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我们正处在一个极速变化的时代，层出不穷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事物令我们兴奋和浮躁，以至于常常淡忘了历史。而一个在自己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沉浸了数千年的民族，一旦梦醒，对外开放，也似乎总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历史之外的现实与未来。然而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无论怎样健忘和忽略，我们都将无法逃避地承接历史的因果。
在西方，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就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努力试图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他就是史景迁，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一位景仰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的汉学家。史景迁治中国历史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我们这次引进出版了史景迁的绝大部分作品，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史学界和广大读书界的重视。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全都赞同，只是希望借此开阔眼界，促进学术文化交流。
由于史景迁作品中常常引用大量中外文史料，因而翻译难度较大，我们虽已做了精心的译校，但仍可能挂一漏万，错误难免。为此我们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向史景迁教授表示歉意。
前言
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幸免于动荡和灾难。人类灵魂深处似乎存在着永远无法抑制的躁动和暴庚，以致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达于完美的宁和。然而，每个国穿哟人们又都表现出爱美的情悻，求知的激情，文雅的风度，丰富的情感，以及对正义的向往，它们穿透黑暗，使世界充满光明。人们孜孜不倦地努力，以期认识这个世界，使自己免受它的蹂嗬，更有效地构建它，将它变成使子孙后代没有饥饿，没有恐惧的乐园。
中国的历史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丰富而奇异。现在，作为一个国家，它也与其他国家一起投身到寻求稀有资源，展开贸易往来，扩展知识领域的行列。长期以来，生活在西方的人们对中国茫然无知，即使到今天，不同的语言、习俗和看法仍然使人们感到隔膜。中国国内人口超过十亿，它所承受的内在压力使身处局外的我们只能臆测，其政治生活摇曳不宁，文化气氛收放不定，经济发展步履蹒跚，友好微笑的背后常常分明看出对外来影响的敌意，所有这些使我们对中国的真实本质仍困惑不解。
了解中国并没有终南捷径，就像没有捷径了解任何文化，甚或是我们自己。但这还是值得去努力，因为中国的故事总是令人惊异，且能使人颇获教益。本书的立意就是，要想了解今天的中国就需要了解它的过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探究应该回溯多远确是关键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久远绵长，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像中国这样在如此漫长的时段里——将近四千年——能够保持其活力，并小心翼翼地记录下自己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切入历史记载，带着萦绕于心际的问题，找寻到那些看似能折射现状的事件、人物和历史氛围。
本书的叙述始于1600年，因为我认为只有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当前的问题何以产生，而中国人又能如何利用知识、经济和情感解决它们。我将本书取名《追寻现代中国》，是想藉以强调以下宗旨：
第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统治者和针砭时弊的批评家都反复寻求经久之策，以巩固国家边防，理顺官僚制度，克尽地利人力以免受外国干涉，培养敏锐而严格的知识工具以衡量政治行为的功效和道德。
第二，虽然中国不必追从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发展道路，但中国仍像保持自己永恒的价值观念一样，高度重视和不懈努力去适应和改造它。我们将要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第三，本书仍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非其结果。我理解的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理念。如果我们用这种开放的意识使用“现代”这个概念，就不难发现“现代”的含义也是随着人类生活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并不能简单地将“现代”的意义等同于当代世界，而把过去托付给“传统”，把将来交给“后现代”。我倾向于认为在1600年或更早——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任一时间——就有了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不论是那时，还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
第四，我希望，着力于对现代中国“追寻”的过程，将能弄清中国的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洞察它的现状。十七世纪的晚明和清初，中国政府就以握有超越一切的真理之名行使权力，限制人们在所有生活领域中的追求。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中国也宣称，他在走自己的道路。但是适应用外国先进技术解决自己的迫切需要的同时，它又竭力使其人民不受腐化风气的熏染，这无疑是在重演十九世纪谨慎探测的一幕。在单一的政体中统治十亿公民，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就在十八世纪，中国首次出现沉重的人口压力，从那时开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经济和民间社会管理的影响。
其他很多领域里也都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规定女性低微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习俗和行为；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孩子们尊重长辈和义务观念的教育方式；作为组织单位的家庭的力量；当地社区某些人获取和拥有可悠意滥用的权力的能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所有这些方面自1600年以后都能以各种形式看到。艺术和文学领域的审美追求和语言创新，掌控巨微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程序，都同样给中国带来了深刻变化，至今莫不如此。
从十六世纪末开始我们的叙述还可以达到另一个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艰苦甚至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中劳作的中国人是怎样频繁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抗争国家权力，1644年，1911年，还有1949年，对现状的绝望，对过去的缅怀，加之对未来的热切渴望，摧毁了旧的秩序，开创了通往新秩序的扑朔迷离的道路。有了对过去那些斗争活动的认识，我们就能更加敏锐地理解现在中国内部彼此对立的力量，以及这个不平静的国家最终能否有机会在现代世界占据一席之地。
1989年秋
第一部分 征服与巩固
十六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但即使把这一时期看作“现代欧洲”诞生标志已成共识，却很难视之为现代中国的明确起点。当西方驰骋全球，拓展视野，在探索世界的领域中独领风骚时，明朝统治者不仅禁止海外探险，丧失了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自拆台脚，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晚明的国家与经济像结构稀松的织物，开始从许多点上分崩离析：赋税收入的锐减使军费供给陷入窘境；军队的逃散加快了敌对部落的入侵；西方白银的涌进给明朝经济带来意外的压力；官仓疏于管理，年景不佳导致农村人口营养不良、疾病蔓延；不满于政府统治而纷纷起来作乱的流民为了生存拼合成了若干强劲的武装。到1644年，所有这些因素拧成一条致命的绞索，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送上了自缢的道路。
将混乱的国家重新带入有序轨道的既非反叛的农民，也不是与朝廷离异的士大夫，而是越过明朝北部边境的自称“满洲”的女真人。满人在预备征服全国以前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统治中枢，他们的胜利正是以此为基础的。随着这些制度的实行，以及大量归降或被俘的明人成为其政治顾问、士卒、工匠及农夫，满人于1644年不失时机地进军中原。
数十万大军横扫全国的历程足以向我们展示中国地域的辽阔，这一点当年满人在征服活动中一定感同身受。明朝国内的农民叛乱武装及众多的政府残余势力各自割据一方，对抗满人的征服。满人由北向南、自东向西的进军方式正是遵循了中国的地形特征，同时也顺应了将各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紧密融入新的国家结构的需要（在中国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长期分裂后，共产党于1949年统一全国时选择的进军时机和路线可谓满人入关的惊人再现）。
实现对中国这样辽阔国度的征服只有将众多的汉人支持者纳入满人的行列，依靠汉人管理者在满人的旗帜下实施统治。当一些明王室后裔仍负隅顽抗时，大部分汉人已接受了新的统治者，因为满人承诺基本上维持汉人的传统信仰和社会结构。即使满人的征服导致了社会的动荡，那也是随即结束，满人新建的清朝岿然屹立，直到1912年始终维持着对中国的统治。
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不论清朝还是其前后的统治者——巩固国家需要致力于广泛的战略、经济及政治措施的建设。清朝长治久安局面的主要缔造者是1661—1722年间在位的康熙皇帝。他有条不紊地巩固了中国南部、东部、北部和西部边防，同时还完善了其祖先入关前建立的尚欠成熟的若干制度。康熙特别致力于恢复有效的科举制度，改进国家可靠的情报传递渠道，努力赢得那些心怀异志的士大夫的支持，缓解满汉间在政府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潜在的紧张关系。但在经济领域中他成绩甚微。尽管在他统治期间商业和农业兴旺发展，但税收并未得到有效保障，这也成为了清朝始终存在的一大弊端。
康熙的儿子即位后，在此基础上锐意进取，特别注重改革税收制度，管理文化生活，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强化中央权力结构。但是，十八世纪末，随着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精神世界也日趋崩溃。国家机器的无能和腐败削弱了其反应能力，对于国内的问题它无力直面解决，而只能迁延逃避。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随着富于挑衅性的西方商人远航到中国海岸，并受到中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约束，中国既定的对待外国人的政策受到了新的挑战。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的反应同样显得异常的迟钝和无能。清政府在外交及其他方面不能随机应变地适应形势，为十九世纪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埋下了祸根。那些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十分崇敬中国的十八世纪的西方作家和政治思想家们开始鞭辟入里地考察中国的衰落。他们指出，如果中国不能顺应世界的发展而生存，那么终有一日，它必将走向毁灭。
第一章 晚明
1．明朝的余辉
1600年的中华帝国仍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其版图之辽阔无与伦比。当时的俄国刚开始其在扩张中不断拼合壮大的历程，印度则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离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双重蹂躏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被彻底击垮。中国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
从京都到布拉格，从德里到巴黎，并不乏盛大的典礼和庄严的仪式，但是这些都城无一能够自诩其宫殿的复杂精妙堪与北京媲美。紫禁城蜿蜒环抱的高墙，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以及宽敞华丽的大理石庭院象征着中国皇帝的权威。鳞次栉比的宫殿，设计精细，寓意深刻；威严的阶梯、宽大的门户、宏伟的拱门一律朝南，这一切都向所有的来访者展示着中国天子的特殊地位。
欧洲、印度、日本、俄罗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都在力图建立系统的官僚机构，以扩大税源，更有效地管理日益扩大的疆域，同时为王室带来农业和贸易资源。但是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已臻于成熟，千年的传统使其能够协调运行，丰富而稳定的律令体系将官僚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律令体系足以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这个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在北京，为皇帝服务。京城中这部分精心设置的官僚集团将国家事务分由六部执掌，分别负责财政、人事、礼制、刑法、军事和公共工程。在北京还有一些博学资深的学士，帮助皇帝处理礼仪事务，奉职修史，教化皇室子弟。在宫廷供事的官员则与为数庞大的宫廷职员一样谨慎而恭敬地为皇帝的个人需求而工作。这些人包括后宫嫔妃及侍候她们的太监、皇室子弟及侍女、禁卫军、御厨、马夫、清洁工、挑水工等。
中国官僚系统的另一部分由分配到明朝十五个省供职的官员构成。这些职位也同样经过精心设置，最上层是省府官员，依次而下，分别是主要大城市的州府官员和各县的官员。县官之下是维护治安的士卒、释站的邮差，以及定期向农民征税的税吏。还有一群官员即御史则负责监察包括北京和各省在内的整个官僚系统成员的品行。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较大的城市都以砖石构筑，给人以坚不可摧的感觉，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城镇并非如此。除了少数著名的宝塔外，中国也见不到基督教大教堂和穆斯林城市中的清真寺尖塔那样直插云天的高耸建筑。但是这种低矮的建筑风格并非说明财富与信仰的康乏。中国有很多富丽堂皇的佛寺和道观，显现着人们对自然的尊奉，还有很多供奉祖先的祠堂和祭祀中国伦理体系的奠基者——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孔子的孔庙。在中国东部的城市和穆斯林主要居住区的西部地区伊斯兰教寺院星罗棋布。中国还有一些犹太教堂，那是早期来华的犹太旅行者的后代们集会之所。那些零散分布的基督教信徒使人们还保留着对早在一千年前传入中国的聂斯脱利派基督教的依稀记忆。中国城市建筑及宗教场所缺乏高大宏伟的气派丝毫也不代表中国人缺乏公民的荣耀和对宗教的漠视，其根源恰恰在于政治。中国政府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为有效地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和对宗教信仰的控制。中国政府既不可能允许与之比肩的权力中心存在，也不可能放任独立自主的城市发展。
回头审视，我们可以看到，自1368年开始统治中国的明王朝的政治顶峰在十七世纪初已告终结。然而在1600年前后中国的文化生活却繁荣兴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如果枚举十六世纪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较欧洲的社会，不难发现，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逊色。中国没有一位剧作家堪与莎士比亚比肩，但是1590年代汤显祖所创作的生动曲折的青春爱情、家族关系、社会矛盾等题材的戏剧，剧情之细腻丰富、跌宕起伏都不稍让于《仲夏夜之梦》或《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中国没有一部作品能及已成为欧洲文化经典的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但是创作于1590年代的《西游记》以其对传奇惊险的取经过程的成功描写而成为备受中国人喜爱的小说。小说中的英雄孙悟空——一只陪伴唐僧远赴印度取经的赋予了人性的顽皮猴子，至今仍是中国民间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不必与欧洲作进一步的比较，这一时期中国的作家、哲学家、诗人、画家、宗教理论家、史学家和医学家都创造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其中很多都被视为人类文明的经典。
在所有这些成就中，也许短篇故事和通俗小说最充分地代表了明朝社会的活力。因为这些作品面向一批城镇中的新读者群，将文学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创作活动聚焦于日常的生活细节。在一个主要由男性主宰的社会里，这些也说明了具有读写能力的女性数量的不断增长。明朝晚期的社会理论家们指出，女性中文化知识的普及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增强道德伦理，促进孩子的教育和家庭的管理不无裨益，这些也都将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风化。另一些对女性独立性增强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认为，这一现象会破坏良好的社会和家庭秩序。
这些问题在中国另一部伟大的小说——一位匿名作家写于1600年代的《金瓶梅》中得到一一体现。小说细腻生动地描写社会生活，清晰率直地渲染性欲。小说通过男主角（他通过商业及与官府的勾结获取财富）与其五个代表人性不同方面的妻妾的关系刻画人物。从很多意义上说，《金瓶梅》可以当作寓言来欣赏——一个道德领域里的寓言——阐述贪婪与自私是如何毁灭那些本来拥有无数幸福良机的人。这部小说也有深入写实的一面，与这方面为数不多的佳作一样揭示中国大家族里的勾心斗角和冷酷无情。
小说、绘画、戏剧，以及宫廷生活的概貌和官僚机构的运作，无不显示了晚明帝国的辉煌与富庶。那些殷实豪族大多离开乡村，住在较大的商业城镇里，通过建立以男性世系为基础的宗族血缘组织凝聚在一起。这些血缘组织通常拥有大量土地，为兴办义学、在艰难时期贩济同宗，以及家族成员祭祖的宗祠的维持提供经费。豪门高墙之中是难以描述的富足。巨大而精巧的花园不仅使人享受装饰的美感，供人休闲娱乐，而且为花园的主人及其家人出产水果、食物和鲜花。豪门大家的府中充斥着中国工匠的作品。这些工匠有时受雇于官府工场，而更多的是在行会控制的小工场里劳作。为女人们增添秀色的丝绸织锦，使丰盛的晚宴更为体面的清白瓷都备受富人们的钟爱。亮丽的漆器、翠绿的玉饰品、轻巧的窗格、雅致的象牙制品、优美的景泰蓝、光泽的紫檀家具使富人们的府宅熠熠生辉。雕刻精美的木制或石制笔架、华贵的纸张、能研磨出最纯正墨汁的墨和砚，所有这一切在文人们未下一笔时就已营造出了一个肃穆而美好的氛围。明朝晚期，人们的审美能力和鉴赏标准已趋成熟，那些新贵们也可以让富有声誉的古玩商们把自己的豪宅装饰得高雅得体。但毫不奇怪，这些复杂而奢华的享受也伴生出一个地下造假系统，蒙骗那些粗心大意者。
与宅院的豪华陈设相互辉映的是永不停息的献筹交错的喜悦气氛。辣虾、豆腐、脆皮鸭、水煮栗、糖果、清茶、爽口的美酒、果脯以及新鲜的水果和果汁等各种美味佳肴鱼贯而人呈上宴席，人们于杯盏往来之间畅谈文学、宗教和诗歌。盛宴刚罢，乘着奔涌的酒兴，一幅上乘的画作就可能在这样的家庭聚会中问世。试图探求古代名家真谛的客人也在酣饮心悦之余挥毫泼墨。
居于社会经济上层的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因为饱读经书而成为一个具有共性的群体。这些经典一直可以上溯到孔子之前的三代。当理论家们就教育对于女子是否有益争论不休时，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富家子弟能够享受。他们大约六岁时就开始诵读古文。接着又进入学校学习或延请私塾先生，每天背诵、解读、钻研经典，到二三十岁，他们或许有能力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及第以后，便开始进入艰难、荣耀而又前途无量的仕途，从地方官一直做到天子脚下的京官。法律禁止女性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在那些氛围良好的家庭中，女子也常常跟着她们的父母和兄弟学习写诗。青楼的妓女则通常都精于吟诗弹唱，通晓技艺，藉以博得那些饱读诗书的主顾们的青睐。大户人家的女子还能聘请女性私塾教师，与别的女性一起参与各种文化生活，交流诗作，相互拜会一一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因为十世纪时活字印刷在中国就已得到发展，为私人的广泛藏书创造了条件，各种哲学、诗歌、历史和道德训诫的读物自然也广泛传播。
在十六世纪仍然有一些正统文人对通俗的娱乐作品不屑一顾，但这些作品还是广为传播，形成了一种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与自己喧闹嘈杂的生活相比，城市居民们在这些作品所构建的世界中找寻到了恬淡自然的本性和井然有序的生活。这种怡然自得的感受在剧作家汤显祖于1598年创作的《牡丹亭》中达到了极至。汤显祖将自己的思想通过剧中人物——富于学养的太守杜宝之口表达出来。杜宝因政务的顺利而心旷神怡：
山色好，
讼庭稀，
朝看飞鸟暮飞回，
印床花落廉垂地。
卸却公职，忘掉案牍，人们的闲情逸致被平和而有序的思绪唤起，随心所欲地享受返朴归真的愉悦：
红杏深花，
曹蒲浅芽，
春时渐暖年华，
竹篱茅舍酒旗儿叉，
雨过炊烟一缕抖。①
饱览花红柳绿、小桥流水的春色，确实是令很多人陶醉的时光。只要国家的边境安宁，官僚机构顺利运转，农民勤苦劳作，工匠们醉心于自己的创作，也许明朝的繁盛将长久延续。
2．城镇与农村
明朝城镇的气氛——特别是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繁忙而兴旺。其中一些城镇是热闹的政治中心，地方政府的官署设置于此，履行其征税和行政管理职责。另一些则是纯粹的商业中心，在这里，市场和贸易决定着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多数城镇都有环绕的城墙，人夜以后即关闭城门，实施管制。
与世界其他地区城镇一样，中国的城镇也可以根据其功能及专业化程度来分类。例如，地方市镇是棺材匠、铁匠、裁缝和面点师们聚居之所。他们的零售店销售一些特殊的商品，如工具、酒、首饰，以及祭祀用的香、蜡烛、冥钱等。市镇还设有歇脚的客栈。较大的市镇更是商旅云集，富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此采购，市镇中有染布作坊、制鞋匠、铁匠铺、制作爆竹者，还售卖竹子、细布和茶叶。来这里旅行的人还能找到浴室和旅馆，可以出钱召妓。在城市的等级结构中，比市镇层次更高的是整合几个市镇贸易的城镇。城镇中有销售各种文具、皮革制品、装饰用的灯笼、供奉在神坛上的雕刻品、面粉、铁器等的店铺，以及印章雕刻匠和出售漆器的人。在这里，客人们可以找到当铺及当地经营现钱汇兑的“钱庄”，租一顶轿子，造访舒适豪华的妓院。②当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顾客们更为富有，于是财富也时而剧烈、时而潜移默化地蜕变为颓废、势利的风气和剥削行为，与此相伴的是市场特殊奢侈商品的日增月长。
在市镇之下，处于城市等级结构底层的是若干规模很小的乡村草市。由于居民的贫困和分散，草市并没有很多店铺和匠人，只是定期的集市，其中的大部分商品是那些游动不定的小贩售卖。草市上既没有富人们定居，也没有设置任何官署。因此，最简易的茶楼、路边的货摊、不定期的庙会都可能成为人们唯一的娱乐场所。然而，这些很小的草市却发挥着一系列复杂而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们是各种消息和传闻的集散地，是说媒相亲的场所，起着简单的社会教化的作用；是当地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是游方于各地的剧团演出之处；是官府税务征收点，同时在非常时期还发挥着分散和减轻灾荒的作用。如果以明代城镇的发展来代表诸如商品交换、服务行业、建筑风格及其复杂的内涵，国家管理机器的构成等所有方面的状况，未免以偏概全。同样，据此也显然不可能概见农村丰富多样的发展状况。实际上，中国城乡之间的区别往往模糊不清。因为城郊的农业耕作常常就在城外，有时甚至在城墙之中。在农忙时节，工匠们也可能在土地上耕作。在青黄不接时，农民也会在城镇里干些零活。
淮河横贯于中国的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区域，其以南地区的农村最为富庶。这里适宜的气候和土壤环境使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成为可能。这个地区无数的河流、沟洫和灌渠纵横交错，滋润着青翠繁茂的菜园和禾苗茁壮的稻田，也灌注了众多盛产鱼鸭的湖泊和池塘。季节性的泛滥淹没稻田，为土地不断补充所需的养分。在江南地区，农民种桑养蚕，生产茶叶和很多其他能带来副业收入的产品，使农业经济呈现多元化的结构。在华南地区，除了基本的农作物以外，还出产甘蔗和柑橘。在山峦叠嶂的西南地区，竹林和名贵的木材也能带来副业收入。在中国的南方，水路运输快捷而便宜。农村以血缘为纽带的强有力的宗族组织把各个社区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虽然淮河以北的地区也不乏富庶的乡村，但总体而言，那里的生活要艰苦得多。冬季异常寒冷，冷空气从蒙古呼啸南下，侵蚀大地，淤塞河流，狂风挟带着细沙，吹打着那些为了生计不得不在外奔波的人们。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和小米，在耕作过度的土地上，只有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有所收获。在分布零散的农村，人们辛勤地收集人畜粪便，为土地补充肥力。苹果、梨等水果，大豆、棉花等作物长势良好。但迄至十六世纪末，树木大量被砍伐，土地裸露，含带泥沙的黄河水流，蜿蜒曲折地穿过广阔的平原，奔向大海，成为一股不可预测的力量。没有南方的堤坝、稻田和沟渠的阻碍，盗贼武装可以横扫北方的乡村，骑兵部队游弋于行动缓慢的步兵的前面和侧翼，为其提供警戒和保护，抵抗来自要塞的反击部队。北方农村的宗族组织也更为薄弱，村庄之间大都相互孤立，社会生活更是各自为阵。吃苦耐劳的自耕农与殷实富裕的地主或租种他人土地的佃农的生活水平并无天壤之别。
中国农村社会的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将地主和农民截然分开。例如，每位富裕的地主都生活在较大的城镇里，而许多财产规模较小的地主则住在农村，出租其部分土地，或雇佣短工耕种土地。与此相似的是，无数的自耕农占有超过满足自己生活所需的土地，也可能雇佣季节性的短工帮助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另一些占有的土地不能满足自己生活所需的人，则可能租种一些土地来聊补生计，或在农忙时节偶尔去打短工。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兼营手工业，正是这些手工业将农村家庭与市场网络联系起来。
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土地买卖和租佃契约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比想象的更为复杂。政府希望对每一笔土地交易都能征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征税之后就在契约上盖上官府的红印。毫不奇怪，很多农民为了逃避这些额外的费用往往私下定立契约。土地买卖的定义也因而变得模糊不清。大多数土地买卖也就约定俗成地理解为卖方以后可以用买方最初的购买价赎回土地，或卖方在买方获得土地耕种权后的一定时期内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如果地价上涨，土地无法耕种，被水淹没，或者在上面建了房，这种法律和财产上界定的模糊就常常引起家族的争端甚至仇杀。
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中国的北方还是南方，小农都显现了他们勤苦耐劳和遭受了不虞之灾所带来的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谋求生存的能力。遭受旱涝灾害时，有各种互助方式，借贷、贩济等能帮助他们及家人渡过难关。也许去做些零活，如当看门人、灌溉工或纤夫等藉以度荒。小孩也订立或短或长的契约，到富裕人家做家仆。女孩子则可能卖到城里，甚至最终沦落妓院，但至少她们能够保全性命，家里也可以少一张嘴吃饭。但是，如果除了所有这些苦难，而社会的秩序和法律结构也开始瓦解的话，那么情况就真正变得无可救药了。如果市镇彻底凋敝，如果绝望的人们开始结成团伙在农村游荡，夺走农家用以过冬的仅有储备，偷走他们精心储藏以备来年春播的最后一点种子，穷整无计的农民只能抛弃土地——不论土地是租借的还是私有的——加入到流民的行列之中。
十七世纪初，尽管富裕的精英阶层的生活仍然繁荣奢华，但整个国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政府没有有效地贩济城市里的贫困居民。虽然城镇将农村穷困人口拒之门外，其危机也可能从内部爆发。高额的税收和不稳定的工作使数千苏州的纺织工人陷入绝望，并于1601年发动罢工，他们烧毁房屋，对其痛恨的当地暴吏施以私刑。同一年，在苏州的西南方，江西省境内的瓷都景德镇也有数千名工人因为待遇太低及明朝宫廷的贪得无厌，提高御用的精美“龙碗”的生产配额而发起暴动。一名窑工跳入熊熊燃烧的瓷窑自尽，这恰恰凸显了他的同伴们所面临的困境。在同一时期，很多别的城镇也都可以看到多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动荡。
城市和乡村都不再太平。明朝晚期，农村也时有反叛事件发生。在早些时候，这被视为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使然。这些常常伴随着暴力的事件主要有两种形式：订立了契约的佃农或奴仆反抗主人，试图获得人身自由，以及佃农拒绝向地主缴纳他们认为不公平的地租。
尽管暴乱还只是一些偶发的事件，尚未普遍发生，但这足以向富有阶层发出严重的警报。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满怀热情地描述了官宦们欢悦的生活，而对农村的庄稼汉则不无嘲讽，故意用低俗的词句描写了乡野农夫们粗鲁的生活：
泥滑喇，
脚支沙，
短耙长犁滑律拿，
夜雨撒菰麻，
天晴出粪渣，
香风腌鲊。③
这首曲子听起来诙谐有趣。但是，那些醉心于汤显祖戏剧的听众们还未意识到，当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劳作的民众一旦试图推翻他们的统治者时，将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3．堕落与困境
表面看来，晚明时期的文化和经济生活繁荣富庶，然而其社会结构中已寓含着衰败的危机。危机的根源之一正是来自国家的统治中心。1572—1620年在位的万历皇帝即位之初在才智不凡、经验丰富的大臣们的辅佐下确是一个勤政尽责的统治者。但是自1580年以后，万历帝蛰居紫禁城，深居简出。与朝臣在立太子问题上的争执使他日渐厌倦朝政，森严的宫廷护卫使他无法实现巡幸各地、亲帅三军的愿望，对朝中大臣们喋喋不休的争吵也甚感厌烦。他连续多年不上朝理政，停罢经筵，不批阅奏章，甚至朝中官员出缺也不增补。
万历帝不理朝政导致本来仅限于管理宫廷日常事务的太监权力膨胀。在中国，宫廷中使用太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明代的太监数量超越历代，万历朝时京城有一万多名太监。由于皇帝深居于紫禁城这个只有皇族及其侍从们生活的封闭世界里，太监便成了联系外朝与宫内的主要渠道。大臣有事要上奏皇帝，首先要取悦太监为之转奏。太监们自然也不会放过索取回报的机会。随之，心怀巨测的大臣们就向那些有权势的太监献媚行贿。
到1590年代，太监们结成阉党，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万历帝派遣太监们到各省收税，使其权势日益嚣张。他们以高压手段办理案件，对地方的富家大族施暴，指挥厂卫悠意妄为，监禁、拷打，甚至杀害他们的政敌。太监权力的泛滥在魏忠贤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最初侍奉万历之子的王妃，随后机敏地攫取权力。1620年代，当万历的孙子在位时，魏忠贤已操纵了朝中大权。在其权倾一时之际，他令人编撰史书，毁贬他的政敌，下令全国各地为其建立生祠。
虽然批评皇帝及其宠臣的人通常是会有危险的，但一些大臣和有识见的士大夫们还是为朝廷的现状忧虑。士大夫们从理论上探寻导致朝政败坏的根源，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朝政的败坏因于道德的普遍沦丧、教育制度存在的病疾，以及毫无约束的个人主义的膨胀。在很多批评者眼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初哲学家王阳明。王阳明在其书中提出，伦理认知的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道德本性之中，因此，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凭借良知去理解客观事物的真谛。正如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所写的：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④
他还说道：“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但王阳明也积极提倡知行合一。在其弟子们讲学授徒的活动中，王阳明的学说导致了有悖世俗的乖张行为。他们拒绝传统的教育方式，呼吁新的平等主义。
为了抵制这一潮流，十六世纪晚期一些严守儒家正统道德观念的士大夫们开始聚合成若干探讨哲学的书院。在这里，他们准备科举考试，宣讲伦理道德。他们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由宣讲伦理道德进而涉及政治。对政治的讨论又随之促生政治改革的愿望。到1611年，在所有的书院中，创立于1604年的最负盛名的“东林书院”己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东林党人竭尽全力使腐败的大臣从京城的高位上被罢黝。1620年万历帝去世，东林党地位剧升。在明光宗、熹宗两朝，很多东林党人应诏入仕。皇帝期望他们用其学说经世治国，巩固国家边防，增强国内经济。但是他们孜孜不倦的道德训诫使新皇帝感到厌倦。一位东林党的领袖又触犯了臭名昭著的太监魏忠贤。而魏忠贤深受皇帝宠信，魏曾因报复而将一名资深的大臣打死在宫中，皇帝竟然也对他未加斥责。
皇帝的缄默使魏忠贤更有恃无恐。1624—1627年间，魏忠贤与其一群朝官中的党羽对东林党成员们同时发动可怕的袭击。很多东林党人被杀或被迫自杀。虽然魏忠贤自己最终也被治罪，并于1627年自杀，但朝廷的威信已受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也许是无法挽回的。这正如一位东林党领袖得知前来逮捕他，自知难逃一死时写给他朋友的绝命书中所感叹的，我原为朝廷首辅，首辅蒙羞即朝廷蒙羞。⑤
学术和政治上的所有这些纷争加剧了外交和经济领域里业已存在的危机。十六世纪的中国已经面临着一系列威胁，游牧的蒙古族赶着牛羊从北方和西北向北京步步逼近，海盗则侵扰东南沿海地区。明朝初期还通过互市和外交控制着蒙古，现在蒙古军队却频频攻击中原。一次，蒙古军队还俘获了御驾亲征的明朝皇帝，还有一次，他们的骑兵几乎直逼北京城门。到十六世纪晚期，尽管明王朝试图加固长城，增强戍守，但还是只能依靠定期贡市才能阻止蒙古的侵袭。在东南沿海地区，海盗集团劫掠中国城市。海盗势力有时多达数百股，既有众多的日本人，也包括大量中国的亡命之徒，甚至还有从位于澳门的葡萄牙哨所逃脱的黑奴。这些海盗集团随意抢掠，劫夺男女以勒索赎金。
虽然至1570年代，海盗侵扰的狂潮已被遏止，但日本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1590年代，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入侵朝鲜。战斗异常艰难。明朝将朝鲜视为忠诚可靠的同盟而不惜代价给予保护，毅然出兵，支援正处于困境中的朝鲜人。三个国家都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日本国内发生内乱，同时朝鲜的海军有效地截断了日本的供给线而使日本不得不于1598年从朝鲜撤军，战争可能还将持续下去。
澳门又代表着中国面临的另一种新的问题。这个位于广州西南的一个半岛顶端的小镇于1550年代在中国的默许下被葡萄牙人占领。1660年代，明朝廷下达了禁止中国商人与好战的日本开展直接贸易的禁令，葡萄牙人乘虚而入，充当了中国与日本的中间商。他们在市场上收购中国的丝绸，然后转销给日本，再从日本贩易白银，往来贸易，谋取利润。中国的银价高于日本，这使葡萄牙人一次的往返贸易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本来收购中国的丝绸。葡萄牙人使白银持续不断地涌入中国，这本身仅仅是十六世纪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经济影响的大规模白银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全球白银贸易网络的核心是墨西哥和秘鲁，其银矿资源的丰富令人难以想象。它们都处于西班牙人的占领下，白银的开采要获得西班牙皇室的特许。1570年代，当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了新基地，美洲的白银也开始流入中国。这个新的白银来源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蚁聚马尼拉。他们售卖中国的布匹和丝绸，带回白银，更为白银涌进中国的潮流推波助澜。随着白银流通的推广，贸易的活力也渗透各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投入到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来。万历皇帝国库白银的储存也日见增长。然而，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为中国商人增殖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城市经济畸形增长瓦解了传统的经济模式等。明朝晚期在稳定通货方面的努力也告失败。
万历帝的统治随着他于1620年的去世而终结，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就因多种因素开始衰退。中国商人的势力日益兴盛，他们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创办了汇兑银票的钱庄。而此时，他们也遭受了战争的侵扰。中国政府以农业为根基，从未有效地实现对商业的税务监管，但是中国的商人们却遭到巡视各省的腐败太监及其党羽的勒索，甚至没收财产。政府在抗洪和贩灾方面的无所作为给地方带来严重的危机，使能够有效保障税收的地区越来越少。
万历皇帝统治晚期，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在位期间，中国农民的境况也日益恶化。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打败了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其贸易帝国日益扩大，国际贸易的格局也随之改变。中国的白银进口量急剧下降，进而刺激了白银的囤积，导致了银铜比价的下降。1630年代还是一贯铜钱换一盎司白银，到1640年已变成一贯铜钱换半盎司白银，也许1643年已变成一贯换三分之一盎司。这对农民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必须以白银纳税，而他们在市场上售卖农作物所换得的只是铜钱。⑥
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异乎寻常的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通常使农作物的生长季节缩短两周，使得饥荒变得日益频繁（有时把十七世纪称为“小冰期”。这一时期，整个世界的农耕区都受到类似的影响）。当自然灾害和税收增长与过度征兵、士兵的逃亡、贩济制度的废弛、水利工程几乎全部毁弃等现象相伴发生时，国家所承受的负荷，以及接踵而至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当所有的危机都迅疾爆发时，不论宫廷权贵，还是朝中和地方的宫僚都对时局束手无策。
4．明朝的崩溃
在十七世纪的前十年中，明朝廷逐渐丧失了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其赖以生存的赋税结构也随之瓦解。同时，明政府财政匮乏，无力供养军队以抗击势力日增、辖地日广的满洲地区女真部的进犯。朝廷一方面对尚可控制地区的人口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大量裁减对朝廷威胁还较小的西北地区的雇役。李自成就是朝廷为节省支出而裁减的驿卒。
李自成以前曾在酒馆做事，还做过铁匠铺的学徒，是那个时代居无定所、性格刚烈的陕西人的典型代表。陕西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贫瘠的省份，位于黄河大转弯的内侧，北部的荒凉山区一直延抵长城。陕西至北京的距离大约相当于从华盛顿特区到芝加哥，但陕西省为山脉环抱，易守难攻，历来成为各种反叛势力积蓄力量，揭竿而起，进而侵犯丰饶富庶、人口稠密的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天然堡垒。
1630年，李自成一度在陕西西部入伍从军，但朝廷再一次令他失望。由于被克扣了军饷，李自成和其他士兵发动了兵变。在随后的几年中，李自成逐渐脱颖而出，成为这些数以千计的离开家园的造反队伍的自然领袖，证实了自己拥有的军事家的天然智慧。1634年，在陕西南部的一条山谷里，起义军被一位能干的明政府将军打败，李自成也被俘。李自成在承诺把他的军队撤回荒凉的陕北地区后被释放，但这个协议因一位地方官员处决了三十六名反叛者而破灭。李自成起而报复，杀死地方官员，率部上山。到1635年，他的势力发展得空前强大。在黄河南岸的河南荣阳举行的起义军首领们的秘密会议上，李自成便是与会的首领之一。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部分势力最大的起义军首领还分割了各自在华北的势力范围，并准备联合进军北京。但事实证明这些鱼龙混杂、纪律松散的军队要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是十分困难的。起义军联盟占领并掳掠位于京城之外的明朝皇陵，监禁在那里服役的护陵者，但到1635年末，联盟已开始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当时在位的崇祯帝（即万历帝的孙子）闻讯后服丧祭祀，向祖先谢罪，并逮捕了几名主管官员，处决了护陵的太监。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李自成要一同参与掳掠的起义军将皇陵中演奏礼乐的太监分给自己。起义军之间的争吵显示了起义军的暴烈及其联盟的脆弱。俘获这些太监的起义军首领张献忠虽然勉强应允，但却捣烂了太监们所有的乐器。李自成后来还是杀死了这些命运不济的太监。
在随后的几年里，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各自的部队游历于华北和华中，不断转移，偶尔相互合作，但通常是相互争夺明政府和其他反叛势力的地盘和人员，彼此长期不和。到1640年代初，他们各自建立了根据地。与李自成一样，张献忠也曾在明朝陕西的军队中服役，后来开了小差，他在长江上游的腹地、四川省富饶的中心一一成都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李自成则在湖北建立了根据地，其势力范围覆盖了陕西和河南大部分地区。
李自成和张献忠之乱以及与之同时伴生的瘟疫使中国饱受创伤。据一些亲历者记载，瘟疫使很多地区农村人口损失过半。一位学者描述1642年浙江的情况道，疫情大面积出现，十之八九的人户未能幸免。最甚者，十至二十人之家，无一人不染疾病，甚至无一人获治。最初，死者尚得人棺殓葬，随着死者益众，后来皆弃之荒野，最后只能任其停尸床榻。一位目睹河南省疫情的人记载道，1643年夏的一座大城市里，街上人气无存，充耳听到的只是苍蝇的嗡鸣。⑦
晚明农民起义示意图
瘟疫夺去了无数的生命，也促使人们对传统的中医理论进行反思，尽管未能探寻到新的疗方，但当时的医书发展了一项治疗流行病的新理论。1642年，一位生活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夫写道，中国不惟受到气候多变的影响，也导致了使天地失衡的邪气的侵扰。气本是自然界的中和之物。他写道，邪气通常出现于战争和饥荒之年，看不见，听不到，却悠意肆虐，使百姓蒙难。如果百姓起而与之抗争，它们便各使其性，生出各种疾病。当疾病发作，人们有时脖子肿大，有时头面浮肿……有时腹泻不止、间歇发烧，或是内腹绞痛，满身脓胞，出现皮疹，皮肤疹痒，身长疖子。⑧虽然这些诊断分析无助于确定疾病性质，但在证明1640年代中国遭受了多种灾难方面仍有其重要性。也可能是满族人早期入侵时把病菌带给了没有天然抗体的汉人，一如欧洲人入侵引起了天花和麻疹在墨西哥和北美土著印第安人中广泛传播。
明朝在最后的时期也并非完全无所依托，不少明朝将领率军平叛，间或打败起义军——至少迫其退却，或使其暂时归降。还有一些独自为战的水军及陆军将领以山东或海岛为基地，有效地发动对辽东的女真军队的袭击。在很多地区，士绅们招募武装，保护自己的家园和财产，抗击起义军的进攻。崇祯皇帝也试图整顿朝廷的秩序，他抑制过度膨胀的宦官势力，一改其祖父万历帝的状况，按时上朝。但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东北问题上。在那个地区，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正不断巩固和扩大其地盘，于1625年占领沈阳，1632年收服了内蒙大片地区，1638年降服了朝鲜。这一时期，明朝涌现出几位抗击女真的著名勇将，特别是1620年代中期，他们一度重创了女真军队，并收复数座城市。但是北京的派系争斗和捉襟见肘的财政使明朝无法实现平定东北的大业。
明朝的著名将领当首推袁崇焕，他的经历可以视为明朝晚期种种危机的见证。作为中国南方一个受传统教育的文人，袁崇焕年轻时即人朝为官。1622年，袁崇焕到东北南部视察，自信他能守卫通向北京的要径。袁祟焕从他一个认识一些西方人的厨师那里了解了有关西洋火器的丰富知识。作为兵部的大臣，他有能力凭藉辽河抗击努尔哈赤。1628年，他被任命为整个东北地区的军事统帅，但是次年他出于猜忌，处死一位很有才干的下属。1630年，当女真军队攻至北京附近时，袁崇焕被诬陷私通敌方，并被指控为叛国罪。朝中的政敌、被他处死的下属的朋友，以及宦官集团都一致与他为敌，使袁崇焕毫无澄清自己的机会。结果他被判凌迟处死，这是中国刑法中最羞辱、最痛苦的处罚方式：在北京的市中被千刀万剐。后来的文人把他奉为中国最伟大的将军之一来纪念。袁祟焕的后继者无一人才干能及他。袁崇焕死后，虽然仍有一些北方的将领效忠明朝，但很多将领开始投靠敌方。对袁崇焕的诬告现在正开始在他们身上变为真真切切的现实。
最后不是女真的清政权而是起义的李自成推翻了明朝。1644年，李自成对北京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率领数十万大军，席卷华北，洗劫敢于抵抗的城镇，收编投降的军队。他还发动了一场高明的宣传战，揭露明朝统治的贪婪残暴，许诺将给饱经沧桑的中国人带来和平与富庶。1644年4月，他的军队兵不血刃地进入北京，北京的城门向他洞开。据记载，崇祯皇帝听说起义军入城后摇铃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口当无一人应诏时，崇祯皇帝走到紫禁城外的皇家花苑。花苑里有一座小山，皇帝和他的嫔妃们过去常常登临山峰，俯瞰北京全景。这次皇帝没有登上小山，而是在一棵树上自缢而死。明朝自1368年统治中国以来，历经兴衰，其末代皇帝最后竟落得这样的下场。
注释：
①汤显祖著，伯尔契（Cyril Birch）译：《牡丹亭》，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0版，第14、32页。
②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编：《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51页。
③前引汤显祖著，第34页。
④王阳明著，陈荣捷（Wing-tsit Chan）译：《传习录》，见陈荣捷《（传习录）及其他新儒家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杜1963年版，第146页。
⑤傅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房兆楹（Fang Chao-ying）编：《明人传记辞典》，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08页。
⑥这是中国正在浮现且可描绘的与全球经济首次相互撞击的时期。有关白银危机理论的资料可参见亚特威尔（William Atwell）的《1530—1650年的国际金银流通与中国经济》（载《过去与现在》第95卷［1982年5月］第68—90页）、《中日“十七世纪危机”的考察》（载《亚洲研究杂志》第45卷第2期［1986年2月］第223—224页）、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载《晚期中华帝国》第7卷第1期［1986年6月］第l—26页）。Richard的《财富之泉：1000—1700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加利佛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245页）一书修订了危机理论。
⑦邓斯坦（Helen Dunstan）：《明朝晚期的疫情：一项初步考察》，载《清史问题》1975年第3期，第29—30页。
⑧前引邓斯坦文第39—40页。席文（Nathan Sivin）的《当代中国的传统医学》一书论述了传统中医的基本前提，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二章 满人的征服
1．清的崛起
当明王朝江河日下，濒临灭亡之时，其最后的继承者正在东北地区勃然兴起。满人的祖先是曾经生活在黑龙江和吉林省的古代女真部落。在1122—1234年间，女真人一度征服中国北方，建立了金朝。1234年当其失败以后，他们又向北退却到松花江流域，但至明朝晚期，他们再次对中原和朝鲜的边境构成了威胁。明朝用以控制女真族的政策是形式上将其领地划归中国边防体系的一个部分，赐给封号，给予贸易特权。
至十六世纪晚期，女真人已经分化，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一部分生活在松花江流域，主要过着渔猎生活。另一部分在处于长白山地区的中朝边界北部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在那儿过着农耕与狩猎并行的生活。还有一部分迁徙到肥沃而广阔的辽河东部地区，与汉人移民杂居，从事定居农业，并从事皮革、马匹和奢侈商品的贸易。辽河地区的女真人的部落组织基本上趋于瓦解：虽然他们繁衍生存的城镇，诸如抚顺、沈阳，曾经是往日金朝的心脏地带、他们仍然大量地接受了汉人的生活方式。
为满人征服明朝奠定了基础的努尔哈赤1559年生于长白山地区女真人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年轻时曾到北京给明朝廷朝贡，并进行贸易，还因为帮助明朝抗日而被赐予册封。但大约在1610年，因为明朝攻击和羞辱他的家族成员，试图摧毁他的经济基础，他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
大约正是这一时期访问过努尔哈赤大本营的朝鲜外交使节记录下了当时女真人武器和防御工事的简陋状况、努尔哈赤率直的性情和强壮的体格、与众不同的发型和服饰，以及他的一些将军们佩带的厚重耳饰。如果说努尔哈赤给来访者的最初印象是粗鲁，那么不久他就显示了自己的才干。1610—1620年间努尔哈赤的权力随着他对邻近女真和蒙古部落的征服而不断增长，对于这些部落，他通过武力征服或联姻结盟的方式进行统治。他将军队和自己的家族以正黄、正红、正蓝、正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种旗帜相区别的八旗制度组织起来。八旗既是战争期间的作战单位，又是日常管理百姓的民政组织。他还招集大量工匠制造武器和盔甲，创制女真文字。1616年，他迈声出意义重大的一步，自立为汗，成为第二个“金”朝的统治者，藉以唤起女真人逝去的荣耀，掀起对明朝廷的挑战。两年后，他对汉人与部落组织解体的女真人居住的辽东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军事打击。
满族势力兴起示意图（1610—1644）
明朝统治者把辽东视为中国的版图，并派驻由明朝将领统帅下的强大军队。努尔哈赤恩威并施，诱使明朝将领归降，还让其雇请的汉人顾问起草慰问信，向这些将领致意。例如，他写给明朝抚顺的指挥官：“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①努尔哈赤以锐意改革的统治者面目出现，许诺将带给汉人更好的生活，试图以此瓦解明朝在辽东的影响，并蛊惑生活在辽西地区的人们也加入自己的新王国。“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人主人之家”，他在一封在农村广为散布的信中写道，“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种”。②在另一些场合中，努尔哈赤宣称，他将施行一个理想的君王应有的仁政，而这显然是万历晚年的统治中被疏忽了的。他还说，他将永不会让“富人粮谷烂于仓中”，却要使“行乞者富足”。
努尔哈赤严格训练军队，尽力阻止掳掠和侵害辽东百姓的行为，公开处罚违纪的士卒。对那些归降的汉人中的读书人，努尔哈赤都提拔到日益壮大的女真官僚机构中供职，他还厚待归降的明朝大臣，与其联姻，赐予封号，居以高位。他的军队于1621年攻陷沈阳和辽阳。1625年他定都沈阳。不久辽东全境及辽西部分地区都已置于他的统治之下。
努尔哈赤命令归降的男子必须仿照女真人，剃光前额，留起长辫，虽然各地接受命令的程度不一，但是他最初还是很少遭到被征服汉人的公然反抗。当一些汉人对女真人鼓乐相迎时，另一些人却往井中投毒，试图孤注一掷，消灭努尔哈赤的军队。汉人与努尔哈赤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业已解体的女真人的命运难以一言以蔽之。有的按照承诺得到奖赏，有的从他们城市的家园中来到乡村为女真人耕作，还有的人被奴役，或被迫成为佃农。另有一些，特别是那些懂得大炮技术的人，被纳入军旅，编为“绿营”兵。虽然炮兵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它在女真人后来的胜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早在1622年，努尔哈赤就曾想挥师绕过战略要津山海关（这里是长城直抵中国北方海滨的终点）进攻明朝。若非辽东爆发了一系列反叛，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可能已经将其付诸实施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暴动不得而知，但存在着多种可能。随着大量的女真军队来到辽东，辽东的耕地压力日益严重。粮食和食盐的短缺导致了供给的危机，一些地方出现了饥荒。粮食实行定量配给，女真统治下的汉人不得不花一部分时一间无偿为雇主干活，三人一组，耕种五亩土地。在辽东的很多地区，既是出于控制的目的，同时也是由于缺乏房屋，女真人搬进汉人的家中，与之同住同吃。这激起了汉人的再次反抗，他们放火，往井里投毒，杀死女真的妇女和孩子，藏匿粮食，甚至逃进山里。一些汉人杀死边防士兵，试图逃到南方，被抓获者都被女真人处死。
一方面明朝廷并没有试图利用这些反抗，另一方面这些反抗都被努尔哈赤镇压下去了。女真人被警告“日夜守护，勿与村中汉人杂处”。③在城镇中，他们被隔离居住，禁止进入汉人街区，或与汉人家庭交往。女真人得到命令，时刻携带武器，而汉人拥有武器则是非法的。在判罪时，努尔哈赤对所有的女真人十分宽仁，而对汉人则极尽苛严。汉人及其家人甚至因为偷窃而被判死罪。1625年，爆发了第二次汉人的反抗，结果遭到了更加野蛮的镇压。
明朝将领对汉人两次反叛都无动于衷，却于1625年末开始对努尔哈赤发动了一系列有力的反击，并于1626年开始多次重创女真。同年末，努尔哈赤去世。按照女真习俗——此习俗起源于中亚的蒙古人——他没有将领土和大汗称号传给某个人，而是将其分封给最有才干的子侄。
毫不奇怪，这样的继承方式的结果将导致权力之争。获胜者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统领正黄和镶黄旗的皇太极。皇太极的即位得到了汉人谋士的帮助，因而较之他的父亲，他采取了对汉人更为有利的政策，吸纳更多汉人的传统制度。皇太极仿照明朝，设立六部，在新的官僚机构中任用汉人。名义上，各部长官都是女真贵族，但他们常常不参与军政事务，将这些事务交给汉人下属执行。
皇太极废除了努尔哈赤制定的用以处罚汉人的户籍制度，沿袭汉人传统方式，在辽东推行科举制度，下令改革女真文字，以更好适应新时代的文字记录、户口统计、赋税征收的需要。叛离明朝前来归顺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的很多人是带领着自己的队伍归降这位新即位的汗。虽然他的一些大臣抱怨朝廷里充斥了粗鄙的汉人，但是皇太极还是非常真诚地接纳汉人。
无论粗鄙与否，明朝派到鸭绿江口和山东北部防守的高级将领叛投女真，为皇太极补充了新的力量。1637年他沿袭努尔哈赤的制度，建立两个汉“旗”，1639年汉“旗”增至四个，1642年增至八个。1635年从背叛明朝，效忠皇太极的蒙古人中建立了八个蒙古“旗”。因此，到1640年代早期，女真的统治者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军事和行政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使士兵再勿需轮番服役，而可以登入户籍，庇护妻子，管理耕作。
在此之前，皇太极于1636年迈出了比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金朝更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他决定抹去其羽翼未丰的政权与打上女真烙印的部落历史的联系，消除臣事明朝的记忆。他宣布建立新王朝，国号为“清”。此后清统治了关外地区及其周围各族，势力与疆域都超越金朝。“清”的字面意义就是“纯洁”或“洁净”，从1636年至1912年满人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一直被历代满人统治者沿袭不变地作为国号。在皇太极统治下，女真的族称被代之以“满”。“满”是一个新的术语，虽然其确切含义尚不知晓，它可能取自佛教术语“妙吉祥”，喻示着清王朝万象更新。
现在，皇太极准备去征服更广袤的土地了。1638年，他征服了朝鲜，迫使其国王断绝了对明朝的宗藩关系并将其儿子送到清为质。在国内，随着李自成和张献忠等起义军对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控制，明朝失败的命运已一目了然。满人的军队从北京的北边越过长城，肆掠京师周围，兵锋所及，抵达山东大片地区。他们掳掠妇女儿童，强征牲畜、丝绸和银两，所过之处，城市皆化为焦土。
与此同时，尽管满人踌躇满志，但令人忧虑的是他们变得日益懈怠了。一部分满人厌倦战争，安于辽东舒适的城市生活。他们沉溺于从未闻知的奢侈享受之中。战士们既不能如往昔一样勇猛作战，也不愿屈尊务农，农业收成不稳。皇太极也感叹到，年轻人甚至狩猎也不再愿意了，只是“身处闹市，自娱自乐”。如果应召赴战，将会是“将士安坐营帐，奴仆奔赴疆场”。④满人对大凌河南岸的军事重镇锦州城展开了十年的围攻，在被明朝戍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后，1642年终于攻克了该城。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鼓舞了满人的士气。锦州陷落后两位才能卓越的明朝将领降清并得到厚待。但是通往北京的要道山海关仍然由明朝晓勇善战的将领吴三桂把守着。1643年皇太极突然去世，他五岁的第九子继立，由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摄政。
满人进一步扩张的机会看来仍然渺茫，但是1644年春，李自成率军从他刚刚占领的北京出发，越过北京东面的平原，攻打他视之为明朝最后一位有力的抵抗者吴三桂将军。吴三桂调回山海关的军队，西向迎击李自成。摄政王多尔衮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集合小皇帝的军队，率领满、蒙、汉各旗，迅速南下，势如破竹，直入中原。努尔哈赤的梦想转瞬之间成为了现实。
2．征服明朝
在满人和李自成东西夹击之下，吴三桂陷入绝望的境地。他求生的唯一希望就是与两个对手中的一个结盟。主张与李自成联盟的人认为，李自成是汉人，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承诺改变明朝晚期专权滥政的局面，而且他将吴三桂的父亲扣为人质。然而李自成性格乖张，残暴不仁，粗鲁无文，而且1644年占领北京后，其军队的所作所为也令吴三桂这样富裕而有学养的官员难以认同。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城掳掠蹂踊，攻击和抢劫明朝官员的府第，绑架其家人，勒索赎金，或收取巨额的保护费。虽然李自成宣布建立新的王朝，他却无力控制自己北京城内的部将，吴三桂对李自成能否统一全国甚为怀疑。
而与满人结盟的不利就是他们与汉人并非同一族类，其先民女真是汉人传统所鄙夷的半开化的边疆民族，而且他们在中国北方扩张的早期，也确实曾经洗掠一些占领的城市。但他们也有令人认可的地方，他们建立“清”政权时就许诺重建秩序：建立六部制度，重开科举，成立汉“旗”，大量任用汉人为高官——所有这些都是令吴三桂鼓舞的信号。他们在厚待明朝归降大臣方面一直做得很好。
据民间传说，因为李自成抢夺了吴三桂的一个爱妾，并据为己有，吴三桂将军转而与满人同舟共济，打败李自成派出攻击自己的军队，邀请多尔衮共同收复北京。作为报复，李自成处决了吴三桂的父亲，将其头颅悬在北京城头示众。但是李自成军队的士气很快凋谢，甚至1644年6月3日他的登基典礼也已无法挽回局面。次日，他满载掳掠的财物，率军西逃。6月6日，满人和吴三桂进入北京，小皇帝在紫禁城登基，年号为顺治，即“服从统治”之义。小皇帝采用的这个具有汉人传统含义的年号显示满人现在正式宣告，他们奉天承运，统治中国。
虽然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于4月自缢而死，满人爱新觉罗”福临荣登大宝，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已经彻底灭亡。大批皇室成员在李自成到来前已逃离京城，数以百计的明皇室旁系子弟散居中国各地，坐拥巨额家产。自1368年以来传承不断的明朝朝运不会轻易灭亡。虽然吴三桂在绝境中与满人结盟，但数以万计的汉族士大夫和明朝旧臣仍然愿意为明朝国运战斗，乃至捐躯。
满人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追捕各地的明朝宗室后裔，但是因为他们进入北京时曾经宣称他们是明崇祯帝理所当然的复仇者，他们也必须追剿反明势力。李自成是其首要目标。李率军向西南逃至二十年前他揭竿反叛的陕西西安。清军在巩固了对陕西省的控制后，1645年春，巧妙地采用钳形攻势合击李自成。李自成被赶出了西安，率领人数大减的跟随者沿汉江向东南逃往武昌，渡过长江，最终被尾追而至的清军在江西省北部的山区逼入绝境。1645年夏，李自成在那里去世，一说是自杀，一说是他试图偷窃食物时被农民打死。
反明起义军溃退示意图（1644—1647）
正当清军与李自成酣战之时，第二支主要的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已经撤出其华中的根据地，溯长江西上，穿过深山峡谷进入四川省。在重庆短暂地盘踞一段时间后，又西进定都于富饶而利于防御的成都。1644年12月，他在成都宣布建立“大西国”。虽然张献忠的确建立了一个由文人学士组成的文官机构（很多人是被迫上任的），举行科举考试，铸造货币，但是他的统治也注定并不比李自成更长。张献忠还建立了由一百二十个营组成的复杂军事系统以保卫自己的政权。相对于满人而言，对张献忠最初的威胁，更多地来自于流窜的南明势力。
随后几年中，张献忠似乎逐步陷入妄自尊大而又凶残暴虐的奇异的个人世界中。他给他的军队制定了一个长远的计划，不仅要征服中国南部和东部，而且要打算征服蒙古、朝鲜、菲律宾和安南。在四川，他对自己以为企图背叛的人加以令人发指的处罚，数千当地文人及其家属被砍头或致残，他甚至大批残杀自己的士兵。最后，他于1646年末放弃成都，烧毁了大部分城市。他一路西进时也实行骇人听闻的焦土政策。1647年1月，他被清军所杀。
消灭李自成和张献忠对满人长远的征服计划的成功十分重要，但是满人的主要精力不得不放在镇压明朝皇室后裔上。明朝皇室后裔有能力号召全国抵抗满人的征服。因为汉人士大夫们从其教化中熏陶出对统治王朝的强烈尽忠意识，他们很自然地起而保护祖宗的家业免遭入侵者的劫掠，一位富有才干的明皇室后裔幸存者有可能凝聚数以百万计的拥护者。第一个试图召集明朝军队，反抗满人的是万历帝的一个孙子——福王。福王曾希望与摄政王多尔衮谈判，如果满人退出长城，回到辽东，他将送给满人大量财物，并每年进贡。多尔衮的回答是，如果福王放弃帝号，将可以保有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在大多数爱国将领建议下，福王拒绝了这一条件。
随后的几个月里，福王忙于准备南京的防务，他的朝廷中的群臣却结党争斗、相互攻评，政府低效无能，万历朝也曾经深受这一弊端之苦（只是万历朝还有东林党与魏忠贤两个集团之间两败俱伤的权力斗争）。当南明将领和大臣们喋喋不休地争论时，满人的军队沿着大运河长驱南下，并于1645年包围了富庶的商业城市扬州。南明军队配置了数门大炮守城，坚守了七天。但是他们最终被满人更优越的大炮和旺盛士气打败。扬州城遭受了十天耸人听闻的洗劫。满人想藉此杀鸡做猴。与扬州相反，南京的守军几乎未做抵抗，早在6月就已举城向满人投降。福王被俘，送至北京，并于次年去世。
随着福王的去世，明宗室纷纷称王，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有两兄弟（是明太祖的后裔）试图在东部沿海继续领导抗清活动，一个在福州（台湾岛对面），一个在富饶的南方贸易港口广州。在福州称王者1646年底被俘遇害，1647年广州被满人攻陷，他的弟弟也于是年被处死。明太祖的另一个后代往来于东部沿海地区，领导一系列失败的抗清活动，先后在厦门和舟山岛建立据点，甚至一度漂泊海上。1653年他废除了名号。随后东部沿海地区的抗清领导重任转移到最后一位南明称王者——桂王肩上。
南明诸王的失败示意图（1644—1661）
长江流域与东部沿海各政权纷纷失败后，桂王成为了恢复明朝的最后希望。桂王是万历最后一个幸存的孙子，北京陷落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一岁的衣食无忧的青年，没有任何行政和军事的实践经历。张献忠起义军侵扰湖南时，他被迫逃离这块祖先的封地，来到广州西部的肇庆。一群逃亡的臣僚不顾桂王母亲的反对，于1646年底拥戴他即位。而桂王的母亲认为他过于年轻、柔弱，难以当此大任。被清军赶出广东省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桂王及其小朝廷流亡于广西各地，其中在桂林和南宁停留较多，清军仍穷追不舍。
清军势如破竹，成功地征服了北京至广州之间一千五百里的地区，对如此辽阔地区的征服不可避免只能是局部的。那些既痛恨满人入侵，又不满于南明屈辱无能的汉人志士因而得以乘隙招兵买马。1648年，一些曾经与满人合作的前明官员再次叛清，转而宣称投身于反清复明的大业。被当时的人描述为满是嚼槟榔的土著人、盐井工人、妓院老鸨各色人等⑤的桂王政权在满人于广州遭受重创后，又突然被大批热情的支持者迎回肇庆。与以前的几个流亡政权一样，桂王试图重建一个有序运作的管理机构，开科取士，建立有效的军事指挥，以及能够控制乡村并征收赋税的地方管理机构。但是一如其他所有的流亡政权，他的小朝廷也被大臣、将领和宦官们的派系斗争弄得四分五裂，不能有效地领导反清斗争。
1650年初，清军对宣称忠于桂王政权的中原地区剿抚并用，并对桂王南方的据点发动了钳形攻势。到1650年12月，桂王政权逃离广东省，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随后的十年中，不再有略具制度意义的小朝廷了，而只是一群幻想能反抗外族占领的流亡者聚合在一起，不断地向西退却，由广西而贵州，由贵州进入重峦叠嶂的云南，最后越过中国边界，进入缅甸。
缅甸国王最初还为明朝的遗民提供避难，不久又改变想法，屠杀了桂王的大部分随从，并拘禁了桂王及其家人。1661年，正是昔日明朝山海关的守将吴三桂充当清军的先头部队，进入缅甸。缅甸人拱手将南明朝廷的人交给吴三桂，吴三桂将他们押回中国。1662年，这位明朝最后的“皇帝”和他唯一的儿子在云南被勒杀。清政府再也不必担心有针对其统治的“合法”的反抗者了。
3．适应对中原的统治
1644年满人轻而易举地占领北京，1662年又处死最后一个称王的明皇室后裔，但是军事的胜利并非意味着他们已经解决了如何统治中国的问题。多尔衮作为顺治朝的摄政者，沿袭了辽东时期建立的满汉杂揉的制度体系，使中原六部制度与满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相兼并行。现在他必须调适制度以适应对幅员辽阔的帝国的统治。
至少在一个问题，即满人的服饰和发型方面，多尔衮决定让汉人适应满人，而非满人适应汉人。进入北京的次日，多尔衮就颁布命令，宣布此后所有的汉人都须剃光前额，在脑后编一条满人式样的发辫，就像努尔哈赤在辽东实行过的那样。波澜汹涌的反抗使多尔衮不得不取消了命令，但是次年6月又命令军中的汉人必须剃发留辫。这是为了在战斗中更容易识别敌人，保证归降者将来对清朝的忠诚。但是多尔衮的幕僚们觉得这还不够。1645年7月多尔衷重新颁布命令：所有的汉人男子必须在十日内剃发蓄辫，违令者斩。汉人别无选择，正如命令以通俗的语言总结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⑥
明朝汉人男子将精心梳理的长发视为男子气概和优雅风度的象征，他们十分痛恨多尔衮的命令。在很多地区，这条命令导致他们起而武装反抗满人，虽然这时他们已经臣服，但是多尔衮仍然坚持不改。满人又进一步命令汉人接受满人的服饰——高领的、在右肩上扣的紧身上衣——不许穿着明朝宽松的长袍。另一项与汉人习俗不同的是，满人妇女严禁像汉人女子若干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缠上小脚。尽管缠足会带来痛苦，这一习俗还是从上层社会波及普通农民，对汉人而言，小脚已经成为对女性的一个审美尺度。数以万计的女子忍受着缠足之苦。满人拒绝追从缠足习俗，既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独立，又给满汉的通婚制造了一个有效的障碍，因为汉人男子认为满人女子的天足缺乏性感。
在北京的宫中，满人裁减了曾充斥于明朝皇宫的数以千计的宦官。这些宦官作奸弄权，危害国家。虽然宦官仍旧作为皇室女眷的侍从而保留着，但是宫廷的其他事务（特别是财务）都交给1620年代和1630年代在辽东掠为奴仆的汉人管理。宦官还被剥夺了明朝时期准军事的宫中侍卫身份。旗人组成的禁卫军取而代之，受命警卫宫廷。这些人中很多是襄助努尔哈赤建立女真政权的将领的后代。
满人八旗被分别安置于北京的皇宫外，这样皇帝及其家人就处于最忠诚的军队拱卫之下。北京的汉人居民被强制安置于城南，虽然在最初的强制安置中会带来痛苦，但是城南很快就商业兴隆、人气旺盛。除此之外，满人在华北没收了成千上万亩良田以供给军队和赏赐将士。虽然也有被没收的富裕的前明官员的财产，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土地原为明皇室所有。据统计，四万满洲旗人每人大约获得六亩土地，其中满人的显官权贵获赐的封地更大。
为了进一步隔离汉人和满人，多尔衮下令将华北的汉人农民大量迁徙。意识到可以乘王朝更迭之机大肆兼并的精明汉人地主抢占无主荒地。结果导致了大范围的骚乱和破坏。数以千计的农民离乡背井，成为流民或盗贼。然而很多满人自己无能耕种土地，不久便以各种形式将自己的封地租佃给汉人。有些契约使汉人如农奴似地依附于主人。当没有耕畜时，佃农被迫自己拉犁。满人入关不到二十五年，北京周围方圆一百五十英里之内大约有五百万亩土地被满人强占。满人的土地占有中既未滋生出成熟的封建制度，也未发展任何形式的奴隶生产，结果还是传统的汉人农耕方式——租佃制，甚至土地的私有又逐渐复苏。
在行政体制和对待士人的政策方面，满人大多沿袭了汉人的旧制。六部制度在清朝仍然设置，各部分别执掌民政、财政、礼仪、军事、司法和公共工程，只是并设两位长官，一个满人，一个汉旗人或汉人文官。各部侍郎的设置也同样实行多民族共治，兼用满汉，四位侍郎中满、汉各两人。作为联络六部和内廷的环节，清朝也保留了“大学士”制度。顺治在位的早期共七位大学士共同执政：两位满人、两位汉人，还有三位新近归服的前明大臣。
忠于清朝的学养深厚的汉人儒士被授以各部的官职，或内阁大学士。为了吸纳新人进入官僚机构，清朝重新实行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科举考试，当年有三百七十三人及第，主要是北京地区及邻近的山西省和山东省的生员。为了扩大取士的地理范围，1647年又录取了二百九十八名，应试者主要来自重新被征服的江苏省和安徽省。考官的选择说明多尔衮深知汉人的敏感：虽然两个是汉旗人，一个是饱学的满人，第四个却是1644年才归顺清朝的典型汉人文官。
满人用他们的军队摧毁了明朝的反抗，巩固自己在地方的统治，但他们逐渐建立起来的仍然是一套与明朝相似的官僚系统。他们最初将明朝的十五省分为二十二省，最后又逐渐减少数量，并将明朝最大的三个省都一分为二，使之更易于管理。十八省中每省都设一名巡抚，在清朝前期大部分巡抚都由汉旗人充任。多尔衮深信，这些人对新政权的忠诚是经受了考验的，而他们有汉人血统，说汉语更便于让其全国的汉人同胞接受。各省在巡抚之下又设有掌管经济的布政使和掌管司法的按察使，还设有一些监察御史。省以下是置署于较大城市中的州府官员，管理辖下的县官，而地方县官——西方人所知道的“地方官员”——他们负责日常管理和城乡赋税的征收。
在中国辽阔的疆域中，满人势力所及仍十分有限，虽然清朝在大多数省城都驻扎了军队，但新王朝的生存从根本上说还是有赖于国内三种势力的微妙平衡。首先是满人，即以前的女真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基于与早期女真的血缘关系和作为努尔哈赤后代而获得的贵族爵位。满人试图通过狩猎和骑射保持其军事上的优势，他们使用满语和满文来强化自己自然的文化特征。虽然由于现实的原因他们不得不让汉人官僚使用汉文书写公文，但所有的重要文件都被翻译成满文。满人还保持了自己宗教活动，由男、女萨满法师在寺庙中主持，禁止汉人接近。
其次是蒙古八旗和汉人八旗，他们大多数都出自入关以前归顺满人的蒙、汉家庭。蒙古八旗主要分布于北方和西北边境地区，汉人八旗在对中原的统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也有清晰的等级之别，这些等级部分是基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赐予的册封，部分则是基于其归顺的时间——归顺得最早的通常享有最高的地位。很多八旗汉人通晓满、汉两种语言，他们既吸收了满人尚武的文化，又保持了汉人自己的社会风习。他们的拥护对于满人来说是至为宝贵的。如果没有这部分旗人，也许就没有满人的征服大业及这一事业切实的巩固。
第三种就是汉人。汉人基本上有四种选择：与满人合作，主动地或是被动地；反抗满人，同样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别。有些人，如吴三桂，选择了主动与满人合作（尽管他从未加入八旗）；有些人选择了主动反抗满人，并死于抗击满人的战斗；我们将会看到另一些人则选择了被动地反抗。但是更多的人见风使舵，与新的统治者被动合作。
那些富家大族希望能守住祖宗的家业，如果得偿此愿，则又进而希望子孙能参加科举，在新政权中谋得一个美差。但是，当1648年广州数以千计已经归降的汉人又反戈一击，重举反清复明大旗时，满人教训颇深，他们有理由对这群人的忠诚保持谨慎的态度。而当1650年代著名将领郑成功攻打南方重镇南京时，富饶的江南地区数以万计的汉人纷纷背叛清朝。虽然他们的反抗很快被清军镇压，但那一刻仍是危机四伏。在南方，满人最初并未积极地直接出面统治，而是在明朝势力消亡后，以吴三桂和另两个归顺已久的汉人将领管理辽阔的疆域，实际宛若独立王国。
满人认识到明朝的分崩离析根源于朋党之争及宫内的尔虞我诈。但是他们自己也未能克服这一弊病。例如，镇压张献忠和李自成叛乱发挥了核心作用的两个贵族出生的将领，后来被莫须有地指控为作战不力和叛逆罪而下狱，神秘地死在北京满人的监狱里。摄政王多尔衮挥霍无度，专横跋息，膺权擅政，控制了几个旗，驱逐其将领，将死去政敌的遗孀占为己有，向朝鲜索要小妾，计划在北京以北的热河建造宫殿。多尔衮1650年在一次狩猎中去世，满人权贵们随即开始了瓜分其权位的斗争，清朝政权也濒临瓦解。
然而年仅十三岁的顺治皇帝聪明机智，已有能力巩固自己的皇位。虽然是成长于满洲皇宫的地地道道的满人，但是顺治远比其身边大多数满人大臣更能适应汉人的方式。顺治的机敏足以摆脱接替多尔衮的辅政大臣的羁绊，在军事上他也有足够的精明才干进一步打击南明的支持者，取得最后胜利。他还认真学习汉语，并成为汉族小说和戏剧的爱好者，又深受一些在宫中为他传习佛教的虔诚的汉人和尚的影响。在去世以前的最后岁月里，顺治皇帝狂热地迷恋上一个年轻的妃子，完全冷落了皇后。同时他把大权交给宦官，并恢复了清朝入关以后曾经废除了的几个宦官机构。顺治此举的用意不得而知，可能是使内廷更加清净，以免身边的满人侍卫和奴仆将他的一举一动都告知朝中的贵臣。
另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就是顺治与耶稣会士汤若望成为亲密的朋友。耶稣会士自晚明从欧洲来华，积极传教和发展信徒。一些耶稣会士被张献忠掳掠到四川，另一些追随流亡的南明诸王政权。汤若望属于一小群1644年仍在北京并决定冒险留下的传教士。他有很高的科技素养，多尔衮任命他掌管司天监。朝廷希望修定全国的历法，如果历法测算十分精确，则将大大有益于顺治的天子形象。汤若望获得宠爱或许是顺治皇帝表达其独立个性的另一种方式，也或许是他重新看到了他幼年时即去世的父亲形象。因为顺治将六十岁的汤若望称为“玛法”（爷爷），定期召他参与宗教和政治会议，甚至允许他在北京修建教堂。
1661年，在宠爱的妃子去世不久，顺治也突然去世，可能死于天花。但是受命为顺治年幼的儿子辅政的四位满人大臣不仅没有为顺治的去世感到哀痛，反而几乎立即对其进行低毁。他们宣称有顺治的遗嘱，并在全国大力宣扬。根据这些辅政者的说法，顺治曾经自责背离了祖宗的军事原则，宠幸宦官，重用汉人超过满人。“明朝亡国，”遗嘱说道，“亦因委用宦寺。联明知其弊，不以为戒……以致臣工缄默，不肯尽言。”⑦
四位辅政大臣之一、能征善战的将领鳌拜很快独揽了大权。四位辅臣断然改变了顺治朝的政策。他们处决了为首的宦官，废除了宦官机构，建立了一个由满人掌管的有效的皇室侍卫系统取而代之。他们坚持在乡村实行更为苛严的税收政策。在处理发生在江西的一桩著名案件中，他们下令调查了一万三千余名富裕汉人的情况，至少有十八人被公开处决，数千人被削除功名。
另一方面，汤若望也被捕下狱，满人擢升高位，汉人大臣遭受屈辱。为了对在台湾的最后一股反清势力实行物资封锁，切断中国东部沿海居民对他们的支持，辅政大臣们强制实行野蛮的迁海政策，无视这一政策所带来的灾难，将沿海居民向内陆迁徙二十里。例如，作为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1661—1663年间福建省有八千五百个农民和渔民死亡。至1660年代末，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和顺治实行的以多种方式平缓地适应汉制的政策也几乎要在新的满人本位政策的名义下被废除了。
4．阶级与反抗
在清朝巩固统治的初期，给不同经济和社会集团的竞争留下了诸多机会。我们已经简要地叙及了李自成宣称要带给中国人一个和平富庶的新时代。李自成和张献忠痛恨士大夫和官僚，对他们大开杀戒。在中国的另一些地方，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引发了人们潜在而深刻的仇恨：例如，农民杀死地主，洗劫和焚烧富人的家园，城镇居民也攻击城中官员，甚至公开与乡村的农民军共同战斗。一些豪门巨族里的佃户也成群暴动，杀害他们的主人，抢掠其财富，鱼肉一方。穷困的士兵们起而哗变。渔民们加入海盗集团，在沿海往来掳掠。在李自成等首领被杀以后分散的小股农民起义军在整个顺治朝仍继续长期袭扰，不断引发慌乱和动荡。妇女们也脱颖而出，成为军事统帅，名噪一时。下级官员反对其长官的意见，固守反抗政策，导致了清军对其守卫的城市的洗劫。
阶级斗争的观点设定了一个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划分和人们对自己社会定位的自觉认识，但是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似乎仍缺乏这些现象。对于每一个可以看见社会矛盾的事件，都可以找到阶级界线被打破的反例。李自成政权的官员中就有几个出生富裕之家的颇有成就的文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富裕地主也可能受到农民军的保护。逃往山区的文人也利用当地村民，发展反抗满人扩张的网络。逃亡的明朝诸藩王在群山绵延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了穷苦民众的支持。城镇居民也保护当地官员。在一些缴获的明朝的产业上，满人将土地分给在此耕种的贫困佃农，给他们提供了以前不曾梦想过的走向富裕的希望。说到那些女将，情况同样复杂。其中一个女将叫秦良玉，是四川省西部土著部落首领的妻子。秦自幼在父亲的教导下习文练武，丈夫去世后她率领本部军队远赴北京抗击满人，后来又与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作战。她的女婿也是一名军事将领，战死于河南省。秦良玉晚年被流亡的桂王封为侯。⑧
正如我们所见，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仍然难以划出阶级界线。我们关于阶级的历史意识主要来自于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研究，这一转变的实现是城市资产阶级通过暴力和代议制逐步从顽固的贵族手中获得政权。在这里我们很难辨识模糊不清而且相互交织的阶级界线。
明清时期，中国不存在世代传承的贵族阶层。甚至最辉煌朝代的统治家族的后裔在其王朝覆灭后也不再保有封爵和声望。因此在明朝存续期间，明太祖及明朝历代皇帝的男性后代享受着令人尊重的封号，以及富裕而悠闲的生活，福王和桂王就是其中的两个。但是，前朝元代（1271—1368）的贵族并不能与他们共存于世。同样，1644年以后，明朝的贵族也未得以保留。满人有其自己的贵族划分，他们出自努尔哈赤、其他著名将领以及清朝初兴之时就归顺的得力汉人将领的后裔。但是，满人独特的政策规定，在九等爵中，赐封爵位的家族当每一位享有爵位的人去世，下一个承袭者的爵位即降低一等，这样，三等爵的继承者就降为四等爵。最后——若非家族的某人因卓越的功绩而幸蒙皇帝的提升——曾经显贵的家族都将回到平民百姓的行列。
中国还是存在一个“上层阶级”——即使这个阶级既不由贵族血统，也不由一定的经济地位界定——满人征服中原时保留了这个阶级的地位。上层阶级的地位由四个因素形成：财富、血缘、交游和官位。最有价值的财富形式仍然是土地，但是清朝的上层阶级还占有大量的银锭（中国官方规定的交换手段）、丰富的古籍、字画、美玉、瓷器等收藏，以及绢帛、巨大的宅院、城市的不动产或来自典当和药房的商业利润。
血缘系统——有时称之为宗族或同宗——将不断扩大的家族联结成相互支持的网络。由各家凑集的一定数量的财产作为代代相传的族田，族田的收入用于宗庙和宗族墓地的修缮，以及族学教师的报酬。富家大族之间的儿女联姻都是父母间认真地商谈，留存下来的大量族谱说明了整个系统是如何严肃地进行维护和管理。
在清代，进入仕途的门径几乎完全控制在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因而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着人们是否能跻身仕途，获得功名权势。在正常的时代，很少有人能通过军功获取高官厚禄，仅凭万贯家财或与王公贵胃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获高官者为数更少。清朝统治者保持了明朝科举考试的科目。这是一条困难重重的道路，必须背诵和钻研一批指定的关于孔子及其早年门徒言论的经典，以及这些经典的注疏。这些经典都用文言文写成，其语法和结构均与白话文不同。因此，一个家庭如果能花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已取得了功名的教师那里读书，或者开办家学，聘请同样资历的私塾教师，显然就会更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获取高官厚禄。即便他们未能获得官职，科举及第也可以使他们免去劳役，或在打官司的时候免除肉体处罚。
最后，虽然在派系倾轧的朝廷，或盗匪横行和内战连年的乡村做官不无风险，但为官几年仍然可以通过棒禄、津贴及特别收入获得大量财富，除去当初谋求官位所费的成本后，还可买田置地，投资于孩子的教育。而且，致仕回乡，享受为官所得的官员，仍然可以凭借其为官的资历，得到当地地方官员的保护。
因为上层阶级的财富主要仍来自于土地，因此就有可能与土地上的佃农产生矛盾。正如明朝官员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地租过高，佃农就可能抗租，甚至武装反抗地主。如果地主收回租地，佃农就可能成为盗匪，或演化为其他形式的社会动乱。但是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单纯的地主与佃农的战争，因为农民中也存在很多不同的阶层。因此，在1640年代，无论什么时候“农民”拿起武器反抗“地主”，都必须从当地细致的经济分层及人际关系中寻求原因。李自成和张献忠反抗特权的叛乱更多的是广泛弥漫的挫败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然，而非无地者与地主的矛盾。
在这些过渡时期，社会经济关系还是有显著的变化。摄政王鳌拜可以以胁迫或暴力手段强令江苏的地主们按时纳税，但是满人清丈富裕汉人的土地，以建立公平的地税制度的尝试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清丈工作十分浩繁，而且只能依靠熟悉当地情况的汉人实施，这就使清丈工作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地主们用无限止的拖延、隐匿、抱怨耗费太多等手段，使调查工作无法细致准确地进行。地税制度改革的失败使那些在动乱年代积聚了大量土地的家庭能够继续占有更多的土地。
一些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曾讨论到，满人征服者与汉人上层阶级形成联合，使农村的“封建关系”得以延续不断，而扼杀了城市中业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也很难得到证实。虽然满人的政策确实允许一些家庭更为富裕，但是很多士绅出身的汉人改革者——通常与晚明东林党改革家们一脉相承——还是反对这些政策，力图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建立更为公平的税收制度，甚至不惜牺牲本阶级的利益。这些改革者们最初的失败可以归因于1644年后在朝中任职的不再是他们的同道，昔日的同道很多都于1645年去世了。但是到十八世纪，他们的一些建议终于得到了贯彻，只是这些改革者们已无福享受到应得的荣誉了。
特别是在长江下游中国最富裕的江苏省，这里也是满腹经纶的儒士官僚云集之地，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与满人存在着对抗。在这一地区，反抗领袖有时还能得到当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支持。换句话说，在极具号召力的上层阶级的领导下，不同的阶级可以在民族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很多事件中，满人剃发的命令起了催化作用，但是更甚的是文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即不惜一切忠于明朝，烙守民族意识和忠勤于明朝的理念使其可以忽略旧王朝曾有的弊端，将富人和穷人迅速地团结在一起。一些文人用浪漫的爱情来比喻他们的追求：其对己经灭亡的明朝的情感恰似出生高贵的青年才子对梦中情人的爱。有时候又比喻成一对青年伴侣，为了彼此的情感，要么拿起武器投入到毫无希望的抗清大业中，要么自杀殉情。满人要想在自己征服的土地上获得彻底的安全感就必须消除这种民族意识，然而1660年代满人强硬的排汉政策恰恰再次激发了这种民族意识。
注释：
①梅谷（Franz Michael）著：《满人统治中国的起源》，纽约1965年版，第121页。
②罗斯（Gertraude Roth）著：《1618—1636年间的满汉关系》，见史景迁、约翰?威尔斯（John Wills）编《从明到清》，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③前引罗斯著，前18页。
④前引罗斯著，第30页。
⑤司徒琳（Struve）著：《南明：1644—1662年》，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⑥魏斐德（Frederic Wakernan）著：《宏伟的事业》，加利佛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8页。司徒琳（Strove）著，第47页、第58—61页。
⑦奥克斯南（Robert Oxnam）著：《马背上的统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2、56页。
⑧恒慕义（Arthur Hummel）编：《秦良玉传》，载《清朝时期中国杰出人物》，华盛顿特区1943年版，第168—169页。
第三章 康熙的巩固
1．三藩之乱：1673—1681
清初的几位皇帝都生活在权臣的阴影之下，他们若想长保帝位，就必须迅速成熟起来。顺治十三岁时利用多尔哀突然死去之机掌握了权柄。顺治的儿子康熙第一次试图从鳌拜手中夺权时也是十三岁。1669年，他十五岁时在其祖母和一帮满族侍卫的帮助下，以跋息和欺君之罪将鳌拜下狱，鳌拜不久死于狱中。康熙开始了自己延续至1722年的统治，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皇帝之一。
这位年轻的皇帝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将整个中国都统一到满人的统治之下。虽然1662年吴三桂已在西南地区消灭了最后一个明朝藩王——桂王，但是这个地区并未与中央融为一体。遥远的距离和亚热带山区绵延的山脉使骑兵作战十分困难，数以百计的非汉民族的边境部落将顽强地保卫自己的领地，而且缺乏忠诚可靠的管理者，这些因素都使顺治和多尔衮不愿将满人的势力伸入到这一地区，而是将中国西南和南方分封给1650年代末率军平定这里的三位汉族将领统治。
其中的两位即尚可喜和耿继茂都是1633年归顺满人的汉八旗，一直是满人征服活动的基本同盟者。他们对清朝的忠诚是久经考验的，特别是1650年他们从明朝支持者手中夺回广州并屠杀守城者更证明了这一点。第三位就是吴三桂。这三位均被封为藩王，并与满族贵族结为姻亲。三位的统治区域犹如独立王国，被称为“三藩”。吴三桂控制了云南、贵州和湖南、四川的部分地区。尚可喜以广州为基地统治着广东和广西的部分地区。耿继茂盘踞于海滨城市福州，统治着福建。
他们占有的面积相当于法国与西班牙之和，或是从乔治亚海滨到得克萨斯州的美国南部之和，他们是这些地区的实际主宰。在这些区域内，除了清朝设立的有名无实的官僚机构外，三藩控制着军事、民政、科举、税收等各个方面的大权。他们不仅将当地税收据为己有，垄断有利可图的贸易，而且不断向朝廷索求大量的赏赐，作为其继续忠于朝廷的代价。直到1660年代，他们每年都获得超过一千万盎司的白银。
三藩都显然将自己的封地视为世袭的私产。1671年，尚可喜病倒，他将广州的军事指挥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尚之信。同年耿继茂去世，其子耿精忠接管了福建省口我们从零星的记载中仍然可以确知，康熙皇帝在其统治之初就已经着手讨论如何处理三藩问题。康熙的满、汉谋臣们束手无策。与他的那些谨小慎微的谋臣不同，如果出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康熙是有胆略直面问题的。因此，1673年，年老患病的尚可喜奏请朝廷许其归老辽东时，康熙见机大喜，欣然准奏。当吴三桂和耿精忠也试探性地提出同样的请求时，康熙也一概欣然允准。这些奏请旨在证实康熙是否允许封藩继续存在，当康熙明确态度以后，公开的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康熙的一些心腹试图说服吴三桂和平地离开封地，吴三桂对此置之不理，于1673年12月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宣布建立新王朝“周”，率军深入湖南。耿精忠也于1674年反叛，在巩固了对福建的控制后，又挥师进入浙江。尚之信囚禁了坚持忠于清朝的父亲，于1676年也加入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在广东的统治，又率军北上江西。
三藩之乱示意图（1673—1681）
三藩之乱是对南方和西南地区汉人忠诚于谁的一次痛苦考验。那些从1640年代和1650年代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并与清朝和平相处的人现在又不得不决定真正忠于清朝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吴三桂的周朝。吴三桂利用汉人的民族意识，下令恢复明朝习俗，剪辫蓄发。吴三桂还公开征询，谁应该是周的开国君主，以此暗示如果能找到明王室的幸存者，他就将被拥戴为皇帝。而且，他用“周”的国号唤起人们对中国历史上最受尊重的王朝之一、曾于公元前一千年统治华北、被儒家经典竭力赞美的西周的回忆。吴三桂表示，如果康熙彻底退出中原，在辽东和朝鲜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即可得到赦免。可以想知，康熙严词拒绝，他愤怒地处死了吴三桂在北京做人质的儿子。
吴三桂及其支持者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比南明的福王和桂王有更好的获取成功的条件。而且，在南部和西部，忠于清朝的汉人陷于包围之中，人数上也处于弱势，尽管其中很多人都拒绝为三藩效力——有的逃往山区，有的装病，甚至自残——但大多数感到别无选择，只能屈服。叛乱似乎真要使清朝大厦倾塌了，至少眼看着满人将要丢失整个江南，若是果真如此，那么王朝倚重的基本地区将成为动乱的牺牲品。但是，由于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中国得以保持了国家的统一（这对以后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吴三桂在是否越过湖南边界，北上进入他1674年控制地区的问题上犹疑不决；其二，虽然康熙年少，却才智不凡，能够凝聚朝廷上下，制定出远大的攻防战略；其三，有一批为清朝冲锋陷阵的将领，其中一些青年虽然尚未经历战阵，但都勇猛无畏，坚忍不拔；其四，三藩在任何一条战线上均未协调一致以形成对清朝持续不断的打击；其五，三藩未能唤起那些对明朝忠心耿耿的人的支持，因为他们对三藩昔日积极与满人合作的历史了如指掌。
三藩皆不能胜任重建大明江山的使命。吴三桂日益沉溺于奢华和虚荣，而尚之信的残忍本性较之以前的叛乱者张献忠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让猎狗将自己的私敌撕成碎片。耿精忠似乎一直显得能力低下，无所作为——正是由于他于1676年单方面向清朝投降，使三藩丧失了协同作战的机会。尚之信也于次年降清，这显然是因为吴三桂坚持向被尚之信视为私人禁地的广东省派遣官员。
吴三桂最后于1678年自立为“周”朝的皇帝，但这一举动已为时太晚，没有意义了。同年他死于痢疾，结束了自己六十六年跌宕起伏的生命。他的孙子继承其名号，继续与清朝对抗了三年多，后在云南省会昆明被满人将领围困而自杀。吴三桂的追随者们皆被处决。尽管康熙已经接受了耿精忠和尚之信的归降，且恢复了他们的藩王封号，结果还是将其处死。康熙不能容忍把这类人留在左右。
1681年平叛战争结束，那些曾经主张对三藩采取强硬路线的谋臣们成为康熙的近臣：虽然他们的主张战争几乎断送了王朝的命运，但是最终的胜利却意味着中国将因此而更加强大。康熙严惩了支持三藩叛乱的大臣，但对待那些在战争中身不由己的被俘者则较为宽仁。正如康熙所言，他们只是显示了“一时贪生畏死之恒情。若大兵所至，概行诛戮，非联救民水火之意”。康熙对战争中误入“贼”（他通常如此称呼反叛者）中的妇女和小孩也表现出同样的怜悯：“但贼营妇女，多系掳掠胁从。破贼之后，凡所掳难民子女，许民间认领。”①
随着藩王们的死去，三藩的势力也烟消云散。新的总督和巡抚——大多数为汉八旗——被派往叛乱各省，将其整合到中央的统治之下。这些地区的税收又重新流入国库，同时南方和西南地区的科举考试也再次恢复，士人又开始为朝廷所用。但人们的生活深受创伤，很难迅速恢复。湖南、广西、云南和贵州在康熙一朝始终不能进入王朝的主流生活，朝廷对这些地区的不信任感仍然很深。那些省的人极少有获得高官厚爵者。虽然康熙广为巡游，但从未冒险深入南方。他所指的“南方”仅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富庶的南京和苏州，真正可以称之为“南方”的华南和西南各省却耐人寻味地被排除于他的巡游范围之外。康熙在其一生中，常常回味这场战争留给他的震撼，为因其作出准允三藩告老退位决定引发三藩之乱而肝脑涂地的生灵深感抱愧。但他从未因做出这一决定本身而后悔。
2．台湾和海上中国
台湾归入中国版图的历史始于十七世纪早期。[这是史景迁的看法。依中国史籍所载，此起始时间应大大提前。——编者注]明朝末年，台湾基本上仍鲜为人知：危险的大海，狂暴的台风，浅滩环抱的海岸，充满瘴气的辽阔的西部平原，背靠连绵起伏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山脉，使这里成为与世隔绝的天地。台湾不太友善的土著居民阻碍了外来的探险者和定居者。但是一些中国商人还是从广东和福建的港口出发，涉险渡海，贩易台湾的鹿皮和鹿角（人们相信它有壮阳的功效）牟利，并在岛的西南方建立一些小的定居点。中国和日本的海盗也在沿海找寻到自己的天堂。
1620年代，台湾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遇难的海员和传教士一度是岛上唯一的欧洲访客。随后，葡萄牙人来岛上探险，并将它命名为“美丽之岛”。但是他们又撤离了该岛，决定把澳门作为其在东亚活动的基地。西班牙和荷兰人却没有像葡萄牙人那样只做了匆匆的过客，西班牙人在北部的基隆建立了一个不大的基地，而荷兰人于1624年在南部的小镇安平（今天的台南）建立了热兰遮城堡。到1640年，荷兰人驱走了西班牙人和日本海盗。跻身台湾岛、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帝国，和中国东部沿海的商人、官员之间开展了利润丰厚的贸易。在岛上贸易利益的吸引下，成群结队的中国人来到岛上，集居于先后来此的西班牙和荷兰人周围，另一些人则前往台湾西部平原开垦耕种。虽然来台湾的中国商人最初很少有长期定居的，但是荷兰人还是鼓励他们前来贸易。他们冬天又返回大陆，游离于荷兰人的管理体系之外。荷兰人对岛上的土著居民实行分而治之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制度。
1640年代和1650年代，荷兰人尽量远离南明势力的抗清战争，但是沿海地区战事的发展以及与南明势力的联系又使其不可能置身事外。实力雄厚的郑氏家族最终接受了垂死的南明政权的官爵，使战争进一步激化。郑氏是来往于福建、台湾和日本南部的海盗商人。郑芝龙于1646年降清，但其刚烈不羁的儿子郑成功却拒不遵从。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和舰船仍旧追随正在逃亡的南明政权，甚至在南明政权被驱入内地以后，他还是继续打着南明的旗号。
这位杰出的以“国姓爷”留名于青史（明朝赐给他皇姓，福建方言读作Kok-Seng-ia，西方人据之译为Koxinga）的海上斗士生于1624年，母亲是日本人，他成长于国际贸易和文化交融的环境中，通晓多种语言。他父亲的贸易网络从长崎延及澳门，在其厦门附近壁垒森严的家中既有基督教礼拜堂和佛像，也有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中逃脱的黑人组成的卫队。船只可以直达营垒中的生活区。
整个1650年代，国姓爷的舰队一直在中国东部沿海与满人作战，在他的控制下，厦门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港口。国姓爷还组织了十个商队，贩易丝绸、其他奢侈商品和白糖，换取维持其海军战斗能力的军用物资和火药。1659年他下令进攻南京，受到重挫。当清军逼近其主要基地厦门时，他大胆地决定去攻击荷兰人的城堡热兰遮。也许得到了以前来到这里为荷兰人做通事，熟悉热兰遮防御体系的一个汉人的帮助，国姓爷包围了城堡。但是尽管他顺利地征服了周围的乡村，杀死那里的荷兰人，将其妇女掳为奴役，而守卫城堡的荷兰人令人惊奇地坚持了九个月。直到1662年他们才投降，根据协议，他们获准退回荷兰占领的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把价值超过一百万盎司白银的商品和现金留给国姓爷。
国姓爷并未能长久地安享胜利。由于他不向清朝屈服，他的父亲和兄弟在北京被处死（他日本籍的母亲很久以前就被清军所杀），这一消息使他本已烦躁不宁的精神状态更加恶化。他开始虐待部属，对孩子们大发脾气，最后于 1662 年去世。
十七世纪的海上中国示意图
尽管 1661 年清朝辅政大臣鳌拜实行野蛮的迁海政策，却仍然未能使台湾屈服。清政府曾与荷兰人短暂结盟，逼走了坚守于福建沿海的郑氏家族势力，但是1664年和1665年两次远征台湾都遭到失败。满人不习海战，1673年以后又将主要精力用于平定三藩之乱。这使得台湾的郑氏集团得以继续拓展其繁荣的商贸王国：由于移民人口的增长和大陆人口的不断迁徙，先后即位的国姓爷的儿子和孙子统治着超过十万的汉人，生产大量的稻谷和甘蔗，从事巨大的食盐、白糖贸易和船舶制造。
甚至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结束以后，康熙发现仍然很难集结足够的军队从郑氏家族手中夺取台湾岛。康熙皇帝的最后一招就是任命国姓爷父亲以前的将领、早在1650年代就已降清的施琅为远征军的统帅。这是非常高明的选择，不仅因为施琅是一位出色的将领，而且他的父亲、兄弟和儿子在他降清时都被国姓爷所杀，因而复仇心切，清廷可以寄望他决战到底。
施琅有条不紊地策划着战役，他拥有三百艘战舰的舰队规模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有多么强大的潜在海上力量，尽管其海上的资源通常并未得到开发。1683年7月初施琅将军率领舰队从福建出发，在澎湖列岛粉碎了郑氏集团的军队。
三个月后，台湾投降，或许康熙不愿再见到以前的国内战争的血腥屠杀，他宽仁地对待郑氏家族及其官员，并给其中一些人赐予爵位，允许其在北京居住。国姓爷的军队的大部分被从台湾调往中国北方，加强对俄国的防御。关于如何处置台湾岛，清朝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建议彻底抛弃台湾岛，而施琅力主将其建成防御基地，用以保护中国免受号称强大无敌的荷兰舰队的侵略。康熙决定将台湾并入他的帝国。它被划为福建省的一个府，以台南为治所，下辖三个县，以当地官员治理。同时，康熙命令八千名清军长期驻防在岛上，尊重当地土著居民的部落领地和狩猎场所，并审慎地限制汉人继续向岛上移民。
康熙这种自相冲突的做法反映了清朝政府（一如以前的明朝）对待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矛盾心态。中国的统治者对于贸易有一种根本上的不信任感，认为它是不安和动乱的温床。他们担心贸易活动会将中国的国防机密泄露给外国势力，导致珍贵白银的外流，以及促生海盗势力及其他犯罪活动。因此，尽管迁海政策在郑氏集团失败后被废除，清政府仍继续通过发放许可证及限制船舶大小控制着与台湾的联系，厦门及其他沿海城市的地方政府均严格执行这一政策。
但是在商业活动十分繁盛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政策是不切实际的。推行这一政策的主要结果就是使巨大的贸易利益流进了这些地区能够控制海上和沿海地区贸易的官员的腰包。据一个汉人包衣自述，在1680年代早期他用一万多盎司的白银行贿，换得两广总督的职位，使他得以掌管广州城的大部分贸易。他在重新安置大量返回沿海地区百姓时，得到特派官员们的帮助，受权将近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三万百姓。而这位亦商亦官的总督积累的财富超过四十万盎司白银。
国家通过合法的对外贸易显然也可以征得巨额的税收，以前各朝统治者也曾有效地开掘过这一利源。但是除了建立四个海关（分别置于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进口税外，清政府并未建立必要的贸易制度，而宁愿实行行商代理制和贸易垄断。到了十八世纪，随着更为强大的西方贸易商人的到来，这样的贸易体制必将失败。
同样地，清政府限制向台湾移民，而又不能有效保障这一政令，结果只能使台湾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独立王国，一个野蛮无序的边疆社会，使其必然地处于清政府行政结构的边缘。康熙朝的记载使后人得以管见当年人们开发台湾岛的活动。来自福建的移民们从土著人手里廉价地租来土地，用汉人的灌溉方式极大地改善了土质。施琅将军的一位定居于台湾北部的亲戚，利用人口稠密的南方的闲散劳力，斥资开发那里的不毛之地。一位来自广东的汉人青年娶了当地土著酋长的女儿，并做了其岳父的翻译。他将部落的土地租赁给其他汉人移民以获取利益。这些均不再代表汉人传统的行为方式，但是他们却为中国传统帝国增添了重要的新因素。
3．绥服士人
南明诸王持久的反抗、郑氏家族受到的支持、三藩之乱的迅速蔓延并几乎得逞，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清政府缺乏汉人的支持。康熙皇帝即位伊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一方面确保满人贵族作为其军事上的有力后盾和政治上的坚定支持，另一方面使汉人相信他尊重汉人的传统文化。
争取满人的支持比较容易。康熙身体强健，小时候生过天花但安然无恙，这也成为他被选做顺治继承人的一个因素。他很早就热衷于狩猎和箭术，他的骑术也足以经受跋涉，远赴祖宗旧地满洲。在旅途中随驾的侍卫和满人贵族都对皇帝忠心耿耿，他们虽然在政见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在康熙早年经历的所有危机中都给予他有力支持。康熙的祖母，皇太极的遗孀，很宠爱康熙，她藉助其家族的关系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康熙的皇后和妃子们（他十一岁时娶了一个反对鳌拜的辅政大臣的孙女）的家族也成为他有力的同盟。他还谨慎虔诚地在北京的萨满寺庙中举行仪式，把满、汉均授予高位，设立一个由满人掌管的皇室事务管理机构，并在很多宫廷杂役中更多地使用汉人仆役以限制宦官的权力。
获得汉人的支持就复杂得多。满人1644年进入中原时宣称是为明朝崇祯帝复仇，但是很多汉人并不相信。即使满人这样做了，但是出于对本民族统治者的强烈忠诚，听到崇祯帝死讯后很多汉人还是纷纷自杀，很多人拿起了武器，虽然他们清楚反抗最终将失败，还有很多人则韬光养晦，以各种方式拒绝效力于清朝政府。
拒绝效力于新王朝的行为是格守儒家原则，而康熙也就以其人之道应对这些对抗。虽然十七世纪中叶对儒家教义究竟包含哪些内涵有过很大的争议，但儒家的教义在汉人社会中的地位是毋容置疑的。从本质上说，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在中国就已经成为道德观念、个人生活和国家生活准则的代言人。他推崇正义和忠诚，并以意在确定一个特定对象与宇宙及同时代人们之间关系的仪式来强化这种重要性。他曾说，有道之士不应侍奉无道之君，如果需要，必须准备为道而献身。他进一步论述道，人类应该关注世界的问题，同时应该尊重自己的祖先，而不应沉腼于与上天感应及精神世界的探求。
一本记载孔子与政治家及学生对话的集子（即著名的《论语》），将孔子描述成一个精明而又精力旺盛的人，不断地省察他自己及他周围人的人格缺陷，而其行为从不失德。他十分信奉道德榜样的力量和教化的核心地位。孔子认为人们的识见会随着年龄而增长，他绘制了一个认知发展的时间表（即“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去世的若干世纪后，据说是他编写的五部著作被合称为儒家经典的“五经”。其中的一部论述礼仪，两部论述历史，一部论述诗歌，还有一部《易经》是关于宇宙和预言的著作。到了十二世纪，《论语》和《孟子》以及另两部关于人性和道德规范的书（即《大学》和《中庸》）被合称为“四书”。人们相信这九部著作包含了指导道德生活的基本准则，并提供了关于中国历史上政通人和的理想时代、一千五百年前的周代的可靠记载。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由“四书五经”搭起的儒家思想的构架在无数考释、疏义的充斥下不断膨大，而且受到佛教思想（五世纪以后在中国逐步活跃起来）及中国哲学中的其他思想潜移默化的改造。同时，这些融为儒家思想的内容逐步成为教条，“四书五经”也成为通向仕途的科举考试的基准。儒家思想又被根据等级制度的需要进行解释，用来为父子、夫妇、君臣之礼辩护。而科举考试只限于男子参加，女子无论其学识多好也不得人仕的规定更强化了这种等级制度。清朝日益普及的儒家教育也强调“理”的力量，并将它与“气”相提并论，从而对人性及超物质世界作出二元论的解释。
从囚禁鳌拜开始，康熙就表现出对这份十分复杂的文化遗产的极度尊崇。1670年，康熙颁布了十六条诏令，昭示全国，其内容都有关儒家的道德准则。这些著名的“圣谕”强调了社会关系中的君臣父子之仪、宽仁、遵从、节俭和勤劳。康熙还任命了一批满、汉大学士，以备顾问，与之一同细心研读“四书五经”。从实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康熙逐章研读的收获以及他与大学士们对疑难问题的讨论。康熙悉心研读儒家经典，练习书法的消息被特意向朝臣们“透露”后，这位年轻的君主即被冠以“圣主”的光环。与此同时，满、汉学者们将“圣谕”以通俗的语言改写出来，使康熙关于伦理道德的观点在百姓中广为传播。
中国政府巨大的权力之一来自对科举考试的控制。顺治朝即已恢复科举制度，康熙时继续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即使三藩之乱期间也未中断。但是令康熙恼怒的是，很多饱学之士认为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明朝的背叛，因而拒绝应试。康熙推出一个解决这一困境的妙策，1679年，他下令在三年一次的国家考试之外，由地方举荐那些有奇才异能者，专门为其举行特科考试。虽然一些固守自己信念的学者仍然拒绝赴京应试，还有的甚至不允许地方推举自己，但是康熙的这一举措还是取得了成功。这次特科考试共录用五十名，大部分来自江南各省。出于嘉许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康熙令这些学者相助编修明史。
尽管朝廷作出了这些姿态，很多汉人对新王朝的态度仍然举棋不定。一些学者甚至私自收集资料，摆脱朝廷的监督，自己编修明史。像扬州和江阴这样虽然失败却可歌可泣的抗清行动也被载入史册，并秘密地世代传颂。一些在自己家乡亲身参与了抗清活动的学者们退出政坛，认真撰写明朝后期东林党及其他类似团体的改革派学者们的事迹。
有三位学者因其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和著作而享有盛名。一位是湖南人王夫之，他追随流亡西南的南明桂王政权多年，于1650年回归故里。他竭力反驳明朝中期学者王阳明的信徒们的个人主义哲学，认为王阳明学派在个人良知中孜孜以求地找寻道德源泉实则有损于整个时代的道德。王夫之还撰写了桂王政权的历史，并针贬以前“蛮夷”建立的王朝。如果清政府发现了这些，他一定难逃厄运。
第二位学者黄宗羲是浙江人，他的父亲于1626年被宦官魏忠贤所杀，他是东林党和其他改革派的热情支持者。黄宗羲在东部沿海跟随南明藩王作战多年，在山区设置路障，阻延清军。1649年后他退隐山林，潜心治学。他不仅态度严谨地撰写明朝重要人物的传记，还试图剖析政治结构。他建议，改变当前权力过分集中状况的法门就存在于中国远古理想社会里，应当以充当地方权威的士大夫的道德力量实施管理。大多数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们都致力于改变宦官及联结皇帝与百姓的官僚的行为方式，而黄宗羲则认为应该削弱君权。
三位学者中最著名的是顾炎武，他于1613年出生于江苏，由寡母抚养长大。其母是一位德行高尚的非凡女性，顾炎武受其影响，也洛守儒家礼教。明朝末年，顾炎武通过了乡试，有感于当时政治和道德上的颓败，他潜心钻研中国传统的经世之术及政治军事问题。1644年，他曾一度在福王政权中供职，抗击满人。母亲宁愿饿死也不屈从于新的征服者的行为给了他深刻的触动。她给顾炎武的遗言中说道：“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义不可辱，尔当读书隐居，无仕二姓。”③
虽然顾炎武并未仿效母亲的行为，但是他将母亲的遗言铭记在心，其余生（他于1682年去世）致力于游历、省思和治学。他甚至离开了位于富庶的长江平原的江苏故里，来到陕西省西北荒芜之地。顾炎武有大量著述，与其同时代的王夫之一样反对儒家主流学派因强调二元论和主观意识而导致的道德的空洞无物。顾炎武骑马游历了中国北方的很多地区，考察农业生产、矿业技术以及当地商人的汇兑制度。在一系列来源于亲身观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在努力开创一种新的严谨而务实的学风。
在其篇帙浩繁的著述中，顾炎武主要致力于政治结构、种族、经济、地理及社会关系等几个问题，特别关注“朴学”，认为这是阐发中国古代学术遗产真谛的基本工具。他特别赞赏汉代（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学者们不饰虚文、治学谨严、不矫作自负的学风。顾炎武声名日盛，但他拒绝参加清朝的一切科选，包括1679年的特科考试，也拒绝参加由康熙发起的明史的编修。顾炎武死后，受到很多学者的景仰，被视为治学严谨朴实的典范。他的著作对十八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惟武人和学者们起来反满，清朝前期很多画家也用他们的作品表达他们的愤慨和对新王朝的不忠。他们以大胆的创新、怪异的画风以及作品中的留白，描述了一个凄暗失衡的世界。施以浓重笔墨的曲折的孤松、荒芜嶙峋的山峦、杂乱的草木，加上孤单的鸟、鱼，这些都是艺术家们青睐的主题。一些杰出的画家，如石涛和“八大山人”，均与前明皇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朝征服中原以后都遁隐空门。八大山人（其自署之名，意为居于八大名山之中者）用沉默显示对清朝的反抗。他在自己门上书一“哑”字，却从此缄口不言，虽然他在醉饮之时及创作灵感的激荡之下还会纵情哭笑。但是石涛又逐步回归社会，开始与学者和艺术家们交游，即使他们已事从清朝。他也偶尔受人之托，为一些富裕雅士设计庭院，只是不与朝中之人交往。
清廷网罗知识分子的活动确实可以写成一部历史。那些不愿出仕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仍然难挡友情和金钱的诱惑。编修文献尤其是吸引他们心力的好途径。康熙召集几批学者，请他们编写辞典、百科全书、实录及古典诗文集。另一些大臣发起规模庞大的地理和乡土历史的研究，使无数学者游历全国，收集材料，然后返回舒适的宅第撰写著述。还有一些官员将那些饱学之士召为幕僚，授以闲职，使他们有时间各展才华，或成为小说家、诗人，或成为戏曲家。这使得处于外族强加的血腥统治之下的中国文化在17世纪晚期仍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通过孔尚任的艺术表达，那些明朝遗民们反抗和忠君行为最后也为康熙朝所接受。孔尚任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生于清军入关以后的1648年，他的父亲曾是明朝著名学者。孔尚任深为明朝的覆灭及为亡明献身的人们所震撼。在其四十多岁时，他写了一部通俗戏剧《桃花扇》，讲述一个正直的学者和他所爱的女子在南明福王小朝廷里的苦难经历。这位女中豪杰拒绝南明一个邪恶大臣的求爱，以死相反抗，血溅花扇；一位画家巧妙地将血迹绘成桃花。戏剧以此为题，显然喻示了晚明精神生活中暴力与美好的交织。戏剧的结尾，随着明朝反抗的失败，这对爱侣发愿隐入佛门，一些幸存的有气节的大臣也隐居深山，逃避清朝的征召。在最后一幕，这对爱侣与一位友人一起慨叹：
千古南朝作话传，
伤心血泪洒山川，
仰天读罢招魂赋，
扬子江头乱螟烟。③
1690年代，这首诗已在康熙的朝廷中传唱，孔尚任的戏曲也受到宫廷的喜爱。孔尚任在一篇描述听众情绪的文章中写道：
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张施则锦天绣地，胪列则珠海珍山……盖主人乃高阳相公之丈孙，诗酒风流，今时王谢也。故不惜物力，为此豪举。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摇酒阑，唏嘘而散。④
这些人或许仍然心怀旧朝，但是已与新的统治者晏然相处了。
4．确立边界
外来的影响，至少是一些外国的技术，在清朝前期的中国日见频繁。就连那些对外国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的中国人的生活也在快速地发生变化。例如，孔尚任在写《桃花扇》以前多年视力已开始逐渐下降，他在诗中以无法抑制的欣喜描写了他能重新读文写字的情形：
西洋白玻璃，
市自香山澳，
制镜大如钱，
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
能察毫末妙。
暗窗细读书，
扰如在年少。⑤
孔尚任得以重见光明，应归功于通过澳门进口的欧洲技术——这还得感谢清朝不摧毁这个葡萄牙人据点的决策。在1660年代，作为打击台湾郑氏势力的迁海政策的一部分，清朝海军曾封锁了澳门，迫令所有的中国人离开，禁止葡萄牙船只的出人，并威胁要将葡萄牙人的建筑夷为平地。但是出于当地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负责执行这项命令的清朝官员并未如此去做。通过外交使节的努力，加之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现在重新受到清朝的欢迎）的支持，而且在1678年送上一只非洲狮，这使康熙龙颜大悦，葡萄牙人说服了清朝允许他们把澳门作为在东亚贸易的基地。
但是俄国却没有从清政府那里得到葡萄牙一样的宽待。晚明的官员和顺治皇帝的大臣们都注意到了俄国的狩猎者和定居者向中国东北地区渗透。俄国的使节与清朝商讨定期派遣商队到中国贸易的事宜，但是康熙还是为俄国人的到来影响了边境部落对清朝的忠诚而担忧。清朝将几个沿边部落迁到俄人所至地区以南，并制造一个无人区将俄国人与中国人相隔离的尝试——这也许是对为打击郑氏集团而在沿海实行的迁海政策的精心仿照——也因费用太大，不切实际而停止了。
实际上，康熙已经筹划了几年，准备对黑龙江边雅克萨的俄国人发动袭击。上文中曾论及，清朝于1683年最终收复了台湾，将一批郑氏家族的军队调至北方，参加抗击俄国的战争。郑家军的海战技术对康熙十分有用，他正需要水军在北方的河流中巡航护卫。随着南疆的安定，康熙下令谋划雅克萨战役，并于1685年经过激战，夺取了雅克萨城。之后，康熙又命令放弃这座城市（那时它实际上只是较大的设防的围栏）并撤回军队，但是清朝的将领却令人费解地抗旨不遵，毁坏了这一地区俄国定居者种植的大量作物。于是俄国人建于希尔喀河西岸的第二个贸易据点尼布楚的守军指挥官派人在冬季来临前积聚粮食重新占领了雅克萨城。
《尼布楚条约》示意图（1689年）
盛怒之下的康熙又于1686年对雅克萨发动第二次袭击，遭到了俄国更加激烈的反抗。然而，俄国统治者担心面对清军的坚决抗击，自己是否有能力守住辽阔的区域，遂决定主动提出议和。议和双方用通晓拉丁文和满文两种语文的耶稣会士做翻译，于1689年在尼布楚议和，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一条约影响深远，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之一，它划定的疆界一直维持至今。在最有争议的地区，以格尔比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作为两国的南北基本分界线。俄国人放弃并捣毁雅克萨城，整个黑龙江流域归属中国。双方互相遣回逃亡到对方的臣民。互开商贸，但只允许持有清朝颁发的有效文件的商人贸易。
台湾已被用武力收归中国版图，澳门的葡萄牙人被给予没有得到条约认可的半独立地位，而在与俄国的关系中，双方以平等的主权国家身份签订了条约。虽然这很不符合中国的传统行为方式，但是从清朝建国以来对俄国的事务并未交给处理与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关系的礼部管理，而是由一个特殊的机构理藩院负责。这个机构由皇太极创建，最初负责处理与蒙古的商贸和外交事务。将俄国事务置于这一机构的管辖之下，表明清朝认为对这位北方的邻国应另眼相看，漫长的北方边疆的防卫事务的处理也应有别于东南。
中国西部的准噶尔部挑起的动乱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清朝与俄国签订条约。因为清朝担心俄国与这些危险的游牧猛士们结成联盟。准噶尔部在杰出的首领噶尔丹的领导下，虔诚尊奉西藏的达赖喇嘛（将其奉为精神领袖），恣意驰骋于外蒙和青海的广裹地区。1670年代末，噶尔丹占领了喀什噶尔、哈密、吐鲁番等地，将这些城市里的大量穆斯林居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控制了联系中国与地中海地区的富饶商路。敌视噶尔丹以及被他打败的部落纷纷逃向东方，进入清朝西部的甘肃省。大批武装移民的涌入使本来就担心俄国与准噶尔联盟的康熙皇帝十分忧虑。
但这样的联盟并没有建立起来。《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康熙派军（由其兄弟统领）打击噶尔丹。在噶尔丹与其东方各部落多年争斗不息的情况下，康熙决定御驾亲征，这一大胆举动的促发因素显然是他认为是自己而非手下的将领们成功地策划了对俄国的战争。以有力的后勤保障为依托，八万清军兵分三路西进。康熙大军越过戈壁沙漠，直捣克鲁伦河北岸的准噶尔部，噶尔丹被逼入了死胡同，1696年在著名的昭莫多战役中被打败。噶尔丹众叛亲离，于次年死去。
这次平叛战争标志着康熙的帝王生涯进入了顶峰。四十二岁的康熙欣然感受了战争的刺激和危险。战事结束后，他写信给朝中的宠臣们，描述这里灿烂的晴空、新奇的食物、令人惊叹的风景，这一切使他充满了喜悦。“今噶尔丹己死，其下人等俱归顺”，康熙在169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联大事毕矣……蒙天地宗庙护佑成功，联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联不日到宫，另为口传，今笔墨难尽其大概而已。”⑥
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每个问题的解决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这一区域的权力争斗并未随着噶尔丹的死而结束。达赖喇嘛被谋害，新的继承者选任不当，康熙发现自己又卷入了与准噶尔部其他首领的复杂斗争之中。康熙乃在匡扶正义的名号下进入西藏（正如1644年满人入关一样）。他分派两路大军，一路由青海湖，另一路由四川省入藏。1720年秋，两路大军会师于西藏首府拉萨，一位忠于清朝的达赖喇嘛被扶上宝座。就这样开始了清朝对西藏政治的武力干预。
与此同时，在台湾，由于生活的动荡和清朝政治的腐败，一位来到台湾的官员的仆从福建人朱一贵与五十名歃血为盟的弟兄举旗造反。得益于动荡的时局和前明皇室的姓氏——朱姓，朱一贵纠集了数百名追随者，占领当地治所，自称台湾王。他的统治仅仅持续了两个月，就被三十八年前曾经收复台湾岛的施琅将军的儿子率领的远征军俘获。
虽然清政府并未完全消除地方隐患，但他们迅速有效地处理了两个边缘地区的危机。1722年康熙去世，清朝势力向西南和东方的发展也随着西藏和台湾的征服达到了极限。《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确保了满人祖宗故地的安全，清朝疆域之广袤，权力之巩固只有中国古代辉煌时期的几位帝王能与之媲美。
5．复杂的遗存
康熙坚定谋求国家统一，积极处理对外事务为他赢得了很多声誉。以自己决断力为荣的康熙经常把满、汉大臣们抛诸一边，独享成功的殊荣。然而，在有些方面，结果并不令人愉快。他给后继者留下了一个纷杂不清的局面。这特别体现在三个方面：围绕皇位继承人胤礽的争论，与天主教教士的关系，农村的治理。
康熙在其执政之初就十分清醒地力图避免1640年代和1660年代多尔衮和鳌拜专断朝政的现象的重演。因此，1674年当第一个皇后喜生贵子胤礽后，康熙很快就册封他为太子。因为胤礽的母亲死于难产，所以胤礽的出生就萦绕着一种宿命的气氛，也使他与其他异母的兄弟十分疏远。
胤礽所受的教育就是要被培养成为天下表率，遵循儒家道德规范，灌输满人的优秀品质。康熙为太子选择了博学隽德的老师，密切关注他的进步，也很重视其行为举止和学业修养。并给他逐步灌输治国之术，1696—1697年康熙远征噶尔丹时让他留在北京监国。康熙甚至很早就有意退位，让胤礽即位。但是，康熙西征归来，开始听到关于太子行为的令人忧虑的传言，涉及胤礽乖张、暴烈、冷酷的种种表现。康熙喜好巡游，在他带着皇子们巡游西部、东北以及多次巡游运河沿线和长江下游富庶城镇的过程中，撤扔所表现的任性行为再一次令人感到不安。
康熙面临的问题是难以悉知详情。毫不奇怪，朝廷中也围绕着继续拥立胤礽还是立年龄和聪慧都足堪角逐皇位的另七个皇子分成了不同帮派。在此情形下，满、汉大臣中几乎无人肯直言己见。于是康熙开始另寻新的信息渠道，以拂去笼罩在这些传言上的层层迷雾。
皇帝通常都以“奏折”的形式从在京及地方官员那里得到信息。这些书写工整的文书由政府的邮差送至朝廷，先由内阁誊录、审阅，并在票拟了意见以后送呈皇帝，但这只是相对公开的制度。康熙在1690年代还开始建立一套秘密的密折制度，密折由上奏者的家仆送至宫中，由亲信太监不开封直接上呈皇帝，皇帝亲自阅览、批复和密封。然后这份奏折又原路返回，上奏者的家仆带着有皇帝秘密朱批的奏折，回去交给上奏者。
最初，这项制度并非是正式的，康熙只是让一些在地方任职的亲信臣僚将最近的粮食价格上呈给他，以使他能够查验大臣们报告的准确性，并寻查和判断将会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原因。十八世纪早期康熙开始广泛实行这一制度，1707年就有一部分亲信大臣以密折的方式向皇帝报告撒扔行为的一些密情。他们向皇帝描述胤礽尚未登位就如何以皇帝自居，对待下属和奴仆是如何残暴，如何派人到南方买童男童女，带回宫中押戏。虽然康熙在很长时间里都隐忍不动，但到1708年，汇集的太多不利于太子的证据使他不能再迟疑。怒不可遏的康熙永久剥夺了胤礽的太子地位，拘禁于宫中，由四皇子胤禛监管。胤礽的几个密友和一些大臣也受其牵连，被下狱处死。
事后康熙却萦绕于犹疑、愧疚和自责的痛苦之中。康熙相信胤礽并非真有指控的罪行，而是受到蛊惑，乃于1709年释放了胤礽。但是，包括盛传胤礽曾图谋刺杀显然不愿意退位的皇上这样的新证据使康熙于1712年再次下令拘禁胤礽。此后，在其统治的十年中，康熙拒绝任命别的继承人，并无情地惩处敦请他立储的大臣。朝中流言四起，围绕众多皇子而营伙结派的现象日益严重，大清的前途一时阴云笼罩。
天主教传教士问题也触及了皇帝的权力和地位。自推翻了鳌拜的辅政统治后，康熙曾在朝中任用耶稣会士。他再次委命他们管理司天监，任用他们作为自己绘图和工程等事务的顾问，允许他们在京城和各省传教。特别是1693年以后的十年，皇帝下令允许基督教传播，耶稣会士们开始希求能获得巨大的转机。然而，康熙坚持，耶稣会士们要同意接受他的规约——即中国人祭祖和尊孔是民间习俗而非宗教仪式，因此，中国的基督教信众可以继续奉行这些习俗。因为康熙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沿自晚明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所以大多数在华的耶稣会士对此都无可置疑。
然而，很多东亚和罗马的不同教派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与耶稣会士一样，都对此有很深的歧见。他们相信，康熙从本质上以自己的绝对权威干预宗教教义，耶稣会士们也致命地削弱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教皇克莱门十一世派遣深受信任的年轻使者麦拉德?铎罗前来调查情况。1705年和1706年这位使节在北京与皇帝的一系列会见表明两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铎罗以逐出教会相胁迫，禁止天主教传教士们遵循康熙的旨意，而康熙则还以颜色，下令驱逐所有拒绝签署承认康熙地位的印票的传教士。虽然大多数在华的耶稣会士都签署了印票，还是有十多位圣方济修会和道明修会及其他传教士拒绝这样做。这些人均被立即驱逐出境。彼此的强硬立场毁坏了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基础，也有力地阻碍了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假如任何一方采取更灵活的态度，那么在十八世纪，天主教接受了伽利略的发现而传教士们将西方最新的天文学介绍到中国，这些新的科学技术也许会给中国的思想和自然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
在税收和乡村管理这两个重要领域，康熙最后都未能实现建设性的改变。他似乎己接受了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在业已存在的社会环境下不可能重新进行全面的土地清丈，他还是继续实行晚明制度，即将原先以实物和劳役形式交纳的赋税以银折纳。税收中只有一小部分留在地方用于地方官员的薪俸，实施当地救济，支付建筑测量费用。地方官员力图通过广征大量的额外费用来添补用度，其中很多都被他们中饱私囊，也有用于给上级送礼，或送礼到北京，以使有关的部门考课的时候能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制度的疏漏延长了经济低迷的时间，土地和谷物的价格急剧下降。当时的中国人忍受了钱重物轻和经济停滞的痛苦，人们反观过去，使得顺治统治时期相比之下像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⑦
结果，尽管康熙在政治统一和边疆巩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对于乡村地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而言，生活仍然是一种痛苦的挣扎。因为无力武装民团，使得小股的盗匪在中国很多地区犹人无人之境，肆意横行。地方政府中的贪官污吏欺凌农户，横征暴敛。土地契约的争讼要拖延数十年，孤儿寡母遭受同宗的成年男性的欺凌，往往也求助无门。私人的争端常常导致暴力和仇杀，而埋头于巧取豪夺的官员既无闲暇也无人手去调查。
也许他想起了1659年战役中江苏、浙江当地汉人对国姓爷的有力支持，或虑及这一地区被视为儒家文化的心脏地带，康熙在追究富饶的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拖欠赋税上特别宽容。为了保持宁和的局面，他一再敦促处理欠税案件时要宽仁，并经常慷慨地减征很多并未遭受严重灾害地区的赋税。虽然他还是继续实行“回避制度”，规定官员不能在家乡任职（为了避免其在职时滥用职权），但对那些指控其亲信大臣的家人，或在朝中为官多年后致仕回乡的大臣公然滥用职权的密折，他常常置若罔闻。
康熙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里似乎由衷地相信现在中国的乡村己经完全恢复了繁荣景象，官僚机构也能利用所掌有的资源履行职责。朝廷也财力充裕，因为除了土地税以外，它还从食盐的专卖、人参与玉石的贸易以及所谓富商的“自愿”贡输、商业运输费等处获取为数巨大的额外收入。康熙还认为人口的数量也可以衡量中国繁荣的状况——而真实的人口数却被地方官员所隐瞒，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报告了人口增长的数字，户部就会提高税额——于是他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712年，他根据既有耕地上的丁数固定税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地方官员因而能够准确地报告人口增长情况，而不必担心增加以后的赋税负担。
因为康熙——就像他的前任顺治一样——已不再实行全国性的土地清丈，中国的地税制度现在依据两个标准固定下来：各省的土地维持1581年万历统治时期所作的最后一次全面清丈的登记数，而每一单位土地应纳的租税数量此后皆依据1712年的数字。这严重阻碍了康熙的继承者们对中国财政做合理化的整顿。虽然现在更高的人口统计数字开始报到北京，皇帝陶醉于中国的繁荣富庶，但是财政上的根本弊端一个也没有消除。
“今联躬抱病，怔忡健忘，”康熙在1717年一道袒露心迹的谕旨里告诉群臣，“故深惧颠倒是非，万机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⑧在说过这番忧郁的话以后，康熙又活了五年，此时，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是长寿带给他的却是不断减少的慰藉。当1722年他在北京的皇宫里寿终正寝时，他还未公开册封太子。回顾当时的情形，很难想象出是何等的绝望使他将立储这样的基本责任都置之不顾。
注释：
①史景迁著：《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纽约1974年版，第32页。
②彼德森（Wiltard Peterson）：《顾炎武的一生：1613—1682年》，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8期，1968年，第142页。
③孔尚任著，陈世骧、艾顿（Harold Acton）译：《桃花扇》，加利佛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78页。
④斯特拉斯伯格（Richard Strassberg）：《孔尚任的世界：中国清初的一个文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版，第278页。
⑤前引斯特拉斯伯格著，第219页。
⑥前引史景迁著，第165页。
⑦理查德（Richard von Glahn）著：《财富之源：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加利佛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211—215页。
⑧前引史景迁著，第148—149页。
第四章 雍正的权威
1．经济结构
康熙的继任者雍正在位时间不长，但是此期朝政坎坷跌宕，错综复杂，而且是有清一代重要的时期。雍正宣称自己就是康熙皇帝临死时选定的继承人，雍正朝从一开始就笼罩着议论猜疑的阴云。因为康熙临终时诸皇子均不在场，又因为京城的九门提督是雍正的密友，所以对他的继立没有人公开提出质疑，但是在其统治的整个时期里（1723—1735），对“篡位者”的指控一直困扰着他。
然而，雍正篡夺皇位一说几乎并无证据，相反却有一些证据能够证明与其他大多数皇子相比，康熙更信任雍正。康熙和雍正（在家族中的名字叫胤禛）经常一起讨论政务，一起游乐。正如我们见到的，雍正一度被指定为他兄长亦即废太子的监管人——从当时的政治情形来说，这是一项微妙而危险的任务。
一旦登上皇位，雍正逮捕了那些他认为最不满自己统治的兄弟，不遗余力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他首先却给他们加官晋爵以平息其猜疑！）前太子胤礽和另两个兄弟在被捕后不久就死于狱中（是被杀还是被虐待而死不得而知）；其他几个或遭软禁，或被严密监管。雍正完全信任的仅康熙的第十三子胤祥，他获得了加封，并担任总理事务大臣。
这些行为无论其是内心深怀不安与疑惧的表现还是消除隐患的实际手段，都显示了雍正精于统治之术。他性格精细，每天长时间处理政事，常常从凌晨四时直到七时阅读历史典籍，七时吃早饭，接着会见大臣，直到饷午，然后批阅奏折，直到深夜。他既不到北方远行狩猎，也不像他父亲喜欢做的那样到江南的城市悠闲地巡游。他的主要消遣似乎就是研习佛教，在这方面他是虔诚且有深厚造诣的信徒。此外就是到北京西北的宫殿放松心身。尽管他的父亲经常用满文书写，汉字写得缓慢而拘束，雍正似乎更喜好汉字。他的汉字书法清晰流畅，书写正确通顺。
但是，皇帝生活表面的有条不紊并不能使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就是雍正时期的中国还远非一个完全整合、政令亨通的国家。中国辽阔的疆域需要皇帝考虑诸如经济改革的步调，血缘组织的方式，交通运输的效率，宗教活动，商业的波动以及土地使用和占有方式等等领域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应该囊括当时关于所有这些变化的系统扎实的信息，以便能描述其变化的确切方式，及其如何为中央的政治决策服务。
虽然这个目标让人望而却步，但各种研究已逐渐表明它是可行的。特别是根据经济联系而非传统政区划分为单位，分析中华帝国晚期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当时的统治者和官僚机构没有利用的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这个社会。运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将其分为九个“大区”（他们使用的术语），每个大区覆盖儿个省的部分地区。大区皆有一个“中心”，它是大城市中经济的活力旺盛、人口稠密，有相当发达的交通网络便于食物和商品流通的城市。每一个中心周围是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稍逊的“边缘”地区，将一个划定大区的中心与相邻区域的中心分隔开来，这里同时也是一个违法分子和盗匪自由滋长、治安松懈的区域。
这九个大区中一个在东北，是清朝入关以前的心脏地区。两个在华北，即陕西西安地区和北京——山东西部地区。三个分布在长江沿线——一个在南京周围的东部沿海地区，一个在长江中游的汉口周围，另一个深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第七个在福建沿海地区。第八个在边远的东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最后一个在西南的云南和贵州省。我们不必对所有九个区域都进行深入的探讨，可以对其中三个区域作一简要的考察，以判定十八世纪时哪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①
首先，北方大区——以北京和山东西部为中心，扩及河南和江苏北部——尽管其中有都城，城市的发展仍逊于其他大多数区域。经济的基本状况是小土地占有。满带泥沙的黄河经常泛滥，但对于远离京城的地区，这里的救灾账荒的措施更为有效。随着纺织技术的进步，棉花逐步成为这一区域很有价值的经济作物，棉纺经常是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地窖作坊中进行，这里的环境能够顺应当地气候，控制湿度以防止脆弱的棉线断裂。烟草种植与玻璃制造、煤矿开采、酿酒也逐步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动、在大运河驳船上大量劳力和船工的存在、土地的过度耕作、细碎的财产占有，所有这些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犯罪和暴力的渊薮。
相反，长江中游大区由于人口密度很低，有很多未垦土地，此时别的地区的移民正大量涌入。这个地区出现了对新的居住地和祖籍都有认同的“客居者”，以及当地离开其以前的耕地的少数心怀怨恨的人。得到迅速开发的沿江城市汉口拥有复杂的金融和行会系统，其商业地位胜过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正在成为真正的地区间粮食远距离贸易的集散地。东南的景德镇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城市，为西方的出口市场和中国的上层社会生产瓷器。然而随着商业的发展，农民们在洞庭湖地区修建新的堤坝，保护他们小块的耕地免受洪灾，士绅们也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土地开垦计划。结果由于人类的辛勤劳动和创造剥夺了河流自然的蓄洪区域，最终河流泛滥，导致了可怕的洪灾。
我们的第三个范例，即以福建省为中心，包括浙江南部和广东东部部分地区的东南近海大区，则是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的影响。处于沿海的地理位置给这个区域的商人提供了与台湾和东南亚贸易的巨大商机，也给这一区域——特别是厦门——带来四海一家的思想和高度发展的信用和金融系统。这一地区丰富的茶叶生产给经济带来长久的繁荣。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这个区域又有着强烈的地方观念。强有力的宗族关系控制着整个村庄，村庄间经常发生势不两立的争斗。很多富裕的家庭都壁垒森严。这里地租很高，在开成梯田的山地，新来的移民与穷困农民紧张的关系一触即发。浓重的当地口音和方言使其与外面的交流甚为困难。考中令人向往的进士的人也越来越少，当地的精英阶层逐步丧失了全国性的影响。清政府将它视为有隐患的地区，派八旗和当地绿营重兵驻防。
因为每一个大区都有自己内在的经济联系，不同地区间的差异通常有着逐步演化为冲突的危险。如果中央集权的政府无力调停或控制这些冲突，结果可能导致分裂和内战。在1630年代至1680年代就发生过类似事情，农民起义军、明朝遗民、国姓爷的军队以及三藩势力就曾一度在不同的大区域的中心建立了根据地。因此，政府的任务就是用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的手段——如果需要也可以武力为后盾，将不同的区域整合在一起。如果相互分离的区域间的贸易联系也得到了发展，这个任务并不难实现，而且十八世纪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联系。经济的整合加强了政治的一体，清朝国家与社会的性质最终将会改变。
清朝中期中国迅速增长的人口使得社会经济更为复杂。尽管康熙于1712年改革了人口税制，以更准确地掌握国家的人口状况，但是人口数据仍旧扑朔迷离，而且与早期相比更难弄清。然而，客观地说，我们相信明朝前期（139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约在六千五百万至八千万之间。1790年代，雍正的儿子乾隆统治的末期人口超过了三亿。明一清转折期人口统计的意义在于说明它打破了人口稳定适度的增长方式。事实上，从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1681年）这一时期，外来入侵、国内战乱、盗匪骤起、自然灾害、灌溉系统破坏，以及瘟疫肆虐使中国全国人口急剧下降。人口下降的程度如何惨烈难以言说。明朝晚期中国也许还有远远超过一亿五千万的人口，到1670年代人口可能还超过一亿。这并非是十分精确的数字。
清中叶中国大区分布示意图
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就是人口统计上所见的这些灾难使十八世纪经济的复苏和人口的增长成为可能，因为很多地区都存在着有待佃耕和开垦的肥沃土地。康熙时期重新安置了华北被破坏地区和曾经富饶繁荣的四川的部分遭受战火地区的人口。雍正时期，移民开始流向中国西南地区。在他的儿子乾隆统治时期，人们开始违反政府禁令，大量移向满洲南部，还移居长江和汉水流域的丘陵地区。另一些人则从中国东部泛海到台湾，或远渡重洋前往马尼拉或东南亚。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全国人口急剧扩展的图景。如果康熙朝末期中国人口重新恢复到明朝晚期约一亿五千万的数目，那么毫无疑问，在他孙子统治的晚期，这一数字又翻了一倍。下表给我们展示了华北两省河北和山东及全国人口的简单数据（一律简约成千位数）：
河北、山东及全国人口数表②
年份 河北 山东 全国
1537 4625000 5644000 150000000
1685 3297000 2111000 100000000
1749 13933000 24012000 177495000
1767 16691000 25635000 209840000
1776 20291000 26019000* 268238000
1790 23497000 23359000 301487000
*这是1773年的数据。1776—1790年山东人口出现不正常的下降，也许是自然灾害和这一时期发生的叛乱的破坏造成的。
这些数据所示的人口增长寓含着一些社会和政治意义。虽然这一时期既有旧土地逐步被新的居民占有也有新的土地不断被开垦，但是初步统计显示，从康熙中期至乾隆晚期人口增长了三倍，而耕地面积仅增长了两倍，因而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减少了。此外，因为中国人并不是将家庭的大部分土地传给长子，而是遵循“诸子均分”的制度将所有土地平均分给诸子，不会出现。占有大量土地的新家庭。我们的数据表明，十八世纪华北一北京大区内家庭的土地占有大约仅为平均两英亩半，占有土地超过二十英亩的家庭是罕见的，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农村家庭没有土地。中国还是一个没有重大的技术革新的推动，以小土地占有和劳动密集型农业为特点的国家。
迁徙到长江和汉水流域的丘陵地区或迁人满洲南部森林的家庭，依据传统的实践经验，将土地辟为农田，毫不顾及他们的行为对生态的影响。虽然新开垦土地的产量较高，然而密集性的农业生产加剧了土地侵蚀和森林砍伐。山体大量流入河中，导致泥沙问题，给农垦区下游带来严重的洪灾险情。而且，因为主要以人类排泄物为肥料，在边远的丘陵地区地力耗尽的土地不容易得到补充（例如像人口密集的城市附近的农村能做到的那样），常常不得不将土地抛荒。
十八世纪，中国大多数人口增长都是生态的巨大变化促进的。新的作物从新大陆传入中国。例如，十八世纪中期甘薯在中国沿海地区广泛传播，同时玉米和马铃薯在华北和西南地区也普及起来。晚明时期花生已在华南和西南地区迅速传播，此时也逐渐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作物。所有这些作物有助于增加中国农村劳力摄人的热量。因为这些作物在贫瘠、多山或沙质的土地上也能良好生长，所以人口得以在食物稀少、劳力匮乏的地区快速增长。
从满洲南部沈阳以北的道义屯获得的残存文献使我们能够更直接地考察当地人口统计和年龄大貌，推知十八世纪末一些家庭生活的状况。因为道义屯逐月记载的生育时间大多在二月和三月中，据此我们可以说大多数是在初夏怀孕，即春播和秋收之间的农闲时期。三分之一的男婴在出生后的第一年中死去，一半在二十岁以前死去。道义屯男性平均寿命在三十二岁左右，有百分之四的人寿命超过六十五岁。女性的年龄情况也应与此类似。
道义屯女性生育年龄表（1792年）*③
女性生育年龄（岁） 生子数量（人）
15—19 87
20—24 226
25—29 255
30—34 191
35—39 118
40—44 68
45—49 23
*这些具体数据只是反映儿子的出生情况。因为道义屯须在八旗制度中负担兵役，统计者关注的就是未来的征兵对象。但是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是更注重统计男性的数量。
道义屯的数据中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就是使我们能够看到女性生育儿子的年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数据显示女性在二十多岁的后期最可能生育。这说明由于食物供给的不足，来自于父母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使女性在生育能力最旺盛的年岁里推迟了生育。随后的所有生育间隔、记录的男性与女性出生的高比率，均为中国乡村家庭计划的系统模式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获知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社会文化关系。由于孩童时期的疾病，食物的匮乏，以及饥荒时期的杀婴——加之富裕的男性常常娶几个妻妾——所以道义屯适宜结婚的女性数量比男性少得多，这与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对家庭模式造成如下影响：虽然道义屯几乎每一个超过三十岁的女性都已结婚或守寡，还是有百分之二十的成年男性终身未娶。中国家庭多子多福的理念，对香火传承的关注，子孙应敬拜祖先以使祖先在阴间免受苦难的信条，所有这些虔诚尊奉的信仰对芸芸众生似乎是一种残酷的嘲弄。对于女性来说，任何逃避结婚的想法都是不可能的。很多地区都一直存在导致这些社会不满情绪的根源，道义屯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然而中国盛行的社会信仰又使得这些不满情绪难以消释。
2．税收问题
雍正在其十二年短暂的统治期间（1723—1735年）集中精力解决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他那个时代举足轻重，到现在也是如此。其中包括整顿中国的官僚结构与农村财政，建构有效的秘密信息系统，强化中央行政机构等。这三个方面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现今亦然），成功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便可保障有效地统治中国广袤的领土。
雍正在即位伊始，对于如何治国似乎已经成算在胸。他不是像其父亲和祖父那样冲龄即位，处于摄政王或辅政大臣的监护之下，而已是四十五岁经验丰富的成人并目睹了他父亲的统治日见崩溃口他对康熙创设的奏折制度的非正式的内容加以扩展和调整，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了密折制度。除了日常政务仍如以前一样公开上奏给各部和内阁外，大多数地方长官现在都将其行政详情和其他情况密奏雍正。当雍正了解到税收不足的程度及康熙朝并未经意解决财政危机，遂敦促大臣们提出改革财政结构的建议，并设立了一个考核财政的官署，独立于户部之外，且权力在户部之上。他任命康熙的第十三子胤祥管理这个官署。
财政危机问题十分复杂，即使对于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也并非一两条诏令所能解决。中国1723年的中央财政预算是三千五百万两白银，其中大约六百万两来自各种商税，二千九百万两来自地丁银。二千九百万两中各省可以留用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其余上缴中央。但是，几乎所有留用部分也都被用于诸如军费供给和国家释站费用等一些实际上属于国家承担的计划上。地方官用于当地支出的只有全部财政中不到六分之一的份额。也许有人简单地认为可以用提高地税和丁税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但是雍正对康熙恪守孝道，没有改变他父亲1712年的法令。而且满人也同样遵奉中国政治理论的一个核心前提，就是轻徭薄赋是国泰民安的根本，也是君主宽政爱民的表现。改革税制的另一个障碍来自于户部的官员，他们有自己的收税程序和规矩，可在收税过程中接受巨额贿赂，可想而知，他们是不愿意改革的。
现行的税制不仅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大力维护，而且被肆意滥用。与康熙统治时期一样，上层阶级成员常常又是大土地占有者，其中的很多人利用虚造假名，重复登记，转移和抵押财产等等手段隐瞒赋税负担，几乎不可能了解其确实的财产状况。而且乡村的很多经济权力掌握在横行乡里的小部分地主手中。这些地主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逃避自己的赋税，迫使穷困的农民承受更多的赋税负担。在这种境况下，农民得不到补偿，事实上被挪用的钱款又被计作“欠税”——也就是说，还是由欠税未缴的农民负责。
1725至1729年间，雍正改变了他父亲实行的不够严密的税制，深思熟虑地实行地税改革，打破了把持中间环节的地方集团的权力。他决定将清朝国家的权力更有效地行使到农村。正如他在1725年的诏令中所表露的想法：“以小民之膏血，为官府之补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此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④
雍正通过密折制度逐步收集准确的信息，任命很少受到当地士绅影响的满人和汉八旗担任各省督抚和财政官员这类要职，这正是他开始改革的先声。接着雍正与大臣商定，在地税和丁税配额之上加征火耗，所有的火耗交归各省府库，其他一切额外科征和馈赠均被定为违法。各省府库所收税钱在省内重新公平分配。其中部分用于提高官员的薪俸（称之为“养廉银”），部分作为各县水利工程、修路、办学，以及当地其他需要而又不在户部财政预算范围之内的费用，包括为灾害中的受害人提供牲畜、改善狱政、印制公文、修缮城市下水道或慈善公墓、科举考试的考棚，以及为地方寺庙供给香烛等。
观察一下此时中国地方的变化就可知这些改革的成效。在包括陕西、河南和河北在内的北方大区，改革的成效最大，这一区域独立的自耕农普遍存在，土地的登记相当容易，官员也在严密监督之下被迫放弃一直享有的额外油水。事实上，除了可以上下其手的充当中间人的地主和一些残忍贪婪的官吏，所有的人都从改革中受益口在地税之上增收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耗羡银相对于以前盛行的无数交错重复的费用，对于农民乃至大地主都远非不可承受的负担。新的薪俸给官员提供了比以前更高的固定收入：县官一年六百至一千两白银，而改革以前是四十五两。官府管理更好，办事效率更快，地方政府真正拥有自主处理一些特殊事务的主动权。
然而，在南方和西南大区改革远没有这样一帆风顺。因为有很多新近才有人定居，居民稀少的地区，所以这里的基本税额远低于他处。但是，由于官员的人数仍然很多，耗羡银不足以支付与北方同样的高薪。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有准许地方官员从矿税、盐业等商业，或者在道路、运河和河流上的检查站征收交通税获得税收。即使如此，因为距离遥远、代价过高，很多官员不能将所有这些耗羡银送交本省的府库，而是恳请在其将剩余的部分运交府库以前，允许他们扣除新的俸禄和地方公用支出。不难预言，这将使读职现象再次萌生，官员不能以实际需要为基础全面而公平地分配税收。
在长江流域的几个重要省份——特别是江苏、安徽，还有浙江和江西——改革措施遇到的麻烦最大。这里居住着无数致仕回乡却仍有权势的官员及其亲族，他们的土地从未完全登记在册，而且他们自恃与京城的关系以胁迫地方官员。康熙对待这些地区的富裕士绅特别宽仁，此时他们也将难以接受中央强硬的态度。雍正的改革遭到公然一致的反对，以致他最后不得不派出一个满人钦差率领从朝中选调的七十名经验丰富的稽查官员，对各省财政进行彻底查验，全面准确地登记了土地。
他们发现的不法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弄虚作假和重叠登记的情况如此复杂，以至于稽查官员一度失去了理清事实的信心。在一些案件中，稽查官员们发现，地主们将其土地分记在数百个伪造的名字下，以为不会有官吏花时间追查这些已分成小块的土地应交的小额欠税。地主们以拖延、敌意、阻塞道路、切断桥梁甚至暴力攻击等手段对付稽查官员的现场查验，那些被逮捕讯问的人也常常被劫狱者救走。稽查官员查抄的账册显示，地方官吏为了获取贿赂，世代免除了富家豪族几乎所有的赋税负担。即使有这一证据，稽查官员们还是发现难以阻止犯罪集团，而要收缴他们发现的该地区所欠政府一千万两税银的一小部分则更是难上加难。
十分强韧的对抗正说明意欲推行的改革迈向了正确的方向。改革活动说明只要坚持不懈，官员们正直勤政，加之雍正的鼓励，清朝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的效率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得以在1644—1683年间赢得国家的再次统一，对外政策上随后也取得成功，并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切实持久可行的政府体制。尤其是，如果中央能够控制和开发中国最富饶的省份的丰富资源，则必将从总体上使国家日益富强。
3．中央与权力渠道
统治者很少能在一段时间里完全专注于某一个问题，雍正也从未能全力以赴地处理中国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村税收和管理问题。加强清朝的边境力量再次成为必要。朱一贵在台湾的反叛于1721年很快被镇压，但是有效维持台湾的稳定并非易事。经过长时间的商议，雍正决定进一步将台湾各县拆分得更小，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并允许早期来台湾的移民的妻儿前来团聚，以创造一个更稳定的社会环境。他还准许汉人与台湾土著人订立契约，租赁土地，同时为土著人留出一定的保留地。
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与俄国人认真举行新的谈判，以防止与边境部落、商业贸易有关的争执，以及西伯利亚南部发现黄金所引发的冲突等原因导致《尼布楚条约》的破裂。一个全部由满人组成的高级谈判代表团与理藩院一起于1727年在恰克图起草并签署了一份补充条约。《恰克图条约》划分了两国从恰克图至额尔古纳河之间的边界，阐明了哪些部落归属于中国版图。恰克图将成为两个新的边境贸易城镇之一，俄国的商队每三年可以到北京贸易，俄国获许在北京建造一座东正教教堂。大部分居住在北京的俄国人在以前的战争中都被逮捕，而现在他们被并入旗人之中（该条约特别规定鼓励他们学习汉语）。雍正还牢固地掌握了仍被满族王公贵族控制的最后几个旗，并密切关注西藏和西南苗族问题。
《恰克图条约》示意图
尽管1696年康熙大军击败了准噶尔，但雍正还是将其视为长期存在的最严重的隐患。他相信只有在西部集结大军，时刻警惕，才能抑制准噶尔的势力。但是补给线太长，调兵遣将的行动很难保密。朝中耳目众多，即使雍正主要的议政集团——议政王大臣会议——也不能保守其言行的秘密。北京还有很多蒙古王子和公主、八旗将领、游贩的商人以及忠于西藏佛寺的喇嘛，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将清朝的意图传播出去。所以雍正最初将商议的对象限于少数他最信任的大臣，即他所称的“内中堂”，以保持其军事计划的秘密性（“内中堂”的名称是将其与那些“外”朝官僚区别开来）。
内中堂的三个主要成员是他所信任的弟弟撤祥（同时还管理财政稽查机构）和两个汉族大臣张廷玉、蒋廷锡。张廷玉是康熙最信任的顾问大臣的儿子，能说流利的满话，曾任户部尚书。蒋廷锡也曾掌管户部，而且还是闻名全国的杰出画家。两人都是进士出身，都因其卓越的学识而供职于荣耀的翰林院，且都来自于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张廷玉来自安徽，蒋廷锡来自江苏。因此，人们也许认为他们最能代表满人入关八十年后坚定忠于已与汉人并无二致的满人皇帝的汉人官员。到1729年，这三位大臣执掌新设的机要机构“军需房”，由从各部，特别是户部谨慎挑选的可信满、汉官员相助。甚至并非所有的大臣都知道有关他们工作的详情，直到雍正的儿子乾隆的统治时期，人们才知道了这个以“军机处”之名出现的显要机构。⑤
如同他在处理财政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雍正撇开六部及其衙署获取信息，作出决策，创设了一套非正式但却有效的网络以提高个人的权力。为什么要秘密地撇开惯常的渠道呢？部分原因也许在于雍正及其顾问大臣们担心错综复杂而花费巨大的西征战争存在容易引起质疑的财政问题，而想向正式设置的各部隐瞒其商议的内容，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出于保密的考虑。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军需房保留了诸如给某一军队运送供给物资所需四轮车、骆驼及手推车等项的详细记录。
实行这些新举措的另一原因是内中堂要经常票拟密折。有时这些东西必须存档，因为皇上在阅览后不可能将所有的细节都置于脑海，而归档保存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置于严密防范的特殊机构。雍正也用为他设置的“廷寄”方式，在内中堂商议之后将情况迅疾而秘密地送达接受者，与前线的将领交流。皇上亲自批阅密折，常常一天达五十至一百份，这一方法为他节约了时间。用这一为皇上专设的秘密的廷寄方式，皇上也能加上针对个人的言语以向前线的将领显示他是多么信任他们。“鞍马风霜卿好么？”雍正给驻防西部的岳钟琪将军写道，“官弁兵丁人马安泰否？”他还对岳将军说：“军营出行吉期选择发来。”⑥
最终这些新措施的推行也是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要，正如它们与皇上防止自己的军队生变，保障自身安全密切相关一样。隐患大量存在，例如，雍正即位时，他最不信任的一个兄弟正出任大将军在西藏作战。雍正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在四川和甘肃统军时因牵连到雍正兄弟们谋反活动而于1727年被勒令自杀。这一地区的新的统军将领岳钟琪，虽然如上所述受到皇上的关爱和尊重，但他是岳飞的后裔。岳飞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十二世纪的爱国者，尽管他勇猛抗击女真对宋朝的入侵，但还是被宋朝统治者在狱中杀害。为了消除来自于自己军队的一切隐患，雍正有理由步步小心。
经过长期策划的对准噶尔的战争进展不顺。1732年岳钟琪将军设于巴里坤的前线总部可以直取乌鲁木齐的敌军，但却未能保护其在哈密的军队免受敌军的袭击。岳钟琪所部一位大将率领一万大军贸然进军，在科布多附近陷入埋伏，虽然该将领得以脱身，却损失了五分之四的士卒和大部分部将。因为这些过失，加上腐败的指控，两位将领被雍正判处死刑，虽然随后他取消了死刑判决。这些过失使得清朝将要再花上三十年的时间解决这一地区的边境问题。
雍正西征示意图（1726—1735）
雍正还用一些新的沟通渠道部署西南与苗族土著的战争。汉族居民在三藩之乱平定后逐步进入云南和贵州省，迫使居住在山谷里的当地居民迁人山中，汉人开采银矿和铜矿，扰乱了当地社会。1726年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鄂尔泰出生于镶蓝旗武将家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精通满、汉语言，经常通过密折的形式与雍正保持着联系。这些密折表明，鄂尔泰在当地瓦解苗族首领的权力，没收部落的土地，将其纳入州县管理体系登记和管理，对敢于反抗者则加以围剿、杀死，对归顺者仍要没收土地，但通常重新授与官职，使其享受薪俸。
1728年，鄂尔泰被越次提升，加授广西总督，雍正希望他加快镇压那里的部落。雍正常常在密折上批注长篇意见，或激励鄂尔泰，或辩论疑难问题，或讨论当地官员的业绩。1732年，在平定西南取得巨大成功后，鄂尔泰被召回北京，在军需房供职。他取代了亲王撤祥和蒋廷锡的地位（鄂尔泰还在西南时，这二人就已去世）。因此，他和张廷玉成为雍正在京城最信任的顾问。
考察财政管理，信息沟通渠道，军事事务等领域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大清帝国在统一和集权方面是如何演进的。在满人入关后的一个世纪里，摄政大臣和满人贵族——或他们所掌管的旗——控制国家的权力已经衰落。王室诸子仍能威胁皇权，但是朝廷有能力控制和镇压他们。正常的官僚机构在很多方面还有助益，但在其他方面则又成为障碍（特别是需要快速和保密时）。然而雍正没有像一个独裁者经常所做的那样直接设立一个重要的新机构，任用自己的亲信，把持重要决策的垄断权，而是采取更迂回的办法，用难以置疑的名目建立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机构，仍在其中供职的人同时掌管别的事务，因此，他们的棒禄和官衔也以别的常规的官僚机构的名义授予。雍正堪称一个具有操作正式和秘密机构——他信奉此道——能力的著名战术家。控制这些机构对他来说就是权力的实质。
4．道德权威
雍正所感兴趣的并非仅仅是管理朝政。他还十分关心道德和文化价值，他的很多重大决策都受到其道德信念影响。他对自己的正直公正颇为自信，他的救谕也显示了他关于权力的基本观念和君权至上的思想之问的联系。从他对很多问题的处理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天主教教案，吕留良案，增修康熙圣训，刊印《古今图书集成》，他在佛教方面的兴趣，劳动者和吸食鸦片者问题以及解除“贱民”的身份等等。在某种层面上，他扮演着儒家君主的角色，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摆脱不了其东征西讨的满族先辈们独断躁烈的个性。
在处理天主教传教士问题上，雍正比其父亲康熙在晚年处理这一问题时更为严厉。不仅礼仪之争使中国的天主教群体四分五裂，而且至少有两个自信有机会使雍正改变信仰的耶稣会士与雍正最不信任的兄弟胤稹用罗马字母为代码秘密通信联系——当雍正发现了这一情况时，迁怒于认识传教士的其他学者和所有的天主教教堂。除了极少数在宫廷中供职的传教士外，所有其他活动在各省的传教士都被勒令集中到广州或澳门，有几个地方的教堂改成了学校或旅馆。因为雍正一再打击结党立派的活动，以此公开表明他反对这一现象的态度，所以他愤怒地斥责教会介人党派之争。在1726年最后一次禁令中他还从道德的高度抑制天主教：“远夷慕化而来”，他说道，“惟有示以恩德”。⑦虽然这一时期只有一个传教士被处决，但传教士作为一个集团，其行为不得不异常谨小慎微。他们的影响力衰减到只能在宫廷中担当司天监官员和宫廷画师。
吕留良案同样反映了雍正复仇与怜悯交织的复杂态度。吕留良是一位强烈反满的学者、行医的郎中和僧侣，死于1683年，他的遗愿是不穿满人服饰入殓。他的一些讥讽满人和蛮夷的著作在中原流传，被一位叫曾静的容易激动的教书先生读到。曾静受到吕留良著作中反满情绪的感染，也相信雍正是篡位者的传言，1728年他试图策动正在四川准备出师进讨准噶尔的岳钟琪将军反叛雍正。岳钟琪一直假意表示同情，直到了解了计划的全部细节后报告给了雍正。
审理这个案件时，雍正愤怒地发现了吕留良的著作，了解了关于自己篡位的传言流播得多么广泛。雍正从三个方面处理这一案件：下令将吕留良开棺分尸，并将吕家所有幸存的成员或发配为奴，或处以流放；写了一份激愤而详细的反驳书，试图证实他是其父亲选定的真正的接班人，要求每一位科举及第者都阅读；以曾静年纪尚轻，易受蒙蔽为由，加以宽恕，不再追究。
在其他方面，包括增修康熙的圣训，雍正也在为自己精心设计一个糅合儒家仁君和严父的形象。康熙曾经简要地总结了十六条“圣谕”，教化臣民忠孝而安宁地生活。雍正将康熙的每一条圣谕作了详细的长篇阐释，准备了讲稿，由地方的学者深入乡村每月宣讲两次。在他的阐释中，雍正特别强调了地方社会的统一，这有利于他们迅速完税，避免争斗，保护他们免受不法之徒的侵害；重视农业经济中的勤俭风气；避免诉讼争端；鼓励发展教育，进行道德和正统思想的教化，杜绝异端邪说。所有的县级的应试者都必须知道经过增修的圣谕及雍正的阐释。雍正还准备了由几个大臣编写的圣谕的简本，以便那些文化有限的人也能宣讲，并能传播到不说汉语的少数民族之中。这场全国性的教化活动严肃而彻底地推行，雍正相信这将有益于提升百姓的思想和行为，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这样的道德教化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将成为周而复始的主题，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大规模反叛后，以及随后的中国政权皆然。
雍正皇帝刊印《古今图书集成》的行为明确地显露了其性格中蝙狭的一面。但是清朝时期皇帝严肃认真地推行这一计划，却寓含着将政治和文化价值相互关联的意义。《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大型的百科全书，是学者陈梦雷数十年辛劳的成果。陈梦雷在其他学者、康熙的第三子的帮助以及康熙的资助下，力图收罗过去有关自然现象、地理、历史、文学及政治的善本书籍，编成《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世界历史上卷性最大的巨著之一，有八十万页，一亿个汉字。康熙去世时，印行这部巨著的铜版已经制成。
雍正决意不能让编修这部巨著的美名归于他嫌恶的那位兄弟的名下，乃借陈梦雷曾经为三藩之一的耿精忠供事之由，指控他为叛国者，将其流放东北；然后掩盖了所有陈梦雷编修此书及自己的哥哥与这一工程的有关事实。雍正又用四年时间修订这部百科全书，以康熙主持的名义刊行，雍正的一个最受信任的内中堂署名为修订本的总纂。
在佛教问题上，雍正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既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又是专制君主。最吸引雍正的佛教宗派是早在一千年前就已在中国盛行的禅宗。禅宗的信奉者严格体行冥思和内省，以达最终领悟出所谓的现实世界不过是一场幻景。他们也相信一切生灵皆存有佛性，所有人都能凭着虔诚的信仰潜心省悟获得佛性的启迪。由于这套禅宗之道的虔诚信奉，雍正定期在宫中召集十四人的禅学研习群体，包括他还信任的五位兄弟、选出的大臣、一位道士和五个和尚。他还批准了设立一个佛教印书坊，刊印佛经。雍正不同意晚明时期两个僧侣对佛经所作的阐释，鉴于这些阐释仍为当世信奉者遵行，他便下令焚毁这两个僧侣的书籍，强迫他们的追随者不再研习他们的思想和著述。
从劳动者关系问题的处理方面还可看到雍正的社会价值观。江南的苏州周围地区是十八世纪中国著名的丝绸和棉布的贸易中心。这一区域主要的劳力是男性，干的是令人惊奇的重体力活，即以重达千磅的碾子碾布。这些被称为“瑞匠”的人工作沉重而报酬菲薄，每个工人几乎整天劳作，织出六十八英尺的布匹，而只得到十一文铜钱，或是百分之一两银子。当时市场上一担米的基本价格为大约一两银子，工人的这点报酬当时仅够度日活命。
在康熙统治时期，这些瑞匠几次罢工，不仅要求增加报酬，而且还要求兴建医院、孤儿院和聚会厅。罢工者一无所获，为首者被杖打，但是瑞匠们还是于1723年和1729年再次起来抗议。由于苏州周围有八千多名这样强硬而执着的劳工，雍正不敢掉以轻心，但是他更关心这些劳工可能与外面的叛乱和暴动者联合，而非他们穷困的经济状况。他对逮捕和审讯过二十二名工人的一位官员大加赞许。
通过现存密折的夹行中雍正的长篇批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细致地进行调查，了解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就是工人中夹杂着造兵器的工匠、占卜者、郎中、妓院老鸨，甚至据称还有一些已逃到菲律宾的明朝太子的同伙。只有当1730年所有的问题都已查清，谋反者受到惩处时，雍正才在大臣呈递的密折上批语，让臣僚们公开上奏。也就是说，只有到现在，朝中的大臣和内阁大学士们才获准分享被雍正及其亲信包揽了七年的有关此事的全部内容。
在处理吸食鸦片的问题上，雍正涉及了一个未曾接触过的新领域。从十七世纪以来，鸦片在医药和麻醉方面的用处已有记载，吸烟之风盛行于中国，也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派往台湾镇压1721年朱一贵叛乱的士兵将吸食鸦片的方法带了回来，从此鸦片的吸食在中国大陆传播开来。雍正在其统治的初期即已警惕这一问题的蔓延，并决定禁止吸食鸦片，但是由于在中国法律记载中没有关于此类案件的先例，只好借用一些类似的条款。因此，鸦片贩子作为贩卖违禁品者受到审判，戴一个月大木枷，然后充军边镇。引诱无知者吸食鸦片的人与传播异端宗教者一样，将被判处绞监候（即复审后可能给予减刑）。吸食和种植鸦片者根据扰乱国家秩序的罪条打一百刑杖。
但是1729年一道长篇奏折劝说雍正高度重视鸦片问题。奏折说到一个陈姓鸦片贩子被判以没收货物，充军发配。但是他申诉自己无罪，只不过售卖鸦片治病而非吸食。雍正重阅证据以后，认识到确有必要对两者加以区分，官员们在处理实际案件时应查清贩卖鸦片的真正动机。这位福建陈姓商人用干橘饼与广东商人交换四十磅鸦片，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守法的商人或药剂师，并非是一个无赖。雍正敏锐地观察到：“若系犯法之物，即不应宽释，若不违禁，何故贮存藩库，此皆小民贸易血本，岂可将错就错，夺其生计？”⑧这个具体的事例说明，这位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绝对统治者仍然能密切观察社会问题，力图加强经济公平性，同时又以至高无上的文化仲裁者自居。
雍正在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举措也许是他解放中国的贱民的决定。这一称呼是指几种被社会排斥，禁止在官府供职或参加科举考试的群体：陕西和山西的“乐户”，他们在婚礼和葬礼上演奏乐舞；浙江的所谓“惰民”；安徽的伴当世仆及江苏的丐民；东南沿海地区生活在危险的海上的船工、采集牡砺、珍珠的“蜑民”；在浙江和福建边境采集大麻和靛青的“棚户”；以及其他充当家奴的人。雍正试图改变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然而他更关注的或许是希望建立一种统一的公众道德，这要超过其行为所寓含的真正同情的成分。但是，他在1723年至1731年间下达了一系列解放贱民诏令的事实，显示了他在力图结束这种社会歧视方面坚持不懈的态度。
雍正的诏令未能在短时期内达到他期待的效果。很多贱民别无选择，仍然从事着低贱的行业，还有很多对其低贱的地位已习以为常，虽然法律已经变化，自己仍安之若素。尽管皇帝已有诏令，普通民众并不热心于平等地接受这些贱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雍正解放贱民的诏令还是产生了所希望的效果，这些曾受到歧视的群体中的很多人在清朝社会中能更多地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如同在其统治的其他时期一样，雍正处理这些事时能够有机会认识到人的本性的执拗，那些公开发布的关于道德的诏谕未能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很难说雍正的心里是否真正认识了这一点。他依然完全相信自己的训导能力，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还不断地劝导官员和臣民。他的这种身体力行的道德主义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被清朝的满族统治深深地内化的标志。
注释：
①这三个大区的个案研究参考了韩书瑞（Susan Naquin）和饶懿伦（Evelyn Rawski）的《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章。介绍和阐述大区这一基本概念的是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河北和山东人口数据取自黄宗智（Pillip Huang）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全国数据取自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1页。
③参考李中清（Jame sLee）和伍若贤（Robert Eng）的《十八世纪满洲人口和家族史：1774—1798年间道义屯的初步研究》，载《清史问题（五）》第一期，1984年6月，第31页。又参李中清（James Lee）和坎贝尔（Cameron Campbell）的《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财富：1774—1873年间辽宁的社会组织与人口状况》，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章。
④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知县的银两：十八世纪清朝财政的合理化改革》，加利佛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⑤本段及本节其余部分参考白彬菊（Beatrice S．Bartlett）的《君与臣：1723—1820年清朝中期军机处的兴起》，加利佛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⑥转引自白彬菊（Beatrice S．Bardett）：《朱批：清朝中期军机处的奏折制度与中央决策》，耶鲁大学1980年版，第57、61页。
⑦罗梭（Antoniosisto Rosso）：《派往十八世纪中国的使徒》，南帕萨第纳1948年版，第405页。
⑧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1644—1820年》（两卷），第1卷，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64页。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与乾隆政权
1．如日中天
1736—1799年的乾隆朝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朝。[从在位时间来看，乾隆与其祖父康熙是相同的。但乾隆在其退位（1796）之后又活了三年，史景迁是按此计算（至1799年）的。——编者注]如果我们将其与皇帝在位时间差不多长的康熙朝，以及雍正朝一起考察，就可以看到这三位皇帝统治中国的时间涵盖了1661年至1799年间的整个时段。如果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与同一时期的北美（即英国人在纽约建立殖民地到乔治?华盛顿去世），或者与英国查理二世复辟到工业革命这一时期相比，在外国观察者的眼里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平稳安定和一脉相承的景象。
乾隆皇帝满怀着乐观的精神开始了他漫长的统治。乾隆是雍正皇帝的第四子，他二十五岁时平稳地继承了皇位，幸免了他父亲年轻时甚为苦恼的派系斗争。雍正深谋远虑，将其私下选定的继承人的名字写下，放入宫中的一个盒子里，这样就消除了争议。作为皇帝，乾隆谨小慎微，但他对自己的治国能力和他所统治的伟大王朝充满信心。在他的思想中，自己不仅是中国的皇帝，而且是包含多种文化的亚洲帝国的统治者，使清朝的统治更至高无上。他在其政治统治中吸纳新的宗教、语言和种族等因素，使人们重新认识满人正统地位和权力性质。
乾隆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征服辽阔的西部边疆——即后来所称的新疆，在那里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并最终解决了准噶尔问题，巩固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的中俄边界。这一丰功伟业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而且与川西和西藏东北部的战争密切相关（这与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情况一样）。
乾隆把西部战争的统帅权信任地交给一个叫兆惠的旗人。兆惠以前并不显赫，他1730年代升任大学士，曾充任负责四川清军军需供给的官员，此后又被派往准噶尔前线负责同样的事务。他勇于主动承担责任。1756—1759年间，兆惠经历了种种险情：重要同盟者的背叛，所派使节被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谋害，粮草断绝导致军队自相残杀以及在险峻的地区强行行军数百里等等险情，最后还是于1759年占领了喀什和叶尔羌城。清军残酷屠杀准噶尔最后的残余军队。新的疆域由伊犁将军及驻扎于乌鲁木齐的副将统管，蒙古各部与清朝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兆惠将军返回北京时，乾隆亲自出城迎接，这是几乎无人得享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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