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实业、办洋务、开矿山、修铁路，都是模仿洋人的做法；大跃进，向大自然进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样乌托邦，那般诗化的激情，说到底也不过"衣食无忧"、"吃饭不要钱"，浪漫的童话破产后，仍是饿肚子的局面。
西方现代文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内心里缺点什么？
现代文明有两个典型的体现：其一是科技，科学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用客观的尺度揭示自然现象的规律。现代技术，以精确的、实证的理论所揭示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区别于中国发达的古代技术。其二是法制，法理原则是人们共同认同的契约与规范，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法律，以认同超越个人权威和意志的普遍公理为前提，区别于中国传统法令。
科学规律与法理原则，在英语里共用一个词"Law"，其实是从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一脉相承下来的。
希腊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来自那里特殊的手工业与商业。工业生产不同于顺应农时的培养、等待、收获，它是非自然的制造和人工的操作过程，需要超自然的想象和创造，要有专门的设计，精确的计算，严格的逻辑思维。
理论需要与实际相对脱离，才能上升到普遍原理、共同原则。它轻视被动的物质、质料、材料、原料、载体，强调它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理念、形式、规律、原则、规则、规范、知识、信息、框架、模式、模型、结构、基因、蓝图、方案。
科学要求实证，但要从逻辑、数学、几何模型、设计图纸开始。由逻辑和数学引导的理论科学，以探索自然背后的规律为目的。它所引导的现代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在现代工业里，事先设计蓝图，比准备材料与基地更关键。
西方素有"信仰高于一切"、"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有学生问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德便以两个硬币打发他走人。
在罗马帝国，从希腊哲学演变出来的斯多葛哲学，以理性原则为城邦生活制定普遍规则，形成"罗马法"。
西方文明的内在文化基础，是自古希腊那里继承的理性主义与从希伯莱那里得到的信仰主义。在中世纪的教士、日尔曼的贵族、近代大学的知识分子与城邦公社的市民阶级共同维系的。其中，教会与大学构成文化上层的象牙塔。
人们以为，"现代化"就是金闪闪的法制、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它们所需要的理性、科学，突然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一扫过去的黑暗，否定教会、神学、贵族。却不知，在现代文明的原创历程里，这些新事物否定的正是孕育自己的文化母体。
现代工商业文明就是这一特殊文化对于世俗生活的超越、提升和教化。西方就是凭借着科学化的技术、法制化的市场，在外部呈现出强大的竞争与征服实力，造成了几百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西方中心主义运动，把全球联为一体，划分为西方与东方。
现代文明的蓝图就是西方文化，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就是权威和中坚阶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信息也是产业，文化比财富更重要，大学是现代文明的火车头......。高科技就是讲究全面的认识、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设计、非凡的创造。
【对以上思路，韩德强先生十分机敏地提出质疑：近代工业革命始于瓦特改进蒸汽机，而瓦特不过是个工匠，工匠哪里都可能有，与希腊哲学无关。过去，我也只知道瓦特是个工匠，这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结论来！但回头却发现，瓦特决不是个普通工匠：他从小受过比较系统的科学训练，他能创立"马力"等概念，可为佐证；他改进蒸汽机是在格拉斯哥大学实验室完成的，并且受到一位科学家关键性的理论指导；他还是著名的科学俱乐部--伯明翰太阴学会的成员，后来还更加入英国皇家学会。--再版补记】
本来，每个民族都是独立的文明体系，特别在高级文明内部，成熟的文化内核就像遗传基因一样不能以外科手术随意更换。不同文明体系并没有普遍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模式，不能简单用一方的标准评价另一方的程度高低、品质优劣。
但是，西方人把现代机器轰隆隆开进古老的东方，带去新奇、舒适、效率，让人羡慕、诱惑、嫉妒。它蛮横霸道、巧取豪夺，造成东方的相对贫困，陷入不可自拔的依附、奴役地位；它随意征服、支配"落后文明"，使东方传统瓦解，新的人格、国格和社会秩序却无从建立，多元文化日趋衰亡，由失落、屈辱走向腐败、动乱，以至毁灭。同时，西方民族唯我独尊，失去外来文化的滋养和挑战，变得日益保守、僵化、傲慢、自大。【今日美国，新保守主义成为主流，就是典型表征。】
文明的挑战也激发一些民族觉悟，形成内部团结，奋起自强图存，赶走外来势力，努力造出自己掌握的机器。但这种自力更生的革命常常只是一阵激情，没有深刻的、有底蕴的内在文化创造作后盾，只是简单地、急功近利地仿造别人现成的东西，虽然能够形成局部和表面的繁荣，但不仅不能最终赶上西方，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不留神便回归到相对落后的位置。
不断地开放和变革可以使一个民族努力保持与现代潮流同步，但只是一味地做些低层次的模仿性建设，而不从内心的文化层面上做工作，结果赶超西方的现代文明只是一个永远的梦想，并且经常被内部的腐败、争吵、动乱和革命扰醒。
由天国到人间、由内心世界到外部世界、由文化到制度到器物的现代建构，是非西方民族先天缺乏的。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在经历本世纪激动人心的民族独立之后，如今大多在以上序列的不同层面上徘徊。黑非洲、东亚国家处于这个序列的两端。少数穆斯林国家奉行拒斥现代文明的原教旨主义，印第安部落和澳洲土著则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
今天，西方跨国公司长驱直入，在全球开拓它的原料、劳动力基地，生产车间，特别是消费市场。边缘国家只有低水平、无创造的建设，日益依附于外部，势必放弃自己的尊严、自主性和能动性，从而永远居于劣势。这种让许多西方人都厌恶、害怕的全球化，我们却美美地粉饰为"国际接轨"，张开怀抱迎接它。
●百年中国，人们梦想着富国强兵，超英赶美，四化接轨，结果不是水中捞月，便是诞下个平庸呆板的怪胎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始创"黄祸论"）曾看到两种不同使命的东方人：日本的留学生和中国的采购官员。他以德意志人特有的文化眼光预言两个民族30年后的不同命运：一个成为东方强国，一个更加懦弱腐败，受人宰割。他言中了。19世纪的日本明治维新，由一个中世纪国家崛起为一个强大的东方帝国，不过30年。【钱谷风《大清王朝的覆灭》，学林出版社】
近现代中国，富国强兵、超英赶美、四个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梦想一个接一个，好端端的事情结果常常胎死腹中，或在折中、妥协、变通之后，产一些平庸呆板、非驴非马的怪胎。
20世纪下半叶，十亿人民卷入变革的激流中，工业化经济建设总是热火朝天，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也曾天翻地覆，"文化大革命"更是史无前例。如果以社会运动的激荡程度来衡量进步，以有形的财富、产业、工具、队伍、成果以及制度、知识、作品来衡量发展，那毫无疑问，中国一直在狂飚突进，日新月异。
我们常骄傲地说，中国只用二十年（五十年），走过西方一百年（两百年）走过的路。但是，所有努力只是简单抄袭。没有心灵的反思和觉悟，行动上的豪情和冲动并不能掩盖人内心深处的消极性。在我们内心，既丧失了传统，也没有赢得现代，几乎一片荒芜，表面结果背后付出的，是丧失自主能力的根本性代价。这种"现代化"没有在外部挑战中凝聚的信仰与理想，没有新理念支撑的精英集团，没有理性、公德、法律、契约约束的社会生活，因而充满着误区、盲点和陷阱，腐败越陷越深。
山西平遥古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上的最后一线建筑遗存，当初被列入彻底拆毁规划时，文物保护的任何理由，都被当地政府以阻碍经济发展的"硬道理"挡回去了，最后是"有利于发展旅游经济"才说服人而侥幸保存下来。
1994年在广州看到某报纸通栏大标题："大刀阔斧破旧寨"。我的一位朋友有理由为之辩护，他住的那栋旧房是典型的南洋风格，据说孙中山还住过，买来不到一年，市价已经涨了一倍，纯赚数百万--不是旧房值钱，而是要拆了它卖地皮。
同期，有报纸报道，一位土改工作队队长出身的要员视察某地，仍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鼓励当地干部。从南方到北方，中国男人堆里则流传着一句话：牺牲一代少女的纯洁，赢得经济发展的契机。--据说取自邻国发展经验。
在我们这个"穷了几千年"的国度，人们想富都想疯了、傻了。世界艾滋病日，电视新闻报道，中国艾滋病患者人数正可怕地以几何级数剧增。随后一官员出面总结，开头一句竟是"艾滋病的蔓延，从长远来看会损害中国经济发展"。这种愚蠢的"升华"，让人联想起昔日的意识形态逻辑--血吸虫不利于"抓革命捉生产"，缺碘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成长。
现实主义者理解的"现代化"，首先落实在物质消费生活，然后才是生产方式，再是技术操作，最高也不过是科学知识。归根到底，只是有形的物质、可享受的实惠、有用的结果，而不可能是西方文明的整体面貌，尤其不可能是其背后的文化内核。
改革开放与满清后期的改良运动非常相似：先器物，再制度，后文化，即以物质资料→成套设备→技术体制→科学思想→精神信仰的顺序，一步一步被动地接受西方模式和国际秩序。人们追求得势，或依附并仗势于人，而信仰、公理、法律、科学、民主等却被撇在一边，只是需要时当作粉饰。没有人像西方教士、贵族、武士、知识精英那样，确立一种普遍规则。
中国教育、文化、科技的投入严重不足，即便在发展中国家里的排序也在最低者之列，这是历年来人们呼吁的焦点。人大立法要求世纪末达到4％，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实际上只有2.58％。战火不断的以色列，这个比例却是8％。
人们并非看不到，没有高新技术，经济不可能有质的增长，而高新技术的成长必须以人的文化教养的整体提升为前提。但这条路太远，拐弯太多，很玄，不如回到现实，开采现成资源，刺激内部消费市场，廉价出口简单商品，可以立杆而见影。因此，好大喜功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只能想到以宏伟工程启动和刺激经济，没有人关心由于愚昧和腐败造成的巨大浪费。
利益竞争作为一种现实动力，是能造成经济的表面繁荣。但这需要相应的政治、文化秩序为前提。单纯的物质追求是不可持续的，既没有深度的创造力，却会带来物欲横流，穷奢极欲，腐败成风，礼崩乐坏，公共资源流失，社会结构失序。
我们被外力拉进市场，一时的模仿和追赶的确是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有形的差距缩小。这甜头给人以乐观的期待，让人一厢情愿地梦想超过西方，然而这却是不可能。于是，人们将这推给50年、100年后的未来。问题是，这有形领域的模仿、照搬、赶超是以目标的先在性、既定性为前提，即是以自己与目标的势差为动力的。当差别缩小，进步的动力也随之减小。
经济赶超造成严重的内部利益冲突，特别是社会腐败恶性膨胀。人们这才想到进一步的问题：变法维新－体制改革，寄希望于民主与法治，一种摆脱个人意志而服从于普遍正义的体制。然而，任何制度都需要人的建立与认同，而人是活的，受着自己的观念支配，当人们都只有功利主义考虑的时候，普遍的公正便只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不可能是实践的认同，民主制度也就只能是一种梦想。在体制上改来改去，仍然徘徊在权力调整和利益再分配上，无法超越既定的功利逻辑和实力法则。
既得利益者形成集团不会自动放弃优势地位，并给予人们平等权利。在政治本位的格局中，至尊的权威本身孤立于动荡的权力宝塔上，居高临下把一切纳入自己狭窄的秩序和进程里。即便他想改革，也提心吊胆地害怕基座不稳，稍不小心就可能鸡飞蛋打、身败名裂。因此面对危机，他们倾向于严防死守。这样对付底层反抗者，多数人的普遍正义无法实现，势必激发出"阶级斗争"的幽灵，一种难以化解的抑制与积怨、压迫与反抗、反动与革命的紧张关系。即便反抗者成功了，又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开始下一轮对峙，一场又一场无休无止的内耗便这样周而复始。说到底，这是一个民族面对外力挑战的自我纠缠。
●如果没有普遍的理性思维，实用主义与神秘主义、科学崇拜与迷信邪教、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就是一回事
农业生产对象是庄稼和牲畜，都是生命，靠人的直觉经验掌握其生长的规律，收获的物质财富都是天然的。农民依赖自然，与天地相谐，凭直接经验操作，无需彼岸信仰－理性思维－自由思想；他们思维朴素、直观、模糊，缺乏通盘的、批判的、长远的考虑，没有刻意的创造，只需长幼继承、互相模仿、经验积累。"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调的是物质基础和实干精神。
农民总是边学边干，摸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出真知，长见识。这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建设，改造自然的程度较低。文化精英和官吏们几乎不介入生产活动，农业文明改变自然的程度不高。但以天人合一、回归自然、反璞归真的逻辑来衡量，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很高。传统艺术，不重形而重神，这种妙不可言的生命体验，是一种不能赋之于形的生命意韵。
中国有发达的算术，可是理论数学、几何学几乎没有，一些孤立的发现构不成理论体系，更不能像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推动科学理论思维的发展。算术只是一种有用的计算技巧，而数学却是纯粹的兴趣爱好，纯粹的智力游戏，精神性的活动，这对农业社会来说太奢侈了。中国人停滞在祖冲之圆周率之类的高超结果上，西方数学和数理思维却成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支柱。
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原则。中国人缺的是前者，追问自然，虽有一个陈景润，但几乎没有哥德巴赫。
同样的理由，中国的天文学满足于天象的精确测量和历法的推算，只有直观的、模糊的天体模型；西方人却站在上帝的客观位置上，建立了精确的、实证的天体模型，为了地心说还是日心说之争，脑袋都不要。结果，后来者居上了。
尽管中国世俗社会，包括消费性商业、实用技能、生活艺术高度发达，但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这些都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工业化。人们只是在感性层面上懂得"经世致用"、"衣食足知礼节"、"人为财死"或"饱暖思淫欲"的道理，过于务实，过于世故，过于早熟，缺乏的倒是文化修养、理论思维、科学精神对于普遍原则的理性把握；"杞人忧天"遗笑千古。
中国没有凌驾于全社会的宗教文化组织，缺乏普遍的理性、超越的信仰构成的精神体系；没有全民性的高级宗教，"宗教"一词常与迷信、邪教、神秘主义、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秀才不是知识分子，官僚不是千年贵族，暴发户也不是中产阶级。
中国人理解的现代文明，首先是物质消费、生活方式，然后是生产方式、体制运作，再是技术操作、法律程序，最深也只是科学理论、法理思维。由于人们没有内心的乌托邦、象牙塔作平台，没有纯粹的理性思维与自由创造，只见现代文明的外壳，不见现代文化的生命；在经验主义背景下照搬西方理论，会形成没有活力的教条；但走出教条主义，又只能回归经验主义的原点。
由于只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理性，加之一个熟透的文明对外部世界特有的矜持，人们对于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和把握，无法直接深入内部，只能由外部向内部、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层深入，并且经历十分艰难的过程。
近代中国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不得不移植西方文明，可也是从实务开始，先买坚船利炮，再引进技术，再引进制度，最后才想到科学和民主，想到人本身的革命，文化与精神的革命。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不是洋务运动，不是戊戌变法，也不是辛亥革命，而是新文化运动。此前的一切努力，都只能算序曲。此后才有共产党，有了新的国民党，及其黄埔军校。
革命队伍里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只有他们才能相对超越于当下的利益算计！但是，这种年龄优势很快就会失去。
要在传统之外走一条现代的新路，又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外部器物和制度，首先要有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现代理性文化的认同，必须建立民族内在的文化－政治－经济动力体系，以自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姿态把握自己的变革进程。
仅仅以经济为中心，与国际接轨，靠沿海地区简单地输入现成消费品、生活时尚、成套设备、软件及现成知识，只会沦为世界大市场的消费者、边缘、附庸、累赘、垃圾倾倒场。越想赶超先进，越是失去自我，没有后劲，被人蔑视，最后分崩离析。
只有真正不为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知识分子，站在可以俯瞰整个人类文化的高度，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但这样的"观察卫星"，差不多被我们的社会忘却。"放卫星"、"假大空"、"唯意志论"，其背后也是政治功利主义的考虑。
我们最缺乏的是理论思维，可在经验主义的背景下，一接受什么理论就只能教条化，一放弃教条又什么理性思维都没有了，只剩下物质利益和本能欲望，顶多再涂抹一点道德的油彩。"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口号在中国特别响亮，针对的是教条主义，但教条主义的根源，恰恰在于自己没有理论，只能照抄别人"本本"里的理论做教条，结果踏空了，走不出来。
现在人们说的象牙塔，不过是教条主义理论，或者一些模仿西方的陈旧教科书。可那不是真正的象牙塔，只是陈年茅草屋。中国式教条主义与西方经院哲学不同，它有更明确的功利目的，是为某种政治理想或者政治权力服务的。直到今天，哲学等基本的人文学科仍被纳入"政治课"的范式。这就是说，它们就不再是这些学科本身，极左教条的"神圣"是假的。
真正神圣的东西不是以人的功利目的、政治立场而存在的。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尽管也与时代的精神需要有关，但它本身独立并且高于现实生活，具有最大的超越性，因此它为现代科学与法治的孕育做了思维上的训练和准备。科学不是技术，哲学不是政治，历史不是功德碑，文艺不都是"诗以言志"，道德理想不能是说教，不能直接以"管不管用"来衡量。
科学与民主，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两面旗帜被引进来。然而，没有理性精神，它们就无法摆脱传统巫术与专制。
科学在现代汉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连意识形态也以之为标榜。但那种神圣教条、静止理论、有用知识是没有灵魂的僵化模式，而不是一种认知追求、思维方式、探索方法。今天中国，科学尽管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却落到形而下的实用主义目标上，沦为经济建设的技术操作工具，仍然没有自身的独立追求和选择尺度。科学精神仍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里。
●当下文化、教育、科学只存在于外延、数量、骨架、功用上，而内涵、质量、灵魂、本质上几乎完全空缺
经济增长、政治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文化建设，这似乎是共识。
可是，在传统文化烂熟而现代生活表面化的背景下，当下各级文化部门所经管的文化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就是拨多少钱，养活多少文化团体，出版多少书报杂志，建设多少楼堂馆所作为文化设施。就是遇到什么大事，给抹抹文化化妆品，几支歌舞、几台晚会、几部作品、几套设施、几处基地、几个楷模，逢着什么日子放两个大气球，挂几幅标语，还有些彩旗、鸽子什么的表示喜庆。这些没有内涵的外延性产品，附属于消费生活的娱乐、装饰、时尚和点缀，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毫无意义。
有一种对文化的理解，以道德来制约物欲膨胀。可是，孤立道德仍只是协调人际间功利关系的外在规范，仍然没有走出世俗生活，没有深入人们内在世界，没有在自由意志、客观认知、终极关怀等超越的层面上拓展广阔的精神空间，反而强化了世俗功利主义。这种外在防线面对放纵的物欲，很容易土崩瓦解。假大空的舆论宣传高高翘起，天平落回利益一端。
今天，尽管人们认识到，文化与政治、经济必须协调发展，法治、伦理、科技、知识、信息及创新能力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但人们对于现代进程的整体把握，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一方面摆脱不了极左政治的阴影和陈腐意识形态的偏见，另一方面又受到市场经济的夹击。现代中国社会建构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只有外部形式，而没有内在灵魂。
经济：只见西方生产力的物质外壳，不见背后的文化灵魂；用传统农民的方式搞工业化，模仿西方的今日当做中国的明日。
政治：革命、改革的目标定位于人之外的体制，把矛头指向自己以外的他者，结果陷入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相互争夺里。
法律：没有人心对普遍的法理文化的自觉认同，仅在法律体系的表层上敷衍，结果非但不能规范社会，本身最是不清不白。
文化：要么缺席，要么只是经济、政治的工具，只是摆设、装点、表演、娱乐、消费及学究式的抽象概念，没有精神生命。
教育：教学只是传授知识，学习只是接受知识，这种知识教育与传统礼教本质上完全一样，只是将传统知识换成外来知识。
科学：知识被固化为真理，掌握现代科技与听信传统巫术、迷信在思维上毫无区别，科研只是知识推演，或解决实际问题。
伦理：精神文明道德化，其出发点是传统功利主义；道德规范和人情尺度基于对自由的抑制，因而日益空洞、虚伪、肉麻。
历史：没有真正的历史记忆，只有随心所欲的褒贬评价和传奇故事，用现代教条（阶级斗争、社会发展）肢解真正的历史。
哲学：思维出发点是粗俗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更容易走向空洞的教条主义、功利主义，实事求是反成了最无聊的空话。
宗教：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彼岸，文化的提升不高，后劲不足；教条化的意识形态信仰一失落，迷信邪教便乘虚而入。
从打开国门到现在，一个半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能在理性文化的层面上与西方对话、交流，自主地创造自己的现代文明。因为摆脱不了西方的强势现实，只有以弱势心态，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所谓世界潮流、普遍规律。
人们比较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成败，仅仅看到政治和经济改革两个维度，提出孰先孰后问题，其实这并未得其要领--恰恰忽视了文化教育这一维度，至多谈到了与政治直接相关的意识形态，要么是空的，要么是假的，都是实用主义的。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在教育。这就是说，人本身的文化提升滞后于外在生活的"现代化"。
对此，人们仅仅从外延上，即从结构规模、投资比例、效益大小等有形的方面来理解，却没有从内涵上，即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创造能力等无形的方面去理解。外延上的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而内涵上的肤浅、空洞、畸形发展尤其糟糕。
文化的误区：脱离人的生命冲动、自由意志、独立思想、道德良知、情趣体验，固化为道德楷模、集体纪律、法律秩序等外在形式，或者等同于于风俗古迹、学究作派、知识结论、技艺工具，热衷于装饰摆设、宣传仪式、表演作态、娱乐消费。人的文化与民族精神在噪声和垃圾的泛滥中失落、消解、毒化。
教育的误区：没有宽阔的文化视野，没有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而只是为经济（过去是政治）建设的需要，把人当作"螺丝钉"来培养，成为社会及市场的服务工具。实用主义的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覆盖了主体的人格与修养，以及自我选择能力、自我学习能力、主动实践能力的培养。
科学的误区：脱离文化、教育的母体，没有为科学而科学的探索精神，没有好奇心、创造欲及理性思维，只是正确结论、现成知识、实用工具。它虽被捧为"第一生产力"，却并没有创造力，不可能形成领先世界并推动社会生产的高科技；这种"一用就灵"的现代巫术被供奉起来，恰恰成为一种迷信和愚昧。
一个社会里，多数人受客观环境、人际关系及制度体系的约束，在既定的文化价值体系里，运用相应的知识和技术作为手段，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但是，决定着知识进步、技术创新及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却是升华和变易着的文化精神。
知识与技术是外在于人的工具，而不是人和社会本身的目的和价值。人最根本的生存状态归于人文精神。
缺乏真正的教育家、文化人、领先的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就没有教育、文化与科学的生命和灵魂，投入再多也是无效的，只能造成虚假的繁荣。官场腐败损害的是国家的肤肌，而徒有外表的学术腐败泯灭掉的是民族的灵魂。
科学用实证的、精确的、对象化的尺度探索客观现象的规律。技术是为实现人的某种目的和需要而运用的有效技巧、手段、程序、方法。社会科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社会管理是以技术方式操作社会事业。
文化之根在人内心深处的灵魂，是不可模仿的，不可照搬的。一个没有文化信念和底蕴的民族，没有理性原则的民族，是决不可能真正崛起的！处在现代社会的大变迁中，既要主动适应和接纳世界潮流，积极参与竞争，以变应变；同时又要提高公民内在的素养，培植人文精神、民族意识、传统意识，保持独立、自主和个性化的创造能力，积淀后劲，以不变应万变。
没有象牙塔，何谈走出象牙塔！
●人自身的建设与外部生活的变革完全脱节；有科技手段、战略管理、意识形态，缺乏人文意识、民族精神
人们从工具主义出发，以为有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再加上意识形态，就能建构现代文明。他们对教育、文化、科技及知识分子的理解，也是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工具观，不关心人的自由发展所需的氛围与环境。
人在根本上是自由选择自己价值的，人的本质就在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人创造了包括科技在内的一切文明，并且不断超越它、变革它。因此，科学技术只是现代生活的手段，人文精神才是社会进步的内在目的和根本动力。
意识形态是指支配人和社会的价值选择体系。广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人文文化，但通常狭义使用的意识形态，是以特定社会政治信念为基础的宣传舆论体系。在西方，基督教信仰已经融入人们普遍认同的理性精神中。因此，其狭义的意识形态特征淡化，文化趋于多元。只有在特定背景下，例如针对某一敏感问题，某一特殊挑战时，才会突现其意识形态倾向。
非西方民族在传统体系被西方瓦解后，人们丧失共同的精神信念，需要选择某种特定信念来统一思想，重建文化权威与社会秩序。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这种信念能否让传统与现代相耦合，是否具有与别的价值系统保持对话和交流的活力。
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建立在农业生产之上，伦理道德、天人观念与现代生活相差甚远，且早已烂熟以至于腐朽。近代，由于追赶西方之迫切，只看到西方文明的物质外壳，却看不到西方两千多年哲学理性、宗教信仰相结合所形成的文化内核。
五四以后，千年传统成为思想解放的众矢之的，人们意识到培养新人、新文化的重要，纷纷寻找救国救民的意识形态信仰和理想。人们没有超现实的彼岸的信仰，只能看到自己当下的现实需要，因而重工具轻学理，重实务轻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是现代人文文化的创造性结果，开辟了社会变革的新局面。但由于一元化的教条形式窒息了思想和学术生命，人文文化的活力与社会科学的内涵日益枯竭，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沦为宣传和论说的工具，不仅不能超前时代，引导社会，反而跟不上经验性的改革步伐，为人所轻蔑。这样，文化建设严重停滞。
20世纪50年代，朴素的人文情感和传统人文素养余温尤在，60年代则已造成意识形态统一化和教条化，到文革时则变得歇斯底里，随后冷却，陷入彻底僵化、窒息的状态。70年代末，意识形态渐渐解冻，恢复生机。但新文化的生命却频频遭遇旧体制的打击，形成周期性的政治与文化的冲突。90年代的经济大潮之下，人心浮躁，疲于应付，人文精神几乎空白。
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本来很少，人们在日益边缘化境况下，容易偏激，或玩世不恭，或学究化。人文学科结合着人生与社会的直接的体验、感受、反思、选择与批评，其价值判断会与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此独立的人文思想严重匮乏。
中国现代科学是为了实用目的而从西方引进来的，而且主要只是现成的知识和方法，尚未构成独立而完整的科学传统--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学府和学派；工程技术是经济建设直接需要的工具，因而工科比理科和文科更受重视。
口头上说"又红又专"，实际上大家都清楚："红"是虚的，只是政治服从和道德操守，"专"才是实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经济建设成为重心之后，科学技术地位更加突出，可它的生命与动力之源，文化教育反而萎缩。
老一代职业革命家出身的政治家退出岗位之后，党和政府的决策与管理自然落在工程技术人员身上。此后，与科学技术操作方式同一层次的西方社会科学与管理方式也引进来，逐步成为思维的主角，而教条化意识形态退居配角地位。
于是，人们的"现代化"就是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消费品充裕，是仿效西方物质生活，羡慕西方文化泡沫，却没有人本身的文化提升。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洪水般奔腾的新事物几乎吞没了一切。技术专家、实业家、公务员切身感受到一切具体的、实在的事物都在变，但他们看不到，也想不到还有什么信仰、理想、价值、尊严是永恒的。
这时，文化建设只能让人联想到抽象的政治口号、道德忧患，不能从人的需要本身去理解。教条主义的僵尸经常在游荡，障人耳目。一些学者试图从传统文化的故纸堆中发掘出现代精神，学术上是积极的，但心态上常常是消极的。
西方文明以一千多年宗教教化以及更久远的哲学训练为铺垫；从文艺复兴到今天，他们解放了几百年，基督教信仰与理性精神不仅没有反掉，而且渗透于科学、文化、教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的深层，成为人的心灵归宿和灵感源泉。西方人的日常生活的选择，也是人文的、价值的因素多于科技的、工具的因素。化工技术、核物理技术、基因工程、生态工程，常常引起人们的恐惧、争论及抗议。这在我们看来，反而不可思议。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也重视人的生命整体性、全面性，不鼓励专门领域的分化。孔子主张"君子不器"，完整的人不同于凝固的器物，不拘泥于特定的功能。但这一卓越思想仅限于单纯的人生境界，没有成为普遍的世界观，而且只是少数至圣之人能够达到。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则被具体生活的利益及习俗支配，在家庭、家族、村庄、土地、房产、庄稼、气候中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因此，这一人生理想与现代文化无法直接过渡。
一个对象的意义或价值有两种：一是目的，一是手段。目的是合符人的追求、热爱、兴趣、信仰、理想；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条件、工具、途径。目的是"本体"，手段是"功用"。说一个东西"有用"是指它作为手段，能实现某种目的。
人的内在素养、人文精神、社会灵魂是一切"用"的根本，任何有用的东西离开它便毫无意义，而它作为目的本身，却不能以"有用"、"无用"来衡量。人首先要有人格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然后才是知识技能的提高。前者是不能说有用的，后者才是有用的。光有后者，培养的只是工匠，只是没有独立个性和灵魂的工具。不能以任何职业的或市场的标准衡量其价值。
人们在某一特定功利目的下，创造或者选择的东西当然有用；一旦超越特定的时空就会变得没用，甚至有反作用而被淘汰。人的自由创造性成分越大，创造物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可能发挥直接间接的作用。有用者无大用，无用者管大用。
●没有文化的提升，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只是利益的再分配，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人际角逐，必然走进死胡同
在九寨沟清澈见底的高原海子里，也能看到鱼群嬉戏其中。有人奇怪，为什么这清水里也有鱼呢？游人把面包屑抛下，远近成千上万条鱼便会涌来，挤得跳出水面，成为当地的动人一景。看来，这鱼也并非天国神灵。
传统中国人在处理人事关系时，尤其务实的、入世的、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和实业家，有一个基本的常识："水至清则无鱼"--这个典型中国哲理，很巧妙地将人间的道理用自然界的现象比喻，清澈透明、毋庸置疑地表达出来。
这句名言每每在关键处，总能让人恍然大悟，能将原本复杂的人事理顺、摆平。它渗透在整个文化心理的深层，作为一种心照不宣的道理，支配着民间、官方、学者，甚至青年学生的言论和行动。自然，它与改革的成败息息相关。
不给人好处，就干不成事。这令道德家们摇头，也让人经常怀念过去。在意识形态信仰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朴实，大家以雷锋为榜样，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集体、为国家、为人民、为事业、为理想、为主义献身。
但是，后来人们却发现，在那冠冕堂皇的幌子背后，在普通人都在傻瓜似地"狠斗私字一闪念"时，在不公开的地方却在上演着利益的引诱、谋划、争夺。这更加强了后来人们对简单的"唯物主义"原理的真实感和切痛感。
只有凭借现代理性之光的照射，透过日常生活与世俗观念所沉积的感性内涵，才发现无论是"水至清而无鱼"，还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是一个十分有限的道理：人要谋生，要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此外，任何内容都没有说。这个明明白白的道理固然没有错，却只是动物的共同起点，如果当成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和原则，就只能在极低的起点上徘徊。
悠久绵长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无法突破世俗消费文化的繁荣极限，升华不到新的境界，每每在极限上停滞、腐败、崩溃，中国之所以比俄罗斯、日本、韩国要迟钝得多，改革进程之所以有陷入腐败深渊的危险，每个单位之所以看起来极其简单的事情上乱成一团，反复无常，陷阱无数，聪明无比的当代中国人之所以在今天世界上反倒更缺乏创造能力......。
原因很简单，就在这种看起来清澈透明、毋庸置疑的中国哲理--它，一种动物哲学，将人降格为动物--既然变革就是利益调整，有人倒霉有人捡便宜，于是讨价还价，明争暗抢，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最后大家都活不成。
在这种动物哲学里，人就是禽兽，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精神文明、思想原则，不过是披的一层漂亮外衣。
仅在政治－经济平面上的改革，没有文化目标的导向，没有精神创造力的提升，只靠个人利益和外部力量来推动，以公共资源的流失和旧秩序的瓦解为代价，必然陷入利益集团的相互纠缠，原地打转，或者走进死胡同：不改等死，改则促死。
务实的改革，前期效果明显，资源都转化为消费资料。但浮财分光，国库空虚，贫富分化，表面上的虚假繁荣背后没有回旋余地，秩序混乱而不可收拾。尖锐的利益冲突最终会造成社会的崩溃。回头再搞掩饰性的文化建设，只能自欺欺人了。
这种改革逻辑基于两个似是而非、牛头马嘴的观念前提：一是中国传统顺其自然的思维。人们一厢情愿地相信凡改革总是好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然而，传统自然主义的宿命是治－乱、分－合的周期性循环。轮到无奈的结局时，只有自认晦气，或者责骂别人。
二是西方社会必然进步的观念。近代自西方传入的社会必然进步观念让人相信，循着他们成功足迹向前走总不会错。可是，西方现代社会建立在理性文化基础上，而我们却只有从实用主义价值观出发的简单的经济、政治模仿。
只在现成的利益格局内实行调整，必然造成社会无休止的内耗和争吵。旧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只要自己拥有特权，宁愿维持社会的低水平，而不愿意为社会普遍提升到新的水平而失去特权；新生力量要么被压制而无法成长，要么就是从非常途径暴发；暴发者由于其根不正，来路不明，没有合法性，不仅不主动承担社会重建的使命，反而成为腐败和动乱的根源。
每个王朝只想维护一己之天下，从来超越不了这一理想。从鸦片战争到清王朝崩溃共有70多年，这个拥有几千年世俗智慧的民族却激发不出一种自救的力量，死到临头也不觉悟，因为人太务实了，目光短浅，小聪明太多，只是经营自己眼前的利益。清王朝不是没搞过改革，但都很快断送在利益集团的角逐之中，大家都在算计自己，算计别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大家的性命；聪明反被聪明误。人们善良的期待一再破灭，革命之火一经燃起，便再也扼止不住了--尽管更新的政改方案已在酝酿。更糟的是，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闹了一阵，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却也没有新的建设，只留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烂局。
官场腐败经常查不下去，遇到各种软硬保护伞、人情盾牌。因为腐败成了权力运行的润滑剂，成了凝聚各种大大小小利益集团向心力的资源。要让手下的人踏实干活，没有些恩惠、没有些利益的诱导，便撑不下来。只要不出大问题，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越是能团结一批人。即使出了事，也要多给人担当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才能赢得圈子内的拥戴。
更加恶劣的是，许多靠投机钻营取得地位的人，无论是政客、商人还是学术名流，内心是虚的，便要以比自己更流氓龌龊、更无法无天、更不学无术的人填充自己的麾下。一旦有个较真的人出现在身边，会感不安全，非把他拉掉不可。
听南方的朋友说，商人谈生意，必须先和对方干些肮脏的事，相互才会有信任感。把官员们拉去腐败一番，立即就让他服服贴贴，乖乖就范。于是，不知哪个旮旯里传出一则段子："你不讲，我就不讲；你讲，我就讲；你讲我，我就讲你。"
官场上的老滑头，喜欢把傀儡、恶棍提拔在自己周围--因为无能只有听从主子，屁股不干净的把柄被捏着，就只有听话，不会和人过不去。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社会总是劣胜优败，为什么一个单位，一个时代，一个家族走到末路，总是像贾府上焦大骂的，除了门口两个石狮子，没有一个干净处。"这年头，谁的屁股都不干净，还是彼此彼此吧。"
为了保证三峡工程质量万无一失，朱镕基总理指示由外国公司来作监理，这是向全国人民及子孙后代负责的理性选择。其实问题并不在国外监理手段先进，而是要回避中国人无处不有的腐败关系网。据报载，外国监理工资是中国监理的500倍。
中国人的良知何在，为什么反而不能对自己的千秋大事负责？人情关系腐败、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司法腐败怎么到了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从这无奈中不难看出，自身的奴性、愚昧，胸怀的狭隘、急躁、势利，才是民族复兴大敌。
●思维是实践的先导；实践都为特定观念所覆盖；理论来自实际而超越实际；走出象牙塔，必须先有象牙塔
有哲学家说，人是符号的动物。语言是人类的家园。人的思维、言行，约束在他从小接受并逐步拓展的那套文化观念所形成的精神空间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理解逻辑、解释语言、表达系统、操作话语。
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理论思维是社会革命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孙中山也说，知难行易，知先行后。社会变革的首要关键是建立新舆论、新观念、新思维、新理论，并支配社会的话语系统，从而赢得社会实际权力。
没有深层次上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建设，盲动于滚滚物欲和滔滔权欲，最后便只是一场浑水摸鱼。
关于实践检验真理，有几点必须强调：
首先，任何实践本身也是主观意志、动机、理论、思想、逻辑支配的，纯客观的实践结果根本就不存在。
其次，实践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也是一个不间接的过程，其间任何结论检验都不是终极的。
再其次，理论预测与事实不相符，通常情况是"事实"错了，而不是理论错了。因为任何"事实"都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人观察、陈述和解释的，这就需要概念、理论的介入，包含有对象本身的偶然性、不确定性，观察者的随意性及人为失误。
因此，只有缺乏理性思维、没有远大视野的人才会以"实践"的名义放弃理论。庸俗实用主义者们以眼前利益、看得见的实惠、可计算的效益作为社会发展硬指标，以有用、好使当真理标准，造成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不讲原则、掠夺性经营。某些官僚政客掌握着实践的权力，事先以此为他的选择辩护，事后却拒绝反思，歪曲起码的事实，甚至捏造和粉饰结果。
通常，务虚是指理论，务实是指实践。推而广之，"虚"--意识形态、舆论宣传、人文教育、理想信仰、科学认知、法律规范、道德情操；"实"--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基地设施、技术手段、生活水平、职业训练。
把"务虚"当作面子，"务实"当作内容，这是彻底颠倒了。"虚"是文化的灵魂和内核，"实"是其形式和载体。
改革开放本来是虚实并重，务实和务虚单方面都受到重视，只是分为单独的两极。务实上做得很扎实，因为是有形的、具体的、眼前的、切身的利益，而不是涉及全面的、战略的、本质的、思想的、长远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发展。务虚则是官方宣传、道德说教、形式主义，是假、大、空、官、套；谁都说，不得不说，但只说说而已，语言是旧的，人是老的，理论是空的；说的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说的什么，越说越不认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相信别人会认真，甚至害怕别人认真起来。
务实的人们一旦面对具体的事务，就把文化抛到九霄云外。在他们的心目中，发展靠外部机遇，靠紧跟西方的步伐。而且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所谓自行车原理）。但这种发展限于暂时的、看得见的、表层的、依赖性的经济领域，没有雄厚的文化科技实力作后盾，没有开拓创新的能力，不能把握现代社会价值的原创力。
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疾苦和呼声出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菜篮子、米袋子出发，从物质生活、生产力、综合国力的实际出发，从市场份额、收支核算的统计测量数字出发......，总之，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思维是必须的。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超越现实的文化视野，要有宏观的憧憬及理性的战略构想，要有透过表象的理论思维，要有自上而下的普遍理论指导，要有外来文明的参照，要有从人本身的主观性、目的性、革命性、创造性、能动性出发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否则，社会生活就会失去目的，失去意义，失去生机，陷入僵化、市侩、腐败的窠臼里。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走出象牙塔，回到实践中去，这些观念被我们重复了千万遍，看起来千真万确。但越是最熟悉、最没有疑义的常识，越是需要参照它的前提、背景及对立面。否则，就会陷入片面化的陷阱之中。
"实事"中求得的"是"，即回到实践时所持的理论才是追求的目标；从实际出发就是离开实际，摆脱当下的局限；理论要超越实际，才能回到实际改变现实；信念基于反思，理想表达激情，科学源于探索，智慧、创造、能动性不在客体而在主体。
这不是否定显然正确的常识本身，而是要强调，当常识挂在所有人嘴边上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忘记它所依赖的与之对立而又统一的前提--超越具体实际的普遍理论，不带功利目的的知识探索活动，纯粹的理性思维和终极的哲学信念。
飞机飞得再高，不能脱离大气层，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这固然千真万确。可是，如果你老想这一面，却忘记了飞机之为飞机，就是要超出地面，居高临下，才能飞快、飞远，才能视野开阔，那你就别造飞机了。理论的视野与理论对实际的超越程度成正比，正如飞机的高度与视野的广度成正比一样。最伟大的科学家不是实验科学家，而是理论科学家。
爱因斯坦除了理想实验外，从不做实验，他的理论甚至是实验无法直接检验的。同样道理，知识分子超越世俗生活的高度，与新文化建设的革命性、与人的创造性成正比。尽管理论科学仍然基于实验基础之上，宇宙飞船也要以地球作参照系。
有年春节，我们几个在外工作的本村"秀才"，被村支书、村长请去商量全村的发展。几位在政府部门、农技部门工作的，很快就制定了一个良种培养基地的计划。我学文，帮不上忙，但我发现大家都在那似乎唾手可得的利益上兴奋不已，便提醒创业者们要具备的长远胸怀和敬业精神，要有合理原则与规范。我的意见赢得了所有人礼节上的赞同，但没人往心里去。年底再回家得知，原本稳赚数十万的大好事，结果全砸了，当事人藏的藏，躲的躲，有家难回--其实总共只是几万元的腐败。
梁漱溟例举过一个心理学实验：递给猴子一个装有花生米的开口玻璃瓶，只见它乱摇一气，好不容易才把花生米弄出来吃。人给它示范，将花生米从瓶子里倒出来，它却没学会，下一次拿起瓶子还是倒腾一气。聪明的猴子为什么竟会这般笨拙？原来它眼光盯着那花生米，一心急切求食，顾不得学习和理解。梁先生感叹说，人类最大的长处是智慧，智慧有一个要点就是要冷静，要耐得住利益的刺激，静下心来，专心观察、体会、思考。只是为了看得见的利益而忙碌的人，往往得不到最大的利益。
●远水才能真解渴，文教兴国是决定民族根本命运的最高战略，代价最小、成本最低、速度最快、后劲最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上，有务实的经济战略、科技战略、政治战略、外交战略，但最根本的、最深层的却是务虚的文化教育战略，即文化战略。实施文化战略，旨在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和社会生活的文化氛围，影响未来人们的信仰、思维、视野、创造力。谁主宰了中国的教育，培养了未来的精英，塑造了民族的精神，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现实的人们从不把现实利益寄托在看不见的抽象观念里，他们对"教书先生"、"孩子老师"的尊重和信赖大多出自功利主义考虑，一些地方尊师重教的传统与那里曾经出过考上功名的权势人物相关。在他们看来，文教兴国把现代进程托付给几十年之后才能见效的人才教育计划，这是"秀才"的迂腐之见。按知识分子构造的蓝图去建设未来，是十足的纸上谈兵。
人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先要有教师队伍，要建立完备的课程－教科书体系，要将各门类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灌输给学生，然后期待他们在若干年的磨炼后，才能有所成就。那自然是远水不解近渴。与直接的现实需要相差太远。
不，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有水才解渴！文教战略是决定民族根本命运的最高战略，代价小、成本低、速度快、后劲足。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他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它就能因此而获得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也就是说要通过知识上、精神上的影响支配中国未来的领袖。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校教育宗旨便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
与此同时，外部挑战也激励着内部的有识之士展开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讨论、思考与实践。梁启超、严复等人主张中国走培养"新民"、"教育救国"之路，认为，人的改变是第一位的。兴办实业也好，暴力革命也好，移植西洋经济和政治方式，如果没有国民素养的提高，都只是"淮桔为枳"，治标不治本。新文化运动更是主张文化的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关键。胡适认为，国家可以没有军舰，但不能没有大学；鲁迅痛感医治人的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更加迫切，毅然弃医从文，旨在"立人"。
长沙的青年学生组成"新民学会"，为后来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毛泽东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文化战略思维是要根本改变二十多年来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文化建设的软弱被动局面，克服对传统市井生活和西方消费文化的消极妥协，以积极的、创造性的、自上而下的现代文化运动，激励和动员新的社会力量，推动现代变革进程。
文化教育战略的途径：以自由发展的现代大学为轴心，以党和政府力量为后盾，动员国家公务员和人民军队全员参与，调动国家文化教育资源及传媒力量，向全社会进行文化、舆论辐射，以形成全社会公众乐于接受的生存目标和发展方式。
文教兴国战略让人联想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运动，包括全民政治性表演：写诗、作文、唱歌、表态、大批判、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忆苦思甜、树模范、立标兵、报事迹。而且，西方中世纪是用比这还要荒唐而且粗野的方式普及信仰的。但现代文化运动在方式、内容及方向上，不同于低级宗教及神秘主义的扩张，不是基于简单的意识形态信仰和模仿训练，而是以高品位、多元化、个性化、对话式、开放式的大学为核心，自上而下地提升民族精神。
文化战略相当于意识形态时期的总路线，但不是政治口号化的行动纲领，不是形式化的道德说教，而是一种对全社会有凝聚力的信念、道德、思想、情感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一种培养和造就社会精英的途径，一种激励全民族不断上进的氛围。
大学不是由教育者先验地设计的文化模式来塑造新人。大学是一个自我教育的机构。只要有像当年蔡元培那样有深远的战略胸怀的教育家，不拘一格收罗人才，很快就会形成一个文化精英体系。任何一个社会里，青年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动力源泉；一旦发动并组织了社会最广泛的青年，给予他们深厚的文化熏陶，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很快由他们创造出来。
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都表明，新的政治信仰或新的生活方式，对青年人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关键是要用全面、深刻、广博、开放的文化吸引他们；克服意识形态的排它性，政治、经济的急功近利，从宏观、远程、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上开拓新天地，形成古今中外的文化融合。既要敢于实践的尝试，又要保持对于现实的超越性，不要陷入狭隘的功利主义圈子里。
以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启动社会的变革进程，这是一条最稳定、经济成本最小、最有持久的内在动力和后劲的道路。
但它的困难在于，无法通过社会、市场的力量实现最初的自立，因为它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尤其在这个世俗化最彻底的国度里，更是难以实现。这就需要最有远见的政府实施文化教育战略，通过政策支持和直接投入，来建立这一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力体系；需要有具备远大的见识和广阔的胸怀的政治家、教育家，开辟文化精英成长的自由活泼的环境。
经济特区表层上是市场力量自发建立的，但实质上是政府主持和支配下，有意撕开一个口子，给予政策优惠，这才创造所谓"深圳速度"、"海南奇迹"。旧体制里被管制、被压抑的公共资源，钻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政策空隙，在那里重新垒积起来。经济特区的成功是以全国旧体制下的经济渐渐萧条、混乱、萎缩、腐败以及大面积资源流失甚至全面破产为代价的。
经济特区旨在建立通往国际市场的窗口或桥梁，通过国际市场体系的作用，驱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并努力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竞争。它既是国内市场走出去的窗口，也是国际市场伸向国内市场的桥头堡。它使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是它只能承认并服从于西方强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中心地位，跟在后面追便可能渐渐成为定局，越来越没有改变的能力。
民族复兴的内在能力是由文化的创造力决定的。随着差距的缩小，与西方接轨程度提高，受西方制约和支配的程度也增大，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瓦解，基于自己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的能力衰退。因此，建设经济特区过程中，中国付出的直接代价看起来很小，但间接的、无形的、文化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相反的努力，这个代价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现代文明波澜起伏，没有创举就会停滞、腐败；只有20－30年的战略飞跃，而不会有50－100年的渐进演变
世界文明波澜起伏，文化中心交替更新。文明浪潮不是突然降临的，赢得历史需要远程文化战略，没有创举就没有飞跃。
农业文明无法超越自己，在封闭的圈子里周期性地兴旺、停滞，腐朽、衰落、灭亡，例如四大文明古国。
在工业社会之前，推动世界文明大综合的曾经有游牧的匈奴人、日尔曼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四处游走的游牧文明常常向外部主动出击，在扫荡腐朽的农业文明的同时，自己也被融入其中，从而形成新的文明周期。骁勇善战的游牧部落总是得势，他们靠自己的体格、战马、地域条件及其它外部机遇迅速扩大、壮大，他们来得快，来得猛，但没有后劲，消失也快。
然而西方的工商业文明，同样经历几次游牧文明的传递之后，凭借其工业装备的军事实力和市场优势向外扩张，逐步主宰了世界。15－16世纪南欧崛起，此后世界文明的中心由南欧依次递向工业化的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及俄国、美国。
西方文明先有文化的积淀和创造，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的成长奠定道德、科学、法律等观念体系，才有政治体制、技术操作层面的进步与完善，再有工业经济的发展，最后以强大实力向外殖民扩张，开拓市场，确立它在全球的中心地位。
在中国，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测众说纷纭。通常，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者，从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的前进步履中，预测50年以后成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这其中直观经验自然多于科学计算，也许还有不刺激西方人恐惧中国崛起的考虑。
主张国际接轨的乐观主义者要大胆多了。据说，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称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
需要考虑的是，在现代社会里只有20年、30年的战略飞跃，30年、50年的前瞻是很难的，更没有50年、100年的渐进历程。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一股浪潮，孕育5年，成长10年，定型20年。如果没有新的创举，最多30年后，发展潜力就会彻底耗尽。
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是没有前途的，只会停滞和后退。兴北大、建黄埔、立抗大、组西南联大、办特区的创举都是在几年间实现的。没有这些，中国现代史会一派平庸。它们留下的势能，至多能维持10年。前人留下的江山从来不可能稳坐下去的。
任何时代都是藏龙卧虎，只不过"劣币驱逐良币"的腐败现实使蛟龙变成小蛇，体制压抑使老虎变成懒猫罢了。
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能否走出政治－经济功利主义的陷阱，形成健康的文化氛围，建立远大的文教战略，营建内在的发展动力。因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不在有形的工业产品，而在于人的思想素养、社会的理性秩序、生产生活的智慧含量。
在20世纪，全球有许多震撼历史的革命运动，欣欣向荣的建设运动，气势磅礴的改革运动，包括一些极权主义的征服战争。其中有不少运动在短短10－20年里改变和影响了本国乃至世界进程：十月革命与斯大林社会主义，罗斯福新政，法西斯运动与二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主持制定的日本新体制，甘地、尼赫鲁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崛起，印尼苏哈托统治下的经济发展。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台湾也有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复兴。
但是，作为一个战略进程，大多维持在20年左右，一般不会超过30年。有的在新的改革中持续了良性发展，有的则被革命和其它势力所颠覆。如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主要是30年代建立的，到50年代面临改革，60年代以后就停滞了。
现代社会的内涵需要重新定位，不是照搬既定模式及其具体指标，是要建立能与全球各民族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文化生活、社会秩序、生产能力。当中国人能够自信地拥有自己的文化空间，生活不只是为了口腹之欲，面对西方人不再感到手足无措，当中国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当中国产品不再成为廉价商品......，全球化就不是西方化了。
实现这个目标，说难是难。改良－革命－改革都一百多年了，说人们在知识、技术、生活品质上接近西方现代文明，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要说中国人的精神接近西方现代文化了，人们的文化修养在增长，那就成问题了。
如果变革立足于人本身，就不难。挣脱狭隘的物质泡沫、浅薄的流行时尚、低级的功利观念，每个人关注自己的心灵，也关注整个社会的改良，拓展自己偏狭的胸怀，尤其是把重心落实在年轻人身上，整个民族很容易进入一个良性的状态。
中华民族是尚存最连续、最悠久的农业文明。在今天兴衰强弱关键点上，发生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社会肌体的腐败到了极点，病变还在蔓延，难找一片净土，文化也充斥着假冒伪劣，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另一方面，面对全球化不确定因素构成的机遇和挑战，如果能把外部强势力量转化为内在动力，重建自主的民族文化，那么10年、20年的飞跃是巨大的。
传统是千百年形成的，革命却只是几年几十年的飞跃。新文化运动提出"少年中国"、"青年中国"口号，固然有太多理想主义情绪和浪漫主义色彩，但文化变迁的确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人们自我改造的内在勇气，在于文化建设的深度。
未来没有定数，不是由客观宿命、文化基因、单一潮流决定的。如果说有决定力量，那就是正在成长的新人及其新文化。人的创造性引导着历史的走向。社会精英们有怎样深刻的民族反省，有多么远大的战略选择，国家就能赢得怎样的未来。
发展需要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们灵魂深处和风细雨的建构，需要由此出发的冷静思考，长期实干。但真正的崛起从来都是飞跃。把希望寄于外部机遇，随波逐流、按部就班、四平八稳、渐进积累，以为高速度的线性增长能长年保持，那是自欺欺人。
在现代传媒的背景下，从建立大学特区入手，彻底展开文教变革，实现全民舆论动员，树立公众认同新的文化权威，建构国家文化动力体系--首要问题不是给多少投入、资源怎样配置，而是给经济、政治、法治的建设，建立良性的文化基础。
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里，健全的文教体系10年经营，可以培养一代心智健全的孩子；而全面发展的青年10年奋斗，任何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马克思30岁写《共产党宣言》；爱因斯坦由16岁提出问题到建立狭义相对论，也就是10年时间的探索；爱迪生30岁时留声机、电灯等一系列划时代的发明如泉涌出；比尔·盖茨20岁开始创业，不到20年成为世界首富。
中国社会不是没有人行动，而是没有内心深处的信念；人们不是没有实际经验，而是缺乏对经验的反思；不是对西方现代生活的具体情况了解和照搬不够，而是自己与现代文化的精髓相抵触；不是没有不讲效益，恰恰是太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不是没有大学，而是没有引导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学文化。离开文化层面上的创新，埋头苦干，劳务输出，也只能简单维持生计；没有广泛的对话，传统就不能激发新的活力，就是井底蛙鸣；缺乏有主见、有个性，一开放就会丧失独立与自主。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优厚，人民充满智慧，既有毛泽东浪漫主义的革命精神，又有邓小平现实主义的务实思维。大学崛起的关键是一种文化氛围的建立，一旦开了风气，伟大的发现和创造便是雨后春笋，水到渠成，势如破竹。
因此，首要的问题不是从象牙塔走出来，把知识化作力量，把科学转换为生产力，而是要建立真正的现代文化象牙塔。
肯定能这样，那么中国的全面复兴就容易，30年就足够了；不能这样，那么就难，难于上青天，再等100年也白搭。
第二章 文化是文明的内在灵魂
2004年06月18日22:37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文化不是某种凝固的传统、体系、主义、模式、经验，而是思想、反省、探索、创作、对话本身
文化是人内心世界里的体验、思想、理解，展现在社会心理、语言、载体、环境的各层面。
活文化：人的经验、感受、体悟，以及支配言行的观念、意识、思维。它扎根于现实生活，受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的长期影响，活生生地体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里，但也不同程度地带有狭隘、粗俗、封闭性。它是所有人内心之中已有的、正在现实地起作用的文化。
干文化：文化人从直感文化里提炼、升华、超越、构造、创作出来的理论和作品，有对生活体验的表达、概括，有抽象的推理、虚构。它具有理性的、精致的、经典的品质，也可能是教条的、空洞的、僵化的、自欺欺人的。文化的发展先是为少数人内心世界创造、追求、拥有并倡导的，但也不是他们的专利。
死文化：文化的某种内涵外化、物化、形式化的产品或标志，包括公共生活和市场中的娱乐、摆设、排场、偶像、建筑、标本、文物、遗迹、名胜。这些文化成品、状态、模式、载体，以及时尚、习俗、遗存，体现一定的文化内容，但本身不具文化生命，因此它不是我们讨论的基本对象。
"文化"一词用得特别滥。尽管所谓"几百种文化定义"之说，很可能是某位故弄玄虚者的戏说，被更多故弄玄虚者讹传下来，但也体现人们对这个词的失望。无法回避的误解有：
--宣传、新闻、出版、文艺工作者的文化职业，便是吹吹打打，歌功颂德，充当"反映时代"的工具；
--教条主义者在旧的意识形态体系里，进行的文化鼓噪或道德说教，对新事物说三道四，危言耸听；
--躺在故纸堆里的学究一厢情愿地声称，要以传统文化推进现代化，整合世界文化，拯救人类文明；
--躲在现实之外里的经院哲学家，自鸣得意地构造繁琐体系，将社会发展纳入自己设计的文化图纸中；
--不甘沦落于经济大潮边缘的知识分子群体，除了自娱自乐，无病呻吟外，间或发点牢骚来哗众取宠；
--官式体系的精神文明建设，把文化作为象征、排场、仪式、装饰、形式、标本、楷模、设施、基地；
--传媒和市场将文化定位于娱乐消遣，趣味游戏，精神食品，风俗习惯，消费时尚，无非是高档吃喝玩乐；
--百姓将文化视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如知识、技艺、本领、智力、韬略、点子以及文凭、职称、资历、本钱。
这些理解无非两个极端：一是轻飘飘的、表层的、经验性的文化现象，一是沉重的、先验的、凝固的文化模式。
真正的文化既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也不是文明的碎屑，不是修饰点缀，不是奢侈消费，不是抽象符号，不是作秀表演。
一个独特构思，浪漫想象，天才创作，本是文化的片断，可一旦被人模仿、复制、表演，就会变得那样俗不可耐：
以前人们动不动就开大会，呼口号；如今则流行签名，每个小人物把自己大名写在干净的长布上，以后便扔进了垃圾桶。
作梦中的少年，用一张小纸条，写上自己深藏心底的愿望，塞进玻璃瓶，扔进大海，期盼它漂到心神向往的遥远国度。这原本一个美丽的古老童话，一被粗俗地表演出来，会显得多么愚蠢、拙劣。就有这样一群成年人，在领导的组织下，每人拿个矿泉水瓶，盛一份酸劲十足的文字，投入大海。这乱扔白色垃圾、污染海洋环境的集体表演，还通过记者大肆张扬。
人们关于文化讨论的一个焦点，乃是把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视为不同的模式，到底哪种模式优越，到底要选择哪种模式构建我们的未来。可是，恰恰脱离了文化的主体，人本身的生存状态，以及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体现。
一旦将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涵模式化，文化建设就沦为表面的、抽象的、僵硬的敷衍；教育也成为现成文化知识的灌输，实用技艺的训练，谋生职业的准备；科学则是一种权威的知识，既定的原理，灵验的方法。这样的文化、教育、科学完全没有现代生命，只有躯壳，没有灵魂；只有形式，没有精神；只有复制，不讲创作。这是精神匮乏、文化空白的根源。
学术界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围绕古今中西文化的展开比较分析，大多陷入优劣、好坏、高低等抽象原则的价值评价中。要么否定，要么肯定，要么褒，要么贬，缺乏客观、理性的认知判断。人们关心的焦点是选择哪一种文化模式，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是全盘西化，一是复兴传统，仅仅取决于论者对现实的失望，对西方的羡慕，民族的自尊心等情感倾向。
在狭隘的经济－政治二维变革中，文化只是旁观者，不能形成民族的文化战略，独立介入社会生活和实践领域。
知识分子外在于实际生活及内心的追求、崇尚、领悟、理解、趣味，不能把传统、西方、现实的资源，融入时代的探索、发现与创作里，以培植有生命活力的文化事业。文人们要么与利益集团合谋，进入宣传舆论和文化市场；要么边缘化，限于经典文本、外来文本，也就是发一叠文章，印一堆专著，评一拨奖，授一串学位，提一把高级职称，对社会变革毫无推动。
意识形态约束下畸形成长的文化，遭到经济自由化下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秋风般的扫荡与驱逐，加速瓦解，形成严重的精神萎靡，道德沦丧，目光短浅，行动盲目，趣味庸俗。80年代深圳青年围攻著名德育专家事件，便是以虚无反击虚伪。
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知识分子试图以其责任感、使命感、忧患意识，抵制后现代的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痞子心态、流氓心态，但更多人唯有对日益边缘化的叹息、牢骚和失落。以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为代表的批评者，从社会腐败的严重现实出发，提出经济领域的文化与道德问题，显示了文化战略的现实迫切性，但没有人提出文化教育战略的具体思路。
本书讨论的文化不是凝固的模式、干枯的标本，而是活的精神，是新生命的种子。现实的、历史的、外来的要素，只是新文化生成的条件和资源，但不是决定它命运的桎梏和锁链，也不是它的必然趋势和归宿。模式必须通过人的解读才能恢复生机，标本能成为精神世界的参照系，但不是先验的模型。
●文化就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生命冲动升华出的自觉意识，是支配人的生存的心理结构及全部内涵
文化就是人的自觉意识，是人所特有的精神信念、思维方式、观念体系及心理结构，包括信仰、理想、价值、人格、认知、技艺、情感等。文化内在地支配着人们创造、积淀、传承和更新自己生存方式的过程，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文化由内而外展开，形成动态体系：精神信念、思想认知、价值取向、情感倾向、生活习俗、交往方式、技术手段、工具设施、物质对象、劳动成果。生活环境也通过物质利益，由效果、工具、技能到思想、动机，由外向内诱导、影响文化的进化和发展。因此，广义的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人们自觉维系着的生存方式，即把握自己与对象的特定方式。
无机物是偶然的、外在的存在。生命则是以自我生存、繁衍为目的的体系。人又与普通生命不同，人的生命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人不只是物质，人的生存不只是维持物质的存在，人从根本上是文化的。文化就是人化。
文化既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产物，也是其内在依据，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文化构成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思想信念、价值取向、认识能力及意志选择是社会生活的灵魂。经济、政治是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外在体现。没有文化，人只是木偶、机器。
社会生活的核心是人们心灵世界的人文精神。不能超越经济现实和政治利益，一个社会就没有反省意识，没有理性与良知，没有理想和信念。从这个视野出发，我们可以说，经济是材料，法律是准绳，政治是统帅，文化是灵魂。
教育是文化传递、继承的动态过程，既是旧文化的延承，更是新文化的创生；科学以客观尺度对于对象的理论把握，是以实证分析方式形成的特殊文化体系。文化是科学的背景，教育是科学的摇篮。文化、科学、教育都是生产力进步的动力源泉。
文化是法理的母体，法理是体制的根据，体制是秩序的保障，秩序是生存的支柱。
文化是科学的母体，科学是技术的根据，技术是生产的保障，生产是生存的前提。
文化心理结构是漫长的历史积淀，不在嘴上，不在书本，不在图书馆，而在心中，在"骨子里"的人格建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一旦形成，便相对稳定，不会轻易改变。因此，荣格说，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卡西尔说，人就是文化。
文化是人对自己有限性的超越。一切生命都是有限、具体、杂多、个别、特殊、陌生的，人的有限性体现为精神上的孤独感、无助感。内心的信仰和现实的追求，给人以深层的精神充实与慰藉，使人克服孤独与荒诞，并由芜杂、混乱的个别，上升到深刻、有序的一般。人努力从有限的自然生命，伸张到对无限、抽象、统一、本质、一般、类同的自觉意识。
因此，汤因比指出，伟大的文化创造常常是在痛苦的社会动荡中，由某些退居社会之外的隐士完成的。
孤立的个人不能把握普遍、永恒的理性，人的发现和创造需要相互的交流、人群的认同、后代的继承、社会的肯定。因此，伟大的文化创造还必须回到社会中来。个人文化与社会文化环境休戚相关，社会文化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共同信仰、理想、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审美观，它如同空气一样看不见，却是每个人的意识、精神、灵魂之所系。
人对文化的渴望又表现为社会文化的认同。越是在偏僻、孤独、狭窄的环境下，越需要追求、认同、皈依一种普遍的文化来超越自己的有限性。越是贫困的地区，宗教信仰越是坚定。山村农民常常表现出对文字、书本、文化人的特别尊重。
杀人越货的土匪、罪犯内心是孤独的，他们有时更有一种对文化或文化人的尊重，更渴望人际交流、更倾向于自我反思。
在剧烈动荡社会中，个人处在偶然性、不确定性、有限性中，更需要普遍的文化原则，更怕自己立场站错，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遭到主流舆论的抛弃、唾弃、打击。因此，多数人常常狂热地投入一种宗教、道德以及意识形态运动之中。
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传播、宗教战争、民族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运动常常伴随着大规模的暴民运动。近代以来中国的历次革命运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包括十年文革，人们都在狂热地追寻、盲从一种普遍的整齐划一的群体文化。
一种文化是凝集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形成势能，并且定向地释放与发挥。理智保持与直接欲望的距离，支撑起人的精神空间。理智对于本能的距离形成能量的积蓄，一旦发泄，就失去后劲，趋于颓废与衰落。
弗洛依德说，文明始于禁忌。他揭示了文明的建构与塑造来自对本能的抑制，尽管他强调文明背后的禁忌对人性的扭曲，但禁忌抑制人欲的泛滥，本是一种特殊的安排，以便在确定的方向上将生命的能量释放出来，并凝集成团结、进取、创造的精神力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斋戒、习俗，除严重扭曲人性，违逆多数个体意愿之外，都应得到他人的尊重。
韦伯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贪欲，都在追求实力。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恰恰来自新教的禁欲主义，它基于获救、工作的欲望，而不是享乐、谋利。从宗教中获得凝集的力量，由此形成以教堂为中心的公共生活，自由集会，形成基于个性自由的团结。
人们普遍认为：解放、开放等于进步，等于现代化。只有少数思想者看到，现代资本主义消费带来失去宗教关怀的危机。
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往往是光宗耀祖，一旦实现，心理能量便在家庭、家族日常生活的大团圆中耗散了，很难积淀为强大的民族精神。历史上中国的强大，需要野蛮半野蛮民族的统治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只有个别的交情，只有扎堆，凑热闹，没有公共集会，一盘散沙，除非靠外力组织起来。平时，我们看到的公共活动仪式，只是一种排场，丝毫不能给人内心的感动。
●文化是人类创造、积淀、传承和更新着的精神内容与观念体系，贯穿于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里
人的历史就是文明的历史。一个多世纪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盛、融合、衰落和消亡。在多数思想家看来，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它包容广泛，演变着，调整着，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
布罗代尔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道森说，文明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原始过程的产物。斯宾格勒说，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
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描述特有民族、特定社会的生存方式，都涵含着历代人赋予的心智与理想，常常混用，但也有区分。
文化强调"文而化之"的动态过程，英文"Culture"一词源于农耕、培养、生长之意，也强调生命的成长过程。
文明则是指有形的状态与结果，英文"Civilization"一词源于城邦、规则、体制之间，它是文化的外化与放大。
文化是文明体系内无形的思想、价值、理想、道德、艺术，就是构成人的精神与意识的那些内容。文明是文化外化而成的实体，包括有形的技术手段、制度形式、物质外壳。文明是一个现实的社会体系，由群体里所有的人为因素构成。
文化是文明背后的核心和灵魂，是人的自觉能动性与创造性，是人们生活的内在依据。
文明是文化外化的展现和载体，是人的生活方式及物质成果，是人们生活的外在形态。
人文精神→意识形态→教育→公民素养
↗ ↘ 自我意识→内省→精神人格→↘
文化 文明
↘ ↗ 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 →↗
科学精神→社会科学→管理→社会体制
历史上的文明并不能死灰复燃，传统的复活其实都是新的创造。历史并不总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既有启动、成长，也有停滞、衰落，甚至解体、灭亡。没有千年帝国，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文明，只有永恒的生命创造之流，亦即文化之流。
一个民族的崛起不外两种因素：一是外部环境的机遇、压力、挑战的激发。顺应时代潮流，在既定的文明秩序及其重组中争得优势地位。历史上有不少昙花一现的辉煌帝国如蒙古，现代社会则有众多暴发户如"亚洲四小龙"，都是如此产生的。
二是以民族自身内在的信仰、思想、文化素养，或者说人文精神、文化底蕴的长期孕育为原始生长点，由内而外发展。这是一种原创的、独立的、自主的、稳固的动力。希腊文化于西方文明，宗教改革于欧洲北部资本主义，清教精神于北美资本主义，以及五四新文化于中国现代史，其意义都在于此。当然具体的历史背景里，两者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的。
人们讨论社会转型或者说文明的变迁，似乎更重视前者，主要是从紧迫的形势、激烈的挑战、必然的趋势等外部力量上考虑问题，却忘记了人。今天，除了部分宗教色彩很浓的国家外，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在谋求顺应机会的"现代化"。然而，没有后者的发展，没有个性与创造力，没有持久的内部动力源泉，连内部凝聚力也会消解，最后只有昙花一现的泡沫。
只有人，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体，看不到人的内心和民族意识里的文化对生活方式的支配，就摸不到文明变迁的脉膊。
马克思说，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就是人们自主改变现实的活动。萨特说，自由选择是人的本质。
民族不是种族，它以文化为内在灵魂，呈现于外部就是一个文明。其中无形的文化比军事、政治和经济更具核心的作用。
一个文明的崛起由内而外，先有民族精神的孕育，然后有一种宗教信仰或者哲学运动的产生，尔后才是新的政治、法律、道德以及科学思想体系的出现，再然后是技术、操作体系的优化，社会秩序的变革、健全，最后才是经济的繁荣。
文明停滞的特征是：有形的文明成果，凝固为既定的现实，左右和支配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取代了社会的信仰、理性与良知；文化由创造活动转变为消费品，成为利益集团的装饰、工具、财富、占有物。
原始民族会有某种特殊习俗、宗教居支配地位，但一般不会过度膨胀而形成尖锐冲突，它会根据生存需要而作出调整。
但是当一个文明发展到某个程度，如果它机体里的政治、经济、伦理、法律、宗教、科技等某一因素异常发展，膨胀为有支配能力的独立实体，打破了与其它方面的平衡与协调关系，变成凌驾于整体之上的统治中心，这就是异化。
异化造成机体的畸变。一，脱离整体背景的生命滋润；二，中心地位过高而负担沉重；三，权力集中，唯我独尊的特权必然走向腐败；四，非常状态下的不传递、继承造成动乱；五，外敌、天灾等突发偶发事件，会造成难以控制的危机。
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如中国的政治与伦理，雅典的民主政治，斯巴达和罗马的军事，中世纪西方的宗教，现代西方的经济市场与法制、民主、科技，本来都是基本要素，一旦走向极端，造成资源单一化，就会枯竭而进入死胡同。
在高级社会文明体系里，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典籍，文化通过这种经典文本一代代流传。这种文化嵌入人们内心良知和理性认同之中，尤其是被社会精英虔诚地维护着。但是，一旦少数特权阶层操纵着至高无上的神权、教权、政权、法权、考试制度，用专制的权威命令他人、约束他人、考核他人、惩罚他人，就成了扼杀社会生命力的异化力量，文明就会老化。
华夏文明以其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持续、现实的影响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崛起，经历唐宋的鼎盛之后，直到近代以前一直处在停滞和萎缩之中。底层农民起义或者北方蛮族入侵，一次次改朝换代，每个朝代都想建立千年帝国，排除异己，拓展疆域，赏善罚恶，发展生产，安抚民生，可谓费尽苦心，却免不了一再走向腐败的命运。
人们生活以宗法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儒家伦理道德为约束；社会则以家长制国家为本位，政治运行采用法家的法令、权术、威势等手段。星转斗移，到国泰民安，至尊至大之后，难逃灭亡一劫。如此重视家庭血缘关系，却少见上百年的大家族，更没有千年贵族。原因就在家庭本位的伦理－政治文化缺乏超越性，发展空间极其狭窄，一旦达到极限，就会造成腐败与内耗。
●雅斯贝尔斯历史哲学的启示：各文明体系都在一个大体同时的"轴心时代"，独立形成文化内核
文明体系的文化灵魂，也可理解为内核、基因、轴心。
我主张以生命哲学代替机械思维，"核心"、"内核"、"灵魂"等词汇具有生命意象，表达更准确。生命体的自主基因、目的和力量，都处在外壳的包裹之内。但"核心"在当代汉语里容易产生歧意，因而被人忽视。
"轴心"一词虽然来自机械意象，但它存在于动态结构中，也十分形象。轴本是旋转的中心，引申为中心、枢纽、关键。
具有典型生命哲学思维的德国哲学家，很早使用了"轴心"一词。黑格尔提出"历史的轴心"说，但他是从西方基督教立场出发，把所有人类文明的未来都归入他的绝对精神体系中，他的一元论历史观实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20世纪，野心勃勃的法西斯主义者为了重构以他们的强权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就建立了德国－意大利－日本"轴心国"。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文明体系作了深入分析，他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普罗米修斯时代"，即工具发明、火的使用、语言形成的时代。二是公元前5000－前3000年之间，文明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及中国出现。三是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人类的精神基础几乎同时，但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这就是所谓"轴心时代"。四是公元前200年至今，尤其是17世纪西方进入科学与技术的时代。
雅斯贝尔斯说：要是历史有一个轴心的话，我们必须依靠经验在世俗的历史中来寻找，把它看成是一种对所有人都重要的情况，包括基督教徒在内。它必须给西方人、亚洲人以及一切人都带来信念，......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
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在印度，这是优波尼沙的佛陀的时代；如同在中国一样，所有的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祆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认识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希腊产生了荷马，哲学家如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诗人，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是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西方出现的。
对此，中国现代诗人闻一多作了诗情洋溢的概括：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1000年左右，在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留传到后代。......四个国度里同时迸出歌声，但那歌的性质并非一致的。......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的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文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
在轴心时代，世界上相互隔绝的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各自的文化体系，形成各文明的核心，并且提供了以后各文明发展的基本结构、范型及方向，并且一直影响到现代世界的文明布局。这一巧合背后，确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谜。
中国《诗》、《书》、《礼》、《易》、《春秋》在公元前6－2世纪修订成书，《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于公元前4世纪成书；印度的《奥义书》成书于公元前100年；犹太圣经《旧约全书》编于公元前6－前2世纪；希腊哲学家主要活动于公元前400－前300年。【以上资料，均引自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
冯天瑜先生把轴心时代各民族形成的文化典籍称为"元典"，他把各元典形成的共同背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定居的农耕生活在几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二，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分离，各种不同性质的城市使文化由散漫无序趋于集中，形成组织化，形态化，效率提高。三，社会等级分化，需要确立规范化的国家典章制度，并且广泛传播。四，生产的发达提供了大量剩余产品，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的专业文化人脱颖而出，理性思考、历史反思、哲学思辨、艺术创造的水平大大提高。五，民族文字及修辞方式基本成熟，书写方式和材料也已经齐备。六，交通工具的使用，商业、战争的进程，推动了各个人群的交往，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异质文化的碰撞、融合。七，早期国家尚未形成专制体制，仍保留古代民族的遗风，人的自由流动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有利于思想文化的创造。
轴心时代意味着文明核心的形成，相当于生命进化进入了有确定细胞核的高级阶段。这时的文明体系存在一个内核，有了确定的形态。这个内核有确定的基因稳定地遗传，决定着它的整体结构，主导着它的进化方向。轴心时代的文化特征是：
其一，感性经验退居次要地位，理性思维升到主要地位；其二，抽象概念日趋明确、固定，原始想象力被纳入规范化的思维中；其三，用文字表述的知识积累，形成经典文本，并且广泛普及，成为人们共同的文化背景；其四，从杂多的因素中抽象出一些基本的原则（如中国的道、印度的梵、希腊的逻各斯、以色列的上帝），用以对复杂现象作出系统解释。
轴心时代以后，各大文明体系的发生与演变过程，给我们几点启示：
一，高级文明有稳定的文化内核，犹如高级生命的细胞核，成为整个肌体的决定性基础。
二，各个文化体系都是独立建构出来的，其内涵各不相同，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文化－文明模式。
三，高级文明同化原始部落比较容易，尽管后者可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成为征服者，而且带来新的活力。
四，越是成熟的文化传统，越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保守性，面对外部挑战的应变能力越差，最后会趋于僵化。
五，西方理性文化因为技术、市场上的优势，成为全球化的轴心；中国不应甘于边缘化，应自信地进入大轴心文化。
六，面对以西方文化为轴心的全球一体化浪潮，中国既要在新的背景下保持开放，也要自主地建构自己内在的文化轴心。
●斯宾格勒历史哲学的启示：每个文明都在自生自灭，并不存在单线的、必然上升的人类进化规律
【以下两节关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思想的内容，根据刘昶著《人心中的历史》改写，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斯宾格勒发表《西方的没落》轰动西方。他以德国特有的历史主义、整体主义思维以及深刻的时代敏感性，揭示西方文明的危机。
斯宾格勒说，历史的世界图景和自然的世界图景一样，任何一件事情，不论它多么微小，都体现着整体的基本趋势。
对于每一有机体说来，生、死、老、少、终生等概念带有根本性。只有把世界历史--作为具有正常结构的有机体的高级人类的故事--本身的秘密弄清楚，单个历史片断才能彻底弄清。因此，他将当代问题放到世界历史整体中研究，并且把历史当作一个文化问题来处理。在个别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无法核计的因素以外，揭示一种历史的、人类的、形而上的结构，一种本质上不依赖于人们看得清楚的社会的、政治外表形式的东西。
斯宾格勒看来，没有一般意义的人类历史。世界历史都是人类各种文化的传记。"人类"只是一个空虚的字眼，一种动物学说法。正是这一概念蒙蔽了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使人们热衷于从一般意义的人类总体来理解人类历史。于是产生了一种空洞无物且又毫无意义的体系，一种单线论、三分法的历史观--以西方为中心，把历史分为"古代－中古－近代"。
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一群文化组成的戏剧。每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壤中勃兴，它的整个生活期与这片土壤联系。它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并把自己的影响印刻在它的人群身上。
每个文化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特的、等价的有机体，各有自己从兴盛到衰亡不可逆转的历程，不存在共同的世界中心。每种文化都有自己本质上不同的形式，世上不只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学，正如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枝、叶、花、果，不同的生长与衰落方式。文化和动植物一样属于歌德式的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牛顿式的死板板的自然。
他认为，研究历史不是要揭示历史现象间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要把握各个独特文化本身的宿命，即它必然的生活周期。
个体的人是文化的人，属于与大宇宙相关联的小宇宙。大宇宙的节奏不时地干扰和打断小宇宙的活动，使它争夺、恫吓、推进、逃跑、闪避、疾进、共鸣、同运......，群众容易被热情的激动和惊恐所掌握，产生顷刻间的巨变，个体以他的全部存在委身于一个整体。这样总合而形成的高一级的存在，具有个人所具有的全部感情和激情，并且基于个人心灵上的一致。
这一过程向着自我完成前进，像生物界的突变一样，本性上是不可捉摸的，不可推理的。这样由心灵一致造成的人类组织，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自己的宿命。文化就是一种高级的、持久的和独立的人类组织。高级文化是在伟大的精神巨变中产生的，在千百年的生存中把一切低级的结合--民族、阶级、城镇、世代--熔于一个单位之中。
斯宾格勒还提出一种比较形态学或文化形态学的方式，将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文化做比较，找出它们在其生命周期中的各个表现形态上的相似性和共同点。他把人类的存在划分为原始文化时代和高级文化时代。在原始文化时代，部落和氏族是仅有的生气蓬勃的存在物，在高级文化时代，文化本身成了一个存在物。高级文化一旦产生，真正的历史就开始了。每一文化的大约千年左右的历程又可分为：前文化时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文明时期，相当于精神上的春、夏、秋、冬四季。
前文化时期精神上的特征是乡野的和直觉的，没有政治和国家，只有部落及首领。人们东奔西跑地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进。农业的出现使人们有了土地和故乡，从中产生了一种纯自然的从而也完全不具有特殊人格的心灵，它是形成文化的先决条件。农民是无历史的神秘的原始民族，是创造城市中的世界历史的血液来源。
文化早期的特征是市镇的出现。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高级人类是被市镇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市镇心灵的诞生，为自己形成一种可见的实体，在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一个成长着的，具有一种面貌、内在结构及历史的整体。文化产生了成熟意识，形成独特的风格及特殊世界感情的民族集团。贵族和僧侣成为两个原始等级，一切有效的历史都从他们开始。
文化晚期的特征是大城市取代乡村城堡边的小市镇，资本战胜地产，第三阶级摆脱封建势力，崇尚自由至上和理性万能。
文明时期的特征是出现世界性的大都会。世界上广大地区的全部生活集中于一座城市，其它土生土长的存在则枯竭了。寄生于城市的居民没有传统，没有宗教，只顾事实，机智，不结果实，看不起乡下人......这是走向无机结局的一大步。
处于这些辐射圈外的整个地区的命运就是变成"行省"。群众取代了第三阶级，他们满怀憎恨地走向无形式的极端，消灭一切等级差别、财产制度和知识体系。精神创造力消失，艺术沦为奢侈、享乐和神经刺激（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消费主义）。他们为暴力政治扫清道路，暴力政治逐渐取代金钱政治即民主政治。极端个人的权力开始威胁整个社会，世界陷入比以前任何战争更可怕的私人战争状态。原始人类状态逐渐取代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历史和生命就彻底结束了。
他认为，世界历史曾经有过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希腊罗马、伊斯兰、墨西哥及西方八大文化，它们是等价的。亚历山大与拿破仑、亚里斯多德与康德、雅典与巴黎，在它们各自文化中的地位、意义是相同的，是同时代的现象。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可能有真正交流，即便共同概念，理解也大相径庭。越是热烈地赞美一种外来思想，就越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性质。
这八个文化中，七个都已死亡，或只剩下一种无历史、无生气的僵死存在。第八个是西方文化，分别经历了法兰克时期、哥特时期、巴罗克时期，19世纪起开始进入文明时期。这就是说，西方世界正在走向没落，将在未来两三个世纪里全面瓦解。
斯宾格勒认为在这个悲剧性宿命面前，每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他把人分成天生的宿命的人和因果的人两类。农民、战士、政治家、将军、暴徒、赌棍等世故的人是前者，他们是想掌权、想战斗、敢冒险的人，而僧侣、学者、理论家、理想家是后者，企图用一种抽象的思想或者真理去对抗宿命，实际上是枉然的。
●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启示：文明的成长取决于内在的应战意识和创造精神，而非外部的机遇和手段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体会到了斯宾格勒的感受，在长达12卷《历史研究》中，他以英国人特有的经验主义思维，探讨了人类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和机制，新旧文明的交替继承，并回答西方文明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单位太小，而整个人类又太大，应当是各个社会文明的整体。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是毫无意义的，各个文明之间是平行的，价值相等的，可以作比较研究的。他发现了各个文明的兴起、生长、衰落和解体，但他认为斯宾格勒的观点走向了先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武断和神秘主义的决定论。
他认为，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存在过21种到26种社会或者文明，包括古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中国、马雅、安第斯以及西方、拜占庭东正教、伊朗、阿拉伯、印度、中国、希腊、叙利亚、古印度、赫梯、巴比伦、墨西哥、育加丹、俄罗斯、朝鲜。前六个是直接由原始社会产生的，其它都是其晚辈或子代。还有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鄂图曼、斯巴达等停滞的文明。
汤因比区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前者模仿对象是老一辈或死去的祖先，因此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后者模仿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社会是变化、生长着的。那么，文明社会的创造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挑战和应战"的解释模式：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困难构成挑战，激发人的努力，迫使人们发挥创造才能。第一代文明的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而其亲属文明更主要的挑战是人为的，即人们以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来摆脱垂死的文明，克服垂死文明的压迫。
挑战不能超过人们所有承受的限度，也不能小于刺激人的最小程度。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它的生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人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再没有力量控制它的周围环境，并组织新的发展，只有维护低水平的生存。因此，挑战不仅要刺激人们成功地应战，而且要刺激人们积聚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新的问题，形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
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加强，如技术进步、军事强大、地理扩张。内部表现为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外部力量的强大，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会变得无法控制，可能由此导致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反而造成文明的停滞或衰落，例如埃及人为征服尼罗河而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统治者用来建造金字塔，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崩溃。因此，他认为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增长之上。
他还认为，今天西方工业文明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之中，即由外在的技术领域转移到内在的道义领域。外部的挑战降到次要的地位，挑战越来越来自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式，从而也预示了下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发展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进步成为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社会整体，而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他们先是退隐，脱离社会生活，以领悟根本性的精神原则，然后再复出，启发自己的同胞。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以及各古典文化大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极少数人的创造带来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就这样生长起来。
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固定的生命周期。当应战不敌挑战时，就可能在生长的某一点衰落下来。
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如技术衰退、外敌入侵、环境恶化等，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过去的成就里居功自傲，丧失创造能力，仅仅成为统治者，或者多数人不再支持和模仿创造者，或者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
多数人的模仿乃是一种一知半解的、三心二意而非心甘情愿的行动，它可能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教条化、机械化。这会造成文明的僵化和衰落，最后致于失控的程度。文明解体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裂为三个部分：
一是由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统治者，他们失去精神感召力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便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以暴力维护权力。
二是内部的精神无产者，他们由诚心服从到离心离德，退出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相抗衡。
三是外部无产者，他们对中心文明由归顺、模仿和效法，变为失望、敌视、觊觎，形成蛮族军事集团，威胁解体中的文明。
在解体过程中，更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命考验，放纵与克制，随波逐流与殉道，迷恋过去与企盼未来，流离感与罪恶感，单调感与混乱感，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
专制的统一国家常被视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目的，然而这表面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文明过程中的最后手段，他们主观上是想保持社会的活力，以保存自身。然而，这种消极的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暂时地制止文明衰落时的动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结局。不管内部怎样交替着动乱与重整的节奏，却再也创作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
不过，这种统一国家在为内部无产者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着地理、交通、语言、文字、货币、组织、制度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沟通方便。汤因比肯定这种统一教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高级宗教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它在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产生的间歇时期存在，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传递下去。不仅如此，这种高级宗教还通过统一的神的力量，引导人类不断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从对亲属、邻居的爱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爱。
汤因比对人们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态度提出警告。他指出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之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不比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宗教在一切知识的范围内必须让位于科学，因为这些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
宗教的本分是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培养泛爱的情感，帮助人们克服文明社会中由于简单模仿而导致的机械化和文明活力的丧失，因为模仿上帝不像模仿俗人一样使人失望，也不会因此而造成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疏远。
解体的文明与周围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它是一道拦洪坝，蛮族则是一座蓄水库，他们愈来愈多地学会了文明中心的军事技术，并且构成对文明中心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这道大坝会要崩溃，蛮族将涌入文明中心，全社会堕入黑暗与痛苦的深渊，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旧文明彻底灭亡，蛮族本身也同归于尽。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里，只有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体。在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的挑战中，统一教会的创造力重新开始应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文明兴衰理论是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曲目。人类在文明衰落的痛苦中取得的经验可能是进步的有效工具。他和斯宾格勒都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文明中除了西方文明外，不是完全死亡了，就是衰落了。但他并不认为西方也一定会衰落，他肯定西方文明在废除奴隶制，发展民主和教育，处理内部矛盾，以及控制自然力量方面的空前成就，认为只有吸取以往文明的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就有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尽管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是僵化的文明，但他对中国在未来世纪的作用寄予厚望。自公元前三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半个地球的引力中心。他认为未来世界不是由西方或西方化国家来统一，而是由中国来统一。
对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理论，简单地给予一个学术定位和得失评价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思想是超越实证的，它的意义在于给人的启示。细细品味，结合今天中国的现实，人们发现，许多看似严谨的实证知识却不能给人深刻的道理。
●亨廷顿世界秩序论擂响"后冷战时代"的隆隆战鼓：新的国际冲突正以文化差异为标准划分阵线
19世纪末，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曾预言：20世纪的世界格局会由非西方（或东方）向西方强权的挑战构成。美国必须明确其西方认同，责无旁贷地捍卫西方的强势地位。他认为战争和扩张是国家健康、进步的标志，所以这种捍卫带有强烈的进攻性。他认为，维护西方强势力地位的惟一选择是西方同化东方。这种同化靠的不仅是军事和武力，更重要的是文化及价值观。
20世纪末，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里，揭示了典型的美国式的人类文化观和国际政治观，并展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战略。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现实和历史的事实判断，以及人们围绕它展开的学术争论。它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从而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及文化战略。
基辛格称赞亨廷顿是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这本书是冷战后出版的最重要一本著作。布热津斯基也称这本书是一部理性之作，将对人们理解国际事务产生革命性的变革。
亨廷顿预测21世纪世界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体系的冲突，不同文明体系是以各自不同的文化为内核的。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即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
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特征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他警告西方，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相比其他文明的优势正在丧失。相反，亚洲文明的势力正在发展壮大，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其自身的文化价值。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正在聚合，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则在分离。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
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文明间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在全球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
断层线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它经常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间。断层线战争爆发的原因有：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改变，一方对另一方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断层线战争是间断性的，但冲突是无休止的，永久性地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休止断层线战争，阻止它升级为全球战争，需要参与者疲惫衰竭和非主要参与者的积极介入，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
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认识到西方的价值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的独特性，而不在于它的普遍性，从而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
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非不可能。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权力均势的变换。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行的保障，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全球文明间避免战争则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
亨廷顿说，未来防止主要文明间战争，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一是核心国要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二是核心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是所有文明的人民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上的共性。【以上大部分内容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附录，作者潘忠岐】
中国人很难理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太相信文化的差异会像20世纪意识形态之争那样，非要拚个你死我活。
在中国乡土社会里，物质性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人们很少在世俗生活之上去追求精神的超越。文化只是些许装饰和点缀，一种奢侈的消费，犯不着为它太认真。人们崇尚和平共处，"和为贵"是其性格的缩影。在汉唐盛世之后，历次北方蛮族的大规模入侵，中原汉人几乎没有还手的能力。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权力总是外在的，让人身不由己的，谁来统治都一样。
中国人历来是开放、宽容、大方的世界主义者，自以为居世界中心，没有文化上的偏执信仰，没有对异教徒的歧视与仇恨，更没有宗教战争。我们对别人的文明都很好奇，凡是好的东西都很乐意拿来享用。西方有太多吸引人的洋玩艺，我们希望它们成为我们可以共享的财富，我们巴不得全球一体化，干脆跑去西方拿绿卡，永久性地成为世界公民是最风光的。
近代中国遇上西方强大的外部挑战，形成史无前例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随后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运动。文革中，意识形态信仰日益偏执，形成政治洁癖式的文化狂热。但毕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冷却下来，全面回归现实生活。
多数当代中国人是不想与西方过不去的，除非导弹打到头上。但导弹的确是落到了我们头上，尽管还只是象征性的。
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以来，巴尔干危机，科索沃战争，中东危机，恐怖事件，南亚冲突，世界格局的变化无不显示着亨廷顿理论的惊人预测能力。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更能体会文明冲突的意义。连东亚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西方中心采取强硬态度，毛拉出身的印尼前总统瓦希德也强调文化不同于意识形态，认为国家统一的基础是早已存在的印尼文化。
我们要主动把握现代文明进程，就要形成自己的文化视野，反省自己的文化特征，建立自己的文化战略。
●福山的启示：文化是经济生活的内在灵魂，人际间的"信任度"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潜在资源
日裔美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一书轰动全世界，称人类关于社会制度探索已经结束，民主和市场在全球取得胜利，人类历史进程在20世纪末便达到顶峰。这个结论未免简单、武断、轻率。
但他三年后出版的《信任》一书却让人深思，其独到见解升华了前书的结论，并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揭示了文化对于文明发展和世界格局的作用。亨廷顿以典型的西方思维，强调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冲突。福山则有东方思维，强调文明内部的信任和文化凝聚力，认为不同文化在交往中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刺激，有利于创造性的转变。
福山认为本世纪初，意识形态分野使世界分裂为相互争夺政治优势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自由民主制和共产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各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社团主义、自由市场、中央计划等不同发展模式。而在世纪末来临之际，人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显著趋同，人们都在转向市场经济，并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在这种条件下，福山认为文化所建构的社会信任和合作程度是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文化差异成为导致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决定因素。
福山认为，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形式上可能相同，但内在动力却不同。它能否应付挑战，取决于是否拥有健康和活跃的市民社会，即存在于家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各种中间组织，如经济、教育、慈善机构，俱乐部、行会、自愿协会、教会等。这些组织的基础是家庭，人们通过家庭获得在更大社会中生存的技能，实现社会知识和价值观的代际传承。它们不是由政府立法建立的，而是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滋养的，依靠人们文化上的认识和尊崇。文化的形成和转变则是一个更基本也更漫长的过程。
文化对现代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最重要的领域莫过于经济生活。传统经济学假定，人是利益的动物，人们在追逐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形成各种社会联系，作为利益实现的手段。而福山认为社会的经济关系不单是个人为满足私利而形成的，它还是人类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广泛的社会生活联系和交往活动不只是谋求物质利益的手段，而且使人摆脱私人生活，从与别人的交往中获得社会的承认，赢得个人的尊严与地位，从而得到内心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本身就构成人类生活的需要、目的与价值。
这种倾向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过去这种要求承认的愿望主要体现在为夺取权力而厮杀的军事领域，而现代社会则转移到了为争得承认而竞争的经济领域。亚当斯密指出，人的本能欲望和生存需要是容易得到满足的，一旦得到满足，人更重要的要求是获得社会的承认。而社会承认是一种社会行为，个人不可能单独获得。工作和金钱则是人们获得认同、地位和尊严的重要源泉。由于文化的介入，经济活动便具有追求利益和争取承认的二元性，单一的利益尺度也就显得有些偏狭了。
福山还认为，文化不仅赋予经济生活以利益之外的另一种目的性，而且它直接影响着追逐利益的效率。经济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各种社会准则、习俗和道德义务的制约。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实力取决于一种单一和具有渗透性的文化特性，即社会中所固有的信任程度。一个相互信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它不是建立在明确的规章制度之上，而是源自一整套内化于共同体成员心中的伦理习俗和互惠的道德义务。在这一共同体内，人们之所以信任和支持他人，并不是根据简单的经济利益计算，对于他们来说，由相互信任达成的团结本身就是生活的目的，即便这种信任会导致短期利益的丧失。换句话说，人的行为动力远不只是个人的利益。
从长远来看，信任最终会带来收益，所有在经济上成功的社会都是相互信任的社会。相反，缺乏信任的国家，在经济上表现糟糕，并伴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信任还有助于形成当今世界经济竞争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型企业组织。对共同体缺乏认同会使人们错过经济机遇，因为他们缺乏在团体和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进行合作的能力。当代世界一个重要的趋势：资本不仅包括土地和机器，而且更多地体现为人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还包括人们的相互交往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对准则和价值观念的普遍认可程度，以及共同体使个人利益服从于更大团体利益的程度。信任来自对价值观念的认同，它所形成的道德约束能够促进人们的交易，具有巨大的可量度的经济价值。这就是社会学家所指的"社会资本"，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实物资本。
福山认为，人类的合作与交往关系分为血缘家庭和非血缘共同体两种。法国、意大利、韩国、中国属于家庭式社会，家族和国家两头都很强大，但中间层的市民社会却极不发达，家庭企业构成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要建立超越家族的大型经济组织十分困难。在这些"低信任度"的社会里，要形成具有持久的全球竞争力，国家就不得不介入经济领域（如中国的计划经济）。而日本、德国这样以非血缘共同体为主的国家，市民社会活跃，人们对集团的忠诚超过了对家族的忠诚，这些"高信任度国家"很容易建立起超越家族的大型企业，形成更有效的工作关系，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形成优势。美国也属于信任度较高的国家。
这种以社会信任度为标准的分类与传统社会行为分类（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个人主义、亚洲式的集体主义及介于两者中间）完全不同。福山看来，日本和美国社会具有相近的特性。把美国传统视为个人主义的看法是一种想象，美国本身是由宗教社团的移民建立的，它带来的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构成美国传统的基础，而目前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是对美国以往社群传统的背离。
过去人们关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只是将文化视为制度的一部分，与正式的规则共同约束着人们的经济活动。福山则将文化与制度分开，在制度趋同背景下，文化是决定经济成效的主要因素。这对于缺乏文化视角的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个启示。【以上内容摘自《开放时代》1997年4期《文化差异与社会发展》，作者王列】
传统中国社会以宗法血缘关系及亲情、友情、乡情维持朴素的伦理道德，人际信任度在小圈子里，在新王朝建立时很高，但当利益关系复杂化，信任就渐渐瓦解，人们开始相互暗算、处处设防、心怀鬼胎，最后人人自危，众叛亲离，国破家亡。
●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客观理解先于主观评价，理论解析先于实践选择
十多年来，有句"格言"广为流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是如此普及，不仅经常成为电视剧的对白，城市白领的口头禅，而且是半吊子学者的思维准则，甚至是权威语言的潜台词。许多不曾接触过哲学的人都拿它当摆设。学生们在写初识哲学的印象时，都要提到这一人云亦云的命题。奇怪的是，大家说这是某哲学家说的，却没有人确认他到底是谁。
其实，据我的大胆猜想，它很可能是某位文科学生，学过半吊子哲学，为生存需要所左右，煞有介事地杜撰或扭曲一句似懂非懂的哲学术语，表达自己对于腐败势力的无奈、无所作为的心态，掩饰自己对于强势力量的屈从与献媚的心态。因为它给传统中国人的历史宿命论观念，现代中国人面对全球化的被动与盲从心态，予以矫饰和伪装，便大肆流行开来。
说过类似这句话的哲学家，大概只有黑格尔。他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然而，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的，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这一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在黑格尔那里，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性。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也就是说，凡是现存的，也都是应当灭亡的。这个命题的后一半更是认为，凡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在的、表面的现实多么对立。
黑格尔完全不是在我们通常的语义背景上说话的，他的现实不是指偶然的、感性的存在，而是指必然的、理性的存在。所有现存的事物固然有它产生的必然性，但并没有一旦产生就要存在下去的必然性，因此必须注意它的否定性一面。
更重要的是，抛开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体系，回到我们通常的语义背景下，人类实践对于现实具有主观能动性、批判性、革命性，客观的合理性不等于人道上、价值上的合理性。马克思说得好，要对现存的一切作毫不留情的批判。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述，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落实在道德评价上。写史的人主要是从史官立场出发，要给后人一个道义上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取决于评价者的标准，这就是他先入为主的好恶态度、善恶观念以及利益需要。
这种历史记忆，首先与传统史官的背景有关，史官并不是超越特定历史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是以所服务的王朝的利益和意志为转移的。每个帝王都想把自己的丰功伟绩传给后世，将自己不光彩的事情故意抹掉，同时将自己的敌人妖魔化。
其次与文化特点相联系。冯友兰说，中国的学问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有用（有人称不求真而求有用）。重人事，不研究宇宙问题，没有把宇宙区分为二，我和非我没有区分。这体现在对历史、对事物、对他人没有客观、普遍、理性、实证的理解尺度，每个人都只是从主观情绪、好恶观念、功利关系给以评价，因而随意性很大。要么是随声附和，无原则地叫好，要么是文人相轻，一腔傲气，目中无人。文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哲理，会随意修改历史，甚至杜撰历史故事。
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史学似乎找到了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史学原则，但实际上也是从一种伦理化的政治斗争出发，将所谓"阶级立场"无限推广。为了附会这套抽象理论体系，不惜阉割历史事实，凭空杜撰。所谓"古为今用"、"史学为现实服务"就是为了某个现实的结论而搞牵强附会，形成"论证史学"和"影射史学"。直到今天，无论是正统教科书，还是学术争鸣或民间评说，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不管直接或间接，通通都落实为某种道德立场上的是非功过、扬弃褒贬的评价。
西方史学有众多流派，包括神文主义史学、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但占主流地位的思维方式，还是以客观的、普遍的尺度来发现和理解事物本身发生、发展，理解和猜测当事人的内在动机和外在环境。而不是从评价者的立场、观点、道德、情感以及社会理想出发，附会出某种结论，完全无视历史本身的逻辑和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