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理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论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记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14］
这是很正确的观点，我以为既可看出其个性的态度，又可见其科学精神。这里或许也有纠正鲁迅极端态度的因素，因为在他看来，鲁迅的那个答卷，有故意为之的戏言之处。这样的文字，周作人是不会写出的。晚年，周作人谈及此事时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唱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15］说鲁迅是“唱高调”，确有讽刺的意味，但却未看到鲁迅的深切用意的价值，也是可惜的事情。但我觉得，周作人是善于从世俗之外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人。他有时能从更具体的、多样的方式中，还原鲁迅的个性，虽不免也搀杂些异样的情绪，但大体上，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世界的另一面。
周作人在《两个鬼》的文章里，说自己的心目中存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当“绅士鬼”占上风时，便显得合乎自然，多典雅之姿；“流氓鬼”统治一切的时候，又多激越慷慨之气。他与鲁迅的分与合、顺与逆，便是“两个鬼”矛盾运作的产物。有时“流氓鬼”冒出，便也有斗士的气质，文章火气暗藏其中，对世俗也不卑不亢的。而“绅士鬼”卷土重来，便趋于低沉，躲进苦雨斋里，让人感到消极。他时而配合鲁迅扫荡社会污物，时而逆鲁迅而行，相互多有牴牾。女师大风潮，便能看出两个人的异同点来。
1924年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学生运动。事情是因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引起的。次年5月，学校风潮又起，女师大出现打手，殴打学生，造成多人受伤。校方行径，引起京城学人的不满，鲁迅亲自起草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宣言对杨荫榆镇压学生之举极为愤慨，文字间多不平之音。在此宣言上签字的7人中，有周作人，可见兄弟间在原则问题上是不温吞的。读一读两人那时写下的文字，我们还看不到周作人的“绅士”之态，他与鲁迅那时虽已反目，但同时参加了支持学生的校务维持会。7人宣言发表后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认为鲁迅、周作人等人站在学生一边，是对当局的一种不负责的表现，并且让章士钊等人“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陈西滢的文章，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反感，于是，两人共同与陈西滢展开了笔战。鲁迅写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写了《京北人》等文，对陈西滢之流，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这是一场漂亮的笔战，鲁迅的尖刻，周作人的老辣，使陈西滢只有招架之功。此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胡适等人便不得不出来说和。我读胡适在天津写给鲁迅、周作人的信，便能感到周氏兄弟那时的锐气给人带来的震撼。陈西滢那时眼里的周氏兄弟，是颇有师爷气的，在致徐志摩的信中，他说：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16］
此封信对周氏兄弟的印象，一看便可感到，那时两人的形象，均有斗士气，和“五四”时期的呐喊，亦有相仿之处。这时候的周作人，“流氓鬼”占据上风，是鲁迅的同一营垒中人。在反“正人君子”的行列里，两人思想的相近，又让我想起他们留学日本时，最初写下的富有冲击力的文字。
女师大风潮，最根本的是自由主义意识的学人与当权的官僚文人的斗争。当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因鲁迅参与学运，而罢免了鲁迅的职务，鲁迅和周作人与章士钊的那场冲突，如今想来，仍那么令人激动。鲁迅起诉章士钊，撰文抨击其专制思想，在他众多杂文中，是给人印象较深的一种。周作人也在《女师大改革论》、《续女师大改革论》、《答张岱年先生书》、《忠厚的胡博士》诸文，呼应了鲁迅的斗争。当胡适出面，劝人们对章士钊讲一点宽厚时，周作人便指出：“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17］这简直可以说是鲁迅的口吻，与周作人平日的忠厚、平淡之态多有不同。这时的周作人，有他真性情的一面，可爱的一面。他对章士钊的果决的态度，与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这自由主义的视野里，一切卫道者的行径，都作为非人道的异物而受到了批判。也可以说，“女师大风潮”一役，是周作人一生中较风光的事情。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做到了“道德的事功化”这一命题。
但周作人毕竟是与“绅士鬼”有不解之缘的柔弱文人。像鲁迅那样的追穷寇的气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大难。章士钊溃败后，他谈起了“费厄泼赖”一词，讲起公正、平和之意来。此观点后来被林语堂所发挥，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18］林语堂的思路，与周作人庶几近之。中国个性主义文人，往往以善意待人，其出发点，是建立在健全的人道观基础上的。周作人、林语堂所讲“费厄泼赖”精神，确为中国专制土壤中最缺少的人生态度。但此法运用于专制者身上，便显得乌托邦，鲁迅很快就发现了“费厄泼赖”意识潜在的危机，便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论点。鲁迅是不主张宽恕对手的，对恶人尤其不能以善意待之。周作人开始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19］鲁迅是反对此种态度的，他虽未点周作人的名，但从“痛打落水狗”的呼喊中，可看出他韧的毅力和毫不妥协的一面。后来，周作人也接受了鲁迅的观点，他在《大虫不死》一文中，隐去了“费厄泼赖”的话语，俨然又有一种鲁迅的印迹了。
虽然周作人在“女师大”事件中打了很漂亮的一仗，但那也是他所说的“流氓鬼”占上风时的一种心绪。他后来出作品集时，却不收这类文章，大约又是“绅士鬼”起作用吧？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被精神困扰的痛苦的灵魂。在黑暗里，这灵魂呐喊过，战斗过，但后来却消沉了下去。想到此，不免对他有扼腕之叹。
周作人是不太会写激愤文章的人，倒是闲适小品颇适合他的情趣，在这种作品中，或多或少，能找到自己情感的恰当的栖身地。所以我想，他后来与林语堂在审美方式上多趋一致，与个性的特点大有关系。我读过他写的一些悼亡之类或抨击时弊的文字，确实不行，无论韵味还是气势，均不敌鲁迅。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枪杀无辜的学生，酿成惨案。这一血腥事件，震惊了周氏兄弟。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此事做出了快速反应。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等文中，对刽子手发起了罕有的攻击。尤其是《记念刘和珍君》，乃旷世奇文，那种幽愤与悲慨，即便是六朝碑文，汉唐悼诗，亦不及也。一个所谓“民国”，却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除了以禽兽喻之，还会有什么呢？鲁迅叹道：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20］
许多年来，每次读这篇奇文，都心神俱动。我翻阅过苏轼、袁枚等古人的悼亡之作，在鲁迅的文字面前，都是逊色的。“五四”后许多文人伤时之作，在深厚上，几乎无与鲁迅匹比者。这又使我想起周作人，他大约是看过鲁迅的文章的，嘴里不说，心中自会赞佩吧？那时，他也写了几篇悼念“三一八”烈士的文字，悲愤也是极度的，可内在的张力便远不及鲁迅。他似乎不适宜在这类文体中喷吐自己的感情，倒是挽联中，可看出他悲愤的一面：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除了对日本人的《顺天时报》和陈西滢、章士钊之流的抨击外，这是他一生中最有火辣气的文字。虽然在情感上与思维的超常上，周作人尚不及鲁迅，但他的人道感，庶几可露之于笔端，使我们也看到了他精神世界中愤世的一面。毕竟因为是有了这一面，人们对他后来的失足，便抱有更大的惋惜，倘若在气节上一以贯之的话，或许，文学史中的周作人，会是另一种样子吧？
晚年的周作人，回忆此一段历史，认为鲁迅是对的，文字也好。言外之意，自己不如鲁迅深刻。但是20年代以后，周作人越来越远离鲁迅式的斗士之路，走向了绅士之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各树一旗，互不相让，甚至也有相互批评的时候。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小品文的问题。
性灵小品，是周作人最早倡导的。这一思路，来自于对晚明小品散文的发现。喜欢性灵之作，非遵命之作，并无何坏处，中国文人多有此种嗜好。但在乱世之中，谈所谓闲适与淡雅，对受难的奴隶，就未必是好事。周作人提倡非功利的艺术之作，后人看之，亦无过错，但这种“性灵”要“雅”起来，便要附带两个条件。一是有“闲”，二是有“钱”，倘无此，无论怎样也潇洒不起来的。鲁迅与周作人在此点上的冲突，或许是此种因素造成的。
1926年，周作人在《〈陶庵梦忆〉序》中，便表明过自己喜欢“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1930年在《〈近代散文抄〉序》中，他强调“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同一年所写的《〈草木虫鱼〉小引》则云：“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30年代后，谈“性灵”、“闲适”小品的文字更多，对“载道”以外的“言志”之作，大加赞赏。周作人提倡小品，一是出于读书之爱好，二是出于对现实的反动。就前者而言，有益神养趣的一面；对后者来说，乃扭转功利主义或虚伪文艺。这里有周作人的苦衷，或说大的人生无奈也未可知。他是在看到了社会实在太黑暗，便选择了这一条道路。所以左翼文人过度攻击周作人，而忽略其文化隐喻的一面，实在是偏颇之举。鲁迅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当他看到林语堂在《论语》、《人间世》发挥周作人的思想，大谈性灵小品时，便看到了其自身于社会的一种负面价值。1933年，鲁迅撰写了《小品文的危机》对林语堂、周作人的思路，给予了不客气的批评：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絜》，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雅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21］
读一读鲁迅的文字，再看看周作人的小品，还是鲁迅深刻、尖锐。我赞佩鲁迅的慧眼，这样深邃的文章，周作人是不会有的。可以说，鲁迅体察的是表象后的东西，他于现象界中，看到了本质的内核，周作人、林语堂固然超然、洒脱，但在鲁夫子这样的大哲面前，还是要相形见绌的。我常想，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里，周作人的理论没有错；在乱世之中，不可全对，亦难说全错。当成千上万的人沦为奴隶的时候，难道不需要投枪与匕首？鲁迅的高超之处在于，他找到了一种对待苦难与黑暗的态度，这态度，是利他的，是民族的脊梁。相比之下，周作人的世界，总有些书斋气。闲适者如柳如草，强悍者似风似潮。对于一个暗弱的民族而言，“似风似潮”，要有更大的价值吧？对周作人与鲁迅在“小品文”上的分歧，大约应做如是观。
周作人一方面曾战斗过，激进过，另一方面又退隐过，绅士过。作为一名“京派”的学人与作家，后来越来越趋向后者，在鲁迅看来是一种倒退。他在《“京派”和“海派”》、《北人与南人》等文中，批评过“京派”文人消隐的文化情趣。一年以后，即1935年，鲁迅再次写《“京派”和“海派”》的文章，不指名地抨击了周作人的小品心态：“以前上海固然也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鲁迅在此文中一箭双雕，意在讽刺上海的施蛰存发行的《文饭小品》月刊，和北京的周作人等倡导的“明清小品”。文章挖苦之意很重，实在亦有真意在焉。鲁迅不喜欢周作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他的文字深处萌动的情感是深重的。鲁迅也许看重了周作人世界中消极因素对中国文学的负面价值，但从周作人后来“附逆”悲剧的历史来看，这种警告，是何等的深刻！从提倡性灵小品，到沦为“汉奸”，成为中国人难以理解之人，这是周作人精神上必然的过程。过多地为我，当然看不见广大的人类，于是便没有殉道的悲壮人生。读一读鲁迅讽刺周作人的文字，我常有难以言说的怅惘。与周作人讥讽鲁迅的文字比，鲁迅实在是伟大的。
鲁迅对周作人的怨中，其实常常夹带着爱和企盼。30年代，即使在两人思想水火不容的时期，他对周作人的学识，依然抱有敬意。当美国记者斯诺夫人问他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的时候，鲁迅第一个就举出周作人来，把二弟看成中国文坛重要的人物。这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在鲁迅的藏书中，有大量的周作人著作，即便分手后，凡周作人出版的书籍，鲁迅都注意到，尤其对他的译著，尤为看重。据三弟周建人讲，鲁迅逝世前的几天，枕前还放着周作人的书，闲来时也翻阅着。他怀念北平，怀念八道湾，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戴着深度近视镜的他所熟知的人影，不知多少次闯入他的世界。当他心力交瘁，意识到自己的死亡时，是否想起过二弟，这位苦雨斋的主人？当他常常与三弟周建人相聚而独缺周作人的时候，其遗憾与怅惘，一定很深吧？这或许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无法真正切入他的世界。但我们从他留下的稀有的谈及周作人的文字中，是可以看出他的复杂的感情的。
许多年后，当周作人得知鲁迅对他的公允态度时，他是怎样的感激呀!晚年写回忆录时，周作人谈到鲁迅对他的自寿诗的评价时，感慨地叹道：
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并不是出于一时的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22］
我以为这是他真切的感激，他不止一次地在回忆录谈及此事，可见印象之深刻。我想，他晚年那么认真写回忆鲁迅的文章，亦有报答长兄的心愿吧？当人死后，才幡然醒悟，这是人生的悲哀。周作人“不知外事”的呆气，由此或可略见一斑。但他后来于鲁迅研究史料上所做的贡献，我以为是功德无量的。历代研究鲁迅者，所得的资料，一是出自许寿裳，一是出自周作人。两人关于鲁迅早期生活的回忆文献，如今已成珍品和经典之作。写作此书时，我查阅周作人写下的几本著作，常有连连的叹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作人已还了鲁迅的债吧？他在心理上，也觉得对得起自己的哥哥。这笔历史的旧账，便在这样孤寂的耕耘中，被了结了。
周作人笔下的鲁迅，在晚年已发生了变化，他可以心平气和地打捞历史的旧迹了。他写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的治学与创作，像一幅幅木刻，在黑白分明的时空里，把已逝的岁月凝成了永久。他能用不动声色的笔触，写生老病死，写己身的苦乐荣辱，是只有历经沧桑者才有的境界。那一个个关于故土，关于求学的故事，写得多么典雅朴实。那里几乎没有矫情，没有伪态，在平静的叙述里，可以感到生命转瞬即逝的无奈，亦有人性王国的超验与恒常。如果不是周作人那么详细地还原了那一段历史，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晓鲁迅背景的另外一隅。他把这位文化巨匠的衣食住行，以平凡的笔触写出，使我们知道了鲁迅平凡中的超人的一面。有人说他是鲁迅史料学的奠定者，当并不为过。这些史料与鲁迅的思想是永远也无法分开的一体。周作人实际上已成了鲁迅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晚年的周作人谈及鲁迅时，本着两个原则，一是把鲁迅看成“人”，而不是“神”；二是不以先验理性演绎作品的思想，而是找出“本事”，以史家的感觉状写客体。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我以为是可取的。实际上，他只能，也仅会以此种方式从事鲁迅史料的整理工作，舍此，便不是周作人。50年代至70年代，描写鲁迅的书，大多数如今已不忍卒读，而惟有周作人等少数作品，还长留于世间，这是我们该感谢的。如今翻看《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那么精美纯粹的文字，读起来常有悠然见真颜的快慰。
周作人的这些文字，多年来一直是我较喜爱的。我以为这是可信的历史旧迹，既可看到鲁迅生活的背景，又可见出周作人对哥哥的缅怀之情吧？周作人是个懂历史与艺术的人，所以他的诸多回忆鲁迅的文字，都是史学家最关注的内容。他从不写不关主旨的无聊的东西，倒是对鲁迅身上所隐含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东西，颇为留意，一些重要的历史之迹，均被勾勒出来了。例如鲁迅生活过的“百草园”，他写得详细有趣，绍兴旧俗与人情掌故，都在不动声色中涌现了出来。与鲁迅有关的人和事，他写得也十分得体，可谓鲁迅事实的最佳的注释。鲁迅在东京的学生生活，他描述得也很好，既无虚张声势，也无恶意。周作人对鲁迅的治学历史，也颇为清楚，他在叙述长兄在“补树书屋”中抄古碑与逛书肆的文字里，可谓将鲁迅生活中人们难见的平凡而不俗的一面，还原出来了。读着这些文章，我看到了周氏兄弟身上共有的文化气质，在这里感受不到所谓的神圣，感受不到正襟危坐的学究气。那些文字都太平常了，可在这无声的字句里，我们却可看出两颗灵魂的默然的交流。在这种交流里，两人世界动人的一面都精彩地浮现了出来。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鲁迅小说及现代小说的诠注，是没有用过这类方式的。这很类似旧文人的笺注的扩写，但无经学气，也不像金圣叹与脂砚斋批小说那样寻微言大义，或应和唱叹。周作人不阐释“主义”，亦不附会世上风行之说，只讲人物的索隐、故事原型，绝无一丝时代政治余绪。这很符合他一贯的思想，也可说是他高明的地方。周作人读解鲁迅小说，首先寻找人物的原型，尽可能把鲁迅创作的素材理出头绪；其次是印证小说的民俗风情，这一点尤为出色。例如对孔乙己的分析，对阿Q的感悟，对祥林嫂的理解，有许多地方，是除他而外，别人所难以做到的。《祝福》中的深层文化隐喻，《风波》里的乡俗资料，他写得十分到位，可谓抓到了鲁迅意识中重要的一隅，我读了，不禁恍然大悟，明了了其间神秘的东西。周作人是个很懂小说情境的人，他的小说虽写得不好，但作为理论家，则可位列上乘。例如，世人皆说阿Q意义深远，但对作品细节的读解，周作人却是一流的。他能从阿Q行为中，看到一些文坛掌故和文化的缘起，这是很高明的。由于对鲁迅使用的素材较为清楚，他便深味小说细节取舍的高妙之处，且在文中讲明，使后世研究者从中获得巨大的启示。周作人对鲁迅的细读，在后来的研究者中是不曾出现过的。因此今天看来，已成难得的珍本。20世纪中国大陆的小说批评，一向缺少对文本的细读，我以为周作人在此可谓是一个典范。“意义”是建立在细读基础上的，舍此，文学研究便易走上浮夸之路。现在看来，周作人的思路，确是难得的。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在未来的研究史上，将不断被印证出来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周氏兄弟从友谊、反目、攻击，到最后的理解，中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人生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不管当初是怎样的怨气十足，也不管如何激烈地冲突过，但那最终的态度，是让世人释然的。周作人以大量的精力从事着注释鲁迅的工作，不可不谓功绩巨大。一切历史的恩恩怨怨，都在这宁静的文字间被消解了。倘若天地间真有灵魂的话，鲁迅会有何种感觉？
注 释
［1］ 曹聚仁：《鲁迅评传》，268页，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印行。
［2］ 《鲁迅全集》第十卷，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261-262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转引自拙编《被亵渎的鲁迅》，201-202页，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
［5］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269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6］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56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7］ 《知堂书信》，297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8］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
［9］ 乔峰，即周建人。
［10］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5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 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传》，41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3］ 参见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
［14］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372-373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5］ 周作人：《致鲍耀明》，载《知堂书信》，413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16］ 转引自拙编：《被亵渎的鲁迅》，3页，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
［17］ 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传》，31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8］ 转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2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 转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2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0］ 《鲁迅全集》第三卷，273-2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1］ 《鲁迅全集》第四卷，574-5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2］ 《知堂回想录》，42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