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对象本身的客观尺度呢，这就需要建立在经验事实上的实证方法，需要在逻辑上、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思维，特别是需要在不同视角、不同立场、不同结论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这种理性思维，在中国当代有历史研究里几乎没有。
在中国现代历程中，人们面临着来自现实、历史、西方等方面文化因素的矛盾与冲突，其中非此即彼的绝对科学和普遍的价值尺度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不同文化要素和文化立场之间的对话。对于民族传统、世界潮流及现实国情，都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体认、对话，然后再作出自主的评价，最后才是进行选择、借鉴、运用、发挥、创作。只有从这样的视角反思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才可能消解全盘西化－回归传统、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普遍真理－中国特色的对立。
当然，历史哲学的客观性原则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因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生命演化的进程，它的时间性、整体性、创造性、主体性是无机自然界所没有的。所以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历史，需要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尺度：
一，系统性的观点--马克思的整体主义原则；二，特定的时间背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三，理解者主观的生命体验--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必须强调，这种主观体验只是设身处地理解对象，是理解的手段和途径，不是目的和归宿）。
我们常把某些人看得无比高大，事后却遗忘了，甚至翻过案来。中国人对历史巨人的敬畏不同于西方民族对威廉皇帝、彼得大帝、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敬畏。曾被"三呼万岁"的巨人，百年之后常为众人诟骂。今天有人好像谁都敢骂，地位越高的人越敢骂，但决不会当面骂自己的上司，还会大加吹捧。原来，这骂与不骂的背后并无客观尺度，不过哗众取宠，或投机取巧。
过去，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救国斗争而倍受肯定。而今，人们从全球化视野出发，发现那只是封闭状态下盲目排外的一场暴民运动，是以传统的愚昧、落后拒斥和对抗现代文明。前后两种，都是特定价值评价的结论，不是从历史本身的逻辑出发的认知判断。纯粹的认知，是把这场运动看作传统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外来强势力量的自杀性抗争。
常有一种说法，错批一个马寅初，多生几亿人。中国人太多，所有的社会问题几乎都要归于人口。要找个负责任的，自然就要找到毛泽东头上。这种推理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可是只要稍有点历史哲学思维，就会看出其荒唐的一面。
人口问题首先取决于生命的自然生殖过程，从来是由盲目的力量支配的。有史以来，人为控制人口力度最大的无疑是中国的"计划生育"，至少在60年代中期就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那时离批马寅初仅仅几年时间，与人类千百万年的进化史相比，简直是一瞬间。70年代中期全面实施，80年代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今天在全世界上仍是独一无二，成为西方人权观念指责的对象。
西方人至今在争论堕胎、避孕的伦理问题，而其他第三世界诸如印度、巴西及其它众多亚非拉国家，尽管人口问题比中国严重，却根本无法全面实施人口控制。从样来看，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今日中国政府，做得比谁都"过分"！
但我们还觉得过去做得不够，一是现实的问题太突出，人口基数太大。二是马寅初最早提出了人口问题。
中国传统文明高度发达，清代末年已经到了人口高度饱和状态--历史上人口不超过一亿，而清末达到四亿。西方现代文明的侵入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技术与生产的进步使人口再度膨胀，尤其在新中国的和平发展时期。
马寅初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然很了不起。但任何时候，学术与决策都有距离，能进入决策的学术观点极其有限，更何况如此深远的思想。因此，人们对历史的批评不能太过于的苛求，脱离了历史本身的联系，太多"事后诸葛亮"。
网上一种说法广为流传：毛泽东之所以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如他对来访的日本首相所说，感谢日本的侵略，给共产党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到底原话怎么说，我手上没有资料。但是，人们今天作这种揣测太缺乏外交常识，尤其缺乏毛泽东本人及那个时代的具体背景的了解。用今天的观念来说，我们是应当要求日本人赔偿，但毕竟不能以今天的观念曲解历史。
首先，毛泽东本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幽默而不拘常理的，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领袖，作为冷战时代第三极的领导人，他是以对历史举重若轻的方式展示自己自信大度的胸怀，如果事后日本人曲意理解为"感谢"，那只说明后者的猥琐。
其次，中国当时所走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不可能接受并消化一种外来经济的直接介入。当时有一种传闻，日本人主动要求给每个中国人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这样一种消费品的输入，大家自然会高兴。可是，这恰恰是打开中国经济大门的市场战略，日本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控制亚洲许多国家经济的。如果真有这事，当时中国领导人自然是不会考虑的。
最后，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居高临下地看日本，无论出于传统"以德报怨"的观念，还是出于现代国家尊严，只会以中国人特有的大度，唤起对方内心的负疚感和道德良知。无奈他们也没有想到今天中国经济还是这样落后于人，心态会如此弱势，以至于看到日本发达了，后悔当初没有要这笔不要白不要的赔偿。此外，他们也高估了日本民族反省历史的能力。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身上。而且有国民党的态度在先，这更加使共产党几乎没有可能作另外的考虑了。
历史就是历史，只能放到它本身的具体背景下去理解。只有这种理解，才能给人现实的参照，作出深刻的选择。
●关于9·11事件的补述：所谓"文明底线"不是先验存在的，它需要在各民族平等对话中建构出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位红透整个中国的清纯型电影女明星，得风气之先赴美留学，以后进好莱坞当过三流演员，每次回到国内，仍吸引着国人的眼光。她的美国生活令人大开眼界--想吃台北小吃，周末从洛杉矶乘飞机往返一趟正好。
这是多么逍遥浪漫的生活啊！文明真好！美国真好！然而只有本·拉登--被公认为野蛮人--精心策划和计算过，一架客机上50－100吨燃油！这位女明星享用越洋小吃的费用，是上帝支付的一吨石油！这文明的背后有野蛮吗？上帝该惩罚谁？
9·11之后，许多人游移在本能的同情与"幸灾乐祸"两极之间，这是情有可原的。以毒攻毒，这是中国人的逻辑；"必要的恶"，这是美国犹太人索罗斯的说法。新千年纪里发生的悲剧，可以警告现代文明的乐观主义者保持对人类多元文化的尊重。
有美国人是在重新思考并且安排自己的生活。但经济学家们忧心忡忡，总统则以爱国主义为理由，鼓动公民们以平常心态坐飞机，吃美味，买大楼，为挽救下滑的经济。对恐怖主义根源的反思，淹没在战争叫嚣里，也许更大的悲剧在等待着人们。
当你自以为文明人，傲慢自大，膨胀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也许只有这位恐怖大王，一个魔鬼，才有能力教训他们。
一个文明一直处在肯定面，没有否定面，没有异议，那是危险的。正如一个决定，所有的人一致通过，就会出问题。
柏格森认为，甲壳、铠甲、坦克、大楼、城墙是生命钝化的标志。人类文明越是凝固，越是坚硬，它所压制的生命的反抗越是激烈。尤其当弱势生命从内部或者外部遭受强势力量的抑制而不能抒张时，便会形成无孔不入的破坏力量。
美国想以最尖端科技武装的TMD、NMD构筑绝对安全的防卫罩，但它的中心，恰恰遭受狗急跳墙的极端分子粉碎性打击。
美国与拉登的较量，被杀者和杀人者都是不幸的。但还是有区别，美国人去打仗，死的可能性极小，因此踊跃参军并无勇敢可言。对于默诵经文的恐怖分子来说，行动就是从容赴死。西方人却惯以自己的逻辑，称这些人为"懦夫"。
长期压抑下的弱势民族、弱势群体、弱势文化，终于获得了一个漂亮言说。波音飞机，摩天大楼--现代文明两个最突出的象征--被几个手持小刀的异教徒掌控着，在自由女神的见证下，在一瞬间灰飞烟灭，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行为艺术。
还有一个区别，阿富汗的死难平民，在理论上无权决定他们的政府，因而是无辜的（尽管实际上大多有反美情绪）。而美国的死难者，在理论上应当为他们政府的行为负责，因为总统和议会是他们选出来的，因而并非完全无辜。
9·11之后，中国一批学界名流在网上发表声明，强调说：这个事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对文明底线的挑战；今天发生在美国，明天可能发生在中国。据说还有一批较年轻的学界名流，给美国总统发信，动情地表示：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如果把我设定为一个孩子，从直接的感情出发，我完全赞同两份文件的签署者们。如果他们是一群中小学生，一群普通的中国公民，他们表达和平愿望与善良意志，无任何可挑剔处。可是，他们作为中国学界名流，对事件的看法仅仅停留在这上面，就有点可笑了。对于事件背后没有任何反省，只是表达一种政治或道德立场，这与过去群众大会上的表态，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用独断的语气强调"不是......而是"，而不能"既是......也是"呢？难道以他们的学养背景，不懂从两个不同角度得出的结论可以同时成立，并不构成矛盾、对立吗？
作为学者，他们有比常人更敏锐的眼光，立即察觉这个事件将是对前几年学界激烈争论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印证，他们站在质疑立场上。但是，好家伙，他们瞄准机会，以悼丧的名义--这是一种最无可争议的，变被动为主动，以名流身份声明说：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对文明底线的挑战。我们认同了现代文明的底线！我们站在美国立场上。
"文明的冲突"的结论来自一种认知的角度，而且它恰恰是旨在维护西方价值的美国人发现的；而"对文明底线的挑战"的结论却是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意识形态选择，即认同西方人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秩序的人们坚持的立场，也是只有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学术会议的论坛上，通过外交家、贸易官员、各国学者通过激烈的辩论之后，才能达成的共识。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当代世界，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共同遵守的"文明底线"。但是，许多学者却把这种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底线"当作一个抽象的原则，以为有一种先验的原理可以依循，于是大包大揽下来，自己为之制定。
所谓"底线"是需要全球所有文明的人们，在平等对话中建构，这是所谓契约精神的基本原理。在今天西方文化绝对中心的格局里，在美国单边主义立场猖獗的时候，在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文化言说权的背景下，又有何"底线"可言呢？
一个只有不到5％人口却消耗了全球34％能源，人均每年需要消耗15吨标准煤的超级大国，却在限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公然赖账，使这个寄托了人类最起码的良知、希望和心血的协议几乎成为白纸。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主要症结在中东，而中东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又在石油。这时，一厢情愿地与美国人谈"文明底线"，是不是还为时尚早呢？
由此可见，直到今天，中国学者的基本思维仍没有分化，认知立场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更不要说多元认知立场），就匆匆选择政治－道德立场（更不用说多元化了，一些人今夜是美国人，固然可爱，可是他永远不会有一天是阿富汗平民）。
在与自己利益没有冲突的事件上，尤其当正义在强者身上时，虚伪的政治家乐于表达一个正人君子的"道德正确"。对于学者来说，这是浅薄的，除非当正义在弱者身上时，他也有同样的善意。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里，无辜的死者还少吗？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某些看起来离政治很远的中国学者，一有条件都会成为正气凛然的政治家、外交家。
要请这些中国学者当宣传顾问，布什总统就不会冒失说出"十字军东征"这样犯忌的话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也不会公然说出基督教文明比其它文明更高级这样违背"政治正确"的话来--心里想的，不能直接说出来，这是政治家的苦衷。
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天生就是世界主义者。在千百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屡屡遭遇北方蛮族入侵，比任何人都习惯于顺应强势力量，同时又精明于在强者面前周旋，谋求自己的好处。中国人天性乐于全球化，这又是一个证明。
第三章 精神空间及内涵的核心意义
2004年06月18日22:41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人们总以为：有了高楼、机场、商务中心、GDP水平，及歌厅、剧院、信息网，便可"率先现代化"
一些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在喊"率先实现现代化"。为此，人们还总结出"现代化"的种种标准：
先是有人均年收入800美元，住房8平方米等小康标准线；然后有恩格尔系数这一国际接轨的衡量指标：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例60％以上的为贫困，50％为温饱线，40％为小康线，以下为发达，20％以下为最发达。后来才又有法律、制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生活、娱乐、环境等方面软性指标，也只是形式上的补充，通常还是以硬指标、硬道理为主导。
经济特区兴起时，特区大学趁势办起来，并且一度为全国瞩目。但多年后，人们发现特区的大学根本不像大学，整个南方开放地区的大学水平也与经济发展的水平脱节。据说又有人想从"率先现代化"的需要出发，以其雄厚经济实力，从内地搬迁几所高水平大学去养起来，如同广场、喷泉、雕塑那样，提升他们的城市形象。他们根本不反省，这种思路的根本错位在哪！
一棵大树，对外在于它的人来说，重要的是树干。人们将它离根砍下，剁去枝叶，剥去皮质，留下木质，做成有用的工具。
但是，大树的真正生命在根系--吸取养料，皮质--生长点，叶片--光合作用，种子--繁殖。在生物学家看来，树的木质部已经停止生长，甚至处于死亡状态，只有力学支撑和水分传输作用，至多还标示生命的老化程度（年轮）。
面对外部事物的新奇和诱惑，尤其当欲望放纵时，人会失去对生命本身的把握。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只看到文明的物质结果，却忽视其内在的生命动力和目的性，藐视意志与尊严的力量。中国人搞"现代化"，只是以西方文明的有形成果为榜样，把它的知识结论、技术工具、物质体系拿来，却对它灵魂深处的生态，对其文化内涵、创造动力视而不见。
我们把西方文明的大树搬过来，并不关心它如何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成长、结果，只是要它的木头当工具。
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主流的解释说，因为受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这话对了一小半，错了一大半。事情的确与西方挑战有关，强势力量仰仗工具理性，滥用技术手段，炫耀物质实力，崇尚单一秩序，强化权力结构，其实都是生命萎缩和钝化的征兆。但在西方原本是好的东西一旦被粗劣模仿也会变质。而且人们往往接受西方末流的消费品，而不是高品位的文化。
尽管网络给人的理解并不比电报、书信要多些，电视给人的快乐并不比电影院多些，飞机给人的浪漫并不比马车更多些，拥有一辆汽车的幸福感并不比拥有一辆自行车多些，但作为一个现代人，是无法拒绝大多数现代技术。
大型工程总是令人激动；新发明总能给人对自己智力的虚荣、骄傲；新技术总是让人好奇，对新生活产生憧憬。人们不愿扫兴地反问它们可能带来问题。现代中国人内在的宗教、道德、哲学、历史素养缺失，抵制外部诱惑的力量就比西方人弱得多，新技术、大工程--尽管大都来自西方，却更容易获得接纳。
泰坦尼克号沉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还有世界贸易中心毁灭，都表明现代技术灾难，常常就发生在看上去绝对保险的环节。个人的探索、冒险行为，是可赞誉的，要是全人类普遍的历险行为，那无异于整个文明的集体自杀。
在消费领域里，暴发户们也要争取排最前的名次，建最高的楼宇，买最名贵的衣服，泡最靓的女人，坐最豪华的汽车，吃最稀有的山珍海味......，这一切违背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生产与消费行为，是由特殊文化心态支配着的--其实人们并不是在追求物质欲望本身的满足，而是要得到物质外壳上、数字上、抽象概念上的优越，以支撑内心塌陷的自信。
5月12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世界第一高楼将建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520米，120层，成为首都的标志性建筑。该楼几乎与海拔557米的北京香山等高。这使得另外几栋试图成为"北京标志性建筑"的摩天楼黯然失色。比如：规划于北京卫星城望京新城的望京大厦300多米；规划于奥运村的世贸中心510米。
但在"世界第一高楼"真正出现之前，北京还要眼看着上海再辉煌一次。与"中华第一高楼"金茂大厦毗邻之处，环球金融中心已经在开挖地基。最初的方案中，它的高度是466米。这已经超出了今天的世界第一高楼，450米的吉隆坡石油大厦。
从中国的摩天楼出现之日起，就接力般向世界最高挺进。1985年，150多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首开大陆超高层建筑先河。1990年，北京京广中心突破200米。1996年，深圳地王大厦以"九天四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将记录拔高到383.95米。仅过了两年，上海金茂大厦就以420.5米的高度排名世界第三。当时人们犹豫：是不是再花100万，在顶上加个塔，夺个世界第一？决策者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理由是：第一永远是相对的。但是，中国建筑还是没能忍住向"世界第一高"冲刺。
中国建筑战绩辉煌。在世界最高的一打摩天大楼中，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但不包括尚未建成的）占一半。
建设部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专家林贤光表示无奈，即将出现于亦庄的"世界第一高楼"有些匪夷所思，那里分布着30米以下的厂房以及建设之中的居住区。摩天楼往往出现在高密度的商业区，寸土寸金，往上拔是为了更经济地利用土地。但高度超过300米，在庞大的维护管理费用面前，摩天大楼已经失去了节约用地的经济意义。
并不是在同样占地的基础上就能多盖房子多装人。500米，相当于把一条大街竖起来，会带来多少很难解决的问题？1993年，在纽约世贸中心爆炸事件中，近1万人花了9小时才将楼内办公的10万人营救出来。几乎与"世界第一高"的消息同时，5月12日，台湾汐止科技园一栋26层写字楼发生火灾，狂烧43小时，损失6.7亿新台币。
摩天楼在中国城市的蔓延似乎无法阻止，专业的意见显得软弱无力。上海金茂尚未落成时，《建筑师》杂志主编王明贤就曾撰文《疯狂的摩天楼》希望引起注意。"没用。我想摩天大楼还是会在北京上海深圳大发展一通，接下来就是在一些第二类的城市发展。20年后，大家都发现问题非常多的时候才能停下来。"中国的城市建设的一般模式是：领导出国考察，接受巴黎景观大道和曼哈顿高楼林立带来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回家说：咱们也来一个吧。
中国摩天大楼的建造者希望借此显示自己的现代意识与经济实力，但显然跟错了潮流。对21世纪的建筑发展缺乏了解。"像这种耗费能源的摩天大楼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代表20世纪建筑成就。后工业社会的建筑强调绿色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而且网络的出现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没有必要聚集人群，大公司完全可能在郊区低矮的建筑里办公指挥全球。"
以菲力普·约翰逊为首的一大批建筑师拒绝在美国建造摩天大楼，摩天大楼的阵地转移到了环太平洋西岸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著名的建筑商已经一个不剩地进入了中国市场。金茂大厦的设计者，美国SOM事务所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说：今天造190层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困难。要不要盖摩天楼或在城市里如何处理摩天楼，那并不是工程问题，而只是个社会问题。
清华大学建筑评论家陈志华教授认为，城市建设总能看出小农心态的影子。从浙江一直蔓延到福建沿海的农民豪宅，规模惊人，装修也都是歌舞厅式，一层一层的吊顶挂着五颜六色的串珠灯，还有的缓缓旋转如同夜总会。那种贴了瓷砖的四五层楼的房子成灾。仔细一看，空的。一家四口住五层楼，楼上一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得要命。一家人两栋的都有了。广东梅县一位儿子在村里造了一栋三层楼房给母亲养老。每层六室一大厅。她老人家孤零零地住着，活像广寒宫里的老嫦娥。
【摘录马哲非《专家质疑"世界第一高楼"落户北京》，2001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革命者和改革者有一个共同错误：总在寻找一个敌对者并努力消灭它，其实真正的敌人就在自己心里
我推崇的作家兼思想家韩少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革命者和改革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正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
我们先是把满清政府当作十恶不赦的敌人，所有的坏都在慈禧那女人身上，还记起两百多年前被异族征服的历史耻辱，要反清复明。辛亥革命迎来了"共和"时代，还祭奠了一番明朝皇帝的亡灵，可没想到立即陷入更大的内忧外患里。军阀没有打倒，列强又步步紧逼。志士仁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终于赶走了日本，国民党又腐败得一塌糊涂，又需要革命。
我小时念了书后，心中想象的解放前，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从来见不到太阳，到处都是当牛作马的穷人，和青面獠牙的地主恶霸。幸亏还有大人讲述的故事，才慢慢恢复正常想象。今天的学生们，不是仍然受着这类荒诞概念的蒙蔽吗？
新中国建立起来，从此就该是新时代了。胡风写诗说，时间开始了！可是不久，本来都是同志的革命队伍内部斗争又起，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打倒，一个又一个小宗派被击破，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权力之争仍是层出不穷。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揪出睡在身边的"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叛徒"、"牛鬼蛇神"一茬接一茬。
终于，兴风作浪、祸国泱民的"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被粉碎了，大家又找出过去的一切问题的敌人--计划经济体制。于是革命的声音渐渐隐退，取而代之的是"改革"，针对旧体制及其运作方式进行变革。以过去作靶子，朝反方向走就是改革。有过去的计划经济和极左路线负责任，有"林、四"集团当靶子，过去的是非似乎就清了，反正火烧不到自己身上。
又20年过去，人们怨声载道的却是整个体制的腐败。问题越来越突出：旧体系已经败落，新体系却立不起来。"改革"一词成了文件里反反复复的形式主义口号，习惯性的、不由自主的甚至带有强迫症的口头禅，类似过去"革命"的幌子。
改革永远是必要的，可是具体的改革措施本身并没有先天的合理性，既可改好，也可改糟。简单否定过去而展开的建设，恰恰会形成对过去、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并没有超越过去，因而没有真正的建设性，只是一种"恶"的否定。
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心中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原则，没有共同遵守的契约理性，于是每个人、每个集团、每个时代都从自己出发，把过失、罪恶、失败、耻辱的责任归于自己之外或在此以前的一个客观对象，并且以心理的或现实的方式指责、否定、消灭对方，突出自己的功劳、成就、智慧以及无辜，以此求得心理平衡或现实稳定。
敌人分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一些人很坏，这是真的，真正的坏人要打倒，要消灭。可是，地域辽阔、人多势众的中国为什么会被"小日本"侵略、欺侮，被几个像林彪、"四人帮"的坏人左右？看来，原因是不能仅从敌人那里找的。
其实，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陈腐的文化价值观和萎靡的精神状态。
如果内心深处照不到阳光，我们周围就总有鬼影重重，外部敌人永远能够找到我们，我们中间也会不断地分化出来敌人。几个鬼子，几十个汉奸，给成百上千中国人带来厄运的屈辱历史又会出现，千百万人残酷内耗的荒诞场面更会再度重演。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丰富的外来思维和生活方式展示在人们面前，我们发现自己不仅和西方人相比表现弱势，而且和俄罗斯人、日本人甚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相比，缺乏现代公民应有的基本教养。不少人在海外目睹自己同胞的种种恶习、陋俗、无知，深感民族自尊心的伤害。在文明的直接碰撞中处于心理弱势的中国人，开始反省、批判自己的文化。一个贫穷、封闭、愚昧的民族让人怜悯和轻视，但一个世故、俗气、自私、人云亦云、没有灵魂、缺乏教养的民族更让人反感和蔑视。
中国创造了悠久而辉煌的文明，但它已趋烂熟、解体。面对现代世界，整个民族没有相应的文化准备，长期失去自信心和主动应变能力，在现代文化之外徘徊。要走出旧文化，就要有深刻的反省意识，从根本上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超越。
今天，官员、商人、文人、老百姓互相指责着，谁能找到一个貌似真理的借口指责别人，自己就可以逃避反省。不同人群生活水平、教育程度的分化，相互疏离扩大，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反省，却是惯于居高临下责备他人。尤其上层对下层、知识分子对老百信，张口就骂"素质低"。【"素质"一词源于80年代优势群体批评他人的口头禅，参见第十六章的分析。】
有人提出"全民腐败"问题。一则短评呼吁"群众反省"：公安部门司法腐败，组织部门任人唯亲，工商部门欺行霸市，税务部门慷国家之慨；记者声讨不正之风声色俱厉，有偿新闻却屡禁不止；作家说话本应基于良知，但为了钱的报告文学却妙笔生花；连海参鱿鱼也认不全的教师，对送礼和不送礼的学生也有不同的对待。咱们谁也别说谁了。要是你，也这样。
底层无权无势的老实人，一旦有什么门道、捷径，很难抵得住利益的诱惑。邻居、亲戚们，总在看你能否给家人捞点好处。如果不能，便会产生一种压力，让人无形中感受自责、歉疚、自卑。当原则在人情面前失效时，没有人会指责。
没有限制权力的现代体制，腐败便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然而任何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上上下下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文化。这不是为手中掌有权力者推卸责任，不是另找一个罪魁祸首，而是一个人人有份的严肃文化问题。
近年文坛有个热点，某文化名人是否当过"四人帮"的笔杆子。有人要他忏悔，他则坚决否认自己做过亏心事。人们有理由对历史真相产生好奇--这并不是久远的过去，不应当成为糊涂账！但回头想想，当我们理直气壮地责问别人，抓人家"狐狸尾巴"（是不是狐狸且不说）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反问过自己--即便幸好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甚至还是受害者（事后冒出的受害者总是很多）--如果处在那个时代，那种漩窝里，如果自己有整人的机会，决不会失足么？
文革后期，我上小学，也毫不犹豫地运用阶级斗争思维观察周围。生产队有一个地主，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特别好，教我们烧豆子吃。吃过之后，我便开始怀疑他背后有阴谋，并以连环画里地主床下埋了手枪的故事来展开幻想。
如果把这种苗头发展下去，今天还说得清么？有人会找到解脱，那个时代大家都在受骗。可是，谁是受骗者谁是骗子，真的泾渭分明吗？把一个民族的悲剧归于少数焦点人物身上，让其他人心安理得，这才是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
我们的高中课本里有一篇课文，陶铸的女儿回忆父母在文革中被迫害的故事。语文老师讲着课文时情绪失控大哭起来，几乎昏倒在讲台。"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句诗那时深深嵌入我的记忆。多年后，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自己年轻时，仅因为"看不惯"就放一把火，将城门烧了；在执行极左路线的"焦土政策"时与无辜乡民发生冲突，用梭标和砍刀亲手杀死其中一个。
这类事件本来是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历程里的悲剧，任何伟大的历史都难免有悲剧发生。可是，一种立场常常会把这一切都掩盖了，许多当事人回忆起来，只是自己个人生涯中的一种履历，没有一丝内心的忏悔，只有自己如何受红卫兵迫害。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可敬的女革命家晚年能够把这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南方周末》，2000年3月10日】
我们这个民族总有革命，总是一批人去革另外一批人的命，却难得有个人内心的革命。
●精神岂只需要一点？一种文明，物质是外壳，精神是内核，两极一体；此外，并无所谓"两个"文明
多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挂在口头上，不能说没抓，不是经常有这样那样的成果么？可是社会文明状况总在滑坡，每况愈下，不知何时滑到底。实际操作流于形式，根本不是一个抓与不抓的问题，也不是一手软与一手硬的问题。这种精神文明源于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一种期待别人相信，明知别人不信，也得喊下去的空洞语言，这离真正的精神文明很远。
第一，并不存在所谓"两个"或"两种"文明。物质与精神是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把人类文明分析为物质与精神，这只有认识方法的相对意义。套在具体的社会领域，将人与社会的事务莫名其妙地分裂两张皮，会造成似是而非的结论。
一个活的文明，载体是物质，灵魂是精神。两者本来内在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两种呈现，而不是一实一虚的两个东西。所谓"物质文明"并不是僵死的物质，而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和生产的物质成果。有形的物质之所以是文明，是因为它是人的智慧、目的、情感与劳动的产物，是能为人所需要、使用、寄托、消费、体验、感觉的对象。
所谓"精神文明"也不是虚幻的，而是在情感、思想、意志世界里构建的内容，与现实世界有联系并具有现实力量。精神也是以肉体生命及其物质代谢为载体的，是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实践中形成的，离开物质现实的精神文明也不存在。
第二，扯到物质与精神，会落进庸俗唯物论的陷阱里：物质是本原、基础、前提、决定性、支配性的，精神是机能、反映、反作用、被决定、附属性的。于是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一方硬一方软，"精神文明"便无足轻重了。
物质文明就是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就是法律、道德、文艺、体育及意识形态之类的大杂烩，这两大块表面上要结合，实际上是没有内在联系；前面一块是中心，后面一块是配套的；更有甚者，将文化建设当成一种摆设，让经济建设来唱戏。
背负着早已熟透的农业文明包袱的中国人，生命在千年停滞中萎缩，凝固在低层次的物质层面。根深蒂固传统观念，受到苏联机械唯物主义和西方消费主义的双重加强，认为人活着首先要吃饭，有了剩余后，才"知礼节"、"知荣辱"或"思淫欲"，精神就是虚荣心、权势欲、自负感的满足，文化只是物质享受的多样化、排场化、高档化，文明是人与人的共同享乐。
在急功近利的政治与经济运动中，人们缺乏全面的精神自由，没有深刻的反思与创造背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文化内涵被教条主义所抑制；西方文明精神内涵难以传达，或者被扭曲，只有其物质层面成为的机械模仿与竞争的对象。
第三，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存在着微妙的区别。文明一般是人的生活方式、形态及物质成果，是文化的外在结果、物化载体及形式。文化则是文明背后的精神内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核心，是人们生活的内在依据。
人类实践造就文明。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精神对物质的作用。物质是外部刺激、条件、原料，精神则是内在理想、目的、动力。物质文明是人类创造的躯体、外壳、载体、结果，其价值在于人赋予的文化内涵，其生机源于人的精神参与，被使用、被激化、被改造，否则它只是僵尸、空壳、噪音、垃圾，甚至是操纵人的异化物。精神文明是人类生活的灵魂、核心，它要有物质的维系、承载、刺激和支撑，精神创造力的实现就是外化为物质的过程，否则只是空穴来风、空中楼阁。
近年，"文化建设"观念开始替代精神文明口号，人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理解人类文明，突出协同发展的关系。但是，人们往往孤立谈文化建设，把群众的头脑设定为空白、简单状态，用某种既定的思想体系（西方舶来的，传统留下的，各种意识形态教科书上的）输入其中。一部分人以主动的目的设计、制造文化消费品，供应给另一部分被动需要的人。
然而，真正的文化是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感悟、理解、探索、创造的过程。文化建设以人与社会本身的发展为目的：
首先，充分思想和表达，获得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提高自己的内在素养和创造能力，提升现实生存的品质；
其次，建设理性、自由、平等、坦诚、超越、宽容、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环境，赋予公共生活以秩序和法则；
再其次，基于每个人心灵的体验、信念和理想，进行交流、沟通与对话，相互间带来精神的充实和感情的愉悦；
最后，认识、反思自己，走出本能需要，超越既定现实，追求自由境界，创造和更新自我世界。
文化建设需要借助于外在手段和途径，讲究客观效果。但文化不只是物质生活方式、手段及其附属品、象征物的占有，不是服从于任何外在目标的某种模式的推广与普及。政治、经济手段只有在服从于更高的文化价值，如宗教信仰、政治理想、民族忧患、人类和平等目标时，才具有文化的意义。如果文化只是被制造、复制、扭曲、利用的工具，没有自由的创作、创造、表达、超越，那么社会就会充斥着假大空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功利主义，充斥着愚昧、盲从和腐败。
当宗教成为教会的幌子，当儒学沦为专制王朝的官方学术，当主义变成利益集团的权力话语，当外来的、传统的文化资源卷进市场炒作时，文化便由心灵信仰、精神追求、实践准则，褪变为骗人教条、粉饰包装、玩世不恭、逢场作戏。
文化工具化的泛滥，带来的是民族精神深处的浩劫。
社会生活是在精神文化的支配下展开的。人要自主地选择自我，实现自己的尊严，要在交往中获得他人的认同，要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同情、友谊和爱心，还有对于事物的好奇，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对于终极世界的关怀，对于真、善、美的体验。即使最基本的谋生活动也不同于动物本能的求生，取决于人的认识水平，受社会的习惯、准则、道德、法律、义务的约束。
在社会共同体内，个人的理解力、判断力、想象力、创造力等文化素养，相互间的信任度，分工协作关系，团体内部凝聚力等文化要素，比有形资本和劳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人们把这些要素称为无形资本，它是根本不能量化的。
现代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内在素养的深层建构、积淀与发挥，包括知识、智力、思想、信仰、意志、品德、情感、技能、体能、情操等方面。现代理性文化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现实及自我的反省意识、怀疑意识、精确意识、实证精神、批判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广泛知识与多元理论的修养之上的信仰，能够防止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两个相通的极端。
●道德、法律的确立，既要外部的支撑，又要内心的根基；西方人有信仰与理性，中国只剩利害关系了
现代国民精神建设，不能简单归结为道德观念与法制意识的确立，科学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掌握。因为，现代文明虽然直接建构于这些文化内涵之上，但它们还有一个与中国思维传统完全不同的内核，这就是他们的超越精神与理性思维。
关于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与针对自然界的科学技术一样，作为文化的产物，不是孤立存在的。
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体制硬壳的保障，还有内心世界的认同，三者并行才有效。
一，在人们熟知的形而下的、唯物主义的层面，人与人与自然打交道，形成生活经验，构成社会群体内稳定的心理基础。
在西方，自古就有工商业社会城邦，人们必须要频繁与外人，包括与陌生人交往，因此法律、契约、公德意识较强。
在中国，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树立人间权威，制定颁布法律，自然经济的小圈子里的直接交往，形成一定的伦理道德。
二，在人们直接的意识层面，关注最多的是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体制约束，行为模式，礼仪习俗，知识舆论，精英组织。
人们也把它看作一种习惯，从小被教导，被灌输，形成惯性，无需自觉的反省，其实这一种初级的心理结构在整个社会需要深刻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这就是全社会的普遍认同的信仰与理性精神，需要在自觉的文化结构中得到确认。
三，在人们内心深处，还有某种形而上的、先验思维的层面，它能够综合经验知识，给予统一解释的观念体系，构成内心世界的基石。它不是直接的道德或法律意识，而是长期哲学或宗教的教化所确立的人生观、历史观、世界观。
西方哲学确立理性（逻各斯、形式、规律）高于一切的思维，基督教也相信上帝制定世界的规则和秩序，实际上是给人至高无上的精神信念。人们从小受宗教熏陶，相信上帝无处不在，容易形成理性思维，自觉探索世界规律，遵守社会规则。
理性思维的优点是讲究普遍的、精确的、客观的尺度，每个人自觉把握、运用、遵守，效率高，这已经被人强调很多了。但有时，也会造成机械古板、不近人情、不合情理。比如辛普森涉嫌杀妻案，罪犯却因法律上的空子而逍遥法外。
中国文化的人生境界直接依托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人们贴近、依赖自然，人与人之间亲情、交情、乡情相系，相互监督与制约，成为人伦道德的基础。这种人治、人情、面子和习俗的作用，在传统农业社会普遍有效。
但现代社会关系复杂，人群流动率大，法律不能完全以制度来保障，道德也不能以信誉和舆论来监督，而需要人们内心信念的自律。如果人们内心没有上帝，没有理性精神的权威，就缺乏普遍的统照和监督，要达到自律就比较难。
中国文化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以古朴自然的方式维系着。走向现代工业的大社会之后，人们缺乏普遍的宗教信仰，也没有普遍的法理思维。因此，现代中国人的尴尬在于，无法居高临下地把握全面的社会关系，难以高屋建瓴地开拓新的领域，达到形而上的觉悟，贡献于现代文明；只能在复杂的社会竞争中，掌握一些形而下的精明，谋求个人生存压力的缓解。
觉悟，是普遍境界的提升与超越，从漂泊不定的人生中找到恒久的信念，从纷繁复杂的事务里发现一般的原理。
精明，是当下境况的清晰与明了，亲身承受、体验和把握各种人生境况，就事论事地分析与处理每一具体事务。
觉悟表现为品位、涵养、睿智，立足于自己内心的原则，是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无形智慧，使人优雅、坦然、高尚。
精明表现为明断、谋略、才智，着眼于外在功利的目标，是一种无时无处不在的实用聪明，给人效率、富足、成功。
觉悟立足于内心世界，表现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想，因此可能造成迷狂、痴迷，走向反面就会变成虚伪。过去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谈觉悟，这弥补中国人宗教信仰上的缺陷。但那是一种外在的信仰嵌入人的内心，让人身不由己，言不由衷。
精明放眼于感性世界，表现了经验知识，专业技术体系，因此可能形成肤浅、偏狭，走向反面就是文明异化。现在的世俗生活离不开的是精明，这让人回归常识，回到现实土壤。但过分的实用主义掏空人的内心世界，让人精神苍白，举止庸俗。
由此看来，中国人要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获得主动地位，最需要的不是个人生存的精明，而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超越。
●拓展、丰富民族的精神空间，摆脱物欲、权欲、虚荣、盲从的低级生存，才能提升内在的人格与国格
人的一生，最亲切的基点、最实在的核心、最具恒久意义的中心，也就是最熟视无睹的"我"。
人在一定环境中，围绕自己的欲望、冲动、愿望、意志、理想、信仰，展开探索、创造、占有、消费。这个过程的主体就是人自己。主观唯心主义把哲学反思的基础建立在"我"之上，有其认识论的依据。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人格是人的品格，不只是道德品格，而且是整个人的精神素养和追求，体现于自我意识里。挂恋于外在的物质占有，或是痴迷于内在的精神追求，取决于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倾向。文化是生命演变的最高表现形态，是人类自我认知、禁忌、规范及自我实现、升华的意识。人的精神空间及其内涵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无形的精神文化创造出有形的文明成果。
国格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品格，是其国民素养和民族精神。通常，我们说人格或者国格受到了侮辱，是指其在他人心中的道德形象和尊严受到损害，是指道德上的形象、名声、面子、尊严。过去人们一味强调集体至上，缺乏个体人格，个人依附于群体，形成群体人格；自我形象也是给别人看的，而不是内在精神世界；只有相互间的道德规范，没有独立的理性信念。
第一层次是生命、本能、感觉。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努力寻求外化、释放，相当于弗洛依德所谓"本我"。既表现为经济学家所谓人所固有的动物性贪欲，也表现为人对于世界上一切现实的和神秘的事物都会产生好奇心、探索欲。
第二层次是意识、自觉、理性。人的意识形成自尊、自信、自省、自新、自强、自立的能力，相当于弗洛依德的"自我"与"超我"。人们蕴藏着的生命能量在表层生活上得到合理的抑制，旨在投入理性的、深层的、无形的、远程的目标上。
第三层次是反思、批判、质疑、超越、创造。只有少数人能走出现实的桎梏，摆脱世俗成见与虚荣，不断突破自己意识的局限，追求自由、深邃、广阔的精神境界，建立自己的终极关怀。
自我意识超越生命本能的局限，强调人的目的性、能动性、创造性。人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形成自我意识，意识通过既定的语言的支撑，社会文化借语言镶嵌在个人意识的结构里。人们通过后天的学习、交流、对话，融入文化传统和社会共同体中。宗教、哲学、道德、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历史、科学等文化形态，构成每个社群、每个人思维与言行的空间。
由于内心世界的匮乏，我们平日言语、行为、表情的细微处有着大量可笑的东西。为一点蝇头小利，一丝虚荣、一个面子，一个名份，更不要说为一官半职，一级职称，一级工资......，人们费尽心机，施尽手腕，流尽眼泪，饶尽口舌，陪尽笑脸，丢尽人格，甚至丧尽天良。便宜的事生怕少了自己，吃亏的事生怕落到自己头上，从不寻求功利之外一片自由空间。
有人内心总在算计，外表却一本正经地装作为人民服务的样子。有人任何场合都无法直接表达自己，只能使用书面语言、官式空话。他并不是真要表达什么，而在显示自己的地位。当镜头扫过，做小动作、讲小话的官员们不知所措，赶忙结束常态，摆出认真严肃，或自然亲切的样子，却留下掩饰不去的尴尬。
人们总是以经济学立场看文化教育：为经济服务，经费投入，知识分子待遇，文化市场与教育消费......。其实，文化教育的根本不在这里，而是落实在人们心灵上的信仰理想、人格情操。
我们平时看到的社会问题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其实恰恰不是经济而是文化问题。试想，当大量资金被拿去搞重复建设，教育经费被挪用去吃喝、玩乐、盖房、买车、炒股的时候，当人们情愿当小摊贩而不愿当教师的时候，当被称作"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向学生家长索要好处的时候，这个民族心灵的空白已经到了怎样一种程度，这是用经济学原理说明得了么？
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日趋严重的老人问题中，文化因素十分突出，传统生活在以家庭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中，缺乏个人内心的独立追求，人到老有儿孙相伴，便能享天伦之乐，除非鳏寡孤独。现代社会不同了，生育率降低，家庭小型化，老人从儿孙辈那里得到的慰藉少了。老年人怕退休，失去人生的依托。不得不退休后，很快会老一大截，很容易患老年病。
多数老人并不是没有生活的物质保障，而是找不到生活的精神支撑。有工作岗位时，人属于一个集体，在体制内获得角色、任务、归属、依靠，而退休后只能面对孤零零的自我，生活的意义消失在无聊、孤独、寂寞里。他往往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为人民服务，发挥余热，大家需要我，伟大的事业有我一份。
当一个社会更重视个体的生存意义，人们从小被鼓励自主地确立人生的信仰和理想，形成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而不只依附于社会群体时，人老了也更容易找到生活的目标、意义和理由。人到晚年还有信仰，还能思想，还有童心、好奇心，身心衰老就慢。我接触一些老学人，发现凡是还有新奇感，有思想，有情趣，还有工作的老人，健康和寿命都有极大优势。
过去我们常说，西方由于伦理道德上的缺陷而存在严重的老人问题。其实，由于独生子女带来家庭伦理结构的变化，加之没有相应的文化寄托，中国老人问题会比西方社会更加严重。西方人有宗教，有上帝，精神有支撑，生活就丰富多了。
过去，关于老人与孩子的话题，常常是老祖母最喜欢哪个孙子，哪个孩子没有人疼，会孤独又可怜。而现在情况已经倒了过来，老人经常为得不到孩子的欢心而郁郁寡欢，独生子女们因太多大人的关怀而被迷失自我。我称之为"爱的虐待"。
一位老人描述自己如何对待孙子：让他干点活吧，他做不好不说，一不小心有个闪失，割了手，摔了跤，受了骗，就这么一个活宝贝，怎能忍得下心？休息几天吧！大点再说吧！学习忙，搁几年再说吧！人大了，要上大学了，干脆毕业后再说吧！
只有更多的文化生活--文化交往、高尚娱乐、精神安顿，而非法轮功--才能让孤独中老去的公民安度健康的晚年。
只有更多的文化教养--文化交谊、大学熏陶、精神后劲，而非小皇帝--才能让孤独中长大的孩子获得健康的人生。
●精神文化空间：意义高于实物，理想高于现实，尊严高于名利，人格高于肉体，幸福感是幸福的本质
人们普遍以为：人和动物一样，都是为了物质满足而生存；人的欲望无穷无尽，最大程度地满足它就是幸福。
生命是我们这个世界一种奇特的存在，它不只是外部力量造成的既定现实，而是有目的性的存在，它在时间上自我持续，空间上自我伸张，亦即有限现实和无限目的的对立统一体。处在忧患和挑战中的生命，能激发出更多主动性的创造力。
生命的意义都是生命本身自我规定的，是生命力自我实现的趋向和选择。所谓大自然的造化，只是生命自身演化达到的完美构造。小草、飞虫、游鱼、走兽是靠自己的本能生存着的。人的意义在于将生命的本能升华为自觉的选择。
以物理学标准看竞争实力，恐龙当然超过哺乳动物。但最后，强者消失了，弱者支配了地球，因为弱者建构了有更多自主能动性的生存空间。人的生命力，不仅表现在有限的谋生、欲望、消费上，更在无限的探索、追寻、创造中。人的视野、胸怀、品位、性格、情操构成他的内在精神空间，是他想象力、创造力施展的潜在前提。一个民族的底蕴、积淀、语言、习俗、氛围构成它的内在文化空间，这是它的历史命运的最后决定因素。
无容置疑，我们生活在客观世界、物理空间里。但同样肯定的是，我们的思想创作、选择评价、讨论交流，是基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精神世界、文化空间的。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根本不存在对与错，两者是互补共存的。
维特根斯坦说，形而上学的命题、人生的意义之类的价值命题，都是伪命题。
萨特告诉我们，人生本没有意义，是荒诞的；人的本质并没有彼岸的上帝、先定的存在来规定，只有靠后天的自由选择。每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自由就是自己每时每刻选择、设计自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限制人的自由。即便是法西斯的拷打、牢狱以及死亡的威胁，也不能剥夺爱国者的自由意志，更不能成为叛卖同志的理由。人们不能以机遇没有光顾自己为由，掩饰自己的平庸。人无须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意义，只要对自己是有意义的。
作家余华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什么目标而活着。
人生在世，并没有先验的、绝对的、外在的力量规定其意义。意义是意义感，幸福是幸福感。但感性的满足是暂时的，依赖的，瞬间即逝并伴随痛苦的。因此文明社会要设定神圣的对象--父母、祖先、神、上帝、主人、领袖、集体、民族、祖国、理想、主义--作为个体生命意义的源泉。而这最终还要落实在人自己的生存基础上，并且必须获得个体意识的认同。
现代社会里，个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独立。社会的市井生活与精英文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极必须协调，不可偏废。前者是人们的生存基础，而后者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是社会日常运转和稳定的前提，但如果没有超越现实的理想、信仰、价值观、思想理论的引导和提升，会因失去进取的动力而落后，还会导致对立、失衡与腐败。
心理学家把人生问题作为理性研究的对象，揭示人生追求的境界。马斯洛将人的需要由低级到高级分为生存、安全、爱、尊重与自我实现五个层次。低层次的需要是基本的，但人总是倾向于发展高层次的需要。他的分析带有现代美国人的典型特点，再没有比"自我实现"更高的真善美及信仰的境界，像康德的"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召唤"，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爱因斯坦对宇宙规律宗教般执著的追求。境界越高远，视野越广阔，胸怀越坦荡，生命也越有价值。【美国出产的思想即使有明显缺陷，也可能风靡全球。马斯洛晚年弥补了这一缺陷，加了审美与信仰两个层次，我最近才听说。】
从庸俗唯物主义的信仰出发，加上社会单线进步的迷信，人们想找到一门科学的学说，揭示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普遍真理，告诉我们某种社会必然灭亡，某种社会一定会实现，这个客观真理规定了人的终极信仰和最高理想。于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必然趋势与社会理想、客观规律与主观愿望居然也混为一体，并在哲学上用唯物主义信仰固定下来。
粗俗的唯物主义本不能回答人生的意义从何而来，便只能以看似客观的原则规定人的意义，无视主观意志、自我选择、能动实践，把一切交给外部实体，排斥认识者、讨论者的主体性，造成精神世界的抽象、空洞、虚幻，恰恰为唯意志论、个人迷信、长官意志大开绿灯。它一旦成为一种信仰，一种无条件的党派原则，就不讲道理，也不让别人讲道理。
我的老师高尔泰先生，年轻时被打成右派，仅因为发表文章主张美是主观的。这也构成对神圣化原则的怀疑。
唯物主义成为自以为是的盾牌，也是不敢自我反思、自由选择的心理逃避；唯心主义成为攻击他人的矛头，也是放弃自己主体性、能动性的借口。人们将自己交付给种种杜撰的所谓客观事实、必然规律、科学原理、普遍真理。
理想主义是一切活跃的文明存在的精神支柱，是高悬于现实上，引导和激发人们走出偶然性的迷雾，摆脱必然性的锁链，获得自觉和自由的灯塔。当人的生命冲动被现实压抑所弱化，被消费的欲望所支配，便只能顺应宿命，苟且偷生，随波逐流，为维持消费而争夺。这种依附于现实潮流的宿命主义，是一个文明滑落沦丧的标志，是社会生活腐败和萎靡的写照。
通常人们把外部的遭遇理解为命运，这是由现实的必然性与一系列偶然因素构成。但人类与生俱来的、自觉自主的内在生命冲动，是超越客观命运的。生命的历程是不断抗拒客观命运支配，是认识和把握现实，充实、强壮、扩张、延伸自己的生命力，开拓自由空间的过程，这一轨迹才构成人的内在命运。为追求浪漫而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是精英们的生命轨迹；为谋求世俗利益而顺应现实宿命，则是蝇营狗苟者的动物性生存方式。前者不断创造闪耀的文明，后者只留下消耗主义的文明垃圾。
西方现代文化空间主要来自基督教的开拓。上帝这个无形的信仰支柱，如高高耸立的教堂尖顶，给人们无限的、至上的、彼岸的精神空间，把人们引向只有理性思维才能达到的天国、乌托邦、象牙塔。无论是平民还是哲学家，都是这样。
西方原创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功利主义，而是信仰之下理性的功利追求，不是享乐主义，而是禁欲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天地自然和亲缘人伦，纵是辽阔、深远、玄妙，却只能体验、直观、意会，没有理性的剖析，很难确定把握。这很容易包庇精英们的虚伪，而平民们被世俗生活所左右，精神空间极其平庸、狭窄、恶俗不堪。
现代中国人缺乏创造能力，每每模仿西方，总是生成一个怪胎；我们没有真正的现代科学精神，不能得诺贝尔奖......。这一切，原因与其说是我们太穷，没有物质设施，没有高额报酬，不如说是我们在无形的精神空间上有局限。
美、魅、梦、神，都是人们在向往中构造的虚幻而美妙、神秘而崇高的文化体验。它反照、象征人的生命激情，展示、吸附人的生命意蕴。神话、童话、宗教、文学、艺术展现着人的想象、幻想、理想、憧憬、向往，包含着天真、童稚、诗意、烂漫、神圣、纯洁、朴实。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力量，不在其占有的物质实力，而在其文化积蕴里的精神魅力。
●宗教≠迷信：人自觉自身的有限，面对无限世界和无奈现实，恪守内心信仰，升华、安顿自己的灵魂
生命脆弱，需要依托。中国传统社会，孩子的全部依托是父母，成人的心理空间也附着于家庭、家族、亲戚、祖先、故乡、圣人。《水浒》里李逵眷依老母，旧时代官员在父母过世后守孝三年，领袖去世时人们痛哭，都是一种心理依赖。
在西方，孩子们也有上帝、天使及圣诞老人作为心理依托。圣诞节来临，孩子们会收到圣诞老人悄悄塞在某个地方的礼物。有一天，大人们戳穿这个谎言，圣诞老人根本不存在，孩子们通常要哭一场。但人们对宗教的关怀却已根深蒂固。
高级宗教是一神教的信仰，把人带到现实彼岸的精神世界，追求普遍的理性知识和价值理想，这样它接近并且容易过渡到哲学。低级宗教一方面能给众人以精神上的安慰与麻醉，另一方面可能造成非理性力量的膨胀，变成破坏力极大的邪教。
在中国，当社会基本的信仰和道德受到动摇，人的精神普遍失落的情况下，低级宗教或邪教就很容易蔓延开来。
广义的宗教就是信仰，信仰是任何文明、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人们基于自己生命的偶然性、有限性、盲目性，寻求一个永恒的、无限的、崇高的目标，将自己托付给它，从它的折射中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反思和把握自己的生存。
信仰是人类由原始生存状态走向高级文明必须的精神升华，每个民族的一切文化内涵，都存在于人们共同信仰所支撑的精神空间里。人们心灵中信仰空间及其内涵，也就是人们生命的品质和力量，是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时代的精神。信仰不仅不排斥科学理性，而且是科学理性的基础和补充。科学可以理性地研究它，反省它，但不能从根本上取消它。
犹太本是最弱小、最可怜的民族，但他们在一次又一次劫难之后重新崛起，并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创造者，是因为他们在无可奈何的现实背后拥有一个心灵世界，作为永恒的归宿。希腊罗马文化能够在社会崩溃之后保存下来，是因为基督教的拯救。日尔曼蛮族能够成为今天西方文明人，是因为基督教的教化。西方现代文明就是从基督教内部形成的。
基督教至今仍给西方人主要的心灵慰藉，教堂的仪式与氛围给人虔诚的心境，教士身上的热情更给人人格的感染。人们面对自己心中的上帝忏悔，实际上就是自我反省。
中国式的道德基于个人的情感体验，通常需要他人监督才能落实，自觉反省只有极少数境界高的人才会有。物欲横流、人云亦云、相互攀比、一哄而起、追逐时尚、崇洋媚外，这些弱势心理都是国民人格的缺陷造成的；官员、老板、工人、民工、农民、知识分子，大家都把责任算在别人账上，骂世道不好，骂别人愚蠢、腐败、素质差，却没有人反省自己，从自己做起。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高级宗教。低级宗教的天命观、命运观，阻挡了人们对世界的积极探索与终极关怀。道家、佛家对人生与世界的体验虽然境界很高，他们解构了世俗生活，但新空间的建构不够。神秘的悟性，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
中国历史上同化过众多少数民族，但对拥有高级宗教的民族，文化同化力就小得多。我们重现实生活，少虚无飘渺的幻想，缺乏主观上自由建构的精神空间，缺乏对世界深层次的形而上学追问和想象。在无神论背景下成长，难以把西方科学昌明与多数人的信仰宗教相联系。我们只看到西方高大宏伟的现代建筑，却无法想象他们建构它的蓝图所需的超现实激情与灵感。
温饱是生存的前提，但人的生存不只是物欲，更有主动的追求。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总在温饱上努力，一旦超越了温饱，生命价值反而容易迷失。人的目标、志向选择没有自上而下的形而上学的信仰和理想，因而现代中国缺乏深层的理性文化根基。
今天，虽然生存问题，就业问题普遍存在，但消费品琳琅满目、变幻无穷、源源不断，激发着人的诱惑，消耗人的精力，麻醉人的心志。人的生存体验迷失在生活化、外在化、对象化里，过去的信仰日益空洞，内心普遍空虚、浮躁。许多地区宗教势力扩张，其中有传统高级宗教，更有江湖骗术、邪教。这表明，精神需要与文化追求，决非物质财富所能满足。
21世纪社会革命与重建成功的关键，是拓展民族的精神空间和终极价值。深刻的变革还需要消解官本位的金字塔和金钱至上的独木桥，打破政治－经济功利主义思维，形成多元的、宽容的、自由的、个性化的、充满创造力和生机的文化学术环境，建立强大的教育辐射网。需要发挥已有宗教的积极因素，在对话中拓宽人的信仰空间，提供人们多元而合理的精神价值取向。
●哲学≠科学：人自信智慧的力量，探索不知的无限，质疑、批判现实的存在，反思、拓展内心的空间
宗教、科学与哲学分别是人类信仰、知识和智慧的体现，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动态体系。
人生在世间，如在茫茫黑夜里，秉智慧之烛而行。
人的智慧之光照亮的近处那一片，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它讲究确定、透彻、实证；
完全看不清的无边黑暗世界，就是宗教关怀的领域，人需要清醒自身有限性，保持虔诚与敬畏；
中间状态则是哲学家们努力开拓的领域，既要深入黑暗，大胆揣测未知世界，又要反思既定的自我，保持智慧的常新。
宗教与哲学都试图把握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宗教是信仰，是相信某种超自然、超人的根本力量的主宰，将所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归于这个精神的支点。哲学是理性，在思辨中寻求解释，在事物的联系中建构整体的蓝图，要开拓未知的世界。
科学是实证，分门别类地测量、分析，求得精确的结论，并且验证、运用已知的结论，解决面前的问题。此外，文学、艺术是个人经验的、感情的、想象的表达，它折射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历史是回味、描述和分析人们已经发生的，并不可重复的个别事件，它近似科学，但不是研究一般对象的规律。
宗教信仰无需理性的根据，却为人们提供思想的依据和行动的规则，因此它是消极的、被动的信仰。
哲学是理性和智慧的纯粹体现，是对人生活的整个世界进行系统探索和整体反思，并不是一些具体的结论。哲学家针对某个问题的结论，只是特定智慧的产物，并非哲学本身，对于人们普遍的思维定势来说，往往是晦涩而怪异的。
科学与哲学都是以主动的、积极的理性态度理解对象。我们面对的世界是联系的、整体的、深远的、无限的，而科学从实际出发，从经验出发，以客观尺度为标准，得出零星的、琐碎的、狭隘的、当下的、有限的，但经过实证的结论。
总之，宗教是让人臣服的未知、神圣、超自然的圣地；哲学是正在开拓的荒原；科学则是被征服的土地；文学与艺术是游戏的乐园。科学每扩张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这扩张依靠着哲学的智慧，也需要借助文学艺术的想象。
哲学家罗素说，哲学是介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在人类的文化中，宗教、科学、哲学以及文学、历史是相互包容的，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圣经》是宗教经典，又是犹太人的历史故事，是人生的哲理，是人生经验的出发点。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把能说清楚的说清楚，不能说清的就保持沉默。哲学就是试图去说清楚什么，说清楚了的就是科学，不能说的东西，就必须以虔诚的沉默来对待。我的朋友张先冰说：宗教的祈祷、念经、打坐是一种沉默，麻醉、享乐、消费、麻木也是沉默，虔诚信仰、热烈崇拜也是一种沉默。伪宗教、邪教则声称自己能够说清那些原本说不清的东西。
宗教、哲学、意识形态、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在形式、内容、功能上有共通性，都是人们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真理、意义、理想以及信仰的追求。哲学是活的宗教，宗教是死的哲学。意识形态是特定信仰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科学精神是关于对象的实证性认识，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核心的主观价值判断，它们都以特定宗教或哲学信仰为基础。
宗教是信仰至上，无所不包的教条化、神圣化的观念体系，构成一个民族固定的文化形式。在全球化进程里，理性和科学思维不断渗透，不同民族形成自己特定的观念体系，以引导社会变革。过去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有宗教特征，又有哲学与科学的内容，不过信仰形式常常压抑理性内容。
哲学始于怀疑，是以理性的反思面对一切。我们脑子里充塞着世俗生活带来的，让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这些常识并不都靠得住，有的是荒谬的。哲学反思打破人们习惯的思维，一旦有了自觉反思，形成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真正智慧就开始了。
哲学不是一门摆设，不是知识贵族的粉饰，也不是一种道德训导。哲学的对象不是看得见的外在事物或具体领域，而是人自己，是人内在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决定自己思想方式、生活方式的那些基本信仰，信念，理想，价值准则，思维模式。
哲学关注和反思的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它不是工具，不是给人以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而是对人的目的反省，是人的自我需要；在工具的意义上，哲学是无用的。工具是为目的而存在的，只有相对于目的才有意义。人自己就是目的的载体。
如果将哲学作为一种知识，一种常识，那么他会失望，因为哲学与常识经常相悖，越学越糊涂。当然有的人是借哲学给自己化装，故作深沉、高雅，高深莫测，好像很有学问，非常智慧；辩论赛上只要引用哲学家的话，就有神圣的权威，对方就好像遇到雷区，得小心绕开；文章里，来两句哲理，分量大增。可见，哲学一旦被人利用，可以自欺，亦可欺人。
我们恰恰需要一点糊涂，一些迷惘，一些困惑。关于人生与宇宙的问题，根本没有一个终极的答案。但就是这些问题开启了人类的智慧，使人们走出日常生活中可见、可摸、可食、可穿、可用的事物，深入到更加广阔、深刻的世界中去。
科学是把眼光投向外部的对象，哲学却是眼光向内看自己。中国气功也是向内看，用意念感觉自己的身体。哲学是要反观自己的思想、灵魂、精神，通过反思，找到自己意识中人生社会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重新思索，形成更加完整、深刻、全面的理论，并作为自己意识的方向、方法、准则，也就是人的信仰，理想，价值观，思维模式。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也说，一个民族没有哲学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不是照着现成原理、世俗陈见考虑问题，而是超越具体现实、个人需要的内省与反思。
一切有创见的宗教圣徒、道德圣人、学问家、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文学艺术家、教育家，都是哲学家。倒是那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即便有研究、有学问、有知识，但没有独到的思想与创见，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只是"哲学匠"。那些只能重复别人的话，玩弄哲学术语，靠吃哲学这碗饭的人，顶多算"哲学工"或"哲学商"。
没有知识基础的思想是空想和狂想，没有思想的学术是死学问，但思想家与学问家毕竟有区别。黑格尔经常与原文不符地引用别人的话，人们并不因此而小看他的思想。这在中国会被排斥在学术之外，尽管大量貌似严谨的投机学术大行其道。
爱因斯坦认为，知识和记忆对于思想家不是最重要的。他本人没有受过正规的物理学训练，知识的掌握并不厚实，甚至连证明以太不存在的著名实验都不知道。他从不记什么科学数据，以保持头脑空旷，没有负担，需要时才去查书。他倒是对哲学和艺术等旁门左道的东西更有兴趣，正是这些给了他质疑物理学根本问题的灵感。他宁愿别人称他为哲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
人的意识空间受信仰原则、道德规范、知识体系、观念习惯等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还受时尚潮流的裹挟。每种文化都有缺陷。成熟的文化难免自以为是，自我封闭，固步自封，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所以更需要反思与超越。
中国传统学问的积累很厚，历代有许多人专门继承和阐释前人思想。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单向传入，学习、理解、运用知识的学问家比怀疑、批判、创新的思想家更多。职业哲学家，有哲学文凭者，在绝对数和相对比例上可能是世界第一，但其中未必有几个真正的思想家，大都属于"吃这碗饭"。既缺乏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又缺乏对客观事物的实证态度。
哲学是用理性的方式追求信仰，体现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精神；人文精神就是人对自己的理想信念、精神认知和实践把握，是关于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反思和信念，是多方位的、对话的、理性的、人道的、自由的、不断进步的思索和追求。
人们一谈哲学，不过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是个褒义词，是讲物质、客观、规律、实际、反映等，只要眼光向外就是正确的、科学的。唯心主义是个贬义词，是迷信、空谈、狂想、痴臆、荒唐的代名词，是错误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态度。这样急于划分一个正确的、真理的阵营，一个错误的、荒谬的阵营，然后迷信一方而排斥另一方。这种一边倒的迷信或排斥态度，由于社会政治的需要，变成了一个立场问题，一种党性原则，于是就会毫不讲理。
这种思维源于恩格斯晚年片面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列宁以后的政治斗争更发展为一种党性原则。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人类共有的两种对待人自身和对象（即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基本认知态度和思想方式。唯物主义从客观实际出发，唯心主义从人的主观世界出发，一个是现实主义，重视客观条件和必然性，一个是理想主义，强调主观目的和能动性，两者是统一而互补的。
●历史：一个民族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是它兴盛与沦落的标志；中国历史悠久，但人们缺乏历史记忆
有历史意识的民族决不会衰落；遗忘历史的民族必然走向衰落乃至灭亡。
没有历史的反省，就没有未来的开创。要用今天的眼光理解过去，用过去的眼光审视今天；要以自己的头脑理解别人，也要以别人的标准分析自己，把古今中外的经验综合起来。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经历无数次帝王权力的更替，天下格局的分合，每次开始都重起炉灶，将旧东西付之一炬，几千年文化遗产荡然无存。这造成了人们的普遍健忘，缺乏历史感和历史记忆，只有一次次简单重复的分合交替与改朝换代。
历史只是少数专业文化人的事，平常顶多充当权术与谋略的教科书。本朝历史的污点或不愉快的事，给一个过得去的结论，尽量淡化，最好忘却了事，甚至干脆篡改。前朝历史则总被贬斥，描得一团漆黑，白痴当道，恶棍横行。
近代以来，人们照搬西方进步史观，将传统中国看成愚昧落后的"封建社会"，然后把建国以前描述为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又把文革前看作修正主义，再将几亿人参与的十年文革漫画化，最后将所有失败都归于计划经济，把希望寄托于市场经济。
反右、文革、上山下乡，这些决定过无数人命运、影响过历史进程、牵动过整个世界的事件，年代并不久远，除了政治上简单化的结论、个人梦幻式的回忆，至今极少有人作深入的研究。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这样沉重的话题，很多人早已遗忘，说起来也只是憎恨敌人的野蛮、凶残、罪恶，少有对自己民族、人民、父兄，尤其是自身的反省。
我们很难说自己就是古代华夏文明的合法继承者。所谓"炎黄子孙"，是近代反对满清统治时从几乎遗忘的故纸堆里寻回的说法。辛亥革命胜利后，为了找历史文化归宿，孙中山便率文武官员祭祀明陵，可明代历史也只有两百多年。
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学、哲学典籍，有丰富的戏剧、舞蹈、音乐、绘画、书法、建筑、古迹、古玩、民俗等。但今天我们保存的先祖遗产，远不及后来居上的古希腊、古罗马及中世纪欧洲给留下来的多，生活里古典文化的痕迹荡然无存，没有几座城市保持古城风貌，思古之幽情已经成为文人的绝唱。现存的古董大多是现代人从墓穴、洞窟里，在建筑工地上挖掘来的，而且一开始是被西方人看上并高价收购，才令中国老百姓趋之若骛，奉为珍宝。一个世纪前，敦煌王道士的所作所为，让今天的人们痛心不已，其实他在此前的中国再普通不过了。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甲骨文在中国，甲骨文研究在国外。
文物古迹破坏、盗窃和走私这些唯利是图的犯罪行为，司空见惯的刑事案件，背后有管理体制问题。但在其深层，却是整个民族对于历史文化价值的漠视。不然，为何偏偏流向境外呢？
民族性并不是永恒的，"中华民族"概念只是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中形成的。古典文化带有凝重的内涵，具有永恒的精神魅力，它使人超越现实的局限，沟通历史与未来。当然也要大量引进、学习异域文化的经典，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全球化抹不掉民族的记忆，我们有古代的骄傲，尤有近代以来的耻辱。现代民族意识的确立和发展是中国崛起的关键。
●文学艺术：一个民族的情感、思想、想象力、创造力最直接而生动的体现；如今文艺界几乎一片荒漠
文学艺术是独特的，灵感与体验转瞬即逝，不可翻译，不可重复，不可超越。语言是文化的工具，是心灵间的契约、呼应、栓系，它使一个民族的人们摆脱不掉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历史，无法成为彻底的世界公民。
文学、艺术不仅是具体事件、思想、情感的陈述与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境及整个文化心理结构本身。文学艺术大师及其经典作品，是一个民族文化成熟、辉煌和丰富的象征。因此，达芬奇、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卢梭、伏尔泰、贝多芬、歌德、普希金、托尔斯泰、泰戈尔、毕加索都是各自民族永恒的榜样和骄傲。
想象力和创造力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和个人利益的激励，但更要有精神的自由--不仅是人际间的宽容、平等，而且是个人心态的自信、豁达、坦荡、超越、广阔、深远。人们的依赖、模仿、攀比、表演、争斗、内耗过多，关系网的纠缠太复杂，缺乏个人空间、独立人格、孤独意识，只有世俗智慧，生活技巧，被现实所覆盖，也就没有激情，没有冲动，没有浪漫。
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稳定的田园生活，充分的身心自由，丰富的精神体验，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加之千差万别的少数民族不断给中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尤其是能歌善舞的游牧民族，带来豪迈、爽朗、放达、宽阔的胸怀。
带有纯朴的生活气息和浪漫想象力的《诗经》、《离骚》，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综合凝成文学艺术经典。"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人情风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侠士形象，"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战争场面，成为古典朴实生活与刚毅气质的象征。
刘邦、曹操尚能豪放吟诗、放歌；汉赋、唐诗的繁荣是中国文化鼎盛的标志。随后，宋词、元曲高度成熟，风格日显精致绮靡，柔媚化，仍然保持高度的生命力。但是世俗化的转折使民族精神从此萎缩，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随着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蔓延的末世警示，充满着无奈与虚伪。明清杂剧、小说一概都是关于人生的道德说教，却有意无意地把世俗物欲描述得淋漓尽致，突出其生存的根本地位，精神空间完全萎顿，彻底失去了超越具体现实生活的自由创造力。
《水浒》、《三言》、《二拍》、《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充分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烂熟和腐败。西门庆有了钱去买官，当官有了势，尽情挥霍，纵欲，终于在金兵入侵时自我毁灭，留下一个儿子当了和尚。《水浒》里写的是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尽是些流氓无产者，没几个好人，有好人也不得好死。难怪几年后，赵宋皇帝全家被掳，唯一漏网的一个逃到南方建立了南宋，也一心想投降。可怜出了一个岳飞，也被朝廷斩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英雄不再！
汉语文言文是高度成熟的文化结晶，闪耀着从诗经、离骚，到汉赋、唐诗、宋词等不同时期文化经典的光辉。但传统社会后期，人们郁于封闭的农耕生活里，缺乏宗教的提升，想象力和创造力大受限制。古典诗词歌赋趋于凝固，小说精品也很少。
近代以后，老百姓受现实生活约束，文人刚刚摆脱僵化的科举考试，又被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体系所累，至今找不到自己的坐标，没有建立自由想象和创作的空间。在外敌入侵、东西文化碰撞中诞生的新文化，经历几番繁荣、周折与起伏。
本世纪白话文运动突破了历史传统，现代汉语以日常白话为基础，贴近生活，通俗朴实，清新活泼。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倡导，到郭沫若、赵元任、徐志摩、周作人、沈从文、老舍、巴金、冰心、曹禺、钱钟书等人的创作，都为现代汉语的丰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个创作过程没有持续下来，还没有升华的高度，缺乏经典的深度。
毛泽东对现代汉语写作及倡导的影响卓著，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以前许多文学创作，确立了现代汉语的基本架构和特殊风格。一度产生大批革命文艺、民间文艺及传统戏剧，包括几个从传统戏剧衍生的"样板戏"。
但那些以阶级斗争、政治挂帅为内容的口号语言背后，文化基础薄弱，内涵空洞，文化视野狭隘，政治立场太偏执，沦为假大空的官样文章、新的八股。那个时代能够留传下去的文化艺术作品很少，迟早也要被超越。
在70－80年代交替的"新时期"，文学艺术在由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折的间隙，昙花一现般繁荣起来，诗歌、小说、艺术轰动一时，把被意识形态压抑起来的民族精神激发、动员起来。这似乎预示了整个民族一种全新的生命历程。
但意识形态经常打得落花流水，经济大潮更冲击得几乎全军覆没。如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朦胧诗人，大多改弦更张，无诗可写了。舒婷老老实实地搁笔了，北岛流亡了，海子自杀了，顾城杀妻并自杀了，甚至有人因诈骗杀人判了死刑。
文艺作品很少深入人的心灵。除了迎合西方中心的视角和胃口编出的中国故事，还有一些点缀性的主旋律作品外，只剩下玩世不恭、哗众取宠的武打言情小说、"肥皂"电视剧，还有猜拳行令、卡拉ＯＫ、江湖黑话、墙头文学、厕所文学。
倒是"广告艺术"、"炒作艺术"繁荣起来，其实那不是艺术，而是技术，是一种迷惑人的判断力的心理技巧、舆论操作--煽你的情，支配你的视线，目的非常明确，叫你掏钱。煽情者本人是决不动情--否则他就搞不成了。满腹男盗女娼的人更能做这种艺术家，照样让你为纯情而感动。这类所谓的精神文化消费品泛滥成灾，戕杀了人们本来不多的几颗文艺细胞。
过去大街上、农村墙壁上不断上演着变幻的政策、形势以及领袖语录，有的地方至今留存。人们在冠冕堂皇的场合说话都有套套，有些万能语式--只要填上相关词就行了，这也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今市场化社会，大街上传媒里充斥着各种广告，人们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搞这种无利可图的花架子了，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为形势所逼，才不得已而为之。
开大会就来"团结起来，为××而努力奋斗"；农村干部要倡导计划生育、婚姻登记、响应征兵、节约土地、照章纳税之类就来"××光荣，××可耻"；要渲染对本单位（尤其是本学校）的热爱就来"今天我以××为荣，明天××以我为荣"。
奥运夺金后，一位教练回答记者说"反正感谢党，反正感谢全国人民"--从空话可以判断，他正高兴的是大笔奖金到手！
大学的所谓"校训"，与什么"厂训"、"所训"一样，也多都在团结、求实、勤奋、进取、创新、严谨、开拓、拼搏这几个词里中转圈，取四个词。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格式，当时人们一律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尽管不完全对称，不十平八稳，但朗朗上口，加上毛体字的魅力，有一种直观的振奋作用。但一成为俗套，毫不给人启示，只能麻木人的心智。
现代汉语是多种因素的杂合体，缺乏文学的创作、哲学的拓展、历史的综合，还相当粗俗。
一是成语，浓缩了古汉语的遗产，来自经典文学艺术的因素，包括明清世俗小说的影子，近现代文学作品反而影响极小；
二是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语言，它的基本句式仍是官方正统语言，但已经成为了王朔们调侃的材料和对象；
三是越来越多的外来词汇和句式，这是现代西方文化渗透的产物，其中有许多食洋不化的因素；
四是越来越多的港台语言，其中台湾式国语保留了很多30－40年代的大陆语言风格；
五是市井俗语，各地方言，包括玩世不恭的"京片子"语言，随着南方经济优势流行的粤式普通话。
传统经典语言破碎不堪之后，中国再没有影响世界的文学艺术大师，人们内心深处那种挥之不去的心灵羁绊少了。中国人倾向于逃亡国外，很容易成为世界公民，很容易当买办甚至汉奸，与这个不无关系（周作人做汉奸是另外一回事）。
心灵缺乏教养，言行势利、举止卑俗。因此，文学艺术的复兴与民族精神的振作是一致的。
第四章 人文思维的生命哲学背景
2004年06月18日22:42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通过反思、追问、对话、比较与综合，选择并确立一种基本的文化尺度，作为思维与言行的合理依据
一个复杂的文明系统的核心是文化，而文化结构中最深层的结构是人的世界观，或者说是哲学。不同的文化归结为不同的基本信念、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亦即不同的哲学。每一种哲学都是立足于人们的特殊视角作为衡量尺度。
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首先是人的基本信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的更新，亦即世界观、哲学理念的创新，决不只是时尚观念的流变。不同尺度的哲学并没有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各有其合理性，至多有高与低、深刻与浅薄、丰富与贫乏的区分。
尺度、标准、参照系等概念是十分关键的。任何真理都不是纯粹客观的，它离不开认识者所基于的衡量尺度，尺度是先于具体的认知结论而存在的。人的认识所依据的是尺度与对象之间的特殊关系。人以已经为自己掌握的对象作为工具，通过自己感官的测量，把对象与工具之间的关系，转换成人的感觉联系，再在思维中建构对应的概念联系以及直觉。
人掌握的工具，人的身体，感觉能力，理性思维，构成几个不同层次的认知尺度。我们说"这人特别高，有一米九五"，如果不是先有高度的概念，先有高度的感觉经验，有别人的高度作参照，先有"米"的度量衡，这个陈述便毫无意义。
社会的制度、法律、道德、语言，人们内心的良知、人格、信念也构成价值尺度。我们说"一个东西好"，如果没有"好"的价值标准，这个结论也没有意义。同样，我们说一个东西很美，如果没有人主观的审美尺度和情趣，也会没有意义。
中国哲学是浑然一体的，以人的身体、自然生命以及天地万物的直觉作尺度，采用形象丰富生动的赋、比、兴，追求神似而不是精确衡量，总体上倾向于生命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兼有人文主义、生命哲学、自然主义特征。老子从自然主义出发，形成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论；孔子从亲情伦理出发，确立"仁"、"义"的基本范畴；墨子从经验主义出发，提出本（以往经验）、原（大众见闻）、用（社会功利）"三表"说；法家以社会权威的功利主义立场，确立"法、术、势"的权力哲学。
相对自由的个体生存方式，受到专制力量的约束--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汉武帝又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便形成中国统一的文明尺度，从而维系了两千多年里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
在传统中国，人们日常生活的尺度集于家长身上，国家的秩序体现在君王身上--国不可一日无君。
希腊哲学最初也是在混沌、不确定的原始物质里寻找万物的本原，泰勒斯和他的学生坚持以水、气、火等没有确定性的物质实体作为"始基"，和中国古代的元气说，五行说有相同之处。但以后工商业社会的确定性造成了思维的明显分化，典型表现在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形式主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柏拉图的理念论，都是要从现实事物背后寻找一种普遍而绝对尺度，来揭示世界的普遍规律，这形成西方文化对超念世界的追求。普罗泰哥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苏格拉底提示人们：认识你自己。这是西方文化以个人为中心的参照系的典型表述。
在整个经典物理学体系中，所有物理量都是在质量M、长度L、时间T这三个基本量纲内，所有物理量都归结为它们的组合：速度V＝L∕T，力F＝ML∕T2，能量E＝ML2∕T2。长度和时间都是由坐标参照系确定的，没有参照系就无法定义运动。
在笛卡尔发明直角坐标系以后，现代数学又建立了多维空间的模式，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以各个不同的尺度分析一个对象的各种因素--包括最新的分形理论，更是用分数维的方式，分析复杂现象的构成--再通过综合求得全面的结论。
康德认为，人的知识并不是外部世界的直接反映，外界"物自体"只是给人无序的感觉刺激，这些感觉要变成清晰的印象、记忆，还需要人先天具有的时间、空间框架的整理。要进一步形成理性认识，即在普遍的规律中找到解释，还需要借助人的先天概念框架的整合。在他看来，时间框架和概念范畴不是客观对象本身具有的，而是人的先天的认识能力。
13岁就读过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爱因斯坦，以后创立的相对论，取消了牛顿以来人们深信不疑那种绝对时间、空间，绝对不动的以太，以及笛卡尔坐标。他把整个物理学重新建立在物质运动的相对关系上，所有物理现象都与观测者所在的角度，以及特定的物质手段相关联。任何尺度都是有限的、特殊的、约定的，并不存在一种无限的、普遍的、绝对的尺度，给每个对象一个定位的基点，给所有的事情排列一个时间序列。空间在引力场中弯曲，人们直观上不合理的非欧几何成为描述它的尺度。
我相信，在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之后，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人择原理、耗散结构论、宇宙爆炸论、突变论、分形论、生命发生学等等里面，还贯穿着一种共通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实现爱因斯坦追求的"统一场"理想，如果能够，我希望称之为"泛义相对论"。可惜我自己离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所需的知识背景越来越远，我能够表达的仅仅是这样一种粗略的轮廓：
宇宙间所有秩序、结构、负熵、规律、必然及生命，都是在偶然的变化过程中，在特殊的相互关系里，生成的有限存在。
在一种原始参量所贯穿的关系与过程里，以它为尺度衡量其它对象，就会获得确定的规律。当这一过程和关系发生整体性腐败、崩溃、浩劫、爆炸时，所有秩序、负熵、结构、规律用生命就不复存在，消失在无限世界--混沌、无序、熵、偶然、死寂--在那里，没有任何绝对的原始参量去衡量它，也就不存在绝对的秩序与普遍的规律，这人类永远不可企及的绝对之"道"，也就是"无"，姑且归于"上帝"好了。直到一种新的有限体系从混沌中产生，即无中生有，又形成一新的关系、秩序及尺度。
生命哲学乃是回归人的原始起点，揭示生命的内在意义，而这是不可能被自然科学的外在分析所揭示的。生命哲学强调从外部机械必然性向人的自由回归，同时也包容了自然科学的认识。寻找综合的基础，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结合。
个人权利是一种尺度--每个人都拥有私有的空间、领域，独立的选择、价值。公共权力也是一种尺度--社会群体拥有每个人必须遵守的公共规则，以协调群体的思维、言论和行动。当尺度迷失时，人们感到迷茫、自卑，社会陷入瘫痪、混乱。
迷失尺度就是丧失生命的意义，而拥有尺度就拥有生命的意义。一个迷失自我的人一味地从别人那里获得尺度，那他就会丧失主体性而被人操纵、控制，沦为外部尺度的奴隶。相反，一个人要利用、统治别人，并不一定在身体上征服或消灭别人，甚至不一定要有物质上的强大，只需说服别人服从自己的规则和标准就够了，邪教的流行就是典型的实例。
谁拥有某个领域里的标准，谁就控制了最大的权力。信息时代（即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根本特征在于用无形的规则操纵着世界，所有规则都简化为毕达哥拉斯式的数字，甚至无需10个数字，只需0、1两个数字就够了。
这就是今日美国发达的奥妙。波音公司无需自己制造飞机，只需拥有飞机的图纸就够了。可口可乐公司拥有自己的品牌和最终的配方标准，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巨额利润。我们常常去争取某种产品的市场，某个部件的生产合同，实在是很可怜。
●生命哲学：不是一面新旗帜，而是一种古老视角，针对主流机械论思维，关注内在、能动的人文价值
理解世界的普遍性与人的特殊性，需要一种贯通所有对象的尺度。有两种对立取向，分别把各种对象解释为两种实体：
一是唯心主义－目的论思维，基于人的猜想、直觉、体验，把世界视为一种或多种有灵性、有目的的实体的展现，神灵的原型源于人的灵魂，这是原始神话，多神教，一神教的共同方式。
二是唯物主义－机械论思维，自然科学的分析、还原方式，是把活的有机体分解成简单的构成要素，把杂多的生命现象分解成简单的原子事实，以实证方式总结出规则与规律，予以解释。
几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给人们揭示了一个结构明朗、规律简单、轨迹线性的世界图景，其智慧容量，知识积累，说服力度，运用效率，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对于生命深层的问题，尤其是人类自身的奥妙，还远未解开。
在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唯象思维）里，生命是最高的意象。历史变迁与四季变化一样合乎常理，朝代的更替与生老病死一样自然。国家是一个大生命体，当它顺应天理民心，就能风调雨顺，国泰民裕，长治久安。相反，如果违逆天理民心，就会有天灾人祸，国破家亡，改朝换代。人生的奋斗更是基于内心的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
老子描述的宇宙演变方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盘古开天地"的传说，把宇宙生成描述为鸡蛋孵化一般的生命过程，盘古这个大生命死后，其躯体分别成为日月山川草木虫鱼；庄子说"性者生之质也"；告子说"生之谓性"；《易传》里有"生生之谓德"，"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天道生机主义"，把宇宙和人视为生命的自行演变。
本来，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用流动的水来解释万物，有万物有灵论的倾向。赫拉克利特把整个世界看作燃烧着的一团活火，也是强调宇宙的生机。只有到了德谟克利特，才用原子及其必然性来解释万物，灵魂也是精致的原子。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里，超越现实的理念、形式本身具有着动力和目的。在中世纪基督教那里，宇宙的生命就是上帝，它创造万物，用泥土捏出人形，从外部给人以灵魂，它是万物永恒的本质，最高的目的，又是无所不能的动力。
近代西欧工商业文明重新复兴，机械唯物主义在各个有限的认知领域形成主流，分析思维和实证方式瓦解了人们关于生命的整体性与有机性的经验，植物是机器，动物是机器，人也是机器，整个世界都是物质零件构成的机器。
欧洲内陆的人们，延续着农耕和畜牧为主的中世纪田园生活，工商业较少，朴素的生命意识较浓，机械论的思维不突出。德意志民族尤其具有反对机械的工业文明倾向，从路德开始，就重视人内心的体验，主张以内省方式建立理性的信仰，以自己生命的直觉来理解世界。把社会集团、文明进程乃至整个宇宙视为一个生命过程，这几乎是德国人不言而喻的共识。
与希腊传统的机械论哲学，英国逻辑主义、实证主义哲学不同，德国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就是通常用"辩证法"所概括的活力论、灵魂论、目的论哲学，把对象视为有机的生命，以内部矛盾作为自身动力，自我维系、自我发展。
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强调，构成万物的单子有不同层次的生命活力，有独立的灵魂。18世纪，施莱格尔指出，要解释艺术，就要放弃关于绝对的理论体系，建立以心灵为核心的生命哲学，按照它在人类生活中的表现，研究其内在力量与特征。
从康德到费希特，到谢林、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都是以生命的自我演化过程作为思辨哲学的原始意象，建构关于绝对理念自我发展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细胞学说为代表的生物学，在19世纪德国的全面发展不是偶然的。
德国生命哲学的创始人狄尔泰指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和唯心主义的抽象原则不能成为当代社会有说服力的世界观，如果说自然科学对规律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那么精神科学的每一抽象原理，归根结底都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据，而这种联系是在内心体验和对这种体验的解释中获得的--这也是释义学的依据。
狄尔泰主张历史相对主义，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生命，通过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生命的同情理解，就可以认识文化或历史的即生命的体现。只有以体验，以生命的充实为根据的哲学，才能洞察当代社会的本质和真理。我们所不能深透的生命力本身，包含着揭示一切认识和一切思维的联系，一切认识的可能性即以此为基础。仅仅是由于生命和经验中包含了以思维的形式、原则和范畴表现出来的联系，仅仅是由于这种联系可以用分析的方法从生活和经验中揭示出来，才存在对现实的认识。
德国哲学家齐美尔认为，20世纪初，生命概念因为揭示了现实的文化冲突，被提到哲学的中心地位，成了一切现实和一切价值（哲学、心理学、道德、艺术等方面）的出发点。例如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消失是基于经济生命力的创造和破坏作用。
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指出，自然界不是凝固的、僵死的、可用数学表述的原子集合。机械论即便在无机界也受到驳斥，非机械的"力"被引入作为一种目的性原则，部分地或整个地解释自然界。机械的物质绝对不能产生活的生命。
本书已谈到，斯宾格勒把历史看作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像生物机体一样，每一种文化形态都要经历富有生机的青年期、壮年期，然后渐渐进入机械文明的衰老、死亡，文化的内在生命是这种循环基础和主宰。
叔本华崇尚生命意志，尼采则高扬其权力意志，他们反对黑格尔绝对化的理性生命，强调个体自身的自由意志。
海德格尔反对一味地以外在的、分析的尺度施以理性控制，主张人与存在沟通，把对象看作与人相关的东西，从物化状态中超越出来，以诗意地、审美的方式栖居于大地上。以下还要谈到马克思、柏格森、贝塔朗菲，都是典型的生命哲学思维。
在基督教的普遍信念前提下，机械论的分析思维造成了工业文明的进步。而在工业文明的现实面前，德国人的整体主义思维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精神，他们借助文教优先的道路，完成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飞跃。但是，高度统一的民族理念抑制了个性的自由发展，它与工业消费文明的尖锐冲突，给20世纪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准备了温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本书提出文化战略，也要警惕的倾向：以一种意识形态文化造成狂热的政治运动，如同20世纪分别从极左和极右两个方面影响世界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和德国式纳粹主义。当然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危险，就一味朝机械论的极端上走。在当下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格局里，中国古老的生命哲学早已被打破，我们内心被强大的外部力量撕裂，陷入被动、简单、浮躁之中，不能作为生命主体支配自己的内在冲动，凝聚成现代民族精神。
●文化战略的生命象征：要一堆香甜可口的果实，加一根粗壮实用的木头，不如要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我把自己的思维倾向称作生命哲学，这种观察视角并不是全新的哲学，不是强调一种主义作为信仰的旗帜。
在这里，生命与非生命，目的论与机械论，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具有同等意义。我以为，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有一道截然分开的鸿沟，它比动物与人之间的鸿沟要大得多。人与所有生命都有共同的基础，人只是生命的高级形式。
因此，我把人的本质的理解归于生命本质的揭示。我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与人文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人学理论基本一致，将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积极进取的激情－主体能动性－目的性－自我意识－人文精神－文化置于同一层次上讨论。人文精神是普遍化、理性化的生命冲动，文化是生长着的生命形式，文明是最高的生命结晶，人类是最高的生命载体。
简单生命单元：单个细胞成为一个生命单元，由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构成。最低级的生物没有明显的细胞核。
复合生命机体：以细胞为基本单位，以直接的物质联结形成各具功能的组织、器官、系统直至有机整体，分植物、动物。它由细胞构成，也是细胞的放大形式。有外壳、皮肤，有相当于细胞质的血肉，动物还有相当于细胞核的中枢神经系统。
准生命体系：独立的生命个体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与同类或异类相互关联和依赖，分工协作，形成有中心，有边界，有呼应，有默契，有目的，有规则，有历史，有繁衍，有兴旺，有衰落的动态共同体。如蚁穴，蜂巢，狼群，部落，联盟，国家，民族，朋友，家庭，文化，政权，生产方式，民俗传统，地球村以及生态体系。之所以称为"准生命体系"，是因为尽管具有生命的基本特征，但只能体现于各个相互联系着的个体上，而不是某一个拿得起、放得下有形的物质实体。
高度统一的稳定集团如家庭、会党、民族及蜜蜂，靠自觉的力量或者本能维持，个体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整体，为了整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体生命。松散的系统如自然生态，靠盲目的力量及自然选择维持平衡，一旦失衡就会共同遭遇灾难。
生命具有丰富多样特征的有机物质，可以控制的能量，可维持稳定并且可进行自我复制的有序结构。有些物质现象如矿物结晶，岩石裂纹也有某种有序的生长现象，一些逻辑符号的运作（如电脑病毒）可以自我复制，这都呈现生命特征。可是它们没有一种内在的生存目的，因此只是偶然的，或者被设定的东西。生命是DNA结构的载体，基因是它永远的主宰。
面对自然，人们常常把焦点放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上，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我认为，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区别最具原始因而更为根本的意义，所有人的本质都可以在低级生命那里找到它的原型，人的惰性只能归于物质的无机性，也就是热力学里负熵和熵的关系，远离平衡态的有序结构和平衡态的机械状态。
羊羔有站立与吸乳的本能，燕子有定向回迁的本能，鱼群能够在江河湖海穿越上万公里，长颈鹿有修长的身体结构，猩猩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海豚和鲸鱼的智力、情感令人震惊，大象面对同类的遗骨表现复杂的情感，连鹦鹉也有情绪。
细细观察还可以发现，新芽的萌动，根系的伸张，藤蔓的探索，树干的挺立，枝叶的舒展，花粉的飘荡，皮壳的保守，种子的扬播，不同物种间的依赖与默契，都有某种莫名的"灵性"--一种为各自的生存而努力的"目的性"。
我得承认，当我说"灵性"的时候，和旧唯心主义者称万物有"目的"一样，是把人自己的灵魂尺度套到非人的生命上。可是，中国的教科书里称它为"本能"、"机能"，是从机械唯物主义的"结构功能"出发来的。这两端都是不确切的。
在哲学家萨特以及骄傲的青年眼里，一棵奇形怪状的老树毫无生机。然而，在中国山水画家眼里，与石头、空气等无生命的物质相比，老树饱经风雨而顽强生存的内在生机，却更像皱纹满面而内心丰富的老人。阿米巴虫为了食物不断探索，这算是生命界最低级的生存方式，但与万有引力作用下回归大海的流水相比，却更接近爱因斯坦为获得真理而不断展开的思想实验。
十万大山里的一头猩猩，想方设法弄到一根香蕉--广西王成克杰巧设计谋，为获得一笔上千万元好处费，这之间只有程度的区别。这种生命现象，与河水哗哗漫过无人开采的金沙滩却不回头的力学现象相比，则有本质上的不同。
赵忠祥在《动物世界》里的言语节奏，揭示动物的灵性，与他主持晚会时的大话、空话、废话相比，显然更具有生命特征。现代都市里，人们尔虞我诈，矫揉造作，循规蹈矩，只有回到家里才抚弄花草，挑逗宠物，反而更接近生命的真实状态。
在我们身外，几个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成功地解析了几乎一切可以测量的现象，精确控制着与人相关的自然对象。微观上，已经深入到失去确定的衡量尺度，基本粒子显示出测不准现象；宏观上，通常的时间空间尺度也失去了意义。物理学前沿伸展到与人类生存日益间接的领域。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催生了原子能以后，尖端科学领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难以驾驭。
早期生物学家一方面收集不同物种，进行比较和分类，进而创立进化论，将各个种属在时间上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解剖分析生命体，建立细胞学说。当代进化论、遗传学理论，尤其是当代医疗手段、生物工程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基因技术能够人为地产生新的物种，由此获得成倍的食物，甚至会改变人类的繁衍方式。人们正乐观地期待着彻底解开生命与人类的奥秘。
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还原论思维，企图以分析解剖方法，解开生命的奥妙，抛弃了生命本身的尺度--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协调性，尤其看不到人作为主体的精神、信仰、智慧、价值、情感、想象力、创造力，逐步丧失了理论的思辨，甚至失去了直觉的能力，不仅无法理解生命的真正本质，而且可能造成对人，对生命，对整个自然生态的严重伤害。
英美实证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一方面把人定义为某种原子式的单位，其理性原则就是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用统计学的方式处理复杂的社会现象，然后在两者之中找到一种可供解释的规律。这显然是套用自然科学来的。
越是直接面对生命，越是发现当代生物学的苍白无力，基因工程只是顽童般的自作聪明。顽皮的孩子，一瓣瓣地剥开水仙花球，企图从中寻找那高洁、芬芳的机理；鲁莽的少年，一件件脱去情人的衣服，想从她的身体上寻找爱情的秘密。人们从外部分析中所发现的，永远只是复杂联系着的物质载体，而不是灵性的生命本身，不是内在地发出的生命呼唤。
技术进步带给人类的所谓福音，带给个别濒危物种的保护，只是一种绝望者得到的冷冰冰的施舍与怜悯，它无法给生命本身最需要的依偎、温情，无法给人类最渴望的理解、共鸣、自由、尊严。在太多的领域，真正的智慧是保持沉默。虽然我们不相信万能造物主的存在，但我们需要启动自己一切深层的直觉，用体验来获得智慧，而不是用技术来实现控制和支配的欲望。
直觉建立在人的生命感应上，难以实证。人的直觉推理是理解生命，理解人，理解社会现象的基本方式，这与认识无机的物质对象不同。"我"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们不可能回忆婴儿时的感受，只能凭直觉来推断。庄子和惠施争论人是否知道鱼游水中的自由，就是直觉类推的合理性问题。小孩喜欢找小孩玩--在大人面前总是被动的、依赖的，只有在同龄、同质、平行、熟悉的对象上才能找到自我的认同、对应、印证，认识自我，克服自卑，实现主动性。
以生命哲学观照社会进程，更强调人的主动性、自主性、创造性。但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尤以经济学家为代表，只关心如何便捷、廉价地把西方当下"先进"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拿来，有钱就有实力，什么事情都好做，秩序和权威就可以保障，文化与精神生活也能充实。简单地说，大家要的只是可吃的果实，可用的木头，至于那活生生的大树本身，只有傻瓜才会关心！人们漠视社会运行体系背后的信念基础及其建构，这种倾向体现这个烂熟文明的彻底对象化，内在精神空间荒漠化。
香甜可口的果实一吃就完了，但它原本是为藏在它核心的新生命的下一个旅程准备的。吃桃的人们只关心那熟透的桃子，不管那执着的桃树。果农选择的良种水果，其种子大多都退化而不能生长了，果树都要嫁接在其它生命力强的果树上。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聪明的办法，但对于那个被选出的果树本身来说，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已经可悲地灭绝了。
文化的生命哲学阐释：文化既不是既定的传统模式，也不是凝固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无根的外来原则，更不是影子化的现实点缀。它是人们内在的生命冲动与创造，是人与人的平等对话与自由实践，是由多元的个体展现走向普遍的理性和谐。
我的朋友张曙光原本赞同我的生命哲学立场，但他考虑的焦点在人自身的生存，又提出"生存哲学"。我却以为"生存"一词除了理解为"活着"之外太过抽象，重新定义虽然扩大了做文章的空间，却增加了理解的随意性和复杂度。我强调人与生命共通的本质，而且"生命哲学"很直观，没有歧义，无需重新定义，却直指对象的实质。
●生命是独特的，是自生、自立、自灭的机体；牛顿定律能解析天体的运动，却解释不了毛毛虫的生存
康德早年崇尚牛顿力学，并运用它提出宇宙演变的星云说。但后来却发现，机械论的科学可以解释天地及万物的运动规律，却无法解释毛毛虫身上复杂的生命现象。虫子是自己在动，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必然的力量驱使它动！
今天生命科学取得的惊人进步，康德这个结论也没有改变。只是以客观尺度解析对象，并不能领悟生命的内在本质。
我们回到自然里，面对一棵小草，一只飞鸟，一条游鱼，不是把自己设定为万物主宰，恣意践踏、猎取、解剖、吞食，而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普通生命，体验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们会获得更多关于生命的智慧，不同于所有科学的启示。在当代生活中，人们热衷于回归自然，看《动物世界》、《人与自然》，生态旅游，饲养宠物，其实都是在寻找生命感觉和情感寄托。
与无机物根本不同，生命处在相互对应、作用、影响、制约的两个动态平衡的世界中。一是外部的环境，生命是宇宙中的有限存在，需要背靠特殊的环境，能获得所需的物质和能量，又不会受到致命创伤。二是内部的结构，内部生命世界及其矛盾是自我建构的独立体系，处在遗传和变异过程中。这个存在于大宇宙中的小宇宙，努力向外扩张，并保持自己的延续和繁衍。
生命进化是个性化的。每个个体，每个群落，每个种属，除非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发生直接的相互关系，他们的进化走向是没有任何相同的必然性的。他们的相似性--鸟的翅膀，哺乳动物的前肢，人的手--只是来自进化的共同历史渊源。
在生命"进化树"里，每个枝节都在不可回复地个性化，越是分岔近的物种，越是相似性较多。但如果不构成进化的群体，他们就会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进化，久而久之，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最后甚至再杂交融合也不行了。
人类有共同的祖先，至今仍是同一种物种，不同种族间能通婚，并产生健康后代。所谓普遍人性，或不同文明的共性，只是基于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共同性，以及建立在这种共性之上的文化基础。至于文化结构的具体内容，每个民族构成一个独立的进化实体，相互之间是没有任何必然的规律或者共性的--除非他们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发生过关系，形成了共同的文明结果，并影响后世。人类兄弟们早已形成各自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在扩张，其创造力源自各人的内在生命。
中国人的历史研究很难有突破性成就，因为以传统方法看不出问题，简单地运用西方思维又缺乏可比性。一些西方汉学家提出的问题能让我们琢磨多年，但用外部尺度来衡量中国传统，又可能缺乏内在依据。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中国文明如此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技？--它好比在问，人类进化如此高级，为什么没有长成自由飞翔的翅膀？
我们可以说，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有自己兴盛与衰落的历史，但没有理由说它们的结构和历史都有共同规则和模式，并且达到某种统一的理想。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阶级社会，只是对西方社会进程的概括；斯大林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则完全是杜撰的。
托夫勒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只是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对迄今存在过的所有文明进行分类，其中的确存在两种形态间的过渡，但这种过渡并不是普遍的，更不是必然的，除非有外部强势力量予以整合。至今仍有游牧文明生存于地球；农耕文明由于生态上的适应性而广泛存在；工商业文明则是极其特殊的，它源自爱琴海的工商文明，经过复杂的演变，各种因素的综合，才形成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西方文明通过市场和科技的强势力量向世界扩张，才造成全球化的普遍趋势。它既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进步，甚至被视为人类必然的共同归宿，但又是一种给人奴役的沦丧，令人忧患的危机。
韦伯说，资本主义是偶然因素凑成的，并非必然产物。你有的，我不一定能有，更不必非有不可；我有的，你也不一定能有，或非有不可。本来，工业文明以及现代科技也都是这样。
中国就是中央之国，就是强势文明把自己当成世界，当成天下，把边缘的弱小文明融入其中，最终走向一统、僵化、老朽而堕落。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也是优势民族以外力改造别人，导致众多弱势文明的死亡，他自己也将失去活力。
本书揭示社会体系的生命结构，经济政治的文化灵魂，文化教育的核心地位，民族崛起的内在动力，创作源泉的生命冲动，人类生活的内在空间，人为主体的自我教育，大学文化的自由对话等等，都立足于生命哲学，不同于机械论的主流思维。
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三维一体的有机结构；社会进步从根本上基于主体的创造性，而不是外部力量的推动，以及生活方式的自然演变；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自普遍的文化信念对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的激发与凝聚；文化战略论基于文化在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创新的前提是比物质载体更重要的精神内涵，比知识更重要的想象力空间；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知识成果，都不能简单堆积，无限增长；人的成长要以自我教育为主导，而不是以既定知识体系为限制；大学文化的核心是不同层面上人们的自由对话；社会要保持多元共处，平等协作，独立思想，个性宽容，独立尊严，保障个人的自由空间和民主权利。
一切社会现象都离不开生命的最高本质，即内在性（保守－开放）、目的性（肯定－否定）、统一性（核心－周边）、协调性（和谐－多元）、主动性（生产－消费）、创造性（变易－原则）、独特性（个体－群落）、历史性（时间－传承）。
●生命哲学的思维特点：立足于内在性、目的性、统一性、协调性、主动性、创造性、独特性、历史性
生命是以"自我"为核心的保守体系。
生命都从内部持守，以皮肤、外壳、膜、甲、盔、墙、城、门、关卡、脸面、秘密、隐私等界限与外物相区别。当这个界限被异己力量强行突破，就是被伤害，它会启动自己的防卫体系，排除异物，愈合伤口。如果失败，就不能恢复独立和完整，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伤害越深，离死亡越近。
这个与外部大宇宙对应的小宇宙自成体系，有限的内在空间拥有自己的直觉体验，维持自己的洁净、强实、安全、尊严、独立、信心、信念。如果因自卑与弱势而放弃自己的目的，就只能接受外部势力的支配与奴役，形成身心依附。
生存目的直接表现为欲望、激情、冲动，构成生命的灵魂，即自主的、积极的、能动的内因。生存条件、手段、途径是异己的、偶然的、被动的外因。内因是决定性的根据；外因是条件和挑战；外因只有通过内因的建构，才能积淀并转化为内因。
目的也是生命对于外部的基本尺度，支配自己的本能、习惯、理智，表现为指向外部的欲望、价值、意义、意志、目标、理想、期待、憧憬。人总是趋于自爱，自重与自我肯定。将自己与异物区分开来，保持心灵的自由、尊严、洁净、纯粹、清白、雅致、高贵。人们也把自己内在的肯定和对异己的否定向外部推广，将热爱、诚信、激情、迷恋倾注入肯定的对象，而将厌恶、轻蔑、嫌弃、拒绝投向否定的对象。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洁癖，不让自己内在的东西受到异物侵蚀和污染。
人的目的性从反面表现为禁忌、节制、自律、内省、反思、检讨，对非目的性的倾向形成羞愧，忏悔、批判、恐惧、洁癖、忧患；当现实的诱惑、世俗的趣味、感性的欲望干扰人的精神自由和纯粹幻想时，人宁愿放弃前者，甚至把肉体放纵视为肮脏，追求生命价值的永远性升华。这种抑制不是出于外在的道德约束，不是害怕别人指责，而是内心的执着与自律。
人的各种生存状态，体现着生命的内在目的性。
爱恋，一种留连于对象的生命渴望，欲与特定对象融为一体的亲和感情，从外部实现自我的肯定与伸张。
尊严，一种对权力意志的自我维护，肯定自己生命的独立、自由、主导、强大、充实、圆满、高尚状态。
热情，一种自信而开朗的积极心态，进取奔放，把自己内在的生命激情投向外部对象，激发对象的生机。
矜持，一种自卑而自守的弱势心态，渴望从外部获得肯定，但因为害怕失去自我而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
怜悯，一种对外部对象的有限关怀，只是一些有距离的外在同情、给予，没有内心无条件的靠近、投入。
理解，一种有一定距离的传递沟通，与对象平行地形成对应，不包含主观感情，无需相互的融合、依靠。
孤傲，一种自尊而冷漠的自我封闭，高度自我肯定形成洁癖式的自恋，拒斥外部对象，内心孤独而高傲。
骄狂，一种丧失理性后的自我膨胀，通通否定外部的合理性，把自己的意志或思维强加于外部一切对象。
放荡，一种没有节制下的自我放纵，发泄生命的初级能量，放浪形骸，与欲望对象融为一体，毫无顾忌。
堕落，一种不能自持下的自我否定，无奈地接受肮脏，麻木应付现实，自暴自弃，自甘沦落，甚至自虐。
生命体具有稳定的基因结构，协调的相互关系。
每一生命个体在自己体系里，有确定的多层次关系结构，它相对于具体的境遇和事件而言，是一种相对稳定并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则。生命的核心基因是一种柏拉图理念式的共相，康德先天判断式的先验前提，规定整体结构。但是，基因相对于外部世界来说是独特的，两个无关的生命体系不会有任何相同之处，除非它们有共同的渊源。
生命的基因在世代遗传更替中维持稳定，变化很小。但也不是绝对定型的结构，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有自由行动和选择的空间，有改变和进化的余地。一旦基因结构完全定型，就会丧失应付环境变化的韧性及创新的活力。
生命系统内在地包含着多样性，各单元由差别、矛盾、对立与冲突，走向互补、融通、和谐与统一，构成活的有机体。其中核心支配着整体的运行，协调各个部分的功能。一旦有反组织力量，如病毒、细菌、癌变、官僚、叛徒、内奸、邪教、山头、黑社会与宗法势力滋生并蔓延，低级的异己的生命单元就会侵占整体生命的内部资源，扰乱其结构和秩序，并危及整体的生存。
生命间形成多元共存的交往，绵延不息的历史。
生命是从混沌中演化并绵延下来的。个体从诞生、成长、生息、衰老到死亡过程中，只能自我养成、复制和传递，而不能由外力进行机械构造。生命的进化历程中，不仅有物质、能量的新陈代谢，更有生命结构、信息的传递与变异。
生命有自己内在的、连续的时间尺度。历史进程不只是机械的运动、位移、转移、排列组合，而是不可逆的发展、演变、进化、"格式塔"变换。环境只能顺着已有的性状改变它，鲸仍然保持高级哺乳动物的特点，再不能变成鱼了。
低级生命的遗传、变异更多依靠大量复制和偶然机遇，而高级生命繁殖后代则保持更多的内在稳定，自主，创造及综合。
高级生命依靠两性个体的交配、相邻种群的杂交繁殖后代，这样形成的族类既包容多样的选择，又保持基因的稳定。生物选择要保持多样性，养鸡人常常选择那些最有经济效益的鸡，品种就会越来越单一，一旦有缺陷，再选择的可能就少了。
生命是个体的，除非有共同渊源，并相互影响，相互间就没有先天的相似性。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只是由于它所属的物种处在共同的进化系列中，才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生命创造的奇妙特征：不断从无到有，从混沌到秩序，从偶然到必然，从自发到自由，从结果到新生
所谓创造，就是无中生有--从杂多可能中排除外在的偶然，自由选择某一种合目的的现实--这是生命的最高本质。
人的创造不拘泥于任何既定的力量--传统、外来、现实--既有肯定、维护、坚持，也有否定、背弃、超越、融合。
仅从唯物主义的必然规律如物质守恒、能量守恒出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不能凭空产生，就不会有从无到有。然而生命体的结构、秩序与信息总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生命存在都是个体与种群的创生、复制、进化、灭绝。
人在孩提时代，言行举止尚无确定的约束，不为既定存在所遮蔽，无所适从，因而可能的、潜在的选择很多，自由想象、挥洒的空间极大，经常有不符合常规逻辑的选择，因而于鲁拙中显出天真、丰富、多样、灵气、生动、活泼、烂漫。
文明人越驯化，越"成人"化，小孩越只是"它"，尚未分化的混沌的原创性越少，人们的感觉也越趋于单一、凝固。一个民族历史越是深厚，文明的程度越高，规则越明确；穿着打扮也越没有色彩，言行举止越循规蹈矩。
原始民族接近自然，具有未经人工雕琢的丰富性、神秘性，原始艺术更有余地，更具诗意，更具原创性。相反，市井化的人们成型的知识丰富，但想象力贫乏。依赖熟透的文化成果，难以摆脱自己已有，包括外面传来的规范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