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集》，第1卷，57～69页。StuartSchram对该文所作的英文翻译，见ChinaQuarterly49（January1972）∶76—87。
［28］参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38～44页；李锐：《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45页。
［29］Paulsen，Ethik，.
［30］Fritsch的一个观点，参见Paulsen，，30.
［31］毛泽东的旁注多达12000字（泡尔生的著作一共100000字），书中的下划线也很丰富。毛泽东在1950年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的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见周士钊：《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载《新观察》2（2）（1951年1月25日），12页。我们可能还记得，*在《论费尔巴哈》第1卷中表明了一种相似的对于唯心主义的尊敬。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24)
［32］原文为1958年，但李锐为毛泽东所写的传记系于1957年出版。——译者注
［33］参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42页。
［34］同上书，43页。
［35］毛泽东在体育方面的努力，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收到了满意的效果：第一师范学校在1917年的全省体育比赛中获得了60多块奖牌。
［36］这篇文章重新刊印在《毛泽东集》第1卷，35～47页上。此外，还印行了一个原始文本的影印本，并配以施拉姆的法文翻译。这一影印本比《毛泽东集》的版本更好用，因为它保存了毛泽东所做的大量的重点标记。施拉姆教授的英文和法文译文在我翻译这篇著作的引用部分时帮助极大，他的法文翻译的导论包含了大量相关的背景信息。
［37］《毛泽东集》，第1卷，41页；Schram，PoliticalThought，
［38］同上书，35页。
［39］同上书，39页。
［40］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1101～1104页。
［41］萧三和李锐都曾描述过这些活动。
［42］Snow，RedStar，
［4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1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英文版见ChangKuo–t’ao，TheRise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1921—1927，’ao（Lawrence：UniversityofKansasPress，1971），。
［44］参见《毛泽东集》，第1卷，49～51页。
［45］同上书，53页。
［46］《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146～147页。
［47］本章译为“democracy”的词汇在中文里是“平*义”，该词更通常被英译为“populi*”。但毛泽东在第一次使用该词时，在括号里附注的对应词是“兑莫克拉西”（democracy的中文音译），并注明“一作民本主义，*主义，庶*义”，因此我倾向于毛泽东的译法而不是标准的译法。
［48］《毛泽东集》，第1卷，54页。
［49］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42页。
［50］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150页。
［51］《毛泽东集》，第1卷，58页；Schram，“TheGreatUnionofthePopularMasses，”ChinaQuarterly49（January1972）∶77，84。
［52］参见上书，68～69页;Schram，“GreatUnion，”—87。
［53］“Zu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Einleitung，”inMarx?鄄EngelsWerke（Berlin：Dietz，1972），，—391.*从德国社会的特殊苦难和落后状况中，推导出它具有激进革命的潜力（），并总结道：德意志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25)
［54］《毛泽东集》，第1卷，57页；Schram，“GreatUnion，”。
［55］同上书，69页；Schram，“GreatUnion，”。
［56］Schram，“Fromthe‘GreatUnion’tothe‘GreatAlliance，’”
［57］McDonald，“ChineseTexts，”;“Translations，”9.［《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50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译者注］
［58］《毛泽东集》，第1卷，59～60页；Schram，“GreatUnion，”—79。
［59］Solomon，Mao’sRevolution，
［60］张国焘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创建北京共产党的核心组织时所遇到的困难，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幽默故事。参见《我的回忆》，第1册，104~109页，英文版见Autobiography，，—113;又见WolfgangBauer，ChinaunddieHoffnungaufGlück（Munich：CarlHanser，1971），。
［61］江群：《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载《共产党》第4期（1923年5月7日），14页。Keio缩微胶片集，第1盘。（由于原文难以查到，所以这里的引文以及作者姓名均系从英文转译而来。——译者注）
［62］毛泽东提到“贫富的阶级”以及“强弱的阶级”（59页），但他们没有被看做群众联合的基本单位。
［63］Snow，RedStar，我的意思不是说，这种看法是怀有偏见的——这种混合是内在连贯的，而非表面上的。
［64］RoxanneWitke在她的文章中翻译了这些片断的许多内容，见“Mao，WomanandSuicideintheMayFourthEra，”ChinaQuarterly31（）∶128—147。
［65］《〈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
［66］McDonald，“ChineseTexts，”—107;“Translations.”
［67］McDonald，“ChineseTexts，”英文摘要，见。
［68］《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载《共产党》第3期（1921年4月7日），8页。Keio缩微胶片集，第1盘。（由于原文难以查到，这里的引文是译者根据英文转译的。——译者注）
［69］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156页。转引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卷。
［70］Snow，RedStar，—155.
［71］《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毛泽东集》，第1卷，71页。
［72］参见上书，77页。第一期报告是关于书社的建立。印刷部出版了由毛泽东编辑的三卷本《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26)
［73］RobertOwen，ANewViewofSociety（London：Everyman，1963），—10.
［74］HanSuyin，TheMorningDeluge（Boston：Little，Brown，1972），
［75］《毛泽东集》，第1卷，81页。
［76］参见《毛泽东集》，第1卷，82~83页。
［77］同上书，84页。
［78］李锐指出了一种反击，见《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54页。
［79］参见《毛泽东集》，第1卷，37，41，61~62页。
［80］该词也曾用于《民众的大联合》（同上书，58~59页）一文当中，但只是一般地加以使用。
［81］同上书，83页。同样作为一个排他的压迫群体的阶级概念在毛泽东于1964年提到的“官僚阶级”中重新出现。这个灵活的、非经济的阶级概念成为对“四人帮”的政治分析的中心问题。见TangTsou，“MaoTse-tungThought，theLastStruggleforSuccession，andthePostMaoEra，”ChinaQuarterly71（September1977）∶498—527，尤见—510。
［82］对于“排他的”，我的意思是把它界定为反对一个更大的群体。毛泽东是在工人夜校的广告中最接近一个排他的参照群体的。在那里，他向可能的入学者解释“我们学生”的动机。但是，毛泽东尽其所能地通过使用一种提问—回答的格式来使这一计划与工人对其自身利益的理念相一致。而且夜校的直接目的就是消除工人与学生之间的主要障碍——识字。
［83］参见《体育之研究》，《毛泽东集》，第1卷，35页；McDonald，“ChineseTexts，”。
［84］《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152页。
［85］《毛泽东集》，第1卷，76页。相似的情况，见McDonald，“ChineseTexts，”p—100，以及《湖南自修大学倡立宣言》，同上书，84页。
［86］《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152页。
［87］参见《〈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集》，第1卷，54页；《湖南自修大学倡立宣言》，同上书，82~83页。
［88］McDonald，“ChineseTexts，”;“Translations，”［《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年9月28日），《毛泽东早期文稿》，522页。——译者注］
［89］《毛泽东集》，第1卷，41页；Schram，PoliticalThought，。黑体为原文所加。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
毛泽东对湖南革命希望的破灭，成为他的平*义活动与他投身于国民革命政治间的分水岭。这种方向上的转变并不突然：由于湖南的政治条件把毛泽东的平民活动限制在文化和教育的事业上，结果是，他的政治热情投入到了工人阶级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去。但是，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平*义的政治风格，并从1923年开始不再把湖南看做是足够大的革命区域，无论如何，这些转变对毛泽东的政治发展都具有分水岭式的重大意义。毛泽东接下来三年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活动，标志着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他对于1925—1926年间农*动的关注，使他重新直面群众革命的各种问题，但尽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系严重紧张，他以农民为取向的平*义经验论（populistempirici*）仍然没有超出列宁主义政党范式的范围以外。
毛泽东不再把家乡湖南作为他政治活动的基础，其意义可以从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前往上海之际所写的一篇短文———《〈新时代〉发刊词》当中看出来。毛泽东回归到更广阔的政治视野———“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并不是由于他恢复了“五四”时期曾经有过的对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心，这种回归来自于经过痛苦实践而获得的信念，即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实现*革命是不可能的。这还表明了一种政治焦点的转变，即由人民大众转向一群“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的同事。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指的是新的期刊及其发起人）并不具有自然的合法性，或对群众的终极政治权力，它只是未来群众政治活动的辅助者。［1］它恰好是为了应对社会对革命普遍缺乏准备的情况。它的功能是“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人们可以期待在这些任务上他们将会取得一定的成功，这是因为这个团体所具有的精神品质：“自信非常正确，若凭着那种精神和志气做去，必有成功的希望的”。虽然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那些同事与《新时代》杂志和自修大学有关，但把这种描述用于中国共产党也是非常合适的。这篇文章对于理论的强调———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这样一种正确的知识的强调，并通过利用这种知识，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团体将为群众政治活动铺平道路———表明了这一时期贯穿毛泽东的政治活动和著作的一大主题。
本章关心的是从1923年到1927年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因为在他投身共产主义之后，意识形态因素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显得越来越突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帝国主义、以俄为师，所有这些概念框架取代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更加具有普遍性的、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和政治权力的性质是什么的思考。虽然毛泽东一直秉持着接受*主义之前的政治价值，但他从“优秀活动家”到“优秀干部”的发展过程，涉及根本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调整。当五四运动的乐观主义被证明是空中楼阁之后，毛泽东所关注的政治焦点就由变幻莫测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及其短命的催生婆———人民的呐喊，转向了更加有限和可行的方案。早先对于一个不可测度的变革时刻的预期，既不需要一个革命组织，也不需要一个行动战略；只有一个简单的任务，那就是对大众的启蒙，让那些被唤醒的民众都知道这个好消息：权力属于他们所有。对迅速而毫无痛苦的权力移交的希望破灭之后，大众革命开始被看做是必要的革命活动过程的最终产物。此时，一场长期的斗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斗争涉及在革命前的环境中设立有限的目标，并获得累积性的成果。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
战略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新意义，直接建立在革命事业新增的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带着这种认识，毛泽东加入了这个列宁主义组织，一个以科学的革命战略为指导的有纪律的政党。一直到1927年后，由于根据地面临着防御的形势，而农民中持续蕴涵的潜力要求他这么做时，毛泽东才把具有他自身革命活动特色的空间维度添加进来。从1923年到1927年，毛泽东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在这个不断创造并不断等待革命机会的意识形态政党的列宁主义范式中得以塑造。
因此，本章所考察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的创新，主要是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的创新。第一个重大变化是毛泽东逐渐融入共产党的活动框架。既然这是一个复杂而持久的过程，那么让我们着重于第一章中未曾强调过的毛泽东的政治学的一些主题。毛泽东在这个列宁主义组织当中的第一个贡献是他的政党联盟理论。毛泽东关于联盟的立场是非常灵活的，但它确实为国民革命的政治纷扰和北伐战争提供了一些基本原则，最终它变成了统一战线逻辑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毛泽东对这个列宁主义革命政党在政治上的最大贡献是，把农村革命的问题与党的合法性问题结合在一起。在1926年北伐战争中所涌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种种机会中，毛泽东强调大众革命（必然包括农民在内）的潜力，而不仅仅强调党派成功的机会，这使他的基本政治价值得以浮现。面对着革命性突破的可能性，革命组织（或至少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必须服务于它的目标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它自身。毛泽东致力于一种平*义经验论的政治方法，而不是*中央委员会的城市取向，这使得他与党的领导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也只是使这种冲突部分地得到解决。由于1927年之后毛泽东在遥远的根据地为了生存而进行战斗，所以他在1926—1927年间的农*动中所看到的对革命合法性的挑战，得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农村政治—军事战略。
毛泽东的*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的政治风格发生了变化，这在《〈新时代〉发刊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政治责任也发生了变化，这包括他前往上海并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后来还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党内）谋取高位。这些变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政治活动的最初时期。毛泽东与蔡和森在1917—1918年间组织了新民学会，其原因与创办《新时代》杂志的原因相似：它将成为一个以致力于民族救亡任务而著称的团体。该团体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入木三分，对最佳解决办法的探寻也力求广泛。［2］如果我们想到在1918年对于革命的期待尚未被五四运动所唤醒，这些相似性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到了1923年的春天，由五四运动的热潮所带来的湖南大范围的骚动最终寿终正寝。新民学会发挥了一种领导核心的作用，根据它自己的政治取向和湖南政治活动所呈现的种种机会，把多种多样具有单一目标和广泛基础的团体组织起来。［3］最初，学会的政治活动源于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但是它通过不断适应日益激进化的政治运动，使自己维持了湖南革命领导核心的角色。毛泽东投身于共产主义的发展历程就发生在这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之下，而这个背景本身也在经历着持续的变迁。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
想描绘出毛泽东理论发展的确切轨迹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确立他的思想与各种思潮间明确的关系，在文本上的证据都是不充分的。虽然毛泽东对诸多思想家和政治事件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他并没有动力去从事综合性或批判性的理论化工作。在他的朋友当中，他更以一个活动家而非理论家著称。李维汉，新民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回想起一句简短而精辟的话：“（蔡）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毛泽东）是实际家。”［4］正如李维汉马上承认的那样，这种概括对于毛泽东的理论兴趣和能力而言是不公平的，但很明显，在当时毛泽东既不自认为也不被他人认为是一个哲学教师。同样明显的是，从毛泽东早期著作推理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来看，他在理论问题上不是任何人的信徒。在处理他所写到的实践问题时，毛泽东会追根溯源，但他不会离开主题去讨论这种刨根问底的努力所涉及的那些普遍性的问题。毛泽东是一个明达的读者和小心翼翼的实用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在一般理论问题上的教师或信徒。
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在五四运动期间和此后发生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骚动，所以要投身于富有活力的平*义政治，就要面临对涌现出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基本选择。毛泽东在1920年春他的第二次首都之行中，在北京大学亲历了这一过程，他经过大量的阅读和讨论之后，初步决定投身于*主义。一回到长沙，毛泽东除了忙于文化书社的活动和湖南自治政治以外，又和新民学会一起帮助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5］，不久之后他们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湖南支部。
在与此同时进行的平*义和政党初期的活动中，可以表明毛泽东意识形态立场的一个风向标就是，毛泽东与一场发生在*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的关系，这场争论使在法国工作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分裂了。法国支部在7月召开了长达五天的会议，企图就一个“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政治方案做出决定，结果未获成功。*主义者由极富辩才的蔡和森领导，他后来成为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共产党刊物《向导》的编辑。修正主义者的领导是萧子升［６］。两派领导人都呼吁毛泽东亮出他的观点，这既显示出毛泽东在朋友中的声望，又表明他还没有准备好认同其中一派或另一派。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回应在分别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所写的两封信中表达出来。这些信现在尚存，但我只能找到夹杂着原文摘录的一些评论。［７］在这些摘录中，毛泽东通过指出教育与资本主义社会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提出强有力的理由反对把教育当作社会改造的充分的手段。最终，他对于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主义，甚至平*义（兑莫克拉西）的怀疑都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虽然它们在理论上足以令人满意，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因此毛泽东表明他热烈赞同蔡和森的*主义观点，而他“并未表示赞同萧子升团体的劝告”［８］。编者在这里谨慎的措辞暗示出，毛泽东对于修正主义者的抨击被此处未引用的段落弱化了。尽管如此，与毛泽东“五四”时期的著作相比，可以说，由于不满于早期更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期待，再加上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主义理论，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心已经转向了*主义。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4)
在认定出色的政治理想不现实之后转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并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20世纪20年代早期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但他们确实质疑了它的现实性。正如一位作者在1921年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想打倒一切统治阶级，颠覆一切旧社会的组织———但最终什么是更聪明的计划呢？”［9］虽然该作者同意共产主义理想不像无政府主义那么深刻，但他宣称，任何迈向无政府主义的进步都必然要经过共产主义阶段。顽固的社会恶势力，要求工人阶级起来专政。当一个人濒临饿死时，不能因为他梦想着山珍海味就可以把手边的粗茶淡饭丢到垃圾堆里。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在1924年重组前的国民党的激烈批评，着重强调了它在意识形态上的缺乏，以及它在追求政治目标时依靠军事协定而不是群众运动的倾向。这两个因素被看做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对国民党的战争来说是必需的、与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工作关系———国民党还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限制了他们的宣传，因而也限制了激进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在中国革命政治的新精神之中，一位国民党的评论家陈述道：“一个依赖于民族反帝宣传的革命党能够变成一股伟大的力量……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只能利用这种宣传来造就，而这支军队将毫无疑问远远超越于任何北洋军阀的雇佣军之上。”［10］
共产主义明显的实用性有许多方面。首先，*主义对于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的强调，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合理的，这些人看到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统治阶层稳固了自身并在某些情形下（最著名的是在湖南）采取了*的外观。第二，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巩固一个新的革命秩序方面的成功，非常具有说服力。1911年中国人也推翻了一个传统的专制政府，但这一事件进步的方面很快就消失了。［11］很明显，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政治组织对于取得革命的成功并保持其胜利果实来说是必需的。第三，这样一种共产党人的概念，即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要始终面向群众，在五四运动当中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同时它还通过集中关注一个关键性的现代阶级，并创建一个职业的革命政党，保证了更大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共产主义的第四个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它的条理清晰和批判深刻的意识形态，但人们对它最初的理解很糟糕。这一意识形态提供了一套可信的关于国际动力的描述，并为国内的阶级分析提供了框架。［12］列宁主义对于反帝斗争的强调———以及这种斗争的前提，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和最高级的阶段———似乎尤其适合于中国。［13］在反帝斗争中，民族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反之亦然。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5)
毛泽东越来越多地卷入湖南的共产主义活动，证实了他在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信仰上的发展。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早年尚未中央集权化的特点，毛泽东卷入这些活动不应被误解为是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结果，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并不是一个建制完备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具有调和色彩的团体，但是关于其早期运作的个人描述（比如张国焘的）［14］，表明党的主要地域支部的领导人（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长沙的毛泽东）在本地事务的处理上，有相当多的个人裁断。另外一个需要记住的特征是，早期的湖南共产党的成员，主要来自于毛泽东的那些积极分子朋友的圈子，尤其是他在新民学会的同事。这样，新的政党忠诚的建立，部分说来，只是一种标签的转换和一种全国性联系的建立。即便如此，毛泽东越来越多地卷入政党活动，是他从前从事的平*义政治的一个基本转变———相对于他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比如文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不曾间断但日渐减少的努力而言，也是一种转变。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2月7日（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4月份毛泽东从湖南被驱逐出境，共产党一直遭到打击）吴佩孚对铁路工人进行大屠杀前的基本任务，是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在湖南，这意味着在省内大型的采矿经营部门中、在铁路工人当中以及在长沙的各行各业当中，形成联盟并号召*。［15］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包括李立三和刘少奇)在所有这些相关的努力中，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1922年9月的铁路和煤矿工人大*是其高潮。
毛泽东的政党政治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他对于阶级划分是社会的基本事实这样一个观念的接受和他对于无产阶级利益的献身。这两种创新都不是没有先例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对于工人、农民、妇女以及其他人所遭受的共同压迫的长篇累牍且充满同情的描述，呼吁各式各样的群体要对自己所受的压迫有一种共同的觉悟，虽然毛泽东的*政治的理想目标是全体湖南公民，但他所能影响到的大多是那些城市里的和受过教育的人群。尽管如此，这些变化还是重要的。党之所以关注无产阶级，并不是要在许多人当中建立一个“小联合”，而是试图把一个具有特殊历史特点的群体组织起来。压迫不是仅仅被看做少数人的高压统治，而是被看做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压迫的直接对象将成为革命的先锋。革命活动仍然被看做大众整体的代言人：它仍是一种反对（against）特殊利益的革命，而不是一种寻求(for)特殊利益的革命。但大众的观点倾向于被建构成领导者和受益者的观点，而共产党人又企图担当领导者的领导者。这种革命关注点层层转移的功效，意味着在非常环境下集中关注少数人的事务。在湖南的实际情况中，阶级政治不是平*义政治，虽然它与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取向并不矛盾；而且它不是能达到从前那种努力程度的本省政治，因为党的活动是在全国的基础上加以协调的，不像在利用当地的机会时那么灵活。对于湖南来说，“二七惨案”的令人同情的经历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证明了全国联合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湖南的政党活动的全国性意义，使得他在从湖南被驱逐后转向上海的党的工作。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6)
在共产主义的范式中，毛泽东的政治活动的国际框架也变得更加显著和特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俄国范例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随着李大钊的理论———该理论把中国描写成为处在帝国主义秩序中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出现，中国革命预期的世界意义变得更加独特，虽然不是根本上的不同。［16］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旦变成了职业革命家，凭其自身的资格，毛泽东在政治上却不再积极主动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巧合，因为离开湖南意味着既离开他教师的职业，也离开了他的各种政治关系。毛泽东从抵达上海开始，一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都是在为中央委员会工作。*三大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由共产国际发起的、要求与国民党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提议，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因此，毛泽东的主要任务是协调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策略。从统一战线的提议被通过，一直到它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实施，其间的6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为《向导》撰写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在视野上有限，但它们表明了毛泽东新的政治角色与他的政治取向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某些方面，毛泽东政治活动的这个新阶段，与他在“五四”的各种希望破灭之后集中关注省内政治相类似。这基本上是从政治活动的一个较大范围撤退到这样一个框架内———在此框架中，一些当下的、实践性的改造社会的工作能够得以实施。这种在取向上由一个地域性单位到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团体的转变，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对人民的冷漠的不满。毛泽东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对这样一种情形表示沮丧———对一部牺牲了中国在一个战略要塞（位于山东省东北角的威海卫）的主权的中英条约，竟然没有公众的抗议。另一篇文章对湖南军阀赵恒惕冒充湖南宪法捍卫者的事件进行了带有悲苦意味的讽刺，赵恒惕的这一行径正是对湖南那些反应迟钝的民众的羞辱。［17］当时的一位作者抱怨说，1923年民众的精神比清王朝被推翻之前更为低落。［18］党内普遍认为需要一场群众运动，以便革命的力量从中萌生，但这却与人民的低觉悟和低组织度相矛盾。革命政党将成为消除这种紧张关系的行动力量。
党不是一个规模虽小，但仍可自足的社会自然单位。事实上，它是由这样一些成员组成的团体，这些成员在改造社会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这个革命团体是一个根本上非自足的社会实体，它所以存在是为了影响一个更大的实体。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当它的存在能够有利于更大的实体时，它才拥有正当的自我利益。毛泽东在地方上有限的努力，只有在这样一个同心圆的连续谱上才能得以正当化：首先是湖南，然后是中国，最后是世界。一个时间上的连续谱为党的行动提供了意义的基本结构———为了在将来造成一种革命的形势，现在能够做什么？在这种由直接面向群众的政治，到一个革命团体的间接面向群众的政治的转变背后，是一场长期的*的假定。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7)
作为革命的先驱者，党必须在革命前的形势中生存下来并利用这种形势活动。为了达到它的政治目标的策略工具，是与其他政治利益组织合作来争取可以共同获益的特定目标，以及通过群众组织和宣传，对它自己的政治基础进行部分动员。这两种活动的特定领域，使党日常的政治决定获得了某种灵活性。既然作为革命的工具，那么党就可以正当地寻求那些直接谋取它自身组织利益的政策。但深谋远虑与机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很容易变得模糊———因为肯定会有这样的倾向：用“革命”党的狭隘的团体利益，去替代作为政策的真正决定因素的革命目标。就毛泽东而言，以政党为中心允许有相当大的政治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从未与群众革命的最终目标相冲突。
革命团体的政治活动也会集中关注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是必要的，因为基本的政治行动不再是对自由的普遍吁求，而是为自由构筑前提条件的特定活动。党的政治活动是工具性的行动，而不是自我正当的群众自发性活动，它建立在关于社会动力的明确模式的基础上，并通过这种模式在实现革命目标上的成功，来获得自身的正当性。既然党的活动包括关于什么是当前社会实现解放的障碍，以及这些障碍应该如何加以去除的共同理解，那么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范式———普遍命题的一个框架，这些命题把对政治事件的解释与针对党的一般性目标的政治行动所作的提议联系起来。关于实现革命远期目标途径的意识形态公式，作为决定政策的参数代替了目标本身，而战略与目标之间的实际关系，倾向于成为革命理论专家的领域。可以说，这种意识形态建构了革命团体的语言游戏［19］，但只有在下面的规定下才可以这么说，即对于共同概念的一致同意是以确信它们的客观正确为基础的。这种共享的语言游戏（被圈外人看做行话）是这个团体的一个建构性因素，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就其特殊性而言，这个因素最终还是受制于对它与现实间关系的具体判断。
这种对于党的观念，在毛泽东于上海所写的著作中并不明确，因为他的职责不包括对意识形态进行一般性的系统表述；但是在他确实承担的各种各样反帝的社论工作中，这种观念成为前提预设。体现毛泽东新的政治取向的最好的例子，是《北京政变与商人》［20］。既然这明显是为1923年7月11日那一期的《向导》所写的指定题目———这期杂志全部都在致力于分析曹锟篡权的政治影响———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这个题目的选择上赋予任何特殊的重要性。乍一看，这篇文章似乎是毛泽东的平*义政治的继续：在上海商人反对曹锟政变之际，他劝告商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厘金（对贸易征收的国内税）以及被帝国主义者强制实行的低关税。［21］他宣称“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22］。对该文进行仔细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呼吁表明了政党政治新的灵活性，而不是超阶级的平*义的继续。在毛泽东早期的著作中，这样一种呼吁所指向的对象不会排除商人，但是也不会特别针对商人。商人被认为是重要的，其原因在于“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大概意味着国民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特点，以及当时还没有任何其他阶级能够组织起有效的反抗。下文表明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党的新角色到底是什么：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8)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大家知道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商人之迫切要求裁厘加税，是他们利喜切肤的表示；但裁厘加税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因为裁厘有损于军阀的利益，加税又有损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23］
这段论证除了包含文章的要点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在毛泽东更早时期的政治著作中不曾出现过。在所有上一章分析过的著作中，除了为工人夜校所作的广告是部分例外，毛泽东都努力使自己等同于他的读者以便说服这些读者，但在这篇文章中，他所与之等同的参照群体不是商人。在上述引文中，“我们知道”中的“我们”分享了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发生在半殖民地的双重压迫———这是共产党人和后来的国民党的观点（孙中山的“次殖民地”的比喻），但一般来说不是商人的观点。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认为自己对于中国政治中的帝国主义，“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24］对比来看，“大家知道”的东西就显而易见得多，也没有在一个意识形态框架中予以陈述。这里的要点不是毛泽东故意选择了这些代词来强调中国共产党专有的知识，而是他的表述方式是一个明确的征兆，表明意识形态革命团体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具有新的重要性。这种在“我们”和“大家”之间的断裂乃是我们（革命者）和商人间的两分法的基础，这种两分法贯穿全文始终，并在作者和文章所指对象之间拉开了距离，该对象对于毛泽东的著作而言还是新出现的。文章对商人的革命潜力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加以解释，但商人们早先对于政治的回避则遭到了讥笑。当文章的结尾处提到商人时，正是老练的革命的“我们”警告那些在政治上幼稚的商人们：革命是艰难的，革命包括*化。隐藏在毛泽东的平*义使命背后的自然的精英主义，已经从“五四”的关于启蒙使命的假定，转换到以政党为中心的关于知识和献身的假定上来了。
毛泽东坚持要求商人们在他们的反抗中寻求大众的、公开的政治，这种要求是在他的早期政治活动与他的政党策略之间的一个明确的连接。陈独秀在当时所写的一篇论述资本家的主导政治作用的文章，缺乏对这种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阶级间动力的重要性的承认。［25］毛泽东对于公开的和*的政治运动的持续偏好，也许在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能够迅速适应重组后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因为孙中山的三*义原则（民族主义、*主义和民生主义）［26］与毛泽东早期从事的政治活动的风格非常相符。但毛泽东在湖南所从事的没有阶级色彩的进步的政治活动的失败的个人经验，再加上国民党的有污点的历史，这些都确保毛泽东加入国民党乃是联盟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完全的献身。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9)
联盟与国民革命
在1927年与国民党破裂之前，中国共产党的运作所依凭的战略规则都是国民革命（或民族革命）。国民革命被认为是有两种指向的一场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这通常意味着反军阀），其中主要强调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在当时这个目标甚至被国共联盟之外的集团所共有。［27］国民革命固有的对象———买办和军阀———或者被看做直接依靠帝国主义的群体，或者被看做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影响的体现。因此，可以号召成立一个各阶级人民的联盟来争取国民革命的胜利，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可以加入到一个统一战线中来。国民党倾向于否定阶级斗争在中国的重要性，而共产党则希望在以后发动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两者与统一战线的目标都非直接相关，因为正如陈独秀所说：“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28］
国民革命作为这种革命进程———一个有限但可能的革命———的下一个步骤的理念，是一个重要的列宁主义概念。这个概念的认识基础甚至在*最早期的著作中也有所陈述，即在革命的进程中会存在一些重要的阶段。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经过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有力的辩论后得以提炼。列宁通过在其分析框架中———该框架把帝国主义看做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用革命阶段的概念，把民族革命规定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激进政党的当务之急。民族革命是所有不依赖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阶级都感兴趣的。民族资本家想要摆脱依赖帝国主义的限制；而对无产阶级而言，民族革命则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迎头一击。因此，适合于民族革命的政治战略，就是建立所有民族主义政党的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的解释，由陈独秀在1923年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表达了出来。［29］文章的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是罕见的）是为资产阶级辩护，还批评了那些提议共产党应对农民、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发挥领导作用的人们。他注意到资产阶级正在苏醒的政治觉悟，强调经济发展将无情地导致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不管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有多么重要，资产阶级都被期待在国民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他还推论说，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发展一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其雇主［30］，他在大多数中国工人的封建思想中找到了上述论断的证据。这篇文章毫无疑问是企图在宣布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前夕抚慰一下国民党。只有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才对新联盟表示了担忧：民族革命的胜利者必然是资产阶级，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不清楚。他指出，一个优秀的范例就是1917年3月俄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但紧随其后就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0)
回头来看，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参与国民革命的理解，表明了他在1927年的危机中相当被动地依靠国民党联盟的理论根源。把领导地位归于资产阶级，使得陈独秀与汪精卫在1927年4月的《联合宣言》中的第一句话成为必需：“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了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31］但陈独秀的加以限制的国民革命概念，并不是惟一可能的概念。国民革命的概念回答了从哪里开始的战略问题，通过暂时性的视野收缩，它拓宽了政治策略和可允许的战略同盟的范围。国民革命可以被看做一个持续的革命进程中实践的第一步，而不是由经济参数所限定的前无产阶级革命阶段。
毛泽东在1940年的著作《新*主义论》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国民革命的看法［32］，这种关于国民革命的不同见解，帮助解释了毛泽东参加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之谜，在那次统一战线中，他既是一个热情的合作者又造成了（在1927年）严重的问题。《新*主义论》还集中关注了毛泽东对于联盟的观点，毛泽东曾在几篇他于1925年为国民党撰写的但通常被忽视的文章中，对这个主题进行过细致的思考。这些关于联盟的思考，是毛泽东的联盟政治原则的首次表露，它们不仅是他的统一战线战略后来取得发展的原因［33］，而且在根据地的内部动员逻辑上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在重组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现积极，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秘书。这很明显是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因为毛泽东在1925年初以“脑疾”为借口而辞职回到湖南的家中，一直待到1925年夏天。他一回来就被任命在汪精卫手下负责中央宣传部，以此名义，他从1925年12月开始为国民党编辑《政治周报》。［34］联盟的政治活动的目标是有限而即时的，这样一种观念的重要性，在毛泽东写给该报的稿件中体现得很明显。
《政治周报》与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国民党有关，在这种意义上它是政治的。《政治周报》特定的目的，就是通过陈述事实和提出反驳，来反击关于广东政治形势的错误信息。毛泽东在他最初的编辑要旨中承诺：“《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35］但毛泽东自己的投稿却绝大部分是反驳性的文章，一个主要的例外是《中国国民党之反奉（奉天）战争宣传大纲》，这是一份由毛泽东起草的官方评估报告，后被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采纳。这篇著作对在中国北方军阀中进行的一场主要斗争进行了分析，并评估了这场斗争对于国民党外交的意义。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1)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联盟的思想有两个原则的话，那么它们就是：联盟应当尽可能广泛；形势的紧迫性加剧了人们之间原有的敌意，并使之分化成为两个阵营，而且没有中间地带。就第二点而言，毛泽东指出，那些走中间道路的人们，他们的立场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当敌对的两大阵营开始相互攻讦时，所有的枪口都会对准处于中间位置的人。［36］和平主义，即压制冲突并指责极端，最终不能代表一种第三选择。和平主义之所以被嘲笑，不是因为它们是温和的，而是因为它们企图回避斗争的不可避免性。
当革命力量相对弱小时，如果要赢得政治胜利，联盟就是必需的。既然目标是取胜，那么联盟就应当在利益平衡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广泛。政治环境为联盟提供了温床———在由范围较大的、临时性的协定所构成的框架下进行有限的、长期的组合。关于这种情形的一个例证，是明确体现在《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中的联盟战略。在战争中反对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的一个主要联盟，是吴佩孚和孙传芳的直系军阀。实际上，那确实是他们之间的战争；而国民党仅仅是一个感兴趣的局外人。国民党不顾两大阵营的帝国主义背景（美国支持直系，日本支持奉系，英国虽然在当时支持奉系，但最终是要支持最后的胜利者）而与直系结盟。国民党以奉系为敌而以直系为盟的原因是，“五卅运动”［37］的直接斗争目标———英国和日本———已经联合起来支持张作霖，以感激他对上海群众运动的*。虽然在以前的这种军阀斗争中，公众一直是冷漠的，但在这次，奉系在上海的行动使大众的情感正当地与他们相对抗。但是，既然直系与奉系基本上是同类的军阀势力，那么国民党卷入其中就会有两个重要的限制。第一，这是与直系的军事力量结盟，而不是与它的帝国主义、买办和地主的后台结盟。因此支持直系的政治派别（研究系、新外交系，等等）遭到谴责。此外，反奉战争的联盟也不是直系胜利的支持者。宣传中将要强调的是，直系不应简单地取代奉系。
因此可以推论说，反奉战争（从国民党的立场上看）只是反奉反直斗争的第一阶段。［38］这很明显可以从下一个阶段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简称国民军）的联盟当中看出来，冯玉祥的集团没有从帝国主义者那里得到任何支持。因此，国民军是一个真正的盟友：“故人民于友敌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为国民军有潜力去反对奉系和直系的帝国主义后台，因此可以期待它成为国民革命当中的一个直接的合作者。但所有这些对于国民军的善意，都没有顾及这样一个事实，即“此时因策略上必需（国民军）尚未与张作霖决裂”。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2)
最后的联盟———在国民党与人民之间的联盟———似乎是不可分离的。“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由于这个宣传纲要是毛泽东以他作为宣传机构负责人的资格为国民党的干部们所写的，并且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认可，所以国民党的这种姿态是可以期待的。但是毛泽东确实指出，国民党与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取决于人民：“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39］因此，国民党的声望不是盲目依靠它的领导地位，而是依靠这种领导地位对于人民利益所负有的责任。毛泽东的平*义政治的基础———他对最终的政治权力属于人民的信仰———作为联盟政治最后的试金石在这里出现。国民党致力于当前形势的原则，是建立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府和召开一个代表大会来解决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而且，*、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将得到保障。
毛泽东在同一期的《政治周报》中进行了哲学探讨：
现今世界上的东西，无论是那动物（如人之类）或静物（报纸之类），不必看得太拘板。因为现在“革命”“反革命”分了家，那些动静物件，可以今天在这家，也可以明天在那家。［40］
这是对从1925年冬天孙中山逝世［41］，一直到1927年夏天共产党人最终被驱逐这一段时间内的中国政治，尤其是国民党政治的恰当描述。1925年“五卅运动”反帝情绪的高涨特别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这使得国民党右翼更加担心统一战线的“赤化”。而且，随着国民党在1925年底统一广东，一些临近的军阀开始考虑把他们的力量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唐生智，这个军国主义者曾帮助毛泽东的旧敌赵恒惕成为湖南的省长，并曾于1923年挫败了由国民党支持的谭延闿重摄湖南的努力，也在1925年秋天皈依了三*义原则。
由于政治认同如此地变化不定，联盟的问题也就相应地变动不居。但毛泽东的著作指出了联盟政治与机会主义之间的一种区别。联盟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开展的合作。正如我们在关于反奉的那一篇文章中看到的，目标越有限，联盟就越广泛。机会主义是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了目标。当批评右翼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企图把国民党合作的基础转向当时由军阀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时，毛泽东把他们的基本政策描述为“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的开会”［42］。这种政策使他们的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丧失了任何可能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解释的那样：
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他的党的组织与会议在敌人势力之下完全是秘密的，他的主张和宣传则是公开的。在敌人势力之下要将党的组织党的会议公开起来，那必须先得敌人的谅解，就是至少有某几点是于敌人有利才能得到他的默许或者还能得到他的保护。……这只能是敌人的朋友，不是要革敌人的命的革命党。［43］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3)
这一论述是毛泽东对那些试图破坏广东国共联盟的*右派分子所作的部分反击，但它努力通过对照真正的革命党的责任来辨识伪善和机会主义的做法，引入了一个主题，该主题很快将在毛泽东论述农民的著作的非常不同的背景下变得重要起来。
农民与国民革命
从1925年到1927年，毛泽东越来越强调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要性，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这对共产党人参加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都是重要的。随着1927年中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决裂，以及共产党人寻求控制城市区域的各种努力的失败，毛泽东在1926—1927年间政治活动的农村取向，为建立第一个游击根据地的农村战略做了必不可少的过渡。毛泽东关于农民的观点的独特之处长期以来被过分强调［44］，但从1926年到1949年，毛泽东的革命政治活动以农民为中心是毫无疑问的。
在“五卅运动”爆发的时候，毛泽东正暂时隐居在他湖南乡下的家中。毛泽东这6个月的引退不仅是他成年以后在乡下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时光，而且也为他观察反帝浪潮的国内影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有利的切入点。正如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所说的一段回忆：
原来我没有完全意识到农民当中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以及在随后的政治运动的巨大浪潮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于战斗性。我离开了家，我一直在那儿休养，然后开始了一场农村的有组织的运动。在几个月内我们就已成立了二十多个农会，并且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下令逮捕我。赵恒惕派军队抓我，我就逃到了广州。［45］
据说毛泽东早在1921年夏天就进行过农村调查［46］，张国焘也回忆说早在1923年6月的*三大上，毛泽东就强调了农村的重要性，但毛泽东在1925年夏天关于农村的激进主义（ac?鄄tivi*）的经验，对他的农民观无疑是重要的，根据张国焘的说法，“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47］虽然张国焘认定毛泽东当时是主要的、正式的农民的拥护者（三大是第一次严肃考虑农民问题的党的大会），事实上其他人也关注到了农村的状况。1922年9月彭湃就在海陆丰的农民当中开始了他的工作，1923年7月陈独秀发表了对于农民的细致的阶级分析。［48］但最早的也是最令人感兴趣之一的、中国共产党论述农民的文章，发表在1921年4月的《共产党》上。［49］
最早的共产党人论述农民的文章包含了许多毛泽东后来研究的主题，那位匿名的作者坚持认为，城市激进派们不理解中国农民的苦难以及蕴藏在他们身上的革命潜力，他们“的困苦，并不减革命前俄国底农民的”［50］。他详细描述了由他自己观察所总结出来的农民遭受的种种压迫，并且在结束全文的时候，向农民发出平等的呼吁。这一呼吁是如此激动人心，以至于从1927年到1949年它都可以被农村的组织者们用作演讲的开场白。作者还指出，为了社会革命的胜利，农民和党彼此都需要对方：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4)
设若他们（农民）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所以，他们既有了这种趋势，我们与其听他自然地慢慢进行，不如用点人为的方法来促进他，使他们早有一天阶级自觉，早晚一天痛苦。［51］
但陈独秀在1923年7月的《中国农民问题》中详细阐述的共产党官方的立场，比起这篇早期的丰富有力的言论来说要谨慎得多。他一开始便说明，较之俄国，由于大部分中国农民都是土地拥有者，所以他们很难组织起来。他发现中国农民的困难更多是由进口货物和军阀混战的破坏导致的价格压力所造成的，而较少由于地方精英的压迫所致。［52］虽然陈独秀对农民的阶级分析的结论是建议建立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但整篇文章的基调还是与他对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普遍强调相一致。
这些1925年前共产党人对于国民革命的群众基础的讨论，绝大部分都是理论上的假设。1925年早期只有950名共产党员。［53］直到“五卅运动”的浪潮过后，这个数字翻了10倍，加上国民党在广东政治军事力量的统一已经使得北上进军北京成为可能，农民政策才变成一个实践的问题。毛泽东在1926—1927年间对农民的强调，使一个城市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着把分散的和落后的乡村居民组织起来的必要性。毛泽东用这个不会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做出任何直接贡献的阶级的难以实现的极端要求，向一个渴望全国胜利的政党联盟发出挑战。毛泽东并不是突然变成了空想家。他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对农*动的分析，已经确信，一个有意义的、持久的胜利取决于改造农村中的各种关系，反过来，农村中又蕴涵了潜在的、将使胜利成为不可避免的革命力量。
1925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的第一手经验后来被证明是他政治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他重新熟悉了农村的状况，成功地组织农民响应各种全国性事件，并感受到军阀作为地主利益保护者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国民革命的目标和动力，提供了实践的基础。但是这一基础没有被马上加以利用。毛泽东抵达广州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国民党的宣传部，这一机构在其名义上的领导人汪精卫，及其更为直接的领导人汪精卫的侄子陈春圃的管理之下一直陷于瘫痪。正是以此名义，他于1925年12月创办了《政治周报》。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问题专家而声名鹊起。1926年1月和2月，他在头两期《中国农民》上发表了两篇概要论述农民的文章。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对国民革命所需要的农民方面的支持，给予了极大的强调。结果是，农民部获得了所有部门中最大的预算，每月18000元。毛泽东被任命为广州农*动讲习所所长，每月有5000元的预算。［54］1926年从5月5日到10月10日的第6届讲习所就是由他主办的，并且是到那时为止讲习所规模最大和最集中的一次培训。［55］一共有来自20个省份的320多位学员参加。其教学方法极能使人想起湖南自修大学。学员们被要求进行独立研究，最后的研究成果也被汇编成书，书名叫做《中国农民问题》，这是第一部从国民革命的视角对全国农民进行的实证研究的文献。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5)
毛泽东论述农民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56］。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革命的“我们”详细说明一个农民战略。一个农民战略取决于对存在于乡村中的革命的赞成和不赞成；毛泽东宣称在中国所有的乡村都存在着共同的阶级。文章所建议的战略直接源于对各阶级的描述———也就是说，组织起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要求地主放弃土地，但要准备好斗争和击垮最恶劣的分子，并通过寻求对失业问题的解决之道鼓励“游民”参加革命。最终，毛泽东这个战略中的描述性分析，是对中国乡村不同“种人”的典型的经济、社会和心理状况的介绍，以及对处在每一种状况中有多少人的评估。这样一个调查中所涉及的所有结论、其相应的阶级描述都是非常准确和非教条主义的。毛泽东对于从自耕农到游民的每一个阶级特有的苦难的描述都非常出色。即使小地主也会偶尔感到来自大地主和军阀的压迫，因此也会有一些反抗的情绪，但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与农民有一种剥削关系。绝大多数自耕农感受到日益变坏的经济条件的压力，而那些逐步变穷的人们则剧烈地感受到他们所遭到的相对剥夺：“这种人在精神上感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57］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那些耕种部分租来的土地的农民（半自耕农），那些拥有工具却没有土地的农民（用谷物交租的佃农），和那些完全受他们的地主支配的可怜的农民———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一半，他们在每况愈下的境遇中纯粹为了求生而过活。作为最基本的农村劳动力，农村无产者的境况，在工作时间、报酬和待遇方面比工人还差。在名单最下面的是游民无产阶级：军人、土匪、盗贼、乞丐、*。“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为了把他们争取到革命事业中来，他们特定的问题，即失业问题，必须被当作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这种描述风格让人想起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中间部分。共同的苦难是最基本的主题，这个主题又与革命觉悟的潜力密切相关，而这两者都建立在该阶级的经济关系与条件的基础之上。既然提出这种描述所借助的阶级框架比“五四”那篇文章的“小联合”的框架更具有一般性，那么作为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政策参数，它就更为有用，也更少受制于完全不受妨碍的自发性。应当指出的是，那个关于不平等的特定主题（占人口x％的地主拥有y％的财富）在这里消失了。最重要的主题变成：乡村社会里的直接压迫，不断恶化的经济条件，以及在穷人中缺乏生存下去的必需品。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6)
地主是农民的敌人更多是由于压迫而不仅仅是因为占有：
（大地主的）利益建筑于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剥削之上。其剥削方法分为五种：第一种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此种剥削极其普遍而惨酷；第二种高利贷，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这种剥削之惨，有时较重租更甚，往往有因借债累息，数年即完全破产者；第三种重捐，乃用一种压力强迫自耕农半自耕农按亩出捐以充团防局经费。此团防局（或名民团）乃地主阶级的武装，为*农民暴动维持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之必要的设备；第四种为对于雇农的剥削，即剥削其剩余劳动。但中国尚少资本主义的农业，大地主多不亲自经营土地，故此项剥削小地主较多，大地主较少；第五种为与军阀及贪官污吏合作在本年包缴预征田赋，而来年索取重息于完粮之农民。合这五种剥削加于农民的惨苦，真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58］
反抗这种压迫的农*动，不能仅仅是城市反帝运动的遥远的回应，农村有其自身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直接目标就是具体的当地地主。农村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在于，地主作为由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组成的更大的压迫体系的基础所发挥的作用。［59］因此农民不仅仅是国民革命的同盟军，它还是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独特的群众基础。真正的革命党的领导责任，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描述的领导机遇所固有的。
毛泽东的下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60］有些奇怪，因为它继《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之后刊载在《中国农民》上，然而在字面上完全重复了上一篇文章对于大多数农村阶级的描述（虽然对大地主阶级的描述被省略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新内容是它的导向，特别是它的前言和结论，以及它把城市各阶级包括进来的部分。在导向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而内容上的重复由毛泽东向斯诺所作的回忆得以解释：那是因为该文原是为《向导》写的，但陈独秀拒绝予以刊登。
这篇文章在结构上以“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为中心，毛泽东认为该问题对于正确的策略来说是最基本的。文章的主体是引入阶级分析作为对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评注。*在分析了农村和城市各种各样的阶级的人数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之后，毛泽东回到朋友与敌人的问题上来，建议需要把被压迫阶级———3亿9500万（全国总人口是4亿）真正的朋友———团结起来。毛泽东把自己的策略与陈独秀和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的策略很明显地放在一起比较，坚持认为不必集中精力争取中间阶级（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争取中间阶级这样一种策略可能只会使真正的朋友感到迷惑。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7)
*这一宣言的相关段落如下：“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见KMTDocu－ments,。
这篇文章比起上一篇来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因为它完成了对中国的阶级分析并揭示了阶级分析与革命政党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这个策略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是检验真正的革命党的身份和合法性的试金石。这一检验的前提也是毛泽东早些时候批评西山会议派的前提：“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通过描述一个真正的革命党的有原则的行动来揭露一个伪善的团体，而在于提醒革命党它的真正使命是什么。革命党的责任、合法性和最终的政治权力在于联合大众起来革命，反抗压迫者。毛泽东感到有必要提醒“革命党”（大概是广东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关注这个基本的要点。毛泽东的提醒是北伐政治活动不断加剧的漩涡的一个征兆；陈独秀拒绝在《向导》上发表这篇文章证实了它的适时性。毛泽东用严厉的话语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问：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吗？要有“不领错了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61］
一个革命政党基本的正当性是它对革命的促进。这就要求知道谁是群众和谁是群众的压迫者；革命党要代表前者的利益来反对后者。政党策略的灵活性是为了一个目标的灵活性。党不应被其特殊的政治角色所误导，以至于认为自己可以自我获致正当性，或者认为革命不过是自己能收放自如、反复不断的努力。“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因此毛泽东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描述，回答了真正的敌人和真正的朋友的问题，并且简要说明了“不领错了路”和“一定成功”的关系。这条道路是对现实情况和群众利益的认真调查，而成功的必然性可以由此推出：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严酷剥削造成了革命的潜力。这篇文章从最初的基本问题开始展开论述，到结尾处则体现了对于革命的自信：“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8)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使用的更具普遍性的阶级分析框架，使得毛泽东可以讨论一些未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提及的基本要点。在作为具体的阶级描述的序言的两段文字中，他讨论了阶级分析的一般性理论，以及中国各阶级与其他国家各阶级的可比较性。他对阶级划分理论的描述相当奇怪：
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62］
三种自然划分和五种阶级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断然确定，因为毛泽东没有指出区分上、中、下三个阶级的方法。但具体的阶级分析一般是一分为三，在这些情况中，这样的划分形式上是以经济状况为基础的，巧合的是，这种划分也区别了对于革命宣传的接受能力。毛泽东认为，中国各阶级对待国民革命的态度，与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对待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致，这是由世界革命的统一性决定的：
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63］
从《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对农民的强调大大增加了。在第一篇文章中对农民的关注和对大地主的批判更为明确，但这种分析的普遍意义却含糊不清，未加说明。农民政策是否是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机会，就像反奉战争那样，只是许多政策中的一个，与商人政策和海外华人政策并列？抑或它是一个更根本的政策？在第二篇文章中，农村革命的特定主题被弱化了，但有力地强调了革命党代表被压迫阶级的中心地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7个月后，毛泽东又写了另一篇概论性的文章：《国民革命与农*动》［64］，该文是农*动的重要性和群众的责任这两个主题的顶点。在这7个月间，北伐已经开始，长沙经历了被与国民党有关的唐生智的军队夺取、丢失到再次夺取的过程，而农*动讲习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已经完成了对农*动干部的一次集中的培训计划。
这篇文章宣言一般的气势在它开头的几句话中体现得很明显：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65］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19)
在这一段和贯穿文章的第一部分，毛泽东着重表明政党合法性的试金石———代表被压迫者———必须包括领导农民与地主作斗争。必须与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能仅仅与他们建立联盟。限制农*动就将限制国民革命的基础。在广东的国民党的经验基础之上，毛泽东确信农民问题具有中心地位，他把彻底根除陈炯明敌对政府归功于陈炯明统治区农*动的兴起，尤其是海丰农*动。农民协会不仅在军事上削弱了陈炯明的地位，而且还在乡下造成了一种新的、激进改革的氛围。从这个成功的事例中，毛泽东推导出一些经验，从而有说服力地重新系统阐述了国民革命：
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66］
强调地方势力的压迫是革命力量的目标和导火索，是这一段文字的关键要点之一。乡村一级的革命斗争并不是以抽象的词汇来进行的。农*动是一种个人的、地方性的与已知的压迫者的对抗，它的力量来自于仇恨和求生的本能。每个乡村阶级条件的相似性使得对乡村斗争的协调成为可能；而地主处于第二级和第三级剥削者体系的基础地位，他们是作为直接剥削者发挥作用的，这使得运动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方面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党的领导与其说是控制，不如说是在群众自己的运动中唤起他们最大的力量和最多的参与。任何其他的态度都意味着对农*动的怀疑，而怀疑的态度只适用于运动的斗争目标。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武断的，因为许多对农*动保持冷漠的人都是积极的反帝国主义者。这是一个具有辩证法特征的逻辑［67］：因为与中国更主要的剥削形式存在密切的关系，所以反帝国主义不能是一个为了它自身可以牺牲其他一切的政治目标。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必须首先反对地主。毛泽东抨击了买办与地主是同等重要的目标的这样一种说法，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他要说地主是帝国主义的基础。在毛泽东的模式中，军阀是地主的“代理人”，而地主较之买办是更加无所不在的，在经济上也更重要。地主利用买办使帝国主义站在他们的一边。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0)
毛泽东并不企图超出他对农*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所作的有力辩护，而为农民积极分子提出一个全面的方案。虽然彭湃在海丰的农民组织的经验，有力地表明了农*动可能获得的成功，但这个模式显而易见不足以为农民革命抽象出一个一般性的战略。毛泽东余下的研究任务是对全中国农村的条件做一个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而在实践方面的任务则是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发动农*动。他对理论问题典型的解决之道是直接而彻底的：他在1926年夏天农*动讲习所的课上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写作《农民问题》，这本书包括对每一省农村条件的全面调查、对农*动的研究以及一些关于外国经验的材料，特别是俄国的经验。［68］《国民革命与农*动》一文是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在实践方面，毛泽东着重建议有更多的干部参加到农村运动中来，虽然他警告说，这种在注意力上的转换不应有损于对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的组织。但是没有一个对农村工作的全面计划，农*动如何能够被组织和领导起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群众路线的第一个明确的原型：
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69］
毛泽东的政治活动并没有由于北伐的骚动和前景而回归到“五四”的平*义。明确区分党和群众，并且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保持自觉，表明具有奉献精神的革命者团体已经变成毛泽东的政治思考的起点。毛泽东期待在农民自己的斗争组织和党的全国政策之间出现一种和谐，这显示出他对于自己的普遍政治范式的正确性的自信。在这个意义上，这时的理论比在他的早期政治活动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这段最早论述“群众路线”的文字中所描述的党与群众的互动，与作为单向传送带的列宁主义的鼓动概念相差之远，就像它与简单的平*义一样的不相干。遵循毛泽东的建议的干部假定党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最终是和谐的，但他没有假定他知道农民的眼前利益是什么，也不知道在某些意义上，这些利益对于他的鼓动性努力来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毛泽东还假定干部将是农民中最早从事政治的人，而不是既定的政治利益的破坏者。动员农民革命潜力的途径，要从认识到有责任关心农民的眼前需要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关于毛泽东的乡村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1934年在6年游击经验的基础上，他有说服力地重述了这一原则———早于毛泽东对组织农民的密切参与，并且是他早已确立的思想和政治风格的一个直接后果。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1)
在他1926年论述农民的文章中，有许多特点都让人强烈地想起毛泽东在接受*主义之前的政治活动。他在农*动中所发现的热情和大众取向，在精神上更接近他在“五四”时的政见而不是他1923—1925年著作的精神。毛泽东还表现出对问题刨根问底的冲动，这种冲动除了在联盟理论和宣传中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力量以外，在他后来的文章中是不显著的。同样基本的特点是，毛泽东回归到对绝大多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自由的同情和理解上，他相信这种苦难可以通过动员而转化成一种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苦难，而不是经济学，是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的基本标准，尽管这两者事实上是紧密联系的。从这种回归中可以推论，毛泽东被受压迫者数量上的优势所深深吸引，他仍然相信“最广大的联盟”会取得胜利。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深深地被争取游民无产者、土匪、盗贼、乞丐、*和军人参加革命的问题所困扰。他坚持认为，他们的失业问题与农民的贫穷问题是同等重要的，虽然很明显游民的革命潜力并不与之相当。这种强烈的关注表明，毛泽东的群众政治活动不简简单单是数量的问题，它以下层阶级为取向也不仅仅是因为下层阶级是算术意义上的重心所在：毛泽东的群众政治活动从最底层开始———也就是说，从那些最不幸的人开始———建立起它的压倒性的多数。
体现毛泽东政治思想连续性的另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他在构建他的新观点时对实践调查的依赖和他在不充分的材料基础上总结一个行动计划时的谨慎。对社会条件的系统而彻底的研究，显然是他的平*义经验论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毛泽东的社会科学不是旨在揭示社会生活永恒不变的规律的一种超然的努力。相反，它致力于说明社会的革命潜力，并为党的政治行动创造环境。正如S?郾M?郾米勒（S?郾M?郾Miller）已经指出的，投身政治并不排除对客观性的关心［70］；毕竟，行为的客观结果会对运动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致力于一项政治事业，可以矫正意识形态方面的扭曲或自鸣得意。对毛泽东而言，研究是对政治资源的调查，而不是企图揭示普遍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对潜在特性的客观研究，而是对革命运动参加者的觉悟和革命运动经验的认同和理解。虽然它具有指导的性质，但调查不是革命行动的开端而是从斗争中生发出来的。毛泽东抱怨缺乏关于农*动的信息，并解释了原因：
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71］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2)
湖南农*动
海丰农*动在驱逐陈炯明和在随后广东全省农民协会的迅速扩展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重要性，同时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注意。由于期待农*动在北伐的推进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幅度增加农民部的资金并拓展了它的活动，虽然消灭地方*者只是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描述的国民党计划的最后一项内容。就共产党方面而言，它在1926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农*动的决议［72］，这个决议是极其温和的。经济上的要求是农民应获得不少于50％的收成，贷款的年息不应超过30％，以及不应提前征税或过度征税。政治上的要求是享有农民*和建立农民组织的自由，以及县长通过选举产生［73］和禁止民团逮捕和审判农民。共产党向农民建议的政策是，建立一个广泛得足以包容中小地主的联盟。中国共产党仅仅反对臭名昭著的大地主的这项政策，比起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暗示的政策，激进程度要小得多。根据张国焘的说法，这项决议遭到了广东区委的反对，后者要求对农*动给予更大的支持。国民党在其1926年10月的“政治讲习班”上所表述的土地政策，至少在一点上要比共产党的政策更为激进：他们要求贷款的年息至多20％而不是30％。［74］但是在现实中，许多有亲属在农村的国民党进步分子面对农*动的迅猛发展，以及农民的要求在经济和政治上可能达到的后果，正在变得恐慌起来。这种情形可以从写给《向导》的一封信———这封信要求农*动避免“流血事件”———的一段摘录当中得到说明：
我的同乡某君颇富革命性，对于农*动尤其热心，今年六月农会减租时，他就给信他的父亲说：“现在减租之说，普遍广东，潮流所趋，实不可遏止，父兄大人日观农人终日辛苦，对于农会减租布告，应照实行。”他的父兄接到信后，怒气冲天拍案捶胸大骂道：“读什么书，革什么命，读到这样，想革我的命！”马上即拍十二万火急电，给他的儿子，大概说：“希儿接电后，着即返家。我不能继续接济汝读书费，倘汝再逆命；即断绝接济。”于是乎！这位革命青年接到此电，怏怏不安，不能在校继续读书，即候轮返家。［75］
共产党对控制农*动的关心是更加间接的。党内普遍对于群众革命运动的这个新的组成部分的迅猛发展，以及农*动对于北伐进程在国内革命方面的贡献充满热情，但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概念，使得维系统一战线成为最重要的考虑。陈独秀在1923年所表达的观点说明了优先考虑统一战线的原因：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3)
一切工人运动农*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例如曹吴的势力不倒，*政治不能确定，铁路工会和全国学生总会除广州外何处可以存在？［76］
张国焘则更加简洁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农民势力要能巩固，土地问题要获得解决，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拥护农民利益的政权为之保障。［77］
农村地区的政治事件越是逾越国共合作关于联合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规则，*中央委员会越是感到应当尊重涉及广东国民党、后来是武汉国民党的团体的利益。*这种态度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西山会议派与毛泽东在前一年批评过的段祺瑞之间的关系，虽然其政治内容完全不同。“真正的革命党”的群众革命目标，由于要维系与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党派关系，而被逐步牺牲。早在1926年9月，中央委员会就开始对农*动的“过分”发出谨慎的批评［78］，认为最终的原则是联盟。在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控制的状况下，共产党变成了联盟的党而不是群众的党。
*张国焘对于鲍罗廷（Borodin）在农民政策上的摇摆不定的描述，在这方面是有启发的：“鲍罗廷对农民土地问题所表现的主张，大体是以中国的政治气候为转移的。1924年初，他曾向孙中山先生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国有等主张，未为孙先生所采纳。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鲍罗廷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巩固广东的革命专政这一问题上。再也没有提过甚么土地革命了。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他对于国共合作前途已不感乐观，又重新强调土地革命。……广东区委的主张［认为*在1926年7月的土地决议太过温和而加以反对］就曾获得他的支持。1926年底，他到达武汉以后，他所注意的是反蒋阵线的形成，因而又不重视农民土地问题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212页；英文版见ZhangGuotao,Autobiography,,。
国民党控制区农会组织的迅猛发展，迫使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从1926年中期缺乏自信的模糊不清，迅速发展到1927年春天对农民的过分行为感到愤慨和失望。农民协会的成员总数由1926年6月的981442人，急剧增长到1927年6月的9153093人。当农*动在北伐军的翼护下发展时，共产党的注意力由广东存在较久的农民协会转向湖南、江西和湖北迅速增长的农民协会。当然，从1926年秋直到1927年秋的秋收起义，湖南一直都是农*动的希望和焦虑的最主要的焦点所在。
作为先驱的广东农*动的成功，到1926年底已经在该省引起了一股有力而残酷的反革命力量的*，虽然迟至1927年1月农民协会还在继续发展［79］，但运动专注于乡村斗争的这种新的更严苛的方面。“农村中流血惨事，几无地无之……现时全省农*动，可谓已暂时陷于困难地位。”［80］从1926年6月到1927年6月，湖南农民协会的成员数目由38150人上升到4517140人；在广东这个数字由647766人上升到700000人———大概估算的会员数字以及在后来的统计中明显缺乏的详细信息，这些都是情况恶化的不祥征兆。［81］1927年地主武装对农民协会的反击在江西发生，之后是湖南。由于江西农民协会的成员在10月里由6000人猛增到50000人，该省地主武装针对农民和布尔什维克的反击行动，随着1927年1月国民党省代会第三次会议的召开而开始。国民党省政府与方志敏领导的农*动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随着对农*动的压制以及从江西驱逐共产党人的命令的发布而在6月份达到顶点。［82］在湖南，农*动的发展更加有力，相应地对它的压制也更加严酷。1927年5月21日，长沙的一位军队的指挥官残酷*了*湖南省委和设在长沙的农民协会总部。在最初的武装报复计划被陈独秀的调解努力所阻挠之后，地主武装在整个6月里攻击农民协会，造成了上万人的死亡。［83］地主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的激烈反对，最终为*的国民党的“新军阀主义”提供了武装政治基础。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4)
湖南农*动是毛泽东在1926年底和1927年期间主要关注的事务。但这种关注决不是一种狭隘的、以本省为中心的视野。期间，毛泽东继续担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高层官员，甚至承担了主持设在武汉的中央农*动讲习所以及组织全国农民协会的新任务。［84］作为农*动的希望和忧虑，湖南是全国关注的焦点。湖南有全国最大的农民协会，并为农民的激进主义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危险的一面是，绝大多数支持武汉国民党的军队，他们的亲属都在湖南，而这些老家的人是与受惊的乡村精英，而不是与农民站在一起的。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所看到的，毛泽东在1925年夏天卷入他家乡周围的几个县的农民组织当中。1926—1927年之交，他在12月积极参加了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花了1月份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调查了5个县的地方情况，并于2月和3月向在武汉的许多团体发表了他关于湖南调查的书面和口头的报告。像张国焘这样的中央委员会的官员，怀疑湖南农*动以及*湖南省委的激进主义是受到毛泽东的倡议的鼓励，他们的这种怀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在毛泽东于1926年12月前往湖南期间，《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写作完成。［85］这个宣言表现出由一个委员会草拟而成（或改写）的明确特征，从而与它的代表性的特点相一致。它的主张比毛泽东其他任何论述农民的著作都要保守得多，结构也更加松散。最初的主题是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给中国农民带来的伤害。剥削导致人民起义，但直到孙中山之前，这些起义都缺乏足够的组织。现在农*动已经为北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巩固后方防线以及击垮土豪劣绅方面。这些活动是重要的，因为乡村一级的剥削是军阀势力的真正基础。在这个已然曲折的论证上还附加了三点辩护。第一点表明，农民的解放将使全国受益；第二点论证说，城市的混乱是由于战争而不是农民协会；第三点主张，农民在反对土豪劣绅时所使用的未经法律许可的手段，由于斗争的紧迫性因而具有正当性。最后一点显示了对农民“过分”的辩护，而这一辩护处于《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的论证的中心地位。不过这里的辩护方法略有不同，因为它的中心是批评党的官员的胆怯的和平主义：“若是骇怕‘纠纷’，采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86］而《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强调的则是，那些在远离乡村的城市看来似乎过分的农民行动的客观必要性。《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的中心隐喻是：“矫枉必须过正”［87］。在这个宣言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他的另一个同样有名的比喻：“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88］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5)
《湖南农*动考察报告》
与《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形成强烈对比，《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湖南报告》）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风格和雄辩的说服力。［89］它成为毛泽东最有名的文章，但是即使在一开始，它也是一篇重要的和有争议的关于农*动的分析文章。据称，由于与它的第一部分存在政策分歧，陈独秀不许该报告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在《向导》上发表［90］，但是这个报告很快就以手册和其他期刊的形式，在不同的完整程度上得以重新发表。［91］在1951年该报告的官方版本中，以及在《毛泽东选集》优雅的英文翻译中，绝大多数的修改只是文体风格上的修改［92］；而官方校定中惟一真正有倾向性的一系列改动，是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共产党”字样。
《湖南报告》是针对统一战线所面临的大多数关键问题所作的一篇具有非凡政治说服力的著作。通过北伐战争的胜利来实现政治变革的潜力，似乎与由农民协会所证实的社会变革的潜力发生了冲突。形势把那个对于中国的激进分子来说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以一种特别尖锐的形式摆在了领导者面前：走哪条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令人着迷的，这既是由于他的具有说服力的独创性，也是因为由此我们可以洞察到他的政治思考。
依靠他在湖南农村长达一个月的调查之旅，毛泽东通过假定不存在上述困境，从而支配了关于政治和社会目标之间可能的妥协的讨论。毛泽东坚持认为农村社会革命是一股无法压制的力量，他无情地使“革命同志”［93］面对这样的选择，即在乡村斗争中要么领导广大的革命群众，要么站在地主们的后面。通过在农*动中树立起他的战略主张，毛泽东简单忽视了像陈独秀这样的领导人的谨慎考虑，陈独秀是从北伐战争的胜利和统一战线的维系这样的双重前提来进行思考的。这种忽视的关键一步就是判断“农民过分”的性质。毛泽东把“过分”的问题解释为在乡村中是否发生了不必要的权利侵害，他正确地指出，城市里听到的关于种种暴行的流言蜚语是由逃走的地主带有偏见的叙述引起的。但乡村正义的问题，对中央委员会对“过分”的担忧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从武汉领导人的观点来看，任何有损国共联盟或危及北伐军队的活动都是过分的。毛泽东并不专注于这种过分的概念，因为这样做会减弱他的主张的说服力———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不相信一个正当的革命团体可能会与群众的激进主义相敌对。
毛泽东在第一段中把《湖南报告》的基本信息和态度简明有力地表达出来。这一段写得非常好，以至于对此段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就是该报告的最好的导论：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6)
我这回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计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颇为不少。许多农运的道理，与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全中国无论何省都有；所以各种反对农运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的矫正；革命当局各种对农运的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运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的命运将强迫你迅速的选择罢了。兹将我的考察和我的意见，逐段写出，作为革命同志的参考。［94］
这一段的论点由两个对称的部分组成。前半部分体现了《湖南报告》中最少的信息和内容：毛泽东的调查表明人们已接受的、关于农*动的描述是错误的，而那些由这种错误观点所造成的政策应当得到纠正。后半部分提供了最多的信息：毛泽东的意见是把农*动看做主要的政治力量，因此农*动的需求是衡量革命行动的标准。两部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前半部分陈述了乡村状况的现实，后半部分描述了乡村的动力；前半部分建议，应当调整政策以便与事实达成一致，后半部分建议，应重新调整革命的态度以适应当前的潮流。第二部分的论点更缺乏一些不证自明的性质，因为它是对农*动潜力的一个评估；它的政策结论更加激进，因为它需要党以及个人的全身心的投入，需要他们保证运动相对自主的动力。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现实与解释的对立，而是表面与根本的对立。二者对于革命者如何理解农*动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类似地，每一部分内部的观察与建议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密。根据对于形势的更好的理解，党如果不调整自己的政策将是不理性的，对于可预期的农村革命的压倒性力量的描述，确实预先决定了在接近这一段报告的结尾处所提及的“选择的自由”。
在这一段中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与党的关系，以及毛泽东与农*动的关系。毛泽东是在以农*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95］在文章的三个部分各自的起始处，以及在那个重要的小节“糟得很和好得很”里都曾提及，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状况时所具有的权威性。由个人经验而产生的自信，是《中国农民与国民革命》中没有的因素。富有经验的“我”面对着一个相当不确定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变动范围，可以从纠正政策错误的上下文中的“革命权威”，一直到提出基本政治选择的上下文中的“每个中国人”。首先，毛泽东向他的“革命同志”讲话。对于领导、跟随还是反对的决定，毛泽东是以个人而非党的话语来表述的———这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农*动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而且还因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和自发的群众组织（尤其是村一级的农民协会）的起义暗示出，革命政治即将走出它的以政党为中心的准备阶段，现在需要的是对群众革命进行领导。报告的主题———农*动———被描述为广大被压迫群众的自发起义，毛泽东所使用的多种比喻表明，农*动是一股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关于这股“迅猛异常”的力量的报告不是提出一个案例以供判断，而是要描述历史的必然性。领导、跟随还是反对的选择，就其革命内容而言，不仅仅是被预先决定了的，就其在历史上的生存而言，它们还是在未来潮流、无足轻重和自取灭亡三者之间的选择。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7)
刚刚分析过的这个导言性的段落，构成了《湖南报告》的第一小节：“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农民革命”一节其余的部分，详细阐述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发展及其政治活动，并抨击了那些批评农*动的观点。农民协会的发展被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926年1月到9月，以及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1月。在第一个时期，农民协会规模很小并处于地下状态，特点是组织先于政治行动，乡村中的斗争尚未出现，在政治上的主要活动就是辅助北伐。第二（以及此后）时期是革命行动阶段。早期的组织使湖南中部和南部的许多个县，能够进行重大的和成功的农村革命，其结果是，在四个月的时间里，1/3的湖南农民被组织起来，“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96］正在进行。关于农*动的突然兴盛，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北伐军攻占了湖南。虽然毛泽东没有提及这次攻伐，但这些事件对于他的读者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革命的基本目标在每一个村子里都是个人性的目标：从前的压迫者。农民协会此时在他们的村子里享有全权，人们怀着巨大的兴趣来追捕这些压迫者。随着这种压迫的倒转，支撑地主的文化也受到攻击。在听逃到城市的乡村地主诉说他们的遭遇时，人们能够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农*动的“新世界”最终会带给现存社会秩序以威胁。根据毛泽东的说法，那种关于可怕的乡村状况的概念是如此四处弥漫，以至于甚至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也只能说这种状况在革命中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的任务是表明，为什么甚至农*动的暴力也是“好得很”。在宣称推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之后，毛泽东断言“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在目前的国民革命中，他估计城市居民和军队的成就是30％，而农民的成就是70％。如果所有的革命者都拥有毛泽东的经历，那么就不会有认为农*动可怕这样的问题了：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得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97］
《湖南报告》的第一部分以讨论另一种对农*动的批评来结束：“所谓过分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中间道路的立场，因为它承认农民协会的必要性，但却批评它们过分了。毛泽东不否认有非常事件，事实上，他给出了例子来说明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极端的行为。但现在人们所批评的农民行为并不是过分的行为。首先，恶名昭彰的农民行动是反对恶名昭彰的压迫者，他们不是随意乱来。毛泽东的第二个论点，即革命需要这样的行动，有说服力地表述了他的革命观点：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8)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