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98］
为了使地主惧怕农民，“过分”是必要的。既然农民协会寻求在乡村中改造社会和政治，他们就必须拥有绝对权力。地主的声望或权力不能有任何残存。因此，批评农民的“过分”就是一种维护地主利益的立场。
一般来说，《湖南报告》第一部分的任务是描述农*动的背景,并利用对于农村状况的明达的、革命的理解，来反对城市中盛行的批评农*动的态度。农村革命的关键特点是：它将取得胜利，它是几千年的封建压迫的正当的和最后的解决办法，它必须是彻底的革命。而中间派对农*动进行无条件谴责的特定错误在于，它忽视了农*动的历史使命。他们对“过分”行为进行批评的特定错误在于，他们忽视了革命的性质。
第二部分———“革命先锋”———分析了乡村中蕴涵的农村革命的动力。革命动力的基本因素是贫农，他们构成了农村人口的70％；与之相对应的反革命理论是，运动是由地痞流氓领导的。*
*关于农民协会的“痞子理论”，是由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和国民党左派人士TangLeang-li提出的：“为了理解中国的土地问题，对于乡村的社会分层进行分析就是必要的。与其他地方一样，简言之，中国的农村人口由地主、农民和无任何职业的游民组成。由于中国的家族体系的特殊性，一个家族里既有非常富裕的也有非常贫穷的，富裕的成员是地主，贫穷的成员过着一种游民的生活。家族里的富者有责任资助他们贫困的兄弟，但后者仅仅过着刚够糊口的生活。正是这些地主的穷弟兄们构成了游民阶级。他们与自己富裕的兄弟们有着同样的想法和见解。现在（1927—1930）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仅仅配合这些游民的利益，而不是那些在田间耕作的农民的利益。农民整体上不能阅读和理解共产党的鼓动的含义。另一方面，那些游民更有文化，是未来的绅士，对于他们来说，土地没收政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对于大多数真正的农民来说却不是这样，他们从中不能得到任何东西，但他们一定会由于整个系统的瓦解而遭受痛苦。”见InnerHistory,~273。
乡绅反农民的态度的根源是农民的反乡绅活动。这些反乡绅活动的发生，是因为村一级的农民协会是由贫农来管理的，而这些活动是农村革命的基础。因此贫农是革命的先锋和英雄。“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99］为了支持这个论点，毛泽东对乡村农民进行了阶级分析。他的阶级描述的内容，与他一年前的著作的相关内容基本相同。但这次，农民被划分为三个阶级：富农、中农和贫农。贫农包括半自耕农和那些更加穷困者。这种一分为三的方便之处在于，三个阶级分别对应了对待农民协会的不同态度。富农是敌对或冷漠的，中农是犹豫不定的，贫农则是革命的主要支持者。正如他们被轻视是因为他们在农民起义前的悲惨状况，贫农令人畏惧则是因为他们作为乡村一级起义的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暴力。毛泽东对贫农的强调成为他的乡村政治活动的基础，但在1927年之后，他对中农和富农的看法有相当大的改变。在《湖南报告》中，富农被描述为对运动不友好，但并不是敌人。中农则由于他们的犹豫不定而被革命抛弃。但后来在根据地时期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争取中农的积极参与成为主要的政策重心，而富农则变成了乡村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29)
只有在提出对乡村革命形势的普遍掌握以及对乡村中革命动力的理解之后，毛泽东才能在最后一部分详细说明农民与农民协会的关系，并且列举了14条主要成就。在这最后一部分的完整的报告中，毛泽东通过描述农民协会在政治、经济和改造方面的努力，补充了前面两部分的内容。政治和改造方面的努力数量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经济方面的要求看上去显得温和。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农民在毁坏地主声望方面非常得力，但他们没有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对没有提出土地问题的一个解释是季节方面的———因为农民在冬天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他们采取不许粮食运出村外的手段能获得更大的眼前利益。而且，由于共产党还没有形成土地政策［100］，所以在农民协会中相应地缺乏这种要求，这可以被看做中央政治领导在决定运动方向上具有重要性的一个标志。回头来看，《湖南报告》中最不成熟的部分是对农民军事力量的讨论。虽然地主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推翻，但他们的武装队伍仅仅把其效忠对象转向了农民协会。一支新的、纯粹的农民军事力量已经诞生了———也就是梭镖队，单单一个县就有10万支之多———但毛泽东更加强调有关的群众动员以及这些梭镖队对地主的震慑效应，而不是它们的军事效用。
《湖南报告》最后呼吁:要认真地担负起革命的责任并支持农民协会的成就。毛泽东用一个最切题的典故谴责了革命的空谈：
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与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101］
毛泽东在《湖南报告》中所描述的农*动与他在前一年对农村形势的预测非常相符。乡村中严酷的阶级斗争正在农村地区引起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这场革命正在粉碎地主统治的传统封建结构。但是，农*动成为在与张作霖及其他军阀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在这样的意义上，农*动并不是国民革命的主要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湖南，组织先于革命。农*动的力量直到国民党军队攻占湖南之后才有力地涌现出来。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湖南农*动的意义，在于它对革命的合法性———对于北伐的目标———以及对随后的政权的稳定具有中心地位。对辛亥革命的提及是有教益的。这一革命表面上是成功了，但其实仅仅是用另一种形式的压迫性政府代替了原来的压迫性政府。农*动在军事上的职能是关于保障后方地区安全的不太紧迫的任务，而军事挺进在政治上最终的合法性在于扩大可以实施政治改革的地区。
毛泽东对湖南农*动的乐观估计，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来说都明显不足以令人信服，这或者是由于叶公好龙，或者是由于对农民力量的一种更悲观的观点。确实，1927年的政治事件似乎支持了怀疑者的看法。5月的大屠杀对于农*动的自信和声望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秋收起义的失败则使人们完全看清了农村组织作为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无能。当农*动的政治和军事背景由友善转向敌对时，它被证明是难以恢复活力的。对这种毫无准备的大部分责难都被归于*中央委员会———当联盟日益恶化时，中央委员会还狂暴地阻止群众运动作任何防卫性的调整。不过从《湖南报告》中还可以找到农*动失败的重要的结构性原因。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0)
农*动主要的结构性缺陷在于，毛泽东新发现的群众政治活动的发起者所提出的要求与既有各党的利益相矛盾，而他恰恰希望能够从这些党派那里获得支持和领导。对属于国民党左翼的城市的和拥有土地的激进分子以及共产党的劳工和世界主义革命者而言，毛泽东对乡村“新世界”的革命见解简直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一种理念，即一个没有无产阶级存在的敌对阶级的世界，与两个革命政党的基本意识形态相冲突，这种理念自发的发展对于两党的合法性而言都是一种威胁。具体地说，乡村地区的社会革命威胁到了北伐多方面的军事局势，因为那些只为分享北伐的战利品才在最近加入国民党的军阀，是武汉国民党的主要力量。以下这些矛盾基本上作为一种被抑制的张力，在报告中体现得很明显。在现有的态度和毛泽东所提议的态度之间的差异，在乡村的农民协会和县一级的各种组织之间的差异，在不妥协的乡村政治活动和适度的乡村军事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差异———所有这些方面在《湖南报告》中都没有得到充分阐述，但它们可以被视为农*动的阴暗面。
对这些方面存在的紧张关系的抑制，导致了1926—1927年间农*动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如中国共产党一样，农*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依赖于国民党，因此在发生冲突事件的时候就必然任由其摆布。在1927年下半年，当冲突变得不可避免，这一弱点便明显体现出来了，这时候，向独立求生的重新定位就成为党主要的领导任务。
看上去似乎很奇怪，毛泽东的平*义经验论———也就是说，为以群众为导向的政治行动寻求真正的潜力———被证明是如此悲惨地误导了农*动的力量。但事实是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发生的，背景的改变可以使明显有事实根据的预期变得不合时宜。毛泽东之缺乏先见在于，他对农*动发展的乐观推断，以及他没能看到农民的成功将导致反农民力量的有力联合。他的过于乐观与他在1919年寄希望于“民众的大呼”的功效相类似，但当时他的希望不与事实相悖。毛泽东的经历证明了他将在10年后的《实践论》中所讲的一点：“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102］更重要的事是对这个新阶段以及政策的重新定位作一个迅速而准确的评估。1928年在井冈山，毛泽东表明他胜任这项工作。
结论
1923—1927年期间，毛泽东的著作和政治活动最重要的特色，在本质上与他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有关。毛泽东到此时已经不再是一个“五四”激进主义分子，而是一个革命干部。与他早期的工作相比，组织———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政治上的组织———都发挥了显而易见的有时是主导性的作用。毛泽东“五四”时期的著作直接着眼于实践的特点———那些著作用非理论的、一般性的号召进行表述，从而唤起民众的行动———被淹没在平凡的政党事务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北伐高潮的来临才有所转变。即使在1926—1927年期间，毛泽东在湖南对群众政治活动的回归，也并不是对他早期政治风格的回归。农*动的重要性是建立在*主义阶级斗争的范畴之上的，农民协会的政治活动必须顺从于党的权威。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1)
但引导毛泽东加入共产党的平*义革命目标，作为革命合法性的最终标准，仍保持了它的重要性。毛泽东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两种关系的混合体，只不过一直被压抑罢了。一方面，毛泽东承诺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共产党；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抓住共产党对于大众革命的功用。因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把国民革命的主要潜力定位于受压迫的农村阶级，所以他强调“真正的革命党”的责任，与他强调怀疑农民的态度具有反革命的特征一起，成为他对当时共产党领导方向的间接而严肃的批评。反过来，毛泽东相对缺乏对北伐政治活动的关心，再加上他集中关注于农村革命的举动，对于他的许多同事来说，这必然是毛泽东不成熟的表现。但毛泽东在1926年和1927年早期对于中央委员会不断的疏远———以陈独秀拒绝发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标志，并在张国焘对这一时期的叙述中说得很清楚———并没有导致他与党的决裂。共产党，特别是在其理想化状态下作为真正的革命党，已经成为毛泽东的革命行动的关键性框架。
毛泽东对共产党的态度的独特之处，在与其他革命组织理论的对比中可以最明显地看出来。让我们把毛泽东的立场与三位杰出的欧洲*主义者———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卡尔?柯尔施（KarlKorsch）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观点相比较。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接受在中国和欧洲是相似的，因为十月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是其吸引力的关键所在。［103］但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兴盛发生在一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因为大型的官方*主义政党和社会*党在欧洲的存在，使得革命合法性的问题在普遍的*主义框架中成为各党之间争论的原因。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拒绝（由于权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唯意志论的痕迹）成为德国社会*党新的整体化的意识形态［104］，而激进分子的挫败加上既有的工人政党的机会主义，则使他们提倡列宁的“革命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105］。
形式最优雅、逻辑最连贯的列宁主义政党观点是由卢卡奇在他1922年的论文《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提出的。［106］卢卡奇强调革命理论、政党与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政党的实践活动作为主要的调解环节：
在一个客观的革命形势中，革命的*主义的正确性要比仅仅是一个理论的“普遍”正确性大得多。恰恰由于它已经变成完全现实的、完全实践的，所以理论必须变成每一个单一的日常步骤的指导。但是只有理论完全放弃它纯粹理论上的特点而变成纯粹辩证的，这才是可能的……从而在实践上克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每一种对立。［107］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2)
党对实践革命任务的集中关注，要求党员具有高度的素质和高度的奉献精神、坚强的纪律以及策略的灵活性。只有革命的机会是不可避免地由历史呈现出来的；革命本身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自由行动。为了把危机发展成为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赢得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其他受压迫阶级的支持，或至少让他们保持中立。因此联盟的问题就是一个关键的策略问题：
既然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摧毁阶级社会才能解放自身，它就被推动代表所有受压迫、受剥削的群体去为自由而斗争。但由于他们不明确的阶级意识，在个别的战役中这些（其他的群体）将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敌人一边，或多或少是“偶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正确的策略。［108］
实践的辩证的取向，灵活性以及联盟的重要性，这些主题与毛泽东对共产党的观点是相近的。他与卢卡奇开始产生重要分歧的地方是卢卡奇这样的信念，即党的实践使命将使它免受错误的妨害，以及与此相关的卢卡奇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自鸣得意。［109］卡尔?柯尔施，欧洲*主义最杰出的凶事预言家（Cassandra）之一［110］，认为党能正确地领导无产阶级这一点是大有疑问的，因此他比卢卡奇更加重视领导的*机制。柯尔施一生对于工会的兴趣，都来自于这种对党的代表作用的生命力的关心。柯尔施同毛泽东一样，认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政党内在的、策略的问题。他对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之间的真正联系的关心，首先导致了他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后来又在他投身*主义的过程中导致了严重的紧张关系。柯尔施的批评中暗含的是一种非常经验性的方法，即探讨无产阶级的需要以及*主义理论发展的经济和历史根据。
安东尼奥?葛兰西关于政党的作用和诱惑的观点，无论比柯尔施还是卢卡奇都要政治化得多，而在这一方面他更接近毛泽东的立场。他的主要著作的名称，《现代巨头》（TheModernPrince）［111］,已经表明了对于政治权力的现实和结构的尊重。葛兰西把共产党当作更大的政治和文化局势的一部分来进行分析，结果是他的分析没有假定共产党与普遍的政治疾病和盲目相隔绝。他强调了对于准确的形势分析的需要，以及在次一级的领导中避免官僚主义僵化的需要。与意大利政治背景相一致，他意识到建立一个北方无产阶级与南方农民之间的联盟的必要性：
无产阶级能够成功地创建一个阶级联盟体系，从而使它能够动员大多数劳动者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在这样的意义上，无产阶级能够成为领导和统治阶级；在意大利这意味着，在意大利现存的各种现实关系中，在它能够成功地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同意的意义上，无产阶级能够成为领导和统治阶级。［112］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3)
葛兰西对于农民贡献的分析，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毛泽东1926—1927年间的著作。第一，在毛泽东的分析中，无产阶级的优先性不是那么明确。葛兰西是都灵（Turin）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人，而毛泽东作为中国农民协会运动的代言人，则可以期望他在工会运动中的同事们来维持无产阶级的首要地位。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葛兰西对农民问题的分析主要是对他们的政治领导的分析。虽然他不是在提倡与作为农民代表的南部意大利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但他似乎也没有假定———如同毛泽东所假定的那样———共产党有一种作为农民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自然角色。虽然葛兰西超越了在卢卡奇对“没有明确阶级意识的阶级”的描述中所隐含的教条式的轻蔑，但农民看起来仍是革命的一个外部联盟。
毛泽东与这些欧洲激进理论家们所共有的基本原则由卢卡奇简洁地表达出来：“一个革命政党的组织问题只能从一个革命理论中有机地产生出来。”［113］不过，虽然这个命题在欧洲*主义的背景下是富于挑战性的，在中国它却是*主义毫无疑问的起点。毛泽东在1926—1927年间与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分歧的中心在于，什么应当成为战略和策略决定的指针。在这一点上，前述欧洲思想家的立场更加含蓄但仍是可以辨别的：对于卢卡奇来说，是党的客观的革命利益；对柯尔施来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对于葛兰西来说，是对革命潜力或无产阶级的优点的细致分析。毛泽东对农民的压倒性的数量以及对他们的苦难所意味着的政治潜力的强调，看上去似乎比上述观点更少一些*主义的特点，而更多一些淳朴的意味，但它是对中国较少分化的政治形势的一种恰当的反映。在党的列宁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理论之间的巨大差别面前，毛泽东同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一样，坚定地站在革命的一边。但毛泽东的平*义经验论要求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应当建立在包容所有大众的革命领导方式上，因此农民问题成为他的政党政策理念的中心问题。
正如毛泽东早期的政治态度和中国政治环境的特点影响了他对党的作用的理解一样，它们也塑造了他对*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毛泽东的革命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新范式，但他采取这一范式是为了面对群众的激进行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不是对经济或政治结构的研究，它们是为了详细说明国民革命在群众革命方面的潜力的。去寻找能被动员起来的那种人，并坚定地期待这些人将从底层阶级中牢固地集结起来，这种做法与毛泽东早期的平*义在方法上存在一种基本的不连续性，但这种做法又体现了他在政治上最终的抱负与动机方面具有一种甚至更为基本的连续性。对于毛泽东一直坚持的、在接受*主义之前就具有的政治目标来说，*主义并不是只具有一种简单的工具性作用，更确切地说，*主义是塑造毛泽东理解政治现实的框架。但是在毛泽东发现农*动的过程中，很明显的是，他应用和发展*主义的动机是推进群众革命。直到共产党参加北伐的失败把毛泽东赶进山区之前，他的政治活动并没有超出用平*义的视角来看待*主义的阶级分析。正是在乡村地区政治—军事生存的独特问题,促进了他自己的政治范式的发展。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4)
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这种背景变化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得追踪毛泽东思想的特定发展和连续性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毛泽东早期观点的矛盾极少［114］，而1919—1922年毛泽东在湖南的政治活动，与他在1926—1927年间回到湖南从事的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似性，可能是表面上的。一般来说，毛泽东在接受*主义之前的主要发展乃是实践—政治的发展，随后时期的主要发展则是理论—组织的发展。毛泽东在区分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制定适当的政策方面已然被证明的能力［115］，促进了两个主要的理论进展：联盟理论，和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篇文章中创新的阶级分析。也许更重要的是，*主义的阶级观点用群众革命斗争取代了毛泽东早期政治吁求中的平*义的普遍主义。“齐声一呼”的乐观主义与群众联盟的组织弱点，被一种专为长期艰苦斗争而设计的政治战略和机构所取代。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国民革命的战略概念，这一概念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所经历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1923年在上海所写的著作中，国民革命所发挥的作用是充当当时的中心任务。作为革命成功第一步的国民革命———这个有限概念的背后是这样一些理念，即妥协的革命政治、分步骤实施的政策，以及当前目标与最终目标的对立。毛泽东强调要在革命前的形势中尽可能地有所作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类型的政治是他把这种强调应用于实际的结果。在1925年底所写的那篇关于“反奉”战争的文章中暗含的联盟理论，比起《商人与北京政变》中所提出的机械的步骤有了相当大的改进。反奉阵线所嵌套的联盟明显与一个特定的目标相关。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案不允许为了短期协约的成功而牺牲长期联盟的利益。关于国民革命概念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毛泽东论述农民的那些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国民革命从指称可能立即实现的政治目标到指称可能立即实现的群众革命，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再定义的过程。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是毛泽东那个持续的假定，即动员起来的群众拥有最终权力，以及由该假定所得出的推论，即任何忽视群众的政府或革命都缺乏足够的基础。辛亥革命的教训———1919年毛泽东在同样的背景下也曾进行过分析———表明仅有政治上的革命只是表面的革命。在这种对于国民革命的再定义（或至少是重新说明）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把阶级政治的焦点转向了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农村群众。在《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中很清楚的是，农民不应再被视为仅仅是国民革命的一种资源，建立在封建和帝国主义剥削基础上的乡村斗争乃是中心问题。用这种既定的理论视角来看，毛泽东在《湖南报告》中对于村一级农民协会的称赞就容易理解了。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5)
一方面是北伐的绝大多数政治和军事力量要进行到底的精英斗争的既定游戏，另一方面是对贫农的动员所预示的农民要求的激进化，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既无法调和也无法抑制的紧张关系。北伐最终获得了成功，并且在日益具有*、反群众色彩的组织的领导下，北伐的胜利得到了巩固。几乎对中国每一支政治和军事力量都具有敌意的农*动，作为国民革命的一个独立基础遭到了失败。这一事件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来看待：或者证明了毛泽东的命题，即没有积极的群众支持的胜利是无意义的胜利；或者证实了*中央委员会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即相对无防备的农*动应当等到全国胜利以后再提出他们的要求。总之，尽管遭到未曾预料的失败，毛泽东关于农民政治活动的看法还是比当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其他方面更富有远见。在全面失败之后，当生存成为主要关心的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站在了农村政策的最前线，但那是处于极其不同的环境之中。
［1］参见《〈新时代〉发刊词》，见《毛泽东集》，第1卷，85页。
［2］参见《五四时期湖南人民反帝反封运动报刊记叙辑录之三》，见《湖南历史资料》第4辑（1959年），76~77页。
［3］就毛泽东而言，这是一个有意图的组织战略。参见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14页。
［4］同上书，18页。
［5］创建俄罗斯研究会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理由，见殷波（彭晃）（人名均为音译。——译者注）：《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载《湖南大公报》，1920-08-27；收入《湖南历史资料》第4辑（1959年），87~90页。
［6］萧瑜这个名字更为人所知。见Snow，RedStar，。毛泽东在1934年谴责他从北京故宫博物院盗窃；可能萧瑜对毛泽东的报复就是他的书MaoTse-tungandIWereBeggars（NewYork：Collier，1959）。
［7］最长的原文摘录由施拉姆翻译，见PoliticalThought，—298。第一个评论见《五四时期湖南人民反帝反封运动报刊记叙辑录之三》，74~85页，第二个评论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151~161页。
［8］《五四时期湖南人民反帝反封运动报刊记叙辑录之三》，83页。（由于原文难以查到，所以这里的引文系从英文转译而来。——译者注）
［9］吴协：《我为什么主张共产党主义？》，载《共产党》第4期（1921年5月7日），24页。Keio缩微胶片集，第1盘。（由于原文难以查到，所以这里的引文和作者姓名系从英文转译而来。——译者注）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6)
［10］孙铎：《中国国*动之过去及将来》，载《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8~9页。Keio缩微胶片集，第1盘。（由于原文难以查到，所以这里的引文和作者姓名系从英文转译而来。——译者注）
［11］关于这种对比，见孙铎（音）《中国国*动之过去及将来》，2页。
［12］在《共产党》前几期中，草率理解*主义的一个表现是，在恩格斯名字的汉字之后应当标注的“Engels”被拼写成了“Eongeles”——顺便说一句，在同一篇文章中，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名字却被拼写对了（第4期，14页）。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结构（26页）。
［13］例如，《本报露布》，载《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1页。
［1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英文版见ZhangGuotao，Autobiography，。
［15］关于这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于湖南的意义，在AngusMcDonald，UrbanOriginsofRural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中有细致的描述。
［16］MauriceMeisner，LiTa-chaoandtheOriginsofChineseMarxi*（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188.
［17］参见《英国人与梁如浩》，载《向导》第38期（1923年8月29日），收入《毛泽东集》，第1卷，93~95页；《“省宪经”与赵恒惕》，载《向导》第36期（1923年8月15日），收入《毛泽东集》，第1卷，91~92页。
［18］参见孙铎（音），《中国国*动之过去及将来》，4页。
［19］“语言游戏”这种表达法出自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的哲学，指的是语词使用、行为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理解世界，这三者准制度性的统一。见KarlOttoApel，HermeneutikundIdeologiekritik（Frankfurt：Suhrkamp，1973），。
［20］《北京政变与商人》，《毛泽东集》，第1卷，87~90页。这一期《向导》的每一篇文章开头都是“北京政变与……”。
［21］这种强制实行的机制是另一篇文章《纸烟税》（原载《向导》第38期，1923年8月29日）的主题。参见上书，97~98页。
［22］同上书，88页。
［23］同上。
［24］参见《纸烟税》，同上书，97页。
［25］即《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载《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在《关于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两篇著作》（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这本书中，张如心把陈独秀的文章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作了比较，从而说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和毛泽东革命的*主义思想之间的区别。当然这对陈独秀是极大的不公平，因为他的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文章的3年前所写的。但与毛泽东论述同一问题的文章相比，陈独秀的风格是作一种更严格区分的阶级分析，并对群众活动加以节制或控制。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7)
［26］对此的解释，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30日），收录在TheKuomintang：SelectedHistoricalDocuments，1894—1969，ed.MiltonShieh（Baltimore：’sUniversityPress，1970），—86。
［27］例如，冯玉祥的国民军和由老国民党员组成的*的西山会议派，都认同这个目标。关于西山会议派的反帝国主义，参见TangLeang-li，TheInnerHistoryoftheChineseRevolution（NewYork：Dutton，1930），—231。
［28］《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64页。陈独秀在这里试图说明的内容，可以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术语来更好地进行阐述。
［29］参见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9页。
［30］陈独秀没能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渗透，在一个未独立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可能比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得快。越南人用这种分析论证了在他们的民族革命中早期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正当性。LeDuan，“HoldHightheRevolutionaryBannerofCreativeMarxi*”（1963），inLeDuanSelectedWorks（Hanoi：ForeignLanguagesPress，1977），—67。
［31］《汪陈联合国共合作到底》，载《晨报》，1927-04-06；见GendaiShinanokiroku（《现代中国档案选集》），April，1927。Keio缩微胶片集，第13盘。
［32］参见《新*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662~711页。
［33］关于毛泽东后来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活动的完整的研究，见LymanVanSlyke，EnemiesandFriends：TheUnitedFrontinChineseCommunistHisto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7）。
［34］参见《中国列宁——毛泽东》，见林轶青编：《中国的红星》，145~152页，上海，新中国出版社，1937。
［35］《〈政治周报〉发刊理由》，载《政治周报》，第1期，1925-12-12；《毛泽东集》，第1卷，111页。
［36］参见《向左还是向右？》，载《政治周报》，第2期，1925-12-13；《毛泽东集》，第1卷，127~128页。
［37］源于1925年5月30日上海国际租界的警察枪杀示威者，引发了“五卅运动”，这也是反帝情感和反帝组织的一次主要高潮，并在1925—1926年的省港大*当中达到顶点。
［38］也许第二阶段将会有点复杂，因为可以预期吴佩孚和孙传芳将为分赃而起争执。参见《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毛泽东集》，第1卷，102页。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8)
［39］《毛泽东集》，第1卷，105页。
［40］《三三三一制》，载《政治周报》，第1期，1925-12-12；《毛泽东集》，第1卷，113页。
［41］孙中山（逸仙）逝世于1925年3月12日，当时冬天未尽，所以作者说“1925年冬天孙中山逝世”。——译者注
［42］《右派的最大本领》，载《政治周报》，第3期，1925-12-20；《毛泽东集》，第1卷，140页。
［43］《毛泽东集》，第1卷，139页。
［44］这种过分的强调在最近已经得到热心的纠正，见RoyHofheinz，TheBrokenW*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关于早期农*动最好的著作，是彭湃自己对于他在海陆丰的活动的说明，见SeedsofPeasantRevolt：ReportontheHaifengCountyPeasantMovement，，EastAsiaPapers（Ithaca：CornellUniversity，1973）。
［45］Snow，RedStar，
［46］参见王首道：《革命的摇篮》，载《历史研究》第4期（1977年），60~61页。
［4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293页。英文版见ZhangGuotao，Autobiography，vol?郾1，p?郾308。
［48］参见PengPai，SeedsofPeasantRevolt;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载《前锋》，第1期，1923-07-01，51~57页。Keio缩微胶片集，第1盘。
［49］即《告中国的农民》，载《共产党》第3号，1921-04-07，3~7页。
［50］同上书，6页。
［51］同上书，3页。
［52］参见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55页。
［53］JamesHarrison，TheLongMarchtoPower（NewYork：Praeger，1972），p?郾61.
［54］参见《全国农民概观》，最早载于《中国农民问题》，并被收录于一部内容丰富的文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55］参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动》，20~32页。又见王首道：《革命的摇篮》。
［56］《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载《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收入《毛泽东集》，第1卷，153~159页。
［57］同上书，156页。
［58］同上书，154页。
［59］我们可以推测，“军阀军事力量建立在地主经济权力的基础之上”，是一本已经遗失的、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小册子的主题，关于这本小册子《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面临的任务》，参见Snow，RedStar，p?郾161。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39)
［60］《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中国农民》第1卷，第2期（1926年2月）；《毛泽东集》，1卷，161~173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第一篇文章是该文的一个简写本。
［61］《毛泽东集》，第1卷，161页。
［62］同上书，１６２页。
［63］同上。
［64］《国民革命与农*动》，是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该文还发表在《农*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上；《毛泽东集》，第1卷，175~179页。
［65］《毛泽东集》，第1卷，175页。
［66］同上书，176页。
［67］这种论辩模式的第一个例子出现在《体育之研究》中，在那篇文章中毛泽东争辩说，德育、智育和体育是相互联系的，但体育是基础。这种模式对于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68］最初这本书拟定的范围可能更加广泛，既包括人为（帝国主义、地主等等）造成的压迫问题，也包括自然（干旱、疾病、虫害等等）造成的压迫问题。即使第二类问题最终被排除在外，毛泽东还是强调，甚至在第一类问题被解决之前，也要对这类问题给予积极的关注。
［69］《毛泽东集》，第1卷，177页。
［70］SeeMartinRein，SocialScienceandPublicPolicy（NewYork：Penguin，1976），p?郾86.
［71］《毛泽东集》，第1卷，177页。
［72］参见KMTDocuments，pp?郾120，123—12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210~211页，英文版见ZhangGuotao，Autobiography，vol?郾1，pp?郾599—600。
［73］根据TangLeang?鄄li的说法，这种方式早在1921年就被引进广东（InnerHistory，p?郾139）。但是，迟至1926年11月，湖南农*动还没有建议县长应选举产生。（《毛泽东集》，第1卷，193页）
［74］KMTDocuments，p?郾131.
［75］《向导》，第184期，“读者之声”栏目，1927-01-21，1957页。
［7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评论出自陈独秀的一篇短文：《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载《向导》，第48期，1923-12-12，368页。这篇短文论述的是1923年彭湃在海丰的努力中所遭遇的挫折。
［7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209页；英文版见ZhangGuotao，Autobiography，vol?郾1，p?郾598。
［78］参见《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动讲习所》，载《历史研究》第5期（1977年），26~27页。
［79］对这种反击的细节描述，见舒坚（音译）：《广东农*动最近状况》，载《向导》，第185期，1927-01-27，1927~1974页。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40)
［80］《广东农*动概况》，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动》，39页。
［81］参见上书，17~19页。
［82］参见史锋：《方志敏》，15~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83］由于5月21日被称作“马日”，这一事件就叫做“马日事变”。见《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在武汉》，载《历史研究》第5期（1977年），24页。
［84］在第一届也是惟一的一届中央农*动讲习所里，一共有800多名学员（大约180名农民，40名“农民武装负责人”，140名做过农*动工作的农民觉悟分子，40名工人和400名学生）。这届讲习所于1927年3月7日开始，到1927年6月18日结业。见《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动讲习所》。
［85］参见《毛泽东集》，第1卷，201~205页；《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动讲习所》，31页。
［86］《毛泽东集》，第1卷，205页。
［87］同上书，17页。
［88］同上书，205页。
［89］同上书，207~248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12~44页。
［90］参见《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在武汉》，19页。
［91］同上书，19页；又见Hofheinz，TheBrokenW*e，pp?郾310—311。
［92］关于《毛泽东选集》的修改，最好的讨论是JeromeChen论述“毛泽东的写作风格”（“Mao?蒺sLiteraryStyle”）的论文，见Chen，MaoPapers（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0），pp?郾xv—xxxi。
［93］《革命同志》，《毛泽东集》，第1卷，208、212页；《革命党》，233页；《革命派》，212页。
［94］《毛泽东集》，第1卷，207~208页。在原文允许的情况下，我尽可能地遵循《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翻译。
［95］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假定他在农民事务上无所不知。虽然很明显他期待合作社的普及能够成为乡村重建的一个基础部分，但他确实只是指出了它们的潜力，因为它们的实验才刚刚开始。
［96］这一用语以及在报告中普遍缺乏历史参考资料，与李大钊1926年早期的《土地与农民》一文形成有趣的对比。在李大钊的文章中，重点是强调当前中国农民的反抗所伴随的动荡与太平天国起义所伴随的动荡之间的连续性。参见《李大钊选集》，523~536页。
［97］《毛泽东集》，第1卷，212页。
［98］同上书，213页。
［99］同上书，219页。
［100］Hofheinz，TheBrokenW*e，pp?郾34—53.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41)
［101］《毛泽东集》，第1卷，249页。“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所作《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毛泽东选集》，第1卷，42页，及注释27。
［102］同上书，295页。
［103］参见PeterL?觟sche：DerBolschewi*usimUrteil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Berlin：ColloquiumVerlag，1967），尤其是269~270页。德国和中国在接受布尔什维主义上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凡尔赛和会的作用：“由于《凡尔赛条约》所提出的苛刻条款而对西方议会制*失去信心的（德国）知识分子和文人，不加批判地就在情感上转向俄国苏维埃，从而为后来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准备了基础。”（同前，272页）
［104］参见上书，250~257页。
［105］卢卡奇（GeorgLukacs）的用语，柯尔施（KarlKorsch）在对卢卡奇论述列宁的一本书的评论中，曾赞许地加以引用。见K?郾Korsch，Die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Frankfurt：Europ?覿ischeVerlagsanstalt，1971），p?郾149。
［106］GeorgLuka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Malik，1923），pp?郾298—342.
［107］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p?郾335.
［108］GeorgLuka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Malik，1923），p?郾327.
［109］“党所有力量的真正完全的集中，将自然而然地由于其内在的动力而推动党朝着活跃和主动（activityandinitiative）的方向前进。”（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p?郾334）
［110］KarlKorsch，RevolutionaryTheory，ed?郾DouglasKellner（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1977），该书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导论，以及对柯尔施（Korsch）原作的有代表性的摘选。
［111］AntonioGramsci，TheModernPrinceandOtherWriting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57）.
［112］“TheSouthernQuestion”（1926），TheModernPrinceandOtherWritings，pp?郾30—31.
［113］Luka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p?郾300.
［114］最明显的是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集》，第1卷，54页）和《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集》，第1卷，59页）中不赞成暴力政党，以及他关于《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毛泽东集》，第1卷，154~156页）一文中对于小地主和富裕的自耕农的观点的特性描述。另外一个矛盾是他在1923年对商人的革命作用的评价，以及在1926年把关注的焦点转向农民两者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 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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