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当地人的疏远和排斥，教会学校常常不得不以提供免费食宿和医疗，甚至是衣服和津贴等条件吸引学生。在早期的通商口岸宁波，教会学校的情况就是这样，1844年时接受了三十名男孩，1850年第一个班八人毕业。八位毕业生中，一个留校教书，一个继续学医，四个受雇到长老会的印刷厂工作。山东省的齐鲁学堂1864年成立时只有八个学生，1877年首批三人毕业。他们学习的内容包括中国典籍和基督教伦理的基础知识，同时还学习英语、数学、音乐和地理，三个毕业生或继续教书，或做了传教士的助手。后来帮助曾国藩购买外国机器的容闳从七岁到十二岁一直在澳门的混合小学，接受一位传教士的妻子的辅导。十三岁时进入澳门的一所教会学校，与其他五位同学一起学习英语、中文、地理和算术。到1847年，容闳由于成绩优异，由当地的西方商人赞助，免费搭乘一艘运茶船，前往美国。像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中国年轻人一样，他最初是被见到的西方医学所吸引，希望成为一名医生。西方传教士很快注意到医学知识对中国人的影响，正是这批“医生传教士”在赢得信徒方面最为成功。并非因为中国缺乏自己经验丰富的医生——中国有历史悠久的治疗方法，通过把脉诊断，用植物、动物和矿石中提炼的药物、针灸等治疗——但到十九世纪早期，西方人的解剖学知识更胜一筹，外科技术也更加丰富。虽然也经常发生一些会引起当地人敌视或诉讼的不幸事件，但西医在去除肿瘤、治愈白内障之类的疾病方面尤其成功。到1860年代，传教士和非教会成员的医生通过西方慈善家资助，或从中国地方募集资金，开始建造医院。最初，这些医院与收容盲人、麻风病人和精神病人的中心一样，都集中在通商口岸。其他一些传教士则向中国农民介绍新的种子，以及各种新的水果和作物，也有一些投入到植树造林工程，努力使中国现已贫瘠的山地避免发生不断引起不虞之灾的严重水土流失。
传教士们通过其经书、出版物、学校和医院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虽然无法估量这种影响的程度，但传教士们确实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片新的选择空间和观察世界的新方法。在拓展家庭结构、提高妇女地位方面也同样产生了影响。早期传教士中有几个是女性，数以十计的传教士的妻子也在这个群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容闳回忆1835年遇到他的第一位老师、一个白人女性，她“躯干修长，体态合度，貌秀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颐方，眉浓发厚，望而知为果毅明决之女丈夫。时方盛夏，衣裳全白，飘飘若仙，两袖圆博如球，为当年时制。夫人御此服饰，乃益形其修伟。予睹状，殊惊愕，依吾父肘下”。⒂
然而恐惧是可以超越的。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学会了向洋人学习、与洋人共事、接受洋人的治疗，甚至与他们成为朋友。西方女性们展现了中国女性不能企求的从事公共工作和事业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传教士家庭深入到内地，她们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人的家庭生活和价值观念。她们与中国女性一起分享这些生活方式和观念，向她们介绍新的卫生观念、烹饪技术和育儿知识。她们反对缠足，同情鸦片吸食者。她们宣传宗教，提供教育，并将其视为慰藉和改变生活的源泉。其中一些更有勇气的人甚至提出重新审视社会等级和性别不平等。
后来受人尊敬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50年代年轻时期在宁波和广州任职时，就曾有过一个中国情妇，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住在中国的未婚英国人养了一名中国女人是习以为常的事”，他后来在一份秘密的法律证词中写道，“我不过为人所曾为”。⒃当他要与一位英国女士组成家庭时，他付给那位中国女子三千元，将他们的孩子送往英国，这样就不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使他难堪。西方人和中国人个入关系并非总是盛行这种双重标准。容闳娶了一个来自哈德福的美国女子，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都进入了耶鲁大学。在其回忆录中，容闳生动地回忆了他的令人敬畏的第一位西方老师是怎样一直帮助三位失明的中国女孩用盲人点字法阅读，尽其所能地将她们从将会面临的黑暗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但十九世纪末，中国妇女己经有了容闳和赫德所能预见的更多的选择。1892年，两位英文名字叫Ida Kahn和Mary Stone的年轻中国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来到美国，并获得密西根大学医学学位。但1896年，她们回到中国，开始行医。这些女性的成功，以及激发成功的信念就是献给传教士梦想的令人惊奇的酬报。
4．海外华人
在国内的几波叛乱中数千万中国人被杀或流离失所，伴随而来的就是十九世纪中期的饥荒和社会混乱。紧张的土地压力依然有增无减。到1850年，中国人口可能达到了四亿三千万，虽然1860年代一度急剧下降，但1870年代开始又再次攀升。
耕地不足导致移民向内地的迁徙，但是中国却不像同时期美国西向的移民可以直接通往大平原和太平洋海岸。中国前往西部和西北的居民来到的或是西藏贫瘠的高原，或是新疆广袤的沙漠，这里于1884年最终成为了清朝的一个省，却仍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向西南迁徙的人们则会遇到心怀敌意的山地部落，或是已经在越南和缅甸建立了王国的边境部落。数百万人选择迁往东北，首先定居在辽东适宜耕种的地区——这里是很久以前满人征服活动中的一站——接着是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再向北进入今天吉林和黑龙江省的严寒的莽莽山林。另一些人则冒险渡过海峡，加入到台湾的移民之中。台湾到1850年代已彻底允许中原移民定居和垦殖，1885年成为了一个省。还有一些人离开乡村到人口不断膨胀的汉口、上海或天津等城市里去碰运气，这里新兴的工业和对搬运工的需求提供了找到工作的机会，尽管工钱低得可怜。
人口危机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完全迁出中国，到异国他乡去碰运气。那些往海外寻觅机会的人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东南地区，通常从广州和澳门放洋出海。有的是贫穷的农民，有的是叛乱集团的逃亡者，还有一些是在清朝社会中野心勃勃却看不到发展机会的大家族子弟。大部分则是在出国前刚刚结婚，梦想有朝一日富贵还乡，能够买田置土地，振兴衰败的家业。最初，他们把希望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北部各国、美国西海岸这三个地区。
移民东南亚花销最少且最容易，很多中国人很快在稻作和打鱼的社区里定居下来，经营零售杂货和商业贸易。虽然上层的经济活动被英国人、法国人或荷兰人控制（根据所选择的地区），中国移民还是能够找到施展其经营才能的空间口他们成功地渗入到小矿产、橡胶种植和航运业。在荷兰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中国人与荷兰殖民当局签定合同，担任税务官，还为荷兰人管理鸦片垄断事务。
因为很多新的移民都来自福建和珠江三角洲，同乡关系和方言集团仍然受到重视，来自相临地区的中国人往往集聚在一起，互帮互助。三合会和其他秘密团体也滋生活跃，他们收取保护费、贩卖鸦片、赊放便宜的川资、经营妓院等。直到1890年，在东南亚地区仍很少有已婚的中国女性。尽管清政府对移民的扩大深感不安，还是于1873年在新加坡建立了领事馆，以便就近监管那里五十万或更多的中国居民。他们还试图通过买官鬻爵使富裕的移民保持对清朝的忠诚。
拉丁美洲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移民，特别是在1840年以后当地几个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反对使用奴隶劳动的呼声日益高涨，蒸气运输船使交通更为便宜，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中国人前往。例如，到1875年已有将近十万人来到秘鲁，这些人通常是受到蛊惑者和被许诺发财的传单所引诱。这些中国人并未能发大财，大多数人都去铺设铁路，在棉花种植园做苦工，或去环境特别恶劣的鸟粪场劳作。在鸟粪场，华工们在酷热的环境中工作，一天清理四五吨鸟粪，这样的工作常常导致传染病、肺病和过早死亡。有的则做仆人、雪茄工和面粉工。很多华工在未完全理解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就签订了工作合同，从签约工作的地方逃跑，若被抓获，就带上镣铐，强迫工作。很多人绝望自杀。在古巴，到1860年代有数以万计的华工在甘蔗种植园工作，条件也一样恶劣。华工并没有被视作自由工人，常常受到奴隶般的待遇。夏威夷的甘蔗和菠萝种植园的环境要略好一点，那里也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定居。
1873年总理衙门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令三个调查团报告秘鲁和古巴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容闳刚刚为天津兵工厂购买了价值十万元的枪械，又被任命为秘鲁调查团的代表。）两个调查团报告了虐待华工的惊人证据，这种虐待不只是工作状况下存在，而且从一开始招募劳工时就有了。成千上万的人明显是被骗签订了本就是欺诈的合同。很多人是被为种植园主募工的人绑架，出海以前被囚禁在澳门或广州的废船上。航程中的环境十分恶劣——每个苦力的地方通常不到六平方英尺——很多人死于航行，华工的暴动时有发生。自1876年起，主要是出于对这些报告的回应，残酷虐待合同工的行为被禁止，运输过程也获得更好的管理。
中国人向美国的第一次移民浪潮是随着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而来的。实际上，圣弗朗西斯科最初的中文名称就是“金山”。但是只有极少数中国人赶上了有利可图的淘金，大多数都是在己经被那些顽强的先驱者们放弃的矿上干了一段以后，就逐渐转向其他行业。很多人在洛杉矶至西雅图一线做市场的园丁、洗衣工，或开店。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修建1860年代加利福尼亚到犹他州大铁路的最后一段。
中国人逐渐横穿美国，向东部迁徙，在时间上紧随美国西进运动的后一阶段之后。俄勒冈铁道上的旅行者在其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第一次看到用筷子吃饭的中国人。到1880年，波特兰已经有了大量的中国人，同时怀俄明区域的山区和爱达荷州境内的蛇河沿岸的定居者数量也在增长。国内战争后，南方的种植园主招诱了很多中国人到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试图让他们耕种释放了的黑奴抛弃的土地。到1880年代后期，马萨诸塞州的制鞋厂、宾夕法尼亚的餐具厂和新泽西州的蒸汽洗衣店里已经有中国人工作，在波士顿也有为数不少的一群中国商人。
中国人在美国的定居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一开始，对中国定居者的敌意就是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在于很多来美国的中国人也与那些前往东南亚和秘鲁的中国人一样，按照他们所说，最初只是希望去干上几年就回家。这就使得中国人只是被当作旅居者，而非真正的移民。中国人以其勤劳苦干的习惯获得成功，而招致其他失败者的嫉妒，这也是部分原因。白种人普遍相信，中国人总是愿意接受比别的种族的人更低的工钱，因而全面压低了报酬。虽然那一说法几乎并非事实，但雇主们却利用中国人来破坏罢工。由于懂得很少，甚至不懂英语，中国人常常对他们自己被牵涉其中的社会和经济争端茫然无知。
由于对其习俗的陌生，西方人讨厌并提防中国人——或如很多西方人开始将其所称的“蒙古人”。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男子还留着怪异的清朝长辫。美国人还注意到华人社区里男女比例极端的不协调——1880年时有超过十万中国男性生活在美国西部，却只有三千名女性——他们不是试图去弄清其中的原因，却指责中国人不正常。中国人说话单调的语音，一些人吸食鸦片的嗜好，喜爱饮酒赌博，爱吃看起来古怪而倒人胃口的食物——所有这些使得谣言四起，说中国人邪恶、堕落。
两个方面的不幸事实使传言和指责更加疯狂。首先，正如其他地区的中国移民一样，在美国的中国人依据方言和乡土结成群体。他们主要来自广州周围一百里范围内的地区，他们来到圣弗朗西斯科后，大部分人就立即组成了由“六合堂”控制的地下组织。六合堂与中国秘密社会有密切联系，与秘密社会一样，既是保护者也是经济剥削者。敌对的华人集团经常发生帮派争斗，这使所有中国人都背上了目无法纪的名声。其次，中国人都涌入美国各地的“唐人街”——不论在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波特兰或是后来在纽约——缺少住房，成千上万单身男子的孤寂，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社会环境的压力、性挫败和疾病流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涉及住房、教育、工作机会，以及饮食问题等的反华法案都进一步驱使中国人进入“唐人街”，并且呆在那里。华人不容易获得救济。很多国家的中国人都不允许与白人对簿公堂，禁止担任公职。大多数人还不得不为获得基本的教育机会而斗争。
1849年首批华人定居后的几年内，在一些白人工人及其政治支持者的种族主义议论故意煽动下，潜在的压力爆发为公开的暴力冲突。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怀俄明州。1871年10月，两名试图干涉帮派争斗的警察被杀后，一群人洗劫了唐人街，抢掠商店，焚烧房屋，殴打能够找到的任何中国人。在市政当局制止他们以前，这群人最后杀死了九个中国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和孩子，打伤了数百人（这次圣弗朗西斯科的华人死亡人数与1870年在“天津大屠杀”中死亡的法国人和俄国人完全相等，这真是令人毛骨惊然的巧合）。十四年后在怀俄明区域的石泉，一群穷困的白人矿工首先用铲子将一名华人矿工殴打致死，接着焚烧了华工的工棚，杀死至少二十八人。同时还发生了一些较小的冲突。这些事件在西部开发中留下了不幸的一笔。
虽然总理衙门知道存在这种问题，但是不习惯于承认海外华人权利的清政府对此反应迟缓。1867年清政府任命全美国公使蒲安臣为无任所大使。次年，蒲安臣热情地解释了中国人出海到美国和欧洲的原因，这似乎回应了一个世纪前法国哲学家们最乐观的言论。“当前中国的开明政府正沿着进步的道路稳步前进”，蒲安臣告诉听众们，“现在她说：将你们的小麦、木材、煤、白银，以及任何地方的商品送给我们——我们将尽力接受。我们会送给你们我们曾经大量输出给外部世界的茶叶、丝绸和自由劳工”。他以自己如簧之舌使美国于1868年签署了保障中国人继续移民美国权利的协定。但是蒲安臣也以许诺清政府已准备饭依基督教来搪塞问题。他声称只要很短的时间，中国就将邀请西方传教士，“在每一座山上，每一个谷地树立光辉的十字架，因为她现在友善而且公正讲理”。⒄继蒲安臣之后，清政府1871年向法国和英国派遣了外交代表，1878年又向美国派遣了全权大使。
但是反华的政治压力从加利福尼亚波及到华盛顿特区。在一系列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选举战的辩论中，当务之急就是在中国流民潮成灾以前限制中国移民的论调日益抬头。1879年海斯总统恪守1868年协定，否决了每船限载十五名中国移民的法案。然而1880年清政府被说服授权美国管理中国劳工，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合理，还可以限制或延缓中国劳工的输入。1882年亚瑟总统同意将技术性及非技术性中国劳工移民暂停十年，强迫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领取特殊的登记证，禁止他们取得美国公民身份。1884年，他同意了进一步扩大劳工限制条款的法案，将劳工范围扩及小商贩和渔民，限止所有华人，不论其是否为清朝属民。
这就打破了世界上所有贫困和受压迫者——不论种族、宗教或背景——将美国视为天堂的梦想。随后继任的几位总统的行为使这一梦想更是一去难回了。1888年克利夫兰宣称，中国人“对我们宪法与法律的无知，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危害我们的和平与福社”，并签署法案，禁止暂时回中国的华工重新进入美国。⒅同年接受共和党提名的哈里森说道，他“愿意肩负捍卫我们文明的责任，摒除终究不可能、也不愿与我国人民同化的外来种族”。哈里森当选以后，任用了一个持这类观点的人为国务卿，认为中国人非但没有帮助发展美国经济，而且带来了“身心疾病的种子，贫困的种子，以及死亡的种子”。⒆此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劣等人的断言与清朝政治家在其光辉灿烂的时代对世界其他人的看法同样尖刻，也同样能够令人理解。
注释：
①转引自谢正光（译者注：Cheng-kuang Hsieh音译）：《曾国藩，十九世纪的儒将》，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3页。
②邓嗣禹（Teng Ssu-yu）和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概览，1839—1923》，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3—54页。
③前引邓嗣禹著第62页。
④容闳：《西学东渐记》，纽约1909年版，第168页。
⑤芮玛丽（Mary Wright）：《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防线：同治中兴，1862—187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3页。
⑥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起源》，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28页。
⑦邓嗣禹（Teng Ssu-yu）和费正清（John K．Fairbank）著，第47—48页。
⑧马士（H．B．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二卷，上海1910年版，第37页。
⑨前引马士著第38页。
⑩徐中约（Immanuel Hsu）；《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的外交》，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页。
⑾前引徐中约著第133—134页。
⑿龙夫威（Fred Drake）：《中国描绘世界》，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59、164—165、187、245页关于华盛顿纪念碑的记载。
⒀芮玛丽（Mary Wright）著，第252页。
⒁缪尔（G．E．Moule）：《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对欧洲贡献》，载《亚洲文会华北支部杂志》1871年第7期，第150—151页。
⒂容闳著，第3—4页。
⒃布鲁纳（Katherine F．Bruner）、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史密斯（Richard Smith）编：《在中国供职：赫德日记，1854—1863》，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232页。
⒄魏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蒲安臣与中国派往列强的第一使团》，纽约1912年版，第136—139页。
⒅韩德（Michael Hunt）：《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⒆前引韩德著第93页，引文出自布莱恩（James G．Blaine）语。
第四章 清朝晚期新的震荡
1．自强运动和甲午战争
儒家政治家们以他们的才能、忠诚和毅力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十九世纪中期的叛乱，看起来中国似乎已经能够应付新的挑战。他们举起重建大清帝国秩序的大旗，建立新的制度结构，以处理外交关系，征收关税，制造现代化的船只和武器，并教授国际法和现代科学的基本知识。事实证明“自强”并非只是空头口号，它显然是一条兴邦治国的可行途径。具有进步思想的汉人和满人同心协力，选择性地接受中国所需的知识和技术，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方面得以保持。中国也确实存在诸多复杂的问题，如乡村不断地军事化、地方财税的自治、地主的横行、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好战的外国势力在军事、外交和传教等方面的入侵。但是只要有强有力的帝国领导集团和坚定果决的军机处，清王朝也许可以重达往日的强盛。
不幸的是率领王朝自强图存的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并未出现。以同治皇帝之名所称的同治中兴时期，中央和地方积极有为，但是1875年，年仅十八岁，亲政不久的同治皇帝突然去世。官方的说法是死于天花，但是广泛的传言却是他放浪不拘的生活及在北京的声色场所任情放纵而死。当他去世时年轻的皇后正身怀六甲，但同治母亲慈禧太后召开的决定皇位继承的会议却将她拒之门外。
慈禧太后保持自己权力的惟一办法就是继续摄政。因此她立了三岁的侄子光绪即位，从而确保自己又操纵了多年政权。同治正有身孕的遗孀那年春天去世，婴儿也胎死腹中，这更保障了慈禧太后计划的成功。然而，选立光绪违犯了大清皇位继承的基本法则：光绪是同治的同辈兄弟，而不是后辈，因而不能在同治灵前执孝子之礼。慈禧太后为平息对这一点所有的公然反对，答应光绪生子后将过继给同治，这样就能执行必要的仪式了。一位深怀儒家孝义的正直大臣在同治墓前自杀，以抗议慈禧的决定，但是再无别的文人以这种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朝中大臣全都缄口不言，显然都对一位强权女性继续垂帘听政听之任之。
慈禧是一位复杂而有才干的女性，虽然在她认为必要时也会表现得心狠手辣。她是清朝惟一执掌最高政治权力的女性，后来那些认为她根本就不应该染指权力的男人指责她该为王朝的诸多不幸负责。慈禧生于1835年，她的父亲出自显赫的满人家族，但只是做了一个小官。1851年她被册封为咸丰皇帝的妃子，1856年当她为咸丰生了一儿子时，就成为他最宠爱的人。咸丰和她讨论政事，允许她阅览奏折。1860年联军入侵北京时她陪伴咸丰逃避到热河，1861年咸丰去世，她发动宫廷政变，开始垂帘听政。此后，慈禧在其儿子同治皇帝1861—1873年在位及其侄子光绪1875—1898年在位期间，一直垂帘听政。1898—1908年，根据她的命令，光绪皇帝被软禁在宫中，她就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通晓文墨的慈禧坐在帘后听那些男性大臣们的奏报，对国家事务巨细备知。她政治上保守，财政上挥霍无度，然而也支持很多自强运动者的很多图谋中兴的改创。与此同时，她又谨小慎微地保护着清朝皇室的统治特权。
外交政策问题将会成为所有决策中的首务，而正在这一形势下，1869年恭亲王处决了一个慈禧宠爱的滥用职权的太监，使慈禧和恭亲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确实是不幸的。太监权力泛滥，贪污腐败日甚，历来是王朝江河日下的标志，清朝早期的统治者们立誓永不重蹈晚明允许宦官干政的覆辙。恭亲王也许就是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再度出现，但慈禧太后却认为此举是冲着她个人的，此后就对恭亲王竭力钳制。
得力的地方大员曾国藩于1872年病殁，能干的文祥也于1876年谢世，左宗棠仍然在遥远的西北平定回民叛乱。北京的大臣们虽然仕途中个个业绩显赫，但他们因循守旧，缺乏引导中国开创新的局面的能力和雄心。自强的计划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虽然仍未中辍，但是仅凭李鸿章一己之力已独木难支了。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及完成了天津大屠杀善后谈判之后，李鸿章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他被调往北方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两项要职。在十九世纪的最后的岁月里，他给中国留下了比任何人都更深的烙印。
李鸿章的政治业绩主要在三个领域：实业、教育和外交。作为一个实业家，他在自强运动初期就为中国经济打下了基础。他努力发展各种将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企业，也包括清政府和民间商人的合作，称为“官督商办”。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李鸿章在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它打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沿海航运的统治地位。这个由李鸿章为主要股东的公司，收入主要来自承运华中至北京的漕粮。根据李鸿章的命令，1877年后天津附近的开平煤矿大幅扩大开采，使中国更多地控制自己的矿藏资源，为中国不断扩大的海军舰船提供燃料。1878年，李鸿章还在上海创建了一个大型的棉纺厂，遏止了纺织品进口不断增长的势头。
1880年代，李鸿章在天津继续建造兵工厂，为从海外购买的枪支生产弹药。不久还用采购来的美国设备，开始自己制造枪支。李鸿章还将终端在上海的国际缆线先后连接到天津和北京，接着将分线连通内地的很多大城市。他又在东北南部的旅顺建造新的码头，修建了一条七里长的铁路支线将煤从开平运到附近的水道，确保随时运往天津，供给新成立的舰队。中国的车子原本都是用骡子拉，但是1881年李鸿章的一位下属用西方的零件造了第一辆中国的蒸汽发动机，而且成功地用于运输。
李鸿章还努力推动早期的教育改革。他支持派遣一个教育代表团到美国的建议。这一想法最早由容闳提出，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朝廷批准了这一计划。1872年，年龄在十二至十四岁的第一批中国儿童——其中很多人都是福州、天津和上海的新式兵工厂和造船厂雇员的子弟——被送到美国的哈德福和康涅狄格。在那里，他们同当地的美国家庭住在一起，投入到忙碌的英语、一般课程和中文的学习中。到1875年，总共派遣了一百二十名留学生。但是在美国城市的学校和社会环境中，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要保持清政府所坚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是很难的。孩子们开始脱下长袍，穿上西式服装，有几个不堪忍受当地人的嘲弄，还剪掉了长辫子。很多人被基督教所吸引。容闳自己娶了一个哈德福的教师，就是西方社会对这些学生强烈的吸引力的最意味深长的典型事例。
但是使李鸿章的使团遭受打击的是，他们发现美国政府不愿意如李鸿章所希望的那样，挑选一批学生在完成了高中教育后，进入安纳波里斯海军军官学校和西点军校。因而1881年他勉强同意了保守大臣的决定，撤回了使团和学生。1881年8月，他们从圣弗朗西斯科乘船回国。他们在美国领土上最后的胜利是打败了奥克兰棒球队，奥克兰棒球队原本希望轻易取胜，却被中国投球手刁钻的发球打败了。这批学生回到中国后，很多人成为军队、工程和商业领域中的佼佼者。李鸿章又转而派遣学生到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拒绝让中国学生接受先进的军事训练。他还在天津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和陆军学堂。
国际社会在外交上对清朝更不友好了。在外交领域，李鸿章——有时候他依靠他自己，有时与赫德和总理衙门联合——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在1870年代，与日本交涉琉球群岛和朝鲜地位问题就是其中的两个。在这些事件中，中国无一能够主张自己的特殊权利，因为很多世纪以前形成的、彰显中国文明优越于邻国家的朝贡体制，现在已经不堪一击了。事实上，清朝对日本在此时的大肆扩张完全措手不及。这一局面始于1854年美国海军司令培利迫使日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承认国际关系和贸易的事实。开始于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在推动经济和体制改革上成效显著，日本有能力以优势的军事欺凌中国。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若非李鸿章说服朝鲜国王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从1871年起德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签订条约，1880年代朝鲜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1876年英国领事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部落所杀，李鸿章又不得不开始与英国人进行复杂的谈判。马嘉理受派遣与一支英国调查队一起探索修建从缅甸到云南的公路或铁路的可行性。在签订的条约中，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意赔偿七十万两，派遣使团向维多利亚女王道歉，增开四个通商口岸，这等于从根本上承认了清王朝的软弱。对中国较为有利的是1870年代末总理衙门和曾国藩之子、时任清朝驻英国大使的曾纪泽主持的与俄国人的谈判。根据《圣彼得堡条约》，俄国人同意废除以前的不平等条约，将自回民暴动以来被俄国人占领的伊犁部分地区归还给清朝。虽然俄国还占领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但是《圣彼得堡条约》保障中国对1884年清朝宣布建立新疆省时的西部地区控制权。
与俄国人交涉的成功助长了清朝朝中大臣错误的信心。当法国拓展殖民者1880年占领河内和海防——不顾中国宣称在这一地区的特殊权利——开始迫使中国在越南作出新的让步时，李鸿章呼吁清朝保持审慎态度。但是他的呼吁被激动好斗的满、汉官员置之一旁，他们坚持清政府在原则问题上应采取强硬立场。就在1884年李鸿章与法国人斡旋，以避免发生冲突，那些主张采取强硬措施的人却在越南和邻近的东京湾继续与法国人作战。这一地区的法国舰队司令将军队开到福州，停泊在靠近中国舰队的地方，作为对这些敌对行为的反应。
无论条约将会怎样屈辱，李鸿章还是促成了清朝与法国的谈判，因为他知道新兴的中国海军是多么脆弱。当1884年谈判破裂，法国舰队在福州开火，事实以其灾难性的方式证明了李鸿章是正确的。中国与发达的工业力量之间的差别再次昭然于世界。中国舰队的旗舰在开战的第一分钟就被鱼雷击沉。在七分钟内，大多数中国舰只被击中。一小时内，所有的中国舰只都被击沉或起火燃烧，兵工厂和码头被毁。法国战死五人，中国则有五百二十一人阵亡、五十一人失踪。虽然清军在西南陆战中打了几个微不足道的胜仗，法国人还是牢固地控制了印度支那。一年后，英国效仿法国的侵略行为，宣布成为缅甸的保护国。
李鸿章原本可以命令清朝北洋舰队去增援福州的南洋舰队，但他却选择保存并进一步加强北洋舰队的实力，同时也是用它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除了支撑李鸿章的权力和地位外，北洋舰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与朝鲜间航线的畅通。清政府新设了一个驻朝鲜大臣，留驻汉城，担负着保持与朝鲜密切关系的艰巨使命，确保朝鲜的独立不会导致中国在这个国家的保护国地位的衰减。清朝希望能确保日本不会永久插足朝鲜。1890年代，随着日本入侵朝鲜半岛意图的日益暴露，局势更趋紧张。1894年，国内叛乱的爆发威胁到朝鲜国王的统治，中国和日本都抓住这一机会派兵保护朝鲜皇室。出兵比中国更快的日本于7月21日占领了朝鲜王宫，扶持了忠于日本利益的摄政王。
就在同一天，清政府租用一艘英国运输船将一千二百名中国援军送到朝鲜。运输船被日本巡洋舰中途拦截，拒绝投降而被日舰开火击沉，生还者不足两百人。到7月底，日本登陆部队在汉城和平壤周围的一系列战斗中打败中国军队。10月，日本人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11月另一支日本军队占领了重兵防守的旅顺口，在该城大肆屠杀中国人。日军当时准备直入山海关，进军中国内地，犹如两个半世纪前多尔衮所做的那样。
尽管李鸿章竭力保存，现在北洋舰队还是面临了与南洋舰队同样的命运，甚至会对中国的自强目标产生更具破坏性的后果。由两艘主力舰、十艘巡洋舰、两艘鱼雷艇组成的北洋舰队，在9月鸭绿江口战斗中已严重受损，撤退到了严密设防的山东半岛北端的威海卫港。中国的水师提督将其舰队隐退到密集的水雷保护屏障之后，不再参加战斗。但是1895年1月，在一次精明的机动作战中，一支两万名陆军和一万名工兵组成的日军穿过山东半岛的海岬，从陆上占领了威海卫防御工事。他们将炮口转向中国舰队，与此同时用鱼雷艇穿过了水雷区，击毁了一艘主力舰和四艘巡洋舰。两名中国海军将领和要塞长官自杀。
在绝望之余，朝廷转而请已失势的恭亲王帮助谈判，局势犹如三十五年前在灾难性的《天津条约》谈判期间圆明园被焚时一样。恭亲王伤感地告诉西方外交官，他被授予的差事就像弥合被大臣们摔碎在地上的杯子。①清朝廷选择最著名的大臣李鸿章辅助恭亲王，并派他只身一人赴日本与胜利者谈判。
1895年4月最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的内容使中国遭受了惨重损失。若非因为一名日本刺客开枪刺杀李鸿章，打伤其左眼下方，在全世界面前使日本政府遭受了耻辱，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中国不得不承认了朝鲜完全彻底的独立自主，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更有利于日本将朝鲜变为自己的保护国。清政府还允诺给日本两亿两战争赔偿，增开四个通商口岸——包括长江上游四川省的重庆——并将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以及东北南部的辽东地区永久割让给日本，允许日本人在任何通商口岸区设立工厂企业。其后，俄国、德国和法国提出抗议，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的领土要求，作为交换，清政府增加了三千万两赔款，但是条约的所有其他规定得到三国承认。很多聚集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的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不畏清政府的恼怒，激烈抨击《马关条约》，要求实行新的大胆的发展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改变丧权辱国的境地。但是清朝廷似乎无动于衷。这给自强运动时代最充满光明的希望画上了一个黑暗的句号。
2．1898年的维新运动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处于寻寻觅觅而又前途未卜的状态。新、旧因素并存。在很多层面上，变革的脚步势不可挡。蒸汽轮船在长江上穿梭，上海的外滩新式大银行一线排开，军事学堂用源源印刷的西方战术和科学教材训练年轻的军官，奏折通过电报闪电般地从各省传到军机处。西方列强在一系列的胜利后，巩固了在中国的地位，开始在这个国家大力投资，特别是在矿产、现代化通信和重工业领域。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不仅深刻，而且加剧了自强运动中业已出现的紧张局势。
很多显著的变化都是出现在通商口岸和外国租界区。即使是最富于进取精神的外国商人对中国乡村的渗透也很缓慢，在几乎所有活动中，西方人都依赖中国商人做媒介——即所谓买办——通过传统的贸易和流通渠道为他们的产品打开市场。对于大多数富足之家的年轻子弟而言，教育模式仍沿袭不变。他们诵读儒家经典，努力获取当地的生员资格，然后进一步考省里的举人和最后参加国家的进士考试。在城镇和乡村，女孩子们仍然很少有机会得到正规的教育，她们仍然缠足，仍然听命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土地耕作上，播种和收割仍然是手工操作，用人力将产品运至市场出售。外国人——假如有幸被看到——仍被视为异类或是威胁。中国驻外的外交官对此任命不以为荣，而且回国后还常常受到歧视，被迫早早地致仕。
传统与变迁确实在相互渗透，只不过它通常是长期而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中国农民顺应国内对烟草或棉花这类经济作物新的需求，可以比以前获得更多的收入，但也更容易受当地市场波动的影响。茶叶和丝绸生产者更须适应世界市场，世界价格的波动会突然导致市场行情莫名其妙的枯荣变化。日本和美国机器纺织的精密技术要求更为平滑的生丝，这就意味着那些世代直接用茧手工纺丝的农民家庭面临着自己产品需求的萎缩。印刷出版技术的进步和新的城市读者群的增加推动了报刊杂志业的发展。它们把政治评论介绍给读者，刊登健康美容产品的广告，为每一个人灌输着新的选择意识。中国只不过置身于众多国家之中的观念逐渐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因而也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没有男女公民也就没有国家。中国第一批定期发行的报纸开始宣扬这些观点，这也是学者们回应深受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所到来的羞辱和打击的方式。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岁月里，广泛传播的一句简洁而深刻的话，使那些担心自强运动的价值观的学者们吃了定心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渐简称为体用思想，这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痛苦波动的彷徨之后，从文化上确保了自己的取向。它以中国道德和哲学观念内在的基本结构使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并更赋意义。如果坚持这一信念，中国将能够快速而大量地接受各种西方实用技术，并聘请西方的顾问。
体用思想最受儒家大臣张之洞钟爱，他曾经是中国保守派中强烈主战的人物。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差不多十八年，政绩显赫。他可能是继李鸿章之后最有成效的地方改革者。张之洞大力推动修建汉口到北京的铁路并获成功——向国外贷款——还在湖北东部建成了中国第一个融采煤、冶铁和炼钢于一体的汉冶萍矿区。然而，他不断强调循序渐进地改革的必要性，反复宣称要坚持儒家传统道德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念，以迎合慈禧太后及其辅政大臣。
很多最优秀、最有成就的中国年轻一代儒士获悉了《马关条约》的内容后群情激奋地联合起来，向皇上上了一道万言书，敦促朝廷继续抗日，并要求实行更广泛的经济、工业和行政管理改革，这与张之洞的体用主张是相呼应的。这些人于1895年春天集聚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在其中协调组织的是两位胆识过人的学者——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是来自广州的三十七岁的杰出经学家，他声名远闻，但是也因为他对儒家学说不拘一格的阐释而招致了非议。在早期的著作中，康有为凭借其丰富的经学知识，试图证明孔子并不反对社会变革，儒家思想并不否定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基本理念。在这一点上，康有为受到了十九世纪早期中国“公羊学派”学者的影响。第二个学者梁启超是年二十二岁，是康有为的学生。他以前就积极参与地方的学术活动，新近又成立了一些全国性的社团，提倡迅速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他的激进主义主张，他与康有为一样，也希望考中进士，追求这条通向上流社会的无上荣耀的道路。
康有为也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有浓烈的救世情结，他把自己视为能够拯救中国百姓的圣人。他游历香港和上海，考察了那里的西方技术和城市发展状况，同时阅读了物理学、电学、光学等书籍，使他更坚信了体用结合的理论。梁启超也受到了其信心和激情的熏染。万言书在心怀顾虑的大臣们相互踢了一圈皮球之后，终于上呈给光绪皇帝御览了，康、梁等人欣喜若狂。现年二十四岁的光绪皇帝刚刚从在已修复的圆明园里过着半引退的生活的慈禧太后的阴影下解脱出来。他对改革有着强烈的兴趣，被康有为、梁启超及举子们的万言书所打动。
1895年的“公车上书”提出了很多中国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们正深感困惑的问题。他们写道，中国需要一支装备西方火器和大炮的现代化军队。为了发展国家的工业基础，朝廷应该号召有技能的东南亚华人回国。应该提高税收，发展国家银行系统，建立铁路网络，建造商业船队，成立现代邮政系统。中国应该通过培训学校来提高农业品质，设立培训中心，鼓励创新，激发出使美国的发明家们每年提出一万三千余项专利那样的创造才能。应该发展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定居计划，以将每年成千上万的、有生产能力却不断流向海外的中国移民吸引回来。以前只有像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这样的叛逆者才公开赞成这样彻底的变革，但是现在中国最优秀的儒家青年们也提出了同样的思想。
这些执着的改革者们要求用人们可以接受的传统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收效甚微。虽然年轻的光绪皇帝似乎有意于改革，但却没有实权。其他保守大臣把这些建议奏折安全地封存起来，束之高阁。但是到1890年代，变革的呼声不再局限于这些比较正统温和的渠道。像年轻的孙逸仙这样的改革者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孙逸仙出生于广州地区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没有康有为的家庭所拥有的教育和地位。像东南地区成千上万的贫穷的中国人一样，孙氏家族中一些人在十九世纪也移民海外。其中两位死于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潮，其他的定居在夏威夷。1880年代孙逸仙投奔在夏威夷的哥哥，在转到香港的医学学校以前，他在教会学校里读书，学校给灌输民主共和政治的思想和基督教教义。文化上的中西结合，加上雄心大志，以及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切忧患，使孙逸仙于1894年向总督李鸿章上书，为中国的国防和发展献策。李鸿章正被朝鲜和其他地区危机搅得心烦意乱，没有理会他的上书。
孙逸仙深感失望和挫败。而英国政府认为他所受的医学训练还不足以在英国的领地内执业行医，中国人似乎也并不看重他的医术。结果孙逸仙于1894年末在夏威夷组织了一个秘密协会，叫兴中会，立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从他的哥哥和其他朋友那里募集了一些资金，1895年他来到香港，试图联合广州附近的秘密会社，发动武装起义，向全国发展，并推翻清王朝。由于组织不力，保密不严，加之缺乏武器和经费，计划被清朝当局发觉，当地的一些首领被处决。
孙逸仙从香港逃到日本，最后来到圣弗朗西斯科和伦敦。在伦敦，他住了下来，并开始广泛阅读西方政治和经济理论。1896年清朝驻伦敦领事馆的职员笨拙（却几乎成功）地策划了一次绑架，想将他押送回国审判并处决，他的研究也因而中断了。这个戏剧性的故事被西方媒体广泛宣传，孙逸仙也成为了一个著名人物。孙逸仙再次回到东方，并在东南亚和日本建立了一系列基地，继续通过秘密社会和自己的同志筹划反清政变。
孙逸仙在那些生活动荡，敢于冒险，不太效忠清朝，经历了海外生活酸甜苦辣的中国人中寻求支持。其中的一个支持者是宋查理，他的几个孩子后来都在二十世纪中国政坛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宋查理生长于中国南方的海南岛上的一个打鱼经商的家庭。宋查理离开海南岛，到爪哇与亲戚一起生活，1878年又乘船来到波士顿，在一个中国商人家庭当学徒。宋查理厌倦了那里的生活，又跑去航海，在美国税务机关缉私船当了船员，最后由船长介绍给几位慷慨的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他们将他送入大学，准备做一名传教士。1886年他回到中国，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传教士，但他发现这并不光彩，而且收入菲薄。1892年将精力集中到为西方传教士印刷和分发传播《圣经》上，发了大财。不久，他的业务扩展到用西方先进机器生产的面粉厂，搬进了上海郊区一所舒适的洋房。就在这时，他通过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开始给孙逸仙的非法组织提供经费。
到1890年代后期，随着对外国了解的日渐增多，中国人可以广泛地认识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华盛顿、拿破仑和彼得大帝等的政治模式。
中文报刊和以古讽今的书籍广为流行，赞颂西方历史上的思想家，将波兰、土耳其和印度的事例作为中国的借鉴，他们各自都曾被人瓜分，经济荒毁，政治上受压迫。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纷纷提出在华特殊的经济和居留权利——通常称为“势力范围”——将清朝推向更为危险的境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光绪皇帝在治理国家上无疑会比他以前的皇帝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他一直学习英语，坚持自视为独立的君主，以国家利益为行动准绳。1898年7月至9月间他颁布一系列不寻常的诏书，这段时期被称为“百日维新”。虽然大多数诏书都是根据自强改革者和1895年公车上书提出的建议拟定的，但是以前从未有过皇帝主动参与、积极支持，上下一致推行改革的现象。
光绪皇帝要求在清朝国家生活的四个主要领域进行改革。在改革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方面，他下令废除“八股文”这一束缚科举制几个世纪的、高度教条化的形式。他还提出书法和诗赋不再作为区分考生等第的标准，而代之以与安邦治国关系更为密切的问题。在教育领域中，他还下令扩大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部，将旧式学堂（连同不必要的乡村私塾）转变为传授中西学术知识的现代学校，开设职业技能课程，学习采矿、工业和铁路。在经济发展更广泛的领域中，光绪皇帝要求地方官员在商业、工业和农业方面实行改革，增加茶叶和丝绸产量以供出口。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管理茶叶和丝绸的产销，以及矿产和铁路，户部负责拟定全国全年的财政预算。
光绪皇帝还要求增强军事力量。海军的军费很多曾被用于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还包括一艘供她赏湖的大理石“船”。现在，通过海外采购和自己建造，又组建了一支有三十四艘现代化战舰的舰队。军队按照西方模式实行标准化的训练，地方团练的训练和纪律也有了提高。光绪皇帝甚至许诺，要带着慈禧太后到天津检阅新式军队。最后，他试图通过整顿吏治、简化程序，提高官僚机构的效能。他裁汰冗员，将一些官员调至新成立的经济计划官署供职。
在这一改革计划的推行中，作了几个重要的人事变动。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逐渐失势的李鸿章现在被调到总理衙门。光绪自己的老师因为改革上趋向保守而被解职。几名改革派思想家（包括康有为）被任命为军机处或总理衙门要员，以便参与机要，能直接上奏折给皇上。康有为获准进见皇上，呈上两部关于历史分析的著作：一部是关于波兰命运的，另一部是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胜利。但是很多大臣对光绪的改革计划抱有偏见，认为它有害于中国的长远利益，并将毁坏中国内在的价值观念。光绪错误地以为他的伯母慈禧太后会支持他的新中国的蓝图，帮助他压制反对派。事实上，她却为一些会威胁和削弱清皇室地位的改革措施而担心，害怕支持光绪的改革派会危险地屈从于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和影响。
虽然获得的证据前后不一，一些改革者似乎还是担心可能发生反对皇上的政变，他们因而与一些统军的将军接触，希望争取他们的支持。当这一计谋被慈禧太后获悉时，1898年9月19日她突然回到紫禁城，局势顿时逆转。两天后，她下懿旨，声称皇帝请她继续摄政。她将光绪软禁宫中，逮捕了六名激进的改革辅臣。在对其进行模棱两可的阴谋罪行指控以前，慈禧就下令将他们处决了，使改革党和在中国的洋人们大为惊惧。康有为在政变前被安排离开北京，但是他的弟弟却在牺牲者之列。朝廷悬赏他的首级，康有为被一艘英国船只安全地送到香港，接着他取道日本，然后去了加拿大。梁启超也逃离了中国，开始流亡生涯。他和康有为的改革梦想，虽然打着建立新中国的旗帜，又有皇帝亲自统筹实施，但还是灾难性地结束了。
3．民族主义的三个面向
1898—1899年间，作为帝国主义扩张浪潮的一个部分，外国列强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欺压和凌辱。德国借口他们的传教士受到攻击，出兵占领山东的港口城市青岛，宣称拥有青岛周围农村的采矿和筑路权。英国则接管了山东半岛北端的威海卫港（三年前清朝舰队在这里没有起锚就被日军击沉），强迫清政府将香港北边九龙半岛大片肥沃的农田租借给英国九十九年，英国将其称为“新界”。俄国也出现在东北，占领了旅顺，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工事。法国宣称在与越南交界的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及海南岛拥有特殊权利。已经独霸了台湾的日本又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并加强对华中地区的经济渗透。美国则向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所有国家都不能拒绝其他的国家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通过道德的影响减缓中国被瓜分豆剖进程，但各国并没有达成一致支持这一政策。一些中国人开始担心——也确实足堪担心——他们的国家将会被瓜分。
在仇视和忧虑的气氛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开始在中国滋生。其表现形式众多，综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民族主义。对于汉人而言，其中寓含着急迫地重新认识与外国势力和满入关系的情绪。它也包含着中国人民团结一体，谋求生存的相应思想。我们可以从三个事例看到这一现象的日增月长：1900年的义和拳暴动、1903年邹容《革命军》的出版、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1898年，义和拳作为一股势力开始在山东西北部地区出现。他们的名称和威武的仪式来源于前些年在山东南部流传的各种秘密社会和自卫团体，主要是在西方传教士及其信众的刺激下出现的。一些拳民相信自己刀枪不入。他们杂糅了民间信仰、通俗小说和街头戏剧中的因素，制造了众多的生灵和保护者。虽然他们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但是义和拳吸引了被洪灾和随之而来的旱灾逼得走投无路的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他们开始要求取消中国基督教徒享有的特权，并开始袭击信徒和传教士。到1899年初，他们捣毁或偷窃了中国基督教徒的大量财物，在山东和河北交界地区杀死了几个信徒，惊慌失措的外国人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拳及其支持者。义和拳则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不久将其编为琅琅上口的打油诗，其中的一些被作为墙头标语张贴在义和拳的坛口或街角：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父母产。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②
1900年春天——这是他们的首领预言的新的宗教时代诞生的一年——义和拳急剧扩大。也许百分之七十的拳民是贫困农民、男子和青年。其余则来自行商小贩工匠艺人等，这与以前很多反清起义情况一样。在义和拳的队伍中，有小贩、人力车夫、轿夫、运河船夫、皮匠、磨刀匠、理发匠等，还有一些是遣散的士兵和私盐贩。义和拳中还有妇女组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红灯照”，这些女性的年龄通常在十二到十八岁，她们是用来对付中国女性基督教徒的。义和拳相信，女性基督教徒会腐蚀男性拳民的力量。在女拳民中，最著名的是“黄莲圣母”，她是一个贫困的船夫的女儿，曾经做过妓女，人们相信她有神奇的力量。其他的女子被编队，组成“沙锅罩”，她们用罐子给义和拳队伍提供伙食，据说这样每顿饭后会精力倍增。
在尚没有统一协调的领导核心的情况下，6月初，义和拳各股势力开始向北京和天津进发。他们头戴红、黑或黄几色头巾，绑着红色裹腿，手腕上系着白色咒符，服装五颜六色，在大街上游荡。他们摧残——有时甚至杀害——中国教徒，甚至是那些拥有灯、钟或火柴之类洋货的人。义和拳还杀了四个法国人和比利时工程师，以及两位英国传教士，拆掉铁路，烧毁车站，切断电缆。强有力的地方官员们也和朝廷一样态度动摇不定，有时派军队迎击义和拳，保护洋人，有时候似乎又宽恕甚至支持义和拳排外的“忠诚”。
6月17日，列强军队从清军手中占领了大沽口要塞，以便一旦战争全面爆发，就掩护部队登陆。两天后大沽口战斗的消息传到北京，德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门会见时被枪杀于大街上，义和拳包围了外国使馆区。慈禧太后现在认可义和拳是一支忠诚的民间武装，1900年6月21日，她签署“宣战诏”，抗击列强，诏书写道：
彼乃益肆袅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③
义和拳现在有慈禧太后和满人大臣明确的撑腰，不断地袭击教会和洋人。山西、河北和河南的袭击行为特别激烈，其中最猛烈的袭击事件发生在山西。山西总督满人毓贤将传教士及其家属都召集到山西首府太原，答应保护他们不受义和拳袭击。但是一旦他们到达太原，他却下令将所有四十四名男女（包括儿童）全部杀害。
义和拳暴动示意图（1898—1901）
在北京，外国外交使团及其家属撤退到设防的地区，主要有英国、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的人员，他们用家具、沙袋、木料和床垫等设置起临时的路障，仓促防御。如果义和拳被更好地组织起来，并有大量清朝的正规军参加袭击，西方人确实可能无一能幸免。但是袭击行动并没有组成协调一致的力量，现代化的清军也置身事外，华中有实力的总督如张之洞，踯躅观望，拒绝将其新式军队投入冲突。
1900年8月4日，主要由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和法国人组成的大约两万人的远征军，在复杂的联合指挥结构的指挥下，离开了天津。义和拳的抵抗很快被粉碎，清朝的几位主要将领自杀，西方军队进入北京，于8月4日解除了义和拳的包围。当他们从东方进入这座城市时，慈禧太后和她的侄子向西逃离了北京，在渭河河谷城市西安建立临时都城。新到的德国远征军首先参战，经过一番苦战和与流亡朝廷及李鸿章（再一次充当不可或缺的斡旋者）的复杂谈判，于1901年9月签订了正式的和约，即著名的《拳乱协定》。[即《辛丑条约》——译者注]
在该条约中，清政府同意为死去的两百多名西方国家的士兵树立纪念碑，取消发生过暴力排洋事件的城市各级科举考试五年，禁止中国进口各种武器两年，允许外国派遣常驻军并修筑永久炮位保护使馆区，将总理衙门改为名实相符的外务部，处决领头支持义和拳的人，包括山西总督毓贤。他们还同意赔偿外国的生命财产损失四千五百万两（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合六千七百万英镑，或三亿三千三百万美元），在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只有二亿五千万两的情况，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中国将用黄金偿付赔款，在1940年11月31日分期偿清所有债款以前，将支付4％的利率。加上所有的利率，中国三十九年间赔款总数几乎将达到十亿两（准确的数字是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1902年l月，慈禧太后和她的侄子光绪皇帝乘火车从西安回到北京，正逢七十八岁的李鸿章病故。慈禧重新住进被外国远征军充当总司令部达一年多的紫禁城。这个月底，显然是出于真诚的和解姿态，她在宫中接见了外国外交使团的高级成员，2月l日，做出前所未有的举动，为外交官的夫人们举行了招待会。但是仍然不许光绪皇帝扮演公开的政治角色。
两位流亡的改革者——孙逸仙和康有为——1900年都曾试图利用义和拳暴动之机，各自发动对清朝的袭击。康有为于8月在湖北和安徽，孙逸仙于10月在广州东部的惠州起事。康有为的目标是恢复光绪皇帝在立宪君主下的权力，而孙逸仙则想建立中国的共和制。两人的计划都没有足够的经费和很好的协调，都被清军轻而易举地镇压了。
现在抗议的形式又回到了著书立说。最为铿锵有力的是一位叫邹容的十八岁的学生，他的著作提供了研究民族主义新形式的第二种范例。邹容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益增多的赴日本留学的青年之一，由于对日本实力的敬畏，这些学生试图考察其根源。邹容对清政府在这个危机的时代表现出的明显的无能日感失望。像以前的秘密社会和太平天国领袖一样，他强烈谴责清政府，但与以前的那些反叛者不同的是，他不只是用口号，而是认真起草了控诉清政府的长篇文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从日本回国后，住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区，根据与治外法权相关的复杂的法律协议，租界居民要服从西方司法管理的联合法庭。这些居民可以写作并传播其著作，而由清朝官吏和警察管理的普通城镇的居民不可能得到的自由。
邹容在其不长的著作《革命军》（1903年）中集中表达了反清思想。他用慷慨激昂的语言，号召汉人同胞反抗满人的束缚，掌握自己的命运。邹容说，汉人成为了奴种，曾国藩这样的人镇压太平天国，远非英雄，而是满人的奴仆和自己同胞的屠夫。汉人应该学习西方的榜样，如果人民能够觉醒，团结战斗，就能推翻国内的暴政，使国家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正如邹容所写：
吾不惜再三重申详言日“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到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凌辱，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皇帝神明之汉种，今倡革命独立之原因。”④
他强烈呼吁汉人同胞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尔有政治，尔自司之；尔有法律，尔自守之；尔有实业，尔自理之；尔有军备，尔自整之；尔有土地，尔自保之；尔有无穷无尽之富源，而须自挥用之。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资格。⑤
这些挑战性的呼吁，加上邹容敦请选举议会，给予女性平等权利，保障出版和集会自由等要求，读来令人回肠荡气。这份小册子广泛传播，孙逸仙敏锐地将其作为攻击态度更为保守的康有为的手段，印发了数千份给他的圣弗朗西斯科和新加坡的支持者。清朝官员向上海的西方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其交出邹容以及与他合作印刷和传播其著作的作家和记者。西方人拒绝了清朝的要求，1904年在上海联合公廨以传播煽动性著作的罪名受审。他被判刑两年，而清朝法庭则会立即判处其死刑。犹如命运残酷的作弄，邹容幸免了在清政府手中受辱并痛苦死去，却于1905年病死于狱中。虽然他年仅十九岁，还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
在邹容受审讯期间，另一波抗议外国虐待华人的浪潮正在酝酿。自从美国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和强制签署了条约，美国人采取了很多针对中国移民的敌对行动。美国财政部移民官员闯进美国城市的华人家中，声称检查登记证，残害和驱逐更为普遍。抵达美国港口的华人——包括应邀前来参加圣路易市博览会的代表这样的高级来访者——都会受到粗暴对待，甚至虐待。当美国的排斥政策扩及到夏威夷和菲律宾的中国居民，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到1905年，一种新的回应正在中国发展着，亦即民族主义情感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新近成立的清朝外务部，在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敦促下，对美国虐待华人的行径深感愤怒，拒绝与美国重新签订移民条约。为了声援中国的立场，1905年6月，广州、上海、厦门、天津以及其他地方的商人宣布联合抵制美货。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抵制活动，特别是1880年代汉口商人的抵制行动，但是都没有这样广泛并赋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虽然美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一些清朝地方官员也介入了，特别是中国北方的一些通商口岸，但是抵制活动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广州和上海很有成效地发展起来。清朝廷最终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发布公告，反对这一行动，但是因为在很多城市，公告都被倒着贴，中国的抵制者们正确地猜测到朝廷对禁令的矛盾态度。在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华人的资助及中国学生——很多是最近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爱国热情的支持下中国商人拒绝经营美国的香烟、棉花、煤油和面粉等商品。直到9月底，联合行动逐步分散，贸易渐渐恢复正常。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不像义和拳暴动或邹容充满激情的言词那么激烈，但是试图通过联合的经济行动来回应民族屈辱的行为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种新的民众运动的出现。
4．新兴的力量
中国民族主义的日趋强烈和复杂只是反映了晚清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新的探索。或许除了那些在远离城市的农村按照传统的方式辛苦劳作的人，每一个中国人都开始受到经济、政治、教育和社会压力的冲击。然而，即使这些贫困的农民也知晓，如果新的改革付诸实施，税收将要增加，他们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聚集抗议，都被清军或新成立的警察部队野蛮镇压。海外留学生、妇女、商人和城市工人等那些一度被忽视的人在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
在1880年代清政府从美国的哈德福和康涅狄格招回官派学生团后，新一批中国学生又前往欧洲，目的地通常是英国和法国。严复是这次留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860年代他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7年派往英国，进入朴次茅斯和格林尼治海军学校，在那里学习海军技术。尽管受到德国的强劲挑战，但英国的海军技术仍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他还花大量时间考察西方司法实践，广泛阅读西方政治理论。在这一领域，他逐步对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产生了兴趣——就是那些试图将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用于说明社会组成要素的命运的人。
这些理论宣扬“适者生存”，物种若要避免灭绝，就要作出创造性的适应，对中国人而言，虽令人伤感，但它似乎与中国的处境若合符契。严复翻译的这类著作广为流传。严复1879年回国以后在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1890年升任总办。在履行诸多职事之余，他着手翻译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弥尔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虽然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业生涯中他常常郁郁不得志——极度的沮丧使他染上了鸦片烟瘾——然而严复还是竭力给中国学生以思想的启迪。
1905年清朝廷下令废除传统的儒家科举考试制度，对年轻人而言，在知识和学术上成功的道路更为宽阔了，也出现了更多新的选择机会。一个叫周树人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笔名叫做鲁迅，就是被这些新的潮流所吸引。鲁迅最初在浙江当地的儒家学校里读书，在十多岁时阅读了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作，后来加入到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潮之中。日本像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着中国的年轻人。赴日本留学比美国和欧洲更便捷，更便宜，两国文字相类，服饰或饮食文化差异不大。1894年日本打败中国以后成了引人注目的典范，1904年它又将旅顺的俄军击溃，于是更加令人向往。日本人引入君主立宪政体的方式使立志改革的中国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日本的书刊上中国人开始发现一些日本人新近创造，用来表达从西方引进的重要概念的新词汇，如“人权”、“宪法”、“民主”、“代表”、“议会”等。因为日本在自己的文字系统中使用汉字，这些新造的文字可以转换成浅显易懂的汉字，虽然事实上用在这些新词里的汉字在中国理解常常与其新的含义相冲突。在面对西方无法抗拒的力量，中国传统的“体”日见脆弱之时，日本的法律和医学学校、军事院校、政治学和经济学系科——所有这些似乎都可以给中国人提供新的希望。
1905年鲁迅正在日本学医时，从幻灯片中看到，得胜的日本人在一大群无动于衷的中国围观者中处决一个所谓的中国奸细，使他深受震动。他决心弃医从文，他相信这有助于唤起中国人民对自己处境的认识。鲁迅想，中国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如此混沌，也就几乎顾及不上中国人身体的健康了。他着手将欧洲和俄国的社会现实主义著作翻译成中文，以便使中国的学生了解过去半个世纪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重大问题。
虽然很多中国留日学生受政府资助，从技术上说如果行为不当就可能被遣返回家，但是清朝当局对成千上万的留日学生的管理是十分松散的。在这些情绪激动、精力充沛的人中，孙逸仙要为他的反清组织招兵买马并不困难。1905年他将自己的革命组织与一些其他的激进团体联合，成立了“同盟会”。当学生会员完成学业，同盟会就将其派遣回国，在中国筹备最终的武装起义。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融合了孙逸仙的共和思想——他在欧洲研习和后来的阅读中形成的——与平均地税、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理论。孙逸仙大胆的革命激进主义比康有为保守的君主立宪和保护光绪皇帝的主张逐渐更受关注。
留日的学生中有很多女性，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虽然一些中国的革命者仍然带着缠足的小妾到日本，还是有很多独立的年轻女性在父母和兄弟的鼓励下不缠足，并争取获得充分甚至先进的教育。答应提供住所和经济援助的未嫁的姐妹、发誓要娶有一双不时髦的大脚的年轻女子的男性群体，以及积极鼓励她们追求知识的学校给予了她们道德和社会的支持。这些女性在著名的西方人物中找到新的榜样，如圣女贞德、罗兰夫人、南丁格尔、碧雪等。她们的传记在杂志中翻译并反复刊行。还有一些像俄国的佩若夫丝卡亚那样的新典型，她成功地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虽然她被捕遇害，但因其面对专制暴政不屈不挠的勇气而成为典范。
虽然规模仍然很小——到1909年整个中国只有大约一万三千名女孩上学，几百名到海外留学——对于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来说，这是逐步培养文学才干，谨慎地回应中国积弱状况和家庭生活限制的时期。与作家鲁迅来自浙江同一地区的秋瑾树立了一个革命女性的生动楷模。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年轻时嫁给一个她并不喜欢的商人之子，在突然离家出走以前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1904年她独自东渡日本。在日本她卖掉首饰养活自己，并得到朋友的帮助，她开始广泛学习西方科目，公开宣扬改革的重要性。
秋瑾被吸收到了孙逸仙的同盟会，她偶尔喜欢身穿男装，并且试制炸药。1906年，她回到中国，在浙江的一所小学里做了一名思想激进的教师，并保持着与同盟会会员的联系，还会见当地秘密社会成员。她经常进行军事训练，跨马驰骋，这就不可避免地招来了小镇居民的非议，但是她仍然我行我素。1907年7月，就在她任教的学校，她为了响应安徽的革命党同志，试图发动反清起义。当地军队稍费周折就将她逮捕，草草审讯后就处决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短暂、不幸而无所成就的生涯，然而她树立的榜样却赋予人们面对国家挫败时的勇气和动力，激励别的中国女性继续为政治自由而斗争。
在这一时期，中国商人的商业领域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已经说到清朝的自强运动政治家们试图通过发展官督商办来拓展中国的经济基础，在造船和采矿等领域，其中一些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叠床架屋的管理和资金匮乏拖了后腿。到1890年代又发展出更有利可图的所谓“官商合办企业”。很多官商合办的企业都是由上海官员，或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起创办的，包括几个新式的纺织厂，拥有五十万或更多的资本。资金由富有的官员联合当地的士绅和商人筹集，虽然有时候商人基本上是在地方官员的逼迫下“捐献”的。从这一行为的基础上再推进一小步，地方官员就成为独立的企业家，或者就是一些富裕的地方人士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发展工业。曾国藩的女婿聂缉规是一个大臣，他投资了新式的上海棉纺厂。聂缉规的两个儿子能说英语，不再担任一官半职，成为著名的资本家，1904年为这个家族赢利十万余两。
由于清朝廷、北京的官僚、各省官员和商人各有自己的利益，事实证明不可能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成功地建立一种协调的经济政策。然而，朝中的一些大臣们还是朝着这个方向作了努力。例如光绪的兄弟醇亲王在其履行为义和拳暴动的屠杀事件向西方各国政府致歉的使命时，会见了大量海外的中国商人。他回国后积极支持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推动，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与原有的六部和外务部同级。商部有四个主要的部门：一个管理贸易（包括专利权和专卖），一个管理农业和林业，一个管理工业，另一个管理审计（包括银行、商业事务、度量衡、商业诉讼）。
同时，政府鼓励成立商会，以期促进中央对商人的控制。清朝似乎没有认识到商会也可以加强商业领域中国人的地方独立自治意识。1903年，上海商会从传统的城市商业行会、本地钱庄以及新兴的富裕企业家中吸收成员，正式成立，虽然它仍旧由来自浙江宁波的金融家把持。广州的商会由于当地人不愿意受朝廷控制而成立得较慢，但是到1905年它已经成为一股经济势力了。这两个地方的商会在1905年领导联合抵制美货的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像越来越富裕的东南亚华商一样（美国和加拿大的华商则稍逊一筹），他们也开始投资中国的企业或利用别人投资。
这些新式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也如外国资本主义那样，成为了城市工人生活动荡的渊薮。一些零散的记载使我们得以一窥这些工人的反应。在清朝早期，曾经发生过像景德镇的瓷窑工人和大运河上漕船的纤夫那样的罢市和罢工。但是一个二十五岁的美国推销员1897年在上海为温契斯特公司写的一封信显示，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城市的紧张关系正不断强化，外国人也迅速地卷入其中。
作者描述了1897年3月底上海工部局决定将手推车苦力的税收从每月四百文提高到六百文（按照当时的汇率是从二十五美分增至二十七美分五厘）。苦力们起来抗议，开始组织发动，于4月1日将所有手推车拉上大街。当几天后一个苦力独自一人拉着装满垃圾的手推车，试图穿过法租界到英租界时，一群工人将其痛打一顿，并捣毁了他的手推车。一位前来帮助被打苦力的警察也遭到殴打。在俱乐部里的西方人看到警察遇到了麻烦，于是前来帮助，骑警们想骑马去援助，但是由于他们的马受到人群的惊吓而被迫下马。苦力们从附近的墙上拆下柱子和砖块与手持佩剑的警察搏斗。不到二十分钟，一艘载着西方志愿者的英国炮舰赶到现场，并拉响四声汽笛，苦力们被驱散，留下三名被打死的同伙，另有两名警察被打伤。三十分钟内，“蓝夹克”从几艘外国船只上赶到，控制了关键的桥梁和公共场合。街上重归平静。工部局决定将增税时间推迟到7月。⑥
到1890年代，汉口的现代工厂在张之洞的主持下得到迅猛发展，工人超过了一万人。外国居民的增加和新的外国租界的开设加剧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劳动环境恶劣，工资低廉，居住环境糟糕，而农村工人为了寻求长期或临时的工作，涌入本已拥挤不堪的城市。1905年铜矿罢工，1907年铸币厂雇员也罢工，1908年成千上万的街头店主、小贩、摊主与零售店雇员也举行了罢工。在中国其他的大城市，新式的棉纺厂、水泥厂、烟厂、铁厂、造纸厂和其他工厂也方兴未艾——且常常有外国资本参股——剥削和动荡也必将与这一切相伴而来。
大多数人尚未觉察到这些工业领域的抗争有着更具普遍意义的模式，但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消息在东亚地区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与孙逸仙关系密切的日本激进分子将中国与俄国作了新的类比，促使孙逸仙与俄国革命人士接触。正如一位日本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中国和俄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独裁政府，他们的暴力统治使自由无立足之地。解决的办法显而易见：“为了文明的进步，必须推翻这些独裁政府。”⑦
注释：
①马士（H．B．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三卷，上海1910年版，第35页。
②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义和团暴动的起源》，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300页。
③珀塞尔（Victor Purcell）：《义和团暴动：一项背景研究》（修订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25页。
④邹容著，鲁斯特（John Lust）译：《革命军：1903年中国的一本民族主义小册子》，海牙1968年版，第122页。
⑤前引邹容著第126页。
⑥布鲁尔（W．H．Brewer）文件，耶鲁大学档案室l/6/185/18卷。
⑦贾士杰（Don Price）：《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15页。
第五章 清朝的覆灭
1．清朝立宪
1860至1905年间，清朝廷和各省官员都试图广泛吸收中国所需的西方技术和思想：大炮、轮船、电报、新式学校、工厂、商会和国际法等。虽然其关注的重点不断变化，但其目标一直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因而义和拳暴动失败后，清政府开始吸纳似乎是西方列强精髓的宪政体制的要素。
1850年代，徐继畬等官员就特别推崇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度的适应力与公开性，所以清政府最初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就选择了美国。另一些学者被法国革命的政治理念所吸引，并对法国在十九世纪的急剧扩张深为感佩。但是因为共和的思想无异于自掘坟墓，所以不可能合清朝廷的胃口，他们也开始认真地考察既能强国，又能维护王朝命运的君主立宪制的各种模式。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和军事强国的英国是理所当然的榜样了。另一个榜样是迅速崛起于世界的德国。第三个也是最活生生的榜样就是日本，它在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后不到二十五年就全面改变了其经济、工业、军事以及整个土地制度的面貌。日本在1894年中日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就是这些变革增强了日本国力的最惊人的证据。
立宪改革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就是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由亲王和大臣组成一个小型考察团——包括三位满人和两位汉人——准备前往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意大利考察他们的政体。激进的汉人民族主义者认识到，该考察团的使命将有利于巩固清朝的地位，今后要推翻清朝就不可能了。这令汉人民族主义者很沮丧。其中的一些人采取恐怖手段，试图阻止清朝这次变革的新举动。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学生想在载着宪政考察团的火车9月份离开北京站时炸毁它。炸弹没有准时爆炸，神情自若的刺客被处决。但他确实炸伤了两个考察团成员，考察行动推迟了四个月，直到任命了取代受伤者的新成员。
重新组成的考察团取道日本赴美，1906年1月抵达华盛顿特区，然后前往欧洲，在那儿一直呆到春天。他们返回中国后，向慈禧太后建议，实行某种形式的宪政改革，并说日本是最有效的榜样，因为在日本，皇室家族仍然执掌权力。1906年11月，慈禧太后下诏允诺预备立宪，改革中国的行政结构，改造现有的六部，增设新的机构，约束总督的权力，召开国会。这离光绪皇帝及其拥护者推行温和的改革受阻仅仅八年，但是现在危机已经昭然若揭，慈禧太后的决定被满、汉大臣普遍接受。
在中央政府制定这些政策之前，一些汉人官员已着手重新审视清朝地方政府的本质及其与百姓的关系。早在1902年，山西总督赵尔巽就建议改革保甲互连制度，将其变成由慎重选出的地方保、甲长管理下的城镇和村落群形成的地方政府的网络。这将建成知县控制下的比现行的县还要小的行政单位，并将容许更普遍的参与地方行政管理和财政计划制定。改革建议还有设立女学，发展城市警察制度，特别是使资金从地方社区组织——例如寺庙或宗族——转而投到改革地方政府和学校的需求上。赵尔巽感到，建立新的地方体制是根本，因为知县们都淹没在案犊之中，山西的大部分官员都惯于因循，不思改创。而贫困边远地区更是安然自得，固步自封。①新成立的政务处公告了这些改革措施，1905年朝廷正式推动县以下的行政机构的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所显现的问题说明了初创时期的民主制度的脆弱，以及在毫无基础的条件下建立民主制度的困难。中国的儒士精英们不论是宦游仕途，还是经营土地，抑或涉足商海（有些情况是一个家庭同时涉及所有三个领域），在乡村和城市都享有自然的主导地位。包括官僚结构、知县衙门、科举考试、保甲制度，以及农村税制等等在内的中国国家的各种制度使他们的权力获得长期巩固。但是宪政改革并不一定削减这个阶层的权力，如果这个阶层能够聪明地适应变革，并获得新的政府机构的控制权，实际上改革或许有助于巩固和增加他们的权力。
回避制度就是一例，它规定清朝官员禁止在本省做官，以使其不能利用职权为家族谋取私利。正如山西总督所说的，如果本地人被任命到本地做官，他们就能在自己的家乡巩固并滥用自己的权力。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说明改革措施实际上仍然模棱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废科举为所有阶级、所有职业的才俊提供更大的机会，但事实上一般仍是传统的精英阶层的子弟有金钱和志向上新式学堂，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都是这样。因此需要以公正进步的教育作为投票或任职标准的宪政改革，或许也只是增强了地方某些富裕家族的地位。
在清朝晚期，天津已成为对外贸易的世界性城市和中国现代军事及海军中心。改革派巡抚袁世凯提出了地方改革的另一条途径。与山西的改革者们不同，他的计划是废除保甲制度，按照西方的模式组建、训练和供养警察部队，以强化地方的控制。袁世凯及其部下在解释清朝廷关于地方的诏令时也受到日本模式的影响，他们迅速建立“自治局”，探索在地方政治中推行有限代议制的可能性。设置自治局的目的之一是增强日益增长的城市选民力量，而非助长地位已很牢固的地方士绅势力。袁世凯的一个幕僚说：“西方学者曾谓文明的潮流是由东向西。现在，它是自西祖东。我们可以预见，自此几年之后，独裁专制国家将不复存在。”②这位幕僚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县级以下的议会选举。虽然这对袁世凯来说太过迅猛，但到1906年，他已经建立了地方的自治学校，培训中国北方城市的居民，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做准备。1907年他批准在天津实行议会选举。
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在或快或慢地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变革，整个国家都朝着立宪改革发展。1908年末，朝廷宣布此后九年间将全面建立宪政，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也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清朝皇帝将保留议会、预算、军队、外交政策、司法等方面的权力，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需要在中央、省和地方建立各级民选政府的观念。1908年11月慈禧太后溘然辞世，仅比自十年前改革失败后被软禁宫中的不幸的光绪皇帝去世晚了一天。这些并未改变改革的方向。溥仪像他的两位前任一样也是幼年即位，满人摄政大臣们组成了一个完全是满人的辅政内阁，愚蠢地忽视了此举将增加汉人的疑虑，整个宪政改革将朝着保护统治王朝利益的方向发展，这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危机感。
1909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的谘议局是令人惊异的新机构，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这些谘议局仍是精英团体，仅对男性开放，并有严格的年龄、财富和教育程度等标准，但是它将不仅关心自己家庭和地方利益，也关心国家命运的男人们集聚起来，共商事务。很多人参与了这一全新机构的选举。中国政府一直不赞成公开集会，特别是具有政治倾向的集会，明朝晚期东林党的遭遇，以及雍正使政治思想的关注点都放在宣扬道德和等级思想的圣谕上都显示了这一点。现在这样的集会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而且会议中很快就充斥了报刊杂志宣扬的新观点，这些观点又得到了曾在军事学堂或海外大学学习，或在新式工厂工作的新企业家等人的强化。到1910年早期，这些谘议员向清朝廷施加压力，使其同意加快改革计划的推行，并于10月在北京召开临时国会。
各省谘议局中的专业领域显然都由其领导人掌握。在十八、十九世纪对外关系和贸易广受关注的广东，在首府广州召开的议会由一位致仕官员主持，他是进士出身，曾积极鼓动民族主义，反抗澳门葡萄牙人，而且是广东自治研究会领导成员之一。在排外运动长期不宁的湖南首府长沙，则是一位1904年考中进士，而后供职于翰林院的优秀经学家主持。但是作为清政府部门的湖南学政，他却是一个排斥外国，反对帝制，积极维护湖南人经济利益的人。在浙江，由于与蓬勃发展的大都市上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已经发展成为富饶多产的农业中心和对外贸易中心，又是另一种模式。浙江谘议会的领导人也是进士出身，他与杭州一个激进的学堂有着密切联系。他在学堂讲演时结识了一些激烈的反清分子和很多后来都东渡日本的激进学生。在福建，几个为首的议员是新教徒，常常与东南亚华人有着家族或贸易上的联系。他们在教堂里公开演说，宣扬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新主张。③
要准确地说出这些人和他们主持的议会将会做些什么，在目前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有一件事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是清楚的，那就是清朝廷现在要有效地保证，它将来采取的任何巩固自己地位的行动都要受到社会各阶层的详细审查，而他们过去曾经是王朝最信赖的拥护者。
2．新铁路、新军队
事实证明，在清朝面临的新技术中，铁路是最棘手的。很多中国人认为铁路会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长长地切开大地，打乱了正常的节律，转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们使道路和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模式。虽然一些十九世纪中叶的学者指出，铁路是西方工业发展的主要源泉，但是建在中国上海附近的第一条很短的铁路还是于1877年被地方官员收购撤毁。
中国的铁路示意图（1880—1905年）
1880年李鸿章铺设一条从唐山开平煤矿到附近水道的不长的铁道时不得不找出一些托词。1888年这条铁路线延伸到天津及其附近城镇，1894年又穿过200年前满人大军进军中原经过的山海关，延展到南满。尽管很多外国列强都表示愿意贷款给清政府，以便其能够修建铁路网，经过几年不断努力，到1896年中国还是只有三百七十里铁路线。相比而言，美国已有十八万两千里，英国有两万一千里，法国有两万五千里，日本有两千三百里。
从1894年中国败于日本以来，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日益增强，在义和拳暴动后达到了新的高峰。除了其他债务，中国还要赔偿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清政府开始对铁路贷款感兴趣，即使是外国人提供的贷款。中国最雄心勃勃的铁路计划是京汉铁路，尽管有新成立的大清银行参与，仍未能从中国股东手中吸纳足够的资金。非常清楚的是，外国列强也将不顾清政府的抗议，在其势力范围内修建铁路。德国开始在山东修建铁路，英国计划在长江流域修筑，法国计划从河内向北修建至昆明的铁路，俄国已经在条约中获许修建穿过黑龙江省直抵其主要港口海参崴的铁路，又增修到旅顺的线路，日本则在1904—1905年与俄国的战争中作为军事进攻计划的组成部分，将铁路从朝鲜向北修筑到奉天。战争胜利后，日本人控制了这一地区的主要铁路线，并成立了南满铁路公司，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一时期完成的中国铁路里程清楚地说明了外国列强修路活动的结果：1896年至1899年是二百八十里，1900至1905年是三千二百二十二里。
在这种扩张主义的氛围中，中国似乎成了铁路投资者的理想目标，通过中英公司（主要的合伙人是原来鸦片贸易公司怡和洋行）这样的新的银行团，大量的资金投向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铁路建设逐步引起了关注。1905年建成的南北主干线连接了北京和武汉，第二步则计划从武汉修到广州。另一条线则计划从武汉向东修到南京和上海，还有一条计划向西修到四川成都。法国主持修造的通往昆明的铁路与另一条从印度支那到广西南宁的支线相连。
然而，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中国生长，我们已经在邹容的《革命军》，排洋的联合抵制运动以及反对传教士的行为中见到了它的身影。作为这次新浪潮的一部分，在中国很多地区，人们发起了收回利权运动，其目的是发行地方债券，募集资金，以使中国人能够买回由外国投资者拥有的铁路路权，由中国人完全控制自己的交通系统。争取路权运动中充斥的信心也得益于其他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一个是中国企业家经营的新式重工业的发展，另一个是东南亚华人中有大量可以利用的资金，第三个就是接受西方教育的新一代中国工程师有能力处理铁路建设中恶劣地区最困难的问题。1904至1907年间共成立了十九个地方收回路权团体，几乎覆盖了中国各省。
到1910年，清政府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需要一个有效的集中管理的铁路网络。因而朝廷转而决定从中国投资者手中购买铁路路权，在清朝控制下实现整个铁路系统的国家化。他们作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是清朝新设的邮传部（建于1906年）控制的那些铁路一年可以获得大约八百至九百万两的可观收入。清政府现在预算支出二百九十六万两，收入九百万两，这笔新的利源确实令人振奋。溥仪的那些缺乏经验的满人摄政大臣几乎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了多么重要的问题，他的顾问们还说，中国的投资者所需要的仅仅是获得部分投资的报偿。1911年5月颁布了关于铁路国有化的最后一道诏令，言辞强硬地阐述这一决定的理由：
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④
清政府在向英美银行团刚刚借款一千万英镑（约合五千万元）后的十天，又同该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六百万英镑的合同，以续建武汉至广州和武汉至成都的铁路。很多认为各省有权控制自己铁路修建事务，不允许外国势力成为修路的主导角色的中国人被这一举动激怒了。在1911年5月诏书颁布后的几周内，针对清政府的集会抗议活动越演越烈，其激愤的程度与以前反对外国列强无异。整个夏季，人们愤怒的情绪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四川，省谘议局的领导人和著名的股东誓言不再给政府交税，并要为保有他们的权利而斗争。
在1910年和1911年的铁路风潮中，刚刚成立的中国新式军队的官兵扮演了重要角色。新军中的很多人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清政府正在将国家的资源出卖给外国人。在一次铁路集会中，一位军官砍掉自己的手指，抗议清政府的行为。在另一次集会上一名士兵给清政府的铁路公司写血书，呼吁其恢复地方的铁路控制权。在四川，一位将军命令军队中反对政府的保路同志会成员出列，以便确认身份，加以驱逐，结果全体士兵团结一致，一同出列，该将军不得不取消了自己的命令。
这些军队中的官兵代表了中国出现的新现象，早在1850年代儒将曾国藩就组建了一支从当地农民中招募的训练有素思想忠诚的军队。曾国藩给士兵优厚的饷银，向他们灌输行为规范，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正直的道德观，以期消除清军作战所到之处皆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普遍观念。在李鸿章建立的北洋军和其他军队中，有军官培训学堂、士官学堂、外国教官、现代武器，是中国现代军队的起源，取代了满人八旗，在军队中占据了牢固的地位。
从1901年开始，清朝廷议定重新组织军队，建立“新军”。正如他们在铁路系统所做的那样，清朝廷试图根据自己的方式对新军进行标准化，并控制新军。随后各省的新军被整编成36镇，归属北京的练兵处统辖。每镇编制为一万二千五百人，这将使清政府拥有由中央直接指挥的四十五万新军。1906年清政府还重建了陆军部，置尚书一人，侍郎两人，皆由满人担任。1907年又设了一个新的机构——军谘处——仍由满人负责。同年，两个最有实力的总督，汉人袁世凯和张之洞，奉调进京，担任军机大臣，明升暗降的实质是将其调离他们的军队。朝廷显然是希望由北京的满人而非各省的汉人掌握大权。
在很多层面上，清政府重新整编军队是卓有成效的。新军驻扎在全国各战略要地，也包括曾是传统的八旗驻扎要塞的那些正逐步被淘汰的城市。1910年和1911年，清军取得了几次巨大的胜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西藏的一系列战斗。在那里，面对本省独立的呼声和印度北部英国人的扩张，清朝的影响正日益衰减。派往该地区的清军克服了恶劣地形带来的后勤补给和交通困难，征服了西藏东部地区，并设立了中国的一个新省份，叫西康省。清军还占领了拉萨，废黜了几个坚持顽抗的王公，在几个城镇派兵戍守，迫使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清军甚至推进到尼泊尔、不丹和锡金边界，警告英国减轻对边境的压力。对于一些满人将领而言，这似乎又重温了十八世纪乾隆皇帝胜利的伟大荣耀。
但是清朝的军事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军队的指挥结构仍然很脆弱，特别是在华北，袁世凯在北洋军中拥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清朝廷对袁世凯势力的解决办法就是于1910年以其生病为由，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使他十分恼怒，忠诚于他的高级将领也心生叛意。在新军将领中，很多人是1905年废除传统科举制以后从事军事生涯的，因为军队似乎可以提供一条新的迅捷而可靠的上升途径。这些人怀着雄心壮志和躁动的心情，积极投身省谘议局煽动的风潮，新军中渗透进了忠于流亡在外的孙逸仙的反清革命组织成员。
当新军官兵开始效仿欧洲和日本军队，接受同样的训练，穿上那样的卡其布制服，拿起那样的现代武器，他们越发意识到某些认为理所当然的习俗都是荒谬的。例如，中国绅士见面问候要打躬作揖，而在军队中开始代之以简洁的军礼。更赋有象征意义的长辫子在现代战斗中也显得荒谬可笑，那却是1645年摄政王多尔衮强迫汉人接受作为忠诚和服从的标志。士兵们先是把辫子缩拢在帽子里，不久又开始将它们剪掉。而1850年代的太平天国叛乱是将剪辫子视为反抗清朝的举动。现在，1910年，清朝廷也注意到这一点，但也认识到不能采取合适的惩戒，只能勉强默认，别无选择。
3．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1905—1911年的几年里，清政府在推行宪政改革，试图加强对新军和铁路的控制的同时，中国的分歧也在继续扩大。已经初尝了新机会的愉悦的议员、留学生、妇女、商人、城市工人和新军官兵都促使地方当局和朝廷更有力地顺应他们的要求，实行改革。清政府无力回应各种的要求，激起了更尖锐的批评。中国作为国家的新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也开始出现。
满人的处境异常艰难。随着驻防八旗逐渐裁减或改任文职，计划成立的新军或未完全由朝廷控制，或羽翼未丰，清朝廷并未能明显掌握全国军事的主导权。每一次改创——学堂、公共工程、设立海外外交机构——都使费用急剧上升。当1910年末陆军部起草第一份详细的预算时，估计次年不断增长的军队的开支将需要一万零九百万两（这笔巨大的数目尚不包括海军费用），其中五千四百万两将用于新军。1911年，军费开支一项就几乎占据了全国三万三千八百万两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五。这个预算总数比1910年已经出现赤字的预算还高出四千万两。资政院在北京开会，准备削减三千万两军费预算。即使这样，预算赤字仍然很大，清政府不得不增加农业税，对茶、酒、盐和烟等广泛增设新税目，提高通行税和关税，对不动产和土地交易征收特别税。
这些税收几乎激怒了所有的人，甚至即使清政府做的是善事——比如决定禁断鸦片——也会遇到麻烦。反对不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中国种植鸦片的农民，他们在罂粟地里的耕作将成为徒劳，他们自然要怨恨，现在英国的鸦片市场彻底被中国国内生产的廉价鸦片抢去，早在十九世纪，中国国内的鸦片生产主要局限于云南和贵州，如今在四川、陕西和沿海的浙江和福建省都已蔚然成风。清朝的禁烟招致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反对，包括销售人、运输者、烟馆老板和雇员，以及上百万的吸食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属于最富有的阶层。似乎这些麻烦还不够，特殊的气候也来落井下石。1910年和1911年，长江和淮河流域暴雨成灾，毁坏了数百万亩庄稼，使粮价飚升，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难民涌入大城市寻求救济。
然而，除了通商口岸和租界区外，清朝国家的力量仍然强大，联合的政治反对势力还很难发展。因而1905年后的几年里与以前一样，很多最有效的政治批评都来自或自愿旅居，或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在这些对清朝提出有意义的批评，并有自己的政治计划的人中有康有为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受梁启超影响的民族主义者、各种无政府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
在所有这些批评者中，康有为在海内外中国人中声誉最大，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杰出的经学家，进士出身（1905年中进士），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他是光绪皇帝的私人顾问。直到1911年，他继续呼吁清朝改革政体，使国家现代化，仿效日本，增强中国国力，以抵御外国的进一步侵略。他成立各种组织来宣扬他的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皇会”和“宪政会”。但是随着反清情绪的日趋强烈，甚至在他的拥护者看来，康有为的立场也似乎变得不合潮流，其众多的经济资助者们也开始怀疑他们的钱的流向。康有为个人生活奢侈，理财无能。他漫游各国，而且准有年轻女郎相伴。他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并乘气球观览这座城市），还买下了瑞典海边的一座岛屿作为避暑之地。他的投资漫无目的，他将很多资金投到墨西哥风险行业，由于墨西哥革命而颗粒无收。他用典雅的文言文写的政论文章在二十世纪也似乎开始不合时宜了。在其最富幻想的著作中，他推测有可能建立大同世界，以泯灭所有民族主义者的矛盾，他还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福利国家的蓝图，那里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和养育。“诚如电之无不相通矣”，如康有为说，“如气之无不相周矣”。⑤他建议在政治集会上所有参与者都穿无性别特征的衣服，以消除性别的差异，而且还建议用每年签订的婚约取代现行的婚姻形式，夫妇均可选择不再续约，这种婚约也可在两男或两女之间缔结。但是这些空想之作大多仍是手稿，在当时很少有人了解康有为思想的全部内容。
康有为最忠诚的弟子是广州人梁启超，他曾与康有为一起参加1895年的进士考试。他在情感上没有康有为那样亲近于光绪皇帝和清朝皇室，因而有更广泛的政治选择。他甚至一度接受激进的思想，主张以自由的药方来治愈中国腐败堕落的弊症。然而他还是没有选择法国暴力革命的道路，认为“法兰西自1793年献纳牺牲以后，直至1870年始获飨者，犹非其所期也。今以无量苦痛之代价，而市七十年以来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国更何在也”。⑥
梁启超也担心中国百姓尚不足以承担民主的责任。他在美国唐人街见到的生活更加剧了他的悲观思想：华人如一盘散沙，胆小怯懦，社会环境令人大为不满。于是梁启超在公共集会上，在各种报纸（其中有些是他主持的）上，以其巨大的说服力和强有力的文笔，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以天赋的坚强领袖们引领全体国民，包括女性，培养见多识广的市民。他写道，为了实现培养积极而团结的市民群体的理想，中国需要一位铁腕人物来遏止贫弱之势，就像斯巴达领袖李克各斯，或英国人克伦威尔，而应该暂时忘记世界上卢梭或华盛顿这样的人物。但梁启超却不能宽恕克伦威尔处死英国国王的行为，他不断颂扬君主立宪制的优点，似乎它可以使社会和经济携手共进。他把十九世纪意大利的再统一运动视作中国可行的模式：在意大利，军队将士、立宪倡导者、精明的外交官都合力驱逐外国占领者，重建一个统一的新国家。梁启超在其小说、戏剧和散文中阐述其政治思想，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华人，在中国国内也广为流行，他传播着一种意识，就是清朝有能力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再次复兴。
很多中国人接受了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的思想虽然影响较小，表述得常常也不够华美，却要激进得多。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欧洲的发展和激进的应用方兴未艾，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其影响仍继续发展。1889年，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党派和工会组织，其中很多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组成了第二国际，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虽然这个组织支持议会民主制，但它也意在寻求战争带来的社会巨变的机遇，利用一切机会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第二国际的成员们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主要论断。
中国的出版物上第一次讨论马克思是在1899年。马克思的思想被总结为，穷人将不断罢工，以向富人施压，相信富人的力量将跨越国家，播及五大洲。⑦马克思也被错误地描写为一个英国人。1905年的俄国革命使那些将清朝皇帝和沙皇看作同样的独裁者的中国人精神振奋，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它似乎提供了一个使中国能跻身于现代世界的机会。几个中国人开始研读一本1899年从日文版译成中文的著作《近代社会主义》，书中说道，马克思“以深远之学理，穷究经济之基础”，“故于多数之劳民，容易实行其社会主义，得多数雷同之赞助，而其事易底于成”。⑧
1906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成中文，与英文本和德文本相比，语言更赋诗意，少了些激烈的语气。《宣言》著名的结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枷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中文中被译为：“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⑨
虽然中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到1911年才产生，但是到1907年，能够阅读日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古典文学家江亢虎已开始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江亢虎曾任袁世凯的教育顾问，是一位热心的男女平等主义者。1909年，他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国际大会。还有一些中国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批评了当代所有的国家思想的结构，强调个人的角色、文化变迁的力量，以及在所有的革命行动中群众参与的重要性。1906年一群旅居巴黎的中国人创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世界社”，出版了刊物《新世纪》。这些中国人中的大部分都与孙逸仙的同盟会有联系，很幸运的是，他们有自己的经费来源，因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拥有一家豆腐厂和一家酒吧。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空泛而又充满幻想色彩。他们主张废除政治权威和军队，废除一切法律，消灭私有财产和资本。他们倡导各种推进革命的途径，包括写传单、办群众团体、罢工、抵制洋货、发动民众暴动，甚至不顾道德良知搞暗杀。与此同时，另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在东京发展起来，这个团体更多地关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境况。他们反对现代主义，信奉农业文明。他们的偶像是托尔斯泰，他们看重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探讨农村的共有制生活和在乡村经济中工农结合的可能性等话题。
最后还有孙逸仙，1905年，他将形形色色的“革命”和反清组织组合为同盟会。他的一些追随者热衷于恐怖主义，鼓吹暗杀的作用，而大部分还是完全投身于共和革命的理想。他们坚决地反对清朝，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寻求将中国从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一些人还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想使中国摆脱他们视为封建制的过去，进入一个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全新而先进的发展阶段。孙逸仙的同盟会中有很多女性会员，她们提出各种提高新中国女性地位的议题。孙逸仙与中国南方的秘密社会也有密切的联系。他本人于1904年加入了三合会的夏威夷分会，一直倚重美国和加拿大的海外华人中三合会成员的支持。
孙逸仙也一贯寻求以武力推翻清朝。1906—1908年间，他至少发动了七次反清暴动：三次发生在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广东省，其他几次发生在湖南、云南、安徽和广西。虽然每一次暴动都被清朝镇压下去了，但是孙逸仙在海外华人中仍然是一个有着超凡魅力的人物，吸引了很多康有为的前支持者，捐款也源源不断地涌来。很多资金是孙逸仙在美国（在那里他用假护照，声称自己出生于夏威夷）、加拿大和新加坡认识的人慷慨馈赠的。在新加坡，他得到了几位华人富商的强有力的支持。孙逸仙也向支持他的人销售债券，许诺一旦他们帮助他获得政权，他们的投资将获得十倍的回报（虽然孙逸仙并没有认识到一个世纪前林清叛乱的时候也采取过类似的策略）。
尽管孙逸仙缺乏清晰的计划，而且屡遭失败，但他凭借自己的精力和说服力，以及对清朝刻骨的仇恨奋斗不息。到1911年夏，积极的同盟会成员已由1905年的四百人增加到了将近一万人。其中很多都是孙逸仙或其会员在日本发展的学生会员，然后回到本省秘密组织反清暴动。有些已经升任了新成立的省谘议局的议员，也有的在新军中做了士兵或军官，他们或以革命言论感化，或以物资诱导，积极争取更多的支持。愤怒、挫败、梦想和金钱交织在一起的混合物是极具爆炸性的。
4．清朝的覆灭
导致这个统治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清王朝覆灭的一系列特殊事件是1911年10月9日由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的一次偶然的炸弹爆炸激发的。然而，这次爆炸若非因为立宪主义、铁路、军队、满人权力，以及外国入侵等导致的普遍的动荡不安，它或许只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孤立事件。
至少从1904年以来，中国青年的激进团体——很多是旅居日本的留学生，有一些已加入了同盟会——已经成为汉口及其邻近城市武昌的革命火种。汉口、武昌和汉阳这三座相连的城市有大量的产业工人、长江的船夫、现代学校、新军部队，以及清政府官吏，这使得武汉三镇成为政治和社会试验的敏感地区。革命的长远目标是推翻清朝，“复国仇”，“兴中华”。⑩他们的短期战略就是渗透到新军中，与在这一地区有很强势力的各种秘密社会的成员协调政治行动。革命党向这些团体的渗透及为自己发展新成员都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缜密网络的掩护下进行的，这样就可以召开小型会议，展开个人间的交往。当某一会社受到当局的调查，革命党就将其解散，然后在另一个地区以另一个名字重新组织起来。到1911年秋，武汉三镇的各种会社已经在湖北的新军中吸收了五千到六千名会员，大约占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10月9日爆炸是由于一群革命党人在位于汉口俄租界内的会议室里制造炸弹引起。与早年上海煽动反清的人一样，他们知道外国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可以庇护他们不受清政府警察的管辖，但是这次偶然的爆炸招致了俄国租界当局的调查。当受伤最严重的谋反者被他们的同志送到医院时，清政府巡捕虽然受到俄国人的警告，还是搜查了革命党总部，发现了其他三名革命党，并立即处决。他们还获得了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和其他成员的名册。革命党明白，如果不立即发动暴动，他们的组织将会暴露，更多的成员将会丧命。
第一支采取行动的部队是驻扎在武昌的第八工程营，他们于10月10日清晨发动兵变，占领了弹药库。驻扎在城外的辎重营和炮兵营也加入到暴动行列。这些部队成功地袭击了武昌的重要要塞，这一天其他三支新军部队也前来支援。总督（满人）和汉人“统制”已无力集结忠诚于清朝的部队守卫总督府，于是退出该城。10月11日，革命党成员渡过长江，在三镇之一的汉阳成功发动了暴动，并与第一营一同占领了汉阳兵工厂和铁厂。汉口的部队也于10月12日发动兵变。
当务之急是要一些声望卓著的人担负起暴动部队的领导职责，指导革命运动。因为孙逸仙本人还在海外，这一地区又没有同盟会的高级成员，也没有认为适合担当大任的当地革命党领袖，起义军推举省谘议局的议长，但被谨慎地拒绝了。然后他们又推举一位颇受有人望的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做督军。黎元洪本人虽然并非革命党（最初他在枪口之下不得不接受这一职务），但他似乎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军中颇受欢迎，在铁路风潮中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很受省谘议局头领们喜爱（他们同意在他的属下供事），而且他能说英语，这能安定武汉大量外国人的人心。
清政府对这次危机的回应是强有力的，命令陆军部以两个镇的北洋军对武汉发动反攻。与此同时，满人又忍气吞声地召回袁世凯，从一个退职官员恢复到他1910年被逐时的职位。他们相信袁世凯凭借其长期统领北洋军的经历，以及与很多大臣密切的私人交情，能够平定南方的危机，并可以统合军队做清政府的后盾。但是精明的袁世凯直到确信局势可以掌控，才接受了任命。
局势迅疾发展，任何个人和政党都已难以控制。1911年10月22日，陕西和湖南省新军发动兵变。在陕西首府西安，大批满人被屠杀；在长沙，忠于清朝的军官被处死。在两个事件中省谘议局的首领们都倒向了革命。在10月的最后一周，另三个省也举起反清大旗。在山西太原，巡抚及其家人被杀，谘议局参加了新军的兵变。在江西省，商人、学生和教员联合议员和军官宣告脱离清政府独立。在边远西南的云南省，军官学校的教官与新军发动叛乱，攻击忠于清朝的部队。
十九世纪后期曾经争论不休的铁路的军事意义问题现在对于交战双方都变得不言而喻。当清政府利用京汉铁路快速向南调兵镇压武汉兵变时，山西的起义军从太原沿铁路支线东进，切断京汉铁路，断绝了清军的补给线。10月底，一位南方的高级将领拒绝清朝让他率军沿铁路线南下的命令，反而联合其他地区的一些军官，发表通电，向清政府提出十二条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包括：在一年内召开国会，通过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理并由皇帝批准，取消皇帝掌握的生杀大权，宣布特赦所有政治犯，禁止满人皇室成员担任内阁大臣，所有国际条约在由皇帝批准前先由国会审议。
清朝廷在一周之内接受了大部分要求。11月11日，北京的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总理后的三天，朝廷签署了任命诏书，授命他组阁。袁世凯接受任命，几乎所有的重要位置都任命他的亲信担任。
这些举动显然是将中国推向满人主导下的君主立宪——这与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主张如出一辙——而非孙逸仙和同盟会要求的共和政体。孙逸仙的支持者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在中国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1911年底的一系列事件发生时，孙逸仙本人正在美国募集资金，他在前往堪萨斯市的途中在丹佛市的报纸上看到武昌暴动的消息。孙逸仙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确保欧洲允诺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保持中立，随后他在回国前奔赴伦敦和巴黎，与外国政府磋商。他说服了英国不再向清朝政府提供进一步的贷款，取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
在11月里，袁世凯采取微妙的平衡手段，利用他在北洋军中的影响，同时向满人和革命党施压。清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夺回了汉口和汉阳（虽然没有占领长江南岸的武昌），但是在各省纷纷倒向革命的形势下，这没有给清朝廷带来多少安慰。在同盟会领导人巧妙的发动下，孙逸仙的同盟会在民众中获得了令人惊奇的支持。同盟会不断扩大组织，坚定目标，在倒向革命的江苏（11月3日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四川（11月22日宣布独立）和山东（12月12日宣布独立）三省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他地方，同盟会仍只是反清运动广泛联盟的一部分，这些运动的领导人还是主要出自新军、省谘议局，有时候是当地的商人。
当满人和忠于清朝的军队12月初在南京经过几周激烈的战斗后被打败，清朝廷的地位更是急转直下。在14世纪时，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从那时候开始，它一直有着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重要的象征意义。现在它的陷落又使中国人想起1645年福王军队的失败和1853年太平天国的伟大胜利。因而占领南京确实为同盟会巩固自己地位提供了全国性的基础。
五岁的皇帝溥仪的母亲现在出面商谈，促使现任的满人摄政大臣辞职，任命袁世凯以总理身份理政，皇帝仍然听政。但是对很多人而言，这似乎是重新回到了慈禧太后的时代，所以这一妥协并未被广泛接受。
1911年圣诞节这天，孙逸仙从法国乘船回到上海。四天后，来自十六个省谘议局的代表在南京开会，一致推崇孙逸仙的领导地位和同盟会的影响，选举孙逸仙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l月l日，他在南京就职，宣告新的共和国诞生，此后采用西方公元纪年，以七天为一周，取代中国传统的十日为一旬的阴历纪年。这一天也是新年，孙逸仙给袁世凯发了电报，承认自己军事力量的基础还很薄弱。在这份电报中，孙逸仙说道，虽然他暂时接受了大总统一职，但“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⑾
中国现在有了两个共和国总统和一个满人皇帝，这一僵局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解决。1912年1月末，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袁世凯和几位满人亲王和将领的暗杀，满人保守派和野心勃勃的汉人政治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该月底，满人强硬派最顽固的代表——军谘府副军谘大臣被炸死，他试图竭力将禁卫军训练成满人精锐的军事中坚力量。
1912年l月底，北洋军四十四名高级将领将一份敦促在中国实行共和的电报送到北京的内阁，清王朝受到了最后的一击。一批负隅顽抗的满族亲王退到东北，准备在那里组织反抗，与此同时，皇帝的母亲及其亲近的辅臣则与袁世凯和其他北洋将领就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进行激烈的谈判。当袁世凯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都同意保证小皇帝及其家人有权在紫禁城继续居住，拥有皇室财产，同时每年可以得到四百万元的岁用，保护满人所有祖庙时，朝廷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溥仪退位。清朝廷拒绝承认孙逸仙的地位，在一份简短的诏书中授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⑿与华中和南方的同盟会及其他反清力量一起建立统一国家。
就这样，简单的几句话，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就画上了句号。在自治方法和制度上几乎没有任何经验的中国人民获得了在这个充满戒备和危险的世界里设计自己未来的机会。
注释：
①汤普森（Roger Thompson）：《未来的视野，当前的实情：1911年革命前夕的地方行政改革、选举政治与传统中国社会》，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85年，第45页。
②前引汤普森著第111页。
③邓琪（Ryan Dunch）：《虔诚、爱国、进步：福州的中国新教与近代中国的发展，1857—1927》，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
④休内曼（Ralph Huenemann）：《龙与铁马：中国的铁路经济学，1876—1937》，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⑤史景迁：《天安门》，纽约1980年版，第34页。
⑥贾士杰（Don Price）：《俄国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96—1911》，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30页。
⑦伯尔纳（Martin Bernal）：《1907年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科内尔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⑧前引伯尔纳著第95页。
⑨前引伯尔纳著第117页。
⑩埃德蒙?方（Edmund Fung）：《中国革命的军事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⑾李剑农著，邓嗣禹（Teng Ssu-yu）、英格尔斯（Jeremy Ingalls）译：《中国政治史，1840—1928》，普林斯顿、新泽西1956年版，第260页。
⑿前引李剑农著第266—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