年)正月日记中，记有鲁迅的事情并读书、访书之趣：
正月廿八日，阴。去。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坐谈片刻，偕归。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
廿九日，雨。上午兄去，午餐归。兄往申昌购徐霞客游记六本，春融堂笔记二本，宋本唐人合集十本有布套，画报二本，白奇(旱烟)一斤，五香膏四个。
三十日，雨。上午兄去。食水芹，紫油菜，味同油菜，第茎紫如茄树耳，花色黄。见午餐归，贻予建历一本，口香饼二十五枚。
二月初一日，雨。上午偕兄去，即回。兄往越，带回历下志游二本，淮军平捻记二本，梅岭百鸟画谱二本锦套，虎口余生记一本，画报一本，紫气东来图一张著色，中西月份牌一张。予送之门外，顷之大雨倾盆，天色如墨。
戊戌十二月，周作人参加县考时，记有买书之事：
至试前看案尚未出，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木刻本，洋一角。
至试前文奎堂购搜神记二本，晋干宝撰，凡二十卷，石印本，洋二角。
至试前文奎堂购七剑十三侠一部，凡六本。阅一过，颇新奇可喜，闻是俞荫甫所作，丁酉年石印，凡六十回，有绘图数页，亦七侠五义之流亚也。
周作人此时，在读书方面，受鲁迅的影响是无疑的。他们均对杂览有兴趣，经史子集之外的非正统的书籍，读得多，兴趣也广泛。像《太平广记》、《唐代文丛》这些杂著，对两人的影响很大，不但其情致吸引着周氏兄弟，仅其文采方面的影响，就颇为深切。鲁迅和周作人，在后来治学方面表现的广泛开拓精神与渊博的情趣，早期的杂览是不可忽略的基础。倘一直按正统的思路发展，以孔孟儒学的模式自塑心灵，那只能走传统的儒生之路，生命的创造力，便会消失在平庸的、无我的人格里。读周作人日记，发现两人的阅读范围是广泛的，他们看了那么多充满性灵与智慧的文字，对辑校、收藏已有了很深的爱好。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人性魅力的，差不多都集中在野史、杂记中。那些野性的、闪着生命欲求的光泽，对富有幻想的少年人，是怎样热切的召唤!他们后来大力扶植儿童文学，并感叹中国向来少有为孩子写作的队伍，正是早期记忆的一种内省吧？我觉得周氏兄弟在天然的敏感里，夹带着难得的艺术直觉。例如他们对童话的钟爱，对绘画的看重，对性灵味儿浓的陶潜、嵇康等人的重视，其认知的起点，比那一代的许多人，是高出一筹的。这与其说是对纯真的美的关注，不如说也带有着生命的自恋。尤其在少年鲁迅那里，反抗心理很早就形成了，他在民俗文化与性灵文化之间，找到了一种天然的文化情趣，这一情趣，奠定了他与弟弟后来逃出故土，寻找别一世界的精神基础。
你能够想像出在长久压抑中，突然见到生命的亮光的心境么？鲁迅在告别绍兴、踏上求学之路的那一刻，似乎就已意识到了一种什么，绝望与希望，辛酸与慰藉，在那一刻似乎使他顿时变得成熟起来了。
没有什么资料能证明他那时的确切的情形。但从周作人的日记中，却看到了大哥的离别，给弟弟带来的巨大的影响。他突然失去了一位朝夕相处、引导自己走路的兄长，那种别离之苦，在日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中兄弟情谊之深，是十分感人的。
1898年，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求学。他在《呐喊·自序》里介绍那时的境况时说：“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但无论如何，这次出行，真正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他的自我意识与价值观，正是从求学开始渐渐形成的。
鲁迅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不久，便寄来自己写的《戛剑生杂记》，周作人收读兄长的信件和文章，欢欣至极，遂将鲁迅文章内容记下：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亲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暄，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这是我看到的鲁迅最早的文字，也是最感伤的思乡作品。可惜当时其他的诗文保存甚少，面目自然并不清晰。但鲁迅多虑的、敏感的诗人气质，还是略见一斑。这是17岁少年的情怀，尽管成年后他很少再出现过类似的文字，可那种幽愤深广的情思，不是凭空而来的。少年时的气质与个性，已说明了他的超常。
1900年初，鲁迅返乡度假，返回南京学校时，曾写过《别诸弟三首》，很能看出他远离家乡后，对兄弟的思念之情，其中个人的心绪，也流入笔端，此诗后录入周作人日记中，今天读来，很是有味儿：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一年后，鲁迅又作《别诸弟三首》，调子格外凄迷：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
春风容易送韶华，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
诗的背后附记云：
仲弟次予去春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 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这是初次离家求学时，鲁迅心境的写照，他与二弟作人、三弟建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在鲁迅感伤的诗句里，可感觉到他依依惜别的情感，以及对未来的茫然心境。
那是一个忧郁的年代。周作人的心灵，何尝不是如此？他曾经去过杭州，陪侍狱中的祖父。而家境又日见清冷，少年周作人的孤苦，是可想而知的。大哥的远行，对他又是一个刺激，查看周作人日记，便可见其多愁善感的一面：
下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送庆公公、地叔、大哥下舟往宁，执手言别，中心黯然。(1900年2月19日)
上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同十八公公、子恒叔启行往秣陵。余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中心黯然，作一词以送其行……(1901年3月15日)
这是鲁迅两次回乡后，离别时，周作人的心境。那时，周作人对自己的前景也是十分茫然的。除了读书外，他几乎不知道该怎样真正确立自己的位置。走大哥的路，抑或继续科举的选择？说起科举，周作人一言难尽，他和鲁迅都参加过县考，哥哥成绩不错，但周作人却几次应试均落在后面。鲁迅后来去南京，他对应试已没有兴趣，但两人还是按旧习报名参加了县考。这一方面来自家人的压力，希望走传统文人之路；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学知识的一种检验吧。但科举之路毕竟是沉闷曲折的，才气、机遇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周作人回忆道：
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外，还有几路叉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留恋的。在庚子年的除夕，我们作《祭书神长恩文》，结末还是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可以想见这魔力之着实不小了。［12］
科举之梦破灭后，周作人陷入深切的痛苦中。其一是大哥不在身边，家庭负担落在他肩上。除了每日要上街买菜外，祖父从杭州出狱回家，家中矛盾增多，也是个原因。其二，四弟椿寿染病夭折，给周作人很大的刺激。这时候他的心境开始变得忧郁起来。那些日子，鲁迅成了他最贴心的知己，他把自己的希望，也寄托到哥哥身上。他经常写信给哥哥，希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鲁迅不断和他书信往来，谈论外面世界的各种新闻。他羡慕哥哥的生活，也想如哥哥那样飞出故乡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1901年8月25日，周作人接到鲁迅的信，通知他，已通过亲戚帮助，把他安排到南京水师学堂充当额外生。这消息，他记到了当日的日记里。周作人终于随同鲁迅，跨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
如果他们不是进入了洋学堂，两个人或许只在传统文人的圈子打交道，也未可知。正是因踏上了非正统的求生之路，他们眼前的世界才异常开阔起来。周氏兄弟的起飞，当从世纪初的南京的相聚开始。两颗忧郁而又纯真的灵魂，带着血色的童年记忆，跨进了新的天地里。有什么会像走异路、寻光明者那么富有刺激与兴奋么？倘读一读那时兄弟俩写下的诗文，当会有不小的收获。少年壮志，在他们的文字里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后来的精神的发展，在这儿，可以依稀找到一丝逻辑的起点。
旧历的新年到来了，最快慰的，当然是孩子。周作人晚年写乡俗时，对过节乐趣，着实迷恋得很。我读这些文字，觉得他对中国人的礼节，尤其是祭祀之类的事情，理解得颇为精当。我常想，若要懂中国文化，单研究春节的诸多程式与礼规，便可对其要义深得一二。旧时文人写家人之乐与离乡之苦，都少不了春节的回忆。这大约已成习俗，文人欲超越此点，的确大难。
但鲁迅似乎不是这样。他后来很少醉心地写家乡春节的美况，倒是对其间所含的文化旧习对人的窒息，多了几许怅然和冷落。《祝福》关于旧俗杀人的反省，是寒气袭人的。选取除夕的夜作为一个悲剧的背景，或许是早期记忆的一种外化？我读他后来写乡间民情的文章，一直感到他对乡土文化古老的负面因素的拒绝，那种毅然决然的态度，周作人是很少有过的。
可少年仅存的暖色，毕竟与春节无法隔开。人不可能绝对地超越旧俗而存活。周作人早期日记，存有鲁迅早年的一些诗文，其中对年节的描绘，实在是兄弟友情的一次展示，亦有难得的文化心理的透视。我读《庚子送灶即事》、《祭书神文》，觉得青年鲁迅与周作人，那时的视野，已经很不平常了。《祭书神文》系兄弟二人合写的骚体诗，其境界之奇异，是同龄人难以比肩的。这诗不像以往旧诗那么儒气与迂阔气，它是奇幻的，像迷离的夜空的光泽，把俗界的晦气驱走了。这里的旧俗不是被当成神圣的为人敬仰的东西而存在着，虽然作者竭力渲染了节日的气氛，但旨意却在叛俗之中。鲁迅当时刚20岁，对生活的理解，已十分独特。家境的困苦，与精神的追求，均于此中流露无遗。
《庚子送灶即事》云：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这是青年鲁迅由南京返乡过节时所写的诗句，周作人对长兄的作品颇留意，记到了日记中。读此诗，固然可领略到祭送灶神仪式的热闹场景，但更多的却是清冷与孤独。此时祖父尚在狱中，父亲也长眠于地下，家境之惨，可想而知。鲁迅大概已没有了少年的热情，对欢天喜地的宗教般的仪式，也少了兴趣。“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是怎样凄婉的句子！这已不存有一点世俗的狂欢，而被无奈和凄惨所代替了。许多年后，当先生提笔再现“鲁镇”的除夕的压迫感时，我想，早年的苦涩的记忆，大概起了很大作用吧？民俗中存有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苦乐观念。顺之者而得其乐，逆之者而多悲凉。周氏兄弟，是顺中有逆的人，但我以为尤其是其中逆世俗人生意识的行为，很有价值。这一点，《祭书神文》大概更为典型：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缊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鱼。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毋徐徐。君友漆妃兮管城侯，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鱼之来游。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惙惙以心忧。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
这确乎是浪漫的咏叹。鲁迅与周作人，以后再未写过这类奔放奇异的句子。当除夕之夜，俗丁伧夫们在钱神与财神面前顶礼膜拜时，周氏兄弟却把目光投向了冷清孤独的书神。他们鄙视俗人的浅陋，喧闹的夜晚与温馨的祭堂，似乎未能唤起一点热情，独对书籍，发出连连感叹。这诗的热情是少有的，屈赋的痕迹十分浓厚。这里，苦难的影子隐去了，主要的，是对书神的诸多浪漫的描绘。在这位智慧之神的面前，周氏兄弟完全被神异之气所吸引了。他们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世界的节日，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爱欲。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俗意识，处处给予痛切的讥讽，在不断的对比中，把崇高感写出。旧礼俗中的迷信和信仰被驱走了，代替它们的，却是新的崇尚智慧的信念。这信念写得尽管朦朦胧胧，尚带有旧读书人的清高气，却是周氏兄弟人生志向的袒露。不合于世相，逆旧的礼俗而导之以新声，此乃二人不凡的象征吧？人是该有点志向的，不管那时还怎样有几许儒学气，只要有了它，苦楚的记忆，总该被挤掉些的。《祭书神文》的幼稚显而易见，我觉得，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了早年的周氏兄弟的心绪，这很珍贵，倘不是它的存在，说不定二人亦会淹没于滚滚红尘之中。越人一向有不俗的气象，二周在青少年时代，已染此习，且文采飞扬，超拔世俗。我以为一个人能否有出息，看他早年的抱负，便可略知大概。青少年的积习，是文化生命的源头，没有它的积淀，便不会有后来的一切，这是确实的。
揣摩鲁迅早期的这两首诗，我总觉得还未达到出国留学时诗作的境界。这是转型期的作品，某些传统观念的痕迹也十分明显。那时兄弟俩的思想尚未定型，正处于寻异路的探求期，其状态，当然多夹有士大夫式的恩怨。例如对金钱的看法，对家境寒酸的感叹，都是不得志式的吟咏，不及后来思路的开阔和文辞的沉郁，也没有小说与杂文写作时的苍然大气。这样的诗，不独鲁迅如此，周作人也大致相似。《祭书神文》是兄弟合作的产儿，情趣的某种一致，在此是十分清楚的。周作人用心地把它录于日记，说明当时对此心境的看重。怀才不遇，欲求新路，正是当时心绪的写照。中国晚清以来的许多青年文人，在苦苦求路的时候，大约都有过类似的心境。茅盾当年从乌镇到北京求学，曾有过这样的描绘；巴金出离家庭，到上海漂泊时，忧患中的热忱，也在文中流出。读鲁迅的诗句，似觉得是那代苦闷的寻路人特有的精神写照。每一个人的境遇或许多少有所不同，但在那样的陈腐的环境里，一切有个性和抱负的人，萌生出哀怨和抗争，并不奇怪。从清末到民初，再至三四十年代，20世纪的读书人，有过这类体验的，何其多也！郁达夫、石评梅、丁玲，都写过类似的文字，在大家族中生长，而后又叛逃出走的人，都扯不断历史的旧影。周氏兄弟那时的感叹，今天读来，至少在心境上，是可以引起后人共鸣的。这是中国青年文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或许，也正是这种方式，才使历代文人在传统与非传统间，找到了一种求生的新途。
无论如何，南京求学，在两人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鲁迅在水师学堂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后转入南京陆师学堂所属矿路学堂。周作人一直在南京的水师学堂，一学就是5年。两人都是从那时起，接触了西洋的知识，懂得了国学之外的其他一些文化知识。
陆师学堂是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校。说其新，指可学到德文、格致（博物学）、地学（地质学）、金石识别（矿物学）等。鲁迅初接触这些，颇为惊讶，叹道：世上原来还有这类别一的世界在！矿路学堂的总办俞明震是个新党，常看些《时务报》之类的东西。这风气，也影响到校间。比如，在阅览室，就可以看见新派的报刊。那是宣传西学观点的，与遗老气的旧学截然不同。鲁迅此时所接触的新派思想，其震动之大可想而知。以往中国古文化所讲的“气”、“道”、“天人合一”之类的话，在这些自然科学的光泽面前，开始黯淡起来了。鲁迅不仅读了《时务报》，也看到了《译书汇编》之类的东西，尤其有意义的是，他接触了《天演论》一书，这是他生命道路中颇值得一提的事情。
《天演论》系英国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前两节之译述。此书为严复所译，在当时名气颇大。《天演论》对自然进化过程的解释，全不同于中国旧说，境界也非同寻常，鲁迅固然还弄不通西洋学说的来龙去脉，但书中散出的异样的气息，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倘若说，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两本影响自身的好书，且终生难忘的话，那么《天演论》之于鲁迅，是真正改变旧我的第一本书。只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他的旧的思路才开始真正扭转过来。一个新的认知起点，在《天演论》的启示下，开始出现了。
这时候，鲁迅开始用“戛剑生”、“戎马书生”别号，写一些文章。他还刻了一枚“文章误我”的印章。当时所写的文字，除个别保留在周作人日记中外，大多已散佚。但从其中所保存的篇什中，可见出作者欲于世间一搏的志向。“戛剑生”、“戎马书生”都有尚武的意识，已看不到书卷气了。为什么将武士思想引入文中？除了青少年壮志驱使外，还有别的因素吧？那时他爱骑马，每天总要跑一两点钟，强身自然是个理由，但主要的，还是希望自己与旧学的决裂。转型期的鲁迅，思想尚处于朦胧状态，对新学的理解也较单纯，但那时的心境却是朗然的，有了一种浩然之气。尚武乃晚清新党的时尚，稍有逆俗者，均染此习，以别于清廷的迂腐者。这样的心态，自然易容纳新知，不拘旧习，有不俗之气。鲁迅后来的不卑不亢，从这里已可见其一二了。
鲁迅当时读书很杂，每有好书，便告知二弟，两人相传，并切磋交谈。1902年2月2日周作人日记云：“午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同大哥谈少顷，即偕至鼓楼一游，张协和君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下钟始睡。”两人谈及了什么，心境如何，顺着这些文字，均可想像出来，周作人对其长兄之情，也流于其间。接受新学，始于这时，是确实的。如果要谈及二周的思想发展，南京求学的日子，不可忽略。新旧交织的时期，人的心理变化，殊有考察价值。
目前留下的资料，鲁迅给人的印象，是精神的升腾之状。周作人则是知识型的，少见其形而上的律动，而是文静地涉猎于书海。兄长趋于动，弟弟安于静。周作人在南京杂学的经验也开始了，其读书之广，令人叹服。周作人开始接触英文，又通过英文读了诸多域外小说，眼界大开。《知堂回想录》介绍道：
但是我的新书，并不只限于这《天方夜谭》，还有一种是开这边书房门的钥匙，我们姑且称它的名字是《酉阳杂俎》吧。因为它实在杂得可以，也广博得可以，举凡我所觉得有兴味的什么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以及草木虫鱼，无不具备，可作各种趣味知识的入门。我从皇甫庄看来的石印《毛诗品物图考》——后来引伸到木板原印，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所刊的旧本，至今还保存着，和《秘传花镜》已经被引入了《唐代丛书》的《药谱》里，得了《酉阳杂俎》，却更是集大成了。在旧的方面既然有这基础，这回又加上了新的，这便有势力了。十多年前，我做了一首打油诗，总括这个“段十六成式”所做的书，现在引了来可以做个有诗为证：
“往昔读说部，吾爱段柯古。名列三十六，姓氏略能数。不爱余诗文，但知有杂俎。最喜诺皋记，亦读肉攫部。金经出鸠异，黥梦并分组。旁求得金椎，灰娘失玉履。童话与民谭，纪录此鼻祖。抱此一函书，乃忘读书苦。引人入胜地，工力比水浒。深入而不出，遂与蠹鱼伍。”
但书堆里没有怎样深入，这回却又钻进了新书里去，虽然也还是“半瓶醋”，可是这一回却是泡得很久；有一次曾经说过，自己的那些“杂学”，十之七八都是从这方面来的。我的一个从前的朋友，曾说我是“横通”，这句褒贬各半的话，我却觉得实在恰如其分的。没有一种专门知识与技能，怎么能够做到“直通”呢？我弄杂学虽然有种种方面的师傅，但这《天方夜谭》总要算是第一个了。我得到它之后，似乎满足一部分的欲望了；对于学堂功课的麻胡，学业的无成就，似乎也没有烦恼，一心只想把那夜谭里有趣的几篇故事翻译了出来。那时我所得到的恐怕只是极普通的雷恩的译本罢了，但也尽够使得我们向往，哪里梦想到有理查白敦勋爵的完全译注本呢？就是现在我们也只得暂且以美国的现代丛书里的选本为满足，世间尚有不少笃信天主教的白敦夫人，白敦本就不见得会流行吧。这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谁也知道的有名的故事，但是有名的不只是阿利巴巴；此外还有那水手辛八和得着神灯的阿拉廷，可是辛八的旅行述异既有译本，阿拉廷的故事也着实奇怪可喜，我愿意译它出来，却被一幅画弄坏了。这画里阿拉廷拿着神灯，神气活现，但是不幸在他的脑突瓜儿上拖着一根小辫子，故事里说他是支那人，那么岂能没有辫子呢，况且有了它也很好玩，小时候看那变把戏的人，在开始以前说白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说话未了，只把头一摇，那条辫发便像活的蛇一样，已蟠在额上，辫梢头恰好塞在圈内。这怎能怪得画家，要利用作材料了，但是在当时看了，也怪不得我得发生反感，不愿意来翻译它了。还有一层，阿利巴巴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后来由《小说林》单行出版……［13］
南京读书的岁月，在兄弟二人记忆中，可感可叹的都写在了两人后来的文章中。鲁迅颇简约，周作人则津津乐道。就自恋的程度说，弟弟很重，哥哥几乎了无痕迹。这是气质上的原因，或性格的因由。我读到鲁迅于《琐记》中所说的话，很感动于他冷静的态度，虽亦念念不忘于读《天演论》时的妙境，可苍然之态，还是流于笔端的。只是到了南京，他才真正感到，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陈腐之气不除，国人之态难有更新之日。
那时中国正处于民族灾难之地，《辛丑条约》的签订，义和团的失败，使国难日趋严重。对时事较为留意的周氏兄弟，朦胧的民族意识已渐渐萌生，家难国难，系于一身，远离故土，渐知新学，真情真义，能不苍然淋漓？
新的世界在慢慢地走来，他们似乎已听到了远边迟缓的历史足音。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一卷，5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442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3］ 《知堂回想录》，18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4］ 《知堂回想录》，1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鲁迅全集》第二卷，2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四弟不久因病夭折。
［7］ 《知堂回想录》，31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钱理群：《周作人传》，4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鲁迅全集》第二卷，2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11］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58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2］ 《知堂回想录》，53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3］ 《知堂回想录》，13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周氏兄弟和日本的关系，说起来很值得玩味。两人曾一同东渡扶桑，在那儿呆了多年。鲁迅去日本，是1902年的4月；周作人则是1906年夏在长兄带领下开始了留学生涯。鲁迅在日本一共生活学习了近8年，周作人比哥哥少了两年。现在人们谈及晚清中国人的留学历史，无不提及周氏兄弟，可见其影响之大。推其因由，一是两人后来学术与创作成绩斐然，二是当时接触域外文明时的价值态度迥异于他人，不独对中国人影响深厚，在日本人那里，也被深深感染。周作人后来娶的是日本妻子，和东洋的关系自然深厚，以至后来当了汉奸，这和早年留学时接受的教育，多少有些关联。鲁迅也可算是半个日本通，他晚年朋友中，日本人就有多个，且感情甚好，后来有人攻击他是汉奸，其原因，大概是和此类友人相交甚深，以致引起误解。所以我想，周氏兄弟与日本的关系，很可以细致研究一番。就中国与域外文化的关联史而言，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带有标本意义的。
日本学习的内容，已大不同于南京，学制与程序，是地道的洋学堂式的。日本国自明治维新后，最早引进的，是西方的教育机制。所学课程，亦按洋人的套路，并不像国内洋学堂的浓厚东方味。周氏兄弟选择日本作为留学之地，是当时清帝国的国策使然。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要维新，必去异域。张之洞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这也感化了清朝政府的一些决策人。所以，鲁迅去日本时，正是中国留学热升温之时。人们向往西学，多以学自然科学为主，所谓科学救国，是当时许多人的梦想。周氏兄弟，照例也被这梦所深深地感染过。
鲁迅是在1902年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的。13日，便把去日本途中的日记《扶桑记行》寄给国内的周作人，文中记叙了出国的心境，内容很是引人。可惜《扶桑记行》已佚，只在周作人回忆中略有印象。这日记对周作人影响不小，大哥的远行，对他无疑是个刺激。鲁迅当时入的是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共生活了两年，主要是攻读日本语。入学不久，便穿着弘文学院制服，照了三张照片，其中一份寄给了周作人。照片背后题词云：“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鲁迅的英姿很是引人，眉宇间有种神气在，周作人接到信后，羡慕与怀恋，一时涌现出来。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说：“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这是兄弟间友情的例证，此时二周的心境，被同样一种情怀所笼罩着。读周作人的文字，其情其态，真是跃然纸上。
鲁迅到日本后，不断有信寄给弟弟，并将在东洋读书的感想告知家人。他向作人推荐了许多好书，使弟弟眼界顿开。周作人日记载：
［壬寅六月十五日（1902年7月19日）］又作致韵仙信，托买闽人严几道复新译穆勒《名学》，格致书也，大哥来信云甚好，嘱购阅，故托彼往买。信未发，待有来函，知寓何处，始可寄往。
［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1902年12月28日）］谢西园来，交大哥十七信五纸，并浙江同乡会章程乙本，系十月新定，会中月出《浙江潮》杂志一种，每本四角，约八万言，悉载浙事，并设调查部查浙江事宜，极为详备，浙人阅之为便，定明正出书，大哥已定，后当寄回，并梁任公《新小说》云亦已购，皆佳书也。
［癸卯三月初六日（1903年4月3日）］接日本二十函，由韵君处转交，内云谢西园君下月中旬回国，当寄回《清议报》、《新小说》，闻之喜跃欲狂。
鲁迅初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1］那是求学心切的年龄，又在异国，精神的兴奋，使自己处于一种冲动之中。除日语外，他涉猎了大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思想活跃得很。周作人虽远在国内，但依稀地可感受到哥哥的脉息，寻求异国流出的精神资源，对他们是件快意的事情。
那时的中国人，已渐渐意识到维新的意义。而且日本也成了中国变革者集居之地。自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后，不断有人在东洋从事思想活动。人们多主张学习日本文，可增进新知。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说：
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所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中国人而得此，则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聚出。如久餍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裹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且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先通日文，以读日本所有之书；而更肄英文，以读欧洲之书，不亦可乎？［2］
鲁迅与周作人那时都喜读梁启超之文，想必类似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周作人后来也步长兄的后尘，到日本来，也是求生路的选择。现代中国文明史，留学生是起到巨大作用的。从别国盗来新生的火种，对那代人来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初，日本差不多成了反满抗清的华人集聚的大本营。鲁迅初到日本，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就是革命党人的集会。名气颇大的章太炎当时正在日本，他与人发起了“支那亡国纪念会”，旨在“排满”，振兴中华。孙中山也参与了此项活动，给章太炎不少的声援。从国内来到日本的学生，稍有头脑者，便很快染上革命情绪，叛逆之意遂起，留学人员暗自参加“排满”的人甚多。鲁迅开始还只是个旁观者，后来热情渐高，与许多人有了联系。他曾参加过留学生会馆举行的团拜会，和东京的绍兴同乡恳亲会，也有交往。大约这个时期，他的民族意识萌动起来，知道中国确是一个弱国，而且做奴隶的时间又是这样的漫长。异国他乡，新奇的事物，可唤起的感情很多，但自尊心在此时却比南京时代强烈起来。那时中国的留学生，头上均扎着长长的辫子。日本小孩儿见到中国的学生，常讥之为“猪尾巴”，起哄更是常见。鲁迅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觉得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试想，在维新后的日本，西装革履或衣着雅态的和服的民族，见到长袍马褂，拖着长辫的中国人，其内心是何种感受！落后与蛮荒且不说，形象之陋，已不堪寓目了。
但清国的留学生，混日子、四处作乐寻欢的人并不在少数。那时出国者，也不乏有权有钱人的后代，积习也带到了国外去。敏感的鲁迅很快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对民族的失望与期冀，混杂地交织于一体。《藤野先生》中讥讽留学生跳舞时的描写，很能体现鲁迅的心情。他对汉文化下的国人的诸种病态，已有了本能的敌视。
去日本不久，学校的学监大久保对鲁迅等人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鲁迅诧异半天，吃惊地叹道：“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3］弘文学院是尊孔的，日本人提倡此点，是否出于对清国的尊重，还是儒学确实被东洋人看重，不得而知。但这事给鲁迅的印象，一直不能忘怀。所以，留学生活也有使人失望的事情。学校的制度较为严格，留学生们与校方的摩擦也时常发生。例如校方对学生告假方式与交款事宜的规定，就曾使许多人因不满而大举离校。罢课风潮也时有发生。鲁迅那时常出入于进步党人中间，虽多为旁听，但熏陶之下，反抗之心也渐有萌动。大约到日本不到一年的时候，他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剪辫，在当时是要勇气的。他刚去日本的第三个月，清政府就曾拍电报给日本外交部，云中国留学生如有剪辫者，要整顿之。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则无论官私，悉放逐出境。在清政府看来，剪辫有辱国人精神，同化外俗，乃不道行为。校方对此管理也较严格，所以，要下这份决心，是非果敢者所难为的。鲁迅剪辫后，果然招致了监督的大怒，扬言要停了他的官费，送回国内。这记载于鲁迅小说中，或有演义的成分，但此事说明剪辫之难，却是可信的。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记鲁迅剪辫之事时说：
一九○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豫备日语；鲁迅已经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余人，也正在豫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余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辫，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囟门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辫子的人，盘在头顶，使得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里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小孩们见了，呼作“锵锵波子”。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所以我说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一个印象。
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同书里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的那篇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有云：
“……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
看了上面所引，鲁迅在初剪辫子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也就可以推测，无怪不知不觉地表现到脸上来了。［4］
这个记载很有意思，那无非说明，初渡日本时，鲁迅的个性已渐露出来了。我们读此段文字，当然可以想见他青年时代的热情和立意在反抗的精神状态。晚清留学东洋者可谓多矣，独鲁迅那段故事，流传甚广，这里可究可叹的原因，非三言两语所能道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提他的《自题小像》。大约1903年4月，鲁迅以断发小照赠许寿裳同学，后来补题旧诗一首：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诗名气很大，是目前看到的他最早的、也是最动人的抒怀之作。诗比此前的《庚子送灶纪事》、《祭书神文》、《别诸弟》等，境界与气魄均阔大，情思也高于前人。记得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曾有过类似的爱国诗作，但无论气韵还是风骨，乃至社会影响，均不及鲁迅著名。这固然与他后来文泽后人、声名益远有关，但诗的功夫好、性情别致，当为首要因素吧。历来注释此诗者，对其微言大义，解释得常常不一，可肯定作者志向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我觉得鲁迅之为鲁迅，此诗是个标志。倘没有东京那样的环境，是写不出此类绝句的。这诗既是己身的写照，也是爱国众游子内心的剖白。个人与民族，人生与社会，既沉重又悲怆，一种欲以生命拯救己身与祖国的爱意，在此间奔腾着。历代咏史与爱国之作，鲜有此诗这般磅礴大气。一边是茫茫苦难之海，一边是赴死成仁的志士，一动一静，在这儿苍然交织着。当一个衰弱的民族已难蠕动残身而自立的时候，听到她怀中长大的游子如此殷殷的歌哭，那是怎样令人怆然泪下啊!《自题小像》是一曲苍郁低沉而又雄浑的交响，没有哪一首诗，能这样唤起人们如此的幡然自省的情感。黑暗的长夜，无奈的逃遁，不渝的爱意，誓死的决心，都在此喷吐出来。晚清以后，中国文人多悲苦之音，惟此诗情境深邃，不哀哀切切，不自恋伤感，其调高古，又有不羁的情致。屈原的长叹，杜甫的悲咏，似乎亦无鲁迅此诗那样浩然大气。它确乎有传统诗的痕迹，但格调却是现代的，有理想主义意识，读之令人心魂俱动，仿佛深海里吹来的飓风，摇荡之后，散着不尽的凉意。
这是鲁迅思想重要的分水岭，此后所留下的文字，虽少了年轻人的血气，但气韵大抵是沿此而下的，直到晚年，亦有此种豪气。这豪气的来源，有传统的一面，如庄子、屈原，但另一面，与当时接触大量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有关。拜伦、尼采等人的作品，他已开始注意了，所购之书甚多，每每留意的，多是域外有反抗意志的书，稍长，渐染此习，心性也豪迈起来。又因为是穷中国人，不忘自己是“奴隶”的后代，那心境，也就忧患悲慨起来。当时他很注意的是尼采，那种以意志为内驱力的诗文，鲁迅是喜欢的，而欧洲“摩罗”派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作，于他也有亲密的情感。那时他读了多少“摩罗”诗歌，我们已难知晓，可《自题小像》弦外之音的不同于中国旧诗内蕴的东西，显然是域外精神熏陶所致。倘不考察“摩罗”诗人传统的影响，对此诗的理解，大概是会流于片面的。
谈及此诗，我想起他那时“尚武”的精神。在弘文学院，他曾随日本的嘉纳治五郎学习柔道。嘉纳当时认为“中国文武分途，体育不讲，流于文弱”。给中国人上课，也把此观点传给学生。鲁迅是越人，故乡也有“雪耻”的传统，加之留学生中又流行“排满兴汉”情绪，他萌生出复仇意识也是必然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很有血腥之味。早期光复会成员，“尚武”之风盛行，以此而立复仇之志，这是时代的风尚。而留学生中，又流行“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的风气，文章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所以文风有怒气，是必然的。但鲁迅的作文，并不做作，是自然喷吐的，我说他有尚武的因素，旨在提及社会背景的作用。实际上，鲁迅与其他革命党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至少诗中的沉郁之气，是他气质与早期记忆的外化，外人故作深沉，是学不来的。
鲁迅本人对留日生活的描写不太多，只是在创作时偶尔回首一望，并不耽于回忆的美味中。这与周作人是不同的。1902年至1906年，鲁迅的活动多记于好友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周作人的回忆录，则记1906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这是了解他那时活动的权威性资料了。我翻阅这些书，总觉得鲁迅那时很激进，且又外表沉稳，不像文献所载的那些学生那么外向。他大抵属于思考型的人，直接的社会活动并不多。然而有几件事很值得一提，一是他加入了光复会，二是参加了文化译介工作。关于入光复会，后人回忆多有不同，可我觉得，他并不很激进，如他所说不是振臂一挥的英雄。但心里照例还是充满殉道感的。这说明他在思想上，与孙中山的排满意识很是一致。那时的光复会，是松散的组织，鲁迅究竟参加了多少活动，亦未可知。但有一件事，却是被后人记录了下来，这便是为《浙江潮》撰文。许寿裳回忆说：
一九○二年春，章太炎先生避地东京，和中山先生会见，英杰定交，同谋革命，同时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有云：“……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
翌年，章先生在沪，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先生和邹容虽因此而入狱，然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了敌国之势。这时候，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百里撰《发刊词》，有云：“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其最引人注意的，是登载章先生狱中的诗四首，最为鲁迅所爱诵，现录两首于下：
“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六月十八日
神狐善埋搰，高鸟喜回翔。
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
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
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
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
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
藉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还有章先生的《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所爱诵的，其末段有云：
“……乃夫提师数千，出入江海，一呼南畿，数郡皆蒲伏，至江淮鲁卫诸豪，悉诣军门受约束，群虏詟栗，丧气而不敢动。若公者，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余生后于公二百四十岁，公所挞伐者益衰。然戎夏之辨，九世之仇，爱类之念，犹湮郁于中国。雅人有言：‘我不见兮，言从之迈’，欲自杀以从古人也。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犹得是编丛杂书数札，庶几明所向往。有读公书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也！”
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我觉得他感到孤寂，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他的这种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与众不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后来他虽自惭幼稚，其实天才没有不从幼稚生长来的。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
鲁迅又撰一篇《说■》，这是新元素“镭”的最初的绍介。那时候“镭”刚刚被居里夫妇发见，鲁迅便作文以飨国人，并且唤起纯粹科学研究的重要。［5］
许寿裳的文字，大致勾勒出鲁迅那时的思想兴致。一是喜爱尚武的文艺，二是对科学思想发生兴趣。《斯巴达之魂》最初发表于1903年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五六期上。鲁迅后来谈及此译文，自谦道：“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6］这文章译得确实古奥，受到了章太炎古风的影响。可细读一下内容，你会觉得，他选择此文译介给人们，与那时的心境是一致的。所谓血气方刚，正是如此。鲁迅觉得，中国人缺少的，是斯巴达故事中的那种昂然之力。几千年的汉文明，已把人的生命热力，弱化成僵尸般了。没有血气的民族，要自救，恐已很难。读《斯巴达之魂》，我们大致可见出他的精神状态。《说■》系鲁迅的科学译文，那时他对科学的热衷，并不亚于“尚武”的文学。这在他后来的《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诸文中，已见端倪。为什么要选择科学？这也是时代风气影响的结果。他清楚地懂得，中国之弱，在于无科学。无科学，则挨打，倘欲振国兴邦，当自科学始。这看法十分朴素，也是留学生中普遍的思路。鲁迅不是盲目地接受这一观念的，自从接受进化论，其观念便大变起来。所以那时的兴趣，是由切身的感触而来，看到日本维新的成功，便将目光集中到实业中去。大约也是在1903年，他竟把兴趣移向地质学上，在那一年的《浙江潮》第八期，发表了《中国地质论》。这篇文章是他后来《中国矿产志》一书的纲领。此文叙述中国地质分布规则，对华夏地质之发育，进行较详细的论述。文中所列地质学原理等，得力于他过去学习路矿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未就地质而谈地质，所涉知识，也十分广泛，鲁迅先是感叹中国无精密的地质图，此非文明国的标志之一。中国地大物博，却被列强瓜分，宝藏悉被外人所掠，是我中华的悲剧。地质学，是地球进化的学说，中国居世界一隅，内在矿藏不可胜记，可历代华人，鲜有记载或研究此物者，确是憾事。鲁迅看到近代以来，各国侵略者来华探险，意在掠夺资源，长叹不已。“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这样的文字，在文中不断出现，使论文有诗的成分和政论的特点。鲁迅此文不仅专业知识较为详备，尤其是内中所迸射出的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期待，对祖国贫弱的痛心，都甚为感人。鲁迅从事自然科学伊始，就没有唯科学而科学，“立人”的意识，一直蕴含其中。故读他早期文章，背后总有一种阔大的忧患感在流动。这是危亡的民族有志向的子孙的悲慨的心灵自救。所以那声音便异样的苍冷，读此类文章，我们除了肃然与敬慕外，已无话可说。
正是由于这一点，鲁迅那时选择医学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吧？这里固然也有早年父亲的病所带来的一丝影响，但更主要的，欲以自然科学拯救民族，是不可忽略的原因。爱国主义，在那一代人那里，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半点的伪情与私利。中国早期启蒙者的磊落与崇高，是足以使后代人永远仿效的。
因此，当鲁迅只身一人，告别东京的弘文学院，来到仙台学医的时候，他内心的活动，想必是格外复杂吧。那还只是一个23岁的青年，周围是陌生的世界，没有自己的同胞，没有乡音，也没有熟悉的语言。这是生命新的开始，他眼中呈现的，或许是诸多的召唤。一个弱国的青年，不畏困难地在异邦里奔走着，他心里要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他后来写文章回忆那时的生活，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这一点。那时他是怀抱希望的，不像后来那么多黑暗的感觉。他被一种确切的理性支使着，对未来也有着快慰的信心。希望是附丽于行动中的，他便是一个行动中的先觉者。此时，周作人还在国内，对长兄的情形了解甚少，但他从东洋的来信中，也依稀地感到了一点。但那也只是零星的印象，要更切实地理解鲁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
周作人承认，他在日本的那几年，心情是颇为愉快的，远不像哥哥那样有什么挫折感。这或许是彼此所处的环境略有差异，再者，敏感与否，也是个因素。鲁迅是多疑的，认识他的人，也不回避这一点。可我觉得，仅从气质上理解他，恐并不能说明原委。坦率地讲，这是个价值承担问题。鲁迅内心总承受着沉重的东西，又不耽于个人享受，读书也远离自娱者流，精神常常处于紧张状态，这自然不会像一些留学人员那样醉心于异域风情。周作人大概属于后一种。他在日本所学的，大多是知识性的东西，历史文化意识，收获很大。一开始，他便习惯于那里的自学生活，渐渐养成学者的性情。而鲁迅并非如此，他此后的经历，便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1904年6月1日，鲁迅正式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提出入学申请，立即得到校方批准。9月8日，他来到仙台，起初住于田中旅馆，后搬入片平丁五十二番地的“佐藤屋”公寓。那里景色虽佳，但住的环境并不好。客店旁是一座监狱，很煞风景。初冬又冷，蚊子也多，又是只身一人，他的孤独可想而知。我读到他给友人蒋抑卮的信，颇觉凄凉。在寒冷的仙台，他不仅要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还要和不适的环境相抗，那感触是复杂的。学校的课程很多，也紧张，不仅要熟悉日文，还有拉丁文、德文，也极费神的。至于解剖学、物理、化学，要背的内容更多。鲁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压力，他差不多将全部精力用于学习。这大约也是打发那些清冷日子的唯一办法。
他的功课很用心，成绩也较好。教解剖学的藤野先生，对他也很关照。有时，偶尔生病，也得到了日本人的看望和帮助。他似乎得到了一丝慰藉。但不久，他发现情况并不像起初那么友善。其一是第二学期开始，在公布学生的成绩时，鲁迅的分数排在了许多人的前面，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有人甚至认为是老师把考题透露给他。在一些日本学生眼里，鲁迅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分数的。于是便写侮辱信给他。这是刺伤他的很重要的原因。那一瞬，他感受到了一个弱国的青年，在异邦的被排挤的痛苦：“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7］其二，更主要的是，仙台学习的时候，蒙受了民族自尊心被亵渎的刺激。他后来写道：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朵。［8］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先生当时内心的那种苦状。他的敏感的神经此时所蒙受的，已不仅仅是己身的荣辱，而是系着一个民族的沉重的羞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难受和痛楚，仿佛巨大的磐石压在身上，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深深地体味到了中国人忍受歧视、压迫的苦境，一种巨大的激愤，把他卷入到深刻的反省之中：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9］
科学救国的梦，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破灭了。这是除祖父入狱、父亲病死的第三次人生打击。应当说，这个打击对他人生的影响，差不多超过了一切不快的记忆。他已经看清了中国人的一切个人的不幸，均与国家的不幸相联系着。腐败衰弱的民族，是不会给人生带来亮色的。这恰如枯木，即便有新枝冒出，也不过荒凉中的一点微光，不从根底上拯救它，是没有出路的。鲁迅似乎在那一时候突然地长大了，他已不单单沉浸在个体的哀怨里，也不单单是浪漫的英雄主义。他开始被一种巨大的历史长影纠缠着，生命的天空被涂上了无边的灰色。那是怎样撕心裂肺的日日夜夜。异邦的自然山色与民俗情调，已难以唤起多少新奇的快慰，他时刻不忘记自己是一个被歧视的中华子孙。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开始直面它的时候，精神的角斗是深刻的。他后来毅然地告别仙台，选择文艺的道路时，我想，心里是充满难以言说的苦楚的。正是从这时候起，他的精神，开始了质的飞跃。
1906年8月，周作人在归国探亲的鲁迅带领下，前往日本，也开始了留学生涯。那时鲁迅已退学回到东京，所以周氏兄弟一直住在一起。因为有哥哥帮助，周作人诸事较顺，既不担心购物之累，又不必为社交所烦。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鲁迅均为他安排好了。所以，此番出国，周作人心情颇好，对日本的感受很带有孩子般的天真气。例如，日本人的温文尔雅，有礼节的生活秩序，均让他怀有好感。他对东洋人的衣食住行充满兴趣，“一是由于个人的性格，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10］就性格而言，他喜欢宁静与文气，这一点与日本人的某些习性相合，所以一来东洋便如进故土般，平添了不少快乐。另外一方面，确如他所说，日本的建筑、服饰等人文情调，是与古中国文化有联系的，这些也使他恍如梦中，似曾相见。很奇怪，鲁迅在文章中很少提及这一点，而周作人即便是到晚年，对此依然念念不忘。他后来回忆道：
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发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
我那时对于日本的看法，或者很有点宿命观的色彩也说不定。我相信日本到底是东亚或是亚细亚的，他不肯安心做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明治维新，竭力挣扎学德国，第二次昭和战败，又学美国，这都于他自己没有好处，反给亚细亚带来了许多灾难。我最喜欢的是永井荷风的在所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篇《浮世绘之鉴赏》中说过的一节话，虽然已是五十年前的旧话了，但是我还要引用了来，说明我的一点意思：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的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里长’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他的话或者也有过于消极悲观的地方，但是在本篇的末尾这样说，觉得很有道理的：
“日本之都市外观和社会的风俗人情，或者不远将全都改变了吧。可伤痛的，将美国化了，可鄙夷的，将德国化了吧。但是日本的气候与天象与草木，和为黑潮的水流所浸的火山质的岛屿存在的时候，初夏晚秋的夕阳亦将永远如猩猩绯的深红，中秋月夜的山水将永远如蓝靛的青，落在茶花与红梅上的春雪也将永远如友禅印花绸的绚烂。如不把妇女的头发用了烙铁烫得更加卷缩了，恐怕也将永远夸称水梳头发之美吧。然则浮世绘者，将永远对于生在这太平洋上岛屿的日本人，在感情方面传达亲密的私语。浮世绘的生命，实与日本的风土，永劫存在，盖无可疑。而其杰出的制品，今乃悉不在日本了。岂不悲哉！”
这是著者论《浮世绘》的几节话，但是这里我引用了来，却也觉得是恰好。我那时喜欢这“东洋”的环境，所以愉快的过了留学时期，不过这梦幻的环境却也到时候打破了，那便在我关闭了“日本研究”的小店的门，正式发表在《日本管窥之四》里边，已经是在芦沟桥的前夕了，关于日本的衣食住的结论，我还是没有什么修正，但是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性，不大好对付，这是我从前看错了的。［11］
周作人是爱日本的，他差不多一开始就认同了那里的某些文化氛围。不像其兄那样，有一种文化对比下的民族自尊感。这并不是说周作人一开始便丧失了民族心，不是这样，他脑子里满载的并不是排满兴汉之类的东西。他似乎是带着一种求知自娱的心情，徜徉于异国文化之中的。初到日本，一切均觉新鲜，他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一切，和鲁迅一起，过着一种完全是日本式的生活。日本的好处，在于使人看到了人的天然的一面。例如，女子的赤足，走起路来健美的神态，就比缠足的中国女人潇洒、自然，有种美感蕴于其中。再如吃食方面，日本偏于冷食，比中国人的热食要难以下咽。但多用冷食，在周作人看来，也多有益处，至少可使人养成耐苦的精神。中国的文明，恰如熟透了的食品，已难见新鲜之感了。而日本人多食冷食，此性情在许多人看来，与其鲜活的个性亦有关系。总之日本的生活方式，是艺术化与天然化的，有许多中原文明没有的东西。虚心的周作人，一开始就浸于其中，不怀有偏见，这是他天然的习性使然。
诚如他所说，自己在日本，一呆就是6个年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他是把东京当成自己第二个故乡的。这6年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重大，其收获已在日后的文学活动中显示出来。应当说，那6年他所读的书，甚至比鲁迅还要广泛。他不仅学习了日本语、希腊语，甚至还涉猎了俄语和梵文。加之先前学过英文，他的知识视野，是异常开阔的，而兴趣也在那时变得多样化起来。那是安逸、快乐的6年，他渐渐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一个心性温和、中庸、学者型的心境，便在那时悄然形成。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不是像鲁迅那样，出于一种生命本体的需求和民族感的需要。他与日本的男男女女的结识和交往，大多止于一种礼仪上的，不似鲁迅那种精神深层的拷问。看周作人后来写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不及鲁迅那么忧愤，而更多的是恬淡自如、和风细雨的快意。异国的一切，在他那儿成了一幅幅优雅的山林图。周作人似乎就坐于木板房前，品茶读书，书香暗来，有不尽的爱意从中涌出。他似乎没给后人留下什么痛苦的东西，回忆成了一种自娱，在那温和的谈吐中，他把文化交汇过程的审美快慰，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
这种自娱，鲁迅是很少表现过的。他与生俱来地带有神经质的东西，对外界不和谐的杂音，十分敏感。倘若把周作人放到当年鲁迅在仙台读书的环境里，即使遇上同样的事件，他的反应，恐不会有兄长那么强烈吧？他本能地具有着钝化痛感的能力，精力与兴奋点，均留在书趣之中。外面的风雨也只是仰头遥望而已，不会像哥哥那样赴汤蹈火。兄弟间的不同，在留学期间，便这样分明，这就多少决定了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道路。
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这是确实的。
自从兄弟二人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渐渐出现了新的内容。周作人除了读书学习外，更主要是听命于哥哥，或说受鲁迅思路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此前他们都译过国外的作品，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并不系统。那多是受了林纾的影响，文字也古奥。到了1907年左右，周氏兄弟萌发了编辑杂志的欲望。按周作人的解释，办杂志以倡导文学，是受了梁启超《新小说》杂志的影响，一时似乎找到了中国人精神自救的路。梁启超那时名气很大，他于1903年创办的《新小说》，多载有爱国兴邦的章回小说，还带有域外翻译作品，风靡一时，尤其对青年人感召力很强。梁启超曾著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以小说寓教，感染世风，使国人从昏暗中自省。应当说，把社会启蒙从空洞的叫喊落于实地，且又和中国读书人的喜阅小说杂记一类联在一起，对周氏兄弟是有吸引力的。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通过文艺转移性情，改造世界，是个重要途径。鲁迅弃医从文，虽有上面谈到的原因，但我想，艺术与哲学对他的引力，或许更大。文学事业一下子把他吸引过去，其中心里多年养成的爱好也是起到潜在作用的。一般青年爱好写作，钻研于写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主办一个杂志，就非有气魄不行了。这也可以想见，青年鲁迅的信心是很足的。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太妙，办一份杂志，对于穷学生而言，谈何容易！这份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周作人写道：
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鲁迅当初对于袁文薮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谈得来，我却不曾看到过。因为他从日本转往英国留学，等得我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往英国去了。可是袁文薮离开日本以后，就一直杳无消息，本来他答应到英国后就写文章寄去，结果不但没有文章，连通信都不曾有过一封。这是《新生》运动最不利的事情，在没有摆出阵势之前，就折了一员大将，不，这还是顶得力的一员大将哩。可是《新生》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默不作声的筹备着。在这以前，朋友中间还有时谈起，所以有人便开玩笑，说这是新进学的生员，但自从袁文薮脱走以后，这个问题便冷落起来了，至少对外是如此；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却仍旧是那么积极，总之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12］
这不能算什么打击，此后两人把精力都转移到翻译上去，成就便显示出来了。
说起翻译，在周氏兄弟一生中，一直占着很大比例，所耗精力亦多，差不多都用了自己大半生的时光。坦率说，翻译是件苦役，远比创作影响弱小。但两人偏偏对译介发生兴趣，且忠贞不渝，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可以说，二周的文学活动，始于创作，从译介外国作品过程中，启发自我，开导世人，在他们看来，是双收获。那时的中国，第一要务乃精神启蒙，启蒙的工具，只能来自异邦。但为什么不先选择哲学、社会学书籍为译介对象，而恰恰是小说呢？想起来，还是文学救国、精神救国的意识使然吧？鲁迅与周作人的译介工作，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目的性，所选择的作家，大多为弱小的落后民族，很少趋时文人的或大作家的作品。这种价值选择的尺度，可见出他们那时的心态，大约是希望从相同命运的被压迫民族的苦境中，找到一种文化的互证。这是很不轻松的工作，两人译得很苦，周作人有时倦怠偷懒，便遭致兄长的训斥，不敢有松懈之心。周作人是喜爱有情调的艺术作品的，但鲁迅却很注重精神性的东西。他领着弟弟译书，不太受日文译界的影响，学了德文，又不去啃显学著作，例如歌德的作品集，而是通过德文，了解东欧弱小民族的世界。周作人深深感到了哥哥的选择，他的主观性很浓，他已有了较坚定的主张，世风怎样吹，与他均无影响。其时，日本的改革可说是见成效了，文学也有成就，可鲁迅除了对夏目漱石有些好感外，对日本文学，几无兴趣。这种态度，与弟弟显然是有别的。他们最早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虽然周作人的译文占一多半，但从篇目的选择上看，显然受到鲁迅的支配。从异国的精神之海取来有益的养分，旨在疗救国人的饥苦，这确乎是具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才会有的人间情怀。林纾当年的翻译，曾影响过几代人，但其价值起点，并不像鲁迅那样高，倘若翻阅先生那时的译文，你是不能不为其苦苦的追求而深受感动的。
鲁迅那时是很喜欢科幻小说的，所以他最初选择的翻译对象，还有科幻作品。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是他最初的译作。这些充满幻想的小说，与鲁迅求学时的爱好正好相吻合。他觉得中国一向缺乏科学精神，也没有以科学为内容的艺术，科幻小说的出现，对中国人无疑是新鲜的事物。它不仅可增长知识，激发想像，对国民性情的陶冶也多有益处。周作人的翻译，与鲁迅多有不同，对科幻作品远不及鲁迅那么热心。他选择了英国的哈葛德、安特路朗，俄国的托尔斯泰，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育珂摩耳等人为对象，对这些人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较认真的译介。这其中，鲁迅也用力不少，帮助弟弟润色文字，并为有的译本作序。这里值得纪念的是，1909年两人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在东京正式出版。小说收有俄国的契诃夫、迦尔洵、安德来夫，波兰显克微支，芬兰哀禾，英国淮尔特，波斯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人的作品。该书译笔已显出两人的才气，虽然文风不同，业余时间的爱好也有差距，但至少在这次合作中，可看出彼此情投意合的一面。许多年间的兄弟友情，差不多都留在了这两本译著中。那无数个不眠之夜，那些寂寞而紧张的时光，在这两册书中变成了永恒。《域外小说集》销路并不好，但在中国翻译史上，是殊可纪念之事。此书出版不久，日本东京的一家杂志《日本及日本人》第508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敏感的日本人，是一下子就看到了其中的特点的。11年后，当此书重新印刷时，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了篇序言。把那时的用意，很真诚地描绘出来：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13］
这样的文字，如今读起来，仍让人感动不已。中国的“五四”先驱们，是没有个人的唯美目的的，那时的大量译介，无非传达被压迫者苦痛的声音，把人间充满爱与恨的真而纯的呼声，传递出来，以使铁屋中的人猛醒。这样艰苦的劳作，比起周氏兄弟的上一代人，确实更具有悲壮的色彩，而其价值就更不言自明了。
读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以及有关读书情况的文字，觉得很是有趣。我想，至少是心理学家，对二人的价值选择与个性特点，会更有兴致的。他们的思想那时在许多方面是接近的，但读书的偏爱，已流露出诸多不同。鲁迅对浪漫主义诗歌，以及德国的诗化哲学家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作人则过于驳杂，既钟情于希腊文化，又对性心理学爱不释手。他还对俄国虚无党人的思想，投去不少关注的目光。鲁迅接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裴多菲、尼采的诗文时，很激动。那里所流出的反抗之音和个性精神，过去在中国古文化中是少见的。他把这些诗人，称为“摩罗”诗人，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周作人虽也看重个性主义文学，但对他而言，更主要的，大概还是那些富有学识和修养的书籍，它们似乎更适合自己的审美口味。那时的尼采思想，已传入日本了，且在学界轰动不小。鲁迅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但周作人只是一般性的了解，不像其兄那么投入。但在倡明个人和人道感上，却十分一致。周作人十分迷恋各类的文学书籍，凡可启迪心性、有知识性的东西，均来者不拒，热情也高涨。他在《东京的书店》一文中，很痴情地描述过那时读书的情形，其杂家的风采已露出来了。关于兄弟二人读书兴趣的异同，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分析得颇为中肯：
饶有兴味的是，周氏兄弟恰好在无政府主义两大派别中，作出了不同的倾向性选择。
鲁迅无疑是倾心于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热烈地赞颂施蒂纳（鲁迅译为“斯契纳尔”）与尼采（鲁迅译为“尼佉”）、克尔凯郭尔（鲁迅译为“契开迦尔”）等同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先觉善斗之士”，他说：“德人斯契纳尔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彼，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鲁迅同时尖锐地批评了“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的社会平等观，以为其结果必然是“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以下。……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鲁迅思想的重心显然在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于施蒂纳的“唯一者”——不承认“除我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权利来源”，不论是上帝，国家，自然，人，神权，人权等等，有着强烈的共鸣。
周作人则更醉心于克鲁泡特金。这一时期周作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西伯利亚纪行》（载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民报》24号）。他发表在《天义报》上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一文中就摘引了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里的许多材料。这样，周作人就成为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时，列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最先举出的就是“旧公爵而信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我也读过《面包的获得》等，又从《在英法狱中》一书译出一篇《西伯利亚纪行》，登在《民报》第24期上。……我最喜欢的还是别的两种，即《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与《俄国文学的理想与事实》。”克鲁泡特金强调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他从互助进化的观点出发，鼓吹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他的中国信徒就公开宣扬：“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的社会。这种主张“社会协爱”，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论，与具有温和个性的周作人一拍即合。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引人注目地从不提及施蒂纳，并且表示“不喜欢演剧式的东西”，尼采“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周作人不满的可能不只是“格调与文章”，尼采（以及与他类似的施蒂纳）思想中对于个人主观意志的极端强调，“刚愎主己”，不惜“偏于一极”，这当然不合“庶得中庸”的周作人的胃口。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曾说：“明哲之士（按，当时指尼采、施蒂纳等人）……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与这一论断相反，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里，所反复强调的，正是人的物质与精神、情与理的“协调”、全面发展，所谓“人生之始，首在求生，衣服饮食居处之需，为生活所必取”，“适文明渐进，养生既全”，“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焉”，所追求的，正是一种毫无偏执的、匀和的生存方式。这与克鲁泡特金的“协爱”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村运动的先声。［14］
可以说，鲁迅接受了个性主义文化传统后，思路后来尽管有所变化，但其底色，是一直蕴于其中的；周作人对性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偏爱，最终导致了他一生学者式的情感方式。这是早期记忆对人生之路影响的结果。但之所以价值选择略有区别，心性的差异，恐怕是不能排除的一个原因。周作人是喜爱人类深层的知识结构过程的，鲁迅则对人类的生命深层的运作方式抱有兴致。例如对尼采，鲁迅投入的精力，是很多的。他在早期论文中，一再提及此人，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都谈到尼采个性的文化价值。在鲁迅看来，尼采的思想是人类从苦难中摆脱困惑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人们常常祈求上帝、祈求上天，可是偏偏忽略人类自己内在的潜能，即自由意志。尼采式的超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剂强心的药，那种蔑视一切偶像、推倒一切神圣、亵渎一切神灵的勇气，恰恰是中国所一向缺少的。鲁迅从这位诗人狂飙突进的艺术精神中，看到了自己久久期待而并不清晰的精神画图。那翻江倒海的气势，大气磅礴的锐力，生命的深层内省，对人有着怎样的亲情！鲁迅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否定传统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文艺活动中。应当说，鲁迅对尼采的接受是独特的。按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解释，当时日本人对尼采的接受，许多是从生命的本能的角度出发的。日本学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站在亚洲人的角度，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来理解尼采。鲁迅很敏锐地看到了尼采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并把它视为人自我超越的动力，他的反抗意志在尼采思想的启示下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与鲁迅不同，周作人视野里的西方文明，除了个性精神外，最吸引他的是其中所散发的知识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鲁迅侧重于行为的一面，周作人则注重知识的一面。侧重于行为，当然就具有很强的使命感，思想的张力就不同凡俗；看重知识，则文风便沉稳，即便是抨击时弊，内在的情致，依然有文雅之气。所以，读鲁迅的文章，是有朝气的，文采亦昂扬不已，如狂风吹来，读后被强烈地撼动着；而周作人则不急不躁，舒展自如，似湖面的柔风，温和的气氛飘然而至。但那时尚无后来的绅士气，情致属于青年式的，所以思想的锐气，依然暗藏其间，只不过没有汪洋恣肆的气派罢了。与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同时，周作人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可说是对鲁迅思想的一个呼应。这些文章，思想与鲁迅颇为接近，论证问题也有力度，但不及鲁迅文章内蕴那么博大，这显然是未受尼采气质影响之故。从那时兄弟俩所发表的文章中，可看到精神的某种相近性。其一，强调精神对一个民族的作用，如：鲁迅呼唤精神界的战士，主张立人；周作人亦认为“众生之有魂气”甚为重要。其二，注重对域外个性文化精神的吸收，批判传统思想的陈腐气。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中国落后的根底，对儒学思想进行了很猛烈的抨击，主张用个性意识与旧俗抗争，如鲁迅之强调引入“摩罗”精神，周作人则告知人们广泛接受域外进步文学。其三，蔑视洋务救国，主张文学救国。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开化，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周氏兄弟的留学，其实亦是洋务运动的结果。但洋务运动忽略了人的精神启蒙，乃其一弊。周氏兄弟对其“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给予纠正，并以文学启蒙意识来左右之，可谓一种较好的提示。两人同时看到了文学对陶冶人的性灵的价值。但这种文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载道之作，它是个性的自由意识的性灵之光，是人的文学，爱的文学。周氏兄弟把他们所学的知识，用到了文章之中，虽行文颇古奥，在社会未引起什么轰动，但这是两人思想重要的起点，没有这个先声，便不会有后来两人更深入的社会启蒙工作了。
读那时兄弟俩的文章，鲁迅给我的印象，一直深于周作人。坦率说，鲁迅在自然科学史、文学史、哲学史方面所下的功力，是很大的，思想也较为严密。他已初步具有了科学意识和自由主义哲学意识，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文章的背后，支撑着一座精神的高山，那些对人的历史进程的论述，对西方浪漫诗学的介绍，都是深刻的。这些文章少有年轻人的轻浮、狂傲和极端主义情绪。那是一团团火炽成的生命之光，散着异样的热力。康有为、梁启超之后，鲁迅的文章大概是最有力度的奇文，今天读它，其感召力依然那么强烈。周作人给人的印象，是另外一种样式。我读他的文章，对其读书之多、之广是惊异不已的，其知识的广度，可说超过其兄。但他不像其兄在生命哲学与个体体验上那么深入下去，故力度被其广度所掩，冲击力便弱了许多。周作人是佩服其兄的，鲁迅的风格，只可认同之，向往之，但却不易学之。这一点，在以后的道路中，看得更为明显了。
在域外的几年，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值得一提。这便是与章太炎的接触，随他读书。鲁迅与周作人在日后的文章中，均有所提及，现在看来，这在两人的生活中，也是很有影响的事情。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国学根底很深，为晚清以来汉学界的一代宗师。章太炎系章炳麟的号，又名绛，浙江余杭人。他于1899年出版了著名著作《訄书》，后几经修改，反清排满的内容越来越浓。那时能看懂章太炎著作的青年很少，连周作人这样的杂家，后来提及这位学人，也很是尊敬，对其学识亦仰视着。不过在鲁迅眼里，章太炎的业绩并不在于他的学术，而是革命的精神。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著〈革命军〉序言》诸文，公开与保皇党论战，后被捕入狱。但他大义不减，在狱中表现出耿耿的学人风范，其诗其文，泽被华夏，一时成为世间绝妙文章。周氏兄弟是很钦佩太炎先生的。1906年，太炎先生出狱后，到了日本，主持《民报》。他不断在报上撰文，与诸种保守势力斗争，文章大气磅礴，很受青年注意。周氏兄弟对这些也留意得很，每有佳作印出，辄争相购阅，彼此呼应，确有心向往之的感觉。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社主讲《说文》，所开设的课程，很受欢迎，听者甚众。鲁迅兄弟当时和许寿裳等人住在一起，留学生中的事情、消息也较灵便。不久，他们便获得了一个听课的机会。每周日上午，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共8人，持续有一年的时间。周作人回忆时写道：
往民报社听讲，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八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个，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15］
许寿裳回忆这一段学习的情形时，这样说道：
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16］
不管鲁迅当时具体接受了些什么思想，我想，与章太炎那里获取的国学知识，显然是不少的。他后来偶撰古文时所表现出的大气，与深谙“小学”很有关系。周作人在古文化修养的成就，章太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人生能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是幸事。章太炎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值得书写的一页。从老师到弟子，他们后来的道路之不同，其中可感叹的，并不少。章太炎以后，中国鲜有这类的国学大师，而周氏兄弟，一脚踏着西洋文化的船，一脚踩着国故的沃土，东西文化交汇着，已有了新型学人的风骨，这或许便是历史进化的缘故。
我常想，正当周氏兄弟全力以赴进行翻译工作，钟情于域外文化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随从章太炎读古书的道路？这其中，大约也有革命因素在吧？章太炎是反异族压迫的，他自然在国学中，倾注了许多爱国的东西，所谓还原汉文明的精神正是。尽管周氏兄弟已有了很强的反传统的叛逆感，可对故国文明深切的东西，依然抱有留恋之心。在留学前，兄弟俩便很注重搜集故乡野史杂文，对笔记小说之类情有独钟。但具体的朴学训练，尚未有过。随章太炎读书，可说是极好的补偿。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确是存在的。尽管周氏兄弟在骨子里，后来与其老师有着本质的区别。章太炎一生教过的学生甚多，但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周氏兄弟，可他晚年手定自己的弟子录时，却没有鲁迅兄弟的名字，殊为怪事。师生之间后来的隔膜，在此便可略见一斑。
我觉得章太炎是中国学人中最有尼采气质的人。虽然他究竟看过尼采的什么著作没有，已难知晓，但他的放荡不羁，轻蔑世俗之气，是一般文人少有的。他读史书，不像一般儒生那样随着古人走，而是站在高高的文化之山，笑谈古人诸弊。如谈中国文学史，不仅经典烂熟于心，主要是对诸朝诸家的人性弱点，看得颇深。他说唐代人如何不及汉，明清小品文如何缺少大家风范，骈体文在汉如何高伟，而唐以后衰落乃民风所致。我以为有趣的是，他把尚武的精神，也运用到文学批评中。认为人性健全，体魄健壮，则文学的景观亦阔大。后来文风萎靡，异族入侵是个原因，而人性的弱化，缺劲健之力，乃是其弊的根本。这样的观点，在治学中不断涌出，对周氏兄弟的感染，想必是不小的。鲁迅对魏晋文学的钟爱，倡明“汉唐气魄”，似乎让人看到章太炎的余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周氏兄弟拜章太炎为师之事，或可明白心灵暗有相通的一面。几年之后，当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受聘于国民政府，很受孙中山器重。那时鲁迅也到了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工作，这都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两个均有尼采风骨的人，最后同行于革命之列，实有必然的一面。至于后来章太炎远离民众，反对白话文，参加“投壶古礼”诸事，与鲁迅的道路之不同，则属后话，文学史家，对此自会有较明确的阐释。
鲁迅永远感怀的，是章太炎的革命业绩。他觉得先生的伟大，实不在经学与小学之类的学问中，而是其作为革命家的那段英雄史。周作人大约也赞同此点，但更主要的，是敬佩于他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周作人描述与章太炎交往的故事时，记下了兄弟二人与老师的友谊，也把太炎先生学品勾出，很是有趣：
这也是在一九○八年的事，大概还在去听讲《说文》的前几时吧。有一天龚未生来访，拿了两册书，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的英译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书“邬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著者名字已经忘记。未生说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此事甚好，但也太难，只答说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这部论却实在不好懂，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于是便跑到丸善书店，买了《东方圣书》中的第一册来，即是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麦克斯穆勒博士的英译，虽然也不大容易懂，不过究系原本，说的更素朴简洁，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似乎要好办一点。下回我就便顺告诉太炎先生，说那本《吠檀多哲学论》很不好译，不如就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彼即是你”的要言，觉得这所谓奥义书，仿佛也颇有趣，曾经用心查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得，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许小兄弟的风筝，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但这假如是为了不译吠檀多的关系，那么我的确是完全该打的；因为后来我一直在懊悔，我不该是那么样的拖延的。
太炎先生，一方面自己又想来学梵文，我也早听见说，但一时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常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有人来求写字，辄录《孟子》里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给他。苏曼殊也学过梵文，太炎先生给他写梵文典序，不知为什么又不要他教。东京有些印度学生，但没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这件事也就搁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这大约也是未生带来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写的。本文云：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麟顿首。十四。”其时为民国前三年己酉（一九○九）春夏之间，却记不得是哪一月了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师也即到来了；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弄不清楚。到十二点钟，停止讲授了，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用英语说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对太炎先生看看，随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听了茫然。教师再说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这才省悟，便辩解道：“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耳羌（P．L．Chang）。”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那拼法，总以为那是对的，说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过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不能学成，所以就此中止了。
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本来只有这一点，是我所亲自参加的；但是在别的地方，还可以得到少许文献的旁证。杨仁山的《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书》二通，第一通附有来书，案末底梵语，义曰慧，后太炎先生学佛学的别号，其致宋平子书亦曾署是名，故此书即是先生的手笔，其文云：
“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多苏蕤奢婆弱，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柯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知识为念。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彼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作东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请得一梵文师，名密尸逻。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余人，独密尸逻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义相许，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圆；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则岁须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约十人往习，顷究不果，月支薪四十圆，非一人所能任，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此书未署年月；但看来似学梵文时所写，计时当在己酉的夏天。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华与禅宗，而净土真言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宜其与杨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文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17］
这是很真实的体味。“五四”那代人的师徒间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后人思之，其感受，当不小吧？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师徒，是很少见的。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六卷，5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转引自彭定安主编《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3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 《鲁迅全集》第六卷，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剪辫》，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浙江潮〉撰文》，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 《鲁迅全集》第七卷，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8］ 《鲁迅全集》第二卷，3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鲁迅全集》第一卷，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知堂回想录》，179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1］ 《知堂回想录》，19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2］ 《知堂回想录》，19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3］ 《鲁迅全集》第十卷，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钱理群：《周作人传》，133-13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5］ 《知堂回想录》，21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6］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17］ 《知堂回想录》，22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909年4月，周作人已打算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了。这一月的一天，周氏兄弟的好友许寿裳，也准备归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觉得，在日本再待下去，费用已成问题，便对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其实，鲁迅本想在日本再从事一段研究工作，但为了弟弟和家庭，只好放弃了这一想法。
羽太信子比周作人小两岁，她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身下还有弟弟、妹妹三人。羽太信子那时是一个“供应饭食的人”，与周作人渐有感情，遂生爱意。已经结婚多年的鲁迅，对弟弟的亲事似乎无反对的意见。他在二弟结婚两个月后，返回祖国，这颇合中国人的道德之情。作为兄长，为弟弟的生活创造条件，对鲁迅来说，是应尽的义务。但因为羽太信子家庭较苦，弟妹尚小，鲁迅的经济压力很大。他回到故土，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化学教员，每月要给周作人寄钱，由于周作人那时雇着保姆，生活需求自然增大。“寄给周作人的钱，主要也是变卖家产而来的”。［1］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两年，鲁迅便催促二弟归国，大约在1911年5月，周作人也结束了留学生活，携家人返乡。
周作人本不想立即返回家乡的，他还有读法文的愿望。要不是鲁迅亲自去日本把他接回，恐怕还要学更多的东西吧。在哥哥面前，反抗是不行的，鲁迅对弟弟自有他的威严。一方面得到哥哥的爱，另一方面又受到某种规范，周作人隐隐感到了鲁迅对他的压力。但这压力并不像后来那样大。至少在回国前后，他对哥哥大致是唯命是听的。
留学生活的结束，对兄弟两人来说，是生命的新的转折点。从异邦回到祖国，面临的首先是生计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20世纪初，读书人的出路，在国内大多只是教书，周氏兄弟一开始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在我看来，这多少有点无奈。故乡毕竟不是东京，年轻人的美梦一旦遇到现实，便不可避免地有点失落。这种情绪，周作人曾流露过，读他的日记，便可看出一二来。鲁迅的感受想必也是复杂的。看他在故乡教书时搜集野史的劲头，我总觉得是寂寞时光的产物。这与他在日本译书时的状况比，显然有了变化。他刚到30岁，但心境却有老成的一面了。寂寞像长长的蛇，紧紧地绕着他们，使兄弟俩长久地徘徊于新的选择面前。
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终于使封建帝国崩溃了。事态发展十分迅速，绍兴不久就光复了。推翻帝制，是中国千年历史中最大的事情，晚清几代文人的思想启蒙，终于奏效，中国文人的憧憬开始得到了实现。周作人那时刚回国不久，未能亲自参与革命活动，倒是鲁迅卷入了其中。革命是快慰之事，鲁迅一生中还很少那样地投入过。三弟周建人在回忆文章里，曾记载了鲁迅响应辛亥革命的经过，读后便想像出鲁夫子当年热血沸腾的样子。周建人记叙鲁迅组织游行、印发传单、鼓舞民心等事，很是形象。例如他率领武装演说队安定民心，号召众人起来革命等，和他的性格是吻合的。绍兴的光复，鲁迅立了汗马功劳，那一段体验，后来写进了他的小说里。这轰轰烈烈的一幕，周作人没有赶上，他闭户不出，对天下事只是旁观着，并不过于热心。或许是刚归国之故，周作人的心境尚未完全调整过来，虽然他那么欣赏哥哥当年的举措。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民风与社会习俗依然如故。鲁迅不久便看到了这一事实。王金发、秋瑾事件对他的教训，可以说是深刻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帝国，在根本上改变世风，谈何容易！周氏兄弟其实早就悟出了其中悲剧的一面。换汤不换药的社会更迭，使中国依然沿着老路慢慢爬行着。鲁迅预感到了更为严酷的现实。
那时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周氏兄弟在辛亥革命后，为《越铎日报》写了许多文章。《越铎日报》创刊于1912年1月3日，是一些年轻学生所办。此报得到鲁迅大力支持。在《〈越铎〉出世辞》中，鲁迅写道：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鸷夷乘之，爰忽颠陨，全发之士，系踵蹈渊，而黄神啸吟，民不再振。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已而思士笃生，上通帝旨，转轮之说，弥沦大区，国士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于越，索虏则负无量罪恶，以底于亡。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宙合矣。顾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桎梏顿解，卷挛尚多，民声寂寥，群志幽■，岂以为匹夫无与于天下，尚如戴朔北之虏也。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前此罪恶，既咸以归索虏，索虏不克负荷，俱以陨落矣。继自今而天下兴亡，庶人有责，使更不同力合作，为华土谋，复见瘠弱槁枯，一如往日，则番番良士，其又将谁咎耶？是故侪伦则念之矣，独立战始，且垂七旬，智者竭虑，勇士效命，而吾侪庶士，坐观其成，傥不尽一得之愚，殆自放于国民之外。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翼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勉，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猗此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鸷夷纵虐，民生槁枯，今者解除，义当兴作，用报古先哲人征营治理之业。唯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况复神驰白水，孰眷旧乡，返顾高丘，正哀无女。呜呼，此《越铎》之所由作也！［2］
在激昂的情绪里，可见出鲁迅个性中昂扬的一面，其锋锐性已露出大半。《越铎日报》倡明新义，多批驳封建旧意识的新声。周作人在报上也多次撰文，承其兄余绪，抨击旧礼教也掷地有声。周作人此时写的文章，在发表前，多经过鲁迅修改，两人还保留着在日本时合作的方式。自然，观点也大致相近。他们均未料想到，中国的变革，会来得这样快，而时代的质的变化，又这样慢。二周在心灵深处，深深地体味到了一种苦涩。经鲁迅修改、周作人执笔的《望越篇》，很能代表他们那时的思想：
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附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更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
盖民族之例，与他生物同，大野之鸟，有翼不能飞；冥海之鱼，有目不能视；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习性相传，流为种业，三者同然焉。中国受制于满洲，既有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脱，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以求禄位乎？于彼于此，孰为决之？予生于越，不能远引以观其变，今唯以越一隅之为征。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凡兹同异，靡不当详，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可于是见之。如其善也，斯于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毒，则是因果相循，无可诛责。唯有撮灰散顶，诅先民之罪恶而已。仲尼《龟山操》曰：“吾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今瞻禹域，乃亦唯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3］
文章确是有些伤感，在革命年代，头脑依然如此清醒，且又多宿命之感，这是唯有思想明晰又深谙历史者才有的感觉。
辛亥前后，周氏兄弟一度沉浸于搜集金石、整理国故的乐趣中。这是兄弟两人很美好的一段生活。现在想起来，是迷人的。我常想，从域外归来，两人不约而同地喜欢上整理旧的典籍，其动因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现实的无奈，或许不会这样潜心于以往吧？鲁迅的劲头十足，甚至还想结社刊印故土的文化典籍，他致许寿裳的信中曾说：“迩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若得成立，当更以闻。”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弟弟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很重要的文献。此书最早由鲁迅动手来做，后由周作人扶助，虽几经周折，但终于完成，在整理古文化遗产上，两人的努力与汗水，确是令人感动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一部史料书，内中搜集了会稽地区先贤著作8种，人物传记与文化沿革充杂其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的搜集工作，始于鲁迅十几岁的时候，后因外出求学而中断。回到绍兴后，鲁迅思古之情又起，遂萌了续做的念头。在校勘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同时，他还整理了《古小说钩沉》。这也是件极艰苦的劳作，其量之大，校勘处之多，都是难以想见的。《古小说钩沉》编撰也始于鲁迅的少年时代，那么小，便留意于史料的打捞，可见其旨趣之不凡。中国古人是看不上小说的，那均是街谈巷议之事，难登大雅。而鲁迅很小即醉心于小说之类，后来于此处大建奇功，早年的熏陶起了作用。他在日本与弟弟钟情于小说，也是情有缘由的。鲁迅对《古小说钩沉》十分看重，周作人回国后，便受兄之托，帮助抄写。他后来说：“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闲住，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月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4］抄书是很苦的劳作。先是精选，几乎等于大海捞针。主要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聚类》、《玉烛宝典》、《雕玉集》、《太平广记》、《事类赋》等辑出。周作人对古代典籍的兴趣，受鲁迅的影响是自然的，在帮助鲁迅抄书的同时，也涉猎了其他的古董，收益很是不小。读他此时写的日记，可见出鲁迅在情趣上对他的熏染之力。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周氏兄弟主要把精力放在寂寞的抄写古籍与整理故乡的文化沿革之中。此间鲁迅完成了《岭表录异》、《古小说钩沉》等，周作人则把精力用在了儿童文学研究、译书、抄古文等方面。从当时的治学状态上看，周作人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醉心于古文物的收集外，对古代民谣、儿歌、日本民间文化、希腊文化、西欧神话等，都有研究，并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绍兴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儿童文学研究文章，用力殊多，他的高雅的品位已在那时露头。不过，周作人写的许多文章，大多让鲁迅看过，经过哥哥的润色，才拿出来发表。鲁迅是看重弟弟的学问的，在广度上，显然不及弟弟，但文字功夫，鲁迅却好于作人。从现在保存的一些兄弟的同篇文章手迹中，可见出周作人对哥哥的信任态度，鲁迅的认真劲也一清二楚。但无论是整理古籍，还是从事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他们精神深处，似乎仍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通过对旧文化或域外文化的反省，来思考改造中国人精神的原动力。在周作人看来，是一种美育的问题；而在鲁迅那里，大概是在寻找民智与民魂。请看周作人在《搜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中写的文字，便可见他们在文化学上的一种热情：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5］
周作人的实地调研劲头，比鲁迅的抄古碑是不相上下的。看看他写下的诸篇学术小品，便可领略那时的状态。现在想来，他们回国后，从职业来看，在知识分子那儿，还算不错的。鲁迅曾任师范学堂监督等职，周作人则被推举为教育会长，可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仕途上，业余时间，差不多都陶醉于书趣之中。这是留学归国后两人的默默思索的时期，也是重新设计自我、探求人生之路的苦闷期。试想一下，当他们从热烈的、充满诗情的留学生活，忽地返回到停滞的故国，心境是怎样的复杂。摩罗诗人式的激情与尼采式的声音，在枯寂的抄古书的劳作中，渐渐地弱小了，绝望与希望，于此中同时并存着。历史在悄然地变革着，青春也慢慢地从体内流过，他们似乎听到了历史与人的残酷的进化之声。然而传统的黑暗使他们一时无法调动自己的全部热情，而是一任长夜在无声地流动。读那时鲁迅写下的文字，大概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我想，他们的心境，大致有相似的部分，彼此的世界，也多是如此。有什么比无奈更让人痛苦么？周氏兄弟在故乡工作的几年里，是深味寂寞之味的。
鲁迅不久便对教育工作失望了。他有个时期，想到上海的报馆和编译馆工作，但由于对方不了解他而未能如愿。离开教书工作，另谋职业，原因有多种。一是对绍兴政局的不满。辛亥革命后，绍兴一如既往，恶势力照样横行于城内外。一些人貌似绍兴革命党人，实则对百姓亦有凶残状，鲁迅与这些人的对立越来越明显。二是兴趣转移，他似乎对潜心治学和独立的社会活动产生兴趣。所以当1912年2月，许寿裳写信催他去南京任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鲁迅的这一次出走，是他一生重要转折的开始。从此他迈入了仕途，在官场上一呆就是十几年。同上两次的远离家乡一样，鲁迅走于前，周作人随于后。鲁迅在南京只呆了两个多月，便随政府迁至北京。5年之后，他便把周作人也调至北京，为他找到了新的工作。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想起来觉得二人确是亲同手足。两个人在生活地址、业余爱好的选择上的一致性，让人很觉有趣。鲁迅仿佛远去的风筝，后面永远跟着的是一根绳子。周作人随着其兄，飘来飘去，在精神走向上，亦多相近的地方。
鲁迅是在1912年5月5日抵达北京的。这一天开始，他把扔掉了多年的日记又拣起，从此记日记从未间断，直至去世为止。鲁迅去教育部，先任科员，后做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是一个闲职，平时工作并不多，官场的松闲，大约是中国的特色。白日有时枯坐，甚是无聊，而每每有社会活动，有时又荒诞滑稽，鲁迅于日记中，记过这种感觉，其情其状，一想便可知其大半。
我注意他来京后几年的日记，与二弟的通信之多，之频，是出乎一般人的想像的。兹引1912年6月鲁迅的日记，可见其兄弟之情与怀乡之情的浓厚：
一日 下午寄二弟、三弟信。晚同恂士、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
五日 下午寄二弟信。晚雨与雷，少顷霁。
六日 下午雨。得二弟信，三十日发。夜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
十日 晨寄二弟信……
十二日 晚自天津返北京。微雨。得二弟及信子信，并六日发。收五日《民兴报》一分。
十三日 晚小雨。饮于广和居，国亲为主，同席者铭伯、季市及俞英崖。收六、七日《民兴日报》各一分，有《童话研究》，起孟作也。
十四日 晨寄三弟及二弟妇信。午后与梅君光羲、吴〔胡〕君玉搢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作公园不。收八日《民兴报》一分。
十五日 午寄二弟信。下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并九日发。收九日《民兴日报》一分。
十六日 星期休息。上午赴青云阁购袜子、日伞、牙粉等共二元六角。又赴琉璃厂购《龚半千画册》一本，八角；陈仁子《文选补遗》，阮刻《列女传》各一部，共六元。下午寄二弟及三弟信。晚协和、谷青来谈。
二十二日 得二弟信，十五日绍兴发。……
二十三日 星期休息。上午寄三弟信，内附与二弟信一小函。……
二十六日 ……下午得二弟信，二十一日杭州发，内附《童话研究》草稿四枚。……
二十八日 午后小雨，旋止。四时赴夏期讲演会述《美术略论》，至五时已。收三弟信，二十二日发。……
二十九日 晨寄二弟信。又寄三弟信。收本月津贴六十元。下午至直隶官书局购《雅雨堂丛书》一部二十册，十五元；《京畿金石考》一部二册，八角。得二弟妇信，附芳子信一纸，二十三日发。……
兄弟间的信几乎隔两三日就一封，一直保持了多年。通信的勤，此无它，乃心系家乡，并有抚养家口之累。母亲、妻子、弟弟均远在千山万水之外，作为长子，要负担起家业之责，便少不了牵肠挂肚。读这些日记，深觉作为孝子和兄长的鲁迅责任感之强，虽并不清楚其间内容，彼此的信件几乎无保留者，但大致能感到他们在学术领域里关心的话题。鲁迅似乎像周家的垦荒者，每次都是只身一人闯荡于社会，这其间也有朋友的支持合作，但为谋生也好，觅路也好，他确是一个冒险者。周家的家业，似乎系于一人之身，于此中所耗精力，要占去他大半时光。旧语云：“长兄如父。”这是不错的。从日记中可看出，鲁迅对二弟的感情确实不同寻常，这里可看出鲁迅身上典型的东方人气质。为了家人的生活，他比周作人付出得要多得多。
这个时期两人的通信中，谈国故的整理仍是一个话题。鲁迅北上后，念念不忘尚未整理完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此书已费去先生十几年的心血，他很想将此书刊行流布。1914年10月，《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成，11月间寄给二弟，请他在故乡印制出来。周作人回忆说：
此外我在绍兴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刊刻那《会稽郡故书杂集》。这原稿是鲁迅预备好了，订成三册，甲寅（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由北京寄到；二十五日至清道桥许广记刻字铺定刻木板，到第二年的五月二十一日，这才刻成，全书凡八十五叶，外加题叶一纸，连用粉纸印刷一百本，共付洋四十八元。书于六月十四日印成，十五日寄书二十本往北京，这本书是我亲自校对的，自己以为已是十分仔细了，可是后来经鲁迅复阅，却还错了两个字，可见校书这件事是很困难的。《故书杂集》的题叶是陈师曾所写，乙卯日记（鲁迅）四月项下记云：
“八日……托陈师曾写《会稽郡故书杂集》书衣一叶。”陈君那时也在教育部里的编审处，是很杰出的艺术家，于书画刻石都有独自的造就，和鲁迅是多年的旧交。因为从前在江南陆师学堂的时代便已相知了，他们因此很是托熟，在鲁迅日记上很可看得出来，例如丙辰年六月项下云：“二十二日……上午铭伯先生来，嘱觅人书寿联。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两人的交情，约略可以想见。师曾所刻图章，鲁迅有“会稽周氏”及“俟堂”诸印，又尝省去兄弟三人名字的“人”字，模仿汉人两个字的名字，我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加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砖文”的，很是古拙，我曾利用汉砖上的一个“作”字，原有外廓方形，将拓本缩小制为锌板，其古趣可与相比。这里附带说及，也是很可纪念的。［6］
书印得很少，鲁迅执意以周作人名义出版，并不署自己的名字，可见其大度。周作人后来也说，鲁迅不注重名利，对个人得失想得少。至少和兄弟相处，他是这样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序文，为鲁迅在北京时所写，但后面署名，是周作人。读这篇序言，我以为一是可看出书的趣味之浓，可做好的书话来读；二是能体现他们的兄弟之情。试想一下，自己十几年心血凝成的作品，却以弟弟名义刊行，除了爱，恐难以再找到合适的解释。这是天下大慈大善之心，兄弟无间，情致合一，这在现代人来说，是少见的。
除了整理旧籍的相互合作外，鲁迅还积极为二弟的译著的出版找门路，所花精力亦不少。如，周作人在东京翻译的波兰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原稿由鲁迅修改誊正，一直未能出版。周作人几次投递出版社，均遭拒绝，于是只好委托鲁迅在京城寻找门路。鲁迅日记中，曾记此事，虽只淡淡几笔，但可见用去的时间很多。所以，周作人的成名固然与自己的勤奋有关，鲁迅的推举，实在功不可没。对鲁迅而言，在弟弟面前，有种父亲般的情怀，这不仅是道义上的，就其品性而言，有种与生俱来的爱意。一直在长兄眷顾下的周作人，对世间繁琐的社会交往的承担，是微小的。所以后来内心的沉重感不及其兄，也是自然的事情。
在周作人尚未到京的几年里，周氏兄弟所处的环境尽管不同，心境各有差异之处，但在治学的态度上，庶几近之。查二人当时的日记，能见出各自苦读古书，冥想事理的状态。鲁迅曾写出《汪辑本〈谢承后汉书〉校记》、《两幅手绘土偶图的说明》、《谢沈〈后汉书〉序》、《虞预〈晋书〉序》、《〈嵇康集〉跋》、《〈范子计然〉序》、《〈魏子〉序》、《〈任子〉序》、《〈志林〉序》、《〈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等。周作人则有《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童话略论》、《童话之研究》、《玩具研究一》、《小学成绩展览杂记》、《家庭教育一论》。译著译文则有：《炭画》、《黄蔷薇》、《皇帝之新衣》、《酋长》、《老泰诺斯》、《秘密之爱》、《同命》、《希腊之小说》等。鲁迅趋于古，作人涉足于中外。趋古，则多有大苦大悲的寂寞，涉足中外，虽亦不免枯燥，但雅趣在焉。此时鲁迅还开始了读佛经的苦路，周作人的趣味则更接近于学术品位。两个人的状态，现在我们已看得较清楚了。
这里有个插曲，值得补上一句。鲁迅在故乡时，曾用文言文写了篇小说。周作人对此曾有如下解释：
我在绍兴教育会混迹四五年，给公家做的事并不多，剩下来做的都是私人的事，这些却也不少，现在可以一统的说一下子。我于一九三六年写《关于鲁迅》这篇文章里，曾经说过：
“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有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可是这年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这回查看日记，居然在壬子十二月里找到这几项纪事：
“六日，寄上海函，附稿。”
“十二日，得上海小说月报社函，稿收，当复之。下午寄答。”
“廿八日，由信局得上海小说月报社洋五元。”
此后遂渺无消息，直至次年癸丑七月这才出版了，大概误期已很久，而且寄到绍兴，所以这才买到。
“五日，怀旧一篇，已载小说月报中，因购一册。”廿一日又往大街，记着“又购小说月报第二期一册”，可知上面所说的一册乃是本年的第一期，卷头第一篇便是《怀旧》，文末注云：
“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本文中又随处批注，共有十处，虽多是讲章法及用笔，有些话却也讲的很是中肯的，可见他对于文章不是不知甘苦的人。但是批语虽然下得这样好，而实际的报酬却只给五块大洋，这可以考见在民国初年好文章在市场上的价格——然而这一回还算是很好的，比起《炭画》的苦运来，实在是要说有“天壤之殊”了。虽然那篇文章本来不是我所写的，我自己在同时也学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却还记得是《黄昏》，是以从前在伏见馆所遇见的老朋友“法豪”为模型，描写那猫头鹰似的呵呵的笑声似乎也很痛快，但是大约当时自己看了也不满意，所以也同样的修改抄好了，却是没有寄去。至于那篇《怀旧》，由我给取了名字，并冒名顶替了多少年，结果于鲁迅去世的那时声明，和《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并退还了原主了。我们当时的名字便是那么用法的，在《新青年》投稿的时节，也是这种情形，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所以就混进到《热风》里去，这是外边一般的人所不大能够理解的。［7］
如果不是周作人的解释，大概我们不会知道其中的原委的。
周作人到北京来任职是1917年4月，通过蔡元培，被介绍到北京大学。他又一次与哥哥生活在一起了——同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
他这一次的北上，恰值新文化运动的前夕，蔡元培正改革北京大学，广收天下奇才，欲振兴教育。其实周作人那时对择业的事情，还抱有试试看的心情，并未有意识地加入到新文化的建设行列。鲁迅也埋头于抄古书，看佛经，对文化创新方面，只有想法，但无发起运动的企图。虽然，他们已具有了相当的思想实力，但由于悲观的情绪，并未自觉地参与新文化的运作。如果不是后来朋友的影响，周氏兄弟不知要在寂寞中呆多长时间。
他们的这一次同住，可纪念的事情依然不少。我觉得兄弟间的手足之情，在北京期间有了新的发展。二弟刚到京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二弟自越至，携来《艺术丛编》四至六集各一册、《古竟图录》一册、《西夏译莲花经考释》一册、《西夏国书略说》一册，均过沪所购，共泉十七元四角，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又是一夜长谈，与当年他们在南京相逢时同阅《天演论》时的情形，很是相似。此后两人一同磋商学业，撰述文章，同逛书肆，过的确是“兄弟怡怡”的日子。周作人的日记，对此均有记载，我们看后，自然会想像出那种情趣来。
周作人到京不几日，便生了一场大病，几次诊断，均无结果。鲁迅吓坏了，开始疑是猩红热，后来请来德国医生，才知道是出疹子。周作人患病整整20天，生活之事均由鲁迅料理，兄弟二人一同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鲁迅对这段时间的感受十分深刻，几年后写小说《兄弟》，把这段经历写了进去，周作人看后，颇为感慨，直到晚年提及此事，认为“与事实相合”。这一次病，周作人在心灵上留下的痕迹不太重。4年后，他患了肋膜炎，整整休息了9个月，对周作人和鲁迅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刺激。鲁迅一方面到处为二弟借钱，到医院探视，同时又亲自去西山碧云寺，为周作人找到休养的房间，劳神之多，从日记中均可看出。周作人一生，牵动鲁迅的地方太多，生活的、工作的、学问上的，可谈的地方不知有多少。这一点，周作人心里最清楚不过，读一读《知堂回想录》，便可感到一种感激之情。这情感经过了几十年的冲洗，依然清晰可辨。
绍兴县馆的补树书屋，是个值得留念的地方。那是周氏兄弟读书、治学、休闲的所在。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当年曾住于此处，两人如今都挤到这里，怀念之情，想必会有的。绍兴县馆的环境不太理想，补树书屋当年吊死过人，街面又对着菜市口——北京当年杀人的场所。而尤为不可忍受的，是夜间为猫所扰，难以入睡。不过，在这里他们渐渐体味到了北京风情，对京城人的衣食住行，开始有了感性认识。这个时候的鲁迅在教育部过着枯燥的日子，而唯有夜间或周日，才可和弟弟在县馆里共享天伦之乐。周作人从1917年9月开始，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他先讲授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此时周作人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于鲁迅的合作。大抵是周作人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约稿纸20张），交到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古至18世纪文学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算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一个纪念吧。”［8］那些共商学术的夜晚，一定是充满乐趣的。他们在县馆里劳作的日日夜夜，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有很高价值的。
如果不是二弟的到来，鲁迅大概还要孤独地一人钻进古文化的世界里。周作人到北京之前，鲁迅没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除了公务外，他几乎把精力都放到沉于过去的冥想里。那是灰色的，近于绝望的日子。在佛经、野史中麻醉自我，实在是无奈的选择。二弟的到来，至少在生活内容上，给他带来了一种人伦的快慰。此后不久，两人携手共同开始了新文化事业，那已是后话了。
鲁迅一生最寂寞的光阴，是他于绍兴县馆独住的日子。那时唯一唤起他世俗之乐的，大概也只有家庭。对母亲、弟弟以及侄子们的厚爱，是他苦寂的心灵的一丝光亮。他是爱周作人的，此后的几年，他又多了谈天的快乐，终于可以和弟弟共同讨论学术问题。“五四”前后，两人在思想启蒙上的一致性，我想与在绍兴县馆期间同甘共苦，有一定关系。彼此的交流与渗透，形成了对中国封建王朝陈腐性的共识，其批判力度之大，之强，后世难有匹比者。鲁迅一定程度借助了二弟广阔的知识背景，二弟也发挥了哥哥张扬人道个性的长处，两人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之状，从文字中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
查看鲁迅日记，我发现兄弟同住的日子里，可追忆的事情，二人后来却很少谈及。周作人曾简单谈过鲁迅那时的衣食起居状况，但对他们于书趣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殊少勾勒。我觉得，1917年直至1919年底，两人与社会的交往，以及购书、访书、整理旧典籍的活动，很值得研究。这是二人一生中重要的转变时期。如果不是发生了五四运动，不是《新青年》发起了新文化的运动，他们潜心治学的苦寂日子，或许会更长一些，也未可知。鲁迅日记多次记载了与二弟同去访书的过程，很有在东京求学时的雅趣。但同时，还记载了与各种友人的频繁交往的事情。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钱玄同与二周的往来甚多，几乎不几日一见面。那时钱玄同正在编《新青年》杂志，他的到来，使补树书屋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钱玄同是他们在东京时代的同学，辛亥革命后调浙江省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后到京，先后在北京高师附中、北京大学、北洋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钱玄同很佩服周氏兄弟，认为就学问而言，二周是出色的。可他每夜来绍兴县馆，看他们埋头学问的样子，便长叹不已，觉得倘将精力放于社会工作，诸如创作、启蒙宣传等，会更好一些。钱玄同在补树书屋，有时一呆就到后半夜，谈学问，讲时局，那热情，我们从二周日记中，差不多可以领略大概。周氏兄弟与钱玄同在治学上，有许多相似的看法，比如文字改革，提倡白话等等，双方几乎如出一辙。在对旧文化的看法上，亦多相近的观点。朋友们在一起谈天，快慰是不用提的，彼此的启发，或可说是最难忘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周氏兄弟被友人推到了新文化的园地，沉闷多年的鲁迅、周作人，开始为《新青年》撰文写稿件了。
1918年4月2日，鲁迅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绍兴县馆的两年时间内，发表了50余篇作品。其中《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均写于这里。周作人也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包括译文、杂感、论文等。最有名的，是发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学》，以及《每周评论》上的《平民文学》等。从1918年到1921年，两人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就有100多篇。这个数量可谓不少，其中周作人的一些文章，仍是被鲁迅修改后才发表出去。周作人的杂感文，有的也以长兄的名义见诸刊物。我们如今读二人那时写的文章，可以感到，二人的思想已很成熟了，在新文化园地里，二周文字之美，思想之锋锐，是当时同辈人中少有的，说他们为那时启蒙先锋人物，并不为过。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气魄上与文采方面，均不及二周，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清楚的。一对文坛的新星，就这样从绍兴县馆升起来了。
这是中国新文化史上新纪元的开始，也是二人新生活的开始。他们选择了历史，历史也同样选择了他们。鲁迅、周作人的真正世界，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成熟起来的。此后便是更漫长的与中华民族命运相存相依的历史……
鲁迅有很强的家的概念，这是作为中国人逃不出的生活信念之网。当二弟在京城渐渐站稳脚后，他便考虑把绍兴的家，全部搬到京城里来。1919年初开始，鲁迅就为购房而四处奔走。7月23日，他决定了房址，11月4日，以3500元购买了八道湾十一号罗家的房屋。同年底，周作人一家、鲁迅一家、周建人一家一同搬进了新宅。母亲也和他们团聚了。
此番搬迁，鲁迅所耗精力颇多，仅选择地址，就费去大量时间，他先后去了报子街、广宁伯街、铁匠胡同、辟才胡同、鲍家街、护国寺、蒋宅口等地选址。那时周作人正去日本探亲，所以购房的苦事均落于哥哥一人身上，诸如谈判、量屋制图、请巡警与保人、签约等，其繁复与琐碎，颇为伤神。这是两人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把家人从绍兴接至北京，其实正是他们的梦。周氏兄弟在外奔波了多年，总算有了安稳的栖身之所。
显然，一大家人搬到一起，周作人也是高兴的。当时他已有了孩子，现在生活在一起了，不必分散太多的精力。鲁迅当时选择的房子，想必他是满意的，房间很多，院子的空地又大。请想一下，周氏三兄弟，同住于一院，又有老母在一起，那情景，是热闹已极的。那确实是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几年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住到了周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乐趣。在外人看来，他们拥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东方型的幸福家庭。许多造访过八道湾的“五四”学人，都曾对此留有较深的印象。
以他们那时的精神个性和追求而言，选择一种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当代人恐难以理解。从周氏兄弟的个人境界而言，何尝没有一种独居的念头？但要做到此，大难。一是传统习俗欲改变非一日之功；二是经济亦多有困难。按现代人的生活理想，大家庭确有难言之苦。这苦头，鲁迅不久就意识到了。1920年开始，他的经济便出现了赤字。一是购房时用尽了积蓄，且欠了债，另外，主要是费用加大，老少十几口人，各种开销，压得鲁迅喘不过气来。这一年，他先后21次向友人借钱，其状甚为难堪。加之孩子生病，每位媳妇生活方式不尽相同，负债便成了沉重的负担。他每月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弟媳羽太信子，但生活仿佛是无底洞，鲁迅似乎从来未像现在这样感到生活压力之大。旧式家庭的弊端，不久就在八道湾寓所显现出来了。
但鲁迅是爱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侄子的。他只有和弟弟们一同努力地工作，去弥补生活的空洞。所以，他除了写作、译书外，在大学还兼了几门课程。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此时已有了相当的名气，他的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厚根底，倾倒了众人，很受欢迎。他在讲课之余，译书，写作，也格外勤奋。兄弟两人的紧张工作，使这个大家庭支撑了将近4年。他们后来结怨分手后，从鲁迅流露出的情绪看，那3年多的生活，他付出的的确太多了。爱是建立在一种自我牺牲的基础上的，深知人文主义和个性价值的鲁迅，对中国古老的家庭结构，备尝其苦。这大概也正是他特有的地方。一方面残存着东方人古老的积习，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其顽固性与陈腐性，但又无能为力。这是人生不能两全的无奈。爱既然不是自私的，那么必要的丧失，便合情合理。所以读鲁迅那时的文章，写到家庭生活时，便有种殉道感在其中。这种殉道感，乃是肩负着黑暗的闸门，为下一代谋生路，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已经进入了中年的他，毫无个人享乐的情感，倒是时常想想别人，为他人做些什么。虽然亦有个人的恩怨，时常也发一点脾气，但于己身顾及得十分有限。看他们生平的资料时，每每读到鲁迅为了弟弟和母亲而四处奔走借债的情形，便深感中国旧式家庭的长子的艰难。巴金在《家》中写长子觉新之苦，大概具有普遍的意义。牺牲了自己，让更多的人安乐地生活，这是鲁迅的心境，也是那一代许多人的心境。我从他后来流露出的苦笑中，分明感受到了这种沉重。“五四”启蒙者们在呼吁人的解放的时候，不是凭空想像的游戏，那里确有己身苦难的体验。所以那声音便显得格外悲怆和劲健。
八道湾的岁月苦乐相伴，天伦的快慰给家人带来了生活的新鲜感，这一点，恐怕不能否认。鲁迅没有孩子，那时二弟、三弟的孩子已不小了，很是好玩。这些孩子的名字，是鲁迅当年起的，他把作人、建人的孩子，视如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作人、建人的妻子是姐妹俩，这个家庭真是有着特殊的亲情（周建人后来与羽太芳子离异，两人生有二子一女）。鲁迅为这些孩子，也分神不少，像慈父般地照料他们。1920年5月，周建人的孩子重病，鲁迅往来探视、守护，达三十几日。这期间，母亲也生病，由鲁迅护送就诊。这些，日记中均有记载，兹略引如下：
五月
十九日 晴。沛大病，夜延医不眠。
二十日 晴。黎明送沛入同仁病院，芳子、重久同往，医云肺炎。午归，三弟往。下午作书问三弟以沛状，晚得答，言似佳。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往医院。
二十二日 晴。在病院。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
二十三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归，晚复往。
二十四日 晴。在病院，沛病甚剧。下午往大栅栏购物。
二十五日 昙。在病院，晚归。夜半重久来，言沛病革，急复驰赴病院。
二十六日 晴。沛转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九日 昙。上午往部。午后访汤尔和。往琉璃厂买元■、元恩、元顼、李元姜墓志各一枚，计泉五元。下午往病院，晚归家。雷雨一陈。
三十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濯足。午后晴。晚往病院。
三十一日 暗。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六月
一日 晴。上午往部，午回家。得宋子佩信。夜在病院。
二日 昙。上午往部。午后理发。夜在病院。雷雨。
三日 晴。上午往部。还子佩书一册。午回家。夜在病院。雷雨。
四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五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母亲与丰至病院视沛，乃同回家。晚小雨。许诗荀来。
七日 晴。午往病院。下午赴国歌研究会。夜在病院。
八日 晴。上午往部。下午往病院，晚归家。
九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大雨。
十日 昙。上午往部。午晴，归家。夜在病院。
十一日 晴。上午往部。从戴螺■假泉五十。夜在病院。
……
整整3个月，鲁迅日记一直记载去医院的事情。其情其景，历历如在目。这样的日子，一年后又持续地出现了一次。二弟周作人，患病住院，又使他的生活出现了诸多麻烦。探视、寻医、购药、借债等等。这些，日记中亦有记载。总之，鲁迅很累、很苦。一般凡人经历的烦恼，差不多都领略到了。人大约只有承受过诸种压力和磨难，才可能懂得生活的内涵。但既然人存在着，就免不了这类的苦役。爱有多长，付出的便有多长，一切经历过人世风雨的人，对这一点，均会有所体悟的。
周作人是个很随和、敦厚的人。如果后来不是当了汉奸，且与鲁迅弄翻，后人对他的态度，不会如此复杂。平心而论，和鲁迅同住的时候，他对哥哥一直是敬重的，并不像后来一些学人指摘的那么昏庸。对家庭、对亲人，他一向恭恭敬敬，连三弟周建人也说，他早年性格温顺，很好相处。在八道湾生活的前两年，周作人也是十分劳累的。除了教书外，大量的社会活动，翻译外文，写文章，费时甚多。1921年的那场重病，我一直觉得是劳累所致。看他那时文章之多，写作之勤，不是全部投入精力的人，大约不会有如此赫赫的成果。他的成就，固然离不开鲁迅的帮助，但个人的修养、素质，也是重要的原因。其实，周作人的存在，也促成了鲁迅的许多事情。例如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倘不是周作人，大概也不会问世。周作人后来说：“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9］这件事，直接促成了鲁迅小说史研究的赫赫成果，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很值得书写的一页。周作人对鲁迅的学识是佩服的，谈小说，他深知不及其兄，而论小说写作，更是退避三舍。从他后来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与解读看，是敬重有加的。
与鲁迅同住的岁月里，周作人最忘不了的，大概是其兄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他不及鲁迅那样事务繁多，脑子里除了学问，没有其他太劳神的杂务。鲁迅一方面要去教育部当差，还得写作、译书，生活中很少悠闲自得的日子。周作人写《鲁迅的故家》，最后的部分，介绍鲁迅办公事，很是细致：
鲁迅在会馆里的工作时间大抵在夜间，晚饭后如没有来客，也是闲谈，到九十点钟回到自己的房里，动手工作，大概总到一两点钟才睡觉。第二天早上在十时前起来，照例什么点心都不吃，洗过脸喝过茶便往教育部去了。他在那里办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吧，只有一回见到中华书局送到部里来请登记还是审定的《欧美小说丛刊》，大为高兴。这是周瘦鹃君所译，共有三册，里边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时的确是不易得的，虽然这与《域外小说集》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觉得到一位同调，很是欣慰，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了出去。这样同类的事情，据我所知道，似乎此外还没有第二件。他曾参与整理那内阁大库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的事，却不记得他讲过其中的什么故事，只是敦煌千佛洞的古写本运京的时候，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爷在这劫余的经卷中，又窃取了不少，账上数目不符，便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作两，补足缺数。这些人都有名字，但是听他说话的人与他们都不相识，姓名生疏，大都也记不得了。他又讲到部中常收到乡间呈文，请求旌表具呈人的母亲的节孝，有的文字还写不清楚，有将旌表写作旅表的，想见是穷乡僻壤的愚人，却是那么的迷信封建礼教，想起来实在可叹。也有呈文写得很促狭下流的，显得是讼师玩笑之笔，是《新青年》里“什么话”一栏的材料，这里只好从略了。
当然，兄弟间那时也有共同出游的乐趣，兄弟俩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周作人是常伴随哥哥出入于古董商店的。《鲁迅的故家》介绍道：
在星期日，鲁迅大概一个月里有两次，到琉璃厂去玩上半天。同平常日子差不多同时候起床，吃过茶坐一会儿之后，便出门前去，走进几家熟识的碑帖店里，让进里边的一间屋内，和老板谈天。琉璃厂西门有店号“敦古谊”的，是他常去的一家，又在小胡同里有什么斋，地名店名都不记得了，那里老板样子很是质朴，他最为赏识，谈的时间最久。他们时常到外省外县去拓碑，到过许多地方，见闻很广，所以比书店伙计能谈。店里拿出一堆拓本来，没有怎么整理过的，什么都有，鲁迅便耐心的一张张打开来看，有要的搁在一旁，反正不是贵重的，“算作几吊钱吧”就解决了，有的鲁迅留下叫用东昌纸裱背，有的就带走了。他也看旧书，大抵到直隶书局去，可是买的很少，富晋书庄价钱奇贵，他最害怕，只有要买罗振玉所印的书的时候，不得已才去一趟，那些书也贵得很，但那是定价本来贵，不能怪书店老板的了。从厂西门往东走过去，经过一尺大街，便是杨梅竹斜街，那里有青云阁的后门，走到楼上的茶社内坐下，吃茶点替代午饭。那里边靠墙一带有高级的座位，都是躺椅，鲁迅不但嫌它枕垫不洁，而且觉得那么躺着吃茶可以不必，懒洋洋的样子也很难看，所以他总是挑选桌子坐的，靠边固然更好，否则屋子中央的方桌也没有什么关系。泡茶来了之后，照例摆上好些碟子来，这与南京茶馆的干丝相同，是堂倌额外的收入，鲁迅不吃瓜子，总适宜的吃他两三样蜜饯之类，末了叫包子汤面来吃，那东西很是不差，我想和东安市场的五芳斋比较，大概是有过之无不及吧。从青云阁正门出来，便是观音寺街，买点日用什物回会馆去，已是二时以后，来谈闲天的客人也就渐渐的要到来了。
读这段文字，觉得周作人很平淡，对其兄的行止，所述不夹带过多的感情。其实，那段生活，可写、可纪念的很多，诸如怎样修改文稿，讨论文章，怎样出游，那些快慰的事情，他记叙得很少。周作人很少直接写感激鲁迅那样的文字，几乎从未冲动地为文，但细读那冷静、平实的文字，感怀的痕迹，还是隐隐地含于其间的。他从未真正的冲动过，这或许缘于他的性格，说其境界冲淡，大概也在其理。但他晚年写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文字，我想，那其中是有他的无尽的怀恋吧。
周作人不是一个能很好处理家庭事务的人。如果不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存在，十几口的大家族，他恐怕难有周转之力。这是一个懂得谦让的人，只要不翻天，可以做学问，家中诸事悉听别人。鲁迅把全家人搬至北京，他甚为满意，有一段时间，还想把自己的日本岳父岳母也接来同住，这虽有妻子的压力，但总的说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以他那样的个性，在不同性格的人中间生活，似不成问题。何况还有鲁迅这样的支柱呢？
所以，有一段时间，周作人倡导日本的“新村主义”，那种浪漫的调子，和他的某种单纯的信念，不无关系。倡导“新村主义”时，他刚准备和鲁迅迁至八道湾，正要过着其乐也融融的大家族的生活。我觉得，1919年的周作人，还是很有些乌托邦色彩的。家庭的团圆，工作的顺心，事业的丰收，使他多少有种踌躇满志的样子。读周作人那时写的《访日本新村记》，不知怎么，便想起他与鲁迅及全家人共同去构建新生活的一种信念。日本的新村，是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1918年，他买了若干亩田地，创建了“新村”。“新村”提倡“人的生活”，“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各人自己的事。”这很有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生活的意味。周作人从日本人的实验中，似乎看到了一种人类的前景。这理论与实践，令他颇为鼓舞，马上就介绍到中国来，甚至像毛泽东这样的人，也被吸引过去，不久造访了周作人。从倡导“新村”的过程，能见到他精神的温和、理想的一面。我常常从他的这一面中，去理解他对自己的大家族的态度。这大概可以找到某种互证的因素。鲁迅似乎从未这样理想主义过，“新村”精神的提出，鲁迅却冷冷的没有反应，可见出他对黄金乐园的另一种看法。周作人后来反省自己，提出“新村主义”，多有宗教式的情绪，有许多稚气在里面。但这种反省，或说理想主义的破灭，也是在与鲁迅分手之后才出现的。从个人生活的经历，来揣摩周作人的家庭观，或许有臆断的因素，但我确信，他后来的悲观主义的出现，与他的大家族的崩溃，也是有关的。从与鲁迅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反目分手的过程，正是他思想急剧变动的过程。此外，很难解释清楚这种转变的由来。
总而言之，在北京和鲁迅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里，他们大致是快活的。在八道湾期间，两人创作十分丰厚，成绩卓著。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白光》、《端午节》等小说，出版了《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个青年的梦》等译著，并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的编定稿，杂文的数量更为可观。周作人则有《圣书与中国文学》、《山中杂信》、《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贵族的与平民的》、《诗的效用》、《文艺的统一》、《小河》、《歧路》、《日本的诗歌》等。这一时期，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园地》一书，调子是明快的，似不及鲁迅那样的沉郁，文章大多是温和的说理、言志。香山养病期间，周作人的情调虽渐露出悲观矛盾的一面，但文字照例清澈闲雅，不像后来那样浓厚的绅士味。“五四”时代，周氏兄弟是以一体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那时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把他们称为“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文章中亦这样亲切地描述过他们。查鲁迅、周作人的日记，常可以看到两人一同出席《新青年》杂志社、北京大学学生中社会团体的活动。他们轮流做过《新青年》的编辑，在文坛与高校讲坛，引起广泛的注意。周氏兄弟这一段美好的历史，如今想来，很有回味之处。命运把他们拢在一起。后来又把他们分开。走到一起，是必然的；分开，也是必然的。就大局而言，搞启蒙，开民智，改良人生，他们没有歧意。而就具体的生存方式、价值方式、情感达成方式而言，殊多不同之处，所以分手又在情理之中。人生不在于结局如何，倘有过美好的过程，哪怕仅点点微弱的火花，亦足够珍贵的。这火花曾照亮过他们的生活，在寒夜有过温和的暖意，给寻路的兄弟，带来了一丝快慰。我觉得，在他们的晚年，回首当年的岁月，定会有无限感慨的。至少是周作人，从那散淡的、寂无声息的文字中，可看出这一点吧？
注 释
［1］ 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5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 《鲁迅全集》第八卷，39-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22-23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知堂回想录》，26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转引自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6］ 《知堂回想录》，284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7］ 《知堂回想录》，27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钱理群：《周作人传》，19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知堂回想录》，41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诚如一位日本人所说，东方的近代史是“被近代化”的过程。倘若不是西方人敲开亚洲诸国的门，有西学东渐之史，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大概还要推迟更久一段时光吧？“被近代化”，是不情愿的。晚清以来，众儒生面对异邦的物质和文化在中国的渗透，惶恐与怨怼，自不待言。黄遵宪周游半个世界，始悟吾国吾民之弊，有了东西方文化逆差的感叹。这是用生命来体悟的。至于梁启超、章太炎在日本发出的奇想，也多站在兴汉振邦的立场上，在对国民性自身的认识上，尚有缺憾。应当说，对中国人的理解上，早期的传教士与外来商人，是很独到的。那些第一代来中国的洋人，对中华民族奇异风俗的感受所凝成的观念，是中土之人难有的。这自然也产生出一些异议，洋人的文化优越感也油然而生。中国的门户开放，兴洋务，办洋学堂，派留学生，都非清政府自愿的结果，“被近代化”，就是不得不撕掉面子的无奈。所以鲁迅东渡日本时，看到己身的优劣，悟出国民性的弱点，那是悲叹异常的。周作人虽未经历过民族歧视的羞辱，但对中国文化衰落部分的感触，想必也很深。当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发生兴趣时，至少在留学时期，对中国旧文化也是失望的。周氏兄弟居于东京期间，不仅关注域外诸思想史上的东西，对描绘中国文化、论述中华学术的著作，亦格外注意。这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看洋人的书籍，如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等；二是接受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历数了中国人的诸多弱点，例如缺乏公德，无国家观念，没有冒险之精神，等等。周氏兄弟对这些印象很深，从他们当时喜爱《新民丛报》一事，可见其影响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