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方式及环境影响着人的文化心理和智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以柔克刚，静以待变，言不尽意，上代向下代直接传授，无需专门的知识体系。书面文化主要是统治者治理国家需要的工具，或者是人们酒足饭饱后自娱自乐的奢侈、消遣。因此，文化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在社会伦理、政治哲学上，其它社会功能很少。
国家是个别家庭实力膨胀，形成对整个地域的统治权。秦汉以后，国家大事由至高无上的朝廷说了算，再没有封土建制的世袭贵族。由于中央集权制度既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约束，也没有稳定的世袭贵族牵系，文化基础和权力基础都很脆弱。
中央集权政治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维持。科举制度通过文化考试从民间秀才中录取官员，官僚、士大夫阶级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精英意识，弥补了政权本身的狭隘。
但是，汉语里"人才"一词，是指有才干的人，通常是"有用之才"，即有能力为某一目的效力，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的的工具，而不是主体的人。因此，"人才"的标准在于其知识素养和工作能力，而不是其自身的思想理念和文化信仰。
传统中国的儒生、书生、秀才与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士大夫们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人，不构成独立的贵族阶级。科举考试录用的人才，只是为现行体制服务，相互间对话合作少于利益竞争，不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
传统文人是统治者从农民子弟中提拔起来使用的"人才"，他们被视为"吃公家饭"、"吃国家粮"的"公家人"。读书是为了考功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考上便获得入世为官的资格，做高级奴才，考不上就只有当孔乙己。
汉高祖许诺自己手下的人说：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唐太宗看着科举考生鱼贯而出得意地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宋仁宗更写下诱人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车马簇。
在政权之外，文人没有自己的独立庄园，只能依附于政权，把意志、人格、智慧完全交给特定的利益集团。只是一朝考场得意而被朝廷网罗，成为供养的工具，终究只是王朝之体上的所附着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但是，维持官场生存的功名利禄是有限的，各人的地位取决于各种宗法式的利益关系，个人命运取决于自己在权力系统里的角色，而不是自己工作的创造性。把事情做好，不如取悦于上司的欢心。因此臃肿、低效、腐败便不可避免。
文人们依附于官本位的世俗政治权威上，他们没有稳固的地位，也没有独立的学术传统作为根基，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使命和理想，不能形成统一的阶级。相互间激烈的竞争，造成文人相轻，内耗，嫉妒、内讧、算计、构陷、倾轧多于信任、默契、合作。入世之前或许还有热情搞"公车上书"，一旦沉入官场就像《红楼梦》里的贾雨村那样，马上便没了脾气。
儒家的文化权威比起帝王的政治权势来，通常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是皇帝的老师，也因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有暗讽当朝统治之嫌而掉脑袋。文化成了当权者权力运作的工具，因此，历代统治的文明进化空间十分有限。
中国社会还有帮会、结义兄弟、关系网、地方门阀、"八旗子弟"、"太子党"等利益集团。它们内部以共同的生存利益、人情关系和传统道义原则为纽带，既无超越的理想信仰，又无社会历史使命。这些小圈子与中央集权相抗衡，在社会动乱时的利益真空里，占山头、拉帮派、趁火打劫的破坏性，能量不小。但是，缺乏创造新文明，建立新秩序的能力。
面对改朝换代的压力，帝王与士大夫没有西方僧侣对信仰的执著和贵族对纯粹文化的雅兴。在江山社稷稳固后，没有外部挑战，没有更高的外在目标可以追求，腐败的蔓延也就无法遏制，改朝换代也终究不可避免。一旦发生动乱，社会结构会遭遇连根拔起的毁灭性破坏。这就是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社会周期性的振荡，总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传统文人有着深深的从政、恋政、干政情结，有意无意间要影响政治，一有机会就要发表政见；而且说话就要有人听，否则就会牢骚满腹，就要骂人、静坐、绝食；如果有实力，必定争个死去活来，最后不是挨揍，就是揍人。
通常，只有被官方权力放逐的失败者、落魄者，才具有某种独立性，他们游离于政权之外，甚至退出社会生活，回到个人体验。有的人形成很高的生命境界，发展出灿烂的古典诗词歌赋、书画琴棋。有的人则在故纸堆里研究学问，打发时光。
文人们的所谓高尚气节，常常是得不到重用时的愤世嫉俗，其所谓豁达姿态，甚至是"待价而沽"的一种姿态。
这些出世者求道、尚佛，限于个人生存，缺乏人类关怀，只能依托于文明的边缘，不能凝聚社会创造新文明，也不以智力影响社会生活。有的人做出了一些化学成就，本意是炼丹，追求个人健康长寿，并不是要建立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依附于权力体系的幕僚、军师、谋士、师爷，以诸葛亮、吴用最为典型，这些天才的个人，在密室里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捉刀代笔，以直觉进行揣测和算计，却没有独立立场，没有是非。他们既不同于奠定古典文化基础的思想家（像孔子、老子、苏格拉底、牛顿、马克思），也不同于现代意义自由、理性、开放、合作的知识集团（如智囊团、研究所）。
中国文人要么是仙风道骨般的出世者，在社会之外自我陶醉；要么是紧贴在现实生活上的实用工具，但没有普遍的公理化的实证理论，因而抬不高。诸葛亮式的谋士多少带些妖气和神秘主义，碰上好郎中，手到病除，碰不好就是江湖骗术。
西方知识分子与社会生活有距离，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政治、经济利益，才能维持文化对于现实的高尚地位，充当学理上的批评者、监督者、裁判者。在现代高度科学化、智囊化，但科学有时反而脱离人的直接把握，从整体上反而盲目。
●百年中国，为什么如此缺乏创造力，为什么不能左右世界潮流，为什么出不了世界文化大师？
与灿若群星的犹太人相比，为什么现代中国出不了具有世界影响、具有人类意义的思想文化大师？为什么我们在科学、技术、经济、管理以及哲学、历史、文学、诗歌、音乐、绘画、电影、建筑等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是一派平庸，没有传世佳作？
曾有一些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对传统或西方的经典滚瓜烂熟，无所不知，却没有影响世界的思想家。既不能产生目光深邃的自然科学家，也没有视野宽广的社会思想家和战略家。当代中国思想家仍然走不出去，没有以中国人命名的"主义"。
陈独秀是革命家；鲁迅是文化斗士；胡适只是接受外来的文化标准，并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梁漱溟是个独立的思想家，但理想化的思维不被理解和容纳，未能充分发展便退出历史舞台；陈寅恪只是独立的学问家。
丧失文化自觉的人们建构的现代生活，正如民间建筑一样，排列混乱，呲牙列嘴，庸俗不堪，毫无特色，毫无修养。
根本原因不是中国的外部挑战不够，不是社会资源的投入不够，不是人的勤奋不够，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空间狭窄。
中国农业文明的传统精神空间寄托的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它造就了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先秦智慧，孕育了秦汉、唐宋为代表的社会繁荣。但延续一千多年之后，人们内心的禁忌、敬畏与皈依日益淡漠，传统体系渐趋烂熟、腐朽、解体。
西方工业化造成强大的、有形的物质文明，侵袭、渗透到近代中国，打破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并诱惑人们急切地追赶，导致急功近利的盲目冲动。处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知识分子，要实现自我复兴，却面临传统文化内在凝聚力、创造力的彻底丧失；要重新开始启蒙，却没有内心的根基，对大多数人来说，西学始终只是外在现实。因此，造成内在文化的荒芜：
一，工具主义。社会重视人才，也是把他们当作工具，只要能做某些专门工作就够了，并不要他们成为有独立思想的人。
文化建构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内在发展，不是以真、善、美作为价值取向，以知识、学理为追求目的，而是依附于生活现实，服务于权力，甚至完全是权威所支配的装饰品。对个人来说，文化事业只是一种职业，一种待价而沽的手段、道具、本钱、资本及装饰，经世致用，争取功利目标。缺乏独立的科学事业，也缺乏远大的社会理想，只有实用技术和谋略。
由于现代文化的缺失，知识分子先天发育不全，缺乏人文关怀，历史责任，社会正义，没有独立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境界，只是在自己私人生活里，机心重重，蝇营狗苟，从自己的世俗职业中谋求地位、名誉、财富，著书只为稻梁谋。
二，教条主义。现代文明是从外部给予的，知识分子只是依据某种结论，没有一个内在发育的过程，这就形成教条主义。
早年知识分子受多元文化教育，内涵较为丰富，在革命运动洗礼之后，虽为意识形态理想主义所激励，内心的纯朴信念基本不变。但是文革前后，知识分子浸泡在单一的意识形态氛围中，缺乏理性思维，传统教育淡化，被政治风暴连根拔起，形成精神空白。有人悉读几十卷马列著作，更有人将毛选倒背如流，却只能狂热地、偏执地、机械地、功利主义地、玩世不恭地维持意识形态思维。
政治运动总是先向文人开刀，被整得最惨的是其中最有良知的，而主持整人的是其中最卑鄙的，其表演淋漓尽致。
在教条化的理想主义、政治权力的英雄主义的情节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一旦受赤裸裸的物欲的诱惑，僵化的道德观念很快瓦解。80年代青年开始反叛，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道德约束，早早地自私起来，在人际交往里展开权力斗争。
思想解放只是在"收"紧旧框框，与"放"开大门吸收外面的东西这中间拉锯，自我探索却被反"自由化"扼制。
三，时尚主义。在特定的教条瓦解之后，教条主义的基础依然存在，表现为心态浮躁，无所适从，没有立场，没有个性。
缺乏理性思维，没有长期的思想建构；凭借狡黠，小聪明，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赶潮流，一阵阵风，一股股热。昨天现象学，今天海德格尔，明天后现代，后天后殖民；主义－思潮－文本－话语......，却从没有自己的心声。
经济大潮把所有脆弱的文化建设淹没，人文知识分子队伍几乎瓦解。80年代末的政治危机过去之后，腐败愈演愈烈，只是经济增长才掩盖实际上的不断尖锐化。强力手段克服危机，加剧精英组织的官僚化，从长远看会酿成更大的破坏力。
四，崇洋心态。中国没有几个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大多不过是政府注册的国外科技代理公司，人们满足于给洋人作买办。学外语本身是低智力的重复性工作，通常它要折腾一个人从中学到大学的十年，外语考试甚至伴随一生的职称评定。
一味对"海归派"的政策倾斜，损害了公平竞争原则，反而助长了投机心理，养出一批钱钟书笔下的徒有虚名的"克莱顿博士"。到国外去的人大多不再回来，回来的人有出于爱国心的，但大多出于个人原因，其中包括在国外混不下去的。
五，学阀作派。为了讨好权贵，相互间争名利，甚至出卖他人；拉帮结伙，相互吹捧，关系网作风；瓜分学术地盘，抢占制高点；人为树立学术敌人作为目标，目标越大越广自己名气越大；靠个人一技之长吃饭，传统作坊作风，思想封闭，相互轻蔑，闭门造车，死不往来；只有师生间的单向模仿和传递，没有集体交流与合作，没有学术共同体的继承和发展。
体制为既得利益者、成功人士、有产者、资本家所掌握，沦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扼杀有文化生命的新生力量。大学等文化机构脆弱，社会没有确定的思想平台，没有超然的文化氛围，没有从容的智力交流，没有稳定的文化内核。
我们最需要全民族的文化反省，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造是前提，给自己打上一板，不是让别人打，也不是被迫打自己，更不是打给人看。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先驱们极力推动民族的反省与个人内心世界的清理、开拓、建设。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使命、角色，是中国百年现代进程的关键。在政治专制和社会腐败上，知识分子也难脱干系。因此，知识分子的改造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这种改造只能是文化反省，而不是政治运动，不能和政治斗争搅在一起。
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形成独立思维，保持对世俗的超越性、创造性，对新事物的合理判断。这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待文化与知识分子的两种出发点、两种态度、两种方式、两种结果及教训
政治是社会变革的最高手段。从长远来看，政治集团的文化素养、运作体制对民族兴衰起决定作用。
韦伯将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世袭制度，二是现代法理制度，三是以领袖个人魅力为核心的组织。一个社会由传统世袭制度过渡到现代法理制度，通常要经历领袖个人魅力感召下的革命进程。
革命队伍由革命领袖、职业革命家、干部、战士以及群众组成。领袖是在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权威人物，他具有准宗教领袖的个人魅力和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他的政治信仰和道德理想形成的理论，像远处的光芒，引领着人们的革命实践。
新文化运动培养了具有现代民族意识和文化素养的大批知识青年，奠定了精英集团的基础，形成两种自上而下的力量：
一是大学，代表多元的文化力量，它是灵魂，是文化前提；一是政党，代表统一的组织力量，它是体制，是政治保障。
两种力量各有使命，各有优点和缺陷，形成互补的关系。它们最初是统一的，但又在复杂的现实斗争中分分合合。
文化内涵是政党意识形态的活水源头。但急迫的现实需要常常造成政治一元化，文化精英窒息。思想僵化和枯竭造成社会认同的削弱，精英集团文化失落和信仰淡化，它便会沦为政治利益集团。国共两党的沉浮，都与知识分子问题相关。
国民党的文化力量相对单薄，蒋介石在军阀战争中建立正统地位，是依靠"黄埔精神"凝聚起来的新国民党精英集团。但由于摆脱不了狭隘的宗法、帮会习气，必然与自由知识群体发生冲突。一方面，它试图通过思想控制，把知识群体变成自己的政治工具和利益集团，但做不到。另一方面，它没有强有力的国际意识形态背景，因此需要大批有外来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提供文化的支持。一旦失去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其道义上的基础，就会沦为赤裸裸的利益集团，垮台也就顺理成章了。
共产党却在艰苦环境下长期保持着精英集团的本色，特别是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形成人们的共同信仰，于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它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力量更为坚实，还有强大的国际政治文化背景的支持，这使它一方面能够吸取、利用并支配、控制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它以其单一的意识形态思维统一思想，渐渐地瓦解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
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渐渐沉寂，理性趋于丧失，权力欲和物欲占上风，便相继走向政治狂热和经济中心主义。
蒋介石和毛泽东怎样对待知识分子，这是20世纪绕不过的话题。人们往往只停留在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评价上。
蒋本人军校出身，缺少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魅力。因此一方面，无论他政治上多少专制、冷酷，但对知识分子有一份敬重，在文化领域里不会过于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像传统的开国之君一样，毕竟只是利用知识分子，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工具。他需要知识分子，却难以从内心把握知识分子，包括他们的弱点。他可以凭个人手段个别地笼络一批知识分子，但不能从普遍的道义上赢得并且把握知识分子群体，多数人纷纷谴责他，反对他，背离他，最后使他失去道义上的合法性。
国民政府吸收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倡导旨在提高民众公德水准的"新生活运动"，初步建立了全国文教科技体系。当时大批知识分子进入政界，当然也有一批人拒绝从政，情愿作自由知识分子，甘于学术生涯。
抗战爆发后，有人主张战时大学要为国防服务，但蒋介石强调，战时教育要平时看，不乏一种远见。应当承认，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相对自由，才使那个时代涌现了一批文化、科学的大师，为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本人出身于知识分子，他对于中国文化及传统文人深有参悟。因此一方面，他能够以思想、信仰、政策获得知识分子的共鸣，并以自己的文化魅力赢得知识群体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他深谙知识分子的弱点，在革命年代对党外知识分子很客气，但在革命成功后，对党内知识分子都以居高临下的家长作风，发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将整个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有的盲从，有的狂热，有的检讨，有的沉默，有的自杀，导致五四以来成长起来的整个现代知识精英的断档。
共产党本是左翼知识分子开创的，它引导的革命运动之所以能够掌握中国的命运，是因为它给传统失落之后不讲道理、也没有道理可讲的社会，带来了新的道理，建立了大家共同讲道理的政治保障。知识分子为党的理想与主义所感召，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但在经历反右、文革、反自由化之后，他们由敬仰、钦佩、服从，到忏悔、恐惧、辩白、申诉，再到牢骚、积怨、逆反、阳奉阴违，形成隔阂、对峙的状态。多年后，他们一说起毛泽东时代，仍有一种鞭子抽在身上、抽在灵魂上的痛楚。
一味强化政党自身的政治权威，以此取代理性文化，就会失去自持与自制，堕入自负、狂妄和腐败。要消除腐败，建设合理的社会秩序，巩固执政党地位，赢得民众的认同，必须在现代理性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讲道理的文化机制，建设政治－经济－文化联盟及其良性关系。尤其要解开政治集团与知识分子之间对峙的死结，保持思维独立、自主平等、相互监督的张力。
50年代的反右运动更是打断了一代知识精英的脊梁，社会的理性和良知受到致命挫伤，极左政治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基础，文化理念日趋孤立与偏执，全民卷入非理性的乌托邦狂热，造成动乱。文革后，在实事求是的旗帜下恢复了现实主义精神。
●革命队伍、国有单位组织性退化的根本威胁：宗派化、地方化，"五湖四海"的凝聚力瓦解
在后革命时代，政权一经建立，就有权力的分配与继承问题。政治不再是神圣理想，而会渗入现实利益。
蒋介石成于黄埔嫡系，最终也败在这个封闭的准宗法利益集团的腐败上--政治家的政客化，公务员的官僚化。
政治家具有社会理想、政治抱负及基本理性，他有言不由衷的政治谋略，但手段是为了抱负而施展的，自己的心声、良知、道德及民众声望从根本上支配他的事业。公务员则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不带自己的政治倾向，尤其不在公务中夹带自己的恶，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技术能力，能够按照法定程序完成权力机关交办的各种事务。
政客没有政治信仰、理想及责任感，出于私欲而追逐权力、名誉和地位，他们内心深处阴暗而扭曲，迷恋政治表演、投机取巧、玩弄权术，不择手段捞取自己的私利。与政客相联系的官僚，是一群寄生于体制内的一般公务员，逢上唯唯诺诺，遇事敷衍推诿，在公务上循规蹈矩、无所作为，为了个人的地位及小集团利益却会暗地里兴风作浪。
由于民族危难的急迫性，建构革命信仰的理性层次较低，汲取和消化不足，没有深厚修养的内在支撑，带有浓厚的功利化、简单化、教条化色彩。意识形态停留在道德约束上，常常回归传统儒学，回到政治本位的老路上。
在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时代，人们的观念被捆绑在集体主义政治里，信仰容易保持--尽管在理想主义的表演中充斥着现实的权力斗争。一旦以个人为中心的物质利益原则重新启动，僵化的道德遭遇汹涌澎湃的物欲冲击，便会土崩瓦解。
80年代以来，政治权威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外部。一方面，人的物欲无限膨胀，官僚、政客、文痞、贪污者令政权内部滋生腐败。政治由公共手段成为利益集团的操纵社会的工具，便堕入围绕权力展开的勾心斗角、投机取巧、阳奉阴违之中。
一些曾经很有作为，甚至出生入死的革命者，最后失去心理平衡，晚节不保，构成世纪末中国的典型社会现象。他们之所以有深刻的信仰危机，是因为昔日的辉煌在市场化时代如将逝的夕阳，人已老去，再度拼搏已经不再可能。他们内心孤独，没有归属，没有依托，无所适从，只有回顾传统家庭利益，服从本能欲望，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上一把。
不少革命者总在教育后代珍惜过去，保持本色，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可是，高干子女仍首当其冲地浸染于腐败中。因为，人格养成不能凭简单的道德教育，而要有深层的文化素养。没有超越的精神信仰和独立的文化人格，仅仅以朴素感情和直接经验维系的理想是不可靠的，更不用说进行代际传递。老人的记忆很容易成为自我中心的昔日荣耀，而那些尽管教育程度高，但优越感极强的年轻人一旦自主，便会厌烦老一套，迅速滑向虚无主义和情感放纵，甚至抛弃起码责任与道德。
另一方面，封闭的意识形态僵化之后，人们内心深处没有接受现代文化的勇气，反而抑制文化的开放和创新，粗暴对待内部的文化批评、文化监督和文化创造，并把民族内部作为防腐抗体、解毒剂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推向西方主义。
西方政坛人物常常巴不得有人理睬他，因为他的权力基础是选民，他需要制造亲民的形象。许多中国官员也乐于和国外高层政客，甚至外国记者进行坦诚、平等、机智、幽默的对话，但他们与国内民众之间却保持距离，很少有内部的平等交流。
这让人想起传统家长在家庭内外的不同形象。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使现代中国人心理上需要外部的对话者，需要外国人的态度和言说来验证自己的思想与实践。一些地位高而内心孤独的政治人物，尤其没有信心在内部平等对话中展示自己。
由领袖魅力及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革命党，即所谓"革命大家庭"本来有家长制特征，难以摆脱传统宗法关系的影响。
中国没有一贯的贵族传统。宗法家族由嫡传子孙世袭家业，但很难维持上百年的兴旺，历代政权超不过三百年。统治者要维系宗法关系，又要抑制它的腐败。为此，官员全国调动，异地作官，如明代规定必须出五百里外才能做官。朝廷的军队更是不能由本地产生。只有吏与绅是地方的，乡土事务取决于他们。这样既保证了乡土社会的稳定，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社会学所谓"初级化社会"由面对面的血缘、亲缘以及业缘、学缘、地缘等人际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传统集体主义的基础主要是血缘、亲缘关系，夫妻拜天地是血缘化的仪式，结拜兄弟间的歃血为盟也是血缘化，不同于现代老板与雇员的契约关系。
直到70年代，各个单位尤其较高层次部门，进行着高频率的行政调动、组合、扩散。"革命干部"的足迹深入新疆、西藏等"五湖四海"。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就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但到80年代初，社会学家费孝通从他的乡土社会理论出发，指出建国后逐步形成的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封闭的人际关系日趋血缘化、亲缘化、世俗化。海外来的学者，也发现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单位，生老病死全是单位管。
单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又是基层社会团体，也是人们的心理依托。"哪单位的"成为了解一个人身份、地位、背景的日常问语。这种正式的社会组织，以自上而下的法权结构和行政体系组织全社会民众，形成所谓"公事公办"原则。
改革开放之后，基层自主权扩大，世俗化色彩随之强化，人情关系网回归，传统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也就膨胀开来。这使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地方政府、中小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政领导＋同志式关系"结构渐渐瓦解。
80年代初，我的中学母校外县籍教师还相当多，教师与当地没有明显的关系网，因此更多保持知识分子的文化品位，学校与地方生活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差。一进学校，就能感受到与社会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可是，后来教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本县籍，他们深陷本地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学校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文化反差，学校风尚与教学质量也急转直下。
●精英文化的失调，技术操作抑制人文精神，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知识权威淹没思想创造
朱镕基总理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演时尖锐地指出，中国缺乏管理人才，国有企业一把手和总会计师大多是不合格的。
其实，中国不仅缺乏专业人才，还有民族精神的沉沦和腐败。经济、政治操作不仅需要特定的专业能力，更需要高尚的人格修养、广阔的文化视野、宏观的战略胸怀。中国不惜沉重的代价开放市场，就是要以外部压力迫使国人觉醒。
在后革命时代，技术专家出身的社会精英普遍务实、明智、重实际操作，却缺乏浪漫、跳跃、长程的战略思维。
中国是全球人文教育最薄弱的国家之一，高校的人文学科所占的比例极低，而且文科教育知识化、教条化。毛泽东对大学文科如此失望，要干脆取消它。精英阶层所受高等教育，绝大多数是理工科专业，尽管对现代科技文明有直接的把握，个别人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文化素养，但片面的专业技术教育以及过时的意识形态教育，决定了他们先天性的文化缺憾。
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权力决策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工程技术专业出身的人，甚至许多意识形态部门也由非人文学科专业出身的人领导。政治家与实业家的关系比较默契，技术专家包括少数社会科学、管理学谋士，也处在"准中心"位置。
各级政府机关常请科技、经济、管理、法律、政治等方面专家讲座，公务员们虚心学习些技术知识，知道天外还有天，固然必要。可是，几乎没有更加重要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等方面人文讲座（只有文艺汇报演出）。
在畸形的机关文化里，正式语言随着上头文件走，非正式语言随着大流走；生活方式是现代的，思维方式仍是陈腐的；口头上是人民的公仆，内心里却是个人算盘。官场上名与实相分裂，会议成灾，形式主义泛滥，官僚们需要以说话来表现自己，又实在没有自己的语言，只有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官话、套话、诡话。只好照稿子念，稿子也不是自己写的。
越来越多的公务员们只会打官腔，普遍缺乏起码的人文自觉与文化修养，导致政府机关文化沙漠化--过去人们之间有一种意识形态语言，现在这种语言的只留在假、大、空的公文里，实际操作则完全世俗化、功利化，甚至赤裸裸的腐败哲学--没有灵魂的肌体，怎有不腐败之理！排斥真正的思想，尤其是涉及人与社会本身的思想，对整个民族是致命的。
官本位体制是庸才寄生之所，仕途是政客官僚的发迹之道。现代公务员制度则是理性化、法制化、技术化的行政体制。
传统政权依靠伦理道德的软性约束，改朝换代的极限威胁，这在现代生活中是不够的。克服政权腐败需要权力制约，有形的制约来自外在于每个人的体制，包括专门的反腐机构，但更重要的民主监督与法制约束却基于人们内心的文化价值。人们强调现代体制的重要性，却看不到体制背后的前提，即人们内心普遍认同于现代文化，这需要自上而下的独立的文化建设。
要让大多数人洁身自好，让贪官污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不是叫人无奈地认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至于产生所谓"全民腐败"的现实，当然不光是外在的体制能做到的，而是人的内在文化信念问题，首先是精英阶层的精神素养问题。
现代政党的理想、信仰、价值观淡化之后，精神支柱变得脆弱，党员对社会的表率作用弱化。传统儒家伦理、道家理想及佛教境界失效，灵魂分裂，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恶性膨胀，造成恶性腐败。人们在体制的漏洞里周旋，盘算着自己的私利。
在强大世俗利益诱惑下，受道德楷模感染的人越来越少，即便有感动也难以维持现实的行动。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文凭化，邀请专家来灌输科技、管理、经济、法律知识，只是培训公务员业务工作素养、技术素养，是讲做事而不是讲做人。
真正的文、史、哲学科（当然绝不是那些被时代抛弃的意识形态），比学些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知识更为重要。
毛泽东好谈文史哲，陈云也曾要人学哲学，这也许是老黄历。但超越具体意识形态背景来看，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见识。
知识分子本是变革时代最活跃的深层创造者。但中国政治家与思想家、管理者与学者之间很少有真正的对话。人们觉得，人文知识分子不是现行政策的论证者，吹吹打打的宣传者，就是不安分的异端之辈，或者可以听之任之的书呆子。
对政治家和实业家来说，学者们在概念上绕圈子，闭门造车，文人相轻，吃饱撑的，叫人厌倦；思想家们言论天马行空、喋喋不休、没大没小，不顾及现实的利害关系，小题大做，哗众取宠，惹事生非；文艺家们浪漫轻浮，没有主见，却好使性子，要么是女人气，要么是长不大的孩子，要么是又犟又怪的硬石头。因此，知识分子不可不用，也不可重用，得加以提防、管束。
长期意识形态化的文科教育，造成了人文学科的全面瓦解，人才匮乏。在更深的历史背景上，革命家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很深的隔膜，先天的不信任，乃至本能的轻蔑、仇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与国家所有的不幸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
一是上层革命家出自传统而又叛逆了它，他们一旦树立特定的革命信仰，便与传统或西方的其它知识体系形成隔阂。
二是其他干部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出身，从受压迫者转变为革命政权的主人，他们与向来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天然的距离与反感。这种情绪，在深受人们尊敬的彭德怀元帅晚年逆境中写的自述里，未加掩饰。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与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保持着距离。据邓小平遗孀卓琳女士回忆，延安的许多女学生认为，选工农干部做丈夫缺乏情调。
三是在开放时代，人们尚实干，不争论。这本是为了抑制极左意识形态，却也抑制了整个人文学科的成长。
对于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自己的文化天地是安身立命之本。政治权力是他物，离政治越远越好。政治却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将某种带有利害关系的意识形态渗入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干预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
一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与政权的合作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常常要放弃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为官方既定言行作注解和论证，或出谋划策。这种传统幕僚行为，常常是为了功利目的，有时演变成个人的投机钻营，为独立知识分子所不耻的。
政治与经济联手排斥文化，造成实践与思想间的隔阂，造成了各自的狭隘、浅薄与偏执、空洞。政治是社会的心脏和中枢，文化是社会的头脑与灵魂，实现全社会良性、协调的互动，需要相互间经常的、冷静的、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
在革命时代，政权的争夺和巩固是焦点，以政治信仰来武装党，党指挥枪，意识形态与军事联姻，战时经济是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在和平时代，军事作为国家的后盾和保障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文化、政治、经济的立体关系便突现出来。
庸俗唯物主义、功利主义思维，从根本上妨碍社会的深层次建设。以市场为中心，看得见的经济生活主导整个社会。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的独立地位和功能被取消，被市场操作，为市场服务；政治、法律不再是社会秩序的支柱，文化不再是人们内心的准则，教育不再培养完全的人格，一切都卷入市场交易和世俗消费。毫无疑问，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人文精神失落，自由人格缺乏；知识分子边缘化其实是逃避，下海当中产阶级更是自欺欺人
一般认为，文化世俗化与知识精英边缘化，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普遍趋势，因而也是合理的。
人们很少看到，西方"后现代"现象是以全民知识化为前提，它也是西方文化面对新危机时主动反省的姿态。只有自由、独立、超越、高品位的知识精英阶层，才能造成超越世俗利益的话语系统，才能引导社会营构现代文化。
文明是人的生命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不是与某种强势力量接轨，不是某种终极模式的引进、建成、推广、复制。知识精英的使命，就是超越一般功利性的日常生活，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认知、创作、构造和监督、评价，引导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可是，在历史与现实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世俗化只是一种社会病态。知识精英退出中心舞台，走向边缘化，放弃自己代表社会理性和良知的反省、创作、向导、监督、批判、纠正责任，趋从世俗化、商业化潮流，听任乃至参与利益集团的腐败，只是这个脆弱阶层的畸变和瓦解。这根本不同于现代启蒙功成业就之后，知识分子的隐退。
这里要说明的是，知识精英"边缘化"如果理解为与现实的经济、政治利益保持距离，这当然是需要的。但实际上，人们往往是逃避对整个民族现代进程的方向、原则和利益的关怀，扎进现实功利圈子，专营自己的个人自留地。
政治主导下的意识形态文化一度全面普及，知识分子处在准中心位置。但那僵化的政治原则与肤浅的道德理想，在开放后如风卷残云般散去。今天的文化世俗化和知识分子边缘化便是其后裸露的现实，这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变革进程的停滞与反动；不是知识分子使命的完成，而是外部的压抑和他们本身的脆弱造成的中断；不是赶上世界潮流，而是趋从于时尚。
缺乏普遍认同的理性和秩序，全民腐败的旧病复发，随处可见且无可奈何的腐败和混乱。人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窝蜂到哪里、随手扔到哪里。市场上到处是欺诈、假货与偷税漏税，社会生活笼罩在宗法关系甚至黑社会网络里。
这时，知识分子逃避自己的责任，退出文化中心，满足于能赚钱生存就行，造成民族灵魂荒芜，生命创造力衰竭，自决能力疲软，只得无所作为地让出自己的市场，被动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追逐国际市场的泡沫，自鸣得意地充当附庸。
中国知识分子先天发育不足，只有一点空洞的政治道德观念，人文修养几乎空白。靠引进西方文明的成果，刚得一点实惠，便沉迷于消费和娱乐，丧失自强自立的意志，独立创新的活力。软弱、依附、腐败发作，只能跟在世界潮流后面爬行。
文化、教育机构思想平庸，学术粗劣，学位与职称恶性泛滥，大批知识分子职业化、官僚化。人文教育被过时的政治教育彻底扭曲，仅存的人文课程和专业几乎成了空壳，理工教育也只是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只能培养工匠式的工具型人才。
下海经商，本是正常的角色转换，无需别的理由。中国文人下海，却编织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经商办实业，以知识回报社会，改造市场经济的素质；有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才能支撑起现代社会。
有的还信誓旦旦：赚了钱再来做学问，或者资助文教事业！其实，这是心虚或无奈而摆出的姿态，以求心理安慰。
开小差的借口掩盖不了人们面临的尴尬处境及内心分裂：文化贫困，中心地位失落，行政化的文教事业单位内的压抑与争斗；人们只是为物欲、时尚等盲目力量所裹挟，并没有以现代文化科学的视野、信念和理想去改造社会的真实意图。
事实证明，中国实业家无论是否知识分子出身，一旦人在江湖，便身不由己。在现实面前，他们事业的选择根本没有知识精英的独立思维和立场，只是乐滋滋地同流合污，根本超越不了所处的环境。要赢得一点实力，就必须彻底融入现实。
中国少得可怜的私人捐赠，仅限于给自己树碑立传，捞取别人感恩的项目，无偿投入无形的文化教育事业的乃是凤毛麟角。不仅是大陆如此，港台也大致一样。给南方一些学校捐建的一幢幢漂亮大楼，就等于纪念碑，楼内设施和项目大都空空的。
其实，中国文人原本就存在严重的缺陷，传统文人是政治集团直接或者预备的工具，现代知识分子又是政治、经济建设的工具。他们没有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的思想与境界，仅仅是学历与职业意义的知识分子，下海不过是谋生手段的转换。
真正的知识精英能够超越个人的生存，具有历史意识，把握时代脉搏，从社会、从民族以及人类的未来的利益出发，进行思考和行动。他们本可以从事不同的职业，这就不存在下不下海问题。因此"下海"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逃亡的标志。
●以西门庆为代表的中国暴发户是纵欲主义者，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西方资本家是禁欲主义者
有一种流行的期待：中国的命运取决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一旦他们拥有自己的财产，能够独立地选择和决定自己命运，自然就会从保护自己的利益出发，站出来主动参与法律秩序的建设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成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支柱。于是，法治自然就形成了。--其实，这是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并写入宪法。
让占有者主持法治，有钱有权者立法保护自己，谁为无权无钱甚至连话也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有人听的老百姓说话？靠特权和腐败瓜分公共财产的暴富阶层，叫嚣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谈得上法律公正吗？立法即便可能，执法和守法可能吗？
有人说，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恶的追求、利益的刺激是社会进步的杠杆，无序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
如此轻率的结论俨然出自学术研究，将会记载在中国文人的耻辱账上。其实，这是从"阶级学说"里演绎来的，也可以看出阶级斗争的确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是历史与现实里的状况，不能与现代社会的重建混为一谈。
也不奇怪，中国文人本是代言的工具。暴富阶层精明得很，他们自己并不存此幻想，并不怎么喊立法，早就手持各种出国护照，甚至办妥了绿卡，并且把不干不净的财产转移出去。平时，他们干脆采取老办法：贿赂、收买，甚至用黑社会手段解决问题，这要直接而有效得多。只有真诚的傻瓜和精明的哗众取宠者，才会附和既得利益者，公开叫嚣为私有财产立法。
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是西方文化传统里生长出来的，并非仅由外部机遇造成的暴发户，一般有产者也不一定具备资本家特有的文化信念。早期资本家大多是虔诚的清教徒，履行上帝的天职，以赚钱为荣耀，以浪费为耻辱；他们继承绅士、贵族的文化传统，受到启蒙运动带来的文化熏陶，具有现代理性与科学文化修养，自觉立契约，守法律，依法纳税，有良好信誉。
在韦伯看来，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清教徒，人生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挣钱，并不是为满足生活享乐，而是为了体现天职。
传统中国土壤里没有普遍的社会法理。法，只能依托政权；理，依附于人伦。富商、暴发户，以《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为典型，有了钱去买官，有权有势后只剩下纵欲，结局是自取灭亡，社会也在腐败中崩溃。能保持家业兴旺的，只有少数保持朴素生活，浸染书香文化，严格制定家规，广泛建立信誉的家族，像一些晋商、徽商等老字号。即便如此，也难逃世道的轮回。
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人，最初是一批体制外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农村个体户、待业青年，以及在铤而走险中获取丰厚利润的游民、劳改释放人员；然后大批专业人员，在旧体制内受到压抑而下海而崛起；真正能瓦解传统体制，瓜分国有资产，奠定了资产占有格局的暴富者，是非法使用手中权力的人。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的进程，结果是不确定的。
首先，他们的暴富依靠外部机遇，一是国有资源的再分配这一不可逆的过程，二是简单复制外来高水平生产力，并没有创造新的生产力。他们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宏观视野和长远打算，也不具备相应的文化素养和技术能力。
其次，他们财富的获得主要靠投机，富得容易，很突然，看上去是西装革履的现代实业家，内心里却是地地道道的传统暴发户，法律意识、公共道德、社会责任、文化素养几乎是空白。因此，人们看到先富阶层的整体心态与传统暴发户一样，敛财、守财、耗财，暴戾、狂妄、腐朽、颓废、空虚、鄙视规范、为非作歹、花天酒地、道德沦丧。
第三，他们的资产是在经济秩序混乱中浑水摸鱼得来的，大多不干不净，因此他们内心阴晦，充满对不义之财的忧虑。在社会冲突激发的情况下，担心有朝一日被清算，要给自己找后路，在权力腐败中捞取政治资本，或将资本转移海外。
第四，他们之间没有经过健全的市场竞争，相互间缺少公平交易、信守契约的信誉，相互暗算、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成分却很大，因此，根本谈不上相互间普遍认同的理性原则、法律秩序、团结协作与社会责任。
第五，他们处在传统宗法关系、裙带关系网络的覆盖之下，甚至滋生出反社会的帮派集团和黑势力。没有关系办不成事，没有贿赂成不了交，人际间的分工合作中的信任度极低，无法形成大规模的企业集团。人人都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中国没有上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缺乏普遍的理性原则下的独立个性，只有狭小圈子里的仁义道德和个人利益之上的人情原则。缺乏公民意识，不具备民主与法治中隐形的文化认同。因此，仅把现代进程归于制度建设是不得要领。
真正的建设必须以法理和秩序为前提，要有社会良知的参与和正义的监督。人类的行为方式、制度运作，背后都需要特定的文化观念的支持。不可能先有某种市场经济，然后产生它所需要的制度和文化。当然也没有先验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和观念。
认为某种市场因素成长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那只是一厢情愿。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定型，利益格局已经确定，那些既得利益者改变自己的运作方式及其文化观念，就不可能了。特权＋关系网＋市场≠市场经济。
●渴望堕落--传统价值已经失落，道德光环不再耀眼，精神空间全面塌陷，文人走向痞子化
在中国，成功和不成功的政客们、商人们、学者们都在为职业为生活而奔忙，他们身体很苦，内心扭曲，命运多舛，令人同情，但并不值得敬仰。有大学生毕业时说，周围的老师里几乎找不到尊者，找不到长者，想崇拜一个人都找不到。
在传统上，儒家的道德功利主义容易走向虚伪，道家的自然主义总是趋于反文明，法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则是冷酷无情。在现实中，人身的依附，职业的压力，时尚的裹挟，挤压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因此，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精英可谓凤毛麟角。
在个人的内心里，缺乏独立意志，自我反省，没有超越的信仰，精神空间狭窄，缺乏普遍的人道关怀。
上一代中国知识精英曾为理想主义的崇高信念所感召，满怀激情地接受新文化的改造。然而，人们在经历了几番狂热的政治运动之后，不仅没有进入理想的彼岸，反而陷入被愚弄、伤害、抛弃的境地。这种愤闷奠定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理基础。
90年代中国出现的"后现代"与西方"后现代"并不是一码事，它更接近传统文化在解体腐烂时的世俗心态，即我前面所说的"后古典"心态。人文精神的讨论，是要从反省的角度提出文化重建。而王蒙"拒绝崇高"的口号，固然代表了一些人理性的反省态度，然而对更多人来说，其实只是堕入玩世不恭、逢场作戏、追名逐利以至出卖人格、亵渎神圣的理由。
王力雄《渴望堕落》一文，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痞子化现象，揭示和剖析得淋漓尽致。发表好几年了，滋味不减。
对王朔的大红大紫，不喜欢的人当时有自己的解释--王朔就如他自己书中所写，是流氓转业干起了"码字儿"，是痞子写痞子，中国社会在文革废墟上生长起来的众多痞子，为他提供了畅销的市场和走红基础。这种解释其实回避了一种现象，即为什么王朔的书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相当影响？连他的痞子语言和文风也被不少知识分子模仿？
《废都》的出现更让做上述解释的人困惑，一向以"严肃文学"著称的贾平凹，一旦把笔锋从乡土转向其身边的生活圈子，涌出来的竟然也是一群痞子，让王朔都如小巫见大巫。相比之下，王朔写的只算一群嘴皮能耐的小痞，贾平凹笔下才写出了真正入道的大痞、老痞、灵魂之痞。而那些庄之蝶们跟贾平凹一样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这回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写出来的为什么也成了痞子？而且稍有眼力的人即可看出，贾平凹并非在写一个杜撰的世界，也非冷眼旁观，他与他写的世界血脉相通、百感交集地纠缠在一起。作者如此投入，那不可能不是一个真实世界。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以拉了半辈子大提琴的王启明为主角，有些观众认为姜文把王启明演得太痞，倒像拉了半辈子排子车。但姜文以他身边的艺术家们证明，他们比他塑造的王启明还要"糙"，嘴更"脏"，刘欢也对此发表了支持的旁证。观众心中的艺术家不过是概念，而姜文和刘欢自己就是艺术家，生活在艺术圈里，当然更有发言权。最近新闻界披露王启明的原型--小说作者曹桂林的所作所为，也从侧面证明了姜文的正确。
庄之蝶、王启明一类"文人"既是今日中国之真实存在，说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近年天翻地覆的众多变化中，一个尚未引起人足够注意、但却足够深刻的本质之变。
◎痞子成功的时代
中国一直是或者至少表面上是以"道"（价值准则）为先的社会。"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重负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几乎已化作国人本能之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连续革命虽然导致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但其中的价值符号与相应的价值关怀，如耻于言利、正派、守法、忠诚、助人、不争、不贪......等，仍然深深地渗透生活的一切方面，节制着人们的行为。
"改革开放"使中国与几千年的轨道脱离，不可逆地转变为以"利"为先的社会。这个本质之变首先产生于意识形态的转变，并由国家政权推动和保障。在短时间完成如此根本的转型，却没给"道"以循序过渡的足够时间，造成"道"与"利"的巨大冲撞。当道德禁忌消失，"利"的大门呼啦啦洞开，价值关怀成为妨碍人及时抓住利益契机的障碍。这时，从来没有道德束缚的痞子却生逢其时，在时代交替的空白中抢到起步的先机，并由此奠定后续发展的优势。原来为"正派人"所看不起的懒汉、二流子、流氓、不法分子和劳改犯们首先迈入万元户、老板、私营企业家的行列，成为"先富起来"的模范和改革初期的最大收益者。在随后越来越赤裸裸的利益竞争中，相应规范与制约（更别说社会价值系统）远不能同步建立，更使得竞争具有强烈的恶性性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谁有道德意识，谁在竞争中就注定只能处于下风。任何人若想在这个新时代获得成功，就不能不与痞子采取同样的行为准则，像他们那样"敢干"和不受道德的束缚。
◎沉重的贞节牌坊
中国知识分子经受几十年"改造"，只在80年代有过短暂的地位上升，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摆脱"被改造者"或意识形态"驯服工具"的角色，被扭曲的人格也未来得及舒展，很快又面临新的失落。他们习惯的是以"道"取"利"，几千年的中国士阶层都如此，即使在被改造时期，只要顺应当时的"道"，也能得到相应的"利"。然而现在，"道"却成了获"利"的障碍，以"道"为本的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失"利"者。短暂的上扬只能把再次失落对比得更强烈。
他们初始进行了相当一段抵抗，力图用道德优势获得心理平衡，以对痞子们所用手段的蔑视，否定其成功的结果。但这种抵抗很大程度并非出于真正的道德追求，而是惶惑、嫉妒的本能反应，是出于平衡自身失落感的需要。中国传统价值系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近几十年意识形态的摧毁下已经基本解体，新的价值系统却无建树。没有体系的支撑，人的内心世界是不可能抵御"利"之诱惑与挑战的。内心失去了"道"，"道"的体现就只在所谓的"面子"。但"面子"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很有分量的，即使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也从来装成正人君子，满口仁义道德，或即使先从黑道起家，成功后也大做捐资办学一类善事挣面子。"当婊子立贞节牌坊"虽是骂人话，却从另一面可见"面子"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威力之大。"道"传承千年，已化作基因溶进社会及每个成员的潜意识，即使价值体系分崩离析，"面子"也照样沉重。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死要面子活受罪"出名，有时甚至到可笑地步。长期生活于贫困使人易向金钱倾斜，面对社会转型，他们内心的欲望早已耸动燃烧，迫切期待投身于利益场的角逐。然而他们过去的角色--无论是作为历代道德的养育者和守护人，还是作为后几十年的道德受难者，都决定他们的道德遗传之深，即使仅剩"面子"，也极难摆脱。
然而只要还讲面子，就只能处在"当婊子立牌坊"的尴尬之中，遮遮掩掩地逐利，不敢放手拼搏，那样既赢不了，又受苦心伪装之累，最终仍然不免暴露本相，反更丢面子，结果既当不好婊子，也立不起牌坊。
◎以无耻告别羞耻
摆脱"道"的压抑--无论在面子上还是在心理上--成了获"利"的前提，而"道"又如此沉重，必须在相反方向趋于极端才有可能，就像撬动愈重的物体需要愈长的杠杆一样。
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弗洛依德的学说，让很多人如释重负地明白（或自以为明白）人人内心都是一口欲望煎熬的大锅，道德不过是锅盖，起到压抑作用，让人异化而已。
然而最长的杠杆不是哲学，恰恰是"痞"。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平等化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乏接触痞子，尤其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更与痞子有不少相同渊源。他们从痞子手法中受启发：如果干脆不要脸，何从受面子之苦？
打碎神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亵渎，把神圣弄成滑稽可笑，自然就不会神圣；嘲笑道德，完全不跟它来正经，反而是最容易摆脱其压抑的途径；这种亵渎嘲笑的痞子之道还有另一个作用，即最适于拉大伙一块下水。谁也不想显得滑稽可笑、"假正经"或"跟不上潮流"。只要大伙都下水，就不会显出哪个人独自的卑下，大伙全都没尊严，人人也就不必有自尊。这种"串通效应"可以很快地造成氛围，把力图独秀者剔除在外，免其成为能衬托出集体卑下的参照物。后者也往往在孤立的威胁面前而投降。
王朔的走红在于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套适合上述转换的调侃结构和亵渎词汇。而且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之嘴脸不但不那么丑陋，还颇有一些可爱。他以机智犀利的嘲弄，暴露出曾被全民族顶礼膜拜的神圣有多么虚伪和荒诞，顺手也把世间所有的神圣一块当成脏水泼掉。快刀斩乱麻，免却"理还乱"的纠缠，让人一身轻而进入随心所欲的境界，这特别适合知识分子心理转型的需要，给了他们一个能够"痞"与"理直气壮"兼而得之的形式，体面地以漂亮的无耻告别羞耻。
◎又一次自我改造
中国知识分子多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经历了多次运动的"洗脑"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胎换骨的改造"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了自觉行为，长期人格扭曲造就的"原罪"意识使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自卑与媚俗心理，一旦跟不上潮流，不适应形势变化，就感到惶恐不安，首先认为是自己出了问题。尤其是长期的"工农化"使他们几乎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气质丧失一净，刻意追求平民化，时刻以改造自己而求得社会认同，与时尚和潮流保持一致。
"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又一次自我改造。与过去的改造相比，但这次改造无人强迫，完全出于心甘情愿。逃离神圣，摈弃价值，否定道德，集中体现在"我是俗人"（与"普通一兵"、"螺丝钉"内在逻辑一脉相承）的口号上。既是俗人，就不该坚守寂寞清贫，就无所谓理想信仰，就该满足七情六欲，就有贪心、想挣钱、该下海、高消费、搞女人......并且当然也不必以此为耻。事实上，当今的知识分子是在渴望品尝堕落的滋味。他们悔恨当年的"纯洁"、自制，惋惜虚度的年华，痛心过去的"傻冒"。他们以索债的急迫补回蹉跎岁月的损失，有些人的贪婪程度已近疯狂。
1992年以来的"文人下海"，更让他们钻进钱眼，并且理所当然地把腐败当成经商的共生物，心安理得地尽情腐败。即使还有些羞耻感，只是羞耻自己还不够无耻，还有文人的酸气，不够敢干、实干，比不上痞子放得开和会逐利。这种自卑往往会在某些人身上推动一种"草莽化"的倾向--即为了掩盖内在的孱弱，用外在的粗鲁、口出秽语、行为不端披上所谓"男子汉"的"阳刚"之皮，同时将这种草莽倾向大量地塞进他们的文化产品。
全神贯注于经济的当今社会完全无意建立对"无用书生"的保护，面对弱肉强食的现实，一向缺乏行为能力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有些人因此会由生存能力的自卑而生出对痞子"混世"能力的羡慕与佩服，使其在精神的痞子化之外，言谈举止也会对痞子有意加以模仿，以增加自信心和"威慑力"。这一点目前在文艺界最为突出。再通过文艺的塑造与传播，让痞子从形象上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成为时髦。这是当今中国文艺日益鄙俗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一体的"
我虽用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却非囊括全体。无疑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仍然保持洁身自好，或出于污泥而不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知识分子总体而言，痞子化的趋向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真正在嘴脸上成为痞子的还为数极少，但精神世界里的"痞"--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厚颜无耻、出卖原则、逐利投机、亵渎神圣、蔑视理想......已不能不说相当普遍。精神的痞难道不是比嘴脸的痞更接近痞的实质吗？事实上，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之低下，已经充分地证实了"有知识的恶棍是最恶的恶棍"这句民间评语。
亚里斯多德说："道德是一体的。"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即使从动机上仅为自己，但实际结果却不可能只限于他们个人堕落，因为他们个人是不能与他们营造社会价值系统的社会职守分开的。虽然他们仍然进行学术研究，写冠冕堂皇的文章，发表动听的言论，但他们却回避不掉一个悖论：如果他们真心地去创造和信仰一个包括终极关怀和道德伦理在内的社会价值系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越发衬托出自己的堕落和龌龊。他们需要为个人的堕落制造合理性，必然不断地利用自己掌握的社会职能和文化能量，创造支持自己的文化，让那文化提供堕落的依据和相应的社会氛围，同时使自己进一步被那文化"说服"和"改造"。这是这些年中国文化的一条潜在轨迹，是一连串"思想解放"的实质，也是近年勃兴的"痞子文化"之根源。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个人堕落为什么会腐蚀整个社会的原因。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痞子化正在带动整个国民精神的痞子化，这对中国社会的摧毁性，将会在未来岁月逐步显露。
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是将一个社会凝结为整体的黏结剂，它赋予个人行为收敛性，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一旦缺失这样的系统，无所遵循，唯以利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群起争利却难以解决争利引发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尤其是一个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的社会，最终难免不因无止境的发散而解体。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本已百孔千疮，若是唯一担负对其进行重建、更新和修补之职能的知识分子放弃坚守，自甘堕落，并且再"反戈一击"，对于未来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是难以推脱自身责任的。【摘自王力雄《自由人的心路》，中国电影出版社】
第十八章 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
2004年06月18日23:38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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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篇 轴心重建
自上而下的象牙塔，是伟大文明的支柱。欧洲现代文明孕自教堂与大学；20世纪中国的所有骄傲，都是蔡元培的北大，孙中山的黄埔，毛泽东的延安，邓小平的特区等大学、准大学及泛大学的文化运动引导的。
21世纪，新的动力来自民族内部，以大学为轴心的文化特区。科教兴国要全面提升为文教兴国。大学的工具化、功利化、官僚化、近亲化、地方化是最大威胁。现代大学重建的关键，在于大学精神的自由成长。
第十八章 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
●教堂－大学：一种抑制物欲，给人超现实的精神提升的文化机构，是维系高级文明的前提
衡量一个文明，可以依据外在的标准，看它是否实力强，地盘大，生活富足。然而，凡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其核心是内在的文化，即一种超越性的观念体系，给自由的个体以普遍的规则认同，终极的精神归宿，由此凝聚为社会群体。
这种普遍的文化信念让人们从现实的困难中看到希望，在当下的痛苦中得到解脱，在本能的欲望上得到约束，在实际的行动中获得智慧，在成功的快乐里得到升华。这样，整个群体才能维持一定的秩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
一个相对稳定的原始部落就有自己的信仰，圣景、图腾、偶像、祭坛、祭器及祭师都是所有社会事务的核心。前现代的每个文明，通常都是"政教合一"的，社会秩序、政治权力与宗教信仰、伦理教化统一，政权机构同时又是文教组织。
在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里生息的吐蕃人，原本剽悍好战，漂泊无定，不是对外部构成毁灭性的威胁，就是发生致命的内讧。自从佛教传入，形成以喇嘛教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后，人们在虔诚的信仰里，维系了一千多年稳定的生活。至今，那里因有圣山、灵湖、神殿、经幡、玛尼堆，成为朴素藏民和来自现代文明世界的人们共同膜拜的最后净土。
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保持着古老信仰，拉比既是宗教祭师，又是学者，又是教师，还是世俗生活中的长老，领袖。
印度教的社会里，至今仍然维系着顽固的种姓制度。在等级森严的四个种姓中，僧侣（婆罗门）也居于最高级。
俄罗斯本是大草原上并不起眼的部落，但它选择了拜占庭的正教，由原始多神教跃升到高级一神教，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他们经受了蒙古骑兵的沉重打击，并在其强弩之末重又崛起，通过汲取西方文化的滋养，成长为一个超级帝国。
俄罗斯作家普希金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斯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匈奴人、日尔曼人等蛮族一样，他们的命运是外部赋予的，所需的技术手段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他们自己只有征服的野性和掠夺的欲望。成吉思汗说：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
在短时期内，野性会因为征服的胜利放大到极至。而当征服者一从马背上下来，文化上的弱势立即显现出来。接踵而来的是胜利者的内讧，还有被征服者的抵抗，统治者们无法招架。蒙古人在中国被儒家精神同化，在西亚被伊斯兰教同化，并被逐步淹没；在本土则皈依喇嘛教，并且从此安顿下来，就像多个世纪之前的日尔曼蛮族接受基督教的教化那样。
阿拉伯人没有太多文化原创，但他们树立了自己的信仰。无论走到哪里，穆斯林虔诚地反复念诵"我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在信仰旗帜下，他们实现了巴比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中国技术的大综合。
伊斯兰国家在发生社会动荡时，教师（有时也称学者、长老、毛拉、阿訇）常常比贵族、军阀更能起凝聚作用。
在今日世界焦点阿富汗，"塔利班"（学生）政权就是由"毛拉"（伊斯兰学者）组织的，它在苏军撤退后的军阀混战中异军突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大肆排斥异教，炸毁世界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强迫异教徒公开标示自己身份。
西方基督教徒以自己的文化优越感，以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为掩护传播基督教，被恼怒的塔利班政权逮捕，要施以审判。
就在此时，宗教极端分子仅以一部《古兰经》和几把小刀，劫持了四架客机，成为美国人料想不到的"巡航导弹"，撞向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心脏，造成震惊整个文明世界的恐怖，拉开了亨廷顿数年前预言的文明冲突大幕。
在西欧中世纪，教会权力超越国界，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教皇、主教、神父维持着一个高居于世俗生活之上的信仰体系。人类不同集团之间的争斗，如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争延续至今一千多年，其实是不同信仰体系的争斗。
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普遍实现了政教分离，学校教育与宗教教化分离，教会失去了特权。但在基督教信仰里酝酿的理性精神演变为现代法律制度、民主程序、公民道德、文化批评、舆论监督等形式，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每个环节。重要的是，独立学者支撑的大学及其它学术共同体，给予所有社会精英以系统的智能训练，因而左右着社会高层的决策思想、价值取向。
而且，新教牧师依然帮助人们维系着宗教信仰。有的国家君主、贵族与政党、议会并存，作为社会稳定的标志和传统精神的象征。直到20世纪末，多数澳大利亚人仍不肯放弃地球对面的英国女王，尽管他们的祖先可能是作为囚犯被放逐来的。
在每个文明体系都有一个高居于世俗生活之上殿堂，为人间设立规则，树立权威，提示道理，因而得到广泛的自觉认同：
一，它不是外在于经济基础的傀儡，或者派生出来的象征，而是内在于一个文明的生命里，独立成长且努力传播。
二，它不是服务于物质利益的工具，反而是抑制物欲膨胀，升华精神人格，引导灵魂皈依，凝聚整个文明的旗帜。
三，它不是政治法律制度，也不是为之解说的意识形态，而是超越特定利益群体，能整合全社会的独立文化机构。
四，它不是文明进化的消极现实，而是文化发展的积极动力，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活力之源，智慧之寓，灵魂之所。
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人们普遍认同超越具体事务的理性规则。从西方教会中诞生的现代大学，就是理性文化的中心。
在以色列开国前30年，魏兹曼就开创了希伯莱大学，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化堡垒，他因此成为开国总统。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即将卸任时，副总统戈尔竞选落败后，最引人关注的传闻是到牛津、哈佛去当校长与教授。
许多中国人可能难以理解，堂堂一国之主，怎么只是与一个我们这里相当于"副部级"的大学校长职务相联系呢？
其实，我们只是忘了，蔡元培开创的中国现代大学本来意味着什么，我们忘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曾当过校长。毛泽东晚年与斯诺谈话中，甚至提到自己做过小学校长，并表示不要"四个伟大"，却独钟于"导师"的名号。
连大军阀的儿子张学良，年轻得志，身上免不了沾染些军阀习气，但大是大非却不糊涂，一生最彪炳史册的功绩，除东北易帜、西安事变外，就是拿出大部分家产资助东北大学，并自兼这所全国财政实力最雄厚的大学的校长。尽管有钱不一定就能办好大学，历史也没有给这位少帅更多机会，东北大地很快沦落日寇之手，他自己更陷入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
近代社会变革，没有超越性的教堂提升世俗生活，只有靠大学主导的新文化来凝聚民族力量。因此，政党的大学化是其区别于宗法式会党的根本标志。知识分子社团、学校一度是社会重建的先导。"校长"作为文化教育社会地位的象征，一直享有崇高权威。民国时期，县、乡的中小学校长与同级政府首长正职或副职并行，而省长见著名大学校长，称为"拜会"。
新中国初期，大学校长可以直接与最高领导人对话。此后，文教事业日趋工具化，依附于行政体制，地位才一再降低。
现在，我们也在谈教育、人才、大学的重要性。可是，这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偏差--只是在工具的意义上，即为经济、政治服务的意义上看待它们，并没有把文化当作社会生活的灵魂，把独立的大学当作文明进步的轴心。
我们也热衷于谈论一流大学，但对牛津、剑桥、柏林比较漠然，对美国三种典型的大学模式中的两种（哈佛－全球高级政经精英的培养，普林斯顿－联邦资助的高层研究）也泛泛而谈，最津津乐道的只是其第三种，斯坦福－硅谷高技术模式。
●大学是酝酿、培养现代文明所必需的摇篮，也是陶冶现代人格、普及科学理性的"象牙塔"
各民族独立的现代进程的起点，都是教堂或者大学。
现代社会是以普遍的理性原则建构的。韦伯把现代社会称作法理社会，区别于传统世袭的社会和领袖中心的社会。
理性原则表现为普适的真理、公理、法理，引导和约束人们的思维、言论与行动。体现在实证科学、生产技术、交往规则、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等方面--认知客观化、测量精确化、思维逻辑化、操作程序化、行为规范化、个体独立化、组织制度化、交往契约化。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形成现代工业，通过市场及政治法律体系的结合，演进了西方现代文明。
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不同于中国传统亲情伦理原则，不是直接从世俗生活中总结的，不是个别圣贤独自领悟的，不是像文艺作品那样在生活闲暇里以个人体验创作的，更不可能像传统政治法度那样由权势者规定的。它是具有高度社会权威、超越世俗生活的专业文化共同体，在严格的语言和逻辑规范里，长期孕育、建构、完善，通过一批批人才的培养和训练，辐射到全社会的。
大学就是这样的文化共同体，这个知识精英群体发动的文化运动，为全社会的现代进程奠定了基础。
现代文化源于特殊的古代文明--希腊手工业商业生产及其城邦生活。现代理性思维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他们发展了原子、作用力、数学、几何、理念、形式、逻各斯、必然性、逻辑等观念，奠定了工商业文明必需的理性思维基础。
毕达哥拉斯建立了集政治、宗教、学术为一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建立了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一词即源于此）；亚里斯多德建立了吕克昂学园，形成逍遥学派，他的学生亚历山大，每征服一地，都要建立希腊式的学校和图书馆；伊壁鸠鲁建立了花园学校；芝诺建立了廊下学派，即斯多葛学派。这都是大学的原始形式，以某种思想体系为核心形成学术传统。
这种理性文化在中世纪早期似乎被宗教信仰彻底吞没，因为基督教原则是信仰高于理性。但基督教的独特性就在，它是犹太教经过希腊哲学改造过的产物，理性因素已经悄悄地渗透并融入信仰的核心里冬眠起来。上帝以至真至善至美的规则创造世界，这规则是人们理性思维的前提，并扎根于整个社会生活中。中世纪的教会、僧侣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对高悬在自己头上的神圣法则、普遍规范、绝对公理的信奉达到痴迷的程度。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宗法社会里的人们难以理解的。
中世纪后期盛行经院哲学。看起来这些引经据典的争论荒唐而毫无意义，但毕竟争论本身就是讲道理，一批僧侣获得了高度的逻辑思维训练。正是这些虔诚的修道士建立了早期大学，如意大利萨莱诺大学、波伦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开始旨在培养僧侣，随着知识的积累，思维日趋精致，独立的理性思维逐步苏醒，并从信仰的保护与约束中脱颖而出。
因此，基督教是现代文化的母体，而欧洲古老的大学从宗教性的文化组织转化为世俗的文化中心，成了现代文明的摇篮。
人们对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的追问，形成系统的公理体系，并在观察和实验中实证化，于是产生自然科学。科学家先还在宗教内部工作，到了牛顿以后，由于科学体系能够自圆其说并且在实证中取得辉煌的成功，渐渐地与宗教信仰分庭抗礼。现代生产方式、社会体制、生活方式就是以此为起点建构起来的。这种文化运动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特的。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都是人们从宗教禁锢中解放出来，以理性改造信仰的现代文化运动。
现代大学的典型是柏林大学，它是1810年刚刚从战败中苏醒过来并决心工业化的普鲁士帝国建立的。创建者洪堡指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赢得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只有教育的改造，才能优化国民，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纳税能力，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
莫斯科大学校长V·萨多给尼奇说：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时代起，大学就已经成为"政府－社会－个人"这个经典三角关系中人类发展的一个文明开化因素。大学始终致力于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不断建立和维持平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他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希望在地球上建立人类共同体的尝试也使他们自己精疲力竭了。地球圈、生物圈以及"绞索圈"等问题呼唤着人类对自己以及所生活于其中的地球的态度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我把大学视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或者在告别过去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社会结构--就像混沌理论所预示的那样。【摘自《大学与社会》，载《新华文摘》2000年4期】
美国现代文化包含丰富多样的移民文化要素，因此最初的美国大学只是做些简单的传授及运用，文化创造远不及实用技术重要。但随着进步程度的提高，低层次的潜力发挥和工具性的发明创造近于饱和，而全面的社会进步和深层次的技术发明需要系统的理论修养，美国大学也才向欧洲大学，尤其是德国研究型大学看齐，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和文化品位。
哈佛建校300多年来，培养了6位总统，32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它办的研修班，吸引全球人才进行培训，给学校带来了巨额经费和名声。离开哈佛、麻省、耶鲁、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大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因为它通过大学网罗了全世界科技文化资源。
1901－1940年诺贝尔奖得主，德国36人，英国22人，美国只有15人。而1946年后，美国得奖超过总数的一半，100多人。
在里根时代，美国经济面对日本制造业的咄咄逼人之势，连年下滑，政府经过深入研讨，发现自己的优势在大学的高科技，于是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信息产业。1991年美国经济走出谷底，再次稳坐世界龙头地位。
今天，在美国办高技术公司，先要看距自己30分钟路程范围内有没有大学。著名128公路旁的大片高科技企业，离不开哈佛、麻省等大学。没有斯坦福、伯克利这些著名大学，也就没有硅谷。【《告诉你一个真哈佛》，林德尔著，中国城市出版社】
●"天地君亲师"代表的中国政教合一传统：孔子，董仲舒、宋明理学到曾国藩的教化思路
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静态结构上是集权政治，历史演变上则是改朝换代。一部中国历史，表面上只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政权交替史，成者王侯败者寇；历史只剩下政治，政治只剩下权术；老百姓更只有日常生活的技艺，文明进化似乎终结了。
这个文明之所以能在循环中保持延续，因为其中有一个文化核心，维持着它的生命。传统道家、佛家是出世的，佛寺、道观没有支配世俗生活的权威，但对文明形成缓冲和冷却作用。主导着社会秩序与价值的是儒家"天地君亲师"的政教体系。
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本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教育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相当于校长吧！生前带着弟子周游列国，穷困潦倒，凄凄惶惶，知其不可而为之。死后两千多年一直被崇尚为文化圣人，也是因他的学说，他的师道的缘故。
秦始皇用法家手段统一了中国，以严刑峻法维持统治，企图开万世基业。他蔑视儒家学说，而且还实行了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政策。但极端急功近利的政治功利主义遭到了强烈的反弹，结果二世而亡。
汉初统治者汲取教训，改行道家清心寡欲的"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而治，让民休养生息，天下太平，人给家足。此后，统治者才懂得，民心教化是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政权的稳固要得人心，顺民意。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逐步凸现出来。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教化百姓。王霸兼施，振武并疆，实现大一统。以天、地、人、阴、阳、金、木、水、火、土等概念建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给儒学以本体论外壳，确立了政教合一的理论基础。
"儒"其实就是教师，享有"天、地、君、亲、师"并列之尊。无论地方还是中央，文教部门都由具有特殊资格的绅士、大儒掌管。这样，与皇权至上的政治相配套的儒家伦理体系被固定为主流文化，成为文明教化的权威，覆盖着全社会。
平时，政权体系需要借助于社会的道德教化维持秩序。改朝换代时，伦理教化对于社会重建的作用尤为突出。
宋明之际，儒学融合了佛、道思想，把具体的"礼"诠释为普遍的"理"，形成理学。朱熹建立以理（太极）为宇宙最高本体的思辨体系：理借气而存在，气派生万物，理即随气进入物中，物中之理经过格物穷理的环节，向自身复归。
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人对天理的自觉就达到人伦的自律，获得主观能动性，从而给人伦道德关系以本体论的确认。由内圣而外王：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一步巩固了政治道德教化的政教合一理论体系。
王阳明则以心学取代理学，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人是天地万物之心；心是天地万物之主。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直接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人心之外的天理，对正统儒学构成瓦解之势。
传统教育体系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它可以追溯到西周的辟雍、泮宫，汉以后的太学，晋以后的国子学，大多依附于政治权力体系，难以构成独立的学术传统。唐以后兴起的书院有较独立的学术传统，但在改朝换代的剧烈社会变迁中难以延续。
科举制度是影响社会结构最关键的文教体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大学。自汉代形成以来，一直是传统社会的结构核心，社会运行的稳定保障。每个王朝建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开科举，笼络天下人才，沟通新政权与传统文化的血脉，以取得文化合理性，并在广泛的社会认同中获得智力资源，使政权体系得到稳定和充实。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也汲取了它的合理因素。
科举制度把大学传统放之于民间教育而不是国家机构里，但以儒家伦理哲学来贯通。"大学之道"集中体现为《礼记》里的概括：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大纲领，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大条目。
清政府取消科举制度，一是因为科举方式本身与整个社会结构一样陈腐和僵化，二因为科举体系的文化内涵受到日益旺盛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但是，这一运行了上千年的制度突然取消之后，却没有一个成形的教化体系取代它，造成了社会文化的空白，旧政权的精英流失，人心涣散，凝聚力瓦解，逐步失去了它的合理性，从而加速了整个体制的覆灭。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机构，而且应是讨论政事、检举官吏、指导舆论、代表民意的机关，以达教化天下、淳化风俗的目的。他不满"天下之是非出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责以为非"，主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要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主张建立中央太学，普及地方官学，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拥有巨大权威，不由官方任命，而由民众推举。
与现代众多杰出人物一样，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敬佩曾国藩。青年毛泽东看来，曾国藩的境界比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高（"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位文人出身的湘军领袖，军事才能并不突出，但他具有深厚的传统理学根底，掌握了"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他治军强调精神教育，以传统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训练出一支精悍的地方武装，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曾国藩的对手洪秀全，只是简单抄袭西方来的"拜上帝教"，找不到中国人内心的文化根基。尽管初期势如破竹，占得半壁江山，随即出现外来概念与传统思维的分裂，抽象理念与现实利益的冲突，无法应对不断的腐败与内讧，最后崩溃。
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作为传统中国政治家，其老道的见识与圆熟的韬略，不只是年轻冲动的光绪皇帝不可比拟，也是受西方文明洗礼的孙中山所不能匹敌。他们是生不逢时，如果不是处在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变故之中，按照传统的成王败寇的逻辑，他们的历史形象完全不会这样臭名昭著，他们可能在成功后大肆张扬崇孔祭祖活动，给自己抹上"神圣"的光彩。
然而，传统的伦理教化体系再不能构成新的社会权威了，这就决定了慈禧和袁世凯这类"权术大师"身败名裂的命运。
●大学运动孕育了20世纪中国觉醒的新文化：蔡元培开创的北京大学翻开了历史的全新一页
非西方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现代经济、政治方式与传统宗教、伦理教化难以协调，甚至背道而驰。
西方有形的经济、政治及文教体系容易引进，但其社会教化体系的内核无法简单照搬过来。学校教育只是给未成年人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职业技能以及制度规范，却不能对全体公民进行深层的文明教化，不能给人们心灵信仰、文化修养。
近代中国被拖入现代工业文明潮流中，最初并没有新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一批思想家针砭时弊的根据仍是来自传统文化本身的原则。西方文化除了少许宗教因素外，大都是通过坚船利炮的作用强行闯进来的。
向来务实的中国人怀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逐步引进西方器物文明，包括生产设备、生产技艺，这样不伤大体。开始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西方的物质生产技术不是一种孤立的技艺，而是建立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要掌握技术，非依据其科学理论不可。这才开始大量翻译西学著作，两种文化的对话开始了。
但是，光引进西方器物文明不够，还需要体制的配套，这就需要社会改良运动。但渐进的改良与传统的内核形成尖锐对立，遭到权力集团的扼杀。最后社会日益腐败，矛盾无法调和，只有革命。可是，革命之后却只有一团混乱，更没有真正的建设。
随着两种文明冲突、交融的深化，深层的文化反思才得以展开。西方文明，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体制层面，都建立在特有的文化基础上，并落实在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中。面对史无前例的西方挑战，仅在器物、体制上努力，而不触及整个传统观念体系，不培养全新的一代人，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只及皮毛、肌肤而不及灵魂，不可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
世纪之初，中国仁人志士就认识到民族复兴不仅要从器物上着手，而且更要从文化上进行变革；教育对象不只限于孩子，内容不只限于技术，要像西方教会一样实行公民教育，心灵教育。伟大思想家梁启超将民族希望寄托在"新民"上。
梁启超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根本。"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教育要以"造就国民为目的"，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养成一种具有新精神的国民，使之结成国体，以致力于冲破优胜劣败之地。新民是具有健全人格的人，需要"淬历其本有而新之"，"采补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不可。新人格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义务感，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18种特征。
这一认识翻开了社会变革的全新一页。新文化运动标志着社会精英的真正觉悟，从文化这个内核上建构新的社会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的起点。完成这个伟大转折的社会精英的大本营则是北京大学--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
中国现代史的真正接生婆不是有"大炮"之称的革命家孙中山，而是以一介文弱书生树立现代大学精神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开创的北大新学风，孕育了中国现代民族精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
本来，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大学一开始并不是作为现代文化中心来建设的，而是按西方现代模式，灌输学生新的知识，使之成为社会特定需要有用之才。它培养的只是一些专门人才，而不是全面发展的新人。
但是，蔡元培主持的北大突破了这个藩蓠，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下，网罗大批思想学术大师，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举起了现代文化建设的大旗。新文化运动将文化确立为社会重建的基础，政治文化比表面上的政界更值得注意。
蔡元培也曾组织过光复会，加入同盟会，但在政治前线冲锋陷阵不多，他的思想没有进入过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心。五四运动中，作为北大校长他还苦口婆心劝学生回校上课。20－30年代，他一直寻求在既定的政治权力框架内实现他的教育理想。
蔡元培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大学教育，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他认为，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
他还说：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
大学不同于各专门学校，不是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文理两科是农工医法商等应用学科的基础。只有法商等科而没有文科者不得为大学，有医工农等学科而没有理科也不得为大学。或者至少三个学院，文理学院为必备，再加一个专业学院。
他说，知识分子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发挥影响力，不依赖于政治，不顺应当权者，切断大学文凭与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
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
教育有隶属于政治者，有超轶乎政治者，前者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后者是共和时代的产物。
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在蔡元培心目中，大学是社会的特区。文化建设的实验场。他在北大倡导进德会，戒酒，戒赌，戒嫖，培养正直的德行。
学校的腐败，是因为把求学当作做官发财的手段--许多人为了将来做官，多选择法科而不重视文科和理科。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栋梁，但不是做官吏，议员；要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做伸张正义的清流之士，做勇敢的人，与敝俗奋斗。
蔡元培反对把宗教引入大学，认为在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宗教。他指责西方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因此，他主张大学只把宗教作为学问来研究，而不允许参与传教活动。
蔡元培主张用美学代宗教，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情操。"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不因见小利，争功利而失节堕行，不因挫折而颓废以至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他认为，教育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他把德、智、体、美并列为"四育"，倡导音乐、绘画、书画等艺术活动。
他主张的"超然人"教育还独立于政党：其一，政党总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去抹杀个性。其二，教育是远效的。其三，教育不随政党更替而更替。这样，他说的教育的确具有比政治更为根本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在中国是难以立足的。
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延聘当时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文化精英荟萃北京大学，有传统的，也有反传统的，有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苏俄等不同国家文化思潮影响的学术名流，很快形成全国文化中心，把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推向最高潮。这些多元的文化杂合看起来充满矛盾、争执乃至冲突，但正是这样才产生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是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维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技术型、而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者。北大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更注重于基本学理与基础理论，更注重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更注重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的相互吸取与综合。为此，他特别强调思想自由，强调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强调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为更大胆的，更解放的，更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引自钱理群谈中国大学教育需要的反省精神】
1919年5月4日的学潮暴发后，新文化运动就转化为政治运动，文化层面的建构在急剧变化的现实面前中止了。但它唤起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因而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这一大学文化运动所培养的精英们演变、分化并汇入国民党、共产党及自由知识分子三支力量，形成三个准大学运动，并演出了中国现代史的几乎全部剧目，直到今天仍在延续。
大学对于每个民族的贡献是普遍的。但在中国，这种作用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体现在一位杰出的大学校长身上。胡适曾经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准大学运动结束了20世纪中国的混乱局面：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家的重新统一
有人质疑，服务于政治军事目的黄埔军校、延安抗大，怎能与以现代大学原则建立的北大、西南联大混为一淡呢？
的确，黄埔军校及以后的延安抗大，与一般意义的现代大学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它们又与现代大学极其相似，都是中国面对外部挑战，自身的传统丧失社会整合功能之后，社会重建的基本生长点。因此，我称之为"准大学"。
其一，它兴起于国家内外交困，失去秩序和组织的混乱中，旨在为社会革命形成文化认同，但这一文化只是意识形态的。
其二，它从一种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信仰的新理念出发，革命领袖们借此凝聚新生力量，训练掌握社会的有效方法。
其三，它以富有革命精神的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为主体，他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为社会革命提供生命的原动力。
其四，它代表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超越当下的物质生活需要，小集团的利益，培养新的理想人格和道德体系。
其五，它包容了现实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力量，既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又能服从于共同的原则，整合为统一的集体。
无论是黄埔军校，还是红军大学，延安抗大，学习时间通常都只有几个月，至多一年。期间还要参加战争，或者生产。这点时间里，教学基本上是灌输，学员们生吞活剥一些概念性的知识，直观理解一些抽象的原理。重要的是，人们获得了一种基本理想和信念，形成对于个人利益和世俗生活的自觉超越，并在实际运用中建立人与人之间共同的语言体系和行动原则。
这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大学，有效地组织了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在思想信念上实现高度融合，形成统一的政党。这既是国民党基本统一中国的奥秘，也是共产党在国民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而腐败之后，迅速取而代之的奥秘。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准大学"由于政治与文化的完全统一，学术、文艺彻底意识形态化，因而丧失独立性。如果它在革命后的建设进程中，失去文化上的创新能力，会一步步落入政治斗争的陷阱里，最终造成经验主义的浅薄与教条主义的僵化。
孙中山以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口号影响了现代中国。但在他有生之年，不得不将满蒙允让给日本，在革命党内搞绝对的个人独裁，在民生方面大多也只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屡败屡战而屡战屡败，几乎一事无成。兴中会、同盟会、光复会、华兴会、中华革命党等会党组织都没有成什么气候。辛亥革命也只形成各自为政、相互争夺的军阀割据。
最后，他在列宁启发下，才着手以民族主义（三民主义）信仰为核心，将国民党改组为新式政党，并建立黄埔军校。
在"建国大纲"里，他把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其中包括要通过社会教育来培养革命者的精神。
在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说：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
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的革命军。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充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
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
黄埔军校开学时仅500多人，到1927年3月已发展到2000余人。来自全国26个省，还有外国青年。第一至第四期毕业学生达4981人。多数师生成为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的核心和骨干。
军校原定三年为一期，后因军情紧逼，用人迫切，缩短为六个月一期。军事教学日夜进行，课堂讲授与实战演习相结合，称为"知行合一"。各种讨论、宣传活动，大量报刊、文集、讲义、教材等出版物提供了丰富的学习途径。
军校的政治课目包括国民党史、三民主义、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苏联研究、各国政党史、各国革命史、各国宪法比较、社会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问题、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等。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萧楚女等担任演讲。
谭延闿、李济深、李烈钧、甘乃光、戴季陶、陈果夫、施存统、宋子文、孙科、张静江、彭湃、毛泽东、刘少奇、何香凝、鲁迅、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等也被应邀来校演讲。
国民党与受苏联影响的共产党两种力量汇合，组建了黄埔军校，很快打开了全国局面。军校由一批新人组成，他们既继承老的革命理想，同时又打破了各个小集团的利益格局，并迅速整合为新兴力量。
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能够崛起于军阀之林，成功收拾局面，基本统一国家，并展开一定规模的建设，最后还仰仗三民主义旗帜以及黄埔军校这笔政治文化遗产，挺住抗日战争。黄埔"校长"的尊严，赋予他的政治权力以的文化权威，赢得学生集团的无条件服从。但由于政治利益逐步取代政治信仰，文化内涵日渐僵化，蒋最终被打败，1949年后独守台湾一隅。
●准大学运动奠定了20世纪中国的重建基础：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整风塑造了全新的革命队伍
共产党本身是一所以外来意识形态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校。新民学会、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都曾是革命精英的摇篮，农民运动讲习所则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红色根据地的重要基础，尤其以延安时期的抗大为典型的标志。
从南方红色根据地到延安，有各式各样的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军政大学，干部学校，随营学校，公学，学院等等。实际上，整个共产党队伍就是一所大学校，其中一以贯之的传统，并不在哪个具体的学校，而在其共同的特征里。
一，各级首长直接兼任校长，都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说办就办，说分就分，说并就并，说撒就撒。
二，短期培训班，实用技术，切合现实需要，学习内容"少而精"，与日常生活有机结合，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革命豪情由意识形态信仰支撑，但没有系统的学术理论和独立的理性思维。这样能够造成革命队伍的大整合。
三，适应抗战和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实际工作者。教育与劳动的结合，理论与实践，学与用一致。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师生互学，共同讨论。学习与实习时间六四开，还有经常性的生产劳动。学员一出学校就顶大梁。
长征后，刚稳住阵脚的毛泽东，心中铭记着以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对他"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恢复了青年时读书的习惯。1939年12月，他起草党内通知，强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年龄轻，文化水平低。这个缺点需要由知识分子的参与来克服。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党内一些干部存在着对知识分子的恐惧甚至排斥的心理，不懂得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他要求全党严重地注意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将干部大批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整个党实际上是一所政治大学，它是受过战争考验的老红军与有较高文化教养的知识青年两种力量的综合，也是根据地和国统区两条战线的综合。两种力量，两条战线，缺一就没有后来解放全国并建立新政权的干部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这一深远的战略，光靠农民出身的红军、八路军将士，能有后来革命胜利么？
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要强迫日寇出中国，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强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增强抗战力量的工作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有效的办法是办学校。"
抗大学员里，虽有极个别文盲，但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0％以上。1938年抗大总校教师657人，其中外来知识分子占47％；学生4269人，非工农子弟占41％，高中及以上程度占49％。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1937年到1939年两年间，陕北公学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毛泽东给陕北公学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
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生的临别赠言里说：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阶层，但有着同一个倾向，即建立新中国的倾向。他说：从前有个黄埔，那里表现着一种朝气，这种朝气也就代表着一种倾向。黄埔和陕公一样，同学是从各地来的，又分布到各地方去。那里的黄埔是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它是那时中国进步的缩影。我们陕公的方向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这个方向我们要坚持下去。他还说：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便要毕业，叫做有期大学。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他还说，我们抗大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不一样，那时有礼堂、有实验室、有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从这点讲，我们就不像大学。但是我们抗大人多，理想大。我们是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学，从这方面讲，我们这个大学在中国是唯一的，恐怕世界上也很少。这里条件不好，你们要吃苦，革命就要吃苦，要艰苦奋斗，自己动手，只有吃苦才能革命。
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说：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写了《把军队变成为工作队》，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工作队。军队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我曾在1993年去韶山的路上，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80多岁资深国民党人士。交谈中他出我意料，表示佩服毛泽东而大贬蒋介石，说蒋介石为私，而毛泽东为公，还例举了一些他亲身的经历。初一想，这只是个人偏见。
蒋介石对国家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他在30年代领导的建设，成就相当可观；在抗战中成功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即便到了台湾，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等关键问题上都不糊涂，甚至与大陆保持着某种默契。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政治运动及权力斗争中，搞个人迷信，唯意志论，也很难说是公心。"人民"这个无具体所指的抽象概念，粉饰了个人专制的实质。
可是，超越当事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确能从两人的个性及其政治操作中，找到截然不同的特点。
蒋、毛小时都是孩子王。蒋介石童年丧父，由寡母养大，心理趋于早熟、内向、理智、现实主义，以建功立业报答母亲为人生目的；而毛泽东在特殊的家庭背景支持下与严父抗争，成功地赢得了个性的自由，从此自信、浪漫、豪迈地走向社会。
蒋直接进入现实生活，把握现成的社会原则和思想，懂得如何以功利关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依靠个人之间的利益纽带来赢得属下的忠诚，并通过军事化官僚组织来实现政治统治；毛则更多地深入文化的深层，崇尚某种社会理想，建构了一整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懂得怎样把它与人们共同的精神需要结合起来，发动每个人自觉投入的社会运动。
蒋介石受传统、西方以及孙中山等各种既定思想信仰影响，缺乏个人独到的思想。他的选择更多从具体的政治利益出发，没有普遍的文化感召力，没有神圣的公理效应。毛泽东凭借意识形态理想进行政治运作，形成革命队伍的灵魂，赢得人们无条件的信仰。人们以它为实践的出发点，并从中找到归宿。他本人性格则与组织化、官僚化体系频频冲突。
蒋是部下的恩人，特定利益集团的领袖；但他的政治谋略一看就是阴谋，被他玩的人恨得要死。毛是人们普遍的精神导师，是公理的化身，是老百姓道义上的救星，他的政治手腕出神入化，被打倒的人还在喊万岁，至少当时是这样。
辛亥革命依靠的会党能破坏旧世界，却不能建设新世界；黄埔时期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一旦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嫡系，也就失去了其革命性；3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中就出现官商勾结、公私不分的严重腐败现象，为40年代的全面腐败埋下了祸根。
抗战胜利前后，腐败颓废的重庆与廉洁进取的延安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起码眼力的美国外交官和国内民主人士都知道，国民党根本扶不起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毛泽东本人都没料到胜利会如此快速到来。
解放军在整体实力仍居劣势情况下，一百多天里连续三大战役，三下五除二，把国民党有生力量消灭大半。连斯大林在日记中都说是一个奇迹。多年后，英国二战元勋蒙哥马利访华，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及前国民党被俘将军们交谈中，也对淮海大战中以少胜多的战役表示不解。曾在反法西斯战场上赢得国际名望的杜聿明将军一语道破其中的奥妙：我的部队都跑到陈毅元帅的阵地上去了。--这场较量的根本并不是军事，而是政治，而政治的根本又在意识形态，最终在人心上。
毛泽东去世，全国哭成一片。以后个人崇拜没有了，这当然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如果有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是个人迷信，而是宽容、自由的对话氛围，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选择，那么社会变革会是更加良性的。
●大学运动积淀了20世纪中国崛起的推动力：蒋介石支持的战时大学培植了成熟的学术文化
抗战爆发后，高校被迫内迁。当时有一种"战时教育"的舆论：学校应服务于抗战，调整学科，开设军事课。教育就以民众为对象，以当时的社会情形为教材，以国家民族复兴为目标，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
对此，一批有识之士却表现得十分冷静而理智。胡适说：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也劝导学生不要为外界浮言所动："救国有心避危无术"的观念，是亡国的观念！有一点事就栖栖皇皇，是我们气衰力弱的表示。至于想活动活动，做做小领袖，而借此以"夺取民众"，更是极可笑的观念。
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也指出：现代战争是参战国整个民族知识的比赛和科学的测验，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截了当改为军事学校。
一位叫吴景宏的作者说：无计划地使青年尽上一士兵贡献，那无异是大学生等于中学生，未免浪费过多。因为一个大学生去当兵，其效果尚不及一个兵；反之，在科学上未出路，其效果有胜于十万兵时候。若学生都参战，教育本身动摇，而且无作战经验，冒失地跑上前线，岂但送死而已，还妨碍整个军事。即令学生确能胜任，然在他人也能做时，为何一定要学生去？
教育部长陈立夫指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平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无人可用之危险。因此，他主张在战争发生时要力持镇静，就地维持课务；危城讲学，百年树人。
蒋介石全面提出了"战时教育平时看"的观点：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的正规教育的方法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教育的方法呢？......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面环境，甚至外敌压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紧张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全部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赶出来，送到另一种环境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对此，共产党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评价说：过去一般教育学术界的最大弱点，就是还不能充分把握抗日现实，还不能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的相结合，使书本与现实溶合为一；甚至故意逃避抗日现实，......千方百计阻挠青年学生思想之发展。
社论提出不同的教育学术的总方针：必须着重加强国防力量之培养，增进抗战建国人才之造就，彻底实行国防教育政策。......必须付与极大的努力和牺牲，有勇气去面迎现实，去把握现实，改变学校的课程、教育方法，加强国防科学的研究，打破一切把科学与抗战建国分离的现实。社论提出改进的意见：学校教育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均须以少而能精为原则，以速成而能实用为原则；教育方法应该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应以教育与生活相联系为原则；学术研究方面，应该真能集中在目前抗战建国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加深研究，真能去发现新的材料，真能去完成新的发明；真正用孙中山先生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理想去教育青年一代，激发他们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奋斗的牺牲精神。
为了保存国家后备实力，国民政府以极大的代价，全力实现了绝大多数高校的内迁。据统计，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和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都移居到了大后方。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先后实行贷金及公费制，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战时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笔庞大的财政支出仅次于军费。
八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
内地的大学图书资料及仪器设备奇缺，住简陋的民房和破旧的寺庙。尤其在1940年，日寇完全封锁大后方通往境外的陆海交通之后，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物价飞涨，师生们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教授们都不得不兼课，写稿卖文，甚至摆摊卖东西。但人们精神十分饱满。教授们备课特别起劲，学生学习特别踊跃，以此警告敌人，中国的文化不是其飞机大炮可以摧毁的。
尽管国民党的方针维护了旧的教育目标、教育体系及方法，但这种政治与教育相对分离的大学模式，恰恰是在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之外，保留了一个独立文化空间，造成知识传统与政治现实需要的相对分离。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我们耳熟能详的如苏步青、华罗庚、茅以升、竺可桢、周培源、吴大猷、严济慈、卢嘉锡、李四光、王淦昌、王力、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贺麟、汤用彤、陈寅恪、钱穆、朱光潜、金岳霖、马寅初、徐悲鸿等等，创造了大后方科学文化的空前繁荣。
1937年平津沦陷后，流亡中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教育部的主持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次年春天，临时大学迁往大西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湘粤黔滇旅行团，两个多月间徒步跋涉3360华里，抵达昆明，与绕道香港、越南入滇的其他师生会合。于是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在中国西南的穷乡僻壤中，诞生了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成为自由知识分子阵营的典型。
平时，三所大学说合就合是很难的。但国难当头，人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把个人的、小圈子的利益和狭隘观念抛之脑后，真正表现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精神。尤其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的精诚团结，三个学校合在一起，短长互见，可以取长补短，而人才集中，达成的优势为任何一校所不及。大家彼此竞争，不仅希望个人好，而且更希望别人好。
正是这种空前的民族团结，形成了西南联大校训所规定的品格：刚毅坚卓；体现了校歌描述的悲壮情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中兴业，需人杰；从而培养了支撑中国几十年建设的大批文化、科学的栋梁之才。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冯友兰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自由知识分子传统没有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但它渗入国、共两党各自的体系之中。它的理性与良知，在后来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瓦解过程中，无疑充当了颠覆者的角色。它所积淀的深厚学术资源，融进新中国建立后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文化、教育、科技重建的核心力量，其业绩尤以"两弹一星"为代表。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文化力量不幸瓦解了。改革开放后，这一传统虽然得到一定的恢复。但在功利主义的冲击下，古典精神难以延续，现代理性文化亦未能建立。
一批人流向海外，在华人世界中形成以杨振宁、李政道为代表的科学精英，及其他以弘扬中华传统为使命的文化精英。
●30年代乡土中国内部社会改造的系列尝试：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分别展开了乡村教育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斗争的夹缝里，在民族危机到来之前，有一批教育救国的理想主义者，直接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展开以教育改造社会的一系列尝试。由于他们所依托的政治背景十分脆弱，效果有限；抗战爆发后，尝试更是完全失败。
把社会改造的根本目标放到广大的农村，并立足于现代文化教育，这对后来毛泽东的社会改革运动留下间接的影响。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习，先后去山东曹州、广州创办学校失败。1928年他参观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又在河南村治学院任教，1931年在山东邹平开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提出自己"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
在梁漱溟看来，乡治就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方法，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新方向，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
他认为，文化改造表面上很像改良，其实是一场革命。要到农村去变革社会秩序，要克服种种旧秩序，涉及经济、政治诸多方面的革新，最终由君主专制政治，个人本位的经济，根本改造成一全新的秩序--民主政治，社会本位的经济。
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文化，如果再能热心中国问题，就可以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上层动力。上层去接引下层，即革命的知识分子下到乡间去，与乡间人接近而浑融。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其转移变化乡间人；最后没有分别了，中国问题也就解决了。
中国问题根本不是谁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的问题。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只有农村兴盛了国家才能兴盛，农村没有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求中国的新生命。
要将偏于知识的教育改为着眼于人生行谊的教育，由官府办学改为社会上私人办学。要依靠乡村伦理情谊的基础建立乡村自治组织，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一村一村地做，一步一步地前进，最后达到全社会的理想化。
经济方面，谋求农业的发达，技术改革，信用合作，生产合作。农业合作自治体发展工矿业，逐步实现机械化。
政治方面，走乡村自治道路，在经济普遍合作提高的基础上，形成政治自治组织。
文化方面，以全民教育为中心，包括学校教育，乡间礼俗兴革，禁除积弊，树立文明风尚。
西方都市文明的后果，内而形成阶级压迫的惨剧，外而酿成国际大战的灾祸，中国再蹈覆辙，也无条件去走，因此必争取乡村文明。西洋文明是一条个人本位的发财之路，它的动力是竞争使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饥饿。中国无法照搬西方宪政体系，乡村建设要以社会本位，走合作之路，与个人竞争相区分。农业合作，集体进步最是养济众人的道路。
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乡间民众分别构成中国革命的上层动力和下层动力，如果两者总不接近，中国的问题永不可能解决。过去农村简陋，用不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跻身军界、政界去做高级乞丐，结果农村愈是愚、弱、贫，知识分子也走进死胡同。知识分子必须主动回到乡村去做建设，转移变化为乡村人，把乡间人拖引上来，这才是一条民族自救的光明大道。
另一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张，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育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他说：
好的乡村教师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足迹所到，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
倡导社会大学运动，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使每一个人都处在无形社会大学之中，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人人都是同学，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人人都是先生，又都是学生。创造新世界是其主要功课。活到老，学到老，进步到老。
无形社会大学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它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它是最伟大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最合乎穷人需要的大学。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各得其所。
还有一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早年在海外华工中推广识字运动，发现中国诚实质朴的农民智慧高，能力强，只可惜缺乏读书求知的机会；而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竟是这样愚昧无知，完全不认识自己多数同胞的"苦"与"力"。
回国后，他推行旨在"除文盲，作新民"的平民教育。1929年，扫盲运动由城市转入农村，在河北定县成立实验区，几十名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高级知识分子和五百多位本专科毕业生，抛弃城市舒适优裕的生活，到落后的农村从事乡村建设。
他认为，中国亡不亡全在教育界，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必须以教育来完成。在社会组织未经改良之前，惟有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藏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人格不平等的原因就可以消除了。
中国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根本归于人的改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必须从四亿同胞着手，提高其文化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问题。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世俗的"脑矿"未开。他期望五年之内在全国普及识字教育。
平民教育不是救济性的贫民教育，不是贵族教育，不是成人补习教育，而是培养国民元气，改进国民生活，巩固国家基础，为全民服务的一种新兴教育，为在国家教育系统上不占位置的广大青年与成人文盲创造受教育机会。
这种教育不是传统教育，也不是舶来教育，而是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教育即生命，教育即生活，要求教者和学者不只是停留在知识上，要到实际生活中历炼，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改造生活，创造生活。
乡村改造者必须具备四种素养，专业能力，创造力，奉献精神，品行。向平民学习，不持成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乡村改造与社会教育融为一体，包括经济、政治、心理、习俗、文化环境、人口素养在内的综合性的社会教化，不是零零碎碎、枝枝节节，而是整个体系的统盘筹划。针对导致中国农村落后的愚、穷、弱、私四大劣根，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倡导学校、家庭、社会三大教育方式相互配合，以提高农民的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
●泛大学运动支配着50年代以后的社会重建：毛泽东开创的五七道路实践着杜威的教育理念
毛泽东与梁漱溟、陶行知一样，都曾受到过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思想的影响。杜威认为，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核心是人，人的核心又是人心。要认识宇宙的生命，便要认识人心。教育就是把握人心，是个体生命通向社会生命的纽带。因此，教育是人生的中心，社会的枢纽。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应从做中学，从自身活动中学习。
毛泽东1917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创办工人夜校，1918年创办新民学会，1919年尝试半工半读的"新村"实验。1920年杜威、罗素等人来湖南讲演，毛泽东担任记录员，事后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的问题。
这一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和留在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改造社会的途径上出现意见分歧，以萧子升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温和革命，以教育和舆论为手段；以蔡和森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只有平民阶级夺取政权，才能获得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权利。单纯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只能是给资产阶级帮忙而已。毛泽东说：罗素的主张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此后，毛泽东选择了一条通过革命达到社会全面改造的道路。教育虽然不是本位的，但始终是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1921年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创办安源工人夜校，1925年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建立了韶山农民夜校。
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他主持了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延安学习运动，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信仰吸引了知识青年，武装了工农子弟，形成一支革命队伍，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政治力量，推动社会的革命运动，从而掌握了中国命运。
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后，毛泽东亲自领导意识形态工作。50年代初，他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学习社会发展史，旨在树立唯物史观。党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民族的灵魂，一切重大工作及转折，无不从与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开始。
他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通过对一个行乞兴学的典型的否定，破除人们对旧式教育救国论的幻想。他认为那种孤立的教育培养的只是统治者维系旧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工具。而他主张教育必须和社会的全面改造相结合，并且为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