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 建 妈 祖
妈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号召力的名女人了。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中国沿海的地方或内陆河道，以及世界各地有华侨聚集的大小埠头，几乎都有她的宫庙。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3千多座妈祖庙以及2亿多信徒。她的影响力从南方沿海辐射开去，遍及港澳台以及东南亚、朝鲜、日本、北美等20多个国家地区。从中国人崇拜本土神灵来看，能和她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就是关圣人了。
有趣的是，这一男一女两位神灵，都是从真人渐渐走上神坛的。只不过，关圣人还有一番“文治武功”，特别是经过《三国演义》的极力渲染，人物精彩，形象丰满，故事传奇，从而拥有众多FANS的。对于关圣人的喜爱和崇拜，先是源于他诸多俗世间英勇事迹，积累了重重好感后，才渐渐被提升为神灵的；而妈祖却不然，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渔家女，她的诸多事迹，也多是在她被神化后附会的传说。对她的顶礼摩拜，好像没有更多缘由，更像是被众人一下子推上神坛的。所以，她更显得传奇，其背后隐含的民族心理和精神动机，也就显得更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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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是福建湄州人。据专家考证，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妈祖出生在福建莆田一户普通的林姓人家，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言语，所以起名默娘。
根据中国人“神人异象”的传统，林默出生时，也被附上“地变紫，有祥光异香”的神秘气息。后来又传说在古井中得到“天书”，具备了“通悟秘法，预知休咎，乡民以病告，辄愈”的神奇本领。古代中国，民间文化中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封建迷信”的巫术，非常盛行。千百年来，“神汉巫婆”一直是一种神秘而持久的职业。在宋代文人笔记和地方志里，对林默真实身份的表述，便是用“巫媪”、“里中巫”这样的字眼。由此可见，林默也就是一个女巫罢了。但因她识些天文，懂点医理，又急公好义，助人为乐，所以渐渐为乡人所信赖，特别是她“出元神救兄弟”的故事，以某种心理暗示，使得附近渔民相信她可以“预知吉凶”，从而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将她神化成可以“逢凶化吉”的保护神。
林默28岁便早早逝去，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她的死因，民间传说她在北宋雍熙四年(987午)的农历九月初九羽化升天，那只是乡人善意的附会罢了。但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她一生从未婚嫁，这在古代非常不可思议，也可能是她特殊的身份吧。后人对此非常同情，所以在她成神之后，人们常会献上华美的衣装，频繁给她换装，期望她永远保持当年的美丽和青春模样。
也许正是基于对这位善良女性同情和感戴的缘故吧，被称为“神女”、“龙女”的林默，早早就完成了民间神化的过程。她过世不久，当地乡民便在莆田湄洲岛为她建庙祭祀。这座“落落数椽”的简陋祠庙，也是最早的妈祖庙，当时已经香火旺盛，正可谓“祈祷报赛，殆无虚日”。到了天圣年间(1023—1032)，湄洲妈祖祖庙经不断“鸠资扩建”，使得“廊庑更加巍峨”，已经初具规模了。又过了一百多年，即北宋宣和五年(1123)，一位叫路允迪的宋朝官员，出使高丽(朝鲜)的途中，船遇大风巨浪， “八舟七溺”，唯有路允迪“祈求妈祖保佑”，得以平安脱险。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也正是这一年，也正是这一事件，宋徽宗下诏赐封“顺济”二字作为林默的庙额名号。这位原本只是民间信奉的神明，第一次受到官方认可，从此挤进皇家祭祠的正神行列。后来历代的皇帝，又对妈祖进行了30多次的褒封，其爵位从“夫人” 、“妃”直至“天妃”、“天后”，并被尊称为“天上圣母”，享受“春秋谕祭”的高级别、高规格的祭祠待遇。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民间的宗教崇拜，历来就有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譬如说妈祖，虽是地方性的本土神灵，可因为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各大宗教流派都乐于将其纳入名下。因为妈祖是海上神灵，而古代航海中，最重要的导航技术，如指南针、罗盘、星图等，都与道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道教便当仁不让，先将其纳入自家的神话谱系。明代中期，有一部广为流传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书中假借太上老君之口，附于妈祖种种得道的故事，刻意将其塑造成为道教的神仙。过去，每逢妈祖的重要节日，当地道士都会来庙中作法事。而福建长乐西关的天后宫，其正殿前方的藻井中央，则绘有道教的八卦和阴阳鱼图形，这则是妈祖与道教渊源的另一个明证。
自然，在民间同样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佛教也不甘落后，同样积极将妈祖融入自己的神话世界中。在佛教神话的演绎中，林默则与观音菩萨有着亲密的关系。她是东海龙王的女儿，有一次贪玩遇险，被观世音菩萨挽救，从而成为观音菩萨的随从侍女。后来感于林家夫妇笃信观音菩萨，进香礼拜又非常虔诚，所以将其赐予林家。
早在南宋时期的《顺济圣妃庙记》中，林默便有“通贤神女”或“龙女”的称号，可见当时的老百姓，就已经认定林默就是龙女下凡的神女了。将她向观世音菩萨积极靠拢，大概是有感于林默的年轻美貌和慈善心肠吧。而关于她是小龙女下凡的另一“神”证，则是当地的一个神奇现象。那就是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林默诞辰）和九月初九（她的升天日期），当地的海岸边会聚集大量的蛤蟹鱼虾。其实，根据科学的解释，这期间恰是甲壳动物的产卵期罢了，可当地老百姓更愿意相信这个有趣的神话：这一切都是龙王送给自己女儿的礼物。因此在莆田湄洲岛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民俗，那就是在妈祖的纪念日，绝不允许捕捞伤害靠岸的水族，因为它们都是龙王派来探望小龙女林默的贵客。
随着岁月的流逝，关于妈祖的传说更加神奇，她的身份也从观音菩萨的侍女渐渐幻化为可与观音菩萨平起平坐的主神。特别是在她被封为“天后”后，她的宫庙里也模仿观音殿里十八罗汉拜观音的格局，立有十八位配祀的神灵。而妈祖像前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更是以“一看（观其形）一听（听其音）”的寓意，巧妙暗示了妈祖与佛家观音菩萨的亲密关系。
在对妈祖神化的过程中，儒家也予以密切的关注，虽然在孔夫子的教导下，他们历来是“敬鬼神而远之”，可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优质的“文化”载体。因此，他们积极地对妈祖神话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添加了许多儒家教化的内容，譬如强调她出身官宦人家，是世代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另外，还特地增添了惩治恶霸，劝诫多做善事等故事，力图去除以往妈祖浓厚的巫女色彩，而尽力将其塑造成为儒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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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各大教派精心“包装”的妈祖，纵是金光闪闪，在神的世界荣耀无比，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神权永远只是世俗的神权，在其背后操控的，依然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譬如今天泉州的天后宫，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初建的年代要追溯公元1196年前后的南宋时期。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在迁都临安后不久，便加封林默灵惠夫人，而到了宋孝宗时，再升一级，加封灵惠妃。南宋的皇帝为什么要对林默厚爱有加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史料表明，南宋中后期，泉州的海外贸易额占到全国总数的三成以上。对此，宋高宗曾深有体会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管理出海贸易的市舶司便设在泉州，因此，作为海上守护神的林默，其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得到皇家的厚爱。
在国运衰弱的时代，皇帝对妈祖的表彰和信赖，还不单是看重她可以守护保佑海外航行的船民，还期望妈祖可以赐予王朝更多的庇护。譬如在南宋丁伯桂的《顺济圣妃庙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金兵南下进犯，长驱直入，包围重镇合肥。士兵们随身携带林默香火神符上阵迎击金兵，两军交战，士兵声称见到林默现身云间，挥舞军旗，军士们更加奋勇，一举解了合肥之围。事后宋宁宗赐封妈祖为“灵惠助顺显卫妃”，此后数十年间，妈祖的封号中屡屡出现英烈、协正等字眼。一个孱弱的王朝，竟要把“匡扶正统”的重任交付一位女性的神灵，想来真是可笑。
自然，主管海上平安的妈祖拯救不了这个可怜的王朝（别的神灵也不能），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却依然心照不宣地对妈祖进行加封行赏。譬如公元1281年，元朝的忽必烈便诏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此后几十年间又数次加封，最后一次加封为：护国辅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长达十二个字，超过以往所有封号。虽然妈祖是汉族人，可加上一个“天”字，成为天神，那就没有种族划分的界线了。元朝统治者对这位深得民心的海神推崇备至，其着眼点还在朝廷对于海运的重视和依赖：一方面是元时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另一方面则是供应京师的海上漕运线。公元1329年，元朝的皇帝曾派遣“天使”进行了一次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进香之旅。 他们耗时半年，行程近万里，沿途拜谒淮安、苏州、杭州、绍兴、温州、福州、湄州、泉州等重要港口的十五座妈祖庙，并代表皇帝呈献祭文。此后二十多年间，这样高规格的祭祀持续了五次。至此，妈祖已经升为国家级的航海保护神。
皇权大于神权的另一明证，便是统治阶级可以“翻手为云”，将其捧上至高无上的尊位，也可以“覆手成雨”，轻易将其拉下神坛。譬如到了明代，由于明朝初期确立闭关锁国的保守海洋政策，使其拒绝海洋的诱惑。海外贸易既然不再重要，海神妈祖也就不再显得尊贵。昔日的庙宇被拆除，神像也被捣碎销毁，明代一位御史朱水制记载了他所见拆庙的景象：人们拆毁妈祖庙，毁坏神像，庙里粗大的梁柱被拆走移作它用。
皇权的至尊和漠然，还表现在整个明代三百年，妈祖获得的官方封号，能确定的只有两次。与此相比，元代仅在几十年间，就连续加封六次之多。明代妈祖获得的第一次封号，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据说，每到规模较大的妈祖庙，郑和都会亲率部下进庙拜谒，十分虔诚。而在他第一次下西洋归来后，还特地向永乐皇帝提出在龙江（下洋的起点）建造天妃宫的请求。天妃宫落成后，郑和奉旨前往祭祀，同时带去明代开国以来的首度御赐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众所周知，郑和本人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对于妈祖了解未必很深，但他下西洋所依赖的船工水手以及高级技术人员，多是妈祖的忠实信徒。因为，他推崇妈祖，可能也是基于凝聚人心的考虑吧。
后来，永乐皇帝基于对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集体表彰，还曾对妈祖进行过一次加封，然而却一直没有和前朝一样，将其列入国家级的正式祭祀程序。直到万历年间，一位叫陈侃的使臣出使琉球时，海上遇到险情，在一位老船员的提示下，陈侃写下“诏敕在船，龙神免朝”的八字令牌，海面竟然立马云开雾散，重归宁静。虽然这个功劳，陈侃在上疏皇帝的奏折上归功于妈祖显灵，可需要注意的是，那也是因为有皇帝的诏令在先。这样的说法自然给足了皇帝面子，因此也就同意了将妈祖列入官方祭祀的正式程序。但也只是限定赴琉球的册封使船，前后可以举行两次正式的祭祀仪式，一次是在出发时，祈求妈祖保佑出行顺利，一次是在返回后，举行祭祀报答妈祖。
而清代以来，因为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时局变化和政治需要，妈祖信仰进入发展的全盛期，从康熙到同治近两百年间，六位皇帝十余次加封，妈祖的称号也由明代的天妃升至天后，封号长达六十四个字，在同时代女神中名号最长，地位尊贵，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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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皇权虽然对神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可与世俗对神权的影响相比，皇权又有点相形见绌。这是因为：老百姓可能无法影响皇权，却能够以集体的意志去改造神灵。换言之，中国老百姓的信仰，其实说到底就是信自己。他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想象，去打造出一个全能的、为民的，永远和老百姓心连心的精神偶像。而且，中国历来地域观念浓厚，对于神灵的信仰，也往往只认“老乡牌”的。因此，妈祖信仰在清代中后期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和当时伴随经济发展的移民潮有关。
譬如说厦门，当时的移民以漳泉一代移民居多，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移民初到厦门，多以捕鱼和海上运输为业，妈祖海神的威名自然是当仁不让。据《厦门通志》记载，当时的妈祖庙宇极多，超过一百座。
再如四川，自从明清时代的客家移民由广东福建等地迁入四川后，妈祖作为老家的神明也就在巴蜀地区扎根落户，从明清到近代，妈祖的香火一直延续不断。譬如在四川成都的洛带镇，就曾有一座三层建筑的广东会馆，其最上层便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妈祖庙。而在成都周边的其他古镇，如新都，黄龙等，也都曾经建有妈祖庙。据统计，清代中后期，巴蜀地区的妈祖庙已经超过两百座。
还如移至湘西芷江的福建客民，也从没放弃他们的信仰，并在舞水河畔建有一座精致豪华的天后宫，它是内地规模最大的妈祖庙之一，始建于乾隆十三年，距今已有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他们已经远离大海，可与海上生活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后宫边上的舞水河，直通湖南岳阳的洞庭湖，再往下就是武汉三镇，接着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一直奔腾流入大海，离家也就不算远了。而在明清时期的内河航运领域，福建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各大城市埠头，多建有妈祖庙，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妈祖庙的遍地开花，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明清时代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当人口大量增加时，滨海地区贫瘠的土地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时，大量广东福建的民众，只好被迫背井离乡，大量向海外移民。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朝鲜、日本等地，都有来自闽粤的移民。遗憾的是，那时官方对海外侨民多持敌意态度，认为“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使得海外侨民成为有家难回的天朝弃民。于是，妈祖庙成为海外游子寄托思乡情怀的精神栖息地。于是，他们每到一处，都要兴修妈祖庙或福建会馆。譬如澳门妈阁庙，起初便是由漳泉潮三地商人修建，称为三州会馆，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岭南最古老的妈祖庙之一。便是澳门（MACAU）的名字，也于妈阁庙有关。如今，她的庙宇仍然遍布沿海甚至东南亚、美洲、欧洲，仅台湾一地，登记在册的妈祖庙就超过六百座。
妈祖信仰的盛行，还在于她是集无私、善良、亲切、慈爱、英勇等传统美德于一体的精神象征和女性代表。她的亲和力更是别的神灵无法比拟。如今，海外还有游子没有归家，他们还需要神灵护佑，还需要妈祖守望。
那么，就让我们借妈祖之名，以亲情的名义祈祷：四海归一，天下一家吧。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2 22:59:52
苏 东 坡 的 海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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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私下以为，若谈地域文化，海南最应感谢的就是苏东坡。
对于现代人来讲，提及海南，往往会激起碧水蓝天、蕉风椰韵的浪漫想象。恰是这样一座天堂般的岛屿，千百年前却是中国最边远、最荒漠的流放地狱。它“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风涛瘴疠、毒蛇猛兽遍野的恶劣自然环境，历来就有 “夷岛绝域”之称。在明朝以前，历代帝王都喜欢将这里当作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流放之地。特别是唐宋两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就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包括唐朝名相李德裕、宋代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以及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要讨论地域文化，我们就无法回避名人，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名人。因为传统社会的文明教化和影响，往往依靠他们来承载和彰扬。一方水土的文化气质，也往往与他们紧密相联。从这个角度讲，海南无疑是幸运的，一片蛮荒的“海外”孤岛，竟可以与那么多的重量级名人相关联。
可对于这些名人来讲，被贬此地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要知道，当初这片土地还是一块未被文明洗礼教化的蛮荒之地，若被流放此地，不是死在艰难跋涉的路途中，就是因水土不服而命赴黄泉，对此，唐朝的李德裕写下“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的绝望诗句，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宋朝名臣胡铨也发出了“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的悲凉感叹。
然而，牢骚再盛，也无法让历史超越，将命运重写。被赶到天涯海角的他们，也许只有随遇而安，重新调整心态，才可能在这片“恶劣”的土地上生存下去，造化深的，还可能激扬出生命的另一种风采。这方面，苏东坡是个绝好的榜样。
当初，这位性情太过天真，太过乐观，也太过直率的苏轼老先生，在其晚年虽被一贬再贬，可依然会苦中作乐，被贬到惠州的时候，能痛快地吃几颗荔枝，就觉得不枉做一回岭南人了。年老体衰的他，在炎热的环境中小睡片刻，便满足地写出：“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舒服诗句。据《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至京师，他的老对手章惇（宰相）很不舒服，觉得都这样了他还能寻得快活，那就再贬，一直贬至天涯海角的儋州，让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看他如何快活？
面对这般刻薄的排挤打压，面对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苏东坡刚开始也真是无法快活起来，曾有过一时的伤感和绝望，忧叹“何时得出此岛耶?”好在是，他是一个“善自宽”的人，很快又乐观起来。
人生的大苦难往往会激发出大智慧。他像庄子一样逍遥冥想，觉悟出茫茫宇宙，整个中国也不过一个小岛而已，这样想来，谁又不在孤岛上呢?于是他很快释然，并自嘲说自己就像一只困在水洼里的蚂蚁一样可笑。那么，即来之，则安之，如果不能改变，那就坦然爱上这片土地吧，索性做个“我本儋耳人”好了。于是，他欣然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而对于生活的困苦，他也毫不在乎，还将其当作人生最好的历炼和精神财富，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而对于君王的刻薄寡恩，他也轻松调侃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这是他安慰当时同样被贬，处于人生困境的弟弟所写的诗句。兄弟俩虽同样遭贬，一个在琼州，一个在雷州，至少还可以隔海相望，也算是皇恩浩荡呀。苏东坡的旷达和幽默，巧妙释解了人生的尴尬，也是对政敌最潇洒的反击。他依然自在和快乐，而那些处心积虑的“得志小人”却再次陷入难言的恼怒和无穷的尴尬之中。
恼羞成怒的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对苏东坡再刻薄些罢了。他们撤掉对苏东坡抱有同情心的儋州太守，并命苏东坡“不得签书公事”，断了他“致君尧舜”的梦想。可那又能怎样？他们太低估苏东坡的抗压能力了。正如林语堂先生夸他一般：“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公事做不得，那就“聊从造物游”吧。
食无肉又如何？当年在京城吃着大鱼大肉是乐，现在海南“饮食百物艰难”，做不得“炖杂肉”，烹不得“东坡羹”，那天天吃芋头煮苍耳，或变着法熏鼠烧蝙蝠，也别有一番滋味，这般“纯天然绿色食品”，一般人还享受不到呢。何况，他还会亲酿美酒为自己加油助兴，调剂生活。想想看，一个仅在流放黄州、惠州期间，就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发出20多道菜肴的“美食”大师，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享受生活的激情呢？所以很快他就兴致勃勃地利用海南本地物产，研制出一种“天造之药”的好酒，并亲自取名为“真一酒”。虽然终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瘦骨嶙峋，如“苦行僧”一般，可他还是和弟弟开玩笑，说这般仙风道骨，倒是可以“还乡定可骑黄鹤”了。
病无药又如何？他自有一套《三适》的“自然”疗法。或如《旦起理发》，每天“安眠”到“日出”，然后起来梳头，正是：“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再如《午窗坐睡》，在蒲团上盘脚打坐，靠着竹几午休小憩，也别有一番风味，正是：“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还如《夜卧濯脚》，虽然海南米贵得离谱，可柴水不缺，睡觉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脚”，正是：“土无重講(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以上种种，都是官场大人们享受不到、也没有福气享受的乐趣，所以他才得意地讲：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居无室又如何？官屋住不得，那就自己筑屋好了。找一块景色宜人之地，搭建一处漂亮的茅屋。正是：“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因为屋子四周有很多高大挺拔的桄榔树，他索性把新居叫做桄榔庵，还写了《桄榔庵铭》以明志。一座普通的草屋，因为居住着一位不普通的诗人，从而呈现出不一般的诗情画意。在诗人的眼，陋室别有一番情趣：“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多清新的诗句，多漂亮的意境！住惯了高楼华宇的苏东坡，因为意境的升华，因为心情的旷达，没有一点不适应，反而对自己的新居格外满意，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有了“生谓之宅，死谓之墟”的冲动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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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海南百姓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的率真和热情。如果说苏东坡是一尾漂亮的金鱼，那海南人民就是一汪清澈的碧潭，脱离污浊环境的苏东坡，终于找到快乐的心灵归宿，于是，鱼水相交，其乐融融。
作为一个曾居高位的汉族士大夫，他没有架子，心无芥蒂，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民，无论“生黎”或是“熟黎”，无论头领或是草民，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他曾为早他几百年而生的黎族传奇人物冼太夫人作过铭志，并给予她“古烈妇”的高度评价。在那个时代，他难得有一种平等的观念。他从没有将高山莽林间的少数民族同胞视作未开化的草寇、野民或蛮夷，而是平等待之，对于他们的民族文化、生存权力和生活方式，也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肯定。他的真诚自然赢得了这片土地百姓的喜欢和尊重，将他视作“自己人”，帮他搭房，送他肉食，共叙桑麻乐事。
当初，他一身儒服打扮，“招摇”街头，惹来一个黎山樵夫的善意笑声。虽然语言不通，但樵夫也看得出，他是一个身居草莽的贵人，缘于对他的好感，慷慨地送了一匹吉贝(木棉)布，好让他抵御寒冷的海风。他和周围的邻居关系也非常融洽，左邻右舍常送饭食给他。便是田间七十岁的老婆婆，也常开他的玩笑，笑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而苏轼也不恼，还调皮地称她为“春梦婆”。 还有一次，他去拜访少数民族朋友黎子云，回来的途中遇上下雨。于是他就从附近农家借来斗笠和木屐。也许一位经常穿儒服的“国家干部”，突然穿上寻常百姓的衣服，形象显得有些奇怪和突兀。所以一路上，不断招来妇人和小儿的善意笑声，便是农家的看门狗，也跑出来“争吠”凑热闹。这时的苏东坡既不尴也不尬，倒是幽默感被激发出来，便故意问道：“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在一路欢快的笑声中，苏东坡潇洒离去。千年之后，这般出尘的神仙风度，想象起来依然是如此鲜活，那般生动。
黎族父老的热情和慷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苏东坡的困苦和寂寞。对此，他在诗中感叹道：“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诗句中的雕题，意即绣面，这里指有纹面习惯的黎族同胞。他干脆连儒服也不穿了，换上木棉布织成的黎装；也不说什么文绉绉的官话了，而是“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试着学说黎语；心情好时，还会顶着用椰子壳自制的凉帽，“行田野间，口歌哨遍”。不难想象，他口里哼的小调，也必是当地的“黎语野音”了。他彻底地融入这片土地，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每逢“麦穗满坡”的季节，他便和当地“熟黎”、“野老”一起携手并肩，载歌载舞，狂欢“至昏达旦”，且把“他乡当故乡”了。
对豪爽的苏东坡而言，这火辣辣、大咧咧的土风情趣，大概也颇合他的心意。铜鼓伴着节奏欢快地敲着，壶芦笙随着韵律愉快地合着，周边一群发簪茉莉花、耳吊大耳环、手戴黑亮的玳瑁鈪子的黎族姑娘，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跳舞对歌；须臾，这厢醉了槟榔的姑娘们，脸上泛起“ 红潮”，那边春心茂盛的黎族小伙，吹响撩拨人心的口哨……这样趣闹逗乐的场面，激起苏东坡的盎然诗兴，胸中顿时涌出“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的漂亮诗句来。
身居海南的苏东坡，已是年逾花甲，依然洒脱不羁。皇帝容不得他，权贵容不得他，便是六七百年后的大儒王夫之，也批评他迷于“酒肉”，耽于“佚游”。可是，海南的百姓对他很是宽容，任他“无行”、由他“放荡”。那一日，他又去当地好友黎子云的家饮酒，回来时步履踉跄，“但觉一杯之重”，这时，三四个黎家的孩子突然从背后窜出，口里衔着葱叶，摇头晃脑地对他吹奏邀舞。于是，老顽童般的苏东坡趁着酒意，伴着“呜嘟噜嘟”的葱叶哨声，踏着黎族祭祀舞蹈的节奏，与孩子们一起随风而舞。事后，他还饶有兴趣的写道：“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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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嬉乐，当然也有许多正经的事情要做。像他这样一个深刻而不安分的人，更是如此。做些什么呢？他是大诗人，他是大才子，又曾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那么，“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自然是释放才情、造福一方的最好办法。
当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桄榔林里盖了几间茅屋居住，命名为桄榔庵，后又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这座酒堂就是后世有名的东坡书院，也是他当年“讲学明道”的人生大讲堂。
正是在这简陋的茅屋里，苏东坡谈笑风生，开馆授徒，为这座海岛撒下了文明的种子，使得当地“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原文化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有说服力的对比，就是在东坡贬琼之前，海南仅出过一位进士，而在东坡离琼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至明代共出了进士74名、举人317名，清代亦出了进士31名、举人178名。后人对此颇有感慨，说是“东坡不幸海南幸”，并叹然评议道：“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开化教民的过程中，苏东坡是快乐的。他在《迁居之夕闻邻居儿诵书欣然而作》里愉快地写道：“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酌。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而琼州学子对这位伟大的人物也是崇敬有加，纷纷拜其门下。
这片蛮荒千年的土地，太需要文明的滋润；这片土地的学子，太渴望高师的教化。为了明晓人生的意义，为了懂得圣贤的大道，为了学习文化的精妙，他们不怕风急浪高，不怕海贼劫道，也不怕困苦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甚至不怕“站错队”的政治风险，终是克服一切可以想象或无法想象的困难，成群结队，风尘仆仆来到这座草堂寻求人生的答案。
海南的诸多学子中，苏东坡有几位颇为满意的学生。譬如“贫而好学”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再如“词义兼美”的琼州人姜唐佐等。当年，他非常欣赏姜唐佐这位海南的“佳士”，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就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他就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可苏东坡让自己的学生失望了，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便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还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他续完了这首诗，最后两句幽幽叹道：“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更令人感叹的是，海南第一位登进士的人符确，也曾是苏东坡的学生。在苏东坡的细心调教下，这位“沉静好学”的后生仔,终变得“博通经史,才识超群”，后在苏东坡北归的第八年即大观二年(1108年),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翠年,即赴京殿试及第,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的这位得意门生，晚年引退归里,效法他的老师，兴办教育，并拿出自己的俸银当作“奖学金”，同时还修建了一个“兴贤坊”，以鼓励乡人子弟读书求学。
也正是从苏东坡开始，这片土地的“儒雅之风”渐渐兴起，至明清之际，洗尽“蛮荒”的琼州府城，已经开始骄傲自己“一里出三贤，五里三进士”的人文气象。而这都是缘于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世诸多海南名人，也多是以他为榜样，热心于助教兴学。据《琼州府志》和《琼山县志》记载，自宋迄清，除了府城东南的琼州学宫、琼山县学宫外，一条美舍河，自上至下，沿河便办有石湖书院、琼台书院、苏泉书院、崇文书院、桐墩书院、雁峰书院、东坡书院等10多所著名学府。后世如丘浚、海瑞、薛远、许子伟、郑廷鹄、唐绢、唐胄等一大批海南俊杰，也都得益于这些“学院”的教化，即而融入大中华的文明体系之中。
如今，在儋州的东坡院，悬挂有这样一副楹联：“灵秀毓峨眉，综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 如果苏东坡在天之灵有知，对此必然很是欣慰。
千年往事，慨然一叹。幸运的海南，因为善待了一位苏学士，而多了几份自豪和坦然。地域的文脉，也因此鲜明地烙上苏东坡的名人印记，供后人骄傲和观瞻。
海南的苏东坡终于成就了一个苏东坡的海南。
发表于 2006-9-22 11:51
苏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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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系列
大 城 之 殇
1
北京城毁了。
一座曾被称作“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一座曾被赞述为“世界上无能与比的最杰出城市”的北京毁了，短短几十年间，或是政治狂飙的率性破坏，或是主观狂想的拙劣添造，或是商业口红的恣意涂抹，整个北京城早已“城不将城”了。那曾有的恢宏气度，那曾有的严谨方正，那曾有的飘逸风范，都已消失不见。那方方正正、对称均齐，充满传统意趣的北京城早已死了，如今，只有一段段怀旧的文字、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沉载着我们诸多的感慨、不甘、无奈和留恋。
这座曾是如此伟大的城市，有着气势无比的壮丽格局。泱泱大国气韵，几代皇朝风范，与罗马、伦敦、巴黎、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诸多世界级的名城古都相比，无论规模气势，无论文化底蕴，无论博物价值，都是举世无匹，足可傲视群雄的。唯一区别是：那些城市是用石头记载具象而立体的历史，我们却只剩下文字抽象的平面记录。俄罗斯有句谚语：“阅读七遍描述圣彼得堡的文字，不如亲眼看一下这座城市。”是呀，用石头和建筑记录的历史，远比书面的文字要生动和鲜活。你看人家的古都，是一座城、一座城地系统保留，呈现的是一曲完整的古典建筑乐章，北京城却被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些散乱无章的古建符号。那些城市的古旧，依然呈现动人而和谐的古典之美，而北京城，却是美容过度，被粉饰得不伦不类，毫无美感可言。
因为痛得切，所以忆得浓。还是先让我们再一次回忆这座城市曾有的独特美丽和无尚荣耀吧。这座曾历经金、元、明、清等几朝用心经营的皇都，自然格外讲究。它 “象天法地”，严格按《周礼?考工记》的要求建造，坐北朝南，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无论建筑规模，还是科学布局，无论工程水平，还是艺术设计，都是无与伦比的古代城市建筑典范。
作为“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北京城有着不一样的建筑特质和文化气质。那时的老北京，地阔方圆、周正大气，其整体设计思想，无论城市规划或局部建设，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宽松、疏阔、大处着墨、纵横挥洒，充分表现出帝都京师独有的那种“大气”。一个皇宫，就有9平方公里之大，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也疏落有致、颇多空间。正如老舍先生说：“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周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曾经的北京，“透气孔”特别多。景山、北海、什刹海，天坛、地坛、日月坛，陶然亭、紫竹院、龙潭湖、玉渊潭，这么多的公园，足够你遛弯儿、会鸟儿、练功夫、找乐子的，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管怎么着，也不会觉得“憋气”( 如今的北京，到是再无“虚空”之感，填塞得满满当当，拥挤的乱七八糟，然而，北京人的心里却有另一种虚空之感)。
而我以为，北京最大气、最不令人憋气，也最值得怀念的就是那浑朴雄伟的城墙和城楼。北京城的城墙，以清为例，不但呈独特的「凸」字形布局，而且内城墙和外城墙相加，达39.75公里，可算是艺术杰作、国之重宝。它若没拆，可与长城相媲美，一样是举世无双的纪念物和象征物。然而，这样伟大的工程，这样雄伟的建筑奇迹，却被毫不痛惜地拆了。
当初，在那些激进的革命派眼里，城墙是北京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最大阻碍。他们乐观却盲目，积极却自大，因此不能理性而科学地对待一座城市的改造和建设。他们没有吸收那些可以借鉴的国外大城市规划经验，无视国际上早已认可并遵循的保护旧城的科学理念，更没有慎重考虑北京城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色。他们只是痴迷于在现实中“破旧”和幻想中“立新”的过程中寻找心理快感和满足政治虚荣。
他们只是一味地埋怨城墙是封建的象征，并且占了空地，碍了交通。当初，拆除城市的最大理由，就是为修地铁和二环路。如今，看着一环套一环的摊大饼式的北京交通图，看着一座座粗笨水泥制的高架桥，看着设计僵硬的街心花园，都会情不自不禁想起梁思成当初的规划设想，想象城墙上的公园和轻轨是何等美丽和浪漫，想象被雄伟城楼和精致牌楼妆点的北京有多漂亮和壮观。
按梁思成先生核算，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的城墙灰土，竟被伟大的人民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掉了。我们失去一座伟大城市的外衣，漂亮的四合院里却多了成千上万的旮旯料。据说，拆城墙时，老百姓很积极，也很满意，因为多了许多免费但也算结实的搭窝棚材料，领导也很乐观，很满意，因为根据伟大的指示，破了旧啦，立了新啦，“砸烂了一个旧世界”，建了一个新的世界。
说说城楼吧。当初，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而如今，还剩下什么呢？最具象征意义和装饰的传统建筑符号，都已消失不见。虽然楼越建越高，越建越多，可北京城却越来越不象北京城。当我们开始后悔，开始觉得传统稀缺，无法给这座城市寻找几个代表性的文化地标做以归拢和梳理时，又想起了已经拆建的巍峨城楼。譬如说，我们又在原址根据原制重建了永定门，可是，历史毕竟无法复制，于是，那一座不尴不尬的仿旧城楼，谈不上建筑美感，更谈不上历史质感，除了造价令人心动外，我们唯有感伤和无言。
想想那些牌坊吧，多好的城市装饰品呀，便是在现代的高楼大厦映衬下，又怎么能是“鸡笼或鸟舍”呢？多几座牌坊，真的就会妨碍交通么？便真是，也可以挪移嘛。现如今的马路上，多的是街心花园，多的是天桥空地，若立几块精致的古牌坊，是一件多么漂亮而美好的事情呀。可惜的是，现如今，牌坊，无论什么样的款式、质地、功能，均已消失，能激起我们想象力的也只有几个抽象的地理名称了。
再说那些寺庙。北京城最伟大的一点就是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精神。譬如说城市必不可少的宗教建筑，当年的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喇嘛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寺庙殿堂，据1936年时的统计数据，内、外城共有561座(加上散布于郊区的，总计达942座)!世界上哪一个古城还有这样的气度？还有这样的伟大？然而，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挺过了千年风雨，经过了历代荣辱，却在短短五十年内“俱往矣”，至1984年，北京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庙宇寺观也只剩下区区21座 ！
城墙拆了，牌坊毁了，庙宇没了，我们没了束缚，没了顾虑，终可以“自由”地胡来了。失去物质和心理双重屏障的北京城，其传统、其文化，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失去城墙的方正，我们好象也丢了营建世界的“规矩”，把城市建得乱七八糟，同时又在每个人的心里筑起了厚不无可测的心理城墙。正如李敖先生在北大演讲时忧伤地说：“我见到的北京是一个处处设防的北京。” 没有了“规矩”的北京，开始变得小心眼和势力眼的北京，又如何能大气起来呢？
2
失去城墙屏障的京味，好在是还有四合院和胡同可以收留。我总以为，京味的大半精髓也都藏在这悠长的胡同和那四方的四合院里。
我至今怀念张恨水笔下的北京，那时的北京城是多么的美。就说这胡同，在他笔下，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干净之美：“一条平整的胡同，大概长约半华里吧？站在当街向两头一瞧，中国槐和洋槐，由人家院墙里面伸出来，在洁白的阳光下，遮住了路口。这儿有一列白粉墙，高可六七尺，墙上是青瓦盖着脊梁，由那上面伸到空气里去的是两三棵枣儿树，绿叶子里成球的挂着半黄半红的冬瓜枣儿。树荫下一个翻着兽头瓦脊的一字门楼儿，下面有两扇朱漆的红板门，这么一形容，你必然说这是个布尔乔亚之家，不，这是北平城里‘小小住家儿的’”。瞧，享受这般诗情画意的，可是普通百姓呀。再想想看，那时的北京城，可有着9000余条胡同，那恣意铺展的可多是这样别致的美景!这样的情景，想来都令人嫉妒。然而，我们如今却只能在断文残墨里回象那斑驳的旧影，雅致时光。
曾经的老北京，绝不是我们想当然的灰色。春天，你可以看海子边的杨柳垂岸，夏天，你可以赏荷花池的翠绿铺天，你可以赏夫子庙的雕栏玉砌，便是冬天，你也有陶然亭的寞雪、圆明园的残荷可观。当然北京的槐树最有韵味，或槐花飘香，或槐荫纳凉，或槐叶秋伤，或槐影萧杀，都是美得一蹋糊涂。而槐树的气质也最与老北京的古都气韵相符、相衬、相配。因此，整个北京城，胡同里、古庙口、湖海畔、宫墙边，多有碧槐相伴。于是乎，或是巍峨故宫的黄瓦红墙，配千株槐林，或是幽深胡同的粉墙朱门，搭几株老槐，那份景色，可是一幅活生生的水彩画呀。
这座城市不但可以看，也是可以听的，有天籁的自然，或是夏日绿荫的蝉声阵阵，或是秋夜胡同的秋虫啁啁，或是瓦蓝天际的驯鸽哨音，或是琼岛老树的昏鸦声起；也有尘世的热闹， 或如胡同里的别样叫卖，或如大栅栏的绝唱吆喝，或如茶馆里的高谈阔论，或如戏楼里的朗声唱和，那声声句句，唱的可都是老城故事，奏的可都是古都韵律。
这座城市还可以吃的。且不说那些百年老字号，或是全聚德酥香的烤鸭，或是东来顺鲜嫩的羔羊，或是都一处漂亮的寿馍，自然是个香，是个绝。也不说那浓香的北京豆汁，也不说那脆嘣的冰糖葫芦，单表一下胡同里四季叫卖的别样小吃，已经让我们口馋心醉。或如夏天卖冰酪的，他在胡同的绿槐荫下，歇着红木漆的担子，手扶了扁担，吆喝着道：“冰琪林，雪花酪，桂花糖，搁的多，又甜又凉又解渴。”再如秋冬卖大花生的，他喊着：“落花生，香来个脆啦，芝麻酱的味儿啦。”还有如乳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等，各有各自的叫卖法，每当幽静胡同里响起这诱人的叫卖声，不知激起了多少老妪温暖的回忆，馋死了院里多少贪吃的孩童。
狭长幽深的胡同里，深藏着一水儿方正的四合院。这四合院外表虽是单一的齐整，可每个四合院里，也藏着活泼的布局之美，还有上升到艺术层面的讲究。朱门大户且是不提，就说那普通人家。譬如说这门，往往不会由大门直通到最后一进，多有照壁，画着一栏山水人物的壁画，或是大门开在一边，进门要拐个弯，然后会有四扇绿油油的屏门隔了内外。进了这屏门，便是外院。院里必须有石榴树、金鱼缸以及夹竹桃、美人蕉等盆景。这缸或大或小，大可植荷，小则养鱼。而在照壁或绿屏门后，也常栽上一丛瘦竹，夏日里，遥对着正屋朱红的棂格，糊着绿冷布的窗户，一番雅致之美自是油然而生。
在正房前的绿地上，一般都植两株树，除石榴树外，也可是海棠、丁香，或是槐树、枣树，根据个人喜好而定。这些树种自是大有讲究，要的是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则结果，谓之曰：春华秋实。便说这赏花，或是象白雪球一样的洋槐花，或是淡绿色的枣子花，或是火星样红点的石榴花，或是粉红色的夹竹桃花瓣，在满院上下皆绿的环境中，那点点花色，自是娇艳绝伦，令人心旷神怡。
爱美的北京人，院里自然离不开花卉。率性的他们，花也种得潇洒，多是随地撒些草本的花籽，于是，根据主人的性情喜好，或菊花、牡丹、芍药、藤萝，或茉莉、黄花、夹竹桃、榆叶梅等，大小花秧全都在院子里拔地而出，一寸到几寸长的不等，但都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样子。
这正房常带有走廊，落地柱子或是朱彤彤的红，或是乌漆漆的黑，多少透着点诗情画意。廊外多有葡萄架或紫藤架，自然也少不了一棵古槐或是大柳。于是，满院都是诱人的绿，斑驳的影，还有怡人的凉。你可以在在夏天太阳当头的正午，在浓荫下纳凉，或在秋日月光如洗的夜晚，踩着地下筛着碎银片的月光，在青砖铺地的藤架下散步，那正房对着院子的一面，常开有大玻璃窗，书桌靠墙，总是在大玻璃窗下。于是，主人或是读书或是写字，那一窗深绿，便映人眉宇，令人心醉。此中坦然和真意，自是不必再作太多解释和言说。
想想看，住在这样四方的院子里，靠着四方的桌子，写着四方的字儿，对于爱讲规矩的传统文人来讲，这是何等惬意的事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方正”情结，才使得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深受那么多的名士文人的偏爱。蔡元培、梅兰芳、鲁迅、郁达夫、老舍、张恨水等等，哪一个不是铁杆的四合院迷？若是不信，他们留下的文字便是明证。遗憾的是，一个名人济济的北京城，被挂牌保护的名人故居却仅有36处(十有八九是四合院)。
但不管如何，还是应该感谢这些名人，正是他们，才使得老北京还可以顽强地保留几处立体的建筑符号，不被钢筋水泥的林地吞噬。如今正宗的老北京味道，也就只剩下名人笔下残留的余香了。可是，文字再漂亮，也不如活生生的建筑直观和好看呀。
3
曾经的北京是一座文化浓郁、特色鲜明的城市。城墙、胡同、四合院、茶馆，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风景。也正是这些别致的风景，多层次、立体式，构成了诸多京韵十足的人文情趣。可如今，这座城市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噪音隆隆的推土机，推掉了传统，推掉了历史，也粗暴地铲断了城市的文化根基。
悠久的历史，早被粗暴地扼杀，古老的文化，已成风干的标本，这座城市，留下的只有浮躁的喧嚣和茫然的失落。想想看，当我们老时，没有雕花的门蹲可坐，没有红漆的大门可守，这是什么样的北京？面对膝下的子孙，没有石牌坊的传奇可述，没有拴马桩的故事可讲，这是什么样的北京？稀少胡同叫卖的晨韵，难觅斑驳花墙的晚情，这是什么样的北京？没有石榴果味的家庭温情，没有海棠花香的院落闲适，这是什么样的北京？
失去四合院和胡同的北京，也就丢掉了城市的灵魂。于是，这座大得不得了的城市，惟有僵硬的现代躯壳，斜撑一个虚假的历史古都的名份。稀少精神传承的北京，自然无法归拢散漫的城市野性，也自然无力对抗低俗文化的侵袭。于是，曾是那么美丽雅致的一座城市，就这样被俗艳的商业口红恣意涂抹，被走秀的艺术玩家轻薄玩弄。商场宾馆，随便架些博古阁，胡乱描点楼台景，岂能算宣扬文化？高楼大厦，硬搭个宝塔顶，偏挂些红灯笼，那是在遭践传统!
对于一座现代城市的营建，我们不但与国外城市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与老祖宗相比，也差了好大好大的距离。对于建筑的功能和美学，我们好像根本就没有“以(中国)人为本”的概念。我们早已忘记这座城市是为谁而建，为何而建。我们被糊涂油蒙了心，我们被政治化迷了眼，我们眼里只有伟大的面子工程，只有赚钱的地皮。
我们贪大，我们喜功，我们要献礼，我们要跃进，于是，建筑的尺度被无限放大，建筑审美也开始变型。一个天安门广场，宏大倒是无可话说，可却不符合人的尺度，那感觉就好像人掉进冰冷的建筑沙漠里。民族性格里，我们善变，而且历来对于“赶超”有一种竭制不住的热情和冲动。还如这长安街，突然又满不在乎早先树立的“中而新”风格，热情地请来大鼻子的洋建筑师设计了一个突兀的“大水泡”一样的金属半球状的建筑物。高昂的造价，另类的风格，曾招来过激烈的争议，可这样的国家大戏院还是建起来。不管你赋予它再伟大的意义或刻意的象征，它依然谈不上美，而且与周围的环境绝缘。这使我不禁想起年前的一则新闻，说是巴黎塞纳河畔要建起几座日式高层公寓，马上就遭到法国人民的抗议，认为破坏了巴黎的城市风格和法兰西的民族历史文化。那么我们在紫禁城边上建起样一个后现代主义的“金属怪蛋”，不知算什么了。莫非是达利风格的后现代行为艺术么？若真是，这玩笑可就开大发了。
再譬如那个西客站，且不说建筑形式的僵硬和丑拙，且不说建筑质量的粗糙和低劣，单说它的功能，就非常不合理，甚至是一蹋糊涂。象这样的大型公共建筑，按道理讲其交通组织的功能非常重要；然而，除了大，除了乱，这座冷冰冰的公共建筑还给我们留正什么呢？
再看旧城内，曾经拟定的建筑高度控制就这样一个特批，再一个特批给破坏掉了。我们只知道一味追黄金地段的容积率，却不懂高楼大厦不坦堵塞了宜人的生活和观赏空间，而且带来了城市交通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这个城市曾经的雍容大度，曾经的平缓开阔，就这样被涂改得乱七八糟。谈什么天际线!谈什么轮廓感!谈什么城市底色!谈什么建筑韵律!这座花花绿绿的城市，早已乱得毫无节奏，乱得没有章法。于是，这座城市沦落为一座由大量高楼和高架桥组成的“二手货的城市”。正如英国建筑师彼得对北京的现代建筑评论道：“新的建筑和马路使北京沦为60年代美国和俄罗斯理想城市的拙劣赝品。”对此，我无话可说，也不想辩驳。
当规划沦为一纸空文时是一种可怕，而规划是一种有组织的破坏就更可怕。梁思成先生曾预言这座城市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他对了，可是这座城市里的人却要受苦了。先生当年为这座城市痛哭，掉了许多眼泪。可是再多的泪水也挽救了城市的昨天，也改变不了城市的今日面貌。
城市规划的无序或失控或偏向，其实很大程度上与制度无关，与时代无关，甚至与经验也没有太多的关系。可悲的是我们有着3000年的建城历史，却在城市营建方面有着可怕的无知。当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早已根据国外大城市的经验，提出过合理而科学的城市规划方案，可惜的是我们却被长官意志和乐观冒进害得不浅，不但全盘否定，而且大加嘲笑和批判。
中国历来缺少建筑精英，不象西方，建筑师从来稀少发言权和主动权。好在是中国有祖宗的规制，于是，一切被祖宗约定的中规中矩，也成了标准化，无论体现哪一个姓氏王朝的皇权意志，可文化的根系没有变。然而，当我们有一天斩断传统的文明根系，拆了方正的城墙骨架，切了四合院和胡同组成的脉落，曾经虽是古老，可浑身上下充满精神气的北京城可始疲软，并在“现代化”的进攻下，轰然塌陷，偌大一个城市，开始走向无序和混乱。城市不可避免地开始“不讲究”，从而走向平庸和低俗。稀少文化底蕴和科学设计的建筑，蚕食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污染着人们的视觉。" 广场" 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 花园" 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 森林" 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 世界公园" 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这世纪末大众文化的狂欢。
于是，一座城市就这样被地产商野蛮地划割、涂抹，若是漂亮些也好，可惜的是，因为稀少文化的支撑，因为道德良心的缺失，建的也多是毫无美感的豆腐渣工程。若讲质量，那些建筑，便是钢筋铁骨，也谈不上结实和坚固，便是叠层架楼，也谈不上宏伟和壮观，至多只是以单位面积计算的鸽子笼罢了。若说美感，那些金光闪闪或五颜六色的高层建筑。除却表承建筑商个人的野心和粗俗的审美外，实在没什么可取。二十多年来，新建筑到是不少，却没有一两座真正让北京人喜欢和认同的地标性现代建筑。便真是列举出几个来，也是地产商自吹自擂、自淫自乐的口号罢了。地产商恶俗一些倒是罢了，难道那我们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也都集体丧失了审美力和判断力？
4
城市的文明体系构建，绝不是几个简单的口号或乐观的想象或时髦的概念来完成的。城市需要历史的继承和延续，否则，北京就不是北京了。我们常常对于现代文明的渲染过于乐观。城市的文明，本应是协调和美观，而不应只是些简单或时髦的概念。不协调的现代建筑，突兀也显摆，但肯定不美观。花得钱再多，说得再美妙，也终是城市文明的高级垃圾罢了。许多人总会摆出观念超前的大帽子唬人，还要摆出历史上许多轶事论证。可殊不知今非昔比，一个文化如此多元的时代，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好东西不会再被几个或愚蠢的偏见改变。
对于人文的向往，对于传统的怀念，不是单纯的怀旧，也非复古。新的北京，当然需要新的风貌和新的人文精神。只是，创新不见得就一定要破旧，城市文明谱系里，新旧文化，更应该和谐共存，或者说，营旧才能更好地创新。
城市之光，还要暗淡多久？文化良知，何时奋起抗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时光寂寥，岁月悠悠，面对时间老人的淡定，面对这座老城的从容，突然感到所有关于这座城市的批判和感慨，都是那样的无力和寡然。我也知道，便是这无谓的忧叹，也将旋及被时间和冷漠的黑洞吞噬，淹没在城市的喧闹之中。
于是，不禁又想起那位哭鼻子的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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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情 调
1
上海是一座以情调见长的城市。
自然这种情调是摩登的、洋味十足的。这也许得益于上海曾经扮演“流行转化站”的角色。上世纪上半叶，国际上所有先进或先锋的流行风潮若要侵袭中国，第一站必然是上海。譬如巴黎的香水、英国的烟草、 德国的汽车、美国的电影等新品，曾经的“大上海”都可以做到与世界同步。
回顾中国近代史，一百年来无穷的灾难和耻辱，造成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以及一味崇洋学洋的“非常态心理”。其中经历过十几年盲目自信和民族虚妄的“革命洗礼”后，当我们又可以坦然的“崇洋学洋”时，上海再一次成了我们无法忽略的参考招牌和试验基地。外滩长堤，沿江而筑的一幢幢 “万国建筑”，再次被骄傲地放大渲染，幽静的里弄也被商业的口红涂抹成“中西合璧”的模板，或是酒吧里的紫色红唇，那是绝对前端，或是专卖店的炫丽时装，那是正版时尚，热热闹闹，里里外外，堆砌出洋味十足的新上海。
这个城市虽然表象西化，骨子里也留存着浓浓的崇洋倾向，可大上海的文明构架，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引进方面，好象更得益于上海人一种别样的智慧。正如张爱玲女士所言：“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就说这流行，虽然上海的流行文化常与国际同步，可所有的流行又在被引进时巧妙改造，打上浓浓的上海烙印。譬如那旗袍，便是料子用洋机器织的，裁剪借鉴的也是西洋手法，可样式、质地，还是地道的中国味。旗袍可以越来越短、开衩可以越来越高，可以配高跟鞋，可以衬长筒袜，但依然改变不了那浓浓的传统风韵；再譬如这长衫，可以配西裤、配皮鞋、配礼帽、配怀表、配文明柺，依然是地道的名士风流；还有那房子，屋里家俱摆设、电器用具都可以全盘西化，可肯定要配几件古董、几幅字画，依然爱的是传统品味；再如这应酬，可以讲洋文，可以用刀叉，可依然会鞠躬打辑，称兄道弟，端的是一样的文绉儒雅。然而，那个雅致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如今的上海，虽然在消化和引导流行文化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优势及独到之处，依旧可以非常时髦，绝对摩登，可缺失了曾有的那种别致味道。事实上，旧上海的情韵早已“香消云散”，追也追不回来，惟留下几个精致的背影，几曲香香的艳歌，或许还有几声幽幽的叹息。
城市的情调，往往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纯物质方面的娱乐刺激，一方面是纯精神方面的文化愉悦。上海人的情趣，自然也不外乎这两方面。只不过，前者的刺激更多样、更精致些，后者的愉悦，更敏感、更有欺骗性。譬如说这纯物质的娱乐，正如茅盾在小说《子夜》中以“Light，Heat，Power”（光、热、力）三个词形容当时国际大都会的上海一样，这个城市的灯红，绝对最红，红的是十里洋场，酒绿，肯定最绿，绿的是笙歌悠扬，处处充满了令人悸动的骚动和欲望。也许正是基于注重感官享受的老传统，如今的上海人才会急切地重铸起老上海的“物质外壳”——如“新天地”、如“百乐门”等，然后“粉”饰一番，挂起老牌子，换个新门面，满足新人类对于老上海的怀旧感觉。
城市的“摩登”形象，不应该只有油头粉面的服务小生，或是性感装束的摩登女郎，也不应该只是大厦林立的摩天繁华，或是宝马香车的浪漫情调。如今国内大部分城市，正是稀少上海这样的城市智慧，才使得大多城市只知武断阉割自我，一味盲目仿效，最终变得不伦不类，最后只剩下类同得有些恶俗的城市风貌。换句话讲，如今中国已经不缺大楼，但缺的是与这种大楼相配衬的“精致”文化。或者说，我们可以撑起“摩登”的虚表，却无法玩转“时髦”的真义。在这方面，上海缘于历史的教化，缘于经验的积累，自然有着比其他城市更多骄傲的资本和可以效法的榜样。换句话讲，上海的洋味也许更地道些，“拿来”的手段更巧妙些、更成熟些罢了。
对于先进文化的学习，上海人拿得巧妙，做得漂亮，自然缘于曾经老上海的“精神内核”——海派文化，也许正如五十年前罗兹?墨菲所言，海派文化是打开了解都市文化“中国版”的一把钥匙，然而，这把早已生锈的文化钥匙却无法打开新上海人文定位的困顿之锁。
2
如何评判当年的“海派文化”，依然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学话题。
当年左右两派的文化之争，今天依然有人想咬住尾巴不松口，把辩论进行到底。但就我看来，左派也好，右派也罢，在上海都不曾占过上风。上海充其量只是一个嘈杂的舞台，对于这两派文化而言，这里都不是最好的大本营，他们能争得只是一块宣传叫卖的摊位罢了。民众对此并不卖帐，当文人为“民族”、为“大众”吵得一塌湖涂时，大上海的三百万民众津津乐道的依然是《晶报》、《红玫瑰》等这些通俗得有点腻的报刊，市民们最关注还是上面连载的或是如《霍桑探案》、《侠盗鲁平》等靠猎奇传奇取胜的市井小说，还有就是所谓如张恨水辈的“鸳鸯蝴蝶派”，或如《春明外史》或如《金粉世家》或如《啼笑因缘》，这些通俗爱情小说里的大户人家，不论痴男怨女的恩爱情仇，还是老少两代的矛盾冲突，都是大众极好的闲谈佐料和蜚语演绎，大众自然乐意陪着流泪欢笑。这样的文化小吃，虽有些“小气”，却很可口，于是，大上海的文化格调，便是嘻笑怒骂，便是精致玲珑，也无法摆脱浸入城市骨髓的“市井”品位。
也许正是缘于这种热闹而无奈的世俗，上海文人愈发感到寂寞，在这块充满幻灭感的土地上，历史凝滞，文化涣散，生存的意义也不过是玩玩------“白相”罢了。正如当年上海一位叫穆时英的作家，在其代表作《上海的狐步舞》里写道“……中国的悲剧到了这里边一定有小说资料。《东方小说》、《北斗》每月一篇，单行本、日译本、俄译本各国一本都出版，诺贝尔奖金又伟大又发财……”管你是共产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管你是鸳鸯蝴蝶的肉欲哀感，还是侦探侠士的重重迷雾，无尽的文字，无尽的感想，饶不过是几支狐步过场，饶不过是过眼西洋景相。
也许这个城市太容易滋生诱惑的病菌，也许是市井文化根系被世俗的情欲浸泡得太久，使得如今上海的文艺格调，依然呈现一种病态的妖艳。当年鲁迅先生痛斥“流氓加才子”的靡靡风气，如今依然。或看看那些白领读物，或翻翻这些时尚画册，描述的心态，裸露的表情，呈现的还是精致的香艳、漠然的凄冷和幽幽的哀怨。只不过，那些通俗小说，那些小资呓语，早已扔掉了旧“鸳鸯蝴蝶派”的“清纯”或“痴心”的华丽旗袍。或是缘于现代爱情的绝望或摩登城市的荒唐，如今的“上海宝贝”们，不再有旗袍的华丽和情韵的幽淡，而是一种近乎直露的渲泄，以一种“性文学”的极端姿态，为这个城市贴了一张充满诱惑的唇红标签，出卖的也不过是华丽文字遮掩的廉价色相。
绝望的颓废或堕落的快感，依然能激起这座城市潜在的欲望。那些书，那些人，曾被大肆炒作，曾被激烈争论，但终如肉欲激情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曾有的喧闹，曾有的风光，终是悬花一现，终是烟消云散。行笔至此，突然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旧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其价值取向，与她们如出一辙，算得上她们的“开山鼻祖”。他们的刊物称《无轨列车》，他们的书店叫“水沫书店”，招摇的，是空虚惫懒的消极姿态，显摆的，是浮光掠影的泡沫幻灭。 据说这股思想风潮与当年的日欧风潮同步流行的，今天我们的颓废派听说也是吸引了国外同道的“精华”。
过于大胆，过于前卫，多是缘于骨子里的自卑，不想让外国人看不起，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急于超越或者逃避生活的压力罢了。文化界的少数人行为说到底只是某些人的个体事件，无需上升，也没有资格代表上海的开放意识以及前卫姿态。大上海绝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如此浮躁与浅薄。但无论如何，上海的人文格调，却多多少少因为某些人的闹腾，变得有些怪味和尴尬。不过，我们也绝不能因为这些宝贝的放荡，从而放大对于上海“色”的成见，“欲”的臆想。
上海滩从来都不是修身养性的地方，它更适合冒险家和野心家来此玩耍。因此，情色之外，上海的风流和传奇也就只剩下打打杀杀，我们姑且称之为“乱世情调”或“流氓情调”。如今电影或电视上演绎的上海滩风流，除却政客，更多的演绎好像只有那些或大或小的“流氓”。虽然他们也把个性张扬得有声有色，人生演绎的有滋有味，可如果以他们来承载这座城市的人文格调，不免单薄了些。便是如黄金荣、杜月笙那般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流氓头子，也只能说明这个城市在非常时代曾有过不正常的疯狂。“白相人”以无赖的姿态，占据了上海半壁江山，一座城市的传奇，除却情色，可怜的只剩下血腥和暴力，而且还是被几个穿黑衣或风衣的流氓演绎，那是历史的悲哀，而如果我们还要津津乐道这些，那就是我们的悲哀了。
海派文化的表现和影响，虽然与上海人喜欢的文化读本有关，可城市的人文格调，又不能因此仅局限于读本低俗或高雅，更不能因此产生城市品位或高或低的品评。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如今上海的人文格调，依然呈现出世俗化和猎奇化的倾向。这个城市的人文情趣好象依然局限于香艳艳的小曲儿或嘻哈哈的滑稽戏。关于上海的文化类读物，除却时尚刊物，我们印象最深，发行量最大的也还是一本世俗气息极其浓厚的《故事会》和一摞充斥琐碎消息类的“豆腐”小报《新民晚报》。我总觉得，承载大上海的文化读本应该更大气、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如果仅仅乐道于家长里短，只是迷醉于情欲得失，或是痴迷于感官刺激，或是满足于看客心态，那么，上海的城市格调岂能有质的分跃和突破？缺乏大气导向的城市文化，又如何承担起一个有着恢宏野心的上海新未来？
3
城市的悸动和渴望，不但留存市民的文化读本上，也常荡漾在“甜蜜蜜”的流行乐曲中。上海的流行音乐最能体现这座城市性格柔软的一面。
旧时的上海，其娱乐文化并没有被世界的强势流行文化所同化，反而将古代的江南文化与西方的现代城市文明相融，并在将各种异质文化加以稀释后汲纳其现代元素，融入自度之“时代曲”中，打造出颇具中国特色的流行歌曲。或如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或如黎锦光的《夜来香》，典雅而细腻，前者旋律奔放、节奏明快，巧妙地将典型的中国民族音调与跃动的现代城市节奏相融合，后者旋律潇洒自若，节奏富于弹性（用了“伦巴舞步”的节奏），它风行于东南亚，在海内外竟有八十来种版本之多。这两首歌曲便是今天听来，也一样悦耳动听。
然而，颇为尴尬的是，我们虽然能依稀想起大上海旧时的音乐旋律，可却缺乏对于上海更多的音乐想象力。也就是说，上海缺乏音乐代表作或是音乐代言人。正如提及维也纳，想起交响乐，提及意大利，想起歌剧，想起纽约，想起街头RAP，便是提起港台音乐，你也能提起一大堆的流行音乐或音乐明星来。可说起上海，说起曾滋生丰富流行音乐的上海，却无法推出一个有代表性的音乐代言人来。
说到底，上海只是一座舞台，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它终究只是时尚音乐匆匆而过的驿站。正如当年的一句歌词唱到：“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上海的文艺也便无奈地陷入两重尴尬中。无论文学作品还是艺术形象，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上海都缺乏城市文化的招牌物和代言人。因此，“海派文化”的讨论也就不可救药地陷入旧派琐碎无聊的回忆或是新派天马行空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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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被情调束缚和矫饰，开始变得不自然，或者说，它从来就没自然过。装腔作势，浓装艳抹，才是它真实的本色。华丽的幕布下，人生的精彩被上海人分割成琐碎的细节，兑换成精致的时尚。于是，大上海的饮食男女，就这样被心甘情愿地上套，奔着“享受有质量的生活”理想，坦然接受了这座欲望城市强加的“伪饰”宿命。正如张爱玲描述的那样：“因为都是渺小的人生，在可怜的犄角里，周转不过身来，即便是胜也胜不了几寸，败却是不能败的。”于是，他们只能有些不甘，有些紧张地在这座城市里拼搏挣扎，努力的方向好象不外乎于几套体面的服饰，几滴昂贵的香水，几杯美味的洋酒，几曲疯狂的舞步┅┅好象惟有痴迷于这些感官的细节享受，方能证明他们曾在这座城市存在过。
那么，在这样假设的幸福和虚幻的情调中过活，会不会幸福，能不能快乐，我们不甚明了，但有一点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有没有情调，日子都要往下过。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4 09:32:14
尴 尬 天 津
天津是一座尴尬的城市。
因为常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所以名气很大。可区别在于，说起北京或上海，你可能脑子里满是或传统或现代，或大气或时髦，反正是与其相匹配的大都市符号。可提及天津，印象中的城市符号却只是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等津味小吃，也许，还要加几个传播率极高的津腔笑话。这种令天津人心里多少有些“皱巴”的世俗心态或直觉判断，均缘于一个惨淡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文化影响力还是经济辐射力，与其名气相比，天津都太过“局限”、“小气”。于是，谈及这座城市，现实尴尬和尴尬历史都是我们避不开的人文话题。
1
天津的最大尴尬之处，便是缺乏城格的独立性。这需要从天津的历史谈起。
600年前，即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作为畿辅要地正式设卫〔卫所是明朝的军事建置〕，故有“天津卫”之称。刚开始是一座土围的军事城堡，后在卫城基础上砌砖包城，兴建城门，渐渐初具城市的规模，此后天津成了离京都既近且大的漕粮储囤所。到了清代，天津卫作为京师门户的地位日益重要，加上河海航运的交通便利，南北各地商货大量吞吐，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同时，渤海湾西岸盐业也日渐兴旺发达，天津商业空前繁荣，正所谓河水一响，黄金万两。清朝津门举人杨一崑在他著名的《天津论》中开篇即赞：“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由此可见当年桅帆林立，漕运繁忙的盛况。但不论如何，天津充其量只是北京城的“畿辅首邑”，其地位和角色，也不外乎是拱卫京师的军事棋子和经济筹码。近代以来，依附于北京的政治角色城和地理特征，也就决定了天津多灾多难、大起大落的悲剧性命运。
第二次鸦片战争间，在三次大沽口之战中，列强均直取天津，目的就是以图威胁清政府，迫其签订城下之盟。根据1860年10月签订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为商埠。这一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随着天津的开埠，洋人其实已经到了家门口，西方文明不再是呈铁舰洋炮、座钟手表等“奇巧淫技”的一些片段性的偏见或认识，而是以租界为单位的整体模板，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距京城近，更多的官员能够更方便、更深刻地体验这一文明落差，这使得清政府深受刺激，不但心理安全界线被完全打破，而且自闭自大的狂妄心态也被狠狠地校正。不论源于民族的自尊心态，还是皇朝的自强意识，都使得“师夷技之长以制夷”很快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于是，迫于无奈的开放，缘于自强的革新，终使得古老的帝国第一次反思自己，求取再次焕发生机。
这时，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小心翼翼，开始认认真真地向西方学习。他们将天津作为学习西方的试验基地，先后在天津开办了一系列洋务学堂，又引进新式机器设备，延聘西方技师，兴办颇具规模的军事工业与船舶工业。１９世纪末叶天津的城市公用事业诸如发电、电报、电话、邮政、电车、自来水、下水道以及道路、桥梁、港口建设，无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洋务运动二十多年时间里，天津成为中国最具活力、也最具影响力的城市。那段时期，也是天津最值骄傲的一个时期，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辆汽车、第一个邮电局，第一家商场（劝业场）都是在那个时候在天津一一精彩亮相，坚挺了民众的自尊心态，激励着国人的“强国”梦想。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天津的人口已经猛增到一百多万，超过了北京，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
由于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文气人脉，使得天津成为滋生阴谋或阳谋的政治温床。离京城近，便于打探风云走向或对手虚实，又有租界，便是失败或曝光，也容易脱身或保命。因此，凡是不愿放弃政治梦想的人士或政党或团体对于天津都是偏爱有加。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即天津是北京的政治后花园，或说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那时很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在北京，可实际上幕后的策划都是在天津。譬如说当年轰轰烈烈的讨袁护国运动，当时深陷圄囵的蔡锷将军便是化装来到天津，在其师梁启超的饮冰室里策划密谋的。
也正是缘于这一点，满清显贵、民国遗老、迁客骚人、革命志士，都纷纷来到这里，追寻机会，耐等时机。是的，要寻欢，要归隐，天津都不是最佳选择，这里伏蛰的是求变的激流，隐匿的是动乱的祸根。也正是缘于这种畸形的兴旺、飘摇的发达，天津历来都不是富商巨贾的青睐之地，因为这里的繁华和荣耀，风险太多，诱惑太多，绝不是投机的大好之地。
然而，无论风云如何激荡，时局如何变换，天津充当的永远只是政治驿站的角色，风波过后，当北京不再需要天津时，天津也随之迅速沉寂，留下的唯有市井里褪色的传奇，还有贴上标签的名人故居。据统计，天津共有名人故居五百处左右。《近代中国天津名人故居》一书上做了细细的梳理，不过拣的都是有名的介绍，可也有147处。这些藏在里弄深巷或是闹市一隅的名人故居，如今大多面目全非。曾经引发无数运动狂飙的策源地，如今你能看到的，只是有些破败、有些杂乱的公房民居。历史的风采和辉煌，俱躲在建筑的沧桑深处，史册的寂寞书里。其实，历史从没放弃点滴印记，只是有些事情，我们拒绝想起，有些事情，我们轻易忘记。如今，很少有人知道马场道是老天津最有故事、最漂亮、也是名人故居最多的地方。其最东头的重庆道小学，是美国总统胡佛的故居，儿童医院对面，是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朱启钤的别墅，吴家窑附近，有张学良的别墅，而和新华路交界的地方，则是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刘青山、张子善居住的地方。
2
说也奇怪，近百年的文化冲撞突变，近百年的政治风起云涌，天津既没有象上海那样被“洋”化得特色鲜明，也没有象北京那样被“政治”化得霸气十足，只是几近“格色”地留守着局促的特色文化。在现代城市文明格局里，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多元的世界里，对北京而言，天津早就失去其军事屏障、政治后台以及经济附属的作用。于是，天津曾引以为豪的漕运、洋务、通商、开埠都失去赖依生存的基础和意义。于是，一切风光都如过跟烟云，天津依然是个有水陆码头的城市，不大不小，不尴不尬。
从城市自身发展角度讲，天津历来缺少城市文明营建的主动性和深虑性，从城市性格讲，天津是那种表面洋化，骨子守旧的一派。或兴旺发达，或悄然没落，天津都不会有太多的感慨，而是乐天知命，安然享受现在。如果系统、深入地分析天津的城市文化，你会发现，天津犹如一个文化浮萍，再丰富多样的文化种子，也多是随时代之波任意逐流，无法扎下根来，更不用说结出“果”来。且不说作为洋务运动的大本营，天津并没有积累下工业的基础或人力资本，且不说作为重要的老牌商埠，天津也没有积下雄厚的商业文明或经济实力，便是曾有剧作家曹禺、导演石挥、武侠小说家宫白羽等鲜亮的人物大家，可对于天津城市文化的兴起与繁荣却没起到应有的积极意义。
与上海海派文化的洋气相比，与北京京味文化的大气相比，天津的津味文化就显得太过单薄和土气，显得太过零碎和俗气，俨然撑架不起一座大都市的精神骨梁。稀少现代文明的精神张扬，缺乏本土大家的文化梳理，使得这座城市体面的文化长衫下，一不小心，便促狭地显露出“市井”的痞劲和土气的文化品相来。
从前有一句俗语：“保定的狗腿子，天津的油嘴子”。讽刺的就是天津的这种市侩习气。当时的天津卫，居民五方杂处，三流九教，无奇所不有，加之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而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天津无不首当其冲，因此，为活命计，为发财计，为出人头地计，早就炼得一副“铁齿铜牙”，天津人的那张嘴，油滑、刁蛮，可若是稍稍点拔升华，也多是句句妙趣横生，满口丽彩华章。这一文化特征表现最明显的便是有名的津味相声。
津派相声最大的特色便是市井气浓，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容易从琐碎的生活小事里挖掘平民的幽默和乐趣。也许是大风大浪中的大彻大悟，也许是风雨过后的平淡从容，天津人更容易乐知天命，更喜欢笑对人生。满口跑牙的嘻笑怒骂里，其实蕴藏着许许多多的生活智慧和人生感悟。市井百相，人生百态，都会被有心而细腻的天津人捕捉到，并加以艺术地放大，然后，一个个津味十足的笑话便诞生了。他们爱开自己的玩笑，而且会和你一起笑，或畅意的，或会心的，一笑之中，开掘了生活的无穷底蕴，咀嚼着人生的百般况味。
这座平民化的城市，最大的特色便是没有特色。平淡得太过寂静，朴实得太过从容。他们不喜欢太过张扬得生活，他们不愿意思考太沉重的话题。都市再大，变化再多，他们唯一不变的，便是自甘平淡中寻找快乐，要坦然面对真实的生活。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都市怎样发展，天津人的心态和胃口永远不变，他们依然自得其乐，满足于耳朵眼扎糕、十八街麻花、煎饼果子、嘎巴菜里的“平民”滋味。
那些稀松平常的街头小吃，却常常被天津人做得绝妙精到，或如松软清素的喇嘛糕，或如酱香醇厚的罗汉肚，或如粉糯软滑的鲜果馅汤元，或如酥软香脆的贴饽饽熬鱼，都是好吃得紧。
天津的小吃有名、津道，就在于这近百年的慢磨细理，硬是把普通的谷类杂什、市井俗物，调制得如此有形有色、有滋有味。譬如说这知味斋的水爆肚，且不说它健脾养胃的功效，单表这滋味地道，你要蘸着佐料，趁热大口痛吃，那个鲜、那个脆，那个嫩、岂一个爽字了得？再如杜称奇的火烧，靠着炉火纯青的“绝活”，把烧饼烤得是外焦内嫩，加上里头热腾腾、香腻腻的馅心，咬上一口，真是口艳醇香，满腹舒畅。
天津的风味小吃如此好吃，制作自然大有讲究。譬如1921年由时文德创建的恩发德蒸饺，属清真风味，做起来可便是大有文章。先说这制馅，用洗净的西葫去皮去瓤，羊肉末用开水烙透，然后搅入酱油、花生油、香油、精盐、葱姜末，最后将西葫馅投入拌匀，然后将擀成的面挤捏成道士帽形的饺子生坯，上屉用旺火蒸熟。待这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且看一个个肥头大耳，坦腹端坐，就等你来下口。送入口中，哇，真是外皮劲道耐嚼，内馅肥而不腻，尝起来个个鲜嫩味美，真不亏名家小吃。
不知是不是因为天津的小吃太绝妙、太好吃，才使得天津人这么容易知足，这么容易幸福，这么容易平和踏实。
3
如今，天津人也举办了个建城600周年的纪念，并沾沾自喜地拉出许多古人、名人来捧场，可依然撑不起天津若大的门面。没有大气的精神气象，没有浑厚的人文力量，除了僵硬的规划，除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城市形象依然是一个尴尬得有些不愿细说的话题。
天津人的知足和平淡，使得这个城市落寞得甚至有些心甘情愿。津味文化，便是没有影响和辐射的欲望，可局限于一座城市的的文化，局限于一座城市的喜乐，便是五味俱全，便是有声有色，可也是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产物。这种封闭的心态，与这座有着悠久开放历史和雄厚开放资本的城市格调，本应是格格不入的，可这么多年，天津却依然没有发生脱胎换骨的文化裂变，城市文明依然干瘦得可怜。
一个城市的文化架构，只有“逗你玩”的小智慧、小趣味是远远不够的。“天津“本是一个很大气、很贵气的名字，为明成祖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本不应该这么促狭和小气。而且，今天的天津，无论地理方位、政治角色、还是经济张力、文化资源，本都有很大潜力可挖，本都能大有文章可作。
看待天津，很容易以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看之视之评之判之，埋怨天津不求进取，哀叹天津的自甘平庸。其实，抛开文化不谈，就一种生存状态而言，天津人的生活方式也许更值得我们逆向反思。大家都知道天津的杨柳青年画非常有名。大红大绿，俗到极致，艳到极致，却也漂亮到极致。那欢快的民间色调，那喜庆的富贵娃娃，不求太多的人文意义和深刻命题。图的就是个欢乐喜庆，图的就是个吉祥如意。我以为这一点与天津的性格有相似之处。寻求快乐和幸福本是多元的，阳春白雪有高雅曲调的妙，下里巴人自有通俗歌声的好。
对于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姿态，我以为也没什么不好。大都市的浩大野心，大都市的高楼林立，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大都市的暄闹繁躁，本不应该，也不绝能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有时候，选择一种回归，选择一种沉默，可能更是我们的福气。
作者：shuraul 回复日期：2006-9-14 09:33:58
上海的失败在于现在人们一提到上海只想到和怀念旧上海风花雪月
怀旧本身不是什么坏事，问题在于旧的涵盖了新的，让我们新的生活动弹不得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4 09:34:11
广 州 海 忆
1
提及广州，总能激起一些不平常的蓝色记忆。
因为面朝大海，姿态开放，这座城市的历史才显得激情汹涌、气势浩荡；因为立足商贸，包罗万象，这座城市的文明才显得韵味醇厚、气韵绵长。两千多年来，除却大漠里那条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外，还有另一条伟大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满载中国的文明和骄傲，扬帆远航。因此，城市的传奇，多演绎在“鲸波接天、浩浩天涯”的大洋上，历史的骄傲，也多彰宣在“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的自信里。
早在秦汉之际，广州（古称番禺）已经是一座繁荣的国际性海港城市。《汉书?地理志》载：“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一都会也。”当年挖掘南越文王墓时，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非洲象牙和西亚银盒，这便说明早在南越国时期，广州就已通过海路，与西亚、非洲等地有了交通贸易往来。还如城市处处散落的秦汉船台遗址、光塔寺、怀圣寺、十三行、西来初地、清真先贤古墓、沙面西式建筑群等历史遗迹，从不同层面记录这座城市延续两千多年的蓝色骄傲和文明印记。
可以说，是优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这座城市的辉煌。在中国南海沿岸，广州骄傲地立于中央，它背靠五岭余脉的白云、越秀两山，南临浩瀚的南海，是一处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浅的天然良港。从广州港出发入南海，西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亚、北非和南欧诸国；南行直达东南亚，过太平洋与美洲各国交往。因此，它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国通向海外贸易的南大门。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港口，广州的另一个优势便是河网密布，交通发达。它可以依仗河流的触角，将经济腹地伸到全广东以至全中国。因此，两千多年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点，它一直是最繁忙的贸易吞吐大港。正如外国人所表述的那样：“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賺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
能够在海洋上展示自信，自然是需要技术和资本为后盾的。我们的祖先当然有，而且从不稀缺智慧和勇气。根据史料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辟了从广州起航，经徐闻、合浦出海，直通印度洋腹地的远洋航海图。那时，从广州输出的商品主要是“黄金杂缯（汉代丝织品的总称）”等非常珍贵的东西。 而到了东汉时期，从广州到印度、斯里兰卡经商的中国商人，已经开始与罗马的商人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里，便详细记载了中国商人在印度、斯里兰卡经商活动的情况，指出中国商人在南印度东部的科罗曼德和斯里兰卡设有自己的货栈，并在那里的港口阿里卡曼陀(Arikamedu)同希腊、罗马的商人交换货物，用丝绸换取蓝宝石 (包括蓝晶石)、明珠等各种珠宝。他还在书中记载罗马人曾亲赴中国，用红海出产的珍珠同中国人交换丝绸衣料。
那个时代，中国丝绸在罗马几与黄金等价，只有少数贵族妇女才穿得起，并以此相互炫耀。有一次，凯撒大帝穿了一件中国丝绸的袍子去看戏，众人便议论纷纷，说他过分豪华。也正是因为丝绸太过珍贵，后来的提庇留皇帝还曾禁止男子穿用中国丝绸做的衣服，然而最后的结果是非但没有禁止，贵族之家锦衣绣服反而愈成风尚。也正是缘于对中国丝绸的极其热爱，加上波斯对于丝绸之路的垄断和控制，使得罗马人决定开辟一条从海上通往丝国的远洋航线。凭借罗马人丰富的海洋经验和智慧，他们终于成功了。他们的商船先开到印度，然后通过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直抵中国南部的交趾等七郡，接着沿北部湾经合浦、徐闻到达番禺(广州)。对此，史书有这样的记载：“桓帝时（公元166年），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国，皆由南海遣使贡献，而番贾自此充斥扬、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