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译者的话
安常容、成忠勤 [中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1890
　　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教授家庭。1859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即在海军任职。他参加过南北战争，担任过舰长，后来曾在美国海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任教，主要教授海权理论和海军史，并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
　　马汉一生致力于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和著述，共留下专著二十多部和论文130多篇。《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是1890年出版的，它是马汉海权论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是海权论三部曲之第一部，也是马汉海权论的奠基之作。后两部著作是《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 1793-1812》（1892年出版）；《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1905年出版）。
　　马汉在这本书里主张应该拥有并运用优势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确立对海洋的控制权力和实现国家战略目的。他把产品、海运、殖民地归结为海权的三大环节，并提出了影响海权的六个条件即：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和政策。他通过讲述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特别是海上战争史，揭示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在美国再版32次，几乎被所有欧洲国家翻译出版。英国的评论家把这本书看作为他们的军官和政治活动家应遵循的原则的说明。德国皇帝命令将此书的译本放在他的新海军的每条舰船的舱室里供军官阅读。日本政府特别命令将本书的译本分发给陆、海军军官、政治领袖和学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美国的军事院校和军事理论研究机构均把本书列为必修的课程。因此，海权论不仅成为美国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对西方国家和前苏联的海军建设和海军战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争得国家海权、保卫国家海权、保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观念和斗争艺术已被广大的海洋国家所认同。海权观念即将经历新的世纪的检验。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作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马汉在这本书里片面地过分夸大了海上力量和舰队决战的作用，但是它的基本观点仍将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与学术价值。
　　中国是一个有着18000多公里海岸线的濒海大国，历史上她有过震撼世界的辉煌，也曾由于丧失海权而流过屈辱的血泪。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逐渐强大了。中国决不步帝国主义者的后尘夺取海权去欺压和奴役其它国家和民族。但是为了保卫我国辽阔的海疆，维护我们祖国神圣的主权，我们必须加强海权观念，确保国家海权。
　　本书应解放军出版社之约翻译出版。其中绪论，第1-11章由安常容翻译，第12-14章由成忠勤翻译，全书由张志云、卜允德统校。原书目录中章题之下的文字并非节题，而是内容概述，有主题词索引的作用，请读者阅读时注意，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谬误之处，恳请指正。
中译本序
杨志本 [中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1890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一书的中文译本，首次问世，这是译者安常容和成忠勤同志的辛勤劳动与解放军出版社鼎力合作的成果。这一成果，对于海军军事学术研究乃至全国的军事学术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一书的作者，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该书于1890年由波士顿的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出版之后，首先受到英国当局的赞赏，接着德文、日文、俄文等译本相继问世。马汉在该书中所阐明的海权理论观点，被西方评价为“经典性的”。
　　 1840年9月27日，马汉出生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教授的家庭。1859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后在美国海军服役，至1907年7月退役。退役以后，被授于海军少将军衔。马汉在美国海军服役47年，其最高职务为海军学院院长、巡洋舰舰长。他倾注精力阅读、研究海军史和海上战争史，从1879年开始撰写论文，至1914年的36年间，共有137篇（部）论文问世，其中有专著20部。1887年，马汉在第一次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时，讲授并发表《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的未来海军战略》论文，该文清楚的表明，马汉的政治立场、观点“已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转化”。马汉著作始终贯穿一个共同主题是，通过对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两个半世纪中的海军史、海上战争史以及海洋区域战略形势的综述，阐发海权理论，为美国的海洋政策、海军战略作理论准备，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服务。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被称为马汉海权论三部曲的第一部。可以说它是马汉海权论的奠基之作。后两部著作是：《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 1793-1812》（1891），《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1905）。《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分为绪论、第一至第十四章。1890年5月，马汉在表述他撰写这部著作的思想动因时说道：“当我首次应邀在海军学院讲授海军史的时候，我随即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如何总结以往的木帆炮舰的作战经验，使之适用于当今的海军？’一个答案是，‘要说明海权以各种方式对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个答案是，‘要说明以往的海军作战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主要原则’。”从总结历史上风帆舰队海军进行海上战争的经验，揭示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海权理论在海军战略中的地位与意义，这就是马汉撰写这一部著作要达到的目标。在该书的绪论中，马汉指出，该书是一部海权史，提出“海权历史，就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的命题。他甚至将其研究上溯至古罗马舰队与迦太基舰队在布匿战争中的海上战场，总结出“海权”是战争“决定性的因素”，从而得出结论，“研究海军战略，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尤其对于那些负责国家外交关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海军战略，就是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持续地建立与加强国家的海权地位。马汉的这些论点，在人类历史与现实斗争实践中，都被证明是正确之论。
　　在该书第一章“海权要素的探讨”里，马汉从资本主义“商业（即商品输出）立国”出发，认为海军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护“商业”，即保护资本主义商品输出。因此，他主张发展殖民地和海上战略据点，认为这具有“商业”和军事的双重意义。他将国内产品（即资本主义商品）——海洋运输——殖民地这三者归结为海权的三大重要环节，提出海上力量（海军、商船队）、殖民地与海上基地、海上交通线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马汉认为影响国家海权的基本条件有六个，它们是：（1）地理位置；（2）自然结构；（3）领土范围；（4）人口；（5）民族特点；（6）政府的特点和政策。
　　该书出版以后，西方评论界认为，该书的绪论与第一章，即约占全部文字六分之一的部分，是涉及国家战略、国家政策的部分；而且，他们认为，从马汉在这一部分中的概括性论断中，可以看出马汉在政治立场上已经成为一个强硬的帝国主义者。该书的第二章至第十四章，约占全部文字的六分之五。评论界认为这些文字“是直接讲述历史，并侧重讲述海上战争史，企图为海权在历史上所起的‘支配作用’，提供使人们理解的资料”。在这些章节里，马汉综述以下战争，并着重综述海上战争，这就是：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法国、丹麦于1666年2月与荷兰结成同盟，共同对英作战）；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英国与法国组成联合舰队对荷兰作战）；1688-1697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法国支援被英国国会废黜的英王詹姆斯二世而引发的英法海上战争）；1701-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15-1739年英国西班牙战争；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海战；1779-1782年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等等；并在第十四章中，专门对1778年的海战进行评述，认为当时的海上强国——英国，所以能够称霸于海洋，是依靠它实际拥有的和潜在的“强大的海上力量”，依靠它的海上“贸易”（即商品与鸦片输出）和海上“武装运输队”，依靠它的海外殖民地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军站（海军基地）；马汉还认为：“这些国内外据点的联合及其间的交通线，可称之为总的军事形势的战略特点”，“作为海上交通线卫士的海军，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心与基础。海权，是在古代随着海上武装力量在海上战场的武装斗争的发生、发展而萌生并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一个战略概念，是海上战争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任何人的头脑的天赋创造。海权的实质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集团，都可以运用这一战略范畴去进行海洋上的竞争与斗争；而它们在运用这一战略范畴时，都不可避免赋予这一战略范畴以不同的形态与内容，从而使之形成具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集团的历史时代特征与阶级属性的海权理论。
　　马汉，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垄断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维护者，通过对古代、重点是17世纪60年代至18世纪80年代海上战争史的研究而提出的海权理论，在形态与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特征与属性。这一特征与属性，突出的表现就是，同广大殖民地的、被侵略的、被掠夺的民族与国家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正义斗争，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这是对海权的历史扭曲。这一扭曲，甚至使海权这一战略范畴中所包涵的与海上战争实践相符合的规律性的科学相形见绌，以致使人们误以为海权完全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略范畴，而被忽视或摒弃。这种历史的扭曲，必将在新的世纪里，在民族的、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中得到矫正。
　　 1996.4.23
前言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1890
　　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认真地研究欧洲和美洲的通史，研究有关海权对欧洲和美洲历史发展的影响。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对海上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有时对海洋既没有特殊的兴趣，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忽略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他们有时对海权发展的总趋势还比较了解，但是对特定场合下海权的作用却不甚了解。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能够找出并且能够说明海权在一种特定场合下的确切意义，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除非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否则只一般泛泛地承认海权的重要性，那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也是不实际的；因为这种承认，不是象本来应做的那样，即不是依赖于搜集一些特殊的事例，通过对这些特殊事例所处特定时期的环境分析，明确地说明了海权的确切作用。
　　我们可以举两位英国作家轻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作为例证。看起来这两个例子让人很难理解，因为英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其强大更多地应归功于海洋。一位英国作家阿诺德在他所著的《罗马史》中写道：“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两次，独特的天才人物与一个大国的各种资源和组织机构进行斗争。但是，每一次都是大国获胜。一次是汉尼拔 [ 译者注：汉尼拔（公元前247-183）迦太基统帅。 ] 与罗马斗争了17年；另一次是拿破仑与英国斗争了16年。汉尼拔的斗争是在扎马结束的；拿破仑的斗争是在滑铁卢告终的。”另一位英国作家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引用《罗马史》这本著作时，补充说道：“但是对两次斗争中的相似点，几乎都没有进行足够的、详尽的研究。这就是最后打败强大的迦太基的罗马将军西庇阿 [ 译者注：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3），古罗马统帅。 ] ，和最后彻底推翻法国皇帝的英国将军威灵顿是异常相似的人物。他们都担任高级重要指挥者多年，但是他们都远离战争的主要战场。他们各自最重要的戎马生涯都是在同一个国家——西班牙度过的。正是在西班牙，西庇阿同威灵顿一样，在反对主要的斗士和征服者本人之前，连续不断地遭遇和打败了几乎所有的敌军处于次要地位的将军。西庇阿和威灵顿都在使他们的同胞在遭受一系列败北之后，重新对战争恢复了信心，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完全彻底地打败了所选中的敌军指挥官和所选中的有战斗经验的敌军之后，才结束了一场长期的和危险的战争。”
　　上述这两位英国作家都没有提到这种更惊人的巧合，即在这两次战争中，胜利者都掌握了制海权。罗马人控制了水路，迫使汉尼拔不得不经过高卢 [ 译者注：高卢，历史地名，领有今意大利北部、法、比、荷等国，属古罗马帝国一部。 ] 进行那种远距离的危险行军。行军途中，一多半的老战士变得很虚弱，从而使当时从罗讷河向西班牙派兵的老西庇阿 [ 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大西庇阿”。按此处提到的应为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当时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之一，后来在西班牙战败被杀；他是在扎马最终击败汉尼拔的那位西庇阿（也叫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后来尊称阿非利加努斯）的父亲，一般习惯称为“老西庇阿”。 ] ，能够截击汉尼拔的交通线，又能够返回本土，并且能够在特雷比亚对付入侵者。整个战争期间，古罗马军团不受干扰，精神抖擞地经水路来往于汉尼拔的基地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在梅陶鲁斯河的决定性战役中，相对于哈司德鲁巴尔和汉尼拔的军队来说，罗马人的部队处于内线位置，按理说这种态势原本应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但是由于汉尼拔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不能从海上，而只能经高卢从陆路运送援兵，最终让罗马军团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此后，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时刻，迦太基的两支大军在狭长的意大利被分开了，其中一支被两位罗马将军的联合行动摧毁了。
　　另一方面，海军历史学家们很少考虑通史与他们自己所研究的海军史这个特定的题目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把他们自己局限在单纯编撰海军事件的编年史上。与英国人相比法国人不是这样；天才的有教养的法国人能够比较认真地调查取得异常结果的原因，调查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是，就我本人所知，还不曾有一部著作曾经讲授过我们这里所探讨的这种特定的题目，即评价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对国家繁荣、兴旺的影响。至于其它一些论述各国的战争、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历史，也只是偶尔、一般冷漠地提到一些海上事件。本书的目的，在于把海上利益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但是，又不使它们与总的历史中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周围环境相脱离，并且试图说明周围环境又是怎样影响海上利益的。海上利益又是怎样改变周围环境的。
　　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是从有独特特点的帆船时代开始的1660年，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1783年。虽然在这本书里以一系列海上事件为基础的通史的连贯性不是很明显，但是这本书已经尽力提供一个准确的、清晰的提纲。作为一名热爱自己本职工作的海军军官，我在撰写本书时毫不犹豫、毫不拘束地离题论述了海军政策、海军战略和海军战术问题；我尽量避免使用海军技术术语，希望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这些简单问题，将会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
　　 A·T·马汉 1889年12月
提纲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1890
绪论
第一章 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
第二章　1660年的欧洲形势 1665-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 洛斯托夫特海战和四天海战
第三章 1672-1674年英法联合反对北部七省的战争 1674—1678年法国反对欧洲各国联盟的战争 索莱湾海战 泰瑟尔岛海战和斯特龙博利岛海战
第四章 英国革命 1688-1697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 比奇角海战和拉乌格海战
第五章 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马拉加海战
第六章 法国摄政时期 西班牙大臣阿尔韦罗尼 英国沃波尔和法国弗勒里的政策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非法贸易 1715-1739年大不列颠与西班牙的战争
第七章 1739年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4年法国与西班牙联合反对大不列颠 马休斯、安森和霍克进行的海战 1748年的《亚琛和约》
第八章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 英国势不可挡的力量和它在各海域、北美洲、欧洲、印度和西印度群岛上的征服地 宾在梅诺卡岛外海的海战 霍克和康弗朗斯的海战 波科克和德·阿赫在印度进行的海战
第九章 从巴黎和约至1778年的事态发展 美国独立战争引起的海战 阿申特岛外海之海战
第十章 1778-1781年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之海战 海战对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影响 英法两国舰队在格林纳达、多米尼加和切萨皮克湾外海的军事行动
第十一章 1779-1782年在欧洲海域进行的海战
第十二章 1778-1781年发生在印度的若干事件 1781年絮弗昂从布雷斯特港起航 1782年和1783年絮弗昂在印度海域进行的辉煌战役
第十三章 约克敦陷落之后西印度群岛上发生的若干事件 德格拉斯与胡德的遭遇战 1781年和1782年圣基茨海战
第十四章 对1778年海战的评述
　　海权的历史，虽然不全是，但是主要是记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国家间的竞争和最后常常会导致战争的暴力行为。海上贸易对各国的财富和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指导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兴旺的正确原理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国家为了确保本国人民能够获得不均衡的海上贸易利益，或是采用平时立法实施垄断，或是制定一些禁令来限制外国的贸易，或是当这些办法都失败时，便直接采取暴力行动来尽力排除外国人的贸易。这种各不相让的夺取欲望，即或不能占有全部，至少也要占有大部贸易利益，和占领那些尚未明确势力范围的远方贸易区域，这些利益冲突，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往往导致了战争。另一方面，由其它原因引起的战争，其实施方法和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是否控制海洋所制约。因此，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是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因此，在下面的章节里，虽然不是全部的，但是主要是叙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一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物曾告诫过，应该我们像这样去研究过去的军事历史，这种研究对于纠正我们的思想，对于巧妙地从事未来的战争都是必不可少的。拿破仑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军事家，他从他所研究的战役中列举了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实施的战役。但是，这些人还不知道黑色火药。于是在专职作家中似乎成了一项重要的默契，即虽然战争的许多条件，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随着武器的发展有了变化，但是在历史学中有一些正确的学说被保留了下来，现在继续存在，因而成为普遍适用的学说，而且可以上升为总的原则。同样的理由，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由于科学进步和采用了蒸汽作为动力，使海军武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研究过去的海战史，通过它来说明海战的总的原则，将是很有教益的。
　　像我们这样有鉴别地研究帆船时代的历史和海战经验，是有双重必要性的。因为，这种研究能提供现在进行运用和评价所需要的教训，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蒸汽舰队海军的历史还较短，尚未能够形成明确的学说。对于帆船，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实践经验；而对蒸汽舰船，实际上我们还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因此，有关未来海战的理论几乎全部都是推断的；尽管我们曾试图通过详细研究蒸汽舰队与历史悠久的、闻名的靠桨航行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舰队之间的相似点，使这些理论具有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但是未来的海战在还没有完全经过验证之前，海战的理论一定不能过多地依赖蒸汽舰船与桨帆战船之间的这种相似点，尽管这种相似决不只是表面的。蒸汽舰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具有不依靠风力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的能力。可是蒸汽动力，又使这些不同级别的蒸汽舰船同帆船有了根本的区别；至于帆船，有风时只能向有限的几个方向航行，无风时必然是寸步难行。但是人们既要懂得观察事物的相似点，同时也应善于观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因为当人们的想象热衷于所发现的相似点时——这是精神追求的一种最愉快的事情——容易对新发现的相似物中的不同之处产生厌恶情绪，因此便会忽略或拒绝承认这种不同点。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虽然得到了不同的发展，并且都具有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性能，但是它们至少又有两点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要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历史中给蒸汽战舰提供有关的教训时，必须牢记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动力，使用时必然会迅速衰减，这是因为人的体力不能长期维持这种消耗。其结果是虽然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可以进行战术运动，但是进行战术运动的时间是有限的； [ 原作者注：因此，伯罗奔尼撤战争期间，叙拉古（今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锡拉库萨）的赫莫克拉蒂斯主张，勇敢地阻击进攻叙拉古的雅典远征军（公元前413年），和坚守在敌进攻线侧翼的这种策略。他说：“因为他们前进的速度一定是很慢的，所以我们有无数次机会去进攻他们；如果他们的战船倾巢而出，并一起迅速地向我们袭来，他们必须拚命地划桨，而当他们精疲力竭时，我们可以进攻他们。” ] 其次，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期的攻击武器不仅是短距离的，而且战斗几乎全部都是短兵相接。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这两个条件必然导致交战双方进行短距离的快速突击。当然，并不排除双方在进行短兵相接之前，企图巧妙地对敌舰实施包抄或迂回。根据这种快速突击和混战，当代海军中出现了一种很盛行的、比较一致的、甚至是很著名的意见，认为现代海军武器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必将进行一种大混战，在这种混战中，正如其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将很难分辨敌友。不管怎样证明这种意见是有价值的，但是，决不能单凭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在船艏都装配有撞角，和都可以随时直接驶向敌人的事实作为这种意见的历史根据，而不顾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种意见还只是一种推断，所以最好要经过实战检验，有待这种战法的优劣进一步明朗化，才可以做出最后的判断。即或这种战法获得肯定的判断，人们也会提出不同的见解——两支实力不相上下的舰队之间实施混战，战术和技术就是无足轻重的了。在现代，海军装备有复杂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实施混战不是其最佳的选择。如果一位舰队司令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其舰队战术展开较好，他的舰长们也都很出色，他必然不愿意与同等兵力的敌人展开一场混战。因为在这种混战中，上述这些有利条件将不能充分利用，而运气将起最重要的作用，并且等于把他的舰队看作是一伙过去从没有在一起活动的舰艇凑集成的乌合之众。 [ 原作者注：作者必须谨慎用词，以避免似乎提倡复杂的战术运动而造成无意义的争论。他深信一支舰队为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必须接近敌人，但是不能等到取得了某些有利条件之后再去交战。这种有利条件一般是通过机动来获得的，所以训练有素和管理得当的舰队是能取得这些有利条件的。事实上，无结果的战斗是由于轻率地短兵相接和最没有信心的轻率的战术行动所造成的。 ] 至于什么时候混战是适宜的，什么时候不适宜，历史上已经有很多的教训。
　　当时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只有一点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蒸汽舰船；而在其它方面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因为这些不同之处不是一目了然，所以很少受到重视。相反，就帆船而言，其显著的特点正是它与现代蒸汽舰船的不同之点；所以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尽管存在也容易看到，但是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因此不大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蒸汽舰船相比，由于意识到了帆船要依赖于风的这种严重的弱点，加深了它们之间的不同点的印象。除去这一点，帆船与帆船作战时，其战术运用方面的教训还是很有教益的。鉴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不会因为无风而使其丧失战斗能力，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的战术运用应该比帆船更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事实是帆船取代了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并且在使用蒸汽舰船之前，它一直是最好的舰船。帆船具有能从很远的地方去攻击敌人的能力，而且这种机动不管需要实施多长时间都不会使人员精疲力竭，这样就可以使大部分船员都去操纵武器投入进攻，而无需耗费精力去操纵桨橹。这些正是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如果从战术角度考虑，这些能力至少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在无风或顶风运动时的能力一样重要。
　　人们在寻找相同之处时，不仅有一种容易忽视不同点的倾向，而且还容易根据自己想象把相同点进行夸大。可以这样去考虑，我们指出了帆船有穿透力较强，射程较远的舰炮和射程较近但破坏力很大的臼炮时，也指出了现代蒸汽舰船有射程较远的舰炮和鱼雷。鱼雷只是在有限的距离内，通过猛力撞击使敌舰造成损坏，而舰炮与过去一样其目的是穿透敌舰。虽然这些只是从战术角度去考虑的，但是无疑它们必然会影响舰队司令和舰长们的计划；这种相似是实际的，不是勉强的。帆船和蒸汽舰船都希望与敌军实施舰对舰地直接交锋，帆船通过强行登上敌舰将其俘获，蒸汽舰船通过撞角将其击沉；但是对于帆船和蒸汽舰船来说要完成这种任务困难是很大的，因为为了有效地达成这种任务，必须使舰船航行到战场的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而抛射武器却不是这样，它可以从广阔海域的许多点上实施射击。
　　依据风向而定的两艘帆船或两支舰队的相对位置，涉及最重要的战术问题，并且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海军将领们最关心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在现在条件下，它对蒸汽舰船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如能比较认真地考虑一下下风和上风“相对位置” [ 原作者注：这是说一艘舰占据了上风位置，或能利用风的“有利条件”。风能使这艘舰驶向它的对手，而不允许对手直接驶向它。风正直地从一方吹向另一方的情况是极罕见的；但是，在这条线的两边仍然有很大的范围适用于“上风”这个名词。如果把处于下风的舰作为圆的中心，有将近八分之三的区域，处于和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上风优势。下风与上风是相对的。 ] 的显著特点，主要是抓住它们的主要特征，而不去考虑其它的枝节，就会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舰艇占据上风位置的显著优点是能随意进行战斗和撤出战斗，随后又能在选择攻击方法时形成有利的进攻态势。但是这种优势又会带来某些弊端。例如，往往会打乱战斗队形，会暴露于敌纵射炮火之下，并使攻击者的部分舰炮或全部舰炮失去作用。这些都是在向敌人逼近时常出现的情况。占据下风的舰艇或舰队不能进攻，如果不想撤退，其战斗只能局限于防御，并且只能按照敌人的意图进行战斗。但是如能镇定自若，那就能较容易地保持战斗队形，而且可在敌舰无法还击的时候持续不断地对其实施舰炮攻击，这样便能弥补上述不利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利的和不利的特点，在所有各个时代的进攻和防御作战中都是极其相似的。进攻者为接近和消灭敌人，要担一些风险和遭到一些损失；但是防御者，一直是这样，不愿意冒险前进，严密保持良好的战斗队形，并且还可以利用攻击者的自我暴露。透过一些细节可以清楚地看出上风和下风之间的这些根本区别。英国人常常喜欢占领上风位置，因为英国人的一贯政策是袭击消灭他们的敌人；而法国人通常都习惯于占领下风位置，因为这样做常常使他们在敌人逼近时，能够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并且可以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从而可以保存自己舰队的实力。法国人几乎总是一贯地把海军作战服从于其它军事考虑，他们不愿意把钱花在海军身上，并且力求节省海军开支，使其保持防御态势，并将其作用限制在击退敌人的攻击上。为了贯彻这种方针，只要敌人是为了显示武力，而不是为了进行作战，法国人就会欣然采用这种运用娴熟的下风战法。但是，当英国海军将军罗德尼不但为了进攻，而且表明要利用上风，在敌战线的某一部分大量集中兵力时，他的谨慎的对手法军舰队司令戴吉尚便改变了战术。罗德尼与戴吉尚进行过三次交战，在第一次交战中，法军占领了下风；但是当戴吉尚意识到了罗德尼的目的之后，便向顺风方向移动，不去进攻，而是撤退，除非条件对他有利时，他才去进攻。现在采取攻势或撤退，不再依赖于风力了，而是取决于舰队是否具有较快的速度。在一支舰队里，这种速度不仅只依赖于每艘单舰的速度，而且还要依赖于他们的战术行动的统一。从今以后，具有较快速度的舰艇将能够占有有利位置。
　　因此，我们从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用的教训，不是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徒劳的期望。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都有与现代舰艇相同的地方，也都有与现代舰艇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使我们不能引用他们的经验或作战样式作为仿效的战术先例。但是一个先例的作用不同于并小于一条原则的作用。一个先例可能本来就是错误的，或者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了；而原则反映事物的本质，尽管随情况变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运用，但是它们仍然是一个准则，按照这一准则去进行战斗，必然会取得胜利。战争确有这样一些原则，它们是通过对过去多次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研究而确立的，是永远不变的。情况和武器都会有所改变，但是为了妥善地应付情况或成功地使用武器，就必须遵循那些永恒的历史教导，在战场上采取正确的战术，或者正确地实施大规模作战活动，也即采取正确的战略行动。
　　但是，在包括整个战场的这些大规模作战中，和可能涉及地球大部分的海上竞争中，历史的教训具有比较明显和比较经久的作用，因为许多条件是较长时期不变的。战区可能大些或小些，其困难可能明显或不明显，敌对两军可能强或弱，必要的调动可能难或易，但是所有这些只是规模和程度的不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随着野蛮被现代文明取而代之，随着通信手段倍增，道路畅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和食物来源不断增加，作战活动也随之变得更容易、迅速、广泛，但是作战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仍然没有变。当用汽车运送部队代替徒步行军时，当火车代替汽车时，作战距离增加了，或者也可以说缩短了作战时间；但是诸如决定部队应当集中的地点、需要运动的方向、要进攻的敌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等，这些原则都没有变。在海上也是这样，从提心吊胆地由一个港口缓慢地航行到另一个港口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发展到可以大胆地航行到天涯海角的帆船，又从帆船发展到我们现在的蒸汽舰船，海军作战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舰艇的速度也加快了，但指导海军作战的原则，却无需改变。因此，前面所引用的2300年前赫莫克拉蒂斯的讲话中包涵有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其中的一些原则和当时一样，现在也适用。在交战双方的陆军或舰队进入“接触”之前（用“接触”这个词可能比其它的词更好，它指出了战术和战略之间的界限），有许多问题需要指挥员做出决定，其中包括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海军在战争中的确切职能；海军的真正目标；海军应当集中的某一地点或某些地点；建立燃料和各种补给的仓库；保持这些仓库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还包括研究作为一种决定性或辅助性的作战活动——破坏贸易的军事价值；以及破坏贸易采取的最有效方法：采用分散巡航或者是采用重兵把守商船所必经的一些重要交通枢纽。所有这些都属于战略问题，而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历史上已经有过很多记载。最近在英国海军界展开了一种有意义的讨论，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两位有名的舰队司令，豪勋爵和圣文森特勋爵，在同法国作战时，对英国海军部署所采用的方针的功过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完全属于战略问题，而不只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问题，这也是当前极其重要的问题。海军部署所依据的原则，现在和当时一样没有变。圣文森特的部署方针挽救了英国，使其免遭入侵，而在纳尔逊将军和他的同事手中把英国直接引入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
　　所以，在海军战略方面，过去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学说，其重要性仍然没有减少。这些重要学说的作用，不仅可以用来阐释原则，而且在条件相对未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作为先例。当从战略角度考虑需要使舰队在某一地点投入战斗时，但从战术的角度来看，它不一定十分正确。人类在不断进步，武器也在不断地变化；随着武器的变化，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不断变化，即部队或舰艇在战场上的运用和部署的变化。于是在与海上事件有许多联系的部门内出现了一种倾向，认为研究过去的经验不会得到什么教益，并且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尽管出现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不仅完全看不见导致各国把舰队部署于海上的那些广泛的战略意图，甚至对战术的看法也是狭隘的和片面的。舰队已经表明了它们的活动范围，并且舰队已经如此改变了，并且将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过去一些战斗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这些战斗是否能贯彻作战原则。因此海军若仔细地研究这些战斗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不仅会发现而且会逐渐领会这些原则，还会不断学会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他那个时代所使用的舰艇和武器的战术中去。他还会看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变化之后，而且武器的变化必然的会引起战术的改变。人们还会看到武器和战术的两次变化之间的间隔时间是相当长的。其原因多半是武器的改进是通过一两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改变战术原则必须战胜保守阶层的习惯势力，而这种习惯势力非常顽固。只有真正承认每种变化，认真研究新舰或新武器的威力和局限性，继而采用适应于它的特点的战术，才能够纠正这种习惯势力。历史已经表明，希望军人们都普遍努力这样做是徒劳的；但是如果有人能承认这种变化，那么对于作战将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教训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接受一位法国战术家莫罗盖的见解，他在125年前这样写道：“海军战术是建立在各种条件基础之上的，引起这些条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武器，武器是可能发生变化的；武器的变化反过来必然引起舰艇构造的变化，操纵舰艇方法的变化，最后引起舰队部署和舰队指挥的变化。”莫罗盖进一步阐述：“海军战术不是一门以绝对不变的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海军战术更易于受到批评。更确切地说这些战术原则的运用要依据武器的变化而变化。无疑战略原则的运用也不时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很小的；因此比较容易承认战略的基本原则。上面的阐述对于我们要从历史事件中找到一些说明这个题目的例证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1798年的尼罗河之战，英国舰队不仅完全彻底地打败了法国舰队，而且对摧毁法国与拿破仑在埃及的部队之间的交通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次战斗中，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为大战术树立了最光辉的典范，它被誉之为“战斗之前和战斗进行期间进行很好结合的艺术”。当时所进行的特定的战术配合取决于一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条件，即一支锚泊的舰队的下风舰船，在舰队的上风舰船被摧毁之前，无法前去支援它们；但是构成这种战术配合的一些原则，即选择敌队形里最不易得到援助的部分，和用优势兵力去攻击它，这些都还不曾过时。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用15艘舰战胜了27艘敌舰，尽管这次敌人不是在锚泊，而是在航行途中，但是他也是按照上面所讲的那些原则进行的。然而，人们有时对各种稍纵即逝的情况的印象，似乎比对处理这些情况的永恒性的原则的印象更深。相反，对纳尔逊的胜利在战争进程中起到了战略作用所包含的一些原则，不仅较容易予以承认，而且已经看出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法国在埃及的冒险性活动的成败，取决于它的海军能否保持其与法国本土之间的交通畅通。尼罗河之战的胜利使英国摧毁了唯一能确保交通安全的法国海军，并因此决定了法国最终失败的命运；人们不仅很快看到了这种打击是按照打击敌交通线的原则进行的，而且还会看到这种原则现在也是正确的，并且不论是在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代，还是在帆船时代或蒸汽舰船时代，也一样都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有一种轻视过去的错误看法，认为那些都是陈旧过时的东西，加之人们生来的惰性，甚至视而不见海军历史中蕴藏着那些长期有效的战略教训。例如，有多少人不是把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把纳尔逊获得的荣誉及其天赋和才能看成是一件异常伟大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向他们自己提出这个战略问题，即“舰船是怎样恰好到达的呢？”又有多少人认识到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是延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性戏剧的最后一幕呢？在这场戏剧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位最伟大的指挥者，拿破仑和纳尔逊在相互较量。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失败者不是法国舰队司令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获胜的不是纳尔逊，而是被挽救的英国；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联合行动失败了，而纳尔逊的直觉知识和能动性使英国舰队继续不断地追踪敌人，并使其在决定性时刻赶到了。 [ 原作者注：请看本章结尾的评论。 ] 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战术，尽管细节尚有待评论，但是其主要的特点是符合战争原则的，并且英国人的冒险行动已被当时的紧急情况和海战的结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英国人在备战效率、实施过程中的活动能力和干劲、以及战前几个月英国指挥官的思想方法和观察方法等方面的一些主要教训都是战略教训，并且至今仍然是很重要的。
　　在尼罗河之战和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战争都取得了合乎规律的、决定性的结果。现在可以引用第三个战例，在这个战例中，因为没有取得上两次战斗中所取得的那种明确的结果，所以容易对于应该做些什么展开争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和西班牙于1799年结成联盟反对英国。联合舰队三次出现在英吉利海峡，其中一次帆船战舰总数竟达66艘，由于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迫使其不得不躲在港内。当时西班牙的主要目的是收复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进攻直布罗陀这个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法国和西班牙从海上和陆上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可是这些攻击都是无效的，因此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纯属海军战略问题，即：法国和西班牙用控制英吉利海峡，用攻击英国港口里的舰队，用破坏贸易和入侵本土来威胁英国，是否会比竭尽全力直接攻击英帝国的这个远距离的、非常坚固的前哨基地会更有把握呢？长期没有遭到入侵的英国人对于入侵恐惧万分，如果突然使英国人动摇了对其舰队的充分信任，也会相对地使他们失去勇气。不管最后怎样决定，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战略要点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当时的一位法国军官提出了另一种方式，他赞成直接大举进攻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可以用来与直布罗陀交换的岛。但是英国人不可能放弃能控制地中海的要隘，去换取其它任何海外领地，尽管英国可能为挽救其家园和首都会放弃这块领地。拿破仑曾经宣称他要在维斯瓦河畔 [ 译者注：维斯瓦河，为波兰境内河流。 ] 重新夺回本地治理 [ 译者注：本地治里，为印度东南部联邦政府直辖区。十八世纪曾多次为英、法两国争夺的对象。 ] 那样的地方。如果他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像联合舰队于1779年曾短期控制它那样，对他在英国海岸上能够占领直布罗陀那样的地方还会产生怀疑吗？
　　为了更牢记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战略研究的材料，又能够通过史实来说明战争原则这一事实，再举两个例子，其发生的时间，比本书所涉及的起始的时间还要早。一次是在东西方强国之间在地中海进行的两次大较量期间，其中一次使闻名世界的帝国处于危急之中。人们可能会提出，这两次大较量中，敌对舰队怎样碰巧都是在彼此相距这样近的亚克兴和勒班陀相遇的呢？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吗？或者是由于已经重复出现和可能再一次出现的情况呢？ [ 原作者注：1827年土耳其和西方强国之间的纳瓦里诺之战也是在这附近进行的。 ] 如果是后者，研究出这种情况是值得的，因为如果再次出现一个像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上强国，它们的战略问题将是类似的。目前看来，海权的中心确实主要是在英国和法国，并且是以压倒之势存在在于西方。但是如果出现某种机会，俄国除控制它现在已经控制的黑海低地外，还占领了地中海的入口处，那么，目前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可能会完全改变。现在，如果西方一致起来反对东方，英国和法国会立刻停止对抗，像1854年那样，他们一起到黎凡特地区 [ 译者注：黎凡特地区指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广义包括自希腊经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至埃及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狭义只包括上述地区中的亚洲部分地区。 ] 去，或像英国于1878年单独去一样；一旦出现所提出的这种变化，东方会像从前两次一样，在半路上与西方对抗。
图1 地中海
　　在世界历史一段非常惹人注目、非常重要的时期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海权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响。现在我们还找不到足够的材料，以供详细研究海权对第二次布匿战争 [ 译者注：布匿战争是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共三次。战争结果罗马争得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因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而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Poeni），故历史上把这三次战争称作布匿战争。 ] 结局的影响；但是就目前所遗留下的一些迹象。有充分理由可以断言，海权在布匿战争中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对于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只依据所掌握的一直留传下来的战争事实，构成一种正确的判断。因为像往常一样，人们已经轻蔑地忽略了海军学会的一些会议记录；为了从很少的迹象中，依据对于一些著名历史时期的可能了解，得出一些正确的推断，有必要去熟悉全部海军历史的详细情况。控制海洋不管实施的怎样有效，并不意味着敌人的单舰或小型分舰队不能溜出港口，不能经常横渡汪洋大海，不能骚扰、袭击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上的未设防点，不能进入被封锁的港口。相反，历史已经表明，不管双方海军实力相差多么悬殊，较弱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可能逃避这种封锁和控制的。所以这与罗马舰队全面控制海洋或控制其关键的部分是不矛盾的，迦太基海军将军伯米尔难道不是在战争的第四年在坎尼取得辉煌胜利之后，成功地使4000名士兵和一群大象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了吗？在战争的第七年，伯米尔卡又突然躲开了位于锡拉库萨外海的罗马舰队，再一次出现在当时由汉尼拔控制的塔兰托。而汉尼拔也向迦太基多次派遣了传递公文的舰船。甚至最后汉尼拔与他的残余部队又安全地撤到了非洲。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证明迦太基政府可能不断给予汉尼拔以支援。实际上，汉尼拔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援，但是，上述这些事实自然会造成迦太基政府已经支援了汉尼拔的印象。所以还有必要通过仔细调查已经明确的事实，来很好地证实有关罗马海上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会对海权对战争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做出正确的评估。
　　蒙森 [ 译者注：蒙森，威廉·蒙森爵士（1568-1643年）英国海军军官，以所著《海军短文集》驰名于世。 ] 说，战争开始时罗马人控制了海洋。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或哪几种原因，原本不是一个海运国家的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它的海军已经超过以航海为业的对手迦太基人，建立起海上优势，并继续保持了这种优势。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没有重要的海战，但是从这种情况的本身和其它已经查明的与其有很多联系的事实，可以看出罗马具有类似于其它时期已经具有的这种海上优势。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经过高卢和越过阿尔卑斯山进行危险的、几乎是毁灭性的远征。不过可以肯定，位于西班牙沿海的汉尼拔舰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罗马舰队对抗。如果汉尼拔的舰队真的很强大，但是有种种原因影响他，使他可能仍然会沿着他所选定的路线前进；如果他经海路进行远征的话，就不会使与他一起出征的6万名老战士损失了3.3万人。
　　正当汉尼拔进行这种危险的远征时，罗马人把其舰队的一部分派到了西班牙。罗马舰队在两名年龄较大的西庇阿 [ 译者注：西庇阿是古罗马科尔内利乌斯贵族家系之一。不少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都出身于这个家族。 ] [ 投笔从戎注：此处指老西庇阿兄弟俩。 ] 率领下，运送一支由执政官指挥的陆军。此次航行没有遭到严重损失，并且使部队安全地驻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另一个罗马分舰队与另一名执政官指挥的一支陆军被派到了西西里。两个分舰队总共有220艘舰船。每一个分舰队都在各自的阵位上，与一支迦太基分舰队较量，最后是罗马人轻而易举地将迦太基分舰队击败，这些都可以从很少的战斗记载中推断出来，并且可以说明罗马舰队是真正强大的。
　　第二年之后的战况如下：汉尼拔已经从北部进入意大利，在接连获胜之后，已绕过罗马向南进军，并将自己的部队驻扎在意大利南部，就地征收给养，这样促使其与当地人民产生矛盾，特别当他依靠罗马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系统征收给养时矛盾就更加尖锐。所以汉尼拔首先急需的，就是要与某一可靠的能够不断提供补给和增援的基地建立联系，按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也即建立交通线。有三个友好的地区：迦太基本土、马其顿和西班牙。可以把其中一个或三个看成是这样的基地。而他与前两个基地之间的交通，只能经海路。汉尼拔可以从西班牙得到最有力的支援，如果没有敌军封锁通道，他既可经陆路又可经海路抵达那里，而经海路其路程短且又安全。
　　战争的最初几年，罗马人依仗其海上力量，完全控制了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第勒尼安海和撒丁海。从埃布罗河至台泊河沿岸的居民几乎对罗马人都是友好的。但是坎尼战争之后的第四年，叙拉古 [ 译者注：古希腊移民城市，在今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锡拉库萨。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势力强盛，为西西里岛东部霸主。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抵抗罗马侵略。公元前212年为罗马所灭。 ] 放弃了与罗马联盟，反叛行为蔓延至整个西西里；并且马其顿也与汉尼拔签订了攻守同盟。这些变化必然不断扩大罗马舰队的作战活动，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部署呢？这种部署怎样影响这场战争呢？
　　迹象清楚地表明罗马人从未放松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这可以从罗马舰队能不受干扰地从意大利驶到了西班牙得以证实。而在西班牙沿海地区，直到小西庇阿 [ 译者注：小西庇阿即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安（约公元前185-前129年），老西庇阿长子的养子，罗马统帅、执政官，公元前146年攻陷并毁坏迦太基城，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布匿战争。 ] [ 投笔从戎注：此处似有误，这里应指大西庇阿，老西庇阿的长子，小西庇阿的养父。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暂时遣散驻西班牙半岛的罗马分舰队。 ] 看出了在适于暂时停止使用舰队之前，罗马人在此一直享有充分的控制权。罗马在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部署了一个分舰队并建有一个海军站以控制马其顿，他们忠于职守，从未让马其顿的一个方阵士兵进入意大利。蒙森说：“由于腓力 [ 译者注：这里的腓力是指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公元前238-前179），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与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结盟反对罗马。 ] 缺少一支战斗舰队，使他没有能力去进行各种调动。”这里海权的作用不再只是一种推断，而是明显的事实。
　　在西西里，斗争是以叙拉古为中心。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交战于此，但是优势显然属于罗马人，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曾几次成功地向叙拉古城里运送了补给品，可是他们避免与罗马舰队作战。由于罗马舰队控制了利利巴厄姆（今马尔萨拉）、巴勒莫和墨西拿，使它能在该岛北岸建立起牢固的基地。位于南部的通道对迦太基人是开放的，因此他们还能坚持反抗。
　　总观这些事实，这种推断是合情合理的，并且是以全部历史进程为依据的，即当时的罗马海上力量控制了北部从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到西西里两端的利利巴厄姆，由此绕过该岛北端经墨西拿海峡，向南到叙拉古，再到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的广大海域。整个战争期间这种控制没有被动摇过，并且一直持续着。诚如前面所述，这种控制不能完全制止迦太基人规模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但是这种控制确实阻止了汉尼拔所急需的那种持续可靠的交通线。
　　另一方面，似乎同样很清楚，战争的头10年，罗马舰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进行长期作战。的确罗马舰队也不能超出所限定的南部界限，到较远的地方去活动。汉尼拔一起程，他便派出一些舰船保护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可是当时的罗马人并不打算袭扰这些交通线。
　　所以，罗马舰队完全放弃了在马其顿的战争。罗马舰队也没能制止迦太基人在西西里所遂行的多次有效的、骚扰性牵制活动；但是这支舰队确实妨碍了迦太基人向当时在意大利的汉尼拔运送最急需的部队。至于西班牙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汉尼拔的父亲和汉尼拔本人曾把西班牙地区，作为他们企图入侵意大利的基地。在此次战争开始之前的18年，他们就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并且非常有远见地扩大和巩固了他们在这里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父子俩已经召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在当地战争中经受了锻炼，成为当时一支很有经验的部队。汉尼拔一起程，就把政权交给了自始至终忠诚于他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这种忠诚是汉尼拔无法从迦太基本土可恶的宗派斗争中得到的。
　　随着汉尼拔一起程，迦太基人便在西班牙取得了从加的斯到埃布罗河的使用权。尽管居住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一些部落对罗马人都很友好，但是当罗马人不在的时候，他们无法抵御汉尼拔。汉尼拔把他们镇压下去之后，留下1.1万名士兵由汉诺指挥，对这个地区实施军事占领，以防罗马人进驻和袭扰汉尼拔与他的基地之间的交通线。
　　但是，同一年克纳斯·西庇阿 [ 投笔从戎注：老西庇阿的弟弟。 ] 率领2万名罗马士兵经海路抵达那里，打败了汉诺，并且占领了沿海地带和埃布罗河以北的内地。这样就使他们能够完全切断汉尼拔与哈司德鲁巴尔之间的相互支援，并且还可以从这里攻击迦太基驻扎在西班牙的部队；而罗马人与意大利的水上交通又可以使其得到自己舰队的保护。罗马人把塔拉戈纳作为海军基地，与哈司德鲁巴尔在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相对抗，然后入侵迦太基领地。罗马在西班牙的战争是在有经验的西庇阿兄弟俩 [ 投笔从戎注：老西庇阿兄弟俩。 ] 指挥下进行的，表面看来这是一场次要的战争，七年来双方各有胜负；战争结束时哈司德鲁巴尔给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西庇阿兄弟俩被杀，迦太基人也几乎成功地通过比利牛斯山去增援汉尼拔。但是这种袭击暂时受挫，当准备再次开始袭击之前，卡普阿陷落了，围攻该城的1.2万名罗马老战士，在卓越的指挥官克劳迪亚斯·尼罗指挥下被调到了西班牙。这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这位罗马将军所做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调动。这种来自海上的及时增援，再次确保了罗马人对哈司德鲁巴尔行军路线的控制，对迦太基来说一条既快又方便的通道，已被罗马海军截断了。
　　两年之后，后来获“阿非利加西庇阿”称号的普布利乌斯·西庇阿 [ 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小西庇阿”。按此处应为大西庇阿，老西庇阿的长子。 ] ，接任在西班牙的指挥，采用陆海联合进攻，占领了卡塔赫纳；但是此后他却令人不可思议地解散了舰队，并把舰上人员调至岸上充当陆军。西庇阿 [ 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小西庇阿”，按此处应指大西庇阿。 ] 不满足于只作为一支“牵制” [ 原作者注：牵制部队，是指在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中，被派去执行遏制和阻滞敌某一部分向前推进的部队，而部队的主要力量或主力部队则用在另一个方向上。 ] 部队去封锁比利牛斯山脉的要隘来对抗哈司德鲁巴尔。他向前推进，进入西班牙南部，在瓜达尔基维河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非决定性战役；战后哈司德鲁巴尔悄悄溜走，匆忙北上，从比利牛斯山的西端通过，向意大利奋进。那时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处境日趋困难，部队的自然减员没有得到补充。
　　当哈司德鲁巴尔途中仅遭受轻微损失进入意大利北部时，战争已经持续了10年。假如哈司德鲁巴尔带来的部队能安全地与汉尼拔会合，战争就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因为罗马本身也已疲惫不堪；把罗马与其殖民地和盟邦连接起来的铁链的抗拉强度已经到了极限，有些早就断裂了。但是汉尼拔兄弟俩在军事上的处境也是十分危险的。一个在梅陶鲁斯河畔，另一个在阿普利亚，相距200英里，各自要对付一支优势的敌军，而罗马的两支大军位于其对手之间。造成这种困难局面以及哈司德鲁巴尔姗姗来迟，都是因为罗马人控制了海洋。整个战争期间，由于罗马人控制了海洋，使汉尼拔和哈司德鲁巴尔兄弟俩的相互支援被限制在绕经高卢的这条陆路上。正当哈司德鲁巴尔经陆路进行远距离危险的绕行时，西庇阿 [ 投笔从戎注：大西庇阿。 ] 已从西班牙派出了1.1万名士兵经海路去增援与哈司德鲁巴尔对抗的罗马陆军。结果是哈司德鲁巴尔给汉尼拔送信的传令兵不得不通过广大的敌占区，落入了指挥南部罗马部队的克劳迪亚斯·尼罗之手，使其得知哈司德鲁巴尔准备采取的路线。尼罗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并且避开了汉尼拔的监视，率领8000名最精锐部队快速前进与北方部队会师。这种有效的会合，使罗马的两位执政官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攻哈司德鲁巴尔，并将其部队全歼，哈司德鲁巴尔本人阵亡。关于这场灾难，汉尼拔得到的第一条消息，是抛进他营房里的他弟弟的脑袋。据说他曾大声疾呼，罗马将是当时的世界霸主；所以梅陶鲁斯河战役一般被看成是罗马和迦太基两国之间的决定性战役。
　　最后导致梅陶鲁斯河之战和罗马胜利的军事形势，可总结为如下几点：为了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迦太基人必须进攻罗马在意大利的力量中心，并破坏以罗马为首的牢固的联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迦太基人需要一个坚不可摧的活动基地和一条安全可靠的交通线。前者已由天才的巴卡 [ 译者注：汉尼拔·巴卡是迦太基大家族的姓。公元前237年汉尼拔之父哈米卡率军远征伊比利亚半岛，夺取了西班牙西南沿海地区，得名“巴卡”（“闪电”之意），便以此作为家族的姓。 ] 大家族在西班牙建立起来；而后者迦太基人却从没有得到过。对迦太基人来说可能有两条交通线，一条是直接经海路，另一条是经高卢绕行。第一条被罗马人的海上力量封锁住了；第二条处境危险，并且最后由于罗马陆军占领了西班牙北部也被截断了。罗马陆军所以能够占领西班牙北部，是因为罗马人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从未危及过罗马人对海洋的控制。因此对于汉尼拔和他的基地来说，罗马人占领了两个中心位置：罗马本土和西班牙北部，两者靠一条安全可靠的内部交通线——海洋来连接，靠这条交通线不断进行相互支援。
　　假如地中海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在这片沙漠里，罗马人占据了资力雄厚的科西嘉和撒丁岛“山脉”，在塔拉戈纳、利利巴厄姆和墨西拿构筑了坚固的哨所，占据了热那亚附近的意大利海岸并将马赛和其它据点的要塞实施联防；假如罗马还拥有一支能够随意穿越沙漠的武装部队；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在这里处于劣势，为了集中部队又不得不绕大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这种军事形势，这支特殊部队的价值和作用就毋用赘述了。此外还会看到敌方武装部队，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也会突然侵犯或袭击罗马所占领的地方，可能会烧毁一个村庄或毁坏数英里边疆领土，甚至可能会不时地中断一支护航运输船队，但是从军事观点来看，并没有对交通线形成任何威胁。这种掠夺性作战活动，古往今来，海上交战较弱的一方都曾进行过，但是决不能据此做出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相对立的推论，即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到非洲沿海去巡视，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意大利外海”，就说“罗马或者迦太基根本没有控制海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海军在这片假定的沙漠地带起到了一支特殊部队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作家对这支部队所起的作用不甚了解，因为这支部队的成员从远古以来就是一批与众不同的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宣扬者，他们既不宣扬自己，也不宣扬他们的使命，所以这支部队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所起的巨大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都被忽视了。如果上述论点是正确的，从产生这种结果的诸主要因素中删去海权，那么这种剖析就是不完全的，如果把海权断言为唯一起作用的，那也是不合理的。
　　上面所举的例子，相隔时间甚远，有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之前的，也有之后的，但是这些例子都是用来说明本题目所固有的重要性，和从历史中所必须吸取的教训。正如前面已经注意到的，这些例子多半属于战略范畴，多与指导战役实施有关，而属于指导战斗的战术范畴的较少，因此具有较永久性的价值。有关这一点可以引用一位权威人士若米尼的话，他说：“1851年底，在巴黎偶然我很荣幸受到一位知名人士的咨询，他问我最近火器的改进，是否会在作战方式上引起重大的变化。我回答说火器的改进可能对战术的细节问题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在规模较大的战略性战役和大的联合作战中，现在和过去一样，仍要运用那些曾使古今伟大的将军们如亚历山大、恺撒、腓特烈和拿破仑等获得胜利的原则。”对海军来说，进行这种研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现代蒸汽舰船具有巨大的、可靠的航行能力。在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代和帆船时代，指挥员设想出的最佳方案，有时迫于恶劣的天气可能招致失败，但是现在这个难题几乎不复存在了。古往今来适用于指导大规模海军联合行动的原则是从历史中推断出来的；但是在执行这些原则时，不必过多地考虑天候条件，只是最近的收获。
　　通常给“战略”这个词所下的定义，是把它局限在包括一个，或几个完全独立或相互依赖的战场的联合军事行动上，总是注目于战争中现实的或当时的几场战斗。不过这可能是指岸上战略，最近一位法国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这种定义对海军战略来说范围太窄了。他说：“海军战略区别于军事战略，在于平时和战时，都十分需要制定自己的战略。实际上，平时通过收买或签订条约，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占领有时甚至难以用战争手段取得的最好的据点，从而获得决定性胜利。这种战略会指导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在某海岸上一些选定的地点驻足，起初只是暂时占领，然后明确提出占有这些地方。”有一代人会欣然接受这位作者的意见，他们已经看到英国在10年之内，以一些貌似暂时的条款和条件相继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但是这些条款和条件迄今没能使之放弃所占领的地方。实际上，现在所有的海上强国都坚持不懈地把他们的人民和舰艇，渗透到各海洋中去，寻找那些远不如塞浦路斯和埃及著称和有价值的一个又一个的战略要地，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事实上，海军战略就是为了自身的目的，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要建立、维护和不断发展本国的海权。”因此，研究海军战略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负责国家外交和军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本书中，我们将仔细研究一个依赖海洋强大起来的国家，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和影响其强大的一般条件；然后，我们将较多地专门思考17世纪中叶，本书开始其历史评述时欧洲几个海洋国家的情况，这将有益于说明这个总的题目，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评论：纳尔逊光辉的名字，的确会使与他同时代的所有人的名字黯然失色。英国人对他是绝对信服的，并且把他看成是唯一能够把英国从拿破仑的阴谋计划中拯救出来的人；当然也不应该掩盖纳尔逊只是或者只能活动在整个战场的某一部分的这一事实。在以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结束的那次战役中，拿破仑原来的目的是使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土伦舰队和罗什福尔舰队，与西班牙的庞大的舰队在西印度群岛汇合，组成一支他所需要的绝对优势的部队；并使之一起返回英吉利海峡，掩护法国陆军通过海峡。拿破仑当然期望利益遍布世界各地的英国，由于不了解法国各分舰队的确切目的，会造成慌乱和精力分散，使英国海军离开他所要攻击的目标。赋予纳尔逊指挥的战场位于地中海，其任务是监视法国在土伦的大军火库，和通往东部和大西洋的交通干线，所以他的任务不比别人的轻松。而在纳尔逊的心目中，由于坚信拿破仑会再次执行进攻埃及的计划，因此感到自己的任务显得更重要。由于持有这种看法，纳尔逊第一步棋就走错了，他耽误了及时追踪维尔纳夫指挥的法国土伦舰队。土伦舰队得利于持续的顺风，而英国舰队是在逆风中航行。尽管所有这些都是实情，尽管拿破仑联合行动的失败必须归因于英国严密封锁住布雷斯特外海，归因于纳尔逊有力追击向西印度群岛逃窜和再次匆忙返回欧洲的土伦舰队，但是历史还是给了土伦舰队应有的荣誉；本文也维护了它的声誉。纳尔逊的确没有看穿拿破仑的意图。正如某些人所说的，这可能是由于缺少洞察力；但是可以更简单地归因于防御的一方在敌军来袭之前通常都存在不清楚何处会遭到攻击的问题。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决定形势的关键性问题上是很有见识的；纳尔逊完全看到了决定形势的关键是法国舰队，不是军港。所以他的作战活动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这就是怎样坚持自己的目的，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够弥补最初的过失，进而挫败敌人的阴谋诡计。纳尔逊在他地中海的辖区内要遂行的任务很多，并且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照管；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其中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要消灭法国的土伦舰队，土伦舰队也是拿破仑皇帝进行海上联合作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纳尔逊的注意力毫不动摇地死盯住这支舰队，以至于他把这支法国舰队称之为“他的舰队”，这种称呼使敏感的法国评论家感到十分恼火。纳尔逊对军事形势准确无误的分析，使他更大胆地下定决心，承担了放弃军港的重大责任，以便跟踪“他的舰队”。他之所以能极其明智地进行坚决的跟踪追击，应该归功于伟大的决心。尽管由于情报不准确，和没有判明敌人运动之目的，曾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延误，但是纳尔逊如此精力旺盛地进行追踪以至当他返抵加的斯时，比维尔纳夫进入费罗尔还早一个星期。这种孜孜不倦的追踪热情，使他能及时地把他的舰船从加的斯派至布雷斯特，即便维尔纳夫坚持其计划驶抵附近港口，位于那里的英国舰队照样会优于维尔纳夫舰队。英国舰队在舰船总数上少于联合舰队，但由于及时增加了8艘富有战斗经验的战舰，使其在战略上处于最佳位置。以后我们在论述美国独立战争时，我们还会谈到与此相似的情况。英国海军在比斯开湾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位于布雷斯特和费罗尔两个法国分舰队之间，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超过任何一个法国分舰队，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在另一个分舰队赶来之前，与这个分舰队相对抗。这是英国当局多方面有才能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最重要的是纳尔逊一心一意地追踪他所称之为的“他的舰队”。
　　这种有趣的一系列战略调动是于8月14日结束的，这一天维尔纳夫绝望地驶抵布雷斯特，然后又转向驶至加的斯并于20日锚泊在那里。拿破仑听到这个消息，对舰队司令大发脾气之后，又立刻下令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进行一系列调动，结果使拿破仑决定放弃进攻英国的计划。 [ 投笔从戎注：此处译文有误，按此时拿破仑获悉集中联合舰队的计划失败，放弃入侵英国，将大军团调离英吉利海峡沿岸，向东行军指向中欧，投入到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利茨战役中。 ] 时经两个月的大规模追踪运动，最后的结果是10月21日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抛开这些追踪运动，就时间而论，它仍然是纳尔逊天才的标志，并在他不久之前所做的辉煌成就中得以体现。尽管当时拿破仑皇帝已经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打算，但是英国确实是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得救的。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一下，联合舰队的毁灭，确定了英国战略性的胜利，并已不声不响地挫败了拿破仑进攻英国的计划。
第一章 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1890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使其本身成为最重要和最惹人注目的是其可以充分利用的海上航线，或者更确切些说，海洋是人们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的公有地，但是在这片公有地内，过去经常使用的航线，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只能选择其中某些作为航线，它们被称之为贸易航线。为什么只能选择这些作为航线？其答案要从世界历史中去寻找。
　　尽管海上有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危险，但是无论是旅行还是运输，经海路总比经陆路方便、便宜。荷兰的贸易发达不仅是因为它拥有较发达的海运事业，而且也由于它拥有无数条安全的水路，通过这些水路可以迅速地进入荷兰和德意志的内地。200年前的情况是陆上的道路少且又不好，并且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所以水路运输较之陆路运输就更具明显的优越性。尽管当时海上运输有遭抢劫的危险，但是仍然比经陆路安全、迅速。当时一位荷兰作者估计到了他的国家有可能要与英国交战，他在诸多事情当中，格外注意到了英国国内的水路不畅通，不能通过它们进入其腹地；由于内部道路不好，所以必须经海路把货物从王国的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而经过海路途中又有被抢劫的危险。目前对纯属国内贸易来说，这种危险一般是不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尽管水路运输仍然比较便宜，但是沿海贸易的破坏或消失，只不过是一件不方便之事。可是直到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战争时期，尽管当时海上有成群结队的英国巡航舰，法国内陆又有很好的道路，但是那些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和围绕这段历史所产生的通俗海军文学作品，仍然经常提及沿法国海岸从一个地方偷渡到另一个地方的护航船队。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濒海国家的国内贸易只是其整个贸易的一部分。而外国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须由本国的或外国的船舶运至它的港口，这些船舶返回时又从事这一地区的产品交换，所交换的产品或者是大自然的产物，或者是人们的劳动成果；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这种运输业应该由自己国家的船舶来承担。这些往来穿梭的船舶返回时必须有安全的港口；整个航行期间，国家对船舶的保护，必须跟踪至尽可能远的地方。
　　战时，这些运输船舶必须由武装舰船为其提供保护。所以从狭义来说，海军的出现是由于平时有海运，随着海运的消失，海军也将消失。除非当一个国家有了侵略意图时，才会保持一支海军，并且也只是作为军队编制的一部分。因为美国目前还没有这种意图，并且也无需为商船护航，所以从严谨的逻辑推断出的必然结果是美国的武装舰队会逐渐减少，并且对武装舰队普遍不感兴趣。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当美国再次发现海上贸易有利可图时，对海运产生的浓厚的兴趣将会重新迫使它去恢复其海军。而当经过中美洲地峡的一条运河不久即将出现时，十分强烈的侵略欲望也可能会促使它去重建其海军。不过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爱好和平、获得博爱的国家是缺少远见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要作充分的军事准备，必须要有远见卓识。
　　作为一个国家，随着它的非武装船舶和武装舰船离开其海岸的那一刻起，就立刻会感到需要一些能供平时贸易、避难的补给的据点。目前，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一些友好的港口，作为这样的据点，虽然这些友好港口是外国的；并且在和平时期，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作为避难场所。但是情况不会总是这样，尽管美国现在已经得到了如此有利的持久和平，但是和平不会长期永远存在下去的。早期，商船船员为了寻求在新的和没有被勘察的地区进行贸易，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从持怀疑态度和敌对态度的国家里得到好处，而他们在搜集足够和有益的货物时，要耽搁很长时间。所以商船船员以其直觉感到需要在贸易线的远处寻找一个或多个停泊地，他们往往通过诉诸武力或施以恩惠得到这些地方，然后使船员或其代理人可以比较平安地呆在那里，使他们的舰船可以安全地停泊在那里，可以连续不断地搜集在大陆上有销路的货物，等待本国船队把它们运回去。早期这种航行获利巨大，虽然其风险也很大，但是这种机构仍然成倍地增长和扩大，直到将这些地方变成殖民地为止。这些地方最后的发展和成功，取决于创建殖民地的国家的性质和所提出的政策，他们构成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世界历史，一部独特的世界海洋历史。如上所述，所有的殖民地不是简单地自然地产生和发展的。就殖民地的起源和创建而言，有些是比较正规的，是纯属政治性的。就统治者的行为来说，与其说是为了人民，不如说是为了私人团体。但是以后随着贸易站的逐渐扩大，只是为追求利润的冒险家的工作，在道理上和本质上同精心组织和租用殖民地的工作是一样的。这两种情况都是为了使本国在外国的土地上获得一块立足之地，都是为了给本国出售的货物寻找一条新销路，为了给本国的舰船获得一个新的活动场所，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谋求更多的职业，使它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但是，陆路与海路不同，当陆路的另一端能够确保安全时，就不需要为贸易做各种准备。而海上航行的距离较远也比较危险，所以在海上常常会遭到敌人围攻。在开拓殖民地最活跃的日子里，海上盛行着一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如今人们几乎已将其全部忘记了。海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沿途需要一些象好望角、圣赫勒拿岛、毛里求斯那样的海军站，这些海军站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贸易，而是为了进行防御和战争。海洋国家要求占领像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位于圣劳伦斯湾出口处的路易斯堡那样的港口，这些港口的价值虽然未必完全相同，但主要是战略性质的。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港口的性质有时是属于商业的，有时是属于军事的，但是，同一个地方，象纽约那样在商业和军事两方面都同样重要是比较罕见的。
　　生产，是交换产品所必需的；海运，是用来进行不断交换的；殖民地是促进和扩大海运活动，并通过不断增加安全的据点来保护海运。在这三者中我们将会找到决定濒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的关键。一个国家的政策是随着时代的精神和统治者的性格和英明程度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但是，濒海国家的历史不是由政府的精明和深谋远虑决定的，而是由它的位置、范围、自然结构、人口和民族特点——一句话称之为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可是又必须承认，并且将会看到：由于某些个别人的明智行为或愚蠢的行动在一定时期内，必将从很多方面大大地影响了海权的发展。这不仅包括用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而且还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存在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
　　影响各国海权的主要条件可以列举如下：1. 地理位置；2. 自然结构，包括与此有关的大自然的产品和气候；3. 领土范围；4. 人口；5. 民族特点；6. 政府的性质，包括国家机构。
　　 1. 地理位置——首先可以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具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英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就大大优于法国和荷兰。法国和荷兰必须长期保持一支规模巨大的陆军，并且要不断地从事耗资巨大的战争以维护其独立，他们的力量很快就会被耗尽。并且法国的政策又经常摇摆不定，有时是明智地，有时是十分荒谬地不断地由海上转向大陆扩张。进行大陆扩张是要消耗财富的；反之，如果法国能够明智地、始终如一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就会弥补其所处位置的不足。
　　地理位置本身可以促使海军力量集中或分散。在这方面英伦三岛又优于法国。法国的位置，濒临地中海和大西洋，虽然有它的有利方面，但是总的来看，它是造成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一个原因。位于东边和西边的法国舰队，只能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才能联合起来。他们在企图这样做时，常常又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有时还要蒙受巨大的损失。美国的位置濒临两大洋，如果美国在两边海岸上都有大量的海上贸易的话，这个位置或者是使其软弱的一种根源，或者是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的一种原因。
　　由于英国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它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围绕它自己海岸集中部队的这个有利条件；但是，这种牺牲是很明智的，正如实践已经证明的那样，它是得大于失。随着英国殖民体系不断扩大，它的作战舰队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它的商船和财富增长得更快。可是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兰西共和国战争 [ 译者注：法兰西共和国战争（1792-1802）也称反法联盟战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欧洲各主要封建君主国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组成反法联盟，与法国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相勾结反对法兰西共和政府的战争。 ] 和法兰西帝国战争 [ 译者注：法兰西帝国战争也称拿破仑战争，主要指拿破仑一世1799年任第一执政前后和1804-1814、1815年称帝期间，对欧洲许多国家和反法同盟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 ] 时期，用一位法国作者的话说，“英国，尽管其海军发展卓有成效，属于富裕国家之列，似乎也经常感受到贫困的窘迫。”英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护卫它的心脏和各部机体；但是，同样范围广大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海上力量薄弱，曾多次遭到侮辱和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能有利于集中它的部队，而且还要能为对付敌人的可能进攻，提供作战活动的中心位置和良好的基地的战略优势。又是英国具有这些有利条件，英国一方面面对着荷兰和北方强国，另一方面又面对着法国和大西洋。当英国受到过去它曾多次受到的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一些海上强国联盟的威胁时，位于唐斯和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舰队，甚至位于布雷斯特外海的英国舰队都占据了内线位置，这样就可以使英国联合舰队迅速反击想寻机通过英吉利海峡与其盟国会合的敌人。除此之外，在海峡的每一边，大自然还为英国舰队提供了较好的港口，和一条安全的可以靠近的海岸。从前，通过英吉利海峡，自然条件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后来，由于蒸汽舰船的出现和海峡港口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度曾使法国人感到苦恼的不利因素大大减少了。帆船时代，英国舰队以托贝港和普利茅斯港为基地来对付布雷斯特港内的法国舰队。其计划只不过是：刮东风或和风时，英国封锁舰队坚守在阵位上，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但是当刮起强大的西风，或者风太强劲时，执行封锁任务的英国舰队就只能驶回自己的港口，因为它们知道这种大风同样会使法国舰队驶回其驻地，并且在大风转向之前，法国舰队是不会出来的。
　　如今靠近敌军或靠近要进攻的目标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比不久以前在被称之为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法国人称这种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为劫掠战。因为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只是直接攻击无防御能力的商船，所以实施攻击的舰船的武装力量不需要很强。因为这些舰船本身的防御能力很差，需要附近有个避难处或者支援点。这种避难处和支援点或者位于本国战舰控制的那部分海域里，或者位于友好港口里。位于友好港口里的避难处和支援点可以提供有利的支援，原因是这些港口通常都固定不变的，通商破坏舰比敌人更熟悉至港口的航道。法国靠近英国因而更便于法国人从事针对英国的劫掠战。由于法国在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上都有港口，靠近英国来来往往的贸易枢纽，便于驶离这些港口的巡航舰前去劫掠。尽管这些港口间的相互距离不适于进行正规的联合军事行动，但却适于这种不规则的辅助性作战活动；因为正规作战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集中力量，至于破坏贸易的劫掠战，分散活动则是它的原则。通商破坏舰只有分散开，才能发现和捕获更多的商船。这些实际情况可以从法国许多私掠船的历史得到说明。私掠船的基地和活动场所主要是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或者是在相距较远的其它殖民地，诸如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也能提供较好的避难处。由于现代巡航舰需要不断补充燃料，所以他们比以前的舰船更依赖于港口。美国的公众舆论很信奉直接攻击敌商船的战争。但是，必须切记美国在国外大的贸易中心附近没有港口。所以美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不适宜进行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除非美国在同盟国的港口里找到了基地。
　　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进攻的条件之外，大自然已使它坐落在便于进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时还使它控制了一条世界主要贸易通道，显而易见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很大程度上英国又占据了这样的有利位置。荷兰、瑞典、俄国、丹麦的贸易以及经各大河流进入德意志内地的贸易，都必须要经过靠近英国门户的英吉利海峡，帆船还必须紧靠英国海岸航行。此外，同北欧的贸易与海权有着一种更特殊的关系，这是因为通常所说的海事补给品，主要来源于波罗的海国家。
　　倘若西班牙没有失掉直布罗陀，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类似于英国的位置。从前西班牙对大西洋和地中海实施监视很方便，因为其一边有加的斯，另一边有卡塔赫纳，至黎凡特地区进行贸易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的海区，就是绕好望角进行贸易，离它的门户也不远。但是，由于西班牙失去了直布罗陀，它不仅丧失了对海峡的控制权，而且也为它的两个分舰队的顺利会合设置了一道障碍。
　　当前，如果只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而不考虑影响海权的其它条件，似乎它的一条漫长的海岸线和一些较好的港口，会使它处于很好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使它对至黎凡特地区和经苏伊士地峡的贸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如果意大利现在能保持住原本属于意大利的所有岛屿，情况将会更好。但是，由于马耳他被英国人占领，而科西嘉又归法国人所有，这样意大利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就大大地降低了。从马耳他和科西嘉这两个岛的密切种族关系和位置来看，就象西班牙人理应得到直布罗陀一样，这两个岛理所当然应属于意大利。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主要贸易交通干线，意大利的位置无庸置疑对这条干线会有重要的影响。综观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有其不足之处，加之其它一些原因，有害于它全面稳妥地发展它的海权，人们对意大利是否有朝一日会列入海军强国之列也深表怀疑。
　　因为本书的目的不是详尽无遗地讨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对其在海洋上的发展是如何重要，而只是打算用实例来说明地理位置对海权发展的影响。因此，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一边，更多地列举一些能进一步说明它的重要性的实例，这些实例在历史论述中将会不断地被反复应用。不过这儿有两句话是恰如其份的。
　　一句话是地中海周围的环境，已经使其在世界历史上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贸易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它所起的作用都比同样大小的海域所起的作用大得多。所以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都力求控制它，并且这种竞争现在仍在继续。因此，研究在地中海海域过去占优势和现在仍然占优势的条件，以及研究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相对军事价值，将比在其它地方花费同样多的精力收效更大。此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中海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加勒比海，如果巴拿马运河通航了，情况就更加相似了。研究已经得到很好论证的地中海的战略条件，将是研究加勒比海的一个极其良好的开端，加勒比海的历史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暂的。
　　第二句话是关于与美洲中部运河有关的美国的地理位置。一旦动手修建运河，建筑者的希望付诸实现了，加勒比海将从一个终点站，从一个地方性的贸易场所，或者最多象现在这样只是一条不连贯、不完整的交通线，变成世界上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干线。沿着这条交通于线可以进行大量贸易，并且可以把其它一些大国的利益，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我国东西两边的海岸，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这样也就很难再使加勒比海保持过去那种脱离国际纠纷的局面了。美国的位置与这条航线的关系，将会类似于英国与英吉利海峡的关系，类似于位于地中海的国家与苏伊士运河的关系。至于对运河的影响和控制，依据地理位置而定，很清楚作为国家力量的中心，国家的永久性基地 [ 原作者注：对“永久性作战基地”，这个词来说，不言而喻是指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力和物力的来源地，是水路和陆路的交通枢纽，是军火库和武装哨所的所在地。 ] ，当然美国离运河要比其它大国近得多。其他大国现在或者以后在岛上或者在大陆上占领的位置，不管怎样牢固可靠，也只不过是其国家的前哨基地，单就为军事力量提供的所有物质支援而论，哪一个国家也赶不上美国。但是众所周知，美国对战争毫无准备，这是她的弱点。美国的地理位置虽然靠近斗争点，然而由于墨西哥湾海岸的特点，使其丧失了部分价值。墨西哥湾缺少不受敌人干扰、又便于修理一级战舰的港口，缺少一级战舰的国家是不能妄求控制某一海区的。一旦在加勒比海出现一场争霸斗争，从密西西比河南部水道的深度来看，从新奥尔良附近的情况以及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水上运输的有利条件来看，显而易见国家的主要力量必须全部集中在这一地区，也必须在这里寻求永久性的作战基地。但是，保卫密西西比河的入口处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尽管这里有两个可互相媲美的港口：基韦斯特港和彭萨科拉港，但是它们的水位很浅，对于国家的资源来说它们所处的位置也是极其不利的。为了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必须克服上述这些不足之处。此外，就美国距地峡的距离而言，虽然相对来说比较近，但是仍然有一段距离，所以美国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占领一些地方，用作应急或辅助性作战基地；利用这些基地的有利自然条件、防御的敏感性和靠近战略补给中心，将使美国舰队能象任何敌对舰队那样尽快赶到出事地点。随着密西西比河的进出口有了充分的防护，随着美国人掌握了这样的前哨基地，和这些基地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有了可靠的保障，简言之，由于它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措施，有了充分的军事准备，那么美国从其地理位置和实力来看，确实在这个战场上取得了无庸置疑的优势。
　　 2. 自然结构——我们刚才提到的墨西哥湾海岸所独具的特点，应当归类到一个国家的自然结构方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影响海权发展的第二个条件。
　　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它的边境的一部分，如果这部分边境为其提供了通向较远地区的便利通道，在这里较远的地区是指海洋，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会愿意通过这部分边境与世界其它各地进行友好往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但是没有一个港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它自己的海上贸易，也不可能有它自己的海运和海军。当比利时是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一个省份时，实际情况就是上述这样。1648年，荷兰在一次成功的战争 [ 译者注：是指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组成部分的荷西战争，荷兰转败为胜，其海军屡胜西班牙海军，于1648年签订荷西和约，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承认尼德兰南部城市及其辖地归属荷兰。 ] 之后，作为一个议和条件提出禁止比利时通过斯海尔德河（埃斯科河）进行海上贸易。这样就关闭了安特卫普港，并且迫使比利时把海上贸易转止给荷兰。西属尼德兰也就不再是一个海上强国了。
　　许多深水港都是力量和财富的源泉，如果这些港口位于可通航河流的出口处，便于集中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则它们的价值就将成倍增长。但是，由于通过这些港口也非常容易进入这个国家，如果这些港口没有很好的防御，发生战争时，它们将成为容易遭到入侵的要害部位。例如，1667年荷兰曾轻而易举地顺泰晤士河溯流而上，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烧毁了英国海军的大部分舰船。但是，几年之后，当英国和法国联合舰队企图在荷兰登陆时，却因在海岸上遇到了诸多困难，遭到荷兰舰队的勇猛抵抗而未能得逞。1778年，如果不是由于法国舰队司令的犹豫不决，有可能会使处于不利地位的英国人丧失纽约港和其所控制的哈得孙河。如果法国人控制了纽约港和哈得孙河，新英格兰 [ 译者注：新英格兰系美国最东北部地区名，包括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六州。 ] 与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既方便又安全的交通线将得以恢复；而英国紧跟着前一年的伯戈因大败之后，又丢失这两个地方，很可能早已导致其提前议和。密西西比河对美国来说是财富和力量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密西西比河河口的防御虚弱，加之密西西比河有无数条支流遍布于全国，使之成为南部邦联的一个薄弱环节，并且成为其战败的原因。最后还需指出，1814年切萨皮克湾被占领和华盛顿遭到摧毁 [ 译者注：1812年战争期间，美军于1813年袭击了加拿大首府约克（今多伦多），烧毁了议会大厦。1814年夏，英海军进入切萨皮克湾，占领了华盛顿，放火烧毁了白宫、国会大厦和其它公共建筑，为约克议会大厦被焚复仇。 ] ，这是由于最重要航道的入口处因缺少设防所造成的危害，它给我们留下了沉痛教训。虽然这件事距今时间不长，人们很容易回忆起来；但是从目前海岸防御的现状来看，似乎人们已经将其忘却了。不应该认为条件已经改变了，现在和过去一样，尽管进攻和防御的情况和细节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主要的条件仍然没有变。
　　在拿破仑进行的历次重大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法国在布雷斯特以东没有可供战舰使用的港口。而英国在这一地区却是非常有利的。在这里英国除了有一些避难港和补给港之外，还在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设有两个大兵工厂。后来，法国在瑟堡构筑了工事，弥补了它态势上的缺陷。
　　除了海岸线的轮廓，包括至海洋的一些便利通道，还有其它的一些自然条件可以导致一个国家的国民到海上去或者离开海洋。尽管法国在英吉利海峡上缺少军事港口，但是它在英吉利海峡、大西洋以及地中海却都有很好的民用港口，它们坐落在各大河流的出口处，适合于进行对外贸易和促进国内贸易。但是在黎塞留结束内战时 [ 译者注：黎塞留（1585-1642）系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执政期间由于捐税繁重，农民一再起义，均遭黎塞留政府的镇压。 ] ，法国人对待海洋没有象英国人和荷兰人那样热情，也没有象他们那样富有成效。其主要原因似乎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自然条件使法国成为一块理想的陆地，其气候适宜，它自己生产的东西完全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而英国与之相反，大自然赐给它的很少，在它的制造业得到发展之前，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出口的。英国人非常贫困，加之他们的好动性和其它有利于海上事业的各种条件，促使英国人到国外去，他们在国外找到了比他们本国更好和更富有的地方。由于他们的资源匮乏和民族的特点使他们成为商人和殖民地开拓者，然后成为制造商和生产者。产品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必须由海运完成，所以他们的海上力量发展起来了。如果说英国人是被吸引到海上去的，那么，荷兰人到海上去却是出于不得已；没有海洋英国会变得软弱无力，若离开海洋荷兰就会灭亡。在荷兰处于鼎盛时期，当它是决定欧洲政治形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时，一位当地权威人士估计，荷兰的土地最多只能供养它本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荷兰的制造业很多，也很重要，但是制造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海运事业的发展。贫瘠的土地和无掩护的海岸，首先迫使荷兰人从事渔业，然后发现从事渔业加工使他们既有了可供出口的货物，又有了可供国内消费的物资，于是渔业成为他们获取财富的基础。就这样，正当意大利共和体由于受土耳其势力的压制和绕好望角航线的发现正在走下坡路时，荷兰人已经成了商人，并且接替了意大利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主要贸易。此外，荷兰又得利于它位于波罗的海、法国、地中海之间和位于德国一些河流的河口上的地理位置，很快使其承担了几乎欧洲所有的海上贸易。200多年以前，荷兰舰船承运了波罗的海的小麦和海军所需要的补给品、西班牙与它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的贸易、法国的酒以及法国的海岸贸易，甚至连英国的大部分运输业也是由荷兰货船承担的。所以不应该将荷兰的不断繁荣仅仅归之于荷兰缺少自然资源。什么事情都是事出有因。真正的情况是由于荷兰人处于贫困之中，被迫到海上去，由于他们控制了海运业，并且具有较大规模的船队，使他们能很好地利用迅速发展起来的贸易来赢利，并且在美洲大陆和绕好望角的航线被发现之后，荷兰人继而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探险精神为其贸易服务。当然，使荷兰繁荣昌盛还有其它的原因，但是主要是立足于由于贫穷而产生的海上力量。荷兰的食品、衣服和制造业的原料，用来建造和装备舰船的所有木料和大麻（他们所建造的舰船几乎等于欧洲所有其它国家建造舰船的总和）都是进口的。1653年和1654年当荷兰与英国进行持续18个月的灾难性战争时，他们的海运事业完全被迫停止，据说“曾一直使他们的国家收入有充分来源的，如渔业、商业几乎全部枯竭了。作坊关闭了，工厂停业了，须得海的桅杆林立，荷兰国内到处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有1500座房子没人租用”。荷兰只有进行蒙受耻辱的议和，才能使它免遭毁灭。
　　荷兰这种悲惨的结局，说明了一个完全依赖于外国资源立足于世界的国家是非常虚弱的。毋庸赘言，现在情况不同了，虽然对当时荷兰这种悲惨结局的描述要打很多折扣，但是当时荷兰的情况有很多地方类似于现在的大不列颠，所以荷兰的情况恰恰预示了以后英国的情况。尽管这些情况在本国似乎很少受到重视，但是他们警告这个国家：若要保持国内繁荣，首先必须在海外保持其力量。人们可能对缺少政治特权不满意；但是，如果他们缺少面包，就更会感到心神不定。对美国来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曾被看成是一个海上强国的法国的结局。法国由于其领土范围、适宜的气候和富饶的国土等条件所造成的这种结局，已经在美国重演。起初，美国人的祖先在海边占领一块狭长的陆地，这些地方尽管不发达，但是土地肥沃有很多港口，并且靠近资源丰富的渔场。这些自然条件和英国血统的人一种爱海的天性，使他们继续保持对海洋的癖好和追求，而这些正是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赖以存在的基础。起初，几乎每一块殖民地都是在海上或者是在它的一个较大的属国里。所有的出口和进口都趋向于一个海岸上。人们对海洋的关心和对其在公共福利事业中所起的作用的正确评价，得到迅速而广泛地传播，于是一种比关心公共福利事业更有影响的活动活跃起来了，由于造船物质充足而与之有关的其它投资又较少，使海运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私人行业。众所周知，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力量的中心不再只是沿海地区。许多书刊和报纸争先恐后地描写内地的惊人发展和内地没有被开发的丰富资源。资本在内地找到了最好的投资场所，劳动者找到了最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边界被忽略了，这种政策使边界软弱无力。实际上忽略了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以及相对于密西西比河流域中央的大西洋沿岸。一旦美国人再一次感到从事海运事业有利可图，看到他们的三面海疆不仅军事力量软弱，而且国家的海运能力极为薄弱时，他们的共同努力可能会再次为美国的海上力量奠定基础。直到那时，那些了解法国由于缺少海上力量使其发展受到限制的美国人，可能会对自己国家，也正在被一种类似的因国内资源丰富有余而忽略了海上力量的作法感到十分内疚。
　　在影响海权的许多自然条件中，可以注意像意大利那样的地理形状——一个狭长的半岛，中心地区的山脉将其分成两个窄长条，连接不同港口的道路必须沿其伸展。意大利只有完全控制了海洋，才可以确保其交通安全，因为意大利人不可能知道敌人会从可见地平线以外的哪一点上进行突然袭击。但是，如果意大利有庞大的海军能够进行集中部署，那么在其还没有遭到敌严重破坏之前，仍然有很大的希望去攻击既是敌基地，又是敌交通线的敌舰队。美国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的顶端有基韦斯特港，尽管半岛地势平坦，人口稀少，但是乍一看，这里的情况很象意大利。相似可能只是表面的；但是如果海战的主要战场是在墨西哥湾，通过陆路至岛端的交通可能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这条交通线极易受到攻击。
　　当海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边境或者把一个国家包围起来，而且海洋还把一个国家分隔成两部分或三部分时，控制海洋就不仅仅只是一种欲望了，而是一件涉及国家存亡必不可缺的事情了。这样一种自然条件或是使其海军诞生和强大，或是使其国家软弱无力。这就是目前意大利王国和它的撒丁岛、西西里岛的情况。意大利王国刚一成立，在其财政收入还不很充足时，就用十分充沛的精力和智慧去创建一支海军，甚至还提出要拥有一支完全优于敌人的海军。意大利的海军以其岛屿为基地，要比以大陆为基地好得多；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半岛上没有安全可靠的交通线，如果一支入侵的陆军处于敌对人民包围之中，并且又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就会陷入绝境。
　　把大不列颠群岛分隔开的爱尔兰海，象是一个港湾而不是一个实际的分离物；但是历史已经表明，它曾给联合王国造成威胁和危机。路易十四时期，当法国海军几乎相当于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时，爱尔兰出现了最严重、最复杂的情况，该岛几乎全部被当地人和法国人所控制。然而，与其说爱尔兰海对英国是一种威胁——英国交通线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还不如说它对法国非常有利。由于法国不敢叫它的战舰冒险进入它的狭窄的水域，才把准备进行登陆的远征军派至英国南部和西部海岸。在决定性时刻，被派至英国南部海岸的法国大舰队彻底地打败了位于那里的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与此同时，25艘法国快速帆船被派至圣乔治海峡，进攻英国的交通线。位于爱尔兰的英国陆军处于敌对人民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险。但是博因河之战和詹姆斯二世外逃，挽救了英国陆军。这种进攻交通线的行动，严格说来是属于战略问题，这次进攻与1690年的进攻一样，都对英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同一个世纪里，西班牙由于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把其各个领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种分散所造成的软弱也为我们提供了上述深刻的教训。西班牙在其强盛时期的末尾，当时它还仍然占领着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西西里和一些意大利的领地，更不用说它在美洲大陆还有许多殖民地了。但是，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非常软弱，因此当时的一位见识广、头脑清醒的荷兰人曾明确指出：“在整个西班牙海岸上，只有几艘荷兰舰船在航行；自从1648年西班牙和荷兰议和以来，西班牙只有寥寥无几的舰船和海员，以致使他们开始公开租用荷兰舰船驶往西印度群岛，从前西班牙人是非常小心的，他们不准外国人进入西印度群岛……”这位荷兰人继续说道：“很明显，作为西班牙腹部的西印度群岛（因为西班牙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来自那里），必须通过一支海上力量与其头部西班牙本土相连；那不勒斯和尼德兰像两支不能为西班牙竭尽全力的臂膀，若不运用海运，西班牙就不能从这两个地方得到东西，和平时期西班牙利用荷兰的海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战争时期利用荷兰的海运却存在许多困难。”半个世纪之前，亨利四世的主要大臣苏利，把西班牙描绘成“一个双腿和臂膀强壮有力，而心力却极度衰竭的国家”。自从苏利时代以后，西班牙海军不仅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且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是耻辱而且是堕落。其结果主要是海运被毁；制造业也随之消失。西班牙政府所需支援，不是依赖于分散于各地的屡遭打击后幸存下来的贸易和工业，而是依靠几艘运宝船从美洲运来的白银作为涓涓细流的财政收入，而这些运宝船经常受到敌巡航舰的截击。不止一次，由于损失6艘大帆船，使运宝船的活动瘫痪了一年多。当战争还在尼德兰进行时，荷兰控制了海洋迫使西班牙派出的部队无法走海路而是经陆路长途跋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同样的原因，西班牙的必需品供应短缺，以致双方达成了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协议，即：由荷兰舰船为西班牙提供必需品，这样荷兰的舰船就供养了本国的敌人，可是反过来荷兰人却得到了在阿姆斯特丹进行交换倍受欢迎的硬币。在美洲，西班牙人得不到本国的支援，尽可能躲在共济会会员背后保护自己；西班牙人在地中海未遭侮辱和伤害，主要是因为荷兰人对地中海不感兴趣，而法国和英国还没开始在那里争夺制海权。随着历史的发展，西班牙帝国由于没有海运，因此原本属于它的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梅诺卡岛、哈瓦那、马尼拉和牙买加相继被别国夺走。总之，西班牙海运的毁灭可能成为它全面衰退的一个征兆，它已是西班牙陷入深渊的一个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西班牙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困境。
　　除了阿拉斯加，美国在本土以外还没有领地——没有一块地方通过陆路不能抵达。美国的外形使其几乎没有什么突出部造成的特别薄弱的部分，并且所有比较重要的部分都很容易抵达——乘船便宜，乘火车迅速。即便最薄弱的边境太平洋沿岸也远离可能的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的国内资源与现时需要相比，是极其丰富的。用一位法国军人对作者说的话来说：“在我们的小天地里”，我们能够无限期地依靠自己生活下去。但是一旦这个小天地被一条新的通过地峡的贸易航线侵犯了，美国就可能猛然唤醒那些曾放弃分享在海洋上享有共同权力的人。
　　 3. 领土范围——影响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成为海上强国的自然条件中的最后一条是领土范围。这里所说的领土范围只涉及国土本身，不涉及居住在那里的人民。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几句话简单地说明这一问题。
　　影响海权发展的领土范围，不只是指一个国家总面积的平方英里数，而且还包括它的海岸线的长度和将要被考虑的港口的特点。有关这些，应该说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是一回事。海岸线的长度依据人口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一个国家像一个堡垒，警卫部队必须与其所保卫的场地相匹配。在最近的南北战争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事例。如果南方有众多的人口，人民又赋有尚武精神，并且，又有一支与海上强国的其它财力、物力相称的海军，那么它的漫长的海岸线和无数个港湾，就是其强大力量的组成要素。北方人民和当时的北方政府十分得意于对整个南部海岸实施了有效封锁。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功绩；但是，如果南方人口再多一些，而且又拥有众多的海员，那么要想取得这种成就是不可能的。但是那里的情况不是像以上假设的那样，而是面对着不仅不适于海上生活，而且数量不足的全体居民，这样的封锁完全可能的。那些回忆封锁是怎样坚持下去的人们，和在战争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执行封锁任务的各级舰船，深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面对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北方舰艇分散在南方海岸线上得不到支援，它们面对着便于南方部队进行秘密集中的一大片内陆水上交通网，是以单舰或小分队坚守在阵位上的。在第一道水上交通线的后面，是一些较长的港湾和分布在各处的坚固要塞，南方舰船总能退入这些港湾和要塞，躲避追踪或者得到保护。如果南方有一支海军能够利用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或者利用北方舰艇的分散部署，北方舰艇就不敢再进行分散部署了；它们为了相互支援就不得不集中起来，这样南方就可通过许多小的但是是可利用的通道实施对外贸易了。但是，像南部海岸那样，由于海岸线长并且有许多进口，可能会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由于这些特点，也可能会遭到严重的损害。打通密西西比河这件大事，明显地说明这场战争要在整个南方持续地进行下去。北方战舰正从海岸线上的每一个缺口进入。曾有利于南方运载财富和支援南方脱离美国的贸易渠道转而成为不利因素，这些河流把敌人引进了内地。南方各个地区到处呈现一片惊慌和不安，对控制局势感到无能为力。这些地区如果是在一些比较乐观的人的主持下，可能会使一个国家，在经过一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之后仍然保持活力。海权的作用过去从没有像在这场斗争中这样重要，或者这样更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场斗争将决定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即在北美洲大陆上继续保持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分裂为几个敌对的国家。北方联邦虽然对过去所取得的荣誉感到自豪，并且承认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应归于海军优势，但是那些了解这些事实的美国人，决不应忘记提醒他们过于自信的同胞，他们所以获胜，是因为南方不仅没有海军，不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而且它的人口与它必须防御的海岸线的长度也是极不相称的。
　　 4. 人口——在考虑了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之后，紧接着应该仔细研究一下影响海权发展的人口特征。在人口特征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生活在它的领土上的人数，因为人口与刚才讨论过的领土范围有着密切的联系。已经说过就领土范围而言，不仅仅是指平方英里数，而是要考虑与海权有关的海岸线的长度和特点。同样就人口而论，不仅仅计算人口总数，而且必须把当水手或至少是可以雇用在舰艇上和可以生产海军物质的人数计算在内。
　　例如，从法国革命之前，一直到革命之后的几次大战，虽然法国在人口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是，就总的海权而言，这包括平时贸易和军事效率，法国远不如英国。在军事效率这个问题上，法国的劣势就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就战争爆发时的军事准备而言，法国多次处于优势，但是法国不能保持这种优势。例如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法国按照它注册的海员，一次就能配备50艘战舰，相反，英国由于它的海上力量赖以存在的海运遍布于世界各地，使它在国内征集海员配备40艘战舰都很困难。但是到了1782年，英国服现役或可以迅速服现役的舰船就有120艘，而法国却从未超过71艘。1840年当英、法两国在黎凡特地区再次处于战争边缘时，当代一位有造诣的法国军官，在称赞法国舰队的高效和舰队司令的杰出才干，在表达法国舰队与一支力量不相上下的敌人作战，对作战结果充满信心时，继续说道：“在我们能够集中21艘战舰组成分舰队之后就没有预备役战舰了；没有一艘战舰在6个月之内能够服役。”这不仅仅是由于缺少战舰和缺少好的装备，尽管这两者都是必需的。他继续说道：“因为我们为了配备21艘战舰，把注册的船员都用完了，在各地建立的常设征募机构，不能提供人员去替换已经巡航3年以上的海员。”
　　这样进行的对比表明，在持续作战能力或预备役力量方面的差异甚至比活动在海上的实力差异还要大，因为庞大的舰船群活动在海上，除海员外，还需要大批雇员从事各种不同的手工作业，来辅助海军器材的制造和修理，或从事其它多少与海洋或与各种舰船有关的行业，从事这些类似行业的人，毫无疑问从一开始就要有适应海上需要的能力。有一件轶事说明了英国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爱德华·佩洛爵士对此事是很有见识的。1793年，当战争爆发时，照样遇了缺少海员的问题。由于急于出海，爱德华·佩洛爵士，除了配备一些未出过海的人员以外，别无它途，于是他命令他的军官们寻找科尼什矿工充当海员。从他对这些矿工的生活环境和职业的危险性的了解进行推断，认为这些矿工将能够迅速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果证明他是很明智的，因为这样做避免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耽搁，并且还非常幸运地在一次单独作战中俘获了第一流的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最有教益的是，尽管这些矿工才服役几个星期，而他们的对手已经服役一年多，但是双方所遭受的主要损失几乎不相上下。
　　可能有人固执地认为，这种预备役力量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那种重要性，因为制造现代舰艇和武器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现代国家发展本国的全部武装力量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爆发时，在敌人能够组织一支同等的力量之前，能迅速地给敌人以致命性的打击。用大家所熟悉的一种说法：要使一个国家的所有抵抗组织没有时间发挥作用；要首先打击已经组织起来的舰队，如果舰队投降了，其余的组织机构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正确性，但是另一方面，尽管从程度上来看，预备役力量的重要性现在比过去稍有逊色，但是有一支预备役力量总是正确的。假定两支实际上代表两个国家现实全部力量的舰队相遇，如果其中一支舰队被摧毁了，而另一支舰队仍然适于战斗，那么，舰队被摧毁的一方，能够依赖其海军进行那场战争的希望现在比过去更小了；结果将是惨重的失败，并且失败的惨重程度完全与国家对海上力量的依赖程度成正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同联合舰队一样，是其国家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被打败的是英国，那么对英国的打击一定会比对法国的打击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对英国如同奥斯特利茨会战 [ 译者注：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击败奥俄联军，联军被歼27,000人，根据普雷斯堡和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失去了大片领土，成为奥地利的弗兰茨一世。1806年奥地利帝国也被消灭。 ] 对奥地利，耶拿之战 [ 译者注：一般是指拿破仑在1806年指挥法军两翼在奥尔施泰特和耶拿击败普鲁士军，普军死伤22,000人，被俘18,000人。到11月中旬，整个普鲁士都已处于拿破仑的控制之下。 ] 对普鲁士一样；一个帝国由于它的军事部队被摧毁或者被瓦解，已经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据说，摧毁和瓦解敌军是拿破仑最喜爱的目标。
　　但是，我们只需回顾过去这些具有特殊性的灾难，就能说明低估预备役力量是正确的吗？这种预备役力量是以这里所考虑的适合军事生活的居民数为基础的。刚才提到的一些打击，是由一些杰出的有才能的人，指挥一些训练有素、有团结精神和有威望的武装部队进行的。除此这外，被打击的目标是那些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劣势和以前的失败、士气多少有些低落的对手。奥斯特利茨会战是紧接着乌尔姆会战之后进行的，在乌尔姆，3万名奥地利人不经一战就放下了武器，因此，从前的历史曾是一部大量记载奥地利的失败和法国胜利的历史。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发生在几乎连遭失败的巡航战之后，确切地说是发生在一次战役之后。再往前，但是仍算近期，可追述到对联合舰队里的西班牙人的圣文森特角海战和法国人的尼罗河口之战。除了在耶拿，这些毁灭性的打击，不只是单纯的失败，而是决定性的打击，在耶拿战役中，双方在数量、装备和总的战争准备上是不同的。由于这种不同，使耶拿战役不适于用来作为考虑一次单独的胜利可以产生什么样结果的战役。
　　英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和装甲时代，它保持了在帆船和木船时代所具有的那种优势。法国和英国是两个拥有最强大海军的国家；但是，迄今为止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果可以把他们从事海战的物质力量看成是相等的，究竟哪一个国家更强大些呢？一旦发生冲突，能够设想由于人员或者是准备上的不同，一次战斗或一次战役可能会产生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差异吗？如果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差异，那么后备力量将开始生效。首先是有组织的后备力量，然后是以航海为业的人员、熟练的机械工人和财富等后备力量开始起作用。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英国在机械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它有一支由机械工人组成的后备力量，他们能够很快使自己通晓现代装甲舰。此外，它的商业和工业由于受战争的牵累，多余的海员和机械工人将会转移到武装舰船上去。
　　后备力量能否发挥作用的全部问题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一次战役中，如果一方被打败，那时有可能很快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吗？到目前为止海战还没有做出回答。普鲁士对奥地利的决定性胜利，德国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都是一个较强的国家战胜一个较弱的国家，不管其软弱是由于自然原因，或者是由于政府的无能。像时间拖得那样长的普列文之战 [ 译者注：1877年俄土战争期间，普列文之战共进行了四次，前三次是俄军进攻普列文，但伤亡惨重没有得手。第四次是土军突围，被俄军打败，退回普列文，日落前投降，结束了持续143天的抵抗。 ] ，如果土耳其有可动员的国家后备力量，这对战争的结局会发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正如大家都承认的，时间是战争中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尽管其主要领导人根本不是军人出身，其人民同所有自由人民一样，不赞成花大钱建立庞大的军事机构，但至少应设法使军事机构有足够的力量，以备一旦战争爆发能赢得必要的时间，把人民的精神和才智转移到战争所需要的新的活动上来。如果现有的力量，无论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都很强大，即使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这个国家可以尽力依靠其自然资源和力量——数量、财富和各种能力的优势进行拚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的部队很快被消灭或被击溃，那么，最好的自然资源也不能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如果它的敌人是明智的，也不能使其在未来进行报复。在较小的战场上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某某能够再坚持稍长一点时间，这里便能得救了，或者那里就可完成任务了。”正如人在生病期间常听说：“只要这个病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的体质就能使他脱离危险。”
　　现在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国家。荷兰过去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愿意付出代价，如果它躲过了灾难，也仅是侥幸。荷兰伟大的政治家德威特写道：“荷兰人在和平时期和由于害怕与人决裂，不会下决心预先花钱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荷兰人的特点是，除非危险就在眼前，否则他们才不会心甘情愿地把钱用在国防上，我现在必须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在应该节省的地方挥霍浪费，而常常在他们应该花钱的地方却又十分吝啬。”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国家也应接受这种指责，这是举世瞩目的事。美国不拥有具有防御能力的盾，躲在这种盾的后面可以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后备力量。至于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可能需要的海员又在哪里呢？与海岸线和人口相称的这种资源，只能从一个国家的商船和与商船有关的工业中去寻找，这些美国现时还不存在。不管这些舰艇上的水手是本国人或者是归属美国的外国移民，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在海上的力量足以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回到美国。如果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能被承认有选举权，那么，在战舰上给他们分配战斗岗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尽管对于本题的讨论已经有些离题了，但是可以承认，从事与海上事业有关的众多人口，现在与从前一样，是海权的一种主要因素。美国在这方面是不足的，因此美国只有把海权的基础建立在悬挂本国国旗的大批商船上。
　　 5. 民族特点——下面要考虑的是民族特点和民族习性对发展海权的影响。
　　如果海权真正建立在一种广泛的平时贸易的基础之上，从事商业的习性往往必然是依靠海洋强大起来的民族的显著特点。历史已经毫无例外地肯定了这个事实。除罗马人之外，再没有一个与此相反的值得引起注意的例子。
　　所有的人都追求利润，并且都或多或少地爱钱；但是，追求利润的方法将会对商业的命运和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人民的历史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历史是可信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同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法不仅有损于民族的特点，而且是对兴旺发达的商业的致命打击；也是对商业赖以存在的工业的致命打击，最终是对经错误途径取得的国家财富的致命打击。这种获利愿望，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可怕的贪婪，所以他们在新发现的促进欧洲国家商业和海运发展的新世界——美洲大陆，不是在寻找新的工业基础，甚至也不是在进行健康的探索和使人兴奋的冒险活动，而是在寻找金银。西班牙人有许多优秀品质，他们勇敢，有进取心，有节制，能够忍受疾苦，热情并且有强烈的民族感。西班牙人除了具有这些优秀品质之外，他们还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处于有利地位的港口。事实上，也是西班牙人最先占领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和一些富饶的地方，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一个能与之竞争的对手。西班牙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的100年里，在欧洲一直是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它完全能够期望在所有的海军强国中居首位。但是众所周知，实际情况恰恰与之相反。自从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以来，尽管西班牙参加过多次战争，但是在西班牙的海战历史上却没有留下成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光辉篇章。由于其贸易衰败，造成了战舰甲板上所表现出的使人伤脑筋的，有时是很荒谬可笑的笨拙。不容置疑，这样的结果不能简单地仅归咎于一种原因。西班牙政府很可能在许多方面束缚和甚至摧残了私人企业的自由健康发展。但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点会冲破或塑造其政府的特点，如果人民非常喜爱贸易，无疑也会使政府的行为卷入到贸易的洪流之中。西班牙的大片殖民地，也与妨碍这个古老国家发展的专制政府疏远了。事实上，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工人阶级和上层人士离开了西班牙；他们在国外从事的职业只给国内提供很少的硬币，或仅需少量航运吨位的小部分商品。西班牙本土除了羊毛、水果和铁几乎没有其它产品；工厂倒闭；工业亏损；人口逐渐减少。西班牙和其殖民地几乎全部依靠荷兰为其提供众多的生活必需品，结果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工业产品几乎不够换取这些生活必需品。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所以荷兰商人带钱到世界绝大多数地方去购买日用品，但是必须从唯一的欧洲国家——西班牙把那里的人民购买他们商品的钱带回来。”西班牙人这样热切追求的财富——钱，很快又从他们手上丢失了。前面已经指出，从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由于海运衰退，已经变得非常虚弱。西班牙装在有限几艘舰船小货舱内的财富，基本上都是沿着几条常规航线运回国内的，它们很容易被敌人俘获，从而使军备处于瘫痪状态。但是，英国和荷兰的财富分散在世界各地无数艘舰船上，在多次消耗战中，虽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仍未停止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很费力气，但是是很稳妥的。在西班牙最危急的历史时期，与其联合的葡萄牙的命运同样跟着走向没落；尽管葡萄牙最初在利用海洋发展的竞争中，站在前列，可是它已完全落伍了。“正如墨西哥和秘鲁的矿藏曾是使西班牙没落的祸根一样，巴西的矿藏也毁了葡萄牙。他们愚蠢地轻视各种制造业，不久之后，英国不仅向葡萄牙提供服装，还向葡萄牙提供所有的货物和日用品，甚至咸鱼和谷物。葡萄牙丢弃了金银财富之后，甚至放弃了国土，波尔图的葡萄园终于被英国人用通过葡萄牙人的手流通到英国各地的巴西黄金买去了。”我们确信50年来，葡萄牙来源于巴西矿藏的收益共有5亿美元，但是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只有2500万硬币了，——这是一个引入注目的有关真实财富和非真实财富完全不同的例子。
　　英国人和荷兰人获利的愿望不亚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南欧诸国的人民。英国和荷兰已依次被称之为“店小二之国”，但是，正是这种嘲笑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合乎正道的行为增添了光彩。他们毫不畏惧，奋勇向前，忍辱负重。他们很有忍耐力，不顾人们给这种劳动取了个羞辱性的绰号，他们还是用它来寻求致富，而不是用武力。因此他们采用了最长期的，代替了似乎是最短捷的致富之路。但是这两个民族，实际上是一个种族，还有另外的与刚刚提到的那些品质同样重要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加之他们的周围环境有利于他们向海洋发展。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贸易者、生产者和交易者。所以，他们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定居在文明国家的港口里，或者是在东方野蛮统治者的港口里，或者是在他们创建的殖民地里，到处努力挖掘当地的一切资源，使之得到发展和增长。英国人和荷兰人具有天生的贸易者的本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店小二”，他们不断寻求新的商品去进行交换；而这种追求加之几代人劳动所养成的勤奋，必然使他们成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成为主要的制造商；在国外，他们所控制的地区逐渐富起来，产品成倍增长，于是国内和殖民地之间进行必要的交换，需要更多的舰船。他们的海运事业也就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不断增加，而那些对海上事业不太敏感的国家，甚至连很强大的法国也需要他们的产品，需要他们的船舶运输。这样一来便使英国和荷兰用多种手段去争取海上霸权。这种合乎自然规律的发展趋势，由于时时受到其它国家政府的干扰，确实受到了限制和严重挫折。这些国家的政府妒忌英荷两国的繁荣富强，而其人民只有靠人为的支援才能拥有这种繁荣富强。这种人为的支援将留在“影响海权发展的政府的行动”的一题里再去讨论。
　　发展海权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是喜欢贸易，包括必须生产某些用来交换的产品。假如一个民族有喜欢贸易的习性，并有一条较好的海岸线，海上的各种危险，或对海洋的反感都不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去寻找财富。通过其它的方法可能会找到致富的地方；但是未必会取得海权。以法国为例，法国有一块很好的国土，有一个勤劳的民族，占据一个极其理想的地理位置。法国海军曾有过闻名遐迩的光荣历史，在其发展处于最低谷时，也从未丧失它所热爱的军事荣誉。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其牢固的基础是建立在海上贸易之上，而法国与历史上的其它海上民族相比，只是占有一个相当好的位置。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不同的寻找财富的办法的民族特点决定的。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从地下挖掘黄金致富时，法国人的特点是使他们通过节俭、节约和囤积致富。据说守财要比发财困难得多，这是很可能的。这种什么获利多就想冒险的特点与为贸易而征服全世界的冒险精神极其相似。爱节省储备，胆子不大只敢在小范围内去冒险，也许能在一个相应的小范围内扩张财富，虽然不会遇到各种风险，但是不会使对外贸易和海运事业得以发展。举例说明——所举的事例尚未考证，不妨姑妄听之——一位法国军官在与我谈到巴拿马运河时说道：“我在巴拿马运河上有两份股票。在法国不象你们美国，在你们那儿少数人就有很多股份，而我们一大批人只占据一份或很少的几份。当拿这两份股票到市场上时，我的妻子对我说：‘你拿两份股票，一份给你，一份给我。’”就确保个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深谋远虑无疑是很聪明的；但是当过分谨慎或在财政上缩手缩脚成为一个民族的特点时，必然会妨碍贸易和国家海运的发展。与生活有关的金钱方面的这种谨慎已经妨碍生育，因此法国人口几乎停止增长。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起，就继承了一种傲慢的轻视平时贸易的传统，根据不同国家的民族特点，这种平时贸易确实影响了每个国家的发展。西班牙人的傲慢很容易迎合轻视贸易的态度，与造成惨重损失的不愿工作，坐等财富的习性结合起来，使他们厌恶经商。甚至连法国人自己都承认爱虚荣是他们的民族特点，并已在法国起到了与傲慢一样的作用。法国有大批煊赫的贵族阶层，他们所享有的受尊敬权力，给他们所藐视的职业标上了一个下等的标志。一些富有的商人和制造者都渴望得到贵族的尊称，一旦他们得到了贵族的尊称，便放弃了赚钱的职业。因此，虽然勤劳的民族和肥沃富饶的土地挽救了贸易免遭全面衰退，但是经商是带着一种耻辱感进行的，这种耻辱感促使一些最好的从事贸易的代理人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摆脱它。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 [ 译者注：柯尔培尔或译柯尔柏（1619-1683），出身富商家庭，路易十四时期法国财政大臣，奉行重商主义政策，通称柯尔培尔主义，主要内容为发展工业，扩大输出，减少输入，增加国库收入。该政策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未能根本改变其封建制度的基础。 ] 的影响下，颁布了一项法令：“凡愿从事海运、经商的所有贵族都无损于他们的高贵身份，但不准他们进行零售。”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经商能为我们的臣民输入所需要的货物，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消除普遍认为海上贸易与高贵身份是不能共存的那种流传已久的社会舆论。”但是，所颁布的法令没有消除有意识的、公然占优势的偏见，特别是当虚荣心是一个民族的显著特点时，更不能消除这种偏见。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导说，贵族阶层从事贸易违背了君主政体的精神实质。
　　荷兰也有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名义上是共和制，允许私人充分自由地发挥他们兴办企业的能力，国家的权力中心是在一些大城市里。使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财富。在荷兰，财富是区分公民社会地位的一种基础，谁有了财富，谁在政府中就有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社会地位，并受人尊敬。在英国这种情况同样也很盛行。英国的贵族阶层虽然很傲慢，但是在代议制政府里，财富的势力还是起作用的。在人们的心目中财富是特权，受到人们的尊敬。英国与荷兰一样，财富来源的职业，与财富本身享有同样的荣誉。因此，在上述的这些国家里，由民族特点产生的社会舆论，会明显地影响这个民族对待贸易的态度。
　　从广义上讲，民族特点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海权的发展。这是就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相当多的殖民地。开拓殖民地与发展其它事业一样，越合乎自然规律，发展就越快。所以由全体人民迫切需要和本能的欲望创建的殖民地，其基础是最坚实的。当这些殖民地极少受本国约束，人民又具有自治能力时，尔后的发展将是确定无疑的。过去三个世纪的人都非常了解殖民地作为国内产品的销售地，作为贸易和发展海运的发祥地对于本国的作用；但是致力于开拓殖民地的起因不尽相同，制度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相同。不管政治家们怎样深谋远虑和小心谨慎，他们的努力都不能弥补所缺少的上述这种强大的合乎自然规律的推动力。如果能在民族特点中找到一种自我发展的因素，那么，来自本土的最详细的规定，不如对殖民地的放任自流会产生较好的结果。有些政府在成功地取得殖民地后，所表现的聪明才智，通常不如在尚未成功地取得殖民地时所表现的更明智，也许还会越来越不明智。如果具有十分完善的体制和管理制度，采取谨慎地达到目的办法和孜孜不倦地精心管理，可能有益于殖民地的发展。然而英国人与法国人相比，英国人缺少组织才能；但是，事实相反，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殖民地开拓者。成功地开拓殖民地，殖民地继而对贸易和海权产生影响，这一切主要取决于民族特点。因为当贸易和海权很好地得到发展时，殖民地自然也会得到发展。殖民地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而不是本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关心。
　　这个道理越来越清楚了，因为所有本国政府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一般来说都是自私的。不管殖民地是用什么方法建立起来的，本国政府一旦认识到了殖民地的重要性，殖民地便成为本国挤取牛奶的一头奶牛。当然这头奶牛也会受到很好地照料；但主要是由于它作为自己的一项财产，给一点好处也是值得的。立法就是为了垄断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制定了法律；政府为来自本土的殖民地居住者提供有益的邮船；殖民地像通常都是静寂的那样，往往海洋被看成是适合于国内那些难以控制的人和无用的人居住的地方。可是只要军政当局还留在殖民地里，它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内固有的特征。
　　英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地开拓国，所取得的罕见和惊人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也就无需赘述。英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似乎在于该民族的两个特点。一个是英国殖民者愿意在他们新开辟的地区里定居，这是与他们的利益一致的。尽管殖民者对他们的祖国充满怀念的深情，但是他们决不会为渴望返回祖国而焦虑不安。其次是英国人会本能地、迅速地、从多方面寻求开发新地区的资源。特别是第一个特点，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法国人总是愿意回顾可爱的故乡的那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后一个特点又不同于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的兴趣和志向范围太狭窄，以致限制他们全面发展一个新开发地区的能力。
　　荷兰人的特点和贫穷，自然促使他们去建立殖民地，到1650年已经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仅列举这些殖民地的名字就会占居很多篇幅。当时荷兰占领的殖民地远远超过了英国。尽管最初建立这些殖民地，从其性质上来看完全是为了贸易，这也是合乎规律的，但是荷兰人对于这些殖民地似乎一直缺少一种发展的原则。“荷兰人在建立这些殖民地时，未曾想谋求扩大帝国的范围，单纯是为了商业和贸易。只是当荷兰人受到周围环境逼迫时，才试图夺取这些殖民地。荷兰人普遍满足于在独立自主的国家的保护下进行贸易。”这种只满足于获利的愿望，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如同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国家那样，倾向于使殖民地与本国保持贸易依赖关系，否定了殖民地发展的固有原则。
　　在结束这个探讨之前，有人可能会提出质问，如果其它的条件都非常有利，那么美国的民族特点是否适合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呢？
　　如果取消立法障碍，把有利于兴办企业的地区填补起来，似乎不需要回忆太远的过去就可以说明，美国不用很久就会取得海权。美国人具有进行贸易的才能，具有兴办企业追求利润的冒险精神，而且对促进贸易和追求利润的各种线索具有敏锐的嗅觉。如果未来任何地方需要殖民化，不必怀疑，美国人将会把他们在自治和独立发展方面的一切传统才能带到这些地方。
　　 6. 政府的特点——在讨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制度对于发展海权的作用时，必须避免过多的哲理研究，应当把这注意力局限在那些明显的、直接的原因上，和由这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不必离开上述这些太远去探讨各种间接的、最后的影响。
　　但是，必须注意，特殊形式的政府和制度，以及不同时期各个统治者的特点，已经对海权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各种不同的特点，相当于自然条件，一个国家象一个人那样利用这些自然条件开始其生涯；而一个政府的作用就相当于运用聪明才智。如果这个政府是聪明的，精力充沛和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就会使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一个国家的事业获得成功，否则注定是失败。
　　如果一个政府完全按照人民的癖好办事，那么在各方面的发展将是卓有成效的，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就海权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是在一个完全受人民的精神鼓舞，并且完全了解大多数人的真正爱好的政府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一定会取得最辉煌的成就。当人民的意愿和其自然形成的最佳代表们的意愿，在组建这个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政府是最牢靠的。但是这种自由民主的政府时常达不到它的目的，而相反，精明而坚定的专制政府行使权力，往往能用更直接了当的方法创建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和一支卓越的海军，而比自由民主政府缓慢的行动更容易达到目的。但是这种方式的困难是在某一暴君谢世后，政府的目的是否能够坚持下去的问题。
　　无疑英国已经超过任何一个近代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海上强国，所以英国政府的行动应当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英国政府常常不值得称赞，但是各届政府的行动在总的方向上，一直是一致的。英国政府的目的一直是为了控制海洋。英国政府的一种最傲慢的表现形式，早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就存在，那时的英国除了本岛之外，几乎还没有其它的领地，还没有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建立殖民地。下面这段话是黎塞留叙述詹姆斯政府的：
　　亨利四世是有史以来最具骑士气概的亲王之一，他的大臣苏利公爵在加来登上了一艘主帆上挂着法国国旗的法国军舰，这艘军舰一驶到英吉利海峡，就碰上了在那里迎接他的一艘英国传递公文的小船，该船船长命令法国军舰降下法国旗帜。苏利公爵考虑到他的军舰的性能，不会使他遭受什么侮辱，便大胆地拒绝了；但是随着这种拒绝而来的便是3发炮弹，炮弹打穿了军舰，就好象刺穿了所有善良的法国人的心一样。强权迫使苏利公爵屈服于正义所禁止的事情，后来尽管他进行多次控诉，但从英国船长那里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那恰恰是他的职责责成他向这位使者一行致敬，同时也必须迫使这位使者向作为海上统治者英国的国旗致敬。”虽然英王詹姆斯本人说了一些比较有礼貌的话，但仍不能平息苏利公爵的愤懑，使他采取克制态度伪装满意，他的创伤象针扎似的一直在隐隐作痛，是医治不好的。虽然亨利大帝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克制自己，但是他已暗下决心，另找机会利用海上力量来维护他的君主权力，这种海上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是能够派到海上去的。
　　英国这种不可宽恕的带有侮辱性的行动，用现代观念来看，与当时许多民族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令人惊愕的行动，也是英国企图冒各种危险去夺得海洋的一个最早的迹象。但是，苏利公爵受到的侮辱，恰恰是在英国的一位胆小怕事的国王当政时，施予直接代表法国最勇敢和最有才能的君主亨利的使节的。英国的这种强制对旗帜致敬的愚蠢要求，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它只达到了一个政府向外公开声明的目的。然而这种没实际意义的要求，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和在历代英国国王统治下一样，是被严格执行的。1654年荷兰遭到惨败后，“向旗帜致敬”也是被迫接受的议和条件之一。克伦威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事事都专制的暴虐的统治者，他对所有有关英国荣誉和实力的事情都非常敏感，并且为了宣扬英国的荣誉和实力，一刻不停地纠缠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礼仪上。那时的英国海军几乎还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迅速呈现现出一派生机和活力。位于世界各地的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地中海、西印度群岛以及针对北非伊斯兰教各国，为其国家夺得权力，或为其国家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开始征服牙买加，并用武力扩大其帝国，这种扩大已经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发展英国平时的贸易和海运。克伦威尔制订的著名的《航海条例》，宣布所有至英国或至英国殖民地的进口商品，必须全部由英国的舰船，或由生产或制造这些产品的国家的舰船来承运。这个法令是专为对付欧洲运输业较发达的荷兰的，它引起了整个贸易世界的不满。但是处于民族竞争和相互仇恨时期，这种法令显然对英国是非常有利的，并且在君主制度下持续了很长时间，125年之后，纳尔逊在发迹成为一名著名将领之前，就十分热衷于英国的海运事业。在西印度群岛，纳尔逊通过执行《航海条例》反对美国商船。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查理国王背离了英国人民，但是，他仍然忠实于使英国强大的政策，忠实于其政府依靠海洋的传统政策。所以在他背叛英国人民与路易十四私通，想借助于路易十四摆脱英国议会和英国人民的羁绊时，他在致路易十四的信中写道：“对于英国和法国联合现在存在两个障碍。第一个是英国非常担心法国现在正在为发展贸易积极创造条件，担心法国将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海上强国。这是我们非常疑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我们英国的贸易和英国的海上力量才能占有这种重要地位。因此法国在这一方面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将会使两国之间的猜疑长期存在。”在英法两国国王准备进攻荷兰之前的谈判中，对于两国联合舰队该由谁来统率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查理二世在这一点是是坚定不移的。他说：“控制海洋是英国的传统惯例。”因此，他坦率地告诉法国驻英国大使，即使他同意由法国人统率，他的臣民也不会听从他的。在计划对北部联合七省 [ 译者注：北部联合七省：1579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来成为荷兰王国基础的北海沿岸低地区诸省。 ] 进行分割时，查理二世在控制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河口这些有利的位置上，为英国保留了它的海上利益。在查理统治下的英国海军，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由克伦威尔的铁腕统治所留存下的精神和纪律，尽管后来海军还是分享了标志这个罪恶君王统治的士气全面衰退。1666年英国的蒙克由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把他的舰队的四分之一派至海上，在海上他发现自己要对付一支占很大优势的荷兰舰队。蒙克不顾力量相差悬殊，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攻击，起初三天内，尽管他的舰队遭受一些损失，但还是赢得了荣誉。蒙克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一场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和政府，对他一心一意关注英国海军的威望从而促使其采取这种行动的做法是一致赞同的。几个世纪来经过一些失策之后，这种做法已经孕育着最后成功的奥妙。查理二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并曾指挥过两次较大的海战。在威廉三世继承王位时，英国和荷兰政府都由他一个人掌管，直到1713年缔结《乌得勒支和约》之前，英国和荷兰为了反对路易十四一直保护这种联盟，换句话说这种联盟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英国政府越来越稳定，并且有目的地努力扩大其海上控制权力，鼓励发展海上力量。英国公开与法国为敌时，经常从海上进攻法国；作为荷兰的朋友时，他狡猾地不断削弱荷兰的海上力量，很多人起码都持这种看法。英国荷兰签订的条约，规定荷英两国海上力量之比应为三比五，换句话说，英国的海上力量将近是荷兰的一倍。除此，还有另一条款规定荷兰应保持一支10.2万名陆军，而英国只保持4万名陆军。这两条规定相结合，实际上就意味着将来陆战依靠荷兰，海战依靠英国。这种倾向，无论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都是一目了然的。于是，在和平时期，当荷兰从陆上得到补偿时，英国除了在法国、西班牙和西属西印度群岛得到了贸易特权外，还得到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得到了北美的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得孙湾这些重要的海上租借地。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荷兰的海上力量也在逐渐削弱。这样，英国在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都取得了立足之地。此后，便可稳步地沿着这条从英王国向英帝国的道路发展。《乌得勒支和约》之后的25年，决定法英两个濒海大国的政策的首相们致力于维护和平；但是即使在最动乱的时期，尽管大陆政策摇摆不定，各种小规模战争和变化多端的条约层出不穷，但是英国人的眼光总是牢牢地盯在保持它的海权上。在波罗的海，英国舰队制止了彼得大帝进攻瑞典，一心想把波罗的海变成俄国的一个内湖的冒险行动，从而在这一海区保持了力量均势。从这一海区英国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贸易，而且还得到了大部分海军补给品。丹麦靠外国资本的帮助，力图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英国和荷兰不仅不允许他们的臣民加入东印度公司，而且还对丹麦施加压力，英国和荷兰就这样制止了一个他们认为有损于他们海上利益的计划。按照《乌得勒支和约》的条款，尼德兰已划给了奥地利，在那里以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在奥地利皇帝的支持下建立起来了。这一措施对低地国家 [ 译者注：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 ] 来说，意味着通过斯海尔德河的天然出口恢复了这几个国家曾失去的贸易。但是，这一措施遭到了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的极力反对。在这件事上，英国和荷兰垄断贸易的欲望得到了法国的帮助，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这个公司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在地中海执行《乌得勒支和约》实施和解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预，奥地利是当时英国欧洲现行政策的固有同盟者。在英国的支持下，奥地利占领了那不勒斯，并且声称要用西西里换取撒丁。西班牙反对奥地利的这种做法，致使西班牙的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阿尔韦罗尼的领导下，刚刚开始复兴时，便于1718年在帕塞罗角外海被英国舰队彻底打败并遭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按照英国的旨意，穿过比利牛斯山脉摧毁了西班牙海军的船坞。这样，英国除了自己占领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外，还看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已落入其朋友奥地利手中，而它的一个敌人西班牙被打垮了。在拉丁美洲，限定贸易特权仅属于英国人，这样就迫使西班牙陷于贫困的境地，后来一个庞大的，几乎毫不掩饰的走私系统又滥用了英国人的贸易特权，当被激怒了的西班牙政府采取了过火的行动进行镇压时，英国建议和平的大臣和主张战争的反对派各自提出了和平和战争对英国海权和荣誉的影响，为各自的观点进行辩护。尽管英国的政策一直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扩大、加强其统治海洋的基地，但是，欧洲其它政府对于英国在海洋上的发展所产生的危险似乎熟视无睹。西班牙似乎忘记了以往由于对其力量过于自负而造成的灾难，也忘记了最近由路易十四的野心，和他的至高的权力所挑起的残忍的、高代价战争的教训。在欧洲政治家的心目中有一第三种势不可挡的权力正在稳步地、明显地建立起来，这种权力注定是用来达到利己的，侵略的目的，尽管这种权力不是十分残酷的，但是所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出以前所有的成功，这就是海权。对于对海权的记载远远少于对武装冲突的记载，因此，尽管其作用已经明显化，但还是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在本书所选定的全部历史时期里，几乎不能否认英国不受干扰地支配海洋的权力，肯定无疑地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所有诸军事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 [ 原作者注：在若米尼的《法国革命战争史》开头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这位伟大的军事权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证，即之所以形成这种结局应归因于大不列颠海军力量。他拟定作为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海军部队无限制地向一个不能经陆路进入的国家扩张——这种阐述是完全针对大不列颠而说的。 ] 就此而论，尽管从《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权力的影响，但是12年来，由于法国统治者的人事变更，使其站在英国一边反对西班牙。1726年当弗勒里 [ 译者注：弗勒里，也译福列里，法国红衣主教。1726年继波旁公爵执掌实权。 ] 开始在法国执政时，虽然完全改变了这种政策，但是法国海军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其执政时，给予英国的唯一打击是1736年法国确立波旁家族王子，一个英国的当然的敌人，为两个西西里王国 [ 译者注：1504年，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1494-1559）中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随即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合并，建立了两西西里王国。 ] 的国王。1739年，当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时，英国海军在数量上稍多于西班牙和法国联合海军。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战争几乎接连不断，这种数量上的差别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些战争中，英国起初是本能地，后来是在一个认识到了它的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机遇和希望的政府领导下，有目的地迅速建立起以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和舰队实力为基础的强大殖民帝国。严格说来，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源于海上力量的财富，使它在这一时期里起到了惹人注目的作用。莫尔伯勒 [ 投笔从戎注：马尔波罗 ] 战争之前半个世纪，英国开始实施的对外财政援助，半个世纪之后，在拿破仑一世战争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维护英国的同盟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英国的财政援助，这些同盟国即便不会完全瘫痪，也将大大削弱其战斗力。所以没人能够否认英国政府一方面用钱在大陆上加强了其软弱无力的同盟国；另一方面又迫使它的敌人离开海洋，离开他们的主要殖民地——加拿大、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而使它的国家在欧洲政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世人皆知，这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的所有力量都直接来源于海洋。尽管皮特在战争结束之前已经离职了，但是他是整个战争期间一位比较突出的人物。他的讲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执行的政策。皮特在谴责由他的政敌签订的1763年和约时说：“法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和贸易强国，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主要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怎样才能对我们最为有利呢？是通过摧毁其贸易来损害它。但是，你却允许法国保留了使它的海军得以复苏的能力。”不过英国在战争中的收获是巨大的，它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它在北美洲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域。至此英国政府的前进道路表明，它已接受了其传统势力，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了。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大错，但是，这些一般的失误，导致英国政府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如果不从政治和法规上去考虑，只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是纯军事和纯海军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美洲殖民地是远离英国的一个巨大的和正在发展的群体社会。只要这些殖民地仍然隶属于英国，并且仍然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么它们就会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为英国人的海权形成一个牢固可靠的基地。但是这些殖民地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远离英国，如果某一个强大国家愿意帮助这些殖民地的话，英国就不能指望通过武力来控制它们。但是，这个“如果”包括一个众所周知的可能，因为英国曾使法国和西班牙蒙受了奇耻大辱，这两个国家对于这种耻辱记忆犹新，他们一定会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人人皆知，特别是法国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迅速重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是13个岛屿的话，英国的海上力量会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不是由自然地理障碍形成的，而纯粹是由于地方间的猜忌所引起的，一旦一种共同的危险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完全能够消除这种猜忌。英国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企图用武力来控制远离本土的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与其敌对的地区，重演与法国和西班牙的七年战争。但是，与其不同的是，在这次战争中美洲的人民不是支持它而是反对它。七年战争曾是英国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懂得不能再承担另外的负担了，并且也应该看到有必要去安抚殖民地开拓者们赢得其支持。但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是不明智的，以致损失了大部分英国海上力量，这完全是由于英国错误地投入了这场战争，不是有意的，是由于骄傲自大，而不是由于软弱。
　　对于英国历届政府来说，依据国家各种情况的明显迹象，始终如一地坚持一条总的方针政策不难做到。某种程度上英国抱定这种单一的目的也是不得已的。坚决维护其海权，决心使其发挥作用，并使其军事要素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都是由于它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的，这种制度实际上使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落入了地主贵族手里，不管这个阶级在其它方面有什么缺点毛病，但是这个阶级愿意继续坚持一种明智稳妥的政治传统，自然对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而对保持国家繁荣昌盛的大众的疾苦却漠不关心。为了备战和长期从事战争的需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加重了经济负担。作为一个富有的团体，这种负担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地主贵族阶级不从事贸易，其财富来源不会直接受到危害。因此它没有那些资产面临危险、贸易受到威胁的人特有的那种政治胆怯性——众所周知的资产阶级的胆怯性。不过英国的地主贵族阶级对涉及贸易好坏的任何事情并不是麻木不仁的。英国议会的两院竞相密切注视着扩展和保护英国的贸易，一位海军历史学家把议会不断加强对海军实施卓有成效的管理，归因于议会经常进行调查研究。这样的一个阶级也自然吸收和保持一种尚武精神，在所谓的团体精神还没有完全起到代替作用的时代里，尚武精神在军事制度里是最重要的。尽管海军和其它地方一样，在体现这种精神时也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阶级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允许把出身微贱的人提升成为享有最高荣誉的人。所以每个世纪都有一些海军将领是一些从地位最低下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英国上层阶级的特点显然不同于法国人。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海军编制表中仍编有一名军官专门负责审核那些想进入海军学校的人是否出身于高贵的家庭。
　　自从1815年以来，特别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英国政府经常落入一般人民手里。英国海权是否因此要受到损害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英国的海权仍然是以一支规模庞大的贸易队伍、机械工业队伍和一个范围广泛的殖民体系为基础的。一个民主政府是否会有远见，是否会对国家地位和荣誉十分敏感，在和平时期是否愿意用足够的钱来确保国家的繁荣昌盛，所有这些都是军事准备所必需的，而且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民众政府，不管多么需要，通常也不愿意在军事上进行过多的开支。因此有迹象表明英国有落伍的趋势。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荷兰共和国从海上获得的繁荣和生存机会，甚至已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是，荷兰政府的政策和特点非常不利于给海权以一贯的支持。由七个省份组成的其政治名称为七省联合体的荷兰，按权力实际分配情况可以概略地说成是美国州权扩大的翻版。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自己的舰队和海军部，于是便随之产生了各省之间的相互猜忌。这种逐渐瓦解的倾向，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缓解了。荷兰省自己就提供了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款，所以它在执导国家政策时就有一份相应的力量。尽管荷兰政府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也愿意为自由做出最后的牺牲，但是由于人民的贸易精神渗透到可以称之为一个贸易贵族统治的政府里，使其不愿意进行战争，也不愿意为备战耗费必要的开支。正如以前曾提到的，当危险还没有迫在眉睫时，它的一些主要行政长官是不愿意为他们的防御支付款项的。但是在共和政府继续存在的那段时间里，不管怎样，政府对使用在舰队方面的开支还是毫不吝啬的。因此，到1672年约翰·德·威特去世时和1674年与英国议和之前，荷兰海军就其数量和装备而言，都能较好地对付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无疑，此时荷兰的实力使英法两国国王共同策划的灭亡荷兰的计划破灭了。随着德·威特去世，荷兰共和政府不存在了。在此之后出现的是奥兰治威廉君主政府。这个政府只执政18年，但是它的一贯政策，是反对法国的路易十四、反对法国扩大势力。为了和法国对抗，荷兰的陆上发展明显地优先于海上，由于英国退出了战争，则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发展趋势。早在1676年，荷兰舰队司令德·勒伊特将军就知道分配给他的舰船和部队不足以对付法国一国海军。由于奥兰治威廉君主政府的眼睛死盯在陆地边界上，使荷兰海军迅速衰退。1688年当奥兰治威廉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到英国去时，遭到了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的反对，因为海军实力已减少许多，一批最有才干的海军指挥官被免职了。那时，英国国王威廉兼任七省联合体的最高行政长官，并且仍然在荷兰执行他的欧洲总政策。威廉在英国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海上力量，并且可以利用荷兰的资源进行陆战。尽管奥兰治威廉过去是位荷兰王子，但是他同意荷兰海军将军在联合舰队和战争委员会里，应当位于资历较浅的英国舰长之下，于是荷兰的海上利益如同荷兰的自尊一样，为了满足英国的要求很快被放弃了。威廉去世之后荷兰政府仍然执行他的政策。它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陆上，集中精力为结束延续了40多年的一系列战争而签订《乌得勒支和约》，在这些战争中，荷兰在海上一无所获，既没得到权力，也没得到资源，同样在殖民地扩张或贸易权力上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阐述这一系列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战争时说道：“荷兰的经济状况极大地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名声和贸易。位于地中海的军舰总是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他们的护航船队不但缺少战斗力，而且装备极差，以致于我们每损伤一艘舰船，他们却要损伤5艘。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总的看法，即我们是靠得住的、具有良好的信誉的运输者。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不是减少。”
　　从此以后，荷兰就不再拥有较强大的海上力量，并且迅速丧失了依靠其海上力量在各国中建立起来的领导地位。这恰恰说明了荷兰这个小国尽管很坚决，但是面对着坚持敌意的路易十四，无论执行什么样的政策都无法使其免于衰败。荷兰如果与法国友好，便可确保其陆地边界的安全，至少能够使其在较长的时间内与英国争夺海上控制权。荷兰如能和法国结为联盟，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则有可能会制止住英国海上力量的迅速发展。英国和荷兰都想争夺海上霸权，彼此要想实现海上和平，唯一的可能就是其中一方要实际屈从于对方。而法国和荷兰之间的海上和平则是另一种情况，所以荷兰开始崩溃未必是因为它的国土小、人口少，而是由于它的两届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但是，判定哪个政府应负更多的责任，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法国的地理位置具备了拥有海权的极好条件。对于法国政府的政策，它的两位伟大统治者亨利四世和黎塞留曾给予明确的指导。法国政府应该把从陆路向东扩张，进攻由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奥地利和西班牙的计划，与从海上进攻英国的计划相结合。法国为了实现其在海上反对英国的计划和其它一些原因，应与荷兰表示亲善并与之联盟。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应鼓励发展作为海权基础的贸易和渔业，并且准备建立一支海军。黎塞留在他所谓的政治遗嘱中指出，依据法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法国有可能获得海权。因此，法国作家把黎塞留看成是法国海军的真正创始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为法国装备了舰船，而是因为他的远见卓识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使海军获得稳步发展。黎塞留去世以后，马扎然继承了他的意愿和总的方针政策。但是，马扎然不具备他那种高尚和尚武的精神。因此在马扎然统治时期没有继续出现新组建的海军。1661年，当路易十四开始执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仅有3艘装有60门火炮。此后，一个精明能干的、有组织能力的专制政府开始了它的惊人的工作。负责贸易、制造、海运和殖民地工作的柯尔培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实干精神的人。他曾在黎塞留手下任职，并且已经完全领略了黎塞留的精神和政策。柯尔培尔以法国人所独具的精神追求其目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有组织的进行，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内阁作出决定。柯尔培尔的目的是，“把生产者和商人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使其受到一种积极和明确的指导，以便通过制度和共同努力确保法国工业取得成功，并要使所有的工人采用公认的最佳工艺程序进行生产，以获得最好的产品……要把海员和远距离贸易组织起来，像制造业和国内贸易那样，成为一个巨大的团体。为了支援法国的贸易，要建立一支具有坚实基础的海军，至于它的规模，迄今还不能预料。”上述这些就是柯尔培尔的目标，是有关海权三个环节中的两个环节；至于第三个环节，那就是航线远方一端的殖民地，显然也是有意按着政府的指示和组织去做的，因为政府开始从当时拥有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舍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当事人手中买回了这些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正以一种丝毫不受拘束完全独断独行的权力，逐渐将所有用以指导国家发展和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手段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详细讨论柯尔培尔的政务活动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想让人们能够看到法国政府在建设国家海权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并且能够看到柯尔培尔这个伟大的人物，不是只注意把他的政府建筑在一种基础之上，排斥其它的，而是使所有的基础都统管在由他领导的英明的、有远见的政府之下。当时法国的农业产品不断增加，工业产品也在成倍地增长；国内的贸易航线和贸易规章都便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产品交换；有关海运和关税的规定，使贸易运输落入法国人之手，进而促使法国发展海运，利用海运使国内同殖民地之间相互进行产品交换，通过对殖民地的管理和开发，使一个远离本土受国内贸易垄断的市场不断发展起来；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有利于法国贸易；对外国船舶和外国货物实行征税，有益于法国阻止竞争国的贸易——上述这些措施，包括无数个详细规定，都是为了逐渐扩大法国的（1）生产；（2）海运；（3）殖民地和市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为了扩大海权。如果有人运用一种合乎逻辑的程序来研究这个课题，要比耗费许多时间去研究一个比较复杂的政府里的利益冲突简单方便得多。我们看到了法国在柯尔培尔执政的几年里，把海权的全部理论有系统地，以中央集权制的法国方式付诸实践；而在英国和荷兰的历史中，对海权理论的阐述已经流传了几代人。不管怎样，法国发展海权是很勉强的，并且取决于密切注视它的专制政权对其感兴趣的时间能维持多久，因为柯尔培尔不是国王，一旦他失去国王对他的宠爱，他便立即中止对法国政府的控制。然而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他在政府活动的领域里——在海军里，所取得的成就。前面已经说过，1661年他上任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装有60门舰炮。到1666年，已经有70艘战舰，其中50艘是战列舰，20艘是纵火船；到了1671年舰船已从70艘增至196艘；1683年，装备24门到120门舰炮的战舰共107艘，其中12艘装有76门以上舰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型舰船。船舶修造厂采用的制度和体制，使他们比英国船舶修造厂的效率高得多。当柯尔培尔所取得的成就仍然在他的儿子手里起作用时，一位被监禁在法国监狱里的英国舰长写道：
　　当我最初在那里被俘时，在布雷斯特的一家医院里养伤达4个月之久。在那儿我对法国人配备船员和装备舰船的速度感到惊讶。直到那时，我还在想他们配备船员和装备舰船的速度哪个地方也比不上英国，我们英国拥有的舰船是法国的10倍，当然，我们的海员也应该是他们的10倍。但是在那儿我看到了20艘帆船，每艘约有60门舰炮；只用20天时间便一切装备就绪；他们把帆船拖进船坞，卸下船员；根据来自巴黎的命令，将这些帆船有的侧倾、有的翻转进行修理，然后装上索具和帆桁等，储备食物、配备船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十分从容地驶出了船坞。我还看到一艘有100门舰炮的战舰只用4或5个小时就把火炮全部拆掉。在英国我从未见过在24小时内不费力气，不发生一点事故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发生在医院窗底下的事情。
　　一位法国海军历史学家曾列举了一个简直不能令人信服的例子，他说4点钟开始安装一艘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龙骨，到9点钟这艘桨帆战船就全副武装离港了。这些传说加之那位英国军官的一些比较认真的陈述，都可以说明法国在舰船制作方面的体制和制度非常完善。而且还具有充裕的工作设施。
　　但是所有这些惊人的发展，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成的，这种发展像朝生暮死的植物一样，当失去政府的支持时，也就消衰了。因为这段时间很短，不可能使这种发展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柯尔培尔的工作就是直接执行黎塞留的政策，并且在一段时间里，似乎还在继续执行使法国不仅在陆上占有优势，而且还要成为海上强国的方针政策。其原因不是本书需要说明的。法王路易从一开始就对荷兰怀有刻骨的仇恨，由于英国的查理二世也同样痛恨荷兰，这样便促使这两个国王下决心要消灭荷兰共和国。这场战争是于1672年爆发的。尽管进行这场战争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感情，但是，这场战争对英国来说，它与法国不一样，还不能算是政治上的失误，特别是就海权而言，更不能说是一个错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正在帮助英国，去消灭它自己的一个可能的，并且是确实不可少的同盟国；而英国则在为自己去消灭它的海上最大竞争者，的确那个时候这个竞争者在贸易上仍然占有优势。当路易登上王位宝座时，法国正处于债务累累，财政混乱之中，1672年由于柯尔培尔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法国才开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这场战争持续了6年，使柯尔培尔的大部分工作失去了作用。农民阶级、制造业、商业和殖民地都受到了战争的冲击。柯尔培尔的行政机构失去了活动能力，财政上确立的制度被推翻了。因此，路易独揽政权的行为冲击了法国海权的根基，疏远了最好的海上同盟国。这期间法国的领土和军事力量不断地扩大，但其贸易和海运却大伤了元气，尽管法国海军在若干年里保持了它的光荣和效益，但是，没多久就开始衰落，到路易执政末期，法国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上述有关海权的错误政策标志了路易长达54年的统治结果。除了战舰，路易越来越不顾及法国的海上利益。或许是路易没有看到或许是路易无知不懂得，如果平时支援战舰的海运和工业衰败了，战舰便没有多大用途，它的命运也就很难预料了。路易所执行的政策的目的是利用军事实力和领土扩张在欧洲取得最高权力，但是他的政策迫使英国和荷兰结为同盟，这种同盟正如以前所述的，其直接作用是将法国撵出了海洋，而间接的作用是继而压制了荷兰的力量。柯尔培尔建立起来的海军被消灭了。在路易统治的最后10年，尽管在海上仍经常不断地发生战争，但是法国已没有强大的舰队可投入海洋了。这种愚蠢的君主专制统治的政府对海权兴衰的影响产生了何等深远的影响啊！
　　路易的后半生就这样亲眼看着法国海权的逐渐消失。这种消失是由于作为海权根基的贸易和贸易带来的财富逐渐减少造成的。法国继任的政府同样还是独裁的，由于它的既定目的和顺从英国的要求，放弃了保持一支有效海军的一切图谋。其原因是新国王尚未成年，而摄政者由于与西班牙国王有刻骨仇恨，为了打击西班牙国王和保存自己的势力，与英国结为同盟。法国帮助英国使其宿敌奥地利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建立起强大的势力以损害西班牙，并且使奥地利与英国携起手来摧毁西班牙的海军和船坞修造厂。这时法国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忽视法国海上利益的统治者。他毁灭了一个天然盟友，如同路易十四一样，间接地或在无意中帮助了一个海上霸主不断发展壮大。1726年随着摄政者去世，这种瞬变的政策结束了，但是从那时起直到1760年，法国政府仍然不关心其海上利益。据说，法国由于对财政制度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主要是在自由贸易方面的改革（和由于一位出身于苏格兰的大臣劳的努力），法国与东方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确实有了惊人的增长，并且使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繁荣富裕起来了。但是，当战争爆发时，因其海军处于衰退时期，它的贸易和殖民地只能任凭英国摆布。1756年，情况已经不再是最坏时，法国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国大约有130艘战列舰。当这45艘战舰需要配备武器和装备时，没有材料，没有帆缆，也没有补给品，甚至没有足够的火炮，一切皆无。
　　一位法国作者写道：
　　由于政府里缺少制度，造成了官员们缺乏责任心，并为混乱和纪律松懈大开方便之门。不正当的提升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也从未见过人民大众这样普遍不满。金钱和阴谋诡计代替一切，利用它们可以得到权力。贵族和暴发户利用在首都的权势，在海港里傲慢骄横，任意胡作非为，无止境地滥用国家和船坞修造厂的税收。荣誉和谦虚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好象这些罪恶还不算大，更糟的是牧师们尽力使人们忘却过去曾使法国免遭彻底毁灭的光荣传统。继贵族统治时期的激烈斗争之后，接着海军又奉宫庭之命，执行“事事要谨慎小心”的方针，为了保存几艘无用的武装舰船，时常把一些有利的机会送给了敌人。由于这种不适当的原则，使法国被束缚在防御上，上述原则不符合法国民族特点，只对敌人有利。人们在敌人面前这样小心谨慎，是由于受命令所制约，其结果是违背了民族的心愿。此外，由于制度的弊端还导致了无纪律和临阵背叛的行为，这种例子在法国前一个世纪的历史里是绝无仅有的。
　　法国执行大陆扩张的错误方针，耗尽了国家的资财。这种方针还具有双重危害性，因为它使法国殖民地和贸易处于无防御状态，进而中断了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事实上这些都已经发生了。法国派到海上去的小型舰队被占绝对优势的敌舰队摧毁了；商船运输业消失了；加拿大、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落入了英国人之手。如果叙述这些不会占据太多的篇幅的话，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些有趣的摘录，用以说明法国令人遗憾的悲惨遭遇。这个国家曾放弃了海洋，而在法国所做的各种牺牲和努力之中，却使英国的财富不断增加。一位当代英国作者曾这样描述他对法国这个时期的政策的看法：
　　法国由于如此热心地从事对德战争，已大大削弱了它对海洋的注意和税收，这使我们英国能狠狠地打击它的海上力量，尽可能地使它再不能死灰复燃。由于从事对德战争，它放弃了对殖民地的防御，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就可夺取它所占有的某些最重要的地方。对德战争也使它放弃了对贸易的保护，致使贸易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与此同时，英国的贸易，得利于和平的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由于法国从事这场对德战争，所以当它与英国直接交锋时，使自己遭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法国在七年战争中，损失了37艘战列舰和56艘快速帆船——这个数字相当于帆船时代美国任一时期海军舰船数量总和的三倍。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这场战争时说道：“自中世纪以来，英国第一次几乎没有任何盟国，单枪匹马地战胜了拥有强大援军的法国。英国完全是依靠政府的优势获得了胜利。”不错，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政府，在使用其海上力量这个强大的武器方面占有优势，这种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目的的政策和必然结果。
　　从1760年至1763年议和，在这期间法国蒙受的耻辱达到极限，这对处于颓废时期的美国贸易和海军来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应避免遭到法国所经受的那种耻辱，希望我们美国能够从法国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从1760年至1763年，法国人也曾不断起来反抗，并与1793年一样，也曾公然宣称他们应该有一支海军。“政府巧妙地引导民众的感情，向全国提出‘必须重建海军’的要求，用各个城市、公司和私人的捐款制造舰船。从前死气沉沉的港口，出现了异常活跃的气氛，到处都在制造和修理舰船。”这种活动坚持下来了，军工厂又开始了生产，每一种物质都有了充足的来源，炮兵进行了整顿，上万名受过训练的炮手进行了实际操练，并被保存下来。
　　法国民众的这种举动当时很快鼓舞了海军军官的思想和行动，的确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不再只是等待，而是开始工作。当时海军军官所表现的这种崇高精神和业务上的积极主动，是过去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由于政府的涣散，几乎曾使他们的舰船完全遭到了破坏。一位与我们同时代的法国著名军官这样写道：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海军状况极其悲惨，由于军官们的大胆进取心遭到挫伤，不能从事成功的战斗，丧失了光辉灿烂的前程，迫使他们求助于他们自己。他们从研究中获得他们想几年以后准备进行实践的知识。到1769年，法国各方面已经呈现出辉煌的前景，一批才华横溢的著名军官的活动延伸至天涯海角，在他们的作品和调查研究中囊括了人类的各种科学知识。创建于1752年的海军学院又重新组建起来了。 [ 原作者注：古热尔所著的《海军》、《黎塞留和柯尔培尔》。 ]
　　海军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比戈·莫罗盖是一艘小军舰的舰长。他写了一篇详细阐述海军战术的论文。这是自保罗·霍斯特以后第一篇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它有独到见解，并且可以取代保罗的论文。莫罗盖肯定是在法国没有舰队，并且是在其敌人打击下，甚至在海上全然不能昂首挺胸时，研究并系统地阐述了战术问题。而在此期间，英国却没有人撰写这种书。1762年一位英国海军上尉，仅仅翻译了霍斯特巨著的一部分，而把大部分删节了。差不多20年后，一位苏格兰无官职绅士克拉克才发表了一篇有独创性的海军战术研究论文。他在文章里，向英国海军将军们指出了，利用这种战术体制，法国曾挫败他们缺少周密考虑而协同欠佳的进攻。 [ 原作者注：不管对克拉克自称的在组建海军战术体制方面的独创性可能是怎样想的，和这种独创性受到过什么严厉的指责，但是不能怀疑克拉克对过去的批评是正确的。我认为，他作为一个既没有受过海员训练，也没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在这方面能有独到的见解是应该受到称赞的。 ] “由于法国海军学院开展了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军官们的工作，正如后来所表明的，法国海军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与之是不无关系的。”
　　前面已指出，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背离了它传统的正确政策，使它从事一场远离本土的陆战。与此同时，其强大的敌人正严阵以待，寻找机会从海上发起攻击。正如法国在前面刚提到的对德战争中一样，也正如后来拿破仑在西班牙战争中一样，英国由于过于自信，使自己的朋友成为敌人，并因此使其力量的根基，面临着一种严峻的考验。而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却避免了它经常陷入的那种圈套。由于法国放弃了并吞欧洲大陆的野心，有可能在大陆上获得中立地位，与邻国西班牙结成可靠的联盟，使其得以利用一支较好的海军和一批尽管经验可能不足，但有较好才能的军官进行这场战争。在大西洋彼岸，法国得到一个友好民族的支援，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上，它有自己的港口和同盟国港口可供使用。这种明智的政策和政府的行动对海权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有关战争的详情，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题目，这里就不展开阐述了。对美国人来说，那次战争的主要利益在是陆上，但是，对于海军军官来说是在海上，因为这场战争基本上是一次海战。20年来，聪明理智的法国人由于持续不断的努力，取得了他们应得到的收获，尽管海上战斗损失惨重，但是，由于法国和西班舰队的共同努力，使英国的实力着实受到了削弱，并且使其殖民地被抢占。法国海军在执行各种海上任务和从事历次海战中，基本上维护了法国的尊严，尽管在考虑总的题目时，难免会得出这种结论，即与英国相比，法国海员缺少经验，出身于法国贵族的军官对于那些出身不同的军官们的狭隘的妒忌情绪，尤其是早已提到的近四分之三个世纪所传留下来的一项糟糕的政策，即政府教育军官们第一位的是保存舰船，节省物质，束缚了法国海军将领们去获得更多的荣誉，并且已经多次妨碍他们去利用已经到手的有利条件。蒙克说一个国家要想控制海洋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国的海军规定了基本的方针政策。如果法国政府对海军军官的教育能够不断地灌输这种思想，那么1778年的战争可能会比实际结束得更快些，结果也会更好些。那种批评法国海军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太礼貌，平心而论，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诞生而没有夭折，应该感激这支军队。但是它本国作者的很多作品都对政府持批评的态度。一位在战争期间在海上服役的法国军官，在一部作品里用不太严厉，但略带有批评的语气说：
　　那些与德埃斯坦在圣迪胡克，与德格拉斯在圣克里斯托弗岛，甚至那些与德特尔南抵达罗得岛的青年军官们，看到这些将领回国后没有受到审判，他们又会想些什么呢？ [ 原作者注：拉塞尔著：《关于法国海军历史和评论文集》。 ]
　　后来另一位法国军官，在谈到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一段话里又一次证明了上面已表述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说：
　　有必要摆脱法国摄政时期 [ 译者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继位时年仅五岁，由奥尔良公爵腓力摄政，至1723年路易十五始亲政。 ] 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这些世俗偏见。但是，这种偏见造成的灾难遍及各部门，其时间距今很近，很难使我们的大臣们将其忘却。由于一种令人极不满意的犹豫不决，曾使英国感到震惊的法国舰队又缩减到常规大小。内阁顽固地坚持一种错误的节俭方针，他们以保持舰队需要过多的开支为由，主张海军将军们必须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好象在战争中采取折衷的办法不会总是导致惨败似的。与此同时，政府又命令我们的分舰队司令，要求他们尽可能长时间的坚守在海洋上，战斗中不要损失舰船，因为舰船有了损耗就可能难以补充了。因此，已不止一次地使原本依靠我们海军将领的熟练技术和舰长们的勇敢能取得的全面胜利，却变成了一些不太重要的胜利。作为一条原则规定，舰队司令不能使用他手中的部队，在与敌交战时，似乎预定的目的是接受敌人的进攻，而不是去进攻敌人。这种以不断削弱士气，达到节省物质资源为目的的规定，必然产生不幸的结果……这种可悲的规定，无疑是路易十六时期、第一共和时期和第一帝国时期纪律松懈和令人吃惊的背叛的一个主要原因。 [ 原作者注：拉贝鲁斯著作：《法国海军史》。 ]
　　 1783年，媾和之后不到10年，迎来了法国大革命，尽管这种巨变动摇了国会的根基，解除了法国社会制度的束缚，并且迫使原君主政体中依恋旧事态的军官几乎全部离开了海军，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然而，法国海军却没有从一种错误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说推翻一个政体要比根除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容易得多。现在我们再听听第三位有文学才能的法国高级军官的评论。他在谈到尼罗河之战中指挥法国舰队后卫的行动迟缓的维尔纳夫将军，当舰队的前卫正在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按兵不动没有离开锚地时，说道：
　　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维尔纳夫的这一天来到了，也轮到他象从前的德格拉斯和迪谢拉一样，抱怨他舰队中的有些战舰没能前去支援他。我们已开始对这种不幸巧合的某些奥秘产生怀疑。在这么多可尊敬的人员中，我们觉得舰队司令和舰长们如此经常地招致这样一种指责是不正常的。即便今天能把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名字与我们所记忆的灾难联系起来，我们仍然可以肯定，错误的责任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自己。相反，我们必须责怪他们所从事的作战活动的性质，责怪法国政府所制定的防御式作战方针。皮特曾在英国议会中宣布这种防御式作战方针预示着必然的失败和毁灭。这种防御式作战方针，当我们希望抛弃它时，它早已成为我们法国人的习性了。可以说防御式作战方针彻底地削弱了我们的武装力量，并使我们束手待毙。的确，我们的分舰队经常离港去执行一种特殊的任务，但是这些分舰队有意避开敌人，偶尔遇到了敌人将是件极大的不幸。只是迫不得已我们的战舰才投入战斗，他们屈服于敌人，而不是迫使敌人就范。……如果布吕埃斯 [ 译者注：布吕埃斯是1798年英法尼罗河口之战时法军的舰队司令。是役法军两面受敌，遭到严重打击，只有两艘舰船幸免于难，布吕埃斯被打死，他们的旗舰被烧毁。 ] 在半路上遇到了纳尔逊能够与其交战的话，命运女神就会在英法两支舰队之间长时间地犹豫不决，也就不会产生这种极不利于法国的结果了。由于英国海军某些将领的慎小谨微和坚持老的战术传统，使维拉雷和马丁曾进行过的这种缩手缩脚缺乏自信心的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尼罗河口之战就是打破了这种传统战法，现在实施决定性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 [ 原作者注：摘自瑞里安·德·拉格维拉耶尔著《海战》。 ]
　　几年之后进行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法国政府再次为海军采用一种新的政策。前面的那位作者又说道：
　　皇帝过去一直以他的敏锐的目光，像为他的陆军那样，也为他的海军制订了战役计划。现在对于这些意想不到的失败感到厌烦。他不再只把其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命运不好的战场上，而是决定在海洋以外的其它地方与英国纠缠。他着手重建海军，可是在比以往更激烈的战斗中，不给其任何任务……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有任何松劲情绪，我们的舰船修造厂的工作任务增加了一倍。每年都在制造战列舰或者有战列舰加入舰队。在他的控制下，威尼斯和热那亚又恢复了昔日的那种壮观，从易北河两岸到亚得里亚海海角，所有欧洲大陆港口都竞相支持皇帝的具有开创性的想法。在斯海尔德河、布雷斯特锚地和土伦集中了许多支分舰队……但是直到皇帝去世之前，这支充满豪情和自信的海军却没有得到一次机会以检验其与敌人作战的能力……由于不断的失败使皇帝感到沮丧，所以他保持这些武装舰船只是为迫使敌人对其实施封锁，因为这种封锁耗资巨大，当敌人耗尽了资金，封锁自然也就随之停止了。
　　法兰西第一帝国垮台时，还有103艘战列舰，55艘快速帆船。
　　抛开我们从过去历史中汲取的这些特殊的教训，谈谈政府对它的人民在发展海洋事业上的影响的一般性问题。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响是在两个性质截然不同，但是又是密切相关的方面起作用的。
　　首先，在和平时期，政府可以利用其政策支持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并支持它的人民利用海洋进行冒险和满足获利的癖好，如果这种民族工业和对海洋的厚爱本来就不存在时，就竭力培植它们，或者与之相反，政府由于措施失当，就会制止和束缚人民在各项事业中取得进展。因此，在平时贸易的各项事务中，都会感到政府在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对国家海权的影响，也即或成之或毁之。所以，无论怎样经常强调，平时贸易是一支强大海军的基础也不会过分的。
　　其次，在战争时期，将会看到政府的作用是以其最合理的方式，保持一支武装齐备的海军。这支海军的规模同海运的发展以及同其有重要利害关系的行业的发展是相称的。比海军规模更为重要的是海军的组织机构，它应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思想和健康的行动，战争期间能充分利用预备役人员和舰艇，并且能够考虑到人民的特点和追求，采取适当的措施，把前面提到的总的预备役力量动员起来为迅速展开做准备。毫无疑问，在备战的第二个问题里，必须保持适当的海军站；武装舰船必须跟随贸易商船到那些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对这些海军站的防卫必须直接依赖于军事力量，如像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一样；或者是依赖于周围友好人民的支援，如象美洲殖民主义者曾一度对英国非常友好那样，并且可以推测出，现在的澳大利亚殖民主义者与英国人是非常友好的。这种友好的周围环境和支持，与适当的军事供应相结合是最好的防御，当这种防御与海上的绝对优势相结合时，就会使像英国那样殖民地四处分散的庞大帝国高枕无忧。尽管一次意想不到的进攻，能够在部分地区造成某种不幸，但是真正的海军优势会阻止这种不幸成为总的惨败，或不可挽回的惨败。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海军基地遍布于世界各地，但是，英国的舰队能为这些基地提供及时的保护，使这些基地之间的交通保持畅通。反过来，舰队又依赖于它们提供避难场所。
　　所以，隶属于本国的殖民地，是从其外部为它的海上力量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援。和平时期，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各种办法激励殖民地依附本国的热情，并且促使其利益一致，使一方的繁荣成为整体的繁荣，一方与人反目，则作为整体的各方群起而攻之。战时，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战时，使所有人员都感到这些组织措施和防御措施是对各方都会从中获利的负担的合理分配。
　　美国没有这种殖民地，并且也不可能有。至于纯粹的军事海军站，100年前一位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在谈到当时的直布罗陀和马翁港时，真实而精辟地表达了当地人民的感情。他说：“军事政府不太赞成其人民从事贸易行业，而他们本身与英国人民的特点格格不入，以致使我对一些有见识的人和各党派人士同意象丹吉尔被放弃一样，应该放弃这些军事政府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美国在国外没有什么机构，既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军事基地，所以战时美国的作战舰艇将会象陆地上的鸟一样，不能远离自己的海岸。一个政府为自己提出发展国家海上力量的使命，首先要做的，是为战舰提供歇息场所，在那里它们能够补充燃料和进行维修。
　　我们进行这种调查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出适用于本国和行政部门的结论。现在该是提出美国的严重危机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和为了重建它的海上力量需要政府方面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了。说美国政府从南北战争起直到现在，已将其活动全部有效地致力于所谓构成海权的最主要的环节上并不过分。国内的发展，主要是生产的发展和随之而产生的自给自足，这些都已成为政府要努力达到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已经如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各个管理部门的能力，尽管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要想使这些管理部门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无庸置疑，美国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它缺少殖民地，同样也缺少作为中间环节的平时海运，和与海运有关的各种行为。简言之，三个环节，美国现在只有一个。
　　在过去的100年里，海战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会使人们怀疑现在的海战能否再会对一方造成灾难性影响，或会使另一方取得辉煌的成就，如在英法之间的历次战争曾出现的那种情况。当英国无所顾忌、傲慢地支配海洋时，它把枷锁强加给中立国，这种情况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所以旗帜保护贸易的原则是永远靠得住的。除了实行战争禁运，或驶至被封锁的港口，否则交战国一方的贸易可以安全地由中立国家的船舶来承担。至于对港口实施封锁，现在已能确实可靠地进行了，将不再是只有宣言而无实力的纸上封锁了。关于保护美国海港避免被占或被征用的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却是漠然置之。如果撇开这个问题，那么美国还需要什么样的海权呢？直到现在，美国的贸易仍需使用其它国家的船舶，如果美国有了海运船舶，则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来保护它们，那么，美国人为什么需要它们呢？就此而言，这是个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战争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和损失与海运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假设美国来来往往的对外贸易，都是装载在敌人不敢触犯的舰船上，除非它们必须驶往一个已被封锁的港口，否则一次有效的封锁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有效封锁的定义是指对于一艘试图进入或离开这个港口的舰船构成明显的威胁。显然这种意义的伸缩性很大。很多人能够回忆起南北战争期间，南部邦联对位于查尔斯顿外海的美国舰队进行了一夜攻击之后，第二天早晨支持南部邦联的一些人，派出一艘携载外国领事的轮船到海上去，领事们没有看到一艘美国封锁舰船，就此而言，他们非常满意，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凭借这份声明的力量，南部一些权威人士主张在技术上封锁被突破之后，在没有发表一个新的通告之前，美国不可能重新进行封锁。为了能够对偷越封锁的舰船构成真正的威胁，是否有必要使封锁舰队位于能够看得见的地方呢？如果有6艘快速蒸汽舰船位于距新泽西和长岛海岸之间的20海里处巡逻，就会对试图通过主航道进出纽约港的舰船构成一种真正的巨大威胁；使用同样的部署可以有效地封锁住波士顿、特拉华湾和切萨皮克湾。如果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仅准备俘获商船，还要对付想突破封锁的军事冒险，那么封锁舰船就不需要位于可见之处了，也不需要部署在能被岸上观察到的某个位置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前两天，纳尔逊舰队的大部分战舰活动于距加的斯50海里的海面上，只用一个小分遣队密切监视加的斯港。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是于早晨7时起航的，尽管当时的通信条件较差，可是纳尔逊9时30分就知道联合舰队起航了。位于加的斯附近的英国舰队，确实对它的敌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水下通信发达的今天，封锁部队靠岸和离岸，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在整个美国海岸上彼此都可以用电报进行通信联系，所以迅速实施相互支援是可能的。如果军事行动配合得好，一个分遣队遭到了大举进攻，它就能通知其它部队，并可以向那里撤退。位于某港口外的封锁，即或一旦被粉碎，在那儿坚持封锁的舰船全部被赶走了，但通知重新建立封锁的电报随即便能迅速地传到世界各地。为了防范这种封锁，海上必须保持一支部队，这支部队随时可对封锁舰队构成威胁，使其无论如何不敢坚守在它的阵位上。但是，中立国家的船舶——除了那些装满战时禁运品的——可以自由往来，所以利用这些船舶可以使这个被封锁的国家与外界保持贸易关系。
　　因为美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可能有人认为对美国实施全线封锁是不会奏效的。那些牢记美国怎样对南部邦联海岸实施封锁的军官，比任何人更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根据目前海军的状况来看，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要进行的封锁没有超出政府 [ 原作者注：自从上面这段文字写成以后，1889年海军部长在他的报告里已推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应该实施这里所建议的非常危险的封锁。 ] 以前所提出的，像波士顿、纽约、特拉华湾、切萨皮克湾和密西西比河口这些地方，换句话说企图封锁主要的进出口中心，对于一个海上强国来说都不会象以前那样力不从心了，尽管法国在布雷斯特、比斯开湾海岸、土伦、加的斯部署了一些强大的分舰队，然而英国却在同一时间里将它们都封锁住了。当时从事贸易的中立国家船舶，的确能够驶入除上面提到的美国其它港口，但是这样强行改变所进入的港口，将会给这个国家的交通运输造成多么大的混乱，时时都会感到供应不足，铁路、水路运输工具、船坞设备、驳船和仓库等都很短缺，随之发生的难道不就是资金浪费和经济上遭受损失吗？在经历了许多痛苦和耗费了巨大费用之后，当你刚战胜了部分灾难时，可能又会导致敌人去堵住这些新的入口处。美国人确实不会饿死，但是，却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至于战争禁运的物资，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美国现在能否单独应付，这种担心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应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要为国家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即或不能到远处去，至少也应能使自己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航道保持畅通。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美国已不再把其注意力放在海洋上，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和执行与其相反的一种政策的结果，可以用法国和英国的实例来说明。无需坚持美国的国情同英、法两国都多少有些相似的地方。可以断言，尽可能地保护商业和贸易不受外来战争的影响，对整个国家的财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使敌人离开我们的港口，而且要使敌人远离我们的海岸。 [ 原作者注：在战争中，“防御”这个词包含两种概念，为了能够在思想上形成准确的概念，应当把它们区分开，一种是纯粹的、单纯的防御，是巩固它自己并等待被进攻。这可以叫做消极防御。另外还有一种防御观点是主张为了己方的安全，防御准备的真正目的要通过进攻敌人得到最可靠的安全，就海岸防御而言，纯粹和单纯的防御是采用永久性防御工事、布设水雷和建筑固定工事，它们的目的是阻止一支企图进入的敌人。第二种防御方法包括所有不等待进攻和为迎战敌舰队采取各种措施，使用各种武器，不管敌舰队是相距几海里，或者是靠近它自己的海岸都应该这样做。这种防御看上去好像是真正的进攻战，但是它不是进攻战；只是当它的进攻目标从敌舰队变成敌人国土时，它才变成了进攻战。英国对它自己海岸的防御和对殖民地的防御，是通过把它自己的舰队部署在法国各港口附近，如果法国舰队出来就与它作战。美国在南北战争中，把它的舰队部署在南部邦联各港口外海，不是因为美国害怕南部邦联本身，而是通过使其与世界各地隔绝，并且最后进攻这些港口，以达到推翻南部邦联的目的。上述两种方法是相同的，但是目的一个是防御，另一个是进攻。两种概念的混淆，导致许多有关陆军和海军他们各自在海岸防御中的范围的争吵，消极防御属于陆军的；一切在海上的活动都是属于海军的，海军有这种进攻性防御的特权。如果把海员用在坚守要塞上，他们就变成了陆军的一部分，如同真正的陆军一样；当他们上船作为舰上定员的一部分时，他们就成为海军的一部分。 ]
　　值得怀疑的是不复兴商业航运，这支海军能够维持下去吗？历史已经证明了像路易十四那样的专制君主完全能够创建一种单一的海上军事力量。但是这种海上军事力量貌似强大，而实际上它象一种没有根的浮草一样很快会干枯的。在一个代议制的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的背后都有一种确信这种开支是符合他们需要的强大的势力为其后盾。对于海权来说不存在这样一种势力，这种势力没有政府的作用是不能存在的。应当如何建立这样一支商船队伍，是通过补助金，还是通过自由贸易，是通过行政机关长期不断地贴补，还是通过公开的自由发展，这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即使美国有了一支强大的全国性的海运队伍，是否接着就会产生一支强大的海军，也是值得怀疑的。美国离其它强国很远，这一方面可起到一种保护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强大海军的一个绊脚石。美国拥有一支海军的企图——如果这种企图存在的话——现在中美洲地峡运河的开凿可能会对它会有所促进。让我们期望它的诞生不会太迟。
　　至此，我们已经结束了有关影响国家海权发展的一般性讨论，包括各种主要因素，有利的和不利的。目的一直是首先考虑这些因素固有的倾向是有利还是不利；然后用特殊的事例和过去的经历来说明。无疑这样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限定在区别于战术的战略范围。战略范围考虑的事情和原则，是属于不变的或者是不可改变的。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仍然如故。事实上，战略是属于大自然的规律，关于它的稳定性问题，如今已有很多人在论说；而战术则是使用人所制造的武器作为其工具，分享着世世代代人类的变化和进步，战术的上层建筑也不得不经常地改变或全部解体；但是过去的战略基础仍然没有变，好似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下面紧接着要研究欧洲和美洲的通史，特别要从广义上研究海权对欧洲和美洲的历史，对民族的财富所产生的影响。我不时地，一有机会就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通过一些特殊的事例来回忆和加深过去已存在的教诲。因此，研究的总方向将是战略方面的。按以前曾承认和引用的广义的海军战略是：“海军战略的目的是平时和战时都要创建、支援和发展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至于特殊的战斗，我们一方面应直率地承认一些具体实施方法的变化已经使许多学说过时了，而同时要尽力指出在运用了或者忽略了这些正确原则的地方，已经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它情况相同时，我愿意介绍一些与最优秀的军官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战例，这些战例可以用来说明正确的战术思想，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部门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在古代兵器和现代武器之间表面上呈现的一些相似的地方，希望不用过分强调它们的相似程度，就可得到它们所提供的教训。最后一点必须切记，在所有的变化中，人的本性没有变，尽管在特殊的事例中，数量和质量是不确定的，但是肯定会找到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
第二章 1660年的欧洲形势 1665-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 洛斯托夫特海战和四天海战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1890
　　我们把要研究的历史时期的起始时间大致划定在17世纪中叶，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660年。这一年的5月，英国的查理二世在全体人民的欢呼雀跃声中恢复了王位。第二年的3月，法国红衣主教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便召集其大臣并对他们说：“我叫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今使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可以做那些会受到已故红衣主教马扎然左右的大事，从今以后我就是首相。除了我的命令，不能确定任何法令；国务大臣和财政主管人员，没有我的命令，不能签发任何法令。”这种由一个人执掌的法国政府，就这样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英国和法国的政局经过了一段持续的混乱之后，他们的国家生活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看出了这两个国家尽管发展不平衡，但是已经在近代欧洲和美洲的海洋史上，或更笼统地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然而，海洋史只是被称之为国家历史中国家兴衰的一个因素。因此，如果忽视了与海洋史密切相关的其它因素，将会产生一种，或者是言过其实，或者是相反的，歪曲其重要性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与海洋关系不大的国家的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民，如果不是实际上没有看到，也是大大地低估了海洋史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海洋史的缘由。
　　我们确定的研究起始时间1660年是紧接着在标志着欧洲事态和解和作为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争”的结果签署的条约，即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或《明斯特条约》之后。在这个条约里，西班牙正式承认早已存在并已独立的北部联合七省；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1659年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之间又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上述两个条约使欧洲呈现出一段表面上的全面和平时期，其后便很快爆发了一系列几乎影响全世界的战争。这些战争持续的时间与路易十四在位的时间（1643-1715）一样长。毫无疑问，战争使欧洲各国的版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期间，将出现一些新的国家，一些国家在走向衰败，并且所有的国家，或是领土范围或是政权，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些，海上力量直接或间接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本书所叙述的历史开始时期欧洲各国的总的形势。在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结束标志的斗争中，著名的奥地利皇室家族已拥有使其它各国感到恐惧的强大力量。在查理五世 [ 译者注：1516年西班牙国王死后无嗣，外孙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后又从父亲方面继承奥地利王位。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1519-1556），1556年退位将领土分别传给其弟斐迪南及其子腓力二世。 ] 长期统治时期，这位在一个世纪前退位的奥地利皇帝已把奥地利和西班牙连同这两个国家的所有领地的两个王冠戴在他一个人头上，这些领地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并且在意大利也有压倒一切的权势。随着皇帝查理五世退位，奥地利和西班牙这两个较大的君主国被分开了。虽然这两个国家由不同的人来统治，可是他们仍然属于同一个家族，因此有助于两国在这一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和睦相处。这种和睦是建立在一种皇朝关系的共同目标和感情基础上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着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不断扩大的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是政治活动中的两种最强大的推动力。这个时期是国家之间、诸侯之间，并且常常是在同一个国家里宗教之间龙争虎斗的长期宗教战争时期。宗教迫害引起了荷兰联合七省的新教徒起来造反，反对西班牙的统治。经过长达80年左右的持续战争，迫使西班牙最后只得承认其独立。宗教信仰的不一致，有时导致内战，它使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精力分散，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的对内政策，也影响了法国的对外政策。这个时代前后出现了圣巴托罗缪惨案 [ 译者注：是指法国胡格诺战争期间，在1572年8月23日到24日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恐怖之夜，三千名胡格诺教徒被杀害，尸体被扔进塞纳河。 ] 、亨利四世被天主教徒谋杀的事件、围攻拉罗歇尔和西班牙的罗马天主教与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之间不断勾结等动乱。宗教势力过去经常在原本不属于它的范围里活动，按理说，在这个范畴里，它没有合法的地位。随着宗教势力的逐渐清除，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利益才开始享有适当的权力。在前一时期，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利益虽然不是全部受到了冷漠，但是宗教的仇恨或者蒙蔽了政治家们的眼睛，或者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法国，由于新教徒少数派的数量和特点，它自然是宗教狂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应该首先看到这种作用并应给予极大的关注。法国位于西班牙和各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之间，在这些日耳曼人的国家中奥地利排在首位，它没有一个竞争对手。法国政治生活所需要的是保持内部团结并且扼制奥地利皇室的势力。幸运的是，法国连续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和黎塞留，他们没有宗教的偏执，并且当他们不得不在政界范围内承认宗教时，他们主宰宗教，而不是成为宗教的奴隶。在这两个人的统治下，法国的一些治国之才得到了一种明确的指示，黎塞留规定把这种指示作为一种长期贯彻执行的总方针，它们包括：（1）加强王国内部的团结，平息或镇压宗教斗争，把权力集中到国王手里；（2）抵制奥地利皇室的势力，实际上这就必须与新教徒掌权的日耳曼人国家和荷兰结为真正的联盟；（3）把法国的边界向东扩张，这样遭受损害的主要是西班牙。当时西班牙不仅占领了现在的比利时，还占领着其它很久以前曾与法国合并的省份；（4）创建和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以增强法国的财富，同时也是专门用来战胜法国的宿敌——英国。为了这一目的，法国再次期望与荷兰结盟。这些就是著名的、天才的政治家们为指导其国家所制订的政策要点。这个国家的人民已不再是无故地要求成为欧洲文明的最完美的代表，最重要的是在前进过程中把政治进步和各项发展结合起来。这种政策被马扎然继承了下来，后来又被路易十四所接受；可以看出路易十四是如何忠实于这种传统政策的，以及他的行动对法国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使法国强大所必需的这四种要素，海权是其中的一种，并且因为第二种要素和第三种要素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所以可以说海权是使法国对外保持强大的两种主要因素中的一种。这样英国在海上，奥地利在陆上，它们就成为法国应该致力对付的两个国家。
　　上面我们已谈到1660年法国的情况，和法国准备继续沿着黎塞留为其标定的道路前进的情况，可以说法国内部的和平有了保证，贵族势力被彻底地打垮，教派不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宽大的《南特敕令》 [ 译者注：1598年4月13日，法王亨利四世在法国西北部的南特城颁布的一项敕令，敕令规定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承认胡格诺教徒享有信仰自由和其它的一些权力。1685年该敕令被法国路易十四完全废除。 ] 仍然有效；新教徒不满分子的残余势力已被武力镇压下去了。所有的权力完全集中在国王一个人手里，但是，在其它方面，尽管这个王国处于和平时期，可是情况不是令人非常满意的。实际上它没有海军，对内和对外贸易十分不景气；财政处于混乱之中；陆军规模也不大。
　　位于其它国家之首的西班牙，一个世纪之前曾无忧无虑，但是，现在早已开始衰退，并且到了几乎难以应付的状况。中枢的软弱已经扩散到行政机关的各个部门，但是其幅员仍然很辽阔，西属尼德兰仍然属于它；它占领着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直布罗陀此时还没有落入英国人之手；西班牙在美洲的大片领地，除几年之前被英国人占领的牙买加外，其余的仍然没有被触及。有关西班牙海上力量在平时和战时的情况，前面已概略地作过介绍。很多年之前，黎塞留就曾与西班牙结成过短暂的联盟，凭借这种联盟他对西班牙的40艘战舰取得了支配权；但是，西班牙的战舰状况极差，绝大部分装备不良，指挥不当，因此不得不将这些战舰退回给西班牙。西班牙海军当时处于全面衰退之中，法国红衣主教敏锐的观察力一眼就看穿了它的软弱无力。1639年，西班牙舰队和荷兰舰队之间进行的一次遭遇战，最清楚地表明了，这支曾妄自尊大的海军，已处于完全衰败之中。
　　戴维斯在其《荷兰历史》一书中，对西班牙海军有这样一段叙述：
　　此时西班牙海军遭受了一次打击，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它要接二连三地承受这种打击，因而使它从东西半球海上霸主的高位坠落为在海洋强国中备受鄙视的地位。它的国王准备派出一支较强大的舰队，把战火漫延至瑞典海岸，并且为了装备这支舰队，国王还命令从敦刻尔克运送增援人员和补给品。这支舰队奉命起航了，但是却遭到荷兰海军冯·特龙普将军的攻击，一些战舰被俘，其余的被迫驶回港内。不久以后，冯·特龙普抓获了3艘从加的斯驶向敦刻尔克的中立国英国的舰船，船上装载1070名西班牙士兵。他卸下了部队并释放了舰船。他留下17艘战舰封锁敦刻尔克，自己率其余的12艘战舰去迎战驶近的敌舰队。很快他就看到了进入多佛尔海峡的西班牙帆船舰队，总共有67艘，船上装有2000名士兵。在德·威特率领的4艘战舰与其会合之后，他用较少的部队向敌人发起了一次决定性的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西班牙舰队司令率舰躲进唐斯港时为止。如果西班牙舰队敢出来，冯·特龙普决心与其进行战斗；但是，西班牙舰队司令奥肯多率领的强大的配备60门至100门舰炮的舰队被封锁于港内。英国海军将军告诉冯·特龙普他已接到命令，一旦开战，他将加入西班牙一边。于是冯·特龙普向国内请示。英国的这种做法只会招致荷兰动用大批的海军力量。冯·特龙普很快得到由96艘帆船和12艘纵火船组成的一支增援部队，并受命进行攻击。他留下一个分舰队监视英国，一旦英国人帮助西班牙，该分舰队便对其实施攻击。冯·特龙普开始是在极其不利的大雾中进行战斗的，西班牙人利用大雾的掩护砍断锚链逃跑。许多战舰逃跑时因离岸太近搁浅了，余下的企图撤退的绝大多数舰船有些被击沉，有些被俘获，还有一些被赶到了法国海岸。这是荷兰海军所取得的从未有过的较为彻底的胜利。
　　当一支海军在执行上述这样一种作战方针时，其战斗风格和自豪感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这支海军随着西班牙各方面的总衰退而日益没落。从此以后，它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作用逐渐削弱。
　　基佐在《英格兰共和国》一书中写道：
　　在它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华丽的辞藻之中，西班牙政府感觉到了它自己的软弱，并寻求把这种软弱隐藏在其稳定之中。腓力四世和他的大臣们对于只能被征服的斗争感到厌倦，除了寻求和平和安全，只能把所有需要他做出努力，而他自己又无能为力的问题搁置起来。已经被分裂和被削弱的奥地利皇室，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抱负，因此，除非确实受到威逼，否则一种自负的惰性便成了查理五世继承者们的政策。
　　这就是当时西班牙的情况。西班牙的那部分领地，当时有名的低地国家，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已成为引起法国和其天然盟国荷兰共和国之间不断争吵的一种根源。荷兰这个国家，政治名称为北部七省联合体，其影响和实力当时已经达到了顶峰——正如以上所述，这种实力是完全以海洋为基础的，并充分运用了由荷兰人民庞大的海运事业和贸易天才形成的有利因素。一位法国现代作者在描述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荷兰的贸易和殖民地情况时认为，除英国之外，它已超过其它任何国家。这已充分说明了富饶的海洋能够使一个本来很软弱、资源很贫乏的国家富强起来。这位作家写道：
　　荷兰曾变成了近代的腓尼基。北方七省联合体作为斯海尔德河上的霸主，封锁了安特卫普至海上的通道，并且继承了这个富饶城市的贸易权力。在十五世纪，一位威尼斯派来的使节曾认为安特卫普可以与威尼斯相媲美。荷兰除了接管了西班牙的一些主要城市外，还收留了逃避西班牙专制统治的低地国家的工人。荷兰的服装制造业、亚麻织品制造业等，雇佣了60万工人，为与从前从事奶酪、渔业和贸易竞争的人开辟了新的就业机会。仅凭渔业本身就足以使荷兰人致富。鲱鱼捕捞业供养了荷兰五分之一的人口，每年制造30万吨咸鱼，收入可达800多万法郎。
　　北部七省联合体的海军力量和贸易能力的发展很迅速，单是荷兰的商船队就有1万艘帆船，16.8万名海员，并且供养了26万名居民。荷兰的商船队曾承担了欧洲运输业的绝大部分。自从议和以来，不仅承担了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商品运输业务，也为法国港口进行运输，并能经常保持3600万法郎的运输收入。经过波罗的海进入勃兰登堡、丹麦、瑞典、俄国、波兰等北方国家的通道，对荷兰人是开放的，这些国家对荷兰来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交换市场。他们通过在那儿出售自己的产品，和购买那里的小麦、木材、铜、大麻和毛皮供养其运输业。荷兰每年在各海洋上运输的商品，总价值超过10亿法郎。用一个现代词汇来描述，就是荷兰人已使他们自己成为各海洋上的马车夫。 [ 原作者注：勒凡弗尔·彭塔利：《让·德·威特》。 ]
　　北部七省联合体利用其殖民地，使其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它曾垄断了所有的东方产品。每年它从亚洲运入欧洲的产品和香料，价值为1600万法郎。创建于1602年，势力强大的东印度贸易公司，曾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帝国，它包括了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的一些领地。1650年，这个帝国控制了好望角，为其舰船获得了一个停泊场，它还作为一个统治者统治着锡兰 [ 译者注：斯里兰卡的旧称。 ] ，并且控制着印度的马拉巴尔和科罗曼德尔海岸。这个帝国已经使巴达维亚 [ 译者注：雅加达的旧称。 ] 成为它的政府所在地，并把交通线延伸至中国和日本。与此同时，迅速组建起来的但寿命不长的西印度公司已拥有800艘战舰和运输船。它曾利用这些舰船在几内亚和巴西沿海捕获残存的葡萄牙舰船。
　　那时北部七省联合体已成为拥有各国产品的批发庄和货栈。
　　此时荷兰的殖民地遍布于东方的各海洋上，它们分散在印度、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和澳大利亚北面广大群岛的各个部分。他们在非洲西海岸上也有领地，并且直到现在新阿姆斯特丹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南美洲，荷兰的西印度公司几乎拥有从巴西的巴伊亚州向北，沿岸300个社团，只是最近有很多社团已摆脱了他们的控制。
　　北部七省联合体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权力，归功于他们的财富和舰队。海洋曾像一个顽固不化的敌人连续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海军，但是海洋已被征服并成为一个有用的仆人；而陆地却将成为他们被毁灭的根源。他们一直与一个比海洋凶猛残暴得多的敌人西班牙，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斗争，北部七省联合体妄想休养生息和媾和的许诺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但是却敲响了其灭亡的丧钟。只要西班牙的力量没有受到削弱，或西班牙的力量至少还能维持其早已形成的恐怖统治，北部七省联合体的强大和独立就有益于受到西班牙威胁的英国和法国。西班牙多次蒙受耻辱，说明它的软弱是真实的，不是表面的。但是当西班牙真的垮台了，英国和法国的其它企图便代替了他们先前的恐惧。英国的企图是觊觎荷兰的贸易和在海上的统治权力；而法国则期望得到西属尼德兰。因此，北部七省联合体既必须对抗英国，也必须防范法国。
　　北部七省联合体由于受到英法两个敌对国家的联合进攻，很快就显示出其内在的软弱，并且越来越明显化了。荷兰易于从陆地上遭到进攻，它的人口少，加之其政府不善于把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更主要的是不善于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因此这个共和国的衰败比其兴起更惊人更迅速。但是，直到1660年共和国即将垮台的迹象还不是很明显的。北部七省联合体还仍然站在欧洲主要强国之前列。如果说1654年北部七省联合体在与英国作战中，曾表明了一支已在海上如此长时间地压制了西班牙人嚣张气焰的海军，此时却令人吃惊地处于无准备状态，但在1657年，北部七省联合体却有效地制止了法国对其贸易的直接进攻。一年之后，“由于北部七省联合体涉足于位于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波罗的海，他们已经制止了瑞典在北方建立对它来说是一种灾难的优势。他们强迫瑞典使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保持畅通。在这一海区，没有其它的海军，敢于和他们争夺这里的制海权。由于荷兰舰队力量占优势，部队勇猛，外交人员老练又坚定，使他们的政府的威望得到了公认。尽管最近与英国的一场战争，使北部七省联合体受到了削弱，并蒙受了耻辱，但是他们已把自己重新置入欧洲强国之列。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查理二世复辟重新登了王位。”
　　前面已经提到了荷兰政府总的特点，这里只需重新回忆一下。这个政府是一种结合松散的联盟，它受一个可准确地称之为贸易贵族的支配。因此，这个政府具有贸易贵族阶级所具有的政治胆怯的全部特点。在战争中必然要遭受极大的危险。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相互猜忌和营利精神，对海军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和平时期没能保持一支适当的舰队，而舰队内部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相互倾轧，所以确切地说这样一支舰队是一种海事联合体而不是一支统一的海军，其军官也没有真正的军人气质。没有比荷兰人更勇敢的人民；荷兰海战编年史确实提供了不少有关荷兰人民的冒险进取和坚韧不拔精神的实例，并且肯定在别处找不到能够超过他们的或者是能与其相比拟的。但是，荷兰的编年史也确实提供了为数不少的背叛和表明缺少军人气质、处置不当的实例。背叛和缺少军人气质显然是由于缺乏专业自尊心和专业训练造成的。这种专业训练当时在所有的海军中几乎都不存在，但是在君主统治的国家里，由于军事特权阶层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缺陷得到了弥补。仍然需要讲明的是，这个政府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原因，已经变得非常软弱；如今，由于荷兰民族分裂成相互仇恨的两大部分，使其更加软弱了。这两大部分中，一部分是当时执政的商人（市长和镇长），他们赞同所描述的联盟制共和国；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建立在奥兰治王室统治下的君主政府。主张共和的那一派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与法国联盟，并且希望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拥护奥兰治王室的一派则支持英国，因为奥兰治王子与英国王室的关系极其密切，他们主张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政府，加之其人口数量不足，幅员狭小，所以说1660年北部七省联合体，以及它的大量财富和对外活动，很像一个靠兴奋剂维持的人一样。人为的力量不能无限期的维持下去，但是非常奇怪地看到了这个小国，尽管其人口数量和幅员无法与英、法两国相比，但它却经受住了他们的单独进攻和长达两年之久的两者联合进攻。它不仅没有被摧毁，而且也没有丧失它在欧洲的地位。他们把这种伟大的奇迹部分归因于一个或二个人的判断能力，但是主要应归因于他们的海上力量。
　　英国的情况不同于荷兰和法国，其介入即将爆发的战争是较适宜的。尽管它是君主政府，并且国王手中握有很多实权，但是国王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决定这个王国的政策。他不得不认真地对待人民的情绪和希望；而在法国，路易国王却用不着这样做。路易为法国所得到的，也为他自己得到了，法国的光荣就是他自己的光荣。英国的查理首先是为他自己的利益，然后才是为英国的利益；但是，由于查理国王总是不能忘记过去，所以他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不再重演他父亲被斩首的悲剧，也不再过他自己曾过过的那种被流放的生活。因此，当危机迫在眉睫时，他会顺从英国人民的意志。查理本人憎恨荷兰，他憎恨它是一个共和国，他憎恨现存的荷兰政府，是因为这个政府在国内事务中反对他的亲戚——奥兰治王室。现在他更憎恨它，是因为他在流放时期，共和国曾作为与英国的克伦威尔政府媾和的条件，把他从荷兰赶了出去。查理被法国接纳，是由于他在政治上得到了一个将要成为独裁统治者的同情，也可能是由于他对罗马天主教的偏爱，而更大的可能是由于法国国王路易给他钱、使他基本上摆脱了英国议会的控制。但是，查理在追求他自己的这些志向时，不得不考虑英国人的一些既定希望。英国人和荷兰人同属一个家族，并且具有相类似的条件，在控制海洋和贸易上，英国人被宣称是荷兰人的竞争对手；并且由于荷兰人是当时家族的领导，使英国人更渴望得到这些，也更怀恨在心。一个特殊的引起英国人极为不满的原因，是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所做所为，“该公司要求垄断东方的贸易，并且与远方的君主（侯爵）商议责成他们关闭所辖领地不对外国开放，这样不仅把英国人赶出了荷兰殖民地，而且还把他们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有的势力范围内驱逐出去。”英国人意识到了自己有较强大的力量，希望抑制荷兰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甚至在英国共和时期，就曾寻求把一种联合强加于两个政府之上。于是英国人对荷兰人的敌对情绪和仇恨，首先支持了查理国王的意愿。因为几年来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不令人望而生畏了，这种意愿便越来越强烈。然而，当路易十四的侵略意图被普遍认识到时，英国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很快都感觉到了法国像一个世纪以前的西班牙一样，孕育着极大的危险。西属尼德兰（比利时）划归法国后，将有助于法国征服欧洲，并且将给予荷兰和英国的海上力量的以沉重的打击，因为不能期望路易会允许斯海尔德（埃斯科）河和安特卫普港继续关闭。上述两个港口的关闭是按照荷兰迫使软弱的西班牙签订的条约实施的。安特卫普港对贸易重新开放，对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随着英国人恢复了他们与法国人的传统对立，血缘关系就开始起作用，并且使他们开始回忆起过去反对西班牙专制的那种联盟。相似的宗教信仰，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它把英国和荷兰凑合到一起了。与此同时，柯尔培尔为法国逐步建立的贸易和海军所做的一切努力，激起了这两个海上强国的戒备之心。虽然他们之间原本是竞争对手，但是，他们本能地转而反对一个闯入他们势力范围内的第三者。查理抵不住怀有这种动机的人民的压力，于是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停止了，并且在查理去世之后不久，就结为亲密的联盟。
　　尽管1660年英国的贸易范围不大，但是其海军优于荷兰，特别是在体制和效能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坚定的、热衷于宗教的克伦威尔政府，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已对其舰队和陆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护国主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几名高级军官中，蒙克的名字名列榜首，不断地出现在描述由查理领导的与荷兰的第一次战争的史料中。但是，英国人的良好思想状态和严明的纪律，在腐败的宫廷特权的影响下，在一个放肆的政府里逐渐消失了。1665年荷兰在海上基本上是被英国一国打败的，而1672年它却成功地抵御了英、法两国联合舰队的进攻。至于这三国舰队的舰船情况，据我们所知，法国战舰的排水量和与之相关的火炮和补给品的重量都大于英国战舰，因此当它们满载时，他们可以保持较多数量的舰炮。法国战舰的船体具有较好的外形。这些有利条件自然应归功于那些精心地和有条不紊地使当时处于衰退之中的法国海军重新振作起来的各种措施。它对于相似条件下的我们美国海军来说，是一个很有教益的借鉴。荷兰的战舰由于受其海岸的特点决定，多是平底舰船，吃水很浅，所以当他们受到紧追时，能在浅滩中找到隐蔽处，但是也因此使其不能在恶劣天气时航行，船体各部的尺寸都普遍小于英、法两国的舰船。
　　我们已尽可能简要、梗概地叙述了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荷兰当时这四个主要濒海国家的形势、实力地位，以及它们已经提出的和起支配作用的政策的目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国家将是最主要的，并且也是最经常引起人们注意的。但是，因为其它的国家对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并且，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只是研究海军历史，而是要正确评价海军和海上贸易对总的历史发展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简要地叙述一下欧洲当时其它国家的情况。到目前为止，美国还不曾在历史的篇章上占据一席之地，也不曾在内阁的政策上起到一种明显的作用，所以我们将其略去不谈。
　　德意志当时被分成许多小的政体和一个较大的奥地利帝国。这些小国的政策变幻莫测，而法国的目的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小国，把其置于它的影响之下，并使它们追随法国传统的反对奥地利的政策。奥地利一方面正遭到法国的反对，另一方面又遭到逐渐衰败，但仍然很强大的土耳其帝国的不断进攻，其处境极其危险。法国的政策早已倾向于同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这不仅可以牵制奥地利，而且按照法国的愿望还可以独占与黎凡特地区的贸易。柯尔培尔热切期望法国能够拥有较强大的海上力量，赞同与土耳其联盟。我们还应该记住，当时的希腊和埃及都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如现在所知，当时普鲁士这个国家尚未建立，诸小国中，较强大的布兰登堡的选帝侯正准备成立联合王国。这个小国当时还不能完全独立，但是它非常小心谨慎，避免沦入正式的隶属关系。波兰王国仍继续存在，由于它的政府软弱和不稳定，使其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种最不安定和最重要的因素。其它的国家对波兰政府非常担心，唯恐由于某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会使它对自己的对手有利。法国的一贯政策是使波兰独立和强大。当时的俄罗斯仍然没有冲击地平线，正在进入，但还没有完全进入欧洲各国的政治舞台，与他们还没有现实的利益冲突。它和其它濒临波罗的海的国家自然是为争得这一海区的竞争对手。其它的国家，特别是所有海洋国家，因其各种海军物质主要来源于这里，与它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当时的瑞典和丹麦已长期处于不和，并且我们会看到他们在目前的争吵中，会站在不同的两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以及在路易十四早期所进行的战争中，瑞典绝大部分时间是与法国联盟，这是因为它的偏见促使它这样做的。
　　欧洲总的形势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使各个车轮运转起来的动力掌握在路易十四手里。他周围的邻国都较软弱，他的王国有丰富的资源只待开发，他专制独裁的权力形成了统一指挥，他本人的实际才能和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加之在他统治的前半期，集中了大臣们的卓越才能，所有这些使欧洲的每一个政府，或多或少惟其马首是瞻，如果不是跟随他，也是模仿他的榜样去做。法国强大是路易十四的目的，使法国强大有两条途径可供选择——通过陆地或通过海洋，但不能完全采用一种而否定另一种。法国尽管当时很强大，但是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路易选择了从陆上扩张的道路。他已与当时西班牙在位国王腓力四世的长女结了婚。尽管按照条约规定，腓力长女放弃了继承其父的全部遗产，但要找到无视这些条款的理由也并非难事。他从尼德兰和法国伯爵领地的某些遗产中，找到了使条约无效的法律根据，并且开始与西班牙宫廷进行谈判，以便全部取消婚约中规定的条款。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继承王位的男性继承人很软弱，显而易见，这个出身于奥地利家族的西班牙国王的王位最终将落入他的手中。路易十四一心想由法国王子或者是他自己来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样就把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王冠戴在他一个人头上，或者戴在他家族的另一个人头上，随之就可以把波旁家族的势力置于比利牛斯山脉的两边。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并把路易十四后期的统治引入了歧途，最后导致法国海上力量彻底毁灭，使其人民陷入了贫穷和悲惨的境地。路易没有能够认识到，要这样做他不得不认真地对付整个欧洲。路易赤裸裸地想登上西班牙王位的企图，还需等待西班牙王位出现空缺，但是他已准备好了立即向法国东部的西班牙领地推进。
　　为了使其进攻更奏效，路易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切断了西班牙与外界的一切可能的联盟，仔细研究这些外交策略，有助于说明战略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但是，路易在这样做的时候，犯了两个严重的有损于法国海上力量的错误。20年之前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曾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西班牙至今一直没有放弃对葡萄牙的要求。路易考虑到如果西班牙重新占领了葡萄牙王国，将会使西班牙很强大，不易于使其达到目的。而在他所采取的另一个防范性措施中，又促使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和葡萄牙公主结婚，结果是葡萄牙把印度的孟买和直布罗陀海峡有名的良港丹吉尔割让给了英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位法国国王，由于急切地希望经陆路扩张，把英国请进了地中海，并促成英国与葡萄牙联盟。后者简直令人不能理解，因为路易早巳看出了西班牙王室正在衰败，因此他应该期望比利牛斯半岛上的两个王国能够统一起来。然而事实上，葡萄牙变成了英国一个独立的前哨基地，利用这个基地使其在拿破仑时代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在半岛上登陆。确实，葡萄牙是一个极其软弱的国家，即使它不受西班牙的支配，也必然会置于海洋强国的控制之下，并且也非常容易遭到入侵。路易继续支持葡萄牙反对西班牙，并且使其获得了独立。与此同时，法国还干涉荷兰，强迫荷兰归还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的巴西。
　　另一方面，路易从查理二世那儿得到了克伦威尔曾占领并使用过的英吉利海峡上的敦刻尔克。查理放弃敦刻尔克，是为得到路易的钱，但是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这种放弃无论如何是不可宽恕的。因为敦刻尔克是英国进入法国的一个桥头堡。对法国来说，敦刻尔克是法国私掠船的避难场所，而对英国人来说，是其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进行贸易的祸根。随着法国海上力量的逐渐衰退，英国在一个接一个的条约里，要求拆除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可以说敦刻尔克是法国著名的让巴尔和其主要私掠船船员来往的母港。
　　与此同时，路易时代的最伟大和最聪明的大臣柯尔培尔正为建立一种体制在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种体制是通过不断增加国家财富，并使其具有坚实的基础，这比国王浮夸的进取心会带来更多的实惠和繁荣。除了附带提到柯尔培尔对农业和制造业都非常关心之外，本书不想更多叙述法国当时国内发展的细节，但是，必须指出，法国在海上开始执行一种巧妙的侵犯英国和荷兰海运和贸易的政策，并且立即引起了他们对法国的不满。法国通过成立一些较大的贸易公司，把其事业引向了波罗的海、黎凡特地区、东印度群岛 [ 译者注：西方国家历史上曾用过的地名，系印度、印度支那及马来群岛的总称。 ] 和西印度群岛；修改关税法规以鼓励发展法国的制造业并允许把货物储存在一些较大的港口里的关栈中，利用这些方法希望法国能够取代荷兰成为欧洲主要贸易货栈，法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极适宜于起到这种作用。法国一方面征收外国船舶的吨位税，同时，还直接鼓励国内建造舰船，并利用谨慎而严格的殖民地法令，使法国船舶垄断了来往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鼓励法国商船的发展。对此英国立即采取报复行动。由于荷兰的运输业很发达，而他们的国内资源却很贫乏，所以他们所受的威胁较大。然而，荷兰只一度表示抗议；但是，三年之后，它也进行了报复。柯尔培尔依据法国具有的有利条件，对其将成为一个实际的和可能的制造商充满信心，但他担心法国不能在所规划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这条道路就是在建立一支强大的商船运输队伍的同时，要为发展军用船舶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由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已推动军用船舶的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当年柯尔培尔开始接管财政和海运时，法国还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但12年之后，国家各部门都很兴旺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道：
　　在柯尔培尔的领导下，法国在和平时期如同在战争时期一样，得到了迅速发展。柯尔培尔巧妙地从事关税战和保险费战，有助于在合理的范围内，限制荷兰以损害别国利益而使自己的贸易和海上力量获得过快的发展；并且也有助于抑制英国急切希望从荷兰手中夺取海上霸权和在欧洲出现危险时使用它的企图。看起来当时法国所关心的是在欧洲和美洲保持和平；但是法国过去以及后来的政策却是要把其好战行为带到其它海岸上去，这种做法是不可思议的。 [ 原作者注：马丁著作：《法国历史》。 ]
　　法国的这种企图是通过莱博尼兹之口表达出来的。他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曾向路易指出，法国应该调动它的武装部队去进攻埃及，这将有助于法国在控制地中海和东方贸易方面战胜荷兰，其价值超过在陆上所进行的最成功的战役，并且还可以在确保法兰西王国内部所急需的和平的同时，能够在海上建立起一种确保其在欧洲占优势的权力。这个建议将使路易从追求陆上荣耀，变为寻求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使法国长久地成为伟大威武的国家。正是由于柯尔培尔的才干，已使路易掌握了海权的要素。一个世纪以后，一位比路易更伟大的人物拿破仑，试图按照莱博尼兹指出的道路，提高他自己和法国的地位。但是，他没有路易所拥有的那样一支，能够完成他所提出的各种任务的海军。有关莱博尼兹的这个方案，在谈到它被首次提出的时候，将予以详细介绍。路易在他的王国机制和海军效率达到了顶峰时，站在了十字路口上，但是他后来选择了一条注定不会使法国成为海上强国的道路。这个决策使柯尔培尔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也断送了法国兴旺发达的前途，其结果影响到以后的世世代代。因为英国的强大海军，在一次接一次的战争中席卷了各大海洋，通过艰苦奋斗确保了这个岛屿王国的财富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使法国贸易的外部资源干涸，其必然的结果是使法国遭难：从路易十四开始的这种错误政治路线，在其继承者的年代里，使法国在印度大有希望的前景给毁掉了。
　　这期间，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海洋国家，尽管用猜忌的眼光注视着法国，但是他们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并且还在不断加深。在查理二世的精心策划下，这种恩怨导致了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真正原因无疑是贸易上的妒忌，但是冲突的直接原因起源于两个贸易公司之间的利害冲突。敌对行动开始出现在非洲西海岸。1664年，英国的一个分舰队在那儿夺得了荷兰的几个停泊地之后，驶向了新阿姆斯特丹（现在的纽约），并将其占领。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665年2月正式宣战之前。这次战争无疑在英国是倍受欢迎的，蒙克一语道出了英国人的天性，据报道他曾说过：“不管出于哪种原因，这都无关紧要。我们所需要的是荷兰现在所拥有的贸易。”无庸置疑，尽管各个贸易公司都主张战争，但是北部七省联合体政府却尽量想避免战争，这是因为荷兰有才能的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站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微妙的位置上。他们依据1662年制定的防御条件要求法国给予支援。路易虽然批准了这种要求，不过，是极不情愿的。仍然很年轻的法国海军实际上没给荷兰以任何支援。
图2 英吉利海峡和北海
　　英荷两个海上强国之间的战争几乎全部是在海上进行的，并且具有所有海战的总的特点。他们共进行三次较大的海战，第一次是1665年6月13日，在诺福克海岸的洛斯托夫特外海；第二次是1666年6月11日-14日，有名的“四天海战”，是在多佛尔海峡进行的，该海峡常被法国作者称之为加莱海峡；第三次是1666年的8月4日，在北福兰角外海。英国在第一次和第三次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二次海战对荷兰有利。我们只详细叙述第二次海战，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份详尽，连贯的可以清楚、准确地描述这次海战的报道。在这些海战中都有一些要点，研究这些要点比研究某些过时的战术运动细节，总的说来更适用于现在。
　　在洛斯托夫特外海的第一次海战中，荷兰舰队司令奥普达姆，看来不是一名海员，而是一名骑兵军官，他受领的战斗命令非常明确；但是，却没有交给他作为舰队司令在战场上随意调动部队的权力。内阁通常都非常喜欢这样干预陆上指挥官或海上指挥官的指挥权力。一般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灾难。路易十四时期，最伟大的舰队司令图尔维尔由于受到干预，被迫否定自己的判断，使全部法国海军遭难。一个世纪之后，英国海军将军基思由于执行他生病在港内的顶头上司的强制性命令，又使一支较庞大的法国舰队逃脱了他的攻击。
　　在洛斯托夫特海战中，荷兰舰队的前卫败退了，不久接着，荷兰舰队主队，奥普达姆分舰队中的一位年轻的海军将军阵亡，舰员们惊慌失措，从军官手中夺取了指挥权，退出了战斗。随后，12艘或13艘战舰也离开了，使荷兰战列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件事情再次说明了荷兰舰队缺少严明的纪律，军官们的风气不佳，尽管这个国家的人民有良好的作战素质，尽管在荷兰人民当中确实有比英国舰长更好的海员。荷兰人天生的坚定不移和顽强不屈，不能完全弥补那种职业自豪和军事荣誉感，而这些恰是一个健全的军事机构要鼓励达到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普遍的感觉几乎也是茫茫然，官兵的个人勇敢和整个军事成效之间，没有什么衔接措施。
　　奥普达姆看到了战斗越来越对他不利，似乎觉得已经陷入了绝境。他企图咬住英国舰队司令，当时英国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的旗舰厮杀。但是，他失败了，在其后所进行的拼死的斗争中，他的座舰发生了爆炸。接着，荷军的3艘（有一份报告说是4艘）战舰彼此相撞，并被英军纵火船烧毁；其它3艘或4艘战舰也随之逐一被毁坏。当时荷兰舰队乱作一团，他们开始在冯·特龙普的分舰队掩护下撤退。冯·特龙普是共和政体时一位有名的曾驾驶一艘桅杆上只悬挂一把扫帚的船驶过英吉利海峡的老舰队司令的儿子。
　　在这次海战中，我们已看到了纵火船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与1653年相比，其作用更可靠了，尽管在这两次战争中，它们都是舰队的附属成分。表面看来，纵火船的作用非常类似于现代海战中鱼雷巡逻艇所起的作用。主要的相似点是它具有极其猛烈的攻击能力，船体都较小，实施攻击要求具备许多条件。主要不同点是现代舰船具有相对的可靠性，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装甲舰优于老式战舰，使其易于操纵；鱼雷给敌舰造成的损坏有瞬时性，它的攻击在瞬息之间即可确定其成败，但是，纵火船要达到目的则需要一定的时间；鱼雷和纵火船都是彻底摧毁敌舰，而不是使其丧失活动能力或者使其降服。正确评价纵火船的作用，和研究使纵火船获得最有成效的环境以及纵火船消失的原因，可能有助于一些国家作出是否完全用鱼雷巡逻艇装备其舰队的决定。
　　一位一直从事法国海军史料研究的法军官指出，纵火船作为舰队的一种武器，首次出现于1636年。
　　不管是专门为这种目的建造的，或者是从其它舰船改装成适于遂行专门任务的纵火船，都有一种特殊的装备。其指挥权交给非贵族出身的船长。船员有5名下级军官和25名海员。通过安装在帆桁上的铁钩一眼就可将其辨认出来。18世纪初期，纵火船的作用已逐渐减少。最后，由于它的航行速度慢，拖累了整个舰队的速度，而且使队形展开复杂化，因此它在舰队中消失了。由于战舰船体不断增大，使它们与纵火船在一起协同作战已日趋困难。另一方面想把纵火船同战舰放在一起组成既拥有进攻又拥有防御的各种装备的几个组的想法早已被放弃了。组成迎风行驶的战列线时，通常把纵火船部署在二线位置上，距敌舰最远达1.5海里，这样他们越来越不适宜完成其任务。1704年马拉加之战开始后，很快制定出来的正式计划，说明了纵火船在这次战斗中的地位如保罗·霍斯特所主张的完全一致。最后一点是弹体内装有炸药的爆炸弹的使用，可以使舰艇更容易更迅速起火，爆炸弹是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被用到舰上去的，尽管普遍使用它的时间要更晚一些，但是它的使用最终使纵火船在海军装备中消失了。 [ 原作者注：古热尔的著作：《海战》。 ]
　　那些精通理论，并熟悉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有关舰队战术和武器这个题目的人们，根据以上所作的简要介绍，将会清楚地认识到长期废弃的舰种进行论证中的某些思想并没有过时。纵火船从被它“拖累了速度”的舰队中消失了。在坏天气里，较小舰船的速度总是较慢。现在，据我们所知，在中等海浪的海洋里，鱼雷艇的速度将从20节降到15节以下，航速17节至19节的巡洋舰就能逃脱正在追击它的鱼雷艇，并且能将鱼雷艇置于它们的机枪和舰炮射程之内。这些鱼雷艇如果进行远洋航行，“并且设想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里它们都能坚持在海上活动，但是在一艘110英尺长的鱼雷艇上，即使海上天气非常好，据说也是极不舒服的。高温、噪音和发动机的快速振动使人难以忍受。举炊似乎不成问题，但是，据说即便食物烹调的有滋有味，几乎也没有人能够品尝。在这样的条件下，加之鱼雷艇的快速运动，要得到必要的休息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有人主张建造较大的鱼雷艇，但是在恶劣的天气里，它依然存在着降低速度的可能，除非使鱼雷巡逻艇的艇体逐渐增大，以致使它们除装备鱼雷外，还能装备更多的武器。与纵火船一样，小型鱼雷巡逻艇会使它们所加入的舰队的速度受到拖累，并使舰队难以进行队形变换。 [ 原作者注：上面这段文字写成之后，1888年英国秋季演习的经验已证实了这个陈述；要求任何试验都要确立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没必要的。 ] 我们已经知道，由于使用了爆炸弹和燃烧弹，加快了纵火船被淘汰的速度。所以，为了从事远洋作战，把鱼雷安装在较大一级的舰艇上，来取代单一用途的鱼雷巡逻艇，不是不可能的。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纵火船仍然用来攻击锚泊的舰队；同样，鱼雷艇在港口近距离之内进行攻击通常也总是有效的。
　　 200年前，海军实践的第三阶段，在我们所引用的摘录里，提到了一种在近代讨论中大家都很熟悉的概念，即编队。“把纵火船和战舰放在一起组成几个编队，每个编队都具有进攻和防御的所有手段”，这种想法过去曾一度被采纳过，据我们所知，后来它被放弃了。将一支舰队里的舰艇分成二组、三组或四组，使它们专门活动在一起，目前在英国是倍受欢迎的；而法国却不太喜欢，并且遭到了强烈反对。这类由任何一方大力提倡的问题，在没有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之前，不能由一个人的判断来决定。但是，它可以说明在一个组织较好的舰队里实施两级指挥都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即不能取消，也不能小看。这种两级指挥，其中一级就是把整个舰队作为一个单位来指挥。而另一级就是将每艘舰艇作为一个单位，由舰长自己来指挥。如果舰队的建制太大不适于一个人指挥时，必须把它分开，所以，在战斗最激烈时，被分开的两支舰队，实际上是执行一个共同的任务。正如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重要命令中说道：“二级指挥，在了解了我的意图之后（‘之后’两字上打上加重号，可以明确地说明舰队司令和二级指挥的职能），将全面指挥他的战舰，对敌人实施不断地攻击，直到他们被俘或被摧毁。”
　　当前，由于每艘装甲舰的体积庞大，造价较昂贵，因此舰队里的舰艇不会太多，所以不必再进行分级指挥。但是，不管是否实施分级指挥，都不影响分组的问题。如果只注意构成理论的原则，而不管这些特殊的编组所呈现的表面上的战术不灵活，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原来的舰队司令和各舰舰长的两级指挥之间，是否会出现第三个人为的指挥机构呢？这个人为的指挥机构一方面能部分代替舰队司令实施指挥，另一方面可部分节制舰长的指挥权限。还有一个困难是由于狭义的支援原则所引起的，尤其是对于作为分组依据的特种舰船的支援原则。由于舰长要注意与特种舰船保持一定的关系位置，当他不再能看到信号时，他要履行对自己舰艇和对整个舰队负责的职责就更加困难了。这些特种舰船必须适时到达非常突出的位置，以便使舰长能看到它。这种分组在古代曾经作过试验，但是没有经过实战检验，后来就无人再提分组之事了。过去这种分组的形式今后是否会有人重新采用，时间将给予回答。在结束这个题目之前，还可以提一下，舰队的航行队形相应于陆军的便步行军，是一种松散分组编队队形。这种编队有它一定的优点，采用这种队形各舰不需要严格保持准确的位置。对于舰长和甲板上的军官们来说，要使自己战舰昼夜严格保持准确的位置必然是一项极度劳神的工作。但是，除非一支舰队在战术协同上已具备高超的精确性，否则决不能保持这样一种航行队形。
　　我们再回到纵火船和鱼雷艇的问题上。人们经常这样说，鱼雷艇通常总是在敌对舰队双方都实施轻率攻击之后形成的混战中才能发挥作用。那种烟雾和混乱时刻是鱼雷艇实施攻击的最好时机。听起来这种说法好象很有道理，鱼雷艇的活动能力是纵火船所不具备的，而两支舰队之间的混战却不是纵火船攻击的最好机会。这里我们引用另一名法国军官的话，他在新近出版的期刊上非常清楚地论述了英荷之间的海战，他的论述是很有启发的。他说：
　　不是阻止纵火船直接参战，因为它们在1652年战争的几次混战中是无用的或几乎是无用的；但是从最近分舰队活动的规律和效果来看，似乎相当有利于纵火船。纵火船在洛斯托夫特海战、加莱（多佛尔）海峡海战和北福兰角海战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战列舰保持了较好的队形，确实使纵火船得到了火炮的有效保护；也使纵火船能比从前更有效地向着一个确定无疑的目标挺进。 [ 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8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数和装备的核查》。 ]
　　在1652年的混战中，“可以说，纵火船是单枪匹马在行动，偶尔找到一艘能与之格斗的敌舰，要冒犯错误的危险，由于不能防御敌舰炮，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它不是被敌舰炮击沉就是被烧得完全无用。现在1665年，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纵火船要攻击的敌舰被清楚地指出了，目标明确之后，它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它在敌战列线中所占据的比较固定的位置。另一方面，自己分队的舰船能够看到它，并且可以护送它至尽可能远的地方，并可用舰炮对其全部航程提供掩护。如果进攻的企图很快被敌舰察觉，而使攻击失败时，可在其燃烧之前离开它。很明显，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作用经常也是不可靠的（不能有另外的选择），但是较之过去，它获得了更多的成功机会。”这些有教益的评论，大概还需要一些有限定的，或附加的说明，这就是当敌人的队形混乱，而你自己的舰队仍然能保持着井然有序的队形时，才会提供进行猛烈攻击的最好机会。这位作者继续追述纵火船的消失：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纵火船的重要性已达到了极限。这种重要性将逐渐减少。当舰炮的性能变得越来越完善，它的射程、命中率、射速都获得不断提高时； [ 原作者注：近来速射舰炮和机枪的发展，以及口径的不断增大，和由此而使射程和穿透力获得进一步增大，再现了上述阶段的发展周期。 ] 以及舰型不断改进，舵效更好，航行能力更大更可靠，使其能够躲避进攻他们的纵火船时，纵火船也就在公海交战中不再出现，它本身也随之而消亡了。最后一点，那时的舰队象胆怯似的，熟练地按战术原则行动，这种战术将会在一个世纪之后的美国独立战争的全过程中占主导地位，那时舰队为了不破坏他们的理想的有规律的战斗队形，将会避免近战，而把决定战斗命运的任务交给了舰炮。
　　在这个论述中，作者考虑到了主要的特点，它既有助于说明纵火船的作用，同时也提示了1665年的战争在海军战术史上的特殊意义。在这次战争中，首次发现迎风航行战列线无可争辩地被选定为舰队作战队形。显而易见，当这些舰队像往常一样有80至100艘舰船组成时，无论这种战列线是连贯的，还是间断的，每当急需时都不能很好地组成；但是不管实施的多么不尽人意，总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发展这种战斗队形的荣誉大概应属于约克公爵；后来应属于詹姆斯二世 [ 投笔从戎注：此处译文有误，按英国海军统帅约克公爵是国王查理二世的弟弟，查理死后登基为英国国王，称詹姆斯二世。 ] 。至于改进的功劳应归于谁，对于今天的海军军官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从大型帆船及其舷炮的诞生，到系统地采用最适于发挥舰队全部威力进行相互支援的战斗队形，经历了如此长时间，与此期间有教益的事实相比，确实是无足轻重的。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掌握了问题的一些要点，并且了解了最后得出的结论，似乎得出这种结论是很简单的，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什么当时一些有才能的人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才能理解它呢？其理由——对于今天的军官来说是很有教益的——无疑与现时作战队形仍处于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在荷兰人还没有遇到能与他们在海上相匹敌的英国人之前，虽然战争已不可避免，但并没有使荷兰人下定决心。导致组成战列线的一连串想法是很明确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尽管海军官兵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但是在这里还将引用前面那位作者的一些话进行阐述：
　　随着战舰动力的不断增大，航行能力和作战能力的不断完善，使用舰艇的艺术也同样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海军展开和机动愈加熟练，其重要性也日益增加。海军进行这些活动需要基地，他们从基地起航，然后再返回那里。一支舰队必须始终处于战备状态，以便随时迎敌。因此，从逻辑上来看，舰队离开基地就要求保持战斗队形。自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被淘汰后，在每一艘战舰上的所有火炮几乎全都安装在舰舷上。从此以后，在战斗中始终必须将舰舷对着敌人；另一方面友邻舰必须不能妨碍其观测敌舰。因此只有一种队形能够充分满足同一个舰队里各舰船的这些要求，那就是舰队成单纵队。就这样，这种战列线被用来作为唯一的作战队形；随后又被用来作为所有舰队战术的基础。为了使这种战斗队形，这种长长的舰炮成一字排列的战线，不致在某一薄弱点上被破坏或被突破，因此，必须由即使不是力量相等，至少也是舷炮火力强度相等的战舰组成同一条战列线。这样，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是，在战斗队形被限定采用单纵队的战列线的同时，必然形成了战列舰与轻型战舰之间的区别，战列线必须由战列舰来组成，由轻型战舰只能用于其它用途。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能进而考虑导致战列线成为迎风航行的战斗队形，那末我们的问题就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一连串的推理，250年前与现在一样非常清楚，为什么这个问题要用那么长的时间才得以解决呢？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的传统——那时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作战传统——已经支配并且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更主要的是人们太懒惰，不愿意探索那个时代的基本事实，也不愿意发展建立在这些基本事实基础之上的作战理论。作为有远见的，认识到了形势的根本变化，并且预示了其结果的一个罕见的实例，是法国海军的拉布罗斯将军于1840年所写下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话。他说：“感谢蒸汽，给了舰船快速向四面八方运动的能力，以致使撞击的作用，如从前一样，有可能，甚至必将取代抛射武器，并且再不需要熟练的机动测算。金属撞角只会有助于加快舰艇的速度，而不会有损于它的航海性能。只要一个国家已经采用了这种可怕的武器，处于明显劣势的其它国家也会随之采用。于是乎，海战将成为金属撞角对金属撞角的战斗。”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无条件地迷信作为当代主要武器的金属撞角，实际上法国海军已经将其舍弃了。但另一方面可以把上述简要的论证看成是很好的研究方法，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未来的战斗队形，会取得很好的结果。一位法国作者在评论拉布罗斯的文章时说道：
　　从1638年建造“王冠”号算起，到1665年，从适合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横队战斗队形到单纵队战斗队形，这27年对于我们的前辈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从1830年第一艘蒸汽舰加入我们的舰队，到1859年由于建造了“索尔费里诺”号和“马让塔”号产生了逆转的变革，确定了运用金属撞角的原则，我们用了29年的时间。的确如此，真理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光明……这种变化不是瞬息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的舰艇需要时间去建造去装备，更主要的是新的动力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没有引起绝大多数人的注意，这是令人痛心的。 [ 原作者注：古热尔：《海战》。 ]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1666年6月非常著名的“四天海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不仅是因为双方有众多的战舰参加了这次海战，也不仅是因为在这场连续四天的激烈战斗中，人员能保持如此非凡的体力，更主要的是指挥这场海战的双方舰队司令蒙克和德·勒伊特，他们都是优秀的海军将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17世纪英国和荷兰杰出的海军统帅。在英国海军编年史上，蒙克的地位可能仅次于布莱克；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德·勒伊特是第一流的人物，不仅在荷兰海军中，而且是他那个时代所有海军军官中的第一流人物。下面的叙述主要摘自近期的《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数和装备的核查》，它是发表在这份刊物中的新近发现的一封信，它是一位志愿在德·勒伊特舰上工作的荷兰绅士写给他在法国的一位朋友的。他的叙述非常清楚，也很真实，他所讲的在以前的战斗叙述里从未有发现过；更令人满意的是，在吉什伯爵的回忆录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论述。他也是志愿在德·勒伊特舰队里服务的，并且他是在他自己的战舰被纵火船烧毁后，到德·勒伊特舰上去的。他的叙述在一些主要细节方面证实了前者的叙述。这种额外的收获，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两篇文章里，发现某些句子雷同；在进行一些比较之后，说明两篇文章叙述的内容不能看成相互无关的。但是两篇叙述内在的不同点，又说明这两个叙述是由两个不同的见证人提供的，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两个不同的见证人，在把他们的叙述送给他们的朋友之前，或者是在写入他们的航海日记之前，进行了核实并进行了修改。
　　参加“四天海战”的两支舰队的战舰数是：英国约为80艘，荷兰约为100艘；这种数量上的不相称，由于英国许多战舰船体较大得到了一定的补偿。战斗之前，伦敦政府犯了一个较大的战略性错误。英国国王得知一个法国分舰队已经驶离大西洋前来与荷兰舰队会合，便立即把其舰队一分为二，派遣20艘战舰，由鲁珀特王子指挥西行去迎击法国分舰队，其余的在蒙克指挥下，到东边去对抗荷兰舰队。
　　英国舰队当时所处的位置，受到两面遭受攻击的威胁，给指挥员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英军遭受的压力很大，为对付两个方面的进攻，是否要象英王查理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力量一分为二呢？事实上，除非具有绝对优势，否则一分为二只能是一种错误，它使两个部分都处于挨打的地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实际上这种态势在战斗中已经出现了。开始两天，由蒙克指挥的英国较大的分舰队遭到惨败，然后被迫撤回鲁珀特；这种及时撤退也许能使英国舰队免遭严重损失，或至少避免被封锁在他们自己港内。140年之后，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之前，在比斯开湾进行的令人激动不已的战略性运动，英国舰队司令康沃利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将其舰队一分为二，使他们之间不能进行相互支援。拿破仑当时把它描述为愚蠢行动的典型。这个教训在所有各个世纪都是一样适用的。
　　荷兰舰队乘有利的东风向英国海岸驶去；但是，后来风向由东转向西南，天气不好，风很大，德·勒伊特避免被风吹的太远，锚泊在敦刻尔克和唐斯之间。 [ 原作者注：请看图2，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地图。 ] 然后，他又令舰队向西南南航行，前卫部队位于右侧，而原来队形的后卫指挥特龙普位于左翼。由于某种原因，左翼位于最上风，由德·勒伊特指挥的中央主队位于下风，而右翼的前卫部队又位于中央主队的正下风。 [ 原作者注：参阅图3，1666年6月11日态势I，图中V为前卫；C为主队；R为后卫。在这一海区进行的战斗中，荷兰舰队的队形被颠倒了，所以实际上的前卫应该是后卫。由于这次英荷海战双方参战的战舰数量较多，不可能在图中清楚地标明每一艘战舰。本图中的每一艘战舰标号都代表一组数量不等的战舰。 ] 这就是1666年6月11日白天，荷兰舰队的阵位部署。尽管不是明确说明是这样部署的，但是，从整个叙述来看，这种部署是可能的，总的来看，荷兰舰队的队形不是很理想的。
图3 1666年6月11-12日英荷两国海战
　　那一天早晨，仍在锚泊的蒙克了解到荷兰舰队处于下风，尽管他自己的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他仍然决定立刻发起进攻，希望通过保持上风的有利条件，尽量使自己在最好的条件下投入战斗。他一直沿荷兰舰队的右舷戗风航行，与荷兰舰队右翼和中央主队之间的距离超出了舰炮的射程，最后与特龙普指挥的荷军左翼并肩航行。当时蒙克率领的战舰足有35艘；但是，后卫已经分散开，并且逐渐远离主队，这是一些长的纵队易于出现的毛病。蒙克率领35艘战舰一起转舵迎风驶向已砍断锚链也在右舷戗风航行的特龙普指挥的前卫（V′）。就这样交战双方的两条战列线一同驶向法国海岸，海风使战舰倾斜，以致使英军不能使用低甲板舰炮（态势II，V″）。荷兰舰队的主队和后卫也砍断锚链（态势I，C′）并随之进行运动，但是由于仍然位于下风，一段时间内不能进入战斗。正在这个时候，一艘较大的荷兰战舰，脱离了舰队并遭到了攻击，最后被烧毁。德·吉什伯爵很可能就在这艘舰上。
　　在荷兰舰队驶近敦刻尔克时，英国舰队也驶近那里，很可能他们是一同前往的。因为，在英国舰队调转航向，先向北然后向西行驶时，原来的前卫部队遇上了德·勒伊特亲自指挥的荷军主队，并受到了猛烈攻击（态势II，C″）。这种命运本来很可能是落在后卫的头上，因为同时进行调转航向已使原来队形的位置颠倒了。这样，英国参战的舰船已位于下风处，这样使德·勒伊特能够追上他们。在这里英国两艘旗舰失去了战斗能力，并且被切断了退路，其中一艘“快速”号在年仅27岁的海军中将阵亡之后，投降了。一位当代作者骂道：“伯尔利中将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尽管他的战舰脱离了战列线，遭到敌人的围攻，舰上大批人员被杀，他的舰失去了活动能力，荷兰人从各个方向强行登舰，但他仍然独自继续战斗，亲手杀死了一些荷兰人，并且不接受宽恕，直到最后一发步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喉咙，他退出舰长室，平躺在一张桌子上，全身几乎都是血，死在那里。”另一名被分开的英国将军，也同样相当勇猛，但是结果却比较幸运。他的事迹尽管不那么有教益，不过也是值得引用的，因为它生动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激烈战斗的场面，并为那种枯燥乏味的详细叙述增添了一些情趣。
　　由于他的舰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了战斗能力，敌人的一艘纵火船钩住了它的右舷。经过他的海军上尉的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努力之后，这艘舰又重新获得了自由。海军上尉在烈火中取下钩住它的铁钩，并且大摇大摆毫无损伤地回到了舰上。荷兰人决心摧毁这艘时运不济的英舰，派第二艘纵火船钩住了它的左舷，这一次比第一次成功得多，帆布即刻起火，乘员惊恐万状，50名船员弃舰跳水。海军将军约翰·哈曼爵士看到这种混乱的情景，便手握出鞘的剑，在余下船员中来回奔跑，威胁道，“谁敢首先弃舰，或不竭尽全力灭火，即刻处死。”船员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控制了火势；但是由于多数帆缆被烧，一个中桅帆桅桁掉下来，打断了约翰·哈曼爵士的腿。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第三艘荷兰纵火船又准备钩住它，但是，还没等它完成任务就被舰炮击沉了。接着荷兰海军中将埃弗森向其逼近，并声称给其宽恕，可约翰·哈曼爵士回答道：“不用！不用！还不到那种地步。”他用全部舷炮向其齐射，打死了这位荷兰指挥官。此后，失去指挥的荷兰舰队全部转向撤退了。 [ 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 ]
　　在我们引用的这段叙述里，报道了英国损失2艘旗舰，其中一艘是被一艘纵火船烧毁的，这是意料之中的。那位作者继续写道：“英国主将仍然继续左舷戗风行驶，当夜幕降临时，我们能看到他非常得意地率领其战舰通过了‘北荷兰’和‘西北岛’中队（原来的前卫，现在成了后卫）。这两个中队从中午到天黑一直处于下风，所以没能与敌人接触（态势II，R″）。”蒙克的进攻，作为一种大战术 [ 译者注：某些西方国家军事学术用语，也称小战略，其内容相应于我军的战役法。 ] 其作用是很明显的；并且与纳尔逊在尼罗河的大战术极其相似。由于蒙克及时看出了荷军队形的弱点，采用了使其敌人只能将部分兵力投入战斗的方法，攻击了一支庞大的优势部队。尽管英军实际损失惨重，但是他们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并且已经在荷兰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和妒忌。目击者继续写道：“战斗继续到晚上10时，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从叙述中我们将会注意到英军在这一天里的成功和不幸，这不幸是由于他们兵力过于分散，战列线太长造成的。对于这些我们不能象从前那样，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将其放过。蒙克的错误，是没能较好地使其舰船集中在一起。”也就是说没有缩小舰与舰之间的距离。评论是公正的，但对他的批评有些牵强附会。在这样长的一支帆船纵队里，战列线中出现缺口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正是蒙克进行战斗时想要利用的机会。
　　英国舰队远离海岸，左舷戗风向西或西北西行驶，并于次日返回重新进行战斗。荷兰舰队当时按正常队形，左舷戗风位于右边，率先向西航行，并准备占据上风。但是，因为英舰更适宜于戗风航行，并且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很快占据了上风位置。这一天英军有44艘战舰参战，荷兰约有80艘。许多英国战舰如前面所述，是比较大的。两支舰队相向接舷而过，英军位于上风。 [ 原作者注：参阅图3，6月12日，态势I，V，C，R。 ] 但是，位于荷兰舰队后卫的特龙普看到了他们的战舰组成了拙劣的队形，分成2行或3行，重叠在一起，相互妨碍射击，便逆风换戗占据了敌前卫的上风位置（R′）。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战列线太长，并且与他们舰队并行的英国舰队正偏离风向。“此时，位于荷兰舰队前卫的两位将军相距甚远，将其尾部（V′）暴露给英国人。德·勒伊特非常吃惊，企图予以制止，但是已无济于事，于是他不得不模仿他们的动作，以便使他所率领的分舰队聚集在一起；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一些战舰聚集在他的周围，而位于前卫的一艘舰由于对其顶头上司不满，也加入了他的分舰队。特龙普当时的处境十分危险，英国舰队在中间把他同自己的舰队隔开了（这样的局面开始是由于他自己的行动，后来则由于前卫的行动造成的），如果不是德·勒伊特看到情况危急，命令他停下来，他的舰可能早已被摧毁了。”荷军的前卫和主队退向后卫，其航向与参战时相反。由于英国人唯恐德·勒伊特会占据他们的上风位置，并且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不愿放弃已占据的上风位置，所以终止了他们对特龙普的持续进攻。特龙普和前卫的那些年轻将军的行动，尽管表明了不同的战斗热情；但是，他们的行动充分说明了在荷兰海军军官中，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观念还不强，并缺少已被指责过的作为一个群体的军事意识。当时在英国舰队中却不曾出现过这种迹象。
　　德·勒伊特对他的上尉们的行动是多么敏锐，可以从特龙普在这次战斗之后登上他的旗舰时他的讲话中看出来。“特龙普一登上旗舰，舰员们就向他欢呼，但德·勒伊特说，‘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而应感到悲伤，’的确我们的处境很糟，各个分舰队各行其是，形不成战列线，所有的战舰乱作一团活象一群羊，这样聚集在一起，英国人就会用他们的40艘战舰把我们包围起来（6月12日态势II）。英国舰队的队形很好，但是它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不去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都是不应该的。”无疑其原因与经常妨碍帆船利用有利条件的原因是一样的——残缺不全的桅杆、帆桁和帆缆使舰船丧失了战斗能力，使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舰队不适于冒险进行一次决定性战斗。
　　尽管德·勒伊特遭到英国舰队猛烈地攻击，但他仍能够把他的舰队拉出去，并重新组成战列线。两支舰队再次相向而过，荷兰舰队位于下风，德·勒伊特的旗舰位于其纵队的最后，在他的舰通过英国舰队后卫时，失去了主一接桅和主帆的桅桁。在再次遭遇进行局部战斗之后，英国舰队向西北方向他们自己的海岸驶去，荷兰舰队跟随其后。风向仍然是西南，但是风力很小。当时英国舰队完全处于撤退之中，荷兰舰队追踪活动持续了一整夜，由于德·勒伊特的旗舰没有主一接桅和主帆桅桁航行缓慢，远远落在后面。
　　第三天，蒙克继续向西撤退。据英国人报道，他烧毁了失去战斗能力的战舰，把受伤严重的战舰调至前面，而他自己和那些仍然能战斗的战舰成为舰队的后卫，对蒙克当时掌握的舰船总数报道众说纷纭，按英国报道为28艘或16艘（图4，6月13日）。英军一艘有90门舰炮的最大最好的战舰“王家亲王”号搁浅于格洛泊浅滩，并被特龙普俘获（图4，a）；但是，蒙克的退却是从容不迫，井然有序的，没受到任何干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荷军的损失也一定是很惨重的。接近黄昏时，德·勒伊特的分舰队接近了；而英国的所有舰船，除了在战斗中负伤不能正常航行的，最后终于都集中到一起了。
图4 1666年6月13-14日英荷两国海战
　　次日，刮起了西南大风，使荷兰舰队处于上风位置。英军取消了原打算相向航行的计划，依靠其舰船的速度和技巧从尾部赶上来。这样就使交战全部在左舷进行，英军处于下风 [ 原作者注：图4，6月14日态势I，E、D。 ] 。荷军由于没有很好地运用其纵火船，所以也没有对英国舰队造成任何损害，而英军却烧毁了2艘荷兰战舰。就这样两支舰队继续向前行驶，相互进行长达2小时的舷炮射击，最后大部分英舰通过了荷军战列线。 [ 原作者注：态势I，V、C、R。这样结果可能主要归于英国舰船具有较好的顶风航行能力。也许应更准确地说荷兰舰队随风漂流，使他们从英国战列线的前面漂到了后面。 ] 所有有规律的队形都不存在了。目击者说“此时，前景叵测，因为我们的战舰和英舰都被分散开了。但是，幸运的是围绕着德·勒伊特将军的绝大部分战舰仍然位于上风，而英军司令周围的大部分战舰仍位于下风（态势I和态势II，C和C′）。这就是我们获胜他们失败的原因。我们的德·勒伊特率领他自己的分舰队和其它分舰队的舰船共35艘或40艘，因为各个分舰队都分散开来了，根本无什么队形可言。其余的战舰已经离开了他，前卫分舰队指挥官范尼斯率14艘战舰追赶3艘或4艘英舰，英舰利用满帆曾占领了荷兰舰队前卫的上风（态势I，V）。特龙普和其后卫分舰队已经处于下风，并且不得不跟在范尼斯的后面（位于德·勒伊特和英军主队的下风处，态势I，R），为重新与舰队司令会合，只能绕过英军主队。”德·勒伊特和英国主队之间的激烈交战仍在继续，并一直持续不断地逆风换戗行驶。特龙普已张帆赶上了范尼斯，并使其担任前卫的各舰调转航向加入范尼斯的分舰队（V′、R′），但是，由于英军主队不断地沿锯齿形折线逆风换戗行驶，使特龙普和范尼斯始终位于英军主队的下风，不能与位于上风的德·勒伊特会合（态势3，V″、R″）。德·勒伊特看到了这一点，向其周围的舰船发出信号，命令主队乘着当时强劲的风力离开（态势3，C″）。“很快发现我们已经插入英国舰队的中间，遭到夹击的英军，看到由于我们的行动和当时刮起的大风把他们的队形完全打乱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是最激烈的战斗（态势III）。我们看到了英国舰队的高级将领与他的舰队分开了，跟随他的只有一艘纵火船。由于他占领了上风，并通过了‘北荷兰’分舰队，使其再次位于重新聚集起来的15艘或20艘战舰的前面。”
　　这场大海战就这样宣告结束了，它的某些方面是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并且也是过去的海战所罕见的。在众多的相互矛盾的报道中，我们只能对海战的结果进行估计。一份较公正的没有偏见的报道说：“荷兰在战斗中失去了3名中将，2000名士兵和4艘舰船。英国有5000名士兵丧生，3000名被俘；除此之外，他们损失17艘舰船，其中9艘被荷兰人俘获。” [ 原作者注：勒凡弗尔-彭塔利：《让·德·维特》。 ] 无疑英国人遭受的损失要大些，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开始时向另一个方向派遣了一支较大的分遣队，削弱了舰队实力酿成了大错。有时敌人的一支大的舰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在这次海战中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即使荷兰的同盟国法国舰队逼近了，对英军来说正确的方针应该住法军到达之前，用其整个舰队进攻荷军。这个教训，今天和过去一样适用。第二个教训可能同样适用于今天，即无论何时都需要完善的军事组织机构和制度，以灌输正确的军事思想、荣耀和纪律。英国开始的大错虽然导致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如果不是由于崇高的精神和娴熟的军事技术，使蒙克的下属能很好地执行其计划；如果不是由于荷军的部下对德·勒伊特缺少这种支援，英军的结局无疑会比现在更糟。在英国舰队进行调动时，我们没有听说有两个部属在紧急时刻逃跑；也没有人受不该有的热情驱使错误地驶至敌舰队的另一面。英国人熟练的技术和精确的战术，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注意。法国人戴吉尚在目睹了这次“四天海战”之后写道：
　　没有什么可与英国舰队在海上的漂亮队形相比。也没有一条线比他们的战舰组成的战列线更直；所以他们能使所有的舰炮都对准那些靠近他们的敌舰……他们象一列训练有素骑兵完全按照条例进行战斗，并且能独自尽力迫使来犯者后退。反之，荷兰人则象那些离开了自己阵线的骑兵中队那样前进，各自为战地实施攻击。
　　荷兰政府反对军费开支，它的非军事化状态，和长期以来由于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衰败的西班牙海军所形成的轻敌思想，已使它的舰队完全沦为一种武装商船的集合体。克伦威尔时期，情况最糟糕。七省联合体吸取了上次战争的沉痛教训，在一位有才能的人的领导下，为改变现状已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当时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法国海军的一位作者写道：
　　 1666年与1653年一样，战争的好运看来倾向于英国一边。在三次较大的战斗中，英国人两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三次战斗，尽管对英国不利，但也为英国海员增添了荣耀。这归功于蒙克和鲁珀特的机智勇敢，归功于部分海军将领和舰长们的才能，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海员和士兵们的娴熟的技术。北部七省联合体政府所做的英明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德·勒伊特不可否认的胜过他的一切对手的丰富的经验和才能，仍然不能弥补荷兰部分军官的软弱和无能，不能弥补在他们领导下的士兵们的明显的自卑。 [ 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5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数和装备的核查》。 ]
　　正如以前曾说过的，英国仍然受克伦威尔铁腕统治对它的军事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已经越来越淡薄了。蒙克在下一次与荷兰的战争之前去世了，接替他的是蹩脚的骑士鲁珀特，宫廷的奢侈如同吝啬的市长一样，削减了海军装备，宫廷的腐败破坏了纪律，当然也不会关心贸易。其结果在六年之后，当这两个国家的舰队再次交战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当时，在所有的海军中都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对此我们需简要地评论一下，因为人们未必能看到或不能全面地看到它的正确意义和作用。这就是舰队的指挥和单舰的指挥常常交给陆军，交给不熟悉海洋和不知道怎样操纵舰船的军事人员，他们又把操纵舰船的任务交给另外一类军官。仔细研究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它使作战指挥和舰船航行指挥截然分开了。这是事情的本质；不管舰船的动力是什么，其原则是一致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体制带来的麻烦和低效率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逐渐地使这两种职能全部由一种特殊军官来承担。结果是产生了广为为人知的现代海军军官。 [ 原作者注：这种变化的真实意义经常被误解，而且后来做出了错误的论断。这种变化不是新的职能代替旧的职能问题，而是在一种军事组织里必须维护军事职能对所有其它职能的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统治地位。 ] 但不幸的是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不重要的职责占据了重要位置，起初海军军官感到更骄傲的是灵巧地操纵舰艇动力装置，而不是熟练地发挥舰艇的军事效能。当操纵舰队的目的达到后，对军事科学缺乏兴趣所产生的坏作用就全变得非常明显，因为在这时只有熟谙军事才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事先进行学习，即便是对单舰的指挥也是如此。此后，特别是在英国海军里，海军的自豪已取代了陆军的骄傲。英国海军军官想的较多的是把自己比作商船船长而不是使他成为类似富有军事经验的人。在法国海军里，这种情况并不普遍，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具有较强的军事思想，特别是贵族阶层，军官的位置是为他们设置的。对法国海军军官来说。他们交往的全部都是军人、他们的朋友都把战争看成是出身高贵者的终生事业，因此，他们不可能只想到帆和帆缆，而不想到舰炮或舰队。而英国海军军官的出身是各种各样的。作者认为他们的来源比麦考莱 [ 译者注：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家。 ] 的名言里描述的还要多：“在查理二世时代的海军里，有海员，有绅士；但是海员不是绅士，绅士也不是海员。”问题不在于有或没有绅士，而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绅士是军事团体中的卓越成分；在英荷战争之后，海员逐渐加入了绅士的行列。随着海员加入绅士行列，这种不同于单纯勇敢的军事气氛和精神亦离开了部队。传记作者霍克爵士说道，甚至“像威廉三世的海军将军赫伯特和拉塞尔的家族成员们，确实都是水手出身，但是，他们只能在选定这种能吃苦的水手们的狂暴的生活方式时，才能使他们自己坚持下去”。法国人的民族特点使他们作为海员是不称职的，但是作为军人他们是优胜者，这不是指勇敢，而是指技能。至今上述这种倾向仍然很流行；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海军里，对轮机驾驶不象对军事职能那样看重。法国人的特点是办事认真，具有较好的组织能力，这就有益于使法国军官，只要他不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他就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法，去考虑和发展战术问题；使他们自己不仅只作为一名海员，而且还要作为一名军事人员操纵舰队。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是一部令人痛心的政府忽视海军的历史，但是结果表明首先是军事人员，尽管作为海员的资历不如他们的敌人，但是他们在战术运用上完全能与其敌人抗衡。实际上，在操纵舰队方面他们处于优势。前面已指出了法国指导其舰队的错误理论，他们在作战活动中，不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舰船，尽管法国人的战术运用能力被用于错误的战略目的上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军事人员在战术运用上优于海员的事实，对荷兰军官的主要来源确实没有报道过，虽然1666年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说过，荷兰舰队的大部分舰长是有钱的市长和镇长们的儿子，为了政治原因，他们被昔日的大市长安排在海军里，根本无经验可谈。1676年，当时法国海军最有才华的将军迪凯纳，在评论荷兰舰长们训练的严格性和业务的熟练程度时，与他自己的舰长相比，在言词中贬低了荷军的舰长。很多迹象表明，他们很可能是普通商船上的海员，几乎原本就没什么军事素质；但是国家和民众对失职军官的疯狂情绪和严厉惩罚，似乎已驱使这些完全不缺少个人勇敢的军官，意识到了所需要的军事忠诚和上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他们在1672年的表现，已完全不同于1666年了。
　　最后在结束对“四天海战”的研讨之前，还可引用另一位作者的话作为结束语：
　　这就是四天血战，或加莱海峡海战，是近代最值得纪念的海战。它之所以值得纪念，实际上不是由于其结果，而是由于它的不同阶段的态势，是由于参战人员的勇猛，指挥者的大胆和技巧，和它赋予海战的新特点。更重要的是这次海战清楚地表明了，作战方式已从老式战法过渡到17世纪末叶的战术。我们好象首次能按计划跟踪交战双方舰队进行的主要活动。看来很明显，荷军像英军那样也已经有了战术手册和信号代码；或至少这种信号代码已经有了广泛而准确的书面细则。我们感到当时每一个海军将军手里都有自己的分舰队，连舰队司令在战斗期间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他舰队里的各个分队。把这次海战与1652年的那些海战相比，一个明显的事实展现在眼前，即在这两个年代之间，海军战术已经经历了一次变革。
　　这些变化使1665年的战争不同于1652年的战争。正如当今时代一样，舰队司令仍然认为，占据了上风位置对于他的舰队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从战术角度考虑，它不再是最重要的，甚至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纯粹是一种偏见。现在舰队司令寄于最大希望的是使他的舰队尽可能长时间保持良好而紧凑的队形，以便战斗期间能协同作战和便于对各分舰队进行调动。请看德·勒伊特在“四天海战” [ 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8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员和装备的核查》。 ] 接近尾声时的情况，他曾费了很大力气占据了英国舰队的上风，但是为了使被敌人分开的舰队能够联合起来，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有利的上风位置。后来在北福兰角外海的战斗中，荷军各分舰队之间的间隔太大；其后卫又不断撤离主队，因此，德·勒伊特痛惜舰队被分开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他在他的正式报告里确实是这样惋惜的。他甚至控告特龙普（他的私敌）通敌或胆怯，这是一种不公正的控告，但它说明了今后在战斗时注意把舰队重新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并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是极其重要的。
　　这个评论就它指出的总的目的和趋势来看是正确的；但是，结果不象可以从其推断的那样圆满。
　　尽管，英军在“四天海战”中损失惨重，但是使荷兰人意想不到的是只有2个月的时间，英国舰队再次出现在海上，并于8月4日在北福兰角外海进行了另一次激烈的战斗，使荷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被迫退回自己的海岸。英国舰队紧跟其后，并成功地进入他们的一个港口。在港里，他们摧毁了一支较大的商船队和一个较重要的城镇。到1666年底，双方都对战争产生了厌恶情绪，战争既为双方的贸易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又削弱了双方的海军力量，而法国却从中渔利，使海上力量迅速发展。于是英荷双方开始寻求和平谈判，但因查理二世对北部七省联合政府没有好感，并且相信路易十四会不断对西属荷兰提出新的要求，以致会使荷兰和法国之间现存的联盟崩溃。查理二世鉴于荷兰在海上遭受惨败，提出了十分苛刻和傲慢的要求。为证明这种行动方针是正确的并继续坚持执行之，查理二世应该保存其舰队，随着舰队不断取得胜利，将会大大提高舰队的威望。但是，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贫穷、铺张和他的国内政策，使他听任海军衰退，大批舰船被封存起来，他还欣然接受了一个迎合他吝啬作法的意见。这种意见在所有各时期的海洋史中，都曾有过一些鼓吹者，因此，我们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并给予评论。蒙克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持这种意见的人提出：
　　因为荷兰主要依靠贸易资助，其海军的给养也离不开贸易，经验已经表明损害荷兰贸易会极大地打击荷兰人，因此陛下应倾全力破坏荷兰的贸易，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打击荷兰人的锐气，并且用以破坏荷兰贸易所需的经费要比每年夏天英国在海上保持这样强大的舰队少得多…… [ 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传记》。 ]
　　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国王作出了一个不幸的决定，封存大部分舰船，只留几艘快速帆船在海上巡航。
　　英国按照这种省钱的理论继续从事这场战争，其结果是使荷兰的州长德·威特能于头一年对泰晤士河口的水深进行了测量。1667年，他派出由60艘或70艘战列舰组成的一支舰队，由德·勒伊特指挥进入泰晤士河，6月14日，荷兰舰队上航至格雷夫森德，摧毁了位于查塔姆和梅德韦河里的英国舰船，并占领了希尔内斯。炮击的火光在伦敦市都可以看到。直到6月底，荷兰人一直占领着泰晤士河口。在遭受这种打击之后，以及其后形成的瘟疫和伦敦大火，使查理二世同意媾和，和约是于1667年7月31日签订的，这就是有名的《布雷达和约》。战争取得的较为永久性的结果是把纽约和新泽西割让给英国，从而把英国在北美洲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地连为一体。 [ 译者注：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结束时，在签订的《布雷达和约》中，英荷双方各有得失，英国放弃了对东印度群岛的所有要求，更改了《航海条例》，荷兰承认西印度群岛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并割让哈得孙河流域和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殖民地给英国。 ]
　　在重新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总的进程之前，最好考虑一下，1667年使英国遭受惨重损失的这种理论，即主要通过损害敌贸易来维护海上霸权。这个只保留几艘快速巡航舰和一些不需要国家负担费用的私掠船，能长期节省开支的计划，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能够得到一些人的贪婪精神的支持。当然不可否认，这个计划会对敌人的财富和繁荣造成一定的损害，尽管战争期间，商船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悬挂外国国旗来掩护自己。这种战争法国人称之为捕获敌方商船，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摧毁贸易战。如果这种战争本身是成功的话，它必然给外国政府带来诸多麻烦，并使其人民遭受危难。但是，这种战争是不能单独进行的，用军事术语来说，这种战争必须得到支援，这种战争本身是不可靠的、瞬息的，因为它不能离开基地太远。这种基地必须是巡航舰的母港，若不然就是国家力量在岸上或海上坚实的前哨基地，一个远方的领地或一支强大的舰队。没有这种支援，巡航舰只能匆忙离开母港到不远的地方去，并且它所施予的打击虽然也能给对方造成麻烦和痛苦，但不是致命的。1652年克伦威尔强大的战列舰舰队执行的政策是把荷兰商船关闭在港内，并使阿姆斯特丹的街上长满了野草。1667年英国执行的政策却不是这样。荷兰吸取了失败的教训，经历了两次疲劳不堪的战争之后，一直在海上保持一些强大的舰队，尽管荷兰贸易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它挑起了与英国和法国联合作战的重任。40年之后，由于法国资财耗尽，路易十四被迫执行查理二世为了节省开支而采取的政策。当时法国较大的私掠船首领有吉恩巴特、福尔班、迪盖-特鲁安、迪·卡塞等，他们在海上很活跃。实际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02-1712年）法国正规舰队已撤出了大洋。法国海军历史学家说道：
　　由于不能更新海军装备，路易十四在法国经常活动的海洋上增派了一些巡航舰，特别向英吉利海峡和日耳曼海增派了巡航舰（大家会注意到这些地方都离本土不远）。在上述这些地方，巡航舰总是位于便于截击或拦阻装载部队和各种给养的运输船队的位置上。在这些海洋上，在世界贸易和政治的中心，巡航舰总能找到事干。尽管没有强大舰队的支援，使它们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它们有利于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人民的事业。这些巡航舰面对着英国和荷兰的海上力量，需要靠运气、需要勇敢和技巧。我们的海员不缺少这三个条件，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头目和舰长呢。① [ 原作者注：拉贝鲁斯-邦菲斯：《法国海军史》。 ]
　　另一方面，英国历史学家承认巡航舰使英国人民和英国贸易遭受了严重损失，他们在不时地严厉指责其政府的同时，也反复地提到整个国家日益繁荣，尤其是贸易更加兴旺发达。相反，在前一次战争中，从1689年到1697年，当法国把强大的舰队派至海洋上去争夺海洋霸权时，情况则截然不同。同一位英国作者在谈到那次战争时说道：
　　就我们的贸易而言，我们确实遭受的损失很大，不仅大于法国（这从我们拥有众多的商船是能够料到的），而且比从前任何战争中的损失都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执行海盗作战方式的法国人的警惕性造成的。完全不用怀疑，总的来说我们的贸易损失已超乎寻常，我们的很多商船遭到了毁坏。 [ 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传记》。 ]
　　麦考利在谈到这一时期时说道：“在169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与地中海的贸易几乎全部中断。一艘离开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商船，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决不能安然无恙地驶抵世界各地，途中它肯定要遭到法国私掠船的劫掠。然而，商船却很难得到武装舰船的保护。”原因是英国海军舰船都用以执行监视法国海军舰船的任务，他们从监视法国巡航舰和私掠船转为监视法国海军舰船，构成了对摧毁贸易战的必不可少的“支援”。1696年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同一时期的英国时说道：“国家财政状况悲惨，资金匮乏，海上保险只有30%，实际上《航海条例》已中止执行，英国的海运被迫悬挂瑞典和丹麦的旗帜。” [ 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 半个世纪之后，法国政府由于长期忽视海军，不得不再次进行巡航战。其结果怎样呢？首先，这位法国历史学家说道：“从1756年6月到1760年6月，法国私掠船共捕获英国商船2500多艘。应该说，1761年这一年，尽管法国在海上没有一艘战列舰，尽管英国人已捕获240艘法国私掠船，可是他们的同伙仍捕获812艘英国商船。”他继续说道：“这些捕获数字，说明了英国海运的增长是惊人的。” [ 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 换句话说，英国有这么多的商船被捕，必然会严重伤害一些个人利益和引起众人的不满，但是，它并不妨碍整个国家和团体的不断发展。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谈到这一时期时说道：“虽然法国的贸易几乎全部被摧毁了，可英国的贸易船队却遍布各海洋。它的贸易额逐年增加，战争消耗的钱财已用其工业品换回来了。英国商人雇用8000艘商船。”在指出英国从外国领地把大量的硬币带入王国之后，概述这场战争的结果时说道：“英国的贸易逐年增加，并且在进行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血战时，国家呈现这样一种繁荣景象是从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见过的。”与此同时，法国海军历史学家在谈到这场战争的最初阶段时说道：“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与英国舰队相抗衡，他们遍布于各海洋。我们的私掠船和势单力薄的巡航舰，由于不能制服众多的敌舰队，注定是短命的。有2万名法国海员被关押在英国监狱里。” [ 原作者注：年鉴，第27卷第10页。 ] 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当法国重新执行柯尔培尔和路易十四早期统治时期的政策，并且在海洋上保持庞大的舰队时，再一次取得了图尔维尔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忘记了或者对1693年的经历一无所知，并且只铭记最近几次战争的荣耀的年鉴写道，“这是第一次迫使英国商船利用外国的旗帜进行掩护。” [ 原作者注：年鉴，第27卷第10页。 ] 最后，在结束这个议题时，可以谈谈法国在相距遥远的马提尼克岛有一个强大的属地，并以此作为巡航战的基地。在七年战争期间，和以后的第一帝国时期，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是众多私掠船的避难场所。“英国海军部的记录记载，英国在七年战争的最初几年，在西印度群岛的损失为1400艘商船被俘或被摧毁。”据此，英国对上述两岛进行了攻击并将其占领，这不仅使法国的巡航战体系彻底崩溃，而且使法国贸易的损失远远超过法国巡航舰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但是，在1778年的战争中，由于有较强大的舰队保护，这两个岛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至此，我们已经回顾了一种单纯的巡航战的作用，它不是以歼灭敌人强大的分舰队为目标，而是依据这种战争的理论，致力于消灭敌力量的特殊部分——贸易、总的财富和各种战争资源。迹象已经表明，这种样式的战争即使为了它本身的特殊目的，也是不会有决定性结果的，它只能给敌人制造麻烦，但不是致命的伤害，而且几乎还可以说这种战争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但是，作为战争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辅助方式的政策对战争总的结局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对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民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历史史实会不时地详细地论述，所以这里只需概述一下就行了。在查理二世时代，已经看清了它给英国造成的后果——它的海岸受到了侵犯，它的舰船几乎在首都能够看到的地方被烧毁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控制西班牙是当时的军事目标，尽管法国依靠巡航战破坏对方的贸易，但是没有对手的英荷两国的海军，守卫着这个半岛的海岸并封锁了土伦港，迫使法国援军必须翻过比利牛斯山脉方能进入西班牙；因为他们使海上航道保持畅通无阻，从而使法国靠近作战地区的地理位置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他们的舰队占领了直布罗陀、巴塞罗那和梅诺卡岛，与奥地利陆军合作，一举攻下了土伦。七年战争中，英国舰队占领了，或者作为辅助力量占领了法国和西班牙所有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并且不断地袭击法国海岸。美国独立战争中，因双方舰队实力不相上下，战争没有提供什么教训。对美国人来说，下一个最引入注目的实例是1812年的战争，众人皆知，当时各海洋上到处都有我们的私掠船，由于我们所拥有的海军比较弱小，这场战争必然，实际上也只能是一场巡航战。除了在一些湖泊里，在海洋上我们的舰艇是否有两艘以上在一起活动过都令人值得怀疑。完全可以承认，英国贸易遭到了一支曾被低估了的没有料到的远方敌人的攻击，确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巡航舰得到了法国舰队的有力支援，法国大小不等的舰队集中在帝国控制下的从安特卫普到威尼斯的港口里，把英国舰队束缚在执行封锁任务上。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法国皇帝垮台使英国腾出手时，我们的海岸便到处遭到了侵犯，英军入侵并控制了切萨皮克湾，造成其海岸无法与外界通航，接着溯波托马克河而上，华盛顿被烧毁。尽管北部边界有一些在总体上说较弱小，但是在该地区相对强大的分舰队，能够进行一般的防御，但是仍然是惶恐不安。南部的密西西比河毫无反抗地被入侵了，新奥尔良也没有能够保住。当议和开始时，英国对待美国使者的那种强硬态度，决不是那些感到自己国家受到威胁和无法容忍的凌辱的人们所能接受的。在最近的南北战争中，随着“亚拉巴马”号和“萨姆特”号私掠船以及它们的同伙参战，再次恢复了摧毁贸易战的传说。就摧毁贸易战而言，它是达到总的目的一种手段，如能有一支在在其它方面较强大的海军作为依靠，它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但是，面对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不能期望，这些巡航舰能经常创造奇迹。首先，北部联邦政府决心对南方实施封锁，给这些巡航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仅南部主要贸易中心被封锁了，而且南部海岸上的每一个入口都被封锁住了，这就使北部联邦减少了追踪巡航舰的舰艇；其次，即便在有1艘巡航舰的地方能吸引10艘舰艇跟踪追击，南部邦联也无法阻止北部联邦舰队对南部海区的入侵，他们进入了可从海上进入的每一个点；最后一点，虽然摧毁贸易战直接地和间接地使个人和国家工业的某个部门遭受不可否认的损害（至于航运事业，在作者的评论中占多么重要的位置不需要去重复），但丝毫不影响，也不妨碍战争的进程。这些损害，如不伴随其它的损害，充其量只能是使人烦恼，而不能削弱其力量。另一方面，有谁能够否认，北部联邦的庞大舰队的确改变并促进了一种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结局呢？在我们所考虑的这些战争中，以海上力量而言南方当时所处的地位类似于法国，而北方的情况类似于英国。南部邦联像法国一样，受害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其政府和整个国家。捕获的商船或护航船队不管是少还是多，都不能使一个国家的财力枯竭；只有拥有占支配地位的海上力量，才能迫使敌人的旗帜从海洋上消失，或者只允许他们作为一个逃亡者出现。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海上力量，能够通过控制主要海区，封锁至敌海岸的贸易航道。这种支配力量只能有强大的海军来承担，并且这种力量（在广阔的海洋上）现在已不如在没提出中立旗帜豁免权时的作用大。一旦海洋国家间发生战争，一个拥有强大海上力量，并且希望摧毁敌贸易的国家，很可能试图以最适合它的当时利益的方式来解释“有效封锁”的涵义。可以断言，使封锁有效的舰艇速度和舰艇配置的距离都比过去更大，而使用的舰艇比过去更少。这个问题的决定不取决于较软弱的对方，而取决于中立国家的力量。它将引起交战国和中立国之间的斗争。如果交战的一方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它可能会达到目的，就会象英国拥有海上霸权时一样，长期拒绝承认有关保护贸易的中立国旗帜的原则。
第三章 1672-1674年英法联合反对北部七省的战争 1674-1678年法国反对欧洲各国联盟的战争 索莱湾海战、泰瑟尔岛海战和斯特龙博利岛海战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1890
　　在缔结《布雷达和约》前不久，路易十四就已经为占领西属尼德兰和弗朗什孔泰地区迈出了第一步。他在其陆军向前推进的同时，就发送一份要求占领有争议地区的通牒。牒文清楚地表明了这位年轻国王的博大野心，使欧洲各国感到恐惧不安，无疑也使英国主和派的力量不断增加。在荷兰领导下，由于英国首相的衷心合作，两国已与迄今为止仍是法国朋友的瑞典结为联盟，以便阻止法国路易十四的势力变得过于强大。1667年法国先是对尼德兰的进攻，接着1668年又对弗朗什孔泰地区发动进攻，西班牙显得软弱至极，已无力保护它的领地；致使它们被法国轻而易举地攻陷了。
　　北部七省联合体的政策，与此时路易十四的要求相关，可简言之为，“法国可以作为自己的好朋友，但不适合作为它的一个邻邦”。北部七省不愿意破坏他们与法国的传统联盟，但是，他们更不愿意让法国位于他们的边境上。英国人的政策转向了荷兰人，但这决不是英国自己的意愿。随着路易十四的势力日益强大，他对整个欧洲构成的威胁也日趋明显；对于英国人来说威胁更大的是，一旦路易确立了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就会放手发展法国的海上力量。英国大使坦普尔写道：“弗兰德一旦控制在路易十四手里，荷兰人就会感到他们的国家只相当于法国沿海的一个省份。”由于坦普尔持有这种看法，“他主张英国应该执行反对法国的政策，他认为法国在低地国家的统治，预示着它将征服整个欧洲。他接二连三地向其政府指出法国征服沿海地区，会给英国带来多么大的威胁，并且急切地指出，需要加快与荷兰之间的相互了解。他说，‘这将是我们对上次在与北部七省联合体的战争中，曾欺骗了我们的法国的最好报复’。”鉴于上述考虑，使这两个国家与已经提到的瑞典组成了三国联盟。它在一段时间里，有效地制止了路易十四势力的不断扩大。但是，英国和荷兰两个海洋国家间的战争刚刚结束，英国曾在泰晤士河上遭受了莫大的耻辱，两个国家间仍然存在的对抗是很实际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使他们之间的联盟不能持久。只有在路易十四的势力不断扩张，而且坚持不懈地威胁双方时，才能使两个生来的对手联合起来。不伴随另外的一场血战，这种联合是无法达成的。
　　路易十四对三国联盟恨之入骨，并把他的恼怒全部转向了荷兰。鉴于荷兰所处的位置，路易十四认识到了荷兰是他难以对付的对手。但是路易似乎暂时愿意忍让，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西班牙王室可能即将断嗣，他早已有野心，即当西班牙王位空缺时，占领更多的法国以东的大片领土。尽管他假装忍让，但是从那时起，就已下定决心要消灭北部七省联合体。这种政策直接违背了黎塞留所制定的方针，也不符合法国的根本利益。至少在当时，英国从本身的利益考虑，认为北部七省不应该被法国蹂躏；然而对法国来说，荷兰不应该隶属于英国，这对法国更有利。因为英国与大陆不相连，它只能靠海洋与法国抗衡；但是，法国由于受它的大陆政策制约，不能期望不依靠联盟可以从英国手中夺取制海权。路易建议打破这种联盟，并要求英国帮助他。最后的结果早已是众所周知，但是对于斗争的要点现在还需要重叙一下。
　　在法国王室的意图付诸行动之前，并仍然有时间使法国致力于另一种企图时，一种与之不同的行动方针向国王提出来了。这就是以前曾提到的，对我们的主题有特殊意义的莱博尼兹计划。它建议改变路易当时制定的方针，使陆地上的扩张成为辅助性的，使越过海洋的发展成为法国最主要的目的，公开宣称，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的强大要以控制海洋和控制贸易为基础。这是当时向法国提出的现实目标。随着这种目标被达到，它不应该停留片刻而应立即征服埃及。埃及面对着地中海和东部海洋，扼守主要的贸易航线，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苏伊士运河已开通，使其位置尤显得格外重要。但是这条航线的作用，曾因绕好望角的航线的发现有所减少，而当时由于它所处的海洋动荡不安，并经常有海盗活动，使其作用更明显减少；但是，随着一支真正强大的海军占领了这个关键的位置，这条航线的重要地位将得以恢复。如果有这样一支部队驻扎在埃及，在奥斯曼帝国早已衰败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控制住印度和远东的贸易，还能控制住黎凡特地区的贸易。但是，这种冒险精神不能就此罢休，还必须控制地中海，并且要打通曾被持偏见的穆斯林关闭，不准基督教徒的舰船通行的红海通道，进而迫使法国不得不占领位于埃及两边的阵位；并且导致法国，象英国占领印度一样，一步一步地去占领诸如马耳他、塞浦路斯、亚丁诸要点。一句话，使它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这一点现在来看虽然是很清楚的。但是听听200年前莱博尼兹试图用来说服法国国王的一些观点，那仍将是很有趣的。
　　莱博尼兹指出，在欧洲土耳其帝国 [ 译者注：即奥斯曼帝国，建立于十四世纪，十五、十六世纪最强盛，地跨欧亚非三洲。十六世纪末开始衰落，一战期间参加同盟国，战败后帝国瓦解，1923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 ] 已经衰落，由于奥地利和法国的传统同盟国波兰已被煽动起来，会使其处境更加困难，他还说明法国在地中海没有一个武装敌人，在埃及那边它可以迎合葡萄牙殖民者，因为他们渴望能在印度抵御荷兰人。接着他在建议书上继续写道：
　　征服埃及，那是东方的荷兰，比征服北部七省容易得多。法国需要在西方保持和平，希望战争在远处进行。与荷兰的战争很可能会毁灭新成立的印度公司和法国最近已恢复的殖民地和贸易；并且战争将会减少法国的资财，增加人民的负担。荷兰人会退居于他们的沿海城镇，处于安全的防御地位，而当他们在海上采取攻势时，又有成功的极好机会。如果法国不能对荷兰取得决定性胜利，法国也就失去了它对欧洲的所有影响。相反，如果在埃及法国即便被打败了，当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如果胜利了法国便会取得对海洋的控制权力，并会控制基督教占优势的东方和印度的贸易，甚至还会控制在奥斯曼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东方帝国。随着法国占领了埃及，也打通了它征服亚历山大的通道 [ 投笔从戎注：译文似有误，按此处应是在以建议书里预想中的征服类比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进行的征服。 ] ；极端软弱的东方各国也不再是一个秘密了。无论谁占领了埃及，谁都会占领印度洋的所有海岸和印度洋上的所有岛屿。只有在埃及，法国才会征服荷兰；只有在埃及，荷兰才会被抢夺使其繁荣的东方宝库；只有在埃及，荷兰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受到打击的命运。如果荷兰企图反对法国侵占埃及，全体基督教徒的一致仇恨将使荷兰不知所措，相反如果荷兰在本土遭到进攻，不但荷兰可能击退入侵，而且对具有雄心壮志的法国持怀疑态度的公众舆论，一定会持续不断地支持荷兰报仇雪耻。 [ 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
　　莱博尼兹的建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为了消灭一个国家，野心和人们的深谋远虑所能做的各种努力，路易十四当时都做了。在很大范围内都体现出了他要孤立和包围荷兰的外交战略。路易已没有办法使欧洲各国允许法国去征服比利时，但他希望劝诱他们不必担心会看到荷兰的垮台。”路易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三国联盟被破坏了；英国国王违背了本国人民的意愿，与路易十四签订了攻守同盟。当战争开始时，荷兰发现它自己除了软弱的西班牙王国和当时决不是第一流国家的勃兰登堡选帝侯之外，在欧洲它没有一个盟国。但是，路易为了得到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帮助，不仅忙于给予他大量钱财，而且还从其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占领地中，割让瓦尔赫伦岛、斯卢伊斯和卡德赞德，甚至还割让控制主要贸易河流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河口的戈里岛和福尔纳岛，至于两个国家的联合舰队，商定由英国舰队司令担任总指挥。由于法国没有派出舰队司令，保留了它的指挥席位，但是实际上是将其放弃了。显而易见，由于路易十四一心想要消灭荷兰和热衷于他的大陆扩张政策，他所做的一切正好是将海权径直地交给英国人。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这样说是完全是道理的：“对于上述协商，过去做了错误的评价。经常有人反复指责查理二世把英国出卖给了路易十四。但这种指责只适用于对内政策。查理二世确实借助于外国力量的帮助，密谋策划镇压国内政治和宗教领域中的敌对势力；但是至于对外利益，他并没有出卖它们，因为消灭荷兰的绝大部分好处都将落入英国人手里”。 [ 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
　　在此次战争之前的几年里，荷兰在外交上尽一切努力以制止这场战争。但是，由于对查理和路易的憎恨，最后它没有进行任何让步。英国皇家的一艘快速帆船受命从位于英吉利海峡的一些荷兰战舰旁通过，如果荷兰战舰没有降旗，就对它们开炮。1672年1月，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荷兰承认英国国王对英国各海洋的主权，并命令荷兰舰队要向英国最小的军舰降旗致意；而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荷兰不断地屈服，但是，最后终于认识到了所有的让步都是徒劳的。2月荷兰当局命令除一些较小舰船外，将75艘战列舰编入现役。3月23日，英国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攻击了一支荷兰商船船队，29日英国国王宣战。紧接着路易十四于4月6日宣战，并于28日宣布亲自担任法国陆军指挥。
　　战争终于爆发了，它包括第三次即最后一次英荷之间在海上进行的主要交战。这场战争像前两次战争一样，不是一次纯粹的海战，因此有必要谈谈它在陆上战斗的梗概，这样做不仅为了给人们留下清楚的概念，而且也能说明北部七省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最后，北部七省依靠伟大的海军统帅德·勒伊特手中控制的海上力量，使其得救了。
　　这次海战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前两次海战。但是，最不同的一点是，荷兰除开始一次外，它再没有派出舰队去迎战敌人。因此，这次海战可完全称之为是荷兰人对他们的危险的海岸和浅滩的一次战略性运用，他们依靠这些地方进行海战。因为他们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作战方式。但是，他们并不是把浅滩只作为一个隐蔽场所——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防御-进攻战，也即先组织防御以消耗敌人，等待时机转入进攻。当风有利于英国联合舰队进行攻击时，德·勒伊特以岛屿为掩护，或至少依靠敌人不敢前往的陆地；但是当风使德·勒伊特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攻击时，他便转而进攻敌人。在他的身上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比较高级的，过去不曾见过的战术协同迹象，尽管前面所述那些微不足道的局部攻击，其实只相当于向法国分遣队示威，这些特殊的行动很可能是出自于政治动机。对荷兰舰队没有猛烈攻击法国舰队这种无可怀疑的事实，作者在别处没有找到解释；但是，似乎可能是北部七省统治者们不希望使敌舰队遭受更大的耻辱，以至更加激怒危险的敌人。不希望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更不愿意接受荷兰的提议。然而我们在进行这种推测时，同样从军事角度考虑，还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即德·勒伊特认为法军仍然缺少战斗经验，所以在向英军实施大举进攻的同时，对法军进行牵制就可以了。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人与过去一样仍然英勇善战，但是他们的纪律却远不如过去那么严明，而荷兰人的进攻具有持久的无可非议的活力，表明荷兰人在军事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法国人的行动不时地遭到怀疑，据说路易命令其舰队司令尽量保存自己的舰队，使其不要遭受更大的损失，到两年快结束时，从英国仍然与路易保持联盟，可以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确这样命令过。
　　北部七省当局，在了解到位于布雷斯特的法国舰队准备与泰晤士河上的英国舰队会合时，竭尽全力装备其分舰队，以便在两支舰队会合之前攻击英国舰队。但是，由于北部七省的海军统帅机关缺少集中指挥，使计划没能实施。因为西兰省的行动缓慢，使它的分舰队——整个舰队的一大部分，没有及时准备好。这种耽误不只是管理不当，而主要是由于对控制政府的党派不满。在联合舰队抵达之前，荷军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在其自己的海域内，先去袭击英国舰队，是一种正确的军事思想；从事后判断来看，这样做可能会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德·勒伊特终于来到海上，并遇上了联合舰队，尽管他渴望交战，但是他却先于敌人撤回自己的海岸。联合舰队没有跟踪追击，也向后撤退，显然他们是为了自身的安全退到了英国东海岸距泰晤士河口以北约90海里的绍斯沃尔德湾。他们分成三个分队停泊在那里——两个英国分队是联合舰队战列线的后卫和中间部分，位于北面，南面的前卫是法国战舰。德·勒伊特尾随其后，1672年6月7日清晨，荷兰舰队看到了位于北面和东面担任警戒的一艘法国快速帆船发出的信号；荷兰舰队乘东北风驶向联合舰队，此刻联合舰队的一大批小艇和人员正在岸上供水队里。荷兰舰队的作战队形分成两线，前面一线有18艘战舰和一些纵火船组成（图5，A），荷军总共有91艘战列舰；联合舰队总兵力为101艘战列舰。
　　风吹向海岸，这里的海岸几乎成南北走向，联合舰队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不得不起航，但是无法后退赢得组成战斗队形的时间和空间。联合舰队的绝大部分战舰砍断锚链，英舰右舷戗风向西北北航行，但是很快他们不得不逆风换戗；法舰左舷戗风航行（图5，B）。因此，战斗开始时，联合舰队处于分散状态。德·勒伊特派一个分舰队进攻法舰，或更确切地说是牵制他们；虽然荷兰分舰队处于有利的位置上，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选择近战。可双方却只进行了远距离炮击。后来这个分舰队的指挥班克并没有受到指责，据此可以猜想他是按照作战命令行事的，而且在一年以后，班克确实参与了作战指挥，并在泰瑟尔岛之战中，既表现出卓越的判断能力，又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德·勒伊特对英国的两个分舰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显而易见，他占有绝对优势；因为一些英国历史学家声称荷英两国舰队的兵力之比为三比二。 [ 原作者注：《莱迪亚德》第2卷，第599页；坎贝尔《海军将军传记》。还请参见理查德·哈多克爵士的信件《海军编年史》第17卷第121页。 ] 如果上述情况能够被接受的话，它清楚地表明了作为一名将级军官的德·勒伊特的优秀才干超出了与他同世纪的任何人。
图5 1672年6月7日绍斯沃尔德湾海战和1797年2月14日圣文森特海战
　　这次战斗的结果仅仅被看成是一次交战的结果是不明确的。这次战斗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是荣誉和实质性好处全部属于荷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属于德·勒伊特。他在谋略上战胜了联合舰队，他先以撤退，给人以错觉，而当他出其不意返回时，使联合舰队毫无准备。联合舰队由于错误的调动使其占总数三分之二的英国舰船先驶向北然后又向西，而另外的三分之一，法国舰船先向东然后向南驶去，把兵力分散开了。德·勒伊特将其全部力量投入这个突破口，只在法军跟前部署一支很小的分舰队，但是这支队舰队却占据着上风的有利位置，它有选择是否进行近战的机会。德·勒伊特利用余下的战舰以优势的兵力进攻英国舰队（图5，B）。保罗·霍斯特说过 [ 原作者注：霍斯特：《海军战术》。 ] ，指挥法国舰队的副司令德·埃特雷为戗风转变航向，突破前面的荷兰分舰队，以便重新与联合舰队总指挥约克公爵会合，采取了很多措施。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德·埃特雷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但是，不是一个地道的海军将领，不能充分估计这样做的危险，然而他想与英军重新会合的机动始终无法实施，而英国人和德·勒伊特都认为法国舰队只会躲避，不会寻求近战。如果德·埃特雷真的逆风换戗，并且企图用无经验的法国海员去突破有经验的、占据有利位置的荷兰海员组成的战列线，那损失将会是十分惨重的。这种损失与125年之后，在圣文森特海战中，西班牙舰队司令企图突破杰维斯和纳尔逊的密集队形，重新聚合他被打散的舰队时遭受的损失一样（参阅图5，a）。通过众多的各种不同的评述，逐渐使真相大白，尽管约克公爵是一名正派的海军将领，一名勇敢的战士，但是，不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他的舰队没有组成理想的战斗队形，因此遭到了突然袭击。由于事先他的命令不明确，致使法国舰队司令没有按命令行事，采取了与舰队司令相反的航向，并因此使各分舰队处于分散状态。德·勒伊特之所以能赢得胜利，是由于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他早已准备好的突然袭击，和他的敌人赋予他的极好机会。如果情况不是象所指出的那样，法国舰队司令利用东北风右舷戗风航行，会使其离开海岸，取得机动的余地。如果约克公爵也选择这种方法，联合舰队就会一起来到海上，不利的只是风和战斗队形。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德·勒伊特能够并且完全可能象一年以后，他在泰瑟尔岛那样——用少量部队牵制作为前卫的法国舰队，而用其舰队的大部兵力去攻击联合舰队的中间部分和后卫。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了相似的作战方法，说明了在绍斯沃尔德湾海战中，他的主要目的是消灭英国舰队，对法军只是进行牵制。
　　在这次战斗中——一般称作绍斯沃尔德湾海战，也称索莱湾海战——德·勒伊特显示的军事才能和魄力，直到絮弗昂和纳尔逊出现之前，在海上再未出现过。他在1672年战争中所进行的战斗，决不是“谨慎小心之战”，尽管他从事这些战斗时表现得很小心谨慎；他的目的就是组织良好的协同动作去猛烈地攻击敌人。在索莱湾战斗中，尽管其力量与敌人不是相差很悬殊，但是与他的敌人相比仍处于劣势，在后来的战斗中情况更是如此。
　　索莱湾战斗的实际结果完全有利于荷兰。联合舰队原打算用攻击西兰岛来增援法国陆军的作战活动，但是德·勒伊特的进攻使联合舰队蒙受了巨大损失，并使其弹药耗尽，不得不使舰队出航延期一个月。这是一次牵制性战斗，不仅极其重要，而且对于在岸上已处于绝望之中的北部七省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对摧毁贸易战理论的一种有教益的评论，还可附带地提一下，在对敌优势力量进行的这种令人吃惊的牵制之后，德·勒伊特与一支荷兰商船队会合并安全将其护送至港内。
　　现在有必要简述一下陆上战役的进展情况。 [ 原作者注：请图2的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地图。 ] 5月初，法国陆军分成几个军团向前推进，穿过西属尼德兰郊区，直接从南面和东面向荷兰发起猛攻。荷兰执政的共和党曾忽视了陆军，而当时又错误地把他们现有的陆军分散在许多设防的城镇中，希望每个城镇中的陆军能为阻止法国陆军向前推进各尽其责。但是，路易接受蒂雷纳的建议，集中精力只攻击一些比较重要的城镇，那些次要的城镇一经招降就会立即投降。北部七省的陆军以及他们的领土，就这样一部分接着一部分非常迅速地沦陷给了敌人。一个月之内，法国就占据了这个国家的中心，获得全面胜利，他们的前线已没有有组织的部队能阻止法国陆军向前推进。索莱湾之战后的两个星期里，共和国内部呈现出一派恐怖和骚动。6月15日，荷兰州长得到国会的批准，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去会见路易十四，乞求他提出能与荷兰媾和的谈判条件；在政客的心目中，忍受外国人给予的耻辱，比看到自己垮台，由对立的党和奥兰治王室掌握政权要稍好一些。尽管谈判在继续进行，但荷兰的城镇还在继续不断地向法国投降。6月20日，几名法军进入通往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要隘默伊登。他们只是几名迷路的士兵，而他们的大部队就在附近。默伊登的市民受整个国家盛行的恐怖情绪的影响，让他们进入了。但是，当市民了解到他们只是几名迷路者时，很快将其灌醉，并把他们杀死。那种崇高的精神激励了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在默伊登得到了发扬。首都急忙派出一支部队前去增援，挽救了这个小城。“默伊登靠近须德海，距阿姆斯特丹只有2小时路程，位于几条河流和运河的会合处，不仅控制几条主要堤堰的水闸，可利用起保护作用的洪水把首都阿姆斯特丹包围起来，而且还控制通往阿姆斯特丹的要隘，所有从北海经须德海到阿姆斯特丹的舰船不得不通过它的炮击区。荷兰人保住了默伊登并打开堤堰放水阻止法军的进攻，使阿姆斯特丹有了喘息的机会，并顺利地切断法国的陆路交通，而自己的给养则靠海路来维持。” [ 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 这是入侵的转折点，如果在这个决定性时刻的两星期前，联合舰队进攻了他们的海岸，对因失败而沮丧的荷兰人的士气和慌乱的议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从这一点来看，索莱湾之战确实挽救了荷兰人。
　　谈判在继续进行。荷兰的市长和镇长们——代表富有者和贸易主的政党——赞成妥协，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财产和贸易会遭受损失。谈判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是，正当荷兰谈判的使者们还在路易十四的兵营里时，平民百姓和奥兰治政党一致行动起来进行反抗。6月25日阿姆斯特丹的防护堤被打开了，其它城市也仿效它打开各自的防护堤，这些城市承受了巨大的损失，然而，被洪水包围的农村和城市保住了，它们像屹立在水中的岛屿一样，在结冻之前没有遭到陆上部队的攻击。剧烈的变革在继续进行。7月8日奥兰治威廉担任了北部七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并担任了陆军和海军统帅，后来他成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几个星期之后，共和党的首领德威特兄弟被一伙暴徒杀害了。
　　路易十四提的条件过分苛刻，使源于人民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显而易见，北部七省必须获胜，否则只能被摧毁。与此同时，欧洲其它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了如果荷兰被灭亡后给自身带来的危险。于是德国皇帝、勃兰登堡选帝侯和西班牙国王公开发表声明支持荷兰。瑞典尽管名义上与法国联盟，但也不愿意看到北部七省被消灭，因为那样将有利于英国的海权。但是，第二年，即1673年对法国大有希望的一年开始了；并且英国国王准备履行他在海上的那部分协议。但是，荷兰在奥兰治威廉的坚强领导下，牢牢地控制住了海洋，拒绝接受他们自己在头一年里提出的议和条件。
　　 1673年，共进行了三次海战，所有这些海战都是在北部七省海岸附近进行的。前两次在6月7日和6月14日，是在斯库内维尔德外海进行的，海战的名字是以这个地方命名的；第三次在8月21日，就是著名的泰瑟尔岛海战。在这三次海战中，德·勒伊特按照他所选定的时机进行攻击，并适时撤退，依托自己的海岸进行防御。同盟国方面，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和在海岸线上进行佯攻，或一方面为削弱财政紧张的北部七省的海上资源，都首先必须成功地对付德·勒伊特指挥的舰队。这位伟大的舰队司令和他的政府都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决定，“舰队应该部署在斯库内维尔德航道上，或者更南一点接近奥斯坦德，以监视敌人，如果舰队遭到攻击，或者它看到敌舰队有意进攻北部七省海岸时，应进行坚决抵抗，阻止敌舰队实施其计划，摧毁敌舰。” [ 原作者注：布兰特：《德·勒伊特传记》。 ] 荷兰舰队从这个位置上很好地进行警戒，就可了解到联合舰队的任何调动。
　　英法联合舰队大约是在6月1日出海的。舰队指挥是国王的嫡堂兄弟鲁珀特王子，由于英国通过了出任公职者必须信奉国教的法律《审查条例》，约克公爵不得不辞去指挥之职。这个法律是直接针对那些信奉罗马天主教担任公职的人的。法国舰队由德·埃特雷海军中将指挥，他曾在索莱湾海战中指挥过这支舰队。由6000名英国士兵组成的一支部队在雅茅斯准备就绪，如果德·勒伊特被打败，他们就可以立即登船起航。6月7日荷兰舰队出海了，停泊在斯库内维尔德的浅水区。联合舰队派出一支分遣队引诱荷兰舰队出来。然而，德·勒伊特无需引诱主动出击，风助他一臂之力，他紧跟这支分遣队，希望在联合舰队还没有组成较好的战列线之前攻击他们。这次是法国分舰队占据了中心位置。如果在这场一支劣势部队攻击一支优势部队的战斗中双方的损失不相上下，并且使敌人没有达到主要目的，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战斗不会是决定性的。一个星期之后，德·勒伊特再次进攻，尽管结果同上次一样，尽管这次海战也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它迫使联合舰队返回英国海岸，重新进行装备和补给，荷兰有55艘战舰参战，他们的敌人有81艘战舰，其中54艘是英国的。
　　联合舰队再次出海已是7月下旬，这次舰上装载了准备登陆的部队。8月20日，联合舰队发现荷兰舰队在泰瑟尔岛和默兹岛之间航行。鲁珀特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当时的风向有时是北风，有时转为西风，使联合舰队处在上风位置，有利于它选择进攻方式。德·勒伊特利用其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紧靠滩头航行，使敌人不敢靠近，到了天黑时，敌人更不敢靠近。夜间，风向改为东南偏东，于是到拂晓时，我们引用法国一份官方记事报道的话来说，荷兰舰队“全部起航顺风向航行，勇敢地投入了战斗”。
　　联合舰队位于下风，左舷戗风航行，航向南，法国战舰担任前卫，鲁珀特位于中间，爱德华·斯普拉格爵士指挥后卫。德·勒伊特把他的舰队分成三个分舰队，最前面的分舰队只有10艘或12艘战舰，其任务是攻击法舰；与此同时，德·勒伊特用余下的战舰攻击位于中间和后卫的英舰（图6，A、A′、A″）。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对双方参战舰船数量的估计的话，那么英军应为60艘，法军应为30艘；荷军有70艘战舰。德·勒伊特的进攻计划，与索莱湾之战一样，对法军只是进行牵制，从而使其能以对等的力量与英军交战，这场海战按几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叙述，可能效果会更好些。由马泰尔指挥担任前卫的法舰，理所当然地成了联合舰队的前导分队，他受命扬帆向前航行逆风换戗，占据荷兰舰队前卫的上风，使荷兰战舰位于两面炮火夹击之中。这一点马泰尔做到了（B）；但是一年前在索莱湾海战中，曾审慎地进行这种机动的班克，当看到了法军这样做的危险时，便立刻转舵使船向风，率领他自己的12艘战舰穿过余下的由德·埃雷特指挥的20艘战舰（C）。这对班克来说是一个值得赞誉的功绩；但对法军来说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然后，班克调转航向驶向正与鲁珀特进行激烈交战的德·勒伊特（C′）。德·埃特雷没有跟踪班克，从而使这支重要的增援部队没受任何干扰地来到了荷兰舰队的主攻方向上。实际上，法国舰队已就此了结了它在战斗中承担的责任。
　　鲁珀特在与德·勒伊特作战时，不断避开敌人，目的是引诱荷兰舰队远离海岸，这样一旦风向改变，荷兰舰队就不再能利用其海岸进行防御。德·勒伊特紧跟在鲁珀特的后面，从而使中间部分和前卫分离（B、B′），德·埃特雷便以此作为他没能及时回援的原因之一。不过看起来德·埃特雷并没有阻止班克与其主力会合。
图6 1673年8月21日泰瑟尔岛海战
　　后卫爱德华·斯普拉格爵士的一次异常的行动，使联合舰队乱上加乱。基于某种原因，他把荷兰舰队后卫指挥特龙普看成是他本人的对手，为了促使特龙普参战，他使整个英军后卫停驶以等待他。爱德华·斯普拉格不合时宜的自尊心，似乎产生于他曾向国王许下的诺言，即要把特龙普本人，或者是他的尸体带回英国，否则他就战死沙场。后卫的停驶，使人想起前一次战斗中，年轻的荷兰海军将军不负责任和不服从领导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拉大了后卫与主队之间的距离（A″、B″、C″）并迅速地偏至下风。斯普拉格和特龙普都只能依靠自己率领的分舰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两位年轻的海军将军亲自相互追逐，旗舰之间的战斗更是达到了白热化，以致使斯昔拉格不得不两次转移到其它战舰上；第二次他所乘坐的战舰被一发炮弹打沉了，他也被淹死了。
　　鲁珀特被他的前卫和后卫遗弃了，发现自己正单枪匹马地迎战德·勒伊特（B′）。德·勒伊特由于得到了前卫的增援，准备切断联合舰队中间部分的后一个分队，并用他自己的30舰或40艘舰船包围剩下的20艘英舰（C′）。由于当时的舰炮射击术还不是很高明，因此并没取得更大的战果，所以是不值得称赞的；然而，需要切记的是德·勒伊特的卓越的军事才华，除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他都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与英军作战；但是其数量上的劣势是不能完全克服的。所以英国和荷兰的损失可能都很惨重，也可能是相等的。
　　最后鲁珀特终于使自己退出了战斗，而当他看到其后卫（C″）没有给其最近的对手有利还击时，便驶向那里，德·勒伊特也紧跟其后。敌对双方的主队并列航行，相互位于舰炮射程之内；但是，可能是由于双方都缺少弹药，彼此默契似的相互没有进行炮击。下午4时，双方的主队与各自的后卫会合了。接近5时，新的战斗开始了，这次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7时德·勒伊特撤退，他撤退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法国舰队的逼近。按照法国人自己报道他们大约是在此时与鲁珀特会合的。随着德·勒伊特的撤退，战斗便宣告结束。这次战斗象这场战争中以前所有的战斗一样，可以称之为一次不分胜负的战斗。但是，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给这次战斗所下的结论很可能是正确的：“荷兰，因其舰队司令精明强干，使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他们使完全被封锁住的港口重新开放，和战胜了一次可能的入侵，而使敌人放弃了所有入侵的想法。” [ 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 ]
　　在以上的叙述中充分体现了这次战斗的特点：德·勒伊特的卓越的军事才华；班克的坚定和果断，他首先牵制了法国分舰队，然后又穿过他们的战列线；法国分舰队显然不是忠诚可靠的，或者至少也是极不称职的。斯普拉格不服从指挥并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至于鲁珀特，他除了艰苦战斗外，其它则一无可取。同盟国沉溺在激烈的相互指责中。鲁珀特谴责德·埃特雷和斯普拉格；德·埃特雷意识到与鲁珀特一起驶向下风是错误的；而德·埃特雷自己的第二把手马泰尔，在一封使其被关押在巴士底狱的信中，直率称他的上司为懦夫。法国国王命令布雷斯特海军总督进行调查。总督为此呈送了一份报告 [ 原作者注：特鲁德：《1673年法国海上战争》。 ] ，我们的叙述主要是依据这份报告进行的，报告对法国舰船在这次战斗中的不光彩行动毫不怀疑。法国海军历史学家说道：“德·埃特雷是想要人们都了解国王希望保存舰队，并且使人们了解英国人是不可信赖的。正当他不断收到来自各地的警告，说平民和贵族都在私下抱怨，反对这种联盟，而英国国内也可能只有查理二世一个人希望这种联盟时，他不信赖作为盟友的英国的诚意难道是错误的吗？” [ 原作者注：特鲁德：《1673年法国海上战争》。 ] 可能不是这样吧。如果他希望任何一个军人或军人团体完成当时分配给法国海军将军不很明确的任务的话，他肯定也是错误的，舰队的损失也许是一个不太大的灾难。不忠诚或胆怯（对后者的推测是不能被接受的），对目击者来说如此明显，以致荷兰海员在讨论为什么法国舰队不进行攻击时，有人说道：“你们这些蠢货！还不了解法国人已雇佣英国人为他们作战，他们在这里只是坐山观虎斗。”在前面已提到的布雷斯特总督正式报告的结束语里有一种更直接和更有意义的说法：“在所有这些海战中，很明显德·勒伊特似乎从未想进攻法国分舰队，而在最后这次战斗中，他只是派出西兰岛分舰队的10艘战舰去牵制它”。 [ 原作者注：特鲁德：《1673年法国海上战争》。 ] 在德·勒伊特看来，法国分舰队对联合舰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或者不是忠诚可靠的，对此不需要有强有力的证据去证明。
　　 1673年8月21日的泰瑟尔岛海战，标志着另一次海上结盟的结束。这次海战与其它海战一样，充分证明了一位近代法国海军军官用以说明这些海战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为了暂时的政治利益而结合，最终濒于仇恨而被分开的那种联盟，无论在会议上或者在行动上从未一致过，所以这种联盟从未产生过好的结果；或者至少所产生的结果与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的作用是不相称的。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海军都曾在几个不同的时代里联合起来过，结果只是使英国海军取得了更彻底的胜利。” [ 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8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员和装备的核查》。 ] 除了已搞清的联合倾向外，还需要补充众所周知的一点，即每一个国家对于其邻国势力不断增长都怀有妒忌之心，而且也必然不愿意看到民族家庭中的另一名成员被打垮，而使这种势力不断增长，它们会采取一种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国家得到所需要的海军实力。一定不能像某些英国人曾想象的那样，可以对付所有的联合者，但是必须在有利的条件下只对付最强大的一个，确信其它的国家宁愿袖手旁观，也决不会介入摧毁政治均势的斗争。1793年，当法国革命的暴力行为似乎会威胁欧洲社会的秩序时，英国和西班牙在土伦之战中结成了联盟；但是，西班牙舰队司令直接了当地告诉英国人，法国海军的覆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班牙人，可是它的覆灭不能不损害西班牙的利益。所以一部分法国舰船由于西班牙将军持有这种观点而得救了，这种观点不仅被公正地描述成是非常坚定的，而且是受最高的政治理智支配的。 [ 原作者注：瑞里安·德·拉格拉维耶尔：《海战》。 ]
　　泰瑟尔岛之战结束了荷兰和英国为控制海洋所进行的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泰瑟尔岛之战，显示了荷兰海军拥有最高的效率，它的最能增添光彩的人物德·勒伊特达到了鼎盛时期。尽管德·勒伊特那时已66岁高龄，但他从未失去军人的气魄，其进攻的猛烈程度不亚于八年之前的战斗，而他的判断力因经历了上一次战争显然已越发成熟，因为与以前相比，他有更明确的军事计划，和更敏锐的军事洞察力。在州长德威特为首的政府领导下，荷兰海军的纪律不断加强，而且士气旺盛，这些都应主要归于完全赞同他的领导统帅德·勒伊特。德·勒伊特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个海上强国之间的最后的较量，利用他手中的一支精良的受过锻炼的，但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部队所取得的荣耀去挽救他的祖国。完成这项任务不是单凭勇敢，而是依靠勇敢、深谋远虑和技术娴熟三者结合。在泰瑟尔岛之战中，进攻的总方针与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一样，放过敌前卫，集中全力攻击其主队和后卫。与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一样，敌前卫失职，没有及时往回增援，证明了这种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不利于德·勒伊特的条件比纳尔逊多，所以他取得的胜利不如纳尔逊的大。在索莱湾战斗中班克所起的作用（参见图5，C、C′），与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以自己的单舰挡住西班牙分舰队的去路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然而，纳尔逊采用这种方式并没有得到杰维斯的命令，而班克却完全是按照德·勒伊特的作战计划行动的。德·勒伊特又一次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并且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使这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为了使其光荣更加鲜明，在这里似乎适合插入一点戴吉尚伯爵 [ 原作者注：《回忆录》。 ] 描述他在“四天海战”里的行动，从中可以看出他朴实和勇敢的双重性格。
　　我从没有见过他（在最后的3天里）心情那样平静，并且当胜利确有把握时，他总是说是好心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当舰队处于混乱和遭到损失时，他似乎只是为国家遭到不幸而有所激动，但是，他总是顺从上帝的意志。最后可能有人会说他有些过于坦率，并缺少我们统帅的风度。在结束我要对他进行描述的话时，是想谈谈在胜利后的那一天，我看见他正在打扫自己的房间，并且在喂他的小鸡。
　　泰瑟尔岛海战之后9天，1673年8月30日以荷兰为一方，西班牙、洛林和德意志皇帝为一方组成了正式联盟；并且赶走了法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几乎与此同时路易十四向荷兰提出了相当适度的条件，但是北部七省因为有了新的同盟国站在他们一边，并且有了曾给予他们有利支援的海洋为其坚强的后盾，便以更强硬的态度反对路易十四。在英国，人民和议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新教徒的反感和对法国的宿怨，正如国家对国王的不信任一样与日俱增。尽管查理本人对共和政体的仇恨丝毫未减，可是他不得不让步。路易看到了正在聚集的暴风骤雨，按照蒂雷纳的忠告，决心从荷兰撤兵，离开危险的前沿阵地，并企图一面与西班牙、奥地利王室和德意志继续进行战争，一面则与荷兰单独媾和。这样就使路易恢复了黎塞留的政策，并且保全了荷兰。1674年2月19日，英国和北部七省联合体签订了和平条约。荷兰承认英国舰队拥有从西班牙的菲尼斯特雷角到挪威的这片海域的绝对控制权，并给予战争的赔款。
　　战争的后4年，由于英国退出了战争，一直保持中立，从而使这场战争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海战的性质。法国国王认为他的海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实力上，都不能单独与荷兰海军抗衡，于是也将其海军撤出海洋，而把他的海洋计划只局限在地中海，派一支或二支武装私掠船远征至西印度群岛。北部七省由于解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除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曾热衷于进攻法国海军外，也缩减了它的舰队。战争逐渐变成了陆战，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其它欧洲国家参战。德意志诸邦逐渐与奥地利共命运，1674年5月28日议会对法宣战。这一代法国人没有很好的完成其国家所奉行的政策，因为奥地利已在德意志确立了霸权统治，荷兰也不曾被摧毁。在波罗的海，丹麦看到瑞典逐渐倒向法国之后，匆忙与德意志帝国合作，派出了15000人的军队。在德意志诸邦中只有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仍然忠实地与法国保持同盟。这样就使陆战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战争的主战场自然也就越过了法国东部边界，推向莱茵河，位于西属尼德兰境内。然而，当此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由于丹麦和瑞典成为交战双方，而使战争出现一次海上作战活动。对这次海上作战，除提到荷兰曾派出一个分舰队，在特龙普领导下，与丹麦舰队会合组成联合舰队，于1676年战胜了瑞典，并捕获其10艘战舰外，其它细节毋庸赘言。显而易见，荷兰的海上优势极大地削弱了作为路易十四同盟国的瑞典的作用。
　　在地中海，由于西西里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引发了另一次海上冲突。 [ 原作者注：请参阅图1的地中海地图。 ] 法国应西西里人的请求给予支援，对西班牙进行了牵制，但是西西里的反抗行动只是一个枝节问题。它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海上冲突，是因为德·勒伊特又一次亲临现场和他的对手迪凯纳进行了一场较量，这位迪凯纳可以与那时法国海军将领中名列前茅的图尔维尔相提并论，某些人甚至认为他还胜过图尔维尔。
　　 1674年7月墨西拿反叛西班牙之后，法国国王立即将其置于他的保护伞下。西班牙海军自始至终表现得很笨拙，其效率确实极差。1675年年初，法军安全地驻扎在墨西拿。这一年，法国在地中海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而西班牙由于自己不能防守西西里岛，请求北部七省派舰队进行支援，并且愿意承担所有的费用。北部七省由于长期征战，已“精疲力竭，负债累累，贸易损失巨大，还必须向奥地利皇帝和德意志诸邦的君主偿付借款，资财耗尽，已无力装备他们曾一度拥有的，用以反对法国和英国的强大舰队”。但是，他们答允了西班牙的请求，并派遣德·勒伊特率一个分舰队前去支援，该分舰队只有18艘战舰和4艘纵火船组成。德·勒伊特早已注意到了法国海军的发展，深知他的舰队势单力薄，所以出航时精神压力很大。但是他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已往经常分配给他的这种任务。9月，荷兰分舰队驶抵了加的斯。在此期间，由于法国占领了控制西班牙东南的奥古斯塔港，使其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德·勒伊特的行动又一次被西班牙政府耽误了，直到12月底，他才驶抵西西里岛北部海岸。此间的逆风使他不能进入墨西拿海峡，他游弋于墨西拿和利帕里群岛之间，准备拦截为迪凯纳运送其急需的部队和补给品的运输船队进行护航的法国舰队。
图7 1676年7月8日斯特龙博利岛海战
　　 1676年1月7日，德·勒伊特看到了法国舰队，总共有20艘战舰和6艘纵火船；荷兰舰队只有19艘战舰（其中1艘是西班牙的）和4艘纵火船。在这次战斗中荷兰战舰的情况尽管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是必须切记，它们通常总是不如英国战舰，而在这次战斗中它们甚至都赶不上法国战舰。第一天双方是在机动中度过的，荷舰占据了上风位置。当天夜里狂风大作，迫使西班牙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荷舰一起在利帕里群岛避难。夜晚风向改变成西南西，使法国舰队占据了上风位置，并有利于它进行攻击。迪凯纳决意利用上风，把护航舰队放在前边，组成右舷戗风向南航行的战列线；荷兰舰队采取同样措施，等待其到来（图7，A、A、A）。
图8 1758年波科克和德阿赫进行的海战
　　人们看到伟大的荷兰舰队司令德·勒伊特7日放弃了进攻的机会，定会感到非常吃惊。当天拂晓，他看到敌人向他驶来；一份法国报道说，下午3时，德·勒伊特改变航向，与法国舰队的航向相同，但是彼此的间隔超出了舰炮射程，处于有利的位置上。如何评论德·勒伊特3年前曾在索莱湾和泰瑟尔岛进行过拼死进攻，而现在他似乎不愿意发起攻击呢？不愿意的理由没有被记载下来，可能是这位头脑清醒的海军统帅已经认识到了利用下风防御的好处，特别是准备用一支劣势部队去迎战一支勇敢而鲁莽并缺少航海技术的部队时下风防御的好处。是否是这种思想影响了他，可从最后的结果进行判断。斯特龙博利岛之战部分地预示了100年以后法国和英国的战术；但是在这次战斗中是法军寻求占领上风，寻求进行猛烈地攻击，而荷军完全是取防御态势。结果正如克拉克在他的著名的有关海军战术的著作中向英国人指出的那样。下面的评论全部摘自拉贝鲁兹-邦菲尔著《法国海军》。
　　已经说过两支舰队组成右舷戗风战列线向南航行。德·勒伊特没有主动出击，而是等待法军的攻击。由于他的分舰队位于法国舰队和其港口之间，他认为法国舰队必须投入战斗。上午9时，法国舰队各舰同时成45度角对荷兰舰队实施进击，这是难以准确进行的机动；在此期间，攻击者会遭到敌人炮火攻击处于不利地位（A、A″、A″′）。在进行这种机动时，法国前卫的两艘战舰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位于‘谨慎’号上的拉法耶特首先开始战斗，但是，他已经莽撞地驶入敌前卫中间，由于舰船被损坏，他不得不撤退”（a）。这种困难的机动打乱了法军的战列线。“指挥前卫的海军中将普雷于利驶离时，由于各舰之间的间距太小，所以当再次逆风航行时，战舰都拥挤在一起，舰与舰之间相互阻挡，妨碍射击（A′）。拉法耶特从战列线中撤出。使‘完美’号处于危险境地，遭到了2艘敌舰的攻击，失去了主一接桅，不得不撤出战斗进行修理。”法舰再次轮番投入战斗，而不是一起全部投入战斗，这是实施这种机动时通常出现的，甚至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在他的部分战舰进行交战之后，“指挥中间主队的迪凯纳处于敌猛烈炮火之中，其位置与德·勒伊特的分队成垂直状态。”法军后卫参战的时间比主队还要晚（A″、A″′）。“法国舰队主队的两艘大舰‘兰格龙’号和‘贝蒂内’号遭到敌优势兵力的致命打击”。大家都知道法国参加战斗的战舰较荷兰多，怎么能产生这种结果呢？其原因正像这个叙述告诉我们的那样，因为“法军当时还没有调整好，第一次调动后使队形造成混乱”。但是，最后所有战舰都参战了（B、B、B），迪凯纳的队形逐渐得以恢复。荷舰沿整个战列线作战，抗击法舰的进攻，荷军所有各舰全部进行近战；这对于劣势舰队的司令和舰长们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对余下的战斗没有较明确的叙述。据说德·勒伊特不断地使其前面的两个支队撤退，这是否是软弱的表现，或者是一种战术行动，还看不出来。荷军的后卫与主队之间的距离拉大了（C′），德·勒伊特和后卫的指挥都不知所措，但是，法舰企图包围和孤立荷军后卫都没有成功。这可能是由于法舰桅杆损坏严重，因此只有一艘法舰绕过了被分开的荷兰主队。除了后卫，其余部分的战斗是于下午4时30分结束的。西班牙单层桨帆战船很快驶来，拖走了失去活动能力的荷舰。他们逃跑时从容不迫，说明了法舰遭受的损坏一定是非常严重的。C和C′的位置是用来说明荷军后卫与主队相距甚远，而且队形较混乱。在混乱中舰队扬帆作战，桅桁遭到损伤是其必然结果。
　　那些对克拉克于1780年左右出版的关于海军战术的著作比较熟悉的人，将会清楚地认识到他所描述的斯特龙博利岛之战的所有特点。他在论述与他同时代和他以前的英国海军和对手们所使用的作战方法的论题里，要求英国海军界要对所有这些特点给予极大的关注。克拉克论题的假定是英国海员和军官在技术上或气质上，或者两者都优于法国，并且舰船具有较快的速度；英国海员和军官由于意识到了这种优势，所以急于进攻，同样法国人也因意识到了自己的劣势，或出于其它原因，不愿意进行决战。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法国人感到他们可以指望英国人进行盲目的猛烈进攻，逐渐形成了一个巧妙的计划，利用这个计划看起来他们好象在作战；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在力争避战，与此同时又竭尽全力去伤害敌人。其计划是要占据下风，下风位置的特点如以前曾指出的那样，是采取守势并等待敌人进攻。按照克拉克的说法，这是法国人从实践中学到的，他们能够利用英国人的错误，使自己的战列线与敌战列线平行，或近乎平行，然后再一起离开，以舰对舰的方式攻击敌战列线中的对手。以这种方式一起离开使攻击者不能有效地利用其绝大分部舰炮，并且还会使他们全部暴露在敌炮火之下，其必然结果是造成异常混乱，因为在任何时候，保持这种进攻队形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在炮火烟雾之下，帆已被扯破，桅杆已坠落，其难度更可想而知。迪凯纳在斯特龙博利进行的攻击恰恰就是这样，也正是在那里再现了克拉克指出的结果——战列线混乱，前卫首先抵达并遭到防御者炮火的攻击，几艘战舰丧失了活动能力，引起后卫的慌乱等等。克拉克进一步断言，看起来他的断言是完全正确的，他说，随着战斗进入高潮，法舰很快离开驶至下风处，促使英舰反复进行同样方式的进攻； [ 原作者注：按克拉克所说，法军的调动不是整条战列线同时进行的，而是按一种更具科学性和军事性的方法进行的。每次由2艘或3艘组成的一组战舰，在烟雾和战列线里余下的战舰的持续不断的炮火掩护下撤退，及时地组成部分第二条战列线，这条战列线反过来掩护第一条战列线中留下的战舰，因为这些被留下的战舰的撤退是在被暴露中进行的。在图7中，在b、b、b点上的荷舰就表示这样的撤退。18世纪英国官方的报道经常提及法舰是按这种方式进行作战的；英国军官把克拉克大力描绘成巧妙的军事机动，归因于他们的无比英勇，这种机动在攻击者驶向妨碍他们自己使用舰炮的方向时，防御者有机会使攻击者失去战斗能力。1812年，由迪凯特指挥的快速帆船“美国”号在与“马其顿人”号作战，使用了同样的战术；南部邦联的炮艇利用同样的方法，在莫比尔使法拉格特的旗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就其主要特点而言，现在，当攻击者由于强烈的攻击愿望或情况所迫直接逼近时，速度较快的防御者可能采用这种作战方式。一条处于下风的战列线落到更远的下风处的间接原因还从未被人所注意。在这条战列线中，当一艘舰（例如在C点上）发现它的正前方没有一个对手，而在它后面紧接着它的舰艇也许还在进行激烈交战，它将会自然转向上风使其全部舷炮对向敌舰。虽然获得了这种有利条件，但是失去了下风位置，和随之产生战列线混乱；如果有几艘舰都这样做了，使整个战列线全部撤离才能恢复这种战斗队形。 ] 我们也发现在斯特龙博利岛海战中，德·勒伊特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作战的，尽管他并没有说出他的动机。克拉克还指出，假设由于某些战术原因，必须采用下风位置，就要瞄准攻击者的桅杆帆桁，瞄准攻击者的动力部分，使攻击者的进攻不能再向前推进超越被攻击者所选中的距离。在斯特龙博利岛海战中，法军战斗力被削弱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德·勒伊特已处于下风位置，并且已无法支援他的被分开的后卫时，不曾有一艘舰被击沉，实际上是他没有受到法舰的袭扰。虽然当时还不能肯定地把审慎选择下风的功劳归功于德·勒伊特，因为这种选择当时还没有先例。但是显而易见，德·勒伊特得到了下风位置的所有好处；而与他同时代的军官们的特点是，作为海员来说他们缺少经验，但却很鲁莽。这恰恰为一支兵力薄弱采取守势的部队提供了最有利条件。敌人的素质和特点是一个有才华的指挥员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而纳尔逊把这种因素和其它别的因素一样看成是他取得辉煌胜利的原因。另一方面，法国舰队司令令人不可思议地采用了一种不科学的一艘战舰对一艘战舰的攻击方法，而不是集中力量攻击敌人的某一部分，甚至不想把敌军牵制住，等待墨西拿附近的8艘法国战舰前来加入战斗。这种战术除了在索莱湾或泰瑟尔岛海战中利用过外，在别处再也没利用过。但是，因为迪凯纳是法国在这个世纪除图尔维尔外最好的军官，所以这次战斗在战术史上有其一定的价值，无论如何不能完全忽视它。从舰队司令享有的声望证明了法国海军战术到目前为止已达到了顶峰。在结束本讨论之前，可能会注意到克拉克的补救办法是，进攻敌战列线的后卫舰船，并且最好是攻击位于下风的舰船，敌舰队的其余部分或者必须放弃后卫舰船，或者必须顺风向航行进行一次大战。按克拉克的要求，这种大战是英国海军求之不得的。
　　战斗结束之后，德·勒伊特驶向巴勒莫，他的一艘舰在途中沉没了。而迪凯纳前往墨西拿外海，与早已等在那里的法军支队会合。至于西西里之战的其它事件对于总的题目无关紧要。4月22日，德·勒伊特和迪凯纳再次相遇在阿戈斯塔外海。迪凯纳有29艘舰，西班牙和荷兰联合舰队有27艘舰，其中西班牙有10艘。遗憾的是这次是由西班牙人担任联合舰队的总指挥，并且使西班牙战舰占据了战列线的中间位置。德·勒伊特深知其同盟者们是无能之辈，希望把西班牙战舰分散配置在整条战列线上，以便可更好的支援他们，但是西班牙的总指挥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德·勒伊特本人位于前卫，占据了上风位置的联合舰队进行了攻击；但是，中间部分的西班牙战舰位于舰炮射程之外，使主要战斗压力都落在了位于前卫的荷兰战舰身上。后卫模仿舰队司令的动作，也只进行了一些不太激烈的战斗。一生从未遭过炮击的德·勒伊特，在这次令人痛心的毫无指望的战斗中，仍光荣地履行了自己职责，他在战斗中受了致命的重伤。一周之后，他在锡拉库萨去世了，荷兰和西班牙在海上进行抵抗的最后希望也随之破灭了。一个月以后，锚泊在巴勒莫的西班牙和荷兰舰队遭到了攻击，使许多舰船被毁。在此期间，从荷兰派至地中海的一支增援支队，在直布罗陀海峡遇上了法国分舰队，迫使它不得不到加的斯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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