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西征示意图
正如所有与准噶尔和蒙古的外交谈判都由理藩院的满人官员担任，现在这片新的西部疆域的管理也控制在满人和一些经验丰富的汉八旗手中。这一地区不向汉族垦殖和定居者开放，而且仍归作为战略边防区，由一万五千到两万的满人和汉八旗及十万息从驻防，每年至少耗费清政府三百万两白银。当地为数巨大的穆斯林居民仍有他们的宗教领袖，严格遵循自己的饮食习惯，满人还宽容他们不剃头留辫。当地民政官员（即伯克）由清政府给予俸禄和封号。虽然满人垄断了这一地区的玉石、黄金及其他最有价值的矿产，但是可以自由贸易的商品还有铜、宝石、硝石、羊毛披肩、奴隶等。乾隆将新疆一个富裕的穆斯林家庭的女子纳为妃子，这也是其权力扩及这一地区的证明。她获许遵守穆斯林的宗教和饮食习惯，曾经几次陪同皇帝闲游华北和华中。她在1780年代去世时被葬于特殊的坟墓，在她的石棺上用阿拉伯文雕刻了一段《可兰经》。①
乾隆时期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并未如雍正时期那样由秘密的小小军需房运筹指挥。虽然协调指挥战争的机构的中文名称仍与雍正时期无异，但其规模和人数有了很大的扩展，在整个政府中有了明确的权力和地位。正因如此，从乾隆朝开始，英语中将这一机构译为军机处（Grand Council），因为此时它的权力超过了六部，甚至也超过了内阁。乾隆的首任军机处大臣中有他父亲雍正信任的两个顾问：鄂尔泰和张廷玉。他们保持了政务的连续性，随后几位皇帝亲自选拔的大臣又相继参与进来，在乾隆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军机处的员额保持在六至七名。军机处有二百五十名文职官员，他们昼夜轮流当值，使这一机要部门时刻有人理事。
军机处此时成为全国各地官员所上奏章的处理中心。这些奏章也由军机处以外的大臣誊录、票拟，并常常送给各部商议，军机处作为联系大臣和皇帝的特殊机构的功能，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开始减退。乾隆在奏折上的朱批常常就是马马虎虎的“知道了”、“阅”、“转呈相关部署”等等，他的批语中极少像其祖父和父亲那样写上富有个性的批语，于其中示以热情、亲密的意思，也没有真正的生气或关心。
这并非说乾隆不是一个倍尽职守的皇帝，实际上他非常勤政，定期上朝听政，阅览上呈的奏章，广泛巡视江南和满洲，谋划军事战役，颁布大量关于各种政务的诏书。他把大量的实际决策交给军机大臣，减弱了康熙和雍正两朝所表现出的中央的绝对权威。
他改革农村税收制度的方式使得官僚机构失去了动力，而农村税制改革也是雍正施政的一大特点。虽然乾隆令所有1742年参加进士考试的举子撰写关于保障地方税收的文章，并以同样的问题询问群臣，逐渐地——几乎也是偶然地——税收政策原来的一些关键因素消失了。税收盈余的富裕省份将贴补更穷的省份。结果使得富裕的省份丧失了能藉以增强自己管理的地方自主权，而贫穷的省份也失去了完善其税收制度，改革其经济基础的动力。
知县们将本地的盈余税收据为己有而不上交省里的现象也日益频繁。旧有的额外费用、非法收费等又重新蔓延。户部又逐步制定一项制度，即地方每一笔开销都必须经中央查证后方可支出。这导致案犊成灾，一些细小的事务也要拖延数年，而一些要务根本上没有批复。这一时期从地处京畿的河北省上报给的户部的公文显示，地方官员不得不将诸如花四十八两银子派兵守卫大桥、一百零五两支付水手工钱、给两个寡妇的十二两养老津贴等逐项列清。
在文化方面，乾隆行事的方法与其父亲相近。他树立了一个洛守孝道的形象，特别表现在他对其母亲即皇太后谨奉礼仪。乾隆顺从和取悦太后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带她游历江南，甚至在太后不再能继续游历时还在北方的宫廷里为她仿造江南的街道。他改变了雍正宽仁的做法，下令将1728年宣扬吕留良思想的不幸的曾静在北京凌迟处死，以惩戒这些人对雍正的侮辱，表达自己对父亲的孝道。他为在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中落榜而有奇才异能的人开设特科，让很多地方官学宣讲儒家价值观和康熙圣谕，在特殊的节日里向着老们拜贺，表彰烈女节妇。
在一些领域乾隆也主动创新。他广泛收集字画和书法，将千年来的精品网罗人宫。（他在很多伟大的画作上题写诗句，其书法虽称工整却非卓然不凡，有损于原作的精妙，因而受到后来的鉴赏家们的责难。）他资助一些宫中的耶稣会画师，特别是才能卓著的意大利人郎世宁，他的皇室肖像画及大型的狩猎和行进的全景画糅合了中国画技巧和西洋画的透视法及作色特点。乾隆雇请耶稣会建筑师修建宏伟的欧洲风格的夏宫，即建于北京城外一个湖畔的圆明园。他下令编纂一些诸如谱谍、历史、礼仪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以精心传承满族的传统。为了强调大清崇佛奉教，他在热河的避暑山庄仿照西藏布达拉宫建造了一个喇嘛寺。
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乾隆还下令大规模地编纂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史著作。这部书因包含经、史、子、集四部而被称为《四库全书》，这不是《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的祖父和父亲两代完成的百科全书）一样按题选编，而是一部附有提要的文选，所选的著作皆完整照录。《四库全书》共包含三千四百五十部完整的著作、另含存目书籍共六千七百五十种，佚书三万六千种，历时十年方告竣工。这是中国书目编纂的伟大成就。
编纂《四库全书》还具有检视文献的目的，借此搜查私人藏书，并严惩那些收藏有轻视满人内容的书籍的人。这类书，以及包含有害于中国国防的地理和游记类书籍也被销毁。这次毁书行动之彻底，使得我们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顾问们纳入禁毁之列的两千多种图书从此销声匿迹。一些参与《四库全书》工程的高级编纂官也通过消除不同门派的著作，或在提要中强调他们自己的学术观点来张扬自己支持的学派。
从乾隆众多的诏谕和行为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一股微弱却令人不安的潜流。乾隆受到太多的赞誉，却极少省思，迎合世俗，以丰亨豫大为务，日常琐事也望得到肯许和颂扬，却并未真正作出过棘手或不合众意的决策。在一派繁荣的乾隆朝中期，已日益显现了衰退甚至崩溃的征兆。正如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所了解的，通过中国的五经之一的《易经》即可预见这一现象。《易经》的第五十五卦是丰，意为丰富、充裕，其卦辞说到：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②
但是古人对这段话的阐释为：
日中则灵，日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2．十八世纪的儒学
如果有人提出质疑，乾隆肯定会强调，他的朝廷遵守儒家原则，推行的是儒家制度，有很多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皇帝和群臣将儒家的经典视为道德智慧的宝库；儒家经典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课程和国家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儒家的忠孝观念将君臣、父子联系在一起；学者和官员们在乡村宣讲儒家思想，凝聚人心，使百姓忠于国家。然而，儒学内涵在不断增损，儒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十八世纪，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儒家学说也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十七世纪后半叶，学者们都埋头于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其中的很多人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明朝晚期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盛行一时的内在道德良知的学说。清朝早期的康熙和雍正时期饱学的官员，乃至皇帝本人，都试图重新宣扬宋代（960—1279）的理学以对抗日显颓废的明朝的学术风尚。他们崇尚宋代，是因为宋朝的哲学家朱熹（死于1200年）明确提出理可以阐释上天的行为，指导人们的行动。朱熹及其后继者们相信，明理将有助于人们理性地生活并与天道和谐，也有助于彰显有道之士在公共生活中探寻天理的努力。虽然这些信念的精心建构需要思想家们探究天理，对宇宙论进行多层面的思索，但是宋代理学的思想所着眼的仍是国家生活。而且，即使是盛德君子也不可能穷晓天理，因而其对国家和社会的职责就难免有失，这使儒家思想家们深感焦虑和愧疚。
清朝前期身居官职的学者们拒绝明代思想的某些因素，而从十二世纪宋代的理学中寻求安全感，清朝晚期的思想家又否定宋学而另辟蹊径。到乾隆时期，很多学者开始不再致力于特定的经典，而更多地关注治学方法。这一方法称之为“考证”，进行填密严谨的考据，严格追求证据的准确性。从事考证的学者们试图摒弃思辩活动，而植根于研究切实的事实。他们致力于研究音韵、数术、天文及地理，相信这些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古代圣人们的言语和寓意，因而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现实中人们应该怎样生活。③
深受这一运动的后继者们满怀敬仰的“考证”运动最重要的先驱都生活于康熙时期。考证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是顾炎武，他忠诚于明朝，并曾抗击满人的军队，保卫乡里。如前文所述，顾炎武最终与新建立的清朝相安共处，把自己的余生都用于游历华北，研究当地技术，寻访古碑铭，认真地做成拓片，供学者们作学术研究的参考。顾炎武还十分细致地记录下自己的工作，他的记载不同于那些有投机企图的理学家们有关道德或纯哲学的日志，是对经文的阐释、珍稀的资源、地理发现，以及古代的艺术作品等。（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学术，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历算领域的知识，对考证学家们的研究方法颇有影响，也使他们相信哲学的流派之外还有一个“实在”的世界。）
顾炎武的朋友阎若琚用相似的方法研究历史典籍中的部分儒家经书的年代学和语言结构。他的研究成果，虽然直到1740年代仍只以手稿流传，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阎若据用认真收集的论据证明《尚书》这部几朝科举考试皆引以为基础的典籍是后来人的伪作，因而并不值得学者们遵奉。
直到1740年代，整个科举考试因其贫乏的考试形式不能选取最优秀的学者为官而逐渐受到攻击，阎若琚的研究更突显了国家所推行的儒学的不足。社会压力进一步破坏了对这一制度的信任。到十八世纪中叶，国家不再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科举考试的配额。读书人面临的随之而来的压力，以及即使应试成功也难以获得职事的现象给很多知识精英带来的是挫败和幻灭。
十八世纪的学者们运用考证的视角和方法深入地探讨儒家的历史。很多人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阅览经典及汉代（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以来的注疏，因为这些注疏运用典籍比宋代经典更接近孔子时代，当然也就更近于孔圣人的本意。研究汉代经文的学者又根据更信奉西汉还是东汉经文而分为不同的派别。这并非只是深奥的争论，而是将经典也视为历史，并以敏锐的怀疑主义对待历史的研究活动。考证学者们的研究也对十八世纪的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学者们犹如“蚁行”——正如一位学者形容他的研究——一般积累证据，考察水利学、天文学、绘图法以及有关治国安邦的古代经文，使这些学者能以更锐利的眼光审视清朝的现实。
考证之风至乾隆中期已十分盛行，而书商、印刷出版人、藏书家以及从事这一精深研究所需素质的教师的相应发展为其提供了基础。学者与商业世界之间的界线常常变得若有若无了，很多商人赞助考证研究，购置大量藏书供学者们研究之用。有一些考证学家直接出于商人之家，这反映了中国新的市民阶层的发展，以及以前鲜明的职业分野的模糊。
在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的巨大工程中，考证学家们发挥了主导作用，运用其新的学术观点褒贬宋代理学（虽然这些理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仍被视为正统），提升了从事考据研究的学者的声誉。乾隆对这些学者为他搜集到的大量珍籍善本甚为满意，他下令将《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书籍另外抄写三部。这三部书保存于考证学主要中心的扬州、镇江和杭州三家藏书楼，以供这三地的学者们参考使用。
这些考证活动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封闭领域。考证学家重新形成一个知识精英阶层，十八世纪人数日增的落第文人跻身其中是异常困难的（落第文人阶层的困境，以及很多自负学者的堕落和清高在1740—1750年间创作、1768年首次出版的小说《儒林外史》中有辛辣而诙谐的描述）。至乾隆晚期，热衷考证传统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其方法的局限性。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戴震一方面宣称坚守考证营地，同时也开始运用纯哲学的术语著述，回归到考察人生目标、动机、欲望以及道德行为意义的时代。颇有意味的是，虽然戴震认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其思想的核心，但其密友们并不认同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十八世纪，不论男性还是女性自身都开始重新关注妇女教育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些开办女学的男人受到严守清规者的严厉批评。还有人更为尖锐地指出，女性的作品偏离了社会价值结构，不去探讨道德、哲学及史学等曾经有过强烈影响的领域里的问题，而是从事描述内心世界的文学创作，特别关注浪漫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走不出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批评者看来，女性觉悟的晚明是不值得称许的时期。现在需要的是扩展女性的胸襟，以使她们成为知识分子世界中视野开阔的分析家。这些批评者认为，已刊行的大量的女性诗歌选集内容太过狭隘，实在乏善可陈。④
儒学并非仅仅是哲学问题。绘画和书法一直是儒家价值体系中的基本附属部分，在十八世纪其风格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像1701年的《芥子园》这样的画画教本即可教会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掌握中国绘画的传统技艺。通过这样的书籍，人们可以很快学会画一枝着色的梅花、一间茅舍或者远处的山峦，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作画。而文人画则独辟蹊径，故意不循构思和着色的规则，貌似无法，实则深含匠心。这样的怪异画风是十七世纪的明朝遗民的风格，用以表达一种政治立场。到十八世纪，它又显现出更多的阶级意识的面目。
书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考证学者们发掘并刊印古代的手稿，精心拓下的碑刻也广为流传，使厚古非今蔚然成风。一些画家刻意在画作上题款，笔法形如雕凿，显示自己的画意与博学。至乾隆朝末期，读写能力在和平昌盛的中国日益普及，一些最富学养的人更发展出别人无法企及的新的文化表现形式。
3．《红楼梦》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作品《红楼梦》创作于乾隆朝中期。作者曹雪芹生于一个得到康熙宠信，有钱有势的汉人包衣家庭。但是曹家在南京红红火火数年之后以不忠和无能之罪受到雍正的处罚，查没了大部分家产。曹雪芹对贯穿整个清朝的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深刻认识，在他1763年去世以前，饱尝锦衣玉食的奢华和家道破落的苦楚。
《红楼梦》——又称《石头记》——细致地刻画了贾府的生活。贾府是一座未道出名称的城市中的望族大家，兼有南京和北京生活的某些影子，拥有鳞次栉比的宅第。贾府故事的很多方面显然都取材于康熙时期。贾府知晓满人的文化和行为方式，为皇上担任财政要务，与宫中有着密切的关系，贾府的一个女儿是宫中的贵妃。然而这部小说并非真实地描写清朝的生活。小说的两个书名点出了小说殊异而复杂的结构：“红楼梦”微妙神秘地预言了与贾府有着各种关系的主要女性角色的命运；“石头记”讲述一块神奇的宝玉，上天给它授予了不可思议的生命，由一个和尚及一个道士带入尘世。
简单概括，《红楼梦》就是一部爱情故事。小说的男主角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年轻女子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这两个女子每人的名字中都含有他名字中的一个字。这三人在贾府的大院里与一群年轻的同伴一起长大，但是当深深爱着林黛玉的贾宝玉被其父母哄骗着与更富有、更健康的薛宝钗结婚时，贾宝玉与林黛玉田园诗般的关系戛然而止。这次欺骗导致了林黛玉的死亡。在小说的结尾，贾宝玉——尽管他刚刚考中了进士——离开年轻的妻子，抛却日见衰败的若大家业，遁人空门。曹雪芹写作这部小说在简单的娱乐愿望同时也有其严肃的目的。在小说的情节背后，《红楼梦》追求个性及对人生旨趣的理解。这部小说还探究着与所谓的成败交织在一起的不同层面的真实与虚幻。曹雪芹在本书的第一回中说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神，自色悟空。”⑤或是第一回中的另一句表述：“假作真时真亦假。”
虽然这意味着曹雪芹否认小说的写实性，但是小说结构丰富——一长达一百二十回，除了主要角色外，还包含数以百计的刻画丰富的人物——它也可以被视为清朝中期精英阶层生活的缩影，包括家庭结构、政治、经济、宗教、审美，以及性事等。即使考虑到作者富于创造性的想象以及整篇作品中丰富的讽喻，这六个方面仍然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社会的繁荣奢华及隐含于其下的内容。
在家庭结构中，曹雪芹指出了父亲对于孩子们的巨大权利，特别是在他们的道德成长和教育方面。贾父选择师塾先生，对贾宝玉学习的进程严加督问，处罚其疏忽和不合道义的行为。他父亲生气时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只要提及此事就足以令其胆战心惊。比较而言母亲就没有权力。但是，作为一家之长的贾母——即贾宝玉的祖母——治家有方、聪明睿智，因为年寿和辈分而备受尊敬的地位可以调解家庭的行为。辈分在迫使他服从比自己年长的人的同时，也同样使贾宝玉有着比年轻的兄弟姐妹更高的地位。
在政治方面，贾府的权势不只是因为其家中的一个成员是皇帝的贵妃，也不仅仅由于他们在官僚机构中据有高位担负重任。他们的实际权力来自于地方，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使地方官僚系统服从于自己的利益。任何一位地方官员都知道起诉贾府的人或其朋友就可能丢掉官职。这个家庭伴生着腐败，使下一辈的成员相信他们可以触犯法律而不受处罚，甚至其家庭中有人杀了人也照样平安无事。由于达官贵族的友朋网络及科举及第使家族的年轻男子容易获得要职，年轻女子皆嫁与权势之家，这种政治权力无形之中得以长盛不衰。
经济方面，贾府所能支配的资源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想象。他们的家中充斥着金银、丝绸、书画卷轴。他们的庭院建筑广阔宽敞，忠实的管家从城里的产业及贾府作为不在地主拥有的远处土地上收取的租金不断补充着家里的府库。他们从事着具有厚利的错综复杂的商业贸易，还在担任国家的官职中获取额外的收入，并从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商人那里得到外国商品。贾府还有成群的签订了契约的男女奴仆，处理家中的各种事务，贾府的人外出时他们则作为息从。
在宗教方面，贾府与清代社会一样兼容并存。贾府谨奉儒家传统和自己的祖先。葬礼和婚礼尽显奢华，仪式隆重。但是假如有必要，也会招来道士与和尚举行法事。他们遵循这些宗教规定的仪式。贾府还在其家的别业里养着一群年轻的尼姑。遇到灾病时则请其举行佛、道法事，口念咒语，除魔驱邪。小说中，贾宝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恶人的巫术缠身，即使通灵宝玉也不能保护他。贾府的一位长者入寺按照自己的方式接受宗教教化（他后来死于服用太多道教的长生不老仙丹）。
在审美方面，贾府里的生活是欢快愉悦的，使人回想起晚明时期上层精英优雅的生活。青年男女们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生活中是没完没了的诗歌唱答以及引经据典的笑话和谜语。小说中人物的衣着、装饰、庭院无不精致华美。就连上茶、饮酒、进餐都体现着美味和工艺的完美结合。音乐和戏剧也是贾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贾府有自己的戏班，男女演员随时应候，表演如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这样的经典之作。
最后，在性事方面，贾府的人行为很少约束。少年们生活在童真的世界里，彼此的逗笑即使影射着性的意义，本质上却是天真无邪的。但是他们的长辈却非脱俗之人，孩子们长大后也纷纷效尤。家中的男女都利用自己辈分上的权力获取性的愉悦。通奸带来妒恨，爱欲导致谋杀。侍女和奴仆成为泄欲的对象，除了逃离和自杀却无力反抗。春宫画撩拨人心，贾宝玉初试云雨便是一例。贾宝玉看了一幅色情之作后便惚惚入睡，做了一个曲折美妙的春梦，醒来后又与其喜爱的侍女重温梦中的经历。初入佛门的尼姑与年轻的男戏子也难逃诱惑。甚至传授儒家道德的私塾里年轻的男性学者之间也出现了同性恋。
曹雪芹1763年去世时并未能完成他的小说，手稿在其家人和朋友们中流传了几十年。直到1792年，由后人续补的全本得以刊行，并立即获得成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的广泛的读者是清朝中叶太平盛世时期的上层阶级的男女、落第文人，还有在繁华都市里谋生的儒商。
虽然《红楼梦》充分回应了晚明杰出的戏剧和小说成就及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而且我们也不能确知后四十回中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但整部小说浑然天成。从其细腻的描写和谋篇布局都可预见十九世纪西方巨著的风格。曹雪芹本人已无法再评说自己的成就，但他借贾母之口道出了以前大多数的传统中国小说和戏剧老调重弹和难以令人信服的原因：
贾母笑道：“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⑥
曹雪芹一生或许颇为失落，但他并非是嫉妒权势之人，也未沾染旧式小说的风气。他的成就独具一格。唯一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也许就是，尽管曹雪芹己敏锐地看到当时繁荣景象之下寓含着的问题，但他的这部杰作仍然为乾隆盛世增色不少。
4．乾隆的晚年
似乎是应验了丰卦的警示，乾隆皇帝的晚年危机频频出现。这些危机并无特定的模式，正是政府一系列的决策失误，加之政府以前无视国内的积怨，导致了紧张的局势。日益恶化的军事边防、地方的叛乱、官僚机构的腐败、皇帝的护短等都是危机的表现，与此同时，传统的学术价值发生动摇，国家无能解决日益紧张的财政和行政问题，稳步增长的人口给土地带来了空前压力。
在公开的诏谕中，乾隆对自己作为军事统帅的睿智深感自豪，1750年代征服新疆——虽然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运气——也确实堪称一项丰功伟绩。但是1760年代对缅甸的战争严重处置失当，这与一个世纪以前吴三桂在这一地区追捕明朝最后一藩王的成效形成鲜明对照。1788年和1789年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短暂战争也清楚地反映了清朝政策的草率。
1788年越南黎朝的统治者携家人逃离被篡位者控制的河内，在中国广西省避难，寻求清朝的保护。乾隆迅速作出回应，下令清军分三路进攻河内，一路由孙士毅将军率领从广西进发，第二路从云南东南部出发，第三路从广东经海上进攻。孙士毅将军率领的清军于1788年12月进抵河内，大获全胜，并重新扶持了黎朝政权。乾隆立即加封孙士毅为国公。但是仅仅一个月之后，正当孙士毅及其军队在河内欢庆春节时，遭到了起义军的攻击，孙士毅损兵四千余人，被迫狼狈撤回广西。乾隆武断地认为黎朝注定覆灭，乃承认继立的胜利者为越南合法的统治者。从某一层面说，这显示了中国仍然有给周边国家统治者赐封的特权，然而同时也表示中国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出现了问题（这次失败标志着中国对越南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结束）。
1790年和1791年，清朝成功击败了入侵西藏的尼泊尔廓尔喀人，显示了一些满人将领仍有令人叹服的军事才干。满人将领率领的清军于1792年进藏，在一系列的战斗中打败了廓尔喀人，迫使其从喜马拉雅山口退回尼泊尔。清军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区的作战和后勤补给都表现了卓越的能力。在随后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尼泊尔同意每五年一次向中国遣使朝贡，这一承诺一直保持到1908年。但是，这次战争使清朝耗费巨大，花费的巨资也是一笔糊涂账。负责管理账目编制的就是在越南战争中一败涂地的孙士毅。乾隆不管他在越南的败绩，还是把他调到拉萨，这说明皇上对一个人的喜好胜过了对其能力的评判。
对外战争长期不断，十八世纪晚期国内的反叛也在各地此起彼伏。有些暴动事件纯属夸大其词，出于迎合皇帝多疑的本性，而非真正危及皇位。1768年一个由巫术蛊惑的事件就是一例。在这一事件中，起初皇帝相信：有一群谋反者剪下受蒙骗者的辫子，制成声称可以盗走人的灵魂、召唤天兵天将的神奇药剂。只是在逮捕了一些人，严加拷问之后——很多无辜游民被拷打致死——皇帝才明白他曾经被人误导，实际并不存在反对他的事件。还有一些事件更为严重，而且确有其事。在距北京不远的山东省临清附近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暴动，那里是南北大运河运输线上的枢纽，地近东北大区的外围。这里人口急剧增长，心怀叛意的农民与在运河上谋生的易动不安的船工、苦力交织在一起。1744年，在通晓武术、行医治病的王伦的领导下爆发了反抗清朝的叛乱，声称有“无生老母”保佑。从这一点看，这次反叛与地下秘密活动的白莲教有关，白莲教也同样崇拜这位女神，宣扬人间的千年劫难，其思想根源则可追溯到五百年以前。王伦从各行各业广纳信众：很多是农民或雇工，也有漂游的艺人、车夫、渔贩子、豆腐贩子、僧人、油贩子和高利贷者等。我们很难说王伦有其政治纲领。虽然确实有些农民支持他，但他从未说要消灭地主，救助穷人，或平分土地。他的追随者们起来反叛也并非是响应什么明确的社会经济改革计划，而是由于简单的精神煽动激化他们对社会主导势力的敌意。
王伦的训导使叛乱者相信，他们有能力抵挡清朝的进攻。正如他所说的：“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挡我？”⑦在早期的战斗中，王伦的一些预言似乎应验了：他占领了几个小城镇，并一度攻占临清，满、汉军队望风而逃。但是朝廷调集了包括八旗兵和地方绿营在内的大军。王伦用刀矛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抵挡不了清军有部署的攻击。尽管起义军进行了逐房逐间的英勇巷战，还是被对手击败，连同家人一起遭到屠杀。一位从王伦着火的大营逃出来的起义军给清军讲述了王伦临死前的生动一幕。他说，王伦身穿紫色长袍，手戴两只银镯，腰佩匕首和长剑，纹丝不动地盘坐于房角，从容就死，当时他的衣服和胡须已经着火。
乾隆晚期的叛乱示意图
王伦暴动的意义更多的是表达了潜藏于社会的不满情绪，而非其随即产生的影响，这件事应该与爆发于中国其他地方的通常没有明确思想和目标的反叛联系起来考虑。1780年代，天地会会众在台湾暴动，攻占了几座城市，宣布建立新的政权。天地会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和通过立誓建立的社会组织。这次暴动既是对清朝政府的反叛，也是不同的福建移民集团之间为控制台湾经济而发生的争斗，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暴动于1788年被镇压，其首领被处决。
同样在1780年代，甘肃省也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回民反叛，由反对清政府任命当地穆斯林长官的“新教”信徒所发动。两次回民反叛经过激烈的战斗，被镇压下去。发生在中国西南的一系列苗民反叛也被平息。但是，平叛战争使清政府耗资甚巨，而且战争的胜利并未能根除宗教、经济和民族间的隔阂。1799年，乾隆去世，曾经组织了王伦之乱的白莲教暴动再次席卷华中，并频频袭扰四川、湖北、陕西及河南的清军。
我们能把这些反叛和导致百姓与政府疏离的满人特殊的政策联系起来吗？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这一点，但是可以确知的是，十八世纪晚期清政府的诸多制度逐步废弛：义仓经常空空如也，大运河也常常淤塞，八旗兵残忍而无能，不再阻止带来生态危机的土地开垦，官僚们结党营私，腐败日甚。也可能是清政府不愿在新的定居点或人口稠密地区设立新县，加重了现有官员的负担。而且，获得职位的紧张压力也预示着那些最终得到官职的人将凭借手中的权力横征暴敛、勒索贿赂，以迅速补偿其候官时付出的代价。1790年代的白莲教反叛者们就直接指出“官逼民反”。⑧在边境的战争中也与镇压内地的反叛一样，官员们的肆意读职骇人听闻。文武宫员相互勾结，常常向乾隆隐匿实情。而乾隆将其父亲雍正个人密奏的密折制度改为常规制度，这使得现在他失去了秘密可靠地获悉官员不法行为的途径。
1775年以后，垂暮之年的乾隆皇帝宠信年轻的满人侍卫和和珅，虽然并非每一件坏事都应由和珅负责，但官员的腐败却无疑更加严重了。那时和珅二十五岁，乾隆皇帝六十五岁。在随后的时间里，乾隆的这位宠臣一再受到越次提升；乾隆任命和珅为满人正蓝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及军机大臣。将如此众多的重任委与一个年轻人，各种荣誉积于一身，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无可与比肩者。和珅还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一度又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库全书》馆总裁、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总督，授一等男爵。1790年他的儿子还娶了乾隆的第十个女儿。
关于乾隆和他的这位宠臣的关系也流言四起，这不足为奇。流行的说法是乾隆与和珅是同性恋，也有人说和珅犹似雍正一个妃子的转世，乾隆年轻曾迷恋过她。一位来华的朝鲜外交官也许受了这些流言的影响，这样描绘三十岁的和珅：“相貌优雅，模样英俊，但欠男子气概。”1793年作为英王乔治三世的使节来华的马嘎尔尼勋爵描述和珅道：“年约四十到四十五岁，相貌堂堂而体面，有捷才而健谈。”⑨
事实上并没有关于这类关系的任何明确证据。只是乾隆在其晚年确实宠信和珅。也可能乾隆最初的想法就是让和珅充当自己的耳目之臣，正如康熙和雍正实行密折制度的早期利用包衣和臣僚所做的那样。因此，1780年乾隆派遣和珅赴云南秘密调查总督贪污事件，1781年又派他帮助镇压甘肃的回民暴动。但是常常患病的和珅主要作为乾隆的心腹大臣呆在北京。和珅的医生总结他的病症是外邪侵入，邪自内生，游走于体内。医生对此也爱莫能助。和珅转而大胆地求助西医，召来马嘎尔尼勋爵使团的吉兰会诊。吉兰发现，和珅所患的是自儿时一直困扰着他的严重的痛气和风湿病，并为他做了适合的疝气带。⑩
在对和珅的各种评论中，马嘎尔尼和吉兰都说和珅手握大权，才智不凡。而且形形色色的中国方面的记载也表时和珅机智伶俐，善察人意，通晓经史。但是他以权谋私，为自己和亲近攫取了巨额财富。他飞扬跋息，恃宠邀赏，广索贿赂。在乾隆晚年的诸多战争中，他都雁过拔毛，谎报开支，敛财逾数百万，特别是在旷日持久、极为惨烈的平定白莲教叛乱的战争。和珅的斑斑劣迹，集中反映了时弊，加剧了官僚机构和百姓之中的道德败坏。
1796年以后，和珅权势更大了。这一年乾隆退位，此举是为了显示孝道，表明自己在位时间不超过其祖父康熙在位的六十一年。但是乾隆并未让他的儿子真正掌握朝政，在他垂暮之年使用的虽然已不再是乾隆年号，但仍然通过和珅继续掌控朝政。乾隆于1799年去世时，和珅的根基也随之瓦解。他被乾隆的儿子嘉庆处以贪污罪，勒令自杀。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最繁荣的盛世就这样令人惋叹而又合理地终结了，这一终结也凸显了清王朝令人费解的盛衰嬗变。
注释：
①关于乾隆穆斯林妃子可参米尔沃德（James A．Millord）的《乾隆宫中的维吾尔穆斯林：香妃的意义》，载《亚洲研究杂志》1994年第2期，55卷，427—458页。
②威廉（Richard Wilhelm）和白恩斯（Cary Baynes）译：《易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213、670页。
③对考证运动的研究主要参考了艾尔曼（Benjamin Elman）著《从理学到朴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④曼恩（Susan Mann）的《珍贵的记载：中国十八世纪的女性》，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女性作家作了集中的论述。
⑤曹雪芹著，霍克斯（David Hawkes）译：《红楼梦》（修订本），第一卷，纽约1973年版，第51、55页。
⑥前曹雪芹著第三卷，第31页。
⑦韩书瑞（Suan Naqiun）著：《山东的叛乱：1744年的王伦之乱》，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⑧恒慕义（Arthur Hummel）编：《清代名人传》，第一卷，华盛顿特区1943年版，第223页。
⑨康（Harold Kahn）：《皇帝眼里的君主政治》，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5页，克莱莫尔-平（J．L．Cranmer-Byng）编：《访华使节：马嘎尔尼勋爵日记，1793—1794》，伦敦1962年版，第120页。
⑩前引克莱莫尔-平编，第281—283页。
第六章 中国与十八世纪的世界
1．管理“外夷”
清朝没有设立外交部。与非汉民族的关系由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管理，这喻示了外夷文化的低劣和地理的边缘性，同时也有防御外人入侵的意味。
在北方和西北地区，与蒙古、准噶尔及俄罗斯的关系主要由1638年皇太极创设的理藩院管理。理藩院官员全部由满人和蒙古人担任，其职责是维护过去屡遭入侵的西北地区安宁。为此，理藩院精心制定了一套管理中亚商队来华贸易的协议体制。皇室公主也常常下嫁给有影响的蒙古王子，构建了一个以驻扎于各战略要地的清军为后盾的私人联盟组成的安全网络。回民有的来自中亚，有的就是汉人，他们受到严密监视，但一般仍允许其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自雍正时清军进入拉萨，西藏信仰喇嘛教的各部已不再是清朝的严重威胁。由理藩院处理的多种事务使这些官僚获得了大量的处理外交问题的实践经历，也使作为西北边防屏障的长城大部分时间都形同虚设。
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主要由北京独立行事的机构内务府管理。这一机构管理着与皇帝相关的诸多事务，其中包括贮藏金银、供应膳食、维护皇家财产和宫殿、制造珍贵的丝绸和瓷器，以及从食盐专卖和国内外贸易中的关市之征等，获取额外岁入。直接处理传教士事务并负责护卫教皇使团的主要是有权有势的皇帝包衣奴仆，他们在管理传教士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使人们普遍认为，对外事务是宣扬朝廷威名的途径，而非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耶稣会士们发现自己的角色深受限制，而在写回欧洲的信中却力图强调他们的独立性。一些耶稣会士以及其他天主教传教士和中国牧师在信徒的掩护下秘密传教。如果被当局抓获，则会面临严厉惩罚。
与朝鲜、南方边疆地区以及缅甸、泰国、越南和琉球群岛等的非汉民族的交往事务由礼部管理。这些国家分享了中华文化的诸多基本价值：中国的历法，中国典籍的形式，中国的饮食和服饰，佛教和儒家思想的信仰，中国的官僚机构等。礼部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繁褥的礼仪，中国试图不费一兵一卒，藉此控制这些国家。中国以外国国书中卑微的用语和使节在朝堂上给皇帝行三拜九叩之礼，使这些国家使团认识中国文化优势与政治权威。这些国家获许与中国进行一定量的贸易，主要是通过允许这些国家派遣朝贡使团，每年按照规定的程序来北京朝贡的形式进行。贡品呈献给皇上后，随使团来北京的外交人员和商人即可进行贸易，所有随贡人员必须住在礼部管理的旅舍，而且必须在朝贡活动结束后带着商品离开中国。
不过在制度范围内还是有很大的弹性。朝鲜朝贡最为频繁，每年都来。朝鲜的使节可以与中国的学者和官员自由交往，留下了关于北京的社会文化生活及儒士政治态度的生动记载。然而，明朝后期日本的来华使节完全停止，日本拒绝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加之德川幕府限制外国人在长崎居住和贸易，使得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只能维持最低的限度。1788年，中国行使其权利和义务，扶助越南黎朝统治，显示了朝贡关系中的军事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篡位者取代了黎朝的传统朝贡地位，顺从清朝，中国立即转而支持新的政权。琉球则是一身事二主的特殊情况。琉球群岛事实上受日本摩萨藩王的控制，同时又向清朝朝贡称臣。十八世纪的记载还显示，当中国的外交使团访问琉球时，日本即谨慎地撤离，一旦中国人离开后又立即返回。
乾隆自诩为整个亚洲的共主，以下三种主要对外管理模式——西北模式、使团模式和南方模式——即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的基本观念。其基础就是视中国为中央王朝，其他国家皆为化外。因而中国也就很少有兴趣获取外国的精确信息并作详细研究。即使在十八世纪考证学发展的顶峰时期，学者对地理和语言学的兴趣也主要局限于中国范围之内。中国典籍关于外国的记载依旧混杂着神秘的传说和臆想，常常把外国人比作鸟兽，描述中充满了居高临下和不屑一顾的语言。
离开中国去海外贸易或游历的中国人都被视为叛国者。即使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不断发展，清政府也无意支持中国在这里的权利，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莫不如此（唯一的例外就是台湾，但台湾在形式上已归并为福建省的一部分）。虽然清朝也通过内务府从海外贸易中收税，但对海外贸易能够给政府带来的潜在利益从根本上毫无兴趣。他们不信任商人，还与1660年代一样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沿海居民，以实现其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目的。他们使自己对外国人来华贸易（包括贸易的地点、次数乃至人员、货物的细枝末节）拥有绝对管控权。清朝的观念和政策体制必然与西方势力发生冲突，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新的殖民扩张国家开始取代昔日伙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导地位，扩展其海外帝国之后，这一冲突将更为强烈。人们可以透过中国“管理外夷”方法的第四种（亦即广州制度）追寻文化冲突的轨迹。清朝前期，荷兰与葡萄牙都试图与中国建立广泛的贸易，但都不得不接受朝贡国地位，向礼部登记，仅在规定的时限获准派遣贸易使团。英国的船只从1635年开始，不时出现在中国东部沿海，也许由于英国不寻求建立正式的关系，英国商人获准在舟山、厦门和广州与中国人贸易。随着清朝于1680年代废除禁海政策，及其朝贡地位思想的逐步减弱，西方势力均得以从对华贸易中获益。广州的中国商人为了通过调整价格来控制对外贸易，增加获利，于1720年设立了垄断贸易的公行。1754年这些行商受清政府之命，为外商的贸易行为及商税缴纳担保。
1600年，英国创立了东印度公司，由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贸易垄断权，它不断吸收可观的新投资，并开始在印度次大陆掠夺土地，现在正迅速壮大，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乾隆统治时期，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与英国政府一样开始对清朝的限制政策感到恼怒。1741年，皇家海军准将乔治?晏臣受命在远东攻击西班牙船只，他的旗舰被暴风严重损坏后停泊广州港，这使英国人认识到在远东占有一个立足点的重要性（葡萄牙已经占有澳门，西班牙占有马尼拉，而荷兰人占有巴达维亚）。晏臣显然相信中国也会遵守西方流行的国际海洋法，以仁慈的中立者的立场款待他。但是广州当局却设置一系列行政障碍，连续数周拒绝接见他，也不承认他所说的情况，提供给他的补给品也是以次充好，漫天要价，也不让他获得所需的修缮。晏臣陈述他遭受虐待的记录出版后广为流传，并被译成欧洲几种语言，促使了英国和西方其他地方反华意识的增长。
东印度公司力图扩大对华贸易范围，1759年派出精通汉语的公司商人洪任辉与清朝谈判，向清朝廷抱怨广州对贸易的限制和猖撅的腐败现象。经过锲而不舍的坚持和大量行贿，洪任辉乘坐载重七十吨的小船“成功号”，先航行到宁波，然后又到天津，终于得以在北京申诉他的抱怨。皇上一开始还同意派一使团南下去调查。但是在“成功号”从海上驶回广州（洪任辉独自游历了南方），皇上又改变了主意。洪任辉也因违反清朝航行到北方港口的禁令和不适当的上诉请愿及学习汉语等罪名被捕入狱，监禁三年。
面对十八世纪晚期集聚国门之外的日益增多的外国商人，清政府的反应是一面宣称对所有外国人一视同仁，一面强化上述的统治措施。1760年以后，所有欧洲的来华贸易都限制在广州港，外国人除了每年10月至次年3月的贸易季节外不得在华居住。尽管有很多行商在贸易活动中恣意妄为，还有大量行商由于过度扩张而破产，欧洲人还是被限制必须与特许的中国行商交易——正常情况下大约有十家。西方商人可以向这些行商表达他们的抱怨情绪，行商把书面的材料转呈给朝廷任命的贸易官员。官员收到后即察告给省里的长官或朝廷，也或许他以种种借口完全拒绝转呈这些文件。
这一复杂而令人发指的过程与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国际间外交和商业的平等关系大相径庭。1770年代英国人被迫每年以数百万英镑的金银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出现了贸易逆差，于是开始将印度生产的鸦片贩运到中国南部港口，交换中国的手工业产品，这使得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随着英国和美国饮茶之风的盛行，贸易量不断飘升：到1800年，东印度公司购买三千二百万磅中国茶叶，价值三百六十万英镑（1784年以来，刚刚独立的美国的商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贸易，他们也开始派遣船只参与利润丰厚的中国茶叶贸易，但是他们也同样要屈从那些曾约束欧洲人的限制条款）。
乾隆末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英王乔治三世政府的授意下，着力树立与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尊严相适应的地位。他们选派马嘎尔尼勋爵率使团访华，马嘎尔尼勋爵是北爱尔兰一个有政治渊源的贵族，曾经担任驻俄罗斯圣彼德堡公使，具有外交经验。马嘎尔尼还曾担任加勒比海地区的格林纳达及印度东部的马德拉斯的总督，使他获得了政治经验。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搭乘一艘有六十六门火炮的战舰，有两艘补给舰随行，每艘船都装载着能代表英国精湛工艺的贵重礼品。马嘎尔尼率领着近百名随行人员，其中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卫士、仆人以及来自那布勒斯神学院的中文教师。
马嘎尔尼船队于1792年9月离开伦敦，1793年6月在广州短暂停泊，因为他们声称前来给乾隆贺八十大寿，获许直接前往天津，从那里登陆。登陆后，使团被视为朝贡者隆重地护送到北京。马嘎尔尼努力坚持不在皇帝面前行五体投地的叩头仪式，而代之以单膝跪地和弯腰致敬。清廷接受了这一方式，1793年9月和珅与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热情接见了马嘎尔尼。在接见中，马嘎尔尼要求英国享有在北京派驻外交使节的权利并要求结束受到种种限制的广州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开放新的港口，协定公平的关税。乾隆及其大臣都对英国人的请求无动于衷，拒绝接受。
乾隆给乔治三世一道敕谕，解释道，中国不会增加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对别国一无所求。正如乾隆所写的：“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留京一事，于天朝礼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①
马嘎尔尼无以抗拒。他只能按照规定的路线从陆路到广州，沿途尽可能地记载所见所闻，在其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个貌似令人敬畏的国家内部却隐含了将导致其覆灭的重重弊端。他以这次耗费时光且不愉快的海上旅行作了一个颇为贴切的比喻。“中华帝国，”他在日记中写道，“好比一艘陈旧、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幸赖先后有几位能干且警觉的军官掌舵，才得以航行一百五十年而不至沉没，它徒然以庞然巨躯令邻邦生畏。”马嘎尔尼补充道，但是如果由更逊色的人掌舵，中国将逐渐失去控制，直至在“岸边撞得粉碎”。中国最终抗拒不了英国所欲达到的目标，因为“企图阻挡人类知识的进步有如螳臂当车”，正如清朝所做的那样。“人类的精神有一种飞跃的本质，踏上阶梯，就会不断克服困难，至顶点方休。”②
整个冒险活动花费了东印度公司一小笔财富，公司从中却一无所获。虽然马嘎尔尼本人的表现很出色，但这次事件对于面对面直接交往的外交关系的时代并非一个幸运的开端。马嘎尔尼在执行这次探险任务以前，曾坚持要每年一万五千镑的报酬，结果他从这次出使中获利两万英镑。至少中国并未阻挡他个人前进的道路。
2．外国人与中国法律
马嘎尔尼勋爵在中国得到的一个更为有趣的收获就是清朝律令的抄本。这本律令带回英国，并由一个跟随马嘎尔尼使团出访的学过汉语的学者译成英文，这澄清了几代英国商人的似是而非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与欧洲立法的观念迥然不同，因此求助于法律也许只能加剧而非减缓国际紧张关系。
虽然中国的法律也是以以前广泛的经验和案例为基础的，但法律由国家编定和解释。各省和北京都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县级官员担负着地方的司法职能。由省的长官及司法官员审议后可将案件上交北京的刑部。原告也可以上诉，但须依循严格的层级，最后送达朝中大臣组成的“法庭”。死刑判决必须由县官的上级审议，在技术上，皇帝对所有案件的执行有最终的审判权。但是实际上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而审判也常由地方专断。在地方的暴乱案件中，反叛者通常被立即处死，以打击其部属的士气，并防止他们被其他反叛朝廷的人劫狱。涉及外国人的案件通常也判决得很快。
县级官员基本上同时承担侦察、审判和陪审的角色。他们搜集证据，对证据作出审议，最后作出判决。县官们必须遵行法律所规定的关于各种罪行的处罚条款。虽然县官们在法律方面常常依赖这方面有专长的下属吏员，但并没有独立的司法人员，也没有律师。干涉犯罪案件的人会因此受到严惩。嫌疑犯在监狱中受到粗暴的对待，如果不招供，就严刑拷打。通常在判罪以前讯问招供，如果没有确切的新的无罪证据，就将依据招供定罪。厚重的木制刑杖的拷打逼供，有时会导致嫌疑犯的死亡或终身残废。中国人在遇到财产、继承及其他经济事务的严重纠纷时虽然也会诉诸县衙，但很多人都显然对这套法律机构充满畏惧。
在很多争端中，中国人往往求助那些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或大家望族的首领充当调解人。身涉此类案件的人也可能花钱消祸，衙门里的吏员们则照例收取贿赂，为人息事，中饱私囊。为了逃避处罚，那些被指控盗窃、强奸，或杀人的人也送礼给县吏，或直接送给知县。只要送钱给狱吏，或分送食物给同室犯人，在监狱中严酷且可能致命的遭遇也就可以得到改善。
清朝的刑事制度也具有官方儒家教化所宣扬的等级社会的价值观。反对皇帝的罪犯及其家人是犯逆天大罪，触犯官僚和亲贵者也将受重罚——处斩，或延长刑期。在家庭内部，父亲对儿子犯罪，受到的处罚要远比儿子对父亲犯同样的罪轻，夫妻、老少之间的情况也与此相同。有一个案件是父亲将儿子活埋致死，刑部仔细地审议了事实，认为地方官员因此判这位父亲杖刑是错误的。刑部大臣认为，杀死了儿子的父亲只有在他们处置不合理的情况下才会被杖责。而在这个案件中，儿子对父亲出言不逊，理应处死：“虽系故杀，惟子系谩骂伊父，罪犯应死之人。”③这位父亲被宣告无罪。
即使没有刑部的干预，这位父亲也可能免予处罚。审讯和判决以后，所判处罚可以以钱抵偿，钱的多少视判处的程度：半两白银可抵二十下杖责，三两可抵六十下，十两可抵一年半流放，七百二十两可抵终身放逐，一千二百两以上可抵绞刑或斩首。虽然这样的免刑因各人官阶大小或财富多少而定，但是这一制度显然有利于有钱人，这些数目对于他们来说微不足道，而对于穷困的农民或城市手工业者也许是其几个星期甚至几年的收入。而且那些在州县科考中取得功名的儒生也可以免除肉刑，藉以逃避常常用来对普通人严刑逼供的杖责。
乡村的保甲连坐制度巩固了清朝的司法体制。每保一千户，由十甲组成，每甲一百户。中国的家庭都登记入各保甲，由从他们中间选出的轮流担任的保甲长管理。这些保甲长要核查记载各户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与户主关系及职业等详细资料，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保甲长还要负责维修堤坝，看护农作物，组织团练等。如果遇到严重的犯罪案件，或有谋反的嫌疑，这些保甲长就求助于县衙。保甲长们还要督促本保甲成员按时纳税。他们的工作困难重重，有时甚至还有危险。在很多地方，这一制度难以推行，因为没有人愿意担任保甲长。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保甲制所代表的整个概念，就是一个特定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共同为社区的良好秩序负责，犯罪者的邻里亲朋要因其违法行为一起受罚。
虽然中国的刑事制度是粗疏的，其法律秩序的准则却也许堪与当时欧洲和美国盛行的原则相提并论。但是在这个制度内确实没有涉及到外国人。在所有日常事务中，外国人由理藩院、刑部，或内务府处理。如果他们违法犯罪，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应该在中国的公堂上按传统的方式处理。
在外国船员偶然杀死了中国人的几个案件中，清朝地方当局首先是同意赔钱偿命。在康熙朝，1689年英国船员在广州附近杀了一个中国人，清朝当局索赔了五千两白银。当英国还价为两千两被拒绝后，便放弃了贸易计划，扬帆而去。康熙朝末期的1722年，“乔治王号”一位炮兵在外出狩猎时意外杀死了一个中国男孩，中国接受了其船长的两千两赔偿，了结了此事。1745年，一位英国水手在广州被法国人杀死，虽然没有涉及中国人，清朝官员还是干预了这件发生在其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所有与法国人的贸易都被终止，直到法国官员交出了凶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因为庆祝乾隆即位二十年及清朝平定准噶尔战争的胜利而举行大赦，这名凶手又很快获释。
公行垄断制度确立后，在乾隆晚年发生的一些司法案件中，西方人的处境更为不利。1773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审讯一个据称杀了一个中国人的英国嫌犯，结果发现他是无辜的，便予以释放。但是清朝官员坚持有权干预这起被害人为中国人的杀人案件，重新审讯那名英国人，并将其处决了。七年以后，清朝当局再次成功地主张了自己干预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外国人杀死外国人的案件：在一次争斗中一个法国人杀了一葡萄牙人，此人被勒令从法国领事馆的庇护下交出后，公开绞死。
商船“休斯女士号”和“埃米利号”涉及的两个案件对西方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使其重新考虑如何在国际外交层面上处理与清朝的关系。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784年，亦即马嘎尔尼勋爵使华的前九年。“休斯女士号”是一艘所谓的港脚船，由私人股东所有，却持英国东印度公司执照，在印度与中国间往来贸易，在广州附近施放礼炮时，导致两个旁观的中国人死亡。当“休斯女士号”船长对中国人声称他不能说出是谁施放了这致命的一炮时，中国人依照其连坐的思想，逮捕了该船的商务主管。他们还威胁取消所有与西方人的贸易。为了威吓中国人，在广州贸易的大部分外国船员——包括英国、法国、丹麦、荷兰，以及首次出现在中国水域的来自纽约的“中国皇后号”——都在岸上的货栈周围武装警卫。但是中国人并不松动。面对贸易的全部中断及商务主管可能被处决的情况，“休斯女士号”交出了可能应对此负责的炮手。此人于1785年1月被绞死。
发生于1821年的美国商船“埃米利号”的案件是首起直接涉及美国人利益的案件。“埃米利号”的一个船员（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位船员名叫特拉诺瓦，英语意为新大陆）扔下的陶壶砸在船下的一个中国水果贩子头上，使其落水身亡。中国人要求交出特拉诺瓦，美国人先是毫不让步，坚持在船上审讯。但是在清朝下令停止美国人在广州地区的所有贸易后，“埃米利号”船长动摇了，也许因为他船上满载着非法的鸦片，他担心被查没。特拉诺瓦被交给中国当局。在不允许任何西方人参与的审判中，他被查实有罪，于次日处决。这次审判形式与处决的速度都一反清朝办理意外杀人案件的程序。
所有这些审讯、冲突和判决使西方国家相信，必须迫使中国人放弃涉及外国案件的司法权。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人竭力坚持的。彼此的误解使争执火上加油。走马观花的认识很难充分理解中国法律的复杂性，做到这一点需要仔细地研习，而西方人几乎无人能够做到。而且，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的规定由来已久。例如，明朝的法律就规定：在中国土地上，“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1646年，清朝将此条修改为“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意指所有与中国贸易的外国人都必须完全臣服。在雍正朝，又改为准噶尔、蒙古及俄罗斯由理藩院管理，而其余外国人仍需服从中国的法律，这是因为他们已“归附天朝，若有违律情事，惩处一如本朝臣民。”④
最后，为了理顺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刑部在保证法律公平的同时，于1743年在外国人的案件审理中加上“收禁成招等项目，原不必悉依内地的规模”，⑤中国官员们认为经过这些变动，即可“下顺夷情”，1740年代和1750年代的案件就是依此处理。然而到1820年代，外国人认为，经过修改的法律剥夺了其上诉权利，亦即在传统的法律体制下中国被告有望获得的缓刑和减刑的权利。
不仅仅是外国人抗议中国法律的不完备。中国的贵族和平民虽然处于不同的视角，但都被清朝官员在处理外国人要求免刑和特殊对待一事上的软弱态度所激怒。1807年英国“海王星号”船水手在争吵中杀了两个中国人，清朝官员和英国大班达成妥协，找了一替罪羊。随后判处其意外杀人罪，并根据大清律例的减刑条款允许他以十二两四钱余银子赎罪。就像己经协调一致一样，广州到处贴满了斥责清朝官员将自己出卖给“番鬼”的行为。这场抗议活动的发起人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主张正逐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股新兴力量的主流：即排外的民族主义。
3．鸦片
将水手特拉诺瓦交给中国法办以保全该船鸦片的“埃米利号”船长可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在此前的一个世纪，欧洲和美洲对中国茶叶、瓷器、丝绸及装饰品需求的增长远非中国对西方出口的棉花、羊毛、皮革、钟表、其他机械产品、锡、铅等需求的增长所能比拟。这给西方带来严重的贸易失衡。西方人不得不用白银支付中国的商品，导致白银不断流入中国——这也是乾隆朝繁荣兴盛的原因之一——这种状况，给英国政府提出了警示。例如，在1760年的十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超过三百万两，1770年代达七百五十万两，到1780年代达到一千六百万两。然而到18世纪晚期，英国选择了一种新的产品来交换中国的商品：鸦片。虽然鸦片贸易也有剧烈波动，往中国的鸦片销量已明确地显示了整个贸易的趋势。每箱鸦片视其产地而定，重量在一百三十至一百六十磅。到1820年代，大量的鸦片进入中国，足以供给一百万左右的吸食者。在这一数字基础上再加上中国本地种植的鸦片数量（虽然这个量还很小），我们就可以意识到中国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英国销往中国鸦片数量表⑥
年代 箱数
1729 200
1750 600
1773 1000
1790 4054
1800 4570
1810 4968
1816 5106
1823 7082
1828 13131
1832 23570
鸦片在中国销售的稳定，有几个因素必不可少：这一麻醉品的充足供给，必须有吸食鸦片的方法，使鸦片贸易持续不衰的足够的吸食者，政府禁烟不力。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中国在其现代史上陷入痛苦的循环。
英国对印度广大地区的占领刺激了鸦片的生产和贸易。东印度公司的煽动加之杰出的将领克里夫和练达政事的总督哈斯丁的努力，1750年到1800年英国控制了从西部孟买到东部的加尔各答，以及南部的马德拉斯（马嘎尔尼勋爵曾担任这里的总督）等印度的很多地区。热衷于寻找能够用来出口牟利的经济作物的英国人发现，鸦片在印度的一些地区长势特别旺盛。而且印度有丰富的劳力，可以利用来搜集罂粟荚中的汁液，煮制成鸦片膏，以供吸食。
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的收购权，然后选择一些称为“港脚商人”的西方商人，发售鸦片贸易的许可证，采取了间接牟利的方式干预鸦片的贩易。港脚商人在中国销售了鸦片以后，将在广州的公司代理所付的白银存于广州，换得信用证，公司用这笔白银购买茶叶、瓷器及其他中国商品，销往英国。这样发展出英国到印度、印度到中国、中国再到英国的三角贸易，每一个环节都能创造出高额的利润。
鸦片的消费可能还只是整个产销过程中相对简单的方面。历史给我们展示了很多吸食鸦片的方法——从在药剂中浸泡或与其他药草混合吸食，到十九世纪晚期浓缩成吗啡片及今天的海洛因注射。中国最流行的是吸食鸦片——一将一个经过提炼的小球状鸦片膏在火苗上加热，然后用细长的管子吸食——此风最初的流行是继承了清朝前期已经盛行的抽烟的方式。烟草种植从拉丁美洲传到福建省，并从这里迅速传播到山东省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在康熙时期的所作画轴里可以看到一群中国人抽着烟管在街上漫步，各种流行商品的招幌展示在店铺的前面。鸦片混合烟草吸食的方法在中国可能出现于1720年代，由那些镇压1721年朱一贵叛乱的士兵从台湾带回。到乾隆朝中期，关于如何吸食鸦片的详细介绍使能够识字的人都可以了解到。在一些小旅馆里人们用几文钱就能得到一管鸦片，舒适地躺下来吸食，这些旅馆把鸦片传播给城市的居民和穷人。
为什么清朝中晚期的中国人开始大量吸食鸦片呢？因为没有同时期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资料，我们只能猜测。但是我们知道吸食鸦片可以使周围的环境变得舒缓缥缈，时间变得若有若无，复杂而痛苦的现实世界飘然远去。这一时期中国的文献说到，最初受鸦片诱惑的是那些身负烦恼和压力的人。被宫廷繁文缚节所困的太监们，身居闲职或在宫中担任闲差的满人官员也吸食鸦片。那些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禁止出外活动的富贵之家的妇人们也染上了鸦片。县衙里的吏员，谈生意的商人，参加科考的学生也都吸食鸦片。就连前往镇压农民暴动的士兵在行军的路上也在吸食。
十九世纪吸食鸦片之风不断蔓延，特别是那些闲暇而找寻松弛方式的阶层。卖苦力的劳工也开始或吸食鸦片，或舔食小球状鸦片膏，藉以消除日复一日繁重的劳作和痛苦（精明而残酷的雇主发现苦力们吸食了鸦片后能搬运更重的东西，进而便因此提供鸦片药丸给工人们）。到十九世纪末，很多农民也成为瘾君子，特别是那些自身把婴粟作为经济作物种植，以获取微薄收入的人。
清朝政府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如上所述，第一位对鸦片颁发诏令的雍正认识到，作为药剂，鸦片有合法的需要——鸦片对治愈腹泻或痢疾特别有效——但是非药用的鸦片是有害的。提供鸦片给私下吸食者及经营烟馆将受到严厉处罚，而药用鸦片仍可继续公开销售。
在十八世纪，大多数的鸦片批发贸易都由公行商人把持。但是1800年以后，鸦片进口和中国本地种植鸦片均被禁止，特别是1813年进一步禁止吸食鸦片后，鸦片的贸易更加隐蔽。中国的吸食者要被杖责一百，并戴枷示众一个月甚至更长。公行商人不再敢贩易鸦片，但是外国商人发现，如果他们停泊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方，很多中国人会冒险前来购买他们的鸦片。广州以南海湾中的伶仃岛边停泊的一艘武装是船于是成为鸦片肆意传播的集散点。中国的商人凭借迅捷轻便的船只，可以躲避为数不多的清政府海军的所有拦截行动。他们水陆并行，通过本地的商业网络贩售鸦片。
清政府严惩鸦片贩子，向吸食鸦片者讯问货物来源，试图以此强化禁令，这使得鸦片的贸易更为诡秘，参与贸易的大量中间人皆隐匿形迹。1831年一位被逮捕的宫中太监向内务府官员的供词中简要地描述了鸦片贸易的过程：
最初我们直接向回人朱大购买小量供自己吸食的鸦片。后来我得知，当海船抵达天津时，鸦片价格就会下降，因此我向克克斯布库借了一百贯钱，还卖了我的骡车。我带着我的仆人秦保全到天津，找到秦保全的故旧杨怀远做代理。杨怀远用二百四十贯从一个姓张的人手中购买了一百六十盎司鸦片。我给了杨怀远三贯八百文作为佣金。⑦
如果清朝当局曾经竭力追查过这件案子，他们可能已找到了两位中间人和当地兜售鸦片的张姓人。但是张姓人可能只是一个小贩子，到他被捕时，批发鸦片的大贩子和供给鸦片的外国船只早已逃之夭夭了。
4．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中国才逐步受到西方的关注。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天主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们的书籍和信件的刊行传布，这些教士在中国巨大的人口中看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前景。虽然他们也注意到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大多数天主教士都能以利玛窦为榜样。利玛窦于1583—1610年间在中国生活，对中国人的工艺技术，完善的国家官僚机构，寓含深刻哲理的文化传统以及统治者的权威充满敬佩。
康熙朝晚期，主导着中国传教活动的法国耶稣会士对早期的清朝极尽赞美，目的是向“太阳王”路易十四提出请求，说服他在金钱和人员上支持传教士。这些充满溢美的描述主要是想说明，儒家典籍的伦理内涵证明中国人是一个颇有道德的民族，而且曾经信奉一种一神教，与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并无大异。因此，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引导中国人回归他们也曾认同的价值观，而不必采取强迫手段使其皈依基督教。
虽然康熙朝末年耶稣会教在中国迅速失去影响，而且十八世纪它在欧洲的声望也江河日下，直至1773年解散，但他们所写的关于中国政府和社会的书籍仍是欧洲人所能见到的最详细的记载。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读了这些耶稣会士的书籍，对《周易》的八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反对教权的哲学家伏尔泰也被他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吸引了。伏尔泰坚决地抨击十八世纪法国教会的权力，他机智地利用传教士提供的这些关于中国的资料来驳斥传教士们的极端主张。伏尔泰辩论道，如果中国真的如此有伦理道德，文化昌明，管理有序，而这一切又归功于儒家思想，孔子却又并非基督教徒，那么一个国家显然可以不需教会的力量就能够取得令人敬仰的成就。
在他1740—1760年间写的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中，伏尔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伏尔泰在一部小说中指出在欧洲和亚洲两个不同社会的道德观念是相互呼应的。在一部戏剧里，他还提出，中国的道德的力量驯化了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征服者。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中以别具一格的叙史方式，评述了世界历史，其中中国部分占有很长的篇幅。他这样做是为了强调不同文明的价值，借以透视欧洲人的自负：“对中国礼仪的最严重误解，肇始于吾人以己之风俗度衡彼之风俗：吾人以偏颇天性所生之偏见，来看待世界之种种目的。”⑧伏尔泰无法在欧洲寻找到一个“哲王”来说明他关于宗教和政权的观点，他相信乾隆皇帝就是这样一位哲王，因而他以诗歌赞颂这位遥远国度的皇帝。
伏尔泰对中国制度的褒扬出现于热情赞颂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下。在十八世纪中叶这一短暂的时期中，中国热席卷欧洲，法语通常用“chinoiserie”[意为“中国艺术风格”或“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译者注]这个词描述这股热潮。相对于哲学和制度而言，这一热潮关注的更多是中国的装饰和设计。从中国宅院和花园的画册、中国刺绣丝绸、地毯、华美的瓷器中，欧洲人发现了有别于他们的精密几何计算的古典主义建筑和繁复的巴洛克设计的新的艺术风格。法国“洛可可”风格就是其中之一，它热衷于柔和的色彩，不对称性，一种刻意的无序，以及梦幻般的感觉。洛可可风格盛行一时，从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新的中国风格墙纸和家具摆设，到公园里的宝塔、街上来往的轿子，乃至花园四周的窗格，在欧洲随处可见。
但是当人们看到晏臣愤怒和讥讽的评论，无论是知识还是审美方面的中国热潮都迅速消失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开始发现伏尔泰对中国的描绘不可相信，于是伏尔泰对中国的热情成为了他们嘲讽的对象。卢梭和孟德斯鸿怀疑中国人似乎并没有自由，他们的法律的基础是威慑而非理性，中国精心设计的科考制度也许会导致中国道德的崩溃，而非有益于道德的提升。还有一些作家也认为，中国似乎并未进步，实际上就连进步的观念也没有。这与认为中国日益退步的观点不过一步之差。法国史学家布兰杰写于1763年（写作次年被激进派的威尔克斯译成英文）的一部书中令人伤感地写道：
中国现今所保留的所有古代制度的残余，必然会被未来的革命洪流所吞噬，一如部分古代制度在现今中国完全消失一般；最后，直到中国不再有创新的制度，她将永远落入失败的一方。⑨
一些杰出的欧洲思想家对这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争论进行了反思，竭力探求这个国家的前景。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富论》一书中论及中国，该书出版于1776年。斯密在分析不同国家的生产能力时，发现中国可以作为参照，特别是用来比较与欧洲国家和发展中的北美各国。他以人口增长作为衡量国家发展的指标，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国家人口每五百年翻一番，增长速度稳定，在北美，人口二十至二十五年翻一番，不断提供新的劳动力，因而新大陆“比较繁荣，而能以更快的速度向富裕之道迈进”。⑩
然而中国这个“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亦即土地最膏腆，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最勤奋的国家”，此时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中国的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已处于这样的境况，即不断增长的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的反作用：“在这样的国家，工人的工资在过去足以维持生计，养家活口，但因为工人相互竞争与雇主的利益，工资很快就会下滑至一般人道要求的最低限度。”其结果是“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欧洲最匮乏国民的贫穷程度”，溺婴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斯密不满地指出，“结婚在中国是受到鼓励的，然而这并不是因为生儿育女会带来福分，而是因为他们有杀害子女的自由”。按照斯密所述，中国拒绝思变，问题正日益恶化，他们正远离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自我封闭：“忽视和轻蔑对外贸易，只有二三个港口容许外国船只停泊的国家，断难达到与其不同法律和制度国家所能拥有的商业数量。”⑾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820年代早期所作的一系列著名演讲中，综合布兰格、卢梭、孟德斯鸠和斯密等人的各种不同分析，指出，“东方文明”——中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历史上人类的早期而现在却已被扬弃的文明。黑格尔的“亚细亚社会”的概念对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和十九世纪晚期其他思想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对黑格尔而言，历史是他所说的“观念”的发展及世界自由的实践过程。自由是“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展示，这一精神在欧洲和北美基督教国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黑格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感到乐观，他提出一种漠视中国过去的历史哲学。他将中国描写成被皇帝或专制君主统治的典型的只有一个人拥有自由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希腊和罗马时代一部分人拥有自由，而若干世纪以后即黑格尔的时代，所有人都拥有了自由。由于缺乏对“精神”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的了解，中国皇帝的自由也是随心所欲的，表现为“残暴——激情的冷酷兽性——或是欲念的，而这种驯服只不过是自然的以外”。⑿
黑格尔写道，中国命运部分取决于地理因素：“亚细亚东部的广大土地偏离了历史的普遍进程。”在一段论述中，黑格尔语气强烈地论述道，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土地所代表的只是“永无止境的依赖性”，而海洋却引领着人们“超越这些思想与行动的有限范畴……海洋的无限伸展超脱了大地的制约，然而这正是亚细亚国家的宏伟政治组织所欠缺的，纵使他们本身同样以海为邻，中国即是一例。对亚细亚国家而言，海只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中断，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⒀虽然黑格尔的这一论述会使在海上驰骋的富有的福建商人感到惊讶，但是基本上正确地概括了清朝政府对开拓海洋毫无兴趣的情况。
在这一系列悲观的结论中，黑格尔始终将中国置于世界精神的发展之外。虽然中国有大量的史学家，他们以自己所持的偏见研究本国历史，没有认识到中国自身“犹在世界历史之外，却预先假定若干因素的结合必然造就活泼且生动的进步。”中国皇帝对百姓说话也会“庄严、宛如慈父一般的和蔼”，中国百姓却“自视卑微，确信人天生就只配给皇帝拉车”。黑格尔为中国的百姓感到悲哀：“身上的重担让他们无法喘息，然而这却像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他们出卖自己为奴，吞进难以下咽的奴隶饭食，却不以此为憾。”这段话远比马嘎尔尼勋爵对清朝命运的看法更为透彻。
也许中国还没有永远陷入形而上和地理上的孤立。在一段极为暖昧的旁白中，黑格尔补充道，“世界其他面向的关系，就只能仰赖另外的民族将它们找出，并研究它们的特质，始可得知。”⒁黑格尔并没有谈到是由谁或怎样找出的问题，但是西方势力带着他们的舰船、使团和鸦片很快就开始给出这个答案。
注释：
①克莱莫尔-平（J，L．Cranmer-Byng）编：《访华使节：马嘎尔尼勋爵日记，1793—1794》，伦敦1962年版，第340页。关于叩头礼的妥协参见艾西里克（Joseph Esherick）《来自远方的珍贵资源》，载《现代中国》1998年4月第2期，24卷，151—152页。
②前引克莱莫尔-平（Cranmer-Byng）书，第191、212—213页。
③布迪（Derk Bodde）和莫里斯（Clarence Morris）编：《中华帝国的法律》，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390页。
④爱德华（Randle Edwards）：《清朝对外国人的司法权》，载孔杰荣（Jerome Cohen）、爱德华（Randle Edwards）及张富美（Fumei Chang Chen）编《中国法律传统论文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269页。
⑤前爱德华著第229页。
⑥数据转引自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三卷），上海和伦敦1910年、1918年版，第一卷，第173、209页，以及张馨保（Chang Hsin Pao）：《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23页。
⑦史景迁：《清代中国的鸦片吸食》，见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格兰特（Carolyn Grant）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修订本），加利佛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43—173页。
⑧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de Voltaire）：《诸民族风俗论》第一卷，日内瓦1771年版，第36页。
⑨布兰杰（Nicolas Antoine Boulanger）著，威尔克斯译（JohnWilkes）：《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巴黎1763年原版，阿姆斯特丹1764年译本，第260页。
⑩亚当?斯密（Adam Snlith）著，康南（Edwin Cannan）编：《国富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0页。
⑾前亚当?斯密著第71—72、95页。
⑿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霍尔丹（E．S．Haldane）和西蒙（Frances Simon）译：《历史哲学》，纽约1956版，第18—19页。
⒀前引黑格尔著第87、90一91页。
⒁引语依次见前引黑格尔著第116、138、101页。
第二部分 分裂与改革
十九世纪前期，中国的儒士已感觉到了社会所承受的道德和经济压力。他们利用自己所秉受的知识传统，建议实行政治和教育改革，对迅猛增长的人口提出警示，敦促实行财富更公平地分配。有的还指出了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呼吁更多地关注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鸦片吸食的泛滥引起了异常复杂的社会困惑。儒士、官员和皇帝都为使这种药物合法化还是断然禁绝的问题而苦恼。而与此同时，英国大量投资鸦片的产销，鸦片收入在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中占据重要份额，使得鸦片贸易成为该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清朝却仍把鸦片视为内政问题，决定禁烟。英国人则以武力相回应。他们打败了清朝，于1842年强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与外国势力的关系，也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国统治者对其土地上的外国人实行有效控制的历史。
外人入侵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导致了国内新的骚乱浪潮。十八世纪晚期反清的暴动就频繁爆发。十九世纪，不断蔓延的社会混乱导致了更大的动荡，到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四起大规模叛乱，至少其中的两起——太平天国和捻军有能力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教义和人人平等的原则，摒弃了儒家思想和中华帝国的价值观。捻军展开新式的游击战，对政府基本的军事体制造成了威胁。还有两起都是回民的叛乱，发生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中国政府对边远地区非汉民族的控制受到了挑战。一群忠诚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执意维护主流的社会、教育和家庭制度的儒士们指挥了一系列战役，使清朝得以苟延残喘。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赢得了巨大胜利的儒士官员却热衷于仿效和接受外国的一些军事技术和国际法，而这将最终破坏他们孜孜维护的神圣的价值观。但是一开始很难预见这些后果，他们以谋求清朝的自强为名，不仅建立了制造武器和轮船的新式工厂，还开设学校，教授外语，聘请外国人在平等基础上征收关税，试图雇佣一支小型西方舰队，设立中国首个职能相当于外交部的机构。
然而，中国人与洋人的关系仍旧紧张。中国连续发生教案，与此相应，美国也发生了排华的暴行，中国移民的浪潮最终被美国单方面实行的一系列禁令挡回。在双方发生的这些事件中，尽管其中出现的个人的努力证明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和平相处、彼此同情和适应，但是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价值目标的误解仍然十分严重。
到十九世纪晚期，尽管充满内忧外患，清朝看上去似乎仍可望实现新的整合。但是中国在军事和工业上运用外国技术所取得的成就由于与法国和日本的两场短暂而惨烈的战争的失败而灰飞烟灭，中国颇为自得的“现代”海军也永远葬身海底了。
1898年轰轰烈烈的改革的热潮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胎死腹中，1890年义和团暴动登上舞台，排斥洋人的强烈情绪导致广泛攻击外国传教士及其信徒的行为。拳民们遭到外国军队的镇压，但是唤起了汉人的觉醒，从报纸和宣传册、经济抵制，以及意欲从内部消灭清朝势力的暴动浪潮中传出了汉人反清的民族主义的第一批信号。
清朝集结王朝力量的最后努力就是有可能奏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面改革：试行西方模式的立宪政府、按照西方建制从新武装和组织军队、通过发展中央控制的铁路网更有力地掌握中国的经济。然而，这些改革的结果没有带来稳定，而是导致了矛盾和误解。各省设立的谘议局成为抨击清朝和维护地方利益的中心。满人控制的训练有素的强大现代化军队无助于汉人，反而威胁到了汉人推翻清朝，谋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梦想。政府试图利用外国贷款将铁路收归中央，激怒了地方的投资者和爱国者。当这些不满的火苗受到激进的领导者巧妙的煽动，清朝发现自己统治根基已经严重动摇。
面对1911年年底爆发的军事叛乱，满人已经束手无策，到1912年他们已别无选择，只能交出权力，宣布清朝寿终正寝。中国的权力中枢出现真空，没有才能卓著的领袖来填补，持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集团一时纷纷登台。清朝覆灭后并没有出现确实而崭新的共和制，而是一段时期的内战和思想的仿徨无序，对饱经患难的中国人来说，其痛苦并不亚于二百六十八年前明朝灭亡后的那段时期。然而在这动乱的局势中，强国的梦想从未完全泯灭，一些有经国之才的思想家、自强运动者、立宪改革者和革命者们始终为此不懈奋斗。清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所留下的积极成果就是不容许中国的伟大走向消亡的思想。
第一章 与西方的首次冲突
1．中国儒士的回应
甚至在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前，儒士们就已经逐渐意识到了王朝所面临的严重的内忧外患。注重实证研究传统的考证学中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要求弟子们更多地关注现实的需求和政府管理问题，还有一些人开始大胆地思考中国的未来，琢磨能否从儒家传统自身寻求到鼓励变革的因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考证学派正日益变得枯燥乏味和流于形式，他们在其著作中努力开拓新的政治论题。
对儒士们来说，即使是对清朝统治隐晦的批评也仍然是危险的。一个叫洪亮吉的学者就尝到了这一点。洪亮吉是很多考证学学者的朋友，曾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四次考进士不中，仍坚持不懈，最后于1790年（年届四十四岁时）如愿以偿。他在贵州做了三年学政，这使他得以对遥远的西南地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有助于他不断地分析京城的政治派系斗争。在1790年代写的一系列文章里，他讨论了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毫无控制的人口增长，以及它超过了中国的生产能力时所带来的困难。洪亮吉还指出了城市里日益增长的奢靡之风，逐渐蔓延的地方政府的腐败，以及镇压白莲教和其他叛乱时出现的问题。这些文章并未受到审查，但1799年，当洪亮吉冒险批评刚刚去世的乾隆皇帝和他的宠臣和珅时，很快被判处死刑，“斩立决”。只是在新皇帝嘉庆（1799—1820年在位）的干预下，才改判流放远在中国西北的不毛之地伊犁。
嘉庆皇帝似乎是认识到了洪亮吉对中国面临的困难所做的切实的观察，一直在调查以和珅及其党羽为核心的腐败网络，并于1800年赦免了洪亮吉。洪亮吉得以在安徽重新过上读书写作的学者生活。洪亮吉于1809年去世，但是他所因以闻名的务实深刻的著述风格被很多学者所继承，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贺长龄。他编修了一部卷轶浩大的清朝政府文书集《皇朝经世文编》。这不只是一部理论著作，而且还收录了清朝早期和当时官员们的优秀文集，内容包括人事考核、俸禄、盗贼、赋税、保甲制度、八旗兵饷、贩荒、盐政、通货、民间宗教，以及洪灾控制等等。贺长龄编修的这部管理国家的纲要借鉴了明朝晚期东林党人陈子龙所修的《皇明经世文编》的模式。这部巨著于1827年彻底完成，很多当时的人读到它时都不由产生朝廷日益颓败的紧迫感。
贺长龄自己并不只是一个经世思想的代表，还是颇有经验和识见的行政官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贺长龄精心策划着一项计划，准备放弃日益废败的大运河，从海上将嘈粮从中国南方运到北方之时，黑格尔却正在讨论中国拒绝海洋的问题。1826年，根据他的建议，用一千五百艘船只从海路成功运送了九百万斗大米。但是贺长龄的计划不久就被取消，主要是考虑到那些在大运河上运输槽粮者的既有利益。如果海运继续实行，这项计划也许可以带来中国海上商业航行的巨大发展。
其他的学者则为变革寻求理论上的合理性。其中之一就是龚自珍，他于1792年出生于浙江美丽的杭州城的一个富裕儒士官僚家庭。龚自珍最初在很多方面都堪称符合那个时代主流的学者，他接受的是考据研究所需的教育，并对早期“汉学”倡导者们研究的注疏和经文饶有兴趣。但是他对中国社会和政府的批评意识使他特别关注《春秋》公羊学。大多数中国史籍都暗含着历史循环论，因而在中国线性“进步”的观念受到排斥，欧洲的批评家们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公羊学却与此不同。公羊学提出一种历史发展三阶段的理论（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
龚自珍是一个性格复杂，放任不羁的人，这可以与清初文人古怪的行为模式相互呼应：他毫不在意自己的服饰和行为，书法风格狂野，与社会各阶层广泛交游，肆意赌博，凌辱长者。他对社会的评论比洪亮吉更为广泛，不仅攻击官员腐败，还涉及诸如叩头等朝廷礼仪，科举考试的陈腐僵化，并抨击司法制度、财富分配不公、妇女缠足、吸食鸦片及与洋人贸易等，藉以强调中国正处于最低的据乱世。
谈到财富的重新分配，龚自珍言辞慷慨。他写道，在远古时期，统治者与臣民犹如盛宴上的宾客，人人都付出，人人都同样分享。但是在商、周时期：“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孟焉，臣取勺焉，民取危焉。”龚自珍用这个比喻指出中国社会中手持大、小勺子的人们相互攻击，而统治者却试图独享整个汤锅的状况。毫不奇怪，锅中已“涸而踣”，现在将锅中的东西重新公平分配的时候到来了。
有如贫富相札，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瘉倾，富者日瘉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怒。或以骄汰，或以吝音。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①
像龚自珍这样的学者能够将其兴趣从考据研究和新经文的研究再转到对社会的批评，其他学者所走的道路则更为曲折。中国最伟大的讽刺小说之一的《镜花缘》就写于1810—1820年间这一重要时期。它的作者李汝珍是北京一个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学者，他最初的兴趣是音韵学。但是时代的危机使他不仅重新审视哲学世界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而且关注两性关系等特别敏感的问题。在其小说中，他描述了一个所有传统的两性角色被彻底改变的世界。在题为“粉面郎缠足受困，长须女玩股垂情”一回中，男人必须过屈辱、痛苦、被压制的生活，他的耳朵用针穿孔，忍受缠足的苦楚，还必须花上几个小时梳妆打扮，取悦女主人。虽然别的中国作家以前也娱乐性地触及过这样的想法，但没有人像李汝珍这样专注地探索，而且清朝男子读到商人林之洋的痛苦经历，确实很少会不对同时代女性所受的磨难不心生一丝同情的：
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头上乌云，用各种头油，业已搽的光鉴；身上每日用香汤熏洗，也都打磨干净；那两道浓眉，也修的弯弯如新月一般；再加朱唇点上广脂，映着一张粉面，满头珠翠，却也窈窕。②
李汝珍对社会混乱状况的认识在嘉庆朝的学者之中有十分普遍的代表性，他们发现考中科举或谋到差事都不容易。尽管在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读书人日益增多，政府却仍然拒绝增加科举名额，或扩大官僚机构的规模。如果这些学者没有收入来源，毫不关心改革，没有讽劝的权利，没有艺术才能，那么他们的生活一定郁郁寡欢。沈复就是这样的男人，在1807年前后（他四十多岁时）写的一部篇幅不大却十分尖锐的书里，描绘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当时没有前途的读书人的情景。沈复于乾隆朝中期出生于苏州，他体验过多种生活，诸如学者、商人、幕僚等。他的书恰如其分地取名为《浮生六记》，反映了他漂流于全国寻找襄助，屈从于专横的父亲或各种短期雇主的经历。
沈复的生活并非完全是灰暗的。他甚至远到广州去做生意，在旅途中他目睹了世界上的一些事情。他有一个可爱的妻子，与他相伴了二十三年，直到她去世。他同她分享了审美、闺中和厨房里的欢悦。她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富有想象，性情文雅。她尽其所能聊补家中微薄而不稳定的收入。沈复对他们生活的描写说明，丈夫优越于妻子的观念——法律思想也支持这种优越性——已经成为儒家传统的一个部分，但人们仍然能够拥有亲密互爱的婚姻。然而这对夫妻还是被贫穷和失败击垮了，虽然直到最后沈复仍不明白命运为什么不让他们过得快乐些。“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他问道，“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③但是他所生活的社会却不再酬答这种逆来顺受的传统美德。
2．中国政治的回应
除了英国人为了使澳门不落入法国人之手而采取的一些行动外，嘉庆时期中国的外来压力得以暂时缓解。但这全然不像很多汉人和满人所想的那样，并非因为英国的乔治三世收到乾隆1793年自以为是的“敕谕”而对中国心怀敬畏。原因是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使英国和法国筋疲力尽，一时无力向东亚扩张，而此时中国也没遇到其他强大的对手。一个世纪以后，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也与此相似，日本乘西方人自顾不暇之机在中国开始实现它拓展疆域的野心，而在十九世纪早期，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也无意问津中国。
然而，在拿破仑滑铁卢失败以后的一年（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派遣了另一个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来华。阿美士德使团与马嘎尔尼勋爵使团一样想寻求贸易特权，增开港口，在华派驻外交人员等，受到了清朝非常无理的对待。阿美士德被长途跋涉和清朝坚持要他行叩头礼弄得心力交瘁，他在北京一天也没有得到休息，就被强行带去参拜皇上。当他要求多给些时间准备时，先是受到威胁，然后被屈辱地驱逐出中国。
这一情节被英国用来说明清朝不愿与外国人展开合理的交往，事实上，清朝官员也正逐步面临着与西方人交往的复杂的政治问题。这对于广州和两广地区的官员们更是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由于鸦片贸易的发展，东南的流通货币和积储的丝绸和茶叶数量剧增，这既加剧了官员的腐败，另一方面商税和合法的对外贸易的关税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继续得到皇上给予的特权，公行的商人被迫向朝廷和地方官员上供巨额的“捐输”。而他们却一直都缺乏安全保障，很多行商因为向外国公司借贷而债台高筑，或彻底破产，然后被新指定的——常常是很不情愿的——行商取代。公行制度得以长期持续可能是得益于“公所基金”这一互助制度的建立，行商都将贸易利润的百分之十纳人基金，以备危机时期使用。最初这只是行商私下实行，1780年基金得到清朝政府公开支持，并增加了百分之三的进口税。到1810年，从公所基金中上交给清朝政府的每年达一百万两。
随着广州成为重要财政中心之一，学者们也云集至此，学院开始不断开设。1817—1826年在两广任总督的阮元创建了“学海堂”书院。该书院成为著名的学术中心，刊印了很多书籍，包括广州地方历史。阮元较早对清朝的数学家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三十七位生活在中国并继续从事研究的欧洲传教士，这一著作的传播激发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成就的兴趣。阮元坚决反对鸦片贸易。1821年他逮捕了几名澳门的鸦片贩子，并试图在广州禁止吸食鸦片。
对吸食鸦片问题持强硬或温和的立场成为了中国外交和国内经济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且这场论战开始影响到京城和地方官员派系集团的形成。嘉庆的继任者，1821—1850年在位的道光皇帝似乎心地善良却效率低下。乾隆朝和珅专权，朝政懈怠，嘉庆朝也未能中兴，道光意欲急切地重振朝纲。1800年和1813年嘉庆皇帝严禁鸦片贸易未能奏效，道光试图寻求一个更有效的办法。
到1825年，道光从御史的奏折中得知中国大量白银用来购买西方的鸦片，导致国家经济的衰退。虽然这一现象还主要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但遥远的内地也已能感受到它的影响。白银的短缺意味着它与铜钱比价的升高。因为农民在日常的交换活动中使用铜钱，而向国家缴纳赋税时则用白银。白银的增值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随之而来的将是社会的不安。1834年英国国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情况更加恶化。这一举动使所有来华者都可以与中国展开贸易，可以预知，鸦片贸易将进一步增长，欧洲其他地区和美国的商人也将蜂拥而至。世界范围的白银短缺使外国人购买中国的商品时改用其他的不太常用的货币，更加剧了中国的危机。④1820年代，每年大约有两百万两白银流出中国，到1830年代，每年增至九百万两。乾隆时期，一贯铜钱大约等于一两白银；嘉庆时期山东省一贯五百文铜钱等于一两白银，而道光时为二贯七百文等于一两白银。
1834年取消了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以后，英国政府的第一位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来到广州，又引起一些新的矛盾。律劳卑拒绝这种将公行商人介乎其间的关系，希望能直接与两广总督交涉。清政府的回答是：“天朝疆吏不得与外夷通送书信。”⑤律劳卑命令其舰队从虎门开向广州，只是因为他死于热病才避免了严重冲突的爆发。与此同时，鸦片进口继续增长，1835年超过了三万箱，1838年达四万箱。
1836年道光皇帝就鸦片问题垂询大臣，大臣们众说纷纭。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大臣指出，这可以消除官员的贪污腐败、强取豪夺，还可从关税中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而且主张允许国内种植鸦片——相信其质量不会亚于印度鸦片而价格比市价更便宜——逐渐排挤外国鸦片。然而，很多大臣认为这种主张是有害的。他们指出，洋人冷酷贪婪，中国人并不需要鸦片，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他们认为废弛已久的嘉庆皇帝的禁烟政策应该更严厉地施行。
1838年，道光皇帝在考虑了群臣言论后作出决定：鸦片贸易必须停止。为了保障其诏令的推行，他选任了五十四岁的福建籍官员林则徐，令他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从理论上说，这一任命是不错的。林则徐是1811年的进士，曾任职于翰林院——朝廷中很有声望的儒学研究机构——而且在云南、江苏、陕西以及山东等省任职。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曾采取过有力的禁烟行动。他的密友之一就是直言不讳的学者龚自珍，他在给林则徐的一封信中写道，所有的吸食者都应该扼死，而贩易和生产者也应斩首。林则徐于1839年初抵达广州，他没有落脚于已被阮元的后继者们弄成了讨论鸦片贸易合法化好处的中心的学海书院，而是下榻在与学海书院对立，其成员都主张严厉压制鸦片贸易的另一书院。
为了禁止鸦片，林钦差（正如西方人对他的称呼）试图动员所有儒家的传统力量和价值观。在公告中，他强调指出了吸食鸦片对健康的危害，下令所有的吸食者在两个月内将鸦片和烟枪上交衙门。学官们受命彻底检查生员是否吸食鸦片，所有的吸食者都将受到处罚，其余的人编成五人互保的小组——像保甲制度一样——保证小组中无人吸食鸦片。林则徐还巧妙地利用科举考试制度，集中六百多位当地学生，组成一特殊的群体。除了考问传统的儒家经典的有关问题外，还问及传播鸦片者的姓名及停止贸易的办法。陆军和水师的士兵也成立了类似的群体。林则徐还动员当地的士绅，更广泛地组织保甲制度，询查本社区的吸食者。到1839年5月中旬，已逮捕了一千六百名中国人，收缴了三万五千磅鸦片和四万三千具烟枪，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林则徐的军队又收缴了超过一万五千磅鸦片和两万七千五百具烟枪。
对于洋人，林则徐晓之以理，既进行道德规劝，也采取高压手段，从他自己的大量言论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并不希望自己的政策导致武装冲突。他首先从行商入手，3月份他私下接见了行商们。林则徐斥责他们，人人都知道英商查顿和因义士就是鸦片贩子，却错误地为其出具保结，担保他们不是鸦片贩子。他命令行商向洋人传达他的旨意，交出他们贮藏在伶仃岛上的数千箱鸦片，并签订保证书，以后不再贩易鸦片。广州的外国居民还被告知列出他们拥有的武器的清单。林则徐并不想轻率地凭借微弱的水师赶走外国船只，但他意识到，他可以给当地的外国居民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服从管理。
林则徐还试图劝说洋人，敦促他们从事合法的茶叶、丝绸和大黄（他相信这对洋人的健康十分重要）贸易，不要从事有害于中国人的活动。林则徐与两广总督密切合作，两广总督乐观地告诉西方人，吸食者都已戒除，贩易者已经驱散，已不再有对鸦片的需求，鸦片贸易也已无利可图。林则徐在一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措辞严谨的信中，试图唤起她的道德责任感：“闻贵国禁食鸦片甚严，是明知鸦片之害也……设使别国有人贩售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痛绝之也。”⑥事实上鸦片在英国并未受到禁止，通常被一些社会名流做成鸦片酊。很多英国人认为鸦片比酒的危害还要小，林则徐的道德劝告也只能是对牛弹琴了。
虽然惊慌失措的行商请求外商服从朝廷命令，但外商先是借口他们是受人委托存贮鸦片，无权将其上交，接着象征性地交出一千箱。林则徐盛怒之下下令逮捕为首的英国鸦片贩子颠地。外国商馆拒绝将颠地交出接受审判。1839年3月24日，林则徐下令公行彻底停止与外国的贸易，命令所有中国职员和佣人辞去洋人的雇佣，三百五十名在广州的外国人（包括英国政府的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都被困在商馆里。虽然仍给洋人提供食物和水，其他一些商品也被走私进来，但围困仍令人精神崩溃，中国军队彻夜不停的锣鼓和号角声更难以忍受。六周以后，洋人同意交出两万箱鸦片，林钦差接收后解除了封锁，十六名外国人获准离开。
林则徐对洋人向中国移交鸦片的管理十分谨慎，他甚至4月和5月一直生活在船上，就近监督移交行动，防止欺诈和盗窃。现在他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销毁近三百万磅生鸦片。他的解决办法是下令挖三条七英尺深、一百五十英尺长的壕沟。然后在六十名官员监管下，用五百名丁壮剖开鸦片球，用水、盐和石灰搅拌，直到鸦片溶解。然后在中外围观者众目睽睽之下使这些黑乎乎的混合物流进港湾，汇入大海。
在特意为南海神写的祭文中，林则徐祈望，“谁知毒姿鸠枭，渐致蛮烟之成市”，“本涤瑕而荡秽，资激浊以扬清”。他就向大海倾倒毒物一事向海神致歉，他在日记中写道，“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关于经历了商馆的禁闭又目睹了销烟过程的外国人，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奏折中写道：“该夷人等倾耳敬听，俯首输诚，察其情形，颇知倾心向化。”⑦
3．英国人的武力反击
钦差林则徐和道光皇帝都是尽职勤奋，且已将儒家等级观念和统治手段内化于心的人。他们似乎相信广州的居民和外国商人都天性淳朴，对其坚持进行道德训诫就能奏效。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当时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甚至在还没有将鸦片冲进大海以前，一位中国官员就指出，林则徐并未真正解决鸦片问题，这只不过是一次示威行动。一位英国鸦片贩子回忆自己被封锁的经历，只是平淡地给朋友写道，封锁商馆“幸可作为我们提出赔偿的理由”。⑧
中英之间战争的可能性正日益增长。一些较大的原因已经作了论述：清朝社会的失序，吸食鸦片的蔓延，对外国人的日益不满，外国人拒绝接受中国法律，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崇拜的消失。另一些原因则与林则徐的谈判密切相关，还有一些他所不理解的其他因素。其中之一与1836—1838年间清朝朝廷上的争论有关，就是外国商人相信吸食鸦片在中国将会合法化。结果，他们存贮了大量的鸦片，并增加向印度种植者的订货。当1838年严厉的禁烟开始时，市场萎缩，商人们发现自己面临了囤积难售的危险。
第二个因素就是新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是作为英国国王的代表，而不再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如果中国人反对改换总监督，他们也就是侵犯了英国，而非一个贸易公司，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区别。而商务总监督也缺乏约束英国商人的权力，更不能控制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商人。然而，在危急时候他可以直接寻求英国军队和皇家海军的帮助。
就英国方面来说，前述两个因素的综合产生了第三个因素：英国的鸦片贩子将大量囤积难售的鸦片交给继律劳卑任商务总监督的义律，义律又将鸦片交给林则徐。因而商人们丝毫不为鸦片倾倒入海而感到羞耻，反而希望藉此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得财政补偿。
中国发生的事态受到英国的密切关注。1839年初夏，义律就写信到伦敦求援，外交大臣巴麦尊爵士最初并不同情不遵守中国法律的英国商人，现在也倾向于他们的利益了。巴麦尊在“致中国钦命宰相书”中写道，他十分惊讶地听说中国官员以“暴力伤害广州的英国臣民，而这些英国臣民却是平和地住在广州城内，信赖中国政府的善意。虽然女皇陛下不会宽赦贩卖鸦片的行为，但她绝不容许海外的英国臣民遭到暴力相向，受到侮辱与不公平的待遇”。⑨
当封锁商馆和收缴鸦片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在中国有巨大的贸易和商业利益的商人大力游说，敦促国会采取报复行动。腰缠万贯的鸦片贩子查顿甚至从中国赶回英国，加入呼吁的行列，以使新教传教团从道德上对鸦片贸易的抨击不会赢得广泛的影响。在华的商人们筹集了两万元供查顿回国游说之用，并允诺如果需要还可以给予更多的支持。“因为目的是如此重要，花再多的钱也是必要和值得的”。还有人告诉他，“如有必要，不妨付出高价，借助几家大报加以鼓吹”。然而英国国会并未向中国宣战，只是授权派遣一支舰队，并动员远在印度的军队，以期“获得满意答复并得到赔偿”，如果必要，就“扣押中国的船只和货物”。⑩整支军队由义律的堂兄懿律率领，包括十六艘共装载了五百四十门大炮的军舰，四艘新式的武装蒸汽轮船，二十八艘运输船，四千名士兵，还有蒸汽轮船用的三千吨煤和饮用的一万六千加仑酒。
此时林则徐仍在广州肃清鸦片，雷厉风行地逮捕和调查吸食者和鸦片贩，鸦片的价格则从平常的每箱五百元涨到了每箱三千元。当英国商人拒绝签订遵从中国法律，不再贩卖鸦片的保证书时，林则徐像在广州那样将他们赶出了澳门。迫于林则徐的驱逐令，义律将其下属安顿在几乎是不毛之地的香港岛，这一举动翻开了东亚历史新的一页。广州的鸦片贸易并未风平浪静，美国人非常高兴地获得机会为英国充当中间人，谋取利益。美国领事德拉诺让美国人都签订保证书，允诺不触犯中国的法律。正如一个美国商人解释的：“我们美国佬可没有女王来补偿损失。”即使中国入关闭了其他港口，他仍将“步步后撤，但是我只要寻求到贸易对象就要不停地做买卖。”⑾
林则徐开始在进入广州的水路上设防，为炮台购置新的大炮，用巨大的铁链封锁航道，着手编练军队，但是贸易却仍在继续。撤退到香港的英国人遭到当地中国人的袭扰，他们在井里下毒，拒绝给外国人出售食物。1839年9月和10月，在香港和广州外边的虎门，英国人和中国人爆发了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中国数艘船只被沉没，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也丧失了。由于一群喝得酩配大醉的英国水手在九龙杀了一个中国村民，义律拒绝交出凶犯由中国法庭审判，林则徐甚至动员本地乡勇反击英国人，这对于通常十分警惕民众示威的中国官员来说确实是令人惊诧的行动。一份布告中写道：“群策群力，购买器械，聚合壮丁，以便自卫。”[12]
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队全部抵达广州港外。令林则徐懊恼的是，英国人并未攻击他新设的防御工事，而是只留下四艘舰只封锁广州港的入口，其余的则继续北行。7月，英国人用两艘船封锁了宁波港，并占领了浙江沿海的舟山岛的主要城镇，从这里阻断了扬子江地区的交通。英国人在舟山留下一支戍守的部队和一名传教士翻译取代已经自杀的当地知县，舰队一路无阻地航行到守卫天津城的大沽炮台附近的白河河口。1840年8月和9月英国人在这里开始与直隶总督、深受道光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满人耆善谈判。上任刚刚一年的林则徐因为处置失当，被解职流放伊犁。
鸦片战争示意图（1839—1842）
1841年1月，耆善与英国人达成协议，他放弃香港，同意赔款六百万元，[墨西哥银币已经在中国作为通货广泛流通。中国人自己仍用银锭，而非银元。]允许英国人直接与清朝政府交往，并在十天内重新向其开放广州港。道光皇帝听到奏报，怒不可遏，下令将耆善免职，处以死刑，后来改判流放。
巴麦尊爵士因未从中国得到更优厚的条件，也同样对义律大为恼火。在1841年4月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私人信件里，他解除了义律的职务，拒绝批准协议，指责前任商务总监督：“阁下违背、怠忽所收到之训令。阁下已被解除一切的权力与兵权；阁下已无须再接受任何低于训令所要求的条件口”巴麦尊对义律放弃舟山，不坚持赔偿销毁的鸦片，仅仅得到了几乎连一间房子也没有的不毛之地香港岛特别恼怒。新的全权大使璞鼎查受命处理中国事务。巴麦尊在最后给璞鼎查的指示中坚持新的条约必须与皇帝本人签署：“女皇陛下的政府不容许在英、中的和解过程中，中国人以不合理的举措取代了人类的合理做法。”[13]
1841年8月璞鼎查带着这些新的指示来到中国，却发现局势己一触即发。广州城外的乡村重新爆发了战斗，很多是由当地士绅领导的民众武装发起的，英国军队遭受了伤亡。英国则摧毁虎门炮台，击沉中国船只，将一些滨水地区夷为平地，占领了广州的部分地区。虽然在广州官员支付了六百万元后，英国人撤出了广州，但并未商定这笔钱是使广州免受洗劫的赎金，还是义律与耆善商定的赔款，抑或是两年前被销毁的鸦片的补偿。
1841年8月底，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继续北上，占领了厦门和宁波，并再次占领了舟山。当1842年春，从印度派来的增援部队赶到时，璞鼎查发动了战争，切断了中国主要河流和水道的交通线，迫使清政府投降。英国人于6月占领上海，7月占领镇江。面对这些“夷人”，八旗兵也开始绝望了。战败之时很多清朝官员举家自尽。大运河和长江下游的交通被切断了。璞鼎查不顾清政府会谈的请求，推进到明朝的故都南京，于8月5日在城外占领了攻击地形。清政府立即请求和谈。8月29日，由一些满族大臣和两江总督出面签订了《南京条约》。9月道光皇帝接受了这一条约，10月底维多利亚女王也批准了条约。
在评说这一条约及其附约以前，有必要强调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军事上是重要的历史性的标志。它不仅是清朝遭受的最决定性的逆转，也是西方军事技术和战术的革新。正如英国舰艇“复仇女神号”在战争中所显示的那样，威力强大的蒸汽动力舰艇在海战中的出现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复仇女神号”是不用铜包裹的明轮铁壳船，利用风力及烧木材和煤块的六座锅炉为动力，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海域时速也能达到七至八节。该船吃水仅五英尺，在任何风力和潮汐状况下都可以在沿海浅水区域航行。在广州虎门之战中，“复仇女神号”游弋在浅水区发射葡萄弹和重磅炮弹，运送军队，在风平浪静时拖拽船只。在上海战斗中，这艘船炮轰城市、将英军士兵直接运送到码头。这场战争结束前，一批同样设计的新蒸汽船就被送到中国海域，英国人只要有足够的燃料储备，就能保证其令人敬畏的威力。
然而清朝并非只是西方技术和火力的被动目标。林钦差在广州时就委托一些学者为他收集西方国家的信息，在广州和新加坡精选外国出版物。他还请美国传教士为他翻译国际法的一些主要章节。随着战争进行到1842年，英国人发现很多证据表明，清朝政府官员正试图对西方的新技术作出反应。例如在厦门，他们发现了一艘仿照英国双层甲板、装备了三十门大炮的战舰，几乎准备航行了，而其他几艘相似的舰只也在建造中。在昊淞，他们发现了五艘装备有黄铜大炮的中国新造的明轮船。在上海，他们缴获了十六门制造精美的崭新的十八磅重火枪，枪身上有准星和燧石装置。所有这些火枪被装配在有铁轮的木车上。[14]中国还是有一些人清醒地认识到外夷的进攻既是奇耻大辱，也未尝不是一种刺激。
4．新的条约体制
《南京条约》于1842年8月29日在泊于长江的英国舰艇“皋华丽号”上签订，十个月后，经维多利亚女王和道光皇帝批准，在香港换文生效。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条约。条约包括十二条主要条款，给中国的商业和社会观念带来了显著变化：
第一条，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第二条，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回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第三，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第四，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元，补偿（道光十九年英人在广州交出的鸦片）原价。
第五，凡英国商民，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元，作为商欠之数，由中国官为偿还。
第六，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元，大皇帝准为补偿。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在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按数扣除。
第七，以上酌定银数，共两千一百百万元……（此时至一八四五年四年内交清），但按期未能交足，则酌定每年每一百元应加息五元。
第八，凡系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皇帝准即释放。
第九，凡系中国人，前在英国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者，亦加恩释放。
第十，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伴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怕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照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
第十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扎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奏明字样。
第十二，俟奉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元交清，英国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谁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鼓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追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关，啤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15]
除了规定为1839年销毁的鸦片赔偿六百万外，条约对鸦片问题只字未提。
1843年签订的附约规定了茶叶、丝绸、棉花、羊毛、象牙、金属制品及洋酒等货物的关税，也未提及鸦片问题。在随后签订的关于五口管理和保护外人贸易的复杂程序中再一次对鸦片问题避而不谈。在与满人大臣、谈判代表普英的私人谈话中，璞鼎查提到，英国希望中国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以结束白银外流的状况。首英回答自己不敢决定这一问题，璞鼎查说他也受命不强逼这件事。
1842年通商口岸示意图
其他国家纷纷对《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条款进行认真研究。1843年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出于美国的利益和对华贸易的巨大利润，派遣顾盛为全权代表到中国。顾盛是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很多有对华贸易利益的富商都居住在该州。顾盛于1844年2月到达澳门，立即与清朝两广总督曾英谈判。尽管因为一位试图袭击美国人的中国人之死一度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顾盛和普英还是很快在澳门附近的小村庄望厦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条约不仅沿袭了中英条约的内容，而且增加了很多重要的条款。例如第十七条对立志于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将十分重要，因为该条款准许美国人在五口租借土地，修建医院、礼拜堂和墓地。第十八条打破了中国统治者长期以来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的规定，准许美国人“延请中国各方士民等教习语言”。第二十一条解决司法方面的问题，规定在华的美国人只能由美国领事或其他授权的官员依据美国法律审判和处罚。为了防止英国人的攻击，第三十三条规定，美国人“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最后，第三十四条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侯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16]
1844年10月，法国人以中、美条约为范本，也与中国签订了条约。在中美条约基础上增加的内容主要有，如果法国人遇到问题之时，该地又没有法国领事，法国公民可以请求其他友好国家的领事处理；重申了治外法权——在中国领土上犯罪者依据本国法律判处——比顾盛签订的条款更有过之。屈从于法国人的压力，耆英奏请皇帝颁布了完全容忍天主教的传教，改变了雍正禁止传教的诏令，在1845年签订的一个附约中，首英又给新教以同样的权力。
至此，在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之后的六年之内，清朝就由将所有外来者拒之门外演变到丧失了中国商业、社会及外交政策等控制权。在英国、美国和法国之后，一大群列强纷纷效尤。英国无须担心其他国家交涉的结果，因为中国人给予他国任何新的权利英国也一体同享。在1843年签订的附约中，体现了英国人用心良苦的第八条规定了最惠国待遇：“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备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清朝政府接受这一条款是相信其可以缓解外来压力。但事实上这一条款使中国无法结成联盟，利用一国对抗另一国，严重地妨碍了自己外交政策的主动性。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商业效果却使英国人和大多数外国商人大失所望。虽然五个通商口岸是精心选择的，但福州和宁波的贸易增长十分缓慢，以至于有人谈到将其换成前景更为看好的城市。到1850年，只有十九个外国人住在宁波，而福州只有十个，且其中五个是传教士。厦门的前景也不容乐观，这里的贸易历来就是与台湾和菲律宾展开，很难适应欧洲和美国的需要。只有当英国船只开始运送苦力到古巴从事甘蔗种植，才从贩运人口中获得了一些财富。
公行的垄断一旦废除，贸易的大门向所有人开放，广州展现出巨大的商机，但是当地人十分反感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西方人发现在这个城市建立居住区，进行贸易，或开设领事馆都是不可能的。1840年代和1850年代初，充满着暴力事件，乡村民团和城市暴徒袭击英国人，而英国人也以牙还牙，陷入恶性循环。清政府再也无法承受广州人与朝廷心理上进一步的疏离，因而对反英的暴力事件采取姑息的态度。
在五个通商口岸中只有上海将沼泽地区和无人居住的乡村划给英国、法国和其他外国人居住，从而成为一个繁荣的城镇。到1850年，随着这些土地排干，河堤修造，已有一百多名外国人在此居住，有领事馆官员、五名医生和十七名传教士，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有家眷。1844年有四十四艘外国船只进入该港，1849年增至一百三十三艘，1855年达到四百三十七艘。到1850年代中期，丝绸贸易已迅猛增长到二千多万元。鸦片贸易虽然仍旧是违法的，但还是以每年两万箱的速度发展。
清政府对新的条约口岸的态度暖昧不清。在耆英看来，这也是朝中很多人的观点，洋人首要的目的就是满足商业上的贪欲，如果他们的贸易得以进行，或许就不会再提别的要求。他们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对于治外法权这样的让步也在所不惜。耆英和道光皇帝也许在名义上都是因循先例，即清朝于1830年代对中亚外交政策上的处理办法。例如，1835年清朝准许有侵略野心的浩罕汗在喀什派驻一个政治代表，其商业居民可以在叶尔羌和其他重要的商贸城市居住。这名政治代表既有领事之职，又对阿尔提沙地区的其他外国人拥有司法权，以及其他外国人带到这一地区的货物征收关税的权力。而且清政府同意回民只须缴纳非回民税率的一半限（即只缴纳百分之五税率中的一半），从阿尔提沙地区出口到浩罕的货物则免除关税。清政府作出这些让步绝非放弃主权，而事实上是以这样简单省力的方式防止浩罕汗获得更多贸易特权的无厌而骄横的需求。参与这次谈判的几位清朝大臣——或曾与浩罕作战的著名将领——于1830年代和1840年代初被派往东南沿海任职，说明实际上清朝在东南边疆和西部边疆的政策正力图保持连续性。[17]
正如他对中亚那些难以驾驭的大汗所做的那样，《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签订后，耆英也不断对璞鼎查示好：他表示要收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交换各种纪念品（包括他们妻子的照片），并亲手将糖果喂进这位满脸惊愕的商务总监督口中，还用中文自创一个新词“因地米特”（intimate），以表示他坚持璞鼎查是他“亲密”的朋友。但是着英给道光皇帝说，这是他自己绥服英夷的办法。他不会与他们争夺虚名，而将弃小节来取大谋。[18]这一分析的问题在于，对英国和其他列强而言这些辛苦赢来的条约远非虚名而已，它们是国际关系和商业贸易的产物和凭据。耆英和道光皇帝事后知道了这些，均难以接受，这并不奇怪。对于清朝而言，眼前最重要的大谋就是谋求国运的存续。对于中国的当政者，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使外交政策问题显得边缘化了。
注释：
①鲍吾刚（Wolfgang Bauer）著，肖（Michael Shaw）译：《中国与幸福的寻求》，纽约1976年版，第257页。
②李汝珍著，林太乙译：《镜花缘》，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13页。
③沈复著，普雷特（Leonard Prart）和江素惠（译者注：ChiangSueshul音译）译：《浮生六记》，纽约1983年版，第73页。另，林语堂译文载《天下月刊》1935年l月，第316页。
④最近的两篇论文对以前公认的关于白银和行商的观点重新审视：林满红（Lin Man-houng）：《货币与社会：中国十九世纪的货币危机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哈佛1989年版、陈国栋（Chen Kuo-tung）：《中国行商的破产，1760—1843》，耶鲁1989年版。
⑤马士（H．B．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一卷，上海1910年版，第126页。
⑥张馨保（Chang Hsin-pao）：《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34—135页。
⑦韦利（Arthur Waley）：《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伦敦1958年版，第44、46、49页。
⑧前引韦利著第47页。引文参张馨保（Chang Hsin-pao）著，第160页。
⑨马士（Morse）著，第622页。
⑩前引张馨保（Chang Hsin-pao）著，第191页，马士（Morse）著，第253页。
[11]前引张馨保（Chang Hsin-pao）著，第206—207页。
[12]马士（Morse）著，第241页。
[13]前引马士（Morse）著，第661—662页。
[14]“复仇女神号”和中国仿制西方船只的历史详见格雷厄姆（Gerald Graham）的《中国军港：战争与外交，1830—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183、215—218页。
[15]《南京条约》全文转引自赫斯雷特（Godfrey Hertslet）：《英国与中国、中国与外国列强条约集》（两卷），第一卷，伦敦1908年版，第7—12页。
[16]前引马士（Morse）著，第33。页关于望厦条约的论述。
[17]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清朝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统治的全盛时期》，见《剑桥中国史》第十卷，剑桥1978年版，第377—383页。
[18]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13页。
第二章 内部危机
1．南北社会的动荡
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给中国带来的一系列失败成为导致中国国内动荡的原因之一。动荡局面的形成还包括前述很多方面的原因：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白银的外流，知识精英谋取一官半职的艰难，鸦片吸食的泛滥，八旗作战能力的衰减，和珅及其党羽引起的官僚机构的道德败坏，白莲教的屡败屡兴带来的广泛社会灾难。
十八世纪末业已显现的其他弊端在十九世纪初进一步恶化。管理黄河大堤和运河的庞大官僚机构腐败无能，虚职冗员日益增长，国家下拨的治理经费被中饱私囊。结果大运河淤塞阻梗，大运河无法利用黄河和淮河调节水位，从而严重地削弱了政府南粮北调的机制。运河机制的败坏给运河沿线靠拉纤为生的民工带来了困境，很多人结成秘密组织，一方面保护自己的生计，同时也在当地横行霸道。
国家庞大的盐政系统也日渐瘫痪。从制度上说，食盐的贸易是由国家垄断的，清政府管理海盐、井盐和池盐等食盐的生产，然后批发给特许商人。由这些商人将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到十九世纪初，这一体制中的效率低下和腐败已使私盐泛滥，侵蚀着复杂的盐政系统。这些经济和组织问题加剧了后和珅时代官僚机构的派系纷争，他们争权夺利，拉帮结派。很多朝中的大臣开始在官僚机构中编织自己的关系网，肆意掠夺公共资源，占为己有。
十九世纪初由地方士绅和地主领导的准军事组织和团练武装迅速增加，试图以此保护社区免受白莲教乱军、无业绝望之徒、江河湖海的海盗等的侵害。还有的地区，地方领袖们通过传播深奥的宗教组织秘密社会，以便在国家无能为力之时起而自卫。
可以说，在中国，私人利益正日益蚕食着政府领域，帝国的体制再也无力主张以前的权势。1799—1820年在位的嘉庆皇帝只是依赖花言巧语而非特有的政策廓清帝国。他关于裁减官僚机构的言辞是如此深切，而用度几乎没有减损。虽然和珅任人唯亲的现象得到了清理，但其他的大臣又结成林立的派系。嘉庆和他的儿子道光（1821—1850年在位）都任用了固守儒家基本观念的大臣，而这些大臣对于危害朝廷的众多的内优外患却缄口无言。道光朝末期，一系列大规模的暴乱开始了，暴乱持续了二十三年，几乎倾覆了清朝统治。
但是正如对这些暴乱应该在中国外交危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它们同时也必须被视为从白莲教开始及随后中国南北爆发的程度稍逊而仍有显著影响的一系列危机积累而成的顶峰阶段。十九世纪初中国北方的一次暴乱是1813年由林清领导的。林清生于1770年，他早年的生活可算是清朝社会中无所依恃、徘徊在城市贫困线上者的代表。林清的父亲是北京的一个小吏，他受过教育，在中药铺当过学徒，但只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被解雇了，然后当了一名守夜人。父亲死后，林清设法接替了父亲的差事，却挪用了放在他的官署中的运河经费，拿来开了一个茶叶铺。林清在赌博中输光了茶铺的产业，北上来到东北，在那儿做了一段时间的建筑工。生性不安的他又南下苏州，先是在官仓做事，后又在县衙做低级职员。接着他又转而北上，在运河上拉纤做苦力赚了些钱。回到北京附近的家乡，做起了售卖鸣禽的生意。
对世界略有些了解的林清加入了千禧佛教，学会了一些神秘的咒语。“每日东方发白，朝礼太阳，诵念真经”，他告诉他早期的追随者之一、一个旅馆的小二：“如此得以消除火、水、兵等灾噩。倘遇凶年、天灾，更可趁势开创家业。’，①林清以此鼓动了数以百计的当地村民、大量穷困潦倒的旗人、奴仆，以及宫中的宦官。他的侄子后来告诉清朝官员，他“口能舌辩，人都说他不过要人银钱，说是种福，将来一倍还十倍，就信了他，给他的钱，我也从没有见他还过”。②有一些承诺十分离奇：交给林清一百文铜钱，将来神教胜利了可以得到一百亩土地（一百亩大约相当于十六英亩，对于贫困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不菲的回报）。
林清与其他几支首领结盟，使自己力量更为壮大，他开始将自己说成是未来佛，即弥勒，受无生老母派遣，拯救信徒逃脱即将到来的“劫”，即人类历史新的大循环。林清的信徒诵念的口诀显示反清的色彩日益浓重：“单等北水归汉帝，天地乾坤只一传。”③到1813年，林清计划进军北京，杀死嘉庆皇帝。
正在此时，他的计划开始败露：山东一个心起疑虑的生员及担心儿子卷入非法教派的两位父亲向官府举报。夏季里官府逮捕了一些信徒，严加拷问，也发生了一些零星而激烈的冲突。1813年末，一群林清的信徒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皇宫的袭击，结果全军覆没。或许是命中注定，在“暴动”期间林清仍呆在乡村的家里，当地捕吏在家中将其抓获。嘉庆皇帝对这位想杀死他的无名之辈十分好奇，将其提来亲自审问。林清缄口不言，结果被凌迟处死。他的首级在河南示众，以警告仍在那里作乱的信徒。
因为林清的叛乱发生在京城附近，而且目标是皇帝，所以其生平和反叛事迹记载甚详。但是林清积聚信徒和钱财，传播的不满情绪，鲜明的宗教宣传成为华北以后数十年间很多反叛集团的样板。这些集团虽有可能演变成叛乱，假若没有杰出领袖的感召，或不寻常的天灾，它通常还处于是和平的、半合法化的状态。
中国南方也有不满情绪在慢慢孕育着，但是其方式有所不同。这里的主要势力是三合会，也称天地会，通过献血盟誓、宗教仪式和结拜金兰等方式组织会众。三合会于十八世纪后期——虽然据称其势力的发端要更早——在台湾和福建发展起来，然后两广也形成强大势力。早期的三合会成员很多似乎是在海上谋生的水手，或是在南方纵横交错的水道上讨生活的船工，还有一些是城市的贫民。他们常常做些不法的事——勒索、抢劫和绑架——这些行为又受到县府衙门里的会众的庇护。到1830年代，三合会又吸纳了大量农民，或许因为中国南方通常是强大的宗族势力控制着整个村庄，而三合会为那些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提供了另一种保护和组织的方式。妇女也常被吸纳人三合会，正如她们加入白莲教一样，可以得到其他地方得不到的权利和地位。根据一些记载，比丈夫先加入三合会的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可能优越于丈夫。有些妇女则是瞒着丈夫加入的。
三合会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他们反清的态度也许源于对清政府在广州对付洋人上的无能，以及广州城多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的不满。这些压力又使清政府很难对国内民众中的潜在反叛采取激烈的行动。因为更多的反叛集团集中在诸如广东和广西之间的地形复杂、不易控制的边境地区，地方官员难以采取协同镇压行动。
三合会的堂口及其在地方官僚机构里的会员和关系人通过渗入当地团练组织来加强自己的势力口林则徐曾经鼓励组织民团乡勇，保卫广州，抗击英国人，犹如明朝末年士绅们以此保卫自己的产业免受满人或农民军的侵犯口广州的团练势力成分十分复杂，有士绅领袖、本地的暴徒、农民自愿者、其他军事组织的成员，以及商人等。1841年5月这支混合而成的队伍在广州郊外的村庄三元里遭遇英国的巡逻队。他们手持长矛、锄头——有一些人有枪——击退了英国人，打死英国士兵一名，打伤十五名。中国人将这次遭遇战视为可以团结起来反抗外来压力的标志。
对于清政府而言，与明政府一样，这种组织是一把双刃剑。一些士绅发起的制度规范、组织良好的团练能够有效地维护乡村秩序或在城市巡逻防卫。有一些团练散失的人员，也许带着武器和所受的基本训练回到原来的匪帮，或将这些新的技术带给了三合会的会友。1842年以后，《南京条约》开始生效，上海的贸易不断增长，不向洋人妥协的广州地区的资源也不断外流。失业的船工和苦力、穷困的工匠和农民——这些试图在艰难时期寻求寄身之所的人使一些心怀叛意的集团势力不断壮大。
广州地区发生了抗击英国人的事件，这种仇视洋人的行动于1848年达到顶点，道光皇帝认真思考了这一现象：“尤必抚柔我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以固人心而维邦本。庶在我有隐然之威，而在彼亦可稍折其嚣然之气也。”④问题在于对于清政府而言，利用这些民间暴力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2．太平天国
从1850到1864年的席卷中国很多地区的太平天国这样的剧变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与上文提到的事件相似的因素：像林清那样不安的本性和用宗教神化自己，东南地区社会潜在的离乱，穷人之中日益发展壮大的秘密社会，英国人和鸦片贸易导致的混乱等等。正在这时，一个人的个人历史和心路历程塑造了这场运动，他就是洪秀全。他与同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努力奋进，试图跻身于中国士绅阶层的最底层。洪秀全生于1814年，是广东一个勤劳的农家五个孩子中的老四。他的父母是客家人，他们千辛万苦地使洪秀全得到良好的教育，以使其在上流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虽然他通过了初级的考试，取得了考生员的资格，但在1830年代初他两次落选，没有获得这个可以使他穿着学袍、免除体罚，并能得到政府津贴的资格。
对于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失败都是羞耻的，而对洪秀全而言则未必如此。他只是庆幸能有机会游历广州，增广见识。1836年洪秀全将再次走进考场，去追求成败未卜的功名，这时他得到了一本一位新教传教士印刷的译自《圣经》的册子《劝世良言》。他在这样的时刻得到这样的册子——正因为如此——使得洪秀全后来的暴动与以往所有的暴动都不相同。西方新教传教士——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从1800年代初就致力于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并大量印刷，在沿海和内地游历时就广为散发。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信徒还试图将其精炼成《劝世良言》这样的册子，传播给更多的读者。
洪秀全既没有研究这些册子，也没有把它们扔掉。他似乎很快地浏览过它们，然后就放在家里了。最初他并没有把这些册子与他1837年第三次落选后的那场奇异的梦和精神迷乱的状态联系起来。在梦境中，洪秀全与一位浓须、金发的人交谈，他给了洪秀全一把剑，还有一个年轻些的人指导他铲除妖魔，洪秀全称他为长兄。这场梦以后的六年间，洪秀全一直做乡村私塾教师，并试图再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当他第四次考生员失败后，他打开那些基督教册子，完整地读了一遍。他顿时惊奇地发现，他在梦中所见的两人一定就是册子中的上帝和耶稣，因而，他洪秀全也一定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正像三十年前中国北方的林清那样，洪秀全通过神赐异能的方式和强烈的宗教信仰使人们相信他的精神力量。但与林清不同的是，洪秀全不通过地方宗教网络秘密传教，而是公开传教，给信徒做洗礼，捣毁孔庙和宗祠。虽然这些举动在当地引起了公愤，洪秀全离开家乡逃往广西，但人们并未报官，洪秀全又得以继续传教。1847年他返回广州，跟随美国南方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研习《圣经》。这年末，洪秀全离开广州，投奔他的密友——他第一批信徒之一、在广西东部的紫荆山区创立了拜上帝会的冯云山。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区——远离县城——洪秀全的运动迅速发展，他从客家人和山地部族中吸纳信徒。到1849年他已经吸纳了一万名信众。也许是受参加拜上帝会的三合会成员的影响，洪秀全的意识形态融合了建设新的基督教社会和推翻清朝的思想，他以动人而有力的词句大声宣扬铲除妖邪。当回想到吕留良胆敢用比洪秀全温和得多的言辞攻击清朝，死后被焚尸扬灰，洪秀全的勇气和鲁莽确实值得赞赏。但是在洪秀全看来，统治王朝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挑战：对他而言，执政者反抗皇天上帝，皇天上帝的形象和圣洁在中国存在已久，直到儒家信仰使中国人偏离了正义的道路。
洪秀全充满激情的花言巧语吸引了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在洪秀全最亲密的幕僚中有一个紫荆山区目不识丁，孤身一人却是天生的杰出军事家的炭工，一个出生于当地富裕地主家族的十九岁会员，他说服了多数家人给洪秀全捐献了大约十万两银子。信众里另一个重要的群体是一群矿工，他们善于爆破和挖掘隧道，这些在广西山中练就的本领被用来在日后攻城时破坏城墙。与矿工们同来的还有很多身怀各种技艺的人：典当商（可以经营财货）、衙门青吏（可帮助建立官僚结构）、曾在清军服役的士兵和团练，还有至少两名著名的女匪首和几个船匪。
到1850年，洪秀全信众已超过了两万人。传教运动卓有成效，并开始着手训练军队，制造武器，建立军事组织；严厉训令禁止腐败、淫乱、吸食鸦片，举行基督崇拜的仪式，所有钱财都集中于圣库，男子皆蓄起长发，妇女——母亲、妻子和女儿——都分离到由女性官员管理的女营。通过这些行为，拜上帝会在中国各地匪帮中异军突起，最终引起了世人的注目。
1850年12月，清朝政府派来军队，试图将洪秀全从紫荆山地区驱逐出去，却遭到惨重失败，领军的满人官员被杀。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集合会众，自称太平天国的天王。在被更强大的清军赶出了根据地以后，太平军一直在两广交界地区作战，直到1851年秋，他们北上攻占了永安，缴获了大量现金、粮食，补充了新的兵员，人数发展到六万人，或更多。
太平天国之乱示意图（1850—1864年）
他们新创了基督教每周七天的太阳历作为指导（虽然由于计算的错误使太平天国的星期天事实上是基督教的星期六），太平军于1852年春继续进军。他们进攻了广西首府桂林，虽然在该战中，由客家女子组建的新的军队作战英勇，堪为表率，但还是未能攻陷桂林（这些习惯于在山地从事艰苦耕作的客家女子不像其他中国妇女那样裹脚）。这年夏天他们进入湖南，进攻长沙两个月，未获成功。太平军在这里发布了措辞更为激烈的公告，以吸引更多的应征者：“中国尚得未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弯，淫毒秽宸极，腥风播四海，妖气惨于五湖，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⑤
1852年太平军打破僵局，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进入了洞庭湖东边的岳州。岳州市财富丰足、人口众多的城市，不像太平军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贫穷地区，他们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五千艘船和可观的武器弹药（部分武器是两个世纪前三藩之乱失败后吴三桂遗留在那里的，但它们仍然可以使用）。此后，一些列难以置信的胜利接踵而来：1852年12月攻陷汉口，1853年1月攻陷武昌，洪秀全得到了一支更为强大的舰队，并从地方官库中得到一百六十万两白银。1532年2月，安庆也几乎是不战而得，太平军缴获三十万两白银、一百门大炮和大量粮食。3月，仅有少量军队防守的南京城城墙被炸塌，城中遭到炮轰，太平军士兵还扮成和尚和道士进入街道里应外合，城市被起义军攻陷。
南京城中有四万名盲人，其中大约五千人是士兵，他们退到内城，但还是在太平军一轮接一轮的攻击下陷落了。所有没有战死的满人无一例外地被烧死、刺死或溺死。洪秀全以此显示了在全国扫荡妖邪的方式。3月底，洪秀全头戴王冠，身穿华美的龙袍，坐着十六人抬的金黄大轿，进入南京，进驻明朝的皇宫。太平军以洪秀全为天王的南京的“天朝”的统治维持了十一年（1853—1864）。太平天国的政策不论其条文内容，还是其贯彻实施，都惊人的激进。其中之一就是实行禁欲主义，要求男女分营，严禁鸦片、卖淫、跳舞和饮酒。钱财由公共的圣库管理，理论上由所有人均享。因为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和南京城内共获得白银超过一千八百万两，保障了财力。太平天国还重开科举，以翻译成中文的《圣经》和洪秀全阐述的宗教教义和文学作品为基础。妇女被编入女营，在官僚机构中也有自己的管理部门，并可参加女科考试。
最引人注目的是太平天国与地方士兵征募相联系的土地法令，可谓前此中国历史上所曾见过的制度中最理想化、最复杂也最独裁的制度。所有的土地由太平天国内和太平天国的拥护者的家庭按家庭大小平均分配，男女均等。产品除了本家庭生活必需外，其余皆上交圣库。每二十五户由一个“两司马”管理，负责登记产量、处理诉讼、监督年轻人接受《圣经》和太平天国教义的教育，以及在安息日主持基督教仪式。两司马还负责从其管理的家庭中为当地军队拣选丁壮。被选的丁壮受到严格的训练，教以使用讯号、武器，设置陷阱，以及在战斗中救助伤病员的技能。大量部队从南京的大本营出发，向东、向北扩大太平军的辖地，补充物资和兵员。其结果确如太平军的告示中所说，“无处不均平，无人不饱暖”。⑥
虽然有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和建立完美王国的乌托邦梦想，太平军还是未能推翻清朝，反而最终被残酷地屠灭。为什么在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之下频获捷报，还是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集体领导体制。出于初期的兄弟之情，洪秀全封几个太平天国运动的关键人物为“王”，一并受他的领导。但是其中两个最有才华的领导人于1852年战死，一些幸存的杰出领导人——特别是在紫荆山时期就是其最早的信徒的杨秀清和石达开——最后都失去了他的信任。杨秀清假借天父，权力凌驾于洪秀全之上，1856年在洪秀全的命令下被杀。石达开坚守自己最初的承诺，成为太平天国最伟大的将领，在妻子和母亲被不和的将领杀害后也于同年离开南京。他试图在四川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但1863年被清军设伏杀害。
剪除了这些最杰出的助手，重掌大权的洪秀全却畏缩不决。他表现出致命的无能，缺乏明确的目标。犹如在武昌他错过了一次北上直捣北京的机会，占领南京以后他又未能积极推进太平天国的事业。他沉溺于宫中的享乐和宗教的神秘主义，身边妻妾环绕，醉心于从《圣经》的《创世纪》到《路加福音》里为自己和太平天国寻求天启。洪秀全未能提出有广泛号召力的反清圣战问题，未充分利用自己作为神圣的宗教领袖的声望。
就在太平天国控制南京之时，洪秀全也没能唤起人们的反清情绪，这正是太平天国陷入孤立的症结。如果太平天国能维持南京的繁荣，洪秀全能在民众拥护的基础上保持神圣的地位，太平天国也许就会不可战胜。但是在南京的汉人居民眼里，太平军的占领者们——其中很多是装束和口音怪异、妇女不缠足的客家人——与洋人和满人一样奇异。居民们抱怨太平天国对经济生活的改变，建立圣库制度，管制市场，将人们按照性别和职业分离，以及强化严格管束人们行为的法令。人们通过逃离、为朝廷做奸细，或叛投清朝等方式消极地反抗太平天国。⑦相反，清朝初期多尔衮的富有弹性的政策更成功地赢得了民众的接受。
在南京城外，太平天国在乡村的发展也遭受了失败，他们试图实行的人人共享财富，平分土地的梦想无法普遍实现。虽然他们长期控制着江苏、安徽和浙江的广大地区，并间或向北、向西扩展，但他们的人员却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将另一套税收机构置于沮丧的农民之上。为了维持庞大军队源源不断的粮食和物资需要，太平天国征集粮草的小队在数百里范围内的乡村搜寻。在与清军作战时后勤的需求还会倍增——清军也需要粮食和营地——使曾经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变成了贫瘠的荒原。
太平天国也未能与同时期另两支暴动军队——北方的捻军和南方的红巾军协作。假如采取了一些协商的行动——正如1630年代反明起义军李自成和张献忠曾与其他义军领袖联合那样一一同时经受着西方列强的一系列重创的清朝就不可能得以幸存。但是太平天国的禁欲主义及其宗教主张上的极端本性使其很难与其他起义军形成联盟。
太平天国也没有设法取得西方人对其事业的同情。一开始，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们还因这支承诺进行社会改革的基督教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垂死的清朝的失败而大受鼓舞。传教士们最终明白了洪秀全对正统基督教的偏离，而商人们则担心太平天国对鸦片的极端憎恶。最后，西方列强决定支持清政府，防止太平天国占领上海，威胁西方在条约中赢得的新成果。随着1853—1855年初三合会中的华人会众控制上海，太平天国似乎可能占领上海。在太平天国行将覆灭的时候，一支由外国人指挥的雇佣军在吃水较浅的蒸气炮舰的支持下，站在清政府一边打击太平天国。这就是所谓的“常胜军”，第一位统帅是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华尔，在他死后，这支军队又由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英国炮兵军官“中国的戈登”指挥。
虽然正规的八旗军不能打败太平天国，清朝的朝运还是得到忠诚、坚韧而勇敢的抗击太平天国的汉人官员们的支持。这些儒士们被太平天国对其故乡的威胁及其运用基督教对中国价值结构的狂热打击所警醒。这些人中最伟大的就是湖南人曾国藩。1852年他离京在家居丧，他首先募集乡勇保护自己的家业。接着曾国藩和他的兄弟起而武装了一支由吃苦耐劳的湖南农民组成，由地方士绅指挥的高效而忠诚的军队。清朝八旗军已显示了其软弱无能，地方官僚机构又无力维持团练，曾国藩的军队成为国家重要的防御力量。以贯穿湖南的湘江见称的“湘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在最后南京的收复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湘军的成立代表了地方团练在抵抗太平天国的战斗中令人惊服的韧性和战斗力。太平天国没有争取到大量士绅加入自己的事业，因而在华中和华东遭到数以百计的保卫自己家园的地方士绅武装的反抗。虽然地方团练的出现更突显了清朝政府的无能，但清政府还是承认了其存在的必要，团练武装使地方士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清政府允许这些团练领袖征收厘金——一种商税的附加税——来供给军需，使团练武装能够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不断取得胜利。当整个社区都团结一致地反抗时，太平天国发现保障供给和兵源变得越来越困难。
太平天国大胆的改革和采用西方化体制的失败说明了洪秀全政权致命的顽固性。这次改革的发动者是洪仁开，他是洪秀全的堂弟，也曾在广州跟随传教士学习，是拜上帝教的最早的信徒之一。在太平天国的早期，洪仁玕生活在香港，与那里的英国殖民当局关系密切。最后于1859年化装成医生，取道陆路来到南京，受到天王的热情欢迎，被任命为丞相。洪仁玕精心起草了《资政新篇》，1859年上呈天王。他的计划是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建立法制，创办银行，修造道路、铁路和蒸气动力的运输船，引入邮政系统，发行报纸，废除占卜和溺婴陋习。除了发行报纸，传播信息一条洪秀全批道“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⑧在其他所有的奏议中都批了“此策是也”。但是最终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付诸实施。洪仁玕收复长江上游的新的宏大战略计划归于失败，对苏州和杭州的大规模攻击也被击退，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拥护也彻底丧失了。
正如曾国藩沾沾自喜地向皇上报告的：“今则民闻贼至，痛恨椎心，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贼行无人之境，犹鱼处无水之地。”然而当1864年7月，洪秀全死后——自杀还是病死，至今仍是谜团一一大结局来临，清军涌入南京时，曾国藩心有余悸地上奏皇上：“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⑨
3．外国的压力
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的原因之一是1860年代初西方各国给予的帮助，不论是以洋人管理的上海税务司征收关税，还是洋人指挥的常胜军。西方人提供这些帮助，主要还是出于国际关系的考虑，英国再次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不满足于《南京条约》的结果，而清朝又长期不予合作，当清朝受到日益燎原的太平天国的威胁时，英国人几乎是无动于衷。相反，英国还执意决定依据条约，按照美国1844年与中国的条约给予最惠国待遇，即依中美条约规定每十二年重议条约。
英国外相看到了这次磋商的困难，写信给香港的总督：“中国当局可能藉口反对，此刻局势不宜着手进行此项工作。”⑩但是他还是建议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骇人的要求：允许英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如若不成，则要求进入浙江所有沿海地区和长江下游直至南京一带；鸦片贸易合法化；取消外国进口商品的内地商税；镇压海盗；制定华工移民的管理制度；英国大使进驻北京；修改后的条约若有争议，应以英文本而非中文本为准。
由于英国人卷入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国作战，从而有所顾虑，但还是与美国和法国联手迫使清政府修改条约，一起向拒绝修约的清政府施压。最后英国人利用清政府非法搜查已在香港注册的船只“亚罗号”，而于1856年在广州重新挑起战端。英国的军事行动因印度爆发激烈的叛乱，且英国人民并不赞同在东亚发动战争而拖延了时日，到1857年12月，英国人占领了广州，并将一贯敌视洋人的两广总督流放到加尔各答。他们接着重演1840年的一幕，挥师北上，1858年5月夺取了战略要塞大沽，威胁天津，通往北京的大门已向英国人洞开，6月清政府作出让步，同意签订新的条约。根据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获得的所有好处，大多数其他的西方列强也得以分享。
1858年的《天津条约》对中国特别苛刻。此后英国大使将携家眷和职员建立馆舍，进驻北京。基督教的公开传教活动受到保护。外国人持有有效护照可以在中国内地任何地方旅行，不需护照也可在开放口岸附近三十里范围内随意活动。一旦眼前的叛乱镇压下去，将允许其前往长江上游新开的四个口岸（汉口、九江、南京和镇江）贸易。另外增加的六个口岸也将很快开放：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东，两个在台湾，一个在广东，一个在南方的海南岛。
通商口岸示意图（1854—1860）
《天津条约》还规定所有外国进口商品的内地商税降为百分之二点五。在所有的港口和海关使用标准的量、衡。官方的往来交流将使用英文。在中国的官文中不再使用“夷”来描述英国人。追击海盗的英国舰船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中国港口。在各种商业协议的赴约中明确说道：“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该商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如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尽管中国法律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这一规定还是强行推行。而英国做出的唯一的让步就是撤出天津，并将大沽炮台交还清政府控制。
英国人显然希望中国统治者放弃对抗态度，但清政府并不愿意，也无意按照条约允许外国大使进驻北京。1859年英国为了强制实施新条约，再一次攻打清军此时已经加强防守的大沽炮台。战斗十分激烈，虽然美国海军司令塔特诺无视本国的中立立场，声称“血浓于水”，[11]援助受伤的英国海军将领何伯，但英国人最终还是被击退了。在大沽被击退后，1860年英国从其他路线派遣了一支谈判队伍到北京，但他们被清政府逮捕，其中一些还被处决。英国首席谈判代表额尔金勋爵决定给清政府一个沉痛的教训，于是命令英军向北京进军。按照额尔金的命令，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将圆明园（过去为了取悦于乾隆，由耶稣会士设计，在北京郊区建造的精美的夏宫）烧成一片焦土。然而英国人没有进攻北京紫禁城，是考虑到摧毁这些神圣的建筑将使清政府大失颜面，难免最终覆灭。
皇帝已经离开北京，逃往热河，命他的弟弟恭亲王担任谈判代表。但是已没有谈判的余地了，就在圆明园被焚的当天，恭亲王重申了1858年的条约。在补订的《北京条约》中，清朝皇帝对伤害英国女王代表的行为表示“甚为惋惜”。他还承诺赔款八百万两，允许中国人搭乘英船移民海外，开放天津为商埠，将九龙半岛部分土地割让给英人控制的香港。至此，条约体制终见成效了。
4．捻军之乱
一般认为捻军之乱的时间是1851年，也就是太平天国宣告成立的同一年。但捻军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790年代活动于淮北（特别是山东西南、江苏西北、河南中东部和安徽北部交界地区）的“流寇”。“捻”的名称也许只是指乱军不稳定的联合状态，虽然在中文里这个词的含义含糊不清，或指他们有时候做的军事伪装，或指他们夜晚抢劫时用的卷纸火把。
与太平天国不同，捻军没有鲜明的宗教纽带、意识形态、战略目标或统一的领导。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中，他们的人数和力量都在稳定增长。部分捻军与白莲教集团、八卦教信众，或三合会联合，也有的与私盐武装联合。捻军大多数都是在过度耕作的土地，严酷的冬天，不时洪水泛滥的河流等等恶劣的环境中挣扎谋生的贫苦农民。这一地区盛行的溺杀女婴的现象导致了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高达五分之一的男子不能找到配偶，以开始家庭生活，这使他们成为没有根基，易动难安的群体，随时都可能啸聚成党，四出劫掠。当地社区试图建立自卫武装，在村庄筑墙环卫，成立巡护庄稼的组织来确保安全，但是捻军袭击抢掠邻近村庄的庄稼，抢夺官府盐商的运输车船，绑架富裕地主，勒索赎金，甚至袭击关押有捻军同党的当地监狱。
1851年以后，苏北严重的洪灾使人们的生活雪上加霜，捻军的队伍急剧壮大，清朝官方将其视为叛乱。1855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两年，黄河在开封东面决口，冲出一条流入山东半岛北边海湾的新河道，导致连续的洪灾，随之而来的穷困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捻军中。同时，捻军的组织也得到加强：1852年十八支捻军头领公推张乐行为首，张乐行是安徽北部的地主，曾庇护一群偷羊贼，并曾贩运私盐。1856年张乐行被选为盟主，号称“大汉明命王”。捻军将自己分为五大“旗”，根据不同的颜色命名，每一旗都由邻近社区同姓的乱党集聚而成。
捻军中能征善战的士兵只有三至五万，但是其影响却超出了他们的规模。捻军中的很多人是骑兵，不少拥有火器，他们可以随意切断北京与围攻南京的清军之间的交通线。捻军建立了很多深沟高垒的据点，严加设防，装配大炮，在淮北地区建立了数以十计的安全基地，当他们劫掠了乡村后就撤回这里休整。别的村庄和市镇也起而设防，将捻军拒之门外，致使淮北地区各种自卫武装纵横交杂。有时设防的村庄和附近的捻军也达成和议，互不攻击。也有的地方向捻军缴纳现银或鸦片作为保护费。
这个地区乡村的灾情如何无法确知，但一定十分严重。张乐行在一份告示中谈到人们逃避捻军而使生活更为恶化：“但我兵所过，尔等自相惊恐，携资逃避。无赖之徒乘间截夺。家无守户，又被其烧，及至回归，两地皆空。是有救之名，而成害之实也。”[12]虽然捻军的首领发布了很多告示，禁止掳掠奸淫，但收效甚微。对于士兵而言，在荒芜的农田里找寻蔬菜，猎取野兽，绑架富家成员，抢掠当地商队等都是寻常之事。有时捻军回到他们的据点，也会廉价地出售在别处劫夺的食物，以抬高自己在当地的名声。
虽然张乐行在战斗中被杀，但很快又涌现出其他有才能的首领，填补了他的地位。他们发展出一种十分有效的游击战术，就是在与清军的交锋中稳步后撤，直到清军人疲马乏，而且迫于地形，队伍分化得越来越小。重新集结的捻军则以压倒多数的步兵和骑兵，手持长矛和刀剑，攻击分散的小股清军。捻军还常常采取严酷的坚壁清野政策，庄稼被全部拔除，房屋和船只被烧毁，水并用石头填塞，并将清军诱入这些地区。
捻军之乱示意图（1851—1868）
清朝廷只好任命攻陷南京后声誉大振的曾国藩为镇压捻军的军事统帅。尽管曾国藩有深思熟虑的计划，在江苏、安徽、河南和山东等省，且在主要河流和运河上都建立军事据点，保障军需运输，但还是不能剿灭捻军。这项计划还包括疏浚运河和沟渠，阻挡捻军骑兵的运动，通过安抚政策和选任新的首领争取当地的村庄重归清政府一边。这一战略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四省的官员不能充分合作，另一方面则因为曾国藩在攻陷南京后遣散了很多精锐的湘军。他只能依靠其门徒、两江（含江苏、江西和安徽省）总督李鸿章的军队。李鸿章可以保障曾国藩的军需。这支军队主要征募于安徽，以流过皖北的淮河而命名为“淮军”，淮军并不完全忠诚于曾国藩。因而朝廷将两人的职位交换，让李鸿章担任军队统帅，而曾国藩任两江总督。
这次职位的调换说明了中国正日益显现的新的政治格局的复杂性，权力下移到了地方军事统帅手中。李鸿章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归功于曾国藩的提携，当李鸿章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国藩就将其选为自己的幕僚。李鸿章和曾国藩不仅有着错综复杂而又藕断丝连的关系，而且各自经营出自己的军事系统。李鸿章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经历了与曾国藩同样的艰难。捻军似乎总是避开他，突破防线，甚至流窜到西北的陕西省，进占西安和延安。李鸿章指出的，“贼踪飘忽，我军与蹑足。”[13]但是到1868年，缓慢而平稳的消耗战终于导致了已经分裂的捻军的覆灭。按照中国的标准，淮军的供给十分优厚，淮军普遍忠于其顶都上司和李鸿章。他们使用购自洋人的来复枪和大炮，并开始在北方的水道上使用炮舰。外国武装战舰——其中的两艘名为“孔夫子号”和“柏拉图号”——巡逻于山东沿海水域，防止捻军威胁《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蓬勃发展的贸易。
1868年8月，经过激烈的战斗，清政府在山东取得最后胜利，处死了走投无路的捻军残余，朝廷在祖庙和武庙祭祀上天。李鸿章被封为太子太保。与在收复了南京后获赐最高官阶的曾国藩一样，李鸿章平定叛乱也巩固了自己的仕途。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没有很多时间享受他的荣誉和特权，但是李鸿章得享长寿。在此后的三十年里，逐渐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官员。
5．回民的暴动
自唐朝（618—907年）以来，中国就有穆斯林定居，主要在中亚贸易路线的终端中国甘肃和陕西，以及阿拉伯商人经常往来的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的城市。到明朝晚期，很多穆斯林与汉人家庭通婚，出现很多中国穆斯林（称之为“回”）定居的社区，给地方的管理提出了新的复杂性。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记录了十七世纪早期生活在中国的回民的数量。在乾隆朝时，回民就发动过几次暴动。十九世纪早期，浩罕汗发动的“圣战”使清朝控制的边疆地区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经常动荡不宁。在华北遭到捻军蹂躏的农耕地区有可观的回民社区分布，人数可能达一百万或更多。在河南和安徽耸立着很多热闹的清真寺，回民还控制着自己的私盐贩运渠道。汉人与回民发生冲突，法律则保护汉人，宗教的暴动和民族间的争斗更是司空见惯。
除了甘肃和陕西之外，中国回民最集中的是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回民定居于云南可以上溯到十三世纪蒙古征服中原之时，回民与汉人的摩擦成为该地区的一大顽症。1855年当太平天国逐步加强对南京的控制，捻军开始组成大联盟之时，云南的回民发生暴动，成为反抗清朝的第三大反叛势力。暴动的起因是清政府加在云南回民身上的沉重的土地税和其他苛捐杂税，而这个贫乏的地方主要的财富来源金矿和银矿矿权的纠纷使回民的处境更为恶化。开采完了自己矿藏的汉人试图将回民从他们的矿山赶走。双方的暴力冲突导致汉人大规模袭击回民，回民起而还击，占领了该省西部的重要城市大理，并进而包围了省会昆明。1863年昆明一度被暴动的回民占领，不久即被清军收复。然而在大理，回民暴动首领杜文秀建立“平南国”，这个国号就是由太平天国演变而来的。
回民暴动示意图（1855—1873）
云南的地方官员昏庸无能，复杂的地形，特别是与苗民和宗教派别间的消耗，使得平叛战斗十分困难，回民暴动遂扩及到云南、四川和贵州几省交界的地区。但是清政府通过分化瓦解回民起义军，奖赏变节的起义军，建立地方自卫武装，依靠一些有才干的本地汉人将领等手段努力扭转了局势。1872年大理经过激烈的战斗被攻陷，杜文秀拒降自杀。
由于山重水隔，距离遥远，云南回民很难与北方陕西和甘肃的另一支回民武装协同作战。爆发于1862年的西北回民暴动受到太平天国将领的支持，试图以此吸引围攻南京的清军。1860年代中期，捻军也进军到这一地区，想看看是否可以结成反清联盟。甘肃和陕西南部几个地区回民人口都很可观，很多人都是起源于中亚的神秘的苏菲教中的“新教义”信徒。在1871年和1873年发生了一系列的回民暴动后，清政府竭力禁止“新教义”，但只不过加深了当地的不幸和怨恨。
然而，1862年西北的回民暴动的爆发主要是由于当地回、汉矛盾，而不是特殊的宗教原因或反清目的。太平天国袭击该地，进一步加深了动荡不宁的局势。面对暴动的威胁，当地人也按照华东和华北建立已久的方式组成自卫的团练。这样做的结果，很自然就形成了回民团练与汉人团练林立的局面。因为大多数八旗兵都调去与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而当地的绿营兵很多就是回民，地方政府又软弱无能，终于酿成大乱。暴动由一件偶然的小事即一群回民和汉族商入关于竹子价格的争执引发。争吵发展为殴斗，由士绅领头，汉人群聚攻击回民，并烧毁了渭河边的多个回民村庄，屠杀无辜的回民家庭。回民也武装起来，报复汉人（同时也把矛头指向拒绝拿起武器的穆斯林），6月末，包围了陕西南部最富庶的两个城市一一憧州和西安。
当地的清军最初因指挥不力而连连失败，但即使委任了更有才干的将领，军队仍然士气低落，疾病流行，饷银也时常拖欠。士兵逃亡的现象屡屡发生。虽然清军守住了西安和潼州，却失去了对周围很多乡村地区的控制。1862年末清军开始取得一些胜利，回民起义军向西退往甘肃，一路大肆宣扬清政府要对中国的回民斩尽杀绝，并在甘肃结成新的武装。
驻扎在宁夏和兰州的为数不多的八旗无力平定暴动，清朝的唯一希望就是从回民内部进行离间瓦解。一个满人官员给朝廷的奏章中的话似乎证明了回民对清政府铲除回民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回民凶悍者固多，安分者亦不少，若一概主剿，则是绝其向善之路，将使良善者亦皆变而为贼，诛不胜诛。”他还说道，问题的方方面面十分复杂，由于在甘肃“各处城关均有回民，各营弃兵更多”。1863年和1864年里发生的是一系列的谈判、交战、欺骗、诈降和报复，清朝廷能够给予其官员的建议就是“暂示牢笼，随时防其中变”。[14]到1866年，清军弹药耗尽，米价涌贵，无钱购买，当地小麦的价格甚至腾跃至平常的数十倍。燃料短缺，马匹缺乏饲料而饿死。士兵只能依靠稀粥活命，大量百姓饿死或自杀。
在此绝望之际，清朝廷转而任用儒士左宗棠，他是镇压太平天国中涌现出的最有才干的将领之一。与曾国藩一样，左宗棠生长于湖南。1830年，他十八岁时，父亲去世，他师从实权在握的官员，有经世之才的学者贺长龄一段时间。虽然左宗棠是一位勤奋的学者，还是在183。年代三次考进士不中，遂决意不再涉足科举。他当起了师塾，并研究中国西部的史地，还将自己训练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农夫，尤擅种茶织丝。太平天国暴动期间，他表现出了杰出军事统帅的才能，仿效曾国藩，组织、训练和武装了五千人的自愿者组成的民团，先是在湖南作战，后来又先后转战安徽、浙江和福建。除了是一位良将，左宗棠在恢复重新夺回的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鼓励农耕、储备粮食、发展教育、种植棉花，以及建造船只等方面也是行家里手。1866年9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受命镇压那里的回民暴动。1867年夏，他来到陕西，义接到参与平定捻军的命令，在镇压捻军中他也表现出色。1868年11月他终于得以坐在陕西省会西安筹划平定回民暴动的大计。
左宗棠以务实而耐心的态度处理平定西北回民暴动这个使其前任们受挫的问题。他利用自己对中国西部地区长期的研究，同时也得益于与鸦片战争后从流放地伊犁返回的林则徐的交谈。但是使左宗棠得益最大的，除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和有实践经验的农夫的经历外，就是与曾经做过林则徐幕僚、在陕西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一位学者长期的相互切磋，相互通信。此人告诉左宗棠：“明公上奏，先与朝廷约，勿求速效，勿蓬促战，必食足兵精始可进讨，请以三年为度……至它日进兵，视彼中尤骁黠者诛剪之，余不能尽诛，侯其畏服。”[15]
从左宗棠随后的行动看，我们可以说，他盯住了最顽劣的回民起义军首领马化龙，决定首先将其击破。马化龙在宁夏南部的金积堡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纵横交错的壕沟和五百多座堡垒拱卫四周。马化龙被尊崇“新教义”派领袖中的代表。回民们满怀着执着而虔诚的崇敬去战斗。左宗棠集结了供给充足的军队，围攻金积堡长达十六个月，并损失了一位杰出的大将。只是在回民守卫者粮草耗尽，只能吃野草、皮革，最后不得不吃死去同伴的尸体，马化龙才于1871年3月投降。他和他的家人被凌迟处死，还有八十多位“匪首”被杀，数千回民商人、妇女和孩子被送到别的城市，或流放东北。所有回民不得再定居在金积堡。
此后战争渐趋尾声。左宗棠说服朝廷将其他省的钱粮充作他的军饷，并大量向外国商人借款，征收关税，实行屯田，供给士兵饷银和战马饲料。他沿着商道挥师西进，进入兰州。他在这里建造兵工厂，种植庄稼，供给军队。他不顾朝廷急速进军的命令，细致冷静地准备攻打甘肃西北的肃州城，于1873年攻取了该城，杀死了城中大部分抵抗者，大肆放火焚烧。虽然部分回民起义军逃往西边的哈密，还得再花时日去镇压，但是中国各省现在终于都平定了。如果不考虑条约规定的开放港口，自1850年以来，中国又再一次在清朝的统治下归于统一。
注释：
①韩书瑞（Susan Naquin）：《中国的千禧年之乱：1813年的八卦教暴乱》，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2—77页。
②前引韩书瑞著第83页。
③前引韩书瑞著第93页。
④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门前的陌生人》，加利佛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89页。
⑤简又文（Chien Yu-wen）：《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3—94页。
⑥梅谷（Franz Michael）和张仲礼（Chang Chung-li）：《太平天国之乱：历史与文献》（三卷），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1971年版，第二卷，第314页口
⑦太平天国统治时期南京的事件和社会态度参见威瑟斯（John Withers）的《天国之都：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南京，1853—1864》，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
⑧梅谷（Franz Michael）和张仲礼（Chang Chong-li）著，第3卷，第767页。
⑨前引梅谷等著第1卷，第168、174页。
⑩马士（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一卷，上海1910年版，第671—672页。
[11]前引马士著第579页。
[12]佩里（Elizaboth Perry）：《中国北方的叛乱与革命，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13]邓嗣禹（Teng Ssu-yu）：《捻军及其游击战，1851—1868》，巴黎1961年版，第169页。
[14]朱文长（Cho Wen-djang）：《中国西北的回民之乱，1862—1878：一项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海牙1966年版，第57、69页。
[15]前引朱文长著第91—92页引王柏心语。
第三章 改革以求中兴
1．儒士的改革
着实令人惊奇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挑战之后，清王朝并未很快崩溃，在整个十九世纪仍然能够苟延残喘，直到1912年。清朝政治家们将这一延续描述为“中兴”，这是一个经常用在别的王朝经受了危机以后重新恢复王朝道德和政治秩序的赞许之词。中兴的观念既含有对过去的怀念，也表现了喜忧参半的心情：历史上的那些中兴纵然意义非凡，也都不能永盛不衰，每一个曾经中兴的王朝最终还是消失了。与历史上的中兴不同的是，清朝的中兴却是出现于帝国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的情况之下。同治朝就是清朝的中兴时期。同治皇帝1861年即位时年仅五岁，还没有获得亲政的机会就于1875年去世了。同治朝由同治的母亲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他的叔叔恭亲王（即1860年当朝廷皆逃离北京时被迫与西方人谈判的那位）以及一两位有影响的大学士主持政事。此外还有一群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叛乱中崛起的地方大员——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也许就是其中声名最著者，以及很多其他才干相当的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大员有时相互合作，有时各自为政，他们振兴经济，发展意义深远的新体制，重新赋予了清朝发展的目标。在国家已经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令人惊叹的成就。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清朝官员动员各种军事力量，摧毁叛乱势力：他们使用八旗和绿营，地方士绅领导的团练、像湘军和淮军这样半私人性质的区域武装；他们开展军事屯田，修筑防御壕沟和堡垒，有选择地利用外国官员和雇佣军。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同治中兴时期的政治家们试图重建儒家政治的基本价值观这一伟大的核心目标的序言。
立志于实现这一中兴目标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湖南人曾国藩。曾国藩1811年出生于一个家道并不富足的士绅家庭，他刻苦学习中国经典，于1838年考中进士。他进入北京的翰林院，不久以通晓礼制而闻名。曾国藩薪俸微薄，生活简朴，经常向在京的富裕同乡借钱，供给家用和保证几个弟弟上学。直到被任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经济上才有了改观。很多渴望考中功名的家庭送礼给他，他才偿清了欠债。
曾国藩主张的是严谨而中庸的儒家思想，试图调和三种通往儒家真理的途径。一是坚持道德至上，以及通过教育获得个人伦理价值观；二是赞成乾隆时期考证学派中占主导地位的严格审慎的考据方法；三是信奉贺长龄这样经世致用学派的思想家，寻求重建健全而诚实的行政结构的有力基础。
经过了鸦片战争失败后那段黯淡时期里多年的探讨和反思之后，曾国藩终于实行了这几个方面的融合。这些年曾国藩沉浸于漫长的思考，在其日记里记载了阅读的笔记和对自己行为态度的反省。这一段文字就说明了曾国藩儒家式的自省的率直：
起晏。心浮不能读书，翻《陈卧子年谱》，涉猎悠忽。饭后，读《易》“蹇卦”。因心浮，故静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未初，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餂，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接此客来，申正方散。写联二付。灯后，仍读《易》，心较静。作《忆弟》诗一首。①
太平天国战争破坏了曾国藩一生追求的道德和知识模式，现在他被迫重新思考他的价值观念。曾国藩相信，清朝中期危机的背后隐含着精神的崩溃。他寻求中兴的途径就是重建学校和严格的儒家课程。他鼓励有才能的学生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而不要向朝廷捐资获取功名和官职。为了筹集军需，朝廷曾经大量地卖官鬻爵。他编修刊印了在平定叛乱中捐躯者的名录，使他们的典范流芳后世。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官员一样，他也着力恢复农业生产。他的计划是归还被逐地主的财产，重新课征地税，同时也尽力防止对佃农的剥削。他还重新安置了数百万遭受战火而生计全无的难民。中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破坏程度巨大，这些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密集、最富庶的地区在此后的数十年里重新吸引了大量中国西部和北方的移民。
这些措施总体上得到朝廷的支持，但是因为财政短缺，涉及的问题众多，朝廷只能放手由曾国藩和他的各省同僚处理。因为很多地方官员都是曾国藩举荐的，他们的计划当然也都是一致的。曾国藩最初聘请他们帮助管理湘军，经理地方财政，或重建司法体制和赈济机构。曾国藩建立了一套遴选和量才录用幕僚的细致的制度。在聘用之前，按照他的原则测试他们的诚实、才能和学识。他总是拒绝任用那些瘾君子、狂妄自大、见风使舵之徒，以及说话办事卤莽轻率之人。到1870年代，数以十计的曾国藩昔日幕僚被朝廷任命为一方大员。曾国藩对清朝忠诚不二，并无心利用这一形势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或以自己的名义攫取权力。
尽管曾国藩强调传统的学术和道德价值观，但他并不固执保守。例如，他不仅鼓励使用洋人指挥的常胜军，还敏锐地看到了有选择地利用外国技术的意义。给曾国藩提出这些令人信服的建议的第一个人是学者冯桂芬。这两人有很多共同点，冯桂芬也是进士出生（1840年榜），曾供职于翰林院。在1850年代中期，冯桂芬统帅一支志愿军在其家乡苏州抗击太平天国，使他获得了军事方面的经验。1860年，他来到上海，西洋火器强大的威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影响。
在1860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冯桂芬提议，中国必须通过学习外语、数学和科学，以求自强，这些功课成绩优异的中国学生应该被授给举人，次年他将这些文章都呈给了曾国藩。冯桂芬写道，中国的面积是法国的一百倍、英国的两百倍，“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私，不如夷。”为求强国之路，冯桂芬建议“然则有待于者独船坚炮利一事”。②为达此目标，就须选择港口，建造船厂和兵工厂，聘请外国顾问训练中国技工，在中国制造这些器物。因为冯桂芬感到“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其结果不言自明：中国首先学习洋人，赶上洋人，最终必将超越洋人。
一年后的1862年6月，曾国藩在一篇日记里记下了他对幕僚们说的话：“今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③该年后，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里指导手下试造小型蒸气轮船。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曾国藩并不气馁。他的识见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他派遣三十五岁的容闳前往美国购买建造一个小型兵工厂所需的设备。选择容闳是一个明智之举，容闳出生于澳门附近的一个贫穷的家庭，在家乡和香港的教会学校里读书，1847年第一次旅行至美国。在马萨诸塞州的预备学校学习了三年后，容闳进入耶鲁，并于1854年获得文学士，成为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人。
曾国藩第一次与容闳见面时，以其常用的考察人才的方法，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凝神看了他几分钟。但是曾国藩一旦决定信任容闳，则全力依重，将从广州和上海官库里调用的六万八千两现银交给他，购买在中国建造机械厂所需的基本设备。容闳先到欧洲考察，途中他看到苏伊士运河正在修建，并认识到运河一旦建成，则可以使欧洲到中国的旅程更为快捷。1864年春天，他抵达美国。
由于美国内战正酣，很难找到能够完成中国定货的美国工厂，但最后马萨诸塞州佛契堡的朴德南公司同意接下这个活。容闳留下他在中国遇见的一个美国工程师监管技术细节，自己则去参加他的第十班老同学的聚会，并作为一个美国公民自愿加入北方联盟，参加美国内战。给他的赞助也因而被削减。他安排将机器设备从纽约直接运往上海，自己取道旧金山、夏威夷和横滨回国。容闳这次因公务环球一周，标志着清朝用人行事的新局面的出现。
先后平定过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曾国藩亲自来视察这些新买来的机器，它们已经与他以前的幕僚购买的安装在上海附近的一个新式兵工厂里的设备装配在一起了。据容闳所说，曾国藩“似觉得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道其历观由美国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④这些机器首先用来制造枪炮，至1868年，在西方技师帮助和关税的资助下，中国自制的船体和蒸汽锅炉与经过加工的外国蒸汽引擎装配在一起，制成的“恬吉号”下水了。第二个兵工厂和造船厂由左宗棠在受命前往西北平定回民叛乱前不久，于福建的福州建造。在上海和福州兵工厂里，外国顾问指导下的学习机械和航行技术的学校也建立起来，翻译技术书籍的工程也风风火火地开始了。
一位参观过兵工厂的英国人，尽管带些嘲讽，但也掩饰不住他对这些卤莽冒进行为的成功，及其在和平和战争时期对中国的作用的惊讶：“若干运输船已配置枪炮，多艘炮舰已成功下水，而留置在船坞内的炮舰业已接近完工。前者被用来运送官粮，虽然这些运输船属于本地人所有，由本地人指挥，但这些运输船从未发生意外，倒是值得注意。”⑤假如谋求自强的这一系列计划确实与儒家自身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似乎就真会使清朝的政治经济重获新生。
2．确立外交政策
185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使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存在，他们逐渐建立一些有助于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机构。其中的第一个就是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务司，这是为了应付太平天国对上海的威胁，而于1854年创建的。该司订立平等的关税税则，征收外国货物进口税，为清政府开辟新的利源。1860年联军进占北京，朝廷避难热河，需要另一个机构与洋人交涉。经过一番冗长的争论，1861年清朝决定设立一个新的专门机构，即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这是自雍正1729年设立军需房以来清朝中央官僚机构中最具意义的革新。
总理衙门由五位总理大臣（皆为满人）执掌，皇帝的叔叔恭亲王位居首席。他们有二十四名幕僚辅助，其中的十六位从朝中各部选出，八位出自军机处。在讨论设立这个新机构时，清朝大臣们反复强调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内忧外患一旦解除即告废除。恭亲王也向皇上保证他将使新成立的总理衙门保持谦恭姿态，犹如朝贡国使节的一个住所而已。因而，虽然外国人将在总理衙门里办理事务，但这一机构如恭亲王所说，“一切规模，因陋就简，较之各衙门旧制，格外裁减，暗寓不得比于旧有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⑥依照这一意向，总理衙门最终选定的是一所矮小破旧的房子，坐落于皇城东面以前的铁钱局公所。但是掩人耳目似地装上了一扇新的大门，以使洋人相信这个衙门实际上扮演着重要职能。1861年11月11日，总理衙门开门办公。
这位同治中兴时期最重要的改革派满人恭亲王年仅二十八岁。他年轻时极端排外，以后逐渐转向审慎立场，最终完全崇洋。列强的联军洗掠了圆明园，强迫他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撤离了北京，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感到，“是该夷并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⑦作为同治皇帝的叔叔以及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信赖的顾问大臣，他给予总理衙门很多特权。然而大量的劳心之事也许是他干练的副手文祥处理的。文祥生于1818年，是正红旗一个低级官吏的儿子，1845年考中进士，在1853年太平大国威逼北京和1860年英国洗劫北京这两次守卫中，表现积极。尽管出身卑微，但他担任兵部尚书，声望显隆。
恭亲王和文祥在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显示了清朝新的对外策略的另一个侧面。从“休斯女士号”和“埃米利号”事件以来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清朝招募“李?阿袖珍舰队”之举是一场灾难，而处理普鲁士事件的判决则堪称是一次显著的胜利。
“李?阿袖珍舰队”诞生于1862年，正值太平天国在浙江沿海取得一系列胜利，清朝担心沿海的控制权可能落人起义军之手。因而，总理衙门受命从英国购买一支舰队，聘请外国指挥官和船员。总理衙门选择海关税务司李泰国为中间人，交给他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两白银。李泰国用这笔钱购买了七艘蒸汽船和一艘储藏船，由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指挥。英国外交部表示同意该国海员在挂有特定外国国旗的舰队上服务。因为清朝与历代中国王朝一样，从来没有国旗，恭亲王照会英国，清朝将制作一面旗帜——中间有一条龙的三角黄旗。
1863年9月阿思本舰长率领舰队抵达上海，但立即面临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恭亲王令阿思本为舰队副指挥官，受一位中国将军领导。虽然阿思本本人统领舰队上的所有外国人，但在战略行动上他将服从清朝地区指挥官——此时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命令。问题在于，根据在英国与李泰国签订的协议，舰队遵从清朝的旨意，阿思本“完全统领所有欧洲建造的船舰”。他通过李泰国，直接受命于清朝皇帝，而“不受其他方面传达之谕旨的约束”。⑧
任何一方都不让步，结果陷入了僵局。阿思本是一个固守原则的人，他相信自己确实有权指挥舰队。李泰国则是一个极度自负和傲慢的人（他的一句最有名的话即是：“一位绅士在一个亚洲蛮人指挥下做事是荒谬绝伦的”）。⑨总理衙门不肯向外国人示弱。经过几周的毫无结果的讨价还价，清朝承认问题无法解决，支付了阿思本舰长和船员们薪金后打发他们回家了。美国和清朝双方都担心这支舰队落入敌方手中——美国的南方联盟，或太平天国。因而由英国将舰队卖给了本国商业公司。李泰国在获得一大笔赠予后被解除了海关税务司的职务。
总理衙门处理国家主权问题中的第二件事则要成功得多。出版于1836年的惠顿《国际公法原理》已经成为西方外交领域中的标准读本。1862年总理衙门研究了其中关于外国使节派遣章节的中译本。一年后他们得到了整部著作，由长期在宁波和上海传教的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传教士丁题良译成中文。虽然恭亲王令手下人将其文体改得更雅致一些，但在一番讨论之后，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个译本。
恭亲王在与朝廷讨论翻译事宜时说，他已告诉洋人，“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恭亲王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⑩但是面临一件来自世界另一边的冲突——1864年的普鲁士与丹麦战争——波及到了中国领海，普鲁士战舰在大沽扣押了三艘丹麦商船，恭亲王和他的同僚就用惠顿的著作妥善地作了处理。总理衙门运用所接受的领海的概念，解释中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条约，不仅迫使普鲁士释放了三艘丹麦商船，而且还向中国赔偿了一千五百元。虽然“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间亦有可采之处”，⑾恭亲王还是花五百两白银刊印了惠顿的著作，将三百份分发给各省官员。或许是担心保守派的非议，他拒绝为这本书的序言署名。
1862年文祥和恭亲王得到朝廷准允，在北京开设了一所翻译学校。学生人数很少，从年龄在十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中选出，发给津贴，学习英语和法语（在北京的另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里已学习了多年俄语）。从八旗中招收学生反映了朝廷努力使倾向保守的满人相信，那些明朝的征服者们仍将掌握外交大权。但事实上学校体系迅速分孽，生员已不再限于满人。上海、广州和福州都设立了官办的语言学校。1867年恭亲王和文祥着手将北京的翻译学校改成一所综合性的学校。他们建议增加数学、化学、地质学、机械学及国际法等课程，聘请外国教师执教。尽管保守大臣们强烈地抗议说中国人不需要“师事夷人”，学些“一艺之末”，两百年前圣明的康熙皇帝也是“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但是改革派还是占据了上风。开设新课程的学校于1867年成立，由中国地理学先驱之一、历史学家徐继畬执掌。
选择徐继畬是明智之举，再次说明一种新思想在中国已经赢得了一席之地。徐继畬1840年代在福建省向美国传教士学习西方的知识，是最早受到总理衙门任用的人之一。徐继畬在其著作中盛赞西方，特别是美国奇特的没有君主的政府。“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徐继畬还赞扬乔治?华盛顿是“异人”，其勇敢和韬略甚至超过中国的文化英雄：“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⑿毫不奇怪，在华的美国人对他的这一任命感到高兴，这似乎是未来外交关系的一个良好征兆。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送给徐继畬一尊史都华创作的著名的华盛顿塑像的复制品，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赞颂被刻在一块取自福建省的花岗岩上，并被安放在三百英尺高的华盛顿纪念碑上。徐继畬1869年因健康原因退休时，1863年翻译过惠顿国际法著作的传教士学者丁题良接替他，集聚了一批有才干的中国科学家和数学家，帮助翻译其他西方著作。
因为大清帝国的海关可以为这些计划提供所需资金，从而使海关成为了这些计划的后盾。海关由才能卓著的赫德掌管，赫德出生于北爱尔兰，曾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供职，然后转而受雇于清政府。清朝海关发端于1854年建立的规模不大的税务司，在赫德掌管下，1860年代成为了有多名外国人员供职的机构，遍设于所有通商港口。赫德能够为清朝创造大量收入，部分用于支持学堂和其他现代化计划。同样重要的是，他的职员收集了中国各地贸易方式和地方情况的准确资料。
经过了诸多的战争和误解后，1860年代末中国和列强似乎可以合作了。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于1868年修改条约，总理衙门（得到了朝廷的合作）在与英国人的讨论中审慎而有策略，英国的代表是思路清晰、机智明锐的公使阿国礼。阿国礼和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报告，他们认为中国应该改革行政管理、教育和预算计划。外国的外交使节们和平地人住在北京的宽敞住所，拜见和叩头问题因为同治皇帝尚属年幼而被搁置起来（直到1873年清政府允许外国人按照自己的礼俗向皇帝表示敬意，这一问题才波澜不惊地解决了）。一群清朝大臣带着赫德到欧洲考察政治制度，清朝廷委任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作为中国代表与美国和欧洲进行条约谈判。
然而，传教和贸易权利、建造铁路和电报、限制鸦片贸易、外国法庭在中国土地上的确切地位、内陆水道的航行等很多艰难的问题仍然存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中国与欧洲的距离一下子变得更近了，似乎已经沉睡了的旧时的贪婪和对抗又再次出现。令阿国礼和经验丰富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气恼和失望的是，他们殚精竭虑达成的和约修改协议于1870年在英国议会下院被多数否决，数年的心血化为乌有。赫德和阿国礼都深感沮丧消沉。阿国礼去拜访文祥，向他抱怨，英国商人指责他与中国交涉时过于软弱。总理衙门自己的计划也成为泡影，文祥回答道，毋容置疑，我看到了贵国报纸的言论。我本人也被人指责为叛国者，只不过穿着汉服而已。⒀
3．传教士问题的出现
1860年代，总理衙门的官员们都在努力地理解和适应他们面临的新的世界，同时中国人排斥西方传教士的暴力事件也不断发生。在四川、贵州、广东，以及运河上富裕的商业城市扬州、贫痔的陕西山区，传教士及其信徒都遭到骚扰、殴打，甚至不时遇害，财产受到威胁和毁坏。最后，1870年夏天，就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的天津城，在久拖不决的外国使节人住北京问题谈判期间，很多外国外交官将其家眷安置在这里，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发生了。
连续数月，城里谣言四起，传言基督教残害拷打小孩，实施各种变态性行为。天主教传教士不顾公众的抗议，在以前的皇家公园和寺庙旧址上建造起高大的天津教堂，遭到了无以复加的辱骂。法国领事丰大业以天主教徒的主要保护人自居，数次向天津地方官员抗议，但是他们也没有采取措施平息激愤的民情。大群的中国人仍不断威胁外国人。气急败坏的丰大业腰插两把手枪，带着一名配剑的随从，冲人县衙。出于对中国官员敷衍搪塞的极度愤怒，丰大业拔出一把手枪，开火射击，没有打中官吏，却杀死了一个看热闹的人。一群满怀敌意的中国人已集聚在衙门外，顿时群情暴怒。丰大业及其随从，还有几个法国商人和他们的妻子被杀。教堂被付之一炬。一群暴徒冲进天主教慈悲修女会，十名修女遭到袭击，被剥光衣服，然后杀害。这一天共有十六名法国人被杀，被杀的还有三个被误认为是法国人的俄国人。
法国要求立即惩办凶手，清政府被迫作出反应。参与调查的是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官员，还有带病的曾国藩，他是直隶总督，名义上应负责天津司法，还有接替曾国藩的李鸿章。经过一番拷问，查出十六位中国人参与了袭击和杀害法国人的犯罪。罪犯数目与死去的法国人的数目正好相等，说明处理结果更注重满足“以牙还牙”的心态，而非调查犯罪证据。中国还同意补偿二十五万两白银，用于重建教堂和抚恤死者家庭。天津的州县官员被终身流放黑龙江，清政府还同意派遣一个使团到法国致歉。1870年夏天普法战争爆发，法国人的注意力从亚洲完全转移回去，正因为如此，已经可以逐渐感知的法国将会提出更为苛刻要求的局面才没有出现。
外国人后来所称的天津“屠杀”只不过是这个世纪随后的时间中一系列冲突中最血腥的一个事例。这些暴力事件的爆发揭示了基督教传播与中国士绅自身价值和权威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常常正是受过很深的教育的中国人书写谩骂、煽动性的告示和册子，攻击传教士，召集人群制造事端。在中国人夸大传教士们过当行为的背后是一套使他们的训诫更为有效的复杂的真理体系：基督教传教士传布的是不同于儒家思想的教义，他们试图将其教义更深地渗透到中国内地，他们祖护与非基督徒的中国人产生诉讼的信徒，他们发展自己的教育体系，他们常常将土地买卖说成将私产献给教堂。而且，传教士们怀着拯救灵魂的热切心情，常常接纳，甚至找寻被父母遗弃的垂死的婴儿，在其死去以前为其做洗礼。当这些小孩的尸体被充满敌意的中国人从墓地里挖出，就不可避免地演化为群情激愤的声讨。
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非只是剥削、误解和敌意。在华的传教士们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和宗教背景。除了耶稣会士、天主教牧师、托钵修道会，还有难以枚举的各种新教教派——到1865年全国已超过三十个。这些教派既有1795年成立的伦敦布道会、1810年成立的美国海外传道部，还有浸信会、南方浸信会、长老教会、美以美教会、圣公会、卫理公会等等。他们的根基分别在英国、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瑞士及荷兰等国。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日浸月染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影响，特别是在与教育相关的方面及他们在提高妇女地位上的努力。
在教育方面，传教活动通过传播基督教经典，出版历史和科学著作，建立学校，引入新的医疗技术等等途径产生其影响。基督教经典在中国的部分地区迅速传播，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从广州城及其周围地区散发的小册子中获得了灵感。《圣经》粗略的中文译本早在1820年代就已完成。到1850年由一群传教士精心修改的译本开始在中国广泛流传，同时流传的还有满文的《新约圣经》全译本。还有特别为在宁波、厦门和福州方言区及东南地区的客家人中使用准备了用罗马拼音编写的特殊的《圣经》版本。西方式的印刷出版业（仍使用中国的活字）的发展大大有助于天主教和新教传播教义的活动。
1830年代后期有关西方政治和历史的著作也常常通过传教士在广州和上海印刷的期刊广泛传播。这些著作将中国置于世界的格局之中，使中国的学者得以以新的方式观察自己的历史。1840年代中期，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将此类的著作介绍给后来的北京同文馆总理大臣的徐继畬，使其首次接受了西方历史的观念。
第一次自强运动中随着兵工厂的开设而发展起来的训练学校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和介绍。1865年曾国藩亲自为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写了赞誉的前言。曾国藩写道，这部著作的翻译完成了二百五十年前耶稣会士利玛窦翻译欧几里得前六部著作的未竟事业，这些翻译的完成对于丰富中国已有的数学著作十分重要。虽然不能抛弃中国传统的数学知识，但不能否认的是学生一生运用数学，懂得方法却仍然只是盲目地运用，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有些人甚至认为数学是不可能研究的。正如李善兰、伟烈亚力和利玛窦所说的，欧几里得探求的不是方法，而是点、线、面和立方体等标题下的原理。曾国藩说，清晰地理解这些知识，就能使学生解决数字的各种形式的问题。⒁1860年代，伟烈亚力及其合作者们还用中文撰写和翻译了有关机械学、代数、微积分学、天文学和对数表的论文。英国传教士福莱尔和中国学者、数学家徐寿长期的合作也同样卓有成效。他们耐心地工作了数十年，能够用中文编辑刊印系统合理的全部化学词汇，编印了学习指南和杂志，使工业应用化学中的很多领域能够迅速发展。到1870年代末，其他的西方学者已完成了电学、蒸汽发动机、摄影、车床、三角测量学以及航海学等方面著作的中文翻译。
整个十九世纪，中国的教会学校随着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而从沿海扩及内地，数量逐步增加。这些学校通常是由传教士个人，或少数教师开办，不仅训练中国的年轻人，使其能够在通商口岸谋一份说英语的差事，而且有意培养引导中国的孩子理解基督教教义，如果可能，则改变年轻人的信仰，并使其具有日后与西方传教士一起工作的能力。虽然传统的中国教师心怀狐疑地看待教会学校，但是这些学校伟大的意义在于为贫穷的中国人，既有男孩，也有女孩，提供了某些形式的基础教育，否则他们是无缘接受任何教育的。结果是互惠互利的。通过与中国学者紧密合作，苏格兰传教士、学者詹姆斯?里格第一次将“四书”“五经”全部翻译成流利而准确的英语，这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助益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