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民间现象，上世纪30年代，青岛市的国术馆建的武术练习点达173处，近40万人口的青岛，有一万人常年参加武术锻炼，全国26名武林高手中，青岛占4名。而在日寇殖民时期，青岛最风行的便是王度庐的武侠小说。看来，青岛人练武术或崇拜侠义的目的，不单是强身健体，是否还渴望练就一副硬骨头，或算一种精神上的爱国行为，我们都不得而知。
虽然从1897年11月14日登陆胶洲湾，到1914年11月七日战败投降，德国在青岛实行殖民统治的时间只有十七年。后来，日本人又两度对这个城市进行殖民统治，前后也近十六年。这短短三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对于青岛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虽然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对于国人来讲，没有什么值得夸耀或自豪之处，可留下的影响和痕迹，我们也不必刻意回避。面对历史的最好心态，便是坦然面对，深刻反思。德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我们更应该努力。只是我们应该更清醒，清楚什么需要杜绝，什么应该汲取。
3
据说太平山前的中山公园，最负盛名的便是那移植自日本的2万株樱花，每年的四五月，樱花路两旁的樱花相继绽放，层层叠放，如云似霞，常常引来诸多游客观赏。外来文明正如这异国的鲜花，如果为我所用、所赏，灿烂些倒也无妨，茂盛些倒也无妨。可如果我们不喜欢，或是别人强加的毒草，那么不要也罢。因为某种情绪或现实，我们常常刻意遗忘或者不愿提及某些殖民的痕迹，譬如现在就很少有人知道北区西部的贮水山上，曾建有日本神庙，俗称“日本大庙”。那里曾是侵略者为他的“子民”兴建的最大、最美的神社苑林，如今已了无痕迹，因为早在1945年日寇投降之际，便被愤怒的群众拆毁。毕竟，历史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值得留存，更何况来自异国的神祗，被保佑的肯定不是我炎黄子孙、堂堂华夏。
逝者如斯，历史无言。这大道，曾经来往的，或是耀武扬威的德国士兵，或是不可一世的东洋大马，或是横冲直撞的美国吉普，那浴场，曾经游乐的，或是长高鼻梁的洋人，或是留仁丹胡的日寇，或是嚼口香糖的大兵，如今俱已成为发黄的印象，一切关于殖民的伤痛或者荣辱，都默存在城市的记忆深处。喧嚣过后，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不管他们曾有多大的野心，不管他们曾有多么强大，这些殖民者都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这座城市，貌似恭顺的背后，骨子里依然是坚强。
如今，刻意寻觅建筑中的旧痕迹，只是不愿太早的遗忘，唯有铭记历史，我们方才懂得骄傲的不应是这些外国建筑，而是我们面对历史遗存的反思精神和开放姿态。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8 10:37:54
大 连 这 座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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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是一座不大的城市，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宏大气魄，这种宏大，又以唯美的形式焕然呈现。于是，这座城市，令人印象深刻。
一座小城，竟奢侈地拥有大大小小的广场达二十五处之多，不能不令人惊叹。单说那座直径达168米的圆形中山广场，以它为中心的十条大街如太阳光芒般辐射开去，真是气势十足，周围相拱的是十幢风格不同的公共建筑，又如瑰丽的花瓣饶日而立，可谓宏伟无比。而大连的每一座广场都是那般大气漂亮。也正是这些广场，犹如一串漂亮的音符，呈参差性地把城市的风光串缀起来，铺展开来，于是，建筑的节奏才会生动，城市的韵律方显活泼。因为设计得巧妙，规划得精心，绿地铺得如此大方，花圃堆得那样精致，这如林高楼，似网街道倒成了城市不重要的配衬。整座城市，白天被草坪和鲜花点缀，夜晚由灯光和霓虹映衬，何况，还有湛湛蓝天，涛涛碧水，轻柔海风，淡淡白云，无论是颜色的丰富，还是画面的立体，都使得它在中国诸多灰蒙蒙的城市里脱颖而出，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感慨和惊喜。
也正是从这座城市开始，使我们明白城市的宏大，不必非要以破坏和谐为代价；更使我们懂得城市应该艺术经营，美丽需要精心筹划。从表象上看，这座“浪漫之都”是如此的干净整洁，是那样的精致繁华，它兑的是一杯摩登的城市鸡尾酒，它勾的是一幅现代的城市工笔画。
然而，这座城市美丽的背后，也承载着诸多历史的伤痛和尴尬。
一百年前，这座城市因为地理之便和战争之痛，先后沦为俄日两国的殖民地。在俄、日占据的大半个世纪，这座城市也曾绽放过畸形的美丽。那些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的典型建筑，承载着殖民者纷繁的梦想，无论浪漫主义、折衷主义，还是现代建筑、古典建筑，都在这片土地上竞相开放：沙俄曾按巴黎的模式规划大连，日本人又试图在这里COPY东京，延存下来的建筑中不乏希腊、古罗马的柱式风格，也有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圆穹顶式格调；有巴洛克风格的三角墙，也有歌特式的尖塔顶；有俄罗斯风格的”洋葱头”；也有简洁朴素的“日本房”……除了这些迥异的建筑，还有海水浴场、海岸散步大街、赛马场以及大量的城市广场、公园和游园，然而这座城市纵是规划整齐，建设美丽，可这一切只是为了使城市成为更适合殖民者享乐的“乐土”，也只是侵略者一座漂亮的城堡。正如当年沙俄将这座城市命名为“Dalny”(意为“遥远的都市”)一样，那是他们的地理视角，对于中国人来讲，也真是遥远，那是从我们的心理感受而言。这座城市纵是宏伟，纵是繁华，也无法激起我们的荣耀感。
譬如说当年日本人修建的长者广场(今人民广场)，虽在建筑布局上体现了东方庭院广场上北下南，两厢对称，主次分明的文化特征，以及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亲近的关系。但是，文化上的亲近并不等于广场文化的完美，尤其是长者广场东西两个主建筑所具有的明显的堡垒特征，清楚说明广场完全是侵略者为自己修建的乐园，广场虽然很大，却不过是一个侵略者的庭院罢了。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碾过时光，当殖民者早已消亡，这些老建筑的痕迹，依然是构筑这座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亮光。毕竟，建筑无罪，文化无罪。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反思，并不应该终结在冰冷的建筑上。大连的美丽和大气，自然不可能缘于殖民文化，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几幢旧的异国建筑，我渴望知道这座城市的灵魂，倒底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得以突破和升华。
2
回顾中国近代殖民城市的发展史，发现城市民众很难形成一种坚强而独立的群体人格。被殖民的城市往往稀少大气的精神导向，被奴役的民众常常在高压或恐怖的政策下，在沉沦中麻木，在茫然中绝望，多是安然当自己的顺民或良民，正可谓“躲在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 秋冬”。
然而，大连是个例外。大连与别的殖民城市相比，最大的区别便是有股精神劲。也许是受大连爱国人士傅立鱼先生所倡导的“民族兴旺之理，国家盛衰之迹，系于国民元气之消长。”理念启发，大连人特别在乎精神气儿。而这股精神气，又常常凝聚并爆发在一个运动里，这就是足球。作为一种现代竞技运动，国内没有一个城市象大连那样对足球这般痴好和疯狂，也没有一个城市象他们那样把足球玩得那么地道。曾经是，现在也是。如今每年足球的全国联赛冠军，几乎年年都是他们的天下，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大连人对于足球的痴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自这项运动引入大连开始，它所承载的和表现得就已经不是一项体育赛事那么简单。这个承载着大连人尊严、情感和梦想的圆形精灵，试图铸就大连的城市魂魄。有那么一批人，他们要通过球场上的斗智斗勇，通过脚下功夫的反复较量，奉献给市民的不但是一种展现力量和技巧的运动之美，而且更想借此凝聚市民的归属感，以狂欢和游戏的姿态激发民族自豪感。是的，他们做到了。
譬如１９２１年成立的中华青年会足球队，简称中青队。可由于日本人当时在大连实行殖民统治，竟不准中青队延用此名，非让改成大青队(那时，许多球队都起了个带“中”字或“华”字的名字，意在不忘中华。如商华、工华、新华、中联、社华等等)。面对着日本人的蛮横不讲道理，这些大连足球先辈们，总是变着法儿与之抗衡，并在球场上给予狠狠地教训。１９２６年，中青队先后大比分战胜英国太古轮队、日本基督教青年队等等，名声大振。每逢星期天，经常有外国船员队约战中青队。由于实力不济也时不时的联合起来对付中青队，但照输不误。中青队的一再赢球，大大鼓舞了殖民当局统治下的大连民心。看球的中国人和球场周围的居民，便经常为中青队送水送茶，有时还送饭和慰问品。
再如继中青队之后成立的隆华队，名义上是正隆银行华人足球队，其实暗喻“兴隆中华”之意。当隆华队在１９２９年以７∶０打胜日本冠军拓植大学队后，市民兴高采烈，甚至敲锣打鼓上街游行。便是那些学生组织足球队，中国中学生能多赢一球决不少进一个，一次旅顺高公足球队胜旅顺一中（日本人中学），比分差距竟达１５∶０之巨。
因为美丽的足球，因为坚挺的脊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座城市始终让我们兴奋，让我们感动。 这一兴奋，这一感动，持续了将近百年，如今，这座城市依然燃烧着挑战的激情，骄傲着拼搏的历程。对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半个世纪前，他们如何以男儿热血，视球场如战场，维护着民族的尊严；又如何在半个世纪后，开创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只要赋予一定的机会，大连人同样可以创造许多球场外的神话。他们努力了，他们创造了，他们成功了。众所周知，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大连始终是冲浪的高手，改革的前锋，也因此赢过得重化工产业基地“轴承故乡” 、“内燃机车摇篮” 、“中国船舶建造的旗舰”等一系列的美名。如今的大连，又以独特的“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理念，把城市经营得无话可说，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联合国人居奖“、“全球环境500佳”、“中国人居环境奖”等一系列奖项的获得便是最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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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这座城市最大的不足就是太过年轻。细数起来，也就一百年的历史，自然无法与动辄以千年计的中原、欧洲的城市相比。可对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进程而言，已经足够。几多风雨，几多荣辱，如今这座城市依然坚挺着自己的脊梁，早已完成痛苦的蜕变，开始羽化成蝶，绽放独属自我的美丽。但是，对于城市殖民的悲惨和耻辱，文化裂变的苦难和伤痛，我们还是有必要细细清点，铭刻进石头里，摆放在博物馆，时刻警醒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绝不应该放弃过去。再不堪回首的历史，也必须直面。血性的大连人，岂能忘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耻辱？岂能忘记旅顺口四天三夜的屠城？岂能忘记旅顺日俄监狱里的累累尸骨？如今，军港的涛声依旧，海风依旧，不同的是，光灿灿的军舰，黑洞洞的炮口，壮的是我中华国威，护的是我华夏民族。
如今，我们以主人的姿态展示和续写东西方城市文化的交流和城市建筑文脉的延续，曾经被列强统治奴役的悲剧绝不能重演。今天我们要在苦难的历史中学会进步，学会借鉴。无论如何，在自家的地盘上为自家营建美丽的家园，让我们自己决定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对此，我们绝不稀少激情，也绝不缺乏智慧，只要方向明确，只要方法得当，只要努力拚搏，那么，一切皆有可能，一切正在成为可能。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8 10:40:19
哈 尔 滨 百 年
1
哈尔滨有两个别称，一是“东方莫斯科”，一是“东方小巴黎”。这两个名号嚼起来耐人寻味，也可由此得出两个感性的结论来，那就是俄式风情一定浓郁，浪漫传奇肯定出格。
俄式风情浓郁，自有历史渊源。十九世纪初，沙俄筹划已久的中东铁路建成通车，标志着俄国殖民主义者的正式侵入。殖民者为了夸耀财富、势力与雄厚的资本，竞相以最好的技术方式和最流行的风格式样，修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乐土”。因为当时沙皇俄国比较崇拜法国文化，所以他们以“东方巴黎”作为建筑的艺术楷模，雄心勃勃要在远东地区兴建一座“东方莫斯科”。于是，这座城市的建筑艺术便具备了更丰富的内容。或如中央大街教育书店的巴洛克风格，或如秋林公司的文艺复兴风格，或如哈尔滨铁路文化宫的折衷主义，或如省博物馆的新艺术运动等，所有近现代的建筑理念都在这里一一呈现、绽放。也许正是因为承载着现代化的理念和国际化的风潮，才使得这座城市充满了希望和诱惑。于是，更多的外国商人，更多的外来文化也沿着中东铁路源源流入哈尔滨，这里成为仅次于上海的，颇具名气的远东大都会。据统计，1902年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有27.4%投向哈尔滨，上海仅占14%。至1903年，一座近现代城市的雏形已在哈尔滨形成。20世纪初，哈尔滨就已成为国际性商埠，先后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侨民汇集这里，16个国家在此设领事馆。
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条欧洲味道十足的中国大街（中央大街），就“好像是整条街道从圣彼得堡搬过来似的”，那时，街道上你常会发现这样的景象：留着大胡子的马车夫身穿紧腰长礼服，驾着俄式马车隆隆驶过，街上一群孩子穿着旧俄式学生制服，绅士们戴着圆形小礼帽，裹在黑色长袍里的神父们对着教堂的圆顶做祈祷……
然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哈尔滨，便是灯红酒绿也是贵人们的灯红酒绿，要说歌舞升平，也是达官们的歌舞升平，那时的哈尔滨，只是少数人的天堂。正如当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所看到的那样，“衣不蔽体的中国苦力，为了微不足道的工钱，争着干各种繁重的劳动，成群结队的贫苦妇女双膝跪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哀求乞讨。警察在大街上随意打人。”我们更不要忘了单士厘女士在《癸卯旅行记》中记载的沙俄暴行。她用愤慨的语气写道：“俄人肆虐杀淫掠于东三省，自以海兰泡之杀我男妇老幼三千于一日，为著称。辛壬以来被杀一二命，见公牍于三交涉局者以百数，不见者不知数。”
是的，这才是残酷的事实，这才是历史的真相，殖民者的土地，岂能抱太多善良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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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殖民者把宗教或文化当作一种别有用心的奴化工具，当殖民者把兴建洋味十足的教堂当作一种征服者的炫耀，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坐不住了；当满大街都是洋文洋人洋车洋马时，当越来越多的人张口说话卷着舌，表达情绪耸着肩时，一些中国人开始焦虑了。面对殖民文化的咄咄逼人和不怀好意，他们突然想起了孔圣人。基于对传统文化割舍不开的情感，基于对民族患难放心不下的忧虑，他们决定在这块土地上建一座规模宏大的文庙。1926年，由当时的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出面主持建造，当时许多官吏士绅、企业资本家、商号老板都纷纷捐款资助，甚至一些外国人也参预其中。如今，在南岗区东大直街上，这座具有浓郁民族色彩和传统之美的仿古建筑依然坚守在那儿。其实，只要文化的根系不断，这个民族、这个城市就还大有希望。
不过，对于本族文化的坚实和认同，并不等于就排斥一切的外来文化。相反， 哈尔滨人更乐意汲取所有美好和有营养的东西。也正是因为哈尔滨人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才使得哈尔滨的城市文化中西合璧，交汇融合。
譬如说宗教信仰的自由，如果你在街头徜徉，你会发现楼群里掩藏着许多风格不同的教堂庙宇，有清水红砖洋葱头般的的圣?索非亚东正大教堂、有月白色的乌克兰式的圣母升天教堂、有红砖绿顶如同积木般堆砌的基督教堂，也有蓝白相间的清真寺礼堂等，当然，还有气势宏伟的极乐寺、金碧辉煌的的文庙等。
再如流行和时尚，美丽永远是相通的，也是最能打动人的，对此，我们无需带有任何成见。据说当时巴黎时兴的新潮服饰，不出半月就能传到哈尔滨。如今哈尔滨的俊男美女，也多以时尚前卫著称，一年四季近80度的温度差，倒是给了哈尔滨人一个频繁换装的理由，也增添了街头更多艳丽的风景。
还如饮食文化，在保持北方喝酒吃肉的豪爽习俗上，哈尔滨人只是多了几份情趣和风雅，餐桌上常要铺一块漂亮的格子布，再摆上几朵鲜花；菜里少了些油腻的汤水，换成了精美的俄式香肠或大列巴，便是喝酒，也更偏爱啤酒和伏特加。再有就是娱乐，哈尔滨人也喜欢二人转和嘎拉哈，不过，他们好象更偏爱西洋电影和交响乐。早在1919年，哈尔滨就成立了铁路俱乐部交响乐队。而在上世纪30年代，哈尔滨交响乐团就已成为可与上海的交响乐团媲美的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两大交响乐团之一。在7年的时间里，这支荟萃了世界一流音乐人的交响乐队，在哈尔滨就举办了136场音乐会。哈尔滨人就是从那时开始聆听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肖邦等音乐巨匠的作品。从次，古典音乐便留在了哈尔滨。据不完全统计，哈尔滨市民家中拥有的钢琴数量达到4万台左右。对此，哈尔滨被誉为东方最有艺术鉴赏力的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白山黑水间，孕育的则是非常之地。敏感是非地，来往的是非常之人，自然，这块美丽的沃土，这片伟大土地也就容易滋生故事和传奇。
或是迫于生计，来此闯创关东的小民，因为用心和努力，也可能出人投地，混出个模样来。譬如说湖北人蔡竹坡，清朝末年，靠着一把剃刀行走江湖，后来落脚到哈尔滨，先是替别人打工，后来积累点小钱，自己单干，取名号为“一顺记”，并渐渐从最初只有两把椅子的小理发馆发展成为安放16把进口白磁理发椅子和5把烫发椅子的大理发店。他也因此成为哈尔滨理发业同业公会和理发界的头面人物，颇有权势，依靠徒工的廉价劳动力，使一顺记的营业迅速扩大，人员最多时达60名左右，成为哈市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理发馆。
再如山东的张锡财， 1927年他带着京鲁菜和宫廷菜的高超技艺来到哈尔滨，先后在中西饭店、新世界、铁路俱乐部、宴宾楼、福泰楼等一流大饭店献艺。在宴宾楼厨房掌灶时，创中餐西吃法名噪一时；他做京鲁菜，清、鲜、脆、嫩，很受欢迎；他精心设计的燕翅全席，在哈尔滨三大饭店——新世界、厚德福、宴宾楼独占鳌头。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北方大厦的四大名菜，即"北海潮珠、方丈拾钱、大鹏展翅、厦门聚会"，也是为他独创。
还如辽宁的邵乾一，1925年，在哈尔滨道外内史胡同买下地号和铁路专用线，筹建天兴福第四制粉厂。仅用半年时间就建起了厂房，安装了机器。开工生产后，日产面粉2000袋，增添新设备后．日产面粉达4200袋。1928年。他又在哈尔滨朝鲜银行以256000元金票兑进西香坊日满制粉厂，作为第四制粉厂支厂，日产面粉5400袋。总厂和支厂日产面粉近万袋，使邵家经营的企业进入鼎盛时期。
这些人物所做的事业，虽然谈不上惊天动地，但他们依靠个人奋斗和努力，抓住时机，放手拼搏，终赢得了自己的一块天地，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洋人横行的哈尔滨，民族工商业开始艰难起步，聚沙成塔，并终成气候，据不完全统计，到1928年，哈尔滨的民族工商业已达7600家。
然而，个人奋斗成功还是基于国家强盛、民族独立的基础之上，否则，成功和安定是非常脆弱，甚至不堪一击。而殖民者也不愿意让你强大。譬如上述的那位面粉厂的邵先生，“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制粉厂只能勉强维持经营，日本财团和日伪政府对其产业一直虎视眈眈，一直寻求机会将其吞并。光复前夕，他对日伪的欺压凌辱行为无可忍受，只有黯然离开哈尔滨回乡休养。当时，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在哈尔滨的三个月调查中发现，日本人的“触须无孔不入，他们把中国的每一点进步都视为威胁。他们的活动都假手于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军官、白俄移民和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各种外籍侨民”。而他们的压榨还不仅限于经济上的挤压。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和庞大的日本特务机构都设在哈尔滨。他们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便是稍稍提及，也令所有国人唇寒齿冷。
有压迫的地方必有反抗，面对异族的残暴和贪婪，绝对不能忍让。于是，朝鲜义士安重根的枪响了，让那个伊滕博文倒在哈尔滨的火车站台，再也爬不起来。于是，赵尚志将军的游击队来了，手起刀落，日本鬼子的头象菜瓜一样落地。于是，杨靖宇、赵一曼等一大批热胆英雄，扔掉奴隶的帽子，挺起民族的脊梁，用大刀和枪炮和殖民者对话。便是那个土匪出身的马占山，也有一腔滚烫的热血，也有一颗男儿赤胆，把小日本玩得团团转。不要说他不讲信义，对于欺负到家门口的鬼子，谈什么仁智礼贤？对于他们只有一个回答，那就是立马滚蛋。
无论什么时候，对于历史的回顾，对于文化的端详，我们都应持一份理性的态度。但是，对于城市的热爱，对于国家的强盛，我们还是应该多持一份激情和冲动。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懂得，惟自尊，惟有自强、惟有自立，才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对于自我如是，对于城市，对于国家，也应如是。
发表于 2006-9-22 11:58
苏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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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封 游 记
我是带着某种偏见来看这座城市的。
对于这座城市最初的印象，缘于小时候听京剧里那句有名的唱词“包龙图端坐在开封府”，后来，便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再后来，就是读《水浒传》里描述汴京城大相国寺前的杂耍和闹市。不知何故，我对它的印象始终停留在千年前的北宋时代。据史书记载，开封先后历七朝，也是个千年古都。但细细看来，除北宋以外，其他的说法，如做了后金几年的临都，或是某个农民政权的首府，都未免有些牵强，就象古时某大家的偏房，因为种种原因，临时做了几天正房，便聊以为骄傲的资本。
梳理历史的脉落，我们不难发现，从商迁都商丘以来，选择开封作为首都，大多都是权宜之策，或是无奈之举，并由此奠定了这个城市的悲剧性色彩。与其它古都相比，它既没有北京的霸气，也没有西安的大气，更比不上南京的秀气，便是与洛阳城相比，也少了些帝都的华贵之气，它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排列在千年古都的榜名中。再换个角度看，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每个帝都必然经历过兴极一时到城破国亡的轮回。然而，与其相比的那些名都，一个王朝覆灭了，依然会有另一个强大王朝在此重建。独有这个开封，在北宋以后，便一蹶不振，渐渐被历史遗忘。究其原因，是因为地域特征决定了它不是做首都的最佳选择。从战略意义上讲，在政权更迭频繁、危机四伏的中国，建都首要考虑的是最佳的安全保障，其次是发展潜力（风水宝地，龙脉的说法，只是好听而已）。而开封既不靠山，又不临水。如果选择这个地方做首都，不是统治者过于乐观，便是没有忧患意识。虽然历史上也有汴水及诸多的运河，但是，作帝都，它还是缺乏安全的屏障和厚实的底蕴。这么说来，开封的衰落，也自在情理之中。
就算我们把目光都聚集到开封城最辉煌、最骄傲的北宋时代，也无法忽略其悲恨相续的命运。众所周知，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具悲剧性的朝代。首先，她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过中国。半壁江山的周围，先后盯坐着辽、金、夏、元等几个虎视眈眈的强势民族。军事上的强大及对中原财富的贪婪，使得她从一个恶梦中醒来，又旋及栽进另一个恶梦之中。其次，也尤为最可悲的是，宋朝是一个最不愿意打仗的王朝。不管形势是好是坏，能和就和，不能和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和。政治上的软弱和经济上的富足，使得强势民族的贪婪之欲越来越强，胆子越来越大，至到完全吞并了大宋这块肥肉才肯罢休。
而这一切，恐怕与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初衷大相径庭。当初，身为一个有见地、有文化的军人，他深知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力，加之打了一辈子的仗，对战争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与厌恶。与历代王朝的帝王相比，我一直以为赵匡胤是心肠最好的皇帝，从当初皇袍加身后迫不得已的陈桥兵变，到后来皆大欢喜的杯酒释兵权，都能看出他心软的一面。当然，也包括开国之初休养生息，重用文官，与各国修好等等，都能看出他审时度势，退让有度的战略眼光和宽厚胸怀。无论从那一方面讲，他都是一个智慧的君主。他期望给子孙留下一个太平的世界，但却事与原违。在没来得急完善布局，匆匆撒手归西之后，除了他兄弟明白他的苦心，继续他的战略意图之外，以后的历代子孙，除遗传了他心软的基因之外，丢掉了一切，渐渐把有原则、有策略的退让慎兵之国策，歪念成害怕战争、拒绝战争的苦经了。此后，越来越不象话，最终，只能象鸵鸟一样，把自己埋在诗琴书画的沙子里，便以为安全了、太平了。自欺欺人的结果，便是靖康之耻，落了个国破家亡、屈死异邦的可悲下场。
承载着这样一个孱弱王朝的首都，便是她壮丽雄伟，便是她繁华似锦，又教我如何喜欢呢？这个尴尬王朝投在开封城上的浓浓阴影，使我恨屋及乌，不免在头脑里对她打上了偏见的烙印。
如今，面对地图上这座不大不小、不尴不尬的中原城市，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熟悉和陌生。熟悉的是她的历史，陌生的是她的现在。我无法得知千年之后，她变成了什么样。而抱同样态度的，是对开封城的几位朋友。对他们一样，也是熟悉而又陌生。熟悉，是因为网上熟识，陌生，是因为不曾谋面。于是，带着双重的矛盾心情，我决定看看这座城市，看看城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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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出发，经过十二个小时的颠簸，才到达目的地。初次踏上开封的土地，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原城市。在车站广场，无意瞥见一家打着汴京旅店的招牌时，我才猛然记起，这座不起眼的小城，也曾有过京都的辉煌。
穿过简陋的车站，叫了一辆人力三轮，便摇摇晃晃、颤颤悠悠向市中心走去。此时，临近傍晚，正是华灯初上时。街上行人很多，叫卖声不绝入耳。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城市人气很旺。车在一片灯火和嘈杂中穿行而过，我睁大眼睛，尽可能捕捉些古城的风韵来。街道两旁，多是打着各种古老招牌的店铺和形形色色的传统小吃。这不禁使我浮想联翩。若是时光倒流千年，我来访友，或乘轿，或骑马（也可能骑一匹瘦驴），或徒步，风尘赴赴，在同样的时刻，穿过高大的城门，来到这个大得不得了的都市时，肯定会惊叹这里的热闹和繁华。也必然会像现在的我一样，被两旁各色的小吃馋住，挪不动脚。
朋友因为还在洛阳，夜黑车多，困在路上，赶不回来接我。但通过电话遥控，还是把我安排妥当。朋友姓温，是位诗人。他长我几岁，我称之温兄。我们相识，是在网上通过谈诗开始相识的。我虽然不是诗人，但对诗却有着特殊的好感。而这种好感，岂单是一个“爱”字了得。此次出行，自然是温兄盛情邀请之果，他拍着胸脯说包吃包住。这等美事，我不能不心动。
吃完饭，洗完澡，温兄又打来电话，忙着道歉，说今天赶不回来，只能明天相见。叫我自己照顾自己，好好休息。我愉快回应，让他放心。虽然不曾谋面，电话那边的语气，已经让我有了一见如故的亲切感觉。于是，我满怀幸福，以睡的姿态，枕着对于这座城市、这些朋友的种种思忆，悄无声息，再次滑入那千年的风景，与风景里的朋友，进行一次预期的会面。
第二天一大早，妹妹便过来找我，先是道歉，说昨晚回来太迟，不便打搅。并保证这几天一定陪我吃好玩好。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妹妹，也是这个城市里我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因为太熟悉，竟忘记了介绍。她也是网上相识的，散文写得很棒。两个人很谈得来，便以兄妹相称。严格说来，我与温兄相识，还有她一半的功劳。是她介绍我们认识的。
她的道歉，自然多余。我怎么会怪她呢？既然是朋友，就不应拘泥接来送往的小节嘛。与她相伴出街。她问我想去什么地方玩。我说随便。这是实话。此次出行，志在情趣，而不在于山水。也就是说，游什么山，玩什么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心情出游。今天，我就打算放弃以往对这座城市沉重的回忆和思考。毕竟，千年已过，物非人非。何况，这不是一座容你“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的城市。不是有句古话吗：“欲知古今兴衰事，请君且看洛阳城”吗？ 要是凭吊，那可找错了地方。
开封城虽几经荣辱，有过绝世绮丽的繁华，也有过城破国亡的悲恨。但在千年之后，却连废墟都不给你留，而是将其深深掩埋于厚重的黄土之下。也许，她只愿意让你看到她坚强和美丽的一面。那么，我何不换个角度，换种眼光，认真看看这座古老的城市？
龙亭、宋街、杨波天府、清明上河园，开封人以极大的热情开发出这些漂亮的旅游景点，试图找回昔日古都的风采和自信。如果你来这里游一遭，便不能不感叹这些景点的美丽和壮观。所以，你要说开封是个美丽的城市，我绝不反对。但是，抛开旅游的意义不谈，我个人是很不喜欢这些景观的。因为，除了龙亭里部分明清建筑之外，大多景观都是现代人的仿建。无论建筑、布局，还是人文、置景，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糙来。这与我印象中精致的汴梁城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这些景观我还是忍了不看。以免破坏我美好的想象。何况，来时正值五一，景点游人多得如下饺子一般，随着人流转来游去，也不知能看些什么。
最后，在妹妹的建议下，我们选择了铁塔公园。此塔远在郊外，游人稀少，是个放松心情的好地方。而放松是旅游最大的目的。我最害怕玩时游人多。因为，我们出来是看风景，而不是看人群。选择铁塔，还有另一个原因，它可能是开封城里唯一货真价实的宋时遗物。而我，正想从历史的痕迹中，解读、校正我对这个古老城市的看法。
临近塔前，抬头仰望这个通身贴满佛祖的琉璃建筑。在惊叹其精致的同时，也在努力思考着铁塔的涵义。一个孱弱的王朝，以莫大的激情和虔诚构筑一个繁华的标志和精神的柱石，期望佛祖庇护江山铁桶，铁统江山。但在强大野蛮的外族面前，四书五经无能为力，通天的佛祖也无可奈何，任由文明的繁华在无知，甚至嫉妒的心理下，被疯狂的抢夺和蹂躏。曾经的繁华，便是残垣废墟，当年的血泪，便是只语片言，通通掩埋在千年的浮尘之下，消失在遥远的时空当中。千年后，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这座孤零零的铁塔，冷峻伫立，隐忍千年，依旧沉默不语。贴满佛祖的护符，虽挽救不了一个王朝的衰亡，却至少保住了自家的性命。也许，这是佛祖最大的胜利，也是我们莫大的安慰。
感叹完毕，我以10块钱的代价，换来一次与铁塔亲密接触的机会。猫着腰，在灰暗窄小的过道上，一步步拾级而上。为的只是与每一层的佛祖打个招呼，告诉他我曾来过。如此并非期望佛祖能记住我，只是私下以为他们太过寂寞。
3
从铁塔公园出来，已近中午。温兄打来电话，约我吃饭。说是凑齐了几个诗界的朋友，一来大家聚聚，二来也是为我洗尘。我知道自己称不上尊贵，以坐十几个小时火车的辛苦，便换来这样高规格的款待，自然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我们满满的坐了一桌。经温兄介绍，在座的共有5位诗人，一位散文家（便是妹妹了），两位搞摄影的记者，而且都是这座城市数一数二的腕儿，有几位在全国也小有的名气。我感到很是荣幸。因为，在很多地方，很多场合，我甚至都不敢公开谈论诗歌。而这种济济一堂的文学气氛，竟让我有些心热的感动。毕竟，时下坦诚自己是诗人，并认真写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坐在我身旁的是市文联的樊主席，一位胖乎乎、笑迷迷，面色红润，肚皮微凸，甚有官相的领导。对这样的领导，我历来是敬而远之。除了客套和适当的亲近之外，便还是客套。我并非不喜欢笑迷迷的样子，也不讨厌大肚子男人。只是不喜欢表里不一。就是说，我无法得知他笑容后，肚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他那梦娜丽莎般的微笑，更是加重了我的疑虑。直到以后，我看了他送的诗集，才改变了看法。
席间的气氛，并非我想像得那么热烈欢畅。大家都很内敛，甚至有些庄重。我想，大概我是陌生人的缘故吧。我历来以为，文人无形，虽不能象竹林七贤那般恣意汪洋，也至少应该喝完几个坛子，踩翻几条凳子，高唱几个段子。但可惜的是，大家都是那样文质彬彬，训练有素地客套着，寒暄着。酒下得并不快，喝得也不多。彼此敬酒，却很少劝酒。大家在一圈又一圈的礼节中，彼此小心地碰杯，说着些仰慕的话，与一般的酒场没有多大的区别。就这样，大家有礼有节，中规中矩地进行着这顿大餐。
这样的宴席，虽不能说乏味，但也算不上有趣。于是，我再次展开想像的翅膀，神游千年，飞赴那里参加朋友的欢宴。此时，这位樊先生想必供职于翰林院，头衔，至少是个词学博士兼工部侍郎，官不能太大，大了，权力欲就强，自然要和蔡京、童贯等一班老贼搅在一起。温兄呢，现实中他是军人，那就做个御前二品带刀侍卫吧。当然，最好不是在开封府当差，黑老包的案没完没了，忙都忙不过来，自然没时间陪我这样的朋友了。那么，我的散文家妹妹，我倒希望她是李清照，但又怕才气太盛，压了诸位兄弟，面子上不好过。掂量许久，就算作樊先生的小妹吧。长得如花似玉（漂亮点无关紧要），兰心蕙芷，人称才女樊小妹。报社的两位仁兄，权当书画院的书画博士，其他几位，当然也应该各有来头，但不管如何，关键要至情至性，脾气相投。如此以来，我想就要热闹多了。大家可以泛舟汴湖上，临风把月，对酒当歌，这是何等风流；或是忘情酒肆中，琵琶切切，浅吟低唱，那是何等潇洒。当然，也可以郊外踏青去，群坐凉亭，悟自然造化，穷天地哲理，饥时烦温将军把弓，射玉兔，得雀肉，然由樊小妹择菜，樊大哥把厨，如此，一顿丰盛的野餐便呈在众人面前。这般场合，岂可无酒？不难，画博士铺纸作画，描个寿星，写个中堂，村野人家，自然能换来上等米酒。纵情酒肉里，放歌山水间，此情此景，不亦乐乎？
这样的想象，使我飘飘然，竟有想飞的感觉。此时，在酒精和想象的双重催化下，我的脸色也开始红润起来，并在不自觉间也露出樊大哥般的笑容。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客气道别。休息的休息，做事的做事，而我，意犹未尽，则由妹妹陪我，继续我的开封之游。
她说宋街值得一看。作为本地人，她有绝对的建议权。我自然听她的，跟她去了。这条宋街，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条仿古的商业街。两旁林立的店铺，大多是出售些特色工艺品或是文人字画。对此，我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在她强烈的建议下，还是进去看了看。
我不能不承认，那汴绣实在是精致得很，无论花鸟，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据说，南方的刺绣都是从汴绣发展过来的。这点我信。刺绣可以说是工笔画的变种。而在宋朝，中国工笔画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以为，这个高峰至今依然没有被超越。而在其它悬挂字幅的店铺里，我看到最多的便是工笔画了。工笔画以形似见长，特别是花鸟画，几近达到写实的程度。这在中国画坛是一种少见的趋势。而工笔画的发达，必然伴随着一种相它悬挂字幅的店铺里，我看到最多的便是工笔画了。工笔画以形似见长，特别是花鸟画，几近达到写实的程度。这在中国画坛是一种少见的趋势。而工笔画的发达，必然伴随着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后大行其道的文人水墨画，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文人压抑的一面，不敢言其所言，只有在抽象的晦隐表中达自己的想法了。
写到这儿，使我不禁想起曾读过的一篇文章，题目记不大清楚了，好象是《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年代》，其中作者提到了宋代。理由是当时文化人地位高，挣得钱多（当时重用文官，并且还实行“高薪养廉”），一个普通的县太爷家里都可以也蓄妓。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怕砍头。文人胆小，心高，嘴臭，一不小心，便会冒犯权势。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而宋是对文人最宽容的一个朝代，犯了错误，多是打上几十板子，最严重的，也就是流放（东坡先生就曾流放过海南岛）。从苏先生“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妄为做岭南人”看出，流放也不是件特别痛苦的事情。除了作者不着边际的浪漫与乐观外，我对此没有异议。也就是说，单从这个角度讲，我也喜欢那个宽松的朝代。
工笔画盛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宝贝皇帝―――宋徽宗赵佶。虽然在政治上，他昏庸无能，但在艺术上，绝对是个天才。他不但在书法领域创造了独步天下的瘦金体，而且绘画成就，也是无与伦比。抛开皇帝的身份不说，单就艺术造诣，与当时名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另外，他在诗律方面，功底也相当深厚。据载，他很惜才，专设书画院，广揽天下艺术人才。据说，他还能明察秋毫，能观察出孔雀飞时必先迈左脚。但可惜的是，他爱才却不爱治国之才，明察却不辨是非忠奸。如此真是可悲可叹。也许对他而言，最好的位置是文化部长了。可老天爷却偏要让他做什么捞什子皇帝。最后，不但毁了一个国家，连自己的老命，儿子的小命一起都搭赔上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工笔画隐含了这个王朝文化的重要特征：华丽、细腻，阴柔有余，大气不足。与此相似的便是宋词了。词与诗相比，韵律更丰富，节奏更多变，表达自然更自由，更细腻些。无论婉约派也罢，豪放派也好，我们都会发现，宋人对感情微妙的表述，已经达到了极致。虽然宋词里也有部分大气的作品，但总体而言，已经失去唐诗的那种气度和锐气。而这一切，都与这个王朝的秉性有关。每个王朝都有着一种潜在的，延续的王朝特性。如汉的粗犷、唐的大气，魏晋的风流一般，宋的个性，则更接近一种阴柔之美。这正如中国传统戏剧的小生，都是小白脸，娘娘腔一般，或如巴洛克时期，欧洲贵族流行的中性之美（看看当时贵族的服饰，其考究、繁琐，与女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性格的成就，自然与其历史环境有关。读过世界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北宋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一位，那时的欧洲，刚刚陷入近千年的黑暗中世纪噩梦当中。如果马可波罗早一二百年来到中国，那当时汴京城的繁华要比百年后的大都强几十倍不止。按当时的视野来讲，周围的辽、夏、金及后来的元，虽然在军事上占尽优势，但在经济和文化上，是无法与宋朝相提并论的。如果抛开宫廷内奸贼一手摭天的层层黑暗不谈，如果远离千里边关之外阵阵厮杀不论，我们只把目光聚集在高高围墙下的繁华京城，玉壶光转，鱼龙飞舞，宝马雕车，香塞满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美丽富足的城市。生活上的富足，自然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心情去享受、描绘精细的艺术品来。换句话说，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们自然会追求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工笔画也好，诗词也好，都能说明这一点。而这种阴柔细腻的文化，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工笔画就象现在的艺术照，宋词就是现在的流行曲，这自然符合“休闲”的真谛了。以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开启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休闲时代。
千年之后，在这座城市里，你依然能发现这种文化的痕迹来：在店铺悬挂的字画里，在姑娘精心绣织的汴绣里，在古城文人的骨子里。这种“精、妙”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怡然自得。或者说，是一种从容的闲适和灵动的机巧。读读宋人的词，看看宋人的画，细心品味，便能感觉到这种一脉相承的东西。
而我对后者的认识，就是通过樊先生的诗集悟出这一点的。那天晚上，我开始仔细翻读他送我的诗集。这是一本他与夫人作品的合集。单就这一点，已经让我有说不出的羡慕，甚至带些嫉妒。两个诗人的组合，家庭生活岂不浪漫得一蹋糊涂？翻完他的诗，豁然发现樊先生竟是一位如此有趣的诗人。开始，我竟不敢相信他微微凸起的肚皮里，蕴藏有如此丰富精妙的诗句来。看着他的诗，想到他的人，不禁联想到两个人来。一个是坦着肚皮，没款没型的苏东坡，另一个，便是大相国寺里大腹便便，笑容可掬的弥勒佛。都是那样的可爱、平和。这时再回想起樊先生，竟觉得他是如此的表里如一，与那副笑容，那个肚腩是那样的般配。
樊先生诗给我最大的感觉，便是一种怡然、透明、温润的质地。这种怡然，与智慧有关。虽然在某些诗歌里有卖弄智慧之嫌，但我还是要承认他是个聪明人。诗中的嘻笑怒骂，在不张扬的温和中，散发着一股超然的从容和拈花微笑的顿悟气息。我想，他肯定是个快乐的人。做个聪明的快乐人，或是快乐的聪明人，乃是至高的人生境界呀。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做到这一点，但至少，他有这潜力，并且摆出这样的姿式。
读他的诗，眼前不禁显现这样别致有趣的景象：樊先生躺在树荫下，一手舒服地摸着肚皮，一边幸福地啃着指甲，或是看天空飘过的云朵，或是听林间鸟儿的啼鸣，不经意间，美丽的诗句便从他的笑容里溢了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奇怪的想像，只是想到这儿，一向视瘦为美的我也不禁期望自己的肚皮快点鼓起来。对于这样可爱的诗人，我总有想过去拥抱的冲动，当然，我想他不肯。那我只有在他的诗中，在他的精神家园里，给他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不管他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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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宋时工笔画里的仕女图了。原因有二，一是我喜欢美女，不管现实中，还是画上的。二是我喜欢画里的那种淡雅的韵致，自比西洋画里坦胸露乳的舒服多了。当然，这只与个人喜好有。
而谈到宋代，谈到仕女，便不能不提汴京城里两位有名的女人。一位便是大词人李清照。我私下以为，就历史地位及意义而言，唯能与其相提并论的只有武则天了。试问，几千年的历史，还有那个女子有武则天的魄力，还有那个女子有李清照的才气？其个人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女性的范畴。谈及宋词，不能不提易安就其词学上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我更喜欢的她“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铿锵诗句，特别是针对那样一个孱弱的王朝，想到当时国家败落，民族衰亡，更是令人嘘唏不已。这又使我想起前朝另一位刚烈女子的诗句：“十万将士齐解甲，无一丈夫是男儿”。小女子的铮铮铁骨，使我深为千年前的男同胞扼腕汗颜呀。
我要提的另一位女人，便是京城名妓李师师了。在仿建的宋街上，就有一幢高大的楼阁：矾楼。相传，当年这里可是“满楼红袖招”的温柔乡，富贵地。楼上，便是李师师的居所。我们能在千年之后提及这位风尘女子，只缘于她曾是宋徽宗的情人。被一位阅尽三宫粉黛春色的帝王，且极居挑剔眼光的艺术家（如前所述，赵佶虽是政治上的昏君，却是艺术上的天才）所宠幸的女子，相貌、才气自然不一般了。但便是风华绝代，也无法摆脱其被权术玩弄、口水淹没的悲惨命运。一对才子佳人，也许我们不能怀疑两者的真诚相爱，却不能不婉惜两者命运角色的错位。帝王妄为帝王，美女妄为美女，千年后，留下的只有那说不尽的传奇和难言的惆怅。
那个精致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典雅韵致的美女也只能在词中画里寻觅了。千年以后，在这个古老的城市，我试图寻找奇迹，并由此开始细心观察周围的开封女子来。第一个观察对象自然是“近水楼台“的妹妹了。几天来的细心观察比较，我猛然发现，妹妹竟是一个典型的开封女子：淡雅、素静、秀致，并带有一点点骨子里的傲气（与其有一比的便是宋瓷了）。开封的街头，你很少看见花红柳绿，衣着张扬的女子。开封女子的美丽，是用心打扮出来的，自然需要你用心来感受。对开封女子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妹妹淡淡的微笑，以及在刺绣店里绣花姑娘埋头时垂在额前的那缕秀发。而这一切关于开封女子的印象，又与樊先生诗集前漂亮夫人的影像合二为一了。自然，樊太太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位开封的美女。曾几何时，当你需要赞叹一个女子时，说她有气质，一般情况下都是屡试不爽，皆大欢喜。但来到开封，我劝你最好不要用这个词。因为，气质，是浸在她们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根本用不上你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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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三日，对开封，不敢说了解了许多。扳指算来，我甚至没有逛几个景点。更多的时候，我只是游走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巷间。醉过龙亭湖的夜色，留恋过文化宫前的旧书摊，与溜鸟的大爷攀谈过，也曾被公园里戏迷的河南梆子感动过。便是古城墙上的旧砖，我也曾经仔细地数过。
几天来的交流，几天来的对话，我又好象对开封了解了许多。以往对其历史冷冷的偏见，也渐渐融化开来。正如亡国不是美女惹的祸，城市也是清白无辜的。我们不能把沉重的历史枷锁强加于她。我终于明白，对于一座隐忍了千年的古城，任何论断性的语言，都是不公正和不全面的。
记得临别时，妹妹约我说，开封的菊花很有名，来年菊花开时，你再来古城赏菊作客。我想，有时间，我会来的。人淡如菊，城淡如菊，古城的淡雅韵致，品一次是远远不够的。这座温暖的城市，给予了我最初的感动和最美好的回忆。而更多的感受，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想，对于她进一步的理解，大概只有通过朋友送我的诗集里慢慢解读。
临行前，温兄送了我一套他的诗集，并客气地说，请多多指点。其实，对于我这样的门外汉，岂敢谈指点。我想应该是学习。更重要的是，我要在诗里，去领悟、体会、分享他们的另一个精彩世界。那个世界，远比酒场上的他们要丰满得多，可爱得多。
刚坐上车，温兄便打来电话，话语一如往常地简洁：“坐上车了吗，小心呀，以后，常来玩呀。”关上话机的那一刻，心里涌上一股暖暖的感动。虽然由于工作太忙的缘故，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他的真诚和热情。这时，不禁又想起妹妹送我时淡淡的微笑，想起樊先生握手话别时肉乎乎的手掌，还有，几日来结识的所有朋友的容貌和游历的一幕幕景象。
淋淋沥沥的细雨中，客车缓慢地向前爬行。我直起身子，透过后窗玻璃往外望去，一片潮冷的气息里，那座温暖的城市已经渐渐朦胧。回到座位，掏出诗集，信手翻开，一串玲珑的诗句跳入眼帘，还有，一颗透明的心燃着美丽的火焰，与诗句一起跳舞。此刻，暖暖的感觉再次涌向心头。
作者：披着羽毛的羊 回复日期：2006-9-21 00:43:18
追着看，希望楼主能秉笔直书，不用担心网友的反诘。
作者：笔锋小刀 回复日期：2006-9-21 07:34:53
楼主不是太了解现在的南京，知道南京都是从历史书上照搬来的，其实南京的性格不是全如作者所说的凄凄惨惨的悲凉。总的来说作者比较了解北方地区，对南方很多是道听途说或者只是去过两三天。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21 11:58:51
红 脸 关 公 战 长 沙
1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关公是一员漂亮的武将。
他那有名的红脸蛋上，端正地摆放着单凤眼、卧蚕眉、外加五绺长髯飘胸膛。再看身上，披掩心甲,斜袒绿袍，然后持一把青龙大刀，跨一匹赤兔宝马，端的是威武得别致，漂亮得奇怪。可没办法，老百姓就是喜欢这么“有型”的他。千百年来，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气的超级明星（Super Star）吧。长沙的老百姓也不例外，他们同样喜欢这样明星级的历史人物，也期望他和长沙有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因此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关公战长沙》最为耳熟能详。
然而，在正史《三国志》的记载中，只是寥寥数语提及刘备南征四郡时，有“长沙太守韩玄等四太守皆降”的字句，并没有关公战长沙的确切记载。倒是在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里，有关羽引五百校刀手攻打长沙，并跟黄忠大战百回合不分胜负的精彩描述。自然，小说是不可当真的，可恰是正史的“失语”，才给予野史无限演绎的可能，也让历史增添了几份人文的精彩。
那么，对于这段被津津乐道的战事，不妨就先从小说家的演义里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吧。
三国历史上，由于荆州在江南的首要之地长沙郡，经济富庶，地理位置特殊，因此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是如何乘虚南下，征得四郡，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小说家的澎湃想象和妙手演绎下，却是有声有色，精彩得要命。
话说这位又酷又帅的关云长，由于有“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骄人战绩，所以心高气傲，攻打长沙时，竟只带领五百校刀手前往。当时长沙太守韩玄和老将黄忠一商量，决定先令一名叫杨龄的出战。不料，没几个回合，就被关公手起刀落，取了性命。于是，关公乘胜追击，直逼城下。只见这关云长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摆开，然后横刀立马，一边拈着长胡子装酷，一边叫军士擂鼓叫阵。这时，一声炮响，城门洞开，五百骑兵呐喊着涌出来，摆好阵式。打头的正是黄忠老将军，只见他苍髯皓首, 金盔金甲，胯下是一匹白龙神驹，手里执的是一柄七十五斤重的金板大刀。老将军挺胸昂首、威风凛凛，尽显英雄气概。关公眯眼一瞧，呵，比我还神气！那就二话不说，开打！只见两马交锋，一个儿好似蛟龙出水，一个儿赛如猛虎下山，大战一百回合，竟不分胜负。两人不禁心里各自暗赞，惺惺之意也油然而生。高手打得热闹，可城楼上的看客韩玄太守着了急，觉得这样打下去太没意思，又害怕爱将有所闪失，所以急忙鸣金收兵。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交锋。
且说这关公回到营中，也暗自琢磨，觉得这老将军不好对付，思来想去，觉得再战必用拖刀计，方可赢之。第二天两人早早起来，吃饱喝足，来城下继续争斗（PK）。五六十回合斗完，还是胜负不分。两位将军打得辛苦，两边军士看得热闹。就在鼓声正急，两人打得解难分时，云长突然卖个破绽，拨马就往西跑，这黄忠果然上当，在后面急急追来。诸位看官，如你所猜，红脸的公关就要耍拖刀计啦。这拖刀计可大有讲究。云长为什么要往西跑呢？因为大上午的，只有背着日光走，他才能看到地上的人影，然后判断何时出手。另外，古时战马的丝缰并不在手里，是在马镫上，左右一边一个。马往里叫拐，往外边叫削。这样，他瞅准了时机踹一下右边的马镫，马向右一跨，后边的马因惯性还直着向前跑，但刀就落空了。可关公的马恰好圈回来，大刀正好顺势落在黄忠的脖子上，喀嚓一声，一切OVER。
或许黄老将军命不该绝，或许老天爷就是想开个玩笑，恰在这千钧一发时刻，黄忠的战马很及时地前蹄失空，将他掀翻在地。灰头土脸的黄老将军躺在地上，觉得太过窝囊，索性不起来，只等受死。关公回马过来，觉得这样杀人太没品位，再想想自己漂亮的拖刀计没派上用场，招不来军士叫好，也觉得郁闷，便扫兴地喝道：“且饶你性命！快换马来厮杀！”黄忠一听这话，又恼又羞，又惊又喜，恼羞的是窝囊落马，惊喜的是性命可保，但此刻不是感慨抒情的时候，所以匆匆爬起，飞身上马，奔回城中。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锋。
回到城中，将手脸擦洗干净的黄忠，依然觉得手发抖、脸发烫。细细想来，一是觉得这姓关的红脸小子，貌似忠厚，可竟也玩阴的，真是气煞老夫！二来觉得这小子不愧懂得春秋大义，不痛杀落马之人，倒也有几份义气。三来就是败得太窝囊，马失前蹄，真是羞煞人也。好在是这姜还是老得辣，待黄忠老将军冷静下来，很快就想出了明日再战的好计谋。
次日天晓，两人城下再战。战了不到三十余合，学精了的黄忠也搞起了“诈败”，云长求胜心切，不知是计，只是一味追赶。黄将军虽然年事已高，人老腰硬，玩不了拖刀计，可射箭却是高手，有百步穿杨的本领。他想自己虽然没有这红脸汉帅气，可相貌比他忠厚，也比他年长，那就绝不能在义气方面输给他。所以他先是连续放了两次空箭，算是给个提醒。当然，第三箭就没那么客气了，弦响箭到，正中云长的盔缨根上。这时云长才大梦初醒，红脸愈发的红，赶紧勒马，鸣金回营。这是他俩的第三次交锋。
且说两人各自感慨之际，却有一人按捺不住愤怒，这就是黄忠的顶头上司——长沙太守韩玄。他在城楼上看这两人打得粘粘糊糊，早就觉得不爽。这打仗不是请客吃饭，哪需要这么礼让？莫非这黄忠有了反心不成？所以一等黄忠回来，韩玄就命左右把黄忠拿下，要把他斩首示众，以绝后患。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面如重枣，目若朗星的大将跳出来，砍倒刀斧手，救起黄忠，然后大声嚷道：“黄汉升乃长沙之保障，今杀汉升，是杀长沙百姓也！韩玄残暴不仁，轻贤慢士，当众共殛之！”这位将军便是义阳人魏延。也许这韩玄正如演义上所说“坦率平生性急，轻于杀戮，众皆恶之”，做人做得太失败，魏延“袒臂一呼，相从者数百余人”。很快，韩玄的脑袋就被魏延当作礼物送给关云长，长沙城终落入关公手中。黄忠不像魏延长着“反骨”，人也厚道，所以杀了旧主，心里很不舒服，便托病不出。后来是关公多次安抚，方才释然，“委质”成了刘备的人。
这个故事虽然与史实有相当大的距离，可老百姓喜欢得紧。千百年来，你添点盐，他加些醋，竟是传颂得越来精彩，讲述得越来越生动。这里头，固然有小说家善意地夸大解读，但更多是老百姓热情的附会穿凿。如今的长沙城，依然有许多有趣的地名，与这个故事有关。譬如说长沙县的捞刀河，相传就是因为当年关公不慎将青龙偃月刀落入河中而得名。再如望城县的铜官、云母寺，说是和关羽厚葬随军的义母有关。还有半边山、勒马山、吊马界、箭头冲等地名，也恰是从这个关羽战黄忠的故事里演绎而来的。长沙城南有一条小巷叫南倒脱靴，城西则有一条小巷叫西倒脱靴，据说就是缘于故事后半部分，说是魏延要杀韩玄，韩玄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逃到这两个巷口时，脱掉靴子摆迷魂阵，想借此摆脱追兵，可惜后来还是没有跑掉，终被魏延取了项上人头，只留下两个典故，供后人谈笑罢了。
很多时候，传奇只是历史夸大的遐思罢了。不过，历史有时又真如传奇一样，有真有假，假亦真，真亦假。譬如这个故事里的长沙太守韩玄便真有此人。现在长郡中学内还有韩玄墓为证。据说清代以前，墓地附近还有一株参天古树，“相传为韩公手植”；大铁镬一口，据传“亦韩公时故物”。而在清汪应铨《韩玄墓记》里则有这样的记载；“玄威信智略，足以服人”，“宽厚爱人，玄与三郡俱降，兵不血刃，百姓安堵，可谓知顺逆之理，有安全之德” 。从中也不难看出，韩玄并非故事里那样小心眼，那般可恶。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21 12:02:33
解 读 香 港
香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她的美丽，我更愿意用艳丽来形容。是的，犹如一个妖艳的贵妇，漂亮得无可挑剔。她的风情万种，让人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情。按捺不住的是你想花钱的冲动，想占有的期望。这样的城市，容易让你神魂颠倒，常常使你幻想非非，也恰是缘于她那难言的诱惑力。我这样说，你可能以为我在影射香港的香艳和浅薄。你要这么理解，我并不准备反驳。
无论如何，面对于这样一个性感得有些火辣的城市，若求解读严肃的人文课题，自然有点煞风景。正如选美，女性的智慧多是门面的装饰，若你还要一本正经地与美女探讨哲学、思想什么的，肯定是寡然无味。然而，城市毕竟不是美女，何况，在其艳丽的外表下，香港也蕴含有别有情致的人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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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漂亮的事物，我也不愿免俗，那就不妨从香港的美丽谈起。
或在夜晚，清风徐徐时，迎立于太平山顶，俯瞰香港城，繁灯点点，霓虹烁烁，你会被她的妖艳再次震动，你会为她的风情再次折服。或逢丽日，春和景明时，游逛于浅水湾、尖沙咀、中环，跑马地之间，或痴迷于闹市街头红男绿女的风情万姿，或惊奇玻璃幕墙里光怪陆离的商业繁华，或赞叹郁郁浓荫下公园绿地的精致漂亮。游走一圈，你便会明白，为何那么多人喜欢香港。香港承载着中国百年追求现代文明的一个艳丽的梦想。在国人心目中，那里代表着富足，代表着现代化，代表着未来我们可能的方向。然而，无论外人如何看，香港人应该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城市文明的画卷，纵要艳丽，也绝非女人化妆那么简单。
香港的个性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商业上的成熟和政治上的受宠。商业的发达，一方面得益于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得益于她独特的历史背景。香港人常自嘲为“经济动物”，对于政治，往往刻意淡漠，消解，唯恐避而不及。这种“政治冷感”的心态，说到底无非是当年殖民统治下，当个人经济利益与群体民族情绪冲突时，一种消极保护自我的精明与圆滑罢了。这种妇人心的“世故”，使得香港人从文化本义上失去了根源，在精神道义上迷失了自我，困苦了百年，尴尬了百年。
反思香港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香港的历史，从来都是与国内政治息息相关。它曾是殖民者手里的筹码，也曾是革命者的天堂，它曾是大陆通向世界的窗口，也曾是展现民族自强的舞台。历史中的香港，呈多重角色，多面性格，在多起伟大的历史事件起着独特的作用。香港的现代历史，正是源于百年前一场令国人痛心的鸦片战争。当年，英国人需要一个长期贩卖鸦片的据点，才选中了这个港湾优良的小渔村。面对今日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香港，很容易给人一个假象，那就是香港今日的繁荣，好像得益于百年来的英国殖民。这样的论调，或明或暗，曾顽强地存活了很长时间。
这种可怜又可悲的“殖民情结”，是一种比奴性更可怕的精神副产品。因为这种情结是于自信建立在别家文明的基础之上。当年，不是有人叫嚣中国应该再被殖民一百年么？这论调不但可悲，而且是可怕的无知。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发展繁荣，永远不可能被不平等地依附在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情绪或施舍之上。就如大家的丫头，因为有几分姿色，受些主子的恩宠，又多赏给些残羹冷炙，就忘乎所以，飘飘然，还以为她过得好，吃得好，并得出结论，那就是要吃好饭，唯一途径就是做奴才。这说到底是一种缘于不自信的民族“软骨子”病。自然，不是说香港人都喜欢做奴才，而是缘于突然富足后自私的小市民心态罢了。
性格上呈排斥性和自大性的香港人，无非是着急，是刻意要与落伍和贫穷划清界线。有许多人讨厌香港人，便在于这种群体的自得。这纯粹是一种小市民心态，无法将其与一个大都市的宏大联系起来。然而没办法，香港人尽管一直以为自己很“洋气”，却总是莫名其妙地张扬着这样不太可爱的“俗”气。
从民族情绪上讲，被殖民自然算不上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但从文化意义上讲，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浸灌和洗礼（无论是强行还是别有用心），造成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却未必算得件坏事。从文化意义讲，香港也正得益这种混血的优势，并尴尬于此。香港，是中国诸城市中最“洋化”，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城市。如今的香港，早已完成现代化的蜕变，变成一个成熟而美丽的摩登大都市。
香港的繁荣与发达，自然不像英国吹嘘是他们“殖民”的功劳，若他们真有这本事，那世界早就大同了。但如你所知，事实并非如此。其实，香港的昌盛，更应该归功于那些聪明而勤劳的香港人。
从群体人格的意义上讲，香港人有着一种独特的韧性和天生的投机才能。如我们所知的亚洲首富李嘉诚，就是靠做塑料花发家的，而且抓住时机，做出个世界第一。港人善于钻营，勇于冒险，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纵观香港那些榜上有名的大富豪，在其资本积累或扩张上，都是让人拍案叫绝的大手笔。大家都知道前几年，一个叫李泽楷的年青人，百十个亿搞收购，兼并，数码港，刚开始亏了几十个亿，好在是有个好老爹撑着，也不至于下不了台。对其是非，对其成败，作为局外人和外行，自然无法拿出个一致的看法来。举这个例子，只想说明港商的胆大。港人好吃能吃，不知是不是真都吃过“豹子胆”什么的。自然，这是玩笑话。
香港人会做大，爱做大，敢做大，都是不证的事实。如建个海洋公园，要造世界最大的，宝莲寺塑个青铜佛，也要是世界第一。便是那启德机场，也荣列世界三甲。这种性格特点，放在大老板身上，是魄力，而放在小民身上，局限于能力和资本，最后竟萎缩衰变成“好赌”的品性。
众人都说香港是冒险家的乐园，有钱人的天堂，野心家的西部，年轻人的赛场。只要有资本（钱、胆、色、才），便没有什么不可以。这里充满了无数机遇，也布满了无数陷阱。激情与才情交织，胆量与名利同辉，只要你敢，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香港是一个流民的世界，缺乏稳定性的根基，他们的骨子里，不可避免流淌着“冒险”的不安份因素。加上花花绿绿的商业化刺激，在高度竞争缝隙里疲于生计的小民百姓，抱着“一夜掉下个馅饼”的美梦，也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赌风之盛，赌气之烈，我们可以从香港电影里清晰地感觉出来。而普通民众的麻风牌风更是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在香港，这可以玩老虎机，摸六合彩，也可以赌马赌狗赌车赌球，时下，不是有人呼吁把“足球赌博合法化”，据说有利管理，增加政府税收云云，调查表明，“持赞成的民众较多”，这也算是“群众的呼声”，港府言称搜集民意，再作决定。从这个事件可窥一斑，赌在香港民众心里的地位与价值。港人好赌，还有一个独一无二节日可以佐证。每逢农历年初三，是为车公诞节。这个车公，原为宋朝的大将，大概当年也好赌成性，后得道成仙，化为神祗，竟专为赌客服务。车公庙的风水特别好，巧位于香港赛马会沙田马场附近。年车公诞时，信徒如云集如潮涌，香火异常旺盛。
说到底，赌是一种小市民对于追求世俗化理想的投机表征和心理依赖罢了。商业社会里，投机成功的机率再小，也被别有用心地夸大，在人性弱点的纵容下，成为掩盖在华丽外衣下城市肌体的一块不健康的肿瘤。
如前所述，香港是个移民的城市。而在移民当中，一部分人是最有钱的人来到这里，一部分是最没钱的人也来到这里。于是，这个世界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面是纸醉金迷的上层人生活，一面是小混混的刀风剑雨生活。自然，时代变了，经过几十年的整合，阶层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有钱没钱的界线还是格外分明。于是，这个世界便在现实中割裂开来，有钱人上太平山，住浅水湾，没钱人，就只好住格子笼了。然而，在精神上，却有一种东西又把两者统一起来，那就是钱。大家都在想办法赚钱，赚大钱。
于是，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永远都是那样来来往往，匆匆忙忙。
2
香港的艳丽，反映在文化上，便是文化事件上那层浓浓的商业口红。
众所周知，香港有“亚洲盛事之都”的称誉，多爱举办一些大的文艺活动。如亚洲艺术节，香港艺术节，香港国际电影节，艺穗节等等，在国际上也都有一定名气。但如你所知，这些节日的举办，更多是侧重其商业和旅游的经济价值。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可算一点不假。而香港的文人，也未能免俗。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香港文人能量大，爱折腾，多是商文两不误。如我们熟知的“天皇巨星金庸”，不但武侠小说写得好，同时也是个非常成功的报人和企业家。其他文人也多如此，常兼有各类商界职务，或策划，或董事，或自理公司，或独创报刊。便是独立些，专一点的，也多是受聘各大报刊的专栏作家。商界有商界的规矩，上了套的文人，自然无法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冷冰冰的商业契约，如紧箍咒一般，像催命符一样，不但限制了作家创作的自由，也稀释了文人斗量的才情。大多香港文章，给人的明显感觉就是“水”得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从文化意义上讲，娱乐文化，滥情作品，便是纵有正面意义，也总是因为沾有过多的商业色彩，而显得货不真，价不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避不开商业，也没必要避开。但商业绝不能代替文化，也不能包揽一切。换句话说，娱乐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涵盖全部。如果一个城市里充斥民众精神世界的，铺天盖地的多是色情、暴力、艺人脸蛋、模特大腿、八卦的个人隐私和无聊的插科打诨，这绝对不能算正常。但不幸的是，香港正是如此。曾被讥讽为“文化沙漠”，又自鸣为“经济动物”的香港，似乎精神上也只求于近乎本能的“低级需求”。想想看，这实在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当然，沙漠里常存绿洲，香港也有文人，而且还不少。便是近年来单从香港移居到海外的，就有200多名。香港文人普遍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产，美名曰：“文快如风”，或称“快手高手多面手”。自然，商业背景下的文人，多以“煮字谋稻梁”，实在不容易。为了混口饭吃，只好什么都敢写，什么都能写。香港的读者群体以小市民为主，自然品位不免投其所好。模仿，滥情，顺大流，自是省力又赚钱的好办法。对此，也就不难理解当年叶灵凤老先生“香港有许多小说，只是创作太少了”的感叹了。
香港还有个艺展局，对于文化事件及个人，多持鼓励态度，每年都有相当数目的赞助。实事求是地讲，香港举办的“纯文化”活动，绝不比大陆差，也不见得少。平心而论，香港也有不少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的作家。如武侠，如散文，如新诗，都有一批相当优秀的作家。然而，香港缺少一种大气、持久、浓郁的文化氛围，难以形成特定的人文精神凝结。于是，香港的文学，香港的文人，只好在商业的喧闹和摆弄中，或安逸现状，或疲命生计，不可能“十年磨一剑”了，不可能“两句三年得”了。若要如此，没有精神支撑，没有低线保障的香港文人，只会被这“低效率”困死在体面的西服底下。
生存压力的相对紧张，人文精神的自我迷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创作”的严谨和挚诚态度。或切点风干的乡愁，伴些莫名的洋字，沏一杯怪味的文化奶茶，或拾些难考的牙慧，抓把另类的典故，熬一锅混杂的精神稀粥，描描情绪，凑凑字数，多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文风立意上，多是圆滑，多是自我，多是浮躁，多是媚俗。当然，也有例外。如我最敬佩的一个香港作家是林爽。她在40岁时随夫移民新西兰后，利用3年时间获得纽西兰合格教师文凭，接着又取得奥克兰大学教育学士。自然，最令我敬佩的不是她的努力刻苦，而是她的大气。她花了8年时间研究毛利族的历史和现状，并出版《纽西兰的原住民》一书。对于一个华人作家来说，这非常难得。因为她终于走出“华人华文”的小圈子，把笔触伸向更广阔的人文空间。便是这一点，便是她一个，已经足使香港文人都来骄傲一把了。
但从整体意义上讲，香港文化还是苍白得有些难堪。零星的涂抹，便是有神来之笔，也是细细一线，可怜得几乎看不见。便是套上绚丽的包装，挂上精美的首饰，也无法改变它瘦弱的风骨和病态的模样。
3
谈及香港，不能不说流行文化。
记得有人讽刺过香港只有娱乐没有文化。以我的看法，这只能代表某些学院派的看法罢了。如你所知，娱乐永远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时下，娱乐文化借电视之东风，成了人类品食精神大餐的最主要工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凡是真正关注精神文明建设和人文走向的，绝不会对娱乐文化等闲视之。
一直以来，香港人偏爱肚子都甚于脑子。众所周知，香港是美食天堂，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在此汇集。西餐、中餐自不说，便是地中海菜、阿根廷菜、葡国菜、俄国菜等，你也都能尝到，而法国大菜最具人气。如你所知，法国菜以做工精细，用料讲究著称，最合孔圣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道，自然博得港人钟爱。香港电影，就有许多以饮食为主题的，如《满汉全席》、《食神》、《饮食男女》等。看过电影的，无不惊叹港人在饮食研究上所下的精细功夫。便是普通百姓，论及饮食（包括如何食补脑子），也是头头是道，大有讲究。舒服了肚子，自然容易忘记了脑子。对于精神的饥渴，港人多是马虎应付，以简单的快餐填之，满足于一时的感官刺激。持赞成态度的说，快节奏的生活，高压力的竞争，人的精神容易紧张，容易疲惫，那么，寻求一些刺激，放松自己，解放自己，又有何不可？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你所知，放松其实有更多的选择。若说因为累，我却从没见过耗几个小时煲汤而说累的。无论如何，文化营养愈是不良，精神的代谢功能愈容易损伤。于是，吃惯文化流食的红男绿女，便沉浸在搞笑、性感、暴力、恐怖甚至变态的喧闹和刺激里，豪门的明争暗斗，黑帮的腥风血雨，打打杀杀，假假真真，倒也图个感官享受，大脑休眠两不误。
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电影。这个反命题也成立。譬如说香港的Cult Film，据说在港内港外都很有市场。这些粗陋制作，口味另类的电影，许多老外非常喜欢。我曾用心在国外的一些音响店转悠过，发现关于中国的电影，除了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的武打电影，也便是这样的制品了。自然，我们不必上纲上线，提升到国格或民族尊严上来，国外有些人需要这样有些异国情调的刺激，从人性角度讲，从商业的角度看，我们都不难理解。只是需要明示一点，那就是这些电影并不代表香港的全部。
平心而论，香港的电影还算很争气。近年来，一些演员、导演，纷纷到好莱坞谋求更大的发展。其中，演员周润发、成龙、李连杰、杨紫琼，导演吴宇森、徐克，武术指导袁和平等，都干得不错，很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自然，他们多是以“打”著名，西方观众，也多是痴迷他们神奇而又好玩的身段和手法，影响毕竟有限。欲求文化意义上更大层面的扩展，香港艺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香港文化事件中，明星的份量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群体人格的构架，多是以明星的人格魅力为基石构筑搭建的。并且，相当大部分是由演艺明星通过电影角色或个人行为来诠释 完成这种精神传播的。如李小龙的侠义和自强，如周润发的潇洒与大气，如成龙的勇敢与勤奋，如刘德华的精明与小心等。他们不但塑造了鲜明的银幕形象，释放出耀眼的个性魅力，而且通过电台大张旗鼓的宣传，加上星迷推波助澜的追捧，某种流行（文化）潮流，特定的精神导向，便“随影潜入心，润人细无声”了。或如影视中李小龙、周润发的“侠义”，成龙系列《警察故事》的“忠诚”，或如现实里影人邵逸夫捐巨款兴教育的“善”，明星刘德华劝导影迷学习的“爱”，在无形中都增添了娱乐之外的精神力量与文明份量。我们也不难发现，在香港紧要关头，那些艺人，常以文艺的形式，汇聚香港人文的力量，明示香港精神的灿烂。这种东西，不要总以“作秀”一言蔽之，相信艺人的真诚，来一点暖暖的感动，不更好么？
谈及香港的气质，我们不能不谈一个叫梁朝伟的艺人。有趣的是，梁的忧郁气质绝对不属于香港，但这种气质却是香港一直心向意驰的，那就是旧上海情节。如你所知，香港人历来对上海抱有莫大好感，唯一看得上眼，有自家人的感觉便唯有上海人了。
王家卫《花样年华》，把这种情绪以一种桔黄色的记忆呈现在一种似真似幻的梦境里。这部影片的最大成功并不在故事本身，也不在结构手法，而是情绪演绎上。是的，旧上海的情绪演绎。这种情绪，在于精致，在于冷艳，在于文雅，在于感伤。听听旧上海的歌曲，翻翻旧上海的故事，你便会恍然明白。以我的看法，对于旧上海的电影解构，王家卫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因为他到位，他触动了香港人那根微妙的神经。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我以为是《红玫瑰与白玫瑰》，自然，后者的故事，要比前者更成功，更有韵味。王的《花样》，虽没有后劲，但颜色更加诱人，情调更有韵致。而相比之下，张艺谋的《摇到外婆桥》，虽然气势宏大，意义艰涩，但确实无法让人喜欢起来，便是因为老谋子实在找不到感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虽然香港的娱乐文化非常发达，但她缺乏一种原创性的精神气质，缺乏一种文化嫁接的精巧技艺。其文化作品，无论音乐、影视，模仿的痕迹都非常明显粗笨。香港的文化品位不高，口碑差，正缘于此。如何学习，如何创新，在这方面，香港似乎更应该向日本、韩国学习。要学得精髓，掌握方法，走出简单模仿的窠臼，拒绝单纯抄袭的诱惑，那么，香港的流行文化应该能做得更漂亮，走得更远。
娱乐再繁荣，影视再发达，也只是现代文化的一方面。欲求承载一个宏大的国际都市，这些还远远不够。当然，城市文化的特色，也不需要面面俱到，而我一直以为，香港的娱乐文化，本是潜力最大，也最适合香港个性的文化航母。我们不需要重造，或只需要校正一下航向，也许很快我们就会走进一片新天地。否则，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瞎转悠，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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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状态下呆久了，便会在习惯中麻木了，不正常也当作正常。港人虽也有这样那样的牢骚，但大致还是满意时下“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状态。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自我感觉一直良好的香港城，继续张扬着它的繁华，沉迷于它的风情。
窃喜物欲的自由，惰于精神的自醒，加上政治和经济的相当稳定与富足，使得港人更容易在“小得即满、知足常乐”的精神自得中，在花色丰富，营养单调的文化快餐里满意地过活。年轻时，沉湎于肥皂剧中，年老时，则痴迷于麻将场上，青年人正在雄心勃勃地计划将来，中年人正在紧紧张张地奔命现在，老年人正在牢骚满腹地怀念过去。人生万象，万象人生，就这样循环于简单，甚至有些枯燥的命运轨迹上。外人眼里的水晶球世界，也便有些滑稽地凝滞于糟杂的喧闹之中，缺乏厚重的人文铺垫，稀少大气的精神导向，香港，只能有些无奈，有点不甘地陷在物欲的泥潭里，气喘吁吁，踯躅而行。
生活还在继续，香港也在前进。这颗灿灿的东方明珠，在成功地树起一块现代文明的指示路牌，骄傲地开启一扇面向世界的东方之窗后，面对新形势，新局面，无论商业，还是文化，香港都迫切需要更深意义上的突破。不谈其他三小龙的重新崛起，不谈东亚其他城市的暗自较劲，便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上海，已经让香港感到逼人的压力。香港欲求维持城市的荣誉和地位，就必须奋起而战，就必须从更深阔的层次，更精确的视角来审视自我，突破自我，重新塑造一种更别致，更大气的城市文明。只有精神内核得以突变，人文精神得以雄起，一个崭新的香港才会在痛苦中涅槃，在自醒里蜕变。
毕竟，商业的口红，纵是艳丽无比，也终有褪色的一天。
作者：shuraul 回复日期：2006-9-21 12:15:03
你对北方了解甚多，向你学习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21 21:18:38
赤 子 台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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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前，曾有一群读书人为台湾哭泣。
那是1895年的4月17日，一位叫李鸿章的大人和小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拱手相让。消息传到京师，紫禁城里的一个女人长吁了一口气，觉得李中堂真是难得的“糊裱”人才，她终可以继续当她的皇太后，游她的园、听她的戏，至于白花花的银子，还有大好的江山社稷，反正中国地大物博，有的是。只要洋大人肯保她的宝座，那就要“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除却这个自私阴险的老女人和一群窝囊的官员外，面对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那些读书人。那一年，正值京师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考。京城各省的举子听闻此讯，无不慨然。而在京城参加会考的台湾举子和台湾籍官员更是愤然，他们立即上书督察院，痛陈“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后来，群情激昂的读书人公推康有为、梁启超等起草书稿，向光绪皇帝请愿。在这份一万八千余字的请愿书中，有十八省一千三百多位举子的联名签署。书中慷慨陈词：“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并以为“弃台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我们必须记住一组数字，那就是从1895年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到5月8日烟台换约，22天内先后有3000多名举子上书38次，这个事件，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当时，台湾的绅民也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然而，读书人的愤怒又如何？台湾民众的悲痛又如何？这个腐败的清廷，那个自私的女人，敢把海军的军费挪用修建后花园，这一次赔点银子， 赠些土地，又算什么呢？社稷再重，也没这个女人的私心重，江山再大，也没那些官员的小命大！咄！这是什么样的怪事！咄！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今天，重读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的悲愤诗句，遥想割台当天，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罗罢市”的难忘场景，依旧令人扼腕长叹，嘘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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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中华，竟因一个老臣的懦弱，外加一个女人的私心，草草签署了这样一份沉重的蒙羞条约。贪婪的小日本终如愿以偿地将台湾这块肥肉吞入口中，从此，台湾民众也陷入“虎口”，开始了漫长50年的被殖民、被奴役的屈辱生活。
1895年6月17日，那个叫桦山资纪的首任台湾总督在所谓的“始政仪式”上，得意洋洋地地宣布日本已经接管台湾，并预期一个月内完全平息全岛的抵抗。然而，台湾民众并非绵羊，不像清廷那样窝囊。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他们不畏强暴，殊死抵抗，使侵略者寸步难行。在台北，有“三角涌义民营”，他们利用河谷、丛林、丘陵等有利地形，与侵略者打起了游击战；从台北到新竹沿线，到处都有丘逢甲、徐骧率领的抗日义军的身影；在台湾中部彰化的八卦山上，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和义军将领吴汤兴率领4000多名义军与15000多日军血战三昼夜，击毙日本精锐师团1000多人；身为大将军的刘永福带领黑旗军奋勇杀敌，甚至亲自上阵，发炮轰击日军；而在嘉义城外，义军暗埋地雷，并机智地将日军诱入地雷阵中，炸死日军700多人……就在条约签订的这一年，台湾民众，利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非常简陋的武器和最现代化的日本军近卫师团对抗，他们奋勇杀敌，慷慨牺牲，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天地悲歌！
还是用一组敌方的数据来说明吧。在近半年的时间内，日本出动陆军7万余人，军马9400余匹；海军军舰40余艘、各类舰艇数百只；其它人员1万多人，先后总共出动兵力约10万多人。日军的伤亡人数，更是远远超过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在内的4642人死亡，而因受伤、患病、感染疫病人数高达27000人。这是一组令足可以令后人骄傲的数字，但也是一组十分沉重的数字。在这看似辉煌的战绩背后，我们必须懂得，与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我们可能要付出数十倍的牺牲和代价。不过，正是因为我们抵抗了，我们奋争了，被血染红的民族旗帜才会五十年后重新飘扬，而那些牺牲的头颅也终可以闭上愤怒的双眼，坦然长眠了。
虽然成规模、有组织的抵抗终是失败了。可是台湾的民众并没有因此屈服。譬如说被后人誉为台湾的抗日“三猛”，即台北的简大狮、台中的柯铁虎以及台南的林少猫。他们三人都骁勇善战，领着一群热血的好儿男与日军周旋，多次重创骄横的异族殖民者。
当年，柯铁虎是铁国山下的一个普通樵夫，可依然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儿女的血性和责任感，他身手矫捷，异常英勇。他是一个比传奇还要传奇的英雄人物。他曾经独自把一个日本的守备队50多个人引到树林里面去，然后一一干掉。也正是从1895年开始，柯铁虎身边便聚集一大批热血男儿和英雄好汉，以铁国山为中心，进行抗日游击战。他们烧据点、杀军警，一度收复云林县城，谱写了一曲生动的民间抗日英雄乐章。
再如简大狮，他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如今想起他的事迹，依然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慨和流泪的冲动。1896年的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并攻入市区，给予日本殖民者沉重的打击。后来，战斗失败了，简大狮也几经辗转避祸厦门，以图他日再起。日寇便无耻地杀了他的妻子以泄愤，同时蛮横地向清政府索要他本人。懦弱的清廷不但没有保护自己的民族英雄，而且还卑鄙地将其抓获，送给日本人。大清虽负简大狮，可简大狮却不负大清。听听他就义前的滚烫言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这是一颗多么赤诚的丹心！可怜他生不逢时，可恨那世道黑暗，满腔碧血，一缕忠魂，到头来，也只是凝固成历史册籍中的一个肃穆惊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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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是被压弯了腰，可挺的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纵是被榨干了血，可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堂堂华夏好儿郎，被奴役的只会是肉体，被夺去的只能是性命，只要有机会，只要有可能，就要努力抗争，求得灵魂的解放，求得人身的自由。
1915年的西来庵起义便是最好的明证。那一年，就在日本殖民者得意洋洋地准备纪念所谓的“台湾始政”二十周年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暴动在西来庵突然爆发。这场起义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由爱国志士余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发起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并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当时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的许多民众，纷纷赶来，加入义军。然而，由于走露风声，余、江等便决定临时举事，率领4000多民众在台北和台南两地发动武装起义，与日军血战七昼夜，然而寡不敌众，起义终是以失败告终。
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令日本殖民统治者大为震惊。20年的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丝毫没有削减台湾民众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虽然在日本军队和警察的大举进攻下，起义的领导人余清芳、江定、罗俊等相继被捕，西来庵起义终是被镇压下去。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显示统治的合法性，在台南开设了所谓的临时法院，审判起义人员1466名，被判死刑的高达866人。而在法庭之外，被日寇疯狂残杀和集体屠杀的民众超过了3万人。日本殖民者无情地杀害反抗者，制造一桩桩血案，就是因为他们太过害怕反抗导致的过激反应。他们期望用血腥的暴力来控制这片土地。可这样的政策终是破产了。正如同盟会员罗福星的绝命诗写道：“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对于台湾志士而言，大好头颅尽管拿去，但自由却永远不能。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里，先后有65万人在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而当时台湾的人口才仅有350万。
再血腥的屠杀，也洗涤不掉他们的中国烙印，再残酷的镇压，也阻挡不了他们的仇恨和反抗。面对异族侵略者的凶残，他们不会惧怕，也永远不会屈服。作日本的“顺民”，那只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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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还有山林中那些可敬的台湾原住民。他们不但是中华民族骄傲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群堂堂正正、敢于挺起脊梁的台湾人。譬如台中浊水溪上游的泰雅族人，便是取好的榜样。面对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心中的仇恨日益激涨，终于在1930年10月27日，沉积多年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他们武装起来，奋起反抗。
那次起义，共有雾社地区六个泰雅部落的1200余人参加。他们推举马赫坡社的头人莫那鲁道为起义首领。这些勇士都是大山的精灵，像豹子一样敏捷，像老虎一样勇猛。他们都是打猎的好手，猎虎豹打豺狼，自然，取敌寇的头颅也不在话下。他们先是悄无声息地铲除了十余个警察所，夺取了大批枪械弹药，然后切断对外联络的电话线，并破坏了进山的交通要道。接着，复仇的大戏隆重上演了。
那一天，日本殖民统治者为纪念死在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正在雾社的公立学校举行运动会，有头有脸的日本殖民者都来参加。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理蕃”、“日化”了35年的原住民，并没有变成他们想象的“良民”。泰雅族人永远都是泰雅族人。他们的自尊和骄傲，还有蓄积的愤怒，马上就要倾泄到这些强占他们土地，掳走他们姐妹的外来侵略者头上。
上午8时，运动会开幕。当日本殖民者奏乐升旗，唱起日本国歌时， 一个泰雅青年突然冲入会场，举刀砍向台中州“理蕃”课顾问管野政卫，一颗曾是如此不可一世的头颅，滚落到这片他践踏过的土地，遭受别人的践踏。还没等侵略者反应过来，埋伏在学校四周的泰雅勇士已经怒吼着杀入会场，手起刀落，刹那间，惊慌失措的日本人血肉飞溅，一个个被痛快地送去了鬼门关。
对于泰雅人的反抗，惊怒之余的日本殖民者，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调动驻扎在台湾各地的军警部队6000人，对人口仅2000多人的雾社开始了毫无人性地扫荡。他们调来火炮和各种新式武器，甚至毒气弹，同时不惜动用飞机，对雾社狂轰滥炸。他们要用兽性的杀戮抹去失败的记忆，他们要用疯狂的报复掩饰他们的震惊和害怕。然而，泰雅人依然用他们的血性和顽强，给予日寇沉重的打击。当时，许多泰雅族妇女为了让丈夫和儿子奋勇杀敌，心无牵挂，也避免被日寇蹂躏，她们选择了集体跳崖。因为她们宁可壮烈尊严地死去，也不愿苟且屈辱地活着。
令人痛惜的是，那时正义之神不知逃到何方，只有邪恶的魔鬼占据历史的舞台中央。虽是格外英勇，虽是格外坚强，可泰雅人还是身陷“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艰难境地，无法阻挡敌人的步伐。在苦撑了四十多天后，终在12月8日弹尽粮绝。泰雅勇士和他们的亲人们不愿意被敌人的屠刀玷污，决定选择一种体面的死法，从容死去。那一天，在马赫坡的一个岩窟里，他们先是唱着古老的灵歌，饮酒诀别，然而从容地洗净面庞，整好衣衫，走进养育自己的丛林，在被祖先奉为神灵的大树上自缢身亡。
他们死的时候，都用布蒙住自己的脸，因为按照老祖宗的说法，这样就能转世重生，还做山林的后代，还是泰雅人的子孙。当日军终于踏进林地，准备庆祝胜利时，却发现面对这样一种令他们心悸的震撼场面。他们终于明白，他们还是败了。纵是夺去整个泰雅人的性命，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不可以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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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日本殖民统治者正是认识到血腥地屠杀无法彻底征服这片土地，所以开始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期望在文化上不断渗透，试图割断台湾民众与中华文明的脐带，在精神上彻底催毁台湾的心灵防线。
于是，他们要你穿日本衣服，讲日本话，改日本名，同时强迫你改变信仰，不让你信妈祖，不让你拜祖先，而是改信什么神宫大麻。甚至在生活细节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明文下令，要求台湾家庭洗澡要用风吕（澡盆），睡觉要睡塌塌米，妇女必须穿和服；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可笑的是，就是拉屎放屁，他们竟也要求用日本的便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